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7:50
在习作教学实践中，我渐渐体会到：必须让作文课堂鲜活起来。作文教学要鲜活，就应联系生活，取材生活，用新鲜的事物激发学生的写作需求。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就是鲜活，引导学生体验生活中山变、水变、人在变，日新月异，有了体验自然而然写出真话、实话、心里话。现在，以《手》指导课为例，谈谈我对习作教学的认识。
一、鲜活的第一印象――开门见“渔”
人总是先有需要，然后才有动机，才有满足自己需求的行动的。因此，作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设法使学生产生渴望学习的需要。
师：大家以往都是“看图作文”，今天，我们换一换，学个新的，我们学写“画图作文”。
生：是不是什么都能画？
生：是不是自己画什么就写什么？
生：老师，我没带水彩笔怎么办？
面对“画图作文”这样的新课题，我以为学生会无动于衷，甚至会感到索然无味，我的猜想完全错了！有上过“画图写话”的课吗？没有！多么新鲜啊！多么稀奇啊！从学生的问题中明显地感觉到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被教师所吸引，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鲜活的第一印象令学生耳目一新，喜形于色，显然对今天的作文课兴趣盎然，他们多么期待今天的作文课啊！写作之“渔”――“蕴情法”已悄然入潜。
二、鲜活的“二度”观察――一“藏”之妙笔
观察能力是作文教学的关键，描写事物要观察，还要有一定顺序，但是平时学生很难把事物观察仔细、全面，或对观察的事物熟视无睹。观察不是嘴上的观察，要让学生想观察，去观察，认真观察。怎么办？用“回悬”之计，让学生掉进观察的“漩涡”，迫不及待地去观察。教师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
师：今天我们做画图作文好吗？欢迎吗？欢迎的举手。
学生举起手来（有的两只手都举起来了）。
师：欢迎的拍掌！
学生拍掌。
师：（神秘地）现在藏好你的手。
生：藏手（有的藏在背后，有的藏在抽屉里，有的藏在帽子里――）
师：现在谁能说一说，你的手是什么样子的？
生：我的手是白白胖胖的。
生：我的手是红色的。
生：我的手是勤劳的。
生：我的手是细细的。
师：手的样子？
生：很大。
生：长长的。
生：修长的。
师：手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形影不离，大家现在却说不出自己手的样子。现在拿出你的手，大家再仔细地观察一下。
教师指导依次认识手背、手面、手心、手指。学生自由观察。
生：我的手指尖有一圈一圈的。
生：那叫指纹，很像波纹。
师：你真棒！你的指纹一样吗？你的、我的、他的一样吗？
生：一样。
师：真的吗？再仔细观察一下。
生：（观察后回答）不一样。
师：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
生：老师，我的手背关节的地方会皱，远看好像眼睛。
生：我的手背会凹进去，好像酒窝。
生活中并不缺乏写作的素材，只是缺乏发现写作素材的眼睛。先藏后说，再观察再说，新鲜的“藏”激起学生观察的需求，当活生生的手再次伸到学生眼前时，学生的观察从熟视无睹到仔仔细细，从随意的观察到有意的观察，强化了观察意识，让观察不停留在表面，不是单纯地为了观察而观察。之后，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小手真有趣！每个手指指尖都有一圈一圈的像波纹，而且他们荡起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宽一些，有的窄一些，有的像圆圈，有的像小溪，不知流向什么地方去。
三、鲜活的创造积累――积累为运用，运用促积累，积累在运用中“再生”
作文的难就是难在欲言无物，为什么“无物”？积累少吗？采蜜本，好词佳句本，学生一本又一本，关键是什么？“活用”！光积累不用就是死积累。如何让积累活起来？运用、运用、再运用。教师在认识了手的基础上设计了这样的环节：
师：我们的手这么可爱，那么他能做什么动作呢？（师示范动作）
生：（回答）拍、伸、举……
师：大家还能做什么动作？
生：（跃跃欲试）一边做动作一边想，绞尽脑汁表演动作，说了很多动作词，如：拿、提、拉、推、捧、按……
师：（教师相机板书动作词）这么多都是你们的积累，你们真是太棒了！
不是为了积累而积累，不是为了运用而运用，没有教师硬性任务，没有任何心理压力，鲜活表演激发积累的需求，并投其所需，引导表演丰富了学生的感性材料，增强了说话的欲望，强烈的欲望使学生更积极投身于表演中，表演也使学生加深了理解，丰富了积累，记忆得更牢了。作文难吗？不难，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小手好灵活啊！它能帮助我做许多事情：拍皮球，擦玻璃，扫地，洗衣服，倒垃圾，递水杯……我的小手还是妈妈的好帮手。作文中学生准确写出运用手的动作，马上将积累自然而然地运用到习作中，运用促进了积累的再现，拓展了积累的空间。
四、鲜活的情感――“爱”字显真情
俗话说“情动而辞发”。情感是活的，是要用真实来打动的，用行动来表达的。教师在学生观察了手，动手表演了之后，问道：你们的手那么美，你们爱它吗？喜欢它吗？做个动作给老师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你是如何“爱”它的。
生：爱它，保护它，和它做好朋友。
生：亲它、抱它、摸它、洗它……（学生边说边做动作）
此时，学生不由自主做起动作来了，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纯真！观察手，让学生认识自己手的奇妙，用手做动作，体会到自己手的能干，激发了学生对手的情感的需求，此刻“亲它、抱它、摸它、洗它……”表达了自己对“手”的喜爱，满足了对“手”的情感需求。多么神奇的手啊！能不爱吗？爱“手”之情油然而生。学生在习作中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帮我写作业、关门、摆玩具，还能给妈妈按摩、扫地，我特别喜欢我的手，我好爱它，每天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每一次我都会捏它一下，表示我特别爱它。它是我心中的宝贝。”鲜活的情感，激发学生表达精神世界的需要，自然情辞共生，奇言妙语也就如泉涌一般。“捏它一下，表示特别爱它。”“是我们心中的宝贝。”多么真挚的肺腑之言啊！
笔者明白了，鲜活的作文课堂是什么。
1.不讲求华丽辞藻的堆砌，追求写童话、言童事、表童心、激童趣、讲童真。
2.作文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要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事物，树立生活无小事观念。
3.作文要积累，但是积累不是机械抄美文、背佳句；要实践、在实践、体验、感悟中自然而然积累，新新鲜鲜，进行活生生的孩子的生活体验。
4.给学生创造的时空、天地。看图作文驱于他人的设悬，画图作文自画，先自想，再画、说、写，方为上乘。
5.用鼓励代替斥责，用赞许代替批评，让阳光洒向每一个学生，给学生愉快环境，让他去想象、去创造。
6.还作文课堂朴素，只有多媒体扰乱视听，没有过多花架子掩人耳目，几笔简笔画实实在在、真真切切。
P=朴春男（朝鲜文化省副相、电影总局总局长）
“从此打开了两国电影合作的大门”
BQ：是什么因素最后促成了朝鲜方面答应了跟中国合拍《平壤之约》这个电影？
P：不能说“最后答应了和中方合作”，不能这么说。朝鲜和中国已经有了很友好的关系和能够合作的基础，不是突然想起要合作的。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和中国合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肯定会为世世代代继承朝中友谊作出贡献。这部电影本身是以《阿里郎》这个大型团体操演出为契机的，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教育新一代，让他们继承中朝老一辈革命家亲自缔造的宝贵的朝中友谊。
BQ：之前有没有其他国家跟朝鲜方面提过要求合拍一部电影？
P：有，以前我们同前苏联和其他国家也做过几部合拍电影。还有一种方式是“订做”，就是他们来投资，然后全部由我们自己拍。除了做故事片外还有纪录片。
BQ：今后会不会考虑和更多的国家进行合拍片的尝试？
P：当然，我们可以和中国合作的地方非常多，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两个国家都很相似。比如都经历过抗日、抗美援朝的战争，而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两国只有一江之隔，是非常友好的邻邦。西方的一些国家有时候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剧本，给我们投资，但有时候他们提供的剧本不适宜我们，就无法合作。我们的主张是，对有利于教育新一代，有利于加强两国之间友好，加强世界人民之间友好的电影，我们都会合作和订制。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接受。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认为，今后和中国在电影方面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BQ：那么具体的意向有什么呢？我今天注意到朴相在发言中提到“这部片子从此打开了两国电影合作的大门”,是否可以就此做更深一步的解读？
P：我们刚刚在平壤和北京举行了这部电影的首映式，因为朝鲜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各方面都可以合作，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制定合作哪一方面题材的电影，未来我们一定会商定的。当然，两个国家的电影界、电影工作者和艺术家都非常愿意今后能继续加强互动，但是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面还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这也是正常的，这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出现的不同认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BQ：我注意到这部影片朝方的合作单位是“朝鲜电影委员会对外电影合作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P：我们最后定下的合拍单位是“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因为最早中国是和“朝鲜电影委员会”谈的这个项目。现在“电影委员会”已经撤销了，成为“电影总局”了。
BQ：除了合拍影片，朝鲜以后会不会考虑让本国的电影工作者来中国交流？
P：我们今后会经常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学习，还要聘请中国的相关人员到朝鲜。
“朝鲜电影不局限于革命战争题材”
BQ：能不能介绍下朝鲜目前的电影制片厂，它们各有什么分工？
P：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是最大的，除此之外还有4.25电影制片厂，它相当于中国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有纪录科学电影制片厂，4.26动画电影制片厂。一年我们平均产出四十部左右故事片，五十到六十集电视剧。
BQ：朝鲜文艺界演员的现状如何，如何界定你们的“功勋艺术家”？
P：电影有广泛的影响力，参加一两部电影就走红的演员也有，比如《卖花姑娘》的洪英姬，她先后出演了四十多部戏，但是我们还是称呼她为“卖花姑娘”，就像今天中国观众围着她，还是热情地喊她“花妮”。“功勋艺术家”是按照他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情形来界定的，他们不是倒山填海的英雄，是给人民创造精神文化。有些艺术家生前没有得到这样的称号，但是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也有后世追认的。
BQ：朝鲜电影审查的机制是如何的？
P：朝鲜的电影审查机构是有的，全名“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朝鲜的编剧、导演想做一个电影的时候，会先审查该电影的文学脚本，着重关注它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滋养，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地方，一般不做具体的艺术形象上的指导。委员会不是简单地给出通过与否，还在于提出修改方案以完善电影最后的呈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推荐你们看看同志亲自撰写的《电影艺术论》，这部著作涵盖了朝鲜电影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等方方面面，它是朝鲜电影工作者用于指导自己工作的百科全书。
