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6 04:04:12
关键词： 湖南高校 湘商文化 教育意义 教育原则 教育方式
湘商文化教育指的是通过教育教学、专业实践等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湘商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一批批传承、一代扬，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湘商文化，知晓湘商精神，并将其融会贯通到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促进人们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这对中国梦的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政课程的改革、传统文化的教育都意义非凡。
一、开展湘商文化教育的意义
1.利于湖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湘商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湘商人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湖南商人，以通变求新的商业智慧、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勤劳务实的优良作风，叱咤风云、鼎新中华，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商业价值、谱写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商场赞歌。他们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务实风格、和谐心态、诚信作风，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当下，加快推进“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成为湖南新的伟大目标，在富民强省的征途中，湖南省各大高校内，若能大力推行湘商文化教育，让莘莘学子领略湘商风采、学习经营策略、感受成功之道，感悟博大精深的湘商精神，这对他们的成长成才大有裨益。毕业之时，他们会将所学带到神州内外，带至各自家乡，在为当地建设发展作贡献的同时，也扩大了湘商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2.有利于深化湖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影响，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与财富，封建主义，以及一些西方腐朽没落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亟待树立新理念、探索科学方法，以促进学生心智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源远流长的湘商文化，主要包括理实一体的商业伦理――湘商伦理文化，独树一帜的经营艺术――湘商经营文化，全面高效的企业管理――湘商管理文化，等等，其中体现的像讲求商业道德、发扬创业精神、注重人才培养、提倡艰苦奋斗、努力开拓进取、灵活审时度势、严格反腐杜弊，这些都是湖南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他们那种走出去奋力拼搏争夺市场，持续提升自己报效社会的精神，也是当代大学生成功实现中国梦想的重要精神内容。这说明湘商文化、湘商精神，都具有跨时代的现实意义。
3.有利于提升湖南高校学生人文素养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本质和基础。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湘商文化教育不仅能促进人的智力因素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知识的传递，而且能促进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发展，净化学生的心灵，以及陶冶学生的情操。一方面，湘商文化汇聚了湘商的理想追求、经营艺术、管理法则、用人理念等，对培育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其人文素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湘商文化对增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培养民族精神、提高审美情趣，提升人生境界，促进和谐发展都有独特功用。
二、开展湘商文化教育的原则
1.正面引导教育的原则
正面引导的原则，是指在思政教育过程中，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学生指明正确的方向，引起学生接受教育的内部动机，使他们不断进步，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目的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富有主动精神和创造性的年青一代。湘商文化凝聚着湘商多年的心血，是湖湘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利用湘商文化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学生进行正面引领，让他们有学习热情、前进方向和社会责任。
2.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学校指教育教学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用理论分析实际，用实际验证理论，使学生从两者结合中掌握知识，同时也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会用、学以致用。湖南高校开展湘商文化教育，要落脚在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上，即使学生获得更多实践机会，使大家能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3.扬弃并举的原则
在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过程中，对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扬弃，需要我们重点审视，只有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财富有机融合，才符合发展方向。在湘商文化教育中，我们也要坚持扬弃并举的原则，把湘商文化的研传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传承下去，与之相背离的坚决摒弃，尽力实现湘商文化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三、开展湘商文化教育的方式
1.积极组织教学研讨
组织编写优秀教材。湖南高校可以利用进行湘商文化教育的优势，组织本校骨干力量，与省内其他科研院所或兄弟院校联合，将五千年湘商发展历史进行整体性梳理、并结合典型案例整理成册，体现了湘商文化的研究成果。比如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就编写了全省第一部湘商文化教材――《湘商文化教程》，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设湘商相关课程。首先把“湘商文化”设置为全校的选修课，以及商科专业的专业课，然后遴选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文社科类专业教师担任湘商文化课程教授事务，同时鼓励授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湘商文化的研究。如湖南商务职院人文旅游学院阙庆华老师在教授湘商文化课程中，就完成了《湘商文化资源的高校德育功能研究》申报书的撰写，并成为2016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立项一般课题。
号召学生进行研讨。在校学工处或校团委的领导下，成立相应的湘商社团，或者湘商文化研究协会等一系列学生团体，定期开展相关话题的探讨和系列文化活动，对湘商文化进行学习和交流。如湖南商务职院的学生团体湘商文化践行会，就定期举行关于认识湘商文化的活动，有读书会、朗诵赛、演讲赛、文化沙龙等，效果好。
2.大力丰富授课形式
采用非学术性形式。在讲授湘商文化的过程中，要将其历史性、文化性与学生文化基础与学习兴趣共同考虑，不要成为学术讲座，而要深入浅出地讲解，增强授课内容的趣味性，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采用多媒体形式。在信息时代，要全面采用多媒体形式授课，文字、图片、视频、声效等综合运用，能增强授课的感染力，引起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关注，加深学生对湘商文化的理解，让学生感受湘商的魅力。
采用理实结合形式。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在湖南商务职院的湘商文化课程中，每一章节之后，有文化沙龙、拓展训练，既让学生结合课本谈及自己对湘商的认识，又有课后实践活动，让大家在实践中加深对湘商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3.扩大校园覆盖范围
利用多种媒介。各高校可以利用校报、校园网、校电视台、橱窗、海报、板报等传统媒介，广泛开展现代湘商的系列报道，以及解说湘商文化与湘商精神；同时，利用微信、飞信、微博等新媒体将一些湘商的经商成就、经验、方法等介绍给学生，让大家学到更多湘商知识。
组织各种活动。可以举行“诚信为本”宣读会，开展以湘商精神为主题的班级团学活动；举办“湘商文化”读书周，研习湘商文化；可以举办湘商文化艺术节，以歌舞小品、器乐表演等各种形式展示湘商风采；还可以以真实故事为依据，摄制体现当代学生为实现湘商新人梦想而不懈奋斗的微电影，等等。
举办专题讲座。湖南高校可开设湘商大讲堂，邀请知名湘商代表、湘商文化研究者等，举办专题讲座，宣讲湘商文化的历史、精神内涵，并分析湘商文化，这样可以培养师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湘商文化的影响力。
4.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组织学生考察文物古迹。三湘大地留下了历代湘商的足迹，造就了一大批从事湖湘文化研究和商业研究的专家学者。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组织学生参观湘商历史遗迹，与湖南商会联合创办特色专业的实践基地，组织访问专家和学者等社会考察活动，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湘商文化。
组织学生参观现代湘商企业。近年来，三湘大地涌现出众多影响巨大的知名企业，湖南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湘商的伟大及湘商文化的魅力，树立其自信心，让湘商文化深入心中，并付诸实践活动，利用自己所学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5.切实坚持实践育人
积极开展校内实践。如针对湘商精神中的“诚信”，要在校内考试中加以运用，如考试前号召大家联名签署考试诚信书、召开诚信宣誓大会；平时给学生建立诚信档案，将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计入其中，让学生形成从学习到生活都自觉遵守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
努力开展社会实践。如针对湘商精神中的“责任”，可鼓励广大学生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助人为乐、心怀天下的品质，让湘商救世济人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如湖南商务职院开展的“传递爱心，点燃希望”爱心助学活动已开展9年，参与学生达2000多名，为益阳安化鱼水学校等多所学校的学子点燃了人生希望。
参考文献：
[1]廖佚.湘商文化的内涵研究[J].全国商情，2015（7）.
