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7:24: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经济差异;县域;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120-02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多项经济发展指标居全国前列。但在其内部,犹如中国的一个缩影,存在着东西部差异,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也出现了显着的变化。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
以2004年山东省行政区划为标准,以县级区域(县和县级市)和省辖市市区作为地域研究单元,以1995―2004年十年的连续时间为研究时段,以人均GDP为度量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运用标准差(绝对差异)和变异系数(相对差异)两个常用指标分析1995年以来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趋势及主要特征。
1.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4年山东省各县市区人均GDP的标准差年均递增率为11.06%,表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呈扩大趋势。从扩展速度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95―2000年,绝对差异呈缓慢扩大趋势,标准差由3 625增加到4 973,年递增率为6.58%;第二时期,从2000―2004年,绝对差异呈急剧扩大趋势,标准差由4 973增加到9 186,年递增率为16.66%。
2.相对差异呈波浪式减小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5―2004年,变异系数从0.71减小到0.64,相对差异总体上呈减小的趋势。其中1995―1999年,系数从0.71减小到0.64,年递减率为2.42%,呈急速减小趋势;1999―2004年,系数从0.6437减小到0.6362,年递减率为0.23%,呈缓慢减小趋势,基本趋于相对稳定状态。
二、山东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一)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格局
运用SPSS统计软件的K-Means Cluster聚类法,选取Nich指标把县域经济地位的变化聚为四类:(1)显著上升型,Nich在2.0934以上,共有10个县域;(2)缓慢上升型,Nich在1.0057~1.9389之间,共有30个县域;(3)缓慢下降型,Nich在0.5024~0.9954,共有57个县域;(4)显著下降型,Nich在0.0809~0.4962,共有18个县域。
由图2可知,第一类多属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而增长较快的县市,主要集中在省会及沿海地区;第二类多位于经济增长最快区域的周围和地处省边界和中部的部分县市;第三类在东、南、西部基本呈连续环状分布,以临沂、济宁、德州和聊城4个地市分布最多,这些县市原有基础就较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又相对滞后,是政府政策调控的难点和重点区域。第四类县市集中分布在西南部,在荷泽市分布最多,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分布。这类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制约因素,需要专门加以研究和解决。
(二)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特点
根据人均GDP空间组成变化情况,以下分析空间极化―扩散效应。
1.极化作用持续加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
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GDP前五位和后五位的县市区从1995―2004几乎没有变化,空间极化作用在加强。发达县域经济总是保持持续增长,处于领先地位;低发展水平的县域,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收入水平状态下的增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而很难摆脱“贫穷陷阱”。
2.扩散效应开始显现,核心―边缘结构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山东省各县市区人均GDP是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按1.50、1.25、1.00、0.75、0.50倍数,将全省各县市区分成6个等级。
从表2可以看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在多极化的同时,亦出现了向地区扩散的反极化趋势。核心区人均GDP指数最高等级的县市区有所增大,由1995的17个增加到2004年的20个,基本上是由中等级的县市区转化而来,表明增长极的扩散作用有所增强,而且这种扩散作用的强度和广度更甚边缘区;边缘区人均GDP指数最高等级的县市区数目有所增大,由1995年的21个增加到2004年的23个,同时最低等级的县域数有所减小,由1995年的19个减少到2004年的14个,都是扩散效应引起的。随着边缘区次级中心经济发展,以及其他设施网络的发展,与核心区域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并依托其腹地―广大边缘区的资源优势,次级中心的发育成长必将促进整个核心―边缘结构的优化和完善。
三、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从1995―2004年山东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并且差异扩大的原因在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加;同时在空间上,体现出经济发展较好地区内部的差异在缩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差异在扩大。
参考文献:
[1]孙希华,张淑敏.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5).