BQ：中国人民对朝鲜电影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像《卖花姑娘》这样的电影，对于近三十年的朝鲜电影还不是很了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朝鲜电影的近况和现状？
P：确实是这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朝鲜电 影，比如说《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电影。八十年代初的朝鲜电影也深受朝鲜人民欢迎。对于为什么中国观众这几十年来没有接触到朝鲜电影，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中国这几十年在经济方面发展很快，特别是在电影方面，拍摄的影片数量比较多，同时引进外国的各种电影也不少，就很少接触朝鲜电影。其实朝鲜电影是一直在发展的。我们现在对电影创作的观点是这样的，电影是教育人民的，要为教育人民服务，要教育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事业，我们不把它当作商品。这方面我们跟其他国家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积极吸收国外在电影制作方面的好经验，并且非常欢迎国外的好电影到朝鲜来放映。
BQ：提到朝鲜电影，中国观众会习惯地在前面加上“战斗”的这样的定语，历史上中国观众看到的朝鲜电影也确实如此，能不能介绍下当下朝鲜电影的题材分布？
P：朝鲜电影大部分都是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革命战争题材。
BQ：您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或者说新世纪朝鲜电影的代表作有哪些？
P：《朝鲜的启明星》、《民族与命运》等，还有反特系列片《无名英雄》，都很受朝鲜人民喜爱。还有不少代表当代精神面貌的影片。
“朝鲜人民伟大的领导者将军到艺术电影制片厂亲自指导就有五百九十多次！”
BQ：《平壤之约》中有句介绍《阿里郎》的台词，“他们既是十万人，也是一个人”，这句话是否是朝鲜民族精神向心力的概括？
P：朝鲜是一个把恪守集体主义当作生命的国家，你讲得很对，这句话就表现出当下朝鲜人民的精神风貌。如果你有机会来朝鲜，你会发现这里没有特别富的人，也没有特别穷的人，人民的生活都是公平的，当一个人生活有困难，集体就会对他给予帮助，特别是邻里之间，这种互相帮助特别明显。我们认为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这无异于动物。
BQ：今年是《阿里郎》大型团体操上演十周年，是不是每年上演都会做些修改？我注意到电影中《阿里郎》表演的歌颂中朝友谊节目，在朝鲜也是这样演出的吗？
P：《阿里郎》展示了朝鲜人民一路走来的历史发展变化，也展现了朝鲜人民的精神风貌。十年当中《阿里郎》的上演，都会根据朝鲜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导向适当做出调整，但整体上变化不大。前几年《阿里郎》中加入了“中朝友谊”的章节，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中国出现了新的政策、新的成就，我们也会及时在表演中有所体现。我想强调，《平壤之约》中出现的《阿里郎》场面有九分钟之多，完全是实景拍摄，里面出现的中国元素也完全是真实的。在《阿里郎》的演出季，大量的中国游客会前来观看，这也都是事实。
BQ：刚才您提到了将军关于电影的论述，能不能介绍下从金日成主席到将军对朝鲜电影工作的指导与关注？
P：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伟大领导者将军，敬爱的同志都非常关心朝鲜电影事业的发展。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场面，如果让我回忆，通宵也说不完。金日成主席亲临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指导就有二十多次，将军的母亲金正淑同志前后九次莅临艺术电影制片厂，将军亲临艺术电影制片厂亲自指导就有五百九十多次！在《血海》的拍摄过程中，将军就指导过两百多次，从剧本构思开始就事无巨细地予以关怀。中国电影局童刚局长前不久参观艺术电影制片厂得知这些情况后，惊呼这是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可想象的事。在朝鲜，电影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党中央政治局扩大委员会专门讨论电影发展的会议，都是放在艺术电影制片厂召开。
BQ：在中国，电影放映已经院线化，任何一部电影的成功，都要有待观众买票进场观看。您个人对于《平壤之约》在中国上映有何期待？
P：我预祝它能取得圆满成功。另外，我也希望在朝中建交纪念日，朝中文化交流电影节上放映这部影片。此外，今年九月的平壤国际电影节上也会隆重推介这部影片。
朝鲜人民大学习堂
平壤市内的一所图书馆，面向金日成广场，落成于1982年。由金日成命名为人民大学习堂，成为朝鲜国家图书馆。建筑充分结合了朝鲜古代和现代的建筑风格。
阿里郎大型团体操
2002年，朝鲜人民首次以大型团体操及艺术演出的形式隆重纪念金日成主席诞辰90周年和诞辰60周年，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每年夏季朝鲜都要举行阿里郎艺术演出。
居民小区
城市建设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如初期先在地区建设，以后又在中心地区分期集中成街建设，前后连贯，因而城市布局比较完整和统一。
关键词：记叙文；独特角度；出奇制胜；逆向思维；探究创新
写作，一般称为“创作”，关键在“创”字，即要给人以新鲜感、陌生感。欲给人以新鲜感、陌生感，可以“开荒地”，即开垦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刨熟地”，即在常见领域中发掘新意，这就需要我们用慧眼选择一个独特的角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说明，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欣赏，会有不同的“发现”。事物不仅有正面，还有反面、侧面等。在多角度思考后，才能“慧眼识英雄”，创作出有新意、有价值的文章。角度之于创作的意义如此巨大，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呢？
一、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也就是说，在记叙事件、描写事物时，关注别人忽略的地方，并大做文章，往往能征服读者。假如你身边有人获得了数学奥赛金牌，你将如何报道？《三十一届国际数学奥赛金牌得主周彤终遇难题――鲜花不知送给谁》一文不去关注“欢迎数学王子的热闹”，而是关注获奖者周彤手捧的鲜花：
……现在，周彤出现在母校会议室门口，在这里等候儿子凯旋归来的爸爸周进元和妈妈魏连英立刻兴奋地站起来。教学副校长陈泰坤见周彤手执鲜花向校领导奔来，赶紧说：“快把鲜花给你妈妈呀！从你牙牙学语起，你妈连乘车走路的空都不放过，编儿歌见缝插针地教你知识，鲜花应该属于母亲。”妈妈一使眼色，指着武钢三级教师钱展望，对儿子说：“彤彤，快把鲜花给钱老师，钱老师一周几个晚上为你辅导，连寒暑假的学习都替你安排，还‘满世界’跑书店为你买参考书。鲜花应该属于苦心培养你的老师。”钱老师连连摆手：“周彤几年来就盯着这块金牌，为迎接这场竞赛，解数学题3000多道，草稿纸堆起来只怕比他人高。鲜花应该属于得金牌的人。”
正在推让之际，武钢副经理赵文源和李运茂赶来学校了。他们齐向周彤道贺，勉励他取得荣誉后要饮水思源，加倍努力，报效国家。此语使周彤蓦然想起中午在火车站时，省科委一位领导同志说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你们会想到自己的母亲，更要想到祖国母亲！”望着眼前的领导，老师和父母，周彤迷茫了，鲜花送给谁呢？……出现在照片上的周彤并未拿鲜花，鲜花被他悄悄留在学校会议室了。
朱自清先生在表现父爱时，不写父爱的隐而不露，而倾笔力于父亲的背影；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倾情于在皇城人海中租一椽破屋细数着漏下来的日光，倾情于槐树的落蕊，倾情于秋蝉的衰弱的嘶鸣等。他们关注这些被人忽略的地方，创作了不朽的经典。在香港回归的新闻报道中，《别了，大不列颠尼亚》，选择了英国离港的角度，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二、逆向思维，反向取新
也就是说，在对待事件，评论事物、人物时，从反面来深入思考、立意，往往另有奇趣。在你做作业时，突然停电了，你会怎样？不满、抱怨、咒骂、烦躁、恼怒……反向思维，想一想停电的优点：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停电后，一家人天南海北，其乐融融；平时不停地工作，停电后，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沉思；平时埋头作业，停电后，仰望星空，发现其美，触发哲思；还可以享受黑暗，品味黑暗，等等。这样的逆向思维，别具只眼，别出心裁，自能取胜于众。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古代送别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劝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自信，“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高洁品性都能让人的心弦为之一振。
三、勇于割舍，不断探究
什么样的作文是成功的呢？写好作文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好的素材。在写作中，写出来的作文要使阅卷老师“信服、佩服、折服”，曾经有位老师这样说过“眼泪流下来，分数打上去”，好的作文要有真情实感才能感人至深，才能赢得评卷老师的青睐。然而，在平时我却经常看到我们的学生在作文选材方面，有这些常见的失误：
一是材料虚假，有悖常理。有些同学在构思作文时老是觉得自己经历的事情不够感人不够集中，于是想当然地生搬硬套的编造故事，然而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结果是经常地造成故事情节雷同，感情虚假，无病老生常谈，细节失真，漏洞百出。
二是材料平庸，内容雷同。我们同学在考试时经常遇到的“撞车事件”，以偏概全，笼统生硬。这样的材料缺乏新鲜感，让人不爱读，不想读。
三是游离中心，偏离主旨。我们都知道：作文时要围绕中心进行选材。如果这一步就走错了，那么，这篇文章就算彻底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学生却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拉拉扯扯，最终不知所云。
针对学生作文的这些病症，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要让学生明确，选材必须要围绕中心展开，并努力使材料充实、典型、真实、新颖。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去选材呢？
我觉得改变这样的现状可以在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努力：
一、选材要选取自己身边最熟悉的，真实可感的材料。
选材要选取自己身边最熟悉的，真实可感的材料，是我们日常发生的熟悉的新鲜事真情事。这应该是选材的一个原则。那么，为什么要倡导大家选择熟悉的材料呢？因为自己亲眼所见的，亲身经历的，亲耳所闻的，深切感悟的，才是了然于心的，才能真实动人。反之，如果选用了自己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材料，反而不真实不活泼，就很容易出现漏洞。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学生总是眼高手低，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是浪费了时间，耗尽了真气，仍觉无话可说。在语文书里面有很多名家的名作，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莫怀戚的《散步》，胡适的《我的母亲》。这些作家都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材料进行创作，一些大手笔尚且如此，我们写作文为什么不也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选材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同学写作时要学会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材料。名篇佳作内涵丰富，可以反复揣摩，借鉴，必定大有受益。
