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12:13
关键词：医学教育 生殖医学伦理学 教学效果
近年来，受婚育年龄推后、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升高，亟需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一门涉及胚胎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妇产科学、男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目前设置专门生殖医学学位授权点的机构并不多，大多仍是作为妇产科学下属的一个专业方向。而原有的妇产科学教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如何更好的培养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是目前生殖医学教学的难点。
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学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在临床的应用为医学伦理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挑战。为促进ART在临床不孕症治疗中的规范化应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文中简称原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件单独公布，着重强调了医学伦理学在不孕症治疗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我科从2013年开始尝试在培养生殖医学研究生时，增加生殖医学伦理相关教学内容，并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以下简单阐述我们的教学方法及教学体会，以期为促进生殖医学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 教学方法
（1）科室教学小组根据《原则》指导精神制定教学内容。（2）授课教师根据已定的教学内容，以多媒体方式向学生讲授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基础理论知识。（3）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引导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4）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进一步向学生讲解如何在临床实践中遵守伦理原则，实现最大化保护患者利益。
二、问卷调查方法
采取不记名方式对我科2013-2015级14名生殖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教学效果。问卷内容由科室教学小组依据教学目的设计，包括选择题15题，简答题1题。内容主要涉及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方法、授课形式及对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建议。
三、调查结果及我们的教学心得
1.开展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
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职业素养是目前医学教育的共识。但是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临床三级学科，生殖医学伦理学属于更专业的范畴。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尽管研究生们大多知道医学伦理学，但是在没有接受生殖医学专业培训时，基本是不了解什么是生殖医学伦理学的。而通过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学生们对学习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回答“通过此课程的学习，您认为在生殖医学教学中有必要增加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吗”这一问题时，14份问卷均选择了十分有必要。并认为通过我们定期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有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注意同患者做好充分沟通工作”（92.86%），“增加自己的责任感”（71.43%），“保护患者的隐私”（71.43%），“有助于学习专业技术知识”（50%）。
“提高人群生殖健康水平，改善出生人口素质”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生殖医学的特殊性在于临床医师及临床胚胎学家是直接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并且这些胚胎将会移植入母体子宫，经历发育、生长、分娩，最终成长为一个正常人。我们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微操作，都有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给患者家庭带来终身的伤痛。生殖医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术，更要重视医学伦理学素质的培养。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为不孕症患者服务，促进我国生殖健康的发展。因此，生殖医学高层次的人才在进入临床工作前，接受系统生殖医学伦理学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2.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
临床教学的一大困难在于，为了更好的将宝贵的临床工作经验传授给学生，授课老师主要以临床医师为主，而临床医师的主要工作重心在临床医疗，相比专业的授课老师，在讲课技巧、授课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如何活跃课堂气氛，引起学生兴趣，调动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尤其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内容涉及较多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授课困难。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此次教学中，我们通过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首先由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由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调查结果显示，92.86%学生对目前采用的授课形式满意；71.43%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2.86%学生认为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对其有帮助，其中50%的学生认为帮助很大。提示我们此次教学尝试是比较成功的。即使是空洞的伦理法规，只要教学方法得当，也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3.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建议
为了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我们还请学生回答“您对目前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还有哪些建议？”。学生们在肯定我们教学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对这些建议归类、总结后发现，学生们对教学临床实用性的述求比较强烈。医学生以后主要从事临床一线医疗工作，因此学生们非常希望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多列举临床真实病例，增加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以帮助他们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处置。另外，对我们的教学方式，64.29%的人建议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增加大家的印象。
总之，生殖医学教学的重要性已逐渐引起大家重视。现在已有学者呼吁，为促进生殖医学的健康发展，应设置专门的生殖医学课程，以更好地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人才。伦理学在医学实践中具有重要有意义。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ART在治疗不孕症的同时，也使我们面临代孕、供精、捐卵、胚胎冷冻保存等新的伦理问题。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随着生殖医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也将迎来更大挑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摸索出一套适用于临床的教学方法，为我国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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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殖医学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对于生殖医学研究生的带教方式一直没有完善的教材及教学指南，而超声诊疗技术对于生殖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更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关键词：生殖医学；研究生；超声诊疗
生殖医学是研究我们人类生殖相关问题的学科，辅助生殖技术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新兴学科，而超声诊疗技术作为现代影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临床工作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尤其是生殖医学专业领域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学科，尚未能有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及教学方法供大家参考学习，目前的教学方式仍在不断探索当中，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及不足之处。本文旨在对所在医院的生殖专业研究生的超声带教期间进行积极教学探索，并认真了解听取了学生的反馈意见，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生殖医学的特点
生殖是我们人类生存得以延续的永恒主题，生殖医学，则是研究人类生殖相关医学问题的学科，它是研究人类生殖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综合性医学学科，涉及妇产科、生殖内分泌学、胚胎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多个学科，同时它也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自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尽管生殖医学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是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 bryo transfer，IVF-ET）技术为核心的辅助生殖技术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生殖医学是妇产科学的一个分支，其面对的患者群体及诊断和治疗方式与妇产科存在较大的不同。因此对于生殖医学专业的研究生的临床带教应该具有其特殊的带教方式和特殊的侧重培养方向。
2 超声诊疗技术对生殖医学专业的医生的重要
随着超声医学的高速发展，目前超声诊断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诊断手段。随着生殖医学的飞速发展，对于超声诊疗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是指通过对卵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处理来治疗不孕不育的技术，主要的操作流程包括了药物的控制性超排卵、获取卵子、体外受精、胚胎体外培养及胚胎移植等步骤。整个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中，均需要超声辅助监测，包括卵泡数量、大小、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及形态等，这些结果将决定临床促排卵给药的时间及剂量，而超声监测下胚胎移植可以显著提高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同时，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珠孕的双胎率、颈项透明层异常率高，早期胎儿超声筛查能够焦躁、有效的发现异常儿及高危儿。而超声诊疗还可以发现宫腔内病变、评价输卵管通畅性、评估子宫内膜的容收性及卵巢储备功能等，所以生殖医学专业的研究生除了具备生殖医学专业的理论知识，还应该对超声诊疗技术的理论、实践知识有所掌握，才能够更好的提高医疗水平，更好的为更多的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3 临床实践的困难
