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8:49
本文将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精神内核、特质等方面进行浅析,探究湖湘文化和湘西文化的渊源与关系。
一、湖湘地域的远古文明和湘西文化的源头
“湖湘”一名最早见于唐初著名诗人王勃在其所撰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绿荇西浮,江汉积文妃之颂。”由此可见,湖湘之名由来已久,而湖湘文化则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引自聂荣华、万里《湖湘文化通论》,P35)换而言之,作为一种具备时间(历史发展)和空间(地域存在)双重内涵的湖湘文化,必然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从时间维度(也就是历史发展轨迹)方面讲,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湖湘本土的史前远古居民的活动息息相关。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湖南早有古人类活动;湖南境内屡次被发掘出来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则被部分学者认定为湖南本土的土著民族文化,而这个土著民族就是殷商人尚未进入湖南之前的本土史前文化的创造者“苗蛮”的一支,也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赫赫有名而又扑朔迷离的“三苗”。至春秋战国时期,据史料记载,湖湘大地上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而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是真正意义上的湖南“原住民”。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分布于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向西南和南方迁徙,成为湖湘侗族的先民。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的后裔。后来,在楚人的不断征伐和排挤下,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成为了现今湖湘“苗”、“瑶”族的先民。另外,濮人也是湖湘大地古老居民的成员,聚居在湘西的濮人成为了秦汉时期史籍中记载的“武陵蛮”和“武溪蛮”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也就是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在我国先秦的古代典籍中,对于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比如《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南方曰蛮”。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他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者部落群。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在势力日盛的楚国的逼迫下,向川东退缩,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追溯历史,可以看出湖湘本土“三苗”族群文化生活的发展演化,直接催生了湘西文化的雏形,“三苗”族群向湘西、湘西南等地区迁徙,而当时湘西如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环境、封建社会落后的民族政策以及各种深刻的历史原因,得以完整地保留了湖湘先民的文化本色与精神特质。
故此,要细细体味湖湘文化的特殊秉性,只有深入神秘的湘西。那静静依偎沱江的凤凰古城,那里既是苗族文化的宝库,也是湖湘文化的缩影。
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湖湘文化与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
湖湘文化精神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 (引自罗敏中《论湖湘文化之源及其‘蛮’的特质》)历史上的先贤周敦颐、王夫之、王]运、谭嗣同以及辛亥革命的先驱黄兴等,都是这一文化精神特质的鲜明代表。学者钱基博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成因――“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盖四塞之国,……重山叠岭,滩河峻激……人杰地灵,大儒迭起,……盖地理使之然也。”(引自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在这样特异的地理环境之下,萌生出极具独立性的湖湘文化精神,这一精神的杰出代表――屈原,就是具备了“独立自由”之思想,才能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离骚》。
历史上,湖湘远古居民、“三苗”族群与汉民族、中原王朝相对而言,长期处于生存空间、文化话语、政治话语的弱势地位而被边缘化。也正因为如此,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被磨砺出顽强拼搏、敢于冒险、独立不羁、草野彪悍的精神品质,而这些品质与湖湘文化精神中的强悍、不畏艰苦、勇于探索、不肯屈服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
三、湖湘文化的“活化石”――神秘、古朴、务实、劲勇的湘西文化
泱泱华夏,各民族、各地域的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别。这些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既有普遍的、共同的、基本的人类性成分,又有其属于民族性、地域性、社会历史性的特殊个性。如果将湘西文化划分为湖湘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湘西文化不但具备与湖湘文化相同、相近的文化特质,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其缘由与湘西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湘西地区山高路险,崖壁陡峭,崇山峻岭层层阻隔,使得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极为不便,于是,大量各具特色的民俗传统与民间文化得以完整、长久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被孤立,不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使得湘西先民不得不借助祭祀神灵的方法来祈福纳吉,消灾避难。于是,众多生动的神怪传说、史诗佳话应运而生。此外,由于种种历史、政治原因,湘西各族群之间的相对封闭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分布错落有致,各自传承特色鲜明。古时土家族的首领土司就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迁出迁入者甚少,而土司辖地四周亦有封建朝廷的重兵把守,禁止汉人入峒。
湘西文化浸透了巫风楚韵,是一种以生命底蕴为人格理想、一种高扬着形式创造和内蕴着虚幻性审美智慧的文化,是研究湖湘文化的活化石。首先,崇巫好祀,顺天逍遥,天人合一。崇神信巫是湘西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鬼巫,重祭祀”。在天人关系上,湘西文化主张顺应天意而行,天人合一,追求自由自在、逍遥快活的生活,这一点在土家族“人化宇宙”的观念上得到了印证。
其次,湘西文化具有原始古朴的品质。这种原始、醇正、古朴的品质闪烁在湘西文化的方方面面。湘西人偏爱红、黑二色,常以红、黑为主调去统一其他的色彩。红、黑二色在湘西文化中具有原始巫术崇拜的涵义。黄永玉的画作中经常运用这两种颜色作为主调,抛开美学、装饰性意味,就是其湘西文化底蕴的影响了。
再次,价值取向上务实进取,重情重义。湘西文化中饱含湖湘人务实进取,重情重义的价值观。在长期的征服自然和抗击的斗争中,湘西人表现出雄强蛮悍、不屈不饶、桀骜不驯的气势,体现出勤劳勇敢、务实进取、重情重义的心理和精神特征,落后的农耕技术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培育了湘西人务实进取的精神。
最后,湘西文化彰显出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湖湘大地上巴人的民族性格素来就是强悍劲勇。史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引自《 华阳国志・巴志》)湘西的土家族人就是继承了巴人的精神特点,《大明一统志》云“南浦县、涪陵郡,人多劲勇。”
关键词：民间体育，湖湘文化，湖南民族
1前言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在文化延续的过程中，体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民族民间体育和湖湘传统文化进行了归纳，旨在探索民族体育与湖湘文化的联系，为湖湘体育与文化发展提供合理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湖南民族民间体育、湖湘文化、
2.2 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通过图书馆查阅有关湖湘文化、体育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专著；了解湖湘民族体和湖湘文化的有关信息。
2.2.2逻辑分析法：研究体育对文化影响的内在逻辑性关联性。主要就是归纳总结法。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民族体育对文化影响的意义
民间体育战略研究意义非同寻常，我国民间体育的保护、继承与发展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理论广为关注的焦点。中国民间体育昔日在农耕文明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失落了，陷入了长时期的发展困境之中。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情的回忆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去，又义无反顾的瞩望着现代体育文化的未来;深切地寻觅着世界体育先进文化的融合和共同语言，又谨慎地发展着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个性，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淳朴、绵延世泽、眷恋乡土、理解情感、重道德、尚人伦、尊祖宗、崇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从而也体现出“弘扬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民族民间体育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凝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同时对外也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1】。
3.2湖南民间体育与湖南文化之间的影响
湖南民族民间体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指导，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心理等。
3.2.1传统体育影响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动态的体育活动影响了民族的文化艺术，如，苗族的芦笙舞，舞者边做快速旋转，矮步，翻滚，倒立等动作，没有一定的训练基础是很难完成的【5】。训练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但是它依然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传承下来，说明体育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精神。
3.2.2传统体育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民俗节日往往作为民族体育的载体，民族体育则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内涵，丰富了每个传统节日的独特性厚重感。例如：苗族的赶秋节不仅要展示出具有民族风情的庆祝程序（祭奠盘瓠—祭仪—歌唱对歌—赶边边场等活动），更应该在这种庆祝程序中融入蕴涵的浓厚民族风情的苗鼓舞、舞龙狮、荡八人秋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使旅游者能在轻松的节日氛围中领略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这样不仅传承了民族的独特性，在强身健体之余，也使湖湘个民族文化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民族体育在民俗中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在婚庆典礼中的娱乐作用，和恋爱中的媒介作用【3】。
3.2.3传统体育对民族湖湘经济文化的影响
所谓对湖湘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一定要指在商品贸易中的影响，也可以指在农业生产生活上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地域之广，各地的农业生产也不尽一样，同时也因为民族的差异也不尽一样。在生存面前，湖湘的苗族学会了射箭射弩，土家族则学会了打飞棒，攀藤。这些民族体育项目都是从物质生产方式过程中传承演变出来的，从而也反映了民族的物质经济文化。它不仅折射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物质水平的发展程度。在劳动的实践中，湖南人民一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一边总结生产经验，以体育动作的形式传承下来，给后人的生产生活提供指导。这也是一种关于劳动的思考。这种基于现实的经验影响湖湘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任何的理论都从实践中得到，同时又要作用于现实，服从于社会【7】。务实的精神也一直传承到现在，成为湖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从湖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特征上看,可以清晰的看出湖南传统体育活动大多仍与农耕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3.2.4传统体育对湖湘民族自信心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存在的一种形式，一旦失去了，或者失传了，就丧失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元素，丧失了民族性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统体育也使我们意思到了民族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一些政治的原因，我们的民间体育正在渐渐消失或者畸形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上讲，民间体育急需要解决的是保护、继承与发展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首要的，还是一个文化自信问题。对民间体育的发展保持充分的文化自信心，是振兴民间体育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4】。
