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新引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记者：今年4月2日，山西省农业厅制定出台了《加快山西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促进了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那么，当前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赵安泽：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特色农产品。山西是知名的小杂粮王国，谷子、杂豆、莜麦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苹果、红枣、核桃等干鲜果产量也居全国前列；雁门关区牛羊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除此之外，山西老陈醋、汾酒、平遥牛肉等特色加工产品也深受市场青睐。从产品来看，山西大约每年生产农产品5000万吨，其中，1300万吨粮食、2000万吨蔬菜、800万吨水果、500万吨干果、300万吨畜产品和200万吨酒醋。这些特色农产品亟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走向全国市场。
为摸清山西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山西省农业厅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总结出了山西农村电商的三大类型、六种模式。第一种类型是由电商企业自建或依托大型网络平台，以销售农特产品为主营方向，其中有两种发展模式，贡天下“买全国、卖全国”模式、汇纳云商“深度挖掘地方特产、政府背书”模式；第二种类型是电商企业依托自有平台系统，着重在县级以下布设网点，为农民群众提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双向买卖服务，其中有3种模式，乐村淘“工业产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模式、阿里“政府背书、千县万村”模式、晋中田霖“以粮换物、信息进村入户”模式；第三种类型是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个体农户依托现有的大型网络平台开网店，自主经营各类农产品，典型代表为王小帮模式。
去年以来，山西抓住电子商务快速崛起的契机，经过多次协商，与本土电商龙头企业――山西贡天下商贸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见，利用该公司在淘宝网的“特色中国――山西馆”及自有的电子商务平台――“贡天下特产网”，共同搭建山西省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截至8月底，贡天下公司平台交易额达到5.6亿元。10月12日，贡天下公司联合永和、隰县、吉县、临县、神池等5县，举办“特色中国吕梁山馆开通暨吕梁山区特色农产品网上展销活动”。活动为期1个月，预计销售额可达到800万元。
乐村淘公司在山西已经建立了70个县级管理中心，8000多个体验店，截至8月底，平台交易额达到4亿元。近期，他们在原平市以每斤高于市场收购价0.05元的价格，组织集中收购当地果农的酥梨，依据乐村淘各县级运营中心的购买下单情况，批量发货，最多的一天销售酥梨达10万斤，主要发往省内其他县市区，充分体现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对于拓展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突出作用。
晋中田霖公司平台交易额已经达到4000万元，被“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左权县确定为主推运营商，“夯实晋中，覆盖全省”的工作正在稳中推进。
记者： 2014年，山西省农业厅在全省11个市巡回举办了 “农产品电子商务山西行”活动，此次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赵安泽：山西省农业厅通过在全省11个市陆续举办“农产品电子商务山西行”活动，促进各地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与电商企业开展对接与合作，使更多的优质、特色山西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参加“山西行”活动的人员包括市县两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代表等各方面的人士近2000人，其中企业和各类农民合作社440多家。
截至目前，通过“山西行”活动对接，山西农产品电商龙头企业贡天下商贸公司利用自建平台和“淘宝・特色中国・山西馆”，共签约198家山西农业企业，网上合作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今年，计划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山西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题产销对接活动”。活动主要围绕山西省小杂粮、水果中的优势产业，选择优势产地和产区，依托现有知名企业和品牌，采取电子商务预售、产品推介、举办各类促销活动等形式，开展产销对接、宣传培训等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企业品牌建设，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多元化发展。今年4月17日，在临汾市隰县针对“隰县玉露香梨”组织开展了首次活动，共计30家合作社与贡天下签订了合作协议，群众反响良好。山西还将围绕长治小米、忻州杂粮、运城苹果、吕梁红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开展深度电商产销对接。
记者：为促进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大会。山西省农业厅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上有哪些举措呢？
赵安泽：9月16日，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牵头，商务、农业、供销、扶贫、通信和邮政部门在农业厅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各单位汇报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工作的进展情况。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目前，山西省在电商发展上面临人才缺乏的情况。目前真正了解农村电子商务知识的机关干部、农业企业负责人还不多，同时，许多农村的“空壳化”问题突出，掌握电商知识的农民群众更少，只有个别的农民扮演了农产品外销的“电小二”，但自主能力明显不足。9月10日，山西省农业厅组织召开全省农村电子商务培训班，主要任务是在全省农业系统传达省委、省政府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大会精神，安排部署农业部门贯彻落实意见，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各市农业、畜牧、果业部门的负责人，60个重点县农委主要负责人，部分农业企业负责人。中国电子政务培训专家、农业部农业信息中心副主任吴秀媛同志做了“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电子商务路在何方”的讲座，贡天下、乐村淘、晋中田霖、清徐好朋友4个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介绍发展模式，晋中市、忻州市、太谷县农委介绍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山西将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纳入了省里开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今年计划在基层培训2000人。为了提高省厅农业干部的认识，山西还利用我们“三农大讲堂”，请贡天下、乐村淘、田霖等代表性的电商企业负责人讲解了各自的发展模式。今后，山西也将积极组织参加农业部、商务部等部门组织的各类农村电商培训活动。
记者：当前，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哪些方面的不足和问题？
赵安泽：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工作总体上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还面临着许多基础性、深层次的问题。农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鲜活性、季节性、地域性、差异性强，体积大、价值低、规格不一、保质期短。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结合山西省农业和农村实际，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一是产地田头市场建设不适应。产地田头市场能够解决农产品集中收获后的分拣、分级、初选、包装、仓储等电子商务销售方面的难题。但目前来看，山西省产地田头市场的发展还比较滞后，难以适应电子商务的需要。二是仓储设施建设不适应。电子商务必然要求农产品保持新鲜度。山西省农村的农产品仓储设施还比较落后，现有的仓储设施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废弃窑洞等改造的，条件简陋，仓储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三是物流环节不适应。电子商务带来了农产品物流配送的新课题。除个别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外，大多数农产品都面临着物流配送成本高、县级以下物流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了农民的销售成本增加、电商的运行成本增加，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网络销售。四是包装及质量标准不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更多的情况是面对广大的个体消费人群，这样就带来了产品包装、标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需要针对客户需求，进行单独的包装。目前来看，这方面工作还比较落后。同时，网上销售农产品也对我们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新的挑战。五是网络覆盖率低。据山西省通信部门统计，截至今年9月，全省28172个建制村中，已通宽带21972个，占比达78%，未通宽带6200个，占比达22%；一些地区还存在信号差、信号盲区、上网速率跟不上等问题。
记者：今年，山西省正在研究制定《山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2015-2017年行动计划》，明确政策方向、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细化工作措施。针对山西省电子商务工作，下一步将如何更好地发展电子商务事业？
赵安泽：首先，加强农村产地田头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山西省蔬菜、水果、杂粮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品牌优势，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产地田头市场体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提高质量安全水平，通过与电商结合，将农产品直接从田头市场配送到电商企业和消费者手中，进一步减少流通环节，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重点县建设。“十三五”期间，全省重点扶持农业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拥有“三品一标”或知名品牌的电子商务发展重点县，主要建设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设施，配套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和服务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电商产地预售模式，发展订单农业，鼓励探索粮食、蔬菜等大宗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第三，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建设。加强在外省大城市配套建设农产品集散配送中心，通过集散配送中心，将农产品集中起来后，再物流配送到所在省市的消费者，促进山西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在省内部分交通枢纽市县，鼓励建设一批市县级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通过收集线上销售的农产品，配送至线下大城市或乡村，充分利用现有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建设。
