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38: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公诉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转贴于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5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起诉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争议顺序冲突处理
自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法院须依不同的诉讼法，分别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对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如何处理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审理顺序，即优先审理何者，是理论和实践均必须予以规范与明确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为了更有效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合理配置资源，行政权的进一步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行政权时刻影响着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相互渗透、交叉；同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行政诉讼意识的增强，唯权、唯上思想的摈弃，一旦行政行为侵犯其民事权益时，已不再听之任之，而是充分行使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案件将有增无减。因此，从理论上，对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审理顺序进行探讨，为以后立法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规范、统一目前司法操作方式，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概念、特征与表现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时存在均需解决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二争议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处理结果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条件的一种争议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具有如下特征：1、法院已立案受理至少一争议，但未审理终结。当二争议均被诉至法院，法院就必须解决二诉讼的审理顺序；法院在审理一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另一须适用其它的诉讼程序审理的争议时，不能置之不理，也要处理优先解决何者。争议均未被诉至法院和一争议或二争议均已被审理终结，不存在审理顺序的冲突。2、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必须是紧密型的，具有关联性。关联性是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本质特征。本文所指的关联性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联系性，其条件有二方面：一是内容上具有关联性，行政争议因民事争议产生或民事争议因行政争议产生；二是处理结果上具有因果性或前提条件性，一争议判决本身依赖于另一争议的解决，后一争议虽不构成前一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决定前一争议的判决结果。3、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基本具有吻合性，民事争议的原、被告是行政争议的原告、第三人，反之亦然。虽然行政争议必然有行政主体的参与，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当被告的角色，但行政争议的其他当事人基本是民事争议的原、被告。任一争议的当事人不是另一争议的当事人，该二争议就不具有关联性。4、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均已向法院提出主张。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当事人未向法院主张的关联的另一争议，依照“不诉不理”的民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法院无职权审理未被当事人主张的另一争议，故无需解决优先审理何争议的问题。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表现形式有二种：一是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即理论上的本诉与他诉。依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可分为行政诉讼受理在先和民事诉讼受理在先，但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不能决定何者应优先审理。二是关联的诉讼与争议。在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关联的、当事人已向法院主张的另一须依其它诉讼程序审理但未成诉的争议。若后争议已被诉至法院且法院已立案受理，即转化为第一种形式，本文所指的第二种形式是未将争议转化为诉讼的情形。
二、本诉与他诉的优先关系的处理原则
本诉与他诉的优先问题，学者倾向性的观点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其理由是：1、从行政法理论上讲，是行政权优先原则在诉讼领域的体现①。行政优先权原则要求行政权与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权利在同一范围内相遇时，行政权具有优先行使与实现的效力。2、从二诉讼保护的社会利益价值大小看，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既有行政利益，又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保护的主要是公民和组织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②。3、从二诉讼的审理结果看，行政诉讼的审理结果可能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行政赔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是民事权益得以实现，民事义务得到履行，主要体现了各方在财产利益上的增加或减少，一般不涉及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等基本人权③。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优先关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各自独立式。法院不同的审判庭对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独自审理，他诉的是否存在和审理结果，不理不睬，仅对本诉的所有证据材料效力予以审核认定并直接据此作出裁判。2、行政诉讼优先式。行政诉讼具有优先性，民事诉讼让位于行政诉讼；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待行政诉讼审理终结后，并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民事诉讼。该式是行政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观点的典型的司法操作模式。3、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当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存时，在立案审查阶段，把民事诉讼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予以立案，移交行政审判庭审理；在审理阶段，由民事审判庭把民事诉讼移送到行政审判庭作为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形式一并予以审理。
上述三种方式，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如第一种方式能及时、快捷审结案件，第二种方式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第三种方式体现诉讼的效益原则。但是，如果继续探究上述三种方式的利弊，似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嫌疑，其缺点或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根据行政法的理论，行政行为一经行政主体作出和被行政相对人知晓，即具有公定力。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使行政行为失效的机关只能是行为机关、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庭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评价的唯一合法主体；民事审判庭无权对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更无权对行政行为进行评价。独自审理民事诉讼，违背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查证属实的行政主体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已丧失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的权利等为由对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并据此作出裁判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可对作为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如法院对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系伪造，不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行政”行为，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效力原则的约束；也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可能以行政诉讼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因此法院可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无权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因为被争议的行政行为可能属于可撤销的行为，也无权肯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据此作出裁判结果，否则，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裁判时，将由于法院的过错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各自独立式无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联性的客观存在，违背了客观决定主观的认识规律，其裁判结果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各自独立式的处理方式不仅违背法学和哲学的基本理论，实践证明极易破坏司法统一原则，损害国家司法权威，降
低司法公信度。
从诉讼法律关系角度而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效力大小、谁先谁后的问题。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优先权的内容，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符合主体是行政主体、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所必需的、必须有法律依据等行政优先权的成立条件。行政优先权与优先审理行政诉讼无必然的联系，行政优先权的理论并不能推理出优先审理行政诉讼的理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最终保护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也保护全民所有制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很难说行政权益大于经济利益，实际上，保护行政权益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能也算不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所保护的社会利益的大小。虽然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但民事诉讼的审理对象中包括人格权、身体健康权、名誉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而言，孰轻孰重，实难辨清。在司法实践中，多数的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案件的审理顺序，确应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但是，在审理行政机关以申请与事实、主体不符或法律规定为由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案件时，就不应优先审理行政诉讼④。