二、选材要有独特性，选择一些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材料。
于是有同学说，哦，明白了，那我就选择身边的人、事、物来写吧，最熟悉，准错不了！于是乎，许多文章，其内容大多是这样――千人一面，缺少特色，缺乏新鲜感。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就得保证选材要有独特性。这些材料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保证选材的独特性，在考场上可以有个很简单的操作方法，那就是将你拿到题目后最先想到的材料尤其是考卷上提示的，弃而不用，因为这些材料也会是别人容易想到的，换种思维反方向思考，这样应该可以尽量避免撞车事件的发生了。
那么，怎样才能从不同的角度选材呢？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去表现。同一个主题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表现，也可以从那样的角度来说明，不同角度的表达效果也是不同的。这可以通过写写作提纲来训练，先把题目解析，看同一个题目能分解成几个，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材料，再考虑材料是否独特。几经变化，一般就很难发生“碰车”的现象了。
三、选材要有时代感，要有鲜活的时代气息。
选材不仅要真实要独特，也要有鲜活的时代气息。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要有时代感。做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应对今天火热的千变万化的生动活泼的生活充满热情，热爱它，剖析它，理解它，认识它，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笔下。那么什么是与时俱进的材料呢？这些材料应该包括新人、新事、新情况、新创造、新思想、新风尚、新经验、新观点、新认识等。比如说学生必须有意识地在平常的生活中关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热点。比如说今年的云南鲁甸地震，南京青奥会，嫦娥探月等等，还有每年的感动中国的人物及其事迹。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可以给我们的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的写作素材。
叶河清是三亚益龙海景渔村的董事长，他喜欢在自家酒楼旁边的海岸11号度过他的休闲时间：坐在老船木家具上，看着有超五星酒店的凤凰岛和自家酒楼之间的那片海域，十多艘渔船飘荡在上面，戴着斗笠的男男女女有人在摇橹的，有人撒网，还有人蹲在甲板上吃饭、晾衣服的，尽管周边已喧嚣一片，他们依旧保留着家特色的风俗习惯。
三亚益龙海景渔村环境的优美，让同行人简直是“羡慕嫉妒恨”，而对于在此用餐的饕餮来说是“秀色可餐”，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海鲜地道价钱公道在当地人中可是有口皆碑的，因此，益龙的家菜也就被海鲜抢了头筹，反而鲜为人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一帮朋友在酒楼董事长叶河清指引下，得尝了地道的家菜。据说，叶董以前曾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家人经常要向他买盐腌咸鱼之类，常与家人打交道，因此他也就结交了很多的家朋友，爱上了家菜。
世世代代在水面上生活的家人长期与风浪搏斗、向大海取食，险恶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谋生技巧也产生了独特的家美食，涉足餐饮行业后的叶董深深地感到家美食有着独特的文化，他经常与他的朋友尝试各种各样的家海鲜、家常菜、小吃，琢磨着如何将家的特色美食复制到自家酒楼去。
长期生活在海面上的家人一日三餐以鱼为食，简陋的家艇舟烹调灶具和调料都十分有限，少了姜、葱、辣椒、味精的家菜只好通过新鲜的食材和过硬的烹调技术弥补了。
靠打鱼为生的家人会挑选最新鲜的鱼虾犒劳自己的辛劳。在甲板上，一锅清水，全家人就开始打边炉，吃到最后清水变成鲜美的海鲜汤，汤菜合一，即方便又美味。打边炉之外，家人变着法子把鱼虾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或酱料，如咸鱼煲、炸鱼干、炒鱼饼、鱼露、鱼虾酱、鱼虾糟等。
煲类的菜肴在家传统美食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益龙海景渔村，我们得以品尝了三道特色美食，一是由该酒楼选送，2009年被评为“三亚十大名菜”之一的“家咸鱼腩肉煲”。这道菜的食材虽简单，制作却颇为讲究，据介绍，要文火将泡过的鱼干烧至半熟，再煲以五花肉。咸鱼要选家人做的咸鱼，肉要选半肥半瘦的五花肉，肉在鱼上，别有一番风味。
家咸鱼与一般市场上的咸鱼不同，在于这咸鱼是直接在船甲板上盐腌晒制的，在海风和骄阳作用下，肉质紧实耐嚼，不需加人工添加剂，更避免了陆地上苍蝇的干扰，大大减少了细菌对鱼干的侵蚀，从原材料上保证了其独特的风味。
咸鱼煲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值得一提。咸鱼在晒制的过程中随着水分的蒸发，营养物质得到浓缩，白质含量大大的提高，不分贫穷富裕，一块咸鱼干一碗稀饭，是海南人最喜欢的午餐了。
第二道美食“香煎家鱼饼”也让我们很喜欢。鱼饼选的鱼是新鲜的马胶鱼肉制作，加上店里一些独特的配料，煎出来的鱼饼香味浓郁，一上桌就是一股鱼香味，吃起来鱼肉竟有糯糯的Q劲。原来这也是家风味的特别之处。
杂鱼煲也许是家人最为家常菜了。打鱼上来，品相好的拿到市场上去卖，可以卖个好价钱，普通的各类小鱼就自家吃，不过，久而久之，也成为了一道好菜肴。叶董介绍说，杂鱼煲最重要的是，食材一定要好，也就是鱼一定要新鲜，煲出来的味道才正。为此，他还特意给我们上了“香煎杂鱼煲”和“酸瓜杂鱼汤”。香煎的香，酸瓜杂鱼汤鲜，风味独特。
为保证原材料的新鲜和正宗，叶懂事长常走访到有家人居住的渔村，尽最大可能找到家人专门供应最新鲜的海产品。
为做好家美食，他还经常到街头巷尾一些家餐厅去试餐，交家的朋友，走访家人居住的角角落落。他带着我们跑到红沙镇的品尝家美食。水居巷是他经常走访地方之一，他在这里寻找着家小吃，一旦发现好东西，立马找朋友来分享。
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分，这已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分，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
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雕刻的。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英雄儿女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后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
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她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联合国军628833；失踪，美军8177、联合国军470267；被俘，美军7140、联合国军92970；受伤，美军103284、联合国军1064453。
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衣索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离开纪念碑时，我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
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
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尔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读完这段历史，我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是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
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制作的史实纪录片,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2020组织收看央视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范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O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二抗美援朝不仅重塑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百年之久的中国听任列强随意宰割的屈辱历史由此宣告终结，而向来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强大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的霸权体制也由此而发生根本性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这场战争之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来说，其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则愈发显得持久恒远。
八集政论片《长征》，其传递的深远影响遍及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一度将“抗美援朝”改成“朝鲜战争”的小插曲，又在《长征》政论片中得到恢复。正由于风向转变，因此，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已开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记忆时刻再获重视之际，就相关影响做一回顾，其主旨显然意向深远。情况很清楚，曾令国人热血沸腾的血与火的壮丽图景由一系列有关抗美援朝的纪录片而再度唤起人们对逝去岁月的回味和怀想，其深远价值并不限于历史记忆，更与中国未来构成密切关联。
自鸦片战争以来便留给世人的中国孱弱可欺的形象因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残酷血战而得到重新塑造，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则拉开了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的序幕;尽管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可泯灭无数记忆，但这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和重新勾画世界政治版图的由两个大国在二战后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则永远也不能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模糊。如果能将美国在朝鲜的首度受挫和其在八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加以比较，志愿军官兵在朝鲜战场所展现的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着实令人荡气回肠，激动不已，而其屡屡创造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则更可为未来解决相关争端提供有益的启示。
抗美援朝重绘世情
