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6:44
1、文献综述一般包括四部分：前言、正文、总结和参考文献。
2、前言：文献综述的前言主要对文章主题思想的概括，简单明了即可。
3、正文：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两个部分，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并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
4、总结：总结是就文献综述正文部分做简明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
5、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一般是：作者姓名，文章题目，杂志名称，出版年份。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着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着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着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论文关键词：要求,文献综述,撰写要求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该部分是要求写国内绕你论文题目（或命题）进行研究的研究现状，即是指围绕此命题国内外已研究了哪些问题（可包含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采用了哪些方法等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不要求每一个问题都从这些方面进行全面阐述！）？研究的程度如何？已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或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努力解决哪些问题？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主要研究了哪些问题？或主要从哪些方面研究了该命题？
该部分的重点是：国内外已研究了哪些问题？研究的程度如何？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
二、研究成果
该部分是要求写国内绕此命题已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解决了哪些问题？具体撰写时可先将相关成果进行适当分类，再把各成果名称放置到相应部分中。注意：应在各成果名称之后简述其内容（如，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观点、结论等）。
三、发展趋势
指国内绕此命题将来主要要研究哪些问题（可包含将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将采用哪些方法等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不要求每一个问题都从这些方面进行全面阐述！）？其中热点问题将是哪些？未来的研究将侧重解决哪些问题？
四、存在问题
指国内绕此命题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关键词】偷逃税博弈论，信息不对称，预期效用理论，文献综述
一、国内部分
总体来说关于偷逃税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
1.纳税人心理行为的角度：张琳（2002）从纳税人的心理因素出发，结合勒温的行为学模式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了我国纳税人行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并在行为修正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引导和规范我国纳税人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分析了纳税人逃税的内在动机和外在激励。并且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解决偷逃税的解决办法。
2.从政府、税务机关的角度：造成目前我管偷逃税严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税务机关的管理不到位、效率低下，查处力度低。周广仁（2006）从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税收体制、队伍素质、管理手段、税收环境、税务征管能力的国际比较等多方面全面的阐述了我国税收征管造成税收流失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3.博弈论的角度：马拴友 （2001） 从财政交易制度框架内看，认为税收流失其实是一种交易成本。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或税务执法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才会产生逃税现象。李国锋、李丽（2005）认为，国内部分学者对该博弈行为都假设为“税务机关一旦检查，逃税就会被发现”。现实中，这一假设过于严格。他们引入税务机关一旦检查，纳税人逃税被检查出的概率变量以及逃税的社会信用损失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用博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税务监督博弈做进一步的分析。
4.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许建国（1999）针对不对称信息和优化税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在联系做了比较详尽和准确的评述。孙亚（2000）主要从税收征管实践的角度，强调了在税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并以某一特定行业的征管措施为例来佐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研究。刘颖（2002）从如何缓解不对称信息对税收征管制约的角度探讨了税务信息化的基本机理，对我国税务信息化实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国内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这一思路的简单评价上，而开始强调运用这一方法来具体分析我国税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5.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纳税遵从研究：袁国良（1995）在比较阿林厄姆和桑德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斯里尼瓦桑“预期所得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效用最大化个人偷逃税模型，并据此分析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杨碧云、易行健、易君健 （2003）综合述评西方个人所得税逃税理论模型的演进和最新发展，并提出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收办法，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同时要增加逃税风险与成本，减少逃税收益。谷成 （2009） 在A - S 模型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委托-和博弈理论模型对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讨。在受到稽查的范围内，高收入纳税人的申报收入将处于或接近界定稽查分隔点的临界值；相反，在博弈理论模型的序贯博弈状态下，很多受到稽查的纳税人的申报都是不诚实的。即稽查概率的确定、稽查策略的选择和处罚力度等要素对模型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外部分
美国经济学Cagan（ 1958）是现代最早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学者，他在《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total money supply》一文中首次运用现金比率法估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偷逃税申报收入几乎占到申报总额的 23%。因此，他提出税收流失的主要途径就是偷逃税。
1972 年，阿林厄姆和桑德莫在贝克尔关于犯罪经济学研究和阿罗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最早提出利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分析税收遵从问题。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纳税人追求收入最大化，纳税人是风险厌恶者。这样得到的结论是提高处罚力度和检查力度可以减少偷逃税，而税率变化对偷逃税的影响不确定。他们的模型将对纳税人的偷逃行为所处的罚款看作是关于纳税人偷逃收入的函数，即罚款额为纳税人偷逃收入额与罚款率的乘积。这与现实不符。
从道德的角度分析，Baldry（1986）发现一些个人因为道德原因不骗税。Erard and Feinstein（1994b）在税收遵从的研究中采用了内疚和羞愧两个心理学理论。并据此说明这些道德情感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的作用；Marta Orviska和John Hudson（2003）在 A-S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民责任和守法公民这一对社会变量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公民责任和守法公民在提高税收遵从方面有关键的作用。Lewis（1982）研究个体纳税心理发现，只有在纳税人感到就他的收入而言税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才可能自觉地缴纳税款，否则就会逃税；Spicer 和 Becker（1980）在一个实验中发现那些被告知他们的税率比其他的人高的纳税人会逃相对更高数量的税。Spicer 和S.B.Lundsted（t1976）和 Kent W.Smith（1992）指出：当一个纳税人认为其交的税款没有被合理地开支，就会感到被欺骗并可能拒绝履行他全部的纳税义务；We-bleyetal（1991）通过实验检验了纳税人对政府满意状况对遵从的影响。实验显示对政府的疏远或对法律的消极态度的被试者，他们在实验中有非常大的可能会逃税。
参考文献：
关键词：教学反思；综述
一、国内主要研究历史
我国教学反思的理论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理论研究的萌芽时期（1990―1999年）：由于反思性教学是从80年代从西方引进而来的理论，教学反思理论在当时教育界只是星星之火。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的查阅发现：这期间文献数量很少，有10篇左右。期间代表的文献有蒋志斌的《教学反思的内容、环节、方法》、时鹏寿的《中学语文教学反思》。（2）理论引进和传播时期（2000―2002年）：由于大多数是引进西方欧美的教学反思理论为主，在国内首开先河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熊川武，其《反思性教学》对教学反思在国内的理论传播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这期间，文献的数量大幅提升，通过查阅知网得知此间文献约有70篇。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熊川武的《试析反思性教学》、《论反思性教学》，卢真金《反思性教学的五种传统》、洪明《“反思性教学”的内涵和意义探析》等。（3）发展和应用时期（2003―2012年）：随着2003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反思性教学的变化特点如下：1.反思性教学理论有了中国化的发展的趋势。2.反思性教学理论在学科教学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对各科教师的指导作用也日趋明显。3.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评述反思性教学研究的文章。这10年中文献数量迅猛增多，通过搜索找到约6000余篇。其主要代表文献有：刘加霞、申继亮的《国外教学反思内涵研究述评》、《论教师的教学反思》，赵昌木的《教师在批判性教学反思中成长》等。
