时间：2023-07-31 17:24: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外部冲击；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11）-0039-04
一、金融创新与创新风险
金融创新在过去几个世纪经济领域一直是一个关键、持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和技术的成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许多新形式的金融衍生品、另类风险转移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变种免税股票融资等金融产品得以出现，金融创新带来的不仅是金融领域产品规模和种类的变化，而且包含金融监管与金融制度相互博弈，这在动态改变了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金融创新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一直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金融创新产品在促进经济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累了新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特别是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之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对金融创新的激烈讨论，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创新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这种观点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创新性金融产品和创新性金融机构一度扩大了金融的杠杆效应，放大了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的错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曾被视为是新经济增长源泉的创新（熊彼特，1939），应用到了金融领域，怎么没有发挥创新应有的作用，反而抑制了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导致全球经济风险的增加。这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对于金融创新内涵的理解，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沿着创新大师熊彼特的思路，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当局或金融机构为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目标，利用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或新的组织形式，来改变金融体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机构、新的市场、新的制度，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运营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金融创新不仅包含了金融工具的创新，而且包含金融制度的创新。一些学者把金融创新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认为金融创新是指政府或金融组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融资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防止或转移经营风险和降低成本，为更好地实现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而逐步改变金融中介功能，创新或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体系的创造性过程。
至于风险，一直被视为金融的基本特征。在经典理论看来，金融行业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把投资人的钱集聚起来，通过特定的风险收益策略，投向众多资金的需求者，整个过程就是对风险和收益管理过程。对于金融创新而言，既然是金融，不仅带有基本的金融风险特征，而且带有创新的特点。但是往往人们只是关注到了金融的创新特征，忽视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内涵。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创新带来的不仅是创新的产品，而且还有产品的风险，只有当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管的时候，金融创新才能发挥经济创新的作用，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很好的控制和监管，那么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将突破原有的监管框架，通过杠杆效应不断扩大，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
这对金融创新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较好的解释，比较而言，人们更关心金融创新的风险来源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这既要使得金融创新能够为金融抑制环境下的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又能较好地控制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危机的出现。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收缩、资本回流、外部冲击不断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外部冲击与金融创新
与经典的熊彼特式创新相比，金融创新除了具备一般创新的特点外，还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反映在金融创新的动因上面，Peter Tufano（2003）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归纳和分纳，他把金融创新的动力来源归因为六类，分别是：内在的市场不完全竞争机制，固有的人与信息不对称状况，交易、搜索、市场成本，全球化风险与技术冲击。辛基（Sinkey，1992）提出了一个TRICK的金融创新模型，在他看来，金融创新等于TRICK加上理性的自利，而TRICK则是指技术（Technology）、监管调整（Reregulation）、利率风险（Interest-rate risk）、消费者（Customers）和资本充足状况（Capital adequacy）。并且，辛基认为，不能孤立TRICK的各组成部分，因为它他是互相影响的。
这两种经典的金融创新原因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创新的动因，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的分析中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典型的动力，即作为私利企业的固有的创新动力和作为金融企业的外部调整创新动力。如表1所示，作为第一种创新动力，和一般的非金融企业没有什区别，是一个企业实现盈利、满足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原始冲动，它通过熊彼特所描述的五种创新途径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第二种创新动力，它区别于一般的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是金融企业特有的创新来源，这种来源是基于金融环境变化之后，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环境变化包括金融规制的变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的变化，这才是金融创新的特有动力来源。
除了金融机构存在金融创新的动力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影响金融创新的重要因素。所谓的外部冲击是指影响当前金融市场均衡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冲击和技术冲击。经济冲击较为复杂，包括外部市场的变化、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全球一体化下贸易制度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技术冲击相对来讲较为明确，主要是指技术变化对企业创新行业的影响。不论是经济冲击，还是技术冲击，都将改变金融市场的均衡状态，从而激发金融机构创新的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与金融企业内部的创新冲动相比，外部冲击更能刺激金融企业进行创新。西尔伯（Silber，1975）对1850～1974年间金融产业推出的25种创新进行研究，发现有80%左右的金融创新行业是因为金融管制带来的外部冲击引起的。随后西尔伯对1970～1982年间的金融创新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果。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金融市场价格变动更具有传染性，这进一步使得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增强，加大了金融创新行业的产生。
许多金融创新工具的说明了外部冲击对金融创新的促进作用。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短期国库券的利率一直低于5%，但是在70至80年代上升到7%至15%。短期利率的上升造成了长期证券和不动产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而剧烈的利率波动又会导致巨额投资的溢价或资本损失，为避免通胀和利率变动对投资收益和债务负担的影响，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开发出新的债务工具，如可变利率存单、远期交易和套期保值等等，这对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视为金融领域非常重要的创新行业。
三、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
风险是金融的基本特征，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与风险相伴而行。对于金融企业而言，控制金融风险是保证企业获利的前提，在保证收益的同时，使风险最小化。在经典的微观金融理论中，无论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还是资产组合理论，已经假设系统性风险无法避免，企业所要战胜的只是非系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本身很难会捕捉系统性风向的变动，而且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就会逐步放大，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对金融进行风险监管。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金融监管的发展，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一直在交替“斗争”中前行。一般而言，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增加，金融产品的增加引发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而监管又将改变金融企业的外部环境，引发新的金融创新，在新的金融创新情况下会带来更加严厉的监管，这形成了一个“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怪圈。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金融创新的风险得到控制，那么将不会产生较大的危机，如果不能觉察和捕捉到金融创新的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将会累计和放大，在当前杠杆和更度复杂的金融工具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将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对以往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在以往的监管理论中，存在着监管漏洞、监管不力、监管方法技术缺陷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如Baily等（2008）、Goldstein和Morris（2008）等研究认为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是引发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Hoenig，Thomas（2008）也意识到混业经营机制隐藏了金融创新的风险。
这些观点在指明监管失败原因的同时，并没意识到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或者即使意识到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但是缺乏针对创新实施专门的监管措施。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着如下几个原因。一是金融创新的绩效特征。一般认为创新是正向的，创新会给企业带来正的收益，但是往往忽略了创新存在着成本和风险。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学者们创新的成本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对企业创新风险的防范是对创新管理的重要途径。这些问题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会因为金融风险的因素更加突出。二是创新风险的时间特征。既然是创新产品，就意味着产品的形式的结构与传统产品有较大的不同，对于金融创新产品而言，因为金融产品的形式、结构、收益率发生了变化，其风险特征难以被监管者所观察，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暴露，需要创新产品推向市场之后才会显现，这就意味着金融风险监管存在着滞后。三是金融创新风险的应对措施。八十年代后期，金融创新有了新的变化，金融创新产品更加复杂，其风险更加隐蔽，因此当风险爆发时，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应对金融风险的爆发。四是金融创新风险监管的成本。随着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发展，监管成本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发展，而监管收益也在监管目标实现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发展。但是监管成本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监管成本的计量在实践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而监管收益的范围和计量在实践中就更是一个难题。
实践上来看，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也成为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改革的重中之中。2008年后，美国在监管改革中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合监管委员会，并赋予了美联储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职责，推进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从局部性风险转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与局部性风险并重的转变，尤其是关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这时的监管既没有采取简单地禁止金融产品创新的禁止创新状态或严格管制状态，更没有简单地回归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放任监管状态，而是针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发展规律与金融经济的发展实际需求，从机制设计与完善角度推进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深化，目标仍然是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四、外部冲击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
我国目前仍是实行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的分业监管模式与机制，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不仅要完善建立健全金融产品创新的微观监管机制，更要加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涉及到金融机构而且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其他部门，因而需要加强对现有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改革。近年来，中国金融的改革步伐加快进行，随着金融机构的壮大，金融市场也逐渐了发展起来，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开始兴起。