在总结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始的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艰辛历程时曾指出：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发动过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除赢得对日作战这唯一一场民族战争的胜利外，其余的对外战争皆以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结束。然而，即便这唯一一场胜利，也不被西方承认;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是被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海战和随后投掷的原子弹制服，中国在二次大战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因积贫积弱的往昔纪录而不被普遍承认。正因为背负着倍受欺凌的屈辱历史，以致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当时人口规模已达五亿的新中国的傲然独立并没被看成是世界力量对比即将发生深刻变化的开端，相反，她再次被视作可轻易予以扼杀的对象。美国公然作出的全面卷入朝鲜内战并将其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的战略安排无疑是其蔑视中国主权和安全并企图随意凌辱中国的骄狂姿态的真切体现。
然而，具有超凡的军事胆魄和洞微悉见的政治智慧的新中国统帅不仅毅然作出了出兵朝鲜的惊人决定，而且其麾下既英勇无畏又多谋善断的将士更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而使得这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非对称战争结出超越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能有效对抗在装备、补给等各方面远胜自己上百倍且训练有素的强大美军并最终迫使其第一次在未能取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已然奠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
可以认为，抗美援朝不仅重塑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百年之久的中国听任列强随意宰割的屈辱历史由此宣告终结，而向来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强大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的霸权体制也由此而发生根本性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这场战争之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来说，其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则愈发显得持久恒远。很难设想，如没有朝鲜战争所充分体现的中国人的勇气和战力，英国会心甘情愿的放弃对有东方明珠之誉的香港的控制;要知道，为了并不太知名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控制权，英国不惜对阿根廷发动跨越大西洋的激烈海战，并因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至今仍旧将该群岛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毫不夸张地断言，香港与澳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相继顺利回归，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从表面上看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抗美援朝的潜在影响的。
抗美援朝与港澳台有牵连
然而，中国努力近七十年的两岸统一问题却至今没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尽管大陆为落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已付出巨大努力，但岛内政局却出现了加速走向分裂的趋向;始终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蔡英文以为，只要引进一些先进武器，然后再得到某国安全保障的承诺，其就可以在对抗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放心大胆地走下去而不必有任何顾忌。
其实，建立在如此判断基础上的政策制定不仅浅薄无知，同时更是对台湾民众命运的不负责任。近七十年前，中国刚刚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综合国力较之美国何止是霄壤之别;但经过全国解放后的多方面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美国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则更是大为缩短。过去，为新生的共和国不被扼杀，中国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而在如今能力已完全具备与任何强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的情况下，其又焉能不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而阻遏“台独”并走向统一?!
坦率而言，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台海战争之所以始终没有启动，并不是因为中国在某国可能干预的压力下而不敢轻举妄动，而是对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维护才是大陆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投鼠忌器的根源所在;然而，如果自己的国土面临着被分割或两岸统一的目标因台湾当局的坚决抵制而迟迟不能实现，那么，即便让中国再接受一场比朝鲜战争更残酷、破坏性更严重的由两岸内战演变成中外之间的新战争，中国都不仅将坦然承受，而且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既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又有效抵御外来干涉的既定目标。抗美援朝的积极意涵适用于台湾。
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三今天我看了《为了和平》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美国的统帅克拉克想要占领朝鲜，而后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以为首的中国政府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因此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中朝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难以置信的高度智慧和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正如“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
那天，我们上体育课，老师说：“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游戏规则是用一根绳子同时绑住两个人的一条腿，然后围着操场跑一圈，看哪组用的时间最短。”老师让我们用抽签的方式来分组，结果我抽到我最好的朋友---赵子晗，我高兴地几乎要喊出声来。我想这还不简单，凭我俩的默契，我们一定会取胜的。比赛开始了，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赶紧向前冲，可看事容易做事难，还没走出几米，我们就摔倒了好几次，摔得灰头土脸的，我们挣扎着爬起来，这可怎么办?突然我灵机一动对着子晗轻声说：“现在听我口令，我喊一的时候我们一起迈绑着的腿，我喊二的时候迈另一腿。”子晗会意的点点头。我们一起喊着口令“一、二、一二、……”。在接下来的路程中我们跑的很流畅，最终我们在游戏中获得了第一名。
这件小事让我明白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能战胜困难。
小到一件事，大到一个国，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屈服，“五·一二”大地震没有震垮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心;无情的洪水、泥石流没有冲走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情。在灾难面前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用高超的智慧，无所畏惧的勇敢拼搏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困难踩在了脚下。
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国人民永远跟党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四看完这部李峰的《决战朝鲜》，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和美军现代化装备的优越作战能力的悬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中国人害怕。看完真是热血沸腾，为先辈们致敬，向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组成的英雄军队致敬。这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战役，中国人大胜。整个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被这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震惊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浙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广场上百万群众立刻山呼海啸般回应：“_万岁!”激动的_也不断举臂高呼：“人民万岁”，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天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承认，比如苏联、南斯拉夫、波兰、民主德国，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承认了新中国，虽然还没有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承认，相信离那一天也不会远了，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的到来对全中国人民是激动地、经久不衰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技能需要学习，比如敌人有空军，所以刘亚楼;林彪四野原参谋长、第十四兵团司令，现任中国空军第一司令，他培养出来的空军让美国惊讶。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开始，我们要独立、自由、民主，我们还要富强起来，与此同时还要彻底解决台湾、西藏问题完成中国统一，新的蓝图在_的眼前展开，带领我们走向未来。
1950年6月29日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那些天，全中国刚得到解放，还在欢天喜地的老百姓又沉浸在对美国的愤怒情绪中，但中共中央表面一片反常的宁静景象。只有真正的老兵才知道这是一种大战前特有的宁静，这种宁静中正积蓄着雷霆，在宁静中，重大的决策在酝酿、在成熟。正当解放台湾的准备种子加紧进行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现在怎么办?如果在东北备战，准备介入朝鲜，用于解放台湾的机动兵力就得抽出来，解放台湾非推迟不可，蒋介石就会喘过气，再打台湾就难了。以新中国当时的各项条件，两个战略方向只能选择一个做重点准备，到底选南还是选北?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牵扯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1950年7月6日，中共中央主席_一举拍板，调整国防战略部署推迟解放台湾，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个决策如此英明，以至于任何一本研究抗美援朝的书籍都要浓墨重彩的将它大写一笔，而它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后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发现，这个决策依据决定了整个朝鲜战争的结局，并对中国的安全和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人民军经历了汉城战役、水原战役、大田战役、洛东江战役。直到洛东江战役战败后，美军一直在攻打北朝鲜，北朝鲜快坚持不住了，金日成开始求救中国，中国高层经过三次的会议_决定出兵援朝，由彭德怀挂帅出征，消息一传出，十三兵团司令部立刻一片欢腾。