3.1生殖专业的医学生对超声诊疗的重视程度 临床医生对于辅助诊疗技术的重视远不如自身专业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很多医生潜意识里认为，辅助检查仅仅是服务于临床，医生只需要会读报告，会诊断，会开药就能够胜任，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临床医生掌握辅助诊疗技术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显得尤为重要，而超声诊疗技术对于生殖医学专业的临床医生显得更为重要。在研究生实习期间，是一名生殖专业医学生像生殖专业医生转变的过程，它不但能够为研究生提供临床工作经历，也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自己专业的价值观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临床工作方式。而研究生实习期间对于超声诊疗技术的学习和实践，则对于生殖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3.2临床实践的问题 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对于医学生的临床实习带教造成极大的困难，来诊患者多为女性，检查部位均为需要保护的隐私部位，所以很多患者不愿意配合教学，且根据目前的医疗法规，研究生的动手机会越来越少，这使得研究生对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有所欠缺，对于一些诊疗常规的操作流程不甚熟练。虽然辅助生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并且为众多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希望，增进了他们的家庭幸福和改善了生活质量，但同时对于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又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临床医生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对于生殖医学的伦理，还有患者的隐私、社会公益原则等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对于生殖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受到生殖医学学科涉及面广泛的影响，生殖中心的各个岗位是根据不孕、不育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流程来设置的，岗位较多，包括不孕症门诊、辅助生殖B超室、手术室、胚胎实验室和档案室等等，研究生均需要在以上岗位进行轮转学习，掌握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整个治疗的流程，但是临床实习的时间有限，如何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可能的传授最大量、最优化的知识是带教工作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医学研究生自身的挑战除了学科压力大、知识面广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存在的因素影响。目前很多用人单位要求研究生毕业后必须具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医师考试成为了研究生研一甚至研二的重中之重，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复习和准备考试，而本来就很少的临床实习时间进一步被挤压，深入临床工作、接触患者、临床实践的时间进一步减少。
4 如何进一步优化临床带教工作
【关键词】 干细胞因子； 卵泡； 卵母细胞； 子宫内膜； 生殖医学
1 干细胞因子在卵泡发育中的作用
1.1 干细胞因子是酪氨酸激酶受体的配体，具有促进细胞增值和分化的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干细胞因子能够促进卵泡发育，对优势卵泡生长有积极的影响。发育卵泡的颗粒细胞产生的干细胞因子对颗粒细胞-卵泡膜细胞相互作用很重要，并能促进卵母细胞发育。干细胞因子也能直接作用于卵泡膜细胞以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干细胞因子促进卵泡膜细胞生长并刺激其分泌多种生长因子,使卵泡膜和颗粒细胞之间形成正反馈链。应用RT-PCR实验分析显示，牛的颗粒细胞表达干细胞因子，卵泡膜细胞表达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和干细胞因子对在体外维持卵母细胞存活与发育起重要作用,酪氨酸蛋白激酶/干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对于卵泡窦形成和类固醇激素生成很重要，调整卵母细胞的存活和细胞质成熟I代分离牛卵泡膜内层细胞，培养在游离血清中，当细胞在次融合状态下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来研究干细胞因子刺激卵泡膜细胞生长的活动方式，发现干细胞因子能刺激卵泡膜细胞分泌雄甾烯二酮产生。表明在卵泡发育中干细胞因子能够直接刺激卵泡膜细胞生长和类固醇激素的产生。通过测定小、中、大卵泡的全部RNA，发现干细胞因子mRNA的稳定状态水平在大卵泡的颗粒细胞中最高，在小卵泡中最低，在中等卵泡中居中。而酪氨酸蛋白激酶mRNA稳定状态水平在大小不同卵泡中没有差别。干细胞因子在大卵泡中的高表达提示干细胞因子对提高大卵泡、优势卵泡的生长和类固醇激素产生可能很重要。在大的窦前卵泡中C-干细胞因子相互作用调节卵母细胞的细胞质成熟和卵泡膜细胞产生雄激素的量达到最大。干细胞因子还可能参与产生类固醇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干细胞因子作为颗粒细胞第一起源的生长因子，能够在促性腺激素的存在下直接刺激卵泡膜细胞生长和雄甾烯二酮的产生，然而，其对卵泡膜细胞孕酮(P)产生在任何密度下均无显著影响。干细胞因子显著改变卵泡膜细胞功能，并且支持局部颗粒―卵泡膜细胞相互作用，因而在卵巢局部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干细胞因子不仅是卵泡膜细胞功能的重要调节因子，且还能调节局部间质―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牛的卵巢颗粒细胞可表达干细胞因子基因，而且牛颗粒细胞主要表达可溶性干细胞因子，而不是膜性干细胞因子。牛的大、中、小卵泡膜细胞和间质―上皮细胞一样可表达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已证明酪氨酸蛋白激酶mRNA在提纯的膜细胞上表达，小、中、大卵泡均表达干细胞因子和酪氨酸蛋白激酶mRNA，表明干细胞因子和酪氨酸蛋白激酶基因表达贯穿于卵泡的发育过程中。干细胞因子刺激卵泡膜细胞生长对于卵泡内/外层卵泡膜的形成很重要，来源于颗粒细胞的干细胞因子可能对未分化的间质干细胞转化为卵泡膜细胞募集在早期卵泡周围有作用，因为在组织培养中干细胞因子显著增加早期卵泡周围卵泡膜细胞层数目，有利于卵泡健康发育。如果卵泡膜细胞层分解将导致卵泡发育异常。干细胞因子可刺激融合培养状态下牛卵泡膜细胞产生雄甾烯二酮,干细胞因子直接刺激雄甾烯二酮产生而不是P产生，提示干细胞因子可能刺激卵泡期而非黄体期卵泡膜细胞的分化状态。在正常卵泡发育中，较大卵泡不断产生类固醇激素，发育为优势卵泡，并被选择排卵,干细胞因子mRNA在大卵泡的颗粒细胞中最高，提示干细胞因子对增加的卵泡膜细胞类固醇激素产量及优势卵泡的选择很重要。在卵泡发育过程中非正常的干细胞因子表达可以明显改变卵泡功能。干细胞因子过分表达可致发育卵泡数目增多和雄激素水平增高，最终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而低水平的干细胞因子可能影响优势卵泡选择或卵泡终末阶段发育。颗粒细胞产生的干细胞因子在卵泡膜细胞生长和雄甾烯二酮产生中的作用提供一种反馈机制，其可能调节卵巢内间质一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这些细胞一细胞相互作用对正常卵巢卵泡发育和生殖功能必不可少。
1.2 干细胞因子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影响
干细胞因子是由颗粒细胞产生并且其水平受促卵泡成熟激素调节，提示干细胞因子在人卵泡发育过程中很重要。干细胞因子的表达与卵母细胞质量或人卵泡发育是否有关仍不清楚。衡量卵母细胞质量的标准是卵母细胞的受精能力，卵母细胞和受精后胚胎发育结果是决定受精卵是否能成功植人在宫内的因素。干细胞因子在胚胎移植后获得成功，妊娠患者的卵泡液中的浓度高于未妊娠者，提示干细胞因子可能是调节人类卵母细胞生长或卵泡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来源于子宫内膜细胞的干细胞因子，以自分泌/旁分泌方式，在胚胎移植过程中，通过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刺激胚胎滋养层细胞生长，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妊娠者的卵泡液中，干细胞因子浓度高于未妊娠者。干细胞因子对卵泡发育有着显著的诱导作用。干细胞因子是参与原始卵泡发育的启动因子。干细胞因子对优势原始卵泡发育和启动原始卵泡增值是必要的[3]。发育卵泡的颗粒细胞产生的干细胞因子对颗粒细胞-卵泡膜细胞相互作用很重要，并能促进卵母细胞发育[4，5，6]。干细胞因子也能直接作用于卵泡膜细胞以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化[7]。卵泡液中较高浓度干细胞因子，表明干细胞因子与卵泡生长发育相关。总之，卵巢组织可产生干细胞因子，并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等方式参与卵泡发育的过程，诱导、促进卵泡发育，刺激卵泡受体甾体激素产生，提高卵子的质量，从而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妊娠率。表明干细胞因子是卵巢功能局部调节因子之一。对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助于不孕症的治疗。
1.3 干细胞因子水平对卵母细胞发育、受精和卵裂的影响
卵泡也是卵母细胞生长发育的微环境，其中含有许多对卵母细胞发育有重要影响的生物活性因子和激素，主要由血浆渗透液及卵巢局部产生的物质组成，其中含有许多对卵母细胞生长发育及受精卵发育潜能有重要影响的生物活性因子和激素[8，9，10]。发育成熟的卵母细胞是卵子受精的前提条件，而优质胚胎又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成功的关键。动物实验表明，干细胞因子对诱导原始卵泡发育、促进卵泡膜细胞增殖、窦状卵泡类固醇激素生成及卵母细胞发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11，12，13]。赵海波等通过卵泡液干细胞因子水平对卵母细胞发育、受精和卵裂影响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成熟卵母细胞的卵泡液干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未成熟者，说明卵巢自身产生的干细胞因子通过旁分泌和/或自分泌的方式，促进卵母细胞的生长发育[14]。卵母细胞发育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其今后的受精及分裂过程。SMIKLE[15]等研究发现，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者中，妊娠组卵泡液干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未妊娠组。本实验结果也显示，受精卵子的卵泡液干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未受精卵子，优质胚胎的卵泡液干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劣质胚胎。所以，卵泡液中干细胞因子水平也间接影响着卵子的受精率和胚胎质量，较高水平的干细胞因子有利于卵子的受精和优质胚胎的形成。
2 干细胞因子在促超排卵中的关系
保证良好的促超排卵效果，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工作成功的首要一步，如果卵巢反应差可能因得不到足够数目的成熟卵子，影响临床妊娠率。足够发育的大卵泡是得到成熟卵子的前提，对如何提高促超排卵周期中卵泡发育的质量至关重要。 促超排卵中干细胞因子 与促卵泡激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17位作者通过实验表明，患者在用药前的个人情况大多相似，血清中干细胞因子、促卵泡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在各反应组之间没有差异，而卵泡液中干细胞因子、促卵泡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在高、中反应组中显著高于低反应组，说明卵巢对促排卵药物的反应差异并不在于血清干细胞因子浓度的高低，而主要在于卵泡自身。通过测定小、中、大卵泡的全部RNA，发现干细胞因子mRNA 的稳定状态水平在大卵泡颗粒细胞内最高，在小卵泡中最低，在中等卵泡中居中［16］；高、中反应组中大卵泡数目多，产生的颗粒细胞和卵泡膜细胞数也多，人卵巢内颗粒细胞、卵泡膜细胞及间质细胞都能够产生干细胞因子［17，18，19］；这种在大卵泡中的高表达提示干细胞因子对提高大卵泡、优势卵泡的生长很重要。低反应组中大卵泡数目少，产生干细胞因子也少，以及需要促卵泡激素的水平刺激作用不及高、中反应组。促卵泡激素促使卵泡进一步发育，提供了产生干细胞因子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干细胞因子又能够维持和调整卵泡发育，促进卵母细胞成熟。促卵泡激素促进卵巢多个卵泡生长发育的活动，受到卵巢内微环境的内分泌和旁分泌因子的调整，使卵巢内各种类型细胞之间相互作用，这些协同作用可以影响卵泡的发育、卵子成熟与排卵。近年来动物实验研究认为［19，20］，干细胞因子和促卵泡激素之间的作用对动物卵泡生长发育有重要影响；干细胞因子和促卵泡激素之间相互调节、相互影响，彼此有促进作用。
3 干细胞因子与子宫内膜的关系
饲养层细胞在分离培养人胚胎干细胞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分泌一些生长因子，如干细胞因子、白血病抑制因子，这些因子可以有效的抑制胚胎干细胞的分化并促进使其增值。曲文玉等用人子宫内膜成纤维细胞作为饲养层，使人胚胎干细胞连续培养14代仍保持胚胎干细胞的所有特性，且子宫内膜传至20代仍增值旺盛。在人子宫内膜基质细胞饲养层上生长的胚胎干细胞持续培养后，仍具有胚胎干细胞的特性，不影响他们显著的发育潜能，维持正常的核型。子宫内膜细胞可作为体外培养胚胎干细胞的饲养层细胞，为将来临床应用提供安全保障。
总之，干细胞因子与生殖医学密不可分，它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为临床治疗不孕症和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成功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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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已婚育龄妇女； 生殖道感染； 知识；求医行为； 问卷调查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20.062
生殖道感染是影响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包括性传播性疾病、内源性感染和医院性感染。近年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地区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约35.18%～85.11%[1]，妇女缺乏生殖道感染防知知识是发病率持续较高的原因之一。为了解沁源县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知识的认知情况，为今后针对该人群开展生殖道感染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策略提供理论依据，2011年7-9月，笔者对所在医院门诊因生殖道感染就诊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沁源县妇幼保健院门诊，2011年7-9月因生殖道感染而就诊的妇女。
1.2 调查方法 在妇产科门诊由专门培训过的调查员，按照统一的调查方法和填写标准，采用面对面的询问方式向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求医行为、知识来源及意愿等。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取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本次共调查322人，最小年龄21岁，最大47岁，平均年龄为27.3岁。其中：20～29岁组179人(55.6%)，30～39岁组98人(30.4%)，40～49岁组45人(14.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为52人(16.2%)，初中为142人(44.0%)，高中及中专为112人(34.8%)，大专以上为16人(5.0%)。
2.2 生殖道感染防治知晓情况见表1。
表1 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322名调查对象中，以听说过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的知晓率最高，为85.1%，其次是安全套既可避孕又可防性病，为73%，最低为滴虫性阴道炎可通过传播，为50.6%。
2.3 不同年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知晓见表2。
不同年龄组的知晓情况各不相同，听说过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和孕产期感染导致宫内感染等危害的知晓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小幅上升；而安全套既可避孕又可防性病、生殖道感染可导致不孕症和性传播疾病需要夫妻同治的知晓率，随着年龄的增加略有下降；30岁组淋病可以治愈知晓率略低于其他两组，30岁组其余3项知识知晓率均略高于其他两组，无论是那项知识的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见表3。
