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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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小西突然闯进我的视野，是在一个阳光斑驳的午后。
盛夏的天儿有些热，我在学校食堂干完活儿，站在门口，逆着阳光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忽然间就瞥到了穿了一袭白色连衣裙的南小西。她似乎也看到了我，朝着食堂门口的方向望了一眼便继续前进。她穿着米色凉鞋的脚在学校的青石板路上飞快踏过，冲进小卖铺，一分钟后她手中拿着一只雪糕出来，再次踏过青石板钻进了教室。
这段关于记忆的剪影永远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我记得我使劲攥着自己兜里皱巴巴的零钱，咬着干涸的嘴唇愣是忍住了想吃冷饮的冲动。
当我走进教室拿着水杯猛灌教室里的纯净水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卑。尤其是在南小西面前。南小西家境优越，人长得清秀，成绩不错，还是才女。本来我们八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可我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的事，班里没人知道，今天却被南小西撞见，越想我的内心越觉得拧巴。
回到座位时，我和南小西四目对视，我并未从她的眼中读到别的信息，她平静得若一汪没有涟漪的清水。我的脸部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感，我别过脸急忙掏出课本预习功课。
15岁的光景，我已经知道了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并不觉得我和南小西会有更多的交集。
2
我的家境并不好，父母都是下岗职工，靠在市场上卖菜为生，收入并不乐观，我和弟弟每年的学费都会成为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才悄悄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除了这些，每天下午放学我都会去菜市场帮父母卖菜。
那个时段正是下班高峰期，也正是买菜高峰期，我时常忙不过来。
那是个下雨天，雨水透过市场摊位上破旧的瓦棚滴了下来。市场里的路也变得泥泞了许多，脏水随着拥挤的人群溅到半空，打湿了他们的裤管。
“老板，称两斤黄瓜。”一个女声传来。
“好嘞。”我回到，然后麻利地称好黄瓜装进塑料袋递给她时，抬头间我竟看到了南小西那张素净的脸。我瞬间愣住了，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本不属于她的世界？
“我路过这里，正好想吃黄瓜了，便过来买一些，没想到遇见你了，夏谦旭。”南小西大方地说完，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我努力在她眼中寻找着一丝异常，她的表情依旧像一池清澈没有涟漪的湖水。
“哦。”我尴尬地回复，没有再言语。
南小西接过我找去的钱对我说了再见，她清瘦的身影便消失在雨帘中。
应接不暇的顾客让我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想这件事，我继续收钱称菜卖菜。
3
数学测试时，一向成绩很好的南小西却意外失手，从老师铁青的脸便可以看出她没考及格。同学们也有些诧异，但我没工夫讨论这件事，毕竟事不关己。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告诉我一个道理，有时候一些事的起因不在你，结果却要缠上你。
上课时我收到一张纸条，南小西娟秀的笔迹写着：夏谦旭，你数学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放学的时候能不能帮我补习？我看完后把纸条揉成团塞进书桌，不禁暗笑南小西太蠢，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动机。我扭头看到了南小西期待的表情，然而我并没有回复纸条，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午休时，我从食堂干完活儿回到教室时，只有南小西自己坐在后排一边吃着雪糕一边看着杂志。楼顶的吊扇虽然加速在转，虽然我也猛灌了几瓶纯净水，但我依旧热得大汗淋漓。
南小西看着我问：“夏谦旭，你为什么不愿意帮我补习功课？”
“我不需要同情。”我没有看南小西，继续喝水。
“反正我爸也要给我请补习老师呢。”南小西满脸无辜地说，“请谁不是请啊。”
“你成绩那么好，还用补习？”
“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啊，况且，我成绩只是好，并不是最好，不是吗？”南小西说，“你各科成绩都比我好，要是给我补习的话，每科每小时200块，你帮我补吗？”
200块？都够我一周的生活费了，我有些心动，但我依旧说：“我说了我不需要同情。”
南小西气急败坏地说：“我说了这不是同情！”
我没再说话，教室里终于安静下来，只有暑气在蔓延。
4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没想到南小西外表看上去文静书卷气，内心却倔犟得很。放学的时候，南小西的单车始终跟在我的单车100米之后，一直到了菜市场才停下。
“夏谦旭，既然你不愿意去我家帮我补习，那等你忙完在你家补行了吧？”南小西喊。
我没理她，径直钻进父母的菜摊前卖起了菜。南小西不甘示弱般也钻了进来。
有顾客要买黄瓜，南小西急忙撤了塑料袋往里面塞着黄瓜递给我放到秤上称。有顾客说要西红柿，她又急忙抢着帮忙。
“喂，你这是干嘛？”等顾客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对南小西低吼了一声。
南小西好像没有注意到我语气里的不高兴，她依旧笑着帮顾客装着菜，然后回答：“我想帮你快点把菜卖完，然后让你帮我补习功课。”
一直到收摊回家时，南小西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容跟在我身后。我停下推车的动作，看着漆黑的夜幕对南小西说：“你还不回家吗？”
南小西一愣，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旁边的父母说：“要不，来我家吃晚饭吧。”
“我送你回家。”我急忙抢过来说。我不想让南小西看到我家破旧的样子，那样我会愈发自卑。
南小西没有说话，骑着单车向她家驶去。我跟在她身后，直到看着她安全到她住的小区，我们都没说一句话。
南小西上楼时，我还是说了一句：“南小西，以后放学别来我家摊位了。”
我看到南小西的身子一怔，她没看我也没说话，继而钻进了楼道。
5
这下事情应该算结束了吧？事实告诉我没有，因为我惹了一位难缠的主儿。看来她南小西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得和我对着干了。
南小西中午的时候开始往食堂钻，要么拿起抹布帮我洗盘子，要么拿着墩布帮我擦地。
“南小西，你这是何必呢？”我有些无奈了。
“夏谦旭，你又是何必呢？”南小西反击。
南小西折腾就折腾吧，可毕竟一女生主动帮一男生在食堂干活非同小可，这条爆炸性新闻在短短几日就在整个高中传得沸沸扬扬。我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的秘密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辛辛苦苦的隐藏付诸东流。
每次我走在校园里，都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看，有无数双手在对我指指点点。我家很穷这件事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了。我的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挺得笔直。
南小西似乎并没察觉，还时不时往我书桌里塞一些盒装牛奶或者面包。总之，她好像着了魔般对我好。于是班里的流言蜚语四起，说美丽的公主看上了一只青蛙，说穷小子欲追富家女。
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南小西递给我雪糕时，我终于爆发了。
“南小西，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自以为是地帮我？我承受不起，我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南小西，你要是同情心泛滥，麻烦你能不能重新锁定目标？”
“南小西，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你的施舍和同情！”
我说了很多，引得班里的人纷纷侧目。南小西就那样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直到手中的雪糕化了掉在地上。我看到她的眼中噙着泪花然后奔到自己座位，趴在课桌上，整整一个下午都没再抬起。
6
我和南小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过话。中午的时候，我从食堂干完活，也再没在教室看到过她的身影。
教室的吊扇依旧在转，可我喝再多的纯净水也无法抚平自己烦躁的心情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毕竟南小西也是一片好心。很想对南小西说声对不起，可自尊心作祟，我一直没有和她主动打招呼。
转眼暑假就到了，放假前夕，南小西把我堵在学校操场，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番话。
“夏谦旭，物质上的贫穷没什么，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匮乏，有时候接受别人的帮助并不代表接受了施舍，相反却是一种善举，同时我也为我之前的做法向你道歉，我只是一味地想帮你却从没问过你愿不愿意，”南小西的声音很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对不起。”
没想到一个女生却能如此大方，那我还在扭捏什么呢？我吸了口气说：“我接受。”
“那么你愿意暑假当我的补习老师吗？”南小西嘴角挂起一抹笑容。
“求之不得呢。”我回答。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知道实际生活中的东南西北与地图上的东南西北之间的联系。
2、正确识别地图上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并能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认识路段、方位符号，能用方位符号描述行走路线。
3、经历在街区图上定位的探究过程，提高数学表达能力，培养方向感，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所在位置
教学难点：根据线路图，知道目的地；根据目的地，会画线路图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生活中的东南西北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太阳是从哪里升起？哪里落下的吗？
生：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师：对了，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东”和“西”都是表示方向的词，那么除了“东”和“西”，我们还知道哪些表示方向的词呢？
生：南、北。
师：恩，小朋友们知道的可真不少。东南西北都是表示方向的词。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用到他们。例如：我们所在的地球，可以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你知道我们生活在哪个半球吗？路标上也有东南西北，还有古时候人们发明的指南针上也有，人们规定黑色一端用N表示，代表北面；红色一端用S表示，代表南面。
小朋友们每天早上来上学时，走进校门之前，看到的面前的小学。此时，指南针告诉我们，小学在小朋友的北面。那么想象一下，小朋友的后面是什么？也就是幼儿园在小朋友的哪一面？的确，北相对的那一面就是南面。
小朋友的右手边是一条新凤中路，也就是在小朋友的东面。相对的，小朋友的左手边是什么？也就是在小朋友的哪一面？因为东相对的就是西。
2.航拍图
老师下载了一张卫星拍摄的地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小朋友所在的位置。小学在小朋友的北面，我们发现在地图上，小学在小朋友的上面。再看幼儿园在小朋友的南面，那在地图上，在小朋友的哪里？谁愿意来说一说在地图上古思浜小区和新凤中路分别在小朋友的哪里？
3.实际的地图
老师给小朋友们画了一张清晰的平面地图。有了地图，我们怎么规定地图上的方向呢？古时候，人们发明了指南针，用N表示的一端代表北面；用S表示的一端代表南面。由此人们还画了方向标。规定地图上的方向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教师手势示范）有了方向标，我们能快速地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出示：
北
西
东
南
板书：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4、手势表示。
谁能学着老师的样子来说一说并指一指方向标中规定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
有的小朋友记得真好，我们一起来指一指方向标上的东南西北。
5、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就和方向标这个好助手一起来学习地图上的东南西北。
板书：东南西北
二、探究阶段
1、做个小导游
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平面图。小朋友们所在的位置是4号楼，你能做个小导游，来介绍一下四号楼的东南西北分别是什么场所吗？我们以哪个场所为中心？
4号楼的北面有2个场所，为什么？（只要是在4号楼的北面，可以是两处，三处，甚至更多的场所。）
请你也来做个小导游，选一个你喜欢的场所为中心，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同桌互相介绍一下）
你以哪个场所为中心？你真是一个称职的小导游。
2、用东南西北表示图上物体所在方向
小胖也想学着小朋友们做个小导游，不过他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去帮帮他。看看小胖家的北面、南面、西面和东面有哪些场所？完成学习单第一题。
以哪个场所为中心？
3、定位练习：
我们已经知道了出租车公司在小胖家的东面，那请问：小胖家在出租车公司的哪一面，我们以哪个场所为中心？
游乐场在出租车公司的北面，那么出租车公司在游乐场的哪一面？
师：仔细观察小胖家与出租车公司的位置关系，你有什么发现？
再观察一下游乐场与出租车公司的位置关系，你又有什么发现？
小结：原来东和西是相对的，要看以哪个场所为中心而确定。
南和北也是相对的。
其实，这张地图上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相对关系的场所，谁也想来说一说。
4、认识路段
（1）认识街角
师：我们的好朋友小胖家在这里，细心的小朋友一定发现了，表示小胖家的正方形缺了一个角，这个缺角代表小胖家的门，它的位置在街角。小亚、小胖、小巧家的门口也在街角，这里标出的所有场所的门口都在街角。
（2）认识东南西北方位符号
①小胖要从家里出去，就必须从这个门口出去。现在，小胖要从家里出门啦，他想去游乐场，他朝哪个方向走?
