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1:31
社会医疗保险从设立到推广，再到不断深化，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生命安全，提高我国医疗体系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实绩。然而毫不晦涩地说，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在新时期以来逐渐表现出多方面的局限和不足。首先，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的身份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造成管理工作的过于复杂和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角色的有关部门包含了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等。其次，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者数量过多，加之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内容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式的严格划分，所以，造成工作内容与管理者之间角色的冲突和信息的难以及时送达。最后，传统社会医疗保险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各个险种之间为了争夺更大的客户资源，完成既定的参保率，而放松关键的审核环节，造成重复享受医疗保险的情况发生，并导致医疗保险资源的分配不公和严重浪费。
二、新时期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1.精简管理部门，实行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
为了避免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层过于庞大而导致的医疗保险信息不对称，医疗保险资源浪费以及重复获取医疗保险补助等弊端的出现，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了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级别的社会医疗保险区域，指定相应级别的卫生局或者其他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伴随着这种管理权力的集中，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在险种上也实现了集中，将原先分散在不同管理部门之下的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归拢，统一安排在卫生局及其他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的管辖范围之中。其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困难群体医疗救助是险种合一工作中的绝对主体性部分。通过这种权力集中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的“瘦身”。强化了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实现了对社会医疗保险资源的科学分配和结构的不断优化。
2.委托管理的管理模式
在进行简化管理部门，实行权利集中的过程中，各级卫生局以及其他卫生行政机关的角色往往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尴尬和矛盾。作为我国医疗体系和行业的主要负责部门，其需要考虑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和繁荣，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水平和营收等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积极的促进。但由于其同时肩负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重任，为了保障公民获得切实的医疗保险服务，必须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水平进行全程监督和考核。为了避免这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实行了委托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当前较为成功的试点地区管理经验来看，这种委托管理模式的实行是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委托合同、医疗基金管理等方式来实现的。
3.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因素管理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不带有盈利性质。但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由医疗机构、保险机构、被保险人等三方共同组成。而医疗保险的形式是以金钱作为载体的。所以，我国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在实际医疗保险的管理工作中，注重和加强了对利益相关三方的道德风险的管理，强化了对其的参保率的审核工作以及道德品格的评估工作。
三、结语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42份，有效问卷87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8%，有效率为93.4%。其中，男57.41%，女42.59%；20岁以下6.83%，21~30岁37.81%，31~40岁33.03%，41~50岁11.39%，51~60岁6.83%，61岁以上4.11%；在学历分类中，本科、大专和高中学历比例较大，分别为37.36%、24.15%和15.72%；在职业分类中，在职人员87.47%，企业职员比例最大，占33.33%；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500~4500元之间，占54.67%。
2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情况
2.1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情况的基本概述
采用“李克特量表”法，针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情况、医疗保障水平、相关手续办理难易程度、政策实施情况、是否有必要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这5个条目进行调查。每一陈述均为一条正面陈述，例如“参加医保后，您认为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每一陈述均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这5种答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每个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总分即为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和，故满意度得分的总分为25分[4]。本次调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满意度总分，均值为10.58，方差为8.76，总分分值中最大值为20，最小值为4，其分布基本成正态分布。表明被调查者的整体满意度偏低，满意度高和满意度低的人分布较少，满意度评价一般的人分布较广泛。满意度得分分布见图1。
2.2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调研前期成果总结和相关文献查阅，发现性别、学历、职业、年龄、月收入、参保种类这6个因素影响满意度评价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本研究以这6个因素为主线试图探索其对满意度评价产生的显著性影响。将性别、学历、职业、年龄、月收入、参保种类这6个可能影响满意度评价的因素进行方差（ANOVA）分析，表明男性的满意度评价略高于女性，男性为（10.64±2.88），女性为（10.48±3.07），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对满意度评价高低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应答者满意度最高，为（11.06±3.70），其次为本科（10.76±2.91），而大专、高中及其以下学历者满意度均分差不多，不同学历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职业分类方面，从事医疗工作方面的应答人员满意度最高，为（12.13±3.93），其次是学生为（11.18±3.59）、教师为（10.81±3.90）以及企业员工为（10.63±2.93），不同职业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分类上，满意度评价高低依次为21~30岁为（10.97±3.17）、31~40岁为（10.81±2.77）、20岁以下为（10.40±2.69）、41~50岁为（9.98±2.65）、51~60岁为（9.40±3.19）、60岁以上为（8.94±2.29），不同年龄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也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收入方面，收入7001元以上者的满意度最高，为（14.76±2.36），且明显呈现收入越高，满意度评价越高的趋势，不同收入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学历、月收入与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统计学关联，而性别、职业、年龄则没有显著统计学关联。
