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6: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收入不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公共教育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02
从上世纪以来，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在后工业时期，收入不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Keynes， 1920；Kaldor，1957）。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消费者、生产者的同质性，认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变化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收入分配的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表明收入分配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且与传统观点不一致。下面我们就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的文献研究进行讨论。本文结构安排如下：一是理论模型；二是主要影响因素讨论；三是实证研究；最后是小结。
一、主要的理论模型
现代研究不断地演变，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理论研究性论文，都表明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资本市场不完美；一类是政治经济学模型。
1.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资本市场尤其是信贷市场如果完美，任何人只要有可获利的投资机会，都能够通过借贷等市场活动筹集到所需要的充足的资金。但是正如世界银行（2006）所指出的，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都是远非完美的。Galor 和 Zeira（1993）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教育投资有固定成本的假设下，人们不能自由地借贷，只有较少的人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所以，收入分配会影响职业的选择。收入不均因此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活动和短期经济的发展，再者由于跨代传导，会产生持续的差距，这也会长期地影响经济的发展。Banerjee 和 Newman （1993） 分析了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假设下，收入不均对个人投资机会的影响。如果存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企业经营活动有固定成本，收入不均会增加资本对企业经营的投入倾向，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害①。Aghion（1997）等人分析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信贷资源稀缺且昂贵时，均衡时投资机会就会在个人中间不均等地分布。当得不到信用时，个人的均衡投资将会是他们初始财富的增函数，初始财富越大，投资规模也就越大，从而资本积累增加，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财富不均越大，越是滞缓经济的增长。
2.政治经济模型。Persson 和 Tebellini（1994）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模型，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时通过中间投票者来选择的。如果大多数选民比较贫穷，将会实施由富人向穷人再分配性政策，为再分配而征税会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影响经济增长。与Persson 和 Tebellini的结论相似，Alesina 和 Rodrik（1996）的模型认为收入不均等直接引起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导致经济发展环境不稳定，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总体显示出，在收入分配不均恶化的社会里，分配政策可能更利于利益集团得到相对多的劳动成果，因此减少了投资和经济发展。
二、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目的是验证资本不完美模型和政治经济学模型的理论预期。与理论预期的结论一致，如Alesina 和 Rodrik （1994）， Person 和 Tabellini （1994）和 Perotti （1996） 早期的分析已经验证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比较重要的研究是，Perotti （1996）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各种可能的不同方式。与现代诸多研究的观点类似，他的研究为Galor和Zeira结论提供了支撑，表明收入不均的确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密切相关，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又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联。Deninger 和 Squire （1998）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不完美范畴内公共教育水平的预期，他们使用土地的分布情况作为资产分布的工具变量，发现最初的不均对教育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且，与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预期一样，信贷约束对穷人的个人投资决策有更大的影响，他们发现初始不均主要伤害的是穷人。
后来有一些研究偏离了模型所要研究的初衷，即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Forbes （2000）和 Barro （2000）基于面板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别是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和无影响，但解释这些结论须谨慎，他们的数据可能没有通过有效性检验，且不具备足够的综合信息。Barro （2000）分析，一旦固定教育、出生率和投资，在整个样本里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就此得出结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教育、出生率和投资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发展，暗示收入不均的影响方式可能仅在文献理论推理。另一方面， Banerjee 和 Duflo （2003）认为，以前线性结构回归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线性回归的结论是个伪证。他们发现，收入不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相关联；与理论预期的长期负面影响一致，经济增长与滞后的收入不均之间是负相关的。
最近，Easterly （2007）已经再次验证了现代研究一系列的理论结论，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构成和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他使用农业资产禀赋作为收入不均的工具变量，目的为了克服测量误差和收入不均的内生性，在跨国分析中，认为收入不均阻碍了公众的入学教育和经济的繁荣。
三、主要影响因素的讨论
1.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Galor 和 Moav（2004）提出一个可以协调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研究两种矛盾观点的统一理论，也允许了现代研究的主流观点在更广阔的框架里被解释。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在信贷市场约束下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意味着如果边际储蓄倾向随财富增加而增加，收入平等不利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反映工业化早期的发展阶段，此时实物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相比之下，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是反映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此时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在存在信贷约束时，偏技术科技的发展强化了收入公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2.农场主与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矛盾。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考虑到人力资本和土地都稀缺，提高教育水平在工业化社会里带来的劳动力生产率比在农业化社会里要高，因为劳动力流动和工业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土地的收益率。国家间的土地分配差异产生了工业部门组成的不同，也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这些结论与Galor， Moav 和 Vollrath（2009）所阐述的历史实证一致，农场主的分布的确影响了农业化到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本质，并且对国家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差异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Galor， Moav 和 Vollrath 基于20世纪美国各州的数据，实证了农场主土地拥有集中度对教育支出的负面影响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确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障碍。
3.制度歧视。Engerman 和 Sokoloff （2000） 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来解释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地理位置导致收入的不均等，形成了一些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教育歧视等扭曲性的制度，便于维护利益团体的特权，强调利益团体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不平等会延缓公共教育政策的实施，然后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5）也同样地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繁荣的背后都有着早期欧洲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特征。Galor 和 Moav （2006） 和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一种更为直接的经济机制能够反映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如果国家的政治结构不变，一旦农场主在工业部门所得的收益高于他们的综合收益，经济增长和所持资产的多样化最终可能会推动各种促进发展的政策得以实施，如公共教育政策。