[2]仇方道,朱传耿,等.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及时空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04,(4).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分析
在国际分工中，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在国际分工的格局下，国际贸易实现了长久可持续发展，同时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也成为了其量大趋势。面对这世界经济进入了即时强关联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显著的本质性的变化。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两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利大于弊，对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促使区域政治联盟成立的可能。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定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贸易开始全面发展，全球贸易经济和金融投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相互依赖性也逐步提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经济合作的次数也逐步增多，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中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由多个国家及地区经济团体为主体，在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贸易协议，加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加强其贸易沟通与合作，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体世界性的贸易进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新的世界性贸易组织，更是一个完善的经济体系。虽然目前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仍就有其弊端所在，引起了社会各界学者们的广泛争议，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更多的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从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并没有真正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也是经济全球化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由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由中央政府出面签署一份平等的自由贸易协议，实现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形式，从而加强对内之间的贸易合作和沟通，增强合作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力，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所有缔结国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如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较为著名的是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对国际贸易中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关系
当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客观冲突，但从大的方向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向全球化的阶梯或发展阶段，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系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它不仅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并且也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而实现全球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同样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各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为激烈，为了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必须要实施经济一体化的措施，加强与区域经济合作，吸引跨国投资能力，从而保持区域内的经济实力得以提高，提高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力。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1.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走向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然而单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相对是较弱的，面对激烈的国际贸易市场环境，必然会对单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阻碍，影响着单一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为此，要加强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凝聚更多的经济竞争力，通过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加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利用国际分工，为本国的发展谋得了更大的利益，诸如这类的区域经济组织在未来发展中还会增多，经过区域各个合作国之间的联系，加速资本的互相渗透，必然会带动合作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2.经济全球化加强，使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呈现多样性
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单一国家与临近一个国家或者是多个国家进行合作，利用彼此之间的经济优势，加强经济联系和沟通，弥补其各自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之处，扬长避短使合作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和加速向外扩展，这种多样性的合作方式更好的突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限制，也更加提高了经济发展中所需的互补性，带动利益相同的国家合作，实现资本、技术、人才的资源互补，从而提高了区域经济的新的发展，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繁荣稳定，还能有效的防止地区性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动荡，跨地区和重叠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抵抗经济危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3.两者的发展对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加大
二战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创伤，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美国垄断扩张的格局，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唯一超级大国。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欧很多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形成了欧共体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美国为了抵抗欧共体的经济竞争，连同临近的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并由此开创了打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组建区域经济组织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使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也会产生更多新的经济格局，最终形成竞争与合作的新格局。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分析，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世界经济仍将继续向全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增多，使世界各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经济，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并向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联盟，同时还改变了政治经济的格局变化，其发展的趋势正是向经济彻底全球化进程过渡。现今是全球化与区域化两相交织的发展时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更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章丽娥：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1；（15）：12-13.