第四，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涉农电商企业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有条件的市县，可以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园区，配套相关设施，吸收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入驻，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对于电商企业在县乡村建设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体验店的，应制定相关政策，在资金、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对于带动能力突出、示范效应显著的，政府应当给予适当奖励，鼓励探索多种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产品销售活动。对于一些发展模式好，但刚刚起步、实力较弱的电商企业，应当在贷款、融资、项目扶持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第五，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加强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靠。推广农产品品质分级标准化、包装规格化以及产品编码化，按照网上交易的特点，发展适合的包装、规格等标准，不断完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加强网上销售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规范上网农产品资质，加快农产品二维码的应用，尽快建立上网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六，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渠道，开展更加广泛的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对于各类农村电商运营企业或委托机构在县级以下自主开展的电子商务技能培训活动，应当纳入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中，享受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积极搭建大专院校与电商企业的对接平台，鼓励大中专学生从事电商方面的创业，充分利用好电子商务相关专业人才。
第七，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村一级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尤其一些偏远的地区，网络宽带还没有实现全覆盖的问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快农村宽带建设，尽快实现全省农村网络宽带全覆盖。
打造西部及广大西北内陆地区“开放开发龙头地区”,以此带动西部经济前行,这是十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时的美好理想之一。如今,《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获批,让这个理想不再停于表面,而正在成为进行中的现实。
按照《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规划区内经济总量将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以上。”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这意味着该经济区与成渝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并列,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三大重点区域之一,得以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拥有一席之地;更意味着该经济区将要支撑和带动起整个西北地区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成为西部经济新引擎。而这足以看出政府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寄望之深。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杨凌、渭南、铜川、商洛部分县区,以及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人口2842万。
事实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量,这一分地区都具备足够的实力来担当“支撑和带动起整个西北地区经济新引擎的使命和责任。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部分地区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从经济发展潜力上看,这里是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从科技和人才储备上来看,这一地区集聚了8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院所,100多万科技人才,科教综合实力雄厚,同时这里也是国防军工基地、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重要装备制造业聚集地;而从历史文化沉淀来看,这里作为中国最早对外贸易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曾尽显繁华风光,13个王朝建都于此,更让这片土地声名显赫。
可即便各方面优势显著,但一直以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内陆区域,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块“洼地”。这对于具备如此厚重沉淀和厚积实力的地区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来说,这是一次再也不能错过的发展契机。
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实现《规划》描述的宏伟蓝图,在充分利用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的战略机遇和国家支持政策提供的广阔空间的前提下,探索和制定扎实细致的实施计划和发展措施,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所幸,这里不缺少实干的魄力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在看到自身优势的同时,他们同样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不足和未来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如区域产业集聚度不高,体制机制创新活力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仍较薄弱,对内对外开放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等等。而这至关重要,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情况,直接决定着经济区能否改变目前经济发展乏力的局面,承担起带动西北地区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新使命。
相信,在这样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整个西部地区尤其是大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明显提速。关中―天水经济区也将由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西部地区经济新的增长极。
依靠入世带来的世界大市场和重化工业转移浪潮，中国经济自20*年左右就快步进入一轮高增长的景气周期，投资和出口拉动一直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中国经济也由此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迟迟难见成效。这期间，中国一直严重依赖出口拉动以及为出口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为此人为的压低货币价格、劳动力价格、生态成本和能源价格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速度远远高于民众收入增速，“富财政而穷百姓”的现象在个别地区十分明显，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难以支撑起内需拉动的第三架马车。
20*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陷入衰弱阴影，中国的出口引擎突然失速，并一度出现增速下滑20%的严峻局面。在出口与内需双双不振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更难以提升日程，仿佛重病的病人，起死回生是第一位的，猛药之后才能慢慢调理将养。当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四万亿投资与各行业振兴计划、各区域发展计划相继密集出台，政府以高达近50%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完成了“保增长”的任务，创造了以地产和股市价格逆市上涨为代表的经济复苏图景。
不出所料，20*年，中国经济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gdp高速增长8.7%，而且经济总量34万亿元，紧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中国面对“保增长”的压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保增长”的下一步是什么，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当然是题中之义。猛药之后，中国经济以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高增长后遗症，比如说、天量信贷后的银行呆坏账隐忧、楼市股市高涨背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大干快上带来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不但面临着刺激政策推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高增长之后，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这个引擎应该是绿色可持续的、应该是普惠大众而非仅仅是利益集团独享的。
现在，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识。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会上，大会发言人*指出，“预计今年的会议，加快经济发展的转变方式，还将是重要议题”。
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调整经济机构，以及如何选择到新的增长引擎，目前已经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有些已经成为既定的政策目标，比如大力拉动内需，比如发展城镇化，比如抹平城乡鸿沟，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比如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比如调节收入分配，让社会公平发展，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让更多的老百姓“收入倍增”。
无论这些政策和建议怎样表述，但核心就是一个逻辑，中国经济发展不能继续靠出口和投资，内需必须发展起来，而启动内需的前提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并敢于花钱。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过去30年计划都是从增量上做文章，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就能水涨船高，现在的很多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也大多源于此。
而中国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中国的高增长神话还能否继续？中国现在的发展正在面临着人口红利衰竭、低劳动力价格透支和能源瓶颈、环境瓶颈和贸易摩擦等重重壁垒。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稳定期，如果高增长注定成为过去，中国百姓的收入倍增要从哪里来？
