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经济思想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0 引言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主，和其他课程的教学大同小异，这也是中国长久以来中小学和本科教学的习惯。传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的好处是学生接受的知识量大，然而弊端也非常明显，即以牺牲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代价。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有其独特的思想性的一面，在讲授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向同学们传授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法，这样更符合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自主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学的教学要改变以往单纯传授知识的模式，应该在理念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传授经济学基本思想，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下文分六个部分具体讨论我们的教学改革。其中将重点谈到四川大学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 的教学改革，以及这个改革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具体运用。
1 何为“西方经济学”
在深入探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之前，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做简单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一词是中国人独创，事实上不存在所谓“西方经济学”，也不存在“东方经济学”，经济学即是经济学，和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是一个无国界的概念。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和“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然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就叫做政治经济学。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对而论，像钱颖一教授说的那样“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①经济学通常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比如国内常见的萨缪尔森版的《经济学》， 有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也是分为上下册，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
一般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包括市场价格的决定、消费者的行为选择、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包括生产要素的选择)、市场结构分析、企业竞争(包括初步的博弈论)、初步的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国民收入相关概念及决定、经济政策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等等。
2 参考教材及阅读书目
由于过去的教学理念是围绕考试的“知识传播型”教学，所以老师和学生们在选择教材方面偏重简约和单一，即一本教材解决全部问题，而且偏爱那种知识罗列(一目了然)型的国内教材，②不喜欢循序渐进引导型的国外教材，这其实是偏离了教学的正轨。教学应该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不单是学会原理，还要学会应用。因此不能拘泥于一本教材、一套多媒体课件，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和观点，老师有义务告诉学生、学生也有权利自主思考。因此在课程参考教材的选择上，本文作者所担任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是这样安排的，除了平时的习题练习以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第5版)为主外，我们还鼓励同学们查阅其他教材，比如：《经济学原理》(第6版，曼昆)、《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 《经济学》(第4版，斯蒂格利茨)、《微观经济学》(第8版，平狄克)、《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8版，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第2版，克鲁格曼)、《宏观经济学》(第7版，曼昆)、《宏观经济学》(第10版，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第2版，克鲁格曼)等等。
除了教材的阅读多元化以外，我们也注重经济学经典著作的阅读。教材里面提到的知识、原理、思想都是来源于一个个经济学家的贡献，他们最初是怎么研究的?得出那样的结论有什么背景和前提?这类问题可能在以说教为主的教材里面找不到答案，因此直接阅读原著有助于同学们更好地学习经济学原理，也是养成经济学素养的必要环节。同时我们也推荐同学们阅读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比如：《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罗宾斯)、《经济理论的回顾》(马克·布劳格)、《经济分析史》(一、二、三卷，熊彼特)。另外，有关数学在经济学上应用的相关著作我们也推荐同学们多读一读，比如《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蒋中一)、《经济学中的数学》(西蒙)、《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高山晟)等。
3 教学理念的改变
教学理念来源于教育理念，大学教学受高等教育的影响。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成立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和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百年的历史。高等教育在民国时期的理念是自主发展， 而在1949年后主要是服从发展的需要，后者可以称之为“适应论”，即突出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的高等教育理念。在“适应论”的理念下，大学课堂只讲授对社会发展“有用”的，而不讲授“无用”的，比如1949年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突出理工科，削减文史艺术类，为的就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发展。不可否认这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适应论”破坏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追求片面的“有用”而忽视所谓的“无用”，造成了经济发展与国民素质的不和谐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统一的局面。
因此我们认为教育理念要破除“适应论”、“功利主义”的束缚，与此同时教学理念上也要打破“适应论”、“功利主义”的束缚。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来说，经济学原理的学习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学会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所以在课程讲授上我们突出学生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具体操作上我们采用四川大学“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模式，即主讲教师负责讲授主要的知识内容，助理教师负责同学们课下的研讨。
4 四川大学“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改革介绍
四川大学从2012年春季实施“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改革，其目的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教学工作。具体实施措施是设置“研究生助教岗位”，由主讲教师设计课程改革方案并承担大班教学工作，研究生助教负责组织小班研讨。授课和研讨均在正常课堂教学时段进行。主讲教师负责研究生助教的指导、任务分派和业绩考核。助教工作职责包括：(1)根据教师要求随堂听课，并协助教师完成课堂教学;(2)组织学生进行小班研讨、集体自习、集中答疑、辅导习题等与课程相关的形式多样的活动;(3)日常学习管理，包括协助教师批改作业、批阅试卷等。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是首批纳入“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经过三年的实践，效果十分显著，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期末平均成绩明显提升，在由研究生助教负责的“小班研讨”中，同学们的表现也十分出色，课下积极准备，课上积极发言，热烈讨论，充分说明我们实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教学模式不但会继续深入开展，还要向更多的课程推广。
5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实例演示
2013年秋季本文作者担任四川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宏观部分的主讲教师和助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大班教学，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具体操作是每周由主讲教师讲授一次课程(三个小节)，由助理教师负责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和答疑，并在每周的周末开设习题(答疑)课和研讨课，习题课主要以同学们的作业为主，做适当的延伸，同时负责解答同学们关于课程学习的疑惑;而研讨课是“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重要环节，也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也是锻炼同学们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方法。在每次研讨课之前，助理教师负责把讨论的主题告诉大家，讨论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课堂中的所学内容，也可以是所学内容的延伸或者运用。
举例来说，宏观经济学首先介绍经济数据方面的内容，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等以及相关数据，其中重点是关于GDP的部分，即国民收入核算。主讲教师循序渐进地讲授宏观数据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这些数据的算法、含义、优缺点等，并且结合各种教材的说法，分析不同作者的不同观点，这样的讲授思路清晰、内容丰富，且留有思考的空间，课下同学们可以对课上的内容作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关于经济数据的问题，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运行好坏的优缺点”，事先跟同学们定下这个题目，留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在准备期间同学们可以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新闻报道，也可以做一些问卷调查，制作多媒体课件，或者组成小组进行内部讨论，在讨论课上50个同学被分为两组，分别谈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运行好坏的优点”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运行好坏的缺点”，在同学们发言之前助教老师做一个引题，简单介绍这个问题的含义和一些注意事项，接着就是同学们的具体讨论。同学们的发言非常积极，从发言的内容看他们确实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现将他们的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针对GDP核算的优点，同学们有以下一些看法：把经济运行这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定量化了，使我们能够判断经济运行的好坏，而不是停留在表象的观察上。虽然GDP不是完美的衡量指标，但是没有比GDP更好地反映经济运行好坏的指标了，GDP这个指标是经过大量的实践和论证，国内外一致认可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它。GDP的测算有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每一种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范围。比如支出法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
针对GDP核算的缺点，同学们有以下一些看法：GDP测算时容易忽略一些经济活动。比如家庭生产性劳动、农村瓜果蔬菜交易(不交税，无法测算，只能估算)、黑市交易、官员贪污受贿等，这些活动不容易测算，即使纳入考虑范围，也只能依靠估算，误差较大。经济运行好坏不能只看GDP的大小，还得结合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具体的分析，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和民众特别重视的不是GDP的多少，而是失业率的大小，每一个劳动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很好地就业;再比如一些非洲国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这时候他们关心的就是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所以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GDP掩盖了一些民生问题，使得一些地方官僚唯GDP是从，不顾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比如就业、住房、入学、医疗等等，为了一个GDP上的数字忽视最根本的民生问题是可悲的，造成发展观念上的扭曲。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激烈讨论，同学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关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问题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本的叙述层面，也不再仅仅是同学们的死记硬背，而是经过一番研究、思考、讨论之后成为同学们自己的知识。这种“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效果，不但是西方经济学这种基础课程，其他专业课程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6 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前后的对比
