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6:18
原本我对武侠小说一点也不感兴趣，可听很多人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得很好，我也让爸爸买了几本。读过之后，我觉得金庸的头脑真棒，竟可以想出那么多武侠故事，那么多武功名称，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书中处处都是机关，等真相大白的时候，往往出乎你的意料，往往让你大吃一惊，但最后还是为圆满的结局而高兴。金庸的书中在一个故事之前，总是先作下一个铺垫，而你却注意不到，在故事快结束时，你这时才会注意到，原来前面这样写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才会吊起读者的胃口，让他继续往下读。而这正是我写作中所欠缺的。
先来说说《射雕英雄传》这部书。它巧妙地利用了宋朝时宋、金、蒙古三国的微妙关系，为我们讲述了一代英雄-----郭靖的成长过程，以及江湖上的恩怨情仇。
郭靖的父亲是水浒英雄-----郭盛的后代，他的母亲李萍与杨康的母亲包惜弱在混乱中不幸失散，而他的父亲郭啸天也被一名投靠金国的宋官-----段天德所害。李萍逃到大漠，生下郭靖；而包惜弱却无奈嫁给了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杨康也改名为完颜康。
郭靖拜江南七怪为师，但他的五师傅张阿生却被梅超风害死，郭靖也无意中杀死了梅超风的丈夫陈玄风。不久，郭靖为了报杀父之仇而来到江南，遇到了东邪之女-----聪明漂亮的黄蓉，两人一见钟情。但西毒欧阳峰的儿子-----欧阳克却暗暗喜欢黄蓉，千方百计要杀掉郭靖，而郭靖却发现义弟杨康认贼作父，好心想帮他；而杨康却怕郭靖多事，使自己失去荣华富贵，不但不改，还想法设法害郭靖黄蓉，梅超风和欧阳峰父子也从中插事。故事由此展开………
在书中，我最佩服的人就是郭靖和他的师傅-----北丐洪七公了。你也许会问：黄蓉不也很好吗？再说她那么聪明。一开始我也这么想，就连做梦中都羡慕黄蓉的聪明伶俐。当时武林中武功盖世的主要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个，而黄蓉既是东邪之女，又是北丐洪七公的得意徒弟，还是丐帮帮主，简直是于众人宠爱于一身，但我却不喜欢她。为什么呢？因为在书中，黄蓉处处都要耍小心眼儿，而郭靖却纯朴老实。郭靖十分讲信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黄蓉却老喜欢出尔反尔，这样就失去了诚信，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郭靖虽然笨，但他却努力用功，不也照样练就了一身盖世的武功吗？洪七公小时候曾作过奴隶，后来不也成为了盖世的大英雄吗？这就充分说明了，不管你有什么缺陷，只要刻苦用功，一定能够成功的！在这里，我同样想说一点，那也就是认真。郭靖不光努力，还具有认真这个优秀品质。光这两点，即使他再笨，也可以学会一身盖世武功了。虽然有点夸张，但认真是人必须具备的品质。你想想，如果工程师不认真，飞机少了一个零件，这可不只是写错了一个数那么简单的事情呀！郭靖也就是因为在练功时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才有所成就的。在这点上，我和郭靖比起来，真是自行惭秽啊！虽然我聪明，但总是学习没有进步，这不就是因为我不努力认真吗？一次数学测验中，我因为不认真，竟将3看成2，才没得到满分的。在这点上，我真应该向郭靖学习。
还有一点，在书中，桃花岛黄岛主样样精通，无所不能。而她的女儿黄蓉却对什么都一知半解，没一样做得非常好的，这也是她武功不如人的缘故。如果她好好跟她的父亲东邪学武功或者天文、数学等，这时她一定可以笑傲江湖，或当一名天文家、数学家了。但她却拖泥带水，哪个都会，但哪个都不是完全懂，所以这还不如踏踏实实专心学一样学科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毛病，比如我：常常还没学会那个，就要学这个，最后弄得哪个都没学好，哪个都不会。
这就是金庸书中的好处，不仅写了精彩的故事，还写了很多人生中的道理。
郭璞为家里选了一块墓地，离江水不足百步。当时人们都认为离水太近了。他却说，这里将会成为陆地。果然，没过多久，泥沙堆积涨高，距离墓地几十里的地方都成了农田。
晋明帝也懂风水，听说郭璞为人择地安葬，就微服察看。问主人：“为什么要葬在龙角的位置？这样葬法会招来灭族之祸！”主人说：“郭璞说这样，不出三年，能招来天子。”明帝问：“是指家里会出天子吗？”“不是出天子，是能招来天子询问。”
是郭璞真的神奇到这一步吗？这个大学问家，只不过是善于观察，看到了江水沙涨，不久河流就会挪地方，土语谓之“滚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招天子问之事，也不过是他深知晋明帝的性格而已。
后代风水先生硬拉来郭璞当他们的祖师爷，郭璞如果有知，不一定会同意。据纪晓岚考证，关于风水的《葬经》，也是他人假托郭璞之名而作的。
风水之学历来被明智之士怀疑着。明代书画家沈周在《咏风水》中说：郭璞的父母一定是葬在风水宝地了，为何没能保佑他呢？
也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讽刺诗：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山中果有福兴地，何不择其葬乃翁。
想想真是这个理，哪朝哪代皇帝不请最好的风水先生看墓地，又有哪朝哪代能延续千年呢？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中说：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预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呵，三代之后，谁到哪里去打他嘴巴呢？
你信风水吗？也许不一定全信，但也不敢说完全不信。现在农村依旧有这个风俗，而且鲁迅先生所说的“富翁往往预先寻葬地”之事不仅未绝，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人都期望自己及后代兴旺发达，吉星高照，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风水之上。但真正的福兴之地在何处呢？
有一个故事，说刘伯温隐居后，有一次夏日赶路，口渴，向一家女主人讨水喝。女主人舀了一瓢水，却在水中撒了一把秕谷皮。刘伯温只好边吹边慢慢喝。女主人得知他会看风水，就请他帮忙选块地方，他就随便给指了个地方。后来他再次经过，看到这家家富儿孝，很奇怪。说起撒秕谷之事，才知女主人看他满头大汗，怕喝冷水猛了会生病。他感叹说：善良之家不用看风水，哪里都是福兴宝地！
同情敌人就是伤害自己
——读《农夫与毒蛇》有感
三（4）班丁雨桐
寒假中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克雷落副洛夫寓言》。书中每一则寓言都发人深省，让我身受启发。其中《农夫与毒蛇》一文我最爱看。这则寓言主要讲了有一条毒蛇装作很善良想和农夫“交朋友”，农夫
没有相信蛇的花言巧语，拿起斧头就把毒蛇砍死了，保护了自己。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坏人虽然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可他始终改变不了自己邪恶的心和贪婪的本性。读了这则寓言，我不由想到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猎人追杀着一只狼，狼四处逃窜，它看到了东郭先生，便恳求他把自己藏起来，并且还说：“我不吃人的！”好心的东郭先生便恳求他把自己藏进了书袋子里。当猎人问东郭先生是否看见一只狼时，他却说：“我没看到。”当猎人走开狼钻出袋子时，它却恩将仇报想把东郭先生吃了。东郭先生大声呼救，在这紧要关头幸亏
猎人赶来把狼杀了，东郭先生得救了。
我们身边也有像毒蛇和狼这样善于伪装的人，对他们我们不能仁慈要像农夫和猎人一样警觉，时刻提防这些贪婪而凶残的恶人，并想
办法惩治它。要知道：同情敌人就是伤害自己。
花木兰可以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果说她这一举动业已彰显了作为男子能够做到的、妇女也照样能够做到这一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光辉的话。那么，下文描述的木兰得胜归来后的言行、情操，就更为可贵，增强人们“经过不让须眉”之感。诗中描绘道：“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由于木兰的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胜利归来，所以天子特予召见。其策勋之高、赏赐之厚，也是超乎寻常的。然而在这些功名、荣誉、利禄面前，木兰的心情不是艳羡、热衷、贪恋，而是淡泊名利、不同流俗。她的要求只是“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代父从军的女儿终于凯旋，爷娘是何等的欣喜！诗中这样描绘爷娘闻讯后的表现：“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可是，“郭”究竟是指哪里？
“郭”字，现在一般通行的解释是“外城”。袁行霈先生在其《历代名篇赏析集成》里面只是一笔带过、不置可否，只是说：爷娘欢欣鼓舞，为了迎接木兰归来而“出郭相扶将”。而朱东润先生则直接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明确提出：“郭，外城”。这对后来“郭”字释义、教学的影响很大――许多现行的语文教材也是如此注释的，笔者在听许多老师上课时也都这么解释。再看现代学生搜索频率最高的百度浏览器、《语文教材全解》等教学参考资料，也都是持这一解释。然而，笔者以为这种解释还是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外城和内城距离较远
外城，意思是内城外之郭，即在内城外修筑的又一层城墙，多用来御敌。《南齐书・垣崇祖传》：“贼众我寡，当用奇以制之。当修外城以待敌。”《北齐书・段韶传》也有叙述：“韶登山望城势，乃纵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斩获首级”。既然是用来御敌，外城和内城当有一定的距离。根据考古专家对秦始皇陵的考证，其外城成长方形，东西长103.6米，南北跨度16.4米。一个秦陵的外城尚且如此，外城规模可见一斑。而文中叙述到“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一个“扶”字点出了父母年事已高、年迈体衰、需要相互搀扶着才能够勉强行走。而年迈的父母相互搀扶着远远地走出外城迎接，其情可赞可歌，却与理不符。
二、花木兰家居住之地乡村特征明显
《木兰诗》是一首北朝民歌，它给我们讲述的是木兰从军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木兰诗》的具体创作年代、作者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诗歌的字里行间对木兰的家世、周围环境特征亦可以窥见一斑。如“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等都蕴含着较为丰厚的信息。依靠织布到晚上来维持生活，说明家庭比较困窘；在门外杀猪庆祝喜事临门，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随便出门，并不是“大家闺秀”之姿态和风格。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农家村庄符号的特征。既然是民间故事，既然拥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既然木兰不是城里人，又何来出“外城”迎接之说？
三、“郭”字，义为物体的外框或外
其实，“郭”字在《汉语大字典》中的意思除了“外城”之外，还有“物体的外框或外壳”这一层含义。如《释名・释兵》：“弩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又如《史记・平淮书》：“有司有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令不可磨取焉。”再如：《颜师古注》：“郭，谓四周之内也。”根据这个意义可以思考出“出郭相扶将”中的“郭”字的意义。既然，“郭”可以翻译为“四周的外框亦或是周围的边或框；那么，木兰家周围的四周的外框究竟是什么呢？依据古人乡村建房、筑居的风俗习惯，房子就好比“内城”：而外面则是篱笆或者是围墙。因此，“出郭相扶将”的意思就应该是：木兰的父母互相搀扶着走出自家的篱笆或围墙去迎接爱女得胜而归。
四、“郭”字在古代诗句中有用作“篱笆”例子补充说明
“郭”字作篱笆义或围墙义讲，在古代的诗歌之中也绝对并非偶然。唐代孟浩然在自己所写的《过故人庄》中写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样的诗句。本首诗描绘的是友人准备好了农家饭菜，邀请我去做客，我看见的田园景色――村边绿树环绕，村外青山逶迤。这里的“郭”就不能翻译成“外城”，否则，简直与诗中描绘的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很不协调。所以只能翻译成“村庄的外墙”，也就是篱笆或者是围墙。同样的道理，只能将文中的“郭”字理解为“围墙”或者是“篱笆”，才可以同《木兰诗》的教材文本吻合无缝、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蒋文孝.秦陵外城北门门址发现的考古学认识[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
