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5: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创新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这次调查报告提出之后，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学术研究者在近几年来对其的理论认识和概念的研究颇多。无论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是一些专家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其概念和本质展开研究的，因而减少不平等成为政策开发关注的重要主题。目前理论上主要是从政策层面以及分析增长不包容的原因上提出研究结果，即由于两极分化、机会不均等以及各个国家体质上的制约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包容，因而需要通过高速、有效、科学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为人们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与平等地获得机会，确保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广大群众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这首先与很多人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关。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的持续的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这样定义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年或某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的概念，后者是个短期的概念。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时常常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结果就导致了下面的错误，即不当地运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被分成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构成凯恩斯理论中总需求的三个要素。但是，“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要么没有理解要么忽视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凯恩斯理论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是不能相互混淆的，而“三驾马车论”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说当前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低于所谓的潜在产出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来提高国民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反过来当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降低消费、投资或出口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里，消费也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是刺激消费、投资还是出口都会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在经济周期里，投资的波动通常要大于消费的波动。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不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消费谁不会啊？），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需的。
“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认为（或者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当然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他们还认为（或者担心）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投资回报率下降。关于投资回报率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
还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这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确实，同期GDP的年增长率是10.4%，快于消费的增长，但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中国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三驾马车的理论，中国过去这些年高速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每年8.6%的消费的高速增长又是靠什么拉动的呢？靠消费拉动显然说不通。如果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无异于说两驾马车拉动了第三驾马车，也说不通。即使“投资和出口拉动了消费的增长”这句话说得通，那么消费乏力又从何说起呢？“三驾马车论”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地解释。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有多大。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资本积累（也即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大多数也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每年也有显著的增长。中国由于储蓄率高，因此投资率也高，资本积累快，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但正因为落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比较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断改善，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计，中国的投资率和追赶效应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中国经济每年1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但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改变它。而且，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继续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的人均产出又还不到发达国家的20%，追赶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依然存在，因此，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 分析框架 离散系数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前苏联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业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的“集约增长”。科尔奈则在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把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学者使用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概念相比较指出“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术语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与外延（粗放），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集约）相当”。这一分类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刘国光等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赵爱明等人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洪银兴等人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出发研究，认为“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效果，是指动机指导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在日常用语中，效果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预期目的的实现。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
第一，在经济效益增长方面的效果。经济效益即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经营成果。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优劣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就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经济追求的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方面的效果。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效率问题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指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从单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存在一个使其投入带来的产出最高的点，即单个生产要素效率最高的点；二是从多种要素的同时投入总存在一点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最佳，在这个点上，该种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产出最高，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最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要素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或增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果。丹尼森认为“知识进步——即技术、管理及其应用，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所提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的提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而我国经济增长还是投入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高，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
第四，在产业结构转变方面的效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库兹涅茨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总量增长和部门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总量的高速增长能够导致结构的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化，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与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和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则上升。
第五，在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方面的效果。产品质量既包括物质产品的质量又包括服务产品的质量，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自身具有的特征，即符合技术标准的程度（可称其为品质特征）；二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即产品的适销程度。产品质量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产品间的竞争已经由以价格为中心转变为以产品质量为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而是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研究其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能够进一步细化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为教育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研究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又更加明确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国外研究观点
Nordtveit（2009）[1]认为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中等发展中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教育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发现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输出，使教育支出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讨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深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但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2.国内研究观点
王超和罗然然（2004）[4]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 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在各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德劲（2005）[5]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王延军（2007）[6]考察了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我国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376个百分点，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以促进教育支出增长0.694个百分点。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龙江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投入每增长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长为2.58%。
二、基于溢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纪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资本是最具有生产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后，在舒尔茨的研究基础上，贝克尔、丹尼森等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教育溢出理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卢卡斯、罗默为代表，他们用外部性解释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为研究教育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质如液体和气体等有形物质从容器中无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费掉。经济学家将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将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有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比例，造成经济市场活动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经济。无论是教育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是教育部门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流动对非教育部门产生影响，这两种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引起产出的提高，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各地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区对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阶段的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和斯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他们主要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罗默通过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建立起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因此，人力资本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政府可通过补贴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增长不是最理想的，垄断竞争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我国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更能反映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通过前面两章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应下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说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
2.教育支出、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经济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带动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第二，经济增长会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教育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况产生影响。
四、结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教育支出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从而提高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远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要高，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高素质的文明和生活习惯，这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形和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稳定增长。同时，各地区通过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以科教、人文、生态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为依托，以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溢出效应，推动知识经济密集区和产学研联盟建设，全面促进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
.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罗然然. 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7）：76-78.