但是，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金融的监管也存着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内容来分析，行政管制的内容较多，对金融产品创新约束较多。二是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与机制造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管规则的不一致，不利于统一的金融产品创新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三是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法律效力较高的基本法律初步形成，但一套完善的监管法规及监管规则体系尚未形成，金融产品的创新甚至造成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漏洞。
目前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复苏当中，外部形势还不明朗，美国与欧洲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中国在外部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内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近两年来的信贷收缩抑制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冲动。在此情况下，一些新的金融创新逐渐兴起，比如像银行的资产业务、信托行业的房地产信托产品等等。这些业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而进行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抑制投资背后的需求。
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货币信贷收缩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反映了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落实，也是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保证。此外，更重要的是，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反映了主管部门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正如前文的论述，金融创新一旦出现问题，将会放大风险的作用，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因此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此，加强金融创新的尽管，必须注重以下几点：一是监管策略从事前向事后转换。长期以来，我们监管比较注重金融创新的事前监管，即每次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都需经过重重审批，才能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当金融产品推向金融市场后，则放松了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容易产生风险。二是监管要从分离转向合作。我们的金融监管具有条条和框框的特点，几大监管部门分别对相应的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同时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别，容易形成地域分割和监管真空，因此必须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共同监管金融产品的风险。三是监管要从被动转向主动。美国的次债危机已经说明了被动的监管不能处理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等到风险释放时，再进行监管已经为此过晚，因此对我们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必须从被动转向主动，当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存在较大的风险时，不仅主动进行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而且要根据创新产品的风险特点，建立相应的预警体系。
参考文献
[1]Bordo， Michael， Barry Eichengreen， Daniela Klingebiel，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Peria.Is the Crisis Problem
Growing More Severe？[J].Economic Policy，2001，16（32）.
[2]Peter Tufano： financial innovatio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Edited by G M Constantinides， M Harris and
R Stulz.
[3]Prasanna Gai， Sujit Kapadia， Stephen Millard.and ，Ander Perez：Financial innovation，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systemic crises
[4]Silber， W.（1975） Towards a theory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W. Silber （ed）， financial Innovation， D.C. Health ， Lexington，
MA.pp.53～85.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村信用社；金融体制改革
一、金融危机对农信社发展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而金融危机必然波及到经济领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甚至衰退。金融行业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或者主动缩小产业规模，或者开辟新的市场类型。而以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村信用社，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方面所遇到的瓶颈和问题，自然会在金融危机的效应下被放大。
（一）“三农”大环境受挫
现代经济背景下，农村产业和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亚经济环节，为现代城市经济供应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而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愈发强烈，因而自身的链条式经营始终不得完善，产前、中、后的加工、服务、销售等渠道不畅通，粗放型农业仍占绝对主体地位。物价一旦上涨，农村产业的收益直线下降，农民的收入受到最直接的削减。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扭曲，必然引发农村金融市场的同向混乱，从而造成农信社需要面临更复杂和不确定性飙升的金融环境。
（二）信贷风险加大
金融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企业倒闭和大量劳动力成本下降乃至失业，而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农民工。农民务工收入的减少，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停滞甚至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盈利空间受挤压，甚至出现亏损，还款资金来源难以保障，市场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等系列的风险可能叠加并转移到农信社，案件“双降”及贷款收回不容乐观，大要案可能重新抬头，不良资产可能增加。金融危机加速了信贷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一损俱损效应，从而造成了农信社信贷风险的逐层加大。
（三）农信社体制改革风险加大
体制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核心环节。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一些关系到农信社整体发展规划的诸如产权问题、经营管理与监督服务的统一问题等，都会在金融危机的放大效应下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控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革除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经营管理方式等，而金融危机加大了市场和产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改革的对象和标准也呈现出多变的趋势，从而改革的风险加大。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推进农信社体制改革
（一）改革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市场不稳定和风险加大，客观上为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农信社必须定位为股份制农村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应该端正经营方向，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新型运行机制。具体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首先要明确规定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方向和经营宗旨，即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鉴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波及，农信社必须承担对农村经济的扛鼎责任，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强大的资金吸纳手段。其次是改革人事制度，加大农村信用社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心，使其真正成为农村信用社的主人。岗位责任制是激励农信人积极开展业务的制度动力。鉴于金融危机影响下，小额农业贷款整体上疲软的趋势，就要激励业务人员通过业务项目创新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市场并进行市场细分，创新多样化的农村信贷服务项目。再次，就是要全面提高农信社财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建立新的良好的选用人员机制。最后，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努力提高资金融通效益。鉴于金融危机下，农信社的客源流失严重，盈利能力减弱的现状，农信社就需要积极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寻找市场突破口，适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业务布局，并拓展业务融资渠道。
（二）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农信社开发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创新的组织载体，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场地。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就是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县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对农信社组织形式进行分类的、有针对性的改革。
1.组建股份制农业银行。这是针对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而言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发达地区
的农村经济发展对信贷资金、金融产品及其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如若仍旧沿用旧有的体制和服务方式来支撑当前的金融市场挖掘，显然是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因此要解决农信社体制与服务方式与当前层出不穷的金融市场新形势不适应的矛盾，就必须在农村信用社基本制度保留的基础上，成立体制最具活力、最符合金融产业发展规律、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2.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是针对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可以在现有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体制适中的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其内部组织体制、经营管理机制、外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应区别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体制的合作银行能够整合较发达地区比较活跃的农村社会沉淀资金和较为保守的融资渠道，并能够兼顾一些相对滞后的制度性风险防范手段，从而达到一种综合平衡的农村融资格局。
3.改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针对欠发达或者贫困地区而言。具体实现方式为：第一，以集中优势兵力更好地支持“三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联合，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第二，着眼于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社与农业发展银行合并，既解决了农发行基层无办事机构，难以服务到位的困难，又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上面无“头”各行其是的局面，真正达到扶持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的。第三，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为了壮大信用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基层信用社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将基层信用社、联社合并为一级法人制，各基层信用社为联社的分支机构。
（三）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约束机制，切实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现代金融机构必然是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这一点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也必须贯彻。首先，要牢固树立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的理念，明确市场定位，细分客户市场，严防死守，划定底限，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合理运用信贷资金，合理布局网点功能，根据市场需求，由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内涵提高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其次，必须做到资本约束到位，从机制上推动信用社加快股份改造的步伐，杜绝超比例发放大额贷款，拓展充实资本的途径和渠道，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切实增强资本实力；最后就是加强和巩固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建立全面、系统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流程，不断完善组织架构调整、薪酬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员工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经营风险、成本、资金的管理，严格落实授信责任制，大力推行履职问责制，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来解决贷款发放“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农信社尽管具有为支持三农而具有的特定的公共职能，但是终究是以吸纳和争取社会资金为目的，因而资本管理始终是管理的基本对象。农信社的主要经营风险也基本上来自资本的融通渠道和业务项目的市场定位。因此，掌握好资本管理的基本架构，就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陈磊,来珠.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2010(1).