在我们实施教学改革以前，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是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由主讲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地学习，由于教学任务量大，时间紧迫，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课堂讲授上面，应有的师生互动和讨论往往被忽视，同时由于只有一名教师负责课程的所有工作，因此在批改作业、答疑等方面效率很低，效果很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期末成绩平平。
而自从实施“大班授课，小班研讨”以来，我们的教学工作焕然一新，助理教师的加入大大减轻了主讲教师的任务量，使得课堂讲授能够采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基本的师生互动和交流也频繁起来，由助理教师负责的批改作业、答疑、组织研讨等更是教学的有效补充，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成效显著。
因此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课程实施的“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改革是十分成功的，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这种教学模式应该继续实行，并在不足之处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另外从整个四川大学来说，我们认为“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应该推向全校更多的课程。
7 结论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甚至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之首，社会科学的本质是思想与方法，因此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改变过去那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授课方式为传授思想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授课方式。这样的做法符合经济学的本质规律，而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符合教学规律也是教学改革的具体体现。
总结起来，教学改革有以下几个好处：(1) 改善教学质量。不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是切实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2)改进教学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一人讲授、学生听课这种模式，而是采用了“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模式，这种教学方法更科学。(3)为川大精英教育计划作出贡献。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提出了“精英教育”理念，“大班授课，小班研讨”这种模式正是精英教育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在高考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很多考生和家长对经济学专业主要课程有哪些的问题很关心。下面是由本站编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学专业主要课程有哪些 就业前景怎么样”。
经济学专业主要课程有哪些
主要课程：《税收学》、《贸易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金融计量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谈判模拟》、《金融会计学》、《精算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证券投资分析》等。
部分高校按以下专业方向培养：信用、城市经济、电算会计、国际金融、国际投资、航空经济、经济计量、金融与会计、能源经济管理、企业财务会计、金融服务与理财。
经济学专业就业前景怎么样
经济学专业实用急需，就业前景较好。经济学专业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大背景下即便走向世界也有说服力。经济学专业主要通过讲述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及产业政策的内容，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常见的经济指标、基本方法，具有用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中的某些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因此就业面相对来说比较广。
无论是本科毕业，还是硕士毕业，经济学专业类的应届生总体上的就业方向有经济分析预测、对外贸易、市场营销、管理等，如果能获得一些资格认证，就业前景会更广，就业前景也更高端，待遇也更好，比如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特许财富管理师(CWM)、基金经理、精算师、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等。经济学专业是综合分析研究经济增长和衰退的起因及社会表象，如通货膨胀、失业率、银行利率、进出口额等的一门学问。资源相对稀缺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在社会中分配以保证经济最优发展的社会科学。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双语教学；经济学；网络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227-02
1 时效性在经济学课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般意义的时效性是指教学内容应该贴近实际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教师的任务是通过现实中复杂而多样的经济现象来使学生把握其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律。时效性的另一层意思是指讲授的经济学理论也应与时俱进，通过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了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所说的时效性是指教学内容应具有理论上的前沿性并体现时代性。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研究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必然要求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对现实强烈关注。另一方面，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研究内容上，现代经济学理论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在教科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演化经济学等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正逐渐崛起，它们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起不断改变和深化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因此在授课中，有必要介绍这些前沿的理论，以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
2 现有双语教学模式在提高“时效性”中的问题
目前经济学双语教学效果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师生对课堂的过分依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主流原版教材对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性介绍不足。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重点介绍两种理论范式，一种是以新古典主义的范式，另一种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s）、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Economics）以及布兰查德（Blanchard）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等。这些主流教材的内容一般都是被经济学家和公众广泛接受的理论，这当然是为了教学的方便，但也意味着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新的进展可能涉及不多，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等前沿性的理论很少，最多也只是一带而过，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些内容，比如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Economics）只是讲述了新古典的微观理论。
（2）由于教材本身的滞后性，教材中的材料和案例一般比较陈旧，这无疑会损害教学效果。虽然过时的教学案例和材料对于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教材中充斥了过多的陈旧和过时的材料，一方面可能会损害经济学理论的说服力，因为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对当前发生在身边的经济现象比较关注，也倾向于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试图解释经济现象和解决某些问题。如果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学生对经济理论的信心。另一方面，新颖和贴近现实的材料更易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教材本身是无法满足这样的教学要求的，这就需要教师根据理论本身以各种途径搜集一些新颖的材料和教学案例来补充教材内容。
3 提高双语教学“时效性”的方法
我国开展经济学双语教学是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要求教学方式要与国际接轨，以国际上经济学通性的教育方式进行双语教学。所以，在本科课程的设置上，既要兼顾实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培养应用型人才，也要为培养具有开放精神、能够融入国际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教学中注重案例和数据处理、分析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理论的教学，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为了达到上述双语教学的目的，基于网络资源的双语教学模式具有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对于提高双语教学的“时效性”具有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电脑和网络在教学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网络资源也日渐丰富，关于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网站也更加专业化，这为学生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资源和理论资源。大体上，有助于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网站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线专业性财经杂志，比如Economists（http//省略）和Financial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Journal of Wall Street）等国际上著名的财经杂志，这些杂志以其专业性、权威性而闻名于世，可以大大开拓学生的视野并加深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第二类是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性网站，既提供当前的理论动态和研究进展，也有过去以发表的研究成果。这类网站可以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IDEAS-Economics and Finance Research（ideas.省略）和经济思想史网站（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著名大学经济系的网站等，其特点是在站点内可以搜寻到大量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和论文；还可以是经济学家个人的网页，主要提供经济学家个人的研究成果。第三类是一些政府机构网站，比如欧洲中央银行（cepa.newschool.edu）、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Board）、亚洲开发银行（htt//省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orld Bank等，这些网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也有丰富的数据资料可供查阅。第四类是一些经济学学习网站，包括综合性的网站和专业性的网站，通常他们或者只是一门课程的辅助学习网站，能够提供本门课程的学习重点和习题，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网站，比如博弈论学习网站、微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网站等。这些资源远比教材上的资料丰富，也更加贴近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能够极大地增强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基于网络的双语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来说，最根本的优点在于网络使得教学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学习基于教材却不局限于教材，大大开阔了视野。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这种特性，在课堂内外、授课前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课前要求学生查询有关资料，包括一些数据和案例。在为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时，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教师一般要结合一些经济现象或者案例来阐述理论的涵义。与国内经济学教材相比，原版教材更注重用实际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这些案例和数据大都来源于发达国家，如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这给我们双语教学的启示是在实际的授课中，教师也应该注重用实际数据和案例来讲解理论，而不是纯粹的从抽象理论到理论，这也是因为经济学的传统是“用事实或数据来说话”。对于刚开始接触双语教材的学生来说，原版教材的阅读可能比较困难，但教师在讲授一节课的内容之前就应该给出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预习计划，使得授课有的放矢。
