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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科技企业 生命周期 融资策略
2012年，国务院颁发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提升到了国家长远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科技企业要健康发展，必须做好孵化培育、发展培育、成熟转型升级培育等工作，也就是说在高科技企业的不同成长周期都要为高科技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金融环境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必须做好阶段性的扶持工作，我国目前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仍处于种子阶段和初创阶段，即处于发展初期，对这一阶段企业的重点扶持关系到我国“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
一、 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特征
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种子期和初创期。种子期和初创期高科技企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特征。
（一）种子期阶段的风险特征
种子期阶段的高科技企业其实还不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其只不过存在着符合未来高科技企业的某些技术特征，而现阶段的技术也只是处于想法阶段，创业者只存在着技术的理论想法，而该技术能否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专利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率只有不到12%，其失败的概率很大。所以，在种子期阶段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存在的巨大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是此阶段企业存在的最大风险因素。从分析具体技术风险来看，包括以下两种不确定性风险：
1.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技术风险的第一种风险是生产的不确定性，即现有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以及现有的原料质量及供应状况能否实现相应的技术效果，这些未知的生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技术无法真正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即便转化为产品可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
2.时间的不确定性风险。企业的技术虽然暂时看具有超前性，然而放长远来看，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后，能否长期保持其先进性，即该项技术能否长期经受市场的考验。当然任何技术都会被新技术所淘汰，所以判断技术是否有时间生命力的时候，必须重点关注该项技术能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和提升。
（二）初创期阶段的风险特征
当高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发展到初创期的时候，这个时候高科技的企业技术已经转化成了现实产品。这个时候产品即将进入规模化生产，企业需要购置相应的生产设备，以扩大产品的生产量。另外企业也需要积极建立销售渠道，将产品投向市场。此阶段企业的风险发生了重大改变，突出表现为：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
1.管理风险。此阶段高科技企业开始进行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企业出现了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环节，涉及到了日常管理和重大投资管理。而从现实高科技企业创业者现状来看，创业者普遍都是在技术方面有专长的技术人员，普遍缺乏管理能力。所以，企业在管理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风险。这些风险直接影响到相应产品的质量和成本，而这两个要素是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2.市场风险。高科技企业在这个阶段需要将产品投向市场并为市场所接受，此阶段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企业需要了解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改进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另外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市场销售渠道，做好市场的营销工作，这都关系到未来企业能否实现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等关键问题。
3.财务风险。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阶段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研究表明，研发阶段与该阶段的资金需求量比例大致为1：10。所以，企业会产生相应的融资问题。仅依靠企业自我资金根本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资金需求量，企业必须寻求外部资金的支持。而企业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必然产生相应的财务负担，企业的财务风险会越来越大。
二、 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的融资需求及融资路径分析
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特征，必然决定了企业在各个阶段可获的资金来源的可能途径。结合不同阶段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可以设计出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的融资路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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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融资路径
（一）种子期资金需求及融资路径分析
种子期阶段，企业资金需求量并不大。资金的主要用途是用于产品的研发，一般依靠企业创业者的初始投入资金即可满足企业资金的需求量。有些高科技项目如风电等项目可能需要的研发资金会比较多，此时企业投资者的初始投入资金无法满足资金需求。这个时候企业应当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贷款支持或者争取政府补助。由于该阶段，企业还无法产生现金流入，所以现阶段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等金融结构的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该阶段企业也可以积极寻求天使投资人的投资，天使投资是企业科技积极考虑的一种外部融资渠道。
（二）初创期资金需求及融资路径分析
初创期阶段，企业资金需求量很大。企业创业者自己投入的资金已无法满足发展所需，此阶段企业必须寻求外部的帮助。然而此阶段企业的管理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又比较大，而收益相对比较少，且不确定性很大。从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关系来看，商业银行并不乐意贷款给高科技企业，这主要与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的不足有关。那么现阶段企业可供选择的融资路径主要是争取政策性贷款、政府补助以及风险投资。此阶段企业的特征更容易吸引风险投资者，企业在选择相应风险投资人的时候，不可来者不拒，而应该有所选择。在选择风险投资人的时候应该考虑在引入风险投资人资金的同时，更要考虑引入的投资者能否改善公司的管理水平，能否有利于公司销售渠道的拓展等。另外，近年来我国也在大力发展企业集合债。企业集合债是一种非常适合高科技企业发行的债券，企业可以在此阶段积极参与集合债的发行。
三、 完善高科技产业发展初期融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种子期阶段融资路径的完善建议
1.政策性贷款机制的政策建议。目前种子期阶段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性贷款的数量相当有限，而此阶段的企业更需要获得政策性贷款的支持。造成目前不良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与贷款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贷款机构无法真实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造成了不具有成长性的企业由于一些特殊关系反而获得了政策性资金的支持。要改变企业与贷款机构之间的矛盾，就需要贷款机构建立一套项目选择机制，将资金投向真正有成长潜力的项目。在考核项目是否具有高成长性的时候，传统的项目评价方法显然并不适用，因为种子期阶段的企业没有财务数据值得分析和评价。所以项目的选择机制必须以其他衡量指标为主，如技术新颖性、技术可实现性、技术未来可改进性以及创业者的背景等指标。在进行项目评价过程当中，应当举行专家论证，而不是单纯由贷款机构来决定。另外对政策性贷款的发放也应该是逐步发放的过程，对于发放贷款的使用效益要跟踪分析，从而为下一步贷款的发放提供依据。
2.天使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目前，我国天使投资得到了长足发展，大多数天使投资都是由民间资本构成。然而从我国民间资本的数量来看，绝大多数的民间资本仍游离于健康的市场之外。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投资、地下钱庄等渠道，这主要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有关。政府需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天使化，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天使投资以优惠，使得民间资本能够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初创期阶段融资路径的完善建议
1.风险投资的发展建议。风险投资与天使投资的主要区别在于，风险投资是组织化的投资，其有着明显的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从我国风险投资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现状来看，同时从投资阶段企业的数量看，风险资本用于初创期的发展相比较于其他阶段要偏少，仅为10.61%。风险资本更关注的是处于扩张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成熟期企业最受投资机构的青睐，所获投资金额占投资总额的42.49%，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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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风险投资投资阶段分布图
资料来源：2011年上半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查报告
风险投资的特性本来应该是更为关注处于初创期和扩展期的企业，然而我国现状是成熟期成为风险投资的重要战场，这主要与我国对风险投资的引导机制和退出机制不完善有关。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退出仍旧是以企业回购为主，而健康的退出机制是应该以企业上市退出为主。这说明我国创业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发展仍不成熟，国家应该适当降低高科技企业创业板上市的门槛，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良好的条件。另外，新三板也是初创期高科技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平台目前市场容量有限。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地方产权交易平台，拓宽高科技企业融资渠道。在对风险投资引导方面，国家应当对不同阶段的风险投资收益给以差别化的优惠措施，以引导更多的风险投资投资于初创阶段。
2.企业集合债发行的建议。目前，我国高科技企业采取集合债的形式实现融资的成功案例并不少见，然而发展比较缓慢。从发展现状来看，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融资集群的识别机制以及融资担保体系存在不足。对于融资集群的甄别应该综合考虑企业实力，重点甄别指标应围绕研发成果的行业认可度、行业定位和发展前景预期、现有内部治理结构，兼顾集群内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互补性、研发连续性、地域协作性等因素（徐鲲2012）。融资担保体系可以由多家担保公司进行联保或者保险公司、大型企业的反担保等多层担保来释放担保风险。
3.商业贷款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从国外的先进经验来看，无论是以市场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美国，还是以银行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德日，都十分重视商业银行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支持，尤其重视对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的贷款支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面提供了与高科技企业风险特征相匹配的产品。如美国根据高科技企业初创期间的特点，推出了具有风险融资租赁、浮动设押、分享股权贷款等产品。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当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出与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特征匹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这无论是对于高科技企业本身还是对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徐鲲：基于协同理论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问题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2.1
[2] 耿方辉：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研究- 以IT类企业为例[D].山东： 山东大学，2009.