[5] 王德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9）： 62-66.
[6] 王延军.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27）：77-78.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瓦尔拉，理论特点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框架，以单一产出的售合来表示生产总量。即令生产数量z=(z,…,z[,r]),g[i](z)是n种商品的生产函数(i=1,…,n)。假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量是线性的，生产函数满足ag[i](z)=g[i](az)。生产部门中的均衡由价格向量p和q及生产活动向量a[i](q)给出，其中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注：由于总量是个量的集合，单位产量集合为A[,i]，当z在A[,i]内时，g(z)=1。于是在给定价格q时，费用极小化的活动可以用包含在A[,i]内的生产系数a[i](q)表示，其中对A[,i]内的z有q'a[i](q)≤q'z。）那么，生产z和产出量y之间关系可表示为附图。均衡增长表现为式中变量按同一速率变动。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非均衡增长是由新经济领域出现、崛起、壮大、衰落，然后新的经济部门再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实现的，那么，非均衡增长会呈现出这样的序列过程：(1)某一新经济部门的个别增长；(2)先前存在的部门的增长。当然，每一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各自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3)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引进，一些新部门不断增大和加入到国民经济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经济增长应该是动态的。新的部门产生，原有的积累格局和生产者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它们进入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特定时间的选择表明，非均衡增长速度中包含着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速度。（注：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不只是指在原有经济或产业领域，更多地是指新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非均衡注重微观经济行为人行为对增长的作用使增长理论发生质的变化，解决了收益递减导致增长趋于零的难题，经济可能通过收益递增，实现无限增长。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因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结果一是投资只在量上表现为满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一部分需求量，（注：另外两部分是：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作为资本的投资是同质性的；二是劳动力只是资本的附属物，即他只因资本增加而需要得到相应的增加；（注：“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三是一般均衡框架中各部门的收益是相等的，则同质资本不存在重新配置效益。在非均衡条件下，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新的投资机会存在并当资源重新配置时能从中获取利润，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资本扩张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他为求其生存所必须；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扩张企业的所有者、董事或经济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企业的这一特征构成了经济扩张进程背后的推动力。由此，增长就成为经济行为者主动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增长的内生变量。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生产领域意味着投资是非同质的。这时作为资本的投资就由异质性概念替代了同质性概念。资本的异质性表明同量的资本可能其内在质量（技术）不一样。（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资本同质假定“显然不适合于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因为资本积聚无论是根据要素成本还是根据它的许多部分终生提供服务的贴现值，经济增长动态总是随着报酬率差异造成的资本不等量而起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资本的异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本内含的技术含量不同；二是生产领域不同导致的技术不同。）
资本异质性强调技术作用，那么包括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尽管人们需要有用的技艺和知识这一点不言而喻，但这些技艺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却又并非显而易见”（舒尔茨，1995年）。资本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劳动力不再作为物质资本的附属，而作为影响增长的生产要素。这时掌握技艺和知识的劳动力就以人力资本形式出现。资本的异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增长理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增长最终趋于零的假说，被收益递增，实现经济无限增长理论替代。人力资本为增长理论带来崭新的天地，增长理论关注经济行为者的作用而使增长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增长的发动机由投资变为知识。一旦将知识看作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长期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产、其它自然资源或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中的能力和知识。在长期中，最重要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投资（舒尔茨，1995）。”（注：参见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47.）
三、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一般均衡增长是在收益递减中实现。因为这里资本具有的同质性，投资只会影响总量变化，而不存在在不同部门投资取得不同收益，也就是说，经济不存在部门收益差别，自然不存在结构转移效应。但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导致对资本作为唯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结果，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不仅作为生产要素，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同时，劳动力的异质性也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增长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的劳动力不仅带来收益递增，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不同产业、不同质的劳动力会产生产业收益差异。资本追逐收益、劳动追逐报酬的结果是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非均衡创造增长的空间。
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其概念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舒尔茨采用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概念，即强调教育、培训和扫盲对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当然他并不排除健康状况的改善与长寿、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家庭以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因素。约翰·肯德里克在系统地探究了这些思想的经验含义后，并证明这些总揽的一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与非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的量。这一研究从总体上证明，投资结构对于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诸多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赫尔曼·米勒在研究了收入和收益分配及职业选择关系后，强调教育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
而这一观点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所证伪。（注：理论科学进步在于理论是可被反驳或证伪的。参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富起来的并非高学历或受教育较多的人群，而恰恰是受教育较少的人群。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种粮大户、万元户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之初首先致富的大多数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创造的致富神话应该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有很相似之处。西方工业化初期通过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这就证明工业化初期善于抓住机会，获取利益的人群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人，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体系处于不规范状态，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风险厌恶值高的，机会成本高；风险厌恶值低的，机会成本低。而往往这时教育曾经赋予受教育者道德准则、循规蹈矩、规范的行为方式与此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约束发展因素。