3.3传统体育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关于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体育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另外。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中，也存在良俗与陋俗之分： 大部分传统体育文化张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维系了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是为良俗; 但也有一些旧时代的习俗，不免带有封建迷信的时代烙印，是为陋俗。如一些祈福习俗、禁忌习俗等，虽然明显可以看出其社会时代的落后性与愚昧性，但对社会、对他人却并无危害。作为文化核心层面构成物的社会民风习俗，其转移变易并不是可以随着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进而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移其风而易其俗。湖湘民俗及民间宗教信仰亦是如此。在当今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我们除了要站在本民族的立场给民族体育予以认同，同时也要站在科学的立场对民族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封建性与迷信的方面予以批判。
4结论
4.1湖湘特有的民族体育文化与民族体育是分不开的，民族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文化，而相当多的体育产生在生活文化当中。
4.2湖南民族体育的传承直接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传承，体育作为一种健身活动更容易使湖湘文化得到传承
4.3 湖南部分体育活动所表现的给湖湘文化带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封建迷信，祭祀活动尤为明显。
参考文献：
刘亚云 湖湘文化对湖南体育的影响2005.
关键词：湖湘文化;医院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1-0084-02
医院文化建设日益成为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湘大地这片热土上，绵延不息的湖湘文化，为湖南地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前进动力。湖湘文化的精气神为医院文化建设积聚了丰厚的底蕴，注入了深刻的内涵。
一、医院文化
医院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为医院全体成员共同遵循和奉行的基本价值观、职业道德精神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医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提升医院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力量。医院文化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约束功能，在长期的培植、塑造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它集结成为“文化力”。这种强大的、内在的驱动力，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是医院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进医德医风的重要保障。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可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医院文化发展与业务发展的和谐统一、医院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医院发展与员工发展的和谐统一，为医院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医院文化的湖湘精神
湖湘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追求、精神理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可借鉴性。通过对湖湘文化的思索体悟和继承发扬，不仅能够了解历史把握根基，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强医院文化的内涵和底蕴。
（一）医院文化要坚持“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从明末思想家王船山到清末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谭嗣同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领袖，都集中体现了湖湘英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灵泛”与“霸蛮”的辩证统一，造就了湖南人勇于担当、刚柔并济的魂魄。湖湘文化的这种“吃得苦、霸得蛮”精神，对医院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医院应该攻坚克难、驭势而为，始终坚持“质量建院、科研兴院、人才强院”的方针，从管理创新中求突破，从服务改进中树形象，从科技进步中求提高，从深化改革中聚后劲，全力奏响和谐发展的乐章。
（二）医院文化要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之所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成功开创新纪元，这就是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精神的最佳体现。创新是医院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医院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市场竞争的加剧，医院管理由注重降低成本转向追求价值增值，由注重管理机构设置转向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建设创新型医院文化，实现医院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大管理创新，引进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加大技术创新，不断将新技术运用于临床实践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大服务创新，不断深化优质服务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医院文化要传承“心忧天下”的奉献精神
从屈原《离骚》中的“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苍生社稷之情已在湖湘土地上生根发芽。而后以为代表的一批湘籍革命家带领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让神州大地换新颜。
在建设医院文化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秉承“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宗旨，坚持“救死扶伤、惠世济民”的理念，推行一系列惠民便民措施，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领域、改善服务态度、规范服务行为，增设挂号、收费、取药窗口，开通电话、网络预约，开设“无假日门诊”和“无假日检查”，实行诊疗“一卡通”和电子病历管理系统，加强出院随访和满意度调查，畅通医患沟通渠道，让医院文化处处闪烁着“尊重病人、关爱病人、服务病人”的人文精神。
（四）医院文化要秉承“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经世致用，是对湖湘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被视为清末湖湘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国藩，不尚空谈取各家之长，建立新式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高潮。的治国政治思想和军事上的雄韬伟略，也都是来源于实践并最终运用于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医院的社会功能来看，“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它的天职。医院应该秉承“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特征，关心社会、关注民生。无论是优化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技术，还是推进优质服务，改善诊疗环境，都应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都应践行“实用性、针对性”的原则，都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的需求，以有效地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三、加快医院文化建设的工作重点
医院要树立“修身养德、文化启智”的理念，充分发挥文化“凝心聚力、掌舵导航”的作用，制定医院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实施方案，明确各阶段的重点工作和具体措施，切实推进医院文化建设的有序发展。吸取湖湘文化的神韵，加快医院文化建设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丰富形式，提高医院文化建设的吸引力
以湖湘文化之“魂”促精神文化，加强启迪感召。湖湘文化一贯坚持“大爱至仁、大义至诚”的精神禀赋，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灯塔和航标。医院可以实行多形式、全方位的攻略，让医院文化建设得既有声有色又深入人心。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集中教育。医院要抓住每个有利时机宣教医院文化，让职工从岗前培训起就开始接受医院精神、价值观念及发展愿景等教育，其他如党课、职代会、医德讲座、文化论坛都是文化教育的课堂。第二，营造文化环境。医院可以建立院史馆、名医堂、文化专栏、文化长廊等，在办公室、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医院价值观等方面的标语，让职工置身其中接受文化气息的浸润熏陶。第三，开展文体活动。医院定期举办文艺汇演、演讲比赛、体育竞赛等活动，既能让职工在活动中展示才华、陶冶情操，也能展现出一个团队富有的团结、和谐、进取的精神，以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第四，投身公益事业。医院要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组织义诊、爱心捐助、扶贫助困、无偿献血、对口支援等活动，让员工在服务百姓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医院文化和职业品格的价值。
（二）加强引导，提高医院文化建设的感染力
首先，以湖湘文化之“根”促思想文化，加强思想教导。湖湘文化一贯坚持以“励志竭精、修身厚德”凝聚人心，是医院思想文化持续发展的精神根基和动力源泉。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医院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社会组织，肩负着救治生命的重要职责，守护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医生不仅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渊博的学识，也要拥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取向、丰厚的人文素养。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医护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职业观，常修为医之德、常怀律己之心，砥砺理想品格，锤炼职业操守，发扬妙手仁心、铁肩道义的行医精神。
其次，以湖湘文化之“形”促行为文化，加强行为引导。湖湘文化一贯坚持“坚韧务实、锐意求索”的行为践履，在练“思功”重“言教”的同时也注重练“行功”重“身教”。行为文化是思想文化的直接体现，通过文化塑造来引导职工行为，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自觉地遵守医院的行为规范。医院要建立一支言谈举止雅、待人接物诚、服务态度好的医护队伍，就要制定统一的医疗执业行为、服务行为以及其他职业行为习惯等。如人性化服务的“五声、五美、五优”行为标准。“五声”为对患者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惑有解释声、错有道歉声;“五美”为笑容美、仪表美、语言美、行为美、心灵美;“五优”为廉洁服务优、便民服务优、诚信服务优、惠民服务优、创新服务优。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规范医护人员的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效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强基固本，提高医院文化建设的影响力
以湖湘文化之“道”促制度文化，完善管理机制。湖湘文化一贯坚持“张弛有道、和合致一”，彰显出“潇湘洙泗”特有的学理元素和哲学覃思。按照管理科学的经验管理、制度管理、文化管理三个阶段来看，文化管理应该建立在规范有序的制度管理的基础之上。制度是纲、纲举目张，制度文化具有约束力和聚合力，是协调医院与社会、医院与个人利益关系的准则，可以推动各项工作由被动监督向主动执行转变，形成“恪尽职守、切实履责”的良好氛围。医院要制定党群、行政、医疗和护理工作基本制度，完善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流程，完善各类各级岗位职责，作为医院管理的基本准则和指南，以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来推进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健全高质量、高效率的目标管理体系，使之成为医院内部的“基本法”，进一步使医院职工形成关于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共识，树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和科学规划的思路去开展卫生工作的强烈意识。在制度文化的熏陶下，医院职工同心同德谋发展、群策群力促和谐，形成建设医院、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合力。
千百年来，潇湘热土孕育出的丰厚的湖湘文化，成为医院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精神力量。湖湘文化既渊源于历史，也表征于现实，它所蕴含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让杏林奇葩在三湘大地上绽放芳华。
参考文献：
[1]刘校平.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及深化思想政治工作[J].新闻天地（下半月刊）.2011年07期.