[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Z].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1936年12月12日夜，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是最为慷慨激昂的一夜。这一夜，少帅张学良将他的血性，霸气，民族良心以及缜密的心思、果敢的性格通过“西安事变”速出历史大戏进行了最酣畅淋漓的演绎，尽管后来他忖出了半生的自由与所有的政治生命，甚至客死异乡作为代价，但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历史的车轮在不断滚滚向前，那些英雄岁月中激动人心的故事开始渐渐被历史的尘埃封存，如今，少帅已经驾鹤西去数年，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低，然而来到张学良的故乡沈阳，我发现在这里张学良身上的那种特有的奉天精魂几乎播撒到了每个人身上，与张学良这对父子被讲述了数十年的故事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仅仅没有丝毫的褪色，反而被那些崇敬他们的人们演绎的格外精彩。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每个沈阳人在讲述与张学良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让自己变得热切而自信，他们由衷地相信这对父子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更对今天的沈阳这座城市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张氏父子让沈阳和沈阳人都获得了在当下中国格局中某种程度的话语权，这对于沈阳的今天以及未来当然是很重要的。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名入铸就了城市灵魂，凸显了城市的文化魅力，名人故居作为名人成长的记录和文化创造的见证者，作为名人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这足以说明，郭俊胜经营大帅府的理念已经从对历史名人的追溯和缅怀上升到了城市灵魂重塑的高度，这就令他的工作与人生追求具备了更加显著的现买意义。
穿越历史的硝烟
走进张氏父子的故届“大帅府”我们能发现，在大历史舞台之下的与张学良的故事比传说中更加具体而生动。大帅府又称“少帅府”或“张氏帅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914年，占地3.6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大帅府里楼宇林立。庭院相连。放眼望去，雕粱画标的四合院，水榭庭台的帅府花园，恢宏气派的大青楼，欧式风情的边业银行、帅府办事处、红楼群以及小巧雅致，中西合壁的小青楼、赵一荻故居，错落有致，交相辉映。
在张学良离开大帅府60几年之后，郭俊胜以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的身份入主大帅府。如所有的沈阳人一样，郭俊胜是听着东北王与少帅的故事长大的，怀着某种崇敬之心，郭俊胜这几年将太帅府经营得有声有色，让这个曾经在历史中日渐荒芜的东北第一名人故居，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郭俊胜说：“张氏帅府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展示张氏父子、金融发展史为主题，集专题性、名人故居性质为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馆内现有《百年张学良》，《与张氏家族》等专题陈列展览以及张氏父子办公和张氏家族居家生活场所的复原阵列，真实再现了20世纪叱咤风云的张氏父子鲜活的生活片断和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在宏伟而精致的帅府建筑群和其主人送留下来的物件中我们能够找到那些故事最确切的证据，也能够发现以“东北王”为最佳榜样的东北性格的孺头所在。
每个帅府入都是自豪的，同时也是略带伤感的。郭俊胜满怀深情地说：“从两次直奉战争到被炸身亡，从东北易帜、杨常事件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刃光剑影、惊心动魄、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就是在这里酝酿，决策和发生的。这里曾届住过、张学良，张学思三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父子三八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为这座庭院赢得往日的光彩与今日的瞩目之时，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帅府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原本恢宏壮观的官邸变得满目苍夷，曾缝森严壁垒的帅府中院和东院被辟为国空图书馆和中央国立博物馆幸天分馆列外使用。解放后，大帅府长期由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省文联等多家单位办公使用。期间，又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本精美的建筑浮雕被铲平，水榭亭台的假山和凉亭被拆除殆尽、一座座、一栋栋违章建筑拔地而起，帅府内外的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历经战火洗礼与岁月冲刷的帅府失去了往日的容颜，显得破败而凄凉。
1988年12月12日，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帅府，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自2004年郭俊胜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以来，太帅府更是重现了往日风采，从建筑修缮，藏品征集到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前往观瞻。2008年，大帅府的门票收入突破了2000万元，增长率也保持在20％左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2月1日，在原张氏帅府私家银行一边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沈阳金融博物馆正式列外开放。张氏帅府博物馆与金融博物馆在台署办公的全新模式下，通过精心运作及大力宣倦，金融博物馆当年接待观众量已达30余万人次，门票收入更是跃过了600万元的太关，开创了同类型博物馆当年开馆，当年实现经费自给自足的先河。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张氏帅府博物馆已由当初的一个院落、一个基率陈列，发展到展出面积7339平方米，对外开放面积3万平方米；集收藏、研究、展示张氏父子、金融发展史为主题，集专题性、名人故居性质为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强馆之路
在多年的帅府经营中郭俊胜积累了丰富的博物馆建设经验，在他看来，名人故居类型的博物馆有它的独特优势，因为它的风格很鲜明，带有很强烈的故事性。具体到博物馆的建设和经验思路上也就有着它的独特性。这几年来，大帅府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广泛的瞩目，如今它已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博物馆，发展成为辽沈地区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历史人文景观。郭俊胜馆长说：“建筑的修缮、复原；藏品的征集以及学术研究是这些年大帅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帅府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硕大的民国建筑陈列馆。建筑群内巧夺天工的建筑装饰艺术，同样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三进四合院的磨砖对缝工艺在全国罕见，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等建筑装饰，堪称一绝，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东北地区绝无仅有。充满浓郁民国文化特色的帅府建筑遗迹以及帅府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是每一个参观帅府的人所首先关注的，这也是该馆最引人瞩目的特色之所在。“博物馆在成立之初，就将恢复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帅府原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自建馆以来，我们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先后对三进四合院，大青楼、小青楼、赵一荻故居、边业银行进行了数次科学严谨的维修和保护。在复原维修中，我们始终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本着尊重历史、
尊重科学的态度，完全按照古建维修的原则以及传统工艺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大关，使原本满目凋零、破败不堪的帅府‘焕然新’，恢复了往昔的原始风貌。在复原维修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将帅府主要建筑的重点房间进行了复原陈列，使观众能够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中，得以领略东北第一名人故居当年的生活与工作的历史景象。”
在对帅府进行全面整修，恢复帅府历史原貌的同时，郭俊胜馆长十分重视对帅府蕴含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复原。2008年，该馆根据所征集到的，反映帅府20世纪20年代帅府的珍贵历史资料片，重点恢复了三进四合院“万福流云”仪门和彩绘敬德、泰琼的大门以及几处重要的匾额。提升了张氏帅府博物馆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使得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宅院散发出独具魅力的文化气息。
自建馆以来，张氏帅府博物馆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征集工作，建立了相压的文物征集网络和信息渠道，拓宽了文物藏品的来源渠道。经过近20年的发展，张氏帅府博物馆已积累了近现代文物共12大类，2.5万多件藏品之多，形成了张学良百年人生、与奉系军阀、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名人书画、东北金融发展等多个收藏系列，具备了基本完整的收藏体系，为陈列展览、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物资源。张学良晚年遗物的大规模入藏以及日本友人捐赠的20余件有关的原物，进一步丰富了馆藏，也使得张学良百年人生，与幸系军阀两个收藏系列的藏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近年来，张氏帅府博物馆不断拓展文物藏品来源渠道，建立了灵活有效的征集机制，重视提高文物藏品征集的数量和质量。一批关于大帅府纪实电影资料片的征集购买，为张氏帅府博物馆的全面复原维修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历史依据。2007年11月开始的东北近现代史专题征集工作，更是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大帅府的藏品数量。而且从2003年开始，张氏帅府博物馆的保管工作已开始向数字化管理迈进，逐步建立了馆藏文物数据库，开始实施藏品的信启、化管理。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全面完成了藏品数字信息库影像的拍摄及录入工作，使藏品管理工作迈入了科学化，信息化管理的时代。
张氏帅府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馆内的科研工作，紧紧围绕他们的性质和主题，大力倡导以、张学良父子为研究龙头，兼及幸系军阀史、东北军史的科研工作，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先后编辑出版了《百年张学良》、《自由的代价》、《我说张氏帅府》，《张学良旧居》等多部研究专著。同时，积极组织学术研讨、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国内，国际其它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研讨活动，曾于1996年、2002年、2004年分别举办了以“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张学良伟大爱国业绩”及“张学良研究”为主题的三次大型学术研讨活动，为国内外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2003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张学良研究》系列专辑，如今已成为相关学者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园地。2007年，郭俊胜馆长在原有科研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打造研究型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在他的主持下，张学良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该中心汇聚了全国21位在张氏父子及东北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的专业学术组织，显出帅府人决心走出一条学术强馆之路的决心和魄力。
沈阳：谁的故乡?
