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21:10
论文摘要:[目的]了解医院中分级护理医嘱的现状及医生和护士是否认同护士参与分级护理决策及有无能力参与。[方法]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科室的10名护士长和8名科主任为访谈对象。[结果]8名护士长不认同医生下达的分级护理医嘱,医生认为分级护理医嘱没有疑问;在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可行性问题,护士持肯定和否认态度各占一半,所有接受访谈医生并不反对护士决策分级护理,不过7名医生对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能力表示质疑,6名护士长认为自身已经具备下达分级护理的能力;在参与方式上,8名医生和7名护士长认为医护合作是比较理想的决策方式。[结论]对于分级护理由谁决策的问题上,护士持肯定和否认态度各占一半,而医生则采取默认态度,不过对护士的能力表示质疑,而大多数护士认为已经具备下达分级护理的能力;医护合作是医生和护士都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
分级护理,又叫等级护理,1956年由张开秀、黎秀芳前辈倡导提出,是按照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分级护理标准和要求,对不同病情的病人实施相应的护理和照顾的制度。分级护理在规范临床医疗护理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专家认为分级护理是护士为病人提供不同程度护理服务的依据,应由护士在对病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做出[1-4]。为了调查医护人员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情况,于2007年6月—2007年8月对山西省太原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进行了访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与方法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科室10名护士长和8名科主任为访谈对象。收集资料采用面对面访谈法,访谈前向受访者详细说明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方法,获得理解和同意,讨论并选择适当的访谈时间和地点,并承诺用编码替代姓名,以保护隐私;访谈时注意观察对方的表情变化,并认真记录。时间在30min左右,每例进行l次或2次;访谈结束后,及时整理访谈内容,按照N1~N14和D1~D9依次给每位受访者(护士和医生)的访谈记录编序并建立各自独立的文档。
1.2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称、职务等);您对分级护理医嘱现状的认识;您认为护士是否可以参与分级护理;您认为护士是否有能力参与分级护理决策。访谈中视具体情况和个案的情绪适当调整内容和数量。
1.3统计学处理建立Excel数据库,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判断,利用均数、标准差等指标对资料进行统计描述;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Fisher’s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推断。
2结果与分析
2.1访谈对象一般情况护士长年龄41.8岁±5.1岁,工作时间21.4年±5.9年,中级4名,高级6名;医生年龄44.5岁±2.5岁,工作时间21.9年±2.8年,高级8名。经统计学比较,两组年龄、工作时间、职称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受访者对分级护理医嘱的争议①8名护士长不认同医生下达的分级护理医嘱。“有的病人危重不下一级护理,有的不重反而下一级护理”;医生认为下的分级护理“没有什么疑问”,只不过“有时候护士提出应该改”“有的护士说不对,让我们改”。②医护对分级护理认识的角度不同。护士认为“医疗与护理关注的角度不一样,比如一压疮病人,生活不能自理,从护士角度是一级护理,但是病人病情平稳,没有潜在危险,医嘱下为二级护理”;有的医生坦言“不了解分级护理,下达分级护理只是根据医生的经验”或者“从护士那里学的”,认为“病情重的一级护理,较重的二级护理,不重的三级护理”。
2.3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可行性5名护士长认为可行,认为“护士最了解病人”“护士认真,更敬业可以做得更好”“由护士下,护士长更专业一些”,在决策方式上,7名护士长认为与医生合作比较好。但是也有5名护士长认为不可行,因为“护士没有能力”“病人听医生的”“医疗环境不好,不愿意承担风险”“护士长、主管护师可以下,但是晚上、周六、周日,有的小科室不可能安排有经验和无经验的护士共同工作,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有人下分级护理”。所有接受访谈医生并不反对护士决策分级护理,认为“也行”或者“可能可行”,认为“如果让护士参与进来,或许比现在让医生单独下好一些”“有能力的也可以,省点事”,但是强调“大医院可行,基层医院不行”;也有医生认为“谁下都无所谓。关键是病人没有问题,不投诉就行”;在护士参与决策方式上,8名医生认为是医护合作,但是“医生为主”;有的医师认为“如果让护士独立做,恐怕不行,因为护士对疾病认知与知识水平有限,如果排序,认为是医护合作>医生>护士”。
2.4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能力讨论6名护士长认为护士有能力决策分级护理,“护士受过正规教育”“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护理上的一切可以由护士做主”,但是多数护士认为“与知识层次、工作经验有关”“需要是一定资格的”“护士长一般可以,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护士还可能有能力”;在护士没有能力的原因上,护士认为“大多数护士学历低、经验不足”;“聘用护士多,流动性大,继续学习的动力不大”“护士常常转科,在一个固定科室的时间短,病情改变的判断能力较弱”;“护士有学历而尚无承担此任的相关能力”。7名医生对护士下分级护理的能力表示质疑,认为“综合护士素质、学历、待遇等问题,护士可能没有能力,特别是聘用护士的能力差,而且护士总是轮转,不像医生对病人那么了解,如果护士不轮转,由2名或3名护士照看1例病人,对病人的病情很了解,护士也有能力决策”“护士对疾病判断程度不如医生,主要是知识缺乏”,有的医生认为“需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善后才能有能力,如教育”;但是有的医师认为“有经验的护士也有能力,老护士观察病情也行”。
3讨论
由结果可知,多数护士不很认同医生下达的分级护理医嘱,与毕慧敏等[3]、李风莲[5]的结论,说明护理级别决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可行性问题上,由访谈结果可知,护士持肯定和否认态度各占一半,而所有接受访谈医生并不反对护士决策分级护理,持默认态度,该访谈结果并不否认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可行性,与王旭梅等[6]的结论一致,与肖小文[7]、韩淑芳[1]、毕慧敏[2,3]、王芳等[4]的观点一致。在决策方式上,由结果可知医护合作是比较理想的决策方式。
在护士决策分级护理能力的分析上,由访谈结果可知,大多数护士认为自身已经具备下达分级护理的能力,尽管大多数医生对其能力表示质疑。王旭梅等[8]从护理学科的课程设置、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现状、我国医院护士的发展现状等各个角度分析护士决策分级护理的能力,理论上认为,护士是有能力决策分级护理的,但是该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该结论只是在访谈的基础上得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韩淑芳.谈分级护理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J].护理学杂志,1994,9(4):184-185.
[2]毕慧敏,蒋兰芬,来桂英.住院病人护理分级的差异性研究[J].护理研究,2004,18(8A):1394-1395.
[3]毕慧敏,吴箭,史雅轩,等.护理人员对分级护理的认知调查[J].护理研究,2005,19(6A):966-968.
[4]王芳,乔巨峰.护理专业自主性发展的探讨[J].护士进修杂志,2000,15(6):417-419.
[5]李风莲.内科护士巡视病房存在问题及防范措施[J].护理学杂志,2007,22(21综合版):10-11.
[6]王旭梅,韩世范.对护士参与分级护理决策认同情况调查分析[J].护理研究,2008,22(2A):317-318.