[3] 耿凯平：初创期高科技企业股权融资策略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2.3
[4] 陆岷峰，高攀：集合债券融资方式的普及化研究.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关键词】 无形资产； 存在性； 收益性； 风险性； 质量评价
纵观无形资产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对无形资产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正在替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要素，这一事实已经无需争论。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企业的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信息披露，重点关注的是无形资产的数量，而对无形资产质量的研究却很少见。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资产质量与信贷风险、规模经济；企业资产质量与生产效率等之间关系的研究。Harris和Raviv（1990）应用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模型）研究了公司质量决定其资本结构，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BernstEin（1996）对银行资产质量与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贷款质量对银行成本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资产质量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资产质量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资产质量的概念和特征作了一定的分析。如干胜道、王生兵认为，资产质量是企业资产盈利性、变现性和周转能力的综合体现。张新民认为，资产质量是特定资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满足企业对其预期期望的质量，具体表现为变现质量、单独增值质量、被利用质量、与其他资产组合增值的质量等方面。同时指出，对资产质量的分析要强调资产的相对有用性。企业所处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资产的质量就不同。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K值（k=|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检验和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或企业价值同资产质量的关系方面（宋献中、高志文，2001；李嘉明、李松敏，2005等）。
可见，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资产质量问题，但专门针对无形资产的质量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在借鉴前人无形资产研究以及资产质量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企业无形资产质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
二、无形资产的概念和种类
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巴鲁·列弗教授（2003）的观点，他认为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的要求权，比如：专利、商标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互联网基础上的供应链)，并指出，“无形资产、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这几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一般，会计学的文献中使用无形资产的概念，经济学家使用知识资本的概念，管理学和 法律学书中使用智力资本的概念。尽管在不同领域中对无形资产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是相同的，都是对未来收益的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 巴鲁·列弗教授定义的无形资产可谓是广义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确实存在的无形资产，但由于会计确认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导致广义无形资产中的很多无形资产种类 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为：“无形资产指为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为 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 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都将商 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讨论，都强调了可辨认性和可控制性这两个约束条件，也就是将所有不可辨认、不可控制的无形资产都排除在外了。显然广义上的无形 资产比会计中的无形资产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笔者先把研究范围集中在会计意义上的无形资产的质量评价，或称狭义无形资产。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范 围。
三、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
无形资产的质量特征既具有资产质量特征的某些共性，也有其特有的质量特征。
（一）无形资产首要质量特征——存在性
由于无形资产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是否存在是决定其资产质量的首要特征，如果这种看不见摸不 着的无形资产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应该有价值。我们在关注无形资产的存在性质量特征时主要考察会计报表上列示的无形资产价值是否真实、是否充分，有无账外无形 资产的可能性。
影响无形资产真实性的主要是虚构无形资产。虚构无形资产从何而来？无形资产的三种来源以及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和公开市场 价格的特性，都为虚构无形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股东投入时虚构资产。很多企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存在比例很高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出于增加出资额的目的，部 分股东投入时通过高估无形资产，甚至将根本不存在的或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导致股东投入时就产生无形资产的出资不实。1.外购时虚构资产。 通过外购来虚构无形资产，往往是出于利润舞弊的原因，将虚构的利润固化在无形资产，比其他有形资产更具有隐蔽性。比如，将费用支出包装成购买无形资产，将 虚构的收入转移至购买的无形资产等。2.内部开发支出虚构资产。新准则允许将公司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为部分企业“制造”业绩大开方便之门。部分企业虚构 开发项目，有意混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任意放大资本化的支出范围，通过资本化来虚构无形资产，可以轻松达到提升当期利润的目的。
无形资产 的存在性特征首先要求报表上揭示的无形资产是客观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无形资产价值披露的充分性。按照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我们在 报表上看到的“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披露的应该是由股东投入、企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及已经成功的开发支出。与自创无形资产关系密切的研究支出和不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全部计入了期间费用。这样的会计处理很可能会导致账外无形资产的形成，因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不能影响自创无形资产的成功与 否。长期以来，重视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就存在多项已开发成功的自创无形资产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问题。因此对无形资产进行质量分析时，应当考虑账内 无形资产的真实性、充分性以及账外无形资产存在的可能性。
（二）无形资产根本质量特征——收益性
无形资产收益性强调资产在持 有和使用过程中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根据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的定义可知，企业拥有或控制资产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获得经济利益的流入，这种经济利益的 流入既可以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现金流量的增加。资产的收益能力越强，资产质量就越高。优质的资产是良好收益的必要条件，而良好收益是高质 量资产的外在表现。因此收益性是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表现，也是无形资产的根本质量特征。资产的收益性不仅包括资产的收益能力，还包括资产的收益方式。资产 的收益能力可以用统一的货币形式计量，但每种资产获取收益的方式可以互不相同。无形资产的收益实现方式和有形资产不同。对于一项专有技术企业可以利用它的 先进性和有用性为企业带来超额价值，但必须和企业的有形资产一起来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本身无法直接为企业创造财富，必须依附于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载 体才能表现出其内在的价值。无形资产在企业整体资产的运用中起到胶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它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三）无形资产不可忽视的质量特征——风险性
无形资产的风险性就是指它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 益流入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是伴随而生的，在考察资产收益性的同时还要考察其风险性。虽然有形资产在创造价值期间也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这种 变化的发生频率、变化幅度和把握的难易程度都与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大的差异。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相比，风险性更大。在评价其质量的时候，不能忽视这 一重要的质量特征。对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预测难度大，受主观判断和未来收益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无形资产与其相配套的资产有一定的要求， 加上企业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无形资产所面临的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所以对无形资产不确定性预测水平的要求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无形资产未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无形资产的质量，使得收益的实现带有极大风险。因此，在评价无形资产质量时，要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价。
四、评价无形资产质量的三个维度及方法
（一）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
为什么要对单项无形资产或每一类的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质量评价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即便是会计意 义上的几种无形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在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这三方面的表现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内部研发 的非专利技术很容易被虚构或披露不充分。有实证研究表明（郭敏，2008），在会计上已确认无形资产的几种无形资产中，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技术类无形 资产对主营业务利润表现出正的影响，而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表现出负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收益性是有差异的。不同种类 的无形资产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同，风险的大小也不相同。如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新技术的发展更新产生的风险，有的是因为替代品的出现产生的风险，还有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宏观政策的变动产生的风险。因此在评价企业无形资产质量时首先要注意单项资产或者分类资产在上述三个基本质量特征中表现出来的差异，逐项、逐类进行评价。
在进行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时可以采用会计上的计量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来考察它的存在性。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每一类无形资产与主营业务 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核心利润的价值相关性。用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来评估每一类无形资产的风险大小。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二）无形资产整体质量评价
在实践中经常会看到，两家企业有形资产的规模相差无几，但创造出的价值增值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包括还没有被会计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有必要关注企业无形资产整体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的质量。
采用CIV（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法来对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该方法是由美国伊利诺斯州的NCI研究所提出的一种计量企业无形资产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无 形资产是企业运用其有形资产获取超额收益的来源，可以通过对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来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该方法以企业所在行业的有形资产收益率为基础，将 企业收益中超出行业平均有形资产收益的那部分视为无形资产所创造的经济利润。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企业过去三年平均税前收益。
第二步：计算企业连续三年年末有形资产平均值。
第三步：用企业平均税前收益除以平均有形资产得到有形资产回报率（ROA）。
第四步：计算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ROA。
第五步：用行业平均ROA乘以企业平均有形资产，再从税前收益中减去该乘积，得到的结果就是该企业资产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多出来的超额回报值。
第六步：计算三年平均实际所得税率并乘以超额回报，再从超额回报原值中减去这一乘积得到税后超额回报值——即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价值。
第七步：计算第六步结果的净现值。即用其除以合适的贴现率，这样就得到了无形资产创造的超额价值，而这个价值从未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
CIV法是一种测算企业运用其无形资产创造超额价值能力大小的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质量的高低，创造超额价值越大的企业，其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较高。如果超额价值较小甚至是负数则其无形资产的质量较低。
（三）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组合的资产组的质量评价
前面在论述无形资产的收益性质量特征时曾经指出无形资产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可以把企业的资产总体看成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合在一起的资产组，评价这一资产组质量的高低。
对于由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组成的企业资产组的质量评价，可以借用托宾Q值的大小来判断。托宾Q值的大小常被用来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成长性。托宾Q值 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成长潜力就越大。托宾Q值等于上市公司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总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资本的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市值和债务资本 市场价值，债务资本市场价值不容易取得时也可以用账面价值取代。总资产的重置成本是指今天要用多少钱才能买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即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 的重置成本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当托宾Q值大于1时，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托宾Q值越大，说明其资产组的市场价值越高，资产组的质量也就越高。
五、结论与不足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价值贡献越来越大。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共同决定着其创造超额收益能力的大小。无形资产的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 性三个基本质量特征既有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基于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试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无形资产的质量进行评价。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尚未对广义无形资产范围内的无形资产种类进行全面研究，对无形资产的风险性评价有待进一步深入和量化。上述评价方法能否有效地评价无形 资产的质量，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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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通过协助企业发展使其资产增值，在适当时机以上市交易或转让企业股权的方式回收投资并获得高额资本收益。论文百事通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风险投资自诞生以来，由于其在推动科技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提高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迅速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国外相比，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对风险投资的研究正处于初始阶段，而对于如何运用相关税收政策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扶持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进行探讨。