生：小胖朝东走了（朝北走了）
师：在街区图上，从一个路口走到下一个路口的一段路叫做路段。所有我们说小胖朝东走了一个路段。跟老师一起说，小胖朝东走了一个路段。
小胖朝东走了一个路段，我们可以用一个方位符号表示，先写个东，上面再加个向右的箭头。谁来说说，为什么东上面有个向右的箭头？
师：说得真好，因为在地图上东是在右面，所以东上面有个向右的箭头。这个方位符号就表示朝东走了一个路段，跟着老师一起说，东：表示朝东走了一个路段。对你的同桌说一说这个符号表示什么。
接着该怎么走？
生：小胖朝北（朝东）走了一个路段。
师：朝北走了一个路段，用符号表示，箭头应该往哪个方向？
师：你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好孩子。因为地图上北在上面，所以朝北走了一个路段，我们可以用这个符号表示，先写个北，右面加个向上的箭头。这个方位符号表示朝北走了一个路段，谁来说一说这个方位符号表示？
生：朝北走了一个路段。
这里共走了几个路段？
指名生读路段
（根据情况演示媒体。问：还可以怎么走？）
②一天游玩结束了，小胖现在想从游乐场回家，该怎么走？
首先他从哪里出发，你找到了吗？
站在游乐场大门口准备出发了，首先朝哪个方向走？（媒体演示）
第一种情况：小胖朝西走了一个路段，用符号怎么表示？
因为在地图上西在左面，所以朝西走了一个路段，我们可以用这个符号表示，先写个西，上面加个向左的箭头。这个方位符号表示朝西走了一个路段。一起来读一遍。
接下来又是怎么走的？谁来说一说？用符号怎么表示？
因为地图上南在下面，所以小胖朝南走一个路段，用这个符号表示，先写个南，右面加个向下的箭头。这个符号就表示朝南走了一个路段。
这里共走了几个路段？
（根据情况演示媒体。问：还可以怎么走？）
我们看，这四个符号都是方位符号，方位符号箭头的方向就是地图上东南西北的方向。写方位符号时，有没有要提醒其他小朋友的？
三、巩固练习
1、画路线
今天是星期天，小胖又要去郊游了，猜猜小胖去了哪里？
小胖走的路线：东、东、东、北
、北
、北
、东、北
、东。
请你在街区图上画一画（完成学习单第二题）
注意：小胖从哪里出发？出发点做记号，用
表示，画在马路中间。按照小胖的行走路线在街区图上学着老师的样子来画一画，到达目的地以后，在街区图上标出目的地，并在下面写上目的地。（教师示范一个。）
一起来指一指，说一说小胖的行走路线。
我们既可以根据给出的方位符号，在街区图上画出行走路线，也可以根据行走路线，写出方位符号。
2、设计路线
小胖郊游了一天，回到家，发现有东西不见了，他非常的着急，他立刻去警署报案。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走的呢？（
北
、东、南
、南
、南）
出示媒体，请学生来说一说。
问：一共走了几个路段？
小胖去警署报案走了这条路线，你有比他更好的路线吗？请你在街区图上先画出小胖行走的路线，然后在旁边用方位符号把小胖行走的路线记录下来。（完成学习单第三题）
观察小朋友们设计的这三条路线，有什么发现？（朝南走2个路线，朝东走1个路段）
小胖从家到警署走3个路段是最近的路线。设计路线时，先要确定方向。因为警署在小胖家南偏东方向，所以必须向南或向东走，否则就会绕远路，也就不是最近的路线了！
四、课堂总结：
今天你学到了什么？
板书：
东南西北
上北
北
西
东
出示
北
表示朝北走一个路段
左西
右东
东
表示朝东走一个路段
南
表示朝南走一个路段
南
西
【关键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教育思想 美术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34-0149-01
近段时间以来，笔者常读有关教育思想方面的书籍，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做了一些思考。我认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小学美术教学也是有启发的。
对于20世纪世界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国内关注已久。自三校复员北返之后，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工作就一直进行着。学者们对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点：（1）通才教育；（2）教授治校；（3）学术自由；（4）爱国教育；（5）社会理想。
李硕豪以《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为题，探讨了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止于至善”，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专家次之。大学四年应该打下良好的知识面基础，文理兼通，融汇中西，为以后的学习、工作服务。邵明峰以《西南联合大学办学奇迹背后的原因探析》为题撰写论文，文中提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与学校的教育息息相关，教授治校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亮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影响了大学的模式，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周棉在《中国留学生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认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终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学者、学生自由地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自由地研究知识，敢于挑战权威，学术方能进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各派学者，各派观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学生自由开拓学术视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思想异常活跃。李宗建、魏强阐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把爱国教育作为第一教育理念。张伯苓把培育爱国精神，陶冶爱国情操作为教育教学的首要原则，并亲自制定“公能”校训，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不争内容。张伯苓的爱国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而深刻。李宗建、魏强详细提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中的社会理想教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社会理想教育是建立在深刻的现实反思和强烈的责任应当的个体觉悟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理想教育体现在，一方面对于青年学生进行的立志教育，这种志向不再是旧道德规范因袭下的为了“扬名声、显父母”，而是现实国情下的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和人民之幸福；另一方面，希望诉诸教育之力量，进行国民性的根本改造，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
国外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美国学者易社强为例。易社强教授的《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西南联合大学：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是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巨著。在著作中，易教授主要研究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内容，抒发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学术情怀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描绘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的精神面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一个有着优良学术风气、学术氛围和良好社会声誉的世界名校。虽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当前教育思想的探索和完善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学生的培养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美术教学应首重基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究通才，不过早地给学生定位，美术教学也是这样。学生们的基础很重要，在奠定基础的过程中，不要过早地定位主攻方向是国画、素面、油画等。要培养广大学生良好的基础，学生们一旦奠定好了基础，成绩自然就能得到提高。
第二，重视品质教育，美术教学也是有品德要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重视爱国主义，社会责任培养，美术教学要注重品德教育。学好美术绝对不是为了一幅国画或一幅油画能卖多少钱，学美术的初衷是为了反映美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学美术的品质也是产生重视的，这一点做到了，广大学习美术的学生将会走得很远。
第三，美术源自内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究学术自由，其实学美术也与心境大有关系。一个人的一幅画往往反映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美术教学要重视学生心境的培养，画自己内心深处的灵感，找好自己对于生活的灵魂深处的定位，这样的创作才是独一无二的。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周本贞、高建国等著.守望大学精神[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外因在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将二胡搬上独奏舞台从而形成二胡艺术之前，二胡一直是在江南（指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流行的民间乐器。由于江南地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等方面具备的优越性，自明清以来，在江南商品经济的带动下，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事业、民俗活动、各种音乐艺术品种等等的繁荣，为二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至民国初年，江南民间二胡不仅具备了宽阔的音域、良好的乐器音质音色，而且也具有丰富的左右手演奏技法，这是同时代的其它胡琴类弓弦乐器无法比拟的，它为二胡艺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合力的结果，如果说江南社会在明清以来的各种文化因素是导致二胡艺术形成的内因，那么，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引起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沧桑巨变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也引发中国音乐人士的国乐革新之思，这成为了二胡艺术形成的外部诱因。
在二胡艺术形成的20世纪初，江南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及音乐文化变革转型的先行、枢纽地区，是中西文化共存之所在。中西音乐文化长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本文由收集整理区并存，为彼此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机会，音乐文化变迁成为一种必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或是个人内心在接受了他种类型文化后在文化观念上的排斥与认同，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变迁，文化变迁由人来完成。具有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和技法的现代二胡独奏艺术就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变迁出来的“一条新路”。引领这一文化变迁的人正是刘天华。刘天华之所以能引领这一文化变迁，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江南地区正处于中西音乐文化并存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中西音乐文化并存使他得以接触和学习中西两种音乐文化，强势的西方音乐文化的不断刺激引起刘天华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从而催生了现代二胡独奏艺术。所以说，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是二胡艺术形成的“催化剂”。