[2]陈森浩：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1；（02）：23-24.
[3]耿国祥 王 娜：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J]；法制与社会；2011；（25）：19-20.
[4]张 塞：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由进程[A]；科学持续地发展生产力――世界生产力科学院中国籍院士文集[C]；2009；44-45.
关键词：金融业；人才培养；金融教育
引言
金融业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写照，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业也是蒸蒸日上，众多的理财机构和银行借势大力发展。但是，机构的增多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人才不足，如何培养人才，顺应金融业的发展大势已经成为了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
1.中国金融业的基本特征
1.1部门规模迅速扩张
金融行业的发展往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步伐的，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已经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金融行业也以飞快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部门规模迅速扩张。在这个广阔的空间当中，我国的金融行业最为典型的发展就是产业的多样性，以往，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合作社的形式是最为常见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金融业的转型，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金融项目和理财产品，特别是银行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进步，有关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我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上涨了将近20倍，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跃升至了300%以上，而证券行业，保险行业更是在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其资产的规模分别增长了218倍和30倍，此外，信托等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上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行业的规模扩张速度是相当的快，所以，我们在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同时，也要规范行业标准，保证金融行业的健康成长。
1.2市场导向不断彰显
我国是市场化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金融行业的发展也必然要在市场化经济的引领下，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市场导向也在不断的彰显。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培育和拓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减少社会融资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从而能够满足多元多样的融资需求，这样，显著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并且效果相当的显著，二十一世纪依赖，我国各项形式的融资额提高了将近十倍，其中直接融资的比例也有大幅的上升，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导向正在不断的彰显，使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更加的明确。目前，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人们手里的资金也越来越充裕，用到投资行业的也越来越多，所以，金融业要抓住目前这个好的阶段，在市场导向不断彰显的阶段，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金融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同时，也要为老百姓谋福利。
2.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2.1市场化
金融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经济的，而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所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第一大趋势也必将是市场化的趋势。市场化是中国既往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后续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我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金融的运行效率高起来，使人民的投资热情涨起来，使员工的工作水平提起来，同时，要进一步的解除宏观调控，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让金融行业在市场化的引领之下健康的发展。
2.2综合化
综合化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又一大特征，我国的经济建设走过了不同的阶段，从计划经济主导，到市场化经济出现，再到市场化经济占据决定性地位，金融行业也在顺势发展着，且其业务的综合化特征日益的凸显。由于混业经营的全球大趋势的影响，我国的金融行业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金融业务的交叉，数量的增多，无不彰显着金融业的综合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化且大格局的体系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2.3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也成为一项重要的趋势，我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在金融行业的发展上，我们要寻求国际间的合作，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不断的拓展业务，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3.中国金融人才的培养指向
3.1需求规模仍将扩大
金融行业的大跨步发展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才，所以，我国的金融行业人才的培养指向仍然是需求规模上加大，而人才的获取主要是依托于高校和专业机构的培训，我们要选择那些优秀的金融毕业生加入到行业来，给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市场的监管，防止一些滥竽充数的人进入行业，造成不好的影响。
3.2需求结构面临一定的变化
四大趋势导致金融人才需求结构的新变化。第一，我们需要的是对金融行业了解比较多的人才，能够通晓金融的市场业务，熟悉集成产品的开发和定价，能够很快的上手所负责的业务。第二，从需求结构上来说，金融行业的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保险、信托以及证券行业的需求量更大。第三，由于金融业发展的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需要那些更加具有国际眼光和长远发展规划的人才。最后，从就业的去向来看，未来的金融人才将更多的下沉到中心城市、县城乡镇和众多的非金融公司。
3.3从业素质的要求
由于金融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人才数量的需求非常大，但是，目前市场上的人才数量并没有这么多，这就导致了一些快餐式的培训，培养出了一些专业素质并不过硬的伪人才，这不是金融行业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具备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过硬人才，能够立足岗位，踏实工作，开拓创新，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专业的金融眼光，所以，目前金融行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结语
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将向着市场化、综合化和国际化不断前进，这就要求我国继续下大力气培养金融人才，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启明. 浅谈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J]. 党政干部学刊，2001，10：16-17.
[2]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朱桂芳 胡智勇. 引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N]. 南方日报，2007-08-01A05.