二、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一）教学反思的内涵
关于教学反思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说法不一。经过分析和整理，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观点：1.从教学反思的对象界定其内涵。教师作为教学反思的主体对象，必然对其本身的教学行为和心理活动有所要求。长期在教学环境中往往在遇到问题是会出现与自己的情境性对话，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后，经验便会重构或生成。申继亮，刘加霞认为反思性教学是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和课堂情境作为认知的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批判地、有意识地分析与再认知的过程。[1]李长吉，张雅君认为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己教学生活的抽身反省与自我观察。[2]2.从教学反思的目的界定其内涵。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号召以及反思性教师等专家型教师的出现，教学反思的内涵逐渐开始融合教师专业发展。而教学反思关系到教师能否起到有效传播文化的利害，因此教师的教学反思充当着社会伦理准则的试金石。熊川武认为教学主体借助行动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问题，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统一起来，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3.从教学反思的过程界定其内涵。就如杜威所说，反思是一种思维的能动过程，一种思维的加工过程。他是思维在复杂的情境下，通过一道道程序而产生的结果，所以他不是瞬时形成的。按过程的时间维度考虑，可以将反思分为活动前和活动后的反思，加起来便是整个过程。杨明全认为反思性教学是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和课堂情境作为认知的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批判地、有意识地分析与再认知的过程。[5]
由于学者们对教学反思研究的角度和理解不同，从而使教学反思的内涵多样化、丰富化，通过对各种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综合上述概念来理解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是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以教师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为对象，以提高教师专业化为目的，以社会伦理为标准的有意识的反复认知的活动过程。
（二）教学反思的内容
关于教学反思的内容，一些教师时在教学反思中常会对自己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教学反思的内容及其多样，且每个教育工作者的反思日记本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思内容。一般教学反思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学理念部分、实践部分和情感部分。
1. 教学反思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主要包括预期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选择什么样的教学策略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教师在进行教学前所要思考的，属于“理论性”的知识。
2. 教学实践内容。在课堂上，教师开始走进实践部分，如何协调课堂气氛、如何发挥教学技能、如何应对教学突发事件都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必须面对的。在实践中反思，也是教师作为教学反思实践者中很重要的技能。
3. 教学情感因素。尊重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现今许多教师所希望的。一些富有经验的教师虽然在教学技能上如鱼得水，但是回到台下却不被自己的学生所敬爱。究其原因，无非是在师生关系上出了问题，或者并没有尊重和关系学生的需要所导致的。因此，这部分也是教学反思所关心的内容。
（三）教学反思的方法
现阶段教学反思的方法形式非常丰富，同样说明了国内对教学反思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水平。在运用教学反思的方法是可以借鉴叙述法、观察法、会议交流法、小组合作、行动研究法等进行操作。一般把教学反思的方法按主体对象分为以下两种：
1. 教师主体自身反思的方法。教师自身的反思方法可以分为文本类和非文本类。文本类一般主要用到教学日志（反思日记）、教后感、教学案例、教学随笔、阶段性总结反思、教学档案袋。随着网络时代的进步，网络博客也逐渐成为教师教学反思的新方法。非文本类主要有微格教学录像，教师通过拍摄课堂实录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
2. 教师主体与他人交流的方法。所谓与他人交流一般指学生和同事。通过一些文本类如学生日志、批判时间调查表、问题诊断、学生文件夹（包括信）、观察笔记等。通过非文本类的活动如开会、交流等也可以使教师达到反思的目的。
三、我国教学反思的现实不足与趋势展望
1.现实不足
（1）泛形式化。许多中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反思的认识只停留在浅显的地步，认为反思只是一个给教师的“附加作业”，并不是做给自己看，而是做个别人看，做给学校看。有些教师在提到反思的时候，往往会把它看做是一种别人对自己的一种“检查”，对此敏感度上升，为了把教学做得“漂亮”，所以反思得也很“漂亮”。在许多教师随笔中往往能看到“为反思而反思”“又见反思”的字样。可见，许多教师并不知道真正的反思为何物，即便知道也会趋于形式，付之东流。再者，加上教师之间的形式文化，不良教风引领着一大片隐藏的黑暗。
（2）反思能力不足。吴卫东、骆伯魏认为，教师反思能力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把自我作为意识的对象，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自我以及教学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能力。[10]一些教师对于反思只是单纯的描述，如记流水账般地记录和回顾，并不存在有意义的思考。另一些教师，在写反思日记的过程中，对于一些不重要的事项（如一些教学媒体的使用）反复记录，而对于如何进行教学，如何处理教学困难却漠不关心。还有一些教师，本身有这个态度去反思自我，也有这个态度去关心教学问题，但由于自身素质并不高，所以达到的反思水平有限，从而导致反思进度慢，反思效率低的后果。
（3）问题瓶颈：“有效”反思。在这个处处量化的世界里，似乎很难给“是否有效”一把尺子来衡量。“有效”也只能从“好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判别，里面包含了太多质性因素。往往教师们在自我反省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时会自认为反思是有效的，或者一些学校要求教师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果良好也会自认为反思是有效的。现今，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反思的时候往往会面面俱到，从教学计划到教学方法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反思描述，可给人的感觉却是泛泛空谈，毫无重心可言。学者麦伦（V.Manen）把反思性教学分成3个水平层次：技术性反思、实践性反思、批判性反思。大部分所谓的“反思”，都只停留在三个水平层次中的第一个层次：技术性层次（即对教学课堂中技术和技能的反思），而对教育选择的后果和行动价值以及对教学活动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并没有触及。
2.发展趋势展望
（1）反思环境的净化。随着新课程理念的融入，学校也将注重对反思文化的渗透。有什么样的教学反思氛围，与学校管理者的行为密切联系。近些年，无论各式各样的学校，都加强了对教师教学反思的力度和深度，形式也从单一走向多样。有公开教学日记的，有定向开会的，也有群体合作成立团队的。这些活动迹象表明了教学反思正逐渐深入学校教育中。然而，其中的泛形式化、被动消极的反思等问题也成为了教育学者所关注的话题，相信不久的未来这些问题会缩小化。
（2）反思能力的提高。随着教师教育专业能力日益提高，教学反思能力也成为教师素质的重要部分，教学反思也同时是教师能力成长的途径。有学者认为，教学反思能力结构包括问题意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自我认识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能力包含于教师专业能力，因此，如何促使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便成为反思能力成长的重要渠道。近些年，国内在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领域中有了新兴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反思能力不仅要求理论层面的把握，更要注重实践层面的提升。教师素质的能力培养还需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加以锻炼，并从中吸取经验。
（3）反思“有效化”意识的觉醒。新课程改革作为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要求教师能够进行有效的教学反思。《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了改革的六项具体目标，无论从教师角度的重新定位还是教师评价体系的重建，都要求教师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随着“无效”反思的日益增多，“有效”反思也成为教育界的一种渴望。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有效课堂，有效教学，有效教学管理等进行了研究，说明“有效”这把尺子还是存在的，有学者把有效教学反思分成三维目标（效率、效果、效益），让我们看到了“有效”也具有衡量性。再者，随着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教师评价制度的日益完善，教师们对有效教学反思的认识能力将逐渐有新的提高，脱离停留在表面的反思，将对反思的内容、方法、目的、策略等进行一番深度的剖析。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6]申继亮，刘加霞.国外教学反思内涵研究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3，（4）：30―34.
[2]李长吉，张雅君.教师的教学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06，（2）：85.
[3]熊川武.反思性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
[4]杨明全.反思型教师：教师形象演变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02，（9）：50―53.
[5]熊川武.说反思性教学的理论与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02，（6）：4.
[7]毛道生.促进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反思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7：15―20.
[8]张洪秀.国内反思性教学研究综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27）：45.