[2]王海燕.以医院文化为载体创新思想政治工作[J].黑龙江医药，2010年06期.
[3]刘校平.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及深化思想政治工作[J].新闻天地（下半月刊），2011年07期.
[4]郝震敏.试论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融共进[J].沧桑，2010年10期.
【关键词】湘瓷；民俗；文化艺术
一、湘瓷创作及创新对推动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湖南陶瓷行业,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在中国陶瓷行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湘瓷的主要品种有醴陵釉下五彩、长沙铜官窑等。近年来，湖南陶瓷生产及销量一直没有大的突破，不管是艺术陶瓷还是日用陶瓷，整个陶瓷产业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与市场对接不够紧密，陶瓷产品缺乏创新活力，急需陶瓷设计的创新、品牌效应的塑造推广。湘瓷产品缺乏系列化整体设计也是目前额待解决的问题。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规定系列化的定义为“将同一品种或同一型式产品的规格，按最佳数列科学排列，以最少的品种满足最广泛的需求”。从发展的角度上看，湘瓷产品系列化的创新形式有利于产品的重组和有延续性的主题表现，能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从多元化审美的视阈下，重新审视湘瓷产品在造型和装饰上的创新设计，以系列化为切入点，运用现代、时尚、简约地表现手法，融合湖湘特色文化底蕴，型塑出“湖湘风格”融合审美意境与现代生活方式双重审美情趣下的系列化陶瓷产品设计，一方面可以为湘瓷产品带来新的生命力，适应不同消费群的审美标准，符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推动陶瓷行业的发展。湘瓷产品系列化整体设计，对于“湘瓷”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湘瓷”的品牌形象，建立湘瓷的产品特色，拓宽“湘瓷”消费市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系列化整体设计对提升“湘瓷”艺术品位，适应多元化的审美，同时以湘瓷为载体，用现代的、时尚的手法和形式发掘与传承湖湘文化中的精华，传播湖湘文化具有推动作用。此外，多元化审美视阈下的系列化湘瓷产品设计，可以从多角度入手，尝试各种新工艺、新形式，通过一站式服务，系列化的设计对节能降耗，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做出贡献。
二、以湘瓷创作为载体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内容
以湘瓷创作为载体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实践目标主要有：将当代多元化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形式融入湘瓷产品创新设计中，加深湘瓷的艺术内涵，提升湘瓷的艺术品位，实现湘瓷艺术与多元化审美的有机融合；使湘瓷产品的创新设计更适应市场需求，提升湘瓷的品牌价值；将具有代表性湖湘文化艺术元素、多种艺术形式、多种艺术理念以系列化的形式在湘瓷中进行表现，在提升湘瓷艺术品味，实现多样化的同时，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通过系列化陶瓷产品的创新设计研究，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实现一站式服务，探索出提升生产效率，节能降耗的新途径和新思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作贡献。以湘瓷创作为载体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内容包含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首先研究湘瓷造型与装饰的艺术特色。湘瓷作为湖南本土陶瓷，在器型和装饰上都带有浓郁的湖湘文化韵味，比如铜官窑的陶艺器型拙朴，醴陵釉下五彩装饰手法自成体系。其次，当代多元化审美的主流特征研究。要进行湘瓷产品的创新，就必须对当今多元化的审美特征进行系统研究，找出规律，为进行湘瓷创新提供参考。再次，研究创新系列化湘瓷产品的特征、优势与市场需求情况。从市场入手，以多元化的审美为切入点，对系列化湘瓷产品的开发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为创作、实践提供借鉴。在实践研究方面，首先对接市场需求，对湘瓷产品进行再设计，凸显特色。湘瓷的市场需求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现代市场对湘瓷有更典型的作为“商品”的要求，这对湘瓷的工艺、规模、销售渠道、市场营销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湘瓷不能再囿于传统的生产、设计和营销模式；另一方面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使消费者对湘瓷的消费审美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不同的消费群对湘瓷的认知和评价各有不同。因此，只有将当代艺术形式、艺术理念与湘瓷、造型装饰有机融合，将各类艺术形式与艺术理念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湖湘文化形式融入湘瓷，才能形成创新系列化产品，凸显湘瓷独有特色。其次，将本土文化的特色融入湘瓷产品设计之中。湖湘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历史悠久，独具一格的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形式，例如石雕、湘绣、花鼓戏、蜡染、扎染等。对这些本土的民俗风情与民间艺术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融合到湘瓷产品设计中。再次，在实践中重视审美角度，在湘瓷的造型及装饰方面进行创新。从造型角度来谈，设计需要宽泛和多元。结合现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及视觉体验，向艺术性、表现性、观念性乃至实验性方向发展，把人与外界的关系，新媒介、新技术的运用给现代陶瓷造型设计注入开放的观念和新能量，使湘瓷造型设计充满时代感。在延续和优化传统陶瓷图案的基础上，将现代的艺术形式融入湘瓷装饰，拓展釉下彩瓷的装饰艺术表现形式，发掘湖湘文化精华，将湖南的民俗、民间艺术等融入到湘瓷设计中，推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的系列产品。
三、以湘瓷创作为载体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的有效途径
在“多元化”的当代审美视阈下，只有将湘瓷产品设计与市场对接，开发系列湘瓷日用品、旅游产品才能将当代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有机融入到“湘瓷”这一传统工艺中，提升湘瓷的艺术品位，让湘瓷产品焕发活力。湘瓷应以多元化的审美为背景，采用现代的、时尚的手法，结合高科技手段，表现湖湘文化、湖南民俗特色，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主动适应当代消费者多元化的审美习惯，提升湘瓷的品牌价值和品味，适应现代陶瓷市场需求。以系列化的形式，将具有代表性的湖湘文化内容融入到湘瓷造型与装饰中，不仅凸显了湘瓷的特色，更有助于发掘和传播湖湘文化，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湖湘文化特色鲜明，仅就民间艺术而言，湖南就有石雕、湘绣、花鼓戏、蜡染、扎染等众多种类。这些种类的艺术形式共同组成了湖南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韵味。除此之外，湖南的民俗也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些民俗风情都可以以系列化的艺术形式，结合现代艺术理念在湘瓷创作中进行表现。如采用系列插画、系列版画等表现形式。这样不仅为湘瓷的创作提供更多创作素材，积累更深厚文化底蕴，同时还可以提升湘瓷的品味，在弘扬湖湘文化的同时，使湘瓷与现代审美理念有机融合。湖南陶瓷行业与景德镇陶瓷行业相比较而言，成本高是湖南陶瓷行业的弊端，以系列化设计为切入点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之一，系列化的形式提高湘瓷生产效率，一步到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职院校合作，开发湘瓷设计与民俗文化相关课程也是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的有效途径。高职艺术教育注重更好的将教学和行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将市场具有发展前景和良好效益的产业引进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民俗文化艺术产业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的当代社会，湘瓷艺术不仅能够展示地域特色、开拓民俗市场，同时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与高职院校合作，开发相关课程，在高职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以湘瓷艺术、民俗文化艺术为元素和主题传播不仅有利于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也正好契合产业发展的需要，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需要的人才。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承载着湖湘人民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是一代代湖湘儿女们智慧的结晶。湘瓷作为一种有着浓厚湖湘历史文化底蕴的手工技艺，在其发展与兴盛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我们可看到当时湖湘地域内文化艺术及人民生活的发展状况。以湘瓷创作为载体传播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既是对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也是激发湖湘民俗与民间文化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活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顾燕.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在艺术教育教学中的影响与运用——高职院校视传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对于民俗文化内容的教学设计和运用[J].轻工科技,2012.10.
