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9: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经济和金融，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90年代以来，国际出现了化的趋势。文章主要对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并重点了其的特征和成因。
关键词:国际经济金融化 特征 成因
一、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国际金融活动在国际经济中日益趋重，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在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表现为金融联系;三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国际经济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指金融这种经济资源在世界各国日益被优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过程与趋势。在国际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1、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突出。所谓虚拟经济就是相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物经济而言的，主要指由虚拟金融资产如有价证券、存款、外汇等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活动，也称金融虚拟经济。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虚拟经济规模日益扩大。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全球的外汇日交易量已接近2万亿美元;国际债券1999年为1900亿美元，预计2000年为2000亿美元;证券市场到1998年11月，全球证券市场总值达25.2万亿美元，成交23万亿美元，其中，十大证券市场证券市值22.3万亿美元，成交20万亿美元。目前由于资本的流动和外汇交易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国际经济的金融虚拟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进一步加强。第二，金融资产在各国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在社会财富中，如存款、股票、国债和保险单位等多种虚拟金融资产的比重日益增大，以金融资产为主取代了以实物形态为主或以货币存款为主的财富持有形式。可以用金融相关率即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表示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的进程(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率都在逐步提高，社会财富以金融资产形态存在的比重日益加大。目前，国际金融交易仅有2%的同生产、贸易等直接投资有关，其余的均在自我循环，进行钱生钱的游戏。据统计，全球股市市值约25万多亿美元，而金融衍生商品的价值就达100多万亿元，是全球GDP的三倍多;再如1997年全球仅养老金总额就达到9.7万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将达到13.7万亿美元，并且这些国家的虚拟金融资产总额都超过了实物资产的总额，在未来的时间内金融资产的相关率还在继续增长。2、国际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联系中日益突出。金融关系主要是指各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经济关系金融化世界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它便利了全球金融的往来和全球融资，有利于发展家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目前，全球证券投资正在急剧的膨胀，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快速运转，全球证券业内50家最大的证券商都是银行集团和金融集团下属的部门，银行与证券业的合并，方便了国际资本的国际转移，大量而迅速的全球资金流动，将各国的经济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促进了资金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分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如国际货币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在1995年5月美洲国家第25届理事会上所说，“在过去10年到15年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一体化为众带来了许多好处，它促进了全球储蓄的有效分配，而且促进了许多国家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二是金融债权债务增加显著。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仅跨国银行债权总额，1992年仅为1885亿美元，1997年已增加到90383亿美元;国际融资总额，1992年为3149亿美元，1997年底便增加到88272亿美元。三是金融关系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3、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是世界各国经济安全关注的重心。90年代频繁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拉美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如何避免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因此，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
二、国际化的成因
1、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虚拟经济的。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金融的全球化对虚拟经济的扩张产生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极大提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据统计，世界金融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达4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的几十倍，使虚拟经济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张;二是金融业务全球化、多样化，使得金融业的服务对象突破国界的地理限制，服务对象出现国际化，这对开拓国际金融市场，扩大虚拟经济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货币国际化，即许多国家在积极推进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全球性可流动和交易的货币将增加，国际货币结构的多极化为金融业务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性;四是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向一体化。
2、世界经济信息化促进了世界各国金融关系的紧密联系。以机、通讯技术和技术的信息革命使得金融全球化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网上金融交易的快速发展，突破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理限制，打破了金融交易中时间阻离，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和外汇部门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全天进行交易，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使得全球资金的调拨在瞬间便可以完成，全球性全天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国际资本的移动，有利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债券、证券业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关系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金融依赖也就更加紧密。
3、金融自由化使世界各国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有了新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国际性转移愈加频繁，而且规模日益扩大，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特别是90年代以来金融资产的扩张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交易的基础原本是国际贸易，但以投机牟利的货币资本可以不依附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运动，同样可以获得增值机会，有时候利润比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要高得多，成为一种特殊的牟利资本。这些数以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活跃在股票、债券、外汇和黄金市场上追逐投机，它有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牟利资本往往受非经济的因素、短期投机因素、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使得货币资本严重脱离商品生产的基础，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生，特别是年代以来世界金融风暴频繁发生，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寻求经济安全的首要目标。因此，金融安全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益突出，各国彼此也加强国际金融关系的相互协调。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 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
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
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ZHLzwCom]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 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
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从1944年迄今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具体分析，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发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周期发生于1980年代。第三次周期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帐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由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特质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帐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
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欧洲和日本。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
我国的对策应是：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法 监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130-02