关键词 投资决策 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 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 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 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 or 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 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 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 /(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 ＝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 ]/( s+－s-)
＝[(1＋0.08)－0.6]/( 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 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 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 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 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 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 (the true npv)＝项目的基本npv (the basic 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 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timing option, 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 option adjusted npv, 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 option adjusted 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应用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决策理论；人力资源管理；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引言
决策理论(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Decision Theory) 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综合了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管理决策问题，是一门有关决策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为完成的理论系统。[1]决策方法是指决策时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及采用的方式。根据决策条件，一般分为确定型（决策信息充分）、风险型（拥有部分决策信息）和不确定型（没有或缺乏决策信息）三种；企业决策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通过科学决策使企业现有的人才、物力、财力、技术、资金和信息等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在新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主要经济资源，是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在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远远超过物力资源。[2]我国大多数企业虽然已经意识到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但尚缺乏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决策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往往凭当然办事，随意性很大，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本文从科学和实证角度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决策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以期为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提供借鉴。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招聘决策、开发决策、使用决策、晋升决策和激励决策等。
1 人力资源招聘决策
人力资源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3]只有正确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决策，才能将优秀人才选聘到企业中来，企业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得以提高，企业才有发展前景。人力资源招聘决策的分析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介绍一种综合测评法。该法是指对影响招聘对象素质和能力的各项因素分别测评打分，然后按各项因素的权重进行加权合计，计算总分，并根据岗位需要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测评表的参考格式见表l。
2 人力资源开发决策
人力资源开发决策是指对员工培训政策和方案进行比较选优的过程。有静态指标评价和动态指标评价两种方法。
2.1 静态指标评价法
该法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适应于人力资源短期开发决策。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方法。
投资回收期法
投资回收期是指收回开发人力资源所投资金的年限。运用该法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决策时，应当选择投资回收期较短的案。其计算公式是：
2.2动态指标评价法
该法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适应于人力资源长期开发决策。这里介绍两种具体方法。
第一、净现值法
净现值是指在人力资源开发及使用期间，按照设定的折现率计算的各年净现值的代数和，记作NPV。其计算公式是：
式中表示第t年的现金净流量，t表示年序，i表示折现率，n表示开发使用年限。值得注意的是，在计算各年现金净流量时，应当剔除人力资源开发前有关因素的影响(下同)。在开发方案投资额相同的情况下，净现值指标越大越好。但在开发方案投资额不同的情况下，该指标没有可比性。
净现值率法
净现值率是指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获得的净现值与全部投资额现值之和的比率，记作NPVR。其计算公式是：
显然，应当选择净现值率较高的方案。该法可用于投资额不同的方案之间的比较，有广泛的适应性。
3人力资源使用决策
人力资源使用决策是指对员工数量、分工和工作时间作出合理安排，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减少人工费用。该种决策可采用运筹学中的线性规划方法。[4] 以下面的实例予以说明。
例如：某公司某车间要加工100件A种零件，并尽量多加工一些B种零件。车间现有男工10人，女工8人。男工每人每天可加工A种零件5件或B种零件3件；女工每人每天可加工A种零件6件或B种零件4件。试合理安排男工和女工的生产分工问题。
解：设车间应安排男工人加工A种零件，则有(10一)人加工B种零件；应安排女工人加工A种零件，则有(15一)人加工B种零件。B种零件的加工总数为Q。则该问题的数学模型为求=3(10一)+4(15一)=75―3―4
即应安排全部男工加工A种零件，安排1名女工加工A种零件，安排14名女工加工B种零件。
4 人力资源晋升决策
在人力资源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晋升对象的品行、知识、能力、经验、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等诸多模糊性因素，因而可用模糊决策方法进行分析评价。[5]
例如：某公司拟从三名部门经理中晋升一人为副总经理，经讨论决定以下列因素作为考评因素：(1)敬业精神；(2)管理能力；(3)专业水平；(4)I作经验；(5)群众威信。该5项因素的权重分别为W=（0.2，0.25，0.2，0.15，0.2），各因素的特征集合为V=(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其特征值对应的指标向量为V=（1，0.7，0.5，0.3，0）。
经过考察，获得考察结果见表2。
将其与权重向量W相乘，可得考察对象的综合测评结果：
=（0.2,0.25,0.2,0.15,0.2）
=（0.6665,0.69,0.55）
显然，经理B的测评成绩最高，应当被提拔为副总经理。
5 人力资源激励决策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各类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努力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激励政策。人力资源激励决策是指企业管理当局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制定正确的激励政策，选择合理的激励方案，以调动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益。人力资源激励决策的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介绍一种运用效用理论进行激励决策的方法。
例如：某公司员工中30％ 属于事业型，40％属于中间型，30％属于生活型。企业管理部门决定在以下两种激励方式中选择一种方式作为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主要方式。激励效果预测情况见表3。
显然，应当选择物质激励方式作为主要方式对员工进行激励。在运用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方式进行激励时，还有多种具体激励方式可供选择。例如，在进行物质激励时，有加薪激励、奖金激励、实物激励、股票激励、股票期权激励等多种具体方式，在对具体激励方式进行选择时，仍可使用效用理论进行决策分析。
参考文献：
[1] 决策理论[EB/OL].baike.省略/view/657946.htm20110820.
[2] 朱名宏.人力资源与知识经济增长[EB/OL].http：//cqdx.省略/zsjj/06.htm1.
[3] 唐志红，骆玲.人力资源招聘、培训、考核[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3：47―50.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Party bran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ass-team. In this paper， short-term production decision theory in microeconomic is used to set up branch output and buil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survey data is used to make analysis， and the optimal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branch which is a particular branch is studied.
关键词： 生产；党支部；规模；边际产量；平均产量
Key words： production；Party branch；scale；marginal product；average yield
中图分类号：G4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6-0227-02
0 引言
在以往的研究内容中，多为对党支部建设的制度、结构等的定量研究，对党支部规模研究的较少。为进一步拓宽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路，探索新的研究模式，促进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本文以短期生产决策理论为理论依据，对学生党支部的最优规模进行了分析。
1 问题分析
1.1 理论基础 高校学生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是大学生，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但是情绪变化快，并且在他们中，存在着支部工作与专业学习、党员与非党员学生等矛盾。因此对他们而言，支部成员过多，会打击部分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支部成员较少则会凸显出支部工作与专业学习的种种矛盾。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组织人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组织效能的发挥，人数过多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1.1 组织成本较高 美国的曼柯·奥尔逊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指出：大团体的组织成本阻碍着其公共利益的实现。他认为，任何旨在取得集体利益的团体都有一种起码的组织成本。“团体成员的数量越多，这种起码成本越高”。后来的学者把奥尔逊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形象地称作“搭便车”理论。其基本的含义就是坐享他人之成。具体来说，就是在大集体中，人们对集体利益或集体行动的态度是非理性的。一个人可能这么想：我一个人的行动对整个集体利益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与其白费力气，不如坐享他人之成。不可否认，当一个党支部成员过多，也有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反正利益不是我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为什么要去作为呢？
1.1.2 团体强度很难保证 强度通常只是为少数派所固有，而不同时也为多数派所固有。中国共产党组织是个有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的战斗部队，其肩负的使命要求它必须保持长久的战斗力。这种持久战斗力只能靠强度来维持，强度越大，其战斗力越强。如果团体过于庞大，最终党组织的强度就会逐渐呈式微的趋势，不利于党的成长和发展，更谈不上历史使命了。从管理的视角来看，组织要从团队规模角度出发，将团体控制在一个较为适宜的数量上，才能减少组织成本，达到规模最优。因此，科学的构建党支部规模，切实提高高校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摆在高校各级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
1.2 模型构建 对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支部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党支部人数跨度较大，分布于区间[6，28]之间，其中大多数学生支部人数在[8-15]之间，学生党支部效能高低不一致，支部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也不一样。因此我们构建数学模型，计算出不同支部人数时党支部总产出，利用短期生产决策理论，分析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得出建议支部最优规模。根据学生党支部日常情况，设定y1、y2、y3、y4、y5、y6支部总产出的六个分量，分别代表支部“三个一”活动开展的总体效果、支部组织生活开展的效果和影响、支部成员优秀率的情况、支部骨干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支部团队协作能力和支部年工作量的情况，六个分量所占比重分别为u1、u2、u3、u4、u5、u6。构建数学模型如下：Q（y）=■（ui×yi）=u1×y1+u2×y2+u3×y3+u4×y4+u5×y5+u6×y6。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和专家打分等方式对每个分量进行量化考评，得出每个分量的效能值，对各效能分量进行线性叠加，得出支部的最终产出，以此来衡定支部的综合素质。
1.3 数据采集 本次问卷调查共选定67个学生党支部及其支部内成员共1108人进行问卷调研。将采集到的数据利用EXCLE进行处理，支部之间的总产出差异比较大；在支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支部年级的不同以及支部建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各支部总产出并不均衡。在此情况下，对等人数支部产出进行均值化处理，如表1。
1.4 数据分析 为更好地研究支部人数对支部总产出的影响变化，对于以上数据，我们假定：
①影响支部产出的其他条件不变。②只研究支部人数在一定区间内变化时，支部产出的变化。③假设支部人数设置坚持理性选择，即不受人为因素影响。
在得知总产出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算出平均产出值和边际产出值。平均产出值是用总产出值除以总人数，得出支部中的个人对支部效能的平均贡献度。设支部人数为L时，支部总产出为Q（L），则AP=Q（L）/L。
边际效能值不同于平均效能值，经济学中边际的概念是指自变量增加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增加量，此案例中即支部中每增加一个人对支部效能值的增加量。则
MP=Q（L）-Q（L-1）
计算后得出支部人数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如表2。
2 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当支部人数设置在[12.8，14]之间，即支部人数为13或14时，支部设置较为合理，这也与我们日常的行为选择是相吻合的。
为了促进学生党支部的更优发展，实现学生党支部作用的充分发挥，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2.1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整体提升支部的产出值
激励是管理主体运用某种手段和方式，让管理对象在心理上处于兴奋状态，积极主动的付出更多的智慧和精力，努力实现管理主体所期望的目标。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调动支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诱发成员的工作动机，使之以最大的热情和最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支部生活中，进一步提高支部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支部的总体产出值。
2.2 有效开展支部活动，构建效能发挥的有效平台
团队绩效随着人数增加边际效益递减并不仅仅与规模有关，还与外在和团队成员的个体差异相关。对于学生党支部来说，支部活动是支部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党员再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支部工作凝聚力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有效开展支部活动和构建各类活动平台来推动支部建设，提高支部产出能力。
参考文献：
[1]左莉.新时期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刍议[J].高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7）：32-34.