一、税收与风险投资的相关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分配以多种形式与价格机制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它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投资抉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税收政策从许多方面影响着风险投资，尤其表现在对风险投资预期收益的影响上。一般说来，风险投资者是否对高科技产业投资，取决于对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权衡，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风险的代价时，风险投资才会“介入”。而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的税收政策。当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减少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时，投资者就会转向风险小、时间短的投资领域。结果，税收因减少了风险投资的收益而有利于安全投资，却不利于风险投资，从而制约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若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给予风险投资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使其承担较轻的税收负担，增加了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和投资收益时，便会保护和调动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带来风险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或相关的新兴产业的问世。风险投资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税源，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我国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局限性
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因此风险投资不能采取行政干预和政府包办的形式。但是风险投资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需要政府运用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与扶植。许多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一国政府可以不通过参与风险投资的直接管理，而是充分利用其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调节投资风险收益，诱导风险投资，支持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90年代末全球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经济的浪潮，规模迅速扩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为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按17％的税率征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除可以直接列入当期成本费用外，增幅在10％以上的，还可以再加计扣除50％；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免征所得税2年，等等。
上述税收优惠措施，对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虽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现行税收政策中尚存在着一些制约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1．尚无明确的鼓励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风险投资包括三个市场主体：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公司（具体运作风险资金的组织机构）和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投资的对象）。风险投资公司是连接风险资金与风险企业的中介，资金通过风险公司从投资者那里进入风险企业。为此，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应兼顾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企业这三个市场主体。而现阶段，我国为数不多的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则主要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方面，缺乏对风险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支持政策和法规。比如实践中适用于个人风险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没有亏损前转和后转的优惠规定，这使得风险投资者在获得较高收益时，要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承担较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对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再如，目前实行的“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时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利息、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极大阻碍了个人及民间资本的注入。实际上，送红股只是将本来要分配的红利用以扩大再生产、再投资，从整体上说个人并没有获得现实的利益，这一政策不利于调动人们进行股票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国家对高科技企业在所得税上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相关的优惠。这些政策都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投资者的积极性。另外，对于风险投资公司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只能对应于《公司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执行和享受有关税收优惠，而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根据行业的不同，既有一般的税收优惠政策，又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技术处理规则，风险投资公司往往难以找到税收优惠方面的对接方式。
2．对风险投资对象----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
高新技术企业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现行税制对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赋予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但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增值税有碍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得抵扣，造成重复征税，从而加重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无形资产和智力投入比例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其消耗的原料较少，能够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数额较小，而投入较大的无形资产和技术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却不能享受抵扣，因此，增值税负担较一般企业要重。
其次，从企业所得税来看，所得税优惠领域重科研成果环节，轻研究开发过程。现行所得税多是对投资收益的成果奖励，而事实上在风险企业投资研究阶段，其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企业收益很少，此时更应该有税收的扶持。现行所得税优惠形式多重视采用税率式优惠（减免税收），轻视对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的运用。税率式优惠这种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利益的让渡，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企业取得利益时才能享受此种优惠，而风险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利益就无法享受优惠，这难以适用风险投资企业的特点，很不公平。
3．现行税制体制下的重复征税，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从实践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都是依据现有的《公司法》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在公司制下，风险投资公司作为纳税主体，一旦公司出现利润就必须按照规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无论是用来转赠资本，还是分配给股东，同样还需再缴一道所得税。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来自被投资企业，这部分收益在被投资企业已经交过税，但是计入风险投资后，仍然要再次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为居民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投资者为法人）。这种重复征税无形中加重了风险投资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建议
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税收政策象对待普通投资行为那样对待风险投资，税收会侵蚀过多的风险酬金，风险投资的正常发展会受到抑制。风险投资需要税收的特别“扶持”，这主要表现为利用税收政策激励风险投资发展。许多国家对风险投资事业也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要求和具体国情，完善现行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
从国际税收实践看，发达国家均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风险投资税收所涉及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商品化及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风险投资税收有法可依。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也必须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括制定《风险投资法》，以立法形式对风险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问题予以明确，并据此制定出《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条例》，从而使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法制化、规范化。与此同时，还应该以《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条例》为基础，辅之以其它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即围绕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成果转让市场和风险投资人才市场等灵活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市场主体对风险投资的投入。
2．对风险投资者实施税收鼓励，增加风险资金的供给
风险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社会资本或民间资本为主，但由于风险投资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高风险及收益滞后等特点，常常使得风险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需要用适宜的税收优惠措施来鼓励支持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进而从供给的角度增加风险资金的来源。
纵观国外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可以看到，其税收优惠措施比较全面，既考虑了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也注意到对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实施税收鼓励。如美国国内收入法第1224部分规定，对小型企业投入2．5万美元的投资者，在此项投资中遭到的任何资本损失，都可以冲抵其一般收入，从而减轻了投资者的税收负担，降低了投资风险。英国还有对风险投资者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各国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对于推动个人资本流向风险投资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实际，对风险投资者可以考虑的税收优惠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制中增加亏损结转的规定，这样即使投资者的投资失败，还可以通过亏损的前转或后转来弥补损失，以利于消除风险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为解决风险投资者在获得较高收益时，要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而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的问题，可以采取适当的优惠，即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确定该期限内每年的平均收益，根据该平均值选择适用税率，并计算出该期限内应缴纳的税款，比较投资者实际缴纳的税款额，多退少补。二是对从事风险活动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收入在一定条件下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如对法人将风险资本金投资于高新技术的研发项目，可享受减征或兔征所得税的待遇；对投资者把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对风险投资者发生亏损可以实行税收抵扣。三是对持有风险股票、符合时间要求的投资者来自风险投资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四是对从事高科技开发的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所得，给予减征个人所得税的照顾，同时对这些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提高其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体现政府对高科技人才的激励，从而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3．对风险投资公司实施税收优惠，促进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
对风险投资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也是各国支持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一条渠道。如美国为鼓励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成立，政府规定发起人投入1美元便可从政府得到4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及可以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再如，法国对风险投资公司从持有非上市公司股票中获得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可免交所得税，免税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各国所采取的上述税收优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
我国应允许以各种形式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并逐步形成风险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公司配套运行。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风险投资公司还可考虑从盈利年度起免征所得税3年，但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应该征收投资的技术进步税。对那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家先进水平的新建或技改项目，可征收低税率或免税，对技术落后的项目应征收高税率，以此来调动全社会向先进技术项目投资的积极性。
在风险投资的后续阶段，企业或项目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上市，对风险投资公司通过风险企业的股权转让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等应予以免税。
4．完善对风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场外交易的主要法律特征探讨 1．双务特征 从法律性质上讲，金融衍生工具都是一种契约。既然是契约，就有单务和双务之分。双方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与另一方享有的权利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是双务合同的明显特征，场外交易显然符合。依据ISDA组织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所给出的定义——“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以转移风险为目的而互易现金流量的双务契约”，可见，该定义更泛指场内、场外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均具有双务契约特征。 2．协议性特征 这一特征是区分标准化合约与非标准化合约、区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最显着的特征。场内交易的合约都是标准化的，无需经过谈判，唯一能够自由决定的就是成交价格。而场外交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要通过谈判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交易规则，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各个要素，具有灵活宽松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协议自主性特征。所以，协议性对于确立权利义务、条款设置、甚至交易目的，都留下了弹性空间。 3．交易主体适格特征 场外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均需要较高的金融专业能力和风险鉴别能力，所以，明确界定交易主体资格应在情理之中，进而让符合交易资格的双方进行相应的场外交易，避免因主体不适格或缺乏交易能力等而产生相应法律风险。 在实践中，场外衍生品交易参与者可以分为两类：交易商和最终用户。交易商通常都是大型金融机构，最终用户主要包括政府主体、机构投资者、公司、基金、金融机构和个人。我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能够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体仅限于金融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等作为交易商。 另外，对于交易对手（即最终用户）的法律地位和交易资格，《暂行办法》中也进行了规定，即由上述金融机构自行建立的控制法律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中加以规定，充分赋予金融机构的自主权，此外还可自行制定评估交易对手的交易目的、信用风险等适当性的相关政策。可见，交易主体双方均应具备适格的条件，以确保具有缔约能力和履约能力。 4．交易对手的缔约权限特征 此特征在于，某些交易主体虽具有法律上的缔约能力，但因没有获得缔约权限，或缔约权限的审议、授权程序有瑕疵，使其缔结的契约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而发生交易合约无效或撤销的法律风险。也有文献将其称为“对手风险”。金融机构开展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既有对公客户，也有对私客户，两类交易对手之间主要在于机构和个人之别。