与增量对应的是庞大而坚固的存量。现在，庞大的垄断体制正在降低社会效率和削减民众福利，比如地方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由此频频出现地王和天价楼市，消费者是最终埋单的人，而住房负担过重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其他消费支出；与土地垄断一个道理，石油垄断导致中国百姓烧高价油、电信垄断导致中国百姓承担高额电信资费。垄断企业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消费者征收高额的垄断税，而在这些垄断者的庞然大物背后往往都是各级政府部门。
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政府放弃与民争利，主动退出一般市场竞争领域，将这部分存量资产激活，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降低价格，更可以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将过剩的热钱回笼。只有政府回归守夜人的本职，不再替老百姓投资和消费，种种扭曲的价格信号才能得以还原，资源配置才能按市场而非行政命令来配置，经济结构才能彻底理顺。
我国虽然面临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钢铁、造船、汽车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决定一个产业是否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需要看这个产业是否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没有完成。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资源大量开发和利用的过程。
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这个过程只有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有关康德拉季夫长波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群都是和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
我国虽然可以通过引入更现代的技术，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强度，但我们仍无法想像，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可以完全超越对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与开发这样一个阶段。一个产业是否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和市场有关的。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决定了我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还很大。
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第二个标准是看它是否具有竞争力
资源密集型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都很大，这些产业在我国也是属于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同国家，其竞争优势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从而会有所不同。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的差异，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资源驱动型、劳动驱动型、资本驱动型、技术驱动型。
我们曾就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做过估计，我国1980～2005年工业增长中，矿产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大，贡献率为37％；其次是环境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能源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也很大，为16％；土地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仅为3.3％。相比之下，资本和劳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有限，二者之和仅为17％。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增长是资源驱动型，而并不像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是资本驱动型。
考虑到工业增长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由工业增长的资源驱动性质，可以推断出中国经济增长同样具有资源驱动的性质。经济增长是靠各个产业来带动的，经济增长的这个性质表明，我国仍处于资源密集型产业有竞争优势的时期。这些行业如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设备制造等重化工业增长都是很快的。
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以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仍离不开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都有了快速的增长。在1993年之前，我国的消费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1993～2002年的10年间围绕60％上下波动，而在2002年以后下降到60％以下，实际上这种下降趋势从2000年开始，到2006年我国的消费率已下降到不足50％。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较高，基本上保持在35％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已从2000年的35％上升到40％以上。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虽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从未来一段时期来看，我国的经济要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仍离不开投资和出口拉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规模较大。这些产业不少对出口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百姓观点
“龙头产业”一头连着国计，一头系着民生，它将会怎样影响百姓生活，听听百姓怎么说。
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
2009年的中国，正站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1978年我们也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政府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的确定和推广普及开始，积累和放大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最终成就了被誉为“中国奇迹”的30年高速经济增长。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解开中国产业振兴和发展谜团的钥匙仍然隐藏在人民群众应对金融危机的创新活动之中。我们希望不管什么样的产业成为“龙头”，都能让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山东 王宇)
产业振兴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头痛医头
从长远来看，产业振兴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下这一剂药，让我们的企业变得更强壮、更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如果通过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在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又需要中国的产品了，如果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发生变化了，不再依靠别人的技术做简单的加工制造，而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向世界提供中国产品的同时，输出中国技术和中国理念了，那么这个产业振兴的效果就是真正的实现了。(北京 宋俊)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因素 知识
在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沉寂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一文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同时萨默斯和赫斯顿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以及计量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末的蓬勃发展。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以罗默及卢卡斯的模型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而不是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因而我们通常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外生增长理论，而把80年代新发展的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及其困惑
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框架。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有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则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的政策努力则是无效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大部分经济发展事实，但是这些结论并不是所有都与事实相符的：根据罗默引用的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处于经济领先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0.05%、英国(1820-189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这表明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或不变的。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在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缩小，如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1993)观察到，从1960年到1985年，5%最富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是5%的最穷国家的大约29倍，并且在过去的这25年中，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如何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的事实上遇到了困难。
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在解释经济事实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其结论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如果人均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的进步，经济系统包括人的努力活动在内都无法在长期内改变其增长，人们的福利只能取决于一个非人力的外生因素，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并且这也是和事实相背的。
二、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因素及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思路