一、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而西学东渐的第一站就是江南重镇——上海。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曾将西学第一次传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人徐光启、杭州人李之藻为首的“西学派”。此后，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成了西学的主要传播群体。上海作为西学的传播中心，对二胡艺术形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航线的中心点，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北可通过东海或运河连通黄河地区，交通十分便利。并有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作它的贴身腹地。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条件把上海推向中国近代化的最前沿。1842年在南京江面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对外的开放和外贸的扩大，江南的商品经济开始融入到国际市场之中，如棉纺织业这种制作工序比较简单的行业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洋纱洋布价格十分便宜，致使土布日益被排挤，苏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已成普遍现象，“而土布之销数日绌，小民生计维艰”[1]7。为了谋求生计，江南农村大批的劳动力涌入上海，各地的商帮也纷纷涌入上海经商。上海在中西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由于江南各地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在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江南各地出现起了一批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而增强了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品流通。正是这种商品流通以及往返于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人、民工所携带的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信息，促使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整体。所以，1912年，当刘天华在读的常州府中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课时，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也融入到前往上海打工的潮流当中，刘天华才有机会在上海的“开明剧社”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洋音乐。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入，诸多学者认为主要通过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和学堂乐歌这三个途径[2]17。在这三个方面，江南地区比同时代的中国其它地区更为普遍和深入。西方教会学校具有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以及音乐、体育、美术等多学科综合教育功能。这类学校大都面向社会，接纳非教徒子女入学，因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是很深的。据统计，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而江南因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和领先的经济、文化地位，教会学校亦不在少数。在上海，像徐汇公学、裨文女塾、女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等等，都是西方传教士在旧上海创办的知名学堂。教会学校开展的宗教歌咏活动开启了中国人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大门。当然，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的三种途径中，最让刘天华受益的是后两者。
新制学堂的广泛建立和乐歌课的开设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历来都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江南地区，各级各类公办与私办的新式学堂不断涌现，并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都开设有音乐课。刘天华之父——江阴秀才刘宝珊在19世纪末就开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历史刚刚跨入20世纪，刘宝珊就与当地知名人士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了新式的翰墨林小学，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早的。刘天华1903年入学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英语、数学、博物、体操、美术、音乐等新式课程。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洋学堂”。新兴的西式教育和学唱学堂乐歌的经历对幼小的刘天华在音乐观念上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刘天华的西方音乐思维的经历则是他在常州五中学习铜管乐的两年。
军乐队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外国人在英美租界创办了一个上海公共管乐队。清末民初，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在中国还不是十分普遍，但相比较而言，江南的军乐队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江南的许多中学堂都成立了军乐队。据《中国军乐队谈》一文记载，至该文发表的1917年，在江南存在的相当著名的军乐队就有：上海工部局军乐队、上海土山湾军乐队、苏州东吴大学军乐队、上海南洋公学军乐队、常州第五中学（即常州府中学堂）军乐队等。[3]190-1911909年，刘天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学校就已经有了一个规格不错的军乐队。他“参加了校中的军乐队，把乐队中所有的乐器都学会了，特别是对铜管乐器更有莫大的兴趣，因此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对铜管乐的掌握已达到校内首屈一指的程度”[4]35。1915年他从上海回来，执教于母校时，由他指导的军乐队已经能演奏“威武雄壮的《马赛曲》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俄罗斯进行曲》，还有《第六号进行曲》、《第七号进行曲》以及各种序曲、优美动听的小夜曲等”[4]72有相当演奏难度的乐曲。在学习和指导西洋管乐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音乐迥然不同的西洋管乐的音乐风格、创作手法对刘天华在后来进行的国乐改进和音乐创作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1912年，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在熟人的推荐下，刘天华加入到“开明剧社”的乐队，担任小号手，有时还给乐队编曲。“开明剧社”乐队是一个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混编的乐队，钢琴、提琴等各种西洋管弦乐器应有尽有，这使得第一次来上海的刘天华大开眼界。刘天华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西方音乐。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万国音乐队（即上海公共乐队）学习，并利用一切机会，钻研音乐理论，学习多种西洋管弦乐器，尤以铜管乐进步最快，而钢琴和小提琴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的（1）。当时的上海，西洋管弦乐、小提琴演奏家的演出已不少见，刘天华又在西洋乐队中工作。在对小提琴及整个西方音乐文化耳濡目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中，使他得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音乐，从学习乐器到掌握西方音乐的音乐风格、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等方面，比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管乐时显然更加深入和全面。通过小学、中学和在上海期间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接触与学习，刘天华对西方音乐从演奏技巧到音乐理念的把握已经相当精到。
当然，刘天华尽管从小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但他毕竟出生在民间音乐传统十分浓厚，滩簧、十番锣鼓、江南丝竹等民间音乐盛行的江阴。江阴城内的孔庙和涌塔庵，每逢春秋祭祀，僧家佛事，都是钟鼓、丝竹之声不断，庙会、集日各类民间音乐云集。刘天华从小就可听到邻居汪阿大用笛子和二胡演奏五更调、梅花三弄、孟姜女等民歌小调和江南丝竹器乐曲[4]27，擅长演奏笛子和二胡等乐器的涌塔庵彻尘小和尚跟刘天华从小也是形影不离，一起吹笛、拉琴玩音乐。从出生之日开始就置身于各种民间音乐熏陶当中的刘天华依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虽然从小也学习了西方音乐，却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了作为传统中国人在音乐文化方面具有的“民族性”。他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扬弃和汲取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的养分。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多依附于各种稳态的民俗，民俗内涵成为音乐的主要表现内容。而作为经受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刘天华需要用音乐来表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的忧患情绪、思想以及个人的前途、人生意义。中国传统音乐的民俗性音乐内涵不足以表现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的情感内涵。通过学习西方音乐，刘天华知道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的原创性理念和技法能帮他实现这一音乐表现的愿望。但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刘天华身上积淀的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所以，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充满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趣味。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类型在他内心的碰撞，使他改变了江南丝竹通过改编和加花变奏等方式来创新乐曲的创作观念以及民俗性音乐内涵，这种创作观念的改变却并没有舍弃的是，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五声性音调以及咿呀如语的滑音奏法等民族性音乐特征。
1914年，刘天华从上海回到江阴，拜师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学习二胡和琵琶，1915年刘天华便开始创作他的二胡处女作——《病中吟》。《病中吟》全曲的原创性和三部性构思体现出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而源自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旋法则又充分体现出乐曲的“民族性”。
从刘天华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是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具备了创造新型二胡音乐文化的能力。
二、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中西音乐并存的强烈反差促使刘天华立志革新国乐
诚然，中西并存的江南音乐文化环境虽然能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但如果刘天华对中西音乐没有主观的学习兴趣和目的，也不会如此努力。应该说，从小学到中学，刘天华学习西方音乐还仅凭个人兴趣，毕竟此时的刘天华还未成年。1912年，经受过辛亥革命洗礼的刘天华跟随其兄刘半农到上海谋生，当时的上海崇洋之风盛行，坐洋车、穿洋服、欣赏西洋音乐等等都成为上海人最时髦的生活习惯。西洋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比，已经在人们的娱乐生活当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传统音乐处于十分萧条的状况。笔者认为，刘天华正是在上海耳闻目睹了中西音乐文化在市民音乐生活中如此悬殊的不同待遇，感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音乐文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强烈对比反差，接触了各种立志改进国乐的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后，引发对国乐前途的思索，从而开始了他不遗余力地改进国乐的漫漫征途，而二胡成为了他改进国乐的突破口。