关键词：管理控制系统 管理会计 研究方法
一、引言
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核心期刊关于管理控制系统的文献进行整理，试图从管理控制系统的相关研究去察看管理会计研究的研究动态。基于一个大的框架对管理控制系统的相关文章进行整理，而不着眼于细节的相关事务处理部分，研究内容的关键词是非常精确的特指管理控制系统的相关文献，而不包括管理控制系统有关预算管理，激励机制、绩效评价等具体的控制工具的相关文献。管理控制系统主要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历程。1965年，Anthony开创性的研究首次将管理控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学术研究中分离出来，将控制细分为三个不同的流程，包括战略计划、管理控制、运营控制。他认为战略计划、管理控制、运营控制是企业控制的三个相对界限分明的层次。接下来有学者开始研究更具综合性的控制框架和不同的控制模式。如Ouchi于1979年建立的控制框架包含三种不同形式的控制：行为控制、结果控制和氏部控制。对这三种不同形式控制的运用取决于两个环境因素：一是对所期望行为的了解程度，二是衡量结果的能力。而Merchant（1985）开始将控制框架相关的学术研究发现运用于特定环境的组织，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组织、外资和跨国公司以及非营利组织等。Simons（1995）提出了另一种控制框架，在他的“控制杠杆”框架中，Simons认为高管人员应该在他所界定的四种不同控制形式中，对每一种控制形式的使用程度作出明确的选择，这四种控制形式是：信仰控制、控制、交互控制和诊断控制。而Otley于1999年提出了另一个分析框架，旨在强调保留对控制系统研究的整体观，而不是仅仅关注控制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部分。认为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控制模式都能产生良好的控制结果，这样的话，如果每次都只研究控制系统设计的某一方面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噪音。与管理控制系统领域相关的研究主要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基本方法。而实证研究中又可以分为分析性建模、实地（案例）研究、实验研究和大样本档案研究这四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在这些方法中，实地（案例）研究方法成为全面研究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方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而实验研究法由于要符合比较多的条件，因此是最不常用的方法。
二、管理控制体统研究综述
（ 一 ）理论研究法 Ariela Caglio 和 Angelo Ditillo（2008）对自Hopwood（ 1996） 提出“对管理控制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还必须跨越企业边界”这个观点以后，不同学者对于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Stephen A. Zeff（2008）则对哈佛商学院自1908年起到1980年对于管理控制（包括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领域的）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进行评述。主要分以下部分：早期哈佛商学院在会计领域的领导地位、哈佛商学院在会计和控制课程上面的影响和改革、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回顾哈佛商学院在会计和控制领域改革上的贡献。Teemu Malmi 和David A. Brown（2011）提出应该以整体的眼光去看待管理控制系统的相关研究，认为管理控制系统可以分为以下五种：计划、控制论、回报和报酬、行政控制和文化控制。主要是基于在决策过程中和引导员工行为的控制过程中的不同特征而把管理控制系统分为这五类。国内文献中对管理控制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多。刘霄仑（2010）针对企业相关人员对于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概念的相关困惑， 从厘清公司治理与战略目标关系、企业机会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关系着手， 通过对企业设立阶段和运营阶段不同风险的分析， 提出了风险控制概念，并界定了其目标， 进而通过分析风险控制的主体边界、客体边界与组织边界，明确了风险控制与企业管理、企业风险管理、管理控制、传统风险管理以及内部会计控制等相关概念和领域的关系。池国华（2009）分析了我国企业目前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存在的典型问题及其成因， 并运用战略管理、系统论、管理控制等理论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最终构建了基于战略导向和系统整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他指出一个完整的管理控制系统应该至少包括战略计划（含预算）、内部信息传递、业绩评价、激励机制与内部监督等要素。王海妹和张相洲（2009）分析了西方管理理论观的变化，探讨了依据开放、自然管理控制观的内部控制及其规范体系应进行的相应调整和变化，以期为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完善和优化，为我国内部控制实践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认为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管理控制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最终推动管理控制理论由传统观念向开放、自然的现代管理控制观转变，而管理控制理论的发展势必影响内部控制的发展。张先治（2008）将会计报告、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融入公司理财之中， 形成创新的公司理财体系框架，论述了基于价值的公司理财创新与会计报告、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及管理控制的关系， 明确它们在公司理财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以上文章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于管理控制的理论研究不是直接地对管理控制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而是将管理控制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对内部控制或者公司理财等主题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对于管理控制理论的直接研究还是很缺乏。
（ 二 ）实地（案例）研究法 实地研究主要分析真实环境中的公司控制实践，如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实施等。实地研究方法旨在对相关的现象提供更深入丰富的认识，尤其是对某些特定的环境。这些丰富的认识可以使研究超越“是什么”和“是怎样的”的一般问题，而去回答特定现象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存在。实地研究法是管理控制研究的主要方法。Julia Mundy（2010）以一家非常成功的提供多项财务服务的企业FinServ的欧洲总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西蒙的有关控制的框架的杠杆学说，调查了当经理们在同时运用管理控制系统进行指挥和授权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挑战。发现一系列因素，包括内部持续性、逻辑过程、历史趋势、处于支配地位、受到抑制等会对组织对于管理控制系统不同用途的平衡能力产生影响。这篇文章的发现对于管理者如何能使得管理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并保持管理控制系统的平衡有所启示。Jean-Fran・ois Henri， Marc Journeault（2010）指出生态控制是财务和战略控制方法在环境管理上面的应用，他们运用来自加拿大制造行业一家企业的数据对生态控制是如何影响环境和经济表现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生态控制对于经济表现没有直接影响，却通过对环境表现的影响从而对经济表现产生影响。具体地讲，环境控制在以下背景中对经济表现有着间接的影响：高度的环境暴露；高度的公众知名度；高度的环境关注；大的规模。本文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贡献在于创新地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管理会计的角色和所作贡献进行阐述。Robert H. Chenhall，Matthew Hall ，David Smith（2010）对澳大利亚的一家NGO组织Carewell进行一年的实地调研，运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即在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下对管理控制系统与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描述了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元素是如何通过增强和抑制社会资本而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产生影响的。Richard J. Boland Jr，Arun K. Sharma，Paulo Se ′rgio Afonso（2008）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混合组织中如何设计管理控制系统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运用了大量的来自不同行业的例子。包括建筑、工程、制造行业还有油气行业合资公司的六个案例说明：在设计管理控制系统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新组织形式的形成。Maria L. Velez，Jose M. Sa 'nchez1，Concha A lvarez-Dardet（2008）采取纵向研究的方法，对一家名为CMD（假名）的制造企业和作为其分销渠道的176家小型机构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双方都运用管理控制系统能够产生承诺与信任，有利于提高组织双方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建立相互依存的信任关系。Brian Jorgensen，Martin Messner（2009）综合运用面谈，现场观察，研究内部文件等方法对一家商业机构进行研究，研究不同控制机制是如何联合发挥作用帮助组织达到效率与灵活性的平衡。研究发现：这些调整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暗示着当重大战略发生的时候，管理控制系统的调整还需要得到更多的由上而下的管理干预。Umesh Sharma， Stewart Lawrence1， Alan Lowe（2010）对一家电信企业Telecom Fiji Limited（TFL）进行管理控制改革的时候，引进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即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之后公司的变化进行研究。通过运用制度理论和采取访谈、讨论和研究文件等渠道所取得的数据详细说明Telecom Fiji Limited（TFL）这家公司是如何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化的。Margaret Woods（2009）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伯明翰城市委员会的风险管理控制系统进行相关研究，研究发现：虽然控制系统的结构依然属于通用模型，但是运行的细节之间的不同表明控制效果是依据以下主要变量而定：中心政府的政策、信息与沟通技术、组织的规模。Mikko Sandelin（2008）通过设计了两个管理情境对成长性企业的管理控制活动进行研究，特别是集中在文化控制、个人控制、行为控制和结果控制四方面的控制活动。提出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受组织职能驱动。控制职能包括了很多元素，而管理控制系统的形成则依赖于这些元素的有机组合。与此同时，管理会计的变化与发展受非正式管理手段的影响。Sinikka Moilanen（2008）研究了会计是如何通过影响管理控制系统在跨国企业控制系统中发挥作用。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西方跨国公司在前苏联的附属公司，这家公司作为母公司与母公司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其他子公司之间的中间层级公司。文章分析显示即使母公司的管理控制系统基于预算活动和当地活动明确地对中间层级公司进行控制，但是中间层级的公司还是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过滤母公司的要求。这是因为中间层级的公司可以一方面符合母公司财务部门的报告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巧妙地运用会计手法而使得自己的经营符合本地化的要求。Timo Hyvonen ，Janne Jarvinen，Jukka Pellinen（2008）通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来对跨国公司中是如何建立多部门的管理控制系统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实证数据来源于Paper Group公司四个部门中的Alpha部门的ABC和ERP项目（包括Phoenix and SAP R/3系统）的贯彻过程中的不同行动方案。在案例中的Alpha部门里，Alpha部门下的处被贴上“虚拟一体化”的标签，存在的目的变成了为部门产品链提供新的利润点。通过研究发现，管理控制系统是不稳定和相当复杂的，特别是在其运行过程中。国内学者运用实地研究法对管理控制系统进行了研究。程新生、宋文洋、游晓颖、王慧（2010）以权变理论为指导，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聚焦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战略等权变因素对信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探讨了与组织环境相适应的信用风险控制系统设计原则。高晨、汤谷良（2010）基于Simons的管理控制框架，在理论上梳理交互预算的控制特征、重构交互预算与其它管理控制方式间的协同关系，通过对天津一汽丰田公司预算控制的案例描述与理论分析，阐明了有别于传统的诊断预算控制，交互预算既能够克服传统预算方式的制度弊端，又能成为适应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战略管理工具，还是促进企业上下级对话沟通、组织学习和管理创新的机制；另外，交互预算控制也是契合管理控制系统中信念控制、边界控制等其他控制方式的制度安排。汤谷良、穆林娟、彭家钧（2010）以海尔集团SBU制度为对象，采用实地调研、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剖析了海尔SBU制度“过程化”的要点、诠释了海尔SBU作为一个管理控制系统在概念、体制创新、管理整合方面对西方SBU制度的扬弃，揭示了海尔这类中国企业在战略实施、运营管理、流程组织、员工激励计划等方面对管理控制理论研究的贡献和对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文章最后指明了推行SBU体系需要引以关注的持续改进的问题。汤谷良、王斌、杜菲、付阳（2009）在梳理组织设计与管理控制系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华润集团首创的6S管理体系，剖析了6S管理体系在重塑母子公司组织结构、完善利润中心制度、夯实扁平化控制、打造强势总部等集团控制系统设计上的理论贡献、实践启迪与改进路径，并据此归纳出多元化战略集团管理控制系统设计的逻辑框架。
