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7 18:42:46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理论；思维结构；思维方式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独创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亮丽之处。有关该理论内容上的论述已相当深入，对创建该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分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思维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的思维方式的特征。
一、理论思维结构的整体性
什么是整体性思维呢?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要求从不同方面对整体问题给予深入的思考并赋予高于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在构建革命理论时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克服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走实践经验与辩证逻辑相统一之路，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为中国社会定性
正确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创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理论的前提。然而，国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地理、人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哪一个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呢?哪一个是制定理论最基本的依据呢?对此有着明确的看法：“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正是凭借“一进门就抓住事情的实质，这一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牢牢地抓住了国情中的本质属性，从剖析社会性质人手，科学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矛盾、革命任务，为进一步分析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作了理论准备。
(二)为中国革命定性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中国社会的性质谈起，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思维逻辑结构上则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又接着指出：“这种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从而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三)正确地解决了革命的敌友问题
明确了革命的原因及领导者，下一步就要找到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通过类比和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他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在思维上似乎很明确地构建出理论的整体性，只不过还需要回答革命走哪一条路?怎么走?
(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由以上分析得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平衡性原理，逐渐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反动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而迫切要求挣断封建锁链的革命主力军——农民却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农村，从这一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了一条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那么，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其前途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而只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个结论的得出则是必然的结果。
二、理论内容的创造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思维的最大特点是理论思维内容的创造性。创造性思维是与常规性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特别强调对思维内容的求新、求异上，是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以实践为基石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是一种无定性的、无约束的、开放式的思维。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那就需要创造性地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马列原著中是不会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可是，在早期的中共党内却流行着一股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思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同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共党内，盛行着一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他们唯上，唯书，不唯实。一切从马列书本知识、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指导中国革命，造成了中共早期命运多舛的历程。可以说，与同时代的革命者不计其数，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同时代革命者中的杰出代表，带领中共走出泥潭、走向胜利，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新型的民主革命的伟大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密切相关。从小生活在农村，广阔的农村实践教会了他具有农民般的思维方法：重实际、重经验，这使他不迷信权威，不抄本本，不搞教条，坚持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实现这一主题的特殊道路，牢牢地抓住争取民族独立的当务之急，采用非常规的、独特的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依靠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可以说，没有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的革命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三、思维手段的多样性
在新民主主义创立的过程中，广泛地应用了经验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相统一的思维手段，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等方法，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科学地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什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呢?就是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出其本质的规律。它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细节，使人们对客观历史事物有一个生动、具体的印象，从中分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方法偏重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其固有的内在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式地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所以历史的方法必须要有逻辑的方法作补充。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既要以历史发展过程为依据，又要撇开那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偏差，抓住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线索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从宏观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的概括，把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用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带有很强的哲理性。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综合运用了这一思维方法。比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然后运用逻辑的方法，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并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中，将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其经典论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横向与纵向对比的统一
所谓横向分析就是指社会的、阶级的研究。它偏重于对社会的横截面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从而论证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首先把中国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包括了若干阶级，每个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若干不同的阶级，依次论证。从宏观到微观步步深入下去。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关系分析得一目了然，为制定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纵向分析就是指过程的、历史的研究。它偏重于对社会的竖截面的分析。坚持革命的发展阶段论，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要区别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区分的依据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例如，在分析中国革命的阶段特点时，他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分析把革命分为“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和“新范畴的三民主义”两个历史时代，并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接着，又着重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正是认清了这两者的关系，才避免了或“左”或“右”的错误，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三)广泛地运用比较分析的思维方法
比较分析法就是在事物中取其异同以辨其特性的方法。它是一种融于经验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的一种综合思维方式。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比较性思维要求特别留意现象，因为对共性与个性现象的关注必然导致思维中想象之阀的打开。一般来说，因为想象总是在已有的经验之间流淌和跳跃，所以对现象的关注越是充分，则想象越是丰富，越是有助于思维过程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广泛地使用了比较分析法。
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有以下特征：在社会形态上，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主导的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实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经验；中国实际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11 — 02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摆脱民族危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进行了各自的探索。然而，这些探索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正如所总结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由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没有能够寻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所以，中国需要新的阶级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探寻出一条新的救亡图存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所以，中国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摆脱民族危机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传入中国的，所以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俄国的革命经验。
一、两种差距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差距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所以，马克思视野里的社会是以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新出现的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着未来人类的发展方向，同时却深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以解放无产阶级。放大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以解放全人类。因此，从全人类的解放这一角度看，哪里有阶级压迫，哪里就有适合马克思主义生根发芽和成长的社会土壤。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社会土壤是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剥削压迫现象。然而，中国的社会土壤虽然是适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种适合不是直接的适合。马克思主义所要进行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之外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所要进行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如果照搬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还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
（二）俄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差距