海村.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和对策[j].品牌(理论月刊),2010(6).
张坚,吴健.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农村信用:改革发展路径的思考[j].新疆金融,2009(5).
像众多“1.5代”一样，作为家中独子的浙江金蝉家纺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在留学毕业后也选择了回家经商，来继承父亲创下的基业，而他也才只有26岁。
为了企业 先缓缓我的理想
“我喜欢IT与金融业，毕业后也曾经想从事这两个行业，不过家里的企业始终要有人来做。”杨卫在谈到当初的选择时，难免会有少许遗憾。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迈阿密大学攻读MBA，毕业后在美国待了一年，并在美国成立了金蝉分公司，在这一年里，他先是把分公司从迈阿密迁到了资源更丰富的纽约，后来又和包括林治博格、艾林、瑞高家纺等美国十大窗帘企业建立了商业合作关系，并与它们合作研发每季度窗帘新品，最后再联手将产品供货给像沃尔玛这样的大经销商。“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为公司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收获了很多，这也是我们能够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杨卫表示。
窗帘虽然不像衣服那样更换的那么频繁，但也是一种硬性需求，且总需求量并不会产生太大起伏，金融危机到来影响的是产品单价的下降，这个时候大家买东西讲求的实惠。杨卫根据当前形势，适时地与美国合作企业进行研发更符合市场要求、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保证了总销售额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可以说，在金融危机这样的风暴中，仍能使企业保持前进步伐，对于初出茅庐的杨卫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应该先把当前的工作做好，等日后有机会再跨足我热衷的IT和金融业，无非是减缓了梦想的实现罢了。”杨卫这样说。
为自己的努力程度打100分
大学时期的杨卫利用假期就经常跑国内外的展会，对于自家企业与行业的情况他是有学前基础的，在美国求学及创业的经历更是丰富他的阅历，正因为这样，在刚回国接手公司的时候，杨卫说自己很多想法比较超前，甚至觉得这样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自己的节奏。“那段时间我心情比较急，但现实中困难重重，公司的研发、生产能力。甚至运作系统与我想象中的有一定差距，与我的想法跟不上，所以经常吃不好，睡不好，心情也很压抑。”杨卫回忆道。
早在去年，杨卫就有心在国内开家旗舰店，意在开拓内销市场，由于父亲的态度不那么坚定，他用了一年时间去考察，10月，拥有1200平方米的金蝉时尚布艺旗舰店终于将在绍兴正式营业。“很多时候，父亲的发展目标比较保守，而我相对超前些。他更喜欢亲力亲为，很勤奋，这是我敬佩的，但我会把权力放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毕竟―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都思考，甚至连吃饭、休息的时候都会想怎样能把公司做的更好，我为自己的努力程度打100分，至于效果得由我父亲来说。”一向内向的他也开起了玩笑。
低调的思考者
杨卫说自己平时话不多，比较沉默，甚至不好好吃饭和休息，但是爱思考，偶尔去打打保龄球，喜欢旅游。他说喜欢与同事去吃饭、K歌、聊天，用他的话说和员工就要好沟通，多理解。
关键词：中小企业；困境；策略
2008年以来，受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外贸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许多企业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倒闭。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中国亦不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小外贸企业怎样躲过这场灾难性的危机，求得生存和发展已成为政府、社会、专家、学者、企业、民众等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中小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
(一)高成本使中小企业难以承受。中小企业的高成本负担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资金成本高。自2007年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连续提高15次，最高时达17.5％；连续加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高达7.47％，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二是劳动力成本高。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成本平均增加了20％～30％。三是企业原材料成本高。由于进口的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带来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导致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成本。
(二)融资困难。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只有10％左右，80％的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得不到满足。据银监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 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广东的一项调查表明，95％以上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
(三)“双率”变动使中小企业难于回避。外汇汇率和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中小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较大影响。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20％，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7.22％。同时，出口退税率或下调或取消，一些传统行业出口退税率从13％骤降至5％～8％。在汇率、退税率的双重压力下，相当多的传统制造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四)危机爆发使外贸企业出口订单减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事实上，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消费者消费意愿不断下降，由此也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订单减少；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正相关程度很高，美国经济的放缓也导致了德国和日本经济的放缓，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和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数量也相继减少。由此直接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出口减少。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5.7个百分点，对美出口增速较2007年同期回落9个百分点。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我国中小外贸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境。
二、解困之策
中小企业要走出困境，需要各级政府的扶持，更需要中小企业自身的改进和完善，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帮助中小企业尽快跳出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宏观方面
1 实行税收优惠。国家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各种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如，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等。另外，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于保持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的平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出口成本中的重要一项，出口退税一直被出口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考虑。由于2008年外部环境变化，出口退税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加的共同作用下，其作用会被企业更加看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10月21日宣布，从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对翘首期盼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对于减缓中小企业高成本之压力，抑制通胀，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给予金融支持。首先，国家应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减轻金融紧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性金融机构之间的放贷额度应有所区别，一是适当提高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放贷额度，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更为宽裕的资金支持；二是对不同规模企业的贷款有所区别，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三是对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应有所区别，应该加强对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强对中小企业节能环保、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其次，国家应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可以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探索多种形式的债券融资方式；壮大风险投资事业，拓宽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让保险资金、银行资金、社会资本都可以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鼓励民间天使投资，在有条件的地方给予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家等先富人群加入天使投资网络。①再次，国家应放松金融管制，引导民间资本发展中小银行，让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与创业企业规模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银行体系，社区中小银行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中国未来的社区银行可以借鉴我国村镇银行和美国硅谷银行的模式，可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试点。
3 政策引导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由于我国西部和欠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东部中小企业可将已经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而集中东部资源进行高端产业的开发，同时将出口制造行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就需要各级政府为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投资，搞好政策引导，解决进一步兴业的土地困难，国家应出台相关规定，放宽中西部与欠发达地区土地使用，激励和引导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投资，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也应主动出击，吸引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向本地转移。
4 建立风险担保机制。政府应尽快健全担保风险的分散、补偿和激励机制，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当前需要加快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和政策性担保机构，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风险担保基金，提高商业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小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一心一意谋发展。 转贴于
