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7:55
[关键词] 论新中国经济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历史必然性
1956年底，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给中国的经济、政治、人们的思想意识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转变的认识和评价不尽相同，尤其是在今天，当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当传统的“完全肯定”的基调被打破之后，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其中不乏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省视和反思。对于这些观点的见仁见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是，无论人们对这一历史转变的得失对错如何评说，它所以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却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一、关于历史必然性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和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中国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将“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这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发展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制度，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但是，随着建国后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奇迹般地恢复，一系列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和因素迅速生成，历史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课题，提前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第一，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巨大成功，，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为这一改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先有上层建筑，而后有经济基础的。按照一般政治教科书的解释，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就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其能动作用的巨大，的确是超乎寻常的。
既然新中国一开国即已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国体相一致的“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势必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根本经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换言之，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也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一经确立，就必须着手建立、巩固并扩大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于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驱动之下，新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
第二，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作为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对官僚资本的全面没收，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而迅速地建立起了坚实的国营经济基础，一开始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具有了最现实的可能性。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权一方面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对外贸易，实行外汇管理，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接管了上千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使其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采取“原封不动，完整接受”的办法，全面没收原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铁路、码头、船舶、邮电及其他企业，把它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中包括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业企业，十几家垄断性商业贸易公司，2万多公里铁路等。这些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约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对于这笔巨大的垄断资本的完整接收，使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起来，并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料之外。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37.7%，而到经济恢复工作完成的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56%。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经济恢复工作中，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空前统一，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一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因素。
1950年2月，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根本扭转当时全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实行“三个统一”：（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以调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与投机资本进行有效斗争；（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所有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
这“三个统一”，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所必须的。而且，它对经济恢复工作的成功，也切实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这种由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实施高度统一的集中管理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中国经济对于“计划手段”的第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由此，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被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计划经济在当时被绝对地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因此，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第一个路标。
第四，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国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摆脱了停工歇业的困境，但同时也把它们初步纳入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使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夕，在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肆意兼并之下，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大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依照政协《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促其恢复生产；协调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保障企业的生产的正常秩序；统一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以销定产，指导经营。通过这些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同时，这种调整，也使得私营工商业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需的联系。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与监督，其中还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使它们别无选择地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已由此拉开了。
第五，也正是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一些资本家惟利是图、危害国家的各种非法行为暴露出来。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由此引发了“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在调整工商业之初，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他们惟利是图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的经济活动，到1951年前后，私营工商界偷税漏税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其他诸如行贿欺诈、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也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为此，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把清理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化现象和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紧密结合起来，惩处了一批大“三害”（即贪污、浪费和）分子和有“五毒” 行为（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不法资本家。
运动给了资产阶级一个沉重打击，同时，也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早在1951年7月，刘少奇在向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表示：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1952年6月，则明确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由此，反对资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更加促成了这一任务的施行：经过“五反”运动，“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
第六，作为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存在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在最初阶段上，也确实是由中国农民自愿的互助合作要求所引发的。
作为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条件，的完成，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剥削制度。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的产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已经突显出来。
在当时，为了抗御天灾人祸和采用农业机械发展生产，以及集中人力兴修水利等，个体经营状态下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而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开始，初级形式的互助组，很好地体现了“自愿”、“互利”的精神，受到较普遍的欢迎。当然，后来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的高级社阶段超出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情形就不同了。 应该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农民自己发动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不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把这种落后形象地称之为“尾巴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走到群众的前面去，领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除了上述生成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之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持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加之西方世界对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围攻，都成为影响中国向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总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改变了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个改变是历史的选择，并非个人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放弃。
二、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如果我们已经得出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由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那么，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否“来得过早”的讨论，就显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人们似乎仍不免对这一转变的“提前”到来感到遗憾，认为它不符合《共同纲领》所设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曲折，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沿着某种事先设想好了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既使这种设想是现实的，是有确切的客观依据的。诚然，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设计了新民主义纲领几十年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奇迹般地顺利完成之时，如前所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且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时的，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果断决定改变新民主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不是对历史的误会，相反，是对历史要求的及时顺应。当然，在今天看来，如果按照最初的设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使资本主义得到“广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打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会更加稳健，或许会避免后来的曲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推迟这一历史性转变启动的时间。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就是别无选择。
其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得失，我们看到，它的确既有成就，又存在问题。对于成就，我们不必重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转变过程太急，形式过于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相关因素协调不够，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造成了长期集中控制的僵化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文无意分析它们的形成经过，但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些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过程的后期，出现的各种失误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的“提前开始”所引起的。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这个“过渡时期”、也即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本应该更长一些（从1953年算起，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过渡）。结果，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于，这个长度被大大地缩短了（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渡时期应该开始得更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表述，可以说：经过三大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不足月的“早产儿”，而只是由于接生过程的草率，才留下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后遗症。