以《Macroeconomics》（8th Edition: Dornbusch, Fisher & Startz）为例，在第七章讲授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内容时，由于会涉及到大量的有关失业和通过膨胀的数据和资料，比如通货膨胀的时间序列、失业率的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等，教师应该在课前为学生布置预习的任务，通过互联网查找国内外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有关英文资料。同时，教师也应该对学生文献和资料索引的能力给予一定的指导，比如通过google的分类搜索、其所在学校的外文数据库以及进入一些经济专业网站或机构网站查寻资料。在亚洲开发银行、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网站上，学生可以搜寻到大量有关报告或Outlook，在economists杂志网站上，学生可以查到部分关于货币和就业的文章，这可以使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
但是，案例和数据本身并不能自动说明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于案例和数据的分析和理解。由于课前预习的铺垫，对案例的分析，教师可以学生的发言和讨论为主，而且要求发言尽量用英文，并在发言的过程中加以适当的引导。对于数据的分析，要结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学生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教师应以讲授为主，并用相关软件进行模拟演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对于本科生来说，有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说清楚。比如，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到理论的讲授很是抽象，但是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做一个回归模拟，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就会大大增强教学效果。在初、中级经济学中，大部分模型都是比较静态或静态分析，动态模型涉及不多，一般是蛛网模型和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模型，在课堂上，教师用一些软件可以简单地模拟出这些模型的动态特性，比如Excel、Eviews和Mathlab等，这样的教学效果会大大好于纯粹的讲授。
（2）对于教师来说，除了有关的案例的解释和对经济数据的模拟演示，还应该对教材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挖掘，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熟悉该理论的演进脉络，了解理论发展的前沿，“为学生倒出一杯水教师须有一桶水”。除了教材之外，师生还有大量的网络资源可用，通过相关经济思想史网站（如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可以更加系统地了解某个经济理论的发展的脉络，通过网上的工作论文，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
比如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制度（历史）经济理论、演进经济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复杂性分析方法，对于有志于将来做研究的学生来说，对经济学理论最新发展的适当了解是有益的。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一章，一般都会涉及到公共产品提供的“萨缪尔森规则”，即个体对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之和必须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对于这个等式，一般的解释是每个人应该根据个体的偏好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激励人们说真话的机制。这个机制的通常包括两种：命令机制（command mechanism）或者投票体制（voting system）。一般教材对于投票的问题涉及不多，这就需要教师扩展这方面的知识，适当地讲授社会选择问题（social choice theory）和公共选择问题（public choice theory），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中，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活动的本质。进一步，这个问题还可以延伸到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等更新的理论。对于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争议较大的理论或政策，教师可推荐学生查阅相关网站，寻找自己支持的观点和论据。
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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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学益.经世济民:与思想同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美）巴里・埃森格林著，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
作者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宏观经济史、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市场等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其关于金融危机、汇率制度和最优货币区的实证分析等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本书讲述了美元崛起为国际货币的历程，预测了在当今经济形势下，美元作为最重要货币的前景。同时，书中还展望未来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几种货币将起的作用，对未来国际货币的可能变化进行分析。作者指出，人民币不会对美元构成威胁，因为这就需要中国显著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将意味着与经过考验的中国模式决裂。
《过去与未来之间》，（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1月
汉娜・阿伦特，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她借助《极权主义的起源》《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等著作，成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阿伦特的笔下勾勒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危机：政治学中，诸如正义、理性、责任、德性、荣誉等传统关键词的意义失落，及其带来的后果。通过八篇文章，她再一次提炼出传统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精华，以此来评估现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重新获得观照未来的框架。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传统中的现代断裂和现代期望用来代替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两个核心的和彼此关联的政治概念，即权威和自由；第三部分则尝试把本书前两部分作出的思考用于“我们日常面对的、切身相关的时事问题”。
知识与情趣
《伤残的树》，（美）韩素音主编，董乐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韩素音，本名周光瑚，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其父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作者先后在燕京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一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与理解。作品有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等。
《伤残的树》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一部，这是全译本。
本书与常规传记写法略有不同，其中既有自传、家族传，又有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历史，从个人和家庭的经历，衍生出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对作者父亲、家庭和个人的影响。
作者从1964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1979年才完成。本书记录了几十年间的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历史留下一道道生动侧影。
《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美）艾伦・布林克利著，朱向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11月
艾伦・布林克利，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著有《抗议的声音》《未完成的国家：美利坚民族史》，同时其随笔、评论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媒体。作者在本书中讲述了卢斯如何用十年时间就彻底再造美国杂志行业。
这是一个精彩的美国故事，呈现出20世纪最重要的出版人亨利・卢斯的经历与贡献。卢斯是《时代周刊》《财富》《生活》的创立者，他改变了人们消费新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他的贡献之一在于，他能够提供一幅美国生活的图景，帮助一代美国人相信本国文化迷人且广受推崇之形象。
《理想丰满》，冯仑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月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9-0160-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经济与金融行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金融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性强的分支，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学科理论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在行业人才需求和学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的增设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试点开办经济与金融专业。至2015年，我国已有18所高等院校正式开设了经济与金融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相关研究还很少。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也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是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历程
2006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批试点招收经济与金融专业本科生，2007年正式_始招收第一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建立并进入试点招生阶段。在建立之初，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代码为020120S（S表示少数高校试点目录外专业），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1]。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据统计，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就业率达到了100%[2]。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试点的成功，加之国内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创新经济学与金融学本科教学，教育部开始在各高校逐步推开设置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与此同时，教育部对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在2012年的新目录中，经济与金融专业进行了细微的调整，虽然还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所授予学位还是经济学学士，但是从经济学类调整到了金融学类。这一调整，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学生培养应偏重于应用型更强的金融学。
目前，我国虽然已有高校12所高校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各高校正处于经济与金融专业建设的起步阶段，尚未在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形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参考清华大学试点办学的经验和国外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成果，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二、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清华大学是我国第一所设置经济与金融专业的高校，2007―2011年间，教育部未批设经济与金融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设置与发展上处于先试先行的地位。因此，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培养方案对探索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经济与金融专业招生是文理科兼招，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在培养目标上，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国国情，能够解决现代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实际问题，有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未来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金融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中，采用“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在通识教育学习后，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在课程体系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课程分为三大课程模块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和专业相关课程。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为通识教育课程，大学第一、二学年，不分专业均需修读。第三学年，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专业课由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原理（1）、经济学原理（2）、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应用数理统计、金融学原理、信息管理导论；专业必修课一共8门，为中级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1）、公司财务、公共财政学、投资学和货币银行学。专业选修课需修够27学分，学生可以在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博弈论、金融数据库、计量经济学（2）、发展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学专题研究、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金融学专题研究等课程，或在经济学院其他专业、甚至其他学院的课程中选修。