4.性别歧视、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Galor 和 Weil （1996， 1999）认为，在生产过程中，科技的进步创新和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协助人类从事脑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替代了体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从男性具有体力劳动的比较优势和女性具有脑力劳动的比较优势来看，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就业率明显增加，经济状况好转。后来，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与教育有关的收入不均和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他们认为，收入不均程度的总体下降将会减少人口出生率，从而降低了教育投入及收益的总体水平。
此外，Galor 和 Moav 认为，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收入不均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的统一论的研究脉络来看，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加剧熟练劳动力的稀缺，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因为资本市场不完美只能达到次优，公共教育的投资因此就会促进经济发展。
四、结语
近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绝大部分都认为收入不均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从实证研究结果看，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所以，在未来可能还需要数据和估计方法。其中，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主要强调资本市场会影响投资机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政治经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会通过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除了两模型以外，诸多研究也更深入地考察了其他因素，多角度地探究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这个理论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物资本积累特征差异性，力图统一整个领域研究的成果；农场主与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对同一类事物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公平的规章制度，即歧视性的制度，还有性别歧视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每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收入不均在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前进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现代研究大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收入再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公共教育政策尤为重要。
注释：
①Aghion 和 Bolton （1997）认为再分配会提高了机会的公平和由富人到穷人的涓滴效应，能够促进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 Galor， Ode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acroeconomics Implications[R].Working Paper No. 197，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brew University，1988.
[2] Banerjee， Abhijit V. ， Andrew F. 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101（2）：274-98.
[3] Aghion， Philippe ； Patrick Bolton.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64（2）： 151-172.
[4] Perotti， Roberto.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2）：149-187.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机制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加大趋势，国内许多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考察研究，最终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有多方面因素，主要包括地区历史原因、自然环境、区位、要素投入、人口素质、经济结构以及区域经济政策和体制等。早在20世纪初，Schumpeter等人指出功能良好的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甄别能成功创新产品和进行生产的企业家，为其提供资金帮助，加速企业产品创新及生产力提高，从而促进其经济的增长。而Levine等人重新审视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全面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运用经济计量学多角度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金融体系功能入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一、区域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的机理
（一）便利交易功能与经济增长
便利的交易、较低的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在现代金融市场中，银行在支付清算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而突出的作用。银行具有的支付和清算服务具有广泛接受性及流动性，这使得繁杂的市场交易得到高效的运转。将银行具有的支付清算突出作用和银行通过存款借贷交易创造货币的功能结合起来考察，会发现，银行其实是向其他金融、非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源泉。由此可以说，没有银行等类似金融机构提供的便利交易，就没有现代经济的顺利增长。
（二）公司治理功能与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机构及合约不仅可以降低事前信息获取成本，而且能够降低事后监督经营者的实施成本，并加强对企业控制信息获得的成本。企业内部，企业所有者为了有效控制企业状况常做出财务安排，敦促企业经营者按有利的方式经营企业。目前，金融市场较多结构如银行、债券持有人等都可依上述方法作出金融安排，促使企业所有者及经营者按照有利于权利人自身利益的方式经营企业。倘若没有这些受控的金融安排，社会公众是不敢贸然进行投资活动的。
（三）储蓄集聚功能与经济增长
将社会资源集聚一起涉及到从不同资本所有者手中集聚资本用于投资。储蓄集聚需要有一定的金融工具，这样便于家庭和机构持有的资产提供便利，也利于一些需要规模效应的企业进行投资。如果不能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积蓄集聚起来，那么，一个家庭或机构面临这较大的困境，要么资源限制，要么将整个企业买下。调动资源会产生较大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安排的出现消除了此类问题，并为资源集聚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1]。
（四）风险管理与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出现与交易成本、信息获取成本有较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金融体系就不需要浪费资源开发项目、设计风险防范安排、监督债务人等，正是有了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金融市场和机构才出现，为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成本及其产生的问题作出贡献。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两者结合共同退工了金融市场、机构及合约的出现。
（五）信息揭示功能与经济增长
单个财富所有人对市场状况、企业经营发展很难进行全面评估，加之评估成本较高，这些人没有时间、渠道或技能去收集和加工这些信息，最终因缺乏信息而不能进行投资，巨大的信息成本阻碍资本流向最有价值的方向。此时，信息获取成本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动力。借助金融中介结构节省了获取加工投资信息的成本，使得有更多资源用于生产。
二、区域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
针对上述区域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的机理，应该采取策略利用区域金融发展支持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主要策略如下：一是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确保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解决一些企业临时资金周转不灵等问题，人民银行可放开地方金融业务限制，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要开展银行承兑及票据贴现的业务。开展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并进，比如开展投资咨询、资金、客户理财等创新业务，利用金融机构的便利条件及信息优势，向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2]。二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地区争夺市场金融资源的关键因素，金融生态是呈现社会状态及社会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要加强改善金融政策及经营环境，把握运用金融规律，以政府为导向，加大诚信建设力度，提高企业行为透明度及协调性。三是善于运用各种金融渠道融通资金。一方面支持鼓励企业市场化融资，研究国内外资本投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的途径，发挥股份制聚合资本作用。另一方面，多渠道吸收国外资金，创造有利条件扩大外国政府贷款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第三方面，可以启动民间资金，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方法，拓宽融资渠道，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四是鼓励地方政府扶持当地产业发展。地区特色经济可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带动相关产业，共同推进经济发展，这和政府目标一致，政府在配置资源时要利用这一渠道，为区域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比如，财政扶持对象、帮助消化不良产业、为金融机构介绍区域发展规划等，将政府目标与区域金融利益相结合，但要避免政府对区域金融过多的行政干预。五是遵循金融市场规律，优化资金增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互作用的，要想双赢，经济主体要适时利用区域的资源优势，培养、创新经济增长点，从而壮大区域实力[3]。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是取得资金支持的前提，区域金融机构要按照金融规律和市场规范进行各项业务，开发新的项目，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区域内有信誉、有市场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还可采取抵押担保的方式予以支持，对于一些不良资产债务人可以向其提供有用的金融服务信息。