教育与成功的联系存在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机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时，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刘易斯，1994年）。而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使生产中的熟练人员所占比例增加，人们就更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协调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作为财富投资而取得丰厚的回报。这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现实境况就尤为重要。教育也就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需要教育补充而创造和扩大熟练人员的比重。就是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持续的扩大需求政策，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弱势，主要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注：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0,(1).）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当然，质量提高要包括在数量增加之内，但数量扩张不一定包含质量提高，由此，扩张性投资政策应该内含投资中技术知识含量，（注：我们已经提出本文投资中技术概念不仅指新的运用，还包括新生产领域扩张的技术含义。后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增长较迅速的、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如现代服务业，既符合知识是增长发动机这一现代经济增长理念，又是目前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并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发展。）而并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投资数量才不仅能带来通过国民经济附加价值提高获取增长，还能带来生产领域蜕变获取增长。
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科学的创新和技术发明充分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对创新成果的运用要求人力资本中企业家发挥作用。于是就有“科学家离开企业家寸步难行，企业家离开科学家一事无成”之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或将其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表明我国太需求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企业家作用时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低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已经形成。所以，启动经济增长更多地将视角深入到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比仅仅解决表面问题更重要。
2.刺激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创建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是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个途径。阿林·杨认为，不断进步的分工能增加产量而又不致于成比例地增加成本。舒尔茨则明确地提出，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经济现代化当中是携手并进的。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意味着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非均衡出现时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给具有人力资本特性的群体创造的。比如，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加强，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的紧密程度提高，他们的研究会更多地贴近生产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良性的互动。再如，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与生活水平提高相关的技术服务，如医生、教师等等必然增加，而且这类服务还在细化，医生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也可以成为私人医生；教师同样也可以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再如，与专业化和技术提高相关的是协调，经济中就需要更多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经理人员以及从事一般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些职业的出现又会加速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关系。
3.当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因素时，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就尤为重要。列昂惕夫关于资本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谜的解，是投入到这些出口产品的劳动服务是集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富有的国家出口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服务。在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实际就是增长的发动机。正如罗默而言，“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的均衡存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意味着在他专业技术层面上，这些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他所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会扩散到其他人，因为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系统中，一个层面的技术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不能产生扩散，那么，最终这一层面的生产率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如果不是以技术专利的形式出现，则必然存在着外部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能力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收益递增决定的。由此，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能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环境。这是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区别。
四、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 就业 投资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地增强。2004年中国的GDP达到136515亿元；1978-2004年的GDP增长了约10倍，年均增速达到9.38%。2001-2004年，GDP年增均增长9.65%，增速高于“九五”期间年均8.3%的水平，其经济增速逐年加快。
1 “经济增长模式”概念的界定
对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解，在已有的工具书和教科书中还没有专门的定义和解释。“经济增长模式”的源出，一般认为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依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分类，在20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中经济发展问题及其改进时所采用的一个概念。所谓“类型”或“方式”一词，英文为model或pattern。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中曾使用过growth-pattern；美国经济学家E.A.休伊特将“经济增长模式”表述为pattern of growth ；R.W.坎佩尔则将其称作 model of development strategy或approach to growth ；J.科尔内将其译为methods of growth。
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与挑战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有：经济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技术创新比较缓慢，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
从长远来看，上述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以及实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在一定时间内得到解决。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矛盾和挑战可能是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巨大的人口供给以及建立在计划生育政策基础上的人口结构转变，从而产生的人口红利、储蓄上升和年龄优势的流动人口等，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经济快速的增长。