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在沙皇的黑暗统治下，俄国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压迫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更为严重。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深陷战争的泥淖，使得原本就不堪压迫的俄国民众的革命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起发动了“二月革命”，了统治俄国二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使俄国民众的境遇有所好转，俄国工人阶级又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和俄国有着相似国情的国家提供了革命的样板。俄国的经验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如果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因为中国和俄国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中国和俄国都是小生产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俄国和中国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中国在许多方面和俄国还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比如与俄国相比，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要小得多。“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在中国，反革命的势力占据着中心城市，他们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得多。在中国，但靠无产阶级在城市的暴动是无法取得革命胜利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如果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就无法取得革命的成功。
二、两种错误
（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陈独秀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认为中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陈独秀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要进行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但他认为既然是民主革命，领导革命的阶级自然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是协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等资本主义充分释放了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错误在于虽然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所应进行的是民主革命，但是没有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看到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自然也找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由。在“二次革命论”的逻辑下，陈独秀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在惨痛的教训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认识到了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危害。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共领导者就开始照搬照抄在革命中紧紧抓住革命领导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中心暴动取得成功的，同时“十月革命”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以，照搬照抄俄国经验，必然要坚持“城市中心论”，同时会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王明的错误在于虽然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但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国情与俄国国情的区别，因而看不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了，把原本应该进行的民主革命同时搞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三、弥合两种差距
由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视野里的社会有一定的差距，与俄国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差距以及俄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差距。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真研究，缺乏对这两种差距的深刻认识，所以不知不觉中就会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照抄俄国经验的错误。这才产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按照通常的观念，如果认定中国需要进行的是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就自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要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这就走上了陈独秀的路线。如果认定中国需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这就走上了王明的路线。
在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当时所要进行的革命是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由于在传统的理论中找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由。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创立新的理论来为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新民主主义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4〕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纠正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和王明“一次革命”的错误。
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虽然和辛亥革命一样都是民主革命，然而由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同，因此有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时指出：“他们（指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5〕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继续前进了。而在当时中国的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
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中国社会的革命应该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是不同的。正如所说：“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6〕
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弥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差距，为无产阶级获取革命的领导权进行了理论的论证，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民主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弥合了俄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差距，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是当作革命的动力。这样就使无产阶级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由于弥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差距以及俄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差距，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使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
一、提出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由
1、十字路口的选择
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先进的，强大的。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资本积累、自由贸易。而中国，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经济、文化、劳动力的交流被窒息了。西方强大了，中国落后了。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了自强自救，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直至共和国。
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共和国为了中国工业化初始积累建立了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工业化初始积累非常有成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当它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再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集权社会主义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完成了它的工业化初始积累使命。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后集权社会主义。因为，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时期是集权政治体制下社会生产方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成就：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快速发展，二是政治民主化已作为社会管理模式昭然于社会。而问题在于由于政治民主化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善。相应的是社会****，财富分配权力化大于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完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这种状况，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是我们提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呢？
迄今为止，有两种社会管理模式，一种是集权政治的管理模式，一种是民主政治的管理模式。集权政治是由领导对群众的人身单向支配的管理，民主政治是承认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政治平等性，由民众公推公选“公务员”，由民众制订法律的透明化管理。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有过两种模式，一是“原始民主制度”，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承认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权利，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通过领导对民众的单向领导来实现社会管理，它自身缺少民众的参与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机制，我们称之为集权社会主义。
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来说，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管理模式”，社会主义实行“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工业化初始积累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成功的。问题是，当集权社会主义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促进社会发展，集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就此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苏联东欧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中国呢？中国通过后集权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问题重重，中国能否就此也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我们的回答是不能，至少是现在还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现实矛盾决定的。
既然中国既不能走“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又不能走“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们认为，这就是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2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是指：在中国现有的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资源条件下，如果不进行财富的“福利性”分配不足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和平变革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公务员与被公务员领导的普通民众的差异、社会就业困难、自然灾害频繁，甚至还有民族分裂与反分裂等现实是可以看出的。我们通过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是：人口过多，资源少。现在已是十三亿人口，到2030～2040年间可达16亿左右。而且人口质量并不高：一是文盲太多，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中国人耐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现有生产力水平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豪称地大物博，但中国耕地面积少，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要养活22% 的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个水平还在下降；中国的水资源，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是美丽的国家，但生态环境脆弱，沙尘暴强度越来越强，受灾面积越来越大；北方干旱，严重缺水，且越来越严重，南方雨季的洪涝也时有发生。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使中国的多数农村人口必须脱离土地另谋出路，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影响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问题。
这些例证只是一部分。这些客观的不利因素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克服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问题即使找到了解决办法，也需要许多代人的社会整合才能克服；生态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至多是缓解。
