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对外贸易 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13－05
问题的提出
从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进出口规模随着危机的广化和深化而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同比下降都在2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直接表现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严重影响。它引起了中国外需市场的严重萎缩、国际融资困难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面对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大幅缩减的严峻现实，国内学者从各个视角多方面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李俊、王立(2008)从需求传导、汇率传导、价格传导和贸易政策传导四方面分析了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及增强经济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灵活性等对策。李细满(2008)认为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对外贸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危机通过贸易渠道使中国出口增长放缓，通过资本和金融渠道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此外，危机提高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难度。李伟、雷衍华(2008)对危机之下的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涨将损害中国贸易竞争力，导致出口缩减，因此，要密切关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动，并高度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动向，利用现有机制加强沟通协调。
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危机如何影响贸易的一些具体情况的参考，但是它们还存在的一些不足：(1)对危机如何影响一国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理论分析的层面；(2)对危机引发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内部结构变化调整情况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3)对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多数关注其外在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危机对贸易结构优化的正面影响。其实，如果透过外贸规模缩减的现象，我们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向国际贸易的理论传导机制的深入了解，并进一步分析危机发生以来国际市场和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就会看到危机通过对国际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强制调整，是中国贸易内部优化和长期发展的外部机遇，具有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调控功能。为此，本文将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
相关文献和理论综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出现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催生了国内外对于金融危机及其主要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姚国庆(2003)在研究国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涉及到金融、投资、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各个层次。因此是一种综合效应，它包含着投资渠道影响――凯恩斯效应，即危机引发利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导致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发生改变；生产结构影响――威克塞尔效应，是凯恩斯效应的后续影响，即企业投资变化引起生产结构变动；消费影响――财富效应，危机使家庭财富缩水而导致消费萎缩；信用影响――资产负债表效应，即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以及二者之间联系引发的负面效应。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向国际贸易的传导机制，国内学者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如下：(1)基于危机引发贸易溢出效应的传统观点：王彩峰(2005)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贸易传播途径主要基于贸易溢出效应，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传导，收入效应主要作用于直接贸易联系传导，而价格效应则同时作用于直接和间接贸易联系传导。(2)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进一步理论探索：闫建励(2009)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理论探讨。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向国际贸易传导：一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出口对本币贬值的反应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唯一原因在于存在资产负债表效应。在经验研究上，国际贸易部门将更加容易受到这种负面作用的影响，因为出口企业由于在外汇市场上进入更加容易，从而也具有更多的外汇借款(Aghiar，2005；Kawai et a1.。2003)。然而，以上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危机在贸易流量和企业的出口决策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不能从中得出关于竞争力的提高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这两个分别起正面和负面作用的因素之间的相对力量的结论。二是汇率效应。金融危机引起的汇率波动，使得贸易国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外汇借款如何与汇率变动相互作用，产生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结果。从进口角度考虑，外汇借款对进口的影响较小，因为与这种行为相联系的固定成本较低。
从已有的理论文献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作为金融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对国际贸易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系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还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尤其对于多种危机影响渠道的比较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长短期效应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不同阶段的力量对比等具体问题还没有充分的理论研究。
然而，在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能对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的真实原因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简单地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发源于美国并主要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金融系统紊乱和经济衰退，虽然中国不在重点冲击对象之列，但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于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投资和贸易。在这样的条件下，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导机制，就会通过投资、金融、贸易、信用等渠道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对中国国内依赖国际资源和资本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对来说，内向型的投资、贸易行为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中国的“内向”和“外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关系，这为我们后文中将要重点探讨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正面调控作用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持。
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强制调控
进入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
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趋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市场价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从这些变化中捕捉到了对中国对外贸易素质提升的有利因素。
1.迫使中国对外贸易从粗放增长转入理性持续发展阶段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小国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之处在于，不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因为，将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放在外部需求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十分脆弱的，一旦国际市场发生振荡，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致经济增长都将受到严重打击。根据美国学者钱纳里对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大国发展主要的特征应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其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中国出口依存度早在2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而持续的出口导向战略促使出口依存度从2003年起开始超过30％。而此次危机将中国进出口粗放增长的国际经济风险成为现实。因此，当危机导致进出口规模骤然缩减时，不应该只考虑如何维持以前的状况，仍然致力于如何扩张进出口数量，而是应该反思中国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格局改变，也警示中国进出口的粗放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因为，可以预见，危机以后，以往那种非理性膨胀的外需市场将不复存在，如果想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市场立足，中国不能长期延续建立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下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路径依赖，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保持适度的贸易规模，并将贸易发展的重点放到如何提高产品的“中国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和促进贸易整体素质提高上来。
2.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下降促进了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拓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降1.3％。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将下降3.8％，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将分别下降2.8％、4.2％和6.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仅增长1.6％。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恰好是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相应的，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幅度下降。对外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过度依赖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一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受危机影响较轻，其外需市场规模也相对比较稳定，因此，危机的发生将使中国在出口市场上减轻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转向开拓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需市场。虽然，这种调整的压力和开拓新市场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经过痛苦的蜕变以后，可以预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将趋于合理和理性，这也将大大增强未来中国外贸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内部结构
优化的间接促进