(二)微观层面
1 鼓励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市场，寻找新的契机。一直以来，中国很多外贸企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这些国家虽然消费水平很高，但遭遇危机的风险也很大。相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中东、拉美和非洲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比较富裕，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很多国家连股市都没有，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股票的涨跌，他们似乎离目前席卷欧美的金融风暴很远。因此，在危机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时刻，中小企业把目标市场转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未必不是一个新的契机。
2 立足内需，避金融危机之害。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回避风险的最佳方案就是暂停与风险较高国家发生贸易往来。中小外贸企业与其去动荡不安的世界市场腥风血雨，不如踏踏实实地立足于国内市场。抓住消费升级的契机，为内需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让中小外贸企业大展宏图。首先，作为外贸型企业，相对于国内市场有着商品质量上乘的优势，国外客户对质量的严格要求造就了外贸企业的质量提升能力。其次，外贸企业有迅速反应能力方面的优势。外贸企业长期为外商贴牌生产就会遇到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而且要对产品进行相关认证，但交货期却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求各个部门迅速反应、马上行动才能满足外商客户的需求。中小企业要想法维持和发扬自己的优势，把优势展现于市场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要和做得比较好的内贸同行进行合作，或者收购具有一定资源的企业，通过合作或收购将自身的优势资源注入这些企业并与这些企业的有用资源整合，从而达到优势互补。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小外贸企业一定能在国内市场上开辟出另一番新天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避开美国金融危机风险的强劲势头，在国内相对安全的市场上暂避风浪。
3 进行产品创新，提高抗风险能力。面对当前的高风险，中小企业内部要重视技术进步，苦练内功，加强产品创新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抗高成本风险的能力。危机前，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我国中小企业一直忙于定型产品的生产制造，无暇顾及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主动创新较少。当前，国际市场日渐萧条，中小企业利用当前国际市场的萧条期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迎合市场需求，既能维持较高的就业率，使企业度过难关，又为将来企业更好地发展打好基础。
【关键词】宏观定位；危机防范；特殊企业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渐转化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这次影响深远、波及广泛的危机对世界的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商业银行的次级债问题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业的资金链断裂所引起的，归根结底，这场金融危机是银行业造成的金融危机，最终美国政府通过的7000亿救市资金也用于救助商业银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商业银行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灾难，为什么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商业银行到底是什么？
1.商业银行的传统定位
1.1 对商业银行的一般定义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对此的规定是：“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对于我国法律的规定，专家做了以下解读：商业银行是企业，商业银行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是以营利为目而从事营业活动的机构，具有一般公司企业法人的基本特点。但商业银行必须具有业务经营所需的自由资金，必须被依法设立、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从而区别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以上对商业银行的定义，说明了商业银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逐利，这也是美国银行将借款分为优级，次优级，次级三类的原因。优级贷款市场面向信用额度等级较高、收入稳定可靠的优质客户，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因其信用要求程度不高，许多借款者不需要人恶化抵押和收入证明就能贷到款，故风险较高。然而，高风险也意味着可能带来的高回报，次级债的利率比一般贷款高2%至3%，高收益率促使银行铤而走险，可能置潜在的危机于不顾。
1.2 对商业一般定义的缺陷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商业银行被定位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营利性法人。但是，这仅仅是对商业银行的微观定位，如果商业银行在宏观上出现了问题，就无法实现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了。其实在宏观上，如果把商业银行定位为依法设立、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营利法人是不适当的。主要原因有：
1.2.1 商业银行的存在就是一种金融风险的集合
事实上，“防范金融危机”说，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注意安全”一样，是一个错误的搭配，但是由于人们的广泛使用而将错就错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搭配。之所以说“防范金融危机”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搭配，是因为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尚未发生但是以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防范，实际上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说白了，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的可能性。
商业银行在贷款和存款上的原则是不同的。在贷款时，要以贷款合同为准，对贷款方式和贷款期限做出明确的约定。在存款方面，要听凭存款人的意志，标准说法就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储户什么时候取款、取多少款、作何用途等，都由储户自己决定，银行不能加以干预和查问，即使是未到期的存款，储户因特殊情况，也可按规定的手续提前提取，银行不得借故刁难和限制。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债权期限是固定的，而债务的期限是不固定的，这就存在了一种可能性，在债权尚未到期前，债务人要求清偿的债权大于其现有资金，银行就无法偿付所有的储户，信用就会丧失，银行就会倒闭。如果储户由于某些原因发生挤兑，即使挤兑的人所支取的金额大于银行的现有金额，银行也无权要求贷款人提前偿还贷款，就会发生流动性风险。
另外，如果贷款人出现了资金问题，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清偿到期的贷款，从而破产或者被撤销。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过多，超过了银行所能承受的范围，那银行也会产生危机，这是信用风险。
无论是流动性风险还是信用风险，归根结底是由于商业银行的逐利性造成的。其实高风险高收益本来就是逐利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选择，在微观上，任何一个商业银行都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从宏观上讲，作为金融风险集合体的商业银行整体是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1.2.2 宏观上的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无法自负盈亏
银行出现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单个银行除了问题，这样该接管就接管，该破产就破产，比如巴林银行。另一种是多个银行，就是说银行业出了问题。因为银行为了逐利会想出各种新的措施或者金融衍生物，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营利，其他银行就会模仿，等这种衍生物的弊端暴露出来的时候，就是整个银行业的灾难。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看出，一旦银行业出了问题，将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政局的稳定，商业银行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而且国家也不会把这么重的责任让商业银行承担，国家会出面买单。无论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政府都会这么做。也就是说，在由于宏观银行自身的原因导致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银行就不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了。
而且由于商业银行的逐利性，某一个可能营利但是也可能造成风险的金融措施会在短时间内被其他银行效仿，比如自中国的招商银行创建了中国第一张面对大学生的信用卡后，在两年之内，几乎所有的中国商业银行都开创了同类业务，这种没有审查信用卡持有者信贷能力的做法正是由于利益的驱使而蔓延开来。一旦出现问题，就是整个银行业的问题，那国家就不能袖手旁观。
2.对于商业银行传统定位的理论分析
商业银行可以分为微观上的商业银行和宏观上的商业银行。微观的商业银行是具体的商业银行。对于单个具体的商业银行，将其定位为依法设立、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营利法人是可以的。因为对于具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它是私法上的主体，从事私法上的行为，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其法人的意思表示下的，结果也是可以承担的。即使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可以进行破产，如巴林银行。
宏观商业银行出现危机的时候，商业银行就会由于国家的介入而免除自己的全部或者部分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就违反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所谓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就是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权力（利）、利益、义务、职责必须相统一，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的现象出现。①就是说，经济法主体享受了一定的权力（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国家金融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旦银行业出了问题就会危机到国家的稳定，这样的后果是银行业承担不起的，国家会出面干预。既然国家在商业银行业宏观上出现危机的时候要免除他们的部分责任，就应该在事先对他们决策的权利做出限制。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商业银行的股东会可以做出经营的决策，这些决策可能会带来商业银行不能负担的责任，应当对其进行限制。虽然微观上的商业银行经营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宏观上的商业银行并不是微观商业银行的简单相加，应当对其重新定位，将商业银行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做出不同的定位。
3.商业银行的宏观定位
根据笔者的司考，商业银行在宏观上应当定义为特殊企业。
所谓特殊企业，是相对于公司、合伙、一般国有企业、合作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等普通形态或形式而言的，是指依特别法、专门法规或者行政命令设立和运作的企业，他们依法从事政策性经营或者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或者从事军工、航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活动。②
