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8 10:45: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纠纷的案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先刑后民原则是指在一个案件中,出现可能同时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的情况时,应当优先审理刑事法律关系。
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而且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又相互关联,即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就对先刑后民原则有了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问题,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
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又对这原则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处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对于经公安、检察机关侦察,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至此,我国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已十分明确。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当多的已经立案的经济纠纷案件同时也涉嫌经济犯罪或与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交织在一起,对这些案件应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又于 1998年4月21日颁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以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8)7号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乔红霞在担任甘肃两家公司经理期间，先后以公司名义与青岛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为其在兰州、秦安等地区销售家电产品。
双方纠纷开始于1999年10月，澳柯玛公司因乔红霞公司拖欠货款不还，向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乔红霞偿还货款及利息。之后，由于管辖问题，市南区法院将此案移送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另一边，2000年3月，乔红霞又将澳柯玛公司告上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还多付货款及扣率、返利款。乔红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双方购销合同和协议书，2001年5月，兰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玛公司偿还乔红霞方1500多万元。之后，澳柯玛公司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当年11月，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月，兰州中院执行判决，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乔红霞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不料，帮助乔红霞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她带上了青岛中院的刑事审判庭。
青岛市中院在审理澳柯玛诉乔红霞公司这一经济纠纷案的过程中，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案件移交到青岛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侦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乔红霞提起了公诉，称乔红霞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乔红霞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院的经济纠纷案并获得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检察院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红霞的刑事责任。
11月4日，乔红霞被逮捕。而青岛市公安局也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多元及美元30万元。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乔红霞是否“添加变造、伪造7份合同、协议书”理所当然成了双方争辩的焦点，但是对照甘肃省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与青岛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却不难发现，甘肃两院所依据的合同和协议书却并不完全是青岛市检察院指控的这7份。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是：如果乔红霞变造、伪造合同和协议书情况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乔红霞民事胜诉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案件事实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刑法精神的。”乔红霞的辩护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说，“本案纯粹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不是刑事诈骗犯罪。”许律师认为，乔红霞是通过甘肃两级法院审判和执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万元的，如果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应当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来纠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追究刑事责任，把法院执行款当作赃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乔红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答复》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此，青岛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尽管在决定是否立案起诉乔红霞之前见到过这一答复，但由于这一答复只是由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称，既然该答复是针对地方检察院有关请示而作出，有关方面应当照办。对于青岛市检察院未按《答复》中的指示办案，该人士称：“我们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曾分别就一些地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越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况下达过相关通知。1989年公安部曾针对“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的情况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关键词 经济 法律 诉讼 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 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 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 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 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 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 “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 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 这也被被誉为“ 东方经验”。 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 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 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 存在“上法庭”的多， 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 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25：70-73.
[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官司主要有以下十二类：
第一类是婚姻家庭纠纷。包括离婚、离婚的财产纠纷、恋爱引起的财物纠纷、抚育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同居关系（起诉时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其他结婚条件）纠纷、析产纠纷、分割纠纷、赔偿金、补助金、保险金纠纷。
第二类是房屋纠纷。包括房屋确权纠纷、房屋买卖纠纷、房屋使用权纠纷、房屋租赁纠纷、房屋代管纠纷、房屋典当回赎纠纷、房屋拆迁纠纷、换房纠纷、退出强占公房纠纷、拆除违章建筑纠纷、房屋附着（定着）纠纷等。
第三类是继承遗产纠纷。包括继承权纠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遗赠受领纠纷、分享遗产纠纷、确认丧失继承权纠纷。
第四类是债务纠纷。包括借贷纠纷、买卖纠纷、抵押纠纷、承揽加工（个人与个人）纠纷、代购代销（个人与个人）纠纷、拖欠贷款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追还不当得利纠纷、追还定金纠纷、无因管理索赔纠纷、帐务纠纷等。