参考文献:
[1]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322页；选集（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1062页
[2]“新民主义社会论”一词，最早见于于光远先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人民出版社，1996）。这一提法，在当前学术界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17－22页。
[4]参见汤安中等著:《当代国情思辩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39－40页
[5]参见王敦琴:《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
中国的革命，首先要弄清楚其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革命之所以会犯“左”或右的错误，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
中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页）这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民主。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随着1919年“”的发生，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同上，第647页）与之相对，以往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中国革命新在哪里呢？首先，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中国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正如所指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同上，第667页）其次，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在1948年4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阶级和动力进行了集中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那么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呢？显然不是这样的，明确指出：“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明确告诉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他明确指出：“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同上，第672页）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怎样的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为我们勾画了一个蓝图。他说：“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同上，第663页）在的心目中，这个社会有着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
新民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即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关于国体，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当时的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在一定时期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同上，第675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
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是什么呢？所谓政体，“那就是制度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组织那些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同上，第677页）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第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同上，第678-679页）1947年12月。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然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那么就一定会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因为“一定的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当时的中国，既有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半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不同于这两种文化形态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同上，第697页）并且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有益借鉴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指导下，在中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逐步走出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误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比较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说我们是绕了一个弯路。又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路上去了。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建立的基础根本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经济形式，它建立在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基础上。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前途，早已经指明，是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过分注重经济成分的单一性，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提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含的经济成分相似，但是其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前途不同。在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当时发展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最终是要消灭这三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才是发展的方向。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更多体现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而不是单纯数量上的优势。对个体、私营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肯定其对发展生产力、对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对其采取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
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处的发展环境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其起点低、速度慢。另外，当时新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是在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的环境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决定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之上的。此时，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 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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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 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听取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 。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文秘站: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听取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辛亥革命,冲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为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鼓与呼的理念、思想、理论、学说正面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大舞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创建并兴起的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学科“,是研究并阐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1]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其中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同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更是再次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孙中山最早用“民生主义”把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中国“,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初步奠定了其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其“旧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后来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他一生中极为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前后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伟大事件,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也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五四运动孕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声。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及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在当时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诞生了。这些全新的理念也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而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的话概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五四运动打开了禁锢“民主”与“科学”的闸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思想是完全的“舶来主义”或“拿来主义”,而要发现其自身的根基与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在苏俄确立,在其他类似国家也可以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说,颠覆了以往绝大多数传统理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性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十月革命”后,大量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夯实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今后在中国的发展于理论层面上指明了道路。第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并改变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并取消其人———官僚买办在中国的特权。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国情决定的。但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这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革命任务却被无产阶级替代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践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这场特殊的革命也为中国走上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第三,中国自己特有的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其本质都是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消除严重的两级分化、建立平等和谐社会。“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追求这种基本精神的时代中,马克思赋予了民主与科学全新的含义与内容,使得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更有特色、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回顾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更能说明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必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认识是甚为明确的。但这一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矛盾,恰好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说明了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同辛亥革命一样,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身提出什么创见,只是在介绍、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由于介绍者立场与认识的局限性及没有弄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使得这种介绍零散、孤立、不准确,甚至还有歪曲之处,因而这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产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态。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五四运动的本质内容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无数的前辈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奋勇向前,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五四精神,更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式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现实载体与实践主体;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是中国的实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找到了其特有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中国式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一宗旨、使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一时期思想与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将新民主主义经济进一步明确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智慧结晶与经验的总结”[3],同时也是成功地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经济理论方面的首次概括“,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农民及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根据地、解放区经济结构及建设方针、策略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等方面”。[3]