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各项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率逐渐增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5 生殖道感染知识的来源及意愿 在知晓生殖道感染知识的妇女中，获得生殖道感染知识的途径有:医务人员讲解(48.8%)，科普资料(16.7%)，自己查阅资料(13.6%)，电视、广播(11.7%)，同伴交流(9.2%)。在获得生殖道感染知识意愿调查中，88%的人希望详细了解生殖道感染知识。希望获得生殖道感染知识的途径，73%的人选择医生介绍，20%的选择电视、广播，7%的选择书刊、杂志及其他。
2.6 生殖道感染患者求医行为情况见表4。
表4 生殖道感染患者求医行为状况
在所有调查者中，22.0%的患者是出现症状立即就医，32.6%出现症状2～7 d就诊，20.2%出现症状1个月后才就诊。在选择停药时间上，18.6％的人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停止治疗，50.6%的人是在症状缓解后自行停药。
3 讨论
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治疗已经成为我国二十一世纪生殖保健新要求的重要内容。由于妇女的生殖道感染与不孕征、流产、宫外孕、盆腔炎、宫颈炎等的发生有关，而且还影响妇女的生活质量，因此生殖道感染的防治就显的非常重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沁源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比较缺乏，各个知识面的知晓参差不齐，高的是听说过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为85.1%，低的是滴虫性阴道炎可通过传播为50.6%。提示当前的健康教育，在宣传生殖道感染等相关知识上不够全面，同时也提示今后应该把这项问题作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在不同年龄组间，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虽无明显差异，但不同文化程度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专及以上人群知晓率大多高出小学及以下人群30个百分点，有的高出5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文化高低是影响广大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主要因素，今后在宣传教育上应根据不同文化程度制定不同的宣传模式。在求医行为上近50%的人就诊较晚，81.4的人未经医生同意就停药，导致原有疾病加重和迁延不愈，反复急性复作。在知识的来源和意愿上医务人员都是占主导地位，说明广大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从医务人员处获取的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不仅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而且可信度较强，最受欢迎。今后应逐步建立全方位、多形式的健康教育模式，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程度开展适宜的健康教育活动，以增强广大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防治知识，从而达到改变其不良行为，促进生殖健康的目的。
参考文献
2015年，国家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一波生育高峰即将到来，高龄妇女的生育健康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我国，每年出生缺陷儿数量约90万人，大约每30秒钟就会诞生一个缺陷儿，每6分钟将出生1个神经管畸形儿，平均每20分钟就要出生1个先天愚型儿。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一个家庭的心愿，然而，不良的遗传、行为及环境等因素随时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育见幸福・公益宣传活动”：助力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
为倡导孕前优生检查，普及生育健康知识，树立适龄人群正确、积极的生育观，提高人民生殖健康水平，3月12日，由齐鲁周刊社联合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主办的“育见幸福・公益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在活动现场，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马金龙院长首先代表活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育’见幸福公益活动是医院新成立的生殖健康管理部开年的第一项工作。“我们所倡导的孕前优生检查，不但包含一般的体检项目，还包含针对性的优生咨询，指导备孕夫妇从身体、心理、营养、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做好准备，在最佳状态和最适宜的时机受孕，避免和降低出生缺陷以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为生育健康宝宝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还指出：我国自2010年起试点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工作，通过各级领导的不懈努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成效明显。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一直以来密切关注着这项民生工程，今后也将尽己所能，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以多种形式普及优生科学知识，把好孕前关口，助力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的前身为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暨山东省立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由陈子江教授于1987年创建成立的。是全国最早开展辅助生育技术临床及科研工作的医疗机构之一，经二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医院在生殖医学领域建立了一整套科学而先进的基础研究与不孕、不育临床诊疗体系，为国内首批通过卫生部技术准入的十三家医疗机构之一，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5年医院全年门诊量达395510人次，取卵周期13138次，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率为55%以上，达国际先进水平。
医院多年来，以促进全民生殖健康为己任，在规范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预防不孕症的发生，如何指导人民群众培养良好的生育习惯，真正实现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与此同时，山东大学附属医院还将推出包括生育力评估、再生育关怀帮扶等一系列公益援助活动，为二胎备孕家庭提供是否适合生育、何种助孕方式合适等评估和检查，并对优生优育进行个体化指导。
生殖健康管理部：为高龄再生育人群的生育之路保驾护航
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开放的脚步，不少70后的大龄女性“蠢蠢欲动”。据悉，目前生二孩的女性年龄集中在35岁至45岁。对于有二胎想法的70后一代来说，她们是这次生育政策调整中受益最大，但也最等不起的一批人，他们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赶在自己生育能力丧失之前生育二胎。
然而，高龄女性在生育上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不仅体现在孕产妇自身的健康风险，还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发育。
据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主任医师高芹教授介绍，年龄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超过35岁即为高龄产妇。高龄产妇风险主要是胎儿出生缺陷的风险明显增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及早产风险也相应增加。另外，第一胎刨宫产女性可能出现前置胎盘、胎盘粘连、胎盘植入能并发症。为更好地配合政策落地，提供优质的孕前保健资源，山大附属生殖医院“生殖健康管理部”应运而生。
据了解，生殖健康部在孕前咨询、生殖能力评估、遗传疾病筛查和辅助生殖措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生殖健康管理全产业链及遗传疾病基因检测的技术实力，也能够为准备生二胎的妈妈们提供便民咨询、检查评估、备孕指导、专家会诊、心理疏导、保胎指导等特色医疗服务，为有意愿生育二胎的家庭在备战二胎的道路上保驾护航。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并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现行的刑事制裁体系对于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却存在着严重的立法滞后和司法缺失。传统刑法既要运用合理解释对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予以规制，更要考虑将此行为予以入罪。
关键词：辅助生殖技术；滥用行为；社会危害性；入罪
中图分类号：DF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6008007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又称人工生殖技术，是与自然生殖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和方法代替人类自然生育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或全部过程的人工技术方法。[1]辅助生殖技术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不仅给广大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①，而且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繁殖方式。然而，此项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生殖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受孕的过程，还改变生命的本质，使得婚姻不再是生育的前提，不是受孕的手段。甚至完全割裂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使血缘不再成为确定亲子关系的纽带，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亲子关系的一切伦理观念受到从未有过的冲击。”[2]而所有这一切又给当代立法尤其是刑法的立法和司法带来严峻挑战。
一、辅助生殖技术的现状检视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十分迅速，无论是人工授精技术还是体外授精技术及其衍生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在解决不孕不育和优生优育难题的同时，不当使用甚至违法滥用该项技术的趋势也日益凸显，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法律及伦理问题。
（一）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类型
从技术角度而言，辅助生殖技术可分为两大种类：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又称试管婴儿技术，In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及其各种衍生技术。
1.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是指用人工方式将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任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根据人工授精过程中所采用的来源的不同，可将人工授精分为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AID）。
2.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及其各种衍生技术。体外授精是指用人工的方法取卵，将卵子和在试管中形成胚胎后再植入妇女子宫内妊娠的一种生殖技术。与此项技术相关的各种衍生技术也陆续出现，如代孕（Surrogaey）、胚胎移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e Diagnosis，PGD）、细胞核移植技术（Neulear Transfer）等。
（二）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由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立法步伐，原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已难以对此项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全面的规制，致使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现象普遍存在。
1.医疗机构在未获得卫生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实施或者超范围实施辅助生殖技术。2001年卫生部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就医疗机构申请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具备的条件、审批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辅助生殖技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部分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甚至未取得医疗机构资质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此项技术。据统计，2005年，山东济南、青岛等市就有5家医疗机构未经许可擅自开展了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还有一些未被批准开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通过引进、挂靠、联合已经取得资质的医疗单位，擅自设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分支机构，违法开展该项技术。[3]