在新中国刚刚解放一年的时候，中国人毅然的加入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军在行军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难以想象，当时的中国没有空军、海军，仅仅靠一双脚走了一里又一里的路，我们没有保暖的衣服，没有裹足的鞋子，但是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中国兵是打不死的神，他们同样是能够被炸弹、炮弹、子弹烧得浑身焦黑，咋得四分五裂，打得浑身是洞的凡人，但是，这是一支由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组成的英雄军队，这支军队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庄严朴素的正义感，只要这支军队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就会去战斗!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的战争，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得以生活在没有战争的世界里，要感谢先辈们打下的江山，我们的生活没有战争、饥饿、瘟疫，要感谢_打下的一片江山，这次战争让西方国家认识到我们中国，更让全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守护这个江山，为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更多的财产，我们要爱护环境，保护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
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五今天天是阴沉的一如我的心情，与同学一起去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一下车便看到那高高耸立的纪念塔，心中又是一抖，纪念塔的正面镶嵌着题写的“抗美援朝纪念塔”七个鎏金大字，下面是由旗帜、鲜花、彩带组成的汉白玉塔花，代表和平、胜利和友谊。塔的背面是颂扬中国人民志愿军丰功伟绩的塔文。塔体两侧分别刻有抗美援朝纪念章与和平万岁纪念章。可那四周的游人可想过那耸立的背后是多少鲜血多少的白骨······是那鲜血和白骨给刚刚站起如个孩童般的中国一个稳稳站立的坚强支点。我不曾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无法用语言来说明那到底是段怎样的时间，那不是史料或是视频可以传达出的，我不知道那是的领导人是怎样的无可奈何却仍打起精神争取力挽狂澜，我不知道那时的战士是否疲倦，是否厌恶了战争，是否想后到家中看看妻儿父母却不得不为祖国的安宁而奔赴战场保家卫国，我不知道那时的人民是怎样的期待安宁却听到战事又起时的怔然，我不知道他们送走战士的时候是否有泪水在眼眶中不能落下······
那些是我无法碰触的过去而今天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我仿佛逆转时间看到了其中一角。耳边是轻柔的介绍的声音：抗美援朝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当时隶属安东市人民委员会文化科。纪念馆的前身是1953年创建的“辽东省地志博物馆筹备处”。1956中11月2日，经辽宁省文化局批准，成立了“安东历史文物陈列馆”，原辽东省地志博物馆筹备处撤销。1957年7月，安东历史文物陈列馆开辟了“原始社会”、“历史文物”陈列，同时设有“抗美援朝纪念”专室等共十二个陈列室。1958年9月29日经辽宁省文化局上报中央文化部批准，将“安东历史文物陈列馆”改为“抗美援朝纪念馆”郭沫若同志题写了馆名。
看着那大厅中的雕像和照片我仿佛看到各民主党派聚集签下联合宣言，仿佛看到那因设备不完善而无比艰难的战役。一幅幅的照片无声的诉说着那个血泪的时代，多少人撒血异国他乡，再也无法归来永远埋骨异国。那是怎样的寂寥悲凄，那渐渐无神的双眼里有着怎样的遗憾，那慢慢腐烂的身躯里有着怎样强烈的愿望，可惜在无人能知。
当参观到第三次战役的展厅时进来了许多小学生，他们手拉手的参观着喧哗着，他们可知他们头顶的照片意味着什么，走到门口时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看那第三次战役的介绍，看的那样仔细而专注，这位老人才是真的是想看看纪念馆的吧。进来了那么多得旅游团，那么多的人，有几个如这老者一般是真想回味那是的艰辛悲苦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毕竟我也是为完成作业而来，我也没资格说他们。
观着史诗般的展览，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着，70年前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抵御侵略、反对强权的伟大壮举。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朝鲜处于生死存亡、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历经千难万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志愿军指战员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而形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伟大的志愿军战士不愧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圆满完成了中国人民赋予的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以宝贵的生命维护和平与安宁，以壮丽的青春谱写了历史的光辉篇章。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先辈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争的创伤随着岁月的流失似乎慢慢地抹平了，但那场战争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印迹却永远不会消失，10余万为国捐躯的中华好儿女的英名更是永远铭记不忘。
勿忘过去，珍惜今天。我们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我们要时刻珍惜这一切。
追忆那场战争，我们应该满怀感激之情向最可爱的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向牺牲在朝鲜土地上的光荣的烈士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致敬!向尚健在的参加那次战争的整整一代人深深致敬!
关键词：朝鲜；发展道路；特点；先军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61-04
朝鲜曾经是美国、苏联的谈判重点，现在一直牵动着华盛顿、首尔、东京、莫斯科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力，朝鲜的政治特殊性、与我国社会制度的相似性、同我国共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相关性、受汉儒文化影响的渊源性、与中国长达千年的朝贡贸易、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等特点，使研究朝鲜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已是迫在眉睫。然而朝鲜对于外界一直保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从二战后朝鲜的国家发展道路特点的角度或许能让我们更加认识真正的朝鲜，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能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二战后朝鲜国家发展道路
朝鲜半岛可谓命运多舛，经历了日本35年殖民统治之后又遭遇了美苏南北占据。北纬38°线铸成了朝鲜半岛坚固的柏林墙。金氏家族统治六十多年来，朝鲜纵然作为世界上被制裁次数最多的国家，却依然有所发展。如今的朝鲜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慢慢走向世界。
（一）金日成时代
朝鲜是带着抗日战争的累累伤痕走入20世纪的。1945终于借着苏联的力量摆脱了日本的占领。1946年，改组后的朝鲜劳动党成立。1948年正式建国后，金日成任人民军总司令官，次年进攻南朝鲜。最后双方自北纬38°线后退两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而告终，但朝鲜人民一致认为这是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之战。战后金日成又为朝鲜的发展定下了基本框架。1965年金日成首次公开提出了“主体思想”的概念，并将其核心内容归纳为“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由此发展了“千里马运动”，旨在向社会主义奔驰前进，决不让南朝鲜工业水平超过北朝鲜。70年代，朝鲜开始核武器研制。从此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围绕核武器的博弈拉开帷幕。虽然朝鲜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终因其反对被核查而退出该条约。
勾画出基本的国家形态后，金日成又对朝鲜社会各个领域做出了规定。他坚持朝鲜人使用朝鲜语而少使用外来语并多创作革命的文学艺术，提高科技和高等教育水平等。1977年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金日成社会主义教育提纲》，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人民的革命化、工人阶级化和共产主义化。”[1]朝鲜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由普遍的义务教育制度、普遍的免费教育制度、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制度和国家保育教养儿童的制度组成。
金日成带领朝鲜走上了一条新路，虽然逃脱了殖民却又被自身所束缚，并被38°线封在了半岛北部。虽然经济上朝鲜依靠着社会主义国家团体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终究敌不过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冲击，从此朝鲜有如一叶孤舟，逆风上溯。
（二）时代
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使朝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接管了朝鲜全部大权。执政一年后提出“先军政治”，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朝鲜努力寻找拓展外交空间的突破口。同时1992年朝美开始接触。1999年，美国宣布部分取消对朝实施的经济制裁。“2000年2月朝鲜与俄罗斯签订《朝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恢复了两国正常关系……目前，朝鲜已与多个欧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虽然经济拮据，但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开启了朝鲜多国外交的新局面，使朝鲜在长达45年的美国制裁中艰难生存，迂回前进。