为了方便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避免“官了民不了”⑤的现象，彻底解决纠纷，提高行政审判效果，理顺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合理利用司法资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是极其科学的方式。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1款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如同刑事审判庭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理论上，法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当事人无权选择案件的审理程序与审判庭。遗憾的是，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规定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惜的是该条款规定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过于狭窄，且规定了必须由当事人要求一并解决的前提条件与法院可以（并不是必须）一并审理；同时，内容简单、缺乏操作性，所以该规定形似建立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实质上是基本采纳了行政不能附带民事诉讼的观点的产物⑥。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能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是极为少数的。笔者认为，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如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编一样，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专章或编，规定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原则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立案、证据规则、审理程序等作出司法解释。如在短期内不能修改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应立即修改与完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尤其是立案范围，制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规定》，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必要的、迫切的。建议将行政主体颁发权证的行政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必要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将行政处罚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普通（可以）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应有作用。
笔者认为，目前，除可以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3条规定，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审理的案件外，正确处理关联的本诉与他诉的审理顺序的原则，应是优先审理决定另一诉讼裁判结果（内容）的诉讼，即优先审理属于原因、前提条件的诉讼。该方式既不违反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又是对上述三种方式扬长避短的结晶。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第（6）项规定，案件的审判必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是笔者主张的方式的法律依据。虽然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中的“另一案”仅指另一民事案件，但笔者认为应包括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否则，该法律应明文规定是另一民事案件。
三、审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处理原则
业已进行的诉讼与在诉讼中出现的须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的关联的争议，虽不存在诉讼优先的问题，但如何处理该争议和如何中止诉讼，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1、直接认定和裁判式。法院在诉讼中对关联的争议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2、建议式。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出现关联的行政争议时，建议行政机关复查纠正并提供复查结果或建议当事人另行起诉行政机关，同时，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3、内部移送式。法院在诉讼中出现关联的争议时，将关联的争议以内部移送方式移送至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同时，中止诉讼的审理。
直接认定与裁判式，虽然可以减少繁琐的诉讼程序，但其不合理的原因与上述的各自独立式基本相同，不再赘述，因此是不可取的。
建议式，是建立在理想化的法制环境上，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且极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程序公正。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法院向行政机关或当事人提出建议时，可中止诉讼的审理。行政机关对于法院要求复查行政行为的建议，因无法定复查和答复的义务，而不作任何回应，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权决定是否将关联的争议提交法院依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因此法院的建议可能无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反极易延长甚至超过法定审理期限和结案不能。
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只有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的和有犯罪行为的，才能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但未规定将关联的争议移送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民事诉讼法亦未规定有关内部移送的内容，可见，内部移送式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内部移送式违反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属于公权不当干涉私权。法院在审理被移送的其他争议时，若原告不提出诉讼请求、不出庭、不举证等，将使该争议的审理无法进行与终结。
笔者认为，正确处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办法是已审理诉讼的审判庭代表法院履行告知义务，告知提出争议方应对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起诉讼；提出争议方收到告知书后，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均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包括主张和反驳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均规定，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举证范围、举证时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关联的争议实质是决定诉讼结果的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属于当事人提供主张或反驳证据的范畴，据此法院应履行告知提出争议方以另行起诉方式完成举证责任的义务。告知书向提出争议方送达后，即可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在告知的期限内未行使诉权，法院可以对作为诉讼的证据的争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并对诉讼作出裁判。该方式克服了拖延诉讼时间、无法律依据等弊端。该方式在司法实际操作中，还须解决以下问题：1、告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向当事人送达，告知书的内容为当事人应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起诉讼，否则，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2、告知另行提起诉讼的时间，参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5项规定，以一个月为宜。因为参照上述规定，该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3、法院履行告知后，因无法律依据，不能立即中止诉讼的审理，当事人另行起诉并被法院立案受理后，才能中止诉讼。4、若当事人未在告知的期限内另行起诉，但在法院对诉讼作出裁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关联的争议另行起诉的，法院对关联的争议的起诉，仍应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判。因关联的争议的裁判结果致使前一诉讼被改判或再审的，应依照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前一诉讼的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且由被告知方承担因此增加的有关诉讼的合理费用以及因此而扩大的一当事人的直接损失，以惩罚被告知方怠于行使权利。
注释：
①黄江：《行政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的《行政、民事关联诉讼的法律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20页。
②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第555页。
③同②。
④同①，第422页。
⑤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96页。
⑥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解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4页。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4、甘文：《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5、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6、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3版重排版。
7、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
8、方世荣主编：《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诉权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3-043-2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一系列活动的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它不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包括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原告资格的适当放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诉讼费用的分担、建立原告奖励制度、发展环保团体和防止诉讼滥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之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比较模糊，而并非所有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根据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时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权，从而可以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不足。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中明确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进行限定，仅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权，并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权，以至于检察机关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完全不能适应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之立法完善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检察机关的职能特点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讼的权利，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采取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有效的补救。环境公益诉讼分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它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针对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因此，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应行使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虽然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和1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处于弱势群体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作为受害方的公众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非常分散，难以形成共同的力量，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机理复杂、潜伏期长，侵权致害具有公害性、累积性、间接性，受害者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和监测手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不对等，导致结果的不平等。
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现有的取证、侦查方面的资源优势支持，帮助环境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侵犯环境公益无人、无力，或公民不敢、不愿的，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可以更好地维护环境公益。
参考文献：
[1]章志远.行政公益诉讼热的冷思考[J].法学评论，2007，（1）.
[2]郝银钟，付良英.论公诉权的制度诱因与价值基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3]田凯，杨柯一.公益诉讼制度的实然与应然[N].法制日报，2007.
[4]夏锦文，高新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演进[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1，（1）.