2.3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与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据相关文献，发现上述6种因素在影响认知度高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满意度评价，为此，我们从认知度和满意度的关系直接出发，寻找两者之间的关联，试图总结出提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的方法。
2.3.1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概况
对调研对象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认知情况进行评价。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分类、参保对象、参保条件、账户管理等方面，出8道客观题并进行计分，每题选对得1分，选错或不选不得分[5]。结果显示，调研对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评分均值5.03，方差1.34，最小值2（代表答对2题），最大值8（代表答对8题），级差为6。具体分布见图2。
2.3.2认知度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被调查对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认知度的回归系数为0.51（95%CI：0.31，0.71），P值0.000，具有显著性。说明被调查对象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认知度越高，满意度评价越高（图3、图4）
3讨论与建议
3.1提高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可以有效提高满意度评价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状况影响了其满意度评价。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同时还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参保人的评价关系着保障体系的改进与完善，满意度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更加舒适，而且更加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发展。为了提高满意度评价，可着手从提高认知度开始做起。根据本次调查研究，学历与认知度有着显著关联，即学历越高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了解得越多。这表明，学历越高的群体往往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较为清晰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而认知度较低的初、高中文化水平人群，多为自由职业者、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他们了解医保政策的渠道更为狭窄[6]，一旦遇到医保报销问题便显得手足无措。为此，相关部门应该着重关注这类人群，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普通群众对国家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和支持程度。
3.2重视公众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度评价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偏低。在上述5个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与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且收入越高的群体满意度评价越高。从收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参保人对个人费用负担部分比较敏感，尤其是当需要购买一些价格昂贵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里的药品、医疗器械时，基本医疗保险这部分的低满意度评价较为明显。除此之外，通过问卷反馈以及走访调研，可以看出，普通参保人对繁琐的报销过程以及服务人员的态度有着一定的看法[7]。由此可以看出，要提高市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关部门不仅要扩大医保范围，还要简化报销过程，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并规范其工作态度。只有参保人的满意度提高，对所涉及的保障自身权益的政策产生足够的关注度，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才会不断被发现并改进完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才会更加全面完善，社会和谐文明才会更加稳定提高。
3.3对“先看病后付费”新诊疗模式的探讨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实例分析
探索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已成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商业保险机构近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省市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先期探索，现选取沈阳、天津、湛江三个城市与商保公司合作的方式加以分析。
合作方式一：沈阳市建立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对医疗保险范围内个人自负部分给予二次报销沈阳市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自2011年1月1日施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承保，保费从职工缴纳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费中，按37.5%的标准提取。补偿范围为职工当年发生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段内的、市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急诊留观转住院或急诊抢救死亡、转外就医、长期居外定点医院住院和探亲出差期间急诊住院等医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负部分按如下比例给予二次补偿（详见表1）。2011年，沈阳市符合职工医保“二次报销”政策的共计17.9万人次，参保人员就医报销比例与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前相比提高了约2至3个百分点。沈阳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完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对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个人按比例负担的医疗费进行二次赔付。通过合作，实现了与现行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衔接，用“活”了医疗保险基金，对提高参保人的医疗待遇具有积极作用。