书法家商承祚曾应徐悲鸿所求评论徐的画。商承祚取四张纸评徐画：一张称，“吊死鬼的美人”，说徐画人颈过长；二称，“三条腿的马”，是指徐画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三称，“狐狸尾的猫”，说徐画猫尾下垂，用笔过于夸张：四称，“甘蔗的竹子”，指徐画中的竹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也。徐听后大笑不止。
章太炎重口昧挽联
民国外交家伍廷芳病逝后，其子伍朝枢对当时以讲学为业的章太炎说：“先父体素壮，只因总理蒙难事，奔走港澳，疲劳过度，才病倒了，十天之中，须发白了许多。”章笑说：“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此例。”又谈及仅以火葬，伍说：“此在欧美本属平常，中国实为创见。”章又笑说：“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即是火葬。”伍至此啼笑皆非。不料翌日章命人送上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
在近代诸多军阀中，张宗昌算是名声最不好的一个。在所有讽刺张宗昌无能和昏庸的段子中，流传最广的是所谓“三不知将军”的称谓。哪“三不知”呢?一是不知道自己手下的士兵数量有多少；二是不知道自己的钱财有多少；三是不知道自己的姨太太有多少。
袁同礼和蒋廷黻的旧书争夺战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从事外交事务的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表示对这两本书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辜鸿铭用外语回击洋人
辜鸿铭某日游北京茶园观剧，有两洋人坐前排，其中一人回头见辜容貌古朴，衣衫破旧，就用英语对同伴说：“中国人愚陋不洁，可以后座之老人为代表。”辜听了遂以英语责备：“你们来此看戏，竟敢公然侮辱华人，好生无礼，况且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愚陋?”洋人很难堪，复用俄语说：“不料此愚陋老头竟能说英语。”辜听了立即用俄语痛斥。该洋人大惊，急起谢罪，并表示敬佩。
奉化县长徐之圭批准蒋宋成婚
蒋宋成婚时，奉化县长是徐之圭。某日，徐的同学张明镐去看他，徐对张说：“你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是与原配毛福梅的协议离婚书。徐之圭笑道：“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张打趣说：“贵老爷若在这份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两字，定必名扬千古!”
郭沫若被称“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宁和平奖。郭沫若在1950年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郭沫若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齐世英（1896-1987），字铁生。辽宁铁岭人。其父齐鹏大，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参加奉军。齐世英18岁考取官费负笈日本，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德国海台山大学毕业。1925年，回国入郭松龄帐下担任文职。同年11月，郭松龄兵谏，郭兵败被枪毙，齐世英流亡。1949年去台后，任一家杂志的发行人。
巨流河，是辽河在清代时的称法；哑口海则位于中国台湾南部，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齐邦媛将父女两代人的历史悲情地抽象为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故事，一路的流离失所，一路的悲欢离合。在齐邦媛心目中，她真诚地相信郭松龄起兵反对，是出于爱护故土、反抗军阀的动机。齐邦媛笔下的父亲，就是一个完人，无论是他人生的任何阶段，永远站在正确的一方，彰显伟大的人格力量和良好品行。“先生英逸挺拔，器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今大臣之风。”在口述自传里能发现，这成为很多人对他的赞誉。
她的父亲齐世英，在那场手足相残的血战中，身为局中人之一，并位居要津。从德国、日本学成归来的东北汉子齐世英，在东北军郭松龄部任职幕僚，负责外交事宜。郭松龄兵败身亡，齐世英在日本新民屯领事馆避难半年有余，随后出逃投奔南京中央政府。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就如同一座大楼的框架结构，清清楚楚在眼前。而世人对这场东北军内讧的评价，则是繁复的安装和装修过程，可供商榷修改的余地很大。
限于手头没有其他资料，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张氏父子的粉丝，对郭松龄和齐世英作出口诛笔伐。批评者们多是东北人士，以家乡自豪，固十分气愤郭松龄的破坏大局。结合史料来看，他们说得有道理，兄弟阋于墙，使得东北军元气大伤。郭军气盛之际，为了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援助，或至少得到表态支持，权宜之下签订了日本提出的密约。这固然是丧权辱国的行为，事后耍无赖来抵消日方的趁火打劫，这般不守信用加速了日本杀他之心。历史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因素，很难假设没有郭松龄的兵变，是否还会有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或者皇姑屯事件将推迟若干年。或者说，郭松龄取代后，东北治理会变得更差。
纵观郭松龄，其失败是必然的，他性孤傲，在东北军内人缘并不好，而东北军又是一支以张氏父子为中心的乡土子弟军。起义之前，他居然与中国现代史上最最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结盟，也就难逃被出卖的命运，不失败才怪。郭松龄枪毙来平和劝说的同仁姜登选将军，在军政府内部瞬时失去一片人心，反留下气量局促的恶名。于是，在很多东北军政府人员看来，齐世英是助纣为虐。
全书自始至终，有很大部分是齐世英在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作出辩解，给人难以释怀、睚眦必报的感觉。他跟张学良、跟熊式辉，是人生之中的两大段恩怨，也是他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认为自己出官费培养齐世英出国留学，结果养虎为患，而齐世英义正词严认为这不过是张土匪剥削来的民脂民膏，他反对大帅是顺乎民心的。
出走东北南下，齐世英从此进入国民政府麾下，担任起党务工作，但这份活，说得不雅是搞特务工作。从此以后，东北人士在中央政府中任高职，最显眼的便是张学良和齐世英两大山头，齐世英收拢了郭松龄的部下，两派的明争暗斗不曾停歇下，尤其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追随张学良入关寄人篱下。沦丧家乡的耻辱，无力回天的遗憾，还有两派的斗气，尤其是1936年国大选举之争，以及齐世英状告张学良联共，让张学良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以国共合作的局面改写了历史进程。
的日记，在西安事变之前曾有这样的记录，“某日，齐世英陪同郭松龄胞弟大鸣来见，语多攻击汉卿，迹近挑拨，颇震怒。面斥彼等之非，不识大体。汉卿效忠党国，不容他人侮蔑。”张学良事后为兵谏辩解时，把怨气朝着齐世英放，“一则……二则……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件地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以至于、何应钦都亲口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责起西安事变的责任。
齐世英与熊式辉的矛盾，则围绕着抗战后中央政府接收东北，熊式辉时任东北行营主任，是一把手。这场为时不长的争议和抵牾，可以看作南京政府与东北旧人们争夺对黑土地的代言权，背景是中央政府决议用非东北人去东北。
谁才能真正代言东北？齐世英和张学良，以及身后的两方阵营争来夺去，结果双方皆满盘皆输，输给了谁也想不到的。1981年，张学良去荣总医院探望住院的齐世英，两人皆年过八十，皆失去了家园和故国，就像小说中顺理成章的情节发展，两老翁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少恩怨追随前尘往事化为乌有。齐世英开始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齐世英在一生回顾中，自认“那些擅于奔走专营而红过一时的人，40年后再看他们也不过尔尔。”他说自己看不惯政客，也无意做政客，但至少他去台湾之前的仕途生涯，不正是一个标准的政客吗？他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交好，也就是身为CC系中人，这何以能脱却掉自己的政治私欲，从派系争斗中洗白而出。齐世英认为张学良表面上拉拢过自己，盛世才于己交情深刻，他却不愿利用盛世才的力量在中央借重，谁都知道盛是什么人，这未免有些臭美了。
齐世英在晚年做得最漂亮的事，一是他与雷震等人组建新党，在雷震被捕后人人自危的高压环境中，他为雷震聘请到梁肃戎律师做辩护人，同时在自己主办的《时与潮》杂志上刊登有关此案的文字。二是美丽岛事件中，齐世英以党国元老的身份给受害者提供了不少帮助和庇护。齐世英敢如此做，当然首先是出于自己的理念和原则，其次不排除自恃元老身份，有恃无恐。齐世英遭到的惩罚，仅是被，蒋经国当政时，他那张辽字第一号的党政就被送还归位，这点代价，连皮肉擦坏都比不上。
媒妁之约――张琼华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20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张琼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异国之恋――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他在医院洁白而又宁静的走廊里,无意中见到了一位年轻的看护。她体态丰润,皮肤白嫩,圆端端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岁。
大约一星期以前,郭沫若陪同学过来看病,佐藤富子曾对他留下过印象。今天在走廊里,佐藤富子又遇见了他。她主动招呼起他来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混合着欣喜和艳羡,掠过了郭沫若的心头。他故作镇定地向富子说明想拿X光影片的来意。
佐藤富子给郭沫若寄来X光照片时,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事情。原来富子是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当了一名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遍读着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从此,东京到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转眼到了年假,郭沫若再次来到东京。他告诉佐藤富子:“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佐藤富子最终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正是佐藤富子给了郭沫若一段新的生命,他给她取了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郭沫若和安娜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处境。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永远和家庭疏远。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