[2]周忠新，孔军山.湘商文化教程[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关键词：湖湘文化 大学生 人格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119-03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论述了青年人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湖湘文化在过了几千年的传递和发展，其丰富的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形成了这种文化特有的内涵和精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为当代大学生，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对其思想及个性的塑造有着深远的意义。
1 湖湘文化的概述
1.1 什么是湖湘文化
什么是湖湘文化？在现在的学术界有很多的观点阐述了这一文化特质。有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也有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
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说它是历史文化湖湘文化不仅来源自千年，而且缘起于炎黄文化和神农文化，是唐宋以来在继承荆楚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而说它是区域文化是因为湖湘文化是湖南省范围内的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体，它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也包含了精神文化、观念文化；它既涵盖了上层阶层中的精英文化，也融合了世俗洪荒中的平民文化。湖湘文化底蕴丰富，历史悠久。
研究湖湘文化，了解湖湘文化的精髓离不开对“楚风”和“湘学”的研究。唐浩明先生认为“楚风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以及所提示的人类美好品性，激励着湘人奋发前行，打造湘人的群体品格；而湘学以道德心性、经世致用启迪学子，为湖湘士人的安身立命营奠基石”。
1.2 湖湘文化内涵与精神
一般而言，沉淀稳固的传统乡土民风世俗文化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小而言之便是地域性，大而言之便是民族性。与时俱进的崇高的思想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大多数人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湖湘士风民气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勤劳、勇敢、笃实、俭朴，富于爱国心和奋斗精神；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明显的变异，表现出经世务实的作风、特别强烈的爱国情操、百折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造就了近代湖湘地区人才辈出。
第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源泉，亦是湖湘文化精髓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主张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第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第四，敢为人先的拼搏进取精神。
2 湖湘文化推动着中国近代史的向前发展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斗争史。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湖南虽不是最早遭受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地区，但是这里却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在这里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能人志士，诞生了一批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通过孜孜不倦的探索，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从代表近代中国自强运动的左宗棠、曾国藩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从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中的蔡锷、宋教仁、黄兴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时的、、刘少奇等，一代代英雄人物的出现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在中西方文化的斗争与融汇中形成的。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以及社会进步是近代中国文化追求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文化冲突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湖湘文化突显了其自身的先进性，即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继往开来的创新精神、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兼容并济的开放精神等。
从开始，经过辛亥革命、，许多的湘籍精英在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真理，作为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利器。在这一社会变革的进程与思想探索的历程中，正是湖湘文化所体现的这种特质，使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并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以及民族腾飞提供了思想武器。
3 湖湘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3.1 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如果说忧国忧民过去是古代的士大夫阶层高品位追求，那么对于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则要将爱国情怀作为崇高的目标，并将其变为对民族、国家及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屈原虽遭流放，却拥有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范仲淹在岳阳楼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左宗棠在青年时期就以“神无半亩，心忧天下”为标榜。湖湘士人一贯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就要求大学生要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责任感。
马克思曾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无所谓，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与现存的世界的联系而产生。”所以这就要求每一位大学生都要具有使命和责任。责任感又由何而来？一是良知，二是抱负。前者教我们是做人，后者是教我们做事，均是不可偏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这崎岖的人生道路上走过。
3.2 湖湘文化开拓进取与创新的意识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一部湖湘的文化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正是因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历来湖湘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才能在近代中国岿然屹立，才能造就“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半部是由湘人书写”的传奇。
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不仅仅属于个体，亦属于国家和民族。培养青少年的进取精神及他们的创新能力为国家、为民族争自强、争发展、争进步，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教育中，不能培养目光短浅，只知不行，只说不做的“人才”，要培养知与行协调统一的复合型人才。
3.3 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湖湘文化主张在实践中学习。贾正东先生在《湖湘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一文中提到，“他们的这种务实风气不同于那种只坐而论道、高谈阔论之风，他们更加注重实践、注重躬行”。岳麓书院就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缩影。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上有这样一块写着“实事求是”的匾额，这是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最好阐述。
实事求是强调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现处于文明转型的阵痛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当代大学生中提倡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利于大学生在当下社会中正确的定位。特别是在现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有助于大学生找准定位，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基层、进入西部、进入农村，学以致用。
3.4 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湖南北阻大江，西接黔蜀，南薄五岭，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民风剽悍，塑造了人们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因而人们常用“辣椒”来比喻湘人的性格。这正是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湖湘文化的精神体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于青年时期所写下的这首诗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在湖湘的历史上，从不缺乏这种精神。
由于家庭及现代教育制度的关系，当代大学生极易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加上时下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日新月异，当代大学生更加需要具备这种坚强不屈，奋勇直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当代大学生，只有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才能取得成功，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在此种情境下，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更应该与时俱进，例如让学生们去感受湖湘文化本身所蕴含着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精神，让他们去领略先辈们顽强拼搏的内涵，这是一个比较适用的方法。
4 结语
〔关键词〕 湖湘文化 社区 意义 对策
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认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1]所谓社区文化，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形成的特定文化形式，具体体现为社区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话语体系以及对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感等等。作为一种以空间为载体的文化形式，社区文化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密切关联。一方面，地域文化的滋养和哺育是社区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是其所处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处于不同地域环境的社区文化在形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以及周边地区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作为区域性全方位的文化生态，湖湘文化深刻影响着湖南地区社区文化的发展、变迁与演进。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挖掘和传承湖湘文化传统，打造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对于促进湖南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具体分析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存在的不足，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一、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现实意义
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是对湖南地区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代湖湘社区精神的凝聚与塑造。党的十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将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之一。
1、传承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客观要求
作为在湖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特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对于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湖湘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诸如心忧天下的经世情怀、上下求索的探索意识、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及学以致用的教育观念，深刻影响了湖南人乃至整个国人文化意识和行为习惯，因而可以视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文化瑰宝。
近年来，尽管大学和科研院所将传承湖湘文化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政府部门也召开了专题会议并做出战略规划，但是，湖湘文化传统的传承不能局限于官方或者是少数文化精英层面，而是要将范围扩展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作为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依托社区实现湖湘文化传统的深度传承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社区作为湖湘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具有湖湘文化意蕴的历史文化景点和特色民间艺术，具有激发民众对于湖湘文化传统认同感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在湖湘文化发展谋求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将湖湘文化融入社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可以为湖湘文化的革故鼎新提供重要的动力与源泉。
2、塑造当代湖湘社区精神的必然选择
社区精神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区成员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支配和滋养下，逐步形成和优化出来的一种社区意识。”[2]依据西方近代文化论学者的观点，社区精神是社区民众认同感与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不同地域、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社区精神的地域性特征。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对塑造当代湖湘社区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地域环境造就独特的社区精神，湖湘文化培育造就了湖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湖湘文化通过影响社区民众的话语方式、行为模式、饮食习惯、性格特征以及风俗民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湖湘社区精神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离开湖湘文化，湖湘社区精神的塑造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唯有突出湖湘文化在塑造社区精神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在社区民众中间形成和声共振，加速催生湖湘社区具有代表性的精神支柱，从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湖湘社区精神。