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视这些现实是理清中国社会发展思路不能缺少的因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城市高失业率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本身就是爆炸性的问题，加上集权政治自身决策的局限性以及集权官僚贪污****的必然性，决定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化，即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新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作为个人主义思想是同等价值的范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人是二重性的人。合理的集体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社会观是两个完全可以重合的“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作为社会管理思想，集体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突出了集体的地位，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突出了个人的地位。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个人主义更能激活个体人的活力，但是，当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强调生活资料大体平均的社会管理模式更人道化一些，更容易使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异同，也是最基本的因素。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都是作为社会管理的两大模式，而且同处于同一社会之中，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而已。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管理思想有三种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形态、集权社会主义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形态。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空想到集权到民主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集权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暴力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的新探索和克服集权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探索。民主社会主义是尚未在西方和东方实践过的社会形态。
1、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没落的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作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相对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思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本位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个人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与极端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极端个人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是伴随人性的复归、个性的解放、商品经济的出现、自然经济的瓦解、小农离开农舍到城里打工的时期，是小农离开温暖、舒适、习惯了的和谐、落后的农村到充满人情淡薄、竞争、拼命劳动、赚钱的先进城市生活的时期，是小农依恋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时期。封建时代之所以要被资本主义时代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必须依靠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价值充分实现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如皮鞭下的奴隶集体劳动要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劳动一样。封建时代是黑暗的，资本主义初期是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没有温情脉脉，要生存，就得凭个人的才干、个人的天赋、个人的拼搏去竞取。带着封建痕迹脱胎出来的资本家是那样贪婪。工人在城里赚了钱，但付出的劳动和辛酸并不比乡下少。在乡村，不管怎样苦，怎样穷，总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耕牛。而在城市，除了赚几个钱，什么都没有。希望和失落的感情无时不有。刚与土地脱离到城里打工的第一代工人，当他赚了钱回到乡下的家里时，他的幸福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他厮守在乡下时，贫穷又使他难以忍受。怎能不憧憬呢？如果富有和和谐同时具有，那该是多么美好阿？牧歌式社会主义情调与小农追求富有和和谐又无可奈何的没落情调开始共鸣。以莫尔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憧憬开始了。这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无处不均，无处不饱的和谐、安康、平等的社会。
社会主义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掘地运动和平均派、梅叶、维拉斯、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联系在一起，带有浓厚、没落的小农挽歌情调。包括法国的布朗基、勃朗、卡贝、德萨米，德国的魏特林，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都是如此。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时已经看到了工业文明必然代替农业文明，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小农情调就少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同中后期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一是以农业立国，一是以工业立国。共同点是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在英国，起源于莫尔，结束于17世纪中叶的掘地运动，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在法国，当英国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衰落时，18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法国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温床。以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为代表。在德国，封建社会的没落较晚，开始于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想以魏特林为代表。在俄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更晚，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早期的社会主义，但却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19世纪中叶，英法工业革命的曙光所产生的社会文明已为世人公认。工业革命以蓬勃生机变革整个世界，小农对农耕生活的依恋被无情的现实所遗弃，但小农那种和谐一统、平等就是平均的理想仍然生命不息，与工业文明相结合产生了中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尤其是欧文，因为他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故乡。
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时，工业文明的曙光已如初升的太阳，马恩看到小农的出路在于当工业文明的工人——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工业化时代。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是欧洲封建社会彻底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确立的时期。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欧洲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之前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逝世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德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没落的封建国家。1871年德国统一后，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法资本主义革命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消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才开始移到处于封建****主义没落时期的德国。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共产党宣言》P58)从这段话，或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19世纪在德国。每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地区恰恰是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地区。第二，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没有英法多，因为它“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未来)在整个欧洲……”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同上)第三，(在德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在一起。当时的马克思才30岁，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已经形成了。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更缺少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但真正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留学“英国伦敦(1849年8月)以后形成。
马克思倦念着德国，他德国式的思辩头脑使他放眼于欧洲、世界。他不能不目睹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不能不目睹资产阶级文明较之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成了他研究的起点。同时，对那些被抛弃出土地的新生无产阶级的怜惜构筑了他的基本感情和基本色彩。德国式的思辩头脑、坚定的集体主义战士，使他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将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相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灿烂。
2、集权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最终瓦解，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工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末期，资本主义最终确立时代的社会发展思路理论探讨的一种政治思想。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产生，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马克思同整个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为社会变革寻找方案的其他思想家的逻辑起点不同。其他思想家是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反对封建****对个性的限制和对人性的扼杀，反对封建****把人非人化的非人道主义行为，谋求民主政治，给人以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给人以关怀、尊重的人道主义，焕发人的最大活力以促进社会发展，从而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似乎认为谋求政治平等不是目的，谋求政治平等并没有完成人的解放。马克思从集体主义出发，要完成人(类)的解放。在人类进步问题上，马克思想“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 条注释)
由于血缘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原始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要求彻底改变两性关系，血缘婚制逐渐被族外婚制取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俗。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由议事会作出。(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6 )在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临时措施。部落之间形成联盟，联盟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的酋长组成，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决定。在联盟成立时，酋长被分配在各部落中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置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氏族便重新选举，同时有关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联盟的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9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选举的具有执行公众权力意志的官员的萌芽，他们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税赋)，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推翻政府不会推翻国家，民众推翻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滞加曼a href=//zhengzhi.7139.com/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P>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主权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主权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
3 、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结束语：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民的幸福全靠他们自己。那些想当救世主的人们，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救自己的法宝，此外，别无它法。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权益
【作 者】花永兰，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石家庄，050061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12-004
Redefinition of nationalism Hua Yong Lan
Abstract ：Different people may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natio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concepts defined before, the present article is supposed to offer a new definition, namely, nationalism refers to the concepts, theoretical trends of thought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based on 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purposes of safeguarding and increasing it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dura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 society so that it can realize the existence,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ts own nation.