[5]李劲.环境公益诉讼新探[J].法学杂志，2008，（5）.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十几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办理了一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通过法院再审，纠正了错误裁判，增强了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实践证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作为一种审判活动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对于保障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有效维护司法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现有规定不够科学等原因，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责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法律关于检察监督范围的规定不够完善；检察机关缺乏发现和了解错误裁判的有效途径；抗诉案件难以及时得到再审；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级不够明确；抗诉再审案件改判难。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我们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调取审判卷宗
“调卷难”是长期困扰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问题。审判卷宗记载了诉讼活动特别是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检察机关要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必须通过审阅审判卷宗了解诉讼过程和审理情况。而目前不少地方的法院，却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检察机关调阅其民事行政审判卷宗，而只允许检察机关到法院查阅或复印卷宗。根据法律规定，对错误的生效裁判，应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如果要求上级检察院必须派员到下级法院所在地阅卷或复印卷宗，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之前，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其间可能需要多次阅卷，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会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显然，这是不利于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此，建议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时，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已生效裁判，有权调阅审判卷宗，法院应当配合和提供。
二、规范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中的调查取证行为
通过调查取证，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及裁判的合法性，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对于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程序违法是否影响了判决的公正性，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渎职行为等等，检察机关只有通过调查取证才有可能了解清楚，这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责的必要前提。目前，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这种调查权，在实践中，有的法院拒绝检察机关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也有的检察机关开展调查取证不够规范，影响了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正常进行。因此，应根据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责的需要，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与民事判决、裁定是否合法，可以向有关单位和组织调取证据、询问证人、了解判决理由以及采取其他调查措施，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从而，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调查权得以规范化和程序化。
三、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法院应当直接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抗诉监督，只有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监督才能实现。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被接受抗诉的法院函转或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影响了再审的公正性。根据司法公正的基本准则，裁判权应当由公正无偏的机构和人员来行使。原审法院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审判主体，与再审结果具有利害关系。虽然法律规定，法院再审本院生效裁判需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在我国的审判体制下，真正对抗诉再审行使审判权的是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原审法院虽然可以另行组成合议庭，却无法另行指定他人代行院长职责，更不可能重新组成审判委员会。而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作为法院的重要成员，与再审案件的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的抗诉针对的是法院的错误裁判，由作出错误裁判的法院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比由上级法院来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要困难得多。“任何人不能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也是审判制度的通例。因此，完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制度，必须按照公正原则的要求，明确由接受抗诉的法院直接审理并作出裁判，防止原审法院自行再审。
四、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
审理期限是审判程序的基本要素。检察机关抗诉的对象是已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如果抗诉案件久拖不决，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审理抗诉再审案件，原生效裁判是由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原生效裁判是由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二审程序审理。法律同时也规定了法院启动再审后审理一、二审案件的期限。但是，该法却对法院接到检察机关抗诉后多长时间内启动再审未作规定，在办案期限中出现不应有的空当，以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大多数案件，法院不能及时启动再审，导致案件长期搁置不审。而法律关于启动再审后的前述审理期限的规定，事实上也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因此，为了提高监督效力和诉讼效率，建议法律专门规定法院审理民事行政抗诉再审案件的期限，即人民法院应当自检察机关送达抗诉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再审判决或者裁定。
五、将民事执行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
每年都有所调整，但大体内容不变，考试涉及15门法律法规知识。
下面是考试知识的四大分类：
1、综合知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
2、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4、实例分析。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因为四大分类有重合部分，所以经过统计和筛选，司法考试一共涉及15门法律法规知识。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
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关键词：民事、行政交叉案件 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处理
一、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甲、乙二人于1947年在邵阳市区合建一栋私房，建筑面积203平方米。1956年原邵阳市人民委员会向他们颁发了产权证，确认系甲、乙二人共有。1958年在私营房产社会主义改造中，甲申请将房产投入私改，并回老家乡下居住。私改房屋面积157平方米，剩余房46平方米继续由乙居住、管业。1988年乙以原产权证遗失为由，向邵阳市房产局申请重新登记并被获准，但补发的产权证仍登记为甲、乙共有。1990年，乙数次要求房产局将其居住房屋变更登记为其一人所有。1993年4月20日，邵阳市房产局发出公告，告知对乙现居住房产自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即颁发新的产权证。公告的第2日即4月21日，邵阳市产权局在登记表中的备注栏注明“自公告后无异议”，并于26日向乙颁发了第X号《房屋产权证》。乙去世后，其妻B作为继承人于1998年继承了该房产，并领取第Y号房产权证。2001年，甲认为B取得的产权实为与他共有为由向邵阳市房产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B的产权证。同年11月，邵阳市房产局作为注销第Y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决定。但该决定未告知B有诉讼的权利与起诉期限。2003年7月，B向邵阳市大祥区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邵阳市房产局注销其产权证的决定，法院于同年9月以房产局注销产权证所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判决撤销房产局的注销产权证的决定。同年10月甲去世，甲之妻A于同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房产局第Y号产权证，此案经历了大祥区法院一审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第Y号产权证应以第X号产权证合法为依据，而邵阳市产权局在颁发第X号产权证时程序违法，遂撤销了第Y号产权证。
此后，A、B二人相继去世。由于该房屋产权争议未得到最终解决，A、B二人的后人均声称对争议房产具有所有权，且法院的两次行政判决相互矛盾，于是多次上访申诉。法院也多次复查，复查后也以法院行政判决书只针对房产局的颁证、注销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未对房产的归属等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申诉。并建议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诉讼对房产进行确权。B的后人于2007年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争议房屋进行重新确权。这一系列历时7年的案件，3次行政判决，其间最初的诉讼当事人相继去世，官司“前赴后继”，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不是赢家。
以上系列案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使得普通的行政争议因交织着民事争议而变得比较复杂。这类案件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民事法律关系，另一种是行政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如何正确处理这类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行政诉讼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36条中有一项极为概括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①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并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见，此类案件的处理，亟待理论界的探讨与立法上的界定。笔者认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它们是“一并审理”的两种具体操作形式，也解决此类交叉案件的最佳选择。
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争议，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中，当事人在身份上有重叠，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也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将两种争议“一并审理”，对法院来讲，可以减少审理内容的重复，降低办案经费，缩短办案时间；对当事人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尽快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多方奔波换取迟来的正义。
（二）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这种“一并审理”的方式，有利于法院一并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及时地对全部案情统一考虑和审理，可以避免各个法院或各个审判庭各行其是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三）是解决现行审判方式弊端的需要。目前，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和学术界的分歧，对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对行政、民事纠纷分别诉讼、审理；单纯以民事诉讼解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民事关联诉讼合并审理等等。因此，为了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争议，必须克服目前实践中各行其是的弊端，构建与规范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一）民带附带行政诉讼的可行性