忘年之交――于立群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介绍与小他24岁的于立群相识了。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她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他身边。
于立群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设法到陕北读书。11月26日,于立群和郭沫若先后离开上海赴香港。在港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12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又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
郭沫若来广州后住在新亚酒楼。元旦这天,他突然接到来电,让他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关键词：《十七岁的单车》 情境设置 叙事态度
情境设置在电影的创作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所谓“情境”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素：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的关系；对人物发生影响的具体事件。情境在电影的叙事层面具有组织情节，构架故事等基本功能，同时，对于影片主题的表达和导演风格化表现方面同样重要。本文笔者尝试对电影《十七岁的单车》的情景设置进行分析，同时发掘隐藏在情境设置背后的导演的叙事态度。
一、自然环境设置
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的活动场所，生存场所等等。导演把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北京，应该说在这里，北京已经失去曾被广泛赋予的文化涵义或政治喻指，这里只是提供故事发生的―个大都市而已。在影片中，都市环境是显性的，而农村环境是隐性的，它主要集中在郭连贵和同乡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形成对置，进而为郭连贵的一系列行为引发的情节奠定最为根本的矛盾基础。
影片中涉及到的主要场景大体可以分为：以郭连贵为主的小卖铺、快递公司、公路和几个快递的地方，其中主要的场景应该是小卖铺和马路。
小卖铺是郭连贵的同乡开的，是他暂时的委身之所，他从农村出来到北京打工，投奔的就是这里。在小卖铺有一面墙，对面是“城里人”的住宅，导演在这面墙上设计了一个砖洞，透过砖洞，看到了高楼里的女人，整天无所事事换衣服。这个洞实在是满足了外乡人对城里世界的窥探欲望，而且只能是“窥探”，不可能进行平等正常的观察，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外地人”，而且是农村人，心理存在一种天然的低微感和间离感，这个砖洞微妙地表现了这种心理。而且如果要在这个城市生存“关键是不能让人看出你是个外地人”(郭连贵同乡语)。
郭连贵还有很多的时间出现在送快递的路上，他卖力地骑车，就是为了能够做好这份工作，赢得在这个城市存在的凭依。这种在路上的表现无疑和人物的漂泊无依的心理有关。
影片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坚。他生活的空间主要是大杂院和平房区。这是一个在高楼大厦包围下的旧城区，到处是破旧的围墙和错综的胡同。高耸的大楼和低矮的平房形成对比，折射人物艰难地在缝隙中成长的心理状态。
二、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设置
人物关系是构成情境的重要因素。编导在设计人物关系时，充分考虑到故事的构架和情节流程。从某种角度来说，在电影中所谓的人物关系，也就是性格关系。
(一)主人公郭连贵的角色设置
郭连贵是一个从外地进京打工的少年，典型的小人物形象。在繁华喧嚣的大都市一无所有，虽然投靠―个开小卖铺的同乡秋生那里，但是更多表现出一种局促不安、无助渺茫的状态。他在一家快递公司作快递员，公司承诺只要做到一定数额就可以得到一辆自行车。就在完成年定额的头一天他的自行车被人偷了，他无比沮丧，又非常无助，决定找回自己的自行车。
影片的开始部分陕递公司的经理说是要帮助这些农村来的人尽快的适应社会，但是就是在这个“城市化”或者“社会化”的过程中，郭连贵表现的是更多的不安和不适应。比如酒店的自动门，比如稀里糊涂到澡堂子洗澡。在洗完澡被服务员要钱时，他一直强调“当初是你叫我进去的”“是你们叫我进去的，是你们一进去就把我的衣服了”，其实，小贵强调的“你们”就是城里人，进而可以理解为这个城市，他并非自愿，而是一种强迫的行为。可以看到小贵“城市化”的过程，实在是一个被迫无奈的过程。这里需要联系一下前面的几次他与同乡秋生的对话。他的同乡很明显比他旱进入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对城里人已经有所了解，因而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城市生存“关键是不能让人家看出你是个外地人”――其实就是“城市化”。秋生还让阿贵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刷牙。但是，就像秋生说的，“我要有了钱，天天喝糖水，喝红糖水，一天三顿都吃排骨面”，“听说饭店的厕所还放音乐，要是我，我可尿不出来”，无论怎样模仿，他们仍然是外地人，有些东西一时是很难改变的。这也就形成了小贵和这个城市的矛盾。
郭连贵的性格用电影里的话来说就是“轴”“倔”，这也主要体现在他对自行车的态度上――自行车承载了他太多的东西，在这个城市里，小贵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的那辆自行车，那是他亲手挣来的，证明了他的存在，是他在这座城市生存的意义证明。
我们说人物关系其实就是眭格关系，也正是因为郭连贵性格上的“轴”“倔”才引发一系列的事件。自行车被偷了以后，如果不“轴”，可能就会另外找一份工作，如果不“轴”，可能就不会一直找自行车，如果不“轴”，可能即使找到了自行车，在小坚同伴的威胁甚至是给他钱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放弃这辆自行车。总而言之，郭连贵的性格设置是从整部影片的情节整体走向角度出发的，否则故事将无法进行。
(二)主人公小坚的角色设置
小坚相对与郭连贵来说是典型的本地人――北京人。应该说，作为本地人，是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的，但是他们两个又极其相似，同是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小人物。
十七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期，对爱情的渴望，对自我实现的急切。以及对成长的焦虑，都集中地投射到对单车的渴求上。小坚急切希望证明自己，喜欢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硬邦邦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地挫败他那颗脆弱的自尊心。偷拿家里的钱买自行车，和郭连贵谈判，与潇潇的爱情，拿板砖拍情敌大欢，这一切的行为都是一种证明自我的尝试。
小坚所生活在―个非常普通的大杂院，噪杂破旧，市井气息非常浓郁。小坚的家是―个重组家庭，家境非常地拮据。父亲几次三番的承诺给他买一辆自行车，却总也兑现不了，于是，他无法在忍受大人的欺骗，偷偷拿了家里的钱，去旧货市场买了辆“黑车”(当然就是郭连贵丢的那辆)进而围绕着这辆自行车两人产生出一系列的事件。
小坚敏感而脆弱，自尊心极强，甚至有一些自闭，他也极力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因为这种性格，小坚才会如此在意朋友的评价，如此在意一辆自行车的得失，如此在意潇潇的对他的态度，进而才会产生与之相关的行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十七岁的单车》中，编创人员对两个主人公性格的设计花费了心思，利用人物的性格关系来形成不同的人物关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体现一种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两位女性角色的设置
分别与郭连贵和小坚对应的是两位女性的设计，即周迅饰演的小保姆红琴和高媛媛饰演的女学生潇潇。这两个人物的戏份不多， 但却是揭露两位主角心理的重要因素。影片将人物年龄设定在十七岁，那么，青春期的冲动、对爱情的渴望、对自身的认知等等普遍性的话题必然反映在影片中。
郭连贵对红琴的感觉是青春萌动，也是深埋在内心无法表达的痛苦。郭连贵对红琴的视角总是设定在偷看的角度，从不敢正视。最开始郭连贵是透过围墙上的一个砖洞窥视红琴而产生的好奇，然后在撞倒红琴之后产生了一种好感(当然当时阿贵并不知道红琴也是从农村来的)。后来红琴来小卖铺打酱油时，到小卖铺找东西时，郭连贵都是低着头偷偷地看。透露出紧张和不安。
潇潇的设置是从小坚的角度进行的，影片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两人互有好感，艨胧而美好。但在小坚丢失自行车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因当然是小坚好强的自尊心，伤害了潇潇，随后潇潇和大欢走在一起，引发纠葛，最终，小坚的爱情也破灭了。
可以说，红琴和潇潇的设置一定程度也是扩大了导演表现的范围，丰富了影片的表现内容。
三、对人物发生影响的事件
事件在一部影片中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也是塑造人物的重要的方面。人物关系和事件的相互作用构成一部作品的基础。“事件作为情境的构成要素，指的是能够引起矛盾的那些事实”。
概括地说，这部影片就是围绕自行车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展开。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影片的两位主人公经历了各自的十七岁中一段难忘的历程，伴随着对自行车激烈的争夺和占有，两人也从最初的对立走向了和解。
可以说，两人对自行车的态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开始时的激烈的争夺还是最后两人和解(甚至表露出淡淡的友谊味道)，两人都在自行车上投射了自我，而且对自我的认知是通过自行车来进行的，这其实就是精神分析理论上的“他者”存在形成“我”的认知――通过对自行车的占有来证明自己。对于郭连贵来说，自行车是他在这个诺大城市的唯一依靠，是他“存在”的证明；对于小坚来说，自行车则是他自尊心和爱情的证明。
四、结论――情境设置折射出导演的叙事态度