国际金融法是调整跨国金融关系的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在内容上,它涉及国际货币体系、资本跨国流动、各种融资交易、银行、证券等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时,国际金融法又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法和投资法息息相关。在现代跨国经济关系中,离开国际金融法所形成的秩序,各类国际贸易活动、投资活动和各种经济活动将难以合理、顺利地进行;而国际金融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投资以及其它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效率。
一、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领域
在国际金融法的教学中,一般会涉及货币法和金融法两个性质有别但又紧密联系的法律部门。其中,货币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因货币管理活动而产生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它规定了关于货币的兑换、流动和汇率方面的法律规则,构成货币金融制度的基础,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金融法则是调整不同国家民事主体之间因跨国金融交易而产生的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公法意义上国家对银行、证券、衍生工具市场的规制,也包括国际贸易融资、贷款融资、租赁融资等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这类法律制度虽然包含有一定的管制法内容,但在本质上具有私法性质。
应该说,国际金融法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法作为跨越国境的货币资金活动,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对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强调了国际金融法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涉外金融法的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并逐渐趋同,采取市场化的规则来规制金融交易。其次,它为国际金融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金融法的管辖范围涉及电子货币、跨国银行及其网络业务、贷款证券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等国际金融新事物、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相互交叉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范围和教学的新角度。再次,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严重失衡,金融资源日益向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国际金融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在现行的国际金融条约和惯例文件中不乏发达国家金融立法和实践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法通过影响国际金融法间接影响到全世界各国国内金融立法的面貌。这一切给国际金融法的走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对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统一以及通过法律制度统一促进经济交往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最后,金融全球化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制度创新。例如,作为贸易领域的国际组织WTO,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第一次将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议题,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将货物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适用到金融服务领域,并在市场准入、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待遇标准以及金融全球化等方面作了新的制度安排。再如,金融混业经营的出现以及成为金融集团经营的主要模式,使得传统的立足于区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作为监管基础的机构型监管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许多国家转而采用立足于具体金融交易行为的功能型监管。
二、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特点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此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金链的断裂,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金融风险通过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逐渐累加,并通过相关产品的拆分和出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国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缺陷,则加剧了危机发生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出台了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和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的方案,凸显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律和客观需要以及国际发展的新趋势,为丰富国际金融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领域。
首先,金融危机的发生背景反映了晚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经济的金融化。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以及跨国国民间的交易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要素,特别是原来并非国际金融法重点研究领域的金融衍生产品在整个金融危机中不断出现并成为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金融创新导致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随之发展和创新,通过确认、调节、调和等手段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各国监管改革方案纷纷加大对金融业审查的力度,将游离于监管边缘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整合证券和期货的监管,以降低系统风险。
其次,在金融危机后,学者的研究除了立足于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具体金融产品和银行、证券、期货等市场,同时还从宏观层面研究监管模式的转化,而监管模式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去监管化”成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下立法和执法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是就美国而言,对全球主要金融系统也是同样的策略选择。许多国家纷纷通过修改金融法律法规,取消长期执行的许多限制,为金融创新的深入进行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变革提供法律上的便利,打破不同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间的严格界限,取消对海外金融活动的种种限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风险累积的结果,这种风险同时还被不断分割、定价,经过复杂的包装进行传播,并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经济政策与金融风险的失衡,强调宏观审慎的重要性,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与中央银行等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关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措施协调的机构与机制。也就是说,金融监管应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还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而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考虑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最后,与国际金融法相关的问题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渗透、辐射和影响。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倒挂,使得制造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之一,这就意味着应进行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革,逐渐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化。而且进入2009年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在各国就业压力增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贸易保护升温,专门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增加。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甚至和金融法相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外贸逆差频频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挂钩,指责因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美国每年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更有议员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是中国经济每年10%高速增长和美国接近10%失业率的“根源”。而货币问题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问题,急需从一国承担的汇率调整的国际法义务等角度解释人民币的汇率制度。
三、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思路
由此可见,与以往相比,当代国际金融法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更为主动的适应和更为积极的回应,无论是框架体系还是制度内容,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理念,均有重大的发展。在教学中,除了传统的教学力求让学生对整个国际金融法的体系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理论上理解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跨国金融交易的基本运作程序与模式、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典型的国际金融法案例外,还应充分利用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新问题,引导学生关注国际金融法的未来走势。
论文摘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1、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
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走下去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调整期,它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陈东琪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在这个阶段,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5]陈炳才. 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 . 金融研究,2007 , (5) .