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路径，即是以民众为主体，以社区为载体，在引导社区民众学习、认知湖湘历史文化的同时，提升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体系亦博大精深，在哲学思维、伦理修养、文学艺术、民俗文化以及科学教育思想方面硕果累累，其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有诸多契合之处。湖湘特色文化社区的建设，在整合社区内的湖湘文化资源的同时，积极探索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合的文化教育形式。通过社区节庆文化、展示文化和广场文化等表现形式，在揭示近代湖湘革命家实现建国大业的求索过程中，倡导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念；在反映湖湘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倡导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在展现当代湖湘先进人物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时，倡导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当前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存在的不足
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不但扩大了湖湘社区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增强了社区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谓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然而，在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过程中却受到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制约。
1、社区文化产品供需矛盾突出
文化产品是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近年来，由于各级部门的重视，体现湖湘社会生活的文化产品逐渐丰富，然而，就社区这一组织层面而言，专门反映湖湘特色社区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产品仍然十分匮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社区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一些社区，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体现得尤为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投入人财物等资源不足，一方面，部分社区难以独立开展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群众性活动，另一方面，由省、市、区县三级政府组织的各类湖湘文化进基层的活动又难以覆盖所有的社区，进而导致部分社区文化活动长期出现“炒冷饭”的现象，社区民众难以在家门口看到反映新时代湖湘社区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二是文化产品的供给与社区民众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的情况。就社区层面而言，许多文化活动的开展并未经过深入的调研，文化产品的创作并没有反映社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社区故事，与此同时，由于需求脱节加之监管不力，致使少数低俗的、色情的文化产品充斥于社区民众的文化生活，泛滥成灾，严重威胁着社区文化安全以及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2、社区文化建设资源分配不合理
高占祥在《论社区文化》中指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4]因此，在社区层面，但凡以上种种，皆可称之为社区文化资源。长期以来，受制于条块分割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长期陷入各自为战的孤立局面，集中体现为社区文化建设相关资源的配置不合理。部分社区拥有丰富的湖湘文化历史遗产和保护文物资源，但是由于经费匮乏等原因，导致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长期停滞，进而造成社区的湖湘文化资源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部分单位在建设湖湘特色文化社区的过程中，受经济利益驱使，将公益性的湖湘文化特色设施转变为营利性质的会所等高档收费场所，存在“一切向钱看”的短视行为，导致公益性文化资源未能惠及社区的普通民众。此外，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建设还存在人力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就目前情况而言，相比于省市两级文化单位，社区作为基层单位储备的专业文化人才总量偏少，总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偏低，难以保障和推动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持续、深入开展。
3、社区文化功能与影响力弱化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读，社区文化指的是“特定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5]因此，社区文化自形成系统以来必然发挥某些特定的功能。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区文化功能的弱化，也是制约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首先，近年来，伴随湖南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电视湘军、娱乐湘军等文化品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对湖湘文化走向世界而言无疑是良好的机遇，然而，对于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而言也意味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电视、电脑甚至智能手机等媒介，便捷地观看高质量的文化节目，因此，他们对于社区本身文化建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就在无形中减低。其次，部门社区干部的认识存在偏差，将社区经济建设作为硬指标，摆在首要位置，而将社区文化建设作为软任务，摆在次要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的效率。再次，由于受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打工潮”和“移民潮”的影响，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区日益沦为“留守社区”，呈现“空心化”的特征，这给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带来了难度和新问题。上述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社区应有的文化功能难以有效地发挥，阻碍了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三、进一步推进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的对策
在响应文化强国与文化强省号召的实践过程中，如何进一步优化利用好社区范围内的湖湘文化资源，从而为深入推进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这是事关湖湘文化事业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丰富和拓展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时代内涵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湖湘文化特色社区的建设要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就必须将传统湖湘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在出席十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湖湘社区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还包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因此，要按照讲话精神的要求，探索湖湘传统文化与当代社区生活结合的切入点，积极发现和深入挖掘湖湘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创造性地将其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建设湖湘特色文化社区的主题，放在反映新时期社区民众对美好生活追求上。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上，要以推陈出新的思路，反映当代湖湘儿女发扬“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以及“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共同建设美好社区、美好家园的先进事迹，将湖湘精神的性格塑造与时代主题相互契合，从而引发社区广大群众的集体共鸣，以此来满足湖湘社区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来增强湖湘社区的文化品位，提升社区群众的精神境界和鉴赏能力，从而使得湖湘文化特色社区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2、整合湖湘社区文化优质资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湖南社区民间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在社区留存了的众多湖湘历史名人故居和遗迹。这些都是建设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得天独厚的优质资源，因此必须做好统筹规划，实现对社区文化资源的科学整合。一方面，建议在全省范围内设置社区文化资源整合的规划办公室，整体统筹全省社区湖湘文化资源的管理和配置，对整合社区文化资源提出全局性战略规划和咨询建议，在保留社区湖湘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的同时，通过资源优化整合，彰显不同社区文化的特色与多样性。同时，对社区文化资源整合必须与社区生活功能定位相互结合，在保留湖湘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努力探索使之融入社区城市功能的角色扮演路径，使之真正成为社区群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尝试将社区内的湖湘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旅游文化资源，建议整合目前分散在不同社区的孤立的旅游景点，依据文化资源的年代、种类和特色，在整体突出湖湘地域文化风情的同时，注重与现代都市社区生活的发展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旅游线路，反映湖湘文化与湖湘社区生活互动发展的历史变迁，在社区范围内打造集休闲旅游、文化传播、主题教育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湖湘文化平台。
3、打造湖湘文化特色的品牌社区
就全省范围而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电视湘军”、“文体湘军”“出版湘军”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特色品牌，并产生了较大的国内影响和国际声誉。但是，就社区这一层面而言，正如上文所述，在新媒体时代，社区所扮演的文化功能与影响力正在不断弱化，就全省范围而言，缺乏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湖湘文化特色的品牌社区。有鉴于此，在拓展社区文化内涵和整合社区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在社区范围内构建体现湖湘特色的文化资源品牌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可以依据社区周边的文化资源现状，因地制宜地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例如对位于岳麓区大学城的社区而言，可以充分挖掘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中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打造湖湘文化教育品牌社区，通过与高等院校确立合作共建关系，邀请高校专家、教授及湖湘文化领域的知名学者在社区不定期开展湖湘文化专题讲座，或举办类似“岳麓讲坛”“道德讲堂”“百姓大讲堂”及“湖湘文化沙龙”等系列知识讲座和沙龙活动，向社区居民讲授湖湘人文、历史、地理、军事以及社会风俗民情等领域的知识，同时积极调动听众与专家展开互动，满足民众对于湖湘文化知识的学习需求，提升民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境界。
其次，以品牌文化活动带动品牌社区建设。例如，咸嘉新村的社区文化已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四季歌”品牌文化活动：春季“元宵灯会”、夏季“文化夜市”、秋季“金秋歌咏”、冬季“家庭风采秀”。为解决举办品牌文化活动的经费问题，可以尝试引入社会资本办社区品牌文化活动的路径。例如咸嘉新村社区自2006年开始积极向辖区内企业需求赞助，举办了“钰樽楼”杯青年歌手大赛、“湘玉园”杯网球赛、“高鑫”杯青少年夏令营等文体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已经成为了社区响亮的文化品牌。[6]
再次，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加强宣传湖湘文化特色的品牌社区，特别是利用湖南卫视这一在国内具有较大知名度的电视媒体品牌，积极推行文化营销策略，开设湖湘社区讲堂、制作和播放系列专题宣传片，拍摄以湖湘文化特色社区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纪录片，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品牌文化社区的知名度，让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多地、更好地了解湖湘文化特色的社区建设，通过品牌社区来认识湖南，了解湖湘文化。
最后，建议成立湖湘文化特色社区品牌的专门研究机构，依托湖湘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同时借助市场化的品牌营销机构力量，群策群力为社区品牌开发献计献策，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建立湖湘文化社区品牌资源培育和保护的长效机制，按照做大做强的思路进一步整合优质社区品牌资源，积极开拓社区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在重大文化交流活动中引入专业品牌策划和包装力量，强化品牌效果，扩大社区湖湘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旅游、民间艺术等文化产品的知名度，增强湖湘文化社区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
[1]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149―150.
[2]奚从清.论社区精神[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126.
[3]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1.
[4]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1.
论文 关键词：郭嵩焘；湖湘文化；归臆
论文摘要：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耙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把 理学 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一、承继湖湘文化优良传统
(一)对其求真务实作风的独特阐析。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离熹(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
作为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之颠峰浪顶的人物，郭嵩焘既是儒家学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同时又最早对西方文化进行亲身的考察，对西方 政治 制度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体认。在他看来，西洋政教集中表现为民主制度，其核心为议会制度，通过对英国议会的实地考察，“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议会却能从中“剂之以平”。对于国家大事，西洋“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议会的调节功能使他感到新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他感到羡慕。而其他湖湘人士的理解则接管于道德范围内的教化，它必须像曾国落所说的“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那样严格的修身程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达到。郭嵩嵩也觉察到西洋政教不足之处，在于议院权力过重，民气过盛，要求区别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当时湖湘人士对此认识还停留顺传统 理学 层次上时，郭嵩焘提出“本末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系统认识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对比方面，郭不愧是“寂寞的先行者”，尽管对西方认识有缺点，但绝大部分是符合 历史 事实的真理。
三、批判湖湘文化缺憾与不足
(一)内地湘省闭塞，弥漫守旧风气。