尤其是从对公客户角度来看，超越缔约权限，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比如，保险公司无权从事与保险相关业务以外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另一类是超越内部审议的权限。比如，上市公司或国企等从事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话，一般要经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审议通过。当然，表见是否足以防范此类风险也是值得探讨的，在此不作展开。 5．交易动机特征 对于理解交易动机，也要从交易主体的不同角度来看。一方面，作为交易对手的交易动机会因“避险性”和“投机性”而有所区别，给交易协议带来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风险因素，甚至会增大法律风险敞口程度。比如，国有企业不得从事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作为一种禁止性规定的话，显然这样的交易动机构成了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交易动机，其特征分析起来则略显复杂。因为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商，一边为交易对手设计交易产品并达成交易，以符合其避险的需求；另一边又必须通过场内衍生产品或反向成交的方式对冲自己的风险。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交易动机包括两类，我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有界定：（一）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最终用户。（二）金融机构向客户（包括金融机构）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 ，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交易商，其中能够对其他交易商和客户提供衍生产品报价和交易服务的交易商被视为衍生产品的造市商。 另外，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不仅可以用于资产管理，还可以作为一项新的增加盈利的业务。但是，这样的逐利动机，势必会在产品的设计、定价和合约的条款上，体现交易商的强势特征，反之则造成交易对手方的弱势法律地位，因而也隐含法律风险。 6．信息不对称特征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因而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这也是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显着区别之一。一方面，对最终用户来说可能构成风险。由于这些产品是由金融机构等交易商开发和定价的，交易对手基本上无法掌握与金融机构相同的信息，最终用户必须自己评估产品价值，且在成交后仍需要不断进行动态管理与估值。最终用户不得不对交易商高度依赖，即便具备较高的金融实践能力，也可能因信息不全面、估值方法不同、产品过于复杂等原因导致估值结果差异很大。倘若信息滞后或有瑕疵，则风险更大。另一方面，对交易商来说也可能构成风险。交易商对于避免信息滞后或瑕疵，似乎可以掌握主动权，也可以主动履行风险告知、产品解析等义务，以规避因最终用户提出无效交易的风险。可是，对于最终用户的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则不得不被动地承受风险。 7．标的双重虚拟特征 金融衍生工具泛指一切以一般金融产品为基础并由此衍生出来的投资工具。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解读：“一般来说，衍生交易是一份双边合约或支付交换协议，它们的价值是从基本的资产或某种基础性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如果说指向一般商品的远期、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只是交易对象的第一步虚拟化的话，那么，指向证券的金融衍生品，则是作为权益持有凭证的证券在信用制度下的再次虚拟化了。 场外交易的标的一般以远期、互换和场外期权为主，相比场内交易而言，这种双重虚拟特征就更明显。金融衍生产品合同交易已脱离现实资产运动，成为一种获得收入的权利符号，甚至从法理上说，都已无法完全界定其中的权利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了。所以，一方面，资产所具有的双重虚拟性特征无疑加大了金融风险，而另一方面，从法律上对于权益的保护，则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不再像股票、债券等基础资产权益那么简单。 8．射幸特征 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射幸特征，保险合同中的这一特征最为明显，具有避险功能的衍生品交易合约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因为该特征属于法律特征范畴，很多研究观点以此特征作为研究交易协议的合法性和解决争议的关键。 所谓射幸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有赖于偶然事件的出现的一种合同，这种合同的效果在于订约时带有不确定性。决定金融衍生合约价值的汇率、利率、股票指数等数据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此特征描述为射幸性。当然，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都有此特征，且风险因素几乎类同，而场外交易合约甚至可能是一系列射幸合同的组合。 9．流动性差特征 由于场外市场不存在集中交易，一对一的个性化交易合约注定流动性较差，这一特征也是场外交易的显着特征之一。如果一对一的交易对手在合约到期不能清算，那就意味着几乎没有流动性。任何一种金融产品如果遭遇流动性风险都会出现恐慌性的大幅贬值，场内衍生品如此，场外衍生品就更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的国债不能流通，导致国债在地下黑市低于面值转让，就是由于流动性差而导致的。 当然，这一特征所伴随的风险，不是法律实务能够解决的。但是，场外衍生品交易风险通常表现为单一合约主体间的履约风险，此种风险的控制与一般的契约风险控制措施无本质差异，主要依赖履约担保、违约责任追究等，这就离不开用法律实务的方法去解决事前设计和事后救济的环节，避免因不能结算而出现流动性风险。&n bsp; 10．净额结算特征 由于许多衍生品场外交易是按名义金额计算的，具有很强的杠杆交易特性，另外，由于在从事衍生品场外交易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重复交易和交易集中度高的情形，导致潜在风险也集中在这些金融机构身上。为了有效控制衍生交易风险，避免引发市场系统风险，国际市场实践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同安排——净额结算机制。 所谓净额，又称轧差，是现代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普遍应用的一种清算方式。所谓净额结算，是相对于全额结算而言的，是指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的交易中，对交易一方而言，有的交易有盈利即正向价值，有的交易有亏损即负向价值，交易双方将全部交易的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进行抵销，得出一个净额价值，以该净额价值作为双方之间需要支付的金额。 场外交易属于双边净额结算。研究这一特征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净额结算制度是降低交易双方信用风险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净额结算法律规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场外交易协议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净额结算条款通常依据合同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研究它的法律特征和防范法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2007年版的《NAFMII主协议》和《CFETS主协议》中已引入了终止净额结算相关条款，但相关概念不够明确，后来在2009年版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中进一步清晰体现了净额结算制度并加以改进。这些法规虽然解决了法律上的有效性问题，但与《破产法》、《担保法》等存在冲突问题（如债权保护问题、债务抵消问题），目前这方面问题的法律处理依据仍处于缺失状态。 11．交叉违约特征 交叉违约是指如果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在其他合同或类似交易项下出现违约，那么此种违约也将被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本合同的债权人可以对该债务人采取相应的合同救济措施。这一特征源于1992年的ISDA主协议第5条第a款第vi项的规定。从法律上说，交叉违约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在场外交易合约中的应用，一般情况下，交叉违约属于交易主协议项下的选择性条款，交易主体既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选择不适用，实践中往往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约定。由于这一特征在场外交易合约中的违约条款和终止条款中非常有实践作用，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应用此条款也伴随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方面，对于有关条款的明确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如起算金额、债务范围、违约信息获取的界定，尤其体现在作为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手的弱势一方；另一方面，是否选择适用该条款，更是首先要衡量的，因为它可能加速了债务到期、加大了违约惩罚，甚至加大了未结算之前的财务风险，且后期后果十分严重，所以也要考虑慎用问题。 结束语 从国际衍生品市场发展历程来看，发展场外交易是大势所趋。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如何发展则是重要的实践问题。目前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市场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果，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对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场内衍生品市场却不能完全和及时地满足所有需求。场外交易相对于场内交易具有监管法律环境宽松、交易成本较低、个性化较强等特点，符合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交易主体。比如，便于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便于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大额度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便于因人而异的个性化衍生产品的设计。所以，场外交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以偏概全、偏激待之，应遵循市场规律鼓励其尽快发展，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场外交易场内化、交易协议标准化、交易对手集中化等先进发展模式。 在场外交易各类风险中，笔者尤其关注法律风险。因为整个交易过程均以法律行为贯穿始终，且最终离不开交易完结的法律结果，因此，运用合约条款加以防范和杜绝法律风险就成为必然
大宗商品具备抗通胀能力，同时又拥有较高风险调整收益，使其本身具有较强投资吸引力；另外，它与股票相关性很低。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商品资产，可以有效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在资产配置层面上有着重要意义。
较强的投资吸引力
对投资者而言，大宗商品近年所表现出的高收益特征，以及良好的抗通胀属性，已然成为资金进入该市场的主要动力。近10年以来，大多数大宗商品的年化平均收益明显好于国内股票市场。其中，石油和天然气、铜、金、银等的价格年化收益均在20%左右，即使涨幅较低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和大豆也有15%以上，而上证指数同期仅为6.6%。
风险方面，金融界通常将大宗商品视为较股票风险更高的一类资产。但近10年，至少与国内股票市场相比，此特性似乎并不显著。若以月度收益数据为基础分析主要商品和A股（以上证指数代表）的波动性，其结果是，A股的年化波动率为29.7%，而大部分大宗商品也在30%左右或者略高，两者大致相当。更有少部分产品如黄金的波动率在17%以下，远低于国内股票市场的水平。
如果比较不同资产，更为客观的指标是经风险调整收益。以夏普比率为例，最近10年的数据似乎更有利于大宗商品：大部分商品的夏普比率都高于上证指数，而部分商品，如原油0.42、铜0.59、金0.82、银0.68，更远高于上证指数近10年平均0.22的水平。
如此看来，无论从抗通胀的角度，还是其自身所表现出的风险收益特征，大宗商品即使作为单一的投资标的，也无疑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一类资产，而持有大宗商品基金等与商品高度相关的资产，自然也是配置资产时不应忽视的选择。
低相关性分散风险
大宗商品作为投资标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各商品之间，以及商品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尤其对于中国投资者，大宗商品全球定价的特点，决定了其与国内股票市场的相关性更低。
从过去10年的统计结果来看，主要大宗商品与上证指数月度收益率的相关性最高的是锌，但相关系数仅为0.46，从统计学上讲属于弱相关；其余大部分商品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均在0.15-0.35之间；而部分商品，如天然气和糖的相关系数几乎为零，这意味着，这两类商品的价格走势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基本不存在线性关系。
既然大宗商品具备高收益特征，同时又与中国股票市场呈低相关性，则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如果在投资组合中配置部分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资产，就可以在不降低原有收益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散风险，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善经风险调整收益，获得金融学中所谓“免费的午餐”。
举个例子，假设投资者从2001年7月起，在其组合中配置30%的大宗商品类资产（假定各类商品平均配置），其余70%配置于A股（以上证综合指数代替）。10年后，该组合年化平均收益接近10%，年化波动率为23%；相比之下，上证指数年化收益率仅6.6%，波动率却接近30%。
可见如果在过去10年内，将资产组合中部分资金配置于大宗商品类资产，非但收益有所上升，风险也大幅减小。该组合在近5年也有不错的表现，其收益与上证指数相当，年化平均收益超过16%，但是波动率相比上证指数大幅下降（由36%下降到28%）。因此，在组合中配置大宗商品类资产，可以有效改善原有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
三大路径巧选择
目前国内投资者投资大宗商品相关资产，大致有三种方式：直接投资商品现货和期货，购买与大宗商品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以及购买与大宗商品相关的基金产品。这三种投资路径之中，前两种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投资知识，而且需占用大规模资产才能建立起适当的组合，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因此，对于小额投资者，若涉足大宗商品相关投资，通常可以购买与大宗商品相关的基金。
1．1风险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
已有文献表明，风险投资对公司创新存在的激励效应不仅体现在行业层面，也涉及到公司战略层面。从公司创新战略层面而言，Hellman＆Puri在以美国硅谷173家高技术创业公司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与非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呈现出较多的创新战略特征，因为风险投资家同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了资本和企业所需的包括创新战略在内的战略知识；从行业层面而言，风险投资成为了高技术产业集群转换的关键因素。例如，风险投资促进了以色列全球顶尖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区的建立。更具体而言，相对于无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从事着更多和更重要的创新活动。如Kortum＆Lerner在一项对122家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和408家非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研究中发现，风险投资背景公司拥有更多的专利，其专利被引用次数也更多，风险投资在增加专利数量方面的效应大约是普通R＆D的3倍以上。同时期德国的经验研究也表明，风险投资与专利申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如Tykova在对1991－1997年58个观测值进行研究时发现，若风险投资额翻一番，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约增长12％，若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数翻一番，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约增长21％。由此可知，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性为风险投资的高回报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对资金需求的长期性和权益性，也为风险投资的进入与退出提供了可行性。此外，初创企业具有经营历史短、重资产少、未来发展不确定性高、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金融机构远不能满足它们急剧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因为传统金融机构向其提供资本支持时，它们付出的信息、签约和监督等方面的成本相比成熟企业要高。而且，管制性贷款利率往往存在上限，传统金融机构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覆盖贷款成本，但风险投资能通过参股、限定融资量、分阶段投资等手段规避传统金融机构遇到的上述问题。因此，初创企业的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风险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例，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担保条件，且其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这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不可能成为其可依赖的创新资金来源。但风险投资追求高成长、承担高风险的特性，使得其正好适合于投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且，在风险资本注入所投资企业时，也常常会带入相关的商业关系、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初创企业实现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的有效结合，从而更大程度提高初创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业成功率。因此，风险投资理所当然成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最理想的融资渠道。而且，风险投资者自风险资本注入所投资企业开始，就会主动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中，监控企业风险并提供帮助，直至风险资本退出。风险投资者往往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能为企业提供运营管理、财务经营、战略规划、人才引进、再融资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有很多处于初创或正在发展的企业，它们在企业管理和运营等方面欠缺经验，体系也不健全，这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不过，风险投资的多样化增值服务将对企业相关方面的完善产生很大帮助，从而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的运营管理环境，提高资本使用和组织运作效率，大大增加企业发展及其技术创新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前有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公司比无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表现更好。