2.人类库在管理和运行方面存有诸多漏洞。我国对人类库的建立设置了严格的标准，截至2006年12月31日，卫生部共审核批准了10家机构设置人类库。详见深圳新闻网，网址：http：///tech/content/2007-03/14/content_936531.htm.然而，有些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批准设置人类库，利用库大做文章，炒作名人库、博士库等等，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地下库。除此之外，库在采精过程中存在非法采精的行为。虽然我国目前的规定是“捐精”，并禁止买卖，但个别库特别是地下库为了取得更多的来源，以满足越来越多的进行人工授精的医疗机构（包括违规开展这项业务的医疗机构）的需求，在采集过程中往往采取“买卖”的形式，尽管也严格检查供精者的身体状况、家族遗传史等情况，由此而采集到的仍然存在较高的健康风险，难以保证其优质。
3.辅助生殖过程中人工制造多胎的情况多有发生。多胚胎移植作为确保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的措施，在辅助生殖过程中被普遍采用。尽管在技术上允许实施多胚胎移植，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却禁止多胎妊娠，对于多胎妊娠必须实施减胎术，避免双胎，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按照该规定，实施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有责任和义务进行选择性减胎，严格避免多胞胎妊娠的情况出现。然而，个别医疗机构出于提高自身知名度以吸引更多不孕不育患者前来就诊的考虑，置卫生部门的有关规定于不顾，对患者不采取选择性减胎措施，致使多胞胎的出生率在个别医疗机构中不断增加。此外，有些人为了规避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积极主动要求医疗机构实施多胚胎移植，此种情况也助长了辅助生殖过程中人工制造多胎的态势。
4.医疗机构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情况泛滥。胎儿性别鉴定包括孕前鉴定和孕后鉴定。所谓“孕前鉴定”，是指通过控制使卵子受精的类型来控制性别；所谓“孕后鉴定”，是指对已受孕的胎儿，利用超声波、染色体、羊膜穿刺、绒毛膜取样等新兴技术，鉴定其性别。[4]该项技术实施的初衷本在于及时发现缺陷胎儿以确保优生优育政策的实现，但某些医疗机构在进行这项鉴定特别是孕后鉴定时，仅仅是为了确定胎儿的性别，进而为人工选择胎儿性别提供条件。针对此种情况，我国《母婴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由于上述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加之我国重男轻女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使得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屡屡发生，甚至在个别医疗机构成为常态。
5.代孕行为商业化，代孕市场混乱无序。代孕作为一项辅助生殖技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产生的，此项技术的出现为广大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明确禁止代孕行为，但代孕现象在我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据广州某代孕中介公司的员工工作记录记载，目前国内的代孕中介大多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三个地区，珠三角大约有7～8家比较有实力的代孕中介，每个月至少可以完成5单业务。[5] 由于缺乏严格法律规制，代孕中介违规违法设立和存在，代孕广告充斥各种网站，代孕人员身份复杂，代孕行为半公开化甚至走向市场化等等现象，已成为法律监管上的灰色地带。
6.其他在辅助生殖技术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此类行为在医疗临床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医生强制供精行为，即医生未经被授精妇女同意，以自己或第三者的进行人工授精；医生以暴力或胁迫的方式使妇女在不能抗拒或不敢抗拒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工授精；医生对明知患有精神病的妇女进行人工授精的试验等等。除此之外，商业化买卖配子、合子及胚胎，违法赠送胚胎，开展人类嵌合体胚胎试验研究，利用辅助生殖技术进行跨种动物杂交，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及应用等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或其本身都是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表现形式。
二、刑法介入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理论考察
随着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日益增多，由此而产生的风险也愈发明显，各国政府不得不将控制辅助生殖技术风险和该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作为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对待。很明显，“作为社会调控手段的刑法没有理由对风险坐视不管，因为追求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刑法对社会安全价值的保护也是其基本任务”。[6]因此，刑法介入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通过刑事制裁在辅助生殖领域设置某些“”，不仅是对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必要回应，也是弥补当前法律法规对此类行为惩治无力的有效路径。
（一）根本原因：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危害性
辅助生殖技术犹如一柄双刃剑，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广泛涉及社会、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领域。概括而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强烈冲击社会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自然的生殖方式，辅助生殖技术强烈冲击人伦道德。首先，对人伦关系造成混乱。传统人伦关系是基于婚姻和血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固定的关系范畴（如强调上下有亲，长幼有序等人伦关系）。而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使得采用来自近亲属的、卵子或早期胚胎进行辅助生殖等情形成为现实。比如，妻子采用丈夫兄弟甚至父亲的进行辅助生殖以及丈夫以其姐妹甚至母亲进行代孕等，这使人伦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次，破环了传统家庭模式。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使婚姻与生育发生了分离，使传统的婚姻模式和家庭伦理都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多元趋势：亲子关系难以认定；单亲家庭出现；同性恋家庭增多等等。从某种角度来讲，上述家庭模式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并留下诸多亲情关系隐患。最后，形成个体身份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里，血缘关系被视为理解个体身份的基础，而由此形成的相互联结的亲戚网，是个体寻找自己原始身份的中介和纽带。但辅助生殖技术的介入割断了血缘关系与人的身份关联，比如在复杂的体外授精事件中，一个孩子可能面临自己及生身父母的身份不明所带来的困惑，这容易使个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感。
2.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不当使用甚至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现象日渐增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也逐渐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加重性别比例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持续偏离正常范围，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大大偏离了正常值域，有的省份竟然达到了135：100。[7]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仍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工中止妊娠现象。如果放任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局面的发展，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某些遗传性疾病增多、性犯罪增多及人口拐卖犯罪增多等等。其二，破环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但现实情况中确实存在单身者或同性恋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生子以及人工制造多胞胎等现象，如果这些属于计划外生育的情况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则很难实现。
3.严重损害个体身心健康和人类种系优化。在辅助生殖过程中，妇女被工具化、客体化，严重危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权及人格尊严。在实施人工授精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就会给妇女造成巨大的身体伤害和心理阴影。此外，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代也可能面临诸多危险，例如，对人工授精、体外授精的不加选择或多次利用有可能导致婴儿被“粗制滥造”，引发子代较高的畸形率，甚至可能出现发育质量差以及发育滞后的现象。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滥用，可能导致某个捐赠者的配子往往被用于多名受者，这种情况的发生必定增加近亲繁殖和遗传病传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不利于人类种系的优化。
（二）现实基础：商业化运作加剧辅助生殖技术滥用
世界许多国家辅助生殖技术产业化、商业化运作已渐成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全球出口的交易额达到1亿美元，美国靠库行业获得了大约40亿美元收入。[8]而在我国，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了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库要严防商业化运作，即不能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滥用辅助生殖技术，、卵子、受精卵以及胚胎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然而，近年来，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商业化运作的趋势也逐渐凸显。基于巨大的市场需求，一些地方代孕现象应运而生，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大量的提供代孕中介服务的网站，甚至有广告大张旗鼓地招募女性加入代孕行业。
当辅助生殖技术沦为商业买卖关系之后，某些辅助生殖机构和公司为了牟取暴利，就公然进行、卵子、合子、胚胎的买卖，其商业化运作产生的巨大利润引发种种利益冲突，给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无数风险和隐患。由于利益驱动，、卵子开始从人们的自愿捐赠转向商业买卖，某些供者于是只关心价格而不关心自己的行为，甚至有意隐瞒自身遗传疾病史及生理心理上的缺陷，这必定降低配子的质量，从而影响优生优育；、卵子、合子以及胚胎成为交易的对象，就会由此引发非法采精、盗取的犯罪行为增多；利益驱动导致的胚胎筛检不严、忽视来源包括一人多次供精等现象又可能增加近亲繁殖和的危险性以及产生不良后代的风险几率；存在代孕市场，生殖器官就会沦为商品，成为制造、加工婴儿的机器，结果导致随意“出租子宫”等犯罪现象频频出现等等。因此，在辅助生殖技术商业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现象将大大增多，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必将急剧增加，这使得刑事立法和司法关注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现象就显得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现实困境：现行规制体系捉襟见肘
自2001年起，我国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库管理办法》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库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等规章中都相应规定了对于具有严重情节的不当使用或者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惩治措施，并初步形成了民事手段、行政手段以及刑事手段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但是，由于上述规章在很大程度上欠缺可操作性，使得现有司法体系在惩治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时陷入打击无力的尴尬境地。
尽管上述规章对某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实施代孕技术的；（2）使用不具有《人类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的；（3）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4）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5）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6）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于此类行为给予明确的规定，一旦此类行为发生，刑法将会处于两难境地：其一，如果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意味着刑法对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此类行为无可奈何。其二，依据扩大解释现有的相关罪名以求将此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但这种扩大解释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扩大解释的频繁使用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最终损害国民对于刑法确定性和明确性的预期。
因此，从刑事立法方面对此类行为进行否定评价，这不仅是刑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密切衔接、匹配打击犯罪的要求，从而保证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四）适度性考量：打击与保护的均衡性
根据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9]因此，在强调刑罚介入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惩治的同时，也应适当控制刑法干预的范围和限度。详而言之，即对于哪些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可以划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哪些行为不能进行刑法干预，以及哪些权益需要刑法保护等等，这都需要刑事立法和司法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保护合法权益之间达到平衡。