2007级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本科培养总学分不低于170学分，其中春、秋季学期课程总学分不低于140学分，夏季学期实践环节15学分，综合论文训练15学分。在学分的分配上，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40学分，自然科学基础课程31学分，专业相关课程6分，其中专业相关课程又可以分为专业基础课（1分），专业必修课（23学分），专业选修课（27学分）。从学分的配比上，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强调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均衡，专业基础课、必须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占比也相差不大，这体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培养原则。
总体而言，清华大学2007级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体现出在宽广的知识面基础上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培养理念。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中包括了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的核心课程，在选修课中，不仅开设了众多的经济管理类课程，学生还可以跨专业和跨学院选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和课程体系开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其他高校进一步结合学校特色建设经济与金融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提供了借鉴样本。
三、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一）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会计与金融学研究和教学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的社会科学学院和商学院联合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学制为三年。课程教学采用讲座、教程和研讨会相结合的形式。课程的考核方式多样，包括考试、完成课题项目以及论文报告。第一年的课程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通识性教育，同时开设会计和金融学的基础课程，为学生开展第二、三年的学习和研究做准备。通过第一年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方向，金融经济或会计金融。第二年的课程主要是金融学与经济学的专业课程，难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主要课程包括金融学基础、中级管理会计、金融市场与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等。第三年开设公共部门会计、审计、公司财务、信息系统案例研究等。从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来看，在突出培养学生国际化的商业思维和视角下，该专业更偏向于金融学理论知识，尤其注重会计学相关理论与实务能力的培养。
（二）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培养期为三年。该校经济与金融学专业的培养注重数理统计分析在经济和金融学中的运用。该专业要求学生在第一、二学年修读至少一门经济学课程，第三学年至少修两门经济学的课程。从该校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该校在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等核心课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和金融实务中的问}。
（三）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综合掌握经济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南安普顿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学制为三年。在第一、二学年开设课程，每学期四个课程模块，一年共八个模块。第一学年的课程均为必修专业课，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分析、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第二学年的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构成。必修课程为微观应用经济学、投资组合理论与金融市场，选修课包括计量经济学概论、统计学理论等。第三年，学生自选课题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相当于两个课程模块。从该校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在第一学年注重教授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训练，第二学年则促使学生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深入学习，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数学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再开设投资组合与金融市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工具来认识和解决金融学问题的能力。
（四）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开设有金融与经济专业（Finance and Economics），学制为三年。兰卡斯特大学该专业的学生可以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入会计与金融专业学习。课程教授采用讲座、团队合作、个别指导、讨论等多种方式。该校在专业课程开设上，第一年必修课包括会计和金融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经济定量方法，注重为学生打下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的学科基础。第二年的课程以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程为核心，必修课包括金融学原理、高级金融学原理、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估值、管理经济学、商业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学概论，学生还需在会计审计信息系统、金融会计原理、商业决策管理会计三门选修课中选修一门。
第三年的必修专业课程包括企业融资、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计量金融学，这些课程是是对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学生还需在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广告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组织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商业学中选修4门。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兰卡斯特大学对经济与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经济学的课程作为铺垫或拓展，始终贯穿了经济数学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训练。
国外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又有共同之处。在这些学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都是以金融类和会计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辅之以经济学的课程，用经济数学或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将这些课程加以贯通。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注重教授金融学理论，强调提高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
四、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高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亟需建立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我国高等学校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广泛经济学知识和金融学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和金融问题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从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参考清华大学和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经验，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建议采用“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经济为基”是指以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作为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与金融专业属于经济学科，是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金融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性学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金融学发展的源泉。因此，培养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人才，首先应该使其具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课程体系构建中设立经济类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具体设置课程上，可以在不同学期开设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
“金融为核”是指在专业课程的体系中以金融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金融学的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现实金融问题的能力。经济与金融专业从开设之初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到2012年调整到“经济学科（02）金融学类（0203）”的这一变化，也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应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因此，在课程体系构建中，根据教育部规定的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金融类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
“计量为法”是通过开设计量经济类的课程，使学生能熟练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经济与金融问题。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数学工具的运用。掌握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能，才能更为科学的认识和分析经济与金融问题，在投资实践中发现规律，进行决策。同时，计量经济学也是将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融会贯通的重要途径。而计量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学习，需要以高等数学为基础。因此，在课程设置时，要根据学生的数学水平开设相应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如经济数学、初级计量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等。
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依据“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可以构建由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三大课程模块组成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是为通识教育服务，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素质，包括政治理论课、数学、英语、体育等课程。专业课程模块是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由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技能课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类的基础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经济学、会计学等。专业核心课以金融类课程为主，如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保险学等。专业技能课以经济计量类课程和金融实务训练为主，如计量经济学、经济数学、金融数学、商业银行实务、投资理财实务等。商业，专业方向课程是根据学生兴趣和结合社会需求，来细分的专业方向，如会计金融、金融经济、证券投资等，根据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理论和实践课程，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2012.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D]，2011.
[3]教育部.教高[2013]4号，教育部关于公布201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附件：2012年度经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2013.
[4]清华大学.清华大学2007级本科生培养方案.2007.