关键词：贸易理论 贸易政策 生产方式
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欧洲工厂制度及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来临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行产业革命以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被彻底埋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得到确立和发展。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曾对其进行了特征性概括，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以商品化形式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也正是由于商品化的市场高度依赖交换，因此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之路就不能离开世界贸易途径，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的根基。
资本主义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基于贸易成本和世界政治角度考虑，将资产阶级意识进行强迫式灌输，以重商主义学派为代表的货币财富形态理论认为货币增加的途径只有开采矿产和出口贸易，而基于一国范围内的货币支付交换并不能达到增加社会总财富规模的效果，社会财富只是在不同个体和集团之间进行了结构重新配置，因此，以外来性的国际贸易和殖民掠夺构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由于国际贸易进行中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间的进出口总量呈现互补态势，一国贸易利益的获取都是以牺牲贸易对象国利益为代价，只有政治和军事强势的国家才有力量制定并主导贸易规则，重商主义事实上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支持。1776年，英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而成为世界霸主，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开始寻求脱离政府庇护，企业家人群的增长也突破了垄断势力的执行，产品竞争向价格战过渡，有限调控成为市场理论的主流（大卫·李嘉图，2005）。
英国经济学家达德里-诺斯爵士认为世界贸易的开展并不在于金银的积累，交换盈余是贸易的目的，劳动分工会使得贸易双方共享交换利益；斯密也曾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贸易国较之其他国家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上更有效率，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上相对效率较低，就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并实现交换来获取利益。然而斯密的理论没有列举弱势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利益合理性，大伟-理查德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对全部商品生产均呈现劣势的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马歇尔则利用数理曲线对比较优势原理下的国际交换比例进行了补充。除去劳动创造价值和成本差异理论以外，以要素禀赋说为核心思想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各国均出口各自的密集要素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产品。其后，陆续有经济学家补充了新要素贸易论、收入偏好相似说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等，分别在传统要素和信息技术的结合角度、需求角度以及供给角度给予了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主流贸易理论的分化，代表分别为支持垄断和侵占海外市场的“超保护贸易学说”及综合各派理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补充
发展中国家早期脆弱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得到欧洲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冲击，生产方式差异的先天性特征使得发展中国家无力对抗发达国家。同样是在1776年，美国摆脱英国统治，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关税保护支持者坚定维护当时美国幼稚的民族制造业发展，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无保护的国家在自由竞争体系下已经无法成为新兴工业国”，他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说只是维护英国利益，各国经济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原始未开化-畜牧-农耕-农工业-农工商”的五个阶段，早期实行自由贸易，后期开展贸易保护，目的是先利用自由贸易占据市场，再实行贸易保护来加速民族工业的壮大（钱运春，2012）。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莱维什曾对英国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进出口资料进行分析，设定进出口商品平均价格指数分别指代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价格，发现至1938年的初级产品价格为工业制成品价格的65%，由此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普莱维什将发达国家比喻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发展中国家为贸易，二者在经济实力、文化、政治、资源等方面的迥异决定了“中心侵略”，国际贸易呈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夏飞，2012）。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利用“国际收支论”、“贸易条件论”、“民族自尊论”以及“强势政府”理论等保护本国贸易，这些理论提出的环境或背景都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赖于资源，由专制集权的计划分配向市场分配的过渡需要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在资本主义主导生产和消费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就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生产和消费在受到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形式控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性商业惯例、资源交换规则等领域受到后者的强势压迫，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等专属机构具有重大问题决定权和规则制定、解释权，发展中国家想在这些机构平等、充分的参与决策是很难的，因此，按照普莱维什的“中心-”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判断自身形势，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降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范围和利益损失。
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举措
重商主义曾经积极维护“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论调，主张“最大范围的扩大出口”，英国就曾采取包括“海军舰队保护远洋贸易”、“发展殖民地贸易输出”以及“确保充足劳动力”等政策措施维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贸易，1509-1547年，亨利八世为鼓励劳动，将数以万计的小偷处以极刑；将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割掉耳朵，再次被发现流浪则施加死刑；宣布不参加劳动工作的人将被判为奴隶。至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宣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乞丐禁止不劳而获”，超过14岁的乞丐将受到鞭笞，给予铁烙刑罚，重新触犯就施加死刑。英国为建立强大的海军以保护贸易舰队，由重商主义者提议并实施的“斋戒”政策在法律上对远洋舰队水手给予了肉食上的支持，保证贸易顺利开展（桑田，2012）。
英国的《航海法》草案中还规定了诸如“英国本土及附属海外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以英帝国或殖民地船只运输”和“殖民地商品以英帝国作为唯一输出国，第三国贸易商品须首先借道英国本土”等行政法令。当英国工业革命的消极影响开始出现时，国内贫困和失业问题较为突出，社会矛盾涌现，英国以“济贫法”的出台宣布为穷人提供生活保障，人口经济学家马尔修斯适时地提出了市场过剩以及人口学说，其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并最终迫使“济贫法”中的大部分条款由于过于严苛和具有侮辱性而得到穷人的抛弃，例如，“济贫法”中有规定：申请救济者须抵押全部个人资产，夫妻、妇孺需分开并送至救助院或进入工厂工作等（张永忠，2012）。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不断前进的生产方式革新，在制度和技术的整合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如各种以维护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为出发的技术研发支持政策的出台。发展到现代，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法国都将技术研发和科技人员培训放在国家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层面，以政府为主导，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发展创新，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更是通过联合协议将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到3%的水平；东亚地区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通过鼓励私人科研创新等政策措施而大幅提升科研投入经费。在不断应对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将世界贸易标准不断纳入新的层级，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贸易阻力，以经济一体化、绿色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构成的贸易资源整合政策开始有了愈发细化的划分。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及贸易条件改善
（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
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方面进行了贸易条件改善的尝试，第一阶段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以本国类似产品进行替代，具体步骤是首先以服装、食品、家电及加工等国内替代品来迎合国内市场，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尝试机器制造、石油开采、钢铁等短缺资本品的生产，进口替代工业的全面成熟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这在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现实；第二阶段即为出口导向战略，由于第一阶段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只是改变了进口商品的结构，其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会在发达国家引起抵制，并且暴露出损害本国经济效率的弊端。可以说，出口导向策略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延伸，通过改善出口产品结构配置而获得贸易利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这其中还可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资源和技术、资金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在税收和信贷层次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刘亚丽，2010）。
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策略中，第一层次的轻工替代初级类可以涵盖纺织、食品、家电制造等行业，以劳动密集生产为主；第二层次在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变动时以重工替代轻工为主，集中于电子、机械、石化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处于国际市场体系中的先天不足和国内相对稚嫩的政治保护短板等因素，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普遍出现区域经济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实现了成功。
（二）发展中国家以转变生产方式为途径的贸易条件改善