三、总结
把握区域金融发展规律，发挥金融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辅相成，目前，我国地区差异明显，各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趋势不同，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尊重各区域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规律，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宜的金融政策为经济增长添加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在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下更加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1]郭庆然.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区域金融支持策略探讨[J].商业时代.2010，2（20）：49-50.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线性回归
一、研究背景
从理论上来说，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以往的很多研究已表明，区域各项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区域间金融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也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如：金学军[1]等通过比较浙江、山西、河南的金融发展情况，得出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包括地理因素、自组织及金融人格等。李敬、冉光和等[2]的研究也证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地域因素的差异。由于地理因素的存在，使得区域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性。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情况下，只有从地域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果。本文以湖南湘西州作为研究对象，对2001-2011年间湘西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以期为该地域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有Schumpeter[3]（1912），其研究指出，金融机构通过向新兴的企业提供信贷来推动经济发展。Patrick（1966）[4]的研究最早指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分别有“需求拉动”和“供给引导”两类。而Goldsmith（1969）[5]是第一位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结论为：在大多数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的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取得较大的成果。如，Marco Pagano（1993）、Zeira（1999）通过构建模型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evine（1997）、Katherine A.Samolyk（1990，1994）等利用多个地区的多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都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
21世纪以来，一部分学者对我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史永东等（1999）[6]运用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周好文等（2004）[7]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基于区域层面的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冉光和等（2006）[8]以我国东、西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样本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存在因果关系，而在西部地区二者只存在长期因果关系。戴锋（2009）[9]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进行研究，得到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都只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宋媛媛（2011）[10]的研究则表明，甘肃省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综上，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的学者一部分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将部分省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湘西州是湖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政策效应等都与湖南省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使研究结论更为符合现实情况、更为准确，本文将缩小研究区域范围，单独将湖南省湘西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01-2011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湘西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湘西州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湘西州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湘西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金融业逐步壮大。鉴于湘西州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①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以2001-2011年银行业的有关数据作为金融发展的数据。详见下表：
其中：D表示存款总额，C表示贷款总额。FIR即为存贷款总额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但就中国而言，存款并没有全部直接转化为投资，银行间存在存款转移的现象。若以FIR来衡量湘西州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会造成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假象。因此，本文将借鉴彭耿[11]（2012）的方法，用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来反映湘西州金融发展水平。结果如下：
图1表明，10年间，湘西州的金融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政策逐步规范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银行业贷款额度增长缓慢，逐步回归到合理的水平，而GDP的增速较快。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文主要对湘西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假设劳动力、政策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采用上文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F）作为金融发展数据；选用GDP（Y）作为经济增长数据。
2、数据来源主要有：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1）、湖南省统计年鉴（2001-2011）、湘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1）。
本文使用的样本取自2001-2011年的湘西州年度数据，为了使各数据趋势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为：LNY、LNF。
（二）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现象，必须在协整分析前对时间序列的单位根平稳性进行检验。常用的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DF检验和ADF检验。本文运用计量分析软件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并使用AIC原则来确定滞后性。结果见下表：
检验的结果显示，两个变量的水平值都是平稳的，因此，可直接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LNY、LNF平稳，具备了协整检验的条件。下面将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3所示，似然比的值0.117，在假设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同时小于5%和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两个变量间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对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AIC原则确定变量的之后阶数为2，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五、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在湘西州，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在研究期内，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了金融的发展。
2、根据回归模型，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金融发展数值变动1个单位，湘西州GDP将同向变动0.444个单位。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但就目前来看，影响不是很明显。
3、湘西州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可忽视金融的作用。随着证券、保险行业的逐步发展壮大，金融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将越加突出。因此，政府可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金融业扶持政策，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助推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雪军，田霖.金融地理学：外国地理学科新动态EJ].经济地理，2004，24（6）：721―725.
[2] 李敬，冉光和，万广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7（5）：42-54.