【关键词】贵州 城镇化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城镇化，即城市化，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在人口、资源等要素向城镇流动、聚集或城镇自身的发展及素质提高，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类进一步分工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与国家公布的正式文件的提法一致，本文涉及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是同一个意思。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其城市化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其城市化水平也较低，可以说， 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城市化实现的历史。指出：贵州未来最具潜力的发展动力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也在城镇化，抓城镇化就抓住了投资拉动的助推器、抓住了加速发展的牛鼻子。从做好“三农”工作和扶贫开发的需要来看，贵州贫穷，表现在农村，根子在城市，根本出路在城镇化。
本文采取对比法，从贵州与全国部分省市的数据对比，为分析贵州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作铺垫。对城镇化水平的衡量，采用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DP或人均GDP来衡量。
二、贵州发展现状
（一）贵州省城镇化现状
（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
（三）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建议
要致富，先修路。未来三年，贵州将完成投资4000亿元，新建成高速公路2500公里以上，通车里程5100公里。到2015年，实现县县通高速。高速公路如大动脉，城镇化和工业化犹如贵州经济起飞的两翼。
首先，完善城镇化布局，加快黔中经济区城市带建设，发挥黔中经济区带动效应。加快贵阳现代大都市建设，推动次级城市发展，打造一批大中城市，以贵阳至遵义、安顺、都匀和凯里等若干大中小城市群构建形成，带动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其次，以次区域大中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发展区域，从而带动城镇化。
第三，努力壮大和发展小城市，充分发挥小城市连接城乡的桥梁作用。努力扩大小城市的商品贸易市场，使小城市成为城乡商品的集散地，起着城乡经济的纽带作用，推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依山就势，纵深推进，走组团式拓展、点状式集中的山区绿色城镇化道路。根据贵州山区的特点，大力发展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作用。
第五，推进城镇化与产业成长、新型工业化发展相融合，逐步形成城区以三产为主、工业园区以二产为主、郊区以特色农业为主的城镇产业由内向外、合理布局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钱纳里.发展型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说起“消费”，可是这几年的热词，从实体店单日促销达到亿元时代，到淘宝年销售突破万亿元，消费的吸金能力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这一趋势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消费有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消费率等统计名词也在新闻上频频出现。如果问起什么是消费率，许多人恐怕会在脑海中画一个问号，但若说起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谓消费率就是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消费率的高低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方式。换句话说，在“十二五”规划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投资为主导地位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后，我们力争实现的目标是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格局，让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以2006年为分水岭，北京消费率逐年超过投资率。2012年北京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3000美元，消费率接近60%。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人均消费超过5000美元后，经济增长模式就由原来的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消费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但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在其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时，消费率分别达到66.5%和81%。因此，北京接近60%的消费率增长空间依然很大。显而易见，百姓的钱袋子关系着北京的GDP，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将为北京经济注入一股正能量。
嘉宾观点
观点1：消费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
赵萍：从世界各国人均GDP的划分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三个阶段。其中中等收入阶段还分为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两个阶段。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经济已经迈入了中上收入行列。对比全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走势，北京有自己的特点。2000年到2006年，北京的消费率低于投资率，但是消费率高于50%，这和全国的数据相比，是比较接近的。以2006年为分水岭，2006年以后全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且始终低于投资率，北京则相反，逐渐呈上行趋势，且高于投资率。到2011年，便与全国的数据大相径庭。目前，北京市的消费率已经接近60%，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单独的指标来看，北京应处于高收入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本达到消费社会。换句话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是靠消费来带动的，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还是消费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观点2：解决后顾之忧，让百姓放心消费
李智勇：政府促进消费的最根本手段是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让百姓有更多的钱去放心消费，为此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首先，对消费对象的补贴。即政府对百姓购买商品进行补贴。比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家电节能补贴等。只要符合条件的百姓，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无形中相当于所消费的商品打折了。其目的就是让百姓敢消费，直接刺激购买力。其次，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例如，最近两年政府在做的老年饭桌。老年人属于消费力相对较低的人群，政府直接补贴，让符合条件的老人去指定的餐厅吃饭，拿购物券就可以消费，不需要自己再额外花钱。再次，对消费方式的补贴。百姓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到指定的企业购买商品，所生成的贷款费用、利息、手续费等相关费用，政府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如此一来，直接降低了百姓的消费成本。由此不难看出，北京市政府在促进消费方面可谓是重拳出击，对消费对象、消费方式以及特定的消费人群都采取了相关措施，百姓自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消费了。
观点3：未来北京的消费预期
赵萍：从全国范围来讲，消费作为第一引擎的地位可能不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年以来，国家对于消费政策的支持力度在逐渐减弱，且没有贯穿到全国的扩大消费政策中。但北京市不同于全国，北京除了有地方独特的扩大消费政策外，还有信用消费政策予以支持。目前，信用消费和网络消费是全国最主要的消费拉动力。在网络消费大行其道的同时，信用消费的增长速度也让人为之振奋。从全国层面来看，对于信用消费的补贴政策，只有北京一直在延续执行。这种由北京首创且始终坚持的消费政策顺应了信用消费快速发展的大趋势。对于北京总消费的增长益处多多。从北京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消费为北京经济第一拉动力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北京的消费率已经达到了60%左右，这种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的发展格局已然形成。即便在短时期内，投资的增长速度略快，也不会影响整体的增长格局。因此，消费依然会稳坐北京经济第一拉动力的宝座。
观点4：中等收入阶层和农民阶层或许会成为最具潜力的消费人群