Key words ： nation nationalism rights and interest
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在由欧洲向全球范围扩展的过程中，它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增生，同时也引发了暴力纷争，带来了国际秩序的更新与变化。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说：“每个国家的爱国者都咒骂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认为自己的特殊的民族主义牌号是可贵的和高尚的，这一事实使理解民族主义复杂化。”①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民族主义。
从构词法上来讲，民族主义是由“民族(nation)”和“主义（ism）"两个部分构成的。②1789年流亡英国的法国人奥古斯丁・巴洛首次使用将其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用来指称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③民族主义是在民族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民族就没有民族主义。“每个民族的民族性不仅规范和决定着整个民族的行动，而且也成为民族主义的渊源和根基之所在。”④那么，我们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民族呢
民族的定义很多。1913年，斯大林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族特征的论述，结合对当时欧洲和俄国民族实际情况的分析，在批判和借鉴第二国际一些社会党人思想观点和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上，首次对民族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具体来说，民族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基本特征，同时它又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对于这个定义，尽管包括原苏共在内的中外学术理论界一直都存在争议，但迄今为止它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中仍然具有权威性地位，是一个“基本上适用于对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形态和现代民族形态的界定”，⑥“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普遍性”。⑦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指明了民族的“六个特征”，找到了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志，划清了民族与其它人们共同体的界限，⑧因此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范围。
民族主义直到今天依旧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范畴，似乎每个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者都注意并重视过民族主义定义甚至下过自己的定义。19世纪英国学者白芝皓就认为，“你要是不问什么是民族主义，我们以为都知道它是什么，但你要是问起它是什么，就不知道了。”⑨美国学者海斯认为，“关于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系统和总体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⑩由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涵义，国内外许多民族主义研究学者都深知民族主义概念很难全面把握。这首先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它既是某种情绪和情感，文化情结，思维风格，行为方式，社会和政治运动，又广泛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并与其它社会冲突、运动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并且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民族或民族主义除了语言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之外，它们始终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也是定义民族主义存在困难的原因。民族主义形态经过不断演变，内涵和外延始终不尽一致。梳理已有的民族主义定义，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民族理论研究1．情感论。这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的一种意识，所有人应当对本民族及其利益效忠。“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11]民族主义指“个人从情感上归属祖国，通过民族认同获得身份认同和自尊，具有爱国的内在动力”。[12]
2．利益论。利益论强调保护共同体的利益，认为“民族主义是期望或加强一个民族的或文化的同一性，而当其受到威胁时；或者期望改变或创造这种同一性，而当其感到不足或缺乏时。”[13]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14]
3．学说论。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15]民族主义是“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的一种学说。[16]
4．实践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并以民族主义理由证明这种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行为正当的运动。“民族主义应追求民族利益，是为民族生存、平等、独立与发展服务的一种社会实践运动。”[17]“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从少数思想家的信念转化为一种激励政治运动的教义，民族主义概念的政治层面越来越突出，其核心内容成了建立民族国家，并在此后维护或增长本民族国家的权势、威望和内部凝聚力”。[18]
5．阶级论。认为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它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特点是抹杀阶级矛盾，企图以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19]
6．意识形态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它要求民族国家应该成为个人效忠的目标。[20]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化民族意识、密切民族情感、维护民族传统，突出民族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形态，属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21]
7．综合论。卡尔顿・海斯经过研究已有的主要民族主义概念之后，曾经做出过较全面系统的归纳：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主义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它所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或观念；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运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行动；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22]这一定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吸纳百家，博采众长，目前已具有较广泛的认同。这种定义法在我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23]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情感和心理要素，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且是一种政治要素，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经济要素，即“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兴起是工业革命合乎逻辑的历史反映”。[24]
上述提到对民族主义的种种不同理解并不是说要接受它或者是反对它，而是借此在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中应该各取所长。尽管民族主义定义莫衷一是，但多数学者在界定民族主义概念时还是存在一些重要共识的。
首先，民族主义是对待民族问题的思想观点、理论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追求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
其次，民族主义属于历史范畴，有其历史起因、动力和背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国家的价值观，包含着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感，竭力建立和捍卫这个国家。它所指的民族是独立实体下一国的国民，在此意义上民族可以等同于国家。
第三，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而产生的一种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是唤起本民族一致对外的全民性行动的最具感召力的符号象征。
第四，民族主义具有强烈要求区分本民族与他民族的特点，包含着天然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既可以表现为对外来侵略和异族压迫的反抗，又可以表现为对于他族的同质化要求和倾向。
第五，它是一种基于民族特点的情感，属文化范畴，它可以发展为一种最具民众动员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并以“民族”为动员机制，其意识形态以“民族”为核心概念。
最后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前述众多的民族主义定义，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内容相当广泛、含义非常深刻并且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现象。反思许多既有定义，可以发现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把民族主义视为单一的现象”[25]。
上述共识成为中外学术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基础，是互相对话的桥梁。不过尽管如此，中外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还是有所差别的。西方学者大多强调民族主义的泛文化和心理特征，把民族主义定义在精神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物质层面的作用，这虽然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民族主义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主观意识性和存在的永恒性，忽视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文化与宗教因素以及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等，但忽略了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从而使民族主义不可捉摸，从而淡化了其意义，因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6]而国内有些学者由于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民族的文化性与价值观，也有失偏颇。
厘清民族主义定义有利于该问题的研究，但陷入繁琐的定义考证和深究似嫌尚难。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民族主义是指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建立于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维护和扩大本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益的思想观念、理论思潮和实践活动，以促进本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这个定义包含了如下丰富的内容。
首先，民族主义具有历史性，即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历史上的各种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相互地位的变化是促成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要素。
第二，民族主义具有某种独特的共同性。它不仅提供了群体认同的基础，而且显示出这种认同是与众不同，即它往往以整个民族或国家为认同和归属对象，而不是以较低层次的乡土观念为衡量标准，也不认同较高尺度的全球主义或普世主义，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某种特殊的共同性。
第三，突出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诉求。它往往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以最大限度的追求和维护本民族或民族中某一团体的各种利益为根本目的，以寻求和利用政权统治或阶级利益的合法性依据以及资源动用手段。它最一般的要求是求得本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现阶段“只有永远的利益”论生动地体现在各个层面上的民族及民族主义含义当中。[27]
第四，民族主义具有现实性。民族主义的现实性决定了它的发展轨迹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它的发展和演变既受到时代的制约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会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并影响时代的变化。
最后，民族主义具有综合性。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并不是某种孤立的行动，任何民族主义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理论基础指导下开展的；同时，任何理论思想都会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等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认同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
从学术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的概念。仅从所含内容来讲，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定义和理解民族主义时需要在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才能进行。