第五类是人身、财产权纠纷。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物损坏赔偿纠纷、追还财产纠纷、违约金纠纷、要求消除危险纠纷、恢复财产原状纠纷、排除妨碍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纠纷等。
第六类是土地纠纷。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宅基地界址纠纷、宅基地附着（定着）物纠纷。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
第七类是相邻关系纠纷。包括采光纠纷、通风纠纷、通道使用纠纷、排水纠纷、排队竹木妨害纠纷、噪音纠纷等。
第八类是其他财物权纠纷。包括山林纠纷、水利纠纷、树林、竹园产权纠纷、财物权属纠纷。
第九类是人身权纠纷。包括侵犯姓名权（名称权）、侵犯肖像权、侵犯名誉权、侵犯荣誉权等引起的纠纷。
第十类是知识产权纠纷。包括著作权纠纷、发现权纠纷、发明权纠纷等。
第十一类属适用特别程序的事由。包括选民资格、宣告死亡、宣告失踪、撤销死亡宣告、撤销失踪宣告、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无主财产、不服指定监护、撤销监护人资格等。
第十二类是上述十一类不能包括进去的其他纠纷或事由。
经济纠纷可以诉诸法院的有以下九大类：
（一）经济合同纠纷。包括法人之间、 法人与公民之间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
1.购销合同纠纷；
2.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
3.加工承揽合同纠纷；
4.供用电合同纠纷；
5.仓储保管合同纠纷；
6.承包合同纠纷；
7.联营合同纠纷；
8.运输合同纠纷；
9.借款合同纠纷；
10.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11.财产租赁合同纠纷；
12.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3.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14.外贸合同纠纷；
15.行纪合同纠纷；
16.居间合同纠纷；
17.补偿贸易合同纠纷。
（二）技术合同（法人之间、法人与公民之间的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包括：
1.技术开发合同纠纷；
2.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
3.专利申请权转让纠 纷；
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5.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6.技术咨询合同纠纷；
7.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三）涉外涉港澳台经济合同纠纷，包括国内企业或经济组织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订立的 经济合同的纠纷。具体包括：
1.补偿贸易合同纠纷；
2.来料加工合同纠纷；
3.来件 装配合同纠纷；
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6.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
7.劳务合同纠纷；
8.购销合同纠纷；
9.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10.信贷合同纠纷；
11.技术引进、出口合同纠纷。
（四）工业产权纠纷。 （包括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专利、商标纠纷 案件）。
1.商标侵权纠纷；
2.商标许可合同纠纷；
3.专利权属 纠纷；
4.专利申请权纠纷；
5.专利使用费纠纷；
（五）经济损害赔偿纠 纷。包括法人之间或法人为一方当事人在生产流通领域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 纠纷案。具体包括：
1.财产所有权损害赔偿纠纷（限于法人 与法人之间）；
2.食品卫生方面的损害赔偿纠纷；
3.药品损害赔偿纠纷；
4.环保损害赔偿纠纷；
5.虚假广告损害赔偿纠纷；
6.产品责任纠纷；
7.侵犯非专利技术成果权纠纷。
（六）劳动纠纷。包括：
1.劳动合同争议；
2.除名争议；
3.辞退争议；
4.开除争议。
（七）企业破产事件。包括宣告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财产清偿案件。
（八）票据纠纷。包括：
1.股票纠纷案件；
2.债券纠纷案件；
原告：王爱民，男，39岁，汉族，湖南省攸县人，聘任干部，系攸县酒埠江镇商业站经理。
被告：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蒋中秋，局长。
1990年王爱民被聘为攸县酒埠江镇商业站经理。同年10月22日，王派该站业务员贺良其持中国农业银行攸县酒埠江营业所的信汇凭证，在常德市鼎城区食杂果品公司长沙经营部购进价值53040元的副食品。尔后王以常德市鼎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欠其毛毯款为由拒付货款，用电报通知对方来人协商处理。同年10月25日，鼎城区食杂果品公司以被王爱民诈骗财物为由，要求被告鼎城区公安局立案并追回损失。被告于1990年11月8日20时以诈骗案作出收容审查决定书，将王爱民收容审查，关押在常德市收审所。12月3日，攸县派出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与被告就偿还货款和解除对王爱民的收审问题进行协商未果。12月13日，被告在将原告关押一个月零5天的情况下，才向上级主管机关办理收审延期手续，要求延期收审一个月，但未获领导批准。1991年1月16日，湖南省公安厅召集被告和攸县、株洲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听取案件汇报后，明确表示这是一起经济纠纷，责令被告对王爱民立即解除收审。被告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不执行。同年1月21日，被告对原告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原告家属张秋良写出了担保书后，被告又办理了监视居住手续，把原告王爱民交给常德市鼎城区供销社食杂果品公司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及检察机关的直接干预下，被告才于1991年2月2日撤销对王爱民监视居住的决定，将原告释放回攸县，共关押87天。因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原告及其家属的误工、差旅、伙食费等直接经济损失1856.25元。王爱民不服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收容审查决定，于1991年3月18日向攸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我任酒埠江镇商业站经理期间，用银行信汇单在常德县食杂果品公司长沙经营部购进价值5万余元的食品。因经济纠纷未付货款，而被告以诈骗罪将我收容审查，关押及限制人身自由长达87天，要求依法撤销被告的收容审查决定，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被告辩称：王爱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对其收审是合法的，不同意赔偿。
「审判
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用信汇凭证购物时，虽有欺诈表现，但属民事违法行为。被告以诈骗案将原告收容审查，违背了公安部1989年《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是超越职权的行为，且延期收审又未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违背了公安部1985年《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因此，被告收审原告王爱民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合法的，对原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予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四、五目、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91年9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被告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对原告王爱民收容审查的决定，二、由被告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赔偿原告王爱民经济损失1856.25元，限判决书生效后30天内付清。
宣判后，当事人没有上诉，被告自觉履行了判决。
「评析
（一）收容审查不是刑事侦查措施，而是公安机关用来对付特定对象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管理相对人对收容审查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鼎城区公安局虽以诈骗犯罪将原告王爱民收审，同时还采取了“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刑事侦查手段，但并不能改变收容审查的行政行为性质，也不能因此而剥夺王爱民的诉权。
（二）王爱民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鼎城区公安局于1990年11月8日作出对王爱民的收容审查决定，并于当天付诸实施。1991年2月2日鼎城区公安局撤销对王爱民监视居住的决定，将原告释放回家，共关押87天。王爱民于同年3月18日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照此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被告鼎城区公安局作出收容审查决定的时间，即自1990年11月8日起开始计算，到1991年2月6日止。但是被收审人王爱民在收审期间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不能依法行使其诉权。1991年2月2日被释放后，按法定的起诉期间还剩4天。如果要求其必须在4天内行使诉权，既不符合立法愿意，也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收容审查案件的诉讼时效，管理相对人因丧失人身自由不能起诉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的诉讼时效应当从王爱民被解除收审的1991年2月2日起计算。王爱民应当从被解除收审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据此，王爱民于1991年3月18日起诉，攸县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关键词：刑民交叉；经济犯罪案件；先刑后民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30-02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1.