Study on Curriculum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pecial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AN Guang-wan，ZHUANG Ping，YU Tao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Dalian Ocean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3，China）
关键词:货币理论;货币本质观;货币数量论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040-01
货币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面,从经济理论产生就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方面,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也是各个流派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一、早期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主要是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自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代表的理论是货币金属论,认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是贵重金属,金银代表国家的财富,主张要限制贵金属的流出,执行少买多卖的积累原则。在货币的职能方面杰勒德•马利尼斯认为一国拥有更多货币将导致物价上涨并刺激商业,他提出:“当货币量稀缺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充足并且相当便宜,贸易量也会下降;反之,当货币量充足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不足并且价格昂贵,贸易量也将会增加。”威廉•配第在《语言的智慧》中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它和货币数量一样重要。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的研究范围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研究中加入了工资、地租、利润等要素,建立货币名目论:货币是一种符号,是交换中的媒介,与其它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卫•休谟认为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商品的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但是货币不影响实物经济活动中的其他变量,因此货币是中性的。亚当•斯密沿袭休谟的思想,指出货币存量增加会引起产品和资源的货币价格上升。李嘉图认为:银行发行纸币不再受对黄金的支付需求的控制,导致了纸币的过量发行,印刷纸币成为政府融资渠道,但不利于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稳定。据此,李嘉图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度,遏制通货膨胀。
二、货币的经济影响力的深入分析:伴随银行、信用发展,货币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货币分析与基本经济过程联系起来,对货币的研究转移到其经济影响力的分析上,之后出现了货币经济学派,将货币问题提高到至高位置,货币分析整合到整个经济理论中。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T,其中M货币存量,k人们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的一部分收入,P价格水平,T交易量或实际收入。他的理论涉及货币的名义量与实际量、流通中的量与暂时闲置的量的区别等问题,在假设货币购买力不变的前提下,用供求均衡的价格理论解释货币价值,强调货币需求对货币供给的制约作用,强调以实物价值计算的“实物余额”(货币需求)所决定的“现金余额”(货币供给)的大小是币值、物价稳定的根本因素。威克赛尔提出了货币影响经济活动的观点,认为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转移的过程中一通过利率来产生影响,只有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时候,货币才是中性的,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扩张生产,使物价上涨,形成经济上升阶段,反之形成经济衰退阶段。他提倡通过控制贴现率和利率来干预经济。威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后来成为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渊源。欧文・费雪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MV=PT,其中V货币存量周转速度。其含义是价格与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与交易量反方向变动。他的交易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货币存量的周转速度V。在货币经济政策方面,费雪提出要严格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从而稳定总体价格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费雪还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名义利率i=实际利率r+通货膨胀率Л,说明了名义利率变动由于两个原因: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凯恩斯关注于经济停滞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指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凯恩斯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结合,提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经济理论。他将货币供给做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做为内生变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所决定。货币政策上,他提出政府应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在这个年代与凯恩斯学派的干预政策意见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中性货币理论和自由货币理论。“中性货币理论”指货币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误导生产方向,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努力使货币保持中性。“自由货币理论”是哈耶克为了限制中央银行的行为提出的,反对凯恩斯主义,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主张“货币非国有化”,由私人银行来发行竞争性的货币。
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休谟和费雪等人的货币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也继承了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遵循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成新的货币数量理论,得出以下分析结果: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更大的效应。现代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M•Friedman)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中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他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 ,式中:M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数量,P一般物价水平,M/P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y实际收入,w非人力财富所占总财富的比率,rm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b预期的价值固定的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e预期股票名义报酬率,t时间,1/P•dP/dt预期的实物资产名义报酬率,u其它因素。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表述是:货币的需求函数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持久性收入。现代货币学派在政策上的主张是: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政策工具,政府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与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综上所述,货币理论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方面,不断发展完善。现今社会,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己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货币理论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斯坦利L・布鲁著.焦国华等译.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王雪梅,谢实.西方经济学简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04
关键词：金融；欠发达地区；交易费用；公平与效率；制度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之下，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区域金融发展也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欠发达地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下降，银行有款贷不出，而许多中小企业却贷不到款，从而导致存差不断扩大，金融运行质态趋于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交易费用昂贵、规则的不公平也是制约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广西金融现状
广西地处我国南部，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区内资源丰富，但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广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缓慢，属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广西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金融业发展迅速。2004年末，银行网点达到5602家，从业人员67792人，金融资产总计7622.7亿元。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发展却面临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2.1 存差不断扩大，资金外流
近年来，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2005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4063.30亿元，按可比价算，比上年增长12.7%.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银行及金融机构却出现了贷款放不出，存贷差逐年不断扩大的现象。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存资金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从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角度考虑，商业银行把大量的富余资金上存。国有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将其资金上存上级行，实质上是当地资金的外流，资金通过上级行投放到其他地区。资金的外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资源分配的供需矛盾。
2.2 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中小企业贷款难
广西境内企业大多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大企业、优势企业、支柱产业较少，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向大企业、上市公司、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倾斜，讲求大额贷款，追求规模效应，而中小企业由于资信低，很难形成有效需求。以广西钦州市为例，至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连一家上市公司也没有，2003年末，钦州市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有贷款余额的企业共计1663户，信用等级A级以上的贷款企业共146户，占比8.78%，虽然企业生产经营普遍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但只有A级信用以上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贷款，许多企业不能形成有效信贷需求。
2.3 金融机构功能弱化，服务渠道狭窄