过去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平稳，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稳定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扩张，但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并不代表贸易竞争力的同步提升，实际情况是，在这段时期积累了不少影响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内部结构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过分依赖加工贸易，二是过分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这个经营主体，三是过分依赖于低附加值产品数量扩张，进出口的增量与效益增长不成正比。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对外贸易体现出典型的“大而不强”的特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危机的发生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提供了机会。
1.一般贸易发展优于加工贸易，贸易结构失衡得到修正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占一半以上，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虽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然而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附加值低、招致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更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产品中所包含的“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危机发生以后，中国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失衡状况得到快速的纠正。因为加工贸易以机电产品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两头在外，在中国的产业链相对较短，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200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都低于10％，其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首次下滑到了50％以下，到2009年，加工贸易萎缩幅度比一般贸易更严重。相应的，由于一般贸易的国内产业链相对较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强。自危机发生以来，一般贸易发展明显优于加工贸易。可以预见，在今后一般贸易将超过加工贸易而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式。
2.内资企业发展速度超过外资企业，贸易经营主体结构趋于合理
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化”程度过高，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外资企业是以跨国公司的总体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从事以低附加值产品(主要是中国附加值低的高端产品)为主的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外资占比过高，使内资企业和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难以得到提高。危机发生以来，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形势趋紧，由于危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一些跨国公司不得不从中国撤资，或缩减企业规模；另一方面，危机对国际市场影响极大，因此，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经营风险日益扩大。所以，虽然当前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由于受到危机的凯恩斯效应、威克塞尔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等的负面影响，外资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程度远远大于内资企业，这为内资企业迅速发展，并提高贸易竞争力，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经营主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3.国内增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态势好于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品
中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利益或静态利益可以用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表示。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的相关研究结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约45％的价值为国内增加值，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越高端、复杂，国内增加值部分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越低。计算机和其他快速增长的高端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比例仅为10％－25％，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行业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反而高达70％－80％。因此，主要出口国内增加值高的产品，而不是看起来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品，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国际金融危机帮助中国做出了更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由于投资品和高端消费品需求受危机影响更加明显，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仍大于总体降幅。危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在加深，但由于这些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因此需求弹性较小，中国这些产品竞争力较强，加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措施带动，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2009年一季度，服装、鞋类、家具、箱包出口合计369.1
亿美元，下降4.5％，比整体出口降幅低15.2个百分点。因此，危机从某种意义上引导中国出口做出更加符合本国贸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结 论
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变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思路与发展战略，改变过去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增量扩张方式，而是要保持贸易规模适度增长，将重点放在如何优化贸易内部结构，提高真正属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以及增加贸易利益上来。危机通过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强制性调整，迫使中国改变过去贸易市场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危贸易格局，促使中国扩展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切实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市场战略，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抗国际风险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也愈演愈烈。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金融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法规显得捉襟见肘。本文基于金融全球化这一特定大背景，对金融法规的完善简单剖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金融法规；全球化；完善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驱使着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如较高的风险性，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更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1933经济危机)。因此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金融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推动了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程度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的核心的为越凸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被逐渐拆分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独立又共同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家并未放弃本国的金融，而是在控制本国金融的前提下，加大了金融流通的自由性，降低了门槛，使得全球金融逐渐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也愈来愈激烈。
二、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规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法规相对滞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金融法规的滞后，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传统的单纯的基于实体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难满足虚拟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法规的建设刻不容缓。金融法规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国际金融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全球性质的条约较少，因此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显得非常疲软；二是基于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较少，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的处理措施就更少，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显得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三是基于风险防范而制定的预防措施较少，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患与未然”，金融法规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加强目前，具有国际约束性的金融条约较少，已经存在的轨迹金融法规，其实效力的发挥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国际金融市场而制定的，而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制定法规的基础不容，这两种法规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国际法规在各国家的约束力远远小于本国的法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法规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已有巴塞尔协议等国际规范，但是其中的很多条款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口号。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较弱目前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都依赖于国际机构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国际规则就是基于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各国负责制定本国的金融法规，并参与国际金融法规的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各个国家本国的金融法规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制定的，而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全球大背景制定的，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远远不如本国的金融法规。
三、完善金融法规的措施
(一)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建设金融法规，这是可喜的变化，金融法规的建设，不仅仅是扩大监管的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监管的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要扩大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要监管资产负债的风险，更要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仅仅要监管金融市场本身，更要监管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要把泛泛而谈的国际条约逐渐转变成真正可实施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一直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为了使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加全面额监督，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针对复杂金融机构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为了更好的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金融争端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使得国际金融法规具有更加广泛的约束力。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广泛征求各国的意见，促进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法制性。另一方面，要大胆的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加大金融监管的创新力度，能够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同时又有利于保障在宏观的监管下，各种金融问题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