关键词：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 对策
1 金融危机的形成
1.1 国际经济失衡 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1.2 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
1.3 国际金融炒家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炒家。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炒家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金融炒家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炒家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金融炒家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
我们来看看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炒家的操作。国际金融炒家本次进入期货市场进行操纵，取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获取暴利。如他们通过拉抬油价到147美元一桶的方式，造成我国政府和企业恐慌，进而鼓动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再鼓动中国航空公司签下不公平的套期保值合同。
2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2.1 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 在整个GDP当中，我国的消费只占35%。而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占GDP的比重是70%。也就是说，还有另外35%的产能，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产品。这部分生产过剩由于欧美各国传统的负债消费形态，而帮我们吸收掉了。现在由于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冲击到我国的出口，这对于外向型城市如江浙，广东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影响巨大，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已成定局，我国的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冲击。
2.2 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内销企业受到连累 我国的危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国今天不但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本身还有制造业危机，而这种制造业危机在欧美各国是没有的。我国的股市涨得比别人少，跌得比别人凶，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2007年起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投资经商环境不断恶化，因此，我国的企业家将很大一部分应该投资于制造业的钱拿出来炒楼、炒股。
由于制造业的危机挤压出大量的资金，进入楼市和股市，从而造成短期的泡沫现象。由于股价和楼价的真正决定因素是经济基本面，而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以70%制造业为主的基本面。制造业持续衰退，就会造成股价和楼价的持续下跌。
制造业持续衰退导致大量失业，导致还房贷乏力。下一步就是跟美国一样，房地产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因此我国是由制造业危机引发的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导致楼价和股价大跌，失业严重，造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跟美国挂钩。因此我们是制造业危机加上金融危机，还有国外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我们的股市表现如此之差的原因所在。
同时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套牢了大多数股民，冲击了我国消费者的信心，国内消费萎缩，继而内销企业同样受到了冲击。
一、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1.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对于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国际上并没用形成统一的标准，在对国家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进行衡量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经济规模与经济密度，二是进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三是产业竞争力，四是经济金融化率。对于20世纪的中国经济来说，其影响力还局限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过，在迈进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规模不断的增大，同时其所具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增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出口贸易总额也不断地增长，同时，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也逐渐的向着合理化的方向转变；经济的发展带动三大产业的发展，产业的竞争力也得到显著的提升；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之间会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当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金融资产的总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率正在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2.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美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国际经济的格局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美元的超主权地位受到动摇。其中，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量的不断扩大，投资需求的不断上升，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人民币完全的实现国际化，成为完全可交易货币，再到最终的全球储备货币，道阻且长。不过，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3.国内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除了基本的货币交易之外，还包含资产交易、财富管理，并且重心已经向着后两项倾斜。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经逐渐的具备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能力。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4.其他条件
除了上述三个必备条件之外，中国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产业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产业特有的，其他产业无法进行模仿的，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国内的产业和国外的产业要在同一个水平上较量，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产业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金融大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民主法制和市场透明度，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民主法制是必须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当社会处于高度和谐的状态时，中国的经济才能稳定持续的增长，进而促进国际金融中心构建的早日实现，此外，市场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第三，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有效的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从而提升经济运行的公平性；第四，军事实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军事实力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都保驾护航。
二、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
1.全球化战略
我国在进行国际金融中心构建的过程中，首要的定位思路就是全球化战略新思维。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金融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深入，这两项事物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有着直接性的影响。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为财政金融，尽管已经实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但是财政金融的痕迹依然比较重，同时，由财政金融衍生的思维定位也依然存在。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重视出口以及国内金融的发展，忽视内需以及国际金融的发展，这种偏好导致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此，全球化的战略定位显得异常重要。实施全球化战略，需要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金融问题，全球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哪里的金融中心，都会改变内涵外延和结构，我国计划将上海构建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同时，上海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实际上，上海与纽约是比较类似的，既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国际上的金融中心，不同的就是美元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别，由此看来，在进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国内金融中心的建立；第二，全球化问题，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最高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不同于中心城市，国际金融中心是生活方式、金融方式等都是经过世界的认同和选择，将上海构建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也是将上海推向全球的过程。
2.主动金融战略
主动金融战略的目的是实现我国的金融的稳步转型。在金融中心中，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就是金融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在构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转型为主动金融国家，从而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将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和挫折，这就需要我国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克服困难，同时利用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带来的新的机遇。