清末民初，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体系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下逐渐开始瓦解，开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不求社会发展、但求社会稳定的封建统治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不需要鼓舞国民进取精神，而是被希望具有能化解阶级矛盾的“中和之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直没有走上专业化创作的道路，而在民间自生自灭，具有浓重的民俗性、地域性、自娱性特征。而西方音乐文化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专业化创作的道路，经过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至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西方音乐文化已经饱含着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属性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然比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更适于中国近现代广泛掀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就需要一种以宣扬资产阶级积极进取、追求民主与自由为精神内涵的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出现。因此，到20世纪初，国乐革新很快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又有江南能深入接触西洋音乐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而成为了国乐革新的主要实践群体。立志“改进国乐”的刘天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而是众多国乐革新者中的一员。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各种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等不断涌现，出现了周少梅、郑觐文、卫仲乐、汪昱庭、张萍舟、王巽之、程午嘉、李廷松等一大批国乐革新的积极实践者。在刘天华1922年离开江南前往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之前，江南的国乐革新早已酝酿成星火燎原之势。
那么，刘天华为何要以二胡为国乐革新的突破口呢？这来自于与二胡同为弓弦乐器并形成强烈对比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小提琴传入中国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侨居上海的西洋人为了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将小提琴带入了他们的新居住地，并运用于他们的娱乐活动中。当时的戏院演出是“华人”与“西人”都可欣赏的，中国人欣赏小提琴音乐是常见的事情。
至20世纪初，上海开始出现西洋管弦乐队，乐队中的提琴类乐器已经相当完备。如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原本是一支铜管乐队，1907年被扩大为管弦乐队。乐队不仅演出仪式音乐，还经常单独举行定期音乐会。从1911年的音乐会节目单，可以知道当时乐队的编制情况为：第一小提琴四把、第二小提琴四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二把、低音大提琴二把、长笛二支、双簧管二支、单簧管二支、大管二支、小号二支、长号二支、打击乐一人，共计30人[5]97。乐队成员都是外国人。作为一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弦乐组的乐器编制是比较齐全的。随着小提琴音乐在上海的影响逐渐扩大，也逐渐有中国人开始学习小提琴。如学堂乐歌的先驱者之一——曾志忞，其夫人曹汝锦女士在1901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高寿田也于1903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1907年曾志忞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式的“上海贫儿院”，并在其中特别设立了一个“音乐部”，高寿田就任该部主任。在高寿田和曹汝锦的帮助和直接参与教学下，曾志忞在学习音乐的贫儿中选出约四十人组织了一个西洋管弦乐队，也是第一个全由中国人任演奏员的西洋乐队。弦乐组是西洋管弦乐队中需要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所以，在这个乐队中，学习和演奏提琴的乐队成员应该不下20人，这对推广西方提琴音乐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提琴音乐在上海的逐渐广泛传播，1912年，当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时，刘天华才得以接触和学习小提琴。
当时的小提琴早已是西方音乐的“弦乐之王”，而中国的二胡类胡琴乐器虽然是“环视国内皮黄、梆子、高腔、滩簧、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那一种离得了它”[6]？却仍被认为其“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正是这一中一西两件弓弦乐器的不同命运，使得刘天华决定以二胡为突破口来革新国乐。
刘天华的胞弟——二胡教育家刘北茂先生也认为，刘天华是在上海“开明剧社”时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的，他谈到：“刘天华在1927年8月1日给《国乐改进社》撰写的《我对本社的计划》一文中曾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头脑中蕴藏了恐怕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见《国乐改进社成立刊》）天华先生于1912年至1914年在上海‘开明剧社’工作，距离上面所说的时间正好是‘不止十年’。故上面一段话，正好可以印证他在上海‘开明剧社’时已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4]54笔者对刘北茂先生的观点是非常认同的，对于“垂绝的国乐”的体会，只有在洋乐盛行，国乐萧条的上海才能体会得最为深切。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江阴，1915年他就开始了二胡曲《病中吟》的创作，就是说此时的刘天华已经开始了改进国乐的征途。《病中吟》全新的西方音乐创作理念，显然跟他在上海的工作和学习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穰明德是重庆交通大学的创办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穰明德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西南公路管理局局长，西南军区后勤司令部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军运部政委。西南地区解放后，百业待兴．交通战线担负着既要续建成渝铁路，又要新建康藏公路和云南国防公路。以配合和平解放和巩固边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而交通战线的干部群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成渝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川、渝两地的人民。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难题就是人才短缺，特别是技术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短期培训，即办干训班、干部学校；二是让已在高校读书的学生提前毕业，派上工地。但这不是长远之计。为此，邓小平同志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于1951年6月下决心自己办大学――西南交通学院。
确定办大学之后，首要的工作是选择校址。当时首选地处西南交通部近邻的重庆求精中学，但此方案在征求重庆市政府的意见时被否决。重庆市政府认为不能在市中心区办大学，原有的大学已经迁出。今后也不准新办，同时又指定了两处地方，一是地处沙坪坝北小街重庆大学对面的原办的中央工大．因涉及上百户人家的搬迁，需几百亿的搬迁费，交通部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就放弃了；另一处是北碚橙江镇，穰明德曾亲自驱车前往察看，因距离交通部机关太远，也未选定。最后，选择南岸区七公里处统治时期第五区公路第一(重庆)养路总段和附近的分一所属单位作为了建校校址。
在穰明德的具体领导下，一切筹备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当招生工作已结束、新生即将入学报到之际，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组在西南交通部检查工作时，发现学校在筹备过程和申办程序上存在着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交通部党员干部大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明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小平同志讲：“穰明德呀，穰明德!你要办学校．好事嘛!我支持你!但办大学的审批权在政务院，我们西南局和军政委员会都没有这个权力。”当时有人说，“现在招生工作已做完了，很快就要入学报到和开学了，该怎么办?”小平同志接着讲：“这个问题嘛，要请楚图南，听听他的意见再说。”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的楚图南到会后表示：办大学的审批权在政务院的教育部．西南文教部只有批专科学校的权力，并建议交通部写一份报告给文教部．他们研究后很快批下来。因此，筹建的西南交通学院最终改为“西南交通专科学校”。于1951年11月7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川藏公路筑路指挥部政委穰明德兼任校长。
当时，穰明德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他于1951年又兼任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党委书记，1953年任中央交通部西南公路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在西南交通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世界屋脊上奇迹般地建成了共和国第一号工程――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等道路桥梁工程．为建国初期进军、抢修和恢复西南交通运输、保卫西南国防、培养交通科技人才，为国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创办之初，作为首任校长的穰明德，工作纷繁复杂。他和同事们一道，研究和理清了办学思路，提出了“立通，培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实干之才”的办学方针，引导和激励广大师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教书育人、勤奋钻研。
在穰明德的带领下，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广大师生勇做西部交通建设的开路先锋，深入到严寒缺氧的川藏公路建设前线，攻克源源不断的技术难题，有的甚至永远长眠在了漫漫川藏线，书写了一首首感人的诗篇，孕育了学校的“铺路石”精神。1952年，穰明德到北京汇报川藏公路建设情况，亲笔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题词激励着第一代重庆交大人不畏艰难，勇于攀登，做献身教育事业和西部交通建设的“铺路石”。
1958年穰明德遭受不白之冤。1959年穰明德被调到湖南工作，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组织领导了澧浏铁路、韶山铁路的修建。1984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从1951年创办以来，在58年的艰苦建设过程中，西南交通专科学校三迁主校区，六易校名，几次分分合合，饱经风风雨雨。1960年，学校更名为重庆交通学院；2006年初，学校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增列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实现了办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跨越。2007年，学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谱写了办学历史新的华章。
穰明德虽然离开了重庆，但他一直牵挂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1991年11月初，重庆交通学院举行四十周年校庆，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穰老。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从湖南赶到重庆参加校庆活动。看到学校40年的变化，他感到十分欣慰。2000年5月20日，穰明德在长沙病逝，终年88岁。消息传来，重庆交通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莫不伤心落泪。
2008年11月，穰明德老校长之子穰玉武夫妇专程来校，将有关他父亲的纪录片《天堑通途》和一部分日记复印件等赠送给学校，并授权在校园内为穰校长树立塑像。在捐赠仪式上，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深情回顾了学校的办学历程。
王比其湖南省湘潭市江声实验中学 ` 《鲁地六记》
一等奖（5名）
王金凤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满目柔情，物我相望》
戴梦婷安徽省舒城县第二中学 《安塔利亚的河》
杨雨佳山西省太原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蓝帽子》
陈蔚雪河南省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 《忆梦雪》