导演王小帅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要尽量摆脱技法本身的束缚，把人的本体，人最深处的东西拍出来，这才是电影的真谛”，“这么多年来，中国电影终于出现个体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出去后人们会用比较新奇的目光去看他。他讲的是一个个体很平常的生活和关系，这又变成了我有信心的一点”。
他始终关注个体，尤其是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既然是关注个体，那么选择就要呈现生活的本态，尽量剔除加工的成分。但是作为艺术的电影，决不是照搬生活，必定是主体的加工选择和艺术创作，反映到这部影片，导演较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
迪纳·伯奇（DinahBirch）在记载中(2005年5月20日)声称安徒生对那些能够超越“理性价值”的读者特别有吸引力，相反那些“充分相信逻辑规则的人可能对他充满敌意。”她说对安徒生作品特别不以为然的克尔凯郭尔拥有一颗被逻辑冷酷的心，甚至不能对《海的女儿》或者《丑小鸭》中表现出的痛苦做出反应。她说，他觉得“安徒生没有任何歉意地直接从儿童的自我中心转移到虚构的故事中去侮辱了他成人的判断力。”所谓的“童话故事”在他看来是“粗俗的，或许是对艺术尊严的背叛。”那种认为该哲学家不能欣赏孩子想象力的精细复杂，是个孤僻的老笨蛋的想法或许能赢得很多人的喝彩，但并不符合克尔凯郭尔及其著作的客观事实。
他当然是哲学家，不过是没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家。他讨厌抽象观念，总是更喜欢曲折多变的、主观性的喜剧，而不是系统的、缺乏个人色彩的理论。他在其中一次俏皮话中写到如果我能见到理论体系，“我会像别人一样愿意屈膝跪拜，”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有一两次我几乎就跪下来了，就在我以免弄脏裤子把手帕放在地上的时候，向理论家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我问“请坦率告诉我，理论彻底完成了吗？因为如果是，即使弄脏裤子我也要跪拜这个理论。”但是他们总是回答说“不，恐怕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体系再次迟到，我的跪拜不得不再次推后。
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完成的体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体系，克尔凯郭尔怀疑难怪古代哲学家总是找出各种慌乱的借口让我们再过一天回来找他们。他说，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从来不可能在思想进步过程中被清扫出去的，“不管我们能从前辈中学到多么多的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从前人那里学来的，那就是真正的人性。在这方面，每代人都是崭新的，其任务和前一代人的任务一样，不会走很远，除非前辈人碰巧逃避了自己的职责，欺骗了自己。没有一代人是从前辈人那里学习如何爱，没有一代人不是从头开始的，每代人的任务从来不会比前代人更小，如果任何人想和前人不一样，不愿意与爱同行，希望走得更远，那纯粹是空洞和愚蠢的胡说八道。但是许多人很难把自己对普遍进步的信仰抛到一边，他们总是说“我们要继续前进，要走得更远。”如果对前进的狂热是当今时代典型特征的话，那也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了。
取得进步的愿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默默无闻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过“你从来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而是更进一步，补充说“你甚至不能走进河流一次。”
为了超越老师，这个学生用乏味的、绝对静止的确定性替换了精炼的对变化普遍性的认识。克尔凯郭尔感叹到“可怜的赫拉克利特，可怜的赫拉克利特，怎么拥有这样的学生。”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现代崇尚进步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就像赫拉克利特的学生一样。他们对脆弱性、不可预测性、和哲学眼光的怪异性缺乏感觉。对无休止进步的渴望让他们想象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个人生命的极限，曾经被勤劳的祖先学习的人生教训现在可以拿来阅读，但不必要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克尔凯郭尔在早年就认定战胜他那个时代无休止的哲学乐观主义的最好武器是幽默和讽刺，而不是理论上的辩论。当然有很多嘲笑哲学辩论仲裁者的前例。比如，蒙田（Montaigne）的随笔，或者从霍布斯到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和边沁（Bentham）嘲笑真理刻薄检验的英国传统。但是说到克尔凯郭尔，他是在哥本哈根大学著名的学位论文“论反讽的概念——对苏格拉底的反省”（TheConceptofIrony,withcontinualreferencetoSocrates）中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说利用笑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源头。
哲学家总是把苏格拉底作为他们传统的创始人，但是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说到他特别的幽默感，哲学家们一直有个盲点。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个讽刺家，他的教学是在讽刺所打开的内外或者真正的意义和虚假的意义之间的鸿沟中进行的。讽刺如果不是故意地掩盖或者欺骗的话，至少也涉及对自己观点一定程度上的缄默和节制。那些陶醉于进步和明晰的哲学家肯定把讽刺看作“等同于虚伪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容忍讽刺，除非能把讽刺局限在弄清一些初步的误解或者让读者做些准备活动然后再谈论坦率和字面的系统观点的特殊场合。但是在试图把讽刺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忽略了某些种类的知识包括其中最重要的知识并不符合确定的或者积极的模式的可能性。
他们忘了苏格拉底本人从来没有展现自己的观点，更喜欢以辩论普遍智慧的伙伴或者讽刺一切的形象出现在雅典公民的面前。就好像他没有任何独特的观点，没有个人的信念或者信仰，只是狡辩的伎俩和伪装的保留剧目，运用这些他可以逼得挑战者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观点，不得不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为止。克尔凯郭尔提醒我们，苏格拉底式讽刺家否认真实的自我就是要“用诗一样的方式创造自己”，保持怀疑的火焰，并让它燃烧地更加明亮。苏格拉底的真正哲学，像耶稣的真正宗教一样关键在于丢掉自给自足的幻觉。“如果我们需要警惕讽刺是个诱惑，那么我们也必须称赞讽刺是个向导。”
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最早的哲学教师的原因是他一直是个讽刺家。他像只轻盈模糊的蝴蝶，在学生眼前飞来飞去却总是躲避他们，让人着迷、却并不盛气凌人，直到彻底地让他们感到困惑后离他而去为止。他认识到没有人愿意理解只是从老师那里捡来的哲学真理，他也知道老师最不应该渴望的事情就是来自学生的喜爱和感激。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苏格拉底的实质是学生能够摆脱老师，苏格拉底的艺术和英雄主义就是他把学生放在可以一脚把他踢开的位置。”成为哲学家就像成为基督徒一样微妙，同样伴随着自豪，满足和自我欺骗的危险。关键是如何开始。克尔凯郭尔在另外一个讽刺性的话语中说“我要是能找到一个老师就好了。”但是他说的不是一个可以给他讲授古代语言或者文学或者哲学史的老师。“我要寻找的老师是能够用不一样的、模糊的、让人怀疑的方式给我讲授关于存在和人生的模糊的思考艺术的人。”
年轻的克尔凯郭尔希望成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模糊老师，当然，区别在于他要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口头语言来达到这个目标。他要创造出作家的技巧颠覆人们的偏见，留下陷阱门自己逃脱，让读者们留下挣扎思考他们到底是谁，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他写到“拥有自己观点对我来说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它的前提那就是良好自我感觉的意识和存在的安全感。就像在这个地球世界拥有妻子和孩子，对那些不得不整天忙碌却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是无法得到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的主要著作是整个哲学界最独特的发明，轻松、好玩、矛盾、性的笔名。历史学家们一直觉得要解释什么东西激发了这些非常困难。他可能是受到作家斯特恩（Sterne）或者狄德罗（Diderot）自传体小说的影响，可是好像没有证据显示他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对舞台的着迷好像也与此有关，不仅是他在《非此即彼》中写到的莫扎特歌剧，而且是他在《重复》（Repetition）中写到的访问柏林时喜欢的平民滑稽戏。但是我怀疑谜底离家乡更近，是在他与安徒生著作的尴尬关系上。
哥本哈根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仍然是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城。所以克尔凯郭尔与安徒生相互认识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街上见面了会点个头问声好。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相互认识，但是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他提到在1837年的一次相遇，但显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是反叛的年轻一代的成员，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几乎有天壤之别。安徒生1805年出生于外省欧登塞（Odense），母亲是文盲、洗衣女、嗜酒如命；父亲是手艺高超的鞋匠，可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留下11岁的安徒生自己谋生，来到哥本哈根闯天下。（据说他还有个姐姐在首都当，虽然安徒生更愿意说他是独生子）