对于剩余价值的攫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永恒追求，发达国家致力于技术和制度整合基础上的资源集中和贸易规则释义，如何在既定的国际贸易市场环境下实现自身的技术和制度运用水平的飞跃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在制度上，分配体制的改革是核心，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海洋法公约》为准绳，通过制定《不对称贸易行动守则》来要求打破世界贸易价格垄断体系，改革国际贸易制度及货币金融制度，要求债务发行援助，实现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盟合作，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人事制度，争取表决席位，避免“悲惨式增长”的持续状态。
在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开展出口贸易的近代常态化生产方式中，这种自我满足的低端贸易模式必须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被边缘化，资源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应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建立，这其中面临一个问题，即企业群体享有生产方式的主导权，却在政治体制中处于绝对劣势，传统的计划经济官员已经深深陷入计划的土壤而不能自拔，在当今世界贸易讲求“交换至上”的时代，如果脱离了垄断的支持，部分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思想浓厚的经济组织形式就几乎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利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使得寻求生产方式转变的外贸企业群体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撑，使得社会资源能够自发、高效地融合进入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制度、贸易规则、生产方式进入相同的协作链条，分散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新聚合，计划经济官员无法再提供正当的干预理由。
企业群体优先于资源配置的权利系统、政府确保民众的生存保障以及创新技术资源整合平台是发展中国家转变生产方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的有效方法，只有在资源分配规则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参与贸易游戏并取得长久发展的根本途径，习惯于发达国家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并沉溺其中只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开展陷入被剥削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钱运春.西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2（8）
2.夏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交通运输发展的区位熵分析[J].管理世界，2012（1）
3.张永忠.从自由贸易到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演进及因应对策[J].中国社会科学，2012（2）
4.桑田.两国间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的博弈均衡分析[J].商业时代，2012（20）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两种宏观层次上的理论模式认识到了社会环境与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行为的互动作用，也低估了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开始时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②。
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choicemodel)，它以人类的理性为理论前提，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政策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而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选择出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对外政策方案的过程。在外交决策问题上，该理论模式认为：争夺权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国家实力。不管决策的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国的权力或是防止对其权力及威望的损害。决策者使用各种奖惩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机构为分析的轴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在极端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部门和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在现实的对外决策中，决策单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小集团。欧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团思维”研究中发现，重要决策由一组人来制定时，决策质量可能会明显降低。“‘小集团思维’最终限制了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客观批评，压制了自由争论，影响了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准确掌握和对问题的正确定性。”③
心理认知模式（Psychologicalcognitivemodel）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上，认为，“人类进行复杂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认知结构的生理性限制。人类诊断问题、进行归纳推理，最终做出选择的过程不仅受到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客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在决策方面，生理学和心理学制约着逻辑学”④。
心理认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只能依靠他们的讲话和著作，而决策者的话语在数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料的稀缺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先天不足。从分析角度来讲，心理认知模式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及其思维过程对决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很难更全面地思考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对外政策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和问题的性质等而相应地变化。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模式的区别，“将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概括或是归纳出分析框架。因此，应当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整体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现象”⑤。
因此，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在我们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一般来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理解存在相对性。在一个层次上是宏观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微观的。在理解不同层次变量的演变过程时，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为了保证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们在应用这些术语进行具体外交政策分析时,仍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意义上,微观层次被定义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宏观层次则是指“社会现实或社会领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观层次指决策者（决策者个人及决策团体），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国际（与制度和结构相关）和国内（社会方面和政治体制）因素。（见表二）
外交决策中的国际体系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⑦。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认为生存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例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⑧。外交决策中的国家层次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坚持国家中心论，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内容和结果，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决策者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决策中的决策者层次
马克斯·韦伯重视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经由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⑨。赫尔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订：“政策是由有着不同动机、观点和利益的部门共同制订的，其形成是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⑩。不同组织和不同官员要同时照顾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习惯于寻找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⑾。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发表了探讨外交决策者心理过程的论文《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对决策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将决策环境分为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事件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⑿区分这两种决策环境的意义在于，在外交决策实践中许多决策者是在他们的心理环境而非行为环境中形成认识和做出判断的。由于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外交决策中更容易出现两个环境不一致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个外交决策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个层次建构而成。所以，我们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微观——宏观关联模式，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
这里应当说明，微观——宏观关联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机制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们可能随时间、空间和特殊问题的变量而异。因此，该模式并不打算构筑一个“宏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确切地讲，“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由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⒀。微观——宏观关联方法只是建构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问题的起点。
注释：
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14页。
③《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21页。
④JaniceGrossSteinandRaymondTanter,RationalDecisionMaking,OhioStateUniversityPress,Columbus，1980,p.7，转引自王鸣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页
⑤《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6页。
⑥赵全胜：《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页。
⑦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⑧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