广义的刑民交叉案件。广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质”的交叉，如某一行为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罪，是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罪，是技术纠纷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规定表明，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而又无力赔偿时，数额多少将成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无力赔偿的“量”在30万元以下时，不构成刑事犯罪，仅作民事处理；在30万元以上时，则构成刑事犯罪，将定罪处罚，但在造成的损失“量”或行为人的赔偿能力尚未确定时，该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也是一种刑民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刑民关系还存在转化的可能，如过去将骗取贷款用于生产未归还而产生的争议界定为民事争议，但在《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骗用贷款罪”，则将该种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贷款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2]，即民事纠纷向刑事犯罪转化。又如经济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过去大多作为犯罪处理，现在基本上作为民事争议处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纠纷转化。此外，在刑法规定的追缴与退赔中，也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追缴与退赔都是通过刑事诉讼，对遭受财产损害的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恢复，是由司法机关主动采取的一种损害赔偿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3]。
2.狭义的刑民交叉案件。狭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体表现为同一主体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导致法律事实的牵连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1.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倡导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体现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为主导，民事案件服从于刑事案件，这种“重刑轻民”、“刑主民从”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机关常以刑事优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审理应服从于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而对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如银行审查不严导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领；停车场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车被盗窃；雇员为雇主服务期间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该种“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4]；同时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也阻碍或延后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审理，必然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使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使被害人滋生强烈的情绪，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转换。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优于民”、“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处理，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2.法律方面的障碍。为保证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即将“打击”放在第一位，“保护”放在第二位。因此，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应作出让步和牺牲，其无须在刑事诉讼中提出民事权利要求，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即是对其民事权益的最好保护。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是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对通过刑事诉讼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确认和肯定，但仅适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适用范围狭窄，远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体范围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均规定，为打击经济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民事案件应绝对服从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实体上要求“重刑轻民”，在程序上强调“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针对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时，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审理”的例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针对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即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对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民事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行政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行”。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1款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脱，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该款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自诉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后被告人脱逃的，才应当中止审理，而对是否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未予明确，但从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中可以得出，如该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应当视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产某一产品的商业秘密产生权属争议。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某甲、某乙正就该商业秘密的权属争议，在另一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由于权属的确认对某甲是否构成犯罪影响重大，此种情形下，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确权裁判后，公安机关再决定是否继续侦查，更为妥当。
综上，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现相互交叉情形时，在处理方式上，是“先刑后民（行）”，还是“先民（行）后刑”，抑或“刑民分离”、“刑民合一”，其判断的唯一标准只能看刑事诉讼案件（或民事诉讼案件）的顺利运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诉讼案件（或另一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如刑事须以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民后刑”；如民事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刑后民”；如刑事结果与民事结果互不为依据，则可“刑民分离”或“刑民合一”。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诉讼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模式，只有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诉讼案件才应中止审理[6]。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说犯罪行为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带来管辖与处理机制的不同，刑事公诉案件应由公权侦查机关先行侦查，刑事自诉案件应向刑事审判部门提起，民商事纠纷则应由民事审判部门受理，各部门发现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主动建议当事人变更救济渠道[1]。因此，简单以“先刑后民”方式处理，不仅在法理上讲不通，而且也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混乱。
参考文献：
[1]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5-27.