这些理论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即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及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对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概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预测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过程、方法、步骤、目的的理论分析与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宝库”。[3]依托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载体,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出自身的新特点:一是具有宣传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旧中国的经济制度,勾画在中国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脉相承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关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对两者内在精神的把握和研究。全面深入地考察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深化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有利于明确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
一、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道，封建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的这一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早在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P651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写道：“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P666由此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终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具体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49年3月，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2]P1432。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即：过渡时间上，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般估计为15到20年时间;转变条件上，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过渡步骤和方式上，党认为只有当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的时候，才能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经过三年时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已经完成，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重新思考具体时间和步骤问题。党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实现的可能。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了关于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P700-701由此中国正式进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看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即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但需要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因此就这种过渡性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富于动态性的，它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通过限制和改造非社会主义因素，使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尤其是要增加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最终确定其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立足于这一点，在1953年正式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较为成熟的思考。但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禁引人思考：过渡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到底是什么关系？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长的时期。”[4]P153由此我们不难分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个子集，党在过渡时期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实质上也就是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内党需要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因此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三、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背景看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曾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5]P276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也提出：“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6]P33850年代初，指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7]P338根据这些论断可以看出当时的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把握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脉相承，有必要去考察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背景。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一些国民经济的命脉如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都被国家掌握，国营工业产值和国营商业的营业额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五二年，国营约百分之五十……公私合营约占百分之五，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六……商业方面，一九五二年国营和合作社占百分之三十二。”[4]P137-138此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以后的农村及时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将农民有序地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农业互助合作形式的初步运用，使广大农民了解到互助合作形式有助于帮助他们战胜自然灾害，克服生产困难，实现增产增收，因此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遵循了他们的意愿和要求的。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广泛采取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举措成为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准备步骤。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立足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它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构想的具体体现，并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四、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看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曾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8]P1081“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8]P1060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必须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改革，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造”就是这样一条体现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它是合乎党在此之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的。在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大规模的需求，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扩大市场，就必须对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纲领中“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相背离。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具体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则是改造的步骤和方式。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对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8]P1060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保护民族工商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并通过恢复国民经济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依赖，此时资本主义私有的民族工商业经济显然不适应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它必须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
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逐步进行的，并不是直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三步：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受到限制，使企业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第二步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进一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使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负责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拨付给原工商业者一定的利息，使企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可以看出，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它并没有直接否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9]P224。这是一种和平赎买的方式，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综上所述，无论从性质、背景或是从内容进行考察，党在195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以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理论的理论设想都是一脉相承，具有逻辑一致性。当然，1956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关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转变时间、转变步骤以及对待特定社会阶级的政策上不同于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初构想，但是把这些不同纳入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并不影响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实质。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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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指导作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等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评判何种经济理论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完整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中国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但在传播时其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们都力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点相结合，而未完全盲目照搬照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重要特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应用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学术界广泛展开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此后，中国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早成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成果，并通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实践检验后，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不仅是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保证。
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曲折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曲折推进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任务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在过渡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以保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和人民政权的巩固。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尽管道路曲折，但仍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着重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经济建设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著中，还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形成了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的辩证认识，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定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新的重大发展，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同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上，邓小平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反市场的传统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针对经济改革目标、方式等问题的论述中，邓小平强调改革既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要在宪法制度的约束下，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目标，从根本上对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此外，在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式的解答。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理论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反思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观念上，强调用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并把发展看作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的内容上，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现实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复归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哪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决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裴小革，2008）。