事实上商业银行不只是营利机构，它在运作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政策性职能的。主要体现在：调节社会经济。宏观调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在各部门各行业间的跟配，确保短线产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在微观方面，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在不同企业间的分配，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指导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的变化组织生产经营活动。③
可见，商业银行在宏观上符合特殊企业存在（下转第238页）（上接第235页）的领域，即政策性经营或在经营中承担一定政府或公共管理职能的领域。这也是商业银行可以被定位为特殊企业的基础和前提。
另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的存在，使得宏观上将商业银行定义为特殊企业满足特殊企业“依特别法、专门法规或者行政命令设立和运作”的前提条件。
特殊企业的决策制度、财会制度、监察制度不同于普通企业，因为特殊企业存在的特殊领域、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得政府对其经营决策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例如日本法律对特殊企业实行价格控制，以达到“不致引起与同业其他公司之间发生不合理的竞争”④特殊企业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管理规制模式，相对与一般的经营主体，规制更加严格，可以在经营决策时便由国家把关，把银行业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控制在最低的幅度内。退一步来讲，即使由国家审批的银行业经营决策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而发生了经济危机，由于国家参与了银行业的经营决策，所以国家出面救助的行为也可以看做国家对于自己的决策所承担责任，符合经济法的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4.结语
银行业作为关系国家金融安全的的行业，应该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加以区分。微观上的定位是传统的定位，宏观上以特殊企业予以定位。对于商业银行的宏观定位不会影响到商业银行营利的性质，特殊企业并不是意味着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特殊企业与营利并不冲突，比如香港地铁公司和英国电信等，就是营利性的特殊企业。将商业银行在宏观上定义为特殊企业，是为了方便管理，事前监督，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①《经济法》（第二版），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3页
②《经济法》（第二版），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69页
③《银行法律基础知识》，孙国华，冯玉军，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109页
应对金融风暴,首先是要有信心。当前的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信心危机。总理指出,坚定信心是应对当前世界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我们认为,是风暴总要过去的,关键是要有信心,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有信心才能战胜自己,战胜危机。而要增强信心,稳定是第一要务。同志在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只有稳定了,我们广大的港口人的信心才能增强。企业要慎重采取减员、减薪或放假、改变内退政策等措施,因为这样做会给员工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冲击。即便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企业也要对广大员工做好思想工作,进行正确的引导与疏导,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2走高效节能之路,高效节能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1提高生产效率
香港港的港区面积虽然小,但由于它的装卸、流通效率高,其集装箱吞吐量十几年保持世界第一。面对金融危机,青岛港更是开启了“读秒时代”,争分夺秒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面对吞吐量增长率的下降或者吞吐量本身的下降,企业可能会出现生产间隙,企业应利用好这个间隙,合理排班,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对一方面对职工进行分批培训,增强业务技能,熟悉新设备的操作、保养和维修;另一方面,在企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适机增添、更换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2.2打造节约型港口
现在中央大力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在节约这个问题上我们企业也不能落后。企业应合理规划场地使用、科学选择装卸设备,不断优化装卸工艺。港口能源消耗中55%以上是直接用在了装卸生产中,因而要重视装卸过程的能源节约,重件放置尽量靠近岸边,从重到轻逐步远离岸边,待装货放前减少操作环节,增大船放货的机率,不断减少能源消耗。同时在装卸生产中不断优化装卸工艺,提高装卸效率,合理配置装卸设备,避免“大马拉小车”的现象发生。在设备选型上也要不断应用节能型技术,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应用水平。
3深化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
在当下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加强企业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政企分离,坚持“一城一港一政”的原则。推进企业有序建设和协调发展,逐步建成高标准、高效率的行政管理系统。对于已经实行政企分离的企业,要充分发挥好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通过搭建中介平台,依法维护企业自身的利益。
在内部管理上,主要做好人才、设备、场地资源与财务的管理。在人才管理上,一方面要引进优秀人才,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企业现有员工的培训。同时,企业还要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使整个企业团结起来,树立信心,大家一起共度难关。对于设备的管理,出了吐故纳新之外,也要注意设备的保养与维修,以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生产时间。场地资源也要利用得当,做好规划,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财务管理可能是当前企业应该赶紧做并且会收效最快的一项工作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明确企业的财务制度,从基层抓起,做到进出有账;(2)做好财务规划,对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影响做出理智全面的判断,谨防资金链的断裂;(3)做好债务的追讨工作,对于恶意欠款,必要时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重新测定,掌握其风险防范能力,缩短欠款期限,确保资金安全。
4抓住政策机遇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港口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纷纷加大港口建设的投入。这些政策无疑对企业是有很大好处的。同时,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价格也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非常设适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定要抓好这个机遇。另外,现在国家与相关部门机构也积极欢迎广大企业建言献策,我们企业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出有利于自己抵御金融危机与今后发展的建议。如鉴于港口企业主要使用的耗油设备如港口装卸机械、港作船舶等均不涉及养路费,燃油税费改革后,只有多负担税费,而没有可冲消的养路费用,从而多增加支出状况,企业可建议有关部门从燃油税收中提取专项资金,给予企业相应补贴。
但要注意,无论怎样,企业都要严格按照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办事,切不可借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着应对金融危机的旗号,违反国家的规定。中央已经披露了个别地方擅自作出要求港口免征2009年港口设施保安费,调整货物港务费的使用范围,将原先用于港口航道及公共设施建设的费用调整到规定范围外使用的决定的事。对这种严重违反国家规定,将可能导致港航市场恶性竞争的行为,我们要坚决予以谴责与抵制,同时要警惕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5抓住市场机遇
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而拉美与非洲地区国家受影响小,从我国进口商品的潜力依然很大,企业应注意相关航线的建设与开辟。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下降的事实,企业应该把眼光放到国内来,这也是内河港口的发展机遇。面对金融危机,国内的生产企业也在积极地调整着自己的生产结构,我国的进出口产业结构也在调整与变化之中,企业也应及时调整港口结构,积极满足国内外承运人的要求。这是提升我国港口竞争能力的大好时机。
有能力的企业,还可以趁这国外相关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时,及时进驻,或进行参股,或可承接、参与建设,以抢占国外市场,扩大自身实力,待经济复苏后扩大经营,还有利于开辟新航线,打造自己的海运运输运输线,甚至运输网。
6加强多式联运
要维持港口码头的吞吐量,保持企业的生产量,就要与承运人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努力满足广大承运人的要求,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门对门”的运输能力。在这一点上,加强多式联运是关键。积极开展多式联运,一方面可以吸引承运人来港进行货物的转运,另一方面可以扩展本港腹地,突破港口的传统腹地概念。为此,我们企业同时也要与当地物流企业保持好合作。对于沿海城市的大型港口,在此这种困难局面下,港口也应致力于以自身为核心的港口物流产业簇群的形成与发展。
为了加强多式联运,企业还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无水港。无水港,是指在内陆地区建立的具有报关、报验、签发提单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中心。建立无水港,可以扩大港口腹地,重新优化货物结构,为多式联运提供保障。
根据国内外大型港口的多式联运的发展的经验与趋势来看,现在“海海联运”的发展潜力已十分有限,而且海海联运本身就存在着运输浪费的问题,而海河联运侧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海港与河港的联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内陆联运体系以海公联运为主,也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7开发新货种与新的服务项目
船舶靠近港口不仅会装卸货物,最好还能接受补给,企业可开辟为船上工作人员提供饮水、食物与娱乐休闲用品的服务,可以为船舶加注淡水,对于需要进行修理的船舶,可提供简单的修理与停靠服务,这些都是增加企业收入的方法。
随着外贸量急剧下滑,原来装载货物的集装箱出现了大范围的空置。企业完全可以做起“空箱生意”。在空箱生意中,港口除了赚取空箱服务费,缓解船公司对空箱堆存场地的需求并与之绑定过“冬”,“冲量”港口吞吐量外,关键是一旦航运市场开始走高,这些空箱就可以发挥其巨大作用。它将可能影响船公司未来的航线布局,吸引船公司到“空箱集散点”开辟新航线。这也正是空箱生意的玄机所在。
另外,发展港口旅游业也是增加企业收入的一项可行方法。港口旅游作为旅游家庭的新生一员,当然港口旅游与传统的休闲、娱乐、度假旅游有所区别,从港口游客的目的看,应该属于商务、专业访问类。港口旅游业融娱乐性、知识性、科学性、经济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旅游市场的潮流,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连云港,就早早开始发展当地的港口旅游业,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过,开展港口旅游业一定要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保证生产效率。
8加强合作共赢意识