[2]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
[3]黄太支.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J].人民检察，2006，(8).
[4]龙宗智.相对合理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6.
[5]刘红.审理刑民混同案件的几点思考[J].四川审判，2008，(4):23.
论文摘要：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3.叙事清楚，说明充分。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解决争议的工具，在诉讼文书中清楚地叙事，充分地说理是解决争议的前提。（1）叙事清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凡涉及案情事实必须叙述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案情事实是制作文书的基础，而且因为文书是法院着手处理当事人纠纷的前提。叙述案件事实必须注意两个要求，一是法律上的要求，这就是注意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要围绕构成要件把事实叙述清楚；二是语言表达上的要求。这就是通过语言文字把案件事实表达清楚。为此需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写清事实要素。案件的事实要素因案件的不同类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国际经济纠纷而言，其案件事实主要应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执的事实来记叙。具体要素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纠纷涉及的各方。纠纷产生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各方对所做行为主观状态以及说明证据等。二要写清关键情节。所谓关键情节主要是指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影响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这几类事实情节都必须具体祥尽地记叙清楚。三要写清争执焦点。叙述案情事实就是为阐述案件争执的焦点和理由。争执的焦点和理由是案件事实的组成部分。抓准双方争执的焦点，具体明确地叙述清楚，这是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应当注意的。四要写清因果关系。在国际经济诉讼中，因果关系是确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时就必须把“目的行为后果”三者之间关系交代清楚。五要写清主要证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事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证据，事实就难以确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说叙述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因而，在写清每个案件的事实后，都必须写清能够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主要证据，而且要求书写的证据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够说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2）说明充分。叙事清楚仅仅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确定案件性质准备了基础，根据法律的规定，任何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认定事实后，还需要对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加以分析确定。通过分析已定事实，依据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的性质。说理充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定事实有据。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确凿、充分的证据。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要具体写明证据，并且通过分析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确凿性。二是分析事理切实。无论是认定事实的理由或是适用法律的理由，都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恰如其分地说明事实理由，切实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三是适用法律准确。法律是阐明理由和做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的准绳。因此，在阐明理由时必须注意准确地适用法律、援用法律条款时，应力求明确具体。法律条款分款分项，在援用时应有针对性地引用某条某款某项，并且尽可能地将法律条文的原文引出或写出原条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以达到表达意思完整，阐述有力。四是论证前后一致。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必须做到首尾一致，前后贯通。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选用的论证说明不能前后矛盾。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需要经过论证正确，然后，再依据确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确定处理的结果。
一、进一步贯彻实施仲裁法，充分认识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1.仲裁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与国际上通行的仲裁制度相衔接，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部重要法律。通过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是在司法渠道以外，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新的解决纠纷的途径。仲裁具有公正及时、程序简便、成本低廉和保守商业秘密等特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仲裁制度，大量经济纠纷通过仲裁解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组织、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增多，客观上要求解决矛盾的方式多样化，以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等交往更加频繁，许多外商习惯于运用仲裁手段解决矛盾纠纷。因此，加快建立和发展仲裁事业，完善经济纠纷解决机制，对于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全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各县（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促进仲裁事业的快速发展，作为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认真贯彻实施仲裁法律制度，及时解决仲裁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运用仲裁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结合普法教育，认真学习宣传仲裁法，大力开展仲裁法颁布十周年宣传活动，不断扩大仲裁制度的影响，提高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对仲裁工作的认知程度。