郑 鑫湖南省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单人旅途》
二等奖（20名）
张清霞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 《微型诗十九首》
杨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初中 《寻梦录》
曹 晴江苏省泰兴市实验初中 《根》
孙 霖广东省佛冈县城北中学 《在你的身后唱我的歌》
刘媛媛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六中 《相思垢》
陈 斐山东省沾化县实验中学 《孤独》
郎芊紫浙江省富阳市永兴中学 《路，一直都在》
谢梦贵州省桐梓县第四中学 《远光》
崔雨竹山西省娄烦县第二中学 《与你有约》
马明霞山西省岚县实验中学 《留年》
刘海纳北京市北京五中分校 《酸雨》
王怡凡江西省宜春市三中 《冬日温情》
龚悦铭湖南省益阳市益阳师范艺术实验学校 《裁一片蓝天送给你》
屈小云湖北省宜昌市第十五中学 《回归的雪》
施 展浙江省绍兴县实验中学 《小城冬记》
白书彤陕西省洋县书院初中 《岁月何以美好》
曾婉嘉湖南省蓝山县民族中学 《吹过麦田的风是金黄色的》
王笃行陕西省合阳县城关中学 《〈史记〉与人生》
郑淑女浙江省诸暨市陈宅镇岭后村 《故事》
邢 颖山西省大同市大同一中 《空梦》
三等奖（60名）
旎安徽省芜湖市安徽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 《记忆是流年的谎言》
胡晓雪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我们的似水年华》
谢皖月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爱的帘幕》
何 平江西省高安市吴有训实验学校 《屋顶》
肖 瑶山东省潍坊市新华中学 《雨一直下》
吴可非江苏省高邮市赞化学校 《玄武湖之秋》
丁 宁山东省日照市实验学校 《如梦，周庄》
刘 婷江苏省如皋市如皋初级中学 《T・R・E・E》
潘 瑶江苏省泗洪县育才中学 《听曲终人散，看年华未央》
周艺霖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东海中学 《黛玉殇》
张佳妮山东省潍坊市新华中学 《李清照的守望》
祁 暄广东省佛山市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韵曦文学社 《人生若只如初见》
尹晓倩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六中 《永恒有多久》
操雨辰河北省武汉市厚朴中学 《藏在叶子里的阳光》
张文戎山西省寿阳县第二中学 《动漫，我的最爱》
高伟琴浙江省绍兴县钱清镇中学清水亭文学社 《水乡绍兴令人醉》
丁洁蕾浙江省绍兴县钱清镇中学清水亭文学社 《最美的珍藏》
丁 盛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天使在歌唱》
吴鑫杰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思路・花语》
盛 烨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死亡归来》
陈乔煜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残忍的欢乐》
杨凌青江苏省如皋市实验初中 《又是一年风起时》
马晨薇安徽省旌德县旌德二中 《归零》
黄永杏广东省肇庆市第五中学 《总有一缕悲伤属于你》
张 叶江苏省如东县马塘中学 《开在记忆深处的花朵》
汪明慧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中分校 《何处芳华》
李林静河北省临漳县兴凯学校 《情书背后的秘密》
严丹阳浙江省杭州市朝晖初中 《逆流而上》
金紫天津市大港油田第四中学 《天空里的温暖》
黄 蓉浙江省余姚市梨洲中学 《那一天，我失去了你》
崔雪宁山西省晋中市榆次五中 《我与向日葵的故事》
朱飞宇福建省厦门市同安一中 《只是关于苏阳》
杨熠佳江苏省苏州市渭塘二中 《昙花泪》
孔 湘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中学 《樱神赋》
钱晨耀江西省南丰县二中 《梦回三国》
佘露露江苏省如皋市实验初中 《被温暖照亮》
鲍功瀚安徽省旌德县第二中学 《光明终会来临》
韩雨新山西省太谷县明星中学 《那些被风吹走的岁月》
吴铮福福建省福鼎市一中初中部 《心之殇》
文 浩贵州省惠水县惠水中学 《你是我信中的信》
王琳玮湖北省荆州市沙市二中 《蝶逝无声》
梁钦毓河北省安新县实验中学 《梦魔的眷顾》
朱丽仪广东省广州市秀全外国语学校 为《生命喝彩》
张 兢江苏省南通市新联中学 《“流浪”记》
冀予勤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师院附属中学 《1=N》
钱梦月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雪祭》
曹心童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木偶王子，我带你回家》
朱 珠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宇辰晨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一棵树的自传》
宇海燕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风念》
王雨辰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一路上有你》
万平梅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鬼”的故事》
张春花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手》
童逢逢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少年的天堂》
姜 萌山东省潍坊市第十中学 《约会雪花》
张 倩山东省潍坊市第五中学 《仰望失败》
赵诗音浙江省台州市快乐学习驿站 《雪人的哀伤》
郑远东浙江省台州市快乐学习驿站 《数字之奥妙》
黄雨萱浙江省台州市快乐学习驿站 《声声诗词韵》
林圣博浙江省台州市快乐学习驿站 《绿色生活》
优秀组织奖（150名）略
优秀组织奖（4名）
钱之俊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永安小荷文学社
李婉玲浙江省台州市快乐学习驿站
一、编纂南充乡土教材的意义
乡土教材，是指以学生所在地的乡土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材，内容涉及该地域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多个方面。根据所涉地域范围大小，有省级乡土教材、市级乡土教材、县级乡土教材之别，有些地区还编纂有乡镇乡土教材、社区乡土教材、村级乡土教材等。
追溯乡土教材的历史，其源头当起于各地方志。中国地方志文献以县志、府志数量最多，皆记载一府一县乡土史料之最佳参证。然地方志的阅读对象为成人，句式、辞藻、篇幅等都不适于儿童学习使用，故不是理想的乡土教材。至清末，朝廷效法西方学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历史、地理和格致三科均以乡土教育为中心，又颁发《乡土志例目》，作为全国范围编写乡土教材之指导方案。此后，出现了一批以《XX乡土志》为名的新式教材，开启了中国乡土教材编纂的新纪元。
从1905年《乡土志例目》颁发到20世纪三十年代初，前后约20余年的时间，是乡土志编纂的繁盛期。此间，全国各地乡土志大量涌现，乡土教育一度繁盛。之后，由于经济、政治、战争等诸多因素，乡土志的编纂开始减少，逐渐归于沉寂。
至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课程体系，始将地方乡土教育与学校乡土教育提上日程。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又明确了三级课程管理的实施细节。201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则明确指出“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积极倡导全国各地教育部门编纂属于自己的乡土教材。继历史课程提倡乡土教材之后，中小学地理、音乐、社会等课程的乡土教材也不断出现，还产生了专门介绍民族、人物等的特色乡土教材，乡土教材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
资深教育专家梁晓燕等认为：“乡土教材从宏观意义上来说，是发展多元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每个个体来说，认识自己的历史――家的历史文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历史文化，是使一个人充实而有自信的重要手段。”
南充市作为川东北重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当今努力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的过程中，文化事业亦应与时俱进，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地发展，而乡土教材的编纂正是题中之义。
二、南充乡土教材编纂的历史与现状
（一）清末民初南充乡土志之编纂概况
现存清末民初乡土志多为手抄本，分藏于各图书馆、资料室，甚至散落民间，因此数量统计难于精确。关于清末民初乡土志的存世数量，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共收录全国乡土志600余种，其中四川省（含重庆）乡土志共68种。其后，学界多方搜集，至本世纪初，巴兆祥先生对存世乡土志做了再次统计：清末时期全国乡土志共449种，其中四川省（不含重庆）52种;民国时期全国乡土志共214种，其中四川省（不含重庆）15种。如此相加，清末民初全国共编纂乡土志约663种，其中四川省（不含重庆）约67种。具体到四川省的67种乡土志，大多分藏于川内各高校图书馆及地方图书馆，以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为最多。据许孟青先生统计，四川大学图书馆实藏四川省乡土志有50种，可见其收藏之广。至2009年，巴蜀书社出版《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影印珍稀地方志、乡土志共39种，终于使众多的手抄本文献化一为百、化一为千，为四川省乡土志的广泛研究铺平了道路。在39种影印文献中，涉及南充的乡土志有清代王道履纂《南部县乡土志》和清代李祺章纂《西充县乡土志》2种，这便是南充现存乡土志的情况。兹述此2部乡土志之具体状况如下：
《南部县乡土志》，南部县学廪生王道履纂，清光绪三十二年抄本。此书全国仅存两部，分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此书之首有作者王道履自序，云：“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而欲振作其爱乡之精神，非就本境事实於德育智育有切相关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不足激其忠义心，鼓其进取心，以成此血心热力之世界。”又云：“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州县者，一乡之所积也。忠爱发越於一乡，则天下皆忠爱矣;利源扩充於一乡，则天下皆利源矣……此则今日初等小学教科所以必列乡土志之微义也。”真切道出其编纂《南部县乡土志》的初衷与目的。序末又曰：“履以不吝，承乏编撰，谨遵《例目》，旁搜史志，不敢稍涉浮饰，一以详确简切为归。”说明其编纂体例以朝廷所颁《乡土志例目》为模板，又结合本地史志实情进行编纂。
《西充县乡土志》，西充县知县李祺章纂，清宣统元年抄本。此书全国仅存一部，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全书以蓝格纸誊抄，当为书稿样本无疑，大抵该书匆匆纂成，未及定本，清廷即亡，故以蓝格稿本形式流传至今。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名为乡土历史，下设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七类;第二部分名为乡土地理，下设中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山脉、水道、道路八类，其中的东西南北中五区，每区分述地势、古迹、祠庙、坊表、桥堤、场镇、学堂;第三部分名为乡土物产，下设动物、植物、矿物、商务四类。而《乡土志例目》则是分条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和商务共十五门。可见《西充县乡土志》之编纂类目在遵循《乡土志例目》的基础上又结合本地实情做了增删调整。书末附朱墨双色《西充县地图》一幅，十分精美，经纬、图例、比例尺皆精准科学，如利用经纬度确定“西充城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一分三十秒，（京城）偏西一十度三十分”，对西充县城的经纬度定位十分精确。
（二）当今南充乡土教材之编纂现状
清末民初乡土志是当今乡土教材的前身，乡土教材是对乡土志的继承和发展。乡土教材是地方课程建设的先行者，只有有了高质量的教材，才能保证地方课程建设工作顺利进行，进而早日实现新课改的目标。
在新课改的推动下，全国相继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乡土教材，为地方课程的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例如，由湖南省湘西州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乡土教材《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在2008年10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上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该教材由湘西州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编写，由12篇课文和4个活动课组成，12篇课文的主题分别为：地图上的家乡、从平原到深山的苗家人、勤劳勇敢的“毕兹卡”、湘西：山・水・城、独具风格的吊脚楼、请到我家来做客――美味的湘西腊肉、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欢乐的节日、湘西童谣、唱支家乡最美的歌、沈从文：把湘西带给世界的人、我们的生活在变化。4个活动课的主题分别为：我的家族树、我们的手艺、班级艺术节、班级展览会。该教材的内容涉及了湖南省湘西州的地理、历史、民族、艺术、风俗、语言、名人等，重在培养孩子们认识家乡、观察家乡、热爱家乡、奉献家乡的意识，进而由爱乡上升至爱国，培养儿童积极向上的情感与价值观。