地方竞争的四大追问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转型的进程实质性地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型的进程。因此,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基本认识上达成共识。
“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二三十年的较快增长,是各方面的共识和期盼。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应包括“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四个要素。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新阶段以GDP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对地方政府来说,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
“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策略,使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容易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而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则可以带来消费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还可以有力地保障社会公平,创造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因此,需要尽快实现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
“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做大蛋糕”将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已进入了“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同时,“分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题,将制约进一步“做大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地“做大蛋糕”。
国有资本追求“营利性”还是“公益性”?国有企业也要有营利性,营利性是一个企业的基本属性。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需要把营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基础上,在盈利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福祉的最大化。就是说,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的形式配置于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配置于社会公益领域,在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国有资本要在保障公益性的基础上追求营利性、公益性。
新发展趋势下的地方新优势
消费主导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进入消费主导时代,是我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当前,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十二五”是我国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推进相应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构建消费主导的格局。从现实情况看,如果说过去地方竞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上,那么未来竞争优势将集中反映在消费上。前30年,为了做大经济总量,地方政府在土地、财税、行政等方面做了相应的改革,形成了有利于投资的体制安排。从消费主导的趋势看,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安排,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比如在省级层面尽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区域居民收入占比。应当说,哪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走得快,它在未来二三十年的竞争优势就会明显。
城市化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化水平有望达到50%-55%。从地方政府角度看,2008年全国三分之二的省级区域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平均相差十个百分点左右。从发展趋势看,地方竞争的新优势就在于能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大城市群,形成投资消费的新载体。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顺应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勇于推进相应的体制变革,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为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撑。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近几年,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5年的支出规模。在这个背景下,地方在谋求竞争新优势方面就能“大有所为”。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前列,谁就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区域竞争中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几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有直接关系。这两年,广东、浙江等省分别出台了省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是前瞻之举。
低碳经济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应当说,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型新阶段的基本要件之一。从地方政府来说,低碳经济是形成发展新优势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是“弯道超车”的契机。例如,是否满足低碳标准,有可能成为未来决定投资与消费的重要因素。再例如,能否在低碳技术上重大突破,决定了地方能否占领未来的技术高地。
形成竞争新优势要放弃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30年,适应于做大经济总量的需求,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设计制度环境、政策、区位、营销等竞争战略,通过压低要素成本,旨在尽可能地提高当地经济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由此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矛盾:
首先,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追求总量的扩张,使地方政府更偏好于投资重化工业,由此带来较为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例如,较早开始工业化的珠三角地区已是重酸雨区。其次,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分税体制,这带来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由此,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再次,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财富高度分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使得居民收入偏低,难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
总的来看,尽快放弃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也是地方形成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目前中央已出台十余个区域规划,基本出发点就是希望地方政府在发展方式转型上发挥各自特点,率先突破,进而为全国发展方式转型提供经验。
关键词：新常态 九大趋势性变化
2014年12月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阐释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