新古典模型之所以不能够解释以上经济事实，根本原因在于其古典生产函数中内生因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外生的假定。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并非没有系统内生的增长因素，从索洛模型的古典生产函数Y=F(K，AL)和资本积累路径K=sY中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的Y和K是相互作用的两个因素，因此实际上资本K是经济系统内生的，Y的增长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来带动的，而这所以会导致经济发展趋于一个共同的稳态，即资本的增长不能成为人均产出增长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内生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即这个单引擎的力量越来越小了。新古典模型的经济系统内生因素资本K和产出Y的相互影响如图(1)所示。
内生增长理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直接放弃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构造出一个线性的生产函数Y＝AK，并且K＝sY－dK，因而得到gy=sA－d,资本和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K和Y的相互作用，即使得图（1）中K和Y之间的作用力加强。Y的增长依然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之处在于AK模型增强了这个单引擎的力量，使得这种拉动力量是恒定不变的。并且一国储蓄率的上升，能够取得长期的增长效应。
另一种思路引入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类模型的代表是罗默的研发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以及墨菲(1990,1992)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最先出现的罗默模型吸收了阿罗(1962)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和宇泽(1962)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思路，放松了索洛模型中技术外生的假设，引进了技术这个内生因素。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则另引进了一个内生因素，即人力资本因素。两模型的区别只是在于：罗默不仅强调技术自身的内生作用，而且还强调了资本对技术的作用。而卢卡斯并不强调物质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产出起作用，卢卡斯更看重人力资本自身的内生作用。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可以通过图（2）中的虚线和实线体现出来。贝克尔则引进了另一个内生因素，即分工和专业化。他认为分工主要取决于具有不同知识工人之间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得经济产生规模递增的收益，同时也使得协调成本上升。同时经济的知识存量会不断内生增加，知识积累降低了协调成本，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专业化和经济增长通过知识积累联系起来。但贝克尔依然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中知识、协调成本和分工与专业化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对产出的作用体现在图(3)中。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种思路中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合理的证据，所以第二种思路则成为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化问题的主流。但是从第二种思路中的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虽然引进的内生因素不同，但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两思路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贝克尔就同时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罗默的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也借鉴了贝克尔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将分工的作用分为广化作用和深化作用，前者使得产品品种不断的增长，而后者则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中，罗默采用Dixit-Stiglitz生产函数，构造出一个新的知识驱动模型，发展了这样一条逻辑思路：知识的积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加深，进一步导致产品品种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其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内生积累。其思路见图（4）。
注：以上图文中字母意义如下：K-资本；Y-产出；S-储蓄率；d-折旧率（为简单起见图（1）中不考虑折旧）；A-技术(知识)；H-人力资本；C-协调成本。在图中，任何一个闭合回路会构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除了图(1)中是加强了单引擎的力量外，其它图中模型都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进步及其争论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内生增长理论并不存在一个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却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就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的上述观点体现了进步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一国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广泛差异，因而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长期的增长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二，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和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着重探讨了知识这个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要素，并分析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该理论构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
然而，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争论也是很明显的。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其对现实的解释不尽人意。所有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有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一国的人口规模或者是与一国的人口增长率在正比，从而出现所谓的规模效应。然而，对是否存在着经济的规模效应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存在，例如克雷姆在研究了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人口数量和技术发展关系之后指出，在不存在技术接触机会的社会中，任何初始人口较大的国家将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这一经验研究支持了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观点。但是琼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OECD国家研发总人数的显著增加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率稳步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么保持稳定，要么略为下降。经济增长是不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基于此种原因，后又有琼斯、库屯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构造了不同的模型（分别称为J/K/S模型和Y/P/AH/DT模型），他们为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有着光明发展前景和巨大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它所揭示的规模效应、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更准确更深入的分析。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争论，内生增长理论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争论丝毫不会掩盖它所开辟的研究方向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快速增长中的中国急切需要一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因此借鉴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便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保华：新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2] 胡永廷、杨胜刚：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J]， 经济评论(武汉) 2003.3.74-76，87。
管爱国：当前，昆山正处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文化引领作用，充分表明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导向，彰显了城市精神和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品牌形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昆山把文化建设摆上了更加重要的位置。2007年，确定了“文化昆山”建设战略目标；2009年，进一步明确了“文化昆山”建设三年目标。
昆山提出要以先进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基于这样一些认识和考虑：
首先，文化软实力是最具战略性的竞争优势。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人民幸福的精神家园。
其次，文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都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特别重视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一种作为动力和规范因素的文化，没有文化提供的价值定位，就不可能有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秩序。发达的文化是构成发达地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发达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昆山改革发展的实践印证了文化的力量和价值。对昆山区域发展稍有一些深入研究的人，都不难透过昆山区域发展的成功实践，感受到其背后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的文化张力。正是借助于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使得昆山城市文化与区域发展相得益彰，实现了“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低转高”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昆山之路”。而文化也日益成为展现昆山城市个性和魅力的源泉。