湖南是晚清思想斗争特别激烈的省份，既哺育了郭嵩这样的时代先行者，又弥漫浓厚的守旧风气。鸦片战争的作战地区主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湖南深处内陆，士大夫既难目击，又道路传闻有限，不可能对西方人侵有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郭嵩受到的攻击是全国性的，而以他的故乡为最烈。湘省封建传统极严，最恶洋人。听说郭嵩熹竟然出使外国，群情激愤，“俱论郭摘仙出使英夷事。”“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传诵一时的联语道出了当时舆论的非难。三湘士人不仅耻与其为伍，对他辱骂备至，讥仙不遗余力，而且还要诉诸暴力，聚集在省城长沙赶考的文人学士失去理智，一把火烧掉了郭嵩焘替洋人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捣毁郭宅，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郭嵩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亲王奕诉为此发函责问湖南巡抚王文韶，王置若圈闻，不了了之。一个二品大员的家闹得如此乌烟瘴气，惊动总理衙门亲自过问，湖南巡抚居然敢敷衍了事， 自然 因为有从京师到地方的强大舆论作后盾。郭嵩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宜讲西方比
[关键词]湖湘文化；高职；教育教学
探究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使湖湘文化中的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推动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湖南的情怀，进而提升和增强湖南省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需要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的现实价值
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底蕴深厚。其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丰富，充分发挥优秀湖湘文化对当地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具有深刻的意义。湖湘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湖南文化软实力提升
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不仅包含丰富的精神教育资源，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教育资源。湖湘文化在高职教育中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对湖湘文化物质资源的展示或是介绍，给高职学生传递湖湘精神文化。高职学生在本土文化的教学氛围下，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会大大提升，这有益于高职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同本地湖湘文化，树立起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使命感，进而推动湖南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促进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从古至今，湖湘文化的延伸轨迹清晰，其包含的教学资源为高职教育提供了很丰富的素材，如心怀天下的高尚品德、不屈不挠的艰苦意识、勇于创新的精神等。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那些身心尚未成熟的高职学生，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稳定、不明确，自身判断能力和控制力不足，他们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错误的自身定位和价值观念。湖湘文化融入教学中，可以引导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湖湘本地文化更容易影响湖南学生和被学生接纳，通过湖湘文化对学生潜移默化式的影响，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将得到慢慢提高。
（三）构建湖湘特色高职教学课堂
湖湘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高职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使高职教学课堂更加具有开放性。湖湘文化教育资源应用于高职教学课堂是针对湖湘学生的生长文化环境，因此更加具备说服力和感染力，湖湘特色高职课堂教学也就显得独具一格，并且具有针对性。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主要方向是将湖湘传统元素以及生活实际与课堂相结合，强调教育教学的生活意义。构建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高职教学课堂，对推动高职教育教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的现状分析
湖湘文化经过先秦荆楚文化传统丰厚土壤的滋养、中世和近代荆楚文化的熏陶以及湖湘大地历代文人学士、官宦乡绅、宗族领袖及其他文化领袖体认、倡行、丰富、完善，逮至近代，逐渐形成了爱国救亡、经世致用、自强坚韧、强悍尚勇、独立创新、兼容并蓄的基本文化精神特质。湖湘文化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湖湘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不足。
（一）高职教育教学充分利用湖湘文化的程度不够
高职院校一般重就业、轻文化，将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创新，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和精力，一旦关注过少，高职教育教学充分利用湖湘文化的效率也就大打折扣。过于注重学院就业率而忽略了高职教育教学文化建设，导致优秀的湖湘文化得不到高职院校的重视，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被摆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其宣传和教育力度不足，这些都直接造成了高职教育教学充分利用湖湘文化的程度不够，极大地造成了湖湘教育教学资源的浪费。
（二）高职教师缺乏自主开发湖湘教学资源的意识和能力
大部分高职院校教师由于时间和精力不够，如科研任务等的原因，在知识积累和素养方面存在一定欠缺，自主开发湖湘文化教育教学资源，将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的教学课堂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也就存在动力不足。此外，高职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较差，学校和教师对教学关注不够，按部就班地执行规范的课程计划和教学计划，在湖湘教育资源开发的概念、理念、方式了解和学习不够，在将湖湘传统文化融入教学的课程设计、实施、评价与考核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存在不足。因此，不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说，高职院校教师缺乏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以及充分利用湖湘文化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
（三）高职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内容形式单一化
目前，高职院校在保持和提高就业率上的重视程度比传统文化要高得多，在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力度小，造成教育方式较为单一。将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学不能仅仅依靠陈旧和古板的教材，湖湘文化知识陈旧、教学手段单一不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的广泛阅读，并且在课堂中也不能很好地吸引和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就算在教育教学内容中加入了湖湘文化元素，一旦高职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和热情度得不到提高，湖湘文化在对于高职学生的继承和弘扬本地文化、人文素质的培养也就得不到应用。
三、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的主要途径
为了优化学习目标，提高教学效益，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而弘扬湖湘文化，提升湖湘文化软实力，高职院校需要在开发利用湖湘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实践的科学性，在不偏离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灵活多变、与时俱进。从具体的教育教学实施方面来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级、教学考核以及教师的能力培养等方面都是可以创新和改革的方向。
（一）教学内容的创新
构建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走内涵发展之路是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显而易见，湖南高职院校的内涵发展之路离不开湖湘文化的引领。充分利用湖湘文化物化载体融入教学目标，用经典人物的鲜明案例来进行教育，激发高职院校学生奋发向上。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等都可以融入高职教学内容之中，如湖湘的经世致用文化体现在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人在洋务运动中的务实倡导，及以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务实精神，可以通过展示经典人物案例、游览故居、开展湖湘文化主题等活动将这些湖湘文化的物质资料、精神资料融入教育教学内容中。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开发和利用湖湘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在课堂中给学生讲解湖南本地的名人名事、风土人情，也不是纯粹地对学生进行湖湘文化的直接灌输，而是在课堂实施中创新教学方法，如课堂教学环节设计、实践课的开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借助微信互动等教学方法吸引学生注意力，使湖湘文化更好地融入高职教学中。特别是现在高职学生普遍对微信、互联网等的使用频率较高，在课堂中通过扫码加入互动群，在群中学习和探究湖湘文化，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学媒介除了纸质版教材，还可以充分利用磁、光、电等媒介的出版物以及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等，教学媒介的多样化也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
（三）教学评价系统的创新
融湖湘文化于高职教育教学中的成效，需要一套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构建湖湘特色文化课堂，使湖湘文化更好地被学生接纳、吸收。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学的评价要注意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自评与互评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等，进而形成科学的综合性评价。湖湘文化融入教学评价考核体系的完善需要从多维角度进行，从考试内容来说，以高职英语教育为例，在期末考核中可以加入湖湘传统文化的考试模块，以考试内容为引导推动学生自主地去接触、认识和了解湖湘文化，这是最为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从考核评价者来说，可以通过湖湘文化主题公开课等方式，使学院教职员工、用人单位等多主体参与其中，推动探究湖湘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教学改革。如湖湘文化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湖湘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等。
四、结语
关键词 产品识别 陶瓷设计 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陶瓷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艺术的载体，自古以来对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审美情趣有着重要作用。湖南陶瓷产业历史悠久，汉代的岳州青瓷、唐代的长沙窑彩瓷等等，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区特色。
湖湘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思想内涵，结合其优秀的地域文化特点，并加以优化继承，应用至陶瓷产品设计，形成具有鲜明湖湘文化特色的陶瓷产品，然后保持相对稳定的延续发展，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推动企业品牌建设，传播特色的文化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1湖湘文化特征的获取与提炼
文同纹，文化也就是将精神层面的东西纹样化。记载人类发展最直接、最丰富、最通用的是造物中的形象。化则是转化的意思。中国人将自然界称为造化，表明自然界的生成和变化，讲求为师造化，中得心源。纹样本身有个如何使用的问题，因时应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文化积淀，就是源于对已有形式的妙用。妙用之后的形式，是对前一形式的继承，也是一种更新。
合理地挖掘湖湘文化特征，获取设计元素和精神内层，是建立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陶瓷产品、打造独具湖湘文化特色的陶瓷品牌、使其具有鲜明独特的识别性的重要环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1湖湘特征符号元素的挖掘与应用
文化是通过人造符号与符号系统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传递的，同时，人也不断地以“符号活动”的方式创造和发展文化。“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没有文化模式――符号的有意义组织系统的指导，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总而言之，文化的本质就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
湖湘文化的精神文化是看不见的、内在的东西，要将湖湘文化作为一种视觉元素传达给受众，我们就必须寻找其典型的、可视的语言作为一种视觉载体。通过研究湖湘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部分，发掘其中的形体、纹样、颜色等形式符号，用以作为现代设计中的造型元素，将湖湘文化加以继承和创新。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每一个文化符号的产生都与它所属时代的生活与审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设计实践中，对文化符号的应用可分为符号的形式转换、结构转换和意义转化三个方面。不管是形式还是结构，都可以认为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形式或结构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摆脱既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以全新的形式结构再诠释。
1.2湖湘特色的生活形态研究与应用
研究湖湘人民的生活形态，可以选定目标的地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研究，依据具体事情的行为特征以及使用的器物的特点，研究其背后的文化思想及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将独特的文化特征加以提炼、转化和应用，创造出符合人们生活需求、独具特色的产品。
1.3湖湘文化思想内核的探求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收并蓄”等方面，这些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己内化为湖湘人民的一种人格特征和心理积淀，是在设计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2湖湘文化特征陶瓷识别体系的模型构建
湖湘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以湖湘文化为陶瓷产品的文化原型形成湖湘文化，由设计主题产生设计概念，由湖湘文化特征的产品形成产品系列，然后由产品系列的影响形成品牌，并促进产品识别系统的形成，企业设计战略也因之形成，最后再促进湖湘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3结语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区域性文化，设计师可以取其“形”，延其“意”，传其“神”，融入陶瓷的设计开发中，充分结合湖湘文化的特质，合理应用至其产品识别系统中，使陶瓷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湖湘文化内涵。然而，企业的品牌和产品识别体系的构建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即使建立了企业的产品识别体系，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不断的变化中保持企业设计文脉的延续性，这也是维持企业产品特质或识别性的重要途径。二是如何因时应景调整识别的特征与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因为不论是社会、科技，还是形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企业的识别性应该依据其精神内核，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花景勇.设计管理――企业的产品识别设计[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2] 唐林涛，李平.设计的文脉[J].装饰，2002（11）.