应当指出，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同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具体的利益要求相互结合，从而在表现形式、政治要求和经济文化利益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即每个民族中盛行的民族主义都体现着该民族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尽管民族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但其中隐含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有萌发和唤醒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争取从自治到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又有建立民族国家之后，要求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要求经济平等，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经济联系，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经济民族主义等。冷战之后，民族主义除了在政治领域表现出分离要求外，在经济和文化诉求方面也有发展的势头，完整体现了民族主义要求生存、独立和发展的强烈愿望，是民族主义的本质内容和基本属性，具有较广泛的认同。随着社会变迁和人类进步，民族主义内容会越来越丰富。
注释：
①［美］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8页。②民族主义对应的英文词是nationalism，作为后缀的ism最初来源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其含义为：act,practice（行动、实践）；state or condition（状态或条件）；doctrine or theory（理论或原则）。See Merrian-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1998, p.621.③ 马起华：《政治学原理》（下册），台北，1985年版，第1080页。④ 李宏图：《民族与民族主义概念》，《欧洲》，1994年第1期。⑤《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⑥ 龚学增：《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⑦ 刘先照：《关于民族的几个基本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⑧ 宁
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9页。多数业内学者通常称有“四个特征”。⑨Walk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London: 1887,P,20, From Otto Bauer, The Nation,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s.), Mapping the Nations, London: Verso,1996, p.39.⑩Carlton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2.[11]Hans Kho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p.10-11.[12]Daniel Druckman,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Group Loyal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ershon
1如何使农民成为革命主力军——土地革命和工农联盟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对于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找到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使农民满意的土地革命路线。首先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反抗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具体就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之后，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具体形成了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减少地主阶级对于抗日的阻碍，团结一切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样减轻封建剥削，团结了地主，调动了中小地主等其他阶层也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巩固了民族统一战线，增加了革命力量，这些都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当时的实际在解放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具体讲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通过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建国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在新解放区实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此外，另一个使农民成为革命主力军的重要方式是工农联盟。列宁就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说明了在革命中建立同盟军的重要性。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农民同盟军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被认识，共产党得出了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在《论人民民主》中又论述道“人民民主的基础……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工农联盟理论的完善和应用使中国革命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争取革命胜利找到了最可靠的同盟军。
2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当代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主要关键因素就在于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保障农民的土地利益。当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包括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等。在当今，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这样的历史新时期，要想实现中国梦，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中必须保障农民土地利益，在农村中把农民土地利益放在重要的地位，为三农问题其他方面的解决奠定基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还在于我们党的基层政权在土地革命中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确保了土地路线的贯彻和实施。当前在推动城乡一体化方面，要推进城乡平等交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自治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代表党中央，把党的新的土地政策落到实处，从而使农民利益得到保障。适时地出台和调整了土地政策，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是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又一原因。
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面对复杂形势，根据国家情况需要和农民自身特点，先后制定了许多土地政策包括有关的具体政策，使农民利益得到保障，调动起他们革命的积极性。因此，土地政策和相关法规要与时代同步，充分反映农民利益需求，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农民在推动城乡一体化中的作用。在新时期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除了提出土地政策和城乡一体化外的政策外，还提出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强农村金融保险支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等新时期下与时俱进的政策。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当前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时期，农民地位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部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部分群体的利益。
作者：宿钟文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同时开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既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必须要实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又提出了建立和建设新国家的时代课题。新中国之前的各界政府从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到袁世凯的北京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以三民主义立国的，都作出了各自不同的、不能抹杀的历史贡献，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和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后经过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主义政权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三大纲领，以新民主主义立国才比较好地解决了建立新国家的课题（共产党从经济上解决问题）。
在这个建立新国家探索过程中，早期孙中山依据法兰西民主主义结合中国实情创立了三民主义以及旧民主主义学说；晚期依据列宁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在三民主义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学说。这是两个具有时代光辉的学说，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理论，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共存，世界历史开始了和平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即新民主主义制度与政策的实行，建立新国家的课题基本解决，接着如何建设新国家的课题便提上中国历史的进程。开国之初，以新民主主义为主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课题。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体只持续了七年。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国际上极左思潮的冲击，在全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下，全盘否定了新民主主义，决计以社会主义立国，实行了苏联形态的社会主义，即传统社会主义。此后经济上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与自由市场被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代替，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政权被单一的无产阶级所代替，文化上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被无产阶级文化所代替，这种否定继承性、丢弃自我的极端状况历经20载，7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基本没有得到改观和改善。这说明新中国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没有解决好如何建设新国家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救中国）。而这个问题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各国改革发展大潮的冲击，变得更加急切和紧迫，成为必须要解决的课题。这个时期由于晚年不成功的探索，至今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革命和战争时代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全面到来，世界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在中国，经过时代的摸索，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地解决如何建设新国家的问题。
首先，接受的教训，接受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然后，开始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性成果，以市场为导向，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渐进式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市场不是计划，开放比改革更重要），同时辅之以全面的对外开放，由此带动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得到显著增强和改善；但也产生了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就业恐怖、官场腐败一些社会问题。虽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和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在这种情势下，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等新口号相继提出，并日益主导着中国的发展。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执政理念正在悄然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开始从几千年来的以国为本回归到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人本共产主义上来，从以物为本转到对人的关怀，实现对每个人的关怀上来，这是根本性的转变，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和发展为主题内容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依据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判断，在扬弃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勇于借鉴人类一切进步成果，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勇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而逐渐形成，不断发展深化和完善着的。