三、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刑法学审视
如前文所述，为了保障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有力打击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犯罪行为，刑法介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领域凸显必要。笔者认为，在确保辅助生殖技术得到合理运用和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刑法介入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治理思路是：从短期举措上看，在目前罪无法定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补充规定规制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以法的形式明确，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现实危害性和刑罚惩罚的必要性；从长远看，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应当入罪。
（一）在当前罪无法定情况下的司法治理
1.认识跟进。辅助生殖技术如今几乎可以涉及自然生殖的每个环节与步骤，这为因自然生殖某个环节发生病变所致不育不孕的患者提供了诊治技术保障，但该项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滥用又势必引发一系列社会、道德、伦理、宗教及法律等诸多问题，比如，由代孕所产生的亲子关系如何认定，、卵子、受精卵及胚胎的法律地位如何确认，以及用近亲属或卵子进行人工生殖婴儿的法律地位和家庭伦理问题如何看待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越发展，它的正负作用也都越来越大。[10]此评价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作了恰如其分的诠释。因此，我们为正面成果欢欣鼓舞的时候，总是会理性地看到它的负面作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伴随着应用和普及转化为滥用之时，刑事司法作为调控社会不法行为的最后手段，自然应当密切关注现代生命科技的负面现象——所衍生的新型违法行为，将情节严重的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及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内，以完善刑法关于打击此类犯罪的相关规定。
2.适度扩张。现行《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实施辅助生殖技术毫无疑问是一种医疗行为，如果在这种医疗行为中存在相关犯罪行为，则可以按照现行刑法有关非法行医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也确有这方面的实例。被告人曾文质、杨宝钗退休前分别为泉州市第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2000年2月至2002年4月，他们在未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自购的两台B超声波诊断仪为妇女作胎儿性别鉴定共计41例，违法所得4500元。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曾文质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非法行医罪判处杨宝钗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该案被称为“福建省最大的一起胎儿性别鉴定案”。参见王比学：《刑法能否打击非法性别鉴定》，载《人民日报》，2005年。但是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不仅仅只是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还有很多具体的滥用行为，诸如上述案例，法院无法就胎儿性别鉴定上予以定罪量刑，只能确定为非法行医罪予以处罚。又如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与伤害及杀人罪的关系，此处言及的伤害及杀人罪，所针对的仅是胚胎乃至胎儿而言。此问题的关键涉及到胚胎及胎儿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不过，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胚胎及胎儿的法律性质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从相关规定看胚胎及胎儿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也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作为第三类实体看待。[11]187因此，现阶段针对胚胎或者胎儿设置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是不可行的。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伤害胎儿时，可以根据我国《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第42条规定：损伤致孕妇难免流产，应认定为轻伤；以及《人体重伤标准》第78条规定：孕妇损伤引起早产、死胎、胎盘早期剥离、流产并发失血性休克或者严重感染的应该认定为重伤，认定其对母亲身体的故意或过失伤害。这不能不说是刑法的尴尬。
（二）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刑事立法思考
1.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入罪考量。从世界范围看，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现代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中，人们尽享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甚至催生了许多犯罪的现象，这对传统的刑事责任制度带来了巨大挑战。鉴于此，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刑事立法方面针对辅助生殖犯罪专门制定了刑事责任制度。在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为了保障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及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要，我国应借鉴国外关于辅助生殖技术刑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将滥用该项技术的行为及时予以刑法规制。不过，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要综合考量各种相关因素。
其一，实践已经表明，辅助生殖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负面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立法考量中不能因为辅助生殖技术有被滥用的可能就因噎废食，完全禁止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为此，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保障辅助生殖技术依法合理应用，使其沿着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道路发展。第二，不妨碍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这是法律规制辅助生殖技术存在与发展的底线。这就要求立法应当对辅助生殖技术活动进行慎重鉴别，对滥用该项技术以致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入罪，而对于一般违规操作该项技术的行为，则通过民事手段、行政手段甚至伦理道德手段、教育手段来加以解决。简言之，对各种辅助生殖技术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将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刑事制裁范围之外，对入罪行为也应按照其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合理配刑。
其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关乎人类繁衍后代乃至人类种系的优化，深受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可以说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时代性。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案例里，即使是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一名用赠与者的进行人工授精的妇女也被法院裁定犯有通奸罪，但现在人工授精已成为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和运用的重要辅助生殖技术。[12]目前，我国不允许单身者使用人工授精生殖后代，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仍被禁止。对于这类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适时对辅助生殖技术自身的发展及其法律规制进行审视，以便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能够及时准确地作出调整和回应，从而适应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和社会科技的发展。
另外，应保持刑法与行政法规关于辅助生殖技术运用相应规定的协调性，否则，势必影响有关法律、法规对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规制作用。目前我国刑法与行政法规的相应规定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地。现行《人类库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采集前，未按规定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检查的；（2）向医疗机构提供未经检验的的；（3）向不具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的机构提供的；（4）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5）经评估机构检查质量不合格的；（6）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可事实上，刑法并没将上述情况明确规定为犯罪，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调。为此，在相关法律法规就辅助生殖技术有关问题已经进行规制的前提下，刑事法应该及时跟进和衔接，不能滞后和断位。
2.立法模式的选择。纵观国外关于辅助生殖技术运用及相关问题的立法，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单独立法的模式，包括对该类行为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多方面的统一规定。如澳大利亚《人类克隆和胚胎研究法案》、日本《人类克隆技术条例法案》、意大利《医学辅助生殖规范》等均属此类；也有部分国家专门针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刑事违法行为进行立法，这与我国的单行刑法相类似，如德国《胚胎保护法》中规定了较为详细的罪名及相应刑罚；除此之外，还有些国家采用了类似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如《法国刑法典》的危害公共卫生类罪名下面规定了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相关犯罪。我们不妨将上述三种模式分别称为综合式、单行式及修正式立法模式。无论国家采取何种立法模式都与本国的立法传统息息相关，因此，国家在对辅助生殖技术行为进行立法规制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比较而言，综合式立法模式更为合理，但其对立法技术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因为该种模式几乎是对辅助生殖技术具体应用等方面的全面规定，涵盖了民事、刑事也有行政审批方面的详细规定，从总体上反映了该国对辅助生殖技术各方面问题研究的全面性。但是，反观我国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现状，均还不甚成熟，因此很难采用这类综合式的立法模式。而“单行式”和“修正式”立法模式对我国刑事立法而言并不陌生，这两种立法模式均被立法机关采用过，不过，自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后，“单行式”刑法立法模式已基本不被采用，而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颁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调整和补充。1979年刑法实施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实施了23个单行刑法，依据刑法附则的规定，23个单行刑法中的15个已纳入1997年刑法或者已不适用，8个单行刑法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也已纳入1997年刑法而不再有效。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颁布《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唯一现行有效的单行刑法。而从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后至今，刑法修正案已先后颁布了8个。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法国刑法典》的做法，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辅助生殖技术运用过程中相关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卫生罪体系中，以对该类犯罪进行刑法规制。
3.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罪的罪名设置。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辅助生殖技术犯罪应当是所有与辅助生殖技术有关的犯罪行为的统称。就罪名设置而言，该类罪还应当包括一系列具体的罪名。因此，刑法可以根据辅助生殖技术犯罪在医疗实践中的各类表现形式，分别增设“非法转让辅助生殖技术罪”、“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罪”、“代孕罪”、“从事代孕业务罪”、“非法实施代孕手术罪”、“擅自采精罪”、“使用非法为他人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罪”、“非法进行无医学指征的胎儿性别鉴定罪”、“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罪”、“非法买卖、卵子、受精卵或胚胎罪”以及“非法买卖人类遗传物质罪”等具体罪名，并明确规定这些犯罪的刑事责任。[11]202