[2]刘淑娜.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科技展望,2017.02.
【关键词】湖湘文化；中职学生；职场；职业素养；影响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文化似乎有着比知识更重要的影响。知识日益显得有些浅层，而文化却被认为更有内涵、更有底蕴、更绵长深厚。那么湖湘文化由于地理区域的缘由而生自己的个性和特质，这种湖湘文化的精神骨髓究竟是什么？它对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人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教化？尤其是对大教育里小众的职业教育的孩子们会有怎样良好的职业引导和培育？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的精髓
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湖湘文化即是湖湘大地人们的一种特别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它的精髓特质是什么？大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人，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二、职场对中职学生职业素养品质要求：
（一）忠诚：员工对企业忠诚，全心全意，不旁逸斜出，把企业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最高利益，把自己的生存发展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把重心放在为公司企业效力上，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有责任，有担当。
（二）严谨
讲究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一颗螺丝钉的松紧，一根绳索的粗细，一行间距的宽窄，一个动作的规范与否，都影响和决定公司企业的产品、形象的优劣，所以，讲究细节，严格规范，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是职场非常重视的个人品质。粗枝大叶，鲁莽大条只会给职场带来不可限量的灾难。
（三）协作
“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合作的团队是松散无力缺乏战斗力的组织。相互不服、互相拆台，专搞个人的小诡计的员工是职场的害群之马，将会很快被职场所抛弃。
（四）创新
员工有无创新精神，有无开拓意识，决定了公司企业有无未来。员工的创新思维是一个公司企业生存的命脉，是其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原动力。
（五）乐观
郭台铭的富士康公司发生十三连跳的事件曝光后，几乎毁了这个将工厂开遍全球的知名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健康的心理品质、乐观开朗的情绪表达，逐渐成为职场关注的个人素养，有了困难，不气馁、不消沉、不低迷，而是积极面对，开动脑筋寻求方法与出路，寻求救援与帮助，这才是职场所需要的员工，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失败，就拿仅有一次的宝贵性命当儿戏的人。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在湖湘文化的精华里，觅得职场所需的个人职业素养的根本点和契合点。
三、将湖湘文化的精华渗透到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培育中去
（一）挖掘湖湘文化历史，提炼湖湘文化 的典型事例，编写校本教材，将湖湘文化的精华灌输到课堂里去。
（二）开设湖湘文化专题讲坛邀请湖湘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到学校来做专题讲座，让学生接受大家思想的熏染。
（三）做好湖湘文化的宣传工作。利用板报专栏、广播图书、墙绘书法等多样形式来营造湖湘文化的浓郁氛围，让学生身浸其中。
（四）组织学生演讲活动，让学生在自我表达、自我感动中成长。
［关键词］湖湘文化；近代湖南；开端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105 — 02
近代的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从湖南走出的人才。正是湖湘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实现转型，才为湖南近代的人才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关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始，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近代化，应该是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近代化特色。而文化的近代化，应该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而产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为标志，如果西方文化只有输入，而没有受到本土文化的接纳，就不能使本土文化表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一、甲午战争前
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西洋教加以排斥。基督教文化是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从清朝雍正开始有天主教堂在湖南衡阳和湘潭的出现，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在湖南取得合法权，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本应该是迅速增长，但湖南人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等强烈抵抗的行为使得基督教在湖南一直都难以立足生根。当时比较有名的便是“周汉卫道”，他在狱中的供词中说：“忠诚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由此可以看出，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
二是对西方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一概排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湖南人对“制造轮船”的看法。湖南一些有识之士，如郭嵩焘曾创议在湖南与湖北之间筹建轮船，以分洋人之利，不料遭到大部分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要轮船一开，便会给外国人入侵内地提供方便，民船也会丧失优势。郭嵩焘还因此遭到了官员刘锡鸿的弹劾，其创议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872年同治中兴的贵官曾国藩病死在金陵，当他的灵柩由轮船送入长沙时，竟遭到官绅的大力抵制。当时的一个英国人评价得很精辟:“多年以来，湖南是大陆腹地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当时的《万国公报》是这样评价的：“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以上等等，足以见得当时湖南的守旧风气所达到的深度。
当沿海的地区已经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湖南的各个层面都还是处于传统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层面，更没有越出传统的氛围。曾国藩的“儒家之军”竟打败了太平天国，使得儒家传统得以保存和巩固，给了湖南人民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滋生出了“中国不能一日无湖南”的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狂妄之气的作用之下，外界发生的种种变故，湖南人便不屑一顾。当时有人如此评价：“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激起些许涟漪，所以当洋务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魏源、曾国藩等虽是湖南人，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却都与湖南没有关系，外界对他们的肯定与赞扬，也都是甲午之后的事情。
二、甲午战争后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便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的影响，特别以王夫之、魏源等典型代表的思想为动力。笔者认为，古代的湖湘文化与近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可磨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思想背景就是引起湖湘文化突变的关键因素。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刺伤了湖南人的自尊心。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造就了湖南人自认为的湘军的“神话”，而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使得昔日的荣耀和自我陶醉一扫而尽。当时，湖南人以日本人为榜样，兴起了“西学”的热潮，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姿态，“舍己从人取于人”。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先进官吏如黄遵宪等的支持下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推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迈进。
江再红出生于七代湘绣世家，自小耳濡目染，深受传统绣艺的熏陶，曾拜中国刺绣工艺美术大师周金秀、刘爱云为师，具有浓厚的湘绣艺术功底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级工艺美术大师。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使用了很多精美的连珠针法，这一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针法现在几乎失传，仅有湖南省开福湘绣研究所湘绣大师江再红掌握此门绝技。她的抢救技艺――复制马王堆汉墓出土失传已久的珠针法作品，令人叹为观止；她的世界最大的双面绣《阴功轴》在法国里昂艺术博物馆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参展，被誉为“惊世之作”；《大熊猫》赠送香港特首曾荫权；《文姬归汉》获首届湖南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金奖；大型作品《狮啸雄风》以磅礴的气势，巧妙的构图，精美的针法，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百花杯”金奖，被国家博物馆珍藏……。