二、加快发展仲裁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指导思想。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长沙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推行仲裁法律制度，不断拓宽仲裁服务领域，创新仲裁服务方式，切实提高办理仲裁案件质量，不断完善仲裁工作的社会功能和效益，努力开创仲裁事业的新局面，为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3.工作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受案数量、受案标的新的突破，完成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下达的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力争在五年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大力推行仲裁工作“两率”（即合同规范率和仲裁机构选择率），仲裁条款普及率达到百分之百，大力提高仲裁特色“三率”（即仲裁案件快速结案率、仲裁案件自愿和解调解率和仲裁裁决自动履行率），全面推动仲裁事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强化合同监督管理，继续抓紧做好合同争议条款的规范工作
4.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22号）要求，在前一阶段清理、修订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条款的基础上，继续抓紧做好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规范工作，为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提供法律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合同监督管理，结合办理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物登记、合同争议调解、监制标准（格式）合同和合同示范文本等业务，把合同是否具备仲裁和诉讼条款作为判断合同是否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好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规范工作，指导当事人选择适宜的解决争议方式。市经贸、外经贸、建设、科技、交通、国土、水利、人民银行分行、保险等有关部门，对本部门、本系统现行使用的各种合同文本要认真组织进行清理，对不符合〔〕22号文件规定，在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上没有仲裁条款供当事人选择的，要按规定要求进行修订。对有些合同格式需要由上级部门作统一修订的，要及时向有权修订的部门提出修改意见。政府法制部门要加强对合同争议解决条款规范工作的督促指导，掌握合同清理、修订进展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汇报。要组织和指导各企事业单位按照规定修订不符合规范的合同样本，在签订合同时慎重选择争议解决方式，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仲裁委员会工作机构要积极配合各有关部门做好具体工作，为企事业单位修订合同提供帮助。
四、切实保障办案质量，不断开拓仲裁服务领域
5.仲裁案件办理质量，直接关系到仲裁法律制度贯彻实施和仲裁事业的发展，是仲裁机构的生命线。仲裁委员会必须始终把提高办案质量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严格把好案件受理关、程序关、裁决关，严肃认真地解决好每件经济纠纷，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决公正合理。要积极组建专家咨询机构，充分发挥专家咨询机构在审理疑难案件、提高办案质量、推行仲裁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努力提高案件的和解调解率、快速结案率和自动履行率。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贯彻实施仲裁法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仲裁工作提出的要求，协助仲裁委员会努力培养和建立一支作风好、业务强，既精通国际惯例，又能熟练运用外语的高素质仲裁员队伍，改善仲裁队伍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仲裁员和仲裁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对枉法裁决、违反执业纪律、不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仲裁员，要坚决予以除名，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仲裁工作中，要运用市场经济法律和商业惯例解决纠纷，提高办案质量，树立良好形象，赢得当事人的信赖。进一步拓展仲裁服务领域，强化社会功能和服务功能，深入企事业单位宣传仲裁法和仲裁的特点，协助清理债权债务，指导其依法订立合同，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五、加强监督指导，完善仲裁机构的自身建设
6.各级政府加强对仲裁机构的监督指导，督促仲裁机构完善内部管理，依法做好仲裁委的换届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为仲裁机构提供必要的开庭场所、仲裁庭合议场所、接待当事人场所、办公、案件档案保管场所等必要的工作条件，争取仲裁硬件设施建设符合依法开展仲裁活动及提供优质仲裁服务的基本要求，使仲裁机构成为反映地区面貌与形象的“城市之窗”，各级政府法制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继续做好仲裁事业的联系工作，加强监督和业务指导，支持和帮助仲裁机构依法独立开展工作。仲裁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内部制度建设和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规则，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收取仲裁费用，要建立与司法机关工作联系制度，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从而不断开创仲裁事业的新局面。
一、依法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自愿平等原则，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工作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对纠纷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调解程序
一、受理纠纷：
1、当事人请求调解的纠纷及时调解；
2、发现纠纷要主动受理及时调解；
二、调查分析：
受理纠纷，要迅速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及时判明纠纷性质，是非曲直，进行研究分析；
三、调解：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充分说理，耐心疏导，学习法律规定，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议。
汇报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领导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二、每季向党委会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三、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向党委会汇报；
四、每月向司法局汇报工作情况。
登记制度
一、受理民事、经济纠纷应填写登记表；
二、调解民事纠纷，调解结果要进行登记、建档保存；
三、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研究，要填写案件讨论登记表，登记表要附卷；
四、向司法局请示、报告重大疑难案件，并做好登记。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法的适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强，其法律效力也是越来越高，但是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界定性互补上我国的经济法还存在着较大的缺失，一方面是表现在经济法法律伦理效力的缺失，一方面表现在民事经济纠纷当中的法律条约的缺失，导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经济法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纠纷的界定性互补不够全面。因此就需要民法与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相互配合，相互辅助，在共同的有效法律框架下，进行法律行为的判定，认清民法与经济法在不同法律原则下的基本差异。