克尔凯郭尔则是哥本哈根一个虔诚的商人的第7个孩子，该父亲活到81岁，总是在经济上接济儿子，留下足以让克尔凯郭尔衣食无忧，恣意享受的大笔遗产。1837年见面的时候，克尔凯郭尔24岁是仍然在父亲影响下的学生，除了在学生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无关紧要的小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安徒生当时32岁，已经出版了14本书，创作淳朴的浪漫风格的诗歌，欧洲游记，而且还有长篇伤感小说，他已经出版了名字为《不过是个闲人》（OnlyaFiddler!）第三本小说，而且几乎成为国际著名的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很快要被翻译成英语，一个派生的诗歌“闲人之歌”（TheFiddler）很快要被德国作曲家舒曼（RobertSchumann）谱曲，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好作品。
但是安徒生对年轻的克尔凯郭尔感到疑惧。除了讨厌他无忧无虑的财富外，安徒生作为作家也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作品别人到底怎么评价。回头看看，他认为克尔凯郭尔已经瞧不起他，但是注意到“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作家有了更好的了解，他见我的时候总是很友好，很敏感、很精明。”1848年，安徒生赠给克尔凯郭尔两卷本作品选，上面写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拙著，我现在没有恐惧和颤抖地奉上，毕竟是点东西。”第二年，克尔凯郭尔回赠安徒生他的《非此即彼》第二版，安徒生回信说“非常高兴收到你的大作《非此即彼》，你或许明白，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根本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友好。我现在明白了，上帝保佑你，谢谢，谢谢。”
1837年，克尔凯郭尔可能就已经知道安徒生的巨大成功，他很可能也阅读过他的部分小说或者诗歌。也可能了解到给安徒生带来声望的清澈的童话故事。《公主与豌豆》（ThePrincessandthePea）《拇指姑娘》（Thumbelina）出版于1835年，《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出版于1837年，几个月后出版《不过是个闲人》。人们很想知道他在阅读童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或许把安徒生描述的没穿衣服的皇帝等同于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nus），此人提出精神自我满足的异教徒哲学，这是克尔凯郭尔一直觉得愚蠢没有意义的。或许当他对丹麦教会发动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自己扮演着小男孩的角色。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克尔凯郭尔关注安徒生的童话，有可能他和同时代人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些作品是艺术上的偏离，是安徒生才华的滥用。但是他确实尽很大努力研究了《不过是个闲人》，这是三卷本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名叫克里斯蒂（Christian）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小提琴家的天赋注定因为贫穷给断送了。克里斯蒂的故事还夹杂着一个犹太人小女孩诺米（Naomi），她的天赋同样被浪费掉了，虽然毁灭其前途的不是贫困而是过多的财富。克里斯蒂和诺米的对比可以拿来作为安徒生和克尔凯郭尔情形的比喻，让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非常有趣，不过同样特别地不准确，经不起推敲。
安徒生可能声称他的小说“是在艺术上的才华和恶劣的环境艰苦搏斗中产生的精神成果。”但是这不能作为自我放任的冗长罗嗦的借口。尽管该书包含了同样卡夫卡式清晰的段落，就像他最好的童话故事中那样，克里斯蒂企图从哥本哈根步行到瑞典穿过已经开始融化的冰冻的大海。或者比如诺米化装成男的，精心贴上假胡子，从哥本哈根逃出来等段落里面充斥着太多世界对待天才少年残酷的作者的感慨，根本没有升华进入纯粹艺术创作的领域，或者达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讽刺的水准。
安徒生自己最终也对《不过是个闲人》不满意，但是正如他在自传中提到的，该书宝贵的地方在于让他和克尔凯郭尔建立了联系：
小说《不过是个闲人》很快就给我们国家年轻的天才克尔凯郭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在街上碰见他时，他告诉我要给该书写个书评，那我会比我对从前的书评更加满意，因为他说那些人都误解了我。
克尔凯郭尔花费一年中最好的时间写书评，可能像小说本身一样体现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不管怎么说是克尔凯郭尔第一次持久的实践他作为作家的才华。最初委托他写文章的刊物到了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倒闭，所以他安排作为小四开本书出版，里面包含一些前页，接着是79页内容丰富的“小说家安徒生”正文。据说安徒生在该书出版前一直迫切期待它早日面世，按照传记的说法，实际出版后，他对该书不是特别高兴。
批评文章出来后，根本谈不上让人高兴。首先，它是作为一本书出来的。从语言上的黑格尔式笨重迟缓，难以卒读的特征来看，我肯定那是克尔凯郭尔写的，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克尔凯郭尔和安徒生从头到尾看完过这本书。
评论确实沉闷迟缓，虽然克尔凯郭尔比黑格尔在处理长句子的本领上强多了。但是决不像安徒生暗示的那么糟糕。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安徒生完全缺乏人生观”是克尔凯郭尔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而不是对作家个人的评判。他的观点是安徒生小说没有表现出一种“人生经历的变体升华”，这是人们期待伟大艺术品应该提供的东西，安徒生的小说缺乏“让小说具备自身重心的深层的统一性。”
一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对勤奋多产成就卓著的作家做出这么傲慢的批评确实放肆。不过，尽管后来有各种谣言，克尔凯郭尔并不是以严格的逻辑家自居，谴责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书评家的作品总是应该像作家一样与别人分享对于创作困难的思考。他的批评不是说安徒生的小说缺乏理性，相反，是批评其“艺术性不足”，保留了过多的观点和主张，讽刺性不够。
克尔凯郭尔认为《不过是个闲人》里面安徒生的成分太多了这个主要观点相信所有读者都是同意的。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安徒生的小说“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小说的创作被认为是截肢，而不是为自身的作品。”它们给人Zwielicht（一种微光或者阴暗的双影光）的印象，其中根本分不清安徒生这个活生生的人和他“叙述的个人意识”的艺术形象，后来的批评家可能称为叙述声音或者叙述角度。克尔凯郭尔继续说“如果缺少人生观，小说要么寻求在牺牲艺术的情况下慢慢产生一些理论，要么与作者的血肉进行确定的或者偶然的接触。”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麻烦在于他没有能“把艺术和自我分开”，把他的书当作香肠皮，往里面塞进去太多的愤怒和怨气，是“对人生让人消沉的思考的大杂烩”。小说包含了“作者确定人物的残渣”，好像的第三者或者缺乏教养的孩子，不断在不适当的地方打断别人的谈话。按现在的形式，安徒生这一类作家除了给我们“自身性格的没有艺术性的堆砌”以外什么都没有。
克尔凯郭尔尤其对安徒生对待孩子的态度没有深刻印象。比如在描述克里斯蒂来到舞厅，试图赢得人们对他的音乐天赋承认的时候，安徒生写到“他手里拿着帽子礼貌地往各个方向鞠躬，但是接着加了一句“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这个意外添加的评论让读者纳闷是谁在说这些话，“谁发表了这个评论？”他问“肯定不是克里斯蒂说的，那是安徒生自己的观察，肯定是希望舞厅的人赶紧看到这个天才，安徒生又生气了。”即使当时他在文学实践上没有经验，克尔凯郭尔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重要议题，以及文学叙述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谁说的”。安徒生还没有弄清楚描述别人的意识和重复自己的说法是不同的。谈到孩子的时候，他常常采用大人的视角，克尔凯郭尔说“当他描述孩子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孩子的心灵充满了“小东西”，没有意识到从孩子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小。
我们看不到完全来自儿童意识的话语。相反，他是用生活给大人留下的印象说话，然后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人们不能忘记孩子，孩子的想象力的创造力量，简而言之，他只不过假装男高音，添了高音符号而已。
这是严厉的批评，不过不是不公平的。没有安徒生的辩护者喜欢添加在克尔凯郭尔身上的充满恶意的哲学傲慢的一丝痕迹。该书达到了评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作者提供了下一步应该做的建议。或许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劝说安徒生放弃了长篇小说，专心写短篇童话故事的。
不管安徒生是否从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评论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克尔凯郭尔从写书评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开始写关于苏格拉底讽刺的论文，五年后他才发表第一本真正的著作《非此即彼》，开始其42岁去世前出产30多本内容千差万别的书的生涯。（安徒生在他死后又活了20年，直到1875年70岁的时候去世）克尔凯郭尔正是通过研究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缺点积累了所需要的文学工具，让幽默为哲学服务，谴责了黑格尔的理论著作和安徒生的小说中存在的自我中心态度，学会“诗化”自身成为纯粹的讽刺家。
李延煜称霸乡里
郭恒样中计遇害
清末民初，山东章丘南部锦屏山区有个大镇叫埠村。这锦屏山区有丰富的煤田，埠村几家大姓如李、黄、刘等就是靠挖煤发了大财。
当时，埠村地主李盈昌在村南开办李家花园煤矿，时间不长便成了埠村首富。李盈昌有7个儿子。其中二子延煜最有出息，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
李延煜中举回乡成为锦屏山区的名士。他工于心计，更兼丰厚的家业做基础，很快当上了章丘县保安团副团长、埠村区区长、义务团团长等职，财大势众，成为锦屏山区的霸主，埠村区的土皇帝。
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蜂起。李延煜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家业，先是组织义务团和红枪会击溃前来抢劫的张鸣九匪部。接着又凭他与退役的烟台镇守使朱泮藻的关系，让朱出面调停，从而避免了奉军和革命军在锦屏山区的一场血战。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威名，私立公堂，自设兵工厂，集军政法大权于一身，不把县衙看在眼里，气焰嚣张。