3.经济增长模式相关的要素
3.1 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之一。资本存量的多少和资本形成的快慢能够促进或限制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的社会资本平均生产率下，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国内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国外资本的流入程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资本积累增加，国外资本也大量流入，从而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45-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显著原因。
要分析资本要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要确定历年资本存量的大小。永续盘存法是估计资本存量的常用方法，乔根森在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度量问题时就采用此方法。
一般地，在离散时间条件下，永续盘存法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Kit= Iit +（1-λi）Ki，t-1
其中，Kit表示期末资本存量；Iit表示期内投资量；λi表示重置率；Ki，t-1表示上一期末资本存量；i表示第i种投资品，对每一种投资品。
在实际估算中国资本存量序列时，通常的做法是：①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②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③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即从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总汇；④从历年投资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⑤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3.2 经济增长模式与就业
由于劳动力的就业水平是由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是保持较高就业率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很难实现一定的就业增长。在技术条件变化不大的环境中，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一定的劳动投入与相应数量的资本结合可以推动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水平就高，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就高。但是，高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失业率不降反升，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就业的扩大，取决于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而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的大小与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3.3 经济增长模式与投资
国民收入统计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存货具有逆周期特性，经济景气时，销售旺盛，存货比重下降；经济不景气时，库存积压，存货比重上升。相反，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顺周期性，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的。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分为水平效应和增长率效应。索洛增长模型说明，产出增长率可被分解为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TFP）三部分，高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通过资本深化促进经济增长，并外溢到整个经济，企业的技术得以提高，单个企业的资本积累可以导致总生产函数对全社会资本存量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从而产生内生增长。因此，高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通过提高TFP促进经济增长，产生增长效应。
4 结 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我国该如何更好的发展经济已经提上日程，在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应该处理好资本、就业、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样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1]常云昆，肖六亿，有效就业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悖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
[2]田春生，李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六页。
一．市场结构：市场结构的分类和特征，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不同市场结构的区别，行业进入壁垒的概念和分类，行业退出壁垒的概念和分类，市场结构的衡量，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交易费用的概念，博弈论基本概念，纳什均衡的含义。
二．市场行为：企业定价行为，企业促销行为，企业兼并与收购行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形式和影响因素，企业多样化经营行为，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
三．市场绩效：市场绩效目标的多元化，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的含义。
四．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和实施手段，政府管制与放松管制，反垄断政策。
第二部分产业结构
一．产业成长与演进：产业分类方法，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二．产业关联：产业关联的实质与方式，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概念，生产波及效果的分析。
三．产业结构政策：主导产业选择的原则，支柱产业支持政策，衰退产业援助政策，幼小产业保护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产业安全，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三部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增长的模式，制度变迁的概念，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工业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二．经济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策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策略，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关税与贸易保护，汇率与外汇管理，外资利用与外国直接投资，国际发展援助，对外债务。
四．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的概念、类型和特征，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扩散，区域经济发展途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区划，区域分工，区域经济联系，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形象设计，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
第四部分城市经济与管理
一．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区域基础，城市职能与规模，城市经济区的结构与功能，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与基本形式，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道路，城镇体系的形成、特征与类型，中心城市的类别和作用。
二．城市经济管理问题；就业与失业，人口流动与增长，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地价评估，城市土地利用，住宅的流通与消费，城市住房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交通，城市环境经济，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
三．城市财政与城市金融；城市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城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商业银行的地位和职能，城市其他金融机构，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基本功能，证券市场的监管，城市金融市场的运作，国际收支的概念，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国际金融市场及其分类，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性质和作用。
第五部分管理学原理
一．管理组织设计：组织的概念和作用，组织设计的策略，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组织中的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学习型组织，扁平化组织，管理幅度分析，职务设计，集权与分权，授权分析，组织变革，流程再造，现代企业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