1．2风险投资特征与公司创新绩效
1．2．1风险投资周期
风险投资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有机结合，可促进技术创新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风险投资主体一般包括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3个行为主体。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具有专业才能的风险投资家筹集资金，筛选出合适的投资对象，然后将风险资本转移给风险企业家，同时为风险企业提供一系列包括战略、组织和管理等企业所需的技能增值服务，并在风险企业发展相对成熟后，将所投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予以撤回。通过退出环节，风险资本实现其投资目的。风险资本能否成功退出并何时退出，是决定风险投资者投资行为、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监督行为及投资回报的重要影响因素。总的来说，相比于投资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风险资本投资于初创期企业虽然可能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但一旦成功就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从持有时间来看，投资于初创期企业会使风险投资资金具有较长的投资周期，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则只有较短的投资周期。较长的投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风险投资机构为追求短期高回报而看重企业短期收益的行为，并更有可能促使投资者重视技术创新的潜在和长期价值，从而积极支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而且，由于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比较活跃的行业，风险投资参与越早，越能与企业的技术生命周期相吻合，并为技术创新开展提供有力的金融和经验支持。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资本投资周期越长，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越好。
1．2．2风险投资回报与风险投资减持
获得企业未来超额收益是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尽管退出形式多种多样，但风险投资退出通常是指在风险投资促成企业技术成果转化完成后，进行收益分割并撤资的行为。为了能够成功进行风险投资退出，并实现风险投资的高额回报，风险投资家会尽最大努力促进企业价值增值。因为只有企业价值增加到足够大，风险投资才能在退出时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风险投资回报可视作一种信号指标。在风险资本所司上市时，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相对于新的外部投资者而言，在公司信息上具有较小的信息不对称性。经验证据表明，促进创新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动机，通过帮助被投资企业上市以获得高额收益才是风险投资最主要的驱动力。由此，为了获得更高回报，风险投资家就可能更多地以其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参与进企业管理，在企业战略规划、市场拓展、管理咨询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体现在企业创新方面就是，有风险投资背景企业的创新水平及创新成果转化率可能更高，从而企业价值增值就会更多，风险投资退出时就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从全球电子高科技企业上市后表现的对比研究来看，上市后样本企业的创新水平虽然可能会逐步下滑，但短期内不会变动太大。因此，风险投资回报实际上是被投资公司创新水平的一个前置指示信号，越高的风险投资回报表明近期被投资公司的创新水平也越高。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时风险资本回报越高，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越好。此外，无论上市时风险资本的回报有多少，通常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后，风险投资会进行相应的股份减持，这种减持程度也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换言之，减持比例越大，公司未来的创新水平所受影响可能也越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投资IPO后减持比例越大，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将越差。
2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为在我国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深交所创业板设立于2009年10月，是地位仅次于主板市场的二板证券市场，其在上市门槛、监管制度、信息披露、交易者条件、投资风险等方面与主板市场有较大区别。由于创业板的主要目的是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成长性企业，并为风险投资和创投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以及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融资平台。因此，该板块为本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微观数据。本文以创业板2009－2011年的所有公司为初选样本，通过清科数据库和CVSource（投中）数据库获得风险投资进入时期、回报和减持比例等风险投资的特征数据，通过国家专利局网站和Soopat专利搜索网站手工收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除机构投资持股比例来自Wind数据库外，通过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公司其它上市信息、财务数据及股东信息。由于6家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支出在CSMAR数据库中存在错误，于是通过手工查询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站进行了修正。由于分别考察风险投资背景和风险投资特征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所以两组回归样本量有所不同，在剔除缺失值后分别为470个和189个，并在回归之前对连续变量在1％和99％位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d），以去除异常值影响。数据收集使用Excel软件，回归使用Stata12．0软件。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2％，但只考虑有研发支出的公司时，样本平均研发投入占到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7．07％；从专利申请数来看，所有样本的平均专利申请数为5．12个，而只考虑有专利申请的样本时，平均专利申请数则达到了9．71个。针对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按有无风险投资背景为标准进行两样本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两组样本在10％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t＝－2．06）；在专利申请数方面，两组样本在1％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t＝－2．24）。此结果与假设1一致。此外，公司规模、公司当年机构投资者平均持股比例和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在有无风险投资背景下都有显著差异（t值依次为－4．60、－2．31、3．14）。
3．2变量相关性分析
两个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与其它变量相关关系的符号，在线性或非线性意义上均完全一致，这些结果也与相符合。相关结果表明，以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衡量的公司创新绩效，与是否拥有风险投资背景及除风险投资减持比例之外的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这为本文4个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此外，相关系数最大的为0．43，均没有超过0．5，说明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3．3回归结果分析
3．3．1风险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
首先进行单变量回归，然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无论是单变量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是否拥有风险投资都显著影响公司的以研发投入强度或专利申请数衡量的创新绩效，单变量回归均在1％水平上显著（t值分别为4．14、3．12），多元回归均在5％水平上显著（t值分别为2．06、2．03）。总体上，这些结果支持假设1，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前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比无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表现更好。从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两个回归均并不显著；公司管理层持股水平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这一点只在公司创新绩效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时才显著（t为3．06），在公司创新绩效以专利申请数衡量时并不显著。
3．3．2风险投资特征与公司创新绩效
既然有无风险投资背景对公司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显著好于无风险投资背景公司，那对于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来说，不同风险投资特征又如何影响公司创新绩效呢？以模型（2）为基础，逐次将风险投资特征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分别考察风险投资机构数、风险投资持有期、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前后的股份减持情况和风险投资3种不同回报方式等变量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控制其它变量之后，风险投资机构数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t值为1．29），风险投资持有期在1％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t值为2．76），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前后的股份减持在5％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负相关（t值为－2．03），风险投资的3种不同回报方式均在1％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t值依次为2．88、4．58、2．82）。整体而言，这些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后3个假设。此外，从其它控制变量来看，6组回归中的公司规模都在1％水平上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也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6组回归中只有3组分别在10％、5％、1％水平上显著；公司管理层持股水平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6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3．4稳健性检验
为测试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下列检验：改用公司当年年初研发支出余额加上当年研发支出，然后除以当年营业收入来计算研发投入强度，用以衡量公司创新绩效，再进行模型（1）、（2）中相应的所有回归；改用公司年末净资产的对数和公司年末市值的对数替换公司规模，再进行模型（1）、（2）中相应的所有回归；考虑到公司当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中包含有阳光私募、财务公司和信托公司持股比例，而这些机构可能是风险投资机构，因此使用剔除阳光私募、财务公司和信托公司三者后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用以替代机构持股比例，再进行所有回归；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改用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合计薪酬的对数替代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再进行所有回归。
4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 风险控制 管理
所谓金融衍生工具本质而言是一种现代新型金融工具，其主体是货币、存款、股票和债券这些原金融工具衍生而来，均为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转合约四种基本类型构成。可以说，这四种类型是金融衍生工具最为基本的形态，其他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都是在这四种类型的基础上组合、演变而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金融衍生工具这种建立在高度信用体系上的金融手段快速发展的背后，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风险，无法真正的杜绝投机，使得金融衍生工具成为了一把既可以增值避险，又可能会损失惨重的“双刃剑”。
一、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概述
（一）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主要类型。
所谓风险，即是一种能够造成损害或者损失的可能性，这句话加重强调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两个基本特征，即风险和损失相互联系，而对于发生的损失的判断也是不确定的。具体而言，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风险：
首先是信用风险，也就在商定的合约期限内，投资者一方不愿履约或丧失履约能力，从而使得另一方面临信用风险的情况；其次是市场风险，也就是合约价值伴随着市场价格水平波动从而产生的风险，而且汇率、利率变动等基础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的波动也会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并且产生杠杆效应放大了存在的风险，最终使得投资者产生错误的判断；在这时流动性风险，也就是由于市场流动性的过分加大，使得投资者因为无法找的合约对手而无法平仓，因此带来巨大的损失；法律风险是由于法律不明确或者不受法律保障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够合法履行的风险；经营风险的本质是投资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交易过程中由于投资人个人操作技术失误和投资策略失误而导致的风险。
（二）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特征。
风险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风险的特征，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的本质导致的不确定性结果，因此，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不确定性，这是风险最为本质、核心的特征，对于投资主体而言，无法也不可能去准确的预测风险的程度、风险何时发生；
其次是双重性，也就是交易给双方带来的损失或者收益不可能是平均的，一方的受益必然意味着一方的受损，这样是自由市场博弈的重要特征；
再者是客观性，这是由不确定性这一核心特征所导致的，即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无法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否定。因此，风险管理最为基本的要求不是否定风险，而且基于风险存在的基本思路下，尽其所能的研究和采取措施，避免或延迟风险的出现。
最后是投资主体差别性，这点是由于投资者自身条件这一客观事实导致的，其资本的大小、对于风险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的不同、自身投资经验的多寡、对于风险和利益的偏好和取向、对于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都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金融衍生工具出现风险的原因探究
衍生合约业务发生在签订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部的各种情况发生着不断地变化，比如利率、行情、市场价格、交易对手等，这使得交易者所面临的风险情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应当从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个方面对于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成因进行探讨。
（一）相应监控、约束机制不完善。
由于此点的欠缺，导致个别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尽其所能的寻找漏洞，擅自和海外金融机构一起进行金融衍生物工具的交易，在其中扮演了行政首长和交易人员的双重身份。这种“自己比赛自己当裁判”的制度必然导致了相关监控和约束形同虚设，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
（二）稽核和监督机制乏力。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本质属于表外业务，其真实的盈亏情况无法从资产负债表中得到体现，因此，为了掩盖亏损并且追求账面利润，交易员往往选择卖出大框期权收取期权费的方式来实现盈利，但是当期权真正实现交割时，真实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期权费数倍。
（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这也是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困境之一，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于传统的金融结构带来了极大地冲击，从本质上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定得影响。
（四）网络传播效应的客观存在。
在当今网络时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必然会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传播体系而扩展，从而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波动，加大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性。
三、对于金融衍生物工具的风险控制管理
正是由于金融衍生物工具的风险来自各种原因，所以，对于其的风险控制管理手段也必须多样化：
首先，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真正实现金融衍生物工具风险控制的根本性做法，从制度上杜绝风险问题的产生。
其次，改革传统的会计审核制度。利用制度的力量来弥补当前法律法规的不足，以此来保障金融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
再次，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作为一种现代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要求极高的业务，必然需要专业人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操作和利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手段，在我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特点也带来了固有的缺陷和风险，所以，如何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并且最大的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优势，是当前社会应当重点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彦.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管理.[D].华南理工大学.2013，04.