欠发达地区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自有资金普遍低下，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经营不善或出现困难，往往出现逃废债务行为，整体信用环境欠佳。《担保法》实施之后，规定金融机构办理抵押、担保贷款的抵押物必须经过法定机构的登记才有效。据调查，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过程中，相关收费偏高，加重了借款人负担，从而也影响商业银行开办贷款业务，成为制约信贷投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评估费、抵押登记及变更费、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
从广西金融现状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存差的扩大，还是中小企业贷款难，金融机构功能弱化等问题，这样的困境都是彼此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无论是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引起的中小企业贷款难，还是金融机构功能弱化都加剧了资金的外流，从而导致存差的不断扩大。究其原因，除了受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之外，制度因素也是造成本区域金融运行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绩效。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行为规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因此，制度理论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 欠发达地区金融困境的制度因素分析
3.1 交易费用理论与欠发达地区金融困境
(1)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阐述。
交易的发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的回放，是影响交易成败的首要因素，价格是交易谈判的结果。交易费用是决定交易成败的原因之一，它通常被归结为三种成本：签约前的搜寻成本、签约中谈判成本以及事后的监督和执行成本。
(2)交易费用理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现状的解释。
从交易费用理论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交易费用昂贵，而高额的交易费用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首先，签约前的搜寻成本，欠发达地区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力量，由于该区域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治理不规范，信息隐蔽，银行事先要加强对企业经营和信用状况的审查，信息搜寻费用较高；而大多数中小企业与银行没有稳定的银企关系，要获得银行贷款，必须通过人或担保机构与银行沟通，增加事前的“寻租”费用。二是签约中的谈判成本，在签订借贷合约时，由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整体资信度低，银行往往设置严格的贷款标准和繁琐的抵押、担保手续，增加更多详细的限制条款，这都提高了交易的谈判费用，同时也影响了中小企业主进行融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贷款规模与银行收益成正比，我国欠发达地区仍然是以国有大、中银行为主体，不论贷款金额大小，银行审核、批准、发放程序基本相同，花费的交易成本基本相同。三是事后的监督与执行成本，由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的规模较小，以及对资产价值评估的中介结构不成熟，所以银行事后监管和控制的成本较高。另外，一旦银行突然修改契约或者中止贷款，将为中小企业带来意外损失，增加额外的交易费用。
3.2 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与欠发达地区金融困境
(1)新制度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阐述。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致同意规则的目的在于保护每个人的公平权利，“效率应解释为往往出现于有关团队中人们间的自愿同意。因为有效率的东西是出自同意的东西，而不是出自同意的东西就是没有效率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限制同意的范围只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果”。
(2)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对欠发达地区金融困境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信用环境，金融运行质态都要明显优于西部地区。然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制定金融政策或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并未实行差别对待，均采取了东西部统一的金融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因此，这样一个规则的不公平，客观上造成了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运行效率的低下。首先，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向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流(资金漏出)，使得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很多中小企业贷款难。其次，利率的差异。长期以来，实际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加剧了东西部资金配置的不平衡，客观上造成了东部享有“优惠”利率，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造成西部地区的存差不断扩大，减少了西部地区用于本地贷放的资金量。最后，统一的宏观调控模式。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交易费用与规则的不公平是制约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制度因素。经济弱势的欠发达地区，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巨变以及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应该考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革新，从而使得新一轮发展不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制度的变迁是从效率低的制度向效率高的制度的转移，开放的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更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在金融发展过程中，以交易费用、公平效率关系理论为出发点，制度创新的主要建议有：
(1)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完善现有金融体系。从理论上看，担保加大了契约成本，但可以有效地降低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担保体系的建设缩小了人的机会主义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出于对资产安全性考虑，往往陷入有钱不敢贷的境地，债权银行在决策时往往综合各种成本和风险的基础上做出的。要降低银行对欠发达地区的风险预期，欠发达地区可以先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在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同时，建立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例如鼓励中小银行的发展。
(2)放开金融管制，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缓慢，与东部发达地区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国家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应更多考虑规则的公平性，实施略有区别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能更加倾斜于欠发达地区，使该区域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具体地，在与国家货币政策协调一致的大前提下，根据地区差异适度下放欠发达地区执行货币政策的权限，比如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等，从而能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政策相适应，提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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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坦力L・布鲁.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框架逐渐成为主流分析范式，在综合了凯恩斯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长期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其货币政策分析体系形成了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分析工具，政策目标制多元化的特点。总结研究该学派的理论有助于为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目标
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是在新古典综合派之后发展而成的，其新颖之处在于试图对经济中的不完全性进行解释，特别是从微观的角度，即在单个经济单位具有理性预期并追求最大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解释。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模型将垄断竞争和名义刚性融入RBC理论所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之中，既具备了理论的基础又能够很好的刻画现实经济（邵立，2010）。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是：货币是非中性的；市场波动是因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价格粘性这些不完善性决定的（胡代光，1998）。其主要的分析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并将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融合进分析框架。
一、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1.原始菲利普斯曲线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对于经验的总结，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菲利普斯于1958年《1861-1957年联合王国的失业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工资变化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并未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解释（王军，2009）。
2.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菲利普斯曲线
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缺点是缺乏基于微观基础的理论，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为给定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20世纪90年代，罗伯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短期通货膨胀理论，基于微观厂商的定价机制，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方法推导出该模型，使模型具有前瞻性和坚实的微观基础。然而摩尔和福勒尔研究了罗伯茨的模型后发现，这个模型是不完善的。他们发现通过罗伯茨的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是不符合现实的，只能得到价格存在黏性的结论，而通货膨胀却没有黏性。
3.新凯恩斯主义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
加利（Gali）和盖特勒（Gertler）推导新凯恩斯主义混合菲利普斯曲线（Gali、Gertler，1999）。他们在模型中假设微观主体中的一部分是采用前瞻性预期，另一部分是采用后顾性预期，并且设定通胀预期和惯性的系数与微观模型的系数密切相关。加利和盖特勒用美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验证，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厂商行为的决定方面，后顾性规则不如前瞻性规则的作用强，估计后顾性的因素占0.25～0.4的权重；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能有效地描绘现实经济的通货膨胀。
4.新凯恩斯主义黏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
曼昆和莱斯认为“关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信息在人群中的扩散是缓慢的”。不同企业对于经济信息的反应速度是不完全相同的，企业获取的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时间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从而信息具有黏性，这种信息黏性可以作为货币与经济动态关系的解释。曼昆认为，信息获取和做出反应的过程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是导致信息不完全的原因。因为获取完全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索性不追求获取完全信息，而是只获取对于形成预期最有用的部分以形成自己的预期。曼昆和莱斯将这种行为称为“理性的疏忽”。