埠村刘、黄二姓因开矿设厂致富，也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黄家的大公子黄福田在省立一中读书时，正遇“五四”运动，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中学毕业后，黄福田在家乡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先后与本村小学教师刘岱东、刘冠九、刘成斋等人结成同道，在师生间广泛宣传反封建、打土豪、实现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在埠村区引起不小的反响。
黄福田、刘岱东等人的进步思想与李延煜等封建顽固势力格格不入，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族系之间的矛盾，于是逐渐形成了以李延煜为代表的封建土豪派和黄福田为首的反封建民主派。两派间阵线分明，针锋相对，势若水火。
在李黄两派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涉及到一位著名人物，此人叫郭恒祥。
郭恒祥是埠村西村一户农民的儿子。年轻时在青岛四方机械厂当工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组织发动胶济铁路沿线工人罢工、游行，逐渐成长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4年2月7日，他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
1927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郭恒祥回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春，郭恒祥在埠村西村成立了贫民协会，公开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着手建立贫民协会，结织农民武装，这一举动大大震惊了李延煜。
1928年秋，以黄福田、刘岱东为代表的反封建派，为了对付李延煜，积极支持郭恒祥的农民协会。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写标语传单，开办夜校大造声势。
李延煜眼见农民运动已触动他的切身利益，便欲杀鸡给猴看，派人把4个贫民协会会长除掉了。李延煜的暴行震动了章丘官府内外，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县太爷也奈何不了他。
黄福田、刘岱东等人见李延煜连杀数人，官府不敢过问，害怕以后殃及自己，遂联合郭恒祥的贫民协会，于年底组织了近千人的示威游行。
李延煜面对这个针对他的场面，心惊胆战，于是找来义务团副团长张福来，向张面授机宜。
一天，郭恒祥正与中共章丘特委的同志研究农民暴动事宜，忽然接到李延煜的请柬，说有要事相商。特委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认为李不怀好意。此去凶多吉少。郭认为暴动前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还是去了。
郭恒祥走后不到半个小时，三清观方向传来两声枪响。特委和黄福田的人知道情况不妙，纷纷跑向出事地点。这时，郭恒祥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被土豪杀害了。
三寡妇拦车喊冤
韩复榘接状审案
郭恒祥被杀，埠西贫民协会被砸，中共章丘特委被迫转移，锦屏山区一时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李延煜下一个目标就是黄、刘等人了。
1930年春，黄福田、刘岱东正式向山东省政府。李延煜急忙托旧友朱泮藻找山东督军陈调元疏通。黄福田闻知，也找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陈调元左右为难，最后以和事佬的身份，劝朱何二人各自说服对方，摒弃前嫌，撤状和解。无奈。双方仇深似海，和解难以奏效。
1930年9月，韩复榘入鲁主政。黄福田又找何思源商量上诉之事。决定一方面具状上控，一方面让郭恒祥的妻子刘氏持血衣携子女赴济南省府找韩复榘“拦车喊冤”。
刘岱东拟好状文，黄福田持状找何思源商量。何说：“最好先过高等法院这一关。”
山东高等法院接到状文，法官们不禁愕然。因为前不久曾接到章丘李延煜状告黄福田等人袒庇“”进行赤化宣传的状子。现在看来双方俱是原告。这是何故？原来，李延煜得知黄、刘要进城告状，抢先来了个恶人先告状。高等法院觉得此案蹊跷，派人暗查内情，获知双方均有来头，处理起来甚为棘手，于是把此案搁置起来。
黄、刘二人呆了些日子，不见法院动静，深感高等法院不会秉公处理，经密商后决定让被害家属去省政府“拦车喊冤”。于是，他们找来郭恒祥的妻子刘氏以及贫民协会会长张兆虎的妻子周氏、靳化广的妻子朱氏，说明情由，教他们如何喊冤、如何哭诉、如何喊“韩青天”……
1930年10月的一天，天空细雨蒙蒙，这天上午9点多钟，韩复榘乘车游览泉城市容。轿车刚出大门，只见三个蓬头垢面、泪流满腮的乡下妇女，拖儿带女跑到马路中间，冲韩的专车疾声高喊：“韩大老爷，我有冤枉，替民妇作主啊！”一面喊，一面放声大哭。
韩复榘急忙命司机停车。三寡妇跪在韩的面前不住地磕头，并把血衣举起来，让围观的群众观看。韩复榘拉起刘氏，问其籍贯姓氏，缘何喊冤。刘氏一一哭诉。在一旁的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说：“这三个寡妇怪可怜的。”于是，韩复榘一挥手：“先回去，本主席给你们作主就是了。”
当天中午，黄福田接到传票，同刘岱东及刘氏一起走进省政府。韩复榘端坐大堂，先询问了郭恒祥之妻刘氏，又详审了黄福田等人，已知案情大概。于是。他下令速传李延煜到案。办案人员很快禀报，李延煜不知去向。韩复榘大怒，通知手枪旅派一队人马，直奔章丘埠村，务必将李延煜缉拿归案。
李延煜逃匿戒毒
李家阶代父过堂
其实，李延煜逃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戒毒。原来，韩复榘主鲁时期把禁鸦片列为第一要政。他非常痛恨嗜毒者，规定：第一次吸毒者，臂上刺字，勒令戒绝：再犯者若查出臂上有字，即处以死刑。若系贩毒者，无论初犯再犯一律枪决。缘于此，李延煜害怕在公堂上烟瘾发作，决定先找个地方戒毒后，再到案应付。
李延煜潜藏在宋上庄亲家宋锦来府上，闭门戒毒。不久，有人向韩的手枪旅告了密。手枪旅第二天拂晓时分包围了宋上庄。此时，李延煜毒瘾还没戒绝，不能束手到堂，只好恳求亲家宋锦来出面应付。
宋乃前清举人，手枪旅首领素闻其大名，便喝令士兵赶回埠村区，捉走了李的长子李家阶。
1930年农历九月十二，韩复榘上堂问案。执法队把李家阶和其他犯人押至堂前的大院子里。韩复榘当听到法官喊李家阶名字时，只问了一句：“你父亲来了没有？”李大少爷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乞求道：“小人家父因故暂时不能到堂，请青天大老爷再宽限几日。”韩不再问什么，执法队把李家阶拖倒在地，打了40军棍。
受害者终于获胜
李延煜狱中身亡
1931年初，李延煜戒毒已见成效，决定赴公堂反诉。次子李家平为了父亲能够胜诉，不惜典卖田产，持重金赴济南找朱泮藻计议。朱泮藻得了银子，便找陈调元向韩复榘通融。
李延煜到案后，韩复榘亲自坐堂审案。按韩的性格，说不定一挥手就把李拉出去枪毙了。但因有陈调元事先通融，只打了几军棍便监禁了事。
黄、刘等人眼见胜诉在握，不料出此变故，一时方寸大乱。而此时的李家平却一面重金贿赂法院，一面高薪请高级律师为其父辩护，官司很快占了上风。不久，山东高等法院宣判：黄福田、刘岱东包揽诉讼，聚众控告乡绅，蛊惑民心，袒庇“”。故应扣押原告人，再行审理。黄、刘闻讯后被迫潜往他乡避难。
李延煜出狱后，立即回村报复，捕捉黄、刘等人。由于事先走漏消息，只捉到了村民刘培举、胡朴斋二人。李氏父子把他们吊在三清观门外的一棵大槐树上，边打边审。
黄、刘听说刘、胡二人遭受酷刑，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返回济南，直接找何思源、张绍堂问计。
随着电影的放映风靡全国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编剧是马烽。马烽，山西孝义人，在汾阳县念过小学，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缀学，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宣传队宣传员，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开始文学创作。马烽笔下的人物都是来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语言是山西土话，故事背景紧贴时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每个故事都贴有鲜明的时代标签。马烽是“山药蛋”派作家之一，这些作家都是清一色的山西土生土长“老西儿”。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马烽此时挂职山西汾阳县委副书记，置身于这场火热的时代大潮中。每天一早起来，他就扛上锄头和农民一起下到田间，参加集体劳动，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到了晚上，点上麻油灯，把村里的年轻人叫来和他聊天，就是在这种闲聊中，酝酿、构思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劈山引水、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春节放假期间，他把自己写作小说的构思、计划和另一位“山药蛋”派作家、好友孙谦谈了。孙谦在1947年起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对新中国电影剧本缺乏力作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更是寥寥的现状很熟悉。他建议马烽不要写小说，直接写成电影剧本，拍摄成电影最好。马烽接受了好友的建议，假期结束回汾阳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了剧本。
长春电影厂著名导演苏里根据马烽的剧本，拍成了电影。电影讲述的是山西一个叫孔家庄的山村，祖祖辈辈受着缺水的威胁，复员军人高占武和能工巧匠曹茂林提议劈山引水，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1959年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片之一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这一时期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一部难得的佳作。在一些农村，青年们以电影人物为榜样，成立了“高占武排”农村突击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所有年轻人的学习的榜样。
长春电影厂很受鼓舞，他们希望马烽能再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这让马烽感到为难，因他知道按照文艺创作的规律，续写一部作品是比较困难的，但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最终马烽还是答应了。