有些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对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正确认定为前提，但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却决定着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例如，原、被告打房屋确权官司，原告出具了房产部门的产权证书，被告对该产权证书提出质疑，法院能否在民事案件中审查产权证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一，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是最终裁判者，负有对所有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司法性审查的义务。法院内部的各种庭的划分，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为人民提供解决争议的方便而已。正如一学者指出的：“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都是由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主持进行的，各个职能庭无独立对外的资格；法官接受‘人大’的任命也无民事审判庭法官和行政审判庭法官之分。”②对有关因行政行为的民事争议的解决，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无论是由民庭审查还是由行政庭审查只不过是形式问题，因为其实质都是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从国外的情况看，英美国家法院系统是单一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由普通法院管辖，所有类型的案件都是由同一法院同样的法官审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之间的职能并非必然对立。只要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迅捷的处理，是分开审理还是合并审理，都应当被允许。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特殊规定已经对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有了突破。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所作的《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专利或者商标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复审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该批复明确规定将专利、商标民事纠纷中涉及的行政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庭一并审理。在专利、商标民事诉讼中开创了一并审理行政案件的先河。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森林法》、《草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药品管理处罚法》、《食品卫生法》等，已经隐含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对确权、侵权等规定作出处罚或裁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不服这些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时，附带解决相关联的民事争议，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民事案件附带提起行政诉讼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有成功的经验。
四、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构建
（一）应以关联争议的存在为前提
对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而言，有的案件形式上是民事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行政争议案件，有的案件形式上是行政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民事争议案件，有的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因此，在处理程序上则不可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笔者认为，对于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单独进行还是附带进行，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行政案件与民事争议联系的紧密程度。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分别审理还是附带一并审理，要考虑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是否紧密。如果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联系非常紧密，则采用附带审理方式；如果不够紧密，则单独审理。是否紧密，主要考察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是否存在内容上的关联性，即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所表现出的法律事实是否相同或基本相同，审判结果是相互影响。
2、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对以行政争议为主或者以民事争议为主的关联案件，一般可以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审理。但是，如果具体的案件本身比较复杂，由一个审判庭合并审理，则可能使庭审过于复杂，不能减轻当事人诉累，这种情况下，宜由两个不同的审判分别处理两个争议。判断某一案件本身是否复杂，主要要考察该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否简单、诉讼标的是否复杂等因素。
3、法院的管辖问题。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适用的管辖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出现某一行政争议归甲法院管辖而与此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争议归乙法院管辖的情形。当相互关联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按照管辖原则不应由同一法院管辖时，一般不能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除非当事人的同意或上级法院指定。
4、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作为程序的主体，应当有权选择相关的程序，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行政交叉案件，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其所涉及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采取分别审理的形式还是合并审理的形式。
（二）行政、民事附带诉讼的审理以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为主诉，优先审理。
行政争议、民事争议的一并审理应该包括两种情况：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涉及到个案时，到底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采用哪一种附带诉讼形式则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还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交织。当一种诉讼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成为解决另一个诉讼法律关系纠纷的前提，或者说一种诉讼法律关系的裁判结果成为另一诉讼法律关系审理的依据时，我们把前者称为具有预决力的诉讼。在审理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时，我们应该把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作为主诉，优先审理，另一个作为附带诉讼。当民事纠纷的解决成为解决行政纠纷的前提时，我们采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形式，由民庭审理；当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成为民事诉讼的依据时，我们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由行政庭审理。③
1、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以解决民事诉讼为前提，它的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的审理。就前文所述案件而言，应该采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来解决。该系列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房屋产权，也就是说，首先应确定甲、乙共建房屋经私改后所乘房产的所有权。只有从民事法律制度上明确了争议房屋的产权，才能进一步确定房产局的第y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合法与否。因此应该运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来审理本案，对争议的房产彻底解决，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2、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当行政争议的解决成为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时，由人民法院行政庭一并对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制度。它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以行政纠纷的解决为前提，民事权利义务的确定有待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具体而言，有以下种类：①行政裁决中的部分案件。如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纠纷、权属纠纷裁决并对损害赔偿或引发的民事争议已处理不服而起诉的案件。②行政处罚中部分案件。如治安案件中，受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的行政处罚过轻，要求加重处罚的，同时要求加害人赔偿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③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中直接影响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案件。如行政许可相对人实施某种行为，第三方认为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二者为此发生争议，可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
（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的冲突处理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一些共同适用的原则、制度和程序，也有一些各自特有的明显不同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正是这些区别，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中在适用法律上势必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因而需要协调处理。笔者认为，总体处理原则是：在处理行政争议上适用行政诉讼法的程序，在处理民事争议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1、处分原则。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权利的处分权，但民事主体双方均享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所以无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是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们一方面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对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让步，以求得争议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行政机关已作出裁决而限制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部门的处分权利。
2、调解和反诉。由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与反诉，因此，行政诉讼不论是为主而是附带，都不能适用调解与反诉，在民事部分中，法院应主持调解，民事被告也有权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反诉。
3、举证责任。民事诉讼一般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法院在一并审理民、行交叉案件时，对于行政诉讼部门和民事诉讼部门，应当分别适用各自的举证责任规则。
4、审判组织。行政诉讼无简易程序的规定，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对于一并审理的民、行交叉案件应统一由一个审判组织来审理。因此，审判组织应统一为合议庭，民事部分的审理也应以普通程序来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
5、审理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为6个月，笔者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应为3个月，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一般也应为3个月，如果3个月不能审结，附带行政诉讼的部分也应在3个月审结，并先行作出裁判。