与投资组合具有相同特征、不同风险资产权重的一系列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与标准差配对集合构成了投资可行集，由它们连接而成的直线，叫配置线。它是在期望收益-标准差平面坐标中标出投资组合的特征（作为y的一个函数）。由于无风险资产的标准差为0，无风险资产F应该出现在竖轴上，截距为无风险收益率。当y在0~1之间的时候，就出现了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组合的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关键词：复杂网络；关联性风险；无标度网络；小世界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51
1引言
伴随金融自由化、复杂化趋势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更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增加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可能性，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金融传染的危害性。研究表明，金融系统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系统内部风险传染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统计物理学领域在复杂网络的形成及特征等方面获得显著进展，在诸多领域中，基于复杂网络结构理论分析个体间结构及关联性卓有成效，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借鉴。
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以及银行间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业拆借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同业拆借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调节机构之间的流动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同业拆借市场因其市场化的运作以及高效率的机制使得同业拆借利率及时、灵敏地反映了市场资金的供求。因此在货币政策执行中，中央银行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反映金融系统中资金供求状况重要指标，同业拆借利率成为货币市场上的基准利率之一。同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商业银行之间进行短期资金借贷的场所，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主要依靠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银行间市场的发展为银行间资金调剂提供了顺畅渠道.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部分，中国同业拆借市场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市场规模逐步扩大，2013年同业拆借市场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其中银行与银行之间拆借交易成交量占整个市场成交量的80%以上。然而，同业间风险暴露也使得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增大。因此，基于同业拆借产生的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是危机传染的重要渠道之一。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基于同业拆借市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
2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由于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银行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一旦某个银行倒闭，银行间的信贷关系使得破产危机在银行之间传染。要实现对系统性风险有效监管，对关联性风险进行有效评估至关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9）介绍了评估系统性关联风险的四种方法：网络传导分析法、共同风险模型法、困境依赖矩阵法以及违约强度模型法。金融系统是由多子系统、多种性质参与主体以及复杂交互作用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这使得基于单个机构的分析无法有效评估整个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复杂网络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必然与其功能以及运行状态有紧密的关联性。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通常可以描述金融系统的共同特征，复杂网络理论通过研究金融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从而对金融系统运行规律进行有效的揭示并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该理论将金融网络用抽象图来替代，就是用抽象的节点来表示金融网络中的个体，并用两个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个体之间的某种关联性，金融系统中个体之间的关联性通常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通过分析反映金融网络结构特征一些参数指标，可以揭示金融系统的结构与特征。伴随复杂网络结构理论的发展，将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针对系统性风险问题，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基于系统论视角分析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性风险，二者之间在逻辑关系上存在一致性。
利用网络结构理论研究关联性风险主要包括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两种方法。在微观路径研究中，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复杂网络等领域的知识，并结合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研究稳定性较高的金融网络所需具备的微观特征。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关注银行间的连接方式及连接的紧密程度，Allen和Gale（2000）假设流动性冲击来自于存款者取款时间的不确定性，当网络处于完全连接状态，网络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当网络处于不完全连接状态时，系统会变得较为脆弱。Gai（2010）借鉴其他学者研究复杂网络的数学方法，通过模拟金融网络的形成过程分析稳健性的金融网络应具备的特征，得出的结论是最短路径长度应适当偏长。部分学者尝试利用运筹法判断最优微观结构，Leitner（2005）运用运筹学理论，得出最优金融网络的规模特征即每个小群体内最优节点数量为5。在宏观路径研究中，主要基于节点度、聚类系数、最短路径长度等微观指标研究金融网络所呈现的宏观结构。Hajime Inaoka等（2004）利用银行交易结算数据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银行网络具有自相似以及无标度特征。此外，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网络结构特征下的稳定性。该文将冲击分为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两种类别。对于随机网络，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趋于一致，而对于无标度网络，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远远大于随机性冲击。Michael Boss、Helmut Elsinger等（2004）基于同业拆借数据，并利用最小交互熵方法对奥地利银行间市场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少数银行具有大量关联性，而多数银行具有较少的连接。此外，奥地利银行网络呈现出群体结构特征，群体内部关联性紧密，而群体之间的连接较为稀疏。Giulia Iori等（2008）利用隔夜拆借数据分析了意大利银行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银行间网络具有随机网络的特征，并且呈现出度增加而强度减弱的状态，研究还发现不同规模主体行为具备差异性。Nier（2007）研究表明银行网络集中度对关联性风险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集中度增加⒌贾鹿亓性风险增大，但当集中度超过一定的阈值范围后，集中度增加反而会降低关联性风险。Simone Lenzu（2012）基于市场主体的行为探讨了银行网络形成的内生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风险传染的特征。该文基于关联形成的内生机制形成了随机网络与无标度网络，为了研究不同网络的稳健性，对网络进行随机性冲击模拟，结果发现无标度网络比随机网络具有更高的脆弱性。李守伟等（2010）通过构建有向网络模型，通过分析随机性攻击与选择性攻击对网络成分的影响研究银行间网络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对于选择性攻击具有较低的稳定性，而对于随机性攻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上述研究表明，金融网络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分析金融系统的关联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复杂网络结构理论为基础，基于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以及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矩阵法网络模型及因果网络模型；第四部分对银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内容对于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进行总结，并阐述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3研究设计
3.1基于矩阵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
首先基于最大熵的方法估计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并利用RAS算法进行优化，该方法意味着各银行尽量可能均匀分布资产；然后利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由于在实际拆借行为中不可能任意两个银行间都存在双向信用拆借关系，因此假设只有两个银行之间拆借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水平才认为两个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最后计算度、聚类系数以及平均路径长度等相关指标进而揭示银行间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
由于只能获取各个银行同业拆借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无法获得各个银行相互之间交易的具体数据，因此需要基于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利用熵最优化法测算银行同业拆借矩阵。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可以用矩阵X=（xi，j）N×N表示。其中，xi，j表示银行i对银行j的同业资产头寸，N表示银行数量。设ai表示银行i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ai=∑Nj=1xi，j，lj表示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lj=∑Nj=1xi，j。在一个具有N家银行的系统中，X包含N2个元素，xi，j的具体值是未知的，但是ai和lj是已知的，在缺少其他约束l件下可以选择最大化双边交易不确定性分布（信息熵最大化）。通过标准化，X视为联合分布函数f（a，l）的实现值，而a和l可视为边际分布函数f（a）和f（b）的实现值。如果f（a）和f（b）相互独立，通过最大熵的方法可以得出xi，j=ai×lj。这种方法意味着i银行对j银行的资产额度取决于i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以及j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矩阵X，但是银行不能与自身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意味着xi，i=0，因此需要对矩阵X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矩阵为X*。求解X*等同于如下问题求解：
min∑Ni=1∑Nj=1x*i，jln（x*i，j/xi，j）
s.t.ai=∑Nj=1x*i，j，lj=∑Nj=1x*i，jx*i，j≥0
上述最优化的解可以利用RAS法计算获得，从而得到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在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特征。由于大部分银行的银行间资产、负债占所有银行间资产、负债的比例在区间（0，0.01）之间，因此，我们将阈值c界定在（0.00001，0.0001）之间。如果当两银行之间同业拆借比例大于阈值c，则认为两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在复杂网络理论中意味着两节点之间存在边进行连接。本方法利用各个银行的合并报表的拆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使用两组数据进行分析，一组是73家银行2015年的同业拆借数据，另外一组是16家上市银行2008-2015年间的同业拆借数据。
3.2因果网络模型
在一个由n个金融机构构成的金融体系中，Ri表示金融机构i的股票收益率，Rm表示市场回报率，Rf表示无风险利率，则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Ri―Rf=βi（Rm―Rf）+εii=1，2，……，n
则余项εi反映公司i特定风险溢价，本文定义Li=εi反映金融机构i所承担的公司风险。由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通常具有波动集聚现象，本文利用GARCH（1，1）模型来描述公司风险的动态相关性。
Li，t=μi+σi，tZi，t
σ2i，t=wi+αiu2i，t-1+βiσ2i，t―1
其中，μi表示条件均值，σi，t表示条件标准误，Zi，t表示白噪声过程，ui，t=σi，tZi，t。
如果时间序列Zi，t包含时间序列Zj，t的有效信息，有助于提高Zj，t预测精度，则认为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
Zj，t+1=ajZj，t+bjiZi，t+ej，t+1
Zi，t+1=aiZi，t+bijZj，t+ei，t+1
如果bji显著不为0，则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类似，如果bij显著不为0，则Zj，t是Zi，t的格兰杰原因。基于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界定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表明代表金融机构的节点之间存在有向边所连接。本方法利用16家上市银行2015年股票收益数据分析银行体系的因果网络结构。
4实证分析
4.1银行网络节点度分布
为了分析银行间市场网络节点度分布情况，将阈值设定为0.00001、0.00003、0.00005、0.00007四种状态，分别计算每一对应阈值状态下各个节点的度，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反映度的分布特征，我们将各节点度划分到若干等距区间，即[0，9][10-19][20-29][30-39][40-49]，然后分别计算每一区间的概率，利用各个区间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节点度分布状况。图1揭示了不同阈值水平下节点度分布状况，我们发现节点度分布具备幂律分布的基本形态。
上述结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银行市场的无标度网络特征。我们分析了16家上市银行2008年―2015年的同业拆借的总量，实际数据表明16家银行借入资金总量与借出资金总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而且根据2015年的完整数据，16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占样本73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的比例达到38%。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银行间市场网络存在一些中心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主要发生在这些银行之间以及这些银行与其他银行之间。这些处于中心的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很容易通过他们的高连接状态而影响整个银行体系。H.A.Degryse（2004）将银行间市场的这种结构称作货币中心结构，从风险传染的角度来看，决定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而其他规模较小的银行影响有限。根据H.A.Degryse（2004）研究表明，当处于货币中心地位的银行倒闭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比完备型的市场结构具备更强的传染性，而当处于中心地位的银行平稳运营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更具稳健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即少数银行具有较大的度，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无标度网络特征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于选择性冲击具有脆弱性。因为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因此无标度网络在遭受随机冲击时，这些具有较小度的银行最容易遭到破坏，但这些银行又只有较少的连接，所以这些银行的危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但当银行系统中具有较大度的银行面临危机时，局部危机会迅速扩散到整个银行体系进而产生系统性危机。
4.2银行网络聚类系数及平均路径长度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如果一个网络同时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那么这样的网络称为小世界网络。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同业拆借矩阵计算不同阈值水平下的平均路径长度与聚类系数。为了获得因果网络结构，需要对16家上市银行股票收益数据两两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β系数；其次，利用残差数据，基于GARCH（1，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最后，在显著水平为10%的条件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1为两种不同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较大的聚类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这说明银行间市场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小世界网络特征意味着一旦一个银行出现严重危机，就会迅速传导给并无直接关联的其他银行，从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陷入危机状态。因此，银行间市场小世界网络特征是导致关联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下，平均路径长度趋于一致，但是聚类系数相差较大，这是由于相关指标值受阈值水平的影响较大。但根据网络结构理论表明，即使是0.21的聚类系数水平仍然可以显示网络结构的无标度特征。
5结论及政策启示
5.1银行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系统性风险分析
本文由复杂网络金融理论与系统性风险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网络结构对银行间关联性风险产生的重要影响，基与银行间资产负债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系统性风险的内涵。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系统作为整体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过程中，导致系统性风险积聚；二是金融体系内部的关联性风险，尤其表现为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2）各个银行的同业拆借规模存在很大差异性，以中、农、工、建为代表的16家上市银行形成了同业拆借网络的中心，其他银行之间虽然也存在业务往来，但规模较小，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有限。
（3）实证上，通过阈值法对度、平均路径长度以及聚类系数等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具备小网络特征以及无标度特征。这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选择性冲击具有较大的脆弱性。
5.2本文结论对金融监管的有效启示
银行间同业市场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数量虽然较少，但与大多数银行之间存在信贷关联，一旦这些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传播到整个网络，威胁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稳定。因此，加强对银行间市场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有助于维护银行间市场的稳定，确保银行系统平稳运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界定，需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量化以及相关指标的合成，减少执行操作的难度。
相关研究表明（马君潞，2007），单一系统重要银行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如果处于网络中心的众多银行同时出现危机，则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由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以及其他共同风险暴露因素可能会导致多家银行同时倒闭，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传染。现阶段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背景下，我们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从金融体系改革与监管的层面来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次贷危机表明，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才能有效预防危机发生。中国在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状态，尤其是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泡沫。针对金融发展过程中脱离实体经济的苗头，需要有效的预警机制，并通过相应的措施化解潜在的金融失衡风险。
（2）构建危机预警指标。陈雨露（2011）提出“金融失衡指数”这一指标对金融体系的失衡进行描述，用以构建“金融失衡指数”的基本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投资、企业杠杆、利差水平、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该方法为构建危机预警指标提供有益引导，但关于预警指标的选择与测度方法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稳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面对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混业经营大趋势，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效率，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势在必行。但在现阶段金融监管滞后、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下，混业经营的推进要保持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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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ier，E.，Yang，work Model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7，31（6）：20332060.