再红湘绣以浓厚的东方神韵深受中外人士的厚爱，大量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成为高雅的珍藏、馈赠之佳品。
江再红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大师、湖南省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她精心培养了一批技艺精湛的湘绣绣工，为拯救民族工艺，传承湖湘文化奔忙。
1991年她创建了再红湘绣（现湖南省开福湘绣研究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003年成立了开福湘绣研究所，巧妙地运用70多种针法和100多种颜色的绣线将我国传统的刺绣、绘画、诗词、油画及各种艺术融经典于一体，研发出质地考究、格调高雅而又时尚的湘绣产品。大规模生产出各种规格的单面绣、双面绣、异绣、肖像、扇子、真丝围巾、手帕、披巾、靠垫、被套、桌布及各种服饰、厅堂、家居装饰等系列产品，曾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各种殊荣。
我们目睹了苏绣在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下快速地发展：在八十年代苏州派人到湘学习刺绣工艺，到现在苏绣业超过了湘绣，特别是镇湖镇苏绣在政府的扶持下迅速崛起；我们也目睹了粤绣的没落，随着广东的经济发展，机器代替手工，目前市场粤绣基本没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从此没落；好在蜀绣在苏醒，目前四川省政府也加大力度的扶持蜀绣……。湘绣当前正处在要么发展，要么没落的边缘上。
作为对湘绣有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湘绣大师，湖南湘绣大师姜再红呼吁有关部门给予强有力的扶持措施。
湘绣是一项特殊的产业，也是一个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同时还是一个以农村绣工为主的涉农产业。其面料、绣线、绣工工资等基本构成了其成本，其中绣工工资约占成本的70%左右。在前几年，湘绣是按农副产品的标准6%征税，而现在则按增值税17%的税率征收。绣工是开不出增值税发票的，因此绣工工资必须承担17%的税收。这样，既挫伤了绣工的生产积极性，也使许多湘绣企业无力承担。江再红希望把湘绣作为特例，制定工艺美术文化产业优惠政策，建议将税率由17%恢复至6%，使湘绣产业轻装上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刺绣一直以来就是农民们闲暇母女相授式的手艺绝活，所以绣女们主要来源于民间农户。绣女不是打工族，再加上目前社会发展之快，创收的途径越来越多，农村广泛征地，人民手头也宽裕了，手工绣艺活赚不了多少钱，还要落下眼疾、颈椎、腰椎等各种毛病，绣工也不愿意刺绣；使得湘绣产业中技艺人才青黄不接，这也阻碍了湘绣的发展。
为了让湘绣产业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刺绣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湖南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长沙市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江再红正带领众多湘绣人不断创新，精工设计，逐步将湘绣产业化、优势化、区域化，传承、延伸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资源。
湖南省开福湘绣研究所构想在长、望融城的高塘岭镇雷锋东路建一个环保型的江南水乡风格的――“湘绣工艺园”。集发展湘绣文化教育、生产、研发、展览、培训、购物、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性、示范性的绿色园区。
江再红说，发展创建一个湘绣绿色产业园区，可以整合湘绣文化资源，发展传统工艺，提升长沙市文化品质及品牌优势，为长沙市增添一个特色经济区域，该项目可直接创造近二千个就业岗位，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万名，增加周边城镇居民收入，为建设和谐长沙添砖加瓦。
的活儿比较杂。这不，去年年底还参加了在湖南举行的“改革开放30年专家博客主题笔会”，不光在湖南转了五六个地方，关键是一不留神，咱也成了博客。
说不清去湖南有多少趟了，反正最多的一年去了六次长沙。2002年在湖南卫视的《今日谈》做节目，先后呆了一个多月。说起湖南，还真是充满感恩之情。现在我经常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两档节目中做直播，而最先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直播的，恰恰是湖南的“金鹰之声955”。2005年这个频率开播时，我还做过新闻主播。直播时的状态、心态、话筒、耳机，窗外三湘大地的春雷和春雨，给我的都是全新的体验。
当然,我和湖南的联系也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所谓“不打不成交”。同样是在2005年,当《超级女声》红遍大江南北时,我严厉批评了这档节目在海选阶段的低俗问题,招来不少争议。以后，在“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争论中，湖南电视台的一位副总编发表长文，点名同我商榷。所有这些，除了表明一个学者在不经意间与湖南的联系之外，也同样不经意地说明了湖南对我的包容。这些年来,我比较注意湖湘文化中阳刚和生猛的一面，比如有关研究者提出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危而不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广东、湖南的一批志士仁人”，比如湖湘文化赋予湖南人的独特性格：刚烈蛮倔，比如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谭嗣同的“我自横天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等等。相反，我对湖湘文化中宽容和包容的一面重视不够，实在说不出什么。
好在我的亲历多少可作为一个例证。2001年，我第一次去长沙，在湖南卫视有关文化产业的两期节目中做嘉宾。节目做完后，和栏目的兄弟姐妹们到湘江边吃鱼，席间聊起自己初来的感受，我说我是这些年来批评湖南卫视比较多的一个学者。大家对此很感兴趣，问我是怎么批的?我大概的表述是这样的：湖南卫视对中国电视的发展只有产业的价值而没有文化的意义，甚至是以牺牲电视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品位为代价换取发展空间的。一想到电视要有关怀和品位，而电视屏幕上充满了灯红酒绿的奢华和哼哼叽叽的爱情，我就难过得背过了脸去。大家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也这样认为。我的感恩恰恰从这番不合时宜的批评开始。我因此在湖南广电国际会展中心，有过那么多次的逗留。同样，在与兄弟姐妹们的同吃同劳动中，我逐渐走近了湖南人，了解了湖南人，同样赤诚相见与肝胆相照。
我曾三次到过橘子洲。看到现在橘子洲的样子，我特别担心它被商业化。无论如何,它存在的首要价值不应该是赚钱。当年，和他的朋友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老人家的责任和担当至今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批评和批判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湖湘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以歌舞升平为特征的，在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我们期待着湖湘文化的理性、深刻、大气、阳刚、生猛。
湖湘文化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独特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发扬“心忧天下”的精神，强化责任与担当意识
从屈原、柳宗元、谭嗣同、，一代又一代贤人都把“心忧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一次次烙印在湖湘文化中，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强调要挖掘人力资源潜能，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与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内涵相契合。一是要提升员工的责任意识。市场经济中，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重要性与日俱增，金融企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要正确传导企业危机感、压力感，要在各层级定期分析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经营形势，要投放整合有效的财务与人力资源，发挥企业内各组织、各团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不断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二是要提升员工的奉献精神。要制定企业发展壮大的愿景蓝图、战略规划、年度经营计划，作为总纲领、总要求来激励约束经营活动。同时，企业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绩效分配机制，发挥保障与导向作用，让每位员工看到奉献有收获、付出有回报，减少埋怨情绪、懒惰思想、推诿行为，积极主动做好每一件事。三是要培养员工的担当精神。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新科技、新模式、新变革将不断影响改变着原有的经营行为，金融与互联网融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形势在变，监管的趋势没有变，合法合规经营下做大做强企业需要员工具备担当精神，勇于担当，敢于担当，推动金融企业不断发展。
二、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强化创新和拓展意识
从周敦颐重构儒道，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到左宗棠致力洋务济国，黄兴宋教仁帝制，直至湖湘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傲视群雄。金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通过借鉴学习“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应敏锐地捕捉商机，抢抓营销拓展而做大做强。一是要建立健全创新机制。现代社会，信息瞬变，金融企业与信息变革血脉相连。金融企业务必重视信息技术创新、产品流程创新、管理体制创新，才能立潮头、领潮流。要把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各方面、多体系的创新培育机制、科学评价机制、保护奖励机制，逐渐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二是要整合资源加强管理创新。流水不腐，每个金融企业要想成为卓越的世界一流企业，必须不断进行内部变革，从组织架构、人事管理、质效提升、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梳理，查漏补缺，扬长避短。也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敢于承认失误，如放弃不专业的投资项目，改进松散的管理体制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转型、蜕变。三是要积极参与竞争营销拓展市场。要加大专有产品、技术研发力度，积极提升产品质量和客户维护服务能力，组合多种营销方式，尽力拓展国内国际客户群体及销售渠道，提升客户忠诚度和满意度，获得良好口碑和品牌效应，做大市场占有份额，从而获得丰厚利润。