四、结语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的价值导向。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一种强力的工具。怎样去使用它，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决定于人们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本身。”[13]同样，辅助生殖技术不能保证其应用方向的正确性，它要求人在更高的层次上关心此项技术的善用，关心其在促进人类幸福中的作用。总之，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不仅仅需要法律的规制，更需要人文关怀。毕竟，自然科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导向，求真需要求善导向。[1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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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强；农村畜牧；兽医新技术；推广
进一步强化农村畜牧兽医新技术的推广可以优化农村畜牧产业的结构，农村畜牧业多以散户为主，虽然近年来规模化养殖已经成熟，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受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畜牧产业的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因此，农村畜牧产业在规模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大力推广兽医新技术可以解决农村畜牧养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畜牧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
1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现状
当前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在区域上发展不均衡，辽宁昌图地区兽医新技术推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兽医的技术水平不高，且责任感缺乏，农村大部分兽医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不强，工作缺乏动力，综合素养有待提升；第二，农村兽医站的医疗设备体系不健全，由于资金有限，只能将有限的资金用于人员工资上，从而影响了工作效率，再加上一些兽医技术水平低，不会操作新的设备，继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农村兽医多数防疫认知不足，工作理念和方法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思维认知，但是畜牧养殖产业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养殖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因此在推广兽医新技术的过程中阻碍较大[1]。
2加强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的策略
2.1提升农村兽医的综合素养。农村畜牧养殖中，兽医是不可缺少的，兽医是直接深入畜牧疫病防治中的主体，因此兽医要积极的学习新技术，熟悉新设备，才能应对日趋复杂的畜牧养殖，兽医新技术要得以推广，就要提升兽医的综合素养，提升兽医对新技术的认可度。可以提升农村兽医人员的兽医技术，通过培训提升兽医防疫认知，并建立完善的兽医医疗体系，促使兽医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品和技术，鼓励兽医从不同渠道进行学习[2]。在兽医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工作责任制，将兽医的工作范围、工作责任进行划分，激发兽医的工作积极性，以更好地开展畜牧防疫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兽医人员的职业素养，促使兽医人员有较强的责任感，展开高效的防疫工作。例如，辽宁昌图地区可以组织当地的兽医展开系统性的培训，在新的兽医技术落实后，积极组织兽医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学习完可以进行相应的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运用兽医新技术，并鼓励兽医将新技术应用在实际防疫工作中。2.2强化兽医站设备更新。农村地区资金有限，仅有的费用多用在人员支出上，想要引进新的设备难度较大，大部分农村兽医站的设备都比较落后，没有定期更新和维护，新技术的引入和应用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医疗设备，而缺乏资金支持的农村兽医站没有及时引入新的设备，自然无法大力推广新技术[3]。一些农村地区，虽然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能及时引入新的医疗设备，因此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辽宁昌图地区可以尽快建立完善的医疗设备体系，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地引入新的设备，不断提升兽医的技术，而兽医也可以依靠新的设备大范围地推广兽医新技术，并加大宣传，提升养殖户的思想观念。兽医在应用新设备的过程中可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为畜牧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2.3改变养殖户的意识。养殖户的养殖观念决定了养殖的效率，也决定了养殖技术的应用效果，可以改变养殖户的意识，鼓励养殖户学习新的技术，实现规范养殖。对于养殖户而言，更加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养殖经验进行养殖，不愿意投入新的技术，在学习新技术的过程中也不是主动的、自发的。因此兽医可以加大宣传，促使养殖户改变养殖观念，积极地学习新的技术，并深入养殖实际中进行指导，运用新技术，可以提升养殖效益，从而利用养殖效应影响其他养殖者，最终起到良性的影响效果，促使新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如果得到养殖者的肯定，那么推广新技术就会少很多阻碍。兽医所掌握的传统疫病预防技术在专业度上比较匮乏，通过专业的学习，可以提升兽医的技术，再加以实践印证后，可以使得新技术得到大范围的推广，也可以为兽医学习新技术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基层兽医防疫站也可以通过宣传推广新技术，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兽医医疗体系，助力农村畜牧产业的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兽医医疗体系虽然较为落后，但是通过地方努力，相应政策的推出，会逐步建立完善的兽医技术体系，在此过程中，需要步步为营，从不同环节入手，才能促进兽医新技术的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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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畜牧兽医专业 “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与成果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B-0075-02
目前，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传统教学模式存在不少的缺陷：一是课程针对性不强；二是实验和实践教学体系单一；三是单门课程独立实验为主的实验方式占主导地位；四是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五是教师演示性实验为主导，学生动手实践为辅；六是实验内容与生产脱节。这些问题对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为例，探索在畜牧兽医专业实施具有专业特色的“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为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创建畜牧兽医专业“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
课题组通过大量走访畜牧兽医行业大中型企业、相关职业院校，对行业专家、企业员工及本专业毕业生进行了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趋势、企业人才现状及需求的深度调研，并邀请企业专家、职教专家进行反复论证，建立了畜牧兽医专业“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较完善的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题体系；建成了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题体系相配套的校本教材和教学资源库。
“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即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需要将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分段教学与集中教学相结合，能力训练与顶岗实习相结合，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由低级到高级，分层训练，逐级递进，完成各阶段的学习任务和训练项目，逐步实现学生基础能力、专项能力、岗位综合能力的螺旋提升。“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分三个阶段进行培养（见图 1）。
图1 畜牧兽医专业“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第一A段：利用养殖场，使学生初步感知养殖环境，进行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初次进入养殖场后，对养殖环境进行初步认识和感知；通过在校教师及养殖场外聘指导教师的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初步设计自身职业发展规划，有目的地进行重点知识的学习；通过与养殖场员工的亲身接触及对整个养殖过程的了解，培养学生“爱国、爱校、爱畜牧兽医专业”的热情及人际交往、沟通交流、法律意识、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
第二阶段：充分发挥本专业校内养殖场及校外养殖场的优势，进行岗位核心课程的教学，以实现核心能力和拓展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养殖场和校内外实训基地中逐步熟悉养殖过程，开展各个职业岗位（如饲养员、繁殖员、疾病防治员等）所必需的核心课程的学习与实践，逐渐掌握各岗位的核心技能。学校在第三、第四学期期末开展为期两个星期的综合实训，学生进驻校内养殖场（第一教学牧场、第二教学牧场）和校外养殖场（柳州宏华公司、桂柳家禽公司、广西农垦新兴畜牧公司等），开展本专业领域不同课程的学习。教师以各岗位职业工作任务为载体，根据各企业生产对象的不同，设计不同的学习情境，如猪的饲养管理、禽类饲养管理、牛羊饲养管理、经济动物饲养管理、畜禽选育与杂交、动物临床健康检查等。学生在真实的养殖环境中学习，做中学、学中做，不断积累经验，培养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
第三阶段：顶岗实习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阶段。根据企业人才需求，依托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开展两个学期的不同生产方向的顶岗实习。学生到企业后，主要学习内容是：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人员及分工情况，熟悉生产部门各岗位职责，掌握典型工作任务。通过预就业顶岗实习，学生职业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二、“教、学、做”一体的“课堂―养殖场”教学模式的实施
（一）改革原课程按学期开展教学的模式，采取集中时间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场教学模式。学生以养殖场员工的身份，在真实养殖情境中进行现场操作，教师现场指导，学生边学边做，既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培训学生的职业素养，实现“教、学、做”一体化。例如，“养猪与猪病防治”课程要求学生按照养猪生产流程，连续两周时间在养猪场开展理论实践一体化学习，进行实际养猪生产操作，同时根据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再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
（二）将理论教学穿插在实训课堂始终，同时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例如，“禽病防治”课程可以根据需要讲解相应的内容，设计带有相应禽病的禽只，安排学生对禽只进行观察和分析，提出自己的分析结果和解决方案，教师引领讨论，解决问题，在进行具体案例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施“三结合”“四位一体”评价模式改革。具体如下：
1.改革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式。考核方式向多样化转变，由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学生自我评价、企业评价组成“四位一体”的评价方式，倾向于评定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适岗”需求。
2.改革课程考核方法。根据课程类型、性质和教学条件，采取合适的考试方法，突出技能本位。（1）阶段性考核。对于综合性较强的临床类课程（如“猪病防治”“禽病防治”等），实行分阶段考核，期评为各种考核的总评。（2）实践性考核。把考场由教室转到实训室、养殖场、实训基地等，考核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3）项目驱动的合作式考核。对于场地规划设计、实验室诊断技术等科目可以尝试合作式考试，采用实际项目驱动的学习和考核模式，学习的过程就是考核的过程。
3.完善顶岗实习考核。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期间，由企业外聘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共同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思想素质、工作能力等。
4.将职业资格鉴定评价体系引入课程考核标准。为了专业课程与职业资格鉴定的衔接统一，将相关课程的考核内容与行（企）业认可的证书（如饲养工、繁殖工、动物疫病防治员等）考试内容接轨，为学生以后参加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打下基础。
三、“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
（一）教学效果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企业反馈好。实施该教学模式期间，学生学习成绩显著提高，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8.5%，专业对口率 98%，p证获取率 98%，学生实习企业满意率 97%。广西区内外大中型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评价高，需求旺盛。多家企业采取提供奖学金，来学校宣讲等多种形式，热诚邀请和吸引毕业生到企业就业。