四川省在乡土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由四川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省级乡土教材《可爱的四川》，从2009年秋季开始就已作为必修课纳入七年级课程。2012年3月，《华西都市报》启动了“晒乡土教材，秀家乡新貌”系列活动，四川各地的中小学纷纷展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家乡风情的乡土教材，共同见证了四川乡土教育的长足发展。如《蜀都风韵》、《大丰掌故》、《我的家乡――都江堰》、《广安地理》、《宜宾地理》等一批乡土教材脱颖而出。
相比之下，南充市乡土教材建设略显滞后，除了统一采用省级乡土教材《可爱的四川》之外，目前尚无市级、县级乡土教材出版，这与南充市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不相称的。因此，编纂南充乡土教材迫在眉睫。换个角度思考，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不仅是经济建设推动文化发展，而且是文化繁荣助力经济建设，如乡土教材中关于地理、历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内容，必将使南充悠久的历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进而为南充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南充乡土志对当今乡土教材编纂的历史借鉴
以《南部县乡土志》和《西充县乡土志》为代表的南充乡土志，是清末南充地区历史、地理、经济、风俗等状况的真实再现，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味道。《南部县乡土志》和《西充县乡土志》是南充地区最早的乡土教材，其编纂过程中的语言风格、体例特点等颇具特色，其坚持的情感教育、乡邦教育等理念也值得称道，因此，此二书对当今南充乡土教材之编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兹述如下：
（一）语言风格之借鉴
因为乡土志的阅读对象为儿童，故要求其语言风格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乡土志例目》云：“盖以幼稚之知识，遽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枘难入。”于是追求“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采取简明易晓的形式来启迪童蒙。
《南部县乡土志》和《西充县乡土志》均追求简明的语言风格，如《南部县乡土志》记该县行销出境之物产，云：“丝，由陆运出本境，在西充县、顺庆府、保宁府、省城等处销行，每岁约银三万余两。”又云：“蜡，由水运出本境，在顺庆、重庆等处销行，岁约银五万余两。”简明概括，不失要点。又如《西充县乡土志》记该县第一大族何氏，云：“汉有何岷、宋有何群、何涉、何金，膺显爵者十余人。今族最繁衍。”既列举了何氏先贤，又交代了何氏近况，十分简明。
（二）体例特点之借鉴
按体例特点之不同划分，清末民初乡土志有三大类型：一曰“例目派”，即按照政府命令，谨遵《乡土志例目》，将本地事务一一归入《例目》十五门之中，辑成一书;二曰“方志派”，乃守旧一派，认为乡土志即地方志，仍按传统地方志之编纂模式进行编写，所成之书内容繁多、门类极广，与地方志无异，大大超出了儿童的接受能力。三曰“教科书派”，即融西方教科书之章节体、课目体等形式于乡土志之中，既遵照了《乡土志例目》所列十五门，又不死板套用，而是结合本地实情，教学内容真切，教学模式活泼，最适宜儿童使用，当为乡土志中之楷模。
《南部县乡土志》和《西充县乡土志》皆属于“教科书派”乡土志，能够按照本地实情进行体例的编排与调整。如《乡土志例目》分条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和商务共十五门。《南部县乡土志》则分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学问、人类、宗教、实业、地理、城内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区内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山、水、道路、物产和商务共十六门。简省了户口与氏族的篇幅，增入了学问、城内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区内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三类，凸显了当地对于学术文化、古迹遗存等方面的重视。
（三）情感教育之借鉴
爱国之始，起自一乡。南充乡土志善于从情感角度去启发儿童的爱乡意识和爱国意识，给儿童以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导向。
如《南部县乡土志》云：“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又云：“忠爱发越於一乡，则天下皆忠爱矣;利源扩充於一乡，则天下皆利源矣”，此皆能引导儿童的情感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很好地发展。又如《西充县乡土志》记本县户口，云：“西充地瘠民贫，糊口於成都、龙安、绵州、绥定、重庆，及陕西之汉中、甘肃之阶州、贵州之遵义等地者，每岁不下数千人。自光绪二十八、九年，叠遭亢旱，又遇疾疫，死从者约数百人。近年注重教养，元气渐复，生齿渐繁，易瘠区为富庶，一转瞬间事耳。讲求生聚教训之政策，讵不立致富强哉！”展现了西充县今昔之强烈对比，归因于生聚教训之政策，很好地引导了儿童的情感导向与价值观。
（四）乡邦文化之借鉴
乡土志不仅可以作为童蒙教材，而且可以作为普及乡邦文化之大众读本，是对一定地域乡邦文化的极佳写照。
如《南部县乡土志》记载南部县城内书院、祠庙、坊表，诸如峰书院、凌云书院、文庙、文昌宫、奎星阁、三义庙、桓侯庙等，将南部县崇文、尚义的乡邦文化集中反映出来。又如《西充县乡土志》记载当时兴办新式学堂之盛，按全县东南西北中五区分别计之，东区有公立小学29堂，南区有公立小学18堂，西区有公立小学30堂、私立小学1堂，北区有公立小学31堂、私立小学1堂，中区有官立高等小学1堂、公立小学11堂、私立小学1堂，总而计之，西充县当时共有官立高等小学1堂、公立小学119堂、私立小学3堂，足见当时新式学堂兴办风气之盛。该志又载各学堂设立地址，多为旧有寺庙祠堂，如乐和寺、玉皇宫、三教庙、五显庙等，而3所私立小学所设之处均为家祠，分别为何氏祠、吉氏祠和罗氏祠。由此可见此地由家族至县域的重教之风，实为该地优秀的乡邦文化。
综上，南充市在编纂新的乡土教材过程中，应当借鉴清末南充乡土志在语言风格、体例特点、情感教育、乡邦文化等方面的突出之处，编纂出更加优秀的新的乡土教材。
（基金项目：南充市社科规划课题“南充乡土教材编撰的历史借鉴研究”[NC2013C025];西华师范大学校级项目“清末民初四川乡土志研究”[14D033]。）
参考文献：
[1]（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选自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惜四川地方志丛刊[M].成都：巴蜀书社，2009.
[2]（清）李祺章.西充县乡土志.选自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惜四川地方志丛刊[M].成都：巴蜀书社，2009.
[3]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可爱的四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4]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5]许孟青.清末民初四川的乡土志――以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J].四川文物，2010，（6）.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
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
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
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
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
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
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寺院；建筑布局
【abstract】Xishuangbanna temple i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this article， the total selected sample of Xishuangbanna Buddhist temple，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Mengle、Jingzhen center of Buddhist temples、Mange Temple， specific analysis of its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To the si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temple architectur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Xishuangbanna Theravada Buddhism building site is unique， combin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other factors. Xishuangbanna Theravada Buddhist temple excavated architectural layout features and typical.
【keywords】xishuangbanna、Theravada Buddhism、temple、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滇西南是中国唯一的南传佛教传播地区，在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全民信佛，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佛寺。【1】西双版纳的小乘佛教建筑融合了傣族文化以及小乘佛教文化。在布局上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据传早在公元前3—4世纪，释迦牟尼及其他弟子就曾到西双版纳一带传教，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公元前69年，缅甸国王派僧团来云南传教，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久传教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此后，上座部佛教即在这些地区的傣族中盛行。【2】
1、佛寺选址
1.1 选址
历史上，西双版纳的傣族聚居地区由于周遭横断山脉的阻碍，相对同外界接触较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傣族居民处于自然的农业状态。因而傣族群众基本上采取以彼此相对隔离的村寨为基本聚居单位。【3】由于小乘佛教是傣族的全民性宗教，这样布教赕佛等宗教活动大多只能在分散的村寨中举行，因而各个村寨中均要设置佛寺以满足村民经常性赕佛的需要。一般情况下一座村寨设一座佛寺，个别的也有几个村寨共有一座佛寺，或一座村寨同时设有两座以上的佛寺。佛教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村寨寺庙除了充作宗教活动中心外，同时还是村寨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1.2 佛寺与村寨格局
佛寺与村寨的关系在西双版纳地区是十分讲究的。在佛寺建造之初要由僧侣或村寨有知识的长者根据村寨的属相选择吉祥方位来确定佛寺的具置，【4】因而佛寺一般选址在村寨中地势比较高的山坡或者傣族寨子的主要入口处。佛寺前大都有较宽敞的空地，空地四周连通村里寨外的主要道路，形成村寨里唯一的公共活动场所——一座神圣的宗教广场。在西双版纳地区，村寨的存在几乎是围绕佛寺及寺前广场而出现的，村寨与佛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5】村寨与佛寺之间的格局由于地势不同，几乎没有哪两个村寨的佛寺与村寨格局是一样的。佛寺的这种重要功能使其在村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对整个村寨的格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佛寺建筑布局
2.1 总体布局
在西双版纳地区，小乘佛教建筑在总体布局方面的特点可归纳为：寺院规模不大，建筑群根据实际地形灵活布置，没有严整的中轴对称，建筑类型较少，整个寺院空间较为开阔，没有斋房等辅助设施。建筑之间没有严整的空间序列关系，只有主次关系，寺院以佛殿为中心。寺院一般寺门、前廊、佛殿、鼓楼、经堂、戒堂、僧舍及佛塔组成。寺院四周围墙一般为矮墙或者栅栏，有的寺庙甚至不设围栏。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而寺庙中普遍种植菩提树。【6】
2.2 不同等级佛寺建筑布局
在西双版纳地区小乘佛教佛寺分为四个等级：总佛寺（大总寺）、大佛寺、中心佛寺、基层佛寺。【7】等级不同佛寺建筑的类型也会有区别，因而在建筑布局上，这些佛寺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2.2.1总佛寺建筑布局
位于景洪市区的总佛寺，是西双版纳领主召片领驻地的最高级佛寺，统领整个版纳地区的所有佛寺。【8】佛寺所在地为一矩形大院，寺院由寺门、佛殿、佛学院、戒堂、僧舍（长老寮）、鼓楼、经楼七部分组成（图1）。在整个平面布局中，没有严整的对称关系，佛殿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建筑均是围绕佛殿随意布置。
图1 总佛寺建筑布局（作者自绘）
2.2.2大佛寺建筑布局
勐泐大佛寺是在景洪市南莲山古代傣王朝的皇家寺院“景飘佛寺”的原址上恢复重建的。佛寺依照南莲山的走势进行建筑布局，落差达122.8米，呈坐佛形。寺院由寺门、佛殿、佛学院、僧舍、鼓楼、