黏性信息模型对货币政策结果的模拟，可以准确的刻画货币政策相对通货膨胀的延迟。曼昆、莱斯和鲍尔利用黏性信息模型推导的出的结论是，价格水平的波动率比通货膨胀率更适合作为最优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模型分析中假设厂商、工人与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在确定价格、工资和消费时疏于更新信息而都具有黏性。
二、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最优目标
菲利普斯曲线分析模型是对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的的工具，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还应该包括货币政策的目标，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研究发展出了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制。
1.通货膨胀目标制
克拉里达等采用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损失函数研究发现，在相机抉择和规则下，新凯恩斯主义最优货币政策都应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分为灵活的和固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两种。货币政策的影响目标一般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种。通货膨胀是名义变量变化的指标，实际产出是实际变量变化的指标。同一货币政策对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影响往往是不同的。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最终是会导致实际变量还是名义变量的的变动和名义黏性的大小有关，也和政策的作用路径有关。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凯恩斯主义者们开始考虑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最优权重问题，大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通货膨胀的重要程度应该更高，尤其是对于保守型的央行，通货膨胀目标是个比较合适的目标。
2.钉住价格水平目标制
稳定的价格是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价格稳定可以表现为稳定的通货膨胀或者是价格的长期稳定。将通货膨胀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发展成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致力于维持价格长期稳定的理论发展成为钉住价格水平目标制。斯文森发现由于通货膨胀是由价格水平间接计算出的，将价格水平稳定作为目标，可以消除固定通货膨胀目标带来的偏差，使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比较准确。
3.钉住产出缺口目标制
沃什提出将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定为限制产出缺口的变化，这一政策目标被称为钉住产出缺口目标制。通过将产出缺口所代表的滞后性引入货币政策的分析，沃什得出结论，认为经济中的前瞻性预期不太强烈时，产出缺口目标制使货币政策可以更好的作用于经济变量，所得到的结果将比通货膨胀目标制更令人满意。他将产出缺口目标制与其他目标制比较发现，当通货膨胀同时受前瞻性和后顾性影响时，产出缺口目标制所得到的经验参数将比其他目标制所得到的参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情况。
4.名义收入目标制
麦卡勒姆提出，货币政策应该以名义收入为目标，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使经济的增长与预期增长相一致（高虹，2007）。基于英国的经济数据，麦科勒姆证明这一规则能够保证通货膨胀率小于2%。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模型中降低理性预期的作用，则意味着这一目标制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京德尔的研究结果修正了这一观点，表明只要将模型中的央行目标改为混合的名义收入形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波动。
三、总结
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是当前的主流分析范式，以市场上垄断竞争的普遍性假设为基础，将名义价格刚性、理性预期、不完全信息等核心概念引入政策分析，研究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总体的名义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联系了微观主体和宏观政策，对于政府制定货币政策和微观主体理解宏观政策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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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支出；支出责任划分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77-06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它的不平衡，对此，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建言，改革方案可从支出责任划分入手（夏祖军，2006）。这是构建政府间财政关系体系的基础（Martinez，1994）。为此，本文从理论、实证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国外有关支出责任划分的重要文
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能为中国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一、理论分析
支出责任划分的最初研究，受斯密“廉价政府”思想的影响，仅限于原则性探讨，如Bastable提出受益原则、行动原则和技术原则（注：参见：毛程连（2003）。）。进入20世纪，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的深入发展，Tiebout（1956）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模型，该模型披露了消费者对地方公共品的偏好，从而帮助地方政府决定提供本地公共品的水平。虽然Tiebout没有明确阐明地方政府支出水平确定的机制，也没有揭示出地方政府承担的具体支出责任，但他的研究表明了地方政府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提供地方公共品。对支出责任划分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则始于20世纪中叶Musgrave对财政职能的分析。Musgrave（1959）归纳出“财政三职能”，由此确定了政府承担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支出责任，这几乎成为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石。
然而，Musgrave的分析仅限于一级政府，现实中的联邦制国家是多级政府，由此Oates（1968）提出了财政职能在各级政府间最优划分的问题。研究发现：经济稳定方面，区域的开放性特征限制了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而周期性波动是全国性特征，要求实行中央计划和直接补偿政策；收入分配方面，经济个体的流动性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能力；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对公共需要较为敏感，且地方政府有为消费者提供一揽子公共选择的愿望，因此，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中央政府提供全国范围的公共品是适当的，但中央政府应参与外部性的纠正，其参与程度要综合考虑溢出效应与规模经济。简言之，联邦政府承担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的主要责任，而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有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重要责任。
上述研究虽然扩展到了两级政府，但仍未解决多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划分问题。Oates（1972）提出了财政联邦制理论，旨在解决联邦制国家政府间财政收支的最优划分问题。在Oates看来，联邦制政府是一个集中与分散决策相结合的公共部门，该部门中，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内容的抉择，主要取决于相应辖区居民的公共需求。因此，合理分配收入和稳定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使命，而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提供公共品、消除外部性等应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但典型的公共品（如国防），仍应由联邦制政府提供并筹资。可见，Oates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支出责任划分思想，他不仅明确了联邦制下州政府的支出责任，还揭示出各级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满足本辖区的公共需求，而这些原则也成为后来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框架。
尽管传统经济理论为辨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奠定了基础，但它并未明细支出责任划分。由此，Olson（1969）以公共物品确定行政辖区从而确定辖区支出责任的思路，探讨了指导行政辖区责任划分合理模式的发展原则。在《财政均等化原则：政府间责任划分》中，他先依据交易费用不为零，否定了当时辖区间自由讨价还价能够以帕累托最优方式解决外部性的观点，随后通过分析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与提供该物品的行政辖区之间的关系，得出财政均等化原则，即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与成本负担者一致。通过分析公共物品生产成本，他总结出规模经济原则。但他同时指出，规模经济较难把握，有时相反会导致规模不经济，解决的办法就是地方政府最小化单位成本，联邦政府则依据外溢程度对收益外溢部分给以地方政府补助，由此他又概括出联邦补助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联邦补助时，Olson曾提到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特别受益，那么就应该完全由联邦政府承担所有成本，可见，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蕴含了实施责任与筹资责任相分离的思想。Olson的研究为财政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其分析主要集中于配置问题，而且依据财政均等化原则会产生无数个行政辖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Martinez（2001）拓展了研究思路，指出支出责任本身具有多维成份：一是实际生产或供应，二是提供或管理，三是筹措资金，四是制定规则、标准或政策。并由此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支出责任划分框架。该框架揭示了多项公共服务都涉及多级政府，据此，Martinez认为分权改革必须政府间合作。齐守印(2003)在传承Martinez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克服公共物品的效益外溢性、兼顾效率与公平,不仅公共物品的决策责权、执行责权、管理责权、监督责权需要分别配置于两级以上政府机构,而且其中决策、执行、管理、监督每一项责权差不多都要以不同的侧面配置于不同级政府机构。但特尔－米纳什（2003）等对管理责任与融资责任相分离的分权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责任分离会导致政府支出扩大、地方政府财政
责任感降低等问题的产生。因此，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还有待考察。
二、实证研究
(一)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支出责任划分
上世纪70年代起，财政分权成为公共财政领域的焦点，但美国却出现了资源配置不均与财政体制横向失衡问题。在此背景下，Musgrave等（1976）试图探寻出高效的财政结构。他们重新审视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角色及政府间财政关系，认为稳定和分配职能划归中央政府，配置职能由受益辖区（地方、地区或全国）承担。但这种划分仍有调整的余地，因为：（1）溢出效应的解决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干预；（2）中央政府可能考虑到地方公共服务的重要价值而给予补助；（3）财政联邦主义哲学观提倡地方辖区财政地位均等化；（4）辖区间财政差异可能导致配置无效率，需要中央来缓解这一差异；（5）中央政府具有税收优势。此外，他们专门分析了美国的贫穷和教育财政问题。根据联邦政府承担收入分配的原则，他们认为贫穷问题，“应该是国家问题，而不该将此负担转移给邻近的慈善团体，也不该给那些正好住在有大量低收入人口、有着强烈福利需求的辖区的人造成税收负担”，也就是说，贫穷问题属于福利财政范畴，应由联邦政府负责。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少的人在接受公立教育的辖区工作），要求教育财政由地方政府提供向地方、州和联邦政府联合提供模式转变。事实上，到70年代末，教育不仅由各级政府联合提供，而且教育支出需求的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结果州政府以补助金的形式承担了近50%的中小学教育支出。这表明，支出责任划分将随着实际变化而不断调整；联邦及州政府应承担部分混合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提供责任；支出责任划分的确定还需综合考虑责任承担者的财政能力。