记者：作为一个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昆山是如何促进经济转型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管爱国：经济决定地位，文化决定未来。昆山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要有经济的硬实力，更要有文化的软实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更是提高昆山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我们把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之一，依托制造业优势延伸文化产业链，依托开放型经济优势形成文化产业网络，依托园区经济优势打造文化产业集聚区，依托高新技术优势增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促进文化与科技、创意、金融、旅游相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
记者：昆山建设文化强市的目标定位是什么？下一步有何计划？
关键词：知识城市理论；转型模式；中国实践进展；城市管理
Abstract：The kn owledge city theory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knowledge movement，knowledge economy and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80s and 90s of the 20th century，it is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regeneration，and it is aimed at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through playing full role of cities’own advantageous resources，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so as to achieve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ity participating global circulation.Since this theory came into being，from which some 10-odd western cosmopolitan cities such as London，Barcelona，Pittsburgh have benefitted，and have successfully transitted into knowledge city.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background，constitution elements，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patter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based on some Chinese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Shenzhen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research，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knowledge city theory in China，pionting out some problems being worthy of attention at the present high spee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Key words：knowledge city theory；practice pattern；Chinese progress；urban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9-08（6）
2.2 成功知识城市的共同特征
纵观上述几个全球知识城市的典型范式，尽管它们各有特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具有一些共性特征，如知识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文化资源作为创新引擎，知识经济为主导，强调社会公平与包容，知识资本、环境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民主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等。
2.2.1 信息基础设施健全完善
知识城市强调依托现有文化资本、技术资本功能，用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科技教育等培育城市的开放意识、新兴知识产业以及市民素质等，变无形资产为有形财富。为此，许多知识城市一是十分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整合信息资源，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城市，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创新引擎。这是因为“城市创新引擎是一个能引起（trigger）、再生（generate）、培育（foster）和催化（catalyze）城市内部创新的系统。这个庞大的复合系统（complex system）包括人（people）、关系（relationships）、价值（values）、过程（processes）、工具（tools）和技术的（Technological）、物质的（Physical）和金融的（Financial）基础设施。”[1]二是通过整合资源实现知识有效共享，使知识基础设施能保持最大限度向市民开放，确保知识交流和创新处于最佳状态。
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如何科学地发挥作用，不被误读与异化，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审视与担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全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增加决策透明度，增加社会的参与度。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镇化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是城镇化比较容易被误解、被误操作，因而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区性的规划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到地区层面，再到每个社区，都有规划委员会。城镇化不是说完全放开让市场来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国家层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划，然后让各个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城镇化发展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城镇化需要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财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体操作时应该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这个问题说实在的非常复杂，但是也可以高度简化，就是让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方面摸索办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规划，比如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规划。地方的发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载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两千万人口，然后反过来让国家给建一个饮水工程，那就成了国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当人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投资建设等，今后这些问题应如何避免？怎样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认识上在变化，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光有土地、厂房不行，人才不进来，投资不进来，城市发展不起来；此外，经济格局也在变化，现在出现了蓝领工人相对短缺。各个地方的经济掌门人都意识到要竞争劳动力了，而不是竞争投资、竞争土地，是要想办法把劳动力给吸引过来，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户籍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计算过，如果要将现有1.6亿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付出成本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担呢？
关键词：收入不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公共教育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02
从上世纪以来，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在后工业时期，收入不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Keynes， 1920；Kaldor，1957）。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消费者、生产者的同质性，认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变化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收入分配的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表明收入分配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且与传统观点不一致。下面我们就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的文献研究进行讨论。本文结构安排如下：一是理论模型；二是主要影响因素讨论；三是实证研究；最后是小结。
一、主要的理论模型
现代研究不断地演变，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理论研究性论文，都表明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资本市场不完美；一类是政治经济学模型。
1.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资本市场尤其是信贷市场如果完美，任何人只要有可获利的投资机会，都能够通过借贷等市场活动筹集到所需要的充足的资金。但是正如世界银行（2006）所指出的，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都是远非完美的。Galor 和 Zeira（1993）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教育投资有固定成本的假设下，人们不能自由地借贷，只有较少的人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所以，收入分配会影响职业的选择。收入不均因此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活动和短期经济的发展，再者由于跨代传导，会产生持续的差距，这也会长期地影响经济的发展。Banerjee 和 Newman （1993） 分析了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假设下，收入不均对个人投资机会的影响。如果存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企业经营活动有固定成本，收入不均会增加资本对企业经营的投入倾向，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害①。Aghion（1997）等人分析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信贷资源稀缺且昂贵时，均衡时投资机会就会在个人中间不均等地分布。当得不到信用时，个人的均衡投资将会是他们初始财富的增函数，初始财富越大，投资规模也就越大，从而资本积累增加，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财富不均越大，越是滞缓经济的增长。