6、判决方式和上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与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案件时，一般情况下应由同一审判组织通过开庭一并审理、一并判决，“即两案一判”。但是，如果一并审理会造成过分迟延、影响行政诉讼结案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分别审理、分别判决，“即两案两判”。第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上诉审的审理原则有所不同，行政诉讼上诉审实行全面审查原则，而民事诉讼的上诉审则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在“两案两判”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两份判决分别提出上诉或者仅对其中一份判决提出上诉，自然应依照行政部分和民事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相应的审理原则。但是，如果采取的是“两案一判”的情形，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不管对判决的哪一部分提起上诉，因这种情况下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紧密，且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宜采取全面审查原则。
注释：
①该条采用“一并审理”的用语，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提法，可以说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并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参见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的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一、山林权属纠纷的起因
1982年在农村实行以后，就产生了责任山（承包山）和自留山，除集体外，个人也拥有了对山林的经营权或所有权。在对山权权属进行划分时，按照“林业三定”原则及相关政策，由政府给重新分配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了登记造册，并颁发了相应的的自留山使用证或承包合同书。但由于当时时间短、任务重、条件艰苦，加上一些方法上的粗放和工作上的麻痹，难免出现界址不明、权属不清，甚至重复填证等种种现象。若干年后，林农在对这些山林进行经营和收益时，许多矛盾便暴发了出来，从而形成了山林权属纠纷。事实上，这类纠纷是因他人的侵权而导致，而非行政管理而引起。
二、人民法院对审理山林权属纠纷适用法律的演变
199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重新规范了山林权属纠纷的确权、复议和诉讼途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和裁判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
㈠立案程序上的变化
《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山林权属纠纷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1985年1月1日公布的《森林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起诉时以争议相对方为被告,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立案受理。而《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必须审查：
1.人民政府是否依照《森林法》第十四条（修改后《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争议进行了处理，并作出处理决定。这是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
2.当事人不服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是否申请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注意在这里当事人有选择的权利，既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在1999年10月1日《行政复议法》颁布施行后，依照该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此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必须先申请复议，把行政复议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先决条件和必经程序。（注意这里当事人无选择余地）
3.当事人是否作为行政诉讼提起。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人们习惯于将山林权属纠纷作为民事侵权纠纷来起诉，人民法院以确认之诉来审理。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据此，人民法院在受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才将过去按民事案件立案的作法改为行政案件来受理。
4.是否以人民政府作为被告(包括复议机关)。因为对山林权属进行确权是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意见”第七条规定，作为被告的不再是与当事人有争议的相对方，而是以政府为被告，按行政诉讼提起。
5.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关于起诉期限在第三大点作为法律适用问题进行阐述)。
㈡审理内容上的变化
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时，主要审查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而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时，除了审查原告和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外，主要审查被告(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即处理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性文件，着重在程序上是否合法、事实上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恰当等问题进行审查。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
㈢审理结果上的变化
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如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根据民法原则进行调解，如调解成功，自然达到息事宁人休争的目的，皆大欢喜；既使调解不成，法院还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有关规定，在尊重历史、遵循事实和根据现实，对争议山林(指林木、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作出确认判决，直接确权给当事人一方或双方。
按照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只能作出如下两种判决中的其中一种：
1.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本文指维持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包括复议决定)。
2.具体行政行为有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之一情形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除此之外，法院没有其他可行办法，更不能进行调解。这一规定，从表面上看体现了审判权高于行政权，但由于不能对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纠正，即不能作出实体判决，而仅仅只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对当事人的诉争没有终结，势必在撤销政府的处理决定后，同时也把当事人再推给政府，一定程度上讲也会给政府增添了新的行政负担和工作压力。
三、目前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法制轨道。对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改进和提高行政效能、摆正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长期受到“官贵民贱”、“民不可告官”等封建愚昧思想压迫的劳动人民，真正体会到民主自由的权利，实现了“民可以告官”这一法律观念的重大突破。但一部法律同样需要实践来证明她的完整性和可行性。十多年来的审判实践表明，笔者觉得适用行政诉讼法调整山林权属纠纷，在很多方面暴露了她的不成熟性，具体表现在：
1.在立案受理环节上，诸法之间相互矛盾。
第一，关于行政复议必经程序(前置条件)问题。
不论是旧的《森林法》第十四条还是修改后（1998年）的《森林法》第十七条，同在第三款这么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规定以行政复议为前置条件。1991年10月1日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此条，当事人还可以有选择，既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只是对复议不服时再起诉，也可以不经过复议，直接起诉。虽然该条同时还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而《行政复议法》是1999年10月1日才开始施行，那么在此之前和《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这段时间当事人该怎么办，法院如何操作？既使当时有《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也未作出相应规定。
当《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以后，该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了“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注意是可以申请复议)。而该法第三十条同时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此条，如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才能向人民提起行政诉讼。对同一内容作出不同限制，由此看来，不同时期、不同法律甚至同一部法律不同条款之间规定都不一致，使得对山林权属纠纷案件的立案标准难以适从。
第二，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期限规定不一致。
《森林法》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期限是一个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而在《行政复议法》施行之前（未规定行政复议行为是提起山林权属纠纷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如果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若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这显然与森林法的规定相矛盾。
2.在审判结果方面人民法院(包括二审法院)只能在程序上而不能在实体上作裁判，不利于纠纷的终裁解决，容易导致循环诉讼。
人民法院在适用行政诉讼法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其结果不外乎两种：要么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要么撤销或部分撤销，充其量也只能判决被告(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不论以何种方式结案，一旦上诉，二审法院也只能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进行程序上的处理(判决)，既不能调解，也不能作实体上的改判。假设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则进入新的一轮诉讼程序。如果再审撤销被告处理决定，限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决定又不服，再次进入诉讼程序，如此往复，诉讼在循环，纠纷在延续，除非行政相对人息诉，否则，永无止尽。不难想象还有多种情形可能引起循环诉讼，这是法院只能作出程序裁判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1998年中方县新建乡黄金村（以下称黄金村)与本县蒋家乡楼溪村第6、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6、9组)在两乡交界处猪形发生山林权属争议，中方县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以中山林决字【1998】第0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林木、林地所有权确权给蒋家乡6、9组所有，黄金村不服，起诉到法院，法院以被告程序违法撤销04号处理决定，并判决由中方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县政府接到判决后，作出中政决字【1999】第0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依然确权给6、9组。黄金村又不服，于1999年9月起诉到县法院，县法院撤销被告中政决字【1999】第07号处理决定，并判决被告限期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00年被告还是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作出与第07号处理决定基本相同的处理决定，黄金村再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感到很为难，也只有再次撤销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如此往复，直到2002年黄金村还在为该官司奔忙于政府与法院之间。此案例正好映证了“意见”第36条所规定的情形：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作为新的行政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这种翻新的行政案件法院亦无良策)尽管此条同时还规定：如果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此规定有重复之嫌)并根据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此条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有点青蜓点水)。而第五十五条只规定了：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毫无惩罚性），这样不难看出：行政机关作，人民法院撤，撤了作、作了撤，谁又来作法院与政府之间的裁判呢？一旦进入这种恶性循环状态，不仅使当事人不堪重负因诉累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就是法院和行政机关也感到力乏无味。有悖于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二审终审裁判权的规定。上述案例中，新建乡黄金村为打这场官司，来回在政府与法院之间跑了五年，村里没钱了，要求村民集资捐款，老百姓叫苦，村干部喊累，正是：你行你的行政权，我用我的审判权，管他纠纷有没有完，只有当事人苦不堪言。