基于银行实际数据，一些学者对银行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Boss等(2004研究发现，奥地利银行间市场网络的度分布服从双幂律分布，同时该网络具有小世界性质。Soramaki等(2007研究显示，美国银行间支付转移网络具有小的平均最短距离和低的聚集系数，同时该网络的度分布是幂律分布。对于巴西银行系统，Tabak等(2009研究发现，私有银行和外国银行倾向于形成群聚结构，同时不同规模的银行更易于形成连接以形成群聚结构。Cram和Von Peter(2014)}4}研究发现，德国银行系统具有分层结构。对中国银行网络的结构特征，巴曙松等(2014分别对中国的不同类别银行、不同地区银行的支付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这两个网络不仅体现了小世界网络典型特征，而且前一个网络的边权分布和后一个网络的节点度分布都服从幂律分布。吴念鲁和徐丽丽(2015利用2007-2012年98家银行同业机构的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数据，研究发现中国银行网络属于无标度网络。
也有学者基于银行网络结构对银行间传染风险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该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假定银行同业拆借关系具有一定的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冲击引发的银行违约或破产通过网络结构进行传染的过程，其中Allen和Gale ( 200娜n}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研究了银行间市场结构在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两种情况下的风险传染特征。随后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Nier等(2007在银行网络为随机网络的情况下研究发现，银行网络集中度对风险传染的影响不是单调的。在银行网络为无标度网络的情况下，万阳松(2007寸银行间市场中违约传染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Gai等(2008〕在具有任意结构的金融网络中研究系统的和特殊的冲击、网络结构的变化以及资产市场流动性对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Caccioli等(2012)"}研究表明.无标度网络对于冲击具有更好的弹性.但当攻击具有较高连接的点时.其传染概率要比随机网络高。李守伟和何建敏(2012)研究了银行间市场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中银行间传染风险特征及其差异。Georg(2013〕通过构建银行网络演化的动态模型并结合计算机仿真，发现随机网络中的风险传染效应比小世界网络要大，而比无标度网络更大。鲍勤和孙艳霞(2014通过多主体仿真模型研究发现，相比于完全连接网络，中心边缘的层级网络将增大金融风险传染的范围和程度。范宏(2014研究了银行随机动态网络中风险传染累计问题。隋聪等(2014) 研究发现，集中度越高的网络由于传染而倒闭的银行数量越多，当基础违约的银行数量不多时，网络集中度越高，由于传染而倒闭的银行的总资产越少。Steinhacher和Steinbacher(2015 )研究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规模以及不同网络结构对银行系统稳定的影响。石大龙和白雪梅(2015研究了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这3种金融网络中危机传染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隋聪等(2016)提出了基于网络模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银行系统性风险VaR和银行系统性风险ES。邓超和陈学军(2016 )基于多主体建模分析了银行间核心一边缘网络的系统性风险。
由上所述，这些文献基于某种网络结构或多种网络结构对银行间传染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上述研究中银行网络结构往往是外生的，而不是在银行经营过程中基于资金需求通过交易决策机制形成的。同时基于网络结构研究银行间传染风险时，网络结构往往是静态的，这与银行的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银行内生网络模型，进而研究银行间传染风险特征。
一、风险的定义
风险最初的定义是；“风险是发生财务损失的可能性”。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越大。风险越大。它可以用不同结果出现的概率来描述。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坏结果出现的概率越大，就认为风险越大。人们在对风险进行深入研究以后发现，风险不仅可以带来超出预期的损失，也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收益。于是，出现了一个更正式的定义：“风险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不仅包括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正面效府的不确定件。
二、风险的特征
1.风险是对未来学项而言的
在投资项目实施之前，决策者对投资收益的估计结果仅仅是一种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具合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项目实施的结果，有可能偏移这种预期收益，一日实际投资收益低干预期收益，便构成了风险损失。
2.风险可以计量
一般来说，未来事件的持续时间越长，涉及的未知因素越多，或人们对其把握越小，则风险程度就越大。
3.风险具有价值
投资者冒风险进行投资，需要有相应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报酬作为补偿。风险越大，额外报酬也就越高。
4.风险的种类
（1）从个别理财主体的角度看，风险分为市场风险和公司特有风险两类。市场风险是指那些对所有企业产生影响的因素引起的风险，如战争、自然灾害、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这类风险涉及所有企业，不能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分散，因此，又称不可分散风险或系统风险。
公司持有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企业的特有事项造成的风险，如罢工、诉讼失败、失去销售市场、新产品开发失败等。这类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围而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分散，即发生于一家公司的不利事件可以被其他公司的有利事件所抵消。这类风险也称可分散风险或非系统风险。
（2）从企业本身来看，风险可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两大类。经营风险是指因化产经营方面的原因给企业盈利带来的不确定件。经营风险是任何商业活动都有的。也称为商业风险。经营风险主要来自于：①市场销售；②生产成本；③生产技术；④其他外部的环境变化，如天灾、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等。
财务风险又称筹资风险，是指由于举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一个没有负债，全部由自由资金经营的企业，只有经营风险而没有财务风险。企业情人资金需还本付息，一旦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企业就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这种风险即为筹资风险。
一般而言，投资者都讨厌风险，并力求回避风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进于风险性投资呢？在风险反感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诱使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的是超过时间价值的那部分额外报酬，即风险报酬。风险报酬是投资者因承担风险而要求得到的额外收益。风险报酬也有两种表承方法：风险报酬额和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就是指投资者因冒风险进行投资而要求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那部分额外报酬率，即风险报酬额与原投资额的比率。在财务管理中，风险报酬通常用相对数――风险报酬率来加以计量，讲到风陆报酬，通常是指风险报酬率。
由于投资风险的存在，典使投资者愿意承掘一份风险，必须给予一定报酬作为补偿。风险越大，补偿越高，即风险和报酬问的基本关系是：风险越大，要求的报酬率越高。在投资报酬率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风险小的投资，结果竞争使其风险增加，报酬率下降。风险和报酬的这种联系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所要求或期望的投资报酬率使是无风险报酬率与风险报酬率之和。
一、企业初创期的财务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
1.企业初创期的主要风险与财务特征
企业生命周期初创阶段的经营风险是最高的。这些风险包括新产品能否试制成功，如果试制成功，它能否被潜在的客户接受；如果被接受，这个市场能否扩大到一定规模，以给该产品充分发展的空间和补偿投入的成本；即使这些都能实现，公司能否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便立足于该行业。
由于初创期存在高经营风险，本阶段的财务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在初创期，企业产品产量规模不是很大，规模效益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而单位产品的成本与分担的固定成本较高；(2)初创期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市场缺乏对企业产品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其市场份额的确定缺乏依据与理性；(3)在需要大规模扩张时，同样面临着筹资环境相对不利的问题；(4)企业的核心能力还没有完全培育成熟，因此核心产品不能为企业提供大量的现金流；(5)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没有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此管理的无序要求强化集权。
2.企业初创期筹资方式的选择
由于一个企业的总风险是由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两部分组成，而从控制风险的目的出发，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应是互逆关系。即较高的经营风险宜于以较低的财务风险与之相配合，从而在筹资战略上保持稳健原则。初创期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稳健与一体化。
在企业正式营运之前，由于企业没有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量不大，主要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创业者自筹或私人投资者等私人资本为主。其中，个人积蓄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70％以上企业的初期资金是个人的积蓄。根据美国110多家企业的调查表明，企业的创业资金首要来源是创业者自己的积蓄，其次是来自亲友的积蓄。除创业者个人积蓄外，向亲属和朋友借贷是创业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这部分资金约占创业投资总额的5％。风险投资公司约占5％，非金融性公司占5％。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非常少。在上述调查资料中，没有一家企业的资金来自于商业银行。