3.网络战略
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战略，实现新体系的建立。快速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资金市场的不平衡，需要发挥金融行业融通和配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逐渐的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回顾一年来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不仅在竞争与忧患意识上有所增强，更重要的是相关层面已经取得卓有实效的进展与成效，其中包括QFII的出台、黄金市场的开放、中间业务的拓展与增加、银行收费服务的启动、基金数量与规模的增加、外汇市场活跃与上升、银行不良资产的减少、银行国际排名的增多与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多与开拓以及金融监管的逐渐完善与规范等等。
尤其引起关注的是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我国政府机构正式公布了QFII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从而使我国真正融入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大格局，标志出我国证券市场重大改革的新进展，有利于提升我国股市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同时对于我国引进外资、扩大融资渠道都具有积极意义与作用。
而最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不仅将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国内外的瞩目。
正是这些积极的努力、探索与实践，面对国际上不确定与动荡局面，我国经济依然稳定持续发展，金融改革推进的保障性较为明显，金融改革的规范、健全与完善也在逐渐加快步伐与速度。
对世界经济前景的判断
2002年世界经济悲观氛围较为严重，不确定性十分突出。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世界经济周期结构性调整和金融泡沫风险是以发达国家为起因，使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呈现紧张与动荡。美国经济好坏参差，前景不甚明朗，从而影响和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宏观经济的内需取向调整，跨国投资政策的谨慎抉择，成为驾驭世界经济金融的基本策略。2002年世界经济继续低速增长，结构增长态势不均衡突出，在2000年增长4.7％和2001年大幅回落至2.5％的基础上，国际经济金融界普遍预期2002年将恢复至3％的水平。实际上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出现先起后落的趋势。年初至4月份，国际机构普遍上调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接近年底国际机构又普遍下调预测，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以及OECD等机构，都纷纷将2002年的经济增长向下调整。
不难看出，悲观与信心不足上升，其中对美国经济的预测调整最为突出，并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的不均衡、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均衡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不均衡。现在可以预见，全球结构性增长的态势是，中心地区艰难调整，两翼发展相对稳定。美国经济负面影响欧、日经济不景气上升，而欧、日经济的弱化，反过来又延缓美国经济增速。
因此，接近年底，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府官员都一再强调，欧洲、日本经济应加大调整或改革，提升对美国与世界经济复苏的作用。与中心地区相对的世界经济的"两翼"--东南亚和拉美，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尤其亚洲经济稳定性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率是全球不景气中的惟一闪亮区域；而拉美2002年金融危机经过自身努力与国际援助，主要危机国家阿根廷的外汇储备有所回升，巴西经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
虽然两翼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与不同，但对世界经济景气的缓解作用渐显积极。而非洲与中东欧较有起色，继续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状态，希望在明天。因此，全球经济明显处在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低速持续的趋势愈加明显，世界经济已经不可能出现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以及美国90年代那样的高增长，追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现在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与世界经济形势相对比，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稳定与持续，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改革开放的稳健，不仅极大提升了我国经济金融国际作用与影响，而且也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向前推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得到认可，在最新世界经济实力排名中，中国的地位逐渐提升。
对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思考
在我国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利好中，我国金融改革应继续向前推进。面对国际金融形势较为动荡且不确定的发展态势，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呈现出的全新金融格局与趋势，不仅促使我国对内、对外的金融信誉信用提升，并且已经显现出独特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中显示了优势主导、信心支持以及规模效益的作用，并证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稳定与金融开放确有实效。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我国全面金融改革与开放，以及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改革与规范愈加紧迫，资本开放中的风险压力愈加突出，一方面源于资本市场本身的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健全与完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市场依托银行的效益与规模保障，这也是国际成功与失败鲜明例证的借鉴。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实施进程，我国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经济金融自成体系的状况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面临较大的挑战与风险。尤其是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经济环境和投资趋势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政策的驾驭更应以稳健和谨慎为首选，尤其是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快与加大力度的金融改革与开放，金融安全与风险规避愈加重要，但并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或不紧不慢，延误时机与时间。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与吸取。
改革措施全面加强--从国内发展状况与需求看，金融界更多的思考已经落实于全面而实际的金融改革，等待与缓慢的改革将最终对金融和经济产生不利与被动的影响。借鉴国外改革经验，我国金融改革已经开始注意长远与配套工程，因为被动的依据环境的改革不仅有可能违背国情，且加大潜在的风险预期，同时还可能给国际投机者以可乘之机。
尤其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处于调整与重组阶段，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系数呈上升阶段，任何可能空隙都将是投机炒作的氛围。而从实际举措看，我国金融改革已经开始关注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并已经取得初步效果与成绩，银行不良贷款有所下降与减少；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也逐项有所启动，黄金市场的开放应是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而向外资开放项目与领域逐渐增加；尤其是金融风险与监管意识、能力与水平的增强，已经使我国国际协作意识与行动大幅度上升，既加强了与国际联手应对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地位与作用。
改革效率坚持强化--针对2002年以来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发展，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而注重效果已经列入明显的重点。国有商业银行竞争意识与实际举措，都逐渐加强与提升，新的突破与创新不仅使市场化氛围上升，而且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效益也逐渐强化。借鉴亚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银行对于金融稳定的保障作用十分重要；而从日本经济10年失败的教训中可以看到银行的拖累与制约十分突出；相比较美国经济的相对成功和金融风险的化险为夷，最为重要的在于银行资产素质和规模效益的支撑与保障。
我国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与改革的实际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将逐渐加快，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银行的支持与保障作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托，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依然十分突出与严峻。值得关注与比较的是我国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方式以及服务质量的效率差异；在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果的素质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紧迫感与挑战性的心理调整，不能以原有的理念和模式去应对新的环境与格局。
改革观念不断更新--在当前的形势与环境下，我们更应十分强调创新与更新改革观念与思路，注重化解风险和规避危机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尤为突出的在于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中证券市场的规范与监管，这不仅对国内投资者具有直接意义，而且对于外国投资者也愈加重要。
面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局面，以及国际环境相对的不确定性，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资本市场开放的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我国金融开放中更需进一步加强忧患意识，增强持续性、透明度和市场化的规范操作与运行，其中最为重要的还在于投资信心与信誉。面对国际经济和投资环境相对不利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利好将可能有利于投资信心和心理稳定，但市场本身的问题还需要有针对性的改革与完善。
加强竞争与效率意识是金融改革重要的支持，这不仅有利于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实际运作与实现，有利于经济稳健与持续增长，而且还有利于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