朝鲜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国家进入了“苦难行军”时期。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2002年，朝鲜当局发表《七一社论》，旨在打破平均主义，建立真正追求利益的经济核算体系，同年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2011年，朝鲜发表《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确立了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电力、煤炭、石油等基础工业以及地区开发的国家战略目标，制定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即使经济遇冷，朝鲜对军事的热情依旧。2003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六方会谈，2005年，朝鲜宣布拥有核武器。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朝鲜恐怕没有实力在一切军事为先的前提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发展经济，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被当下政体所消化，这样矛盾的局面也是朝鲜不得不解决的理论难题。
（三）时代
为了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时期的朝鲜内阁成立了国家经济开发总局，负责经济建设。其核心领导人物便是。曾经留学瑞士的他尤其关注经济，曾公开表示：“过去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子弹。如今是可以没有子弹，但一定要有粮食。三年内国民经济要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让朝鲜人民达到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穿绸缎的生活水平。”[3]他同样负责国家高科技领域发展。力图通过高科技使朝鲜在基本完成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后成为经济大国。
2011年上台，“2012年1月28日，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向就逝世致唁电的多国领导人表示感谢，并强调愿与这些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此举被视为是继任后在外交领域的首次正式亮相。”[4]之后他又加强对俄合作，同时对美“软硬兼施”：一边加强朝美高层对话一边谴责美韩军事演习。他在刚刚对世界宣布推迟卫星发射计划至2012年12月29日，紧接着于12日出其不意地宣布光明星三号第二颗卫星发射成功。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比其父亲更为出色。相比较祖辈、父辈，他更加果敢、决断。朝鲜后时代已经开启，时代必会是一个经济上有所放宽、外交上游刃有余的时代。
二、二战后朝鲜国家发展道路特点
历史让朝鲜幸运地避开了西化之路。纵观所有亚洲社会主义小国，朝鲜、越南、古巴和老挝，只有朝鲜半岛北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美国殖民地的占领。日据时期，日本在朝鲜的统治近乎残暴，迫使朝鲜人民全盘西化、日化。这显然不会令朝鲜人对日本的发展经验有任何好感，所以朝鲜得以独立选择想走的道路。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选择，谨慎地进行着“朝鲜特色改革开放”。通过对朝鲜独立以来发展道路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很鲜明的特点。
（一）战后经济：百废难兴与工农为先
历史并没有给独立后的朝鲜休养生息的机会，当朝鲜人民得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的时候，雅尔塔会议已为朝鲜半岛的命运做了决定――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建立托管政权管理朝鲜半岛。建国后本该可以有机会全方面建设，但愈演愈烈的冷战，亚洲局势接踵剧变，让朝鲜无法偏安一隅。急于求成的金日成密访中国、苏联，多方游说后，于1950年进攻南朝鲜。然而战争的结果告诉了金日成“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导致了韩国不得不答应美国长期驻军的要求。
待战争善后告罄，金日成认为朝鲜是时候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了，农业是首当其冲的，金日成在平安南道农业合作社会议上指出朝鲜今后农业发展要在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扩大灌溉设施与面积、兴修水利工程；促进农业机械化，积极采用和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每町部的平均产量；加强农业合作社。”[5]在工业方面，金日成决定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械工业和采矿业。再使重工业为轻工业建设服务，外加依靠苏联力量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朝鲜还颁布《合资经营法》吸引外资，提出提高商品流通等发展道路。“活跃城乡自由市场，允许居民从事小规模个体经营，发行可以兑换硬通货的外汇券，开设向市民开放的外汇商店。同韩国企业家开展经贸往来。部分高校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6]不仅如此，朝鲜还对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改变过去只给农民留下消费口粮的办法，规定完成国家收购定额以外的余量后，由合作农场按劳动的多少分给农民。虽然朝鲜官方报道“苦难行军”时期为期三年，但外界看来1997年后朝鲜一直处在这个时期，好在朝鲜早已开始调整自己的经济了。
（二）从“先军政治”到“核牌”政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一再插手朝韩关系的美国让朝鲜一下没有了安全感。1995年提出“先军政治”，其主要内容一是突出军队地位，将军人置于社会顶层。二是执行“先军”领导方式。领袖治军，各级干部像指挥战斗那样指挥工作。三是保障军费投入。再苦不能苦国防。四是启迪军魂，增强凝聚力。以军人为模范加强国民的凝聚力。“先军政治”导致了朝鲜对核武器的研究热情。“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恐怖主义与非常规南韩战争特别工作组’主任约瑟夫・波丹斯基曾在1944年写下的专著《朝鲜危机》中写道，目前在第三世界，朝鲜是弹道导弹、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7]朝核问题也引发了朝美关系的分分合合。
作为冷战遗产的朝核问题一直是美朝关系的基础，二者的变化亦步亦趋。这同样也关系到东北亚的安全，但是历经“三方会谈”和四轮“六方会谈”都没能解决。“朝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从未间断在外交战略上打‘核牌’。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因此从苏联获得了包括米格战斗机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94年，签订《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并获取包括建造两座清水反应堆和每年50万吨重油等多种援助。”[8]即使如此，最近的卫星发射事件也足以看出朝鲜对于拥有核力量的决心和态度。朝核问题已经进入僵持固化阶段。奥巴马政府对朝采取“战略忍耐”政策，但实则是以退为进。“美国不仅积极与日本和韩国协调立场，加紧构建美日韩三国同盟，还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通过多边方式向朝鲜施压，以达到使朝鲜改变行为的目的。”[9]但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把朝鲜当作在亚太推进军事部署的理由。一个有核的、分裂的朝鲜半岛反而对美国是最为有利的。这样美国以朝鲜有核武器为借口在亚太驻军、布核，从而不会让世界以为他的一切行动其实是在防范中国。所以无论统一与否，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对中国都是有利的。即使有一天朝鲜半岛统一，那时该担心的是日本而非中国。
（三）外交发展：多边建交与东亚合作
金日成时代的外交政策是亲苏远美的，但当苏联不能再为朝鲜提供依靠的时候，朝鲜发现自身的地理位置是个被大国包围的国家。美国重回亚洲的决心和力度使中国、俄罗斯结成联盟，日美共同安保条约使日本有恃无恐，韩国政府一改卢武铉时期“亲朝亲中疏美”政策，开始“外交保守亲美”。这一系列周边环境使朝鲜外交突破之路可谓瞬息万变。深知无法回避美国，但他并没有把争取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作为朝鲜外交的唯一主题，而是积极抓住时机，及时实施了全方位外交战略。
朝鲜还积极参加东亚合作，“从2010年5月到2011年8月的四度访华，其动机大体归纳为：寻求中国的经济援助；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考虑引进市场要素；谋求重开六方会谈；向中方介绍。”[10]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朝鲜在东亚地区只是在安全方面参与合作并且有如钻山塞海。世界总是把朝核问题和对朝政策捆绑考虑，所以朝鲜总是处于经济援助和核武研究的选择之中，但是时代朝鲜的外交改走出其不意、避其锋芒之法，经常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显然朝鲜也已经意识到朝核问题一时半会不能解决，慢慢试探成了当下唯一策略，他们也以此为经济发展开辟出一条小路。
（四）朝鲜劳动党：国家思想建设
纵观日本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在东欧剧变之时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或是将政权拱手让人，或是从此默默无闻。但是朝鲜劳动党却平稳度过。这当然要“归功于”朝鲜劳动党对全国的大力度、全方位、立体式思想建设。朝鲜劳动党在1956年8月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说“坚决反对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形形的、反革命思想的任何细微表现，进一步高举起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旗帜。”[11]417这是朝鲜劳动党一次大规模的肃内的“异端”思想。1971年朝鲜劳动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思想革命先行。进一步深入开展全社会革命化和工人阶级化工作……要在劳动人民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并把教育改造他们的工作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劳动人民中间加强革命的组织生活”[11]623。这是朝鲜劳动党在整顿党内思想统一后，第一次提出对全国人民思想的控制，从此朝鲜的思想教育不断加强。
在人民生活中也被时时灌输“忠党、忠金、忠国”的思想态度价值观。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曾长期在平壤工作，在他的书中写道“虽然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始人金日成已经去世，但是人们对他的尊重、怀念和情感至今没有丝毫变化……甚至作为一种良心和道义的表现”[6]。“选拔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子女入学，会使我们人民更加深入地理解党的人民性的教育政策，为了报答党的恩情而积极斗争。”[12]把教育与党的思想紧紧联系是朝鲜教育的显著特点。虽然学生学习用品、教育资源奇缺，但是思想教育却从不间断。