变化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过去我们消费匮乏，收入水平也比较平均，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比如，60年代大家都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80年代都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世纪以后住和行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热点，大家都买房、买车。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消费也叫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到现在这些消费都增长缓慢，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随着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渐成主流，生产模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过去我们主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发现，经过38年高强度、大规模的投资后，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其代表人物和企业就是马云和阿里巴巴。所以，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来了很多新的投资机会，而新的投资机会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经济增速6.9%，就业增加1312万人，超过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经济增速在下降，就业反而在增加，这只能说明现在的就业增长不仅仅只靠速度带动了。以前我们的思维是要想增加就业就得增加投资，如果不投资建企业，就不能招工，不招工就没有就业。而现在呢，新的就业机会出现了，它产生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中，尤其是以网上交易为主的新公司。现在流行到淘宝开店，不用厂房，就在家里，挂在网上，自己创业。于是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创业机会出现了，并且投资少，就业量大。
变化三：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变，而低成本比较优势最主要就是廉价劳动力。现在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不再廉价，也就没有优势。那么还有别的优势吗？有，就是资本，我国有充足资本，可以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大规模“走出去”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首先产能是过剩的，这是物质资本。另外，还有很多金融资本，去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所以，优势已经从劳动力转变为资本。去年我国用资本成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就是用充足的金融资本带动过剩的产业资本往外走。
变化四：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有一个名词叫O2O，O2O是线下业务线上化，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除了020以外，还有C2C、B2B、B2C等形式。现在这些产业已经成为新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线上线下互动，推动实体商业创新转型。还强调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变化五：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差距也比较大，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形成生产力，带来经济的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农业富裕人口减少，劳动力总量减少。技术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驱动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来驱动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变化六：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过去市场竞争主要靠大规模和低价格。现在这种模式不行了，因为大家更注重对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这就要靠非价格竞争了。而在非价格竞争中，强调的是新的组合模式的竞争。比如，德国工业4.0。它的核心是把信息技术融进去，形成一个智能化的制造。机器有灵性，可以把标准化的零部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自由组合，组合成千差万别不同个性的产品。这种制造模式实际上就是从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而非价格竞争的核心就是质量型和差异化。
变化七：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现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老百姓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所以今后要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变化八：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现在各类隐性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比如，地方债、产能过剩。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在短期内就能解决。所以，今后的政策导向不要强刺激而是要强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
“知识经济”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新概念，其内涵是指建立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学界通常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归纳成知识经济，即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速，经济效率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形态，目前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运行模式，这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从上一次宏观调控实现了“软着陆”以后，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已经被国际称为“世界工厂”。在GDP总量迅速庞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在宏观运行层面上的不平衡、不科学等弊端逐一显露，除了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之类的缺陷外，在资源的投入产出上严重不平衡也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致命伤：中国消耗了全世界25%的钢铁、30%的原煤、40%的水泥；去年进口了9000万吨原油，今年将进口1亿吨以上，对石油进口依赖率正逼进危险的临界线（50%），但如此之大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产出的GDP却不成比例，投入产出率只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近年来，我国原煤和电能等能源消耗的增幅明显高于GDP的增速，消耗弹性系数呈不断扩大趋势。按照我国GDP增长速度和目前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增长的速度推算，我国未来对原煤、原油、电的消耗量基本上每5年增加一倍，这么高的能源消费，不仅资源不能满足，生态环境也不能承受。
低水平、粗放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中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黄河充斥泥沙、时常断流；长江水质恶化、含沙量增加；中西部土壤沙化严重、空气质量下降，除了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外，中国经济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已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症结，这种趋势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党的十六大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落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目标，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使中国经济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来自知识经济两大基石的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来自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世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来自亚洲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起飞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要求，则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我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将提高运行质量，继续迅速而健康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在美国大片中，石油工业诞生之初的粗放状态，让人印象深刻。100多年前的美利坚土地上，成片的石油喷井，常常拼凑成壮观的画面。
如果你看过《血色将至》，除了男主角丹尼尔・普莱恩维尤出神入化的表演，油井出油时的油柱冲力几乎把工棚掀翻的场景，也一定会深深把你震撼。
这个油井的原型，应该是德克萨斯州斯宾德尔托普油田的第一口油井。1901年，该油井出油时，油是像炮弹一样喷射出来的，冲天的油柱击散云霄，在工人们竭尽全力封住井口前，每天产油量7万到10万桶。