尤其是伴随金融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金融风险规避与防范更为重要，金融界的职责与义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稳定与否及为经济保驾护航作用的发挥，因此绝不可掉以轻心。
从全球视角看，外资银行相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他们有网络优势、资金优势、混业经营优势以及法人治理结构优势等，他们利用网络优势重点对外向型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等国际业务，将获取大部分市场增量和部分存量；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辛迪加"贷款等方式开展中长期贷款，逐步拓展长期客户利用混业经营、综合服务能力强的优势，通过开展为客户量身定做设计的金融服务，占据融资、投资管理等投资银行业务市场、批发业务市场；利用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强的优势，拓展新的业务品种，增加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获取一部分客户；利用金融信息处理技术先进的优势，开办信用卡业务等电子商务，通过电子化分销渠道在零售市场获取一定市场份额。
关键词：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项目；存在问题；建议
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 Statement）是一国根据对外经济交易的内容和范围设置项目，按照复式记账原理，系统记录该国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对外往来所引起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统计报表。它反映了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于分析一国的贸易状况、资本流动和国际储备变动有着重要作用，是判断一国总体经济走势的重要数据。本文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入手，分析我国2007年上半年的国际收支状况。
一、中国2007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项目分析
（一）经常项目分析
经常项目主要是对实际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行为进行记录的项目，它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项目。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服务贸易逆差31亿美元，下降44%；收益顺差129亿美元，增长253%；经常转移顺差174亿美元，增长28%。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货物贸易的顺差大幅增加是导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长78%的最主要原因。2007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贸易平衡，但国内储蓄率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投资增长带来产能过剩和进口替代能力增强，加上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使得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另外，收益顺差的大幅上升也是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收益的顺差主要来源于雇员报酬和投资收益的顺差。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到海外务工的人员不断增多，劳务收入有所增加；同时中国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QDⅡ规模日益壮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大幅增加，利润、利息等投资收益不断增长。2007年上半年，收益项目顺差129亿美元，同比增长2.5倍。其中雇员报酬净流入17亿美元，增长1.1倍；投资收益净流入112亿美元，增长2.9倍。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分析
资本和金融项目主要是对金融资产在国际间流动行为进行记录的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2007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其中，金融项目下直接投资顺差509亿美元，增长64%；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下降83%；其他投资顺差426亿美元，增长21%。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直接投资顺差和其他投资顺差是造成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与全球各国经济合作的深入，还有中国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优势和推出的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加。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为627亿美元，同比增长54%；净流入583亿美元，增长56%。此外，其他投资顺差也是造成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其他投资主要包括贷款、贸易信贷、货币、存款等项目。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278.02亿美元。中国外债的增加导致了其他投资顺差乃至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大幅上升。
（三）储备资产分析
储备资产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维持汇率稳定而持有的在国际间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流动资产，即狭义的国际储备。它主要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在IMF的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等项目。2007年上半年，中国储备资产增加了2661亿美元。从表1中可以看出，导致中国储备资产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2007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2663亿美元，比中国储备资产的增加还多。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出口创汇收入大幅增加。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增加；随着中国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和中国利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大量“热钱”以经常项目和对华投资的名义
潜入中国套利，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前国际收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对中国2007年上半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存在着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是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做具体分析。
（一）双顺差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增加趋势。
形成双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经常项目下贸易顺差和收益顺差的大幅增加，资本和金融项目下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其他投资顺差的上升都是导致中国形成双顺差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中国居民传统的高储蓄思想和中国对外投资相对于引入外资力度的不足以及国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也是导致中国形成双顺差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它可增加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可以提高中国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有利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但它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一方面，中国顺差的增加意味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伙伴国的逆差的加大，这会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和报复，加剧中国与他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近几年来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纺织品贸易争端就是一个典型；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外币收入，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国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本币以收回外币，结果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产生。
（二）巨额的外汇储备
早在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通过第一部分对储备资产和上面对双顺差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双顺差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巨额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带来的结果。
拥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对外有较强的货款偿付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有利于提高中国应对国际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方便中国对外融资，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关键领域改革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保障。但如果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会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央行被动增加投放本币，对冲操作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主动性减弱，流动性管理更加复杂，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它会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一方面使得国内外汇市场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了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促使机构、企业和个人进一步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持人民币资产，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后，它还会加大国际资本冲击风险。中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如果未来市场预期发生逆转，将会导致跨境资本集中流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三、关于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问题的建议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数额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是影响现阶段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它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运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针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现象，我们应该大力调整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以减小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鼓励和扩大进口。一方面中国可调整出口退税，降低或取消钢材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率。另一方面中国还可通过财政专项资金、进口信贷优惠等手段，鼓励进口高新技术设备和关键部件，支持国内企业与国外合作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设备。