[3] SCHUMPETER J 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4] Patrick，Hugh 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2，January）：174-189
[5] GOLDSMITH R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1969.
[6] 王东.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J].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4-6.
[7] 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24-28.
[8]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等.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0.
[9] 戴锋.江苏省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9.
[10] 安媛媛.甘肃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11] 彭耿，刘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变系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2，（5）：1023-108
西方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主要侧重于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向及强度大小。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熊彼特认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对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希克斯发现技术革命本身不足以推动18世纪英国的长期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对工业革命的作用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自从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创立金融发展理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又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验式的主观判断上，对这种关系的刻画较为粗糙。这种缺陷在金和莱文等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补充，他们把金融发展置于内生增长模型中，建立了大量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和论证规范的模型并且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的结果加以检验。虽然模型多种多样，阐释的角度也不同，但是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两者的关系。谈儒勇（2000）的研究指出我国的金融中介（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殷醒民、谢洁（2001）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在1993～1999年间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将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省为例，对贵州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一、贵州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状
自1978年以来，贵州省的经济总量逐年都在增长，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贵州省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082亿元，增长了132倍，年平均增速达9.89%，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本文以贵州省和全国的对比，对贵州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本文用贷款余额/存款余额表示金融发展的效率，如图1，菱形代表全国范围内的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矩形代表贵州贷款余额/存款余额。随时间的增加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下降，贷款的增加速度慢与存款的增加的增加速度，同时在1990之后贵州超过了全国。
然后分析存款余额/GDP，如图2，菱形代表全国存款余额/GDP，矩形代表贵州省存款余额/GDP，随着时间的增加存款余额占GDP的比例不断增加，自1978年以后全国以及贵州省都在不断增加。自2006～2010有所下降，这与全国整体范围相的经济趋势吻合。整体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
最后分析贷款总额/GDP，如图3，菱形代表全国贷款余额/GDP，矩形代表贵州省贷款余额/GDP，自1978年后贵州省与全国的增长幅度差不多相同。但是贵州省低于全国范围内。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贷款与GDP的有所下降，从而说明我国的融资规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之后央行发行4万亿货币通过信贷流通到市场，因此2009后的融资规模增长幅度大大增加。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选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用RGDP表示实际GDP增长率，来说明经济增长；FIR是金融规模指标，表示为M2/GDP；FE是金融效率指标，表示为贷款/存款；FSS是金融储蓄结构，表示为居民储蓄/全部存款，建立的计量模型：
RGDP=β0+β1FIR+β2FE+β3FSS+ε
其中，β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是随机变量；贵州省的FSS从1993年起就稳定在0.5左右，说明存款中居民储蓄占比较大。FIR、FE和FSS度量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他们通过影响储蓄率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软件Eviews5.0对贵州省1980～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贵州统计年鉴》、《贵州六十年》以及贵州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网站上公布的金融数据。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变量RGDP，FIR，FE，FSS没有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他们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存在时间趋势；进行一阶差分后，变量DRGDP，DFIR，DFE，DFSS则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他们是平稳的，可以运用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探求非平稳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法来检验贵州省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表2，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变量和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他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在滞后2期时我们得到协整关系式：
DRGDP=3.19-59.08DFIR-54.06DFE+63.40DFSS
滞后3期时我们得到协整关系式：
DRGDP=-0.74+12.61DFIR+24.88DFE+1.19DFSS
第一个关系式中，三个因素中影响经济增长率RGDP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储蓄结构FSS，而金融相关系数FIR和金融效率FE则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是滞后3期时我们却可以从第二个关系式中发现，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影响系数分别为12.61，24.88和1.19，金融相关系数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较大，金融储蓄结构的影响力度明显下降。这说明了贵州省金融发展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经过研究发现，滞后4期和5期的贵州省RGDP，FIR，FE，FSS之间的关系比滞后1期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滞后4期，95%的置信水平下，贵州省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并且贵州省的金融储蓄结构FSS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5期，95%的置信水平下，贵州省的金融效率指标FE与贵州省的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原因，并且贵州省金融储蓄结构FSS和GDP增长率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贵州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中的格兰杰因果，因此，贵州省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业，通过金融业的发展来促进贵州省的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又可以为金融发展提供资金与动力源泉。尽管贵州省金融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业产值、金融服务水平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金融业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金融规模尚存欠缺，金融结构仍有不合理之处。同时，通过协整关系式我们可以看出，贵州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长期发展上。具体而言，对于贵州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以下建议。
（一）认真执行货币信贷政策，保持货币供给适度增长
基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机构长期处于贵州省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结构FSS每增加1%会使得GDP增加1.19%，它仍然是促进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贵州省人民银行将引导和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努力提高有效贷款的民众需求满意度，保持贷款的温和增长。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并积极发放贷款，解决企业和个人合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将积极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和加强窗口指导相组合，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充分利用票据等各种金融工具，促进贸易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和谐；二是将工程建设作为信贷支持的关键，引导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加强信息交流，认真研究适应我省经济结构的信贷政策和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有效解决信贷投放的不平衡问题，增强金融对经济发展整体的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率。在介绍区域外金融机构的同时，有效整合省内城市商业银行资源，发展壮大如贵阳银行等区域性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贵州省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培育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组织，既做到统筹资金，同时协调好经济效益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金融机构，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工具结构和融资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由于金融需求和服务的复杂化，层次结构的多样性，只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所有的金融需求。只有通过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才能满足不同的金融需求，促进银行业的竞争和降低金融风险，因此应该采取下列措施：首先是调整银行业的布局，发展大中小，包括社区银行等多样化组织结构的银行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新兴的金融机构，包括在农村建立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作性银行、包括民间借贷相互补充的完整的金融体系，支持“三农”的发展。另一个是银行业自身的问题，现在整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了，银行要想更好地去走节约资本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开发零售业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发展贵州省的特色外，尽量杜绝同质化的竞争，走集约型、独特性的竞争道路，开发具有自己特色的业务，尤其是对外要发展科学和技术并存的概念。贵州省应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基础上发展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并积极引进其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导外资银行落户贵州。在私人股本基金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主体，发行各类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券等，促进贵州省经济发展的证券化，拓宽融资渠道，改善企业的融资能力。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关于发展的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际经济法论文：发展经济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发展模式是发展观念的具体体现。传统发展观的核心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这种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认为只要提高经济增长率，社会财富就会自然增长，经济会自然发展起来。而且认为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似乎是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志。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使经济增长的目标建立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上，社会两极分化趋势严重，忽视社会公平。显然，这种发展模式难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也是个传统概念，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它侧重于供给的角度，强调量的增长。包括经济总量扩张、速度加快和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