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应树立与加强合作意识,争取互帮互助,避免恶性竞争,加大内耗。在整个行业面临危机中,一个企业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这当引以为鉴。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企业如果争相降价,把相邻或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当作敌人,希望以此吸引货源,不注意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平衡,只顾眼前利益,那只能是饮鸩止渴,引起连锁的降价效应,是整个行业雪上加霜。因此,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费底线,稳住阵脚,抱团过冬。当然,对与相关行业(如物流行业)也要给与一定的帮助,保持信息的畅通,加强合作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 演化路径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 （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 （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 = 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2］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财贸经济》1999年第3期。
［3］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4］Paul. Krugman.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1979 .
［5］Flood，Robert and Peter，Garber.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ome Linear Examp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4.
［6］Diamond， Douglas W. and Philip H.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
［7］Paul. Krugman， What Happen to Asian？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8］Paul. Krugman，Fire-Sale FDI. 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机制运行效率的提高，均与虚拟经济的扩张发展密切相关，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又会引致泡沫经济，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入WTO后，金融服务业将被迫对外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进程将日益加快，研究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机制，以便在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同时，防止金融深化过程中发生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进而引发泡沫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的重要课题。21世纪是虚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超越一国范围之外、在实际范围内确保资源自由流动，淘汰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将虚拟经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字：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困难与预期虚拟经济模式全球化虚拟经济的黄金时代
虚拟经济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一种异化。虚拟经济在国外一般有三种叫法：一是fictitiouseconomy,是指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期权等等的交易活动；二为virtualeconomy,也译作虚拟经济，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三是visual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即用计算机模拟市场来进行经济政策的模拟等等。而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而当今的交易是离不开信息技术这个工具，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正确地看待虚拟经济，合理的运用虚拟资本往往会对经济的整体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经济模式与虚拟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传统的经济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主要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虚拟经济逐渐独立于实体经济，形成其特有的对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相对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而言，现实所能提供的满足是永远也不够的；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弥补现实不足的手段，经历了五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一个阶段为虚拟货币的资本化，即使用闲置资本成为生息资本，这是产生虚拟经济的第一个最初级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通过银行起搜集闲置货币，使它们更好的成为生息资本；第三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就是银行发行的有价证券最后发展为企业的有价证券进行市场交易，建立金融市场；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最后一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虽然在传统经济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但是虚拟经济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各种金融工具及其衍生物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借助虚拟经济的支持。忽视虚拟经济，会给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障碍。
不可否认，虚拟经济制造出空前庞大的金融财富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协调、健康地运行效率。凭借发行股票、债券，并购等多种方式，为企业规模扩大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动了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建立和完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优化重组，对劳动力、技术、资金，自然资源等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合理调配，保证正常的经济发展需要。二是，有助于优化全社会资本的配置。虚拟资本通过市场发行并交易，并调节资金流向，促进优势企业快速发展；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形式，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三是，有助于将低企业经营风险。各种全新的贷款模式以及最具代表性的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对企业资金分配、投资方向选择及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四是，虚拟资本节省了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充分的发挥了其作为货币数字化代表的作用。五是，虚拟经济的扩张，不仅增加GDP的规模，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的就业压力问题。
在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其规模已经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然而，虚拟经济存在着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对虚拟资本的最优化利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单方面地强调虚拟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实体经济的进步。因为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不但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甚至诱发金融危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一度对该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并且波及到欧洲和美国，震荡了全球的金融市场，上千亿的资产在这次危机中流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的几率会不断提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蔓延到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价值，不同行业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金融危机扩展着自己的危害范围，房地产业，旅游业，以及相关的服务行业都成为了危机延伸的范围，贷款呆帐、坏账，不良资产的数量已指数的速度增长。所谓的“东亚模式”，“主办银行制”，经济计划与产业政策，追求企业规模，多样化经营的大企业集团等等，曾经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名字，也随着这场空前的浩劫灰飞烟灭。
虚拟经济的现实困境以及人们的预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到“虚拟”，人们通常会习惯性的将之于“虚假”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个误区。实际虚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活动或一个过程，其活动产生的结果，尽管有些具有“无形”的特征，但是却都是现实存在的。
然而，经济危机的出现令许多人对虚拟经济开始望而却步了，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对传统的实体经济的关注和支持上，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度减慢，并出现了短暂的局部停滞和失控状态。2000年开始，由于日本放松了对金融等虚拟资本的控制，造成了一段时间内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严重的影响了当时正在经历泡沫冲击的国内经济，加剧着已经恶化的日本“两头在外型”的经济。但是这并未唤起人们对于虚拟资本的重视，而是回避它转而将创造财富和分割财富的方式和范围限制在传统经济的范畴之内，将“虚拟”等同于“虚假”，认为虚拟经济只是一系列虚假经济行为的美妙的变体。
虽然在所谓的传统经济中，正常的经济活动也处处需要有与其的支持，但是与其对于虚拟经济，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简单的说，预期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人的行为动机中，最有力的动力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所以，预期就成为了人们进行各种选择判断的基础，必须先行做出。在虚拟经济模式中，因为其所使用的手段是虚拟的，源于人的思维活动，于是其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
预期的形成过程比较的复杂，是建立在对大量相关信息的综合处理的基础上，经过对相关的信用、制度以及技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之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映。
预期维系着现存的所谓“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反之，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缺乏足够的约束或稳定性，就会造成人们预期的波动，干扰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降低人们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寄生和周期性的虚拟经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态的形势，从而人们对于它的预期自然不会高。毋庸置疑，这是虚拟经济经常被冷落的原因之一，不过人类的认识能力会不断的提高，对于它的把握也会更加客观，公正。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虚拟经济带来的挑战