钟楼、连廊、塔、经堂几部分组成。在整体布局上，佛殿、吉祥大佛、菩提树以及万佛塔在同一轴线上，其他建筑随地形灵活布置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对称布局。一些次要的建筑如星期殿、长寿殿在佛殿后面对称布置；各国佛殿也是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
图2 勐泐大佛寺平面布局（作者自绘）
图3 景真佛寺平面布局（作者自绘）
2.2.3 中心佛寺建筑布局
中心佛寺一般由：寺门、引廊、佛殿、鼓房、戒堂、藏经楼、佛塔、僧舍几部分组成。位于勐海县的景真佛寺被当地的居民认为片区的中心佛寺。在景真佛寺的平面布局中，佛殿处于中心位置，其它建筑围绕佛殿灵活布置，佛塔位于佛殿的南边，这也体现了小乘佛教寺院中佛塔与佛殿的一种相对自由的关系。
2.2.4 基层佛寺建筑布局
在西双版纳地区，各个村寨佛寺不论它们和村寨格局怎样不同，但在总体布局上它们依然有着许多共同点：村寨佛寺普遍以地名称呼寺名，它们的寺门大都是向东开设的，佛殿朝向一般为坐西朝东。寺院大都设有围栏或低矮的扶手墙；在总体布局上没有明确的轴线对称关系，几乎全部呈现出一种没有规律的自由散落的布局形式。村寨佛寺的寺院一般占地面积均不大，建筑布局较为紧凑。佛殿处于寺院的中心位置，其他建筑随意布置，没有严整规范其他建筑的位置。
位于景洪市城郊澜沧江北岸的曼阁佛寺是傣族曼阁寨的佛寺。寺院建筑群
为坐西向东的长方形寺院。寺院由门厅、前廊、大殿、戒堂、僧舍、鼓房、走廊组成（图4）。
图4 曼阁佛寺平面布局
（作者自绘）
在以上几种不同等级的佛寺平面布局中，不难看出小乘佛教的寺院在建筑布局上不像汉传佛教的寺院那样要求严格，但是在一些功能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在寺院入口处一般会设置广场供居民举行佛教活动；靠近佛殿周围布置的建筑一般为鼓房、戒堂、藏经楼等一些次要建筑，而僧舍一般是设置在寺院的角落。
3 佛寺建筑
西双版纳小乘佛教的建筑，并没有统一的规模。但在建筑整体上，它具有一种向上的整体感。比如，寺院建筑的屋顶上尖塔将视觉引向天空，在视觉上有一种向上的指引。
3.1寺门和前廊
在西双版纳地区，除了总佛寺以及部分中心佛寺单独设置寺门外，大多数佛寺是利用前廊的山墙面来作为佛寺入口的（图5）。级别比较高的佛寺如总佛寺、勐泐大佛寺的寺门则是重檐歇山顶的建筑（图6），屋脊上吉祥鸟或者火焰状的装饰物，在屋脊正中有尖塔指向天空。屋檐下的木板上绘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寺门的两侧有泥塑的守护神兽。大门后，通常会有一段前廊。利用前廊作为作为寺门的佛寺中，前廊一般也为歇山顶式的建筑。一般寺门是朝东方。
图5 寺门结合前廊（作者拍摄）
图6 寺门单独设置（作者拍摄）
3.2佛殿
佛殿是佛寺的核心，是佛寺中供僧侣及信徒群众日常诵经赕佛，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佛殿一般平面呈长方形，坐西朝东，通常佛殿四面均有入口通向外面。在佛殿内部只供奉了释迦牟尼本尊的塑像，同时佛殿的屋顶及梁上一般绘制有佛本生和佛传说故事的经变画。在西双版纳地区，佛殿与傣族民居不同的是建筑为落地式抬梁结构建筑。【9】屋顶为坡度较大的重檐歇山顶。屋顶的层次根据佛寺的规格来确定，层次越多，佛寺的规格就越高。如西双版纳总佛寺，通过屋檐层层上叠展现了佛殿的庄重威严以及其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崇高地位。在佛殿的屋脊上一般有动物、花卉、火焰等装饰。屋脊中央置直指天空的塔刹（图7）。
图7 总佛寺佛殿（作者拍摄）
3.3 戒堂
戒堂，傣语称“波苏”。是高僧议经、诵念戒律、商讨佛教事务，自姿羯磨忏悔的地方。戒堂是根据佛寺等级来设立的，只有达到中心佛寺级别的寺院可以建造戒堂。戒堂外观、朝向、屋顶均与佛殿相似。但戒堂一般不设檐廊，只在其中的一端山面开门。在建筑体量上要比佛殿小的多（图8）。
图8 戒堂（作者拍摄）
3.4僧舍
僧舍是僧侣们日常起居的地方，僧舍一般为干栏式建筑。建筑风格与佛殿一致，与其他建筑相比，装饰较为简单（图9）。
图9 僧舍（作者拍摄）
3.5 佛塔
在西双版纳小乘佛教的寺院中，基本都建有塔。佛殿和塔的布局关系较为随意，塔可以建在佛殿前也可以建在佛殿后。佛塔体量一般较小，由塔座、基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图10）。
图10 佛塔（作者拍摄）
3.6 鼓房
在西双版纳小乘佛教的寺院里，基本每寺都设有鼓房。根据寺院的大小，有的寺院是单独设置鼓房，有的寺院则是连接佛殿
的走廊或者其他建筑兼用为鼓房。鼓房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制与寺院其他建筑一致（图11）。
图11鼓房（作者拍摄）
4、小结
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寺院的布局，不仅仅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小乘佛教的思想的反映。小乘佛教寺院的所具有的多种建筑功能使得寺院布局具有与其它佛教寺院布局有明显的不同。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寺院的建筑，体现了傣族文化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的融合，展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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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榕.佛在云南.[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11—27.
[9]卢山.云南傣族小乘佛教建筑比较研究.[J].华中建筑，2002（4）：93—97.
作者简介：
刘胜兰（1989-），女，云南丽江人，西南林业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研究生。
2012学年度，全省各地学校重视教育宣传和推荐阅读工作，《云南教育》杂志的教育宣传发行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涌现出一批重视教育宣传、重视向教师推荐优秀读物的优秀学校及个人，为全省各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了表彰典型，激励先进，进一步发挥杂志对学校文化建设的服务功能，根据工作实绩，云南教育报刊社决定对133所优秀学校和70名优秀个人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希望各地全省各地学校校长、教师要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增强教育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更好地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云南教育报刊社
二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2012学年度读刊用刊优秀学校及个人名单
一、优秀学校
特等奖：
罗平县罗雄镇中心学校
一等奖：
罗平县九龙镇中心学校
罗平县阿岗镇中心学校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校
沾益县西平镇中心学校
罗平县富乐镇中心学校
罗平县板桥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华宁县青龙镇中心校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小学
沾益县盘江镇中心学校
广南县八宝镇中心学校
金平县金河镇中心小学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云县茂兰镇教育办公室
耿马县孟定镇教育办公室
广南县珠琳镇中心学校
沾益县菱角乡中心学校
广南县连城镇连城中心学校
景洪市小街小学
巧家县白鹤滩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芒市芒市镇中心校
广南县南屏镇中心学校
广南县那洒镇中心学校
沾益县白水镇中心学校
澜沧县勐朗镇小学
沾益县大坡乡中心学校
丘北县腻脚小学
兰坪县营盘中心校
漾濞县苍山西镇中心学校
耿马县勐撒镇教育办公室
丘北县平寨中心学校
新平县戛洒小学
广南县黑支果乡中心校
广南县杨柳井乡中心学校
丘北县天星中心学校
广南县者兔乡中心学校
罗平县大水井乡中心学校
广南县珠街镇中心学校
洱源县右所中心学校
广南县底圩乡中心学校
峨山县小街中心小学
广南县坝美镇八达中心学校
云县幸福镇幸福完小
景洪市勐龙小学
勐腊县勐腊镇小学
师宗县龙庆乡中心学校
景洪市嘎洒小学
澜沧县谦六乡小学
元江县第三小学
优秀奖：
澜沧县上允镇小学
元江县因远小学
师宗县高良中心学校
罗平县鲁布革乡中心学校
新平县漠沙小学
元江县东峨小学
楚雄市鹿城镇中心小学
武定县香水小学
德钦县第一小学
兰坪县通甸中心校
师宗县大同中心校
勐腊县勐捧小学
盈江县弄璋镇中心校
云县漫湾镇教育办公室
沾益县播乐乡中心学校
广南县坝美镇阿科中心学校
元谋县元马小学
武定县高桥小学
楚雄市东瓜镇中心小学
建水县南庄中心校
金平县勐拉中心小学
芒市勐戛镇中心校
镇沅县勐大镇小学
西畴县西洒镇中心学校
通海县河西中心小学
祥云县祥城中心校
广南县董堡乡中心校
景洪市嘎栋小学
禄丰县碧城镇小学
师宗县丹凤小学
双柏县妥甸中心小学
楚雄市子午镇中心小学
兰坪县石登中心校
文山市第一小学
武定县猫街小学
陇川县景罕镇中心校
沧源县勐董完小
宾川县宾居镇中心学校
广南县连城镇北宁中心学校
澄江县龙街中心小学
丘北县舍得中心学校
勐海县布朗山乡九年制学校
广南县旧莫乡中心学校
彝良县海子乡中心学校
罗平县长底乡中心学校
南华县龙川中心学校
广南县曙光乡中心校
盈江县平原镇城关中心校
景洪市大渡岗小学
峨山县双江小学
彝良县奎香乡中心学校
禄丰县仁兴镇小学
禄丰县金山镇小学
耿马县耿马镇教育办公室
澜沧县糯扎渡镇小学
广南县旧莫乡昔板中心学校
沧源县勐省完小
洱源县三营中心学校
兰坪县兔峨中心校
富宁县第一小学
德钦县第二小学
云县后箐乡教育办公室
景洪市勐养小学
双柏县大庄中心校
洱源县凤羽中心学校
云县栗树乡教育办公室
勐腊县勐满小学
彝良县小草坝乡中心学校
双柏县法中心校
香格里拉县金江镇中心完小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中心学校
楚雄市东华镇中心小学
云龙县长新中心校
峨山县塔甸中心小学
师宗县彩云镇中心学校
师宗县葵山镇中心学校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广南县城区第一小学
文山市开化镇中心学校
彝良县洛旺乡中心学校
昆明市五华区莲华小学
昆明市西山区红联小学
昭通市昭阳区第一小学
昭通市昭阳区北城小学
二、优秀个人
省内
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 龙德芳
大理州教育局 王灿鑫
昆明市教科院 李惠萍
昭通市教育局教研室 张佐才
金平县教育局 李启科？摇
云大附小 谢 静
昆明市五华区科研中心 陈 洁
马龙县教师进校 戴晖明？摇
楚雄师院附小 张文芝
石屏县教育局教研室 张海萍？摇
曲靖市二小 刘丽波？摇
建水县四小 杨保鸿 李桂芳
临沧市二中小学部 郭世卿？摇
昆明市五华区莲华小学 张砾月？摇
禄丰金山镇小学 何建梅
昭通市昭阳区四小 马丽梅？摇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张 明？摇
宁洱县宁洱镇一小 王庆书
禄丰县广通西堡小学 卫彦辰 杨雄显
昆明市东川区一小 许红英
勐腊县勐仑镇中心小学 袁 萍
昆明市高新一小
邱忠琼 罗 蓉 李雪燕 尹 娟
开远市乐白道中心校养马冲小学
李菊华
文山州实验小学 杨艳红
师宗县五龙中心校 黄金荣
泸西县中枢镇石洞小学 李本聪
师宗县丹凤中心校 何家良
威信县第二小学 张 泉？摇
宁洱县直属小学 岳 芳
师宗县丹凤镇文笔小学 梁万美
蒙自市第四小学 解玲春
昆明市书林二小 赵映红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范 敏
陆良县中枢小学 许华庚？摇
沾益县水桥小学 祝 欣
华宁县宁州镇新城小学 陆 艳
禄丰县黑井镇小学 高志彪？摇
华宁县宁州镇示范小学 王绍玲
宣威市务德镇茨嘎小学 张学万？摇
禄丰县路溪小学 刘金刚？摇
祥云县城区四小 杨武昌
省外
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王沙溪学校
边巨星
福建省福清市岑兜中心小学 陈华忠
浙江省绍兴县实验小学 陈金兰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陡岗小学 陈久栋
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 杜兆义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费岭峰
河北省宣化区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
霍 庆
甘肃省会宁县东关小学 李 茜
福建省福鼎市点头中心小学 林风华
福建省安溪县金谷中心学校 马延灯
江苏省宝应县水泗小学 祁顺成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小学 钱建兵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教研中心 孙建锋
山东省海阳市育才小学 孙 娜
江苏省新沂市新华小学 王其华
甘肃省会宁县东关小学 温志旺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教科中心 辛晓明
江苏省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杨敏芬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中心小学
袁昌仁
江苏省宝应县实验小学 张 敏
浙江省仙居县岭下张小学 张卫星
福建省南平市水东学校 郑志平
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以重庆作为陪都，西南就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之所在，西南边疆的兴衰安稳成为国民政府考虑的首要内容。当时不论是学界、民间和政府都开始了对边疆问题的种种研究和探讨。作为民间重要力量的一支，基督教全国委员会率先开始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影响深远的边疆服务工作。受此影响，中国当时一些一流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研究边疆问题的行列当中。其实早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边疆问题即有所重视和关注。1930年教育部特设蒙藏教育，这当时的国民政府设置主管边疆教育行政之开始。[2]不过此时的蒙藏教育司所主管的范围主要局限在蒙古、两地。其时还没有真正提出“边疆教育”这一概念。根据现有的资料考察，边疆教育作为官方正式的称谓形成于设置蒙藏教育司稍后的1931年，这一年前后教育部颁布了《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文件，该文件确立了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在其“组织”一栏中有这样的规定“教育部已有之蒙藏教育司，应积极负责主持边疆教育”。[3]（P831）至此，蒙藏教育司其只能已不局限于蒙藏两地，在以后的过程中，蒙藏教育司在主持边疆教育方面一直处在主要的位置之中。[4]自南京国民政府设置蒙藏教育司开办边疆教育以来，随着时局的演变其教育内涵不断丰富、扩充。