（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调整，同时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
针对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现象，一方面应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更多“两高一资”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禁止目录增列那些取消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同时加强信贷管理、严格环保评估、提高准入门槛，实行“区域限批”等，限制一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上马。另一方面应积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从事农、林、渔业等对外直接投资，在前期费用、设计咨询和境外高技术研发、项目贷款贴息等给予资助或优惠利率。同时，活跃相关的证券投资活动，完善QDⅡ制度，放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品种，以推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针对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现象，除了可以实施以上两种方法以减小国际收支双顺差从而减缓外汇储备的增长外，还应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增加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收益的不确定性，这将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减缓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我们要不断完善汇改后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汇率制度变得有弹性，才能有效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另外还应该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密切关注金融市场上的动向，及时披露真实的金融信息，有意识地引导公众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的市场干预。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R].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07-10-31.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环境;十二五;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38-05
一、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发展态势
起源于2008年美国华尔街进而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孕育着许多新变化,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仍将受到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一是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看,由于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损失、流动性紧缺和偿付能力不足问题依然严重,仍面临巨大的去杠杆化压力,剥离处理大量不良资产和坏账需要注入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和耗时数年。二是从世界经济面临的调整压力看,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难以重现危机前几年的快速增长,需要在调整中逐步恢复。三是世界经济复苏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美元贬值和未来流动性过剩,有可能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形成新的价格泡沫,影响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此外,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增大,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也会制约和干扰世界经济复苏。
但也要看到,仍存在诸多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一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措施看,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大规模综合性措施,这对恢复当前市场信心、扭转经济下滑、促进经济复苏将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纷纷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仍将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将不断取得新进展,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将继续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三是从以往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和波动规律看,金融危机虽然会造成经济短期减速甚至衰退,但不会改变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导致世界经济大幅下滑,但根据以往规律,世界经济在“十二五”时期还是有可能逐步回升到长期年均增长水平。
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逐渐恢复增长,总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预计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5%,2012年将增长3.8%,从2013年起增速将达到不低于4%的正常增长。据此预测,“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仍有可能达到3.8%左右。
(二)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
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全球经济失衡为代价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对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强制性调整,这种调整虽然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但却是以全球经济衰退为代价的。
从中长期看,要想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增长,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爆发,必须对以往难以持续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主动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转变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模式,适当提高储蓄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适当降低储蓄率,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由于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全球产业仍将继续向有成本和市场优势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决定了现行的全球贸易失衡格局难以根本消除;加之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金融因素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因此,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虽会有所缓解,但不会完全消除,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在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其一,当前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远高于以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也不可能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不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和报复。当前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不可能无限制地加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趋势。其二,虽然经济全球化还会不断受到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干扰,但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依然存在,加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仍将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其三,随着金融危机的平复和经济的逐步复苏,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以及扩大市场开放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
金融危机后,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也将出现许多新变化。一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和推动产业化进程,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推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二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仍将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更加重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更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以及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三是国际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进行。国际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垂直转移与水平转移相互交织,从而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分工和产业发展格局。
(四)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