关键词：湖湘音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融合发展
对于音乐和旅游而言，从表面看，二者属于不同的门类，但是实际上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旅游活动主要是将原本闲置的人文景观以及自然景观转变成能够进行感受与利用的财富与资源[1]。所以，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其也属于文化活动。旅游者前往异地观看不同的自然景观，充分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探寻当地的文化古迹，这可以充分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开阔其视野，陶冶其情操。音乐也属于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艺术形式，将其应用在旅游项目中可以为旅游者带来更加丰富的美感体验。所以，对于某个地区而言，在旅游活动中合理地运用当地特色的音乐元素，可以更好地吸引旅游者，具有良好的作用与价值。
一、湖湘音乐文化概述
湖湘文化中的“湖”即为洞庭湖，“湘”为湘江，湖湘文化具有较强的个性化与鲜明化特点[2]。其是历史的长期沉淀与积累，其中包括比较深厚的精神内容以及思想价值，因此值得人们给予积极的探索与研究。作为湖湘文化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湖湘音乐文化在湖湘文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湖湘音乐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根基，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艺术资源比较丰富，涵盖了歌曲、舞蹈与戏剧等多个领域。湖湘比较传统的剧目主要包括巴陵剧与花鼓戏等；传统的曲艺主要包括常德丝弦与长沙弹词等；传统歌舞主要包括衡南的七巧龙舞与土家族的摆手舞等；比较著名的传统民歌主要包括土家族的打溜子以及桑植民歌等。这些优秀的湖湘音乐文化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值得大力弘扬与传承的。要充分重视对湖湘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广泛推广，使得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湖南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湖南省的地理位置处于长江的中游，占地总面积高达21.05万km2，有着十分辽阔的地域，自然景观非常秀丽，多姿多彩，是比较著名的旅游景区。湖湘文化是湖南省比较具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其对当地人民的生活生产以及思想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湖湘音乐文化是湖湘文化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可以充分体现出当地的音乐特色，是宝贵的艺术文化。湖南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建设与发展，积极开发旅游线路与旅游景点，要积极地发展自然风光以及民族风情旅游行业。除此以外，湖南省在相关的管理条例中提出，对于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而言，要充分注重对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利用，使得旅游文化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3]。由此可见，湖南省对旅游产业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关注。作为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大省，湖南省具有品类较多，覆盖面较广，并且特点较为显著的旅游资源，具有良好的旅游业发展前景。近些年来，随着不断的建设与发展，湖南省陆续推出了14项专项旅游产品，其中包括草原放牧、龙舟竞渡、民族风情与宗教朝圣灯管，这吸引了外地众多的游客来到湖南省旅游观光，使得人们充分领会到湖南省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丰富多彩。但是，其在旅游行业中没有对湖湘音乐文化给予更多的应用与开发，因此就影响了二个彼此间的有机融合，影响了湖湘音乐文化的良好传承与发展。
三、湖湘音乐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的融合发展策略
（一）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养
对于即将要从事或者是正在从事导游行业的人员而言，要加强对其培训与教育，使其能够积极地和艺术团体以及艺术院校进行交流沟通与合作互动。要在对其培训与教育的过程中合理地加入湖湘音乐文化的相关内容，使得树立较强的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湖湘音乐文化的宝贵，认识到个人担负的传承与弘扬湖湘音乐文化的重要职责。要通过教育培训全面地提升这些工作人员对湖湘音乐相关知识与音乐技能的理解与掌握，全面提高其湖湘音乐文化素养水平，进而使其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宣传与推广湖湘音乐文化。
（二）积极举办音乐节
通过对以往国内外的许多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积极地开展音乐节不但能够实现对国际音乐的有机学习、交流与互动，可以更为有效地传播与推广音乐文化。除此以外，还可以有效地推动旅游行业的良好发展。对于湖南省而言，其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元素，具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湖湘音乐文化，另外其有着“歌唱家之乡”的美誉[4]。湖南省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唱家，其中包括李谷一、张也以及宋祖英等，这些优秀的歌唱家在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其对民歌的演唱充分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也是有效宣传与推广湖湘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例如，宋祖英演唱的《小背篓》就充分体现出湖南省秀丽的自然景观与民俗民风，帮助人们充分感受到当地的美景，是值得参观旅游的，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吸引很多游客。因此，在湖南省旅游业中也要积极地举办音乐节，进而实现对湖湘音乐文化的良好宣传与推广。
（三）开展互动性的音乐活动
在旅游活动中，为了更好地宣传湖湘音乐文化，那么就可以组织游客开展一些互动性质的活动。例如，可以积极地引导与鼓励游客能够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对歌，或者是教游客唱几句比较富有韵味的曲子，或者是鼓励旅游者可以和当地的人民进行共同舞蹈等。另外，在游客休息的过程中，可以为其提供一些歌舞表演，可以为广大的游客演唱著名的曲目《土家族民歌联唱》以及《桑木扁担软溜溜》等，这样就可以使得游客更加的赏心悦目、愉悦身心，充分了解湖湘音乐文化。
（四）科学合理地利用媒体
目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不容忽视。所以，可以利用杂志与报刊等途径大力地宣传湖湘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相关知识与表演形式等。另外，也可以在电视台或者电台为广大听众与观众播放一些当地比较优秀的歌曲或者是剧目。例如，目前衡阳电视台在每日的中午就会播放一些当地比较著名的地方戏曲，这也有效推动了对湖湘音乐文化的深入开发与广泛传播。除此以外，还要积极地利用网络媒体，可以采取一些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制作完善的当地民间音乐文化板块，进而还帮助更多的人体验到湖湘音乐文化的魅力所在，有效推动湖湘音乐文化的广泛推广。
（五）博物馆中设置音乐专区
在湖南省的博物馆中也要设置比较完善、科学的音乐专区，如此一来就可以帮助前来的游客更好地了解湖湘音乐文化。实际上，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开展旅游活动。在《穆天子传》中明确记载，穆王曾经驾着马车周游天下，西部到达“玄池”，其“持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西王母设宴款待。并且歌唱：“白云在天，山陵自出，离悠远……。[5]”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有记载的旅游音乐。对此我们可以获知，随着旅游活动的出现也随之产生了旅游音乐。因此，旅游音乐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宣传湖湘音乐文化，那么就要在博物馆中更好地设立音乐专区，更好地介绍与推广湖湘音乐文化。
四、结语
总而言之，旅游行业和音乐文化具有密切的关联，假如能够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实现二者的有机开发和利用，那么就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所以，在湖南省的旅游行业中就要加强对湖湘音乐文化的有机宣传与弘扬，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样就可以为旅游行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更好地吸引广大的游客，推动湖南省旅游行业的发展，可以使得广大的游客更多地了解湖湘音乐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湖湘旅游文化的良好开发与利用，有效推动湖南省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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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安宇,王北海.湖湘高校音乐专业本土音乐文化课程的构建与实施[J].大学教育科学,2015,(03).
[4]侯新兰.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中区域音乐文化传承探索———以湖南理工学院为例[J].音乐创作,2015,(10).