2.政治经济模型。Persson 和 Tebellini（1994）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模型，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时通过中间投票者来选择的。如果大多数选民比较贫穷，将会实施由富人向穷人再分配性政策，为再分配而征税会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影响经济增长。与Persson 和 Tebellini的结论相似，Alesina 和 Rodrik（1996）的模型认为收入不均等直接引起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导致经济发展环境不稳定，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总体显示出，在收入分配不均恶化的社会里，分配政策可能更利于利益集团得到相对多的劳动成果，因此减少了投资和经济发展。
二、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目的是验证资本不完美模型和政治经济学模型的理论预期。与理论预期的结论一致，如Alesina 和 Rodrik （1994）， Person 和 Tabellini （1994）和 Perotti （1996） 早期的分析已经验证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比较重要的研究是，Perotti （1996）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各种可能的不同方式。与现代诸多研究的观点类似，他的研究为Galor和Zeira结论提供了支撑，表明收入不均的确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密切相关，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又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联。Deninger 和 Squire （1998）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不完美范畴内公共教育水平的预期，他们使用土地的分布情况作为资产分布的工具变量，发现最初的不均对教育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且，与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预期一样，信贷约束对穷人的个人投资决策有更大的影响，他们发现初始不均主要伤害的是穷人。
后来有一些研究偏离了模型所要研究的初衷，即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Forbes （2000）和 Barro （2000）基于面板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别是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和无影响，但解释这些结论须谨慎，他们的数据可能没有通过有效性检验，且不具备足够的综合信息。Barro （2000）分析，一旦固定教育、出生率和投资，在整个样本里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就此得出结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教育、出生率和投资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发展，暗示收入不均的影响方式可能仅在文献理论推理。另一方面， Banerjee 和 Duflo （2003）认为，以前线性结构回归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线性回归的结论是个伪证。他们发现，收入不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相关联；与理论预期的长期负面影响一致，经济增长与滞后的收入不均之间是负相关的。
最近，Easterly （2007）已经再次验证了现代研究一系列的理论结论，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构成和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他使用农业资产禀赋作为收入不均的工具变量，目的为了克服测量误差和收入不均的内生性，在跨国分析中，认为收入不均阻碍了公众的入学教育和经济的繁荣。
三、主要影响因素的讨论
1.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Galor 和 Moav（2004）提出一个可以协调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研究两种矛盾观点的统一理论，也允许了现代研究的主流观点在更广阔的框架里被解释。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在信贷市场约束下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意味着如果边际储蓄倾向随财富增加而增加，收入平等不利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反映工业化早期的发展阶段，此时实物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相比之下，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是反映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此时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在存在信贷约束时，偏技术科技的发展强化了收入公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2.农场主与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矛盾。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考虑到人力资本和土地都稀缺，提高教育水平在工业化社会里带来的劳动力生产率比在农业化社会里要高，因为劳动力流动和工业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土地的收益率。国家间的土地分配差异产生了工业部门组成的不同，也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这些结论与Galor， Moav 和 Vollrath（2009）所阐述的历史实证一致，农场主的分布的确影响了农业化到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本质，并且对国家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差异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Galor， Moav 和 Vollrath 基于20世纪美国各州的数据，实证了农场主土地拥有集中度对教育支出的负面影响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确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障碍。
3.制度歧视。Engerman 和 Sokoloff （2000） 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来解释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地理位置导致收入的不均等，形成了一些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教育歧视等扭曲性的制度，便于维护利益团体的特权，强调利益团体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不平等会延缓公共教育政策的实施，然后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5）也同样地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繁荣的背后都有着早期欧洲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特征。Galor 和 Moav （2006） 和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一种更为直接的经济机制能够反映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如果国家的政治结构不变，一旦农场主在工业部门所得的收益高于他们的综合收益，经济增长和所持资产的多样化最终可能会推动各种促进发展的政策得以实施，如公共教育政策。
4.性别歧视、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Galor 和 Weil （1996， 1999）认为，在生产过程中，科技的进步创新和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协助人类从事脑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替代了体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从男性具有体力劳动的比较优势和女性具有脑力劳动的比较优势来看，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就业率明显增加，经济状况好转。后来，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与教育有关的收入不均和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他们认为，收入不均程度的总体下降将会减少人口出生率，从而降低了教育投入及收益的总体水平。
此外，Galor 和 Moav 认为，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收入不均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的统一论的研究脉络来看，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加剧熟练劳动力的稀缺，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因为资本市场不完美只能达到次优，公共教育的投资因此就会促进经济发展。
四、结语
近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绝大部分都认为收入不均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从实证研究结果看，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所以，在未来可能还需要数据和估计方法。其中，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主要强调资本市场会影响投资机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政治经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会通过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除了两模型以外，诸多研究也更深入地考察了其他因素，多角度地探究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这个理论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物资本积累特征差异性，力图统一整个领域研究的成果；农场主与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对同一类事物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公平的规章制度，即歧视性的制度，还有性别歧视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每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收入不均在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前进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现代研究大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收入再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公共教育政策尤为重要。
注释：
①Aghion 和 Bolton （1997）认为再分配会提高了机会的公平和由富人到穷人的涓滴效应，能够促进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 Galor， Ode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acroeconomics Implications[R].Working Paper No. 197，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brew University，1988.