随着世界经济逐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重新走向复苏,预计“十二五”时期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还将再趋活跃。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二是从发展趋势看,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仍将继续深化,区域内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流动会更加便捷,区内贸易和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将创造出对绿色产品、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等方面大量新的需求,带来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
但是,“十二五”时期也存在一些制约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利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调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减少消费和提高储蓄率,降低进口需求,制约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从而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二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就业压力增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增强。三是发达国家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有可能设置更多的障碍和采取更多的限制。
“十二五”时期,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将再趋活跃,重新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预计国际贸易的年均增速将恢复到5%～7%的正常水平,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维持在25%～30%之间,全球贸易失衡状况有望缓解;跨国直接投资将逐步回升,年均规模有望重新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绿色产业将成为跨国投资的重点领域。
(五)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十二五”时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大,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挑战。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其一,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本。其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重新恢复增长,全球能源资源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而能源资源的供给增长有限,价格仍有可能再度大幅上涨,加之世界各国对能源资源的争夺不断加剧,未来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和价格高位波动都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其三,随着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约束的不断加大,世界各国必须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工业文明的负面效果进行深刻反思,转变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六)新兴经济体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将继续此消彼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增大,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显著增强,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其一,发达国家将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即使经济复苏也只能维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转向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将推动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增大,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也会明显提高。据推算,到2015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分别为18.9%、13.5%和5.3%,比2008年分别下降1.44、1.39和0.8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达到52.2%,比2008年上升4.7个百分点。其二,金融危机爆发后,由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已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主要平台。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继续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还会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从而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三,虽然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七)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变革,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将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一是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世界各国对美国恢复金融体系稳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纷纷采取措施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以规避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金融市场交易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有可能因此降低。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虽然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我国“十二五”时期还难以出现根本性改变,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将不可避免地朝着弱化美元地位的方向发展。三是随着新兴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美元的独霸地位不仅继续受到欧元不断成长壮大的制约,而且将受到来自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挑战。不断增强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趋势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我国“十二五”时期,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国际储备货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有可能形成由美、欧、中三大经济体货币共同主导的格局。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未来世界各国有可能效仿欧元区的做法,探索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和全球统一货币,彻底打破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运行的不合理格局。
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危机虽然给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许多新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还将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走向复苏,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世界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需妥善加以利用的机遇,也存在需妥善应对的挑战。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我国带来的主要机遇
1.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资源、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还将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仍将为我国加快发展提供诸多机遇。一是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市场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开放稳定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二是有利于我国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开发,拓宽能源资源供应渠道,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能源资源供应保障。
2.绿色产业在全球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契机。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争相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预示着未来全球产业调整发展的方向,这为“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的新契机。其一,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有利于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其二,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正在全球兴起,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地位,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三,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提供了重要机遇,发展这些绿色新兴产业也有利于利用节能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美元国际地位削弱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在长期有可能大幅贬值,这为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其一,美元国际地位的削弱将刺激国际储备货币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提供更大的空间。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具备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物质基础,人民币完全有可能最终成长为与美元、欧元等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其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中国等新兴大国在推动建立更加均衡和公平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这将有助于我国加快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三,为寻找更加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加重视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为人民币首先实现区域化带来新机遇。我国也适时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和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进行了有益尝试。