合作方式二：天津市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进行医疗费用补偿及失能补偿天津市自2011年1月1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由光大永明人寿、人保健康等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保费分别从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金中按每人每年15元的标准筹集。商业保险公司对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因突发的、外来的、非本人意愿发生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造成非疾病伤害、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况加以补偿（详见表2）。考虑到与《社会保险法》相衔接，对社保法中规定的第三人责任不予支付和特殊情况下需要由医保经办机构先行垫付的费用予以赔付。先行垫付后再由承保公司进行追偿，解决了第三人责任认定难和第三人责任先行支付的难题。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保险公司实际受理33090件。其中医疗费给付32482人次，伤残给付80人次，死亡给付528人次，金额共计8292万元。天津市意外伤害附加保险在对6000元以下意外伤害医疗费报销时，不分医院级别，不区分门诊、住院，不设起付线，降低了参保者在意外伤害时的经济负担，又由商业保险公司代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行使“先行垫付、代为求偿”的权利。尽管国内对商业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一方式有效减轻了医保经办机构的业务压力，不失为可行的探索。
合作方式三：湛江市由商业保险机构直接经办医疗保险业务2009年1月，湛江市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为改善“并轨”后医保报销手续烦琐、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政府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湛江市引入商业保险手段，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提供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通过建立一体化咨询服务平台，商业保险公司向全市居民提供包括基本医疗、补充医疗、健康管理、商业健康保险等政策咨询服务；通过建立一体化支付结算平台，实现病人诊疗费用结算信息在商业保险公司、社保部门和定点医院之间的共享。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承保的大额医疗补充保险，经过3年多的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详见表3）。2010年1—9月，湛江市住院36.7万人次，比制度并轨前增长69.9%；基本医疗范围内人均住院费用3019元，比制度并轨前降低628元；统筹基金人均支付1748元，比制度并轨前增长24.3%；平均报销率达57.9%，比制度并轨前提高19.3%。湛江模式的创新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借助第三方的专业优势、效率优势、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实现了参保人、政府、医院、保险公司四方共赢，成为商业保险参与新医改建设的典型样本。
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前景分析
虽然商业保险在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障的迫切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仍有差距。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还较为滞后；在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中受到一些因素制约。两者的合作前景已成为现阶段社会保障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前景广阔。
（一）引入商业健康保险，有利于满足参保
人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参保人对医疗保障的诉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医疗保险主要起到“兜底”和“保基本”的作用，而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可用于满足参保人更高层次的医疗需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由基本医疗保险、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诸多层次构成。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为商业健康保险预留了生存空间，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商业健康保险引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进而推动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外包，这种做法符合国际惯例。
（二）发挥商业保险优势，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利用率
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长期寿险领域发展较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应该尽快将商业保险公司具有的先进理念、机制和技术引入到医疗保险的经办服务中来。特别是商业保险公司在筹资测算时对所在城市的疾病的发病率、人口老龄化、人口余命等情况都进行过精确的计算和科学的预测。[3]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将有助于在测算医保基金的筹资、待遇给付及基金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增强科学性，有助于医保经办机构的预算体系建设。
（三）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节约管理成本
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既节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行政资源，又降低经办机构的经费和人员编制负担。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在政策层面对医保经办机构提出了“先行垫付、代位求偿”的要求。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第三方责任的认定主体由谁担任、责任如何分担、先行支付追偿期限多久及医保基金的核销程序等方面都没做出明确规定。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中，引入商业保险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监管机制，由商业保险公司代为解决意外伤害的赔付问题，以期提高医疗保障服务效率，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最大程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四、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几点思考新医改的最终目标是人人享有基本健康保障，现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着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人民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并努力实现“少得病”。在科学发展战略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目标和我国新医改的近期、远期目标是高度吻合的，商业保险机制及其效率优势恰好有助于“新医改”目标的达成。抓住新医改方案出台契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与社会医疗保险开展合作，在合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科学进行角色定位，合理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不断完善政府管理机制。医疗保障领域各主体地位的合理定位，对于减少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保险法》已确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的主体地位。商业保险机构则应定位为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私合作过程中，要保证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医疗保障政策，合理确定筹资方式、筹资水平、支付方式、支付范围；通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和管理效果评估，对商保经办过程加以有效规范与监管，以保证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第二，创新金融服务体制，优化合作产业链，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共赢。