（ 三 ）档案研究法 Mohamed Z. Elbashir、Philip A. Collier、Steve G. Sutton（2011）通过采用澳大利亚的一家提供全球商业智能系统服务的机构所提供的客户联系资料，对全球612个不同的商业组织中的1873位经理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商业智能系统主要通过绩效管理和分析的杠杆作用使得主要的管理控制系统能够发挥作用。研究发现：组织的吸收能力（即收集，消化新的外部信息并将其与自身战略有机结合的能力）是建立符合组织要求的技术基础和建立与组织利益相一致的商业智能系统的关键因素。Antonio Davila、George Foster、MuLi（2009）指出：最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在表明管理控制系统是促进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重点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在制造行业的运用。采用调查问卷和面谈记录。调查的主要内容：项目转折点、计划与运行情况的对比报告、项目发展的预算报告、项目挑选的过程、产品投资组合的路线图、产品概念测试流程、项目小组形成的准则等，在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关键子系统的运行情况。研究发现，存在着六个组织采用管理控制系统的原因，其中的两个外部原因是订立契约和合法化，而其他的四个内部原因分别是：管理人背景、聚焦策略的需要，学习需要、组织混乱。
（ 四 ）数理模型实证研究法 Neale G.O’Connor、Sandra C.Vera-Mu・oz、Francis Chan（2011）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和实证数据，对竞争力量（如国外竞争对手的威胁以及买方议价能力等）与公司对管理控制系统重视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的国际市场化导向是否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国外竞争对手的威胁与公司对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视程度正相关，与那些主要在国外市场竞争的企业相比，那些主要在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表现更加明显。研究还发现，与主要在国内市场竞争的公司相比，主要在国外市场竞争的公司中，买方议价能力与公司对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视程度之间的联系表现更为明显。为了加强研究数据的解释能力，文章还同时采用了访谈中国企业的经理以及访谈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的经理等相关的定性数据。文东华、潘飞、陈世敏（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管理控制系统与企业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权变理论认为组织系统应当随着外部环境、技术、战略、规模和文化等权变因素的不同而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导致不利的后果。在高度确定的条件下，企业应当建立理性化、标准化、常规化的（即机械式管理控制），而在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应当建立试验性的、学习导向的、开放的（即有机式管理控制）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二分模型，研究发现：二元模型对管理控制系统中“控制”和“探索”两项基本功能的划分有重要意义，控制功能促进内部经营业绩，探索功能对客户与市场业绩有正面影响，两者都对财务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三、结语
通过管理控制系统相关文献的评述，可以发现在管理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实地（案例）研究方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环境的多变、竞争手段的丰富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管理控制系统研究也应不断发展，如企业集团环境下的管理控制问题、战略联盟与网络组织管理控制问题，甚至包括对具体业务工作的控制，如对产研合作研发项目的管理控制问题。综观MBO、BSC、EVA 等新型管理控制工具的出现，无一不是观察、总结企业一线控制实践的结果，甚至是在企业应用的推动下进行理论提炼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出未来的管理控制系统研究的主要方向还是应该以实地（案例）研究方法为主。在过去的50年之间，管理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取得显著的发展。1955年，控制文献只包括一些简单的管理原则和对由一些善于思考的商业人士发明的控制工具和实践的描述。如今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文献已经非常丰富多样，由多个不同的研究框架和范式组成，还包括大量的有关公司的控制实践以及在不同环境中，哪些控制起作用，哪些无法起作用的实践证据。同时已有的文献还列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管理控制系统因为该领域的复杂性，到现在还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因为控制文献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同时研究人员又从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分析层级来研究这些问题。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个理论学科，这一点区别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等会计其他领域的研究，因为只是以经济学为基础。也许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与会计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还处于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但还是有更大的空间去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Neale G.O’Connor， Sandra C Vera-Mu・oz， Francis Chan. Competitive for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in emerging-economy ・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orientation..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1.
[2]Julia Mundy.Creating dynamic tensions through a balanced use of managementcontrol system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0.
[3]Jean-Fran・ois Henri， Marc Journeault. Eco-control： The in・uence of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o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0.
【关键词】上市公司 融资偏好 影响因素
一、引言
9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关注股权融资的问题。Modigliani 和Miller（ 1958） 的著名的MM定理。Modigalianiv and Miller（1963），Graham（2001）提出的 “税盾效应（ tax- shelf effect）”。Myers和Majuf（1984） 的提出的融资顺序，即内部融资——外部融资——债券融资。学者们关于股权融资偏好的研究涉及从许多方面，如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股权融资偏好与融资效率等，本文主要针对《会计研究》、《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关于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综述。
二、我国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研究成果：主要文献述评
（一）融资成本
这里的融资成本不是指会计上的静态成本费用，而是指现金流。
袁国仁（1999）认为由于我国上市股权融资的成本是一种软约束促使上市公司更偏好与股权融资。陈晓、单鑫（199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券融资成本。章卫东、王乔（200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是因为大股东可将股权融资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表现在：把股票分红率控制在较低水平；筹资费用率较低。
（二）公司经营特征
不同的的企业现金流量，公司规模，行业竞争度都将影响企业的融资偏好。
（1）企业现金流量。李涛、黄晓蓓（2008）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公司内部现金流量良好，并不会首选债权方式筹集资金，而会更倾向于进行外部股权融资。陆正飞、叶康涛（2004）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发现：企业业绩越差，自由现金流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债权融资。
（2）公司规模。何丹、朱建军（2006）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越大，控股股东直接侵占的上市公司利益就越多，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大，上市公司就越偏好股权融资。陆正飞叶康涛（2004）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发现：若净资产规模越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
（3）行业竞争度。钟田丽、范宇（2004）经过分析2000—2002年的上市公司得到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收益不稳定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其收益率难以达到再融资政策中所要求的条件或标准，导致其选择负债融资，使其股权融资不足。反之亦然。
（三）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
企业作为一个整体，除了考虑融资成本，自身的经营状况外，公司内部治理的企业融资偏好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章卫东、王乔（2003）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愿意冒债务融资带来破产导致其控制权丧失的风险，偏好股权融资。陆正飞、高强（2003）认为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之一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董事会中由控股股东推举或任职于控股股东的董事所占比例越高、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偏好股权融资。王乔、章卫东（200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是不争的事实，且其根本原因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经理层偏好；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内部人。肖泽忠、邹宏（2008）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到：国有股，法人股和外资股比例在检验股权融资模型中和在检验资本结构影响的因素模型中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国有比重高并不一定是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根源。
（四）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结构，同一种股票有流通股之分，即股权分置。在这种制度下，非流通股股东侧重于其可控制和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而流通股股东则主要关心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二级市场表现，导致大股东和小股东利益分割，甚至可能冲突。
李康、杨兴君、杨雄等研究结果显示： 配股方式下， 如果非流通股股东不参加配股， 那么每股净资产增33.06 % ； 而在增发方式下， 非流通股股东享受的平均每股净资产增长率高达72.2 %。1997年以前配股时大股东往往放弃配股，将配股权卖给中小股东，并从中小流通股东高价配股中获得净资产增值收益。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偏好的原因从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但是我国的经济和环境制度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有些文献是将西方学者的模型直接套用或者修改一点点就运用到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容易得到有偏颇的结论。其次，不同的学者对相同时期的上市公司进行相同的问题研究却得到不同的结论，说明即使在中国进行了实证研究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做匆忙的结论，需要认真发现的这个关系是否可能有其他因素引起的。再次，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偏好的研究大多是直接采用其的财务报表的数据，但在我国，上市公司大多采取了盈余管理，对财务表报进行了粉饰，所以报表呈现出的数据不具有真实性，进而会影响对上市公司股权偏好的研究。最后，我国关于融资偏好的领域的相关研究都是采用的大样本的研究方法，但采用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和调查分析较少，虽然后面两种方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更有助于理解上市公司内部人的具体决策动因。
参考文献：
旅游业具有敏感性、关联性特征，因此极易受到外界负面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旅游危机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并对旅游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旅游部门一般都是在危机发生后才会采取措施。本文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旅游危机的不同研究视角。以期对旅游危机进行有效的防治。
一、引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各地旅游业的发展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态。旅游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但是，旅游业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由旅游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这种对其他行业和周围环境的依赖性也导致了旅游业极其容易受到外界负面因素变化的影响。外界负面因素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出游决策，对旅游市场、旅游者、旅游吸引力、旅游企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并且，极有可能在某一段时期内对旅游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我们称其为旅游危机。世界旅游组织（UNWTO）认为：“旅游危机是影响旅游者对一个旅游目的地信心和干扰旅游业继续正常经营的意外事件。”这类事件可能以无限多样的形式在许多年中不断发生，并对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中国1998年的特大洪水、美国“9 .11”恐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印度洋海啸事件、禽流感、2003年SRAS事件、冰雪灾害等，都曾给我国旅游业带来危机。旅游危机发生后，一个地区的旅游业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并且，当地旅游业相比于其它地区的旅游业将会更加脆弱，在发生一点点的负面事件都会导致当地旅游市场一蹶不振。