在虚拟经济的重要金融领域，出现了许多按照传统金融理论难以解答的问题，对我国的金融制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全球经济、政治、技术急速变化，尤其是政府管制的放松，全球金融正在经历着一个持续的字优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从而导致金融制度的风险已指数方式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新型的货币形式或者交易方式的出现，促进了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形成和交易空间的扩展。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宏观经济也提出了挑战。比如，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开辟了多种的资金创造的途径，从而改变了国家对货币供给量等的宏观调控的相关政策，表现在股票市场就是对股价的宏观干预。而传统意义上所讲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发行增多，已经不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了。在虚拟经济的耗散结构的自组织弱混沌系统中，政府的作用渐渐弱化，市场的影响逐步扩大。
除了给市场带来的挑战之外，虚拟经济在各个行业间的不断渗透给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新的问题。原来被市场看好的上市公司在年报或者季报中显示严重亏损，而退出金融市场，并表现为短期内国际投机资本的撤出和巨额外债的归还，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又缺乏足够的能力扭转该经济体外汇储备减少，甚至出现汇率贬值的现象。企业为偿付外币债务而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可能被迫降低转让未来的收益，而当转让价低于债务总额时，流动性缺乏将导致借款人失去清偿力，并通过债权人使得金融市场无法为有清偿力，并且缺乏流动性的借款人提供新资金，从而流动性危机变为债务危机，导致许多企业停业甚至破产。这使得追求虚拟价值增值的游资游离到其他领域，并通过金融传染作用引起可待资本的减少，从而引发货币危机，甚至形成金融危机。
然而，一些已经有一定经验的企业来说，虚拟的经营方式使企业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特别是在知识、技术等方面，虚拟化的形式，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促进产品快速扩张，发挥市场竞争优势，充分利用了虚拟资本追求盈利的特性，扩大了市场的占有率。北京真维斯公司就是目前国内成功运用虚拟经营策略的典型企业之一。这家创立于80年代末、以生产休闲系列服饰为主的企业，目前已拥有上千个品种、年产销量达500多万件。而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走的主要是外包加工的路子，借助外包给广东、江苏等地的多家企业加工制造的方式，节约了上亿元的生产基建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用。在销售上，公司也主要采取了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特许连锁经营的方式。其店铺已经覆盖了全国30几个城市和乡镇，与各地的其他相关企业相互之间以协同竞争为基础，资源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建立了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来势汹汹，大有让人应接不暇之势，不过，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大可不必“草木皆兵”。这正如在沙堆累积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一颗沙粒引起一个小的崩塌，随着沙堆越来越大，稳定性也就会越来越强。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相脱离实际上是一个异化的过程。最初为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而出现的虚拟经济最终会异化为彻底独立的运动过程，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便异化为对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真正的虚拟利润的追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指出，现在全球每天的金融交易中，仅有2%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世界衍生工具交易总量已突破40兆亿。国际外汇市场上每天约有2万亿的交易额大多与实际贸易活动无关。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图就清楚地说明了金融上层和实物经济的巨大反差。可见，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过度背离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货币危机爆发前所潜伏的最典型的特征。
金融的创新过程总是伴随着技术的革新，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网络是一个系统,网络经济是通过系统提供信息的一种经济活动。网络经济的存在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网络为条件构建电子商务活动,形成虚拟企业,则网络产生的活动就成为虚拟经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比如IT产业,它是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从IT业的变迁中可以窥见到经济的总体走势，经济的发展因此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整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多。
21世纪——虚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经过20世纪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踏入更加光明的21世纪。在新的经济领域中，虚拟经济将全面展开，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全面渗透，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信用意识的增强，进入虚拟经济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冲击下，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超越一国范围之外、在实际范围内确保资源自由流动，淘汰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将虚拟经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旋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更多地将交易对象符号化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生活中，信用对于交易合法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则是涉及到虚拟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因此，交易方式的演变，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信用体系的缺失或者不健全，会提高成本降低效率，使得交易者合法权利受到损失，引发信用危机。为此，国债回购几经风波、不得不暂停交易；柜台交易市场勉强维持了近10年，最终被迫关闭；期货市场近几年不断畏缩；企业债券市场也已多年陷于停顿，导致投机成为市场交易主体的主导。相比之下，当引入虚拟经营方式之后，股票、期货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成效显著，成为经济走向的“晴雨表”。
为适应新世纪的诸多变化，人类需要一种新秩序，使各国都能安全生存并发展，而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需要以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而虚拟经济在人类提高技术的过程中，有效性会逐渐为人们所发现，通过其强大的驱动作用补偿实体经济的不足，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
参考书目：
1.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刘骏民：《稳定虚拟经济系统是关键》，《人民日报》2003年4月1日
3.曾康霖：《虚拟经济：经济活动新领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9月
3.成思危：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挑战和机遇，《经济界》，1998年第四期
4.张宝林、但凌《虚拟经济与货币危机（上）（下）》，中华财会网
5.《“虚拟经济”导致“泡沫经济》，《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15日
6.程思危：《虚拟经济和金融危机》，南开觉悟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关键词】公允价值；次贷危机；会计准则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许多人士纷纷将矛头指向公允价值，认为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从而加剧了次贷危机。在争论声中，各国政府也采取了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改的措施。为什么三十多年发展走势较好的计量模式，在这次危机中却受到了谴责，公允价值是否会被代替或者应该怎样发展下去？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历程
美国是最早使用公允价值的国家，也是目前公允价值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在FASB 成立以前， APB的一些意见书就已涉及公允价值问题。1973 年 FASB 成立，其成立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所颁布的一些准则要求使用公允价值对一些资产类项目进行计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SEC 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争论不休，SEC 力荐使用公允价值，而金融界却坚持要求继续使用历史成本。起初，FASB不肯轻易表态，但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存款储蓄行业的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FASB的态度和立场，从上世纪90 年代起，FASB 明显转向SEC 的立场，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向前发展的财务会计准则。FASB 在上世纪90 年代共了32项财务会计准则，其中涉及公允价值的23 份，占71.8%，与金融工具有关的准则有9 份，占28%。可以看出，上世纪90 年代FASB 对公允价值的使用力度进一步加大， 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拓宽。199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后来被IASB取代）了第39号国际会计准则
（IAS39）。该准则规定特定的金融工具，特别是为交易而持有或可供出售的衍生工具、负债及权益性证券必须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2000年2月，FASB 正式公布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7），公告正式在会计计量中引入公允价值。此后，FASB 开始逐渐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到多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并将公允价值计量由金融资产和负债逐渐推广到其他非金融类资产和负债项目上。2006 年6 月，FASB 第157 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公允价值计量。2007年1月，FASB 公布第159 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正式就一直未予涉及的、企业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选择权问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规范。至此，美国建立了涵盖公允价值定义到具体应用选择权的完备的公允价值计量体系。2005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将“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列入议程，开始研究和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而其他国家也相继引入并应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模式。