二．计划与决策方法：战略计划与战术计划，计划流程，现代计划方法，目标管理，决策的定义与类型，确定型与非确定型决策，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决策树分析。
关键词：创新；经济增长；促进机制
一、文献述评
1.关于创新的研究现状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和格瑞里克斯（Griliches，1957）以及索洛研究了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生产率的等等。伊诺斯（Enos，1958）、布朗（Brown），麦克劳林（Maclaurin，1949）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实证分析。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则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管理》一书出版表明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经由宏观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向微观企业的管理创新转变的苗头。彼得・德鲁克的研究为管理创新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里，我们引用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关于创新的定义，将创新界定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包括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
2.关于增长的研究现状
关于增长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斯密的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提出社会分工等方面的重要性。李嘉图在经济增长方面认为要更加注重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作用。马尔萨斯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杨（Young，1928）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说法。索洛（Solow）和斯旺（Swan）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阿罗（Arrow）、宇泽（Uzawa）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认为知识积累和教育是内生技术的源泉。赫尔普曼（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 I Martion）以及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从 R&D角度对技术是如何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理论发展趋势是从单要素到多要素，从外生到内生的研究，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本质上来说，经济增长问题归根结底研究的是什么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二、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
基于前文对创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的说明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和社会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在均衡状态下，生产者获取的是正常利润。利益的驱使之下，生产者追求超额利润，因此进行技术创新。当一部分生产者展开技术创新时，其余生产者也会被吸引，从而进入到生产领域，争相展开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持，促进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也会促进生产结构的变更。技术创新的背景之下，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在优胜略汰的竞争环境中，低效率的生产者被淘汰，资源被合理配置到生产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高的行业。
关于社会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制度创新形成的产权激励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对人才的管理以及对创新成果的巩固，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和物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通过效应整合实现了经济系统有效资源的放大效应，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中国现行的创新与增长发展模式
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就是对制度创新重要性的有力证明。我国目前的创新，集中于技术创新层面，对于制度创新的重视不够。然而，技术作为一种公共品，生产成本昂贵但复制成本却低廉。可以通过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来保护那些开发新技术的人或企业的知识产权，巩固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现行的创新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在这种创新驱动力下，很难获得长久的创新发展。据统计，我国2013年专利申请数量跃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在“2012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名字。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很难实现创新实质性进展。
以收购式创新为主，本土创新不足是我国创新发展的又一现状。中国企业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这种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最新的技术的方式就是收购式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但是，这种依赖于外国技术创新的并购会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可观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寻求内在创新能力增长和突破，才能为企业发展注入长久的创新驱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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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玉涛，曹聪.中国创新不足探因[N].企业家日报，2015（02）.
【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 集约式 粗放式
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在新时期，我国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应扩大内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含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含式”之分。
二、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以依靠外资为主，拉动出口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世界首位，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是粗放式增长，技术水平低，劳动率低下，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现象。改善环境污染现状，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
为了实现经济又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不利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入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于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二）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突出。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我们应该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收入分配改革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使经济具有内生动力。长久以来我国是以出口导向为主体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压力增大，所以要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五、结论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增长和环境的制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应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另一方面，要调整收入分配，扩大内需，改变我国长期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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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洪.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77-79.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 金融 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