关键词：湘商文化；高职商科院校；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96-02收稿日期：2016-04-19
课题项目：2014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行业型高职院校文化特色的培育与推广”（14SF16）。
作者简介：廖佚（1981―），男，湖南澧县人，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副部长，工程师，研究方向：湘商文化、高教管理。
一、湘商文化
湘商文化是在湖湘商人长期经商历程中不断积累、丰富、总结而成的文化，既继承了融合儒、释、道三教三位一体的理学思想精髓，又将“心怀天下”的报国情怀与“气化日新”的进取精神等渗透到整个湘商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的灵魂。因此，湘商文化是湘商在经商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构成的商业文化体系，主要包括理实一体的商业伦理――湘商伦理文化， 独树一帜的经营艺术――湘商经营文化， 全面高效的企业管理――湘商管理文化， 与时俱进的商业店铺――湘商建筑文化， 地方特色的社会习俗――湘商民俗文化等。同时，湘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过程中，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商业精神： 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兼容并蓄的和谐心态、实事求是的诚信作风。这些都有效推动了湘商的兴盛。
二、高职商科专业学生的商业素质
商业的本质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与物打交道，商科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对象是人而非物。所以，高职商科专业教育不同于以培养学生动作技能为主的工科，而是更强调培养学生的智力技能。从知识结构上看，高职商科专业的人才既要有较深的专业造诣和较宽的学术视野，又要具有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既要具备企业生产运营、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了解有关地区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从能力结构上看， 高职商科人才既要有学习、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公关协调、沟通交流、随机应变的能力，还应强调情感、意志力、领悟力、健康人格人品等情感素质的培养和塑造。所以商科人才应该是具有立体交叉知识结构和多元复合能力结构的复合型人才；高职商科专业学生的商业素质是商业专业知识、技能和学生人文情感、商业精神的高度融合。
三、湘商文化融入素质教育的意义
1凸现区域文化特色
湘商文化是湖南人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湖湘儿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共同创造、培育的，是湖南的骄傲。近几年，湖南省出台《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打造湖南文化高地”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出台《关于加强湖南异地商会建设支持湘商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培育湘商文化，打造湘商品牌”。举办“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设立“湘商文化研究基地”，并组织了诸如“湘商大会”等的宣传推介活动，使湘商文化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已形成了良好的湘商文化传播氛围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必须植根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市场营销、财经管理等商科专业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入的，其中的理念和方法是根据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提炼出来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以来，许多企业运用这些原理、技术和方法，改进了管理，提高了企业效益。但是，中国毕竟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古国，因此现代商业活动中我们既需要借鉴外来商业经验，也不可忽视我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和商业理念。湘商文化是我国商业发展历史进程大精深的非物质资源，是我国商业文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现象。
3丰富素质教育内容
“湘商文化”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国商业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湘商依靠独特的商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灵活的经营方略和熟练的营销技巧，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湘商的快速崛起，在全国甚至全球擎起湘字大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这些商业文化在现代商业文明中有着重大的价值，有利于引导从商者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四、湘商文化融入素质教育的路径
1增强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应以融合职业人文素养和职业技术文化教育，提高培养对象的高素质、高技能为理念目标。特别是在当前的转型期条件下，我们不能仅仅向商科学生灌输经商赚钱之道，更应该让他们懂得一个从商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商人，包括人品的高尚、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和个人生活的充盈、幸福。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坚持“以生为本”，改变以往商科教育中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和过重的功利导向的倾向，突出商科特色，通过诸如湘商文化等职业人文渗透，以期教育对象的技术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协调发展。
2开展知行合一的专业实践
高职教育中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行”是“知识”经思维内化为素质的完成环节，也是知识是否内化为素质，从而外显为行为能力的检测环节。
高职院校将“湘商文化”融入商科专业学生商业素质的培养和教育，一方面要安排一定量的课时让学生学习如湘商发展简史、湘商的经营之道、湘商的用人观、湘商的公关艺术、湘商的理财思想、湘商的哲学理念等一些湘商文化的知识；另一方面应将湘商文化教育渗透到专业实践教学中，特别是最能体现职业工作特点的专业实践教学之中，这是实现人文品质尤其是职业价值观形成的一种直接的、具体的、有效的方式，也最富有高职人文教育的特色。专业实践教学――实习、实训、顶岗、社会调查等，是学生进入职业世界或模拟职业世界的主要途径，它所拥有的体验性和互动性情景，为高职人文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生动的发生情景。
3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学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对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商科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更应注重现代职业性、传统文化性等多种元素的融合，通过一系列显性渠道教育和隐性浸润渗透，形成有亲和力、实用性强的文化氛围。校园环境建设中要体现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的理想诉求。在办公区、教学区、实训区、生活区等区域，增设体现湘商精神的雕塑、石刻、主题景点、展板等。如道路、楼宇等以湘商历史名人命名；在实训中心建设过程中，将湘商品德刻画成实训室文化；在教学系部里，以湘商理念作为财会、管理等专业的班级标语等，把“责任、创新、和谐、诚信、务实”湘商精神孕育到对学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去，使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专业特色。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中，要注重宣传与教育并举，以及内涵的提升。
参考文献：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
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
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
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
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
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
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河南图书馆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1湖湘医籍科学普及的意义
古籍的文化魅力早已被世人认可，古代、近代文献资料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可是，由于绝大多数的文献古籍是纸制品，在搜集、保管和传承的过程中，常常容易出现脆裂、粘连、酸化、老化、霉变、虫蛀、鼠咬及烟熏等损害，必须精心加以保护。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及私人藏家往往习惯于将古籍长期存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此以来，虽然有利于古籍版本的保护工作，但存封的古籍在普通民众眼里却蒙着神秘的面纱，不仅使他们不容易目睹其真颜，更难以将其中的精华融入现代生活，指导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医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济世之学。中医学的理论知识，最终需要运用于临床实践，才能实现其救死扶伤之效用。中医学的养生经验之谈，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运用，才可以助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所以，博大精深的湖湘医籍与其他文献古籍一样，若长期被束之高阁，也只能是摆设。唯有实施科学普及，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因此，今人研究湖湘医籍，应该重视其科普工作，使湖湘医籍为湖湘儿女及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努力“实现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完美结合”［3］。
2探索湖湘医籍的科学普及
2．1去除湖湘医籍的神秘化探索湖湘医籍的科学普及，首先应该去除湖湘医籍的神秘化。为避免医学古籍损坏，应当将其存放在温度、湿度、酸碱度等适宜的环境中妥善保存，且尽量不让其受到外界不利因素的侵蚀。然而，保护并不意味着隐藏。事实上，科学普及湖湘医籍的第一步，便是要让实实在在的古代、近代湖湘医学珍本、善本、孤本真真切切地呈现在公众眼前。因为人民群众只有目睹了湖湘中医文献的“庐山真面目”，才能感受到湖湘医籍的博大精深，才会激起内心深处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继而萌发学习、了解湖湘医籍详细内容的欲望。各级、各类收藏湖湘中医药文献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承担了向公众展示湖湘医籍，科学普及湖湘中医药知识，广泛传播湖湘中医药文化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这些机构应该充分利用所藏医籍资源，开辟湖湘中医药文献展厅或展台，主动将湖湘医籍送入大众视野。提供实物展示的同时，还应配备相应的文字、图画备注和真人解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湖湘医籍概况，讲解所展医籍中蕴含的预防保健知识和日常养生的实用方法，引导观展群众亲近湖湘医籍，自觉运用并积极传播医籍之精华，使湖湘医籍真正融入现代社会，走进百姓生活。由于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普遍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4］，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相比，医学古籍馆藏资源更为丰富，加之馆员大多具备中医药学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因此，做好湖湘医籍的科学普及工作，要求湖南本土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勇挑大梁”［5］。作为湖南省中医药高校的代表性图书馆，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馆内都设有专门的中医药古籍版本阅览室，所藏湖湘医籍甚丰。两校图书馆应积极宣传、公开展示各自的特色湖湘医籍馆藏资源，不但为本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服务，也为社会大众提供接近湖湘医籍的机会和条件，促进湖湘医籍科普工作蓬勃发展。在努力做好特色馆藏医籍科普工作的同时，两馆还应该精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整合特色资源，携手打造古籍文献更丰富、图文解说更科学、馆员讲解更生动的湖湘医籍科普宣传大平台。此平台可以实现湖湘医籍的馆际互借，为中医学人研究湖湘中医药文献提供便利。