二、公允价值的涵义和级次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IASC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所使用的金额”
（IAS32《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
F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在成熟的资产或负债交易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正常销售资产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
英国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没有受到强制的、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商定的对价的金
额” （FRSNo.7 《购买会计中的公允价值》）。
从上面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允价值隐含着两个假设：第一，企业是持续经营的，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不会大幅度缩减其经营规模或按不利条件进行交易。因此，公允价值不是企业在强制易、非自愿清算或亏本销售中收到或支付的金额。第二，公允价值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计量属性，而不是以某个实体的计价为基础的价格。因此，公允价值应该基于市场参与者在交易时所采用的定价。另外，公允价值有一个时点的问题，是“现在”时态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代表的是当前交易下资产或负债的经济“价值”。
（二）公允价值的级次
在估计公允价值时，多少都会依赖市场信息，根据对市场信息的依赖程度，人们将公允价值的估计分成了若干级次。 FASB对公允价值级次将计量依据的市场要素按优先顺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级估计（level 1 inputs）是指计量日、主体准入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债务报价的信息。活跃市场是指交易活动足够频繁，交易金额足够大，能够持续地提供定价信息的市场。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是计量公允价值最可靠的依据，在可以获得的情况下应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首选。二级估计（level 2 inputs）是指计量日、主体准入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债务报价之外的其它可观察市场要素。包括：活跃市场上相似资产或债务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上相似资产或债务的报价；报价之外的可观察市场要素；不是直接可观察市场要素，但该要素得到其它关联市场数据的支持，因而将可观察市场要素包含在内。三级估计（level 3 inputs）是指不可观察市场要素，如要素是通过推理获得，但未得到其它市场数据的证实。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未调整）是最高级的，不可观察参数是最低级的。
在进行公允价值估计时所运用的这三个级次的数据中，第一级次资产有活跃市场或有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第三级次数据需要采用一定的估值技术。三个级次数据随着估计成分的增加可靠性依次降低，这就要求在信息披露时对三个级次要区别对待，级次高（一级）的计量披露的内容少，级次低（三级）的计量披露的内容多，其目的是用增加披露的方式弥补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存在的缺陷，这对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有重要作用。
三、公允价值加剧次贷危机的原因分析
回顾公允价值在美国30多年的发展，其计量体系已经日益成熟。而继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立刻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以花旗、美林、瑞银、AIG（美国国际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纷纷将矛头直指公允价值会计，声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夸大了次债产品的损失，放大了次贷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公允价值陷入如此困境？
（一）公允价值反映的是价格而非价值
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价值是内在的，抽象的，不能自己表现出来的，只有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商品的交换是等价交换，在最初的物物交换过程中，两种商品要相互比较衡量来决定交换比例，从而获得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之间的对等关系。当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都用一种商品表示时，这种商品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即具有了货币形态。货币出现以后，商品的价值是用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公允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价格，是自愿进行交易的双方就某项资产或负债达成的公允的市场价格，并非指资产或负债的实际经济价值。
（二）次贷危机下的资产价格已背离其价值
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认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等价交换并不是指在每个个别的交易中商品的价值都与价格相符，它只是从整体上说、从商品交换的本质上说，是存在于平均数中的。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还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当商品供求平衡时，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价值相符。价格波动是以价值为中心的，从长期来看，平均商品供大于求时，商品的价格往往要低于其内含的价值；而当商品供小于求时，商品的价格往往就高于内含的价值。从长期来看，价格的涨落会相互抵销，商品的平均价格与价值是相一致的，价格本质上仍是由价值决定的。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供求关系，在价格的不断变动中，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从而使价格接近价值。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相离甚远，违背价值规律。这次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泡沫，包含很多内容，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条长长的泡沫链，最底层标的的次级贷款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证券化产品、结构化产品、保险互换产品、债券保险公司，乃至整个债券市场也都陷入危机，资产价格泡沫随之破灭。
（三）公允价值造成大量的资产减值
美国会计准则157号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按照该准则需要将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受打压的价格反映不了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或真实价值，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交易性金融资产迅速贬值的同时，并未打算出售的持有到期资产也在大规模计提减值。由于持有的投资工具大幅贬值，按市值入账将取得巨额损失，企业在资产贬值、盈利下跌的情况下难以寻找到融资，最终导致这些金融机构因无法解决流动性不足和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而。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和申请破产保护的雷曼都是典型的例子。
四、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反思
在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救市中，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修改是其中一个表现。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于2008年10月15日决定修改欧盟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据这一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本进行估值，从而避免它们的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针对“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的修订了一份《FASB工作人员立场公告》（FSP），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其处于信贷危机中的资产重新定价。《公告》对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SFASNo.157）在非活跃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明确阐述，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范例说明如何确定非活跃市场中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此举为适用准则提供了新的灵活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08年10月13日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IASB在声明中称，“规定修改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登账的企业，将可依新准则重新归类资产，从而避免必须按市值计价的结果。”
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表示，公允价值仍是当前不可替代的资产价值计量方法，公允价值有助于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本情况。的确，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历史成本，我们暂时也找不到比公允价值更合适的计量方法。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金融机构及其交易人员故意掩盖投资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尤其是防止某些金融产品明明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但投资机构或交易人员都还在那里用成本价粉饰太平，甚至故意误导其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然而市场高涨时，金融资产被高估，公允价值起着助推的作用；市场下跌时，金融资产被低估，公允价值又在加压。可见，目前公允价值的计量的确存在着一些缺陷。
结语
交易市场中的过度投机最终引发了此次危机，当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确加剧次贷危机。公允价值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活跃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体易于识别市场参与者并获得可观察市场参数，才能保证计量结果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业绩。如何更好地引导市场，防止过度投机对正常交易秩序的破坏，从而保障市场的有效性，这应当是今后监管部门需要认真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郑鑫成.美国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J］.会计之友，2008，（10）.
［2］ 包于宁.美国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浅析［J］.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9）.
［3］ 于永生，汪祥耀.美国新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其启示［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5）.
［4］ 葛家澍.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7，（11）.
［5］ 于永生.美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评价［J］.会计研究，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