中国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经济增长任务就显得特别艰巨。尽管我国经过近6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仍然很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也掩盖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比如，近几年，由于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不协调，造成大量新增生产能力闲置。再如，某些行业和领域建设过度扩张，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的科技含量低，高消耗产品、粗加工产品、低端产品占主体地位。据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12种重要原材料的物耗水平高出发达国家5～10倍。我国GDP占全球的5％左右，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1％。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
其次，经济增长中大量资源被过度开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导致经济发展所需自然资源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由于过度开发使某些重要资源出现了短缺，国外石油、铜、富铁矿、钾等大宗矿产资源进口数量逐年增加，中国耕地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持续减少。这样，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将严重影响工业经济社会发展。据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按照这样的发展方式，如果还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到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资源和环境都难以承受，很难做到经济稳定增长。最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带来利益上的突出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显著增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尽管改革开放使我国个人收入总体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政府近几年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不对称状况却未根本改观，相当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善。
二、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领域的体现和应用，它们存在内在统一性，它们都要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它们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首先。科学的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关于人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上存在内在统一性。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使广大人民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包括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不仅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还包括社会效益的提高。这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反映。其次。科学的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上存在内在统一性。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坚持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节约能源资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一切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最后，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上存在内在统一性。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目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设计安排由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目标，转变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以发展内涵的全面性为出发点，要求在发展中兼顾整个社会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样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的目标是GDP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除了GDP的增长之外，还有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同样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精神。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原来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一词之差，但寓意深刻，影响深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战略方针，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首先，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抓住主线，协调发展。
一要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理解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还有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发展方式是由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多个方面因素组合而成的方式，组合方式要比增长方式复杂得多，每个因素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要求注重经济成长的数量与质量，而且也要重视社会成长的数量与质量。它涉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多重价值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相互影响和反馈，使得经济和谐与社会和谐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发展。二要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经济发展的主线，着力解决服务业这个薄弱环节。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影响着城市功能、环境质量、生活品质。调整经济结构就真正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协调发展。调整经济结构重点要突破服务业这一薄弱环节。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增长速度趋缓等矛盾，致使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服务业除了要靠有关的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资金、技术外，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开放。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方面的重大作用
其次，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各项制度安排由注重经济总量向注重人的发展和经济质量转变。
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要继续缩小贫富差距，保持和谐的收入公平关系。目前特别要强化对低收入群体再分配政策，低收入群体由于各种原因，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改善其收入状况的。政府必须通过再分配途径，在政策上给予各种倾斜和优惠，使低收入群体能够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得一部分收入。同时要提高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力度。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衡量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分配格局是否逐步实现了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其实质就是不断抑制过大的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最后，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既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又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使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和谐、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决定税收增长
首先，经济增长能够通过扩大税源增加税收收入，经济越发展，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纳税主体缴纳的税款也越多。事实上，离开经济的支持，征税将无从谈起。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动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也会帮助个人提高收入，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会随着税源的增加而增加。最后，税收政策的制定是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当经济过于繁荣时，需要缩减政府开支多征税；相反，当经济过于萧条时，需要制定结构性减税政策，多增加公共支出，可以说，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简言之，经济增长决定税收增长，有什么样的经济总量，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税收收入水平，只有两者相适应才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协调。
（二）税收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满足政府公共支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其次，税收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采取加税政策，能够很好地缓解缓解经济过热，而减税则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有助于调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最后，通过税收能够有效地调节不同行业及个人的收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分配公平。
二、对策建议
当前，如何保持税收和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财力保障作用，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北京市税收收入。首先，经济总量的增长要求税收收入随之增长，而目前北京市的征税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有必要提高北京市税收收入。然而，提高征税水平并不是简单地不加论证地提高征税税率。
笔者认为税收收入的增加重点在于扩大税基而不是提高税率。因此，有必要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试行减税政策。首先，对于企业来说，减税有利于企业增加利润留存，扩大企业规模，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节能领域，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减税有利于增加收入，刺激消费。通过减税保障征税效率，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加税收收入。然而，减税并不意味着全面削减税种、下调利率，而是结合税制改革和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条件、有针对性地适度降低一些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新的税种，通过减税和扩大税基政策的配合使用，有利于北京市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降低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晨露.浅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J].管理观察,2010,01.