四
中国否定新民主主义，急于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上“左”的思潮的影响。恩格斯逝世后，共产国际日益分为两大派：一派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一派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主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强制实行社会主义。两派斗争你死我活，相互全盘否定和激烈抨击。中国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领导。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农业强行集体化，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等左的思想和政策传入中国，促使等人决定在中国实行“趁穷过渡”的社会主义。
“普世价值”其实是一个哲学或心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早在1997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就提出了“普世价值”的概念。其理论支撑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世价值”一词在中国受到关注，则源于2008年5月23日《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该文章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并由此引发了对“普世价值”一词含义的争论。紧接着，司马南炮轰“普世价值”很像神话，发表署名文章《冷看冲锋》，提出了争锋相对的批驳观点。在9月10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评论《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阐释了其严重危害。时至今日，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仍在继续，这种针对意识形态的攻击仍在继续。
“普世价值”扣在中国头上的几顶“帽子”
1 “普世价值”的大力宣扬导致自由民粹主义重新活跃。
打着“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旗号的“普世价值”主张全盘西化，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套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合于所有民族的，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适性”。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奠定了“反左”的基调，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中国更是不断遭受着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持续冲击。于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有了自己发展成熟的土壤。这种激进主义往往会调动激进青年对当下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的失望情绪，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了，让他们确信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才能改变现状。他们被“普世价值”的外表冲昏了头脑，甚至不断宣称“人权高于”，“你不民主，我不爱国”。“八九动乱”、“”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这种自由化裹挟着泛滥的右倾激进主义给国家安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必须更加警惕主张全面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重新抬头，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提供更加坚实稳定的内部环境。
2 “普世价值”是对我党旗帜、方向、道路的全盘否定。
中国共产党在“普世价值”支持者看来向来是“特权阶层”、“精英阶层”，中国政府也变成了“集权政府”。他们不断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反复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他们的说法，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简直堪比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领导下的极权社会。不禁想到书中的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正在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明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使得“普世价值”最终成了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些说法而感到愤慨的。这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行不通。他们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他们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把它同民主对立起来，要求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此等等，矛头所向，十分清楚。
3 荒谬地宣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步也是“普世价值”的成果。
既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公然对立收不到任何效果，那何不把中国发展建设取得的成果统统划归为“普世价值”的成果呢？简直是荒谬可笑！他们宣称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中国正在走一条“民主”的道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果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实行“普世价值”。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无中生有地说成是实施“普世价值”的成果。王占阳曾说，“普世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吴敏更是说、肯定“普世价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已经不单单是学术问题了，分明是裸地要求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这种同化的企图正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我们必须以足够的认识，高度的重视把它当成一场攻坚战来面对。
分析与批驳
1 “永恒的公平”、“永恒的道德”都只是空中楼阁。
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阶级的“永恒的公平”时，给公平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令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杜林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允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普世价值”了。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所以，根本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观，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价值观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2 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是我们批驳“普世价值”的根本源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即使中两次被打倒，邓小平仍以其果敢大胆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中国在粉碎‘’以后出现了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必须加快，但必须稳中求进，有些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丢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防止左倾，反对右倾，坚持理性温和的中道主义。
保持清醒，应对挑战
1 “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的坚定的前提”，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它所阐述的时空观和最终理想始终是我们批判“普世价值”的思想根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断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最新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
2 警惕“普世价值”的全盘西化企图，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坚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它披着自由、平等的外衣，不断地从意识形态领域渗透西方腐朽的价值观，企图全盘西化中国，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并且，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失范和信仰缺失现象，客观上为“普世价值”的渗透创造了土壤，也为其赢得了一大批忠实信众。十报告里所讲的“四个危险”，第一个强调的就是思想懈怠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从而真正认清“普世价值”全盘西化的企图，提高辨识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切实杜绝精神懈怠的危险。
3 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一些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
第一，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第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还有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其中，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中国还没有开始选择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已在世界范围暴露了其腐朽性；（2）外国帝国主义也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3）中国工农阶级也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其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4）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发展不充分。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中经常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第四，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无法超越，只能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任何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第五，因此，从其根本性质来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过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它应成为我们确定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的重要依据。也曾提出：“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了。”又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参考文献：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衔接问题做出的创造性的理论回答，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列宁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苏联因素对社会论的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苏联因素；列宁主义；共产国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对革命胜利后围绕建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创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包含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内容。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主张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性质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文化上，主张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这一社会建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②，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③。