借鉴国际经验，合理界定商业保险机构和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合作领域。探索释放个人账户结余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补充保险，使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在覆盖人群、目录范围、保障水平等方面紧密衔接。探索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覆盖人群的空白点进行补充；对封顶线之上的部分加以补充支付；对服务程度加以补充（例如，为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社会成员患病时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以外的额外保障，使其能享受高档次的服务和治疗）。制定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遴选标准，优先选择有资质、信用好、专业化的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在工作流程上，按照新医改意见，在服务等环节实行合理分工，按制度管理，细化支持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的实施细则和监管措施，进而有效整合社会医疗卫生资源，打破行业和部门间的利益，防止权力的渗透和腐败等问题滋生，进而建立起长效稳定的平衡和制约机制。[4]
第三，探索建立基础医疗保险数据共享机制。整合相关行业医疗数据资源，建立我国疾病发生数据库和医疗费用数据库。在合作中，支持商业保险与医疗机构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约机制，有效解决医疗风险管控难题。探索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商业健康保险评价体系，对其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对保险赔付水平、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等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价，从而使商业健康保险走向良性循环轨道。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82-02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称“道德损害”或者“消费者的非理性”，指人群参保后由于医药费用可以报销，看病时自己直接支付的费用减少，相当于医疗服务价格的下降，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实际购买能力，使消费者过多地利用医疗服务，需求量就会比他自付全部医疗费用时的消费量要多[1]，造成社会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机会主义行为。
确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了资源的消耗，导致卫生费用的急剧不合理增长（从卫生部网站上我们可以了解到，1980―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涨指标中光个人卫生费用就涨了近46倍），在这其中道德风险诱发的额外需求占了很大的程度，道德风险的存在还扭曲了正常医患互动，使医生与患者的角色发生偏离，造成了歧视和不平等，使得医患双方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影响医疗服务的正常提供。因此如何对其加以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表现
医疗服务提供者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而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成因
1.基本成因：由图1（根据微观经济学需求曲线变化绘制）可知，假设通常情况下，人们的需求量为Q1，此时，医疗机构的供给量为P1；当引入医疗保险制度后，由于需求量增加至Q2，医疗机构见有利可图，变本加厉地增加供给，甚至诱导需求，从而形成了医疗提供方的道德风险。
2.具体成因：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在整个过程中，医疗机构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提供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收费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次数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还有一些定点医疗机构，甚至利用医疗保险漏洞经营保健产品、生活用品等；另外，由于利益驱动，医药合谋，使得医疗价格“贵得惊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负担相对小一点，但是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却不堪重负。于是就促使了“一人参保，全家享用”现象的产生[2]，直接背离了社会医疗保险的目标，这样的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诱导了医疗需求。
三、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中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者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更多的监督作用。我们可以考虑把医疗机构的部分管理权移交给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以便直接针对其行为予以监督管理。
2.确实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为了有效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应该定期派专人到医院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并且要求我们的检查人员具备医药学、法律、保险学、金融审计等相关知识，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社会上各方面的相关信息，对医院形成一个全面真实的考核评价机制。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3]；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4.加强医德教育正面宣传。通过学习，树立榜样，正面引导的形式，确实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医德医风和个人修养。对严格遵守医德规范、医德高尚的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对于不认真遵守医德规范者，应进行批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医德规范，经教育不改者，应分别情况给予行政或法律处分[4]。
5.提倡全社会的参与，共同构筑医疗保险的诚信体系。各参保单位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建立诚信规则，通过加强管理，提高员工素质，树立良好信用形象。广大群众也要不断提高诚信意识，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履行自身应尽的义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社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度[5]。
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险运作中，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引发的道德风险也是最主要的。防范道德风险是一项长期系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的支持，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降低卫生费用，减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绿林，李绍华.医疗保险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8.
[2] 路佳，刘宾志.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95-96.