（二）学生自学能力增强。通过课题研究，带动畜牧兽医专业网络课程建设，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显著提升。经调查显示，学生对网络课程的满意度达到了 92%；网络课程在学生中的使用率达到了 98.9%；有 52% 的学生每周进行网络学习的次数在3次以上。
（三）学生技能水平明显提高。教学安排、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模式的创新，激发了学生动手实践的学习能力。学生在畜牧兽医各个生产岗位上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全面学习和掌握了岗位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培养了具备“养、防、繁、销、管”的技能型和实用型人才。企业不同工位和校内外实训基地为学生动手实践提供了平台，学生技能水平显著提高。近年来，该校学生参加区内外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类专业技能比赛成绩均名列前茅。
四、体会与思考
利用“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开展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专业技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同时推动了学校“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但是，畜牧兽医行业与其他工科类行业不同，畜牧兽医企业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学生频繁进出养殖场将会增大防疫风险。因此，在实施“课堂―养殖场”人才培养模式时，关键点是解决防疫与教学之间的矛盾，要加强学生管理，提高学生防疫意识，做好进出养殖场的消毒，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防疫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岗位教学，让学生为企业完成力所能及的岗位工作，达到学校教学与企业盈利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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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临安镇畜牧业发展概况和村级动物防疫人员队伍建设的现状,总结了其对策,以期为村级动物防疫人员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村级动物防疫人员;队伍建设;现状;对策;云南建水;临安镇
临安镇地处建水县城区,是建水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总面积约358km2,辖10个社区19个村委会,111个自然村。2009年生猪存栏10.6万头,肉牛存栏1.1万头,肉羊存栏8 066只,家禽存栏84.7万羽,生猪出栏221 310头,肉牛出栏5 250头,山羊出栏5 600只,家禽出笼204.8万羽,蛋类总产量4 100t,肉类总产量24 909t,全镇畜牧业产值1.93亿元,占农业产值的52%。由于临安镇地处城区,经济较发达,接受科学技术速度快,从2004年5月起,临安镇就成立了畜禽养殖协会。在协会的带动下,临安镇的畜牧业生产模式由以前的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过渡。截至2009年12月,有存栏蛋鸡1万羽以上的5户,5 000～10 000羽的37户;年出栏肉鸡10万羽的10户;存栏蛋鸭3 000羽以上的25户;年出栏肉鸭2万羽的20户;母猪存栏100头以上的达3户,肥猪出栏500头以上10户,100～500头的55户。2009年,临安镇畜禽养殖协会畜牧业产值达6 293万元,占全镇畜牧业产值的33.7%,生猪出栏25 600头,占全镇的16.4%,家禽出笼130.8万羽,占全镇的88.9%,生产禽蛋3 025t,占全镇的81%。
1临安镇村级动物防疫人员队伍建设的现状
一是防疫人员不专职。以往的村级动物防疫人员,其实是由村级兽医员兼职,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主要收入是从事疾病的诊疗、技术服务,需要动物防疫时,由乡镇兽医站组织他们开展防疫工作。二是待遇太低,难以调动工作积极性[1,2]。村级兽医每月补贴只有40元,防疫工作做好了,畜禽疾病少了,无病可医,影响收入。三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临安镇现有村级兽医19名,其中60岁以上的有8人,占42.1%,50岁以上的11人占57.9%。小学以下学历的有14人,占73.7%,由于他们年龄偏大,而且文化程度低,因此接受新技术、新知识速度较慢。四是规模养殖场的出现,动物免疫程序的推广,使以往的村级防疫员难以适应。规模养殖场上千万的畜禽存栏量,仅靠1个村级防疫员难以完成免疫接种任务。村级防疫员还从事兽医工作,经常与病畜病禽接触,规模养殖场经营者害怕村级防疫员把病原带入养殖场,不愿意请村级防疫员做免疫接种工作。五是规模养殖场的免疫工作量十分繁重。临安镇的规模养殖场家禽存笼大多在几千至几万之间,生猪存栏在几百头以上,自家组建专门的防疫队伍,没这个能力,养殖户靠自己进行免疫注射,其工作量非常繁重,常常需要雇工、请人,雇来和请来的人员业务不熟,工作效能低下,对畜禽的应激反应也较大,影响了畜禽的生产性能,免疫质量更令人担忧。六是近两年的畜牧兽医工作任务,要求畜牧兽医站要给养殖场建立免疫档案和动物免疫户口册,而许多规模养殖户怕麻烦不愿配合。
2对策
2009年7月开始,建水县畜牧兽医局临安畜牧兽医站针对临安镇村级动物防疫人员队伍的现状及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大胆探索,把村级防疫工作划分成2块,分别由2个类型的2支防疫员队伍完成,一支为兼职防疫队伍,即原来村级兽医人员,既从事畜禽疾病的诊疗工作,同时兼管散养户的免疫工作。另一支为专职防疫服务队伍,是借鉴家政服务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在临安镇畜禽养殖协会内部组建“防疫专业服务队”,专为协会内部的畜禽规模养殖户进行免疫注射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支付专业服务队人员的工资及动作成本[3]。“防疫专业服务队”是临安畜牧兽医站在社会上招收了3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爱岗敬业的报名者进行专业上岗培训,获得相关部门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择优聘用组成。并由临安畜牧兽医站和临安镇养殖协会联合出资金3万多元,为畜禽免疫注射专业人员统一着装,配置了器械、办公设备和办公室。专业服务队属于临安镇畜禽养殖协会的内部组成机构,直接受协会领导;同时要服从于畜牧兽医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严格按照畜牧兽医部门的要求凡进行畜禽免疫注射,必须进行免疫户口记录和免疫档案登记,输入电脑,并将动物免疫注射的信息、资料如实报给建水县畜牧兽医局临安镇畜牧兽医站备案[4]。
3结语
把村级防疫划分成2种类型的2支队伍建设,是适应畜牧业规模化养殖,产业化发展的产物,是壮大乡村动物防疫队伍的另一种模式。组建一支专业防疫队伍,解决全镇规模养殖户的后顾之忧,确保防疫的质量和效果,同时还可成为畜牧兽医部门了解畜禽疫情的重要渠道,成为推动全镇规模养殖场动物防疫规范化的生力军。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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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A股市场中稀缺资源的医疗服务上市公司之一，通策医疗（600763.SH）围绕着口腔医疗服务与生殖服务两大主业，致力于打造管理科学化、经营规模化、市场国际化的顶级医疗服务集团，及国际和国内主流资本市场长期关注的和持续认同的具有卓越资产管理能力的现代化企业。
凭借着“核心资源+资本运作”的双轮运作模式，近年来通策医疗获得了持续高速发展，成为A股市场成长股的标杆――近6年通策医疗收入增长213.58%，净利润增长291.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162.5%。
近期，通策医疗再次加快了业务开拓的步伐，公告频出：2016年12月23日，公告子公司与杭州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12月31日定增预案；2017年1月7日，公告拟设立妇幼医院管理公司、杭州城北口腔医院取得营业执照、子公司拟投资设立舟山波恩生殖医院有限公司；1月11日，又公告拟合作设立营利性医疗机构锦州口腔医院。
作为公司传统优势领域，通策医疗的口腔业务继续以“旗舰中心+分院”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外，拓宽医疗市场领域；作为A股市场唯一持有辅助生殖试运行牌照的上市公司，通策医疗先发优势显著，经过数年的运作，其布局的昆明生殖中心业务已基本成熟，并逐渐向妇科肿瘤、孕产等领域延伸，开始更加全面的发展。
掌握核心资源
东方证券表示，对于已进入医疗服务的民营资本而言，发展的耐力和速度是关键的问题。而“核心资源+资本运作”则决定了发展的耐力和速度，控制或利用医疗核心资源是民营医院获得长久耐力的核心命题，合理的资本运作是抢占扩张速度的关键因素。
医疗服务的核心资源在于软硬件两方面。硬件方面包括：床位数、医疗专科设备、医院病房级别、医院信息化等；软件方面包括：医生资源、医疗技术水平、医院管理水平和医院品牌。
控制或利用了医疗核心资源的公司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在硬件上，民营医院容易追赶公立医院，核心问题是如何掌握或利用著名医疗机构的软实力。
长期以来，中国核心的医疗资源目前主要掌握在公立医院中。通策医疗又是如何破局的呢？答案是抓住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痛点，致力于引进海外优质医疗资源在国内的落地。
2012年，通策医疗和诺贝尔奖得主、“试管婴儿之父”Edwards 创办的Bourn Hall Clinic合作设立杭州波恩生殖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可以借助杭州波恩使用Bourn Hall的品牌并引入其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Bourn Hall还提供质检、人员培训和营销等服务。
和Bourn Hall的合作开启了公司对辅助生殖医疗业务的探索，同时也是引入海外知名医疗品牌和技术在国内本地化运营的探索。
2015年，公司控股股东通策集团与德国柏林大学夏里特医院集团（Charité）签约创办上海夏里特国际医学中心，旨在提高高端医疗服务和加强国际医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事实证明，引入海外知名医疗品牌和技术本地化的运营模式已经初见成效。引入Bourn后，通策医疗设立了首个辅助生殖旗舰医院昆明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从运营效果来看，2015年7-10月，昆明生殖中心完成19例试管婴儿治疗周期，成功妊娠10例，移植成功率为52.6%。此外，昆明生殖中心2016年一季度门诊量已经达到9000多例，市场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在引进海外医疗资源的同时，通策医疗还与国内知名医院、科研机构合作，着力突破核心医疗人才以及临床医疗资源的掣肘，为公司业务的扩张打造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医疗团队。
2015年5月，通策集团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正式开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国科大医学院。7月，双方合做的国科大存济医学院正式成立。
东方证券认为，合作成立国科大存济医学院是通策医疗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是意在从源头解决民营医疗资源紧缺的关键举措。通策医疗可通过中国科学院大学强大的科研资源提升医疗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最终，存济医学院将成为公司全国扩张的核心医疗平台（包括品牌冠名、人才输出和学术平台），尤其是公司核心医疗人才的学术资源平台。
2016年12月，通策集团和杭州医学院就设立杭州医学院存济口腔医学院和存济妇产临床医学院达成合作。2017年1月，公司公告新的定增方案，向实际控制人和高管持股平台等募集14亿元投建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拟由杭州医学院相关附属医院委托管理。
和杭州医学院的合作，主要是要解决存济医学院作为新设医学院暂无临床医疗资源的问题，相当于公司医疗资源落地的最后一环，也是关键的执行一环，最终将使得公司的医疗资源落地更具可操作性。
除杭州医学院外，如郑州口腔医院、益阳医高附属口腔医院、舟山妇幼保健院、锦州市口腔医院等均是通策医疗在各地布局的本地合作医疗资源。目前，通策医疗已经实现了“海外高端医疗资源+国内核心医疗学术资源+当地医疗资源”的三级覆盖，随公司业务布局的持续推进，每一级的医疗资源仍将不断完善和扩张。
快速扩张之路
解决了核心资源的获取问题，通策医疗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口腔业务采取“旗舰+分院”的模式，妇幼生殖业务经过数年的探索，布局已经初具“旗舰-分院”的雏形。
东方证券表示，通策医疗自2006年收购杭州口腔医院进入口腔医疗以来，经历了两轮迅速扩张：
第一在2007-2008年，迅速打造起杭州口腔医院“旗舰+分院”的模式，并通过外延布局了宁波、北京、黄石、沧州；第二轮在2014年启动，杭口新总院开业，宁口开始建立分院，同时在郑州、南京等全国重点城市的布局也进入实质阶段。
本次设立国科大存济医学院，则标志着通策医疗第三轮扩张的开启，主要是以存济医学院为平台，由关联方浙江通策口腔医疗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资，由子公司杭州通策口腔医院管理公司受托管理在北京、广州、重庆、武汉、成都和西安六地设立的大型口腔医院（下称“标的医院”）。公司将从标的医院收取年营业总收入的2%作为管理费，总金额预计不超过3000万元，标的医院运营成熟后将择机注入上市公司体内。此外，公司还与辽宁锦州口腔医院合作，以合作新设方式完成锦州口腔医院的公立医院改制，并保留5%股权作为老员工自愿加入新院的激励，开启了公立医院改制的新路径。
发展到目前，杭州口腔医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口腔医院，牙椅数合计为925台，已披露待开业分院合计有203台牙椅。截至2016年底，通策医疗合计拥有牙椅超过1400台（不含未开业医院），如拟开设的六大中心城市存济口腔旗舰医院均成功营业至成熟期的话，预计还可新增加牙椅超过2000台。
在妇幼生殖业务领域，通策医疗自2011年开始和昆明妇幼合作进军该行业，2012年引入Bourn Hall的品牌和技术，成立杭州波恩进行技术输出，意图打造辅助生殖行业的技术高地。
进过数年开拓，通策医疗在昆明妇幼生殖中心的运营探索已经积累了重要的运营经验，也即将迎来收获期。
除昆明妇幼生殖中心外，公司计划于杭州设立以妇科肿瘤、妇产以及生殖服务为特色的旗舰综合医院，意味着公司开始从辅助生殖业务扩大为以辅助生殖为优势的大妇幼（含妇科肿瘤、妇产、辅助生殖等）领域，同时市场也从昆明（云南省、西南地区）扩大到杭州（浙江省、华东地区甚至是全国旗舰辅助生殖中心）。
东方证券认为，这种布局已经初具“旗舰-分院”的雏形，通策医疗将继续按照“牌照合作+技术管理输出”轻资产的模式扩张。
合伙制谋发展
如何使现有连锁模式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还能快速扩张？
通策医疗实施了“合伙人”模式的分院股权架构，上市公司和各地医院的核心团队形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自诸暨口腔医院开始（挂牌杭口附属医院），通策医疗设立的口腔医院基本都实施了“合伙人”模式。相比原有医院，合伙人模式下的新院盈亏平衡更短，成长速度更快。
以诸暨口腔为例，2013年12月底正式开业运营，2014年即实现1157万元收入，并实现盈利，盈亏平衡周期不足一年。2016年中报显示，诸暨口腔已实现1148万元收入，同比增长37%，净利润为367万元，净利率高达31.9%，体现出“合伙人”模式对公司口腔业务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明显提升。