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阵营之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特点。在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跨越论”的著作传入中国比较晚④，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影响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理论支撑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相对而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十月革命后，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曾经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列宁认识到，“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限制和规定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列宁上述思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问题。在1932年，受《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启发，吸收了列宁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②的思想。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直接引用列宁在《两种策略》中的原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列宁讲：“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③列宁这段话，被在七大引用，指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无害的”④。在报告中讲：“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⑤这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来源。不仅多次引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观点，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均倡导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⑥，七大时提出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明显参考了列宁的思想。
二、列宁无产阶级理论对人民民主思想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了解列宁的国家理论，也熟悉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但还不能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些新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的工农兵政府与列宁的工兵或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思路是一致的”⑦。在总结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列宁的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民主政权建设理论。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工农民主的新型政权。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改为“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调整，淡化了阶级性，突出民主性。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许多根据地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不是工农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主席、参议会议长和边区政府。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阐述了国家性质和政权组成问题，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框架结构。在总结边区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必然要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因此，“现在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此，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即将组建的联合政权中的地位问题，即国体问题。继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权构成的形式，即政体问题，采取人们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选平等的选举，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①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②我们的民主联合制度与俄国的制度不同，我们不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和一党制度，我们与其他政党联合建立“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③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社长曾提出，“列宁说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答到，“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④可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违背列宁无产阶级的思想。1948年12月30日，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⑤这是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的概念。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把列宁关于“无产者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具体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把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的具体化为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具体阐述了人民民主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是从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发展而来的，二者均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均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虽然历史使命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不论是联合，还是人民民主，均是运用列宁的国家理论分析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国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列宁晚年文化建设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任务。这一点与列宁晚年倡导发展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晚年多次强调文化建设。他认为，俄国虽然利用特殊的条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低下的文化水平仍严重地影响着政权的巩固。因此，如何发展文化的问题成为新政权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日记摘录》中，列宁谈到，“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⑥。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一个阶段”①。列宁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②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而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他分析了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及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文化，明确提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③。“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④讲：“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已经明晰。
四、苏联因素的总体评价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表现在理论指导和经验推广两方面：理论指导来自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思想，它对中共发挥作用不是苏联强制的结果，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学习的结果。如研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核；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吸收并借鉴了列宁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依据是列宁主义。以列宁主义为理论根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虽然有一些内容来源于列宁主义，但是仍有很多属于的理论创造，这些内容是超越列宁主义之上的理论成果。虽然苏联并未经过新民主主义，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还是可以找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理论依据的因素。在运用列宁主义的时候，能够大胆解放思想，继承和发挥了列宁主义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不能不被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所认清。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深层次矛盾不能不影响到斯大林对及中共的信任，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承受着斯大林的质疑。经验推广体现在苏联借助共产国际这一推手，推广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给中国革命很多误导，使中国革命跌入低谷，中共为此进行了积极抵制。1935年共产国际改变战略和策略之后，中共减少了束缚和枷锁，才有了理论创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进行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实现的。诚如斯诺所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①。
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在谋求苏联自身利益和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以1935年为界，共产国际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35年之前，它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做出误判，在指导思想上，先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其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着胜利到失败的两次反复。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进行抵制，但是他的很多正确思想和主张在党内不占主流。1935年共产国际在七大时调整了原有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方针，做出“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事务”的决定之后，各个国家共产党民族化革命道路的探索才真正开始。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作用，有过一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照的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体现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这次会议实现了指导路线的转变，为社会论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是，1937年11月底，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国以后，曾一度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危及了的领导地位。这是苏联因素的消极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其危害范围有限，时间也不长。在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出面制止了王明的越权行为，承认了的领导地位。从苏联因素来讲，是将其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方面的结果。这是我党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共产国际转变态度的结果（当然不是完全转变）。接着，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的正确路线，这为革命论的系统化和社会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党的领袖身份，名正言顺地从事理论创造活动，排除了障碍，提供了保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揭开了批判教条主义的序幕。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理论成果，从这次会议开始相继问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是他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明确形成的标志。