[关键词]经济增长 FDI 协整检验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外商在我国的投资额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2011年我国FDI流入量增达到1240亿美元，成为了对FDI最有吸引力的经济体，同时我们可以发现FDI流入开始向服务业倾斜，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我国的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梁军(2005)对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李新安(2006)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朱华斌(2007)测算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的贡献度，证明了FDI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刘文勇,蒋仁开(2006)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FDI有益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庄宇(2008)构建了GDP和FDI之间的自回归模型，证明了两者存在很好的相关性，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吸引外商加大投资力度。
二、实证分析
本文的数据指标选取了我国1990-2010年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经济增长量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作LnFDI和LnGDP。
首先，我们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分析，通过ADF检验可知，数据在一阶差分时可实现平稳，因此可以构建对应的VAR模型，同时，我们利用AIC最小原则确定了滞后2阶为最优滞后期，通过STATA软件的分析，我们得到了FDI与经济增长间的VAR模型，如下所示：
根据模型分析，滞后一期的FDI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高0.89个百分点，FDI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了更好地分析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模型进行了因果分析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是吸引FDI的原因。根据表2的结果可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因此FDI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三、政策建议
从前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且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外商投资的要素投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如何利用好FDI，我们给出了部分政策建议：首先，要提高我国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的FDI投入到我国的服务业中，从而利用外部投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带动我国的就业；其次，由于外商投资首先集聚在我国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将导致更多外商投资的进入，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利用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我国企业发展；最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外商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代来一些负面效应，我们要将外商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使其服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永齐.FDI溢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1期
关键词：税收增长；税收负担；地区税负；区域经济
Abstract：Whilethesynchronismofthetaxrevenuegrowthandeconomicgrowthtendsrational，theinter-regioneconomicdevelopmentbeginstoexpandunceasingly.Regardingthis，researchesbasedontheoryandpracticeby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believethatdiscussiononthetheoryandfunctionalmechanismoftaxrevenue’sthrottling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ustbefurthercarriedon，anempiricalanalysisframeworkoftheareataxburden’sinfluenceup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eestablished，andthatthetaxreformbeexaminedandareasonabletaxpolicyformulatedbasedonth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heregionaleconomy.
Keywords：taxgrowth；taxburden；localtaxburden；regionaleconomy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及地区差距的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非均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差异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1994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现了快速的腾飞。然而，就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呈现出“最终共同富裕”的结果，相反，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且也影响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税收负担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宏观税负方面来看，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之比为9.8∶7.8∶11.4，1998年为11.5∶8.2∶11.6，2004年为18.5∶9.l∶12.6。若以东部地区税负为1，1995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79∶1.16，西部地区税负最重，是东部的1.2倍，是中部的1.5倍。而到了2003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49∶0.68，东部地区税负最重，分别为中部、西部的2.03倍和1.47倍。从税收弹性上看，2001年以前，3大区域的税收弹性最高为2.85(东部2001年)，最低为0.41(西部1999年)。此后，东、中、西部税收弹性变化得较为一致，2002～2004年3大区域的平均税收弹性分别为1.74、1.635和1.48，说明了3大区域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2007年第8期。)。
“十一五”以来，我国各区域国税收入、地税收入与区域GDP总量都保持了快速协调增长，宏观税负水平稳步提高，大部分区域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仅河南省GDP的增长快于国税收入的增长)。根据税收收入和GDP的关系，目前，区域宏观税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税负基本一致的区域。其中又可分为3种情况：①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②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安徽、江西、广西、；③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负不一致区域。又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宏观税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山东、福建；②宏观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贵州、云南(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税制改革初期，地区税负“西高东低”的错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宏观税负层面上的“马太效应”已经消除，区域之间税收负担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性增强。即使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税负不一致的地区，但差距也在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对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结果为：1980年3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比为1.92∶1∶0.90，1990年的发展差距之比缩小为1.64∶1∶0.90，2002年区域发展差距又扩大到2.32∶1∶0.94，与1990年相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分别扩大了41.5%和35.7%。1994年不同地区间的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程度扩大，最高的上海地区比最低的贵州地区高出9.79倍，至2002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2.89倍[1]。
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致力于降低税收负担的地区间税收竞争能促进地区间经济水平的趋同吗?或者换一句话说，税收负担的地区间差异能否解释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如果能的话，那么致力于地区间平衡的税收政策选择就是降低落后地区的税负水平；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利用税收调节地区间差异的作用是微弱的，这样导致的一个间接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更重要?合理界定一定时期的税收负担水平，对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而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税收负担这一内生变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研究区域税收负担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此为背景，尝试着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而理解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1.国内外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①理论研究方面。理论上，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该与GDP同步增长。但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然。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供给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至少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和向稳态转型时的经济增长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永久提高税率(宏观税收负担)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例如，雷贝洛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1]；佩客里诺在利用内生模型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时，指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2]；德弗罗与洛夫的两部门内生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3]。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需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和Capolupe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的[4]。
②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利用欧洲经济联盟(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5]。此外，Plosser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Karras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6-8]。