中国有句古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2009 年 11月 25 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在意见中提到完善旅游安全提示预警制度， 建立健全旅游安全保障机制。这表明旅游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如果有一套完善的旅游危机预警系统，能在旅游危机发生之前能够感应到危机的发生，从而引导相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使得危机不发生或者说能使将要发生的旅游危机危害程度降到最低。这比危机发生后在采取相应的措施要经济、有效的多。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旅游界专家学者们在旅游危机管理的不同方面展开了越来越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国外学者对旅游危机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并且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而中国学者对旅游危机的研究相对要滞后很多。并且主要以某一危机事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为主。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旅游危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2002年以前只有4篇这样的相关文献。从2003年SRAS事件后，关于旅游危机的文献才逐年递增，2003至2011年共检索到319篇相关文献。这表明在2003年SRAS事件后，旅游业因为此事件遭受重挫，我国旅游界的专家学者才开始重视旅游危机的研究，并且才开始对旅游危机管理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
关于旅游危机的代表性著作是德克・格莱泽（Glaesser D）的《旅游业危机管理》。他在此书中研究了旅游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概念。然后，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危机管理给予关注，同时，强调危机事件对旅游企业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Barbara A Anderson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危机事件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影响，并对旅游企业应对危机的准备措施进行了分析。Chung-Hung Tsai， Cheng-Wu Chen采用特尔菲法和GIS建立了台湾旅游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机制。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对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进行了综合评述。杨俭波，黄耀丽探讨了Web Service / Web GIS技术在突发性旅游灾害事件应急预警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孙根年把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分为5个阶段并提出了本底趋势线的旅游危机后评价理论。黄燕玲提出了关于建设旅游安全救援服务系统建设的几点思考。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危机发生后再研究危机造成的损失、对未来旅游业的影响或研究某一特定的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而对危机发生前预警机制的创建的研究很少。而我国政府部门所建立的预警大部分是针对公共事业、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预警机制。如：洪水灾害、传染病的预警机制等等。针对旅游业的预警只有中国旅游局官方网站的假日旅游预报。这并不能满足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我国的旅游业在未来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对旅游业危机预警机制建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指导旅游业正常运营，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或减少旅游危机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古人在论及防与救的关系和防的重要性时，就总结出“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思想观念，这与《安全生产法》中提出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防”主要是指超前教育，是一种事前的自我约束、软约束；“救”与“戒”则主要依靠检查监督，采用记录、谴责的手段督促纠正，带有强制性，是一种事中、事后的外在约束、硬约束。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旅游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旅游危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旅游危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对旅游危机的防范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缺乏实证分析，未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金融中心；形成机制；金融中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144-03
引言
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指出：现代经济是金融经济，而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途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血液。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城市为了适应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要，纷纷提出了建立金融中心的构想。如北京、深圳、南京、杭州、沈阳、大连等一批城市先后确立“大力发展金融业”的指导思想，力争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与此伴随的是，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对金融中心问题研究的文献，以希望通过理论的提炼和实践的总结来指导各地纷纷兴起的金融中心建设热潮。
笔者期望通过对金融中心相关文献的梳理，为金融中心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和开启广阔的研究视角，为各地的金融中心建设实践提供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思路。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些文献展开讨论，即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金融中心的功能、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一、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
出于对金融中心建设实践的关注，关于金融中心问题的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大量关于金融中心研究的文献集中于这一领域。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中心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边缘问题。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这里，按照研究进展的脉络，从金融地理学、金融集聚以及制度分析三个角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文献梳理，从理论层面上揭示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问题。
（一）金融地理学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金融地理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从地理区位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规律。Rstio Laulajainen （1998）认为，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实际的金融景观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因而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就有从地理意义上解释的必要[1]。Kaufman（2001）指出，金融中心城市或地区的兴起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方作为主要商贸中心、交通枢纽、首都和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点的地位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有关。二战以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变化，都全部或大部分地反映了上述特征 [2]。我国学者潘英丽（2003）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她还得出了地区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的规模与质量、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以及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是吸引金融机构空间聚集的四大因素 [3]。金融地理学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地理位置的重要作用，是从金融中心的环境和自身特征对其进行的研究和探讨，该领域的研究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当生产实体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便产生了集聚效应。而金融集聚理论是从金融集聚效益出发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阐释，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为了获取金融集聚效益。从集聚经济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往往是把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规模经济能够促进金融业集聚，在加强银行之间协作、共享基础设施、密切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加速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berg （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的规模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不断吸引新的金融资源聚集于该区域，从而导致金融空间集聚规模进一步增大[4]。这种规模经济在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加速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集聚等方面，促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潘英丽（2003）对规模经济与金融集聚效应理论进行了提炼和归纳。她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体现在，集中交易能够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体现在，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辅产业得以共享，从而从微观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进行了探讨[3]。黄解宇、杨再斌（2006）研究了金融集聚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理论应用，认为金融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金融机构集聚的直接原因[5]。从金融集聚角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揭示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
（三）制度分析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渗透和影响不断扩大，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只有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制度因素给予应有的关注，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经济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金融中心问题研究中，这种重视研究制度因素的转向，越来越强调制度背景、制度网络、管制网络、制度过程在金融中心形成及演替发展中的体制动力。Martin（2000）认为，制度是历史的携带者，制度把路径依赖传授到经济过程，不同地区制度路径不同，从而导致金融景观产生差异。结合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及两者关系，可以更好地解释金融中心形成及其演化路径[6]。尤其是在现在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中，许多的学者认为良好的金融、法律、产权制度保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可能比区位因素更为重要。Kaufman（2001）认为，具有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形成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最重要条件[2]。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经济金融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金融资源集聚和扩散过程以及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目前研究认为金融中心形成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地理区位、金融集聚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时也是一个包含诸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的演变结果。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能够比较完整地解释金融中心形成演替的一般规律，但上述三种不同理论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认识，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此外，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也是文献关注的一个重点。许多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可以分为自然形成和政府推动两种，其中代表性的中心城市分别是伦敦和新加坡（王晓静（2007，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及启示，放眼海外）；徐新华，陈铭仁（2007，金融中心形成模式比较及启示，经济纵横）；段军文（2010，离岸金融业务的国际经验借鉴，经济导刊）。
二、金融中心的功能