1928年，东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此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教育事业上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发展边疆地区义务教育也提上了日程。同时根据《建国大纲》“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并使之能自决自治”的规定，教育界人士积极建言开办边疆民族教育。1928年5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由甘肃省教育厅提交了一份《融合各民族并发扬文化案》强调，“欲达总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主义，泯西北从来各民族间感情之隔阂，非从促进各民族教育平等着手不可”[5]（P18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在建制上与教育部其他各司平行的蒙藏教育司，表明了蒙藏教育司已经是中央一级的专门主管边疆民族教育的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国家建设一部分的边疆民族教育，其主旨在于通过教育事业达到民族之间的融合，同时在政策上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予以适当之倾斜，以体现各民族之平等。随着抗战的爆发，西北、西南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更是国民政府极力经营的重心之所在，所以这一时段的边疆教育其实施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蒙藏地区，而且教育之重心也由民族平等发展到聚集全体人民的意志以积极抗战。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和1941年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认识行政实施纲要》是实施边疆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法规文件。对于边疆教育之目标有如下规定：“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根据边地人民个别之特殊环境，切实谋其知识之增高、生产技能之增进、生活之改善、体育卫生及国防教育之严格训练”。[6]（P203）由上述三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各阶段其侧重点不同，详略不一，但是仍有其一贯的方针：其一，力求边疆民族教育的推进与普及；其二实施边疆教育一定要与边疆特殊环境相适应；其三通过教育之手段以实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统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之团结。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教育可分为抗战前的草创期、抗战时期的高潮期及战后的分流等阶段。在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抗战之前的西南民族教育
这一时期大致从1931年至1937年，西南边疆教育多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领导下实施的。广西省政府对边疆教育政策，鉴于过去民族政策之有失妥当，为求统一政治思想，提高文化，于1931年4月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以调查、研究、编辑、设计边民生活及教育为主，并以开化边民须从培养师资做起，于1935年1月开办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直属省政府，学生由各县少数民族人口之多寡，定额保送，班级分师范班及师范预备班两种。师范预备班又分为甲乙丙三种，依其程度定毕业年限，教育内容偏重于日常应用课程。此外还在61个少数民族居住县普设各级国民学校，教育边胞。[7]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贵州的边疆教育在此一时期也有渐次展开。1935年视察贵州，曾明令贵州省政府在其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应拨付十万元用于边疆教育经费。1935年4月，贵州省当局开始重视边疆教育，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当时驻军安顺的杨子惠面对边民生活贫苦，文化落后的状况，力促实施共同进化之教育，以增进民族团结。此后他大力开办边疆教育学校，并倡导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改良少数民族服装，统一语言等边教工作，对贵州的边疆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推行西南边教方案，并议定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8所，贵州6所，并于各省原有师范学校内，制定几所学校添设边民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推出蒙藏回苗教育计划，统令西南各省在各边区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是年代表大会宣言，第七项中有“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完成统一。”[6]（P203）纵观此时西南民族教育我们不难发现呈现以下特点：各自为政、缺乏重心。之所以出现此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统一西南之前，中央政府尚无暇对西南边疆民族教育过问，而西南各省当局立足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结合自己的辖区的实际情况，渐次展开了边区教育。并没有显示出统一的标准、政策，各自布局是此一时期西南边疆教育的最大特征。
（二）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教育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富庶的省份沦陷，当时中央政府为坚定持久抗战计，立足于背靠大西南作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对西南方予以足够重视，在此背景下，西南边疆教育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为了能够统一布局，便于在西南顺利展开边疆教育，教育部于1938年在召集有关教育专家之后，草拟了边教方针及办理方针原则。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综合整理，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该方案旨在促进民族融合，提升各少数民族文化，巩固大后方。并且分列各级边教之中心目标，对于培养边教师资、编辑民教教材、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教制度等均有明确规定。194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至此以后办理边疆教育方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之下，先后在西南各省设置国立师范边疆学校、职业学校。如贵州的榕江国立贵州师范，云南有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国立大理师范、国立丽江师范，西康有国立康定师范、国立巴安师范、国立金江初级实用学校、国立西康初级实用学校，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国立清溪职业学校，有拉萨小学、扎什伦布小学等。[7]上述学校的最大作用便是提供了边民教育的师资，为边疆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一时期促使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繁荣的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大量高校内迁。战时各地内迁西南的院校（包括院校本地移动者）共61所。其中，大学22所，独立学院17所，专科学校22所。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是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包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中央警察学校、蒙藏学校等48所院校集中在四川，多在渝、蓉两地。其他院校中，内迁昆明的有10所，桂林5所，贵阳5所，其余则散布在大西南各地。[9]（P352-356）为数众多的高校内迁对于促进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促进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
在部分内迁高校中，有许多专家学者带领学生投身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调察之中。其中尤以大夏大学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成果最为显著。1945年贵州省政府为促进边民文化，发展边民教育，弘扬国族同源理论，融合民族感情，特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直属于省府，内分调查、出版、研究三组。大夏大学就参与了此项工作调查与研究部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员到安顺、定番、炉山调查，完成《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每种共计字数二十余万。此外为配合贵州政府相关民教部门开展工作，大夏大学还分别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民俗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1940年春，社会研究部受当时民政厅的委托，对贵州东西两路边区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进行调查，完成《贵州省西北路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10]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广泛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综合对比研究；在调查方法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使得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由传统的“印象之学”转变到“事实之学”。[11]此外他们的调查工作对于贵州边疆教育的展开也提供了丰富而又扎实的一手资料。纵观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教育可以说成效显著，成果颇丰。西南各省在中央政府统一调度下，依据相同的教育宗旨，为了共同的抗战目标对边疆教育的功用、师资、制度、宗旨等也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不同种类的学校也不同程度地开办，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语
虽然抗战期间西南边疆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特有的，在实施边疆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有民族歧视心理等，这对实践中的边疆教育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西南边疆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如师资平凡、教学无方、语言风俗、[13]学校分散，少数民族子弟就学困难、设备简陋，民族学生毕业后不能就业、民族感情不融洽、经费困难，边胞保守性太强、教师待遇太低等诸多现实性的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政府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与资源用在边疆教育上，这就导致效果并不明显。后来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更不会把边疆教育放在施政的要务之中，致使战后的边疆教育呈现如下两种趋势：一，边疆教育的独立性逐渐丧失。抗战胜利后，部分省份的边疆教育逐渐与国民教育合流，边疆教育机关相应的也予以裁撤，边疆教育经费依附于国民教育经费之下；二，边疆教育由特殊到普通化。抗战前后西南边疆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种类是当时政府和民间公认的。在制度设计、教育宗旨、师资培训、学校设置上都是专门为边疆教育而单设的，但后来此种特殊性日趋丧失。
作者：何腾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