(三)，倡导国际金融法规价值的多元化各国的经济水平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各异，不能够一把标尺来衡量全球所有的国家。因此在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时候，既要保证其统一性，又要承认其多样性。既要考虑到全球整体金融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个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承认并接受其多样性。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金融全球化的表现也进一步凸显，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法规的建设，逐渐实现国际金融新秩序。
参考文献：
[1]谭振波.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河北法学,2009.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凭借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相继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外汇储备贬值、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念及演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一次有关G20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自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金融新秩序 2016年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部分与会代表。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很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负担。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国与G20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结合8月25日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G20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2015年12月通过了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不同，影响了落实的同步性;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并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家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随着经济金融化日益加深，现代金融危机以多种形式出现，甚至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导致经济危机。所以，要从国际和国内不同角度探寻金融危机的成因，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思维进行创新，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关键词】
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不是新生事物，自十七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九次波及范围巨大、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87年席卷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至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现代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在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中，金融无时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金融化”。银行、保险、股市、汇市等在运营过程中不断累积风险，而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化又将各类金融风险叠加、放大，一旦出现局部动荡，就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出现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涵义
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外逃、股市暴跌、偿债困难、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并且金融危机越来越以混合形式呈现出来。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往往正值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时期，国内普遍过度投资，信贷快速增长，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剧增，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区域内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缩减，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停滞、倒退。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更加悲观，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是二者有区别。
“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与“消费”和“生产”相对应。“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又有联系。从历史上看，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通常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消费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止，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出现时，生产过程就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据测算，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这些游资又被称为“热钱”，是在市场上流动迅速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基于纯粹投机盈利的目的，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就会以各种形式入境，通常会进入易于产生泡沫的经济领域，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于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转而通过举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内在的经济发展乏力，还债能力不足，经济泡沫导致银行贷款的坏账剧增，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可以提高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也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会提高，成本优势逐渐降低，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众多国家不约而同采用出口替展战略时，它们之间会产生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挤压；三是该战略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必不可少，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无法长期保持竞争力，但许多国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迅速，商品、信息、服务、资本、技术在国际间频繁流动，金融活动也趋于全球化。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是自发性的，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也蕴含着高风险，蕴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当国际信贷和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不可调和，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三、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思维进行创新一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二是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三是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实业投资。
（二）积极扶持金融机构一是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二是把妥善处理银行坏账，将银行的坏账打包、切割剥离。待银行复苏后再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则由政府出面埋单，将坏账清零。三是维护银行正常秩序，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出现挤兑现象时，及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增加社会信心。四是解决“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要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更要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
（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扩大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帮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降低税收，减轻企业负担。二是促进对外贸易，由于从事进出口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通过增加出口退税，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出口竞争力。三是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
（四）重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其间几经变迁，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逐渐增强，但是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而从宏观上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积弊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次贷危机、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也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加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构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
参考文献
[1]董彦岭，王菲菲.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比较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2010.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一、引言
过去10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两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和全球不少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研究思考，有研究者把当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的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地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对整个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可能只是算作一次边缘性危机，跟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关联不大，所以第二种观点、在论战中占据上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把一些号称“最佳实践”的标准在亚洲积极推广。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扭转这一方向，并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金融史角度看，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未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次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新兴市场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并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反思。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名言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Our currency，your problem)，这实际上是要求应该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应对全球性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从这几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赞币体系均存在一些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作更多的反思。