三、发扬“兼收并蓄”的精神，强化学习与开放意识
近现代以来，湖湘文化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兼收并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力地推动着历史进程。金融本身具有开放性。现代金融企业需要开放、融合、学习的良好氛围，才能取得持续健康的发展。一是要树立开放合作意识，实行拿来主义。必须打破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的错误思想，积极与市场、与客户、与行业对接，好的经验、标准、流程要拿来我用，并且成为良好习惯。要积极参与国内行业、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引进友好战略投资、优秀人才，吸取先进管理经验，实现互利共赢。二是要在企业内部畅通建言献策渠道。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员工对事物的观点、看法、意见也有不同，要畅通党团工青妇等渠道收集员工意见建议，对合理的包容吸收，促进业务发展壮大。要建立内外部检查、审计、监察、合规机制，促进经营管理合法合规。三是要创建学习型组织，提升学习能力。要积极营造学习氛围，合理利用技能比武、操作竞赛、业务答题、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干部员工不断学习书本理论、专业技能、岗位操作知识，不断提升员工素质。要设立综合团队、部门，对政策、法规、市场、行业、客户进行专业的研究，对形势、机遇、挑战进行详尽的分析，对计划、考核等进行健全和调整。
四、发扬“经世致用”的精神，强化求真和务实意识
王夫之哲学倡求实理之学、重实践之学、务实用之学，经陶澍、魏源、蔡锷等辈发扬光大，《曾国藩全集》一书完美诠释霸蛮精神与经世致用之理念，其立德、立功、立言多为后世效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现代金融企业尤其要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不得半点马虎，决不能摆空架子。一是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目标导向考核体系，发挥好指挥棒的作用。要依据市场、政策、客户情况科学制定工作目标，确定利润实现计划，做好资源分配方案，控制成本费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要挖掘潜力，对子分公司、条线部门、管理层分解任务，严格考核，做到千斤重担人人挑。要加强内部管理，明确工作纪律、工作职责，加强过程行为管理。二是形成务实致用的良好风气。要树立业绩突出管理规范的各层级组织、品德兼优爱岗敬业的个人为标杆榜样，要总结先进经验，要适当地进行表彰奖励。要选取优秀人物、典型案例、感人事迹进行宣讲，弘扬正气，增强正能量。要做好干部员工的考核工作，将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的员工放到管理岗位，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上，让庸者素质低者下。三是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金融企业负责人、各级管理层要了解经营实时情况，在企业内，要下部门、下基层、下网点，要对资源的分配、经营形势进行调研了解;在企业外，要与政府、市场、客户接洽交流，掌握第一手材料，印证反思经营管理策略，从而做到察实情、出实招、做实事，解决好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五、发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强化和谐与互助意识
［关键词］天地雄心 王开林 散文 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2－0045－01
一、《天地雄心》的写作背景
有一种说法：“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对此王开林曾将信将疑。后来，他陆续读了一些近代人所著的野史稗钞，才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自鸦片战争爆发之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时间不足一百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有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王闽运、八指头陀、易顺鼎、叶德辉、齐白石、谭嗣同、熊希龄、黄兴、杨度、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蔡锷、沈从文等百余位英雄豪杰，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之身。然而有趣的是，这些英雄豪杰的思想和主张却呈现出相反的两个方面――保守与激进，他们之间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停歇过半秒钟。但无论革新的前锋或守旧的后卫个个都是绝顶高手，都有雄才大略，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变得风云变幻、雾锁烟横。为何湘地人才愈是勃兴，国家命运便愈是多舛？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不已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近代已是如此这般，现代则更加变本加厉。“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便是挖掘可靠可信的史实，细加考量，谜底也许就隐藏在其中，至少也会有些意外的发现。”这是作者的写作初衷。
二、《天地雄心》中的湖湘文化精神
《天地雄心》以历史人物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从政治到文学，从湘军的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秋瑾，从屈原、龚自珍到苏曼殊、沈从文，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历史背景上，抒写了近现代湖湘地区二十余位风云人物。作者认为，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所凭借的正是经过三千年风雨滋润的神奇土地。在湖湘文化结构里，作为经线的思想有其独特的兼容并蓄、大气厚重的构成元素，即卧薪尝胆的奋斗品格、追求真理的殉道精神、“心性义理”的道德自察意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穷则思变，以及岳麓书院的先行者们所倡导的“知行并发”“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高洁信念；而作为实践这些信念的经线，则是由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血缘家谱的英雄符簇串连而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王闽运、八指头陀、易顺鼎、叶德辉、齐白石、谭嗣同、熊希龄、黄兴、杨度、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蔡锷、沈从文等。这个英雄符簇往“纵”可延伸到黄兴、蔡锷、陈天华、秋瑾、沈从文等，往“横”可伸展到魏源、曾国潘、左示棠、谭嗣同、宋教仁……一个个身手不凡，光彩照人。无疑，在华夏文化的历史长卷中，古老的湖湘写下了无可替代的辉煌一页。在王开林创作的文本中，有怀揣“强国梦”的魏源，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曾国潘，有“……但能破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的左宗棠，有“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的胡林翼，有用“杀人手段救人心”的彭玉麟，有用“剃刀明霜雪”的曾国荃，有“空留高咏满江山”的王闽运，有只愿“令大觉海中，增一浮沤可也”的八指头陀，有“三副热泪”的易顺鼎，有“恶之花”之名的叶德辉，有主张“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齐白石，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有“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的熊希龄，有认为“大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的黄兴，有“负谤千秋”的杨度，有“回首叫，云飞风起”的刘揆一，有“老虎总长”的章士钊，有“桃源深处难寻的渔父”宋教仁，有“……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的蔡锷，有“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的沈从文。这些湘中豪杰，一个个有血有肉地从苍白的历史符号中走了出来，与今人对话，与天地对话。他们构成了湖湘文化最为重要的内核基础，其思想曾经激励了一代奋图强的中华儿女，将来也必将继续激励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继续前进。
《天地雄心》没有去追求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或者是矫正，除了文字的精练与优美之外，也没有那种结构宏大的话语模式，而更多的是关注人物的命运、人生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光辉或者遗憾。优美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像是一会儿穿越时空与作品里的人物对话，一会儿又向读者发出几声人生的感叹。字里行间不仅折射出作者对历史的重新观照，更投射了作者超越时空对生命的关切。《天地雄心》中虽然大部分写的是湖湘子弟，但作者却并不是为写湖湘而写湖湘。而是由点及面，通过对20世纪初湖湘子弟的关照来审视当时中国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的一种态度。正如作者所说：“地域的概念在书中其实是相当模糊的，那些高瞻远瞩的天之骄子，不管与湖南这方水土怎样血脉相连，他们都不会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是属于世界大舞台的。”
【参考文献】
[1]王开林.天地雄心[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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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聂茂.冯伟林历史文化散文的审美解读[J].南方文坛,2009,6.