在企业正式营运后，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显著增加，以满足产品的市场需求，有时甚至需注入大笔资金。该阶段，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尽快实现盈亏平衡，解决生存问题。这一阶段，在企业资金来源的问题上，创业者等私人资本的资金已经不够，资金需求逐渐转向风险资本。此时，创业者也可能会请求银行给予贷款，但可能性较小。即使能得到此类贷款，也大都是短期借款，且数额不大。同时，此阶段由于企业的获利能力较差，如果所借短期贷款过多，其负债率就越高，利息负担也就越重，资本结构就会愈不合理，严重的可能产生财务危机。该阶段需要的是长期资本，换言之，企业需将股权出售。但由于企业毫无业绩，也无法从投资银行或机构获得资金，并且企业太年轻，不能满足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筹资的条件，因此，在该阶段，企业资金的来源转向风险资本。此阶段，创业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是股权筹资，其主要原因是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不能担当风险资本家的角色。首先，银行的经营以稳健为主，其在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中更注重风险的大小，银行资金不可能在企业的创业阶段参与投资。其次，银行的管理制度和人员构成也不能适应风险资本管理的要求。日本的教训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银行业在风险资本市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52％的风险资本企业是银行的全资企业；它所拥有的资金占风险资本总额的75％。这就使得日本风险资本行业中具有该企业专业背景的人员很少，大多数管理者都是来自于银行机构，而他们往往又沿袭了银行的管理体制，从而导致了日本风险资本机构在投资机会的过滤和评估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其结果是投资风险增加，殃及银行本身，对整个企业的成长所起的资金支撑作用不大。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企业的股权，这些股权通过企业上市后变现，并获得超额收益，这种超额收益是风险资本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机制。
在企业初创阶段，之所以要求创业经营应通过权益资本而不是负债资本来筹资，是因为负债筹资的风险很大，或者说债权人出贷资本要以较高的风险溢酬为前提条件，故而企业的筹资成本很高。因此，最好的办法不是负债筹资，而是采用权益资本筹资方式。对于权益资本筹资来说，由于这一时期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是很高，甚至是负数，因此风险投资者将在其中起很大作用。风险投资者之所以愿意将资本投资于企业，不是看到它现在的负收益，而是看到它未来的高增长。从资本结构分析上看，负债筹资可以带来避税的好处，但是创业企业在经营的初始几年会计上只会产生亏损或完全名义上的收益，并无或者只有很少的应税收益。因此，利用负债经营也不能从中得到任何税收上的好处。
二、企业发展期的财务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
1.企业发展期的主要风险与财务特征
一旦新产品成功地推向市场，销售规模将开始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与产品相关的整个经营风险会降低，而且也表明企业发展期的开始。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对某个产业领域构建进入屏障通常是在其高速发展时期完成的，以便在产品开发潜力被确认时能阻止竞争对手追随本企业具有竞争性的创新技术进入该领域。构建这些屏障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知名产品名牌的创立，以使自己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留下卓尔不凡的印象；抢先完成规模经济或掌握成本降低技术，以便成为该领域成本领先者，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些都需要企业在这一阶段加大对市场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企业在发展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与市场相关的经营风险。
发展期的经营风险特征，导致了资本需求远大于资本供给能力，即可容忍的负债极限和能力的财务特征。而且负债筹资在此期间并非首选，高经营风险会诱致较高的负债利率，从而导致高负成本。
2.企业发展期筹资方式的选择
企业经过创业阶段的发展，企业的技术等资源优势已经确立，已初步形成主导型产品，产品也开始进入市场，且经过一定的市场拓展，产品市场逐渐好转，有了一定的销售收入。该阶段的筹资方式是内部筹资、股权筹资和债务筹资相结合。
(1)内部筹资。通过发展已有产品和控制股利分配政策，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可积累一定的利润，通过留存盈余进行合理的再投入，不断地增强企业资金自我积累能力，并最终保证企业成长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2)股权筹资。企业高效益的前景，将使企业在快速成长阶段易于从外部环境中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其中包括吸收风险投资和其他投资公司及私人投资者投资入股，以及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直接筹资。这阶段主要的股权筹资方式依然是风险资本。
(3)债务筹资。进入到这个阶段的企业已经初具规模，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的资产规模也迅速扩张，企业可供抵押的资产也就随之增加，这就为采取债权筹资创造了条件。该阶段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向外部富裕资金拥有者借贷的方式，获得企业成长所需的一定量资金。这意味着企业应在相对较长时间内确定合理的资产负债率，以此作为企业筹资控制的最高限度。
三、企业成熟期的财务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
1.企业成熟期的主要风险与财务特征
随着竞争者之间具有挑衅性的价格竞争的出现，标志着该企业成长阶段的结束，进入成熟期。这时，产业稳定，销售高而稳定且利润空间合理。竞争者们已形成了巨大的剩余生产能力，这样，该企业早先所预料的持续规模的扩张根本无法实现。届时，随着成长阶段的成功结束，很明显，经营风险会再次减低。由于成长阶段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大量投入，进入成熟期的企业有相对高的市场份额。在整个成熟阶段，主要经营风险与该阶段稳定发展的持续时间以及公司是否能在财务状况看好的基础上保持强有力的市场份额有关。在这一阶段，财务特征具体可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成熟期的市场状况意味着市场增长潜力不大，产品的均衡价格也已经形成，市场竞争不再是企业间的价格战，而是内部成本管理效率战。因为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盈利的唯一途径是降低成本，因此，成本管理为成熟期财务管理的核心。
(2)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成熟期的企业现金流入增长快速，相反，固定资产等资本型新增投资项目通常不是太多或增长不太明显。且固定资产所需资本支出主要为更新所需，并基本上能通过折旧的留存方式来满足其需要，亦即该期间企业现金流出需要相对较小，从而形成较大的现金流入量。
(3)企业此时资产收益水平较高，加之现金净流入量较大，因此，财务风险抗御能力雄厚，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负债筹资，以便充分利用负债杠杆作用达到节税与提高股权资本报酬率的双重目的。
(4)在此阶段，企业的股权资本价值或股票价值有可能被市场高估。
(5)在这一阶段，股东或出资者对企业具有较高的收益回报期望，因此高股利成为这一时期的必然。
2.企业成熟期筹资方式的选择
基于成熟期的经营战略及其风险特征，要求处于该阶段的企业应当采用相对激进型的筹资战略。激进是相对于稳健与保守而言的，此阶段的激进是前两个阶段保守战略的“能量”释放。其涵义就是采用相对较高的负债率，以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成熟期的企业不仅自创现金流量大大增长，即财务风险承受与抵御能力大大提高，而且有着更多的市场筹资机会与筹资渠道。如何不失时机地利用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进行资本置换，提高资本来源质量，优化配置结构，也成为成熟阶段激进型筹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该阶段企业的筹资主要依靠债务筹资。此时，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稳健经营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从事货币经营的特殊企业，需要扩大客户群，为数众多的企业，为银行提供了广阔的潜在市场。当企业进入成熟阶段后，由于企业经营业绩稳定，资产收益率高，资产规模较大，可抵押的资产越来越多，此时，银行也愿意为进入该阶段的企业贷款。因此，当该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量较大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成为企业资产的主要来源。
对于形成相当规模、具有一定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来说，也可以从证券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可转换债券、增发新股、新股配售等筹资方式，获得持续的资金供给，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
四、企业衰退期的财务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
1.企业衰退期的主要风险与财务特征
当原有的产业或市场领域进入衰退期或夕阳阶段，企业的经营战略需要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并通过新产品与新产业进入而步入衰退期。进入衰退期的企业，首要工作是加强经营方面的调整。它意味着，一方面，对某些行业或经营领域需要退出，而对某些行业或领域则需要进入，即进行产业重构；另一方面，伴随着内部经营调整，需要实施组织再造与管理更新。
进入衰退期的企业，其经营风险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对于现有产品的经营，其经营风险并不大，尽管面临市场负增长，但原来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变化，从而已有的利润点及贡献能力并未失去；二是对将要进入的新领域，则要考虑可能存在极大的经营风险，它如同初创期的经营状况一样，与初创期稍微不同的是，此时的企业已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市场地位，其筹资能力也大大增强，因此具有初创期不可比拟的财务优势与管理优势。
2.衰退期筹资方式的选择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衰退期企业所制定的筹资战略涵盖以下内容：
高负债率筹资方式。进入衰退期，企业还可以维持较高的负债率而不必调整其激进型的资本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衰退期是企业新活力的孕育期，它充满风险，在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新进行业的增长性及市场潜力巨大，则理性投资者会甘愿冒险，高负债率即意味着高报酬率；如果新进行业市场不太理想，投资者会对未来投资进行自我判断，因为理性投资者及债权人完全有能力通过对企业未来前景的评价，来判断其资产清算价值是否超过其债务面值。因此，这种市场环境为企业采用高负债政策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衰退期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财务实力，而是说它未来经营充满各种危险，当然也充满再生机会，因此以其现有产业做后盾，高负债战略对企业自身而言是可行的，也是有能力这样做的。
企业在成熟期创造正现金流量的能力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除非它能创造巨大的市场，并能无限量地持续下去，因为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最终将逐渐衰退。需求的减少伴随着现金流入量的减少，如果经营得当，也许这两者减少的比率并不同步。尽管在成熟期，资金不应大量用于拓展市场或用于增加市场份额，但是仍有必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以保持未来市场的销售目标。一旦市场需求不可避免地下滑，企业再投入同样的资金以维持市场规模是很不明智的。因此，如果企业适时调整经营战略，在衰退期的初始仍可以维持正的现金净流量。
尽管经营业务的减少和产品的最终消亡无法避免，在衰退期，与之相关的经营风险仍然比成熟期有所降低。在创办初期并不知道成熟期有多长，但是现在清楚了。在衰退期，惟一存在的重大风险是，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经营还能持续多久。低的经营风险可以同相对高的财务风险互补，即通过高的股利支付率和利用负债筹资来实施。对衰退业务的再投资应尽量减少，因为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据此，企业应实施高额股利分配政策。实际上，在衰退期，由于无充分理由进行固定资产的更新重置，股利的发放额可能超过税后利润数额。虽然固定资产的更新重置是维持现有经营规模的一个通行办法，但这种做法并不合理。实际上，股利应该等于利润与折旧之和，股利发放的一部分就相当于资本的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