[2] Banerjee， Abhijit V. ， Andrew F. 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101（2）：274-98.
[3] Aghion， Philippe ； Patrick Bolton.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64（2）： 151-172.
[4] Perotti， Roberto.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2）：149-187.
继去年创下191亿元的日交易额记录后，今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天猫和淘宝再次刷新记录，实现了350亿元日交易额。该数字是去年美国“网购星期一”19.8亿美元（约合120.6亿元）交易额的近三倍，超过今年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日均零售额的50%。此外，京东、亚马逊、易迅网、国美、苏宁易购等电商也实现了销售额翻番增长。电商日交易额再创新高不仅释放出我国内需依然强劲、市场需求有待培育和挖掘的积极信号，而且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建立促消费、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电子商务正成为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给传统商业模式带来颠覆性冲击，紧逼传统零售业转型。电子商务已从之前零售产业的补充渠道之一，转型为拉动中国内需的主流形式。从总量看，传统零售模式下单日连1亿元的交易额都很难达到。这表明，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正在推动经济转型，重塑流通业格局。
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将催生更多消费需求，对拉动内需起到巨大作用。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产能过度扩张以及前两年的高增长，我国企业商业库存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在“双11”购物狂欢中，多家电商店铺日销售额过亿元。可见，我国居民确具有较强消费意愿和较高消费能力。电子商务受众更广，长尾效应更明显，激发的消费冲动更多，因此能够成为催生更强烈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进而推动庞大消费需求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商品交易，使各类工业制造业企业从中受惠。
第二，信息技术日益成为激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的重要推动力。
一方面，信息技术成为支撑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模式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正是在网络技术、软件技术、信息安全技术等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安全、可靠的网络支付环境得到保障，电子商务这一新的消费模式才逐渐成熟，进而引发产业格局的重大变革。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成为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服务等相关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因为运用了信息技术，快捷、可靠的电子支付才得以实现，商家收入才能迅速结清；物流企业才能对数量庞大的货物进行科学管理，保证货物被及时、准确地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才能准确掌握资金账户的变动、物流运输情况，做到放心购物、大胆购物。
第三，平台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平台经济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60家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平台业务。
从长远看，平台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产业持续创新、引领新兴经济增长、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以及变革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重要作用，是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产业形式。我国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数量众多，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者数量庞大，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如果我国能够建立世界领先的电子商务等交易平台，就有望在最大程度拉动内需的同时，为我国消费品品牌全球化提供重要支持。
今年以来，我们滕庄镇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突出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税源建设四大重点，加大工作力度，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全镇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协调的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入3.5亿元，新增个体工商业户152家，新增私营企业25家；实现工业销售收入8.5亿元，实现利税1.4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4.8万元,实现国税收入66.52万元,实现地税收入172.2万元，占全年地税收入的57.5，比去年同期增长306.4，超收116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税收任务。为保证经济健康快速运行，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狠抓大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力引擎
我们始终把大项目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集全镇之智，举全镇之力，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努力改变滕庄镇“山多峰少”的局面。一是腾宇公司投资5000万元，新建了18000平方米的模压冷却塔生产车间并购进高档次的模压冷却塔生产设备，现腾宇公司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模压冷却塔生产企业。二是*公司投资5000万元，新上了中央空调主机生产线和新型复合材料生产线，形成了年生产500台大型压缩机的能力。三是科禄格公司投资3000万元进行了二期工程建设，修建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两栋，扩大了企业规模，增强了企业实力。
二、狠抓招商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动力
一是成功引进了德州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该项目投资1.6亿元，占地200亩，修建办公楼一栋、现代化生产车间8栋，配套建设实验室和产品展厅，主要生产高速公路护栏及防尘屏障、防尘防眩网、中性水处理等十余种高科技环保型产品。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车间及办公楼主体，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变压器，即将完成基建工程，下半年投产运营。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建设标准高、生产环境优、管理规范化的滕庄新的龙头企业，成为滕庄经济一个新的显著增长极。二是引进内蒙古扎兰诺尔空调设备厂与瑞龙风机厂合资建设中央空调设备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占地50亩，目前企业已完成迁占任务，正在处理车间及办公楼底槽。
三、狠抓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通过一系列鼓励政策，有效激活企业自主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企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一是中立公司聘请航天部专家研制成功了平板式分体太阳能项目并通过国家太阳能热水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现场检验，为全国同行业唯一。为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多次帮其运作，成功在省内沿海城市举办了产品推介会，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年，该公司又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世界太阳能大会，把宣传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外市场。二是科禄格公司投资1000万元购进了购进了先进的风机生产和测试设备，提高了风机的研发和专业化生产水平，即将成为全市最专业、最高档的风机生产企业。