4.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这为我国在“十二五”时期提升国际影响力带来诸多机遇。一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提升必然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增加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这将增加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影响力。二是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正在取代仅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中最为重要的对话磋商协调机制,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我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提供了更多的国际舞台。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我国带来的主要挑战
1.世界经济在调整中复苏加大了我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十二五”时期,我国增加外贸出口将面临更多外部因素制约,难以继续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紧迫性加大。一是世界经济在调整中复苏不利于全球需求恢复,外需减弱将制约我国出口快速增长;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由于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其进口需求下降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三是一些国家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有可能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措施势必增多;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很可能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为借口,设置诸如碳关税之类的绿色壁垒,严重影响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2.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十二五”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不仅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硬约束增大,而且发达国家也会从各方面施压,要求我国承担减排责任,这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应承担强制性定量减排责任。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既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也要变压力为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3.国际能源资源争夺加剧继续影响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能源资源供求紧张暂时有所缓解,但供求关系长期偏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十二五”时期,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受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还会进一步加剧,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的能源资源供应安全;二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设置种种障碍,有可能影响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三是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仍有可能继续大幅上涨,能否以合理价格稳定地获取能源资源,始终是确保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工业化成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4.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干扰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十二五”时期,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还会继续干扰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一是除了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外,诸如碳关税之类新型保护主义措施还会层出不穷,加之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会增多,并由此引发更加频繁的贸易摩擦;二是我国正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会有更多的企业本着互利共赢原则“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东道国发生利益纠葛,一些国家出于种种考虑,有可能采取各种形式的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防范和限制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三是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正处在快速成长期,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将更多地进入到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但由于金融行业的敏感性,一些金融业务会受到金融保护主义措施的限制而无法开展。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策略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既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机遇总体大于挑战,本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我们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一)扩内需、稳外需,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十二五”时期,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也要千方百计稳定外需,继续发挥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重点是着力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力争使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38%提高到50%左右。一是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下决心调整宏观分配关系,增加居民收入份额,降低政府收入份额,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扩大消费。同时,在微观分配上,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与劳动要素所得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较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解除群众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减少对居民正常消费的“挤出效应”。三是改善消费环境和调整消费结构。要净化消费环境,加大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惩治力度;还要大力发展方便群众生活和满足群众文化精神需要的各种服务业,扩大服务性消费;此外,要扩大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在稳定外需方面,重点是稳定传统的出口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稳定现有促进出口的政策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保持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出口企业创造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同时,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二是继续推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要继续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努力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继续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同时,鼓励和支持出口量大的传统优势产业开拓建立海外自主营销渠道,在延伸价值链的同时巩固海外市场。三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大力开拓新兴市场。要加强对贸易保护主义新情况新动向的跟踪研究,建立更加完善的贸易摩擦预警、应诉和应对机制,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渠道,主动防范、积极应对和努力化解贸易摩擦。通过加强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等方式,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二)抓机遇、调结构,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也要采取必要措施,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一是加强自主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要使我国经济发展尽快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更多地依靠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顺应全球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全面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三)谋共赢、防风险,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外部机遇。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要趋利避害,更加重视防范和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是加快形成双向开放格局。在优化结构、注重质量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引导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提高能源资源的供应保障水平,逐步形成双向开放格局。二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尽量错开产业竞争层次,进一步扩大进口,逐步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国际经济风险预警、防范和应对机制,重点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能源资源供给安全,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立以产业安全为基础的外商投资准入审查和监测系统,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