从生成机理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科学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系列战略和策略的简明诠释。目前，它已成为继曾经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后的又一新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可即便如此，一旦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种新模式或理论也会失去其应用价值。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必须是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普适价值”和“普适理论”，我们不能用经济学的一般性和世界性来否定经济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史小宁等，2008）。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特点，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宝贵品质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更具现实性和科学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盛行起来，我们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从根本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它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要求，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方兴起，200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它不可能把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悖的中国引向富强。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国家特殊性和阶级利益性的体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契合的，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因而在中国具有深远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马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J].学术月刊，2008,3
2.裴小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J].学术月刊，2008,3
(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始于土地革命后期，并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成熟起来。针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在1942年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克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抗战胜利后，党就明确提出了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1］，生产建设的方针是继续保护和发展手工业，尽量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发展公营工业和公私合办工业。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民营经济问题长期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上，反复深入地阐明了民营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要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发展的思想，对民营经济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认识到，由于历经多年战争，我国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内还是必要的，在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民营经济要采取利用和限制并举的方针，将必须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民营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资本主义工业的户数增加了21.4%，职工人数增加了25.1%，总产值增加了54.2%;1952年同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6.97%，从业人数增加了2.24%，零售额增加了18.6%。这一时期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党领导人民顺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正式提入日程，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当时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地下工厂”如果社会需要，就可以发展起来，还可以“雇工”。在当时倡导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飞跃。“”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残存的个体、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全国个体经济只有14万人，私营经济则为0。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认识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做出了不断深化的调整。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决不允许把它们当做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3］，标志着从理论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在党的历史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以正式文献形式做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论断，会议提出必须尽快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以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亮了绿灯。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暂行条例》，民营经济在法律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一阶段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1989年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偏紧，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出现波动，民营经济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现象，个别地方数量甚至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之后两年，民营经济处于徘徊发展的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正确的政策是保证民营经济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四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民营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工商业户(包含部分私营企业)已达1373万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上升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2001年党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指示，“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更加宽阔，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演变研究
通过回顾和分析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始终与党对国情、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的重新认识并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相一致，同时党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一)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国情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对我国国情，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正是由于过去长期陷于“超阶段”发展的认识误区，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清醒的认识，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盲目改变所有制关系，过早地消灭了各种民营经济成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国情，作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从基本特征、发展过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几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正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科技教育严重滞后，人民生活困苦，国际上还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我们必须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使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由制度外到制度内，成了自家人。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成“支持和鼓励”。在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二)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排斥民营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以全新的视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批判并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穷过渡”的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必须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为党制定正确的民营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所有制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所有制结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民营经济是没有地位的，未来社会将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全社会所有制。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取缔民营经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邓小平指出，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与确定，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依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情况来确定。针对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4］372“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373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民营经济也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引领了又一次解放思想，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冲破了姓“公”姓“私”的认识误区。可见，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产物，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有以下特征：在社会形态上，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主导的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实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94-02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的曲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学界开始从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重新研究、认识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科学总结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当我们正确处理了同它的关系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反之,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所以,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认识史上的意义。
2.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也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对其进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实践的变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有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统一于国际大系统之中;在国内,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小系统。因此,考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1.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落后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从一定程度说,这甚至是革命是否能够取得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认为,分清敌我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在指出经济地位决定不同阶级阶层革命态度的基础上,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部分,并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联合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孤立反革命势力。这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关于民主革命进程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则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概念。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呢?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2]虽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有不同的政策表现(如下文),但总体上是基于规律性层面的认识,肯定其进步性,并利用其积极因素来促进革命的发展。正如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落后国家率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考验,也曾经历过挫折。邓小平曾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4]。“不够格”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贫穷”,走出“贫穷”,就是要立足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就是要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定位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战略性选择,毫无疑问,蕴涵着对迄今为止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文明成果的时代性“扬弃”和“中国化”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导方针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5]。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既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