2．2促进湖湘医籍的通俗化让民众看懂湖湘医籍是湖湘医籍科普工作者必须探索的实际问题。为了便于当代人系统阅读湖湘中医典籍，早在“九五”期间，湖南省卫生厅就积极组织了本省中医药界专家，精选了历代湖湘医家所著之名著100余部，编撰、出版了13卷9册共1，900余万字的中医药古籍系列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6］。作为大型的湖南中医药典籍丛书，该书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读完百余部医书，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是中医学人，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博览湖湘中医群书的任务。促进湖湘医籍通俗化，应该编撰具有湖湘中医药特色的医籍提要。此外，为了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湖湘医籍提要》可以存在多个版本，比如，有专供中医药学人研读的经典版(尽量保留湖湘医籍原貌)，有便于普通大众阅读的通俗版(适宜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有吸引青少年阅读的图文版(可以运用漫画，塑造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卡通形象)。
2．3推动湖湘医籍的数字化做好湖湘医籍的科普工作，还应该提高湖湘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推动湖湘医籍数字化，无疑是让古医籍融入民众生活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传统的电子光盘依然是承载数字化古籍的有效途径。图文并茂、声像合一的电子图书，在使相对艰涩、枯燥的湖湘医籍变得生动活泼的同时，也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湖湘中医药文献的原貌，让后人较容易了解最完整、最翔实的湖湘医籍。另一方面，在全民网络时代，还应该通过网络宣传湖湘医籍。比如，通过网络全文检索、电子书库、网上图书馆以及一些专业的个人网页、网站，甚至微博、微信等新兴的网络微媒体，指导普通大众关注、了解湖湘医籍，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追求健康生活的需要。
作者：向陈 刘仙菊 李梦聃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
关键词： 舆论;社会控制;湖南;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2-0116-05
舆论是相当数量的人、群众或组织对公共事务所发表的倾向一致的议论。[1]恩格斯认为，氏族制度“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2]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得以形成和保持稳定的精神因素便是舆论。[3]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控制乃是村庄事务，其主要手段是公众舆论”。[4]最早提出社会控制这一学术语的罗斯（E・A・Ross）把社会控制的手段分为两类，一类是舆论、暗示、个人理想、社会宗教、艺术和社会评价，称之为伦理的控制手段，它们的形成是由于感情的力量;另一类是法律、信仰、礼仪、教育和幻想，称之为政治的控制手段。[5]传统中国，包括舆论控制在内的伦理控制是对政治控制必要的补充，它的存在给社会成员无形的压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巩固君主制和等级、宗法、家族制度及其观念，强化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旧秩序，发挥着比政治控制更深刻、更广泛的控制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人类社会逐渐从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大，活动内容的丰富，社会利益的冲突也开始加剧，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控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控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伴随着这一过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失范与重建，冲击震荡着整个社会系统，[6]带来对传统社会控制的挑战。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但由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其在近代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舆论控制的变革和发展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人们习惯关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常性分析中获得对清末湖南社会变革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现代舆论的控制力量
湘军的胜利给湖南人带来了虚骄保守的心理，之后的一段时间，湖南的社会风气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仍然囿于传统。张朋园说：“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年），与湖南人完全是陌生的。”[7]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变化，在湖南都没有很好地表现，湖南省城长沙成了“一座紧闭的城堡”[8]，成了一座“铁门之城”。[9]但由于甲午之败的刺激，湖南社会“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10]
在较为封闭、交往范围非常狭窄的传统社会，周围的环境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又由于“文盲程度很高或识字率非常有限”，[11]所以舆论只是较多地集中在范围狭窄的地区，呈现出一种僵滞态势。“当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时，书刊作为人们产生新观念并形成舆论的主要媒介。”[3]（187）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保守的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改变，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维新运动的推动。湖南维新派为变法呼喊，宣传维新思想，引进了报刊这一先进的传播媒介，运用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舆论控制方式。以报刊为媒介的舆论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加入了现代印刷、传播、宣传等元素，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增大、人数增加。
“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加速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度”。[12]湖南作为开风气之省，“省城长沙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13]聚集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倡言变法，力求维新。这些维新志士非常重视报刊杂志的作用，认为，“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州，舍此别无良法”，[14]在省城办起《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报刊。[15]
《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刊行，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等编辑，开设各种专栏，成为宣传维新的有力阵地，为变法大造舆论。“传统社会的许多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时，都能恰当地看出媒介具有的魔力”。[16]一些官员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明确地认识到了报刊等现代舆论的功能，他说《湘学报》有“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要求“（各县）赴省订购，每次或数十册，或十余册，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士子一体批阅，并劝绅商自行购买，分送俾乡僻寒，皆得通晓当时之务”。[17]
因《湘学报》出版时间跨度较长，为加强宣传力度，维新派加大了舆论宣传密度，出版了每日版的《湘报》。《湘报》以“专开风气，拓见闻”[18]为宗旨，宣传维新变法，刊载论说、杂事和商务，并转载其他新报的论说消息，还在各处设访事（记者），广采新闻，并调查各地物价行情，颇具近代化报刊的特色。[19]《湘报》还和维新团体南学会设在省内各府州厅县的分会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这些分会和下属的学堂推广发行，免费送阅，扩大宣传。此外，它还委托各府州县分学会、学友在附近的市镇、村落把《湘报》择地张贴墙壁，扩大影响，使报纸深入“官绅士庶”，“使得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它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20]
《湘学报》、《湘报》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喉舌，“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极大的影响了湖南知识分子，为变法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19]（215）维新变法时期，湖南除了自己办的《湘学报》与《湘报》外，还大力引进省外知名报刊。以《时务报》为例，它在湖南有4个代销点，[21]长沙矿务总局负责整个湖南省的销售。[22]此外，湖南还有翻印《时务报》的现象，巡抚陈宝箴也因《时务报》有益士子见闻，筹款定购。[23]湖南学政江标说，《时务报》在“湘中几致家弦户诵”。[24]虽然当时报刊的阅读者主要是官吏、绅士、就读的学生及商人，但通过这些人可以辐射到范围更广的人群，这些报刊制造了以“变法图强”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维新派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动员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和最有活力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阶层，形成了思想传递机制，表现了维新派在利用现代舆论控制上的卓识。[25]在维新时期，湖南开始把舆论的范围从地方社会小范围拓展为城乡结合的大范围，舆论所起的控制作用也随着其范围的拓展而扩大了。
比维新派更晚一些的革命派在舆论上更加倚重报刊杂志的宣传作用。为宣传革命，国内外出现了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浪潮，大规模地开展爱国革命宣传工作，深刻揭露清朝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民主革命思想，鼓吹民族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26]这些制造舆论的报刊在湖南省内有《湖南官报》、《长沙日报》、《湖南白话报》、《湖南演说通俗报》等;湖南人在省外创办的有《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等。这些报刊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舆论宣传的作用，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虽经湖南巡抚端方严厉禁止，仍然抵挡不住它的广泛传播。学生们不顾当局禁令，大量阅读宣传民主思想的报刊。[27]如《浙江潮》被送到长沙周南女校后，经徐特立、朱剑凡等教师一宣传，“革命的浪潮即刻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校园”。[20]（225）《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28]这些宣传报刊不仅在知识分子、学生、军人中很快得到传播，也很快流传到县以下。醴陵、浏阳一带“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不可一日缓矣” 。[29]湖南候补道沈祖燕说，这些书刊“湘中亦遍行流布”，“触手即是”。[30]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31]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从舆论上作了准备。
政权对现代舆论的控制
当旧的社会控制手段已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新的控制手段就会应运而生，其中以现代报刊为媒介的舆论手段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大众传播工具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政治事件引人注目”，[32]清末的报刊杂志“能够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消息给众多人民，它们的标准化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33]维新派所宣传的变法革新、民权民主思想对传统的封建君主至上、三纲五常、封建迷信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革新旧弊、改良社会风气广造舆论。如湖南成立的不缠足会，以革除缠足之“浇风”为宗旨，在《湘报》上登载其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8岁以下缠足的一律“解放”。[34]在维新派的舆论宣传下，在湖省内列名《湘报》的不缠足会参加者有1060人，加上为不缠足会捐款的人，达到1132人。[35]“舆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强制性的力量”，[36]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精神的制约作用。由于舆论的作用，湖南各地妇女放足者逐渐踊跃，如湘乡县自从王国柱和萧仲祁倡立不缠足会以来，“其家人先后解放，迄今风气大开，入会者多近千人”，并“闻该县十一都、十四都、十六都、十七都，尤为盛行”。[37]
“一个人关于他自己和他行为的看法，极大地受着公众意向的影响”。[5]（68、69）“当人们之间相互制约时，其行为的产生很少取决于权威者，更多地取决于无关的旁人。旁观者的观点，往往由于共同的道德优势影响行动者的意志，而行为者自己深思的结论又制约着行动本身。” [5]（49）报刊除了刊载时事新闻和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外，另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文字的传递和渗透，监督控制民众的思想，引导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清政府也清楚这一功能，要求报刊与统治者的意图保持一致，强调报刊扶正祛邪、纠偏补弊、维持良好风尚的社会控制功能。统治者为保证报刊的控制功能，在促使它们发挥功能的同时非常注意加强对报刊的控制。“舆论有广泛影响社会成员的优点”，[5]（71）“对舆论毫无节制地放纵和怂恿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大‘破坏’”，[1]（29）所以从现代舆论产生以来，政府就把舆论活动纳入政治的范畴，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一般来说，统治者对待舆论是两手并用，一手制造舆论、利用舆论;另一手是思想控制，实行言禁。