1960年8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刚结束，电影局长陈荒煤就将与会的苏里找去了解此事，敦促他再与马烽合作，把续集拍好，并说：“现在农村要实行‘四化’建设，你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只写了水利化，还可表现其他‘三化’，特别是与水利相关的电气化。”苏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随即去山西找马烽，传达陈荒煤的意见。
为了写好续集，马烽来到山西洪洞县乡下的水利工地上，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这一时期提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号召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马烽为了更好地配合好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遵照陈荒煤的指示，围绕与“四化”相关的电气化，很快创作出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影片围绕修建小水电站展开故事情节，将沸腾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场面与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趣相结合，真实地展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时代风貌。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着电影的放映迅速风靡了全国。
外省人写的山西“省”歌
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的词作者乔羽是山东人，18岁那年辞亲离土参加革命，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而学校就在现在的山西太行山里。解放战争时期，乔羽虽是学生，但却不能静坐书斋，倒是常常往返穿梭于太行腹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民众。他前前后后在山西学习、生活、工作了六年，跑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山西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说起《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意境，乔羽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他对山西的感情。“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人们听到的是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两句家常话，还带着点儿“土气”。歌词中的太行、吕梁两座大山，只是点明了山西的地理，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煽情之处，汾河是一条贯穿山西的河，两岸最肥沃。我眼里的河是什么？我耳朵里的河是什么声音？我得写我自己的感受，把它拉到近景上，由太行、吕梁拉到我住的那个小村庄，再近一点，“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就不得了，这是和“我”有了关系，有了共鸣。我为我家自豪，我为我家奋斗啊，把我对山西的整个理解、感情表达出来。
乔羽歌词的特点是直来直去。对此，他有这样的说明：“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食、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在他心中，带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倒是最好的作品。
《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响全国后，太行、吕梁、汾河这些山有的美景也为全国人民熟知。歌词中凝聚着真诚、美好和善良，以智慧、幽默、平实的表现手法抓住了亿万国人的心。它作为宣传山西文化的“省歌”当之无愧。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山东人坐不住了，和乔羽说，你给山西写了一个，咱们是山东人，你给山东也写一个吧。乔羽笑呵呵说我是山东人不假，但对山东并不是很熟悉，山西，我倒是跑了很多地方。又一脸认真地说：“这个可勉强不得，一个歌曲流不流行，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让它流行根本不行，靠推是不行的，有些歌曲你根本就不用去理它，它就流行，我是幸运的。”乔羽将《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流行归功于他的“运气好”，说：“一首好歌的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这三者就像嫁娶的关系，嫁鸡随鸡，我的运气好，嫁的尽是会打鸣的鸡，而且叫得好听。一首歌光有好的歌词，没有优秀的作曲家谱曲和优秀的歌手演唱是不行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曲作者张棣昌是个老作曲家，虽是印尼华侨，但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为了能谱出山西味的民歌，张棣昌在电影开拍之前，就领着一个小组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及汾阳峪道河沿线采风。人说山西是“民歌的海洋”，这是有历史凭证的，众所周知的中国《诗经》就是一部最早的民歌，里面的“魏风”《伐檀》《硕鼠》都是山西民歌。山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区秧歌曲调优美，委婉动听。张棣昌在创作时大量借鉴了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剧素材。这些素材的收集，为歌曲打上了鲜明的山西烙印。
这首歌的作曲清新自然，旋律婉转流畅，非常亲切，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把当时人们热爱家乡、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得不信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歌曲依然充满活力。很多民族唱法的歌手都将此歌作为保留曲目。而一提起山西，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多人忘了这本是一电影插曲，却堂而皇之地成了山西民歌。
“我就是咱们平遥人”
电影拍完了，要找人唱插曲，乔羽推荐了他华北联合大学的师妹郭兰英。郭兰英不但歌唱得好，而且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郭兰英合适，这样，郭兰英就成了无可争议的首唱。郭兰英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乔羽要晚，但论起舞台艺术生涯来，却比乔羽早，她在参加革命队伍之前，就已是名震山西的晋剧大腕了。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父母又都是老实巴交、靠天吃饭的农民，生养了11个孩子，只有郭兰英一个女孩，家贫如洗不足以糊口，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师傅家学戏。旧社会跟师傅学戏那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刀霜剑苦相逼”，但严苛的学戏生活也造就了郭兰英励志成角的决心。扎实的戏曲功底为郭兰英日后演唱歌曲打下坚实的基础，她把学戏生涯称为“打戏”，说起旧社会是又恨又爱。好多年轻人对郭兰英说恨旧社会能理解，说爱就不能理解。其实很简单，郭兰英说爱旧社会，是说旧社会“打戏”给自己打下了坚实基础，她演出山西梆子传统晋剧剧目达100多个，所扮演的人物，形神皆备，达到了歌唱与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
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晋味十足，人们夸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她的演唱成功地吸收了晋剧的营养，很自然地把传统戏曲艺术灵活运用到演唱中来。歌唱同其他各类艺术一样，离不开养育艺术的土壤和文化。没有对山西强烈的热爱和感情，也唱不好《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样的民歌。郭兰英毫不讳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坦言：“我就是咱们平遥人”，“自从我16岁告别家乡，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听咱山西话。在外边我是南腔北调，回来就想说咱山西话”。
这首歌响遍大江南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守在收音机旁边，一遍又一遍听郭兰英唱这首歌，更多的人通过电影、大喇叭熟悉了这首歌，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早期模仿学习的作品之一
乔羽曾评价郭兰英说，她代表了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许多人从她的艺术实践中获得了教益。乔羽对郭兰英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郭兰英，谁没听过郭兰英的歌呢？尤其是学习音乐演唱的，许多人都把郭兰英的演唱作为自己模仿、学习的典范，对此，著名歌唱家深有感受。从小学习民歌，就把郭兰英作为自己学习、模仿的对象。当年14岁的由山东郓城一中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专攻民族声乐时，考场上唱的就是郭兰英的代表作《南泥湾》。1980年18岁刚毕业，她就代表山东济宁艺术学校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演，并以歌曲《包楞调》《我的家乡沂蒙山》震动京城音乐界，大家送给她一美誉“小郭兰英”。说每个歌唱演员开始都有模仿阶段，郭兰英老师就是自己从小学习、模仿的对象。
有一次，记者采访。
记者问：“在老一代歌唱家中，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偶像？”
答：“我心目中的偶像是郭兰英老师。我觉得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声乐代表，而且她也是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人。所以我对她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崇拜。至今我也觉着没有什么人能超过她的艺术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