关键词：湖湘文化；地域特征；高校建筑
一 湖湘文化特征
湖湘文化指以传统理学心性之道和践履思想、乡土情节为内核，讲求经世致用，以区域自觉和乡贤崇拜来延续自己的传统，不断强化自己在各方面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和凝聚力，形成一种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长期以来一直稳中发展，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其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在传统理学、实学以及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长期以来，湖湘文化也一直受到格外关注，有关论述十分丰富。湖湘文化对高校的影响到底在哪里？高校校园建筑对其反馈又是什么？本地文化与文明传承的校园双方怎样相互之间体现达到深邃的内涵，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
二 地域文化与高校
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职业人始终围绕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无时无刻不打上地方经济发展的烙印。因此要健康的发展高校特有的文化，必须注重地域文化的内涵并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使校园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不断提高学校软实力。一方面，高校的建立、建设发展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已深深地打上了其印记，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校园文化在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的同时，推动着地域文化的发展与重构，对地域文化的建设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
三 湖湘地域文化对高校建筑的影响
湖南在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发生很多深刻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高校建筑的改建和扩建。为了满足更多的学子们读书的向往，教学楼实验楼的新建势在必行。但如何能把教学楼建设得更好，更有湖南文化的“湘味”，（建筑的物质技术条件等）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作者通过走访长沙市的几所高校发现了有趣的规律：1）在外观和颜色方面，以往的建筑从外观来看陈色较老，很少一些让人印象深的嚼头，颜色单一，有些甚与水泥的颜色一致，但这类建筑实用性强反应了湖湘文化的务实性。以前的教学楼很多分隔都是宽大且来头很高的空间，适于老师与学生之间交流和做各种有利于学习的任何事情。教室简单朴素，各种摆设充满格调，学习的氛围涵盖于此。在里面做演讲、教学、实践，各种知识的交互等反应了湖湘文化对湖南人教学的经世致用。建筑空间的本质属性是其场所精神即重视建筑空间与精神交流。2）在政治方面，湖南人表现出忧国忧民论调，以读书和激扬文字投入到社会上工作，很多人做出了不朽的篇章。到现在为止坚韧不拔依然是湖南人的作风也是湖湘文化对此的反应。其高校建筑表现在宏大，气派，威武且不失格调，建筑各个层面和结构表现出学校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个性迥异。3）在文化方面，湖湘文化更是表现出民族，民俗，民风，不仅保留了自己的风格和做法还吸收同化一部分外来文化，充实了湖南文化。其在建筑上表现为江南水乡挑脚楼屋檐，琉璃瓦也换成青蓝色不失为水乡的味道。宽厚的屋顶已经成为一种表现手法。4）在地域方面，有形式怪异的楼出现，融合了外来建筑的味道其建造技术也在不断提升。有很少的建筑为形散神不散，让人看了回味无穷正因如此湖湘文化凭借其独特的魅力与精神思想在建筑的创作上表现出更好的亲和力，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5）在气候方面，有隔温隔湿的能力和充足的散热空间。湖南由于岭南山脉的遮挡导致在长沙城区温度变化较大，因此对建筑要求较高，所以在隔湿方面表现较为突出，使房间保持干燥。何镜堂院士曾经说过“建筑是一个地区的产物”，它包涵人们日常起居，思考行动的精神空间。所以在地域方面它对湖湘文化的表现则是以建筑格调群落化。例如长沙岳麓区的大学城，湖南师大，湖南大学（图一），中南大学（图二）的建筑常常相互交叉混合。红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湖大师大都具有。宿舍楼集群化也有很大的相似处，各层排布紧密，空间利用充分，结构合理均匀。
四 地域民居建筑风格对高校建筑的影响
湖湘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文化形态。反映在建筑规制上则体现了其严格遵循着自家礼法传统，反映出高下有等、内外有别、长幼有序。以正屋为主体，采用中轴对称的手法，厢房、杂屋沿轴线均衡展开这一规制森严的建筑格局是湘中、湘南地区大宅院的普遍特征。这些深宅大院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小庭院，共同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建筑院落。所以湖南地域建筑在古代都是以挑脚楼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在有些镇子上甚至还有江南水乡青瓷白砖的特色；还有重檐攒尖制式一种古典建筑符号。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湖湘文化对民俗的表现多于对高校建筑的寓意。湖南人在意志上的体现如：“务实，蛮干”等应从多角度来对建筑进行雕刻和诠释。如何表现“务实”；如何表现“蛮干”在建筑形态上带给人强烈的家乡文化和氛围，应多一份思考少一份平淡，从精神文明层次去表达具有营造名族文化的作用。
五 结束语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从自我女性主体意识的发现，到主张“教育救国”，受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影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探寻妇女群体解放道路。从这一过程不难看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务实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上，打下了明显的精神烙印。
一、心忧天下：“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
心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内容，这一传统一直在湖湘文化中得到传承。《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激荡在湘人心中，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虻热嗽谏胶悠扑橹际，毅然投笔从戎抗金御侮，谱写了“长沙之陷，死者十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兵败后遁迹乡里，终生不蓄发，以表誓不降清之志，并毕生潜心治史治学，只为探讨重振汉民族的途径。面对鸦片战争后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魏源表示了极大关注和忧虑，他在《〈海国图志〉序》中写道：“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1]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选择就义。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对湖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影响颇深。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少年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说：“读了这些史实，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2]
向警予一直是成长在优秀的湖湘文化之中的。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有着浓郁的“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当时长沙中学里有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教师，如朱剑凡、杨昌济、徐特立、李肖耽和方维夏等。向警予在年少求学阶段，就受到思想进步、倡导新学的老师的影响。她关心时事政局，痛感当时“国家陵夷、学绝道丧”“民风奄奄”“人存心亡”，为国家的衰败、人民的痛苦而焦虑。在向警予遗存的学生时代的作文、日记、书信中，多处载有“勿忘国耻”字样。她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语，勉励自己与同窗。向警予自信：“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3]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等人交往，加入了进步的湖南青年群体新民学会长期与良师益友的相处，时时聆听教诲，“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湖湘文化已深深浸润了向警予的心田，并成为她后来从事一切妇女解放活动的思想基础。
受教育救国主张影响，向警予最初将教育作为争取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妇女救国救己，都要从教育始”，“教育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4]没有教育，女子就不可能觉醒。在周南学习期间，向警予就开始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的状况，下定决心日后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唤起女子的觉醒、探求妇女解放的途径为己任。1911年她与蒋胜眉、许友莲、翦万容、唐畹芬、胡善伦、余紫敏等女同学结成七姊妹团体，并且创作了《七姊妹誓词》，其中有言：“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5]不难看出女子、教育和国家这三者已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夏，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抱着“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之人”的理想，向警予回到家乡接办淑浦女校，这是向警予向封建势力挑战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向警予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办学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淑浦女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升学于长沙、桃源两地的女子师范。向警予在办溆浦女校期间，以各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宣传“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6]忧患意识跃然可见。
前后，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的道路，向警予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初的“以教育求解放”思想和实践遭到挫折。1920年，向警予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在赴法前夕，向警予在给陶毅的信中就提出，要把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从十八重地狱里提，但是正确道路是什么呢？
1920年5月28日，向警予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提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7]她提出妇女解放问题是社会改造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女子解放不是在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求得一个地位，也不是求得女子经济独立有一个好职业，更不是求得一个快乐的小家庭，而是应该在社会根本改造中，“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8]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才有价值。在这里，她把妇女鲜放与人类的解放，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与世界女子的解放改造连在一起，给我国当时妇女运动灌输了崭新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藩篱。
1921年，向警予联络其他女生共12人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并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指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9]这一活动，说明向警予彻底抛弃了“教育求解放”的幻想，把教育改革同社会制度的改变、同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了。
在留学法国期间，向警予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有了全新的认识。新民学会在蒙达尼会议之后，会员成员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出现分化，最终向警予坚定地选择站在蔡和森和一起，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她毅然摒弃了之前的女权观念，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同凡响地把妇女解放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华民族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着眼，探求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从一名激进的五四式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并且最终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这不仅出于对个人理想人生的追求，更是对于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向警予自动成为广大妇女的代言人，将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的妇女解放思想突破了以来国内女权运动多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局限，将之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充分彰显了湖湘英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开阔视野，以及担当天下的宽广胸怀。
二、求实致用：“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从胡宏、张虻热舜戳⒑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胡宏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而把治学的立足点放在为现实服务上。张蚯康餍惺侵的来源，主张培育能“传道济民”的人才。王夫之则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0]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学风，[11]并兴修水利、创办海运、推广双季稻，都能从实际出发，否定陈规。魏源认为：“苟能满腹经纶却不能经世治国，则所学何益”、“经学若不能引向现实，对实际人生有所匡正，则不过是竖儒的章句之学，于世无补。”[12]曾国藩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此四者缺一不可”;[13]主张“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14]强调学术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青年曾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等湖湘先哲们经世致用的学风颇为崇拜。1918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就以“真心实学，实意做事”作为入会宗旨。为了真正了解社会，、蔡和森等人曾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称之为“读无字书”。新民学会活动后期，随着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从追求精神独立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明显倾向。他们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并终于找到了解放中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时不盲从，不生搬硬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向警予成长的年代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湖湘文化包括湖湘女性文化发出灼灼光辉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湖南这块热土上曾活跃着毛芷香、刘惠芳、周福贞、秋瑾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女英烈。而唐群英、陈撷芬、张汉英等湖湘杰出女性关于我国妇女解放特别是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言论，以及男性革命家等人的妇女思想，都对向警予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向警予与同时代的、蔡和森、蔡畅等交往密切，并加入和蔡和森等创办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一起研究学问，交流心得，探寻真理。湖湘文化“不尚空谈、勇于实践”的实学之风对她必然造成影响。在向警予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湖湘文化“求实”精神传统的印记。