对于美国，类似场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861年，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帝井”开始产油时，日出3000桶，以至于，当地的木桶、铁桶甚至能够收集来的盆盆罐罐全部用完，只好在油井附近筑起土制堤坝，而堤坝马上被地上冒出的石油漫过……更早些，1859年，埃德温・劳伦汀・ 德瑞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提特斯维尔挖出世界第一口商业油井的背景是：当地的石油会自动渗出地面，有些为寻找水源而钻井的人们，往往水还没钻到，石油先冒出来了。
面对如此丰厚而狂野的“上帝的礼物”，彼时的美国人不知所措，开发、保存、利用，全部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展开。所以，一度，不但大量油井采收率只有15%到20%，伴生天然气白白浪费，开采出来的石油，也有相当一部分渗入地下，或者流入江河湖泊大海，对环境造成污染。手握“流动黑金”的油井主人们，常常因难以变现成最想要的真金白银，还要应对无节制出油带来的麻烦，陷入苦哈哈守着一座座潜在 “大金矿”却进退维谷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史上第一次石油下跌发生了。1860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价格每桶还处于19.25美元的高位;一年之后，就降到了每桶1美元;而到了两年之后，1862年1月，每桶石油的价格竟然只有10美分。10美分和19.25美元，是怎样的差距？这样的节奏，用“断崖”形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分明是“跳伞”。
关键在于，这还不是结尾。石油价格虽然之后有短暂回升，却难改长达半个世纪的颓势。1900年的时候，另一个美国石油“圣地”德克萨斯州，石油价格掉至谷底，每桶只有3美分，一瓶石油都不如一瓶水的价格值钱。
之所以提到这段历史，主要想说明，石油价格下跌不见得是坏事，或者，至少不全是坏事。此次旷日持久的石油下行周期，见证了人类油气开发、利用能力的巨大进步，倒逼出石油输运、储存方式的进步，倒逼出石油化工业，倒逼出内燃机的发明，也倒逼出人类交通运输的革命性进步，燃油车、飞机、柴油船等现代通运工具随之得到广泛应用。
这样的逻辑，套至后来，莫不适用。
以最近的石油下跌为例。进入2016，全球最关注的事情之一，是纽约原油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分别跌破每桶30美元的消息。30美元的价格，对比全球经济相对复苏后，2014年6月份114美元的国际原油高价，跌去7成多，和许多欧洲、南美国家经济的表现相似，堪称“断崖”。
面对石油卖出“白菜价”，甚至不敌“白菜价”的残酷现实，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伴随很多巨无霸石油企业经营业绩和利润排名下滑，很多产油大国财力捉襟见肘，考虑石油消费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少论者以为世界经济将延续2008年经济危机的颓势。
但是，认真梳理20年来石油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便会发觉，如此断言存有偏颇。石油，不是经济冷暖的“试金石”;经济，却是石油冷暖的“晴雨表”。
经济或仍停停走走，大趋势却是一个字：走。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始终差强人意，只是因为还在“找方向”。经济新动能一出现，则会企稳回升。
石油或仍跌跌升升，大趋势却也是一个字：跌。跌势，是未来的常态。
石油价格随着世界经济“窝火”不已，需要在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量变上找原因，更需要在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质变上找原因。
2009年A股市场的投资主线是经济复苏，经济转型则是2010年A股市场的投资主线。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从资产配置角度看，“核心—卫星”的投资组合结构应是目前较好的组合结构。
经济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华丽转身”。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第四，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路网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建设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五，城镇化进程带动了二三线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展，同时也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家具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总之，未来我国势必逐步向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因此，从资产配置角度看，“核心—卫星”的投资组合结构应是目前较好的组合结构。核心组合应配置代表经济转型大趋势的产业、主题板块，选择基本面良好、具有竞争优势，增长确定的上市公司作为投资标的；卫星组合应配置短期趋势性明显的投资主题、具有阶段易机会的投资标的。新晨：
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到关键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这就要求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以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未来几年，我国转型升级将呈现三大基本趋势。
其一，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十三五”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未来几年，如果加工制造为主的格局不改变，势必在多方面处于被动的状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开启一场以智能化为重点的制造业革命。
其二，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我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与2012年世界平均52%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有较大差距。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未来6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2%-3%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2%-55%左右。适应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需求，未来几年需要以人口城镇化为导向，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
其三，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一方面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新阶段，城乡居民的吃饭穿衣等生存型消费需求基本解决，而与人自身发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开始全面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近年来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就以每年20%～30%速度快速发展。再者，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为突出的特点。
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积极作用
上述三大趋势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但近几年呈现出加快的态势，并且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深层次的变化。从全局看，尽管这些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有了较大的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仍有多方面不适应结构变化的趋势，迫切需要通过重点区域率先改革来实现突破。正因如此，湘江新区要发挥积极作用，探索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在工业转型升级上发挥重要作用。湘江新区拥有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国家级园区，而且已经形成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医药、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是中部地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应当说，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一块“高地”，且在转型升级方面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湘江新区就是要充分发挥新区内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国家级园区的科技资源优势，推动创新创意和资本紧密结合，推动产业承接和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形成全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创新创意发展新高地。比如，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等，推进工业研发，形成我国生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在创新创业上发挥重要作用。湘江新区有着雄厚的科研实力。