金融中心的功能也就是金融中心的功效、效用、效应或作用。从金融中心功能的角度来研究金融中心需要的条件和建立金融中心的抓手具有优越性和准确性。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金融学家 Kindleberg（1974）从功能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的界定：金融中心不仅可以跨时结算个人或企业的储蓄与投资，将资金从存款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手中，还可以影响不同地域之间资金的交付与转移；银行与金融中心充当了资金交易的中介，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提供了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的服务。他还强调金融中心的交易功能、储藏功能和中介功能（即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4]。而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中心功能系统研究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但我国学者对于金融中心的“功能”一词的提出可以见于诸多报刊杂志、专著作品等载体。其中对金融中心功能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曾康霖教授（2003）概括了金融中心的六大功能，即融资功能、筹资功能、投资功能、交易功能、创新功能[7]。黄解宇，杨再斌（2006）认为，金融中心具有六种功能，即资源配置、融资服务、金融信息形成、多样化投资渠道、风险防范与规避和市场交易与解散便利[5]。余秀荣（2009）认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是金融聚集和辐射功能，一个金融中心并非必须具有所有的金融中心的功能，在具备了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基础上，具备其中的某些功能也可以成为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的层次越高，金融中心的功能就越多，层次也越高[8]。秦源（2011）认为，从功能角度看，现代金融中心可以分解为资金的集聚和配置中心，金融资产的价格发现、风险度量和再配置中心，实体经济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现和风险配置中心以及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心等四大中心。金融中心的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9]。
金融中心的功能包括中介、资源配置、融资、清算、金融集聚与辐射等功能，在诸多的功能中，金融集聚和辐射是金融中心的两项核心功能。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建立至少需要在这两项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再加上其他的功能，这样形成的金融中心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三、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量化的数据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找出金融中心的主导因素，有利于判断其所处地位并估计其发展潜力。许多的学者用定性的手段对金融中心的建立进行了研究，比如前面说的从金融中心形成机制和金融中心的功能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而通过量化的数据来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找出影响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形成的主导因素，从而有助于评判其所处地位及发展潜力。国外学者通常应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线性回归、聚类分析（成簇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法等。Reed（1981）利用聚类分析法比较了76个城市的9个金融变量，按照1900—1980年期间所指定年份的数据将金融中心分为均等的簇群，最后运用阶梯式综合判别法确立了主要变量并对金融中心进行排名，发现这些金融中心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特征[10]。Choi等（1986）利用非线性加权最小方差等回归分析方法，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在14个金融中心不同类型的办事处数量以及这些金融中心吸引办事处的理由进行了排名[11]。Liu等（1997）在Reed（1981）的基础上利用层次成簇分析和主成份分析法对亚太地区（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并试图寻找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12]。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了研究，李虹、陈文仪（2002）构建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规模、效率、安全指标和金融国际化指标。但是该指标体系强调了国际化因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各项指标因素多为定性描述，无法进行实证论证，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评价指标[13]。杨再斌和匡霞（2004）分别为城市微观条件、国家宏观条件及周边外边环境3组共13项因素建立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解释结构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判断法应用建立的指标体系对上海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加坡加以量化比较[14]。王仁祥（2005）将运用模糊综合评价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信息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指标评价体系和建立综合评价模型，以便对区域金融中心进行综合、全面和较为准确的评价[15]。张泽慧（2006）建立的国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包括:所在城市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数量、所在城市证券市场交易量、所在城市银行存款和所在城市的金融从业人数。她还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是成为国内金融中心，并通过指标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国内与国际金融中心评价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6]。
国内外通过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来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建设金融中心进行了一些理论研究，从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出，对金融中心评价指标的设置可以为政府找出差距，以指导相关的金融中心建设工作。但是在金融中心指标体系的设置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指标的数目少，对我们所要考查的地方没有足够地反映出来；指标不够全面，不能充分反映金融中心的概貌；对于一些发达的金融中心，机构和市场的数据指标固然重要，但一些代表软实力的评价指标，如法制和监管环境、会计及税收制度等更为重要，应该有所反映。
四、总结
众多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金融中心的功能和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对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金融中心形成过程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金融集聚、地理区位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时它也是一个包含诸多历史偶然性因素的演变结果。虽然目前依旧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能够完整解释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而且笔者认为国内外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依旧不是十分成熟，但是对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中心形成的认识，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是从金融中心的功能研究中可以知道，金融中心功能的发挥是基于金融资源聚集的基础上的，而金融资源聚集的种类和规模决定了金融中心功能的种类。因而金融中心的功能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可以分离的。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以后，随着金融要素的聚集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原有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其作用的领域也更为广阔，发挥的水平也会更高。而且金融要素聚集的规模越大、种类越齐全，金融中心的功能发挥也更为充分，最终金融中心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三是纵观金融中心评价体系的研究，体系范围从国际到区域再到国内，在定量研究中不断注重定性因素，整个评价体系不断多元化，不断细化，不断深入关注环境和人的因素，突出了跨学科性、人文性、动态性的研究特点。但现有文献对金融中心评价体系这个问题的研究仍不充分，这主要体现在: 评价指标纷杂，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主流看法; 评价指标不全面，有的失于偏激; 评价方法各异，不尽合理。而且，金融中心评价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我国在统计数据连续性方面的工作有所欠缺，不利于各城市统计数据的搜集和筛选；其次，我国金融中心理论研究进展缓慢，缺少理论创新。这就使得我国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研究在建立思想和方法上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还有一定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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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权分置；基本内涵；目的及意义；风险；防范机制；综述
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的家庭承包经营是通过实行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来实现的（李长健、杨莲芳，2015）。随着农村地区以城乡一体化为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农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权组成的二元权利体系已无法满足农民想要流转集体土地的现实需求（潘俊，2014）。因此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才能够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宋才发，2015）。于是，农村就出现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现象。
自2014年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等中央文件中更加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政策性规定至今，学者们开始对三权分置进行不同方面的研究，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权分置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三权分置相关文献和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加深对三权分置的理解和把握。
一、三权分置的基本内涵
所^的三权分置，实际上是在坚持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不涉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调整，通过对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调整，以及对立体化土地权利的重新分配，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由此可以使农村土地充分被利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原则 （李长健，2016；陈金涛，2016）。高富平（2016）认为三权分置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重新配置，而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及其所支撑的农民集体经济实现方式的重构。刘颖、唐麦（2015）则认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在原承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新的权利。分离之后的经营权与承包权分别为新的经营者和原承包人所有，而承包权性质不变，仍为用益物权。
二、三权分置的目的及意义
三权分置是为经营权流转这一目标而服务的，从私法的角度来看，三权分置的目标是确立私权的归属（刘征峰，2015）。李国强（2015）认为经营权与承包权权能分离的目的在于实现农地资源配置最大化，三权分置的关键在于通过农民享有承包权来保证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承包权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以此达到稳定承包权的效果。相较于农村土地产权的第一次分离，第二次分离的进步意义在于两大方面： 一是促使农村土地使用从“碎片化”走向“连片化”，扩大土地的使用面积和规模； 二是促使农业经营主体从“单一”农户走向“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农业生产主体的类型（陈朝兵，2016），由此可以看出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旨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从本质上来看改制度是对土地生产力发展的土地关系的变革，将对土地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1.能够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作用，适应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2。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3.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从而防止土地过度开垦以及耕地荒废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金涛，2016；李长健，2016）。
三、三权分置存在的风险