［关键词］ 民主政治 基层群众自治 党员主体地位 表达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民主”一词出现六十多次，报告围绕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民主、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发展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了深刻阐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认识上的新高度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和根本所在。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同人民当家作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时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社会主义事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而人民的利益只有靠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够真正得到维护。民主的“主”如果少了一点，就会变成“王”。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其它主义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点。一百多年来，民主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成长而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历程，也翻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篇章，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推到了新高度。
一是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民主？邓小平同志做了科学回答。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包含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内涵，即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新型经济制度，又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这两者一个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范畴，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范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少民主这一内在要求，不具备民主这一本质特征，就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就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邓小平这是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总体意义上来回答的。
二是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主要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大内容。党内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党内必须民主，才能领导和带动人民民主。如果党内不民主，不但不能领导人民民主，还会丧失其先进性，进而危及自身的生存，甚至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途。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从另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是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这一论断表明：我们党对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提高到生命相依的高度。这既是对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思。民主价值的提升，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它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有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够得到提升，这就是规律所在。同时，这一论断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只有扩大人民民主，才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二、发展上的新高度
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这些制度是好的，符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浓，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原有的这些民主制度不足以吸纳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这就要求在完善政治制度的同时，创新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保障党员和人民的民利为基础、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行了重大拓展，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到了新高度。
一是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把“基层群众自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把人民民主扩大到新境界。
十七大报告指出：“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达权”作为一项民利在报告中首次被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项民利中，表达权是关键。人民“知情”是为了“参与”，“以什么方式参与？”必须用言行来表达。没有表达权，监督权就难以保证。表达权涉及言论自由权，但比言论自由的内涵更加宽广。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利益诉求，当然始于广义上的言论、讲话或者书面文字，但并不止于言，还可以诉之以行，如举手、投票等。在一些时候，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是言行相伴的，比如上访、举报等。表达权是对言论自由权的拓展，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有利于人民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彰显了人民民主境界的新提高。
报告还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人民民主扩大到新高度的突出表现。多年来，我们党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为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法制进而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索，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以及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无疑，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年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仅靠这些国家层面的民主，不足以表达广大人民的意愿，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加起来总人数大约50多万，显然他们难以充分代表全国13亿人的意愿和利益。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要畅通他们利益表达的渠道。为此，必须让他们参与到社区、村组等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把它提到一个新高度来运作和认识，实现国家层面的民主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活力。否则，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民利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权利。十七大报告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这表明了党中央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高度重视，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针。
二是明确“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使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党内民主建设时指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报告第一次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保障党员民利”的重大发展。党员民利如何保障？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前提条件。党员的主体地位有三层含义：一是党员是党内的主人，享有平等参与党内重大事务的权力；二是党员是党内的权力主休，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三是党员是党内的行为主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去执行。只有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员的民利才会得到保障。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力，为发展党内民主夯实了基础。
党内民主的关键在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十七大报告强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是党内民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体现，意味着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还将继续履行职责。这就改变了过去党代表只在党代会期间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增强党代会效果。随着党员主体地位的提升，党代表任期制的实施，党内民主的发展必将迈上新台阶。
三、改革上的新高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些论述回答了新时期应当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加大了力度，表明了我们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决心，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到了新高度。
一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
十七大报告明确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一个方向”、“一个根本”、“一个目标”，即：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属性；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法制保障。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物、管理经济事务和文化事业”。报告中“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让人耳目一新，这是适应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双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就是多元化的体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利益诉求，而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党的十七大代表2220名，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其中就有“双新”组织的代表。
报告中强调的“有序政治参与”，关键是要拓宽民主渠道。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也是重要的民主渠道。民主渠道有体制内渠道和体制外渠道。拓宽体制内渠道，首要的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一点，报告在继承以往的提法上，创造性地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个新建议对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到新高度的突出表现。《中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规定，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大代表分配原则是：“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就意味着，从选举权意义上看，四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体现了城乡政治权利不平等。报告中这一提法表明，中央正在逐步保障农民的民利，实现城乡政治平等。报告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刚纳入政治制度范畴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作了重要论述。拓宽体制外渠道，就要重视构建新的有效的政治平台，让公民拥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利益诉求的机会。在我国，让每一个公民都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可能。这就要开辟新的政治渠道，充分利用一些好的制度、好的平台保证公民参与，如公民投票制度、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制度等。著名的政治学专家俞可平教授在谈到和谐社会的稳定观时指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稳定是现代的、动态的稳定，以疏为主，它不同于静态的、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疏”就是疏通渠道，给人民好的平台，让人民把自己的意愿说出来，政府根据人民的合理要求，进行改革、调整，以促进社会和谐。只有拓宽体制内外两种渠道，才能真正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二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