关键词:民法基本行为差异;经济法界定性互补;法律原则差异;问题研究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原则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法与民法在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下，有着基本的行为叙事差异，其一表现在社会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定，通过在不同主体下对经济行为的原则判定分析来审视法律责任主动方和被动方，以基本的法律前提为假设，在民事或者经济纠纷中来划定基本的主体责任。当然，只是单纯的依据法律条约来限定责任主体双方显得是不一而足的，还需要结合经济法和民法的基本概念对法律事实来进行限定，通过对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双方相互选取有力证据来支持彼此的法律立场和观点。但是在既定事实的定性方面民法趋向于主被动双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的看重，而经济法更加注重是经济权利的界定和经济责任的判定，虽然在既定的法律事实当中，二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二者在法律的责任和权利判定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依据的，是通过彼此的法律条款为相互依据，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全方位的判定已发生的法律事实，保障法律原则公平公正。但是经济法和民法在基本的原则表现上还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冲突的，一方面是法律原则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已发生的法律事实的责任判定二者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取证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有着差异，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一方面重视经济事实的法律依据，导致二者很难再某些细小的法律方面进行配合，严重限制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定性互补，导致二者有所一寸，又有所差异。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行为性
经济法与民法不仅在法律原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法律行为性的判定方面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其不仅体现在法律行为主体上的判定不同，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精神的体现原则上面，通过在对既定法律事实的作用行为上判定来理清法律的集体差异，以法律双方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当然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上，民法与经济法在行为的审视条款上也是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体现的，是根据在不同的法律发生情态下对法律的集中进行约束，满足法律责任划分的需要。当然其法律约束适用的范围是非常之多的，其理论情态对于社会经济的道德性制约一般是强力而附带影响的。经济法的理论价值相对于社会实际来说只是具有理论假设情景下的参考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其经济法的主导形式完全是在理论假设的背景下实现的，与实际出入甚大，无明显的法律显现作用。因此，提倡符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叫经济法草案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立法必须是在经济改革或者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前提下的做出的未来经济背景框架，它必须将市场经济的一切自然行为因素都集中性包括进去，为实际做出的经济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意志支撑，以此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的运行。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法是宽泛而言的，其立法主体在做出法律出台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因素都要集中的考虑进去，汇总各个方向的汇报结果将制定经济法草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经济法的立法出台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效的覆盖进去，而民法更多的体现在集中的社会行为约束和法律道德方面，更多关注于社会纠纷的合理化调解，法律的确权保障和对社会道德的关心，只有在社会纠纷当中合理的引进民法章程依据经济法对经济责任进行责任划分，才能有效促进两者的相互联系，提升二者的相互辅助关系。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确权影响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虽然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集体性的纠纷确权方面表现的又有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集中影响力方面还体现在二者对于法律责任的行为约束上有着较大的迥异，在形成基本的法律化背景差异方面，二者法律权利共享会相互影响，没有集中的法律显现性，导致在事件的基本问题有着原则立场的矛盾，形成了基本的确权影响差异。当然，只要在法律的集中显性方面，协调好二者的相互适用范围，协调好二者的法律影响关系，就能避免二者矛盾的显现，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主体。
［参考文献］
［1］赵一明．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之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6(06)．
作者：王珩 单位：临沂大学
一、商事纠纷处理中遇到的问题
所谓商事纠纷是指平等的商主体在正常的商事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追求更加激烈，由此导致商事纠纷越来越频繁，其独特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司法需求与法律空缺的矛盾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的是商事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商事纠纷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造成纠纷的影响因素也来自多个方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因素,也有隐含着的不确定因素等等。首先，因受到以往司法思想及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存在一些商事主体轻率诉讼及滥诉的现象。近年来,群众打官司特性逐渐由传统的“讨公道”型转变为“争利益”型,以往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司法机关负责,当中还存在部分矛盾较为尖锐，采取走司法路径不易解决的情况。例如,一些公司内部的纠纷案件，其中涉及到因公司倒闭造成的职工的安置问题，其涉案主体主要是公司，其所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集体土地，该资产存在“变现难”的特点，同时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调解难”的现象，这些都会造成案件处理停滞不前，提高其处理的难度。其次，商事法律研究的缺乏造成商事纠纷处理存在先天不足，后期补给不够的现象，从而造成局部事件存在“无法可循”的现象。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国法律历来都是民商合一。商事纠纷处理最早是由经济纠纷处理演变而来,其本质上是“大民事”格局下的民商事审判。早在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各级法院针对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开始了经济审判庭的设立。