在三权分置的风险上，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 土地非农化、非粮化风险。许多从事非农产业的工商户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后，因违法成本低，从而将大量农地非农用。虽然有部流转农地用于农业生产，但由于粮食种植的收益较低，农地经营者更趋向于将土地用于发展非粮作物的高效农业（熊飞雄，2015；李长健、杨莲芳，2015）。2. 农地无限流转风险。对于工商资本者而言，成为农地经营者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将土地置于市场中进行资本化，通过流转获得市场溢价，不断地转手流转，使土地陷入无限的流转之中，炮制新一轮的 “土地流转热潮” ，使农业生产处于不稳定的因素之中（熊飞雄，2015）3.农地经营权物权化风险。在农地三权分置框架中，配置的农地所有权是最弱的，一旦将土地经营权物权化改造以后，其在法律关系上更具有强势地位，很有可能反过来侵犯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所有权，存在吞噬承包权和所有权的风险，导致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熊飞雄，2015；潘俊，2014）。4. 流转违约与农地过度集中的风险。流转后的土地过度集中，超过了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不同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在此情况下极易发生违约风险，危及产业和社会的安全，导致原本的农业生产能力受损。5. 农地“确权不确地”风险，容易导致个体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中承包权与经营权不能自然分离，将不能由农户自由决定是否流转 ，其收益取决于集体流转的收益（李长健、杨莲芳，2015）。6. 村民回乡务农生活保障存在风险。进城务工的农民会将土地长期进行流转经营，若其日后打算回乡务农，则会因经营权流转期限未满而无法收回承包地，从而导致其短期内无法获取收益而生活困难（潘俊，2014）。
四、三权分置的防范机制
在三权分置的防范机制上，首先农户应当坚持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防止农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的出现，同时应当参考《物权法》中用益物权的期限以及承包经营权本身的存续时间合理设置分离期限，对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规定一个最短最合理的期限；其次政府应当规范农地承包合同和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流转合同，完善并做好分离登记，从而使权力得到有效保障（潘俊，2014）；再其次应当建立农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防止经营者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从而无法向农户支付流转费等现象的滋生；最后政府应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农民安心流转承包地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在管理、服务于扶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李长健、杨莲芳2015）。
五、文献总结与述评
综上所述，学者在三权分置的发展背景、基本内涵、目的及意义、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有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目前关于现有的研究中多是有关于法律规范的制定、政府的监管力度、经营流转机制等宏观层次下的制约因素与障碍，而相对于分析土地流转交易双方的微观个体则相对较少。二是土地交易双方流转意愿的主观因素与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对三权分置的综合影响实证性分析较少，多是规范性的分析为主，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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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领导；领导风格；团队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企业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个企业的领导风格决定了企业的绩效与成败。从不同的角度领导可以有很多定义，包括特质、风格、行为、影响、交互作用模式等等。众所周知，企业的变革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它是时代进步与发展的主流，而领导理论正是企业变革的推动力，因此，在当今社会的企业界以及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关注。领导风格对团队绩效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有助于领导者从领导风格角度出发来提高企业绩效。如何提高企业领导有效性，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才能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工作绩效，如何运用领导风格理论提高团队绩效和企业绩效，已经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关于领导风格与团队绩效仍然有许多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1.领导的定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领导视为一种风格，不但强调其内在属性，也强调其外在表现。
从事任何研究首先必须对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为了更深刻的理解领导风格这一概念的定义，首先对领导的含义进行梳理和探讨。House（1979）曾指出，领导会对社会的发展演变产生影响。在领导关系中，包括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并不是指单独的一个领导成员。Bass（1981）提出，领导是一种能够鼓舞个人或者群体的能力，下属会因受此影响而实现自己制定的目标。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1469）也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所谓的领导，就是形式权利的人，他们可以利用一定的技巧或者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对于“领导”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他们公认的，即领导具有一定的权利，并且通过这一权利来影响下属，最终实现组织目标，领导是一个过程也可以说其是一门艺术。
学界对领导的定义没有完全统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围绕包括特质、风格、行为、影响、交互作用模式和角色关系等角度对领导的含义和核心要素进行了阐述。Yukl（1998）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导定义（如表1所示）。
通过对领导定义的回顾发现，每一种定义在领导方式相联系的特定行为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不过现有的研究都赞同一个观点，即，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会通过变革或转变下属的价值观、工作态度以及信念，来完成组织的目标或者使其积极达到组织规定的目标要求。
2.领导风格的分类
领导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也可以说是一中手段。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手段，他的最终目地都是为了完成某种目标。Cox、Sims、Manz（1996）等人的研究表明，领导风格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包括交易型领导、授权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直接领导。笔者通过有关领导的研究综述，将领导风格分为以下几种类别：民主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独裁型领导、放任型领导以及参与型领导。
2.1独裁型领导
所谓的独裁型领导即实行独裁管制，将所有权利集于一身，对下属进行命令，下属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所有决策都限制员工的参与。早在20世纪40年代，俄亥俄州立大学对领导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是定规维度，另一个是关怀维度。独裁型领导风格就属于前一个维度，它不重视与下属的人际关系的协调，是一种高工作，低关系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的好处是有利于统一指挥，缺陷是下属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难以发挥。这种领导风格适用于小企业和素质较差的员工身上。
2.2魅力型领导
所谓的魅力型领导被一直评为是一种高效的领导方式。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指出，魅力型领导可以将其价值观和理想目标完全灌输给下属，让下属与领导者的目标以及价值观一致，并且为了组织目标甚至牺牲自我的利益，韦伯认为这是领导者的“超凡魅力”。House（1977）对魅力领导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风格的领导具备三种特征，一是拥有坚定地信念，二是拥有极强的自信，三是支配他人的强烈欲望。魅一般情况下，这种领导风格大多数被亚洲一些国家的企业采纳。
2.3变革型领导
Burns（1978）认为，变革型领导者是一种追求与下属建立完美关系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倾向对下属的激烈。Avolio和Bass（1988）也曾指出，变革型领导给予了下属充分的权力，用以激励下属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下属的解决问题能力给出了一种新的策略。Bass、Avoliod（1987）等人提出，起初衡量一个领导是否是变革型领导时，主要通过三方面：领导魅力、个别关怀以及智力激发，之后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即对下属的精神鼓舞。
2.4 交易型领导
Avolio与Bass（1988）等人指出，交易型领导者一般对下属的工作任务安排较为紧密，下属也必须完全服从领导的安排。交易型领导主要分三方面：一是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和有效完成，实行主动例外管理的方式，随时对下属的行为进行观察与纠正。二是通过一定的奖励交换下属完成相应的任务。三是对下属的处罚式管理，一般适用于下属对领导布置的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第三种情况被认为是一种无领导的管理方式，由出发式的管理角度而言，这种方式被评为是一种“消极干预”。比如，Bass与Avolio等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方式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Greene等人。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2.5民主型领导
民主型领导主要是指下属对决策的参与与提出意见占主导性，只有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需要领导者做出。这种领导风格的主要特点有两方面：一是在管理风格方面是一种高工作、高关系的方式；二是按照下属的职责范围授权决策，鼓励和吸收下属参加有关决策的制定，对下属的工作监督较为宽松，但同时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较重视。这种领导风格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优势主要是它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弊端是对下属的管理较为宽松，容易对一些素质较低的员工缺乏监管。通常情况下，这种领导风格适用于一些大企业或素质较高的下属身上。
2.6放任型领导
放任型领导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一种非领导风格，这种类型的领导倾向于退出领导角色，对下属提供很少的支持或提出指示。这种风格的领导经常缺席或漠视下属的需求，结果使得下属之间在角色和责任方面经常起冲突，并试图篡夺领导的地位，或者在组织的其他地方寻找指示或期望。kirkbride，2006曾指出，这种领导风格的特征是逃避责任，避免做决策，在争论中拒绝偏袒，对正在进行的工作表现出没兴趣。
对于放任型领导的这个概念，本身就被定位为逃避领导责任和放任自流，放任型领导的领导者尽量不参与到工作中，会给下属足够的自由，按他们认为合适的做法完成工作，并让他们自己做出决策。开始的研究认为民主型领导风格最有效，但是随着后来的深入研究，则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根据全领导理论，组织中的领导者虽然倾向于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但是他们偶尔也会表现出放任型领导的特征。然而，授权型领导并不是放任自流，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员工的相互监督、相互鼓励进行控制，并要提供在自我目标设定、自我评估、自我奖励和自我发展方面的支持。
2.7参与型领导
参与型领导属于民主型领导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与下属协商制定决策，将与下属的人际关系协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参与型的企业领导者乐于听取员工的意见，在做出决定以前同有关人员商议，尽量用说服的方法，使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参与型领导主要用于企业员工凝聚力较强、素质较高的企业。由于参与型领导多数决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有利于决策的贯彻执行。然而，参与型领导的决策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费时、费力，并且结果也并非完全尽人意。比如，某些团队可能只为自己的利益发表意见，使做出有效决策出现困难。
2.8服务型领导
服务领导的观念是有意逮捕的性质，服务式领导，在1970年首次提出由罗伯特 K.绿叶，主张领导者的主要动机和作用在于他人服务。有效的领导并非源于权力的行使或自利的行为，是从根本愿意先帮助别人，服务于员工。有效仆人式的领导是最好的服务型领导。通过培育参与性，赋予环境，并鼓励追随者，服务型领导者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积极进取的团队，构建更成功的组织。
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有关领导的定义、领导理论、企业领导风格的研究等均有较为清晰的界定和梳理。当今，企业内人际关系的质量对企业绩效获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现代管理学中领导行为以及领导风格的相关研究综述的分析，不难看出西方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必须将其逐步本土化，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关于领导行为以及领导风格的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还比较落后，大多数停留在西方管理心理学的介绍和跨文化验证的层面，还有的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批评中国企业家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素质与能力。当然，汲取西方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的合理内核是一种可取的手段，但是也应该根据中国的本土国情，制定合适的领导方案与措施，有效提高团队的工作绩效及企业绩效。（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商学院）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130420067F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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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acit knowledge increasingly,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lso made this theory-related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meaning, classification, measurement, acquisition and conversion of tacit knowledge, and summarized them, at last looks ahead about the multi-perspective research of the tacit knowledge.