四、狠抓税源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加强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征收。采取每户发放一张公告、一张明白纸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在纳税大厅安排人员对纳税人作辅导，并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二是科学调整定税。以省级数据大集中为契机，狠抓征管并结合微机定税重新进行税负调整，调整面积达80以上，幅度达20以上。三是加强建筑安装业的征管。四是加强临时加工户征管。采取纳税情报员制度，由各村情报员提供临时加工户的加工时间及地点，地税分局进行查处，情报属实进行奖励，提高了情报员的积极性，减少了漏洞，增加了税源。
下一步，我们滕庄镇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鼓足干劲，奋力工作，全力破解滕庄经济发展瓶颈，努力实现滕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实现滕庄经济的新崛起！
电商生态圈助推产业新经济
构建电商生态圈，助推产业新经济，今后一段时期，整合地方产业资源，发展以本地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主导的单品电子商务应用，有利于带动区域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发展，进而提高所在区域整体的商品流通贸易水平，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广东正发挥制造业大省优势与电商嫁接，并举办广货网上行活动是广东省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创新之举，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电子商务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推动新型消费的创新举措，广东省以建设优质品牌和电商厂商协同发展信息化平台，致力于打造电子商务强省。
“平台经济”的落脚点在于与传统制造企业等融合发展，因此传统企业转型电商成为热潮，也成为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所在。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对外公布了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项目，共342 个。这些项目分为5个方向：大企业电子商务和供应链信息化提升方向（74 个）、行业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创新方向（146个）、跨境电子商务方向（31 个）、移动电子商务方向（40 个）和产品信息追溯方向（51 个），这些集成创新是中国制造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而中国网库董事长王海波表示：电子商务的区域经济发展一定要为实体企业服务，主要围绕实体电商服务；其次，在某一个区域，某个地区的优势产业领域一定要有一个单品平台，带动一批本地企业主导的电商应用；再次，引进各类电子商务服务机构，推动信息消费和购买服务。他认为，在B2B的领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都可以做到100到300个左右的单品的交易平台，而这些单品交易平台会高度的体现出产品价值和当地特色。今天所有的实体企业面临的电子商务都可以推进一个单品的交易平台模式，这个所谓单品交易平台模式就是中国网库重点打造的交易平台。
电商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新兴产业，本质依然是现代服务业；要引进各类电子商务服务机构、网购电子商务，推动信息消费和购买服务和拉动金融物流服务提升，对于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服务业；制定相关的实体企业电子商务扶持政策，培训等；要推动一批本地实体发展单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这对电商生态圈的崛起至关重要。
此外，随着电商产业新经济的崛起，整合地方产业资源，发展以本地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主导的单品电子商务应用，有利于带动区域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发展，形成区域电子商务特色细分应用，同时将带动周边地区、城市发展特色化电子商务，提升区域电子商务整体水平，进而提高所在区域整体的商品流通贸易水平，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电子商务经济体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对于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来说，中国制造业将会因为网货时代的来临而发生巨大变化，而那些眼下“（传统）渠道”越强，卖得越好的企业可能将麻烦就越多。“每一次营销方式的变化，就会形成制造业的变化。”日前，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呼吁，所有的制造业要高度警惕，为了照顾消费者需求，企业必须改变自己的产品设计、渠道推广方式、创业设计能力。今后电子商务一定会成为产业升级的未来，以消费者为导向，网货提高了制造业的利润，但打掉了渠道，让消费者得到更个性化的产品，也让企业更加透明、诚信、受到消费者尊重。
马云进一步表示，今天互联网上反对电商声音最大的是今天的成功者，反对阿里和淘宝的已经不再是这两家企业的竞争者，而是今天在传统交易中买卖最好的人。“他本来渠道销售就占了30%-40%，被淘宝搞起来以后，只剩下了10%-20%。”
马云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他认为，广东的企业会制造但不会卖，“广东几十年的发展，资金是靠台港澳地区，品牌和渠道是靠海外，广东人只要造就可以了。”但一旦金融危机来临海外渠道发生了问题、品牌发生了问题，广东很多企业也就跟着出了问题。他呼吁企业家们多关注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你的货是可以迅速走出去的，必须进行改革。”
而从技术-经济-社会的维度看，信息经济正在成为继“金砖五国”之后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其标志即是互联网经济体的兴起。在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则是电子商务经济体的涌现。
与工业经济相比，信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新要素、新基础设施和新主导权，其核心是信息生产力，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赋能”。阿里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预计接近50万亿元，约为2010年的10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梁春晓认为，中国经济正在逐步互联网化。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5.9亿人，10年间，中国网民数量增长了7倍。
在5.9亿的网民中，网购人群达到2.7亿，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人口数量（2.1亿人）。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应用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应用规模将达到11.2万亿元，其中包括B2B交易额9.2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2万亿元。2020年，电子商务应用规模将达到43.8万亿元。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将从“外需+WTO”转向“内需+互联网”。
“会用互联网的中小企业成长更快。”梁春晓指出。企业转型的第一种路径，是产业间转型升级；第二种路径，是产业内转型升级，也是传统产业转型的重点。“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产业内转型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向“微笑曲线”两端拓展，二是从OEM到ODM，再到OBM。
中国企业的电子商务觉悟早晚呈现显著的差异：中国大部分传统企业还在线下“蓝海”挣扎，线上多数企业处于去库存化阶段，少数企业已经开始尝试C2B，并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经营模式和企业绩效。梁春晓列举了嘉宜美、亲亲我、爱定客的案例，证明了电子商务和C2B模式对企业升级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