⑨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AnOutcomeofInterpretativeAnalogy,editedbyGuentherRothandClausWittich,Vol.2.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1393。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⑩⑾Allison,GrahamT.,Essenceof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p.28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内容 特点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公共政策分析是专门人员从事的活动，虽然研究、分析综合是人类最基本的智力活动形式，普通人也可以对政府政策提出见解，做出咨询，但是专业人员对政策的分析更科学、专业、有效。公共政策分析是促进政策解决问题为中心、以交流沟通为手段、以政策行动倡导为目标、以民主为依归的活动。主要为政策的决策者和公众提供政策执行的建议和意见。本文就公共政策分析的内容和特点展开论述。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内容
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收集政策资料、分析政策信息，获取政策的知识，最后形成政策主张。做好政策相关资料的收集归纳整理工作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政策资料是分散在各个地方记录、数据、评论等等，要把这些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资料串成串，系统地连接在一起是一件较难的事情。首先，政策分析人员要很快地找到承载这些资料的载体尽快把资料收集完整、齐全。承载这些政策资料的载体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文献，表现形式是行政摘要、政策评论、总结、学者的研究论文脂类。另一种是感受体验，主要是政策决策者、管理者、利益所得者的感受豍。
对于文献，政策分析者可以到政府、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去收集，对于感受体验，政策分析者需要通过现场观察、焦点访谈这些媒体渠道获得。无论如何，对于哪一种资料的收集，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尽管政策分析人员在手机资料的时候，不可能在每一个文献、每一次访谈中，按照政策信息的要求搜集出所需的全部资料，但都是在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的。有时候会找到一大推资料，但是真正符合要求的有借鉴价值的却并不多。此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做资料的清点工作，发现资料中有缺失和遗漏的要及时进行完善补充。对所获取的政策原始资料要进行有选择的加工分析、转换成政策信息，政策信息就是被加工整理后的可以直接采用的数据。在政策分析中，最重要的吧以往相同或者相似的政策实施结果的信息、当前需要解决政策问题的信息，将来政策预测信息，要实施政策行动建议的信息等等进行总结分析豎。
掌握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借助这些信息，让政策决策者和管理者搞清楚：政策问题的性质是什么？需要怎么样解决政策问题，以前和现在已经制定了和实施了什么样的政策，它们的效果如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最后政策分析者还必须提供解决方案。在分析过程中，政策分析人员要向政策决策者提供有关政策预期结果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评价分析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可以帮助政策决策者调账政策执行计划、实施过程进行重新审视看待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特点
1、现代公共政策分析具有很明显的复合性。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景、行动，这些都是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政策分析对象的多变性、复杂性，单独地依靠某一种视角、方法，只是抓住了某些要素、问题的某一方面，分析出来的结果肯定是片面的。所以在进行现代公共政策分析时要采用多样方法、多种信息传播媒介，从已经知道的内容出发，从多种角度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对政策决策者有用的信息，让他们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例如在分析政策活动的各个要素的时候，分析人员要关注和分析与对象相关的多个问题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和各个领域。在思维的跨度上，必须把有关政策问题、社会意义的阐释和价值选择、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在分析技术方面，同时运用调查、数理、模型等手段豏。
2、公共政策分析具有较强的质疑性。公共政策分析和政策管理、制定就在于坚持质疑性。政策分析不是为了某一项政策进行辩论保护，更不是对已经采纳实施的政策进行解析，政策分析人员的工作职责就是对已经形成的有关政策问题提出假设进行质疑，对已经施行的政策漏洞进行批评，从中找出真正合理、有效的行动方案。这就要求政策分析者具有逻辑严密的理性的头脑、创新意识、责任感、有勇气胆量、面对权力毫不畏惧。
3、公共政策分析具有严密的论证性。由于很多政策问题的模糊性、政策利益的各方诉求各不相同、价值观念也多元，政策分析人员不能够完全提出真理性质的知识。他们不能够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化身。但是，政策分析者所提出归纳的政策知识和主要观点一定是要经过慎重的论证分析所得到的。这种论证必须是有依据的而不是瞎编乱造的，需要符合逻辑。作为论证依据的可以是方法、直觉、经验也可以是道德。任何政策知识和政策主张的获得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程序，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借鉴法律事务中法官断案的方式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公共政策分析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政策实践，人们慢慢认识到传统的政策分析理论的主观不确定性，数据逻辑分析逐渐在政策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不同政策主体在进行政策决策时，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保证政策实施的最佳效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豍米加宁，王启新.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公共管理学报.2009（01）.
豎严强.政府间关系：体制与行政.南昌行政学院学报.2009（01）.
Philosophia(哲学)是距今2500年前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íα”(philo-sophia)转变而来,希腊语Philosophia是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o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指智慧。哲学是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形象的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时,告诉你左拐有左拐的好处和坏处,右拐有右拐的好处和坏处,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向哪个方向拐,却全面分析了利弊,以便权衡得失,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1]。
2临床医学决策分析
2.1概述
临床医学决策是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内、外医学科研的最新进展,进行诊疗方案的比较,并将自己认为最优者进行实践的过程。为什么要进行临床决策分析?在临床医疗实践中,许多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对个体患者来说诊疗措施的疗效、远期预后常常是不确定的和不可准确预测的,究竟采用何种方案最好,很难简单作出决定。例如文献报道某种新的治疗措施可以提高疗效,但风险大,可能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价格昂贵,然而传统的治疗方法疗效稍低但风险小,如何选择治疗方案?这都需要正确的决策分析[2]。
2.2步骤
决策分析一般分四个步骤:①形成决策问题,包括提出方案和确定目标;②判断自然状态及其概率;③拟定多个可行方案;④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临床上最难的是风险型情况下的快速决策分析,这其中又以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为最难。风险型情况下,未来可能状态不只一种,究竟出现哪种状态,不能事先肯定,只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概率、频率、比例或权数等)。常用的风险型决策分析技术有期望值法和决策树法。期望值法是根据各种可行方案在自然状态下收益值的概率平均值大小决定方案的取舍。决策树法有利于决策人员使决策问题形象化,可把各种可以更换的方案、可能出现的状态、可能性大小、产生的后果等简单地绘制在一张图上,以便计算、研究与分析,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和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3]。但都较复杂和不为医务人员所熟悉。
3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
3.1哲学思考
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质就是不断自我反思———哲学思考加科学验证的过程,临床医学尤其是外科决策中,如何认识并解决患者的疾病,做到最优化处理,往往涉及到哲学的思考即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抓住主要问题,最直接以最小损害或损失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
3.2利弊论
3.2.1利弊论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4]。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论着重辩证的统一,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利弊论的原理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来看与其利益相关联的矛盾即利弊,故利弊本质仍是矛盾,有矛盾的绝大部分特性,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针对同一对象从不同利益角度或立场会存在不同的利弊结论。患者的利益总是在科学及社会利益之上(赫尔辛基宣言),故医学决策从医患双方角度作出最主要的利弊分析结论,尤以后者为基准。概括起来,临床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就是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从而得出最优化、最大获益处理策略即利弊论,其正确决策必须遵循利大于弊且差值尽可能大的原则。它必须建立在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且随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富其内容,从而使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全面、准确。它相当于效用分析决策法,后者是风险型决策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利用效用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对风险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进行决策的方法。利弊论主要针对决策分析最难的地方即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它用最简单的内容做最直接的比较,得出最实质的结果,具有精简、直接、非传统性特点。
3.2.2利弊论分析