三、关于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来,在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可以大致作出以下历史分期。
1.初步探索阶段(1921-1935年)
尽管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国共合作,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复杂性和理论水平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内外资本主义是广大人民受苦的原因,必须通过斗争,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和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王明认为:“现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对比上的地位和比重。”[7]在初步探索阶段,中共对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有主张利用其积极的一面服务于战争和革命,又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但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党内相继三次“左”倾错误的持续,总体上是持否定的态度。
2.部分肯定阶段(1935-1953年)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是较为科学的。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8]在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9]。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10]于1942年《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是肯定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而广泛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3.基本否定阶段(1953-1978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大陆上的资本主义绝迹了。虽然1956年底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但这一思想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在实践中产生影响。随后就发生了“反”扩大化、“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产阶级法权”、“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端盲目排外事件等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的事件或运动。而在国际上,则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而忽视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4.辩证认识阶段(1978―)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向科学回归,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学习和借鉴”到“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飞跃,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制”长期竞争与共存态势下,构建其“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2]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3]而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的科学论断廓清了长期困惑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突破性的思想基础。指出:“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好的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纠缠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5]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国际新的发展形势,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新的飞跃。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16]在非公有制发展问题上,提出“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17]在对外开发问题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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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0-92.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创新发展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推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因此，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这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应当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坚持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发展，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今后我国将对外更加开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将随着我国这种发展的需要将发生必然的发展变化。这样，反映基本经济政治体制变化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
那么，如何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如何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伦理道德，在发展原则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在现实形态上，应当有哪些新的内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应当制定哪些新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说，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道德观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这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道德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代替了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德观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道德观念也在逐渐取代旧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例如，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工作效率、开拓创新精神、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等新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实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和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社会效益，实行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着缺陷，由于市场经济是利益竞争的经济，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实行宏观调控予以保障，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规范来保证；由于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它要求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化，它要求广大公民自觉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若干负面效应，它要求广大公民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面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必须加快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并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不断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
（三）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避免伦理道德失范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社会道德风尚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们崇尚科学，诚实劳动，积极工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健全，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还未真正建立健全起来。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各种思潮的交错起伏和相互冲撞，面对的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历史急剧转折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潮和一切以个人特殊利益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潮，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必然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这种局势下，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道德失范问题。
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活动屡禁不止；社会信用紊乱，不守合同、商业欺诈、逃避债务现象相当严重；企业财务失真，做假帐、搞多本账，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问题仍然存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损害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并在道德建设实践中依据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新办法，在道德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新的规范体系和新的道德机制，以解决道德失范的问题。[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必须看到，“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各族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是推动时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品格。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要求，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是非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准则。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才能引领社会风尚，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良好的道德规范。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自觉追求。
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科学体系。从内容上看，这个体系既全面完整又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从特征上看，这个体系充分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从作用上看，这个体系把我们党倡导并着力推进的主导价值理念提升到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层面；从文化学的层面看，任何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任何文化体系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体系，任何文化模式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模式。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如何，它的结构、内容、功能、特点如何，反映着该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它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东西。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命所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民族之根本，一定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凝聚为一个民族的根本之根本。因此，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必须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观，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解放更新。与之相伴随，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等，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新世纪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至为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疑聚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充分利用其先发文明优势挟带着其核心价值观向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起冲击，如果我们不坚持、高扬和发展我们的主流文化，不坚持、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和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凝聚力就会面临着被削弱、被消解的危险。因此，我们在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是要在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重点难点
在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不仅要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要进一步深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理解和认识，在深化理解和认识中求创新、求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新观念、新内容，这是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的重点与难点。本文认为，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尽快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建立健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使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一）培育和确立新的道德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主流和大趋势，从根本上已取代了原来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化，对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社会的道德影响和人们观念上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来，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人们普遍倡导新经济概念、倡导知识经济。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概念必须适应这种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伦理观念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在传统观念中，道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远离经济。事实上，道德也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是运用实践精神把握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一种知识经济。因此，必须把道德知识经济融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去。要把道德知识经济融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当务之急是需要尽快培育和确立一些新的道德观。