2000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将“商事审判”独立出来，初步建立了民商事并行的新式审判格局。但是，因为较全面的商事法律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下，仍存在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办案人员未能有效辨别商事纠纷的独特性，从而疏忽了对商法基本理念的分析探讨，甚至存在一些办案人员直接将商事纠纷视为民事纠纷来对待，完全无视商法的基本理念，这是与商事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也难以正确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极大的损害了涉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再次，因为商事经济活动瞬息万变，这也极大地阻碍了商事立法的进程,从而导致商法立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大背景下，商事纠纷案件日趋增多,法律未明确规定，但频繁发生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越来越多,法律有明确规定但较偏门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新《公司法》正式施行后，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方面的纷争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商事立法因其滞后性导致新类型商事案件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性,虽然能够找到有效证据，但是时常有无法有据现象发生。有些商事案件因其涉及范围较广，例如股东权益纠纷案件等，这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较高，同时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若无现成可依据的商事法,办案人员难以完成案件纠纷的及时、快速处理。最后,在实际的处理商业纠纷过程中，因商事纠纷主体数量不断增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之以往也更加复杂,更加大了其处理难度。
二、强化商法运用的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广泛存在着商法理念理解错误、商法意识不清晰、商事司法活动不规范等现象，这给我国的经济及司法秩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传统民商事一体化观念的束缚，一些人将商事纠纷简单地等同于民事纠纷，习惯于用民法的基本原理甚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导致商事纠纷处理工作遇到困难。鉴于商事纠纷处理的独特性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商法理念和商法意识，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在商业活动中强化商法运用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因目前国内商事活动日益增多，其秩序需要健全的商事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其次，商法虽与民法具有较大相似点，但其也具有自身特性，特别是在价值取向及制度设定方面存在区别于民法之处。再次，商法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合理性的精神特点，而不仅只是具有营利性及易变性。现代商事司法在商事纠纷处理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事的新范畴、新规律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必须通过严格依法办案来解决商事纠纷，保证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同时必须要不断强化商法意识，加大对经营主体的资质审查力度，重视在商业纠纷中的人身安全保护，重视对企业的维稳，重视商事合同自由的保证，重视快捷支付的安全保障，重视商事习惯的价值等等，并以此对司法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现代商事司法理念的建立
所谓商事司法理念，是指在处理商业纷争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基本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事审判便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了法院审判工作的一般理念,也存在自身独特性的理念。要想顺利地进行商事司法工作,就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指导性理念。第一,要充分肯定自身性，牢牢建立起商事主体理念。商事主体是指在法律规定允许下参加商业活动，并能够在商事活动中承担义务及获得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个人与组织。商事主体的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其行为有着明显的营利性质；二是其不能够是政府机构；三是其应当具有积极的法律行为；四是其权利及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第二,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建立起商事交易收益理念。市场经济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在商事活动中获得利益才是商事主体最重要的任务，是基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利益机制的必然结果。商事主体在处理企业体制改革、申请破产及清算公司账务案件时，要加深对社情民意的理解，积极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经济社会关系的平衡,从而有效保护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利益，这样才能够化解各类复杂的纠纷，达到有效防止突发性事件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三,要重视集约效能,建立商事交易新式高效理念。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下,商事交易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从以往的近距离交易逐渐转变为远向交易，从实物交易转变为虚拟交易,从小部分交易转变为大批量交易，从国内市场交易转变为国际市场交易，从短期易转变为持续易。第四,要做到诚实守信，建立商事安全交易理念。商事交易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既可能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也可能是因人为因素造成。“为保证交易的公正、公平及快捷，商法在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行为规则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如果缺少足够的技术性规范的保障,商法的精神便难以体现。第五,要做到人人平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商事交易理念。公正、公平的商事交易不仅是民法的精神体现，也是商法的灵魂所在。人民大众在商事公平的理解问题上与商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人民大众视角中，公平是具有很强的社会伦理性的；在商人视角中，公平在商事中主要表现的是经济公平。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理解主要表现为平均概念,商人对公平的理解主要表现为机会平等和平等交易。在进行商事纠纷案件处理时,要对公平评价、公平范围、公平主体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充分展现出商事纠纷处理的公平性精神。
总之，商事纠纷的处理问题应当要建立起现代商业司法理念，摆脱传统司法理念的束缚，不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起多元化的商事合同纠纷处理体系，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事活动提供强大的司法保障。
作者：吴桐单位：贵阳中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建立机制，打造化解纠纷“高速通道”