三、二战后朝鲜国家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通过对二战后朝鲜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分析，以及其未来发展和所要面临问题的展望，为我们未来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双向启示。其中有的需要我们虚心借鉴，有的也需要我们留心规避。
（一）多面经济可互补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对战略物资的需要极为迫切。朝鲜地处东北亚朝鲜半岛北部，是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门户地区。朝鲜国土面积与人口总数在亚洲均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地处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门户地区。其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半岛的大部分可用资源都在北部，已发现的有用矿物达200多种。其中煤、铁、钨、铅锌、菱镁矿等资源颇为丰富，朝鲜东北部地区（日本海附近）有20多个铅锌矿床，有的是特大型的。朝鲜还是目前世界上第三大菱镁矿生产国，占世界总储量17%～24%。朝鲜咸镜北道的茂山铁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不仅如此，朝鲜被美国制裁多年，朝鲜人对中国的农副产品、生活物资、工业消费品需求也是非常迫切。因而中朝贸易发展的恢弘前景显而易见。上天对朝鲜这片土地似乎加以厚爱，朝鲜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东濒日本海、西临黄海的地理位置使朝鲜拥有丰富的海洋水产资源，而且由于工业的欠发达使近海几乎没有污染，捕捞船只和加工产业链的缺乏也给了中朝得天独厚的合作机会。朝鲜存在大量的荒山，由于山地多平原少朝鲜不得不毁林开荒，但因为技术的欠缺所以大部分地区开荒的方式就是大火烧山，使树木的残骸积肥种地。漫山的光秃秃的树枝是朝鲜大部分山的特点。对于森林资源和木材双双急缺的中国，如果以粮食换取木材对经济、对环境百利而无一害。当然朝鲜最有利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还有当局的政策，因而中朝贸易市场可观。中国是朝鲜最方便的合作对象。“中朝间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朝鲜核试验场距我国边境仅数十公里……虽然美方一再表态不威胁中国，中国有必要……做好应对半岛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准备。”[13]“总体来说，围绕着朝核问题的东北亚区域仍然延续着‘亚稳定的状态’，这种亚稳定状态就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灵活性的状况，这种状况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14]可见，虽然合作空间巨大，但朝鲜半岛安全还难以达到让人放心的境况，所以我们对朝鲜的贸易只可积极促进，不能过分依赖。
（二）信息控制双启示
朝鲜对西方国家的全部信息采取全权规避的方法，这确实是一个避免西化和舆论误导的方法。保证了朝鲜领导人即使仓促上台也能平稳过渡，但是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朝鲜信息控制的方法除了与教育紧密联系、对思想重规叠矩以外，节日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朝鲜一年中的23个节假日中，有十八个与有关，在这些日子，能歌善舞的朝鲜人民便走向当地的广场联欢、野餐。西方文化的渗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受着巨大冲击。这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治事件、社会实践的判断能力。“节日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媒介和工具。……它是文化横向共时性传播和纵向历时性传承的媒介和工具。……节日是文化在民间横向共时性传播的最重要的媒介和手段之一……节日也是文化历时性传承的载体和工具。”[15]当国人在面对西方宣传的层层攻击和传统信仰的坚守不知如何选择时，节日的作用处于不次之位。所以，纪念和铭记一件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设为纪念日并且全国法定放假。所以，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一味宣传是效果欠佳的，而不妨向朝鲜学习一下，比如在雷锋纪念日全国放一天假。设置节日不止有利于道德建设，设置节日也有利于社会公平。“通过国家力量创建的节日，如教师节、妇女节和残疾人日等。在普通时间序列中插入这些只有他们才可享受的特殊日子，“国家力量创建的节日，如妇女节和残疾人日等。其功能……是为了纠正过去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歧视或不公的记忆，突出其在社会领域的重要性及平等的地位。”[16]当然，为了长远发展，我们的节日设置不能用于思想、信息严格控制，而应该倾向于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平，比如增设农民工日、留守儿童日等等，在这一天使社会目光聚焦于平日里被忽视的群体，正面地、认真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靠舆论来猜测和推动他们权利的保障。
（三）畸形发展不可取
从“先军政治”开始，朝鲜把军人提到社会最高等级。导致了朝鲜全民尚武、尚军的特点。然而一个社会若想和谐，均衡发展是必需的，朝鲜埋头于军事实不可取，但只醉心于经济也是不好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和文化建设。还有另一个问题，朝鲜的专制制度使裙带关系严重，裙带关系又导致机会不平均，最后演变为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底层普遍贫穷，上流人物浪费社会资源。
（四）僵化体制难以经济繁荣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他的著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中把日本海、渤海、黄海环绕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冲绳岛这一片区域称为“海缘世界”，他这样形容这片区域“海缘世界包含了沿海地区的贸易，跨海贸易以及诸如连接中国南海与东海的海洋链之间的贸易。”[17]可见，朝鲜参加区域贸易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在中国的朝贡贸易引导亚洲贸易秩序的时代，朝鲜的活跃在任何一本研究当时的著作中都可见到。但是现在的朝鲜，贸易要冲破重重包围圈，还要冲破自身限制，难上加难。僵化的体制实在难以产生经济的繁荣。纵观朝鲜历史，封建时期依附中国，冷战时期依附苏联，苏联解体后朝鲜没有大乱已是万幸。现代朝鲜国内经济还是捉襟见肘。可见小国发展既不能与大国为敌，也不能完全依附，自我改革才是正道。时代的朝鲜改革之春笋已见苗头，是茁壮成长还是死于风雨，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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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宗友，曹荣.论节日的文化功能[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
大家好!
我来自于××农村合作银行，我的名字叫××。说起我的名字，相信大家会很自然的联想到齐心协力这个词。齐心协力是一个群体相互扶持的情感结构，齐心协力是一个团队同舟共济的合作态度，齐心协力更是一个企业优质服务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也正是“优质服务擎起远航的风帆”。
如果把企业比做一个人，那么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坚韧的精神支撑了农信人每一个创新的希望，因为新文化的启动，给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服务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一个科学、严谨、漫长的过程。它是企业在自身发展中，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不仅需要认真、迅速、准确的办理业务，我们还要以我们的热诚来换取客户的真心。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善小事，何以成大器”，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在这一笔一笔的存款、取款中，传承了农信人对客户的真诚关怀与贴心服务。
记得有一次，在我们下班关门时，一位老大娘，匆匆忙忙的跑过来，她气喘吁吁的问道：“还能取款吗?”
“对不起，我们已经下班了”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看到阿迈如此焦急，我们便向她讯问了情况。原来是老大爷生病急需取钱住院。大家了解情况后，纷纷将自己的钱拿出来给老大娘应急。老大娘十分感动连声道谢，并给我们写下了欠条。过几天，老大娘过来还钱时，带来了老大爷平安无事的好消息，而且她还将女儿在国外打工的汇款，也由专业银行转到了我行。现在一提起合作银行，朝鲜族人会说：“合作银行，早丝米达!”汉族人会说：“合作银行，真棒!”尤其是广大农民朋友们，更是把我们合作银行当成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优质服务是企业文化的气，它贯穿着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纽带，气胜则人旺，人旺则富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位客户，准确的办理好每一笔业务。前一段时间，支行内部人员调整。我被安排到了新的网点。到了新岗位后，我便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那就是这个网点地处朝鲜族聚居的街道，而我们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汉族。
所以，在办理业务时，不少的老储户，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朝鲜族客户，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而我们只能面带微笑、支支吾吾的用手势与客户们交流，连语言沟通都成了问题，怎能体现我们的优质服务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学习好朝鲜语。学习一门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记得有一次，一位阿迈来办理业务。我马上上前热情的与她打招呼：“安宁嘿，嘎赛哟!”
阿迈莫名其妙的看着我，转身就走了。正当我纳闷的时候，阿迈又走进来了。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道：“业务地不能办啦?”
我忽然明白了，原来是我一紧张将您好“安宁哈赛哟”，说成了再见，“安宁嘿，嘎赛哟!”
我连忙向阿迈道歉并细心解释，阿迈明白后，并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
经过这次失误，我学习朝鲜语的劲头更足了。
我们一边向身旁的朝鲜族同事请教，一边放弃休息时间刻苦背诵单词。就这样，我们学了练、练了学，最后终于较好的掌握了办理业务的朝鲜族用语。看着我们的真诚与用心，很多顾客被我们感动了。尤其是那些阿迈再也没有提出要将存款拿走了。这使我们在激烈的储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提供优质服务是我们的立业之本，追求卓越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崇尚奉献，追求卓越，作为一种文化深深的装在我们每一个农信人的心中。
一位伟大的哲人曾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就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每一天，对于××农信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正以新形象、新服务、新文化为准则，以新的标准和姿态向着新的目标，大步前进!