[关键词] 防疫管理 基层兽医站 养殖场 疫病原因 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 S8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6）10-0269-02
在我国西北地区畜牧养殖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伴随着最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养殖疫情的发生趋势也在不断上升，这给广大养殖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使得我们这些文化比较落后的贫困山区人们更是生活窘迫。这就迫切要求基层兽医站帮助养殖户做好卫生防疫管理。
首先，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农村养殖疫病多发的原因。
从目前本地区农村养殖的模式来看，一般都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养殖，养殖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获取有机肥或者是肉类自食为目的，养殖规模比较小，相对分散，管理粗放、饲养方式不科学等。
不具备合格的防疫条件。养殖人员在进行养殖的过程中，没有设置隔离区。比如一些病死的动物尸体没有固定的放置处，曾经出现过被老鼠、犬类啃食的现象，导致疫情蔓延的事件发生。
即使是养殖场也缺少专业的防疫人员，防疫制度和措施更是无从谈起。一旦发生疫情，疫情的主要控制人员就是饲养人员、药店服务人员、兽医站的防疫人员。防疫治疫的专业性不强，技术、能力较差，同时缺少防范意识。所以，即便进行了一些防疫措施，但是还会出现疫情。
养殖场所不符合动物养殖的防疫要求。一般农村进行养殖的动物的圈舍利用石、砖等进行建造，建筑结构不太合理，缺乏整体的规划。圈舍内没有设置动物取食、粪便的分开场所，再加上圈舍低矮、潮湿，没有经常性的进行清理消毒。或者阳光照射不足，养殖密度过大以及饮用水不清洁等都是造成动物出现疫情的原因。
消毒意识非常淡薄更是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农村对消毒作用的认识非常淡薄，很多饲养人员并不知道消毒的重要性，认为消毒就是简单对舍内的环境进行清理，而且忽略了舍外的环境及养殖人员自身的消毒。这就导致了疫情潜藏在这些环境当中，引起疫情的发生。即使在消毒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缺乏科学的消毒步骤，在进行酸性消毒之后又采取碱性的石灰进行消毒，降低了消毒效果。
缺少定期的消毒观念也是疫情出现的原因之一。农村在养殖的过程中，即使学会对圈舍和牲畜进行消毒，但是消毒次数比较少，而且不定时，从而导致消毒效果不明显、不彻底。所以在动物疫情出现的时候，养殖人员大多是采用药物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防疫，却没有考虑到这是因为消毒不彻底才造成的后果。同时，他们在选择疫苗的过程中，往往重视只发病动物的本身，而不重视潜在的病症，非常不重视药物的有效性及药物的副作用。达不到防疫规定的要求，导致了疫苗失去效果，没有达到防疫的目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农村养殖疫病的防治的具体措施。
针对以上所提出来的农村养殖防疫存在的弊端，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多方面加强防疫宣传教育，切实做好防疫技术推广工作。在农村着重宣传防疫的法律和法规如《动物防疫法》等，提升养殖户动物防疫的法律意识，加强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互相合作，实现依法治疫的目的。同时让养殖户了解养殖业的风险性，提高养殖户的风险意识，提升农村养殖人员的防疫水平和意识，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疫情的认识、重视。比如：基层兽医站想要做好生猪养殖场的防疫管理工作，需要对兽医站负责范围内的所有生猪场和养殖户进行严密的监控，并且与养殖场和村委会签订相应的《防疫责任书》，这样有利于双方配合做好生猪防疫工作，有利于兽医站制定的防疫措施的落实。
就拿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来说吧，兽医站只有对辖区内的每个养殖场建立养殖档案，用来记录生猪防疫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疫苗注射、饲料使用、消毒记录、兽药使用、耳标领取、产地检疫、上市销售等情况，向养殖人员讲明记录好生猪养殖情况对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并且督促养殖场工作人员做好养殖档案的记录工作。帮助养殖人员树立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实综合性的防治措施。建立防治结合、预防为主及防重于治的方针政策，做好预防接种、防疫卫生、饲养管理、隔离消毒及检疫监督等综合性的防治措施，不断提高畜禽的健康水平和抗病能力，才能降低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采取科学饲养畜禽的方法，增强动物对疫病的抵抗能力。只有不断加强饲养的管理，才是最有效并且成本最低的预防疫病的措施。在进行饲养的过程中，只有实施全进全出式饲养方法，供给畜禽干净的饮水，保证营养的需求，才能增强畜禽对疫病的抵抗能力。
加强农村动物防疫的技术培训工作，建立高水平的、高技术、高素质的动物防疫队伍。定期举办培训班、讲座，逐渐提升动物防疫病情的技术含量，保障防疫工作人员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防疫手段，保障防疫工作的科学和规范。
不断的落实消毒、卫生、隔离、免疫的防疫措施。养殖人员要针对圈舍内部和进行清扫和消毒工作，将圈舍内的污水、粪便进行清理，保障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除此之外，要定期对圈舍的外部进行消毒，在畜禽进入圈舍之前也应该做好消毒工作。每空出一批畜禽就应该对空舍进行一次清扫和消毒工作，并且空出圈舍一段时间，保证消毒的彻底性、有效性，保障下一批畜禽进入之前消毒物质已经散尽，不会对畜禽产生任何影响。在每次进行消毒的过程中，都应该采取不同的消毒液，这是因为不同的消毒液所带来的消毒效果是不同的，能够保证消毒，细菌不再滋生。比如严格的执行消毒和生猪全进全出制度。生猪养殖场要严格的做好养殖栏舍、注射器械、生猪本身、进出养殖场的车辆人员、喂养生猪的用具等日常的清洗消毒工作，尤其是要注重对外来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工作，应对外来车辆和人员做全面的消毒工作之后才可以进入生猪养殖场。从养殖源头上做好防疫工作。
参考文献
[1]其木格，动物传染病防疫工作的几点建议[J]，当代畜牧，2013，（11）
[2]刘若愚，中小养殖场（专业户）动物防疫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及其实施效果[J]，养殖与饲料，2009，（3）
[3]张得强，李勇奇，农村养殖污染现状与对策[A]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中卷）[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2（3）
[关键词] 下生殖道感染；治疗状况
[中图分类号]R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9（b）-091-02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rapeutic status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 in 3 173 women
LU Yang 1,KONG Jian-hua 2
(1.Xinyang Shihe District Depar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Technology in Henan Province, Xinyang 464000,China;2.Xinyang Central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 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status and the factor of durative high incidence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Methods: 3 173 women were examined in clinic and labora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e processes were refered. Results: The normative treatmentrate is 10.81%, and the curability arranged in descending order: Bacterial vagintis (49.34%), trichomoniasis (19.67%), vulvovaginal candidiasis (15.69%) and cervicitis (15.30%). Conclusion: Not be treated in long time of RTI are relative to nonstandard treatment and poor self-protection.
[Key words] RTI;Therapeutic status
下生殖道感染（RTI）是下生殖道的外阴，阴道，宫颈至盆腔的子宫，输卵管，卵巢，盆腔结缔组织的感染性疾病。可能损害生殖功能，增加不育、异位妊娠、流产及盆腔炎等风险。急性炎症如未得到彻底治愈，往往反复发作。严重危害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1,2]。
信阳市育龄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鉴于本辖区尚未有相关的调查和公开发表的文献，2007年9～10月，对辖区内9乡4区在2006年妇女疾病复查中发现的3 173例下生殖道感染妇女进行了随访。在此过程中获取了其诊治和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在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本区内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详细状况和原因进行了论证，为继续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和佐证。
1对象与方法
1.1随访对象
2006年度本辖区9乡4区内妇女病普查中已确诊患下生殖道感染的妇女。
1.2方法
2007年9～10月普查组深入到各乡（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由计生专干组织2006年度妇女病普查中确诊的患下生殖道感染的妇女进行复诊和咨询。包括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下生殖道感染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3]。其中在市（区）级及以上医院治疗，并有2次以上复诊的，计为规范治疗；将在私人诊所治疗冲洗，自行购药，有静脉用药史的，计为不规范治疗。检查结果和以往治疗情况填入康检检测表，进行汇总分析。对数据进行百分率统计。
2结果
2.1样本构成
2006年度本辖区9乡4区内妇女病普查中已确诊患下生殖道感染的妇女，有效样本总数3 173例。其中，农村常住人口2 827例，城镇常住人口346例，平均年龄36岁。
2.2治疗状况
经过统计，总的规范治疗率为10.81%，其中宫颈炎规范治疗（宫颈脱落细胞检查，物理治疗后有复查结果）占规范治疗的61.5%。各种阴道炎规范治疗占规范治疗的38.5%。详细数据统计见表1。
表1 3 173 名RTI 患者治疗情况统计表[n(%)]
2.3现状
经过调查分析，1 281例已痊愈（40.37%），59.63%的治疗未痊愈。其中宫颈炎痊愈率最低，仅15.3%，见表2。
3讨论
3.1总体状况
根据调查取得的数据与资料，经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得到本区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河区3 173例下生殖道感染患者一年后的随访痊愈率仅为40.37%。以宫颈炎和滴虫性阴道炎为最低。显示多数患者治疗状态极不规范，疗效不理想，复发率高。大多数的妇女存在治疗后不复查，随意购药，自行停药，过度阴道冲洗，甚至选择静脉给药方式。咨询其未得到彻底治疗的因素除有未在医生那里获得下生殖道感染的病因、后果、预防和规范治疗的信息外，还有家庭收入和羞于启齿怕招歧视等因素。
3.2采取措施
3.2.1下生殖道感染治疗不规范现象应引起医疗机构、妇产科医生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计划生育的常规康检服务已经扩大到生殖保健范畴，不能只强调服务的数量，应遵循医学为指导的干预措施，正确合理的诊治RTI。将目标放在提高治愈率改善生活质量上。目前仍有一些医生没有按照规范操作。下生殖道感染治疗药物最好是强效、快速、复发率低和安全的。对滴虫性阴道炎应首选WHO推荐的最新下生殖道感染防治技术指南和防治流程。对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VC)应根据2006年WHO的诊治指南治疗[4]。细菌性阴道炎应遵循Amsel的诊断标准[5]，涂片找线索细胞以确诊。对无症状的细菌性阴道炎应减少药物阴道冲洗或过度冲洗，以免造成阴道黏膜破损削弱屏障作用。防止过度干预(如：宫颈糜烂无临床症状而大量静脉给药；没有任何症状的支原体阳性患者却被反复应用抗支原体药物；滥用皮质激素等)和不针对病原体的错误治疗。
3.2.2建立医患之间的密切联系。医生除了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外，还要从下生殖道感染的途径，如何正确用药，规范疗程，定期复查上给予耐心细致的指导，降低再感染机会。
3.2.3积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高下生殖道感染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下生殖道感染远不限于危害生殖健康，对妇女的心理伤害和家庭生活质量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有病早治疗，到正规医疗机构和有条件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就医，防止上江湖医生的当。坚持按医嘱完成正规疗程，症状消失后坚持随访，以达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下生殖道感染的发生和治愈的目的。
综上所述，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是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的三大工程之一。它的成功实施不仅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要向干预的深度和广度进行。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这样才能保证预防下生殖道感染工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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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素芳,张文坤.妇女生殖道感染控制[J].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 2001，(1): 3-5.
[3]乐杰.妇产科学 [M]. 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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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顺章, 张木有．现代性传播疾病实验诊断技术[M] 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