关键词：隐性知识；内涵；测量；转化；综述
Key words: tacit knowledge；content；measurement；transformation；summary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215-02
1隐性知识的内涵
由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差异，对隐性知识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起初国外学者多是从心理学角度和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最早提出隐性知识这一概念的就是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1958年他在著作《个人认识》中首次提出隐性知识。他认为隐性知识是一种无形的不确定的知识，虽然经常使用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清晰表达，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且植根在主体的经验、判断、联想、创意和潜意识的心智模式内的知识。他指出隐性知识包括认识和技术两个方面。认识方面的隐性知识是由动物的非言述的智力发展而来一种人的认识能力，无法用语言穷尽。而技术方面的隐形知识是在隐性知识动态结构中人们对辅助项的认识，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1]。其后挪威学者格里门提出了“强的隐性知识论”，他认为虽然所有知识都是可以表达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知识都是能用语言的方式加以表达的，但这部分知识却可以用行动来表达[2]。加内什・纳塔拉詹认为，隐性知识指的是那些存在于个人头脑里的经验性知识[3]。认知心理学家斯滕伯格认为隐性知识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并指出了隐性知识的三个特性：一是隐性知识是关于如何行动的知识，常常是在特定的情况、环境和条件下所拥有的内在知识；二是不同于学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人的目标实现相关；三是隐性知识的获得一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是在日常工作和经验中获得的[4]。
也有一些学者是从管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难以形式化或沟通、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他认为隐性知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能维度，包括非正式的且很难对其进行约束的技能和工艺；二是认知维度，由难以表述的概要、心智模式和知觉组成[5]。
在国外对隐性知识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对隐形知识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90年代，党跃武是国内最早使用隐性知识概念的[6]，其后国内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主要围绕在教育和企业管理等方面，2003年起国内对隐性知识进行的其他角度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在隐性知识的概念方面，国内认同并引用波兰尼等国外学者定义的较多，对于医院隐性知识研究方面，崔健、刘志国对其做了相关研究，并指出医院隐性知识是医院各项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长期相互作用的主观感受，是人对外部事物的判断、感知和对自身行为的认识以及对别人行为的模仿[7]。刘秀峰、王健对作为隐性知识的中医及其策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就知识的个人性、默会性和寄托而言，中医知识的大部分完全符合波兰尼关于隐性知识的标准。并提出了适合中医隐性知识特性的知识产权策略、知识交流策略与人才策略[8]。
2隐性知识的分类
在对隐性知识深入研究的同时，一些国内外学者开始依据不同的划分依据对隐性知识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如Blackler认为隐性知识可以分为认知型知识、实践型知识、文化型知识、嵌入型知识、编码型知识[9]。克莱蒙特根据缄默知识能够被意识和表达的程度,在实验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无意识的知识”“能够意识到但不能通过语言表达的知识”以及“能够意识到且能够通过语言表达的知识”[10]。卢比特（Roy lubit）把隐性知识分为四类:难以表达的技能、心智模式、处理问题的方式、组织惯例，并且指出前3种形式存在于组织员工个人的身体或头脑中[11]。斯滕伯格根据知识的程序性将隐性知识分为自我管理知识、他人管理知识和任务管理知识，Earl则根据隐性知识的认知程度，将其分为蓄意忽视的隐性知识和无意忽视的隐性知识[12]。我国学者崔健、刘志国则将医院隐性知识分为个人隐性知识、科室隐性知识和医院集体隐性知识3个层次。
3隐性知识的测量和获取问题
认知心理学家斯滕伯格通过研究得出：管理人员的成功与其隐含知识的掌握情况密切相关，管理人员的所拥有的隐含知识对其管理和决策的好坏有着相当的作用。并根据隐性知识的结构开发了“管理人员隐性知识量表”，简称TKIM，用于测试个人隐性知识水平的高低[4]。斯罗恩通过人格量表和管理人员隐性知识量表，对美国部分大公司93位经理人进行测量，考察得出经理人“开放性思维”与隐性知识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而相关程度与经理人的级别和职位也有一定的关系[13]。我国学者唐可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TKIM进行了修正，形成了一份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人员隐含知识量表[14]。马伟群和姜艳萍依据个体知识能力的特性及其表现程度，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体知识能力的模糊测评方法[15]。还有学者通过从知识工程的角度，通过测度专家知识库的知识含量，间接测度专家的隐含经验知识，从而对隐含知识进行测量[16]。而对于隐性知识的获取，夏德和程国平认为：人群实验是表象隐性知识的一种获取方法;人机辅助实验可加速白化隐性知识的提炼；现场观摩、实验法、传帮带并辅之统计方法可以有效获取灰色隐性知识[17]。韩丽川和构建了基于软系统方法论的知识获取框架，并进一步论述了该方法在知识获取中的具体实现[18]。
4隐性知识转化问题
随着对隐性知识研究的深入，隐性知识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因此隐性知识的转化问题也越发的受学者们关注起来，研究重点是隐性知识转化的途径和方法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隐性知识，如某种技能，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解释的，它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19]。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个人、组织知识创造螺旋理论”,说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经由社会化、外化、结合化及内化的知识转换模式,透过个人、群体、组织等不同层次的逐渐扩散,形成“知识螺旋”。从而促成知识的扩散、嵌入和累积。在对隐性知识的转化、共享等问题研究方面，还有Molina、Llorens一MonteS和Kwan、cheung研究了组织结构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20]，他们指出，正式的集中式组织等级结构对隐性知识转移具有显著的否定影响，而非正式的交互作用式的横向组织关系对隐性知识转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Danielz.L对隐性知识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21]。研究指出影响决定隐性知识转移过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因素是网络的关系特征，隐性知识的转移受强弱关系网络的影响。
国内学者在已有理论基础上也对隐性知识的转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汪慧玲、韩珠珠认为:隐性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是实现知识价值的重要途径，并从隐性知识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SECI转化模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对策和途径[22]。林筠，杨雪等人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部分制造企业研究案例，针对隐性知识的开发和管理问题，建立了隐性知识交流、隐性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23]。赵修卫，王洪伟以SECI模型的思路研究了隐性知识的转移或共享，分析了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建立了企业知识整合模型[24]。关明文提出了促进隐性知识转化的知识型团队的模型，并给出学习型组织和虚拟组织两种具体的知识型团队表现形式的组织结构[25]。曹雯婷分析研究了医院隐性知识的挖掘方法，认为可以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建立隐性知识贡献激励机制等方式促进隐性知识的挖掘。
5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对隐性知识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角度较单一，站在企业、组织角度的居多，而且理论还缺乏系统，不成体系，对于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问题缺乏深入的定量研究。国内对隐性知识的研究还处在表层阶段，关于隐性知识的测量及获取方式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且目前的研究领域也多以企业为主，有关医药方面的隐性知识研究较少，而关于中医隐性知识的研究更是几乎处于空白。所以笔者认为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今后必将会朝着多角度去探索，其研究方法也会向更深入的实证和定量方法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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