为提升司法“保增长、促转型”的水平，市法院从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入手，整合力量，打造司法化解纠纷的“高速通道”。
建立重大经济纠纷定期分析报告机制。明确对因宏观经济发展引发的融资借贷、消费信贷、投资理财、房地产、商事合同、企业破产兼并、劳动争议以及群体性、连续性纠纷案件，实行专项案件报告制度。如振辉(南京)玩具有限公司因长期经营不善，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濒临破产，公司经理弃企避债。公司500多名职工多次上访，一些债权人来到法院申请保全，甚至到企业进行哄抢。浦口法院一方面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指导工人依法申请，破产，在法院努力下，该公司的破产程序正常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家债权人纷纷来到法院登记备案，500多名职工的情绪得到安抚。
建立案件审理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同法院之间及同一法院的不同审判部门之间在受理、审理和执行同类型案件时，加强审判信息的传递、法律观点的沟通和法律适用的协调统一，必要时在上级法院的统一指导下集中协调、集中判决，确保裁判标准的统一。如秦淮法院和江宁法院分别立案，受理了南京绿色包装用具有限公司因“弃企逃债”而引发的系列案件，为统一司法尺度，集中化解矛盾，市法院及时协调，指定由秦淮法院集中审理、执行，保证了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和债权人的平等受偿。
建立预测、预防和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对各类敏感问题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和疑难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对民商事审判中可能发生做好预测和预防工作。针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下可能发生的以及扬言采取极端行动的事件，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一旦事件发生，立即反应，果断处置，并及时向当地党委和上级法院报告。在华诚超市劳动争议及买卖合同系列纠纷案中，南于经营不善，华诚超市多家连锁店歇业，超市员工及供应商因拿不到工资和货款准备哄抢超市货物财产。玄武法院知情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在第一时间向区委和上级法院报告情况，赶赴超市做好员工及供应商的教育疏导工作，并依法采取诉前保全措施，防止财产流失。同时，积极将该群体性纠纷引入诉讼渠道妥善处理，有效避免了一起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目前，该院审理的726件华诚超市案件，调解结案601件，判决结案125件。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妥善处置了南京民政工业集团、乐客多超市、金海马公司等一批群体性、敏感性纠纷和突发性事件。
健全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对于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引发的各类案件的审理情况，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可能引发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案件，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积极争取党委、人大领导支持，同时加强与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更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去年，全市法院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妥善处置了南京巨博公司、六合松竹门窗厂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等10多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能动司法。帮助困难企业“化危为机”
全市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从有利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实际出发，用足、用好司法手段，帮助企业排解困难，化危为机。
把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适用程序的灵活性相结合，建立涉经济发展案件绿色通道。对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引发的企业倒闭歇业、合同纠纷、融资借贷和重点建设项目等各类涉经济发展案件，建立健全“绿色通道”，打破常规，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做到快立案、快保全、快审理、快执行，并通过巡回审判、简易程序、预约开庭、司法救助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如在溧水302户农民诉南京白马公司黑莓款纠纷案中，白马公司南于资金回笼困难而未能付款，农民多次围堵公司大门。溧水法院立即启动绿色通道机制，提前介入，主动上门立案，及时将案件引入诉讼渠道处理，避免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同时做好双方的调解工作，既要求企业克服困难给付货款，又引导农民充分理解企业的困境，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把司法手段的刚性与柔性相结合。慎用善用司法强制措施。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坚持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原则，慎用善用司法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资金周转暂时困难、尚有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坚持“放水养鱼”、“留出路、给活路”，在做好债权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活查封”、“反担保”等灵活方式，尽可能不冻结、划拨流动资金，不拍卖、变卖厂房设备，避免因司法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不当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或导致企业倒闭停业。
把裁判方法中的判决与调解相结合，着力修复失和的经济关系。全市法院对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引发的各类涉企纠纷案件，能够调解协调解决的尽可能不判决解决，通过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形式，在解决纠纷的同时，着力消除当事人因诉讼引起的人际关系紧张，修复并创建当事人之间长远的和谐关系，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2008年以来，全市法院民商事一审案件的调撤率达60.9％。
防患于未然，减少避免矛盾纠纷
全市法院把加强预防、减少和避免矛盾纠纷的发生，作为司法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内容，着力在防患于未然上下功夫。
开展前瞻性调研，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参考”。去年底，市中院党组就作出部署，要求全市法院站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法律专业的资源优势，开展前瞻性调研，认真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全市经济社会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积极出谋划策。在此基础上，今年，市中院又确定了全市法院12个重点调研课题，院党组成员每人分工1-2个课题。其中，“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下我市企业涉有关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市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及司法对策”等许多课题都直面经济发展现实，与司法“保增长、促转型”紧密相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