据统计，现有两院院士40余名、大中专院校30多所、在校大学生30余万名，拥有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等120余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多家部（省）属科研机构，是国家重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中南地区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几年，湘江新区的重要历史合作在于，发挥超级计算、生物育种、3D打印、信息网络等国际国内领先技术的突出优势，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大职业教育改革力度，放大科教的资源优势，尽快建成我国重要的“创新高地”；依托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创业高地。尤其是鼓励30万大学生创业，支持打造中国的“中部硅谷”，把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上发挥重要作用。从现实情况，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是一个基本趋势。从试点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看，过大或者过小的试点区域都不合适。湘江新区在地理区域上包括岳麓区、望城区和宁乡县部分区域，在试点新型城镇化上既有行政区划带来的一定挑战，但更有长沙市统一领导的优势。因此，湘江新区可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到2025年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的定量目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农村宅基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探索，产城融合发展，提升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探索出一条新型城镇化的新道路。通过新型城镇化，释放出巨大消费潜力，由此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在推进绿色转型上发挥重要作用。两型社会建设试点以来，长株潭城市群有效地探索了一条走向科学发展的新道路，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等成为“新常态”。湘江新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先导区，从绿色转型的趋势看，需要进一步探索绿色发展的相关体制机制，比如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减少对资源环境的消耗，这是实现绿色转型的一条重要路径，由此打造全国知名的生态文明区域，资源节约的循环集约新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标杆。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释放转型升级的动力
要实现湘江新区“三区一高地”的战略目标，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体制创新，需要释放转型升级的动力。过去几年，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在多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湘江新区须进一步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把服务于全国经济转型升级作为重要使命。
继续加大以两型为导向的改革，先行先试，发挥先导区的作用。比如启动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尽快健全建立污染责任保险体系，将湘江流域内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全部纳入其中；全面实施排污权交易，以重点行业为对象，开展节能量交易、碳交易试点，并将试点对象从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扩大到其他污染物；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探索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建设和土地财政收支改革，为完善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收支监管制度探路。
全面完成要素市场化改革。比如资源环境产权改革基本完成，建立合理、透明的资源产权和排污权分配制度；继续完善排污总量控制、许可、价格标准等制度，建立反映资源环境成本的绿色价格体系；深化以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为重点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探索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模式；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强化统一监管；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2004年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等因素，全国经济几何中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标志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经济发达地区这类产业可能发展更快，这是拉大地区差距的因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未来几年逐步释放，可能进入平稳增长，有的目前已经供求平衡甚至产能过剩，以采掘业实现高增长的地区如果不实现结构升级，就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往带动东部地区增长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但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东部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中西部发展环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国家区域政策可以发挥或者减缓某种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改变现阶段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考虑到起相反作用的诸多因素，看来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因此，需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抑制差距继续扩大。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发挥各地优势，又有利于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包括财税制度、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制度，才能使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致成为恶性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什么样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同一性而不致形成优惠政策的轮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地区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何时会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有不同估计。2020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研究发现，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GDP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地区人均GDP高的地区一般城乡差距较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下，农村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
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因此，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会快于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农村现代化是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东、中、西部地区共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有近5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劳动力中，有近40%常年从事非农业。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这项调查中，有74.3%的村干部认为，本村能够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已经出去。这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对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和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范围和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大有作为，但不能期望过高。政府应该提供社会保障，创造发展环境，但不可能“提供”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