利弊论分析方法关键是:①确定期望达到的主要获益目标;②分析可能出现的主要严重后果;③掌握各自的发生概率;④了解医患双方对目标及后果出现的支持与满意度。医方:设备条件、技术水平包括同病种医疗组实践成功率、严重并发症的防治能力等;患方:各脏器功能状态、伴随病、活动能力、经济能力、家人亲属的配合、患者及家人亲属文化教育程度、对风险的理解和承受力等。利弊论的分析步骤是从决策问题的整体出发,充分运用决策者的主观认识能力、经验、直觉等,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推理规律指导决策过程[3]。其要求首先明确决策问题的基本结构,抓住关键要素,将问题简化。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多轮分析,全面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得出决策。必要时运用决策树、效用函数、概率计算等简便的决策技术做出判断与推理,使决策分析快速见效。它强调对决策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结构化,注重运用正确的分析过程。根据需要,利弊论循环运用思考(think)、分解(decom-pose)、简化(simplity)、具体论证(spceify)和反思(re-think)五个步骤,不断深入决策问题的本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①思考:决策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认真考虑决策问题的性质,明确问题的结构,才能着手处理问题。②分解:将问题分解为若干要素,对这些要素做逐一探究,然后再将这些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分析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弄清决策问题的来龙去脉。③简化:决策者的注意力应始终放在对最重要的决策要素的鉴别工作上。这些要素包括:主要的备选方案,可能达到的目的(获益———利)和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后果(损害———弊),掌握其发生概率,评估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④具体论证:对主要的备选方案及其可能结果(利与弊),医方和患方(患者及其家属)共同探讨、分析、确认和具体化,比较利弊、权衡得失,确定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重视患方参与决策,必要时甚至让患方作出最后决策,既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又让其共担风险。⑤反思:决策者应认识到在一般的决策问题中,决策者对方案的选择通常是比较不同方案的期望获益值的大小,然后选择其中较大者为最佳方案。但在许多场合,情况并不是这样,最佳方案的选择往往因决策者的价值判断而异。因为对同等收益,在不同风险的情况下,决策可能不同;在同等风险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其决策也将不同。故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包括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预测,所以在各轮分析之间和决策终了之时,都要不断思考,找出分析过程中不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环节,根据新掌握的信息来修正原来的预测结果,如系患方做最后决策时医方需要作适当解释、引导、提供相关信息以供参考,以利其做出最有利的决策。但必须尊重患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即使它不是最好的决策。
3.2.3利弊论原则
利弊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真实性,即制定及评价决策方案的依据必须是真实的,经过科学试验验证的;②先进性,即决策的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必须是在尽可能收集并严格评价国内、外证据即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进行,使决策摆脱个体经验的局限性;③效益性,即决策过程中应遵循“汰劣选优”的原则,选择的方案必须是更有效、更安全、更经济的,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者为首选;④重要性,即对重要的临床问题进行决策分析,所选择的方案与其他备选方案相比,其差别应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4利弊论的应用
医疗活动中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已经使用了或正在使用利弊论来处理一些常见问题,如用药、补液、外科手术时机、术式的选择、术前签字谈话等。利弊论对于临床诊疗工作亦是一个很好的评估鉴定方法和手段。下面运用利弊论分析1例外伤后重度肝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患者[5]的临床诊治情况。首先明确早期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控制失血,保证体内有足够的血氧供应,维持生命;进一步再细分为出血与输血之间的比例,如何尽快控制出血以达到尽可能少的继续失血或不失血,分钟失血量与输血量之比将决定患者的生命。必须很好地作出手术决策包括手术时机、手术方式等。需明确以下几点:①患者创面大且可能已伤及肝门血管故不手术难以止血;②患者入院到输血估计要多少时间;③血量供应是否充足;④有无相应的肝外科人员、技术、设备等。传统观念是快速输液、输血,等生命体征稍平稳后再手术,其“利”为生命体征平稳后手术较安全,“弊”为可能在达生命体征稍平稳前患者即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解剖上肝静脉直径为0.7~2.0cm,门静脉约1.0~1.2cm[6],普通输液管管径为0.3cm,输血管管径0.3~0.4cm,远小于肝内主要血管直径。如肝创面大而深且呈裂开状态,则创面出血血管总横截面积大,出血量多。
【关键词】教育政策分析 决策过程分析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科学规范的教育政策分析包括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过程分析、价值分析和环境分析。我国理论界关于教育政策分析的成果比较丰富，但主要是教育政策内容分析和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相对比较缺乏。尤其是一些教育政策实施后，在具体实践中涌现出来很多问题，有些学者仅从政策文献的内容上来寻找问题的症结和出路，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教育政策本身就是教育决策过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其质量依赖于整个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以高质量的教育决策为前提的，实施的好坏首先就受制于教育决策本身的质量高低。[1]因此，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对于提高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各族人民对其期待和关注程度很高，其决策过程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一、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的分析标准
根据祁型雨教授的观点，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标准，应该包括实然标准和应然标准，教育政策决策过程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实然标准，教育决策过程的应然标准是“合理性基础上的合法性”，最后从应然逻辑出发为教育决策过程构建具体标准。
（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实然标准和应然标准[2]
从实然逻辑来看，由于参与决策的主体不同，其需要或所代表的利益就不同。一般来说，政府决策者通常以维持政权为依归，以政治利益来衡量教育决策过程，关注的往往是教育决策过程是否合法。而咨询者、执行者以及普通民众，他们更关心的是其相关教育利益能否在教育政策中得到表达与整合，教育决策过程是否合理。因此，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决策过程的两个实然标准。
从历史层面来看，制度的合法性往往是建立在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都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因而政府只能通过增强教育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来提高教育决策过程的合法性，以合理性来促使和保证合法性的实现。
从逻辑层面来看，教育决策的合理性来源于对内在的教育规律和决策规律的尊重，而教育决策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对这种合理性的尊重。
因此可见，“合理性”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合法性”，教育决策过程分析的应然标准应该是“合理性基础上的合法性”。
（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具体标准[3]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然标准赋予整个《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那么其中每个环节就具有了相应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构成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具体标准。一是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决策主体由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共同组成且比例相当，具有制度化的决策权限。二是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有广泛收集政策问题的渠道和措施；咨询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认定起重要作用；政策问题来源于反映国民教育意向的实证研究；教育政策问题界定准确而清晰。三是教育政策问题纳入。执行者、咨询者、权力机构及其人员、监督机构及其人员及大众传媒察觉的政策问题能够被主动纳入政府议程。四是政策议案公议。建立政策议案的公示制度、决策听证和辩论制度及相应的程序规范。五是政策议案裁定。议案裁定的人员构成和比例合理，裁定方法科学。六是教育政策实验。政策实验点的选择具有信度和效度；实验机构及其人员结构合理。七是教育政策议案合法化。重大教育政策议案要经国家权力机关审查通过。八是教育政策监督反馈。
二、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分析
（一）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分析
从决策主体构成来看，教育决策权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但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下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也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同时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学生及家长在调研期间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决策主体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充分调动了不同利益关系主体的积极性。
就咨询主体而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领导和工作小组组织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各省市和高校，派中央，社会研究机构，教育学会，驻外教育处，相关国际组织和海内外各个领域专家参与调研和咨询活动，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综合分析现实的教育问题，广开言路，请社会各界充分发表意见。《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制定过程中，将咨询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调研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决策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决策者和咨询者共同参与的模式，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单一的问题，决策者、咨询者构成比例不太合理，咨询者往往权利受限，处于较被动的地位，决策过程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提高需要其更深层次的参与。
（二）教育政策问题认定分析
在《国家规划纲要》的问题认定方面，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制定工作期间，开展了11个重大战略专题、36个重大问题和20个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度调研；组织工作小组单位、各省市和80多所高校开展广泛调研；邀请8个派中央、4个社会研究机构、6个教育学会开展平行调研；安排60个驻外教育处开展国际调研；委托相关国际组织开展专项研究；邀请海内外各个领域100多位高层次专家组成咨询组，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形成500多万字的调研报告[4]。为进一步问计于民，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通过教育部网站，电子邮件，公众信件，新闻会等各种形式和渠道收集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对教育政策问题的认识和界定有清晰地把握。高度重视民意，认真吸纳建议，征求意见渠道立体而多样，是征求意见工作的鲜明特色。总体来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涉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事关全局和重大的问题都有涉及和概括，对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较为全面、到位。
（三）教育政策问题纳入分析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自研究制定工作启动以来，就受到许多教育界人士和其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对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调研，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一刀切，尊重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的结合，使各方的利益得到表达和整合。为充分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将公开征求的意见与《纲要》专题调研和文本起草有机结合起来，工作小组及时将意见建议分类整理，报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参阅，并提供给11个战略专题调研组、文件起草组和深度调研课题组，将各方察觉的教育政策问题主动纳入政府议程。
（四）教育政策议案公议分析
2010年2月28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正式，然后就《纲要》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意见建议27855条，这些意见建议分别被分类整理，吸纳到规划纲要中。但是整个决策过程还缺乏公众参与的法定程序和制度规范，仅仅是通过征求意见的形式，那么我们会问：到底多少建议被采纳了？采纳了哪些建议？建议究竟是如何被处理的？还是仅仅是走过场，走形式？我们都无从知道。所以，第一，要建立议案公议的法定程序和制度规范，使我们有法可依。第二，建立必要的听证制度，否则剥夺了利益相应人陈述意见和抗辩的权利，忽视了利益相应人的政策诉求。第三，必须建立辩论制度，仅仅通过一些渠道征求相关建议，但建议往往会流于形式，昙花一现，被利益不相关者轻易否决。