二、从三个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历史经验看，以一国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现国内目标和履行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之间往往面临艰难抉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以刺激国内需求。然而，这必然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相反，如果美元专注于履行其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那么美国的国内目标将无法实现。“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储备货币发行的重要约束之一，同时在储备货币国和使用储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转移，最终还是由相对单一的国别货币来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这种几乎惟一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国际剩余储蓄自然会选择流入这种货币，就会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主要存在三种备选的建议：
1 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
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恢复对美元的信心，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同时，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 美元逐步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短期内，虽然美元仍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极原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3 创造一种新的超国际储备货币
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Bancor”的国际货币。这个建议对于改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制度调整中。创造一个新的超货币，更需要的往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平衡，以及一些原来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目前的情况看，权宜之计是逐步扩大SDR的作用。逐步使之发挥超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职能。
(二)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历史上，金本位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进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则通过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安排进行失衡调节。然而。当前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的效率并不高。这样一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常态和典型特征。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应该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1 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
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最高；而美国仅为12.6％，则是历史最低。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
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 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格局上仍对出口较为依赖，短期内还难以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内需市场必须作为拓展的重点。
(三)从国际资金流动与全球治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遭遇破坏性冲击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立的。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然而，简单考察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从1980年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1994年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危机的破坏性也更加严重。尽管IMF并没有引起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却显示了IMF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就经常被批评，因为当时IMF非但没有加强对国际性投机资本的监控与约束，反而对实施援助附加苛刻的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格林斯潘也在1999年批评亚洲没有“备用轮胎”，也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这直接促使东亚国家形成一种逻辑，提高国内储蓄和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依赖自己的能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而不是依赖于IMF或其它国家。东亚国家的这种政策反应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失衡。2009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G20通过决议将IHF的资本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是，这对拯救整个银行系统这～使命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更何况，IHF的资本金主要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而这些大股东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因此，已经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更能够同时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公平、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中国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机构，来更为积极和灵活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中国最近看到有不少的研究者开始建议，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ity Fund，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至少表明这是改进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三、从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
当前，在国际金融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预示着亚洲和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并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赁币体系重构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实际上。从当前的发展程度观察，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等方面，从总体上说亚洲市场仍无法与美欧相比。从IHF数据看，2007年全球GO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北美(15.2万亿)、亚洲(11.8万亿，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换句话说，亚洲金融资产的杠杆水平远不及美欧那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亚洲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从目前的研究看，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
(一)当前的重点：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支持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尽快恢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的效果来看，在及时推出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已成定局，这对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大量的进口，对稳定全球资源市场和促进国际贸易恢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带动作用。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还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
1 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速推进城市化，促进消费和内需的增长
200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可以说完全由内需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为负值(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1％，其中内需贡献10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负2.9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际上，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支主要引擎，它也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在1988～2007年间，家庭消费平均为每年的实际GDP增长贡了3.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0个百分点。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格局明显改善，这次经济增长中中西部地区增长高于东部沿海地
区。同时。中国通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有效带动了内需，而且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进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 金融领域：推动本土化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
然而，新兴市场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赶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从中国角度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
(二)中期的重点：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
全球金融动荡对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反思和重构本地区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这是东亚新兴市场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必备前提。然而，从目前的情景看，东亚地区在跨国货币合作、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要进行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蓝图相比。东亚差距甚大。然而，此次危机同时提醒全球以及亚洲国家。东亚区域经济与货币、金融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目前东亚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在汇率和货币合作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产业转移，使得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东亚货币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是亚洲商品的最终消费者，美元也是亚洲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投资货币。东亚金融危机对这种非正式的货币与汇率合作带来重创，并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多数国家开始积极调整，并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国际货币等其他形式的货币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也开始尝试与本地区的其它货币保持联系。可以预测，从中期趋势看，全球储备制度将逐步从一种储备货币向多种储备货币转变，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应当已经逐步成为趋势。对东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艰难选择，这需要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正式货币与金融市场合作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从亚洲金融界的研究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和讨论，例如，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中央银行，负责促使各个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性安排，并为出现金融或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还有的研究建议考虑“区域中心货币”的可能性。同时，推动亚洲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三)长期的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更为均衡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
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