国内学者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王书瑶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了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生产不相容原理；安体富等则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94。同时作者还利用了我国1979～1999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9]，另外，刘军等通过对我国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也得出结论：从全国整体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27个百分点，同时还得出税收过快增长会严重降低税后产出—资本比的结论[10]。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甚至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Stokey和Reblelo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11]。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对台湾地区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12]。
贾康、刘尚希等提出，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总体税负的理性回归。2002我国税收增长较快，促进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一次性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13]。杨崇春认为，2004年税收增长结构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协调的，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转的反映[14]。
还有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不同的税收结构都会影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结论。王维国、杨晓华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15]。
2.国内外有关的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为了解释不同地区存在日益扩大的产出差距，自20世纪末，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开展了各种研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展开，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区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马栓友利用我国的跨省截面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16]的结论。张伦俊、陆建华研究认为，从平均意义上说，西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为0.73%；东、中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分别为0.40%和0.43%。这种研究结论表明，西部经济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率是东、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为明显。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两类指标的变动趋势还体现出“高税负低增长，低税负高增长”的态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负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17]。张阳、雷良海通过设置评价地区税负程度的指标——地区税收负担率对不同地区的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宏观税负西高东低。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认为，这种不均衡性在1994年税改后表现得更加突出[18]。刘军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的个体差异，分析认为，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平均税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10]。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借助于鲍莫尔的计量经济学实证方法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及原因展开研究。蔡日方、都阳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内的各自差异和东、中、西部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性却没有出现。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政府消费对区域产出和收敛的影响[19]。刘强则从影响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传导机制入手，通过与新古典模型的比较得出，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有着与新古典模型不同的传导机制。但他并没有对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做出说明，也没有给出这种传导机制在区域经济收敛上所产生的影响[20]。沈坤荣、马俊通过对区域间β收敛的考察，得出与蔡日方、都阳一样的结论，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现象。通过对这种收敛现象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地区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对区域经济收敛性影响非常显著[21]。周文兴、杨开忠借助于Coopmans—Cass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区域动态增长模型，证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与否与人力资本性技术变迁和税收制度变迁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有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税收政策。他认为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22]。戴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建立一个带有不同地方政府(落后及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增长模型考察了政府规模对一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他认为政府规模和人均产出的收敛速度呈倒U型的关系。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他得出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支出的低效率[23]。
三、评述与启示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外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对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纵观这些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带来税负的增加，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分歧，一方面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些文献采用回归技术考察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并且一般的回归处理会产生所谓“伪回归”问题，不能捕捉到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这说明适当选用计量方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选用样本标准和时间跨度不同。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因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也会有很大不同。鉴于此，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会丰富我们对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
第二，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的研究很多，但对两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分离状态，有的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对现行税制的完善，有的学者是从税制本身进行研究的，有的学者是从与国外的比较角度分析的，缺乏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在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时，对税收政策手段的考察和分析不足。而且，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
第三，缺乏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税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据主要包括外在依据和内在依据。外在依据主要在于税收调控能够有效消除区域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内在依据主要是：①国家税收政策在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同时，具有区域差别性；②税收的分配属性决定了税收能够影响区域生产、流通和消费；③相对财政支出、金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债和规费等经济调控手段，税收调控具有比较优势。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是运用税收政策手段调控区域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税收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研究较为充分，对于税收的结构调节作用特别是区域发展方面的结构调节作用研究不够充分。
第四，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区税负的不同及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方面。从研究方法看，运用统计对比分析比较多，但计量经济分析不足，比如可以尝试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第五，财政支出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等都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可供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对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的单项研究较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不足。
基于这5点，笔者认为把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负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当前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不断完善现行财税体制的大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研究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二是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宏观税收调控手段和途径；三是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REBELOS.Long-runpolicyanalysisandlong-rungrowth[J].JournalofPublicEconomy，1991，99(3)：500-521.
[2]PECORINOP.Taxstructureandgrowthinamodelwithhumancapital[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3，52：251-257.
[3]DEVEREUXMB，LOVEDR.Theeffectsoftaxationinatwo-sectormodelofendogenousgrowth[J].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94(27)：509-536.
[4]CAPOLUPER.Outputtaxation，humancapitalandgrowth[J].TheManchesterSchool，2000，68：166-183.
[5]BIBBEEA，WILLIL，JOHNT.Taxationandeconomicperformance[R].OECDEconomiesDepartmentWorkingPaper，1997：176.
[6]PLOSSERCI.Thesearchforgrowth[C]//FederalreserveofKansasCitySymposiumSeries，PoliciesforLong-RunEconomicGrowth.1992：57-86.