（五）教育政策议案裁定分析[5]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议案裁定体现出明显的权力化特征、信息封闭特征。从权力化特征来说，参加政策议案裁定的决策主体一般都是固有的或者是被任命的，其任职不仅仅是因为技术能力的原因，而且还有政治利益的考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还停留在少数官员和专家参与政策议案裁定这样的程度上，民众对议案裁定过程和内部操作并不了解。从信息封闭特征方面来说，虽然政策议案是由专家建议，由行政职能部门起草，但最后是否吸收、吸收多少或者吸收哪些意见都是由领导决定的，甚至领导的个人喜好也会影响教育政策议案的裁定。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开、健全、共享的信息数据系统，提高教育决策质量。
（六）教育政策实验分析
鉴于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从两个方面设计了改革的推进策略。一是自下而上，鼓励支持各地各校大胆探索，不断总结推广；二是自上而下，强调试点先行，逐步推广。袁贵仁认为，改革需要统筹考虑、分步推进，先行试点，动态调整，为此专门设立10个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政策的协调性。这些方法和措施是在反复的政策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随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先后出台了地方教育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配套改革措施逐步实施。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进行试点实验，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然后再普及推广。
（七）教育政策议案合法化分析
行政组织法规定，执政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可以在各自法定权限范围内使相应的政策议案合法化。2009年1月至2月底，《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开展公开征求意见工作。2010年2月28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开始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该过程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议案的逐步合法化。但是，在议案合法化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法律性政策机构的审查作用，在教育决策的相关程序中是否建立了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法律审查程序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很清晰。因此，需要在议案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事先审查或预防性审查。
（八）教育政策监督反馈分析
一般来说，教育政策从决策到出台实施，应该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贯穿全过程的监督反馈机制，并有专门的反馈渠道且渠道畅通。在该方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专门成立工作小组，面向公众多轮征求意见，并及时负责监督反馈且渠道形式多样。可以说，事前和事中监督反馈做得很好，但事后监督反馈渠道是否及时通畅，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必须边走边看，继续期待。
三、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的改进建议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本身已释放出教育改革的新信号，民意与决策互动将为今后教育改革开辟清晰、光明的路径。但在某些方面仍存不足，在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体制[6]
第一，优化纲要决策主体构成，适当扩大决策主体范围。目前我国政策的决策主体基本上是党委、人大及政府，咨询者和执行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低、作用不明显。第二，改革我国教育行政的科层组织结构。国家要适当下放权力，由下属机关及人员对政策问题做出识别、判断，自下而上进行决策，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第三，鼓励行业式的或带有利益集团性质的教育政策咨询组织的发展，并参与决策过程。第四，决策主体和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对决策主体和决策程序的规范进行严格规定，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二）发挥咨询者和执行者政策问题认定及纳入中的作用
咨询者在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理论基础丰富，对政策问题有高度的警觉并通常以研究成果的形式提出问题、建议。执行者了解教育实际，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较熟悉并能够及时解决，同时通过反馈，又能发现新问题。因此，要重视咨询者和执行者在政策问题认定及纳入中的作用。
（三）建立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及辩论制度
教育政策决策的参与制度包括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辩论制度。政府准备制定什么教育政策、解决什么教育政策问题以及公众如何参与等，需要通过电视、报纸等传媒告知社会公众。教育决策机构将政策文本进行公示，告知相关利益主体，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意见，提出观点，这就涉及到听证制度。设置专门的辩论程序，鼓励参加听证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辩论陈述观点看法，进而对教育政策决策过程进行充分论证。
（四）运用决策理论方法改进议案裁定规则[7]
改进议案裁定规则需要借鉴科学决策的理论与方法。投否决票就是让所有投票者提出自己认可的政策议案，然后汇总，再随机地将这些政策议案排序，让投票者按从全部政策议案中否决一个议案的方式进行，最后剩下的政策议案当选。投否决票特别针对全体一致的某些缺点加以改进，投票者既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好，又有权力否决自己不喜欢的政策议案，同时投票者提出政策议案时还需积极考虑他人的利益，避免自己所偏好的政策议案被否决，这样一来投票者之间的“策略行为”就会相对减少，自己的意愿表达就会更为真实。
（五）加强对政策议案的审查功能并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反馈机制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和完善政策议案审查的程序和制度并建立配套制度。教育政策从决策到出台实施，应该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贯穿全程的监督反馈机制，保持渠道畅通，对决策过程中的各种突发问题做到及时修正。
注释
{1}为表述方便，本文中《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参考文献
[1]祁型雨.论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判别与质量保证[J].上海：上海教育科研，2006（2）：12.
[2][3]祁型雨.利益表达与整合—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王晓辉.关于教育决策过程的评价标准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08：36-38.
[5]王慧.公开决策问计于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起草历程回顾.教育旬刊[J]，2010（5）.
[6]祁型雨等.论教育政策议案裁定的模式选择与规则改进[J].沈阳：教育管理研究，2007（1）.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多源流；危机决策；理论模型
近年来，社会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国内外公共危机频繁发生，危机管理受到重视。本文将目光集中在危机管理的核心――危机决策，依靠公共政策分析的多源流理论，试图从多源流角度寻找影响危机决策的溪流，寻求其内在联系、建立变量关系，架构危机决策的信息流模型，并以此前提分析危机决策的内在机制。
一、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的前提――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多数政策并不是单由政府组织和计划的，而是由公共政策的子系统来完成，这个子系统是由公共组织、私人组织甚至个人组织的多元集合。公共问题登上政策议程是问题、政策以及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的理论假设
（一）适用性分析
1、符合社会现实环境
首先，多源流理论中，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是在民主政府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多源流理论的前提。当前的多数国家处于民主的环境中，危机决策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同样遵守和贯彻民主原则。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民主的程序被略过，决策被迅速制定，以遏制逐渐恶化的态势。
其次，在本文的危机决策模型中，决策主体受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影响，如大众媒介、公民、危机受害者、政府和其他组织等。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本模型的这种利益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的格局更符合现代网络状社会的发展特点。
2、符合多源流理论特征
多源流理论模型具有目标模糊（problematic preferences）、流动性参与（fluid participation）等特征。目标模糊意味着目标可以根据即时的情况加以调整。流动性参与是指参与决策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危机具有时间紧迫、复杂多变等特征，因此危机决策也受时间要素和情境要素的影响，决策主体需要根据危机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方案进行调整，而决策主体也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参与决策的人员有可能变更。
（二）理论假设
本文危机决策的过程看作是民主社会中一个政策制定的过程。本文将以危机决策的制定为中心，构建一种由三股源流所影响的框架模型，探讨各个源流的影响因子，分析内在的运作机理，总结对危机决策的作用与意义。
然而，危机是千变万化的，不存在涵盖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危机的普适模型。危机的紧迫性决定了影响决策的各个要素在“政治系统的黑箱”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有时决策的制定会忽视甚至牺牲危机中某些利益相关方。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危机决策被期望迅速制定的情况。因此本文仅做过程分析，而不讨论决策质量的优劣。
三、多源流视域中危机决策框架分析
危机是偶发的，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以常态的形式存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都会对社会中的人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论何种危机形式，不论危机决策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社会背景总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内在的影响与作用。
（一）问题流
危机决策的问题流是指需要政府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来解决的事件。问题流的来源主要是危机，危机的发生可能是突发性事件，例如自然灾难、国际冲突、技术灾难等；也可能是政府关注的某些指标的重大变化使问题被凸显出来，例如当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基尼系数超过0.4时就表明此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一种警戒状态。
（二）政策流
政策流是指危机决策讨论、产生、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多是在“政策共同体”中发生的。这里所说的“政策共同体”由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员组成，成员会包含高层领导者、危机预测人员、信息采集人员、政策分析人员、数据评估人员等。领导者创造一种小组成员平等发言的环境，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和见解都能提交考虑，并且在作出决定之前，有效的辩论和表达得以实现。[1]然而危机的特征给这一程序的可行性设置了障碍，在危机的严重阶段，陡然的速度使得集体很难采取这样高度程序化、深思熟虑而又耗时的集体评议模式。[2]但是在政策产生的过程中，共同体仍然要考虑决策的技术可行性、价值一致性、公众接受度等要素，这直接影响到危机决策的后执行阶段。
（三）政治流