（二）培育和确立现代产权伦理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现代产权概念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步重视。现代产权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和基础。现代产权伦理不仅作为企业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且也是调节人们之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应当看到，现代产权伦理既是一种制度伦理，也是一种行为伦理，它主要由产权占有伦理和产权使用伦理、产权收益伦理和产权交易伦理构成。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产权伦理观，不仅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培育和确立健康消费伦理观
在当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市场化行为逐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消费领域，人们对消费的观念、行为、风俗、心理等需要进行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这种消费价值判断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并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行为，是消费文化的核心。因此，改变陈旧消费观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伦理，培育和确立健康的消费伦理观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它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根本。
（四）培育和确立现代行政伦理观
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行政伦理问题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逐步引发人们的重视。从行政伦理的价值要素看，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廉政，价值核心是勤政，价值目标是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由此可以认为，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处于高级层次。从行政范畴看，行政伦理应包括行政理想、行政技能、行政义务、行政纪律、行政作风、行政良心、行政荣誉、行政态度等。因此，培育和确立正确的现代行政伦理观，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增强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也是我国当前实现党政机关公务员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五）培育和确立现代自主自立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竞争的意识逐步增强，伴随而来的人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特别是独立自主的人格观念日益显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必须看到，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或集团，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法人实体，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谈。因此，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自主自立观，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实践中，社会成员自主自立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
（六）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
发展市场经济，对每一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遵循市场运行规则，严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仅是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大量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正当利益的维护，都要靠有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法律秩序来保证。否则，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把法治意识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中来，不仅需要，而且完全必要。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不仅有助于市场各经营主体重视经营信誉，严守法律合同，严守信用，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七）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便形成了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导向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伦理道德的内容和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创新和发展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付诸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伦理道德转型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从不同领域看，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据不同情况特别是要依据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判断。这种消费价值判断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并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行为，是消费文化的核心。因此，改变陈旧消费观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伦理，培育和确立健康的消费伦理观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它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根本。
（四）培育和确立现代行政伦理观
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行政伦理问题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逐步引发人们的重视。从行政伦理的价值要素看，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廉政，价值核心是勤政，价值目标是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由此可以认为，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处于高级层次。从行政范畴看，行政伦理应包括行政理想、行政技能、行政义务、行政纪律、行政作风、行政良心、行政荣誉、行政态度等。因此，培育和确立正确的现代行政伦理观，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增强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也是我国当前实现党政机关公务员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五）培育和确立现代自主自立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竞争的意识逐步增强，伴随而来的人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特别是独立自主的人格观念日益显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必须看到，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或集团，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法人实体，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谈。因此，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自主自立观，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实践中，社会成员自主自立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
（六）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
发展市场经济，对每一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遵循市场运行规则，严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仅是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大量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正当利益的维护，都要靠有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法律秩序来保证。否则，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把法治意识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中来，不仅需要，而且完全必要。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不仅有助于市场各经营主体重视经营信誉，严守法律合同，严守信用，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七）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便形成了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导向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伦理道德的内容和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创新和发展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付诸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伦理道德转型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创新发展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推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因此,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这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应当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坚持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发展,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今后我国将对外更加开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将随着我国这种发展的需要将发生必然的发展变化。这样,反映基本经济政治体制变化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
那么,如何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如何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伦理道德,在发展原则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在现实形态上,应当有哪些新的内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应当制定哪些新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说,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道德观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这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道德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代替了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德观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道德观念也在逐渐取代旧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例如,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工作效率、开拓创新精神、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等新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实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和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社会效益,实行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着缺陷,由于市场经济是利益竞争的经济,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实行宏观调控予以保障,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规范来保证;由于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它要求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化,它要求广大公民自觉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若干负面效应,它要求广大公民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面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必须加快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并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不断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
(三)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避免伦理道德失范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社会道德风尚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们崇尚科学,诚实劳动,积极工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健全,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还未真正建立健全起来。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各种思潮的交错起伏和相互冲撞,面对的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历史急剧转折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潮和一切以个人特殊利益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潮,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必然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这种局势下,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道德失范问题。
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活动屡禁不止;社会信用紊乱,不守合同、商业欺诈、逃避债务现象相当严重;企业财务失真,做假帐、搞多本账,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问题仍然存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损害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并在道德建设实践中依据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新办法,在道德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新的规范体系和新的道德机制,以解决道德失范的问题。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必须看到,“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