[7]MARSDENK.Linksbetweentaxesandeconomicgrowth：someempiricalevidence[R].WorldBankWorkingPaper，1983：605.
[8]KARRASG.Taxesandgrowth：testingtheneoclassicalandendogenousgrowthmodels[J].ContemporaryEconomicPolicy，1999，17(2)：177-188.
[9]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负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5)：26-28.
[10]刘军，郭庆旺.世界性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5-86.
[11]STOKEYN，REBLELOS.Growtheffectsofflat-ratetax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5(103)：519-550.
[12]PINGW，CHONGKYIP.TaxationandeconomicgrowththecaseofTaiwan[J].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1992，51：317-332.
[13]贾康，刘尚希，吴晓娟，史兴旺.怎样看待税收的增长和减税的主张：从另一个角度的理论分析与思考[J].管理世界，2002(7)：24-30.
[14]杨崇春.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及特点[J].税务研究，2005(3)：5-6.
[15]王维国，杨晓华.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11)：74-81.
[16]马栓友.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7)：15-20.
[17]张伦俊，陆建华.地区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J].统计研究，2001(9)：15-19.
[18]张阳，雷良海.我国地区间税收负担差异分析[J].税务研究，2002(12)：56-59.
[19]蔡日方，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35-42.
[20]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48-56.
[21]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02(1)：25-32.
关键词：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主成分分析法；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41-05
Abstra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03～2013.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as risen steadily， where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whereas there still are problems in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In light of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ex system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近年来安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至2013年连续11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2014年，在全国GDP7.4%的增速背景下仍取得了9.2%的高速增长。然而，评价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更要看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安徽省作为一个后起省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经济良好运行，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
一、相关研究回顾
后转型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起初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托马斯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是社会发展水平、人们收入水平和环境的综合发展[1]。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密切相关[2]。王君磊、杨晓明等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应包括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3]。
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但比经济增长质量涵义更广。巴罗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括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率、等多维度[4] 。徐辉，杨志辉运用密切值模型对我国1995～2003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源于科技的推动[5]。陈晓声从企业这个微观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企业运营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6]。刘丽丽，于妮莎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山东省经济质量进行了测度和比较[7]。
经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涵义的研究，二是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焦点集中在全国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对安徽等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为主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增强区域经济协调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资源环境代价、科技进步为5个一级指标，下设30 个二级指标。
三、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质量评价可采用主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鉴于主观评价法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综合评价法仍存在争议及所取得资料的特点，本文选用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经济运行发展质量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8-10]。
数据首先从2004～201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科技统计年鉴》中取得，个别数据补充自各地级市统计公报。评价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采用取倒数的方法加以正向化，然后利用spass20.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11]。经过6次主成分分析，得到表2的分析结果。
表2表明，各方面第一主成分综合反映原始数据的能力是最强的，其中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超过85%，所以笔者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先以第一主成分系数/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再计算出一级指标权重，最终实现对安徽省2003～2013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12]。
表3表明，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个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影响显著，累计达到94.64%，其他两个因素影响较小。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影响最大，为48.44%，接近50%；科技进步次之，为25.70%；经济结构第三，为20.50%；资源环境代价权重为负且绝对值最小，对安徽经济发展质量是负面影响且影响最小。
表4表明，安徽省2003～2013年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呈现逐年改善态势，2006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三方面2003～2013年变化情况和整体一致，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资源环境代价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安徽省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2003～2006年呈下降态势，2006～2008年转为上升，2009年又有所下降，2010～2012年小幅波动，2013年突然增长，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
四、结论和启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2003～2013年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稳定性则存在着一定问题，制约着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安徽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在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注重可持续发展两方面下功夫，同时注意调整其他三因素内部存在的细节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和安徽省经济发展现状，本文给出以下建议，以期为安徽省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一）缩小城乡差距，注重福利和民生改善
福利和民生改善所占比重为48.44%，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和民生的改善，但其内部依然存在问题。表3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两指标比重为负，说明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依然明显。未来需要进一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分配机制上兼顾效率和公平，使人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GDP占比指标比重为负，但其绝对值和其他4个二级指标相当，说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小，而该指标和其他几个指标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三）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环境代价方面严重制约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资源能耗较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安徽省在资源能耗方面实施了大量改革，有效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但由于产业结构中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源消耗总量依然较大。与此同时，4个污染物排放二级指标比重为负，说明该问题依然困扰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对传统工业进行升级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温诺.托马斯.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2] 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3] 王君磊，王兆凯，杨晓明.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7（6）：49-50.
[4] BARRO R.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R].Working Papers of Central Bank of Chile，Central Bank of Chile，2002.
[5] 徐辉，杨志辉.密切值模型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计算中的应用[J].统计与计策，2005（12）：22-23.
[6] 陈晓声.上海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上海经济，2005（1）：22-27.
[7] 刘丽丽，于妮莎.对山东省各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7（6）：30-32.
[8] 任保平，王蓉.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江苏社会科学，2011（1）：101-107.
[9] 许永兵.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58-65.
[10] 陈丹丹.四川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2000～2011[J].财经科学，2012（8）：100-109.
一、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舒元、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