政治流是指对危机决策产生影响的政治过程，主要由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政策流主要分布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内部参与者中，而政治流主要发生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外部参与者中。危机发生后，国民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等可以让某些民众期待的应对措施登上决策议程，甚至可以居于议程的显著位置。而官僚政治的存在主要关系到危机决策的协调，有些组织在危机中明显的不愿意同其他组织协作，政治流中的各种力量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的艺术――妥协和讨价来完成。[3]
（四）干涉变量
干涉变量指的影响危机决策的方法手段。干涉变量来源于行为学家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他认为冲突包括三个要素：即输入p干涉变量和输出。输入部分是指冲突的根源；输出部分是指冲突的结果；干涉变量是指处理冲突的手段。在本模型中，干涉变量包括政策窗口，决策促进者等。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溪流最后在政策窗口汇聚，当政策窗口打开时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而政策之窗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源流与政治源流的重大事件。它类似于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这种催化剂的作用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范围、强度和触发时间。[4]危机本身和危机发生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都能促使窗口打开――危机决策被制定出来。
政策促进者就是危机决策的领导者和倡导者。政策促进者不是全能的决策者，而是作为一个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协作进程的设计者、促进者和保护者。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有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果断的精神。
（五）机理分析
①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结构、社会文化信仰等关乎社会中人的思维意识。这些社会背景影响了人们对事件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危机以及危机的类型的认知――问题流；决策是否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执行以及决策与公众文化信仰的价值一致性和接受度――政策流；危机发生后民族情绪、公共舆论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政治流。社会背景对三股源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图中用虚线表示。
②一旦危机经问题流确定下来，就会进入到政策讨论和产生阶段。
③危机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政治流中的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
④紧急情况下，危机决策可能会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⑤危机决策经三股源流汇集进入干涉变量。
⑥干涉变量促进了危机决策的建立。
⑦三股源流可能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能够建立危机决策。
⑧危机政策建立后，可能会出现危机并未终结的情况和新危机产生的情况，此时将重新进入问题流，进行政策的建立过程。
图3-1：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图
本模型是闭合回路，从问题流出发，存在多种路径到达政策建立。第一，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集聚经过⑤汇合入干涉变量，经由⑥到达政策建立。第二，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由⑦建立危机决策。第三，从问题流经④进入干涉变量，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四、结论
本文将危机决策看作一种政策制定的过程，试图建立一种模型分析危机决策的影响要素和内在机制。此模型的建立参照了约翰・金登教授的多源流理论，将影响政策建立的三股源流与危机决策结合起来，从政策制定角度分析了在危机中，不同的要素与决策的关系，并用图表将模型中危机决策的路径描绘出来。
本模型不仅可以解释西方国家的危及决策过程，而且对我国的危机决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在对待危机的态度上，政府可以转变传统的观点和做法，不应该将危机压制、遮蔽，而应当将危机视作一种契机积极采取措施，弥补政策的缺失。其次，在危机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元的政策参与既有利于群策群力从而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利于政策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妥协，保证政策为各方所接受从而提升政策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George， A.L.and Stern，E.K.（2002） “Harnessing conflict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From devil’s to multiple advocac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2：484-508.
[2]阿金・伯恩.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之下的公共管理能力[M].赵凤萍，胡杨，樊红敏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67.
从现代决策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到，同“物本管理”相适应的管理决策，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决策者从“客观的理性”（objectiverationality）出发，寻求在一定条件下目标函数唯一的“最优解”（Optimalsolution）。为此，就要求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严密的数量分析，从而把决策模式的重心放在分析性的技术方法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赫伯特·西蒙教授对这一决策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样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设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也可以这样说，“最优化准则仅仅存在于逻辑推理中，没有实践价值”（注：袁宝华主编：《中国企业管理全书》（上），企业管理出版，1984年2月第1版。）。
随着现代管理从“物本管理”向“人（智）本管理”转变，决策目标以“满意性准则”取代“最优化准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代管理大师西蒙教授提出的以“有限理性”与“令人满意”准则取代微观经济学原来奉行的“完全理性”与“最大化原则”，是其决策理论的核心理论。其优越性，正如西蒙教授所说：“我认为，我提出的‘寻求满意的人’这一模型同那种‘寻求最优的人’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关经济行为的经验研究中获得了多得多的支持”（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遵循满意性准则进行决策，适当地应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不能把它强调过了头，不能见物不见人，把定量分析推向极端。以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为基础，决策者要善于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直观判断能力对模型输出的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实现决策者的智慧和推断同定量模型的解析相结合，借以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人的因素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决策的层次越高、涉及面越广、情况越复杂，战略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越强，决策人员和决策支持人员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洞察力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屋建瓴式的综合判断就越带根本性。
二、管理会计的新特点
管理会计是融管理和会计于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是企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特性自然是依管理的特性为转移，并随着管理特性的发展而发展。
与上述知识经济管理上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会计呈现的新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管理会计新方法论的开创。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智本管理”的要求，以及基于对管理特性的新认识，管理会计应遵循艺术规律，开创出认识上的新的方法论。新的方法论，可归结为：三个“重于”、三个“并重”。（注：余绪缨：“管理特性的转变历程与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的人文化趋向”，《财会通讯》，2001年第10期。）
三个“重于”是指：（1）“衡量”（measuring）重于“计算”（counting），正如管理大师PeterDrucker（德鲁克）所说，在管理上“我们需要的是进行衡量，而不是计算”（Weneedtomeasure，notcount）（注[美]彼得·德鲁克著：《现代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认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确性（precision）：认知性重在整体的质的把握，精确性重在细节的量的描述。（3）悟性重于理性：是上述第2点的进一步概括：重整体的质的把握，属艺术思维；重细节的量的描述，属科学思维，艺术思维重悟性；科学思维重理性。
强调这一点，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例如：关于顾客满意程度消长变化的分析，并不是完全靠计算就能直接掌握的，深层次的问题要靠“悟”——“悟”出在深层次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思想上的方向性问题，认真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顾客满意程度造成负面影响的种种因素。
三个“并重”是指：（1）量化与非量化并重（对可以量化的因素进行量化，难于量化的因素不强求量化，可以用其他形式如文字说明等进行反映）。（2）量化的各种形式并重：如考核学习成绩，100分制是一种量化形式，五分制是另一种量化形式。五分制是把学习成绩分成3个档次。按百分制，认为得76分的人比得75分的学得好一些，是很牵强的。按五分制，认为得80分的人比得70分的学得好一些，更符合客观实际，因为80分和70分属于不同档次。（3）量化的各种形式中，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也就是不把货币计量定于一尊，在管理活动中，许多因素从深层次看，是不能或不宜于进行货币计量的。如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情况、生产安全情况、员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是不能完全采用货币计量形式的。
上述认识上的新方法论及其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蕴含着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二）决策支持模式从科学观向人文观转变。
管理会计师，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主要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为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正确有效地进行决策提供咨询服务。适应“管理决策”的要求，决策支持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根植于“物本管理”的管理决策，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运用以“精确的定量”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语言”，寻求目标函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与此相适应，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自然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具体特点，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借助于模型，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密的定量描述，以掌握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把数学模型和最优化方法（技术）结合起来，确定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数量关系，为决策者最终寻求决策目标的“最优解”提供依据。可见，把重点放在分析性的技术方法上，是这一决策支持模式的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