3.必然的第三人也是导致循环诉讼的内因之一。我们知道山林权属的纠纷必然是两方甚至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对山林的权属发生争议引起的。政府确权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后，肯定使另一方或(双方)面临对权利的全部或部分失去，实际上就产生了民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属于对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是山林权属纠纷行政确权案件区别于一般行政案件的重要标志。一般行政案件，行政相对人只有一方(或一人)，如工商行政处理决定，公安行政拘留处理决定等，不会存在与被处罚人权利相关的第三人。这一特点，注定有一方对权利的失去后不服，从而引起新的行政诉讼。
四、山林权属纠纷应由民诉法调整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表象和存在的问题看，适用《行政诉讼法》审理山林权属纠纷，确实存在许多令审判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要彻底解决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相互踢皮球现象的发生，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审理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来处理：
于法有据。山林权属同样是一种财产权。《民法》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一）法律规定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同时第81条第三款、第四款也对森林等作为一种财产所有权加以规定，也适用合同法调整。所以，应由民法来调整。
根据民诉法规定，对争议的处理可以适用调解原则，有利于诉争的彻底解决，避免了循环诉讼。
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是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不能成为原告；
②有明确的被告，就是说要有具体的当事人或法人；
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如要求赔偿损失，恢复名誉，支付赡养费、抚育费，消除影响等等。请求内容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
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就是说这个官司是由受理诉讼的法院管辖的。
《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对下列起诉，人民法院可以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①《行政诉讼法》规定是属于行政诉讼受诉范围的告知原告应提起行政诉讼；
②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③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应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④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⑤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应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⑥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并存时，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行政诉讼先行，民事诉讼中止。根据行政诉讼的结果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2）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可能导致行政判决结果与民事争议处理结果矛盾；（3）先立案的先审理，后立案的中止诉讼。以上的处理方式或者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或者造成两种判决结果相互冲突，而且增加诉讼成本。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节省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成本。
其次，能确保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的权威性，当事人不仅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审判人员，而且必须服从法院作出的判决；其二是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尊重司法机关的地位及司法权的行使，不得对法院审批进行不适当的干涉。而司法裁判的权威主要体现之一就是裁判的最终性，如果法院针对同一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相互矛盾则必然影响和削弱法院的权威。实践中不同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矛盾或同一法院内部不同审判庭之间裁判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比比皆是，使当事人无所适从，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法院裁判相互矛盾的情况最经常出现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关联诉讼案件中，因此将其合并审理，行政附带民事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
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可行性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现代社会由于大量的民事争议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由法院来审理这些案件有时难以胜任。因此专门行政机关被法律授予权力以解决这类民事争议，如有关房屋、自然资源、专利、商标等的争议。但是这些领域中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为往往并不能解决民事争议，而且还会引发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从而出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存的局面。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上附带解决民事争议，是否会造成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多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这类案件中往往会作出两项判决：一是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二是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法律虽然赋予了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权力，但最终解决争议的权力仍然保留在法院手中，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不拥有最终裁决权，因此当事人对裁决或确认行为不服向法院，法院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一并加以解决并不是对行政权的干预。
而且，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虽然民事争议的解决要依赖于行政争议的解决，然而行政争议的解决不可能完全抛开民事争议，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以林木确权行政案件为例，法院的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几乎完全围绕着原告与第三人（林木产权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林木所有权争议，原告与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主要也是以林木所有权为中心。双方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竭力想要证明自己对争议林木拥有所有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针对民事争议作出裁判，结果却是撤销或维持行政行为，民事争议无从解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诉讼程序效益原则，也可能会造成民事诉讼判决与行政裁判相矛盾的局面。
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尝试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通过这种方式彻底解决以往行政诉讼中“官了民不了”的难题。
三、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符合的条件及范围
（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符合的条件
1、以行政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行政诉讼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判决驳回，则附带民事诉讼也将被裁定不予受理或判决驳回。
2、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行政争议因民事争议而发生；或民事争议因行政争议而发生；或行政争议夹杂着民事争议。
3、两种争议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两种性质的争议是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且民事争议的解决有待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4、民事诉讼必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起。至于具体在什么时间提起，理论界尚未定论，有学者认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同时提起，也可以在行政诉讼开始后、终结前的任何时候提起。”也有学者认为“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最迟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有的国家由法院判例加以确定，有的国家由法律加以规定。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宽窄不一，最窄的仅仅附带解决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损害赔偿，最宽的可附带解决所有与行政案件相关的民事争议。从理论上而言，如果把两个不同性质但又有关联的案件一并审理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效益原则，有利于保障法院判决的统一性，就可以考虑采取“附带”的方式加以解决。然而也不能无限制地拓宽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否则会与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南辕北辙。结合实践，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对行政确认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属于准行政行为中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的特点是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由于这种确认来源于国家授权，所以不同于民间的确认，是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效力的行为。行政确认行为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确定、认定、登记、鉴证、证明等，实践中常见的主要有确定、鉴定、责任认定和证明行为。其中确定主要包括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证与房屋产权证书；认定包括对解决合同效力的确认，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证明包括各种学历、学位证明及居民身份、货物原产地证明等，鉴证包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济合同的鉴证，此外还有医疗事故鉴定、劳动局对工伤事故确认等等多种形式。
（2）对行政裁决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所谓“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为。”在一些特殊领域，行政裁决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形式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权属纠纷的裁决，即双方当事人因某一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产生争议时双方当事人依法向有关行政机关请求裁决；其二，侵权纠纷的裁决，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的侵犯产生纠纷，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予以裁决，如商标权、专利权的侵权纠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利管理机关进行裁决。其三，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即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后要求侵害者给予损害赔偿所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广泛存在于治安管理、仪器卫生、药品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
由于行政裁决是由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居间裁判某一领域中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的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行政裁决必须以民事争议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就会出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并存的局面，即行政裁决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原有的民事争议并存。行政相对人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行政裁决，其实质是为了解决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例如，甲、乙两村因一片耕地的所有权发生争议，县政府依申请作出裁决确认该耕地所有权归甲村所有，乙村对此裁决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该裁决错误，耕地应当归自己所有。在该诉讼中乙村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撤销县政府的确权决定，而是在于通过法院纠正县政府的行政裁决，确认自己对耕地的所有权，这类案件民事争议的解决与行政争议的解决密不可分。如果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法院在判决撤销行政裁决之后继而对民事争议作出判决不失为一个便捷的方法，同时也彻底解决了民事争议。