1984年，Musgrave等揭示了美国新联邦主义趋势。他们指出，二战后联邦补助体制的不断发展导致大量共同责任出现，由此产生出有别于传统“层级蛋糕”模式的“大理石花纹蛋糕”（注：大理石花纹蛋糕一般指通过把淡色和暗色的面粉相混合而做成的有条纹或斑纹的蛋糕，这里比喻混合模式的财政联邦制。）的财政联邦制，而新联邦主义正是倡导传统层级模式的回归，要求严格划分各级政府责任。该思想源于1982年的里根计划，即：联邦承担全部公共医疗补助责任，州承担所有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责任（AFDC）和给低收入者发放食物券的责任；1984年起，革新州的44个补助计划；为补偿前两项对州造成的超额成本，建立临时性信托基金；1991年起，联邦加大对州的转移支付力度，州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具有自。该计划是为了提高州和地方财政自主能力，实现公共项目的高效管理。但实施过程中，新的责任划分遭到州和地方政府的抵制，革新计划也被迫流产，原因是：虽然州政府承担AFDC和食物券发放责任比较有效率，但最终会因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差异而产生不公平。Musgrave等对此建议：联邦政府承担AFDC、食物券发放（两者具有收入分配性质）以及公共医疗补助的筹资责任；增加对地方辖区的直接补助，提高补助数额；州政府以补助金形式承担中小学教育的资金提供责任；联邦与州政府只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由州和地方政府自行选择。
虽然传统财政理论为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了规范性框架（Musgrave，1959；Oates，1972），但对这一框架的挑战从未停息，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承担资源配置职能方面。Break（1967）观察到分权下辖区间竞争（规则制定与财政政策方面）造成州与地方政府低水平的税收努力或是州与地方税收结构的退化，结果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Cumberland（1981）将Break的观点扩展到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声称州和地方政府从事“破坏性地区间竞争”（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新产业）导致了环境状态的恶化。Rivlin（1992）表示，“州间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现象是不言自明的”。Oates等（1996）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认为政府间水平竞争只有满足严格的前提假定，才能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Courant（1994）则表明现有研究工作对竞争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效率还没有定论。Oates（1999）也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扭曲度是偏离了效率结果，还是产生了较大的福利损失，而对于辖区间竞争对福利的内在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性研究。收入分配方面同样存有争议。如Pauly（1973）首次对再分配是地方公共品的假定进行了验证，得出地方政府对福利政策（除收入）有决定性作用。现实中州和地方政府也的确承担了相当多的再分配活动，但Feldstein等（1998）通过对个人流动性的实证分析证明大部分州政府进行再分配都是不成功的。
(二) 转轨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出责任划分
Martinez（1994）以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为背景论证了支出责任划分在俄罗斯联邦制构建中的重要性。他发现，俄罗斯联邦制的最大威胁是缺乏稳定的支出责任划分，而支出责任的随意转移已经导致俄罗斯政府间财政关系紧张，因此稳定的支出责任划分是构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础环节，逾越这一步所制定的收入划分是不可持续的。
后来，Martinez（1998）将研究范围拓展到转轨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支出责任划分》中，他再次强调了支出责任划分的首要地位，认为缺少明确的支出责任划分而设计分权财政体制的行为是本末倒置，1988―1998年间，众多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出现的分权体制不稳定以及中央财政负担过重正是注重收入划分而忽视支出责任划分所致。他指出，支出划分原则仅仅便于操作，并不代表划分结果的惟一。判定支出责任划分优劣的方法也无最佳可言，可通过实际划分与理想模式的适合程度来判断划分是否充分，也可根据分权化战略目标或中央政府目标的完成程度来判断划分是否充分。通常公认的分权化目标有效率、公平和稳定，当然不可能同时达到所有的目标，可根据政府的战略和重点将不同的权重分配给各个目标。他还指出，支出责任划分可能随成本、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动，也可能随居民偏好的变化而变动，但某一特定时期，必须有稳定而清楚的支出责任划分，否则可能导致政府间关系不稳定和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率。此外，他还揭示了转轨国家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如缺乏法律保障、无效率划分、责任划分模糊等等。在这一研究基础上，Martinez（2001）围绕财政主体所承担的支出责任与其掌握的财政资源的匹配情况剖析了支出划分对财政失衡的影响。
特尔－米纳什（2003）以混合型公共物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支出责任划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他发现，对总支出控制（而非责任划分）是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且对总支出水平的控制不取决于中央政府对支出职能的实际管理，而取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是否采用
了能够适当鼓励支出控制的融资机制。
三、研究方法
成本收益法是支出责任划分研究的主要方法。从Bastable的受益原则，到Olson的财政均等化原则，从Oates的财政联邦主义，到近年来的联邦补助制度，无不渗透着成本收益对称思想。可以说，成本收益对称是支出责任划分的根本依据。但迄今为止，社会成本与收益还难以精确度量，因而，这一方法在支出责任划分中的运用还有待完善。
比较分析法是支出责任划分研究的重要方法。马斯格雷夫（1996）通过对比不同国家财政联邦形式，研究行政辖区（支出责任主体）的形成问题，从而得出与Olson（1969）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确定行政辖区的理论模式相反的结论，即财政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只能以既定的行政辖区为基础，再从经济层面上研究公共品供给问题。Oates（1999）通过跨国比较，发现尽管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各异，但财政分权的基本原则相同，即公共服务尽可能由成本收益一致的最低级政府提供。特尔－米纳什（2003）则通过比较多国的支出模式，发现不同的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反映出各国不同的社会偏好，从而指出应以一国的社会偏好为主要指导来确定混合型公共品支出的恰当分权程度。此外，他还建议以改善宏观经济管理为目标的政策制订者应以支出划分与融资方式之间的一致性为改革重点。虽然比较分析法能为支出责任划分提供有益建议，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无法回答怎样的支出责任划分才是最优。
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和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的兴起，拓展了支出责任划分的方法论。
1996年，美国立法将缓解贫困的主要责任转移给州政府，这明显与福利财政集中化相反，部分学者以此作为对财政联邦主义原则的否定。但Osborne认为，福利改革背后的主要动力是实验财政联邦制的出现，即以某个州为试点进行某项社会或经济改革（注：参见：Oateo(1999)。）。由于传统的联邦福利计划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联邦政府又不知道如何构建一种催人奋进的有效福利制度安排，因此，将这些福利责任转交给州政府，其实是联邦政府对当前计划失败的承认和利用州做实验以寻求有效方式的一种尝试。事实证明，州的改革成果为联邦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经验模式，如环境方面，1990年空气洁净法令修正案就采纳了州用硫磺处理酸雨的经验。但Oates同时指出，如何从联邦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地方改革经验仍不清楚，如何将实验财政联邦制的纯理论运用到经验研究中以及实验附带产生的一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如实验成本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是否合理，信息外部性是否会减少政策创新等。因此在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中推广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以Qian等（1997）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提出了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SGT），其实质是现代经济理论（委托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司理论等）在传统财政问题中的运用（Oates，2005）。SGT中有关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支出集权与分权的权衡问题。相比于第一代财政联邦制理论（FGT）偏好差异与外部性的权衡，SGT的权衡形式多样。如Seabright（1996）提出集权下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与地方责任感降低的权衡，Janeba等（2003）探讨了分权下税收竞争和“中央立法下联盟最小收益”（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 within a centralized legislature）的权衡。尽管SGT与FGT研究方法不同，但在思想上却是一脉相承，正如Besley等（2003）指出的那样，差异与溢出仍是分权与集权争论的核心。虽然，SGT为集权与分权的选择提供了丰富观点，但Oates（2005）遗憾地指出SGT没有涉及到具体财政结构。近年来，超国家组织不断涌现，如EMU、Maastricht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等，它们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的宏观政策稳定能力，于是SGT开始探究中央政府的保障职能，即帮助地方政府抵御外部经济震荡。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保障职能的顺利实施需要充分考虑道德风险问题（Lockwood，1999），而该问题依赖于联邦财政制度的运作方式，中央政府直接对个体提供保障，比联邦制下政府间转移能更好地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但这样可能减弱地方官员自行解困的激励，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寻求财政援助并软化预算约束（Perrson,et al，1996）。
四、结语
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有着重大借鉴价值。1993年，著名财政学家吴俊培首次提出，我国传统的“财政三职能”(即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存在缺陷，而马斯格雷夫（1996）概括的“财政三职能”更适用于市场经济。次年，吴俊培（2004）发表了轰动财政学界的《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文。文中，他深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应主要从事资源配置工作，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仅限于纯公共物品或接近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解决开放性地方公共物品的利益补偿问题，而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及增长职能应由中央政府承担。之后，这种职能划分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认同，并逐渐成为我国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主流思想。其实，这种财政支出责任划分观点是基于联邦政体，实际上属于“财政联邦主义”，而这种责任划分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公共品的提供责任是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而中央政府负责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实际是希望通过规模经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目的也是为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仅仅满足财政效率考虑的财政结构设计对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包含公平公正要求)的公共财政目标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近年来的地方财政困难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贾康 等，2002)。此外，这种支出责任划分一直以Musgrave的“财政三职能”为研究基础，而他的财政职能概括也是有疑问的。Musgrave是以整个社会追求价值财富极大化为前提（吴俊培，2006），但这种财政职能观指导下的支出责任划分是难以满足和谐社会下价值财富与非价值财富均衡要求的。因此，如何设计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以满足和谐社会财富均衡发展的要求，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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