向警予认为，研究妇女问题，“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15]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有关学说相当活跃且庞杂，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向警予亦有一个摸索过程。最后她之所以毅然摒弃了改良主义，而选择政治革命一途，与她通过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加深了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女性问题与政治革命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由于妇女部长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向警予与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的关系最为密切，她对中国妇女生活状况、妇女要求解放的决心，以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派别的妇女运动情况了解得越来越透彻。这为她提出关于“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等重要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向警予认真分析了当时具体的国情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形势，认为中国已经是列强的一个殖民地，“北京军阀政府不过是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代管中国的机械”，“外国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早把光明灿烂的中国完全变成兵匪的世界”，[16]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的生存境况：身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封建残余三重压迫，处于一个既无民权又无人权的窘迫困境。“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民权的死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我们的权到哪里去了？直截了当地说，完完全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争女权也只有到军阀和帝国主义手里去争。”[17]国民革命运动变得不可避免，国人只有首先将国权和民权收回，才谈得上女权。在此基础上，向警予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政治革命，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若“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永远不能解决”。[18]
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其他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向警予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研究、探讨各种学说、思想，但从不盲从。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分析，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明确表明了她反对的立场。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就尽了女权运动的责任，而“对于受旧礼教高压――家庭社会高压――无处逃生、以病以死的妇女们，毫无实力的援助，甚至视如秦越，恬不加意”，“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19]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在不进行革命，即不改变旧制度条件下谋求妇女的解放，将妇女运动孤立于社会革命之外，这势必导致妇女运动如昙花一现般，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的组织者们没有深刻领悟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没有人民政治的国家，妄图用小规模的参政运动来实现彻底的女性解放，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向警予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错误认识及其失败的问题根源，及时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上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广大妇女集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向警予本身又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她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演讲、交流、发放小册子，组织创办女性刊物，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揭露女性问题，在《妇女日报》、《前锋》和《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此外，她还深入妇女运动的第一线，为劳动妇女办夜校，组织罢工运动。据杨之华回忆：她（向警予）也是最早到女工群众中去实际工作的。[20]这些具体的工作使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全面实践。
向警予无论在发动组织女工罢工的实践上，还是在阐述劳动妇女问题的理论上，都表现出作为近代湖湘革命家鲜明的“求实致用”的实践品格。由于向警予的卓有成效的思想领导和实践发动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而“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
三、民本思想：“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主力军”
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胡宏认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21]张蚩隙ㄈ嗣穸跃主治国的重要性：“固国以得民为本”，“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22]。王夫之强调人君必须坚持重民思想，认为君民的关系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23]魏源充分肯定了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24]曾国藩曾以《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25]提醒君王注意民心的重要性。谭嗣同亦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26]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尤其通过杨昌济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中，写到：“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最强。”而新民学会会员最终“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圣贤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必然导致他们对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重视，进一步的逻辑必然要求新民学会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完成辛亥革命先行者没有完成的与民众结合的历史任务”。[27]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青年向警予读《项羽本纪・跋语》，看到项羽未做帝王，太史公“矜其才惜其未成”，把他列入了“本纪”，认为项羽失于暴政，太史公没有看到“彼其囊聚天下，以人民为刍狗”，实在可惜。她认为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才是真正的英雄。[28]据此，向警予已认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谓英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人。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他们的密切交往，并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更是坚定了她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成为向警予提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这一观点的有力的思想基础，这一观点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问题，赋予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广泛的群众性，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时社会上繁杂的妇女运动思想中，颇具独创性的是，向警予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主张知识妇女必须到劳动妇女中去。《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基础》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向警予在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她首次提出妇女运动要依靠最广大的劳动妇女，最早提出了“劳动妇女主力军问题”。她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妇女，指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她们的斗争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她们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29]
在领导女工运动的过程中，向警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妇女才是妇女解放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她对我国近代无产阶级妇女队伍的形成原因和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她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顽强的斗争性和高度的团结性。她分析到：“劳动妇女寒苦的家庭已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环境逼着她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卖力地经营独立的生活。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最痛苦，在客观条件上要求解放也最迫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此外，女工们还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因为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都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女工们为了争自由争生存，常常集合在一起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作战，即使忍饥挨饿甚至牺牲工钱也在所不惜。因此，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正是由于工厂女工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贫苦女工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便最早地提到了妇女运动的主力军问题。她评价道：“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队伍，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国外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30]
她指出，“从民国纪元以来，吹吹打打做了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会失败，就是因为不注意发动下层劳动妇女，害怕劳动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污了她们美丽的阵容而拒绝劳动妇女参加她们的队伍。女权运动脱离广大劳动妇女，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运动，力量始终非常软弱，是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的。[31]向警予说：“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32]
杨之华回忆说：“她曾在1924年的文章和谈话中指示我们说：‘我们眼看成千累万的劳苦民众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生活像牛马，我们要为这些牛马谋解放，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我们女子应该有自救的决心，不做旧社会的奴隶’，‘我们的工作要从下层贫苦民众去着手，我们不但不应该效法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只求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且我们应当领导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33]由此可见，向警予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充分重视。她亲自带领妇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厂，与女工打成一片，帮女工解决各种困难;筹办平民女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组织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有效组织和领导了女工的罢工斗争：如1924年6月上海上万名丝厂女工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和同年9月爆发的南洋烟厂7000人的大罢工。
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精神对她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向警予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结合起来的先行者之一，她把早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融为一体，有效地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带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注释：
[1]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2] 李锐.早期的革命活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4]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5] 向警予著，戴续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6页.
[8]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0页.
[9]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0] 王船山.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篇[M].岳麓书社，1993版（见《船山全书》五）.
[11] 陶澍集（下册），[M].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12] 朱汉民.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4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0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页.
[15]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16]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6页.
[1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8]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向警予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9]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M].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0] 刘茂舒主编.向警予传记・纪念与回忆・论述・资料[M].武汉出版社，1995年1版，第199页，200页.
[21] 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22] 张蛉集[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668页.
[23] 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96页.
[24] 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
[26] 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4年版，第339页.
[27] 杨晓伟.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个案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博士论文.
[28]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29]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6页.
[30] 李静之著.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31]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32]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