（3）存在民事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诉讼中最常见的行政处罚案件，但是并非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均须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应仅限于存在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即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之间原无法律关系之联系；因一方之故意或过失行政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或法益）运行时。前者为侵权行为之行为人，后者为侵权行为之被害人。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加害于被害人，因而应负赔偿之责任。”这类案件中被采取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实施的某一行为既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同时又构成了民事侵权，因而既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又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这两种法律责任基于同一行为而产生，因而具有紧密的关系。实践中最常见的是某些治安处罚案件、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等。最适宜的解决办法是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附带解决民事争议。
四、如何完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当事人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部分当事人地位是明确的。原告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为民事争议的双方主体，行政诉讼的原告和第三人既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行政机关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一方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并非民事争议的当事人。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
1、证据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涉及到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行政诉讼部分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分别适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据问题上，行政诉讼部分遵循《行政诉讼法》所遵循的证据规则。以举证责任为例，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在诉讼过程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有举证责任提出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2、调解问题。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案件（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一律不适用调解，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部分可以适用调解，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属于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调解原则当然适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因此，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应当依法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庭应当及时制作调解书，如果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在签收之前，当事人反悔的，法院应当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判决。
3、审理方式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一般有三种方式：其一，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一并审判。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案件事实简明无异议时，人民法院就将两种诉讼一并审理及判决，以迅速、及时地解决争议。其二，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开审理，一并作出判决。这种方式下人民法院首先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审理民事争议、附带将其解决。其三，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别审理、分别判决。附带民事诉讼关系复杂、案情事实以及与行政案件的内在关联性含混不清、一时难以查明，如果一并审理，会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审理期限，影响行政案件的及时解决。此外，如果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出庭的，也应当考虑先对行政诉讼案件审判后再解决民事争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两种诉讼分开审理，先审理行政案件，待行政案件审理完结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另行作出判决，这样处理有利于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集中时间和精力，准确、谨慎地解决好两种不同性质的争议。
4、审理期限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民事诉讼法》则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为6个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一般应为3个月，一般在3个月之内法院能够将案件审结，但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较为复杂或出现其他原因不能在3个月之日审结的，可以在行政案件审结后，由原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部分，但必须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行政诉讼进行过程中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一律从行政诉讼立案之日起计算。
5、审判组织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排除了简易程序的适用。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简易程序可以由基层法院或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审理。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言，其审判组织应当统一为合议庭，不适用简易程序。
6、判决问题。在审理的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下，法院对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一并作出判决，并制作一张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和民事争议的事实应当予以叙述；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当分别阐述行政诉讼部分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理由；判决主文部分应当将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的主文分开撰写。
如果由于客观原因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不能一并判决的，可以分别制作判决，但是两份判决书对各自未处理的民事或行政部分应当有所交代。
如果附带民事部分是调解结案的，应当分别制作行政诉讼判决书和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书。
（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期限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诉权或者期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该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具体为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不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以作出之日起不超过5年。这是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期限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为界限，分三个不同层次的诉讼期限。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对涉及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四种情况，诉讼时效期限为1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相比较而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期限为3个月，这是最短的诉讼时效；在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期限时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正好与民事诉讼中的一般时效期限相吻合。
那么，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如何确定诉讼时效期限呢？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的诉讼时效期限。若民事争议的当事人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上所规定的诉讼期限，则民事争议当事人只能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不能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论文摘要：课程设置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教学过程意义重大。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兴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必须对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适应卫生事业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5个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此后，全国各地职工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相继建立了卫生管理院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卫生管理教育机构已有33个。目前，基本上各医学院校都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总体上讲，我国的卫生事业管理教育是从卫生管理干部培训起步，发展到逐步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的卫生管理干部专修科，而后发展为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开展卫生事业管理学位教育，对于培养新型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修正，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原则；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wwW.133229.Com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设置法律课程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作为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者，必须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强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依法行政，保证卫生组织的经营方针、经营措施等合法、合规，因此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使学生由自发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为将来的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将所开设的法律课程与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也成为本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设置及分析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作为培养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当前，很多学科的知识是互相交叉的，在课程设置时应删除重复赘述的内容，不贪求容量多而要求内容实。唯有课程设置适当，才能为学生后天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对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所开设的法律课程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目前该专业在法律课程设置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课程所占课时较少，一般占总课时的7%～15%，只有极少数学校能达到20%，这就造成整体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