林语堂：不必上大学
林语堂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读书、学中国文化，为他们打下坚实的中文基础，他还鼓励孩子们写日记，以此来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正因为如此，当女儿林太乙中学毕业要考大学的时候，林语堂却劝林太乙不必上大学，他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作为大学者的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学问不是由一纸学历来证明的，而要有真才实学，与其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求得一纸文凭，不如用这些时间来好好做一番学问。
林太乙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有考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去耶鲁大学应聘，因扎实的文化功底被录用为中文系教师，以后还担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并相继出版了多部作品，在文学史上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鲁迅：不轻易否定孩子
关于鲁迅先生和海婴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回，萧红到鲁迅先生家吃饭，许广平从街上的一家福建菜馆要了一碗鱼丸子，吃饭的时候，海婴最先夹了几个丸子放到自己碗里，然后开始吃，吃了一个后就说：“不新鲜，不好吃。”许广平就夹起来一个吃，感觉很新鲜，于是就批评海婴，并又给海婴夹了一个，海婴吃了这个以后，依然说不新鲜，许广平就生气了，更严厉地斥责海婴。
见此情形，鲁迅先生便把海婴碟子里的鱼丸夹起来尝了尝，发现果然不新鲜。原来，这碗鱼丸中，有一部分是新鲜的，还有一部分是不新鲜的，海婴吃的是不新鲜的，而许广平吃的恰恰是新鲜的。鲁迅先生于是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许广平事后感慨地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杨荫杭：无为而治
作家杨绛出身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杨荫杭早年曾做过教师。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杨荫杭也望女成凤，希望杨绛将来能学有所成，但他并不像大多数父亲那样天天督促杨绛学习，而是采用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方法。
杨绛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杨荫杭从来没责备过她。上高中的时候，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她自己很着急，但杨荫杭却安慰她说：“不必急，到时候自然就懂了。”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he world impacts and challeng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Korean Culture How to maint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premise, but also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other cultures,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its own,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cultur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全球化 朝鲜族文化 研究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of Korean culture
作者简介:郭艳春,职称: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自助课题阶段研究成果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意味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全球化势必形成世界经济技术的交流,经济技术的交流也必然带来人员的频繁往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员往来必然带来文化发展的交流性和交融性。文化是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民族以自身的文化为标识,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没有民族,也就无所谓文化;同样,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是多民族的,因此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
二、文化全球化对朝鲜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朝鲜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学者认为:“朝鲜族文化作为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虽然具有中华文化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双重性,但毕竟与中华文化、朝鲜半岛文化有不同点。因此,在与国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一定的冲突,这实际上是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之间的矛盾。朝鲜族文化在与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文化发生冲突,这实际上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同的矛盾。在文化交流中,朝鲜族努力学习中华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
第一、朝鲜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个国家、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朝鲜族文化的民族特色的问题。朝鲜族文化作为舶来文化,自从来到中国东北落地生根后,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朝鲜族那种古朴的生活习性和勤劳的奋斗精神,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以及追求进步、崇尚新事物的价值体系如何得以延续,朝鲜族文化产生以来,就以鲜明的民族性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子。
第二、朝鲜族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增强自己的生命力。毫无疑问,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在文化交流中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必然进行生存竞争。
三、全球化条件下朝鲜族文化发展对策研究
第一、发展朝鲜族文化要研究朝鲜族文化,搞清楚朝鲜族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朝鲜族文化的特色及优势,研究朝鲜族文化发展的矛盾。只有立足朝鲜族文化现实,才能寻求到发展的路径。目前,关于朝鲜族文化的研究应当说很不够的,对朝鲜族文化的认识还缺少理性成分。在文化上,我们有许多人盲目乐观,不思进取,对文化发展采取一种自然主义心态。因此,我们要把民族发展的立脚点放到文化上来。21世纪朝鲜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来就是朝鲜族文化的发展。
第二、文化发展根本点在于朝鲜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发展朝鲜族文化要立足发展朝鲜经济社会。文化来源于经济社会,文化的主体是民族,但民族是依托于经济社会的。一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常常与这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朝鲜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各种滞阻因素接踵而至。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形势,朝鲜族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摆脱传统的发展观念,摆脱等靠要的思想,立足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我调整,自我发展。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党的民族政策的惠顾,但是党的民族政策毕竟是输血型的,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必须在充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前提下,发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0多万各族人民的智慧,改革经济体制,创新经济管理机制,招商引资,拓宽新兴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内向型经济。
总之,由于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存与生活中积淀形成的,文化的民族特色十分鲜明。正是这样一个特点,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源于民族内部。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靠的是这个民族自身。“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文化发展也同样没有什么救世主。朝鲜族文化发展,最终要靠朝鲜族自身文化发展意识的进步。“过去,由于受到冷战格局及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朝鲜族在自身化建构过程中,曾一度把意识形态要素看作主要的内容。特别是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后,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倾向于朝鲜。而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朝鲜族文化建设又受到韩国文化的冲击。事实上,朝鲜半岛与延边朝鲜族有着特殊的文化上的纽带关系,我们不可能完全拒绝来自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问题在于我们以什么为原则去接受它。在目前朝鲜族已经形成和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来自朝鲜半岛的文化当作外来文化的一种来借鉴,加快朝鲜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早日实现朝鲜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新的世纪,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朝鲜族着眼更新文化发展意识,转变文化发展观念,立足文化全球化的背景,站在大文化的视角上审视朝鲜族文化,走出封闭,丢弃保守,大胆改革,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展创新自身的文化。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1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2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3 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4 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5 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6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7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8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9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10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11 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12 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13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14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15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6 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17 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18 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19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20 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21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22 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23 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2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25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26 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27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28 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29 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30 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31 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32 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33 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34 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觊觎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35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36 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37 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38 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39 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40 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41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42 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43 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44 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45 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46 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47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48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克拉克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9 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
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因而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50 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指手画脚的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收看了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51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2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53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54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55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56 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57 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58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59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60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61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62 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转贴于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公开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63 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告：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64 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65 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66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7 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驻苏大使波伦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68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69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70 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71 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72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73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4 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75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7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77 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78 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79 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80 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让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81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地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82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83 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84 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85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86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1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罗斯玛丽·福特有详细的介绍，见R. Foot，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1991，V.15，№4（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
2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1996年1月）上，有3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谈到这个问题，见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进一步搞清楚导致战争结束的原因问题，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
3 到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2，л.16-19。凡直接引用的俄国文献，笔者都留有俄文原档复印件。
4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л.81-83。
6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7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6，д.11，л.19。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7月18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72-75、65-68。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9 朝鲜停战后，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商量怎样处理留下来的战俘问题，因为朝鲜方面未曾向外界透露这一情况，而中立国小组就要来核查双方释放战俘的情况了。毛泽东认为现在交出战俘已经晚了，恐怕会给美国人提供谴责中朝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金日成对此表示赞同。后来，金日成向苏兹达列夫表示，朝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留下来的战俘分散安置在国家的北部地区，并防止他们逃跑或与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中立国委员会建立联系。АВПРФ，ф.0102，оп.9，п.46，д.14，л.2；п.50，д.67，лл.59-60，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с.106、108。
10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54-72，91-101。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见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但作者没有为这种说法提供档案依据。马斯特尼持有另一种笔者不能同意的看法，他认为周恩来去苏联是要表达中国和朝鲜企求停战的愿望，而斯大林坚决反对；他甚至认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也是为了劝说斯大林实现停战。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New York，1996，pp.147-148。
11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40-442，445-4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0、273页。
12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2年12月1日、16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47、624页。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34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38-639、632、640-641、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1-332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2-2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8页。
17 1953年1月美国调整部署，在前线增加了12个韩国师和8个师的联合国部队，总兵力已达76.8万人。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
1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19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9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12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05-114。
20 不仅毛泽东在前引电报中如是说，周恩来也曾谈到：作为和平民主阵营“头号国家”的苏联没有参战，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和平建设，使它更加强大起来，更加成为无敌的力量。《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96页。
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12月27日，华西列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3年1月1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15-116，133-135，13。
2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25-128，139。
23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372页。
24 苏兹达列夫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орее，оп.9，п.46，д.14，лл.40-69。转引自Вольхова，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1950-1953，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4，л.129；《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页。
2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1页。
26 柴成文、赵勇田著：《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80页。
28 2月24日，彭德怀在军训部关于入朝部队实施三个月战斗训练计划的报告上批示：“入朝新兵训练以80%的军事、20%的政治训练为妥。”《彭德怀年谱》，第544页。
29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30 情报委员会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1953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595，оп.6，п.13，д.769，л.223。转引自V.Zubok and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1996，p.76。
31 见Vojtech Mastny，p.166。
32 沃尔科格诺夫著：《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632页。
33 1953年3月5日《人民日报》。
34 俄国学者的论文中披露了许多这方面的档案材料，可参见Л.Безыменский，Завещание Сталина? Новое Время，1998，№14；Е.Зубкова，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Ж.А.Медведев，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35 关于斯大林死亡之谜，近年俄国学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证。参见Ж.А. Медведев，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
36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1953年3月5日，АПРФ，ф.2，оп.2，д.196，лл.1-7。中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0-377页。
37 有关苏联内务部改革的情况，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78-434页。
38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后来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
39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9-300页。
40 关于这种意见的最新表示，见Conrad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2，(June 2000)，pp.84-85。
41 丘耶夫著：《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26页；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42 Zubok and Pleshakov，p.154。
4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8页。
4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9页。
45 《真理报》1953年3月12日。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p.154。
46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58-59。
47 约翰·托兰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18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
48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3月18日，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p.155。
49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19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7-118页。
50 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1953年3月1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0-71。
51 周恩来与苏共领导人会谈记录，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52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页；熊华源发言提纲。
53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9页。毛泽东所说9月上旬有误，中国的三种方案周恩来是在8月22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的（见前文）。谢明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现译为谢苗诺夫。
54 这与此前中国官方编写的外交史中的说法是吻合的，不过更详细，更具体了。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页。但如果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一致认为中国和北朝鲜方面目前正处于在与敌人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的地位”(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4页)，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从谈话过程看，当时周并未立即接受苏联的立场。
55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266Ⅰ，лл.122-131，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3，Fall 1993，p.17。
56 参见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Zubok and Pleshakov，p.155。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48-149页。
5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1页。
59 《漫长的战斗》，第618页。
60 莫洛托夫致拉祖瓦耶夫电，1953年3月2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4-95。
61 Н.Базанова，Самая загадочая война ХХ столетмя，Новое Время，1996，№6，с.31。
62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7-99。
63 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
6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2-294页。
6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72、369、393页。
66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3页；《彭德怀年谱》，第547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7-348页。
6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5、399-401页。
68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pp.82-83；《漫长的战斗》，第626-627页；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30-731页；比尔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8页；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2页；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36-437页。
69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70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06、411页。
71 莫洛托夫与波伦会谈备忘录，1953年5月28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13。
72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73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22页。
74 《彭德怀年谱》，第55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0页。
75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31、425页。
76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1-452、432页。
77 苏联外交部第17286号密码电报，1953年7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36-147。该电报的不同部分分别转引自А.В.Торкунов，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ова，2000，лл.280-281；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Manuscript，pp.193-196。
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4号记录摘录，1953年7月4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
79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年7月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48-150。
80 停战协定签字后，苏联大使与毛泽东会晤时改变了说法：“苏联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国的分析，目前结束朝鲜的敌对状况的形势已经成熟了。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对方不想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Manuscript，p.197。
81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13页。
82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3页。
83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48页。
8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