面对维新派、革命派利用现代舆论手段争夺对民众思想控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舆论的利用和控制。政权的统治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就是采取愚民政策，控制言论自由，限制舆论宣传。“报刊是最主要，也是最难以控制的言论机关”，[38]清政府决不允许其自由传播。在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形势难于控制，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湘学报》所登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责令陈、黄予以“阻止”并“更正”。[39]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湘学报》的言论有所收敛。张之洞为消除《湘学报》维新言论带来的影响，从第37期起，在《湘学报》连续刊登他的《劝学篇》，以“正人心，开风气”，[39]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阵地。在湖南收回路权的运动中，革命党人利用现代媒介积极宣传。湖南巡抚杨文鼎布置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前往后继，昼夜不辍”，告知百姓“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凡有广告等事，皆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方能付印”。[40]
现代报刊的辐射面相对较大，所以以报刊传播为主要途径的现代舆论控制手段作用的发挥在近代越来越重要。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控制报刊舆论出版物的依据只有《大清律例》中的“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者皆斩”、“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20]（594）两条，并没有控制报刊出版物的专门法令。随着清末变法、革命舆论的不断发展，清朝统治者为了禁锢人民免受进步舆论影响，颁布了专门的出版法令严格控制。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规定凡印刷出版物，如果“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谩，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讪谤罪”，处十年以下监禁或五千元以下罚款等。这项法律还给地方各级官吏很大权力，规定其有权受理对印刷物的指控、逮捕被告和随意封闭印刷物。[20]（595）同年，清政府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1908年1月又颁布了控制更为严厉的《大清报律》，规定报刊每期出版前须交地方行政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廷”、“混淆政体”、“扰害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20]（596）后，湖南政府对已出版的维新报刊大加洗劫，在清政府统治最后十年，湖南只有《湖南官报》和《长沙日报》两份报纸，而且“这两份报纸都置于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8]（52）舆论形成的过程即是对舆论激烈争夺的过程。舆论作为一种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段，统治者不会使其随心所欲发展，随着舆论控制力量的增加，统治者也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余论
“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变迁的历史起点。”[41]近代湖南社会控制在湖南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湖南现代舆论控制手段的出现，在显示其社会功能发生变革的同时，也推动了湖南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展，成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要素。社会控制既可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又可以用固有的控制手段维护已经落后腐朽的制度，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控制主体的性质。清末传统封建统治高度统一的政权结构被打破后，社会整合机制被彻底破坏，政权结构系统呈现出多极化、分散化的状态，社会能量极度离散。这种状况使得控制系统中的政治控制能力受到很大削弱，伦理控制因此也受到了挑战，社会控制总体功能的发挥受到损害。在面对近代社会混乱状态时，任何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都显得力不从心。为了遏制社会分化的进程，社会控制系统采取了多样措施，对社会进行整合，但是由于“在地方上为了新的目标进行统治，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代一直是政府最难处理的工作”，[42]所以“在政府能力衰弱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重建，在统治下只得到了部分实现，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则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实现”。[42]（662）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只有合理有效的社会控制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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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服饰是展示文化的有效形式之一。因此，研究如何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艺术人物造型设计对角色创新与本土文化的承传与发扬具有双重意义。本论文不仅是对民族服饰文化视觉符号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有关资料的整理，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与动漫角色设计的对接点的课题。同时，还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民族服饰文化的视觉符号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角色形象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湖湘视觉文化；民族服饰；动漫人物造型
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是用形象的视觉语言对动画，漫画中人物角色的具体造型设计。其中，动漫角色的服饰设计作为动漫人物造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突出动漫人物角色性格，展示角色魅力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关键是通过造型手段赋予动漫人物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人，在动漫作品观赏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审美取向也不同。本课题不仅提出了动漫角色服饰设计应结合湖湘民族服饰元素，更在民族文化艺术的承传和现代动漫角色服饰设计的发展与多元化两方面具有创新性的启示意义。
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的特点与形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独特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观念造就了具有比较明显地域特点的湖湘民族服饰。将湖南地区服饰特色与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有机融合，不仅对于表现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区域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1）湘绣是湖湘特色民族服饰文化之一。湖南地区手工业相当发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刺绣艺人把中国画的许多优良基因移植到绣品上，创造性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诗词、书法等各种艺术与刺绣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以中国画为基础，精细入微地刻画物象外形内质的特点。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形神兼备，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殊荣。
（2）服装配饰也是服饰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它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人物情感个性，职业爱好等。湖湘地区流行银制配件，常见的有头饰、耳饰、颈饰、服装挂件和手饰。近年来，银匠从刺绣作品和建筑中寻找灵感，取其精华，发展了相当一部分“跨界”的臻美艺术品。
2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在动漫人物造型中的运用
2.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的可行性分析
毋庸置疑，服饰是文化的皮肤。在动画服饰设计中这种精神功能更加突出，所以服饰设计是解析动画角色最直接的方式。湖湘民族服饰元素造型美观，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湖湘文化的最直观最集中体现。正是基于这两点，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不仅可以丰富动画角色的视觉美感、辅助塑造角色性格，更能向全世界展现湖湘子弟精神世界。
2.2如何在动漫人物造型中运用湖湘民族服饰
1）服饰设计需承传“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族文化思维。湖湘传统民族服饰元素中很多运用了寓意与象征的手法，通过刺绣的手法将服饰元素设计为吉祥符号，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敬仰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刺绣主要用于服饰、鞋帽、枕头、帐帘、香包等日常用品。刺绣的图案内容有各种人物、动物及花卉等吉祥图案。工艺精细且色彩鲜亮，富有喜庆气氛。又如，湖湘习俗中“莲花生莲子”寓意着生命的绵绵不断和出淤泥而不染，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在莲花中诞生，云肩做成粉色莲花的形式，下裳由鲜绿色荷叶围成，脚踝带着金色的莲花座脚环如此便表达了他活力十足，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
2）服饰设计应复合剧本要求。应时应景设计适合的服饰。服饰设计在动画片中有辅助交代故事情节发展、生活背景转化等作用。因此，动画中的服饰需根据剧本对事情的刻画而进行设计。例如《花木兰》这部动画影片，它讲述了木兰从军前和参军时的二个阶段发生的故事。动画设计师为每个阶段木兰的着装都进行了区分设计：参军前和普通姑娘一样身穿色彩鲜艳的襦裙、扎着腰带，对镜贴花黄，摇曳生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貉，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入伍后木兰身披泛着寒光的铠甲英姿飒爽。这对剧情的时空交替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对动作用。因此，作为 一名角色设计师，首先应该仔细研读剧本，理解整部动画追求的风格，进行符合故事情节与场景的服饰。这样才不至于角色缺乏生命力。
服饰设计辅助突出角色性格。写实与写意，我国普遍更注重后者。中国动画形象设计更着重塑造人物的性格，以此表意。动画设计师不仅要对人物进行个性化设计，而且要通过一系列服饰细节刻画人物性格。服饰作为一种标志可以体现人物的性别身份、文化素养、个性情感等。因此在动、漫画中角色形象的服饰设计就显现的尤为重要。例如，中国经典传统动画片《大闹天宫》中，我们除了可以从将军的服饰看到我国传统民族服饰特征外，从人物的服饰上我们也能看出人物性格。孙悟空的古灵精怪，不喜欢被束缚；太上老的君圆滑世故；玉皇大帝的阴森狡猾与心胸狭隘。同时，人物服饰色彩的对比也比较强烈，恰到好处的凸显了人物性格。
2.3服饰设计应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美感
提出继承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其目的在于更好的发展现代的动画产业。从民族服饰元素中借鉴动画语言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地域特色，将民族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风格相融合，化繁为简，提炼出创新性的湖湘民族服饰元素。
动画片《花木兰》的服饰设计十分简约。花木兰的衣裳只保留了南北朝服饰的基本制式：襦裙、腰带、饰边等均采用几何构成方式，没有复杂艳丽的图案纹样，仅有简洁明了的几何色块，十分具有现代感。在相对正式的相亲礼服中，也将原来深衣下摆的装饰略掉，领的缘边、袖口的贴袖也都删繁就简。配饰设计上亦是如此。见媒婆时，木兰的唯一配饰是头上的梳子，这个设计来源于唐朝女子配饰中的栉。古时金属质地的栉雕镂丰满的图案，十分华丽，而木兰头上的梳子只有一朵木兰花饰。它不仅是木兰留给家人的信物，还是一个象征符号。这件配饰成为连接剧情的道具而非单纯的服饰点缀，寓意鲜明的设计既统一于角色的整体造型又完成叙事使命，这正是服饰设计所要追求的目的。[1]
3结语
如今在全球文化艺术日趋国际化的情形下，各国的动画艺术家也逐渐意识到动画是一种继承发扬区域性文化的利器，开始将工作的重心转入如何实现动画创作与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对接上。将湖湘民族服饰文化与动画角色设计完美融合，在使大众乐于接受和喜爱动画作品的同时彰显了湖湘民族独特的神韵和风格魅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