2.法律课程内容单一，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由于受总学时的限制，法律专业课程只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相关基础学科开设较少。此外，还存在基础课缺位或大量基础课被合并讲授等现象。
3.课程结构设置包括课时安排、上课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性，容易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利于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理解课程内容。比如，某高校将《公务员法》作为一门课程安排了36个学时，课时安排畸重，可以调整为18学时或者将《公务员法》调整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又如，有的学校将《经济法》安排在《民法学》之前，显然违背了法律学科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学生理解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容易使他们混淆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将大量的法律课程同时安排在第三学年，但由于第三学年其他专业课的课程量也非常大，学生学习压力大，而且同时开设几门分量很重的法律课程，学生的接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的重置
1．完善课程内容，加大法律基础课程设置。除《宪法》外，加设《法理学》《行政法》《刑法》等基础课程，共学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学》《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8门课程。由于《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建议在讲授《经济法》时重点讲授《保险法》，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学年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选修课纳入学习范围，这对此前所学的《民法学》《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一个融合复习的过程。
2．增加必修课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选择将法律课程作为限选课。限选课给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学生因主观判断能力较弱而在课程选择上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知识结构的构建。本专业应将《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列为必修课，以达到强制本专业学生学习构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
3．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可将课程整体作出如下设定。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宪法》（限选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法理学》（限选课，36学时），《民法学》（上）（必修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民法学》（下）（必修课，36学时），《民事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刑法》（上）（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刑法》（下）（必修课，36学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经济法》（限选课，36学时），《卫生法》（必修课，36学时）；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选修课，18学时）。
这样设置主要有以下优点：（1）适当安排各课程课时。在所选定的课程中，《民法学》《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部门法，所占课时均为72学时，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的持续时间和课时数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学生学习压力不会很大。《宪法》《法理学》《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分别占36学时，由于《宪法》《法理学》理论性较强，且开课时间靠前，学生初次接触法律课程，所以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向学生灌输法律思维和理念，为使教学达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学时。而《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虽然内容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宪法》《法理学》《民法学》等课程作基础，加上这几门课程程序法较多，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所以教学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学时。（2）调整开课时间及次序。本着“先基础、后专门、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遵守“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构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标准，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依次学习《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卫生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维，构造科学的法理框架体系。而主要课程被均匀分配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不会影响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课程的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和广泛的法律知识，这就对法律课程设置的系统化、综合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本着“短时、高效”的原则，在有限的课时里、有重点地选取部门法作为法律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在数量有限的法律课程中扩大覆盖面，达到基础法和单行法兼顾、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应时刻把握知识的新动向、新发展，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此外，法律教师在选择教材时也要注意优先选择优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体教学，使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总之，要统筹安排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基础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096-1
一、行政诉讼调解在我国建立的现实基础
（一）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非正常撤诉率
相对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相对较少。行政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分为判决和裁定两种，任何诉讼案件，判决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主流的结案方式，然而对于受案率本来就不高的的行政诉讼案件，裁定准予撤诉却成为主要的结案方式，撤诉率居高不下。在行政撤诉中，法官协调撤诉更是成为主流，“协调处理”大肆盛行，被认为是从源头上最大化的解决纠纷，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由于法律上规定“不适用调解”，所以现实中的“隐形调解”过于随意，不仅违背法律，而且成为部分法官权力寻租的工具，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
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基础。中国崇尚“和为贵”，“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尤其是自西周以来，“以礼入法”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和为贵”“无讼”“厌讼”的价值取向成为调解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对于行政诉讼而言，许多当事人本来能告行政机关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更多的是担心“赢了一次官司，却输了一辈子”，担心行政机关“穿小鞋”，对自己不利。所以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一定的让步，行政相对人立即撤诉，这其实就是变相的“行政调解”。因而，在这种“和为贵”“厌讼”理念的影响下，调解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使用，再加上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最早脱胎于民事诉讼法，这就使其对民事诉讼法有较强的依赖性，行政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接受调解这一争端解决方式。
（三）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无法救济
缺乏法律保障的“隐形调解”，启动方式与调解过程随意，对司法权威和公正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当原告撤诉以后，行政机关不兑现其承诺，原告将陷入无法救济的困境。原告无法出具调解协议书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更不能基于同一事实与理由再次诉讼，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于是这也就成为了近年来民众热衷于的一个诱因。这充分反映了司法救济的不畅，因而如果能将行政调解纳入到行政诉讼之中，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个救济的途径，将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理论支撑是社会规则正当的基础，也是完善指导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相对性
公权力不可处分，是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主要依据。该理论认为行政主体行使的是国家的公权力，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不得随意处分或者放弃，否则将损害公共利益。而司法机关也必须依法作出裁判，不得采用调解作为结案方式。这一原则建立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建立的初期，职权色彩浓厚，行政权具有强势地位，因而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对行政权进行控制，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不可否认，其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其自身的缺陷，使得这一理念出现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绝对化的行政权力不可处分原则，忽视了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裁量权表明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需要采取适当的裁量性权力。当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作出行政行为与相对人发生争议的时候，行政主体的这种裁量自由就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合意的基础，为行政诉讼的调解提供了可能。公权力的不可处分的相对性是行政诉讼调解建立的基本理论基础。
（二）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诉讼的两大重要价值目标，而行政调解制度在学界广受推崇的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平衡。首先，行政调解制度可以节约双方的诉讼成本。现行的行政救济途径都具有一定的时限性。行政纠纷的解决会经历长时间的成本，而行政调解只要一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就可以实现，大大节约了双方的成本，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调解是基于双方合意，减少了当事人的上诉、上访、执行难等问题，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三）行政诉讼的价值目的保障
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元目的论、双重目的论、三重目的论、依法行政说等等。笔者非常赞同马怀德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唯一的，即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当然，此种说法并不是排除行政诉讼在解决社会正义、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只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禁止适用调解，从应然的角度讲，法院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行政机关做出更为合理的决定。而调解制度的引入，无疑将会适当地拓宽行政诉讼目的价值的实现空间，使得行政诉讼更能关注原告的利益诉求，真正契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目标的规定。
总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期待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尽早建立，为我国的法治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迟占霞.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可能性[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6）.
[2]黄学贤.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J].法学，2007，（11）.
[3]胡建淼.行政诉讼修改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