[3] 薛灿姚，攸吾.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对策分析[J].社会保障，2010，（6）：101-102.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城乡卫生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
合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摘要：从表面上看，道德风险的产生根源是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根源是我国尚未成熟的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客观存在于医疗保险的全过程，这将导致全国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呈现不合理上涨的态势，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严重制约了医疗保险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分析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和严重影响，得出几点防范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风险防范
一、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在社会保险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利用信息优势所采取的导致社会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
1.患者消费过度
在实际的情况中，医疗保险的存在致使许多参保人缺乏费用节约意识，在生病时只顾多开药、开好药，小病大养、大医，使我国本不富余的医疗资源大量浪费。
2.借卡就医，冒名就诊
由于医疗保险的存在，参保人员可以在支付相等医疗费用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参保人员的医疗资源成本较之前大幅度降低，因此很多未参保人员就会因不愿付全价看病而向他人借用医保卡，这就出现了“一卡多用”、“一人参保，全家享受”等现象。
（二）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
1.安排过度检查
由于利益的驱使，很多医疗服务机构在治疗前会让患者做很多无关紧要的检查，或者诱导患者做很多高新仪器的检查，而患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只能接受医生所安排的各项检查。
2.过度用药
在用药上，很多医生并不是“对症下药”，通常对于疗效差不多的药品，就会偏向于高价药和进口药，而且会开一些可用可不用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药品。
（三）医疗保险供需双方共同产生的道德风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医疗保险供需双方在医疗保险中都有利可图，因此由两者“合谋”共同产生的道德风险也就在所难免。其主要表现为：
1.人情处方泛滥
医疗服务机构在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患者也会根据医院的等级及服务态度等选择医疗机构就诊，因此就会有医院为了留住患者而利用人情关系开大处方、人情方、营养方等情况大量出现。
2.违规报销
在医疗保险供需双方的“合谋”下还会出现医方为患方违规报销，其中以自费药变成公费药报销的情况居多。医生在处方上开的是属于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治疗药品，而患者拿到手的却是应属自费范围营养滋补药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去锻炼身体，很多人就会为了保健身体而依赖于过多的保健药品和营养药品，而一般情况下保健药品和营养药品的价格都会比较高，于是就会出现参保者利用本该用于购买基本药品的医保份额去购买相对“奢侈”的高售价高定位的保健药品。实际上，保健药品与营养药品并不属于医疗保险项目报销范畴，但是医患双方“合谋”则为这一可能提供了条件。这样的情况会让医疗保险机构在监督管理中难以核查，因此诸如此类的滋补类自费药品就被合法化了。
二、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影响
（一）使医疗费用快速不合理地增长，增加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
医疗保险需求方的过度消费和医疗保险供给方的过度供给造成了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在短期内呈现出快速不合理增长的态势。我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模式为部分积累制，即建立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费用共担及收支平衡的原则。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主要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疗保险机构在一定时间内收缴的基金总量基本是保持不变的，而道德风险却引发医疗费用支出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由此出现的资金差额就要由国家财政补足。同时，国家为减轻财政负担就会相应提高医疗保险缴费率。因此，道德风险引发的费用增长无疑是给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都增加了负担。
（二）使卫生医疗资源分配更不合理，降低医疗保险制度效率水平
医方提供过度医疗，其初衷不是为了患者健康，而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患方过度消费医疗资源也不仅仅是为了尽快恢复健康，还有从医疗保险机构获取利益的动机。医患双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并且被损害的社会利益要远远大于其获得的收益。道德风险导致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过度和供给过剩，即医疗服务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医患双方过度消费医疗资源，破坏了医疗服务市场的均衡，导致了服务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且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实质上也是个人收入的再分配，高收入者将一部分收入向低收入者转移，健康者的一部分收入向多病者转移，以实现社会共济与稳定的目标，然而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这一分配制度没有得到公平体现，降低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水平。
三、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费用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疗费用的控制显得尤为紧迫，因此，医疗保险费用的偿付方式改革应该成为一项重大课题。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支付方式，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根据本国国情，采用混合支付的方式，扬长避短，相互依存，达到规范医疗行为和控制医疗费用那个的良好效果，总体趋势应该是由分散式偿付体制向集中统一偿付体制发展、由单一偿付模式向混合偿付模式发展、由后付制向预付制发展。
（二）尽可能实现医药分离
医药分离是近年来新医改的一个重要工程，医疗机构实行医药分离可以有效抑制医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向患者过度用药的情况出现。但是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对其应从生产环节开始严格管理，规范药品在流通环节中的不合理加价行为。长期以来的“以药养医”体制，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配合建立医药专营制度，逐步实行医、药经营分离，以消除医生乱开药方的原动力，模拟国外“白色市场”的做法，建立医院出方、药店兽药、职工直接购药的制度。医、药经营的分离，最终将使医疗机构的经济利益与药品的销售脱钩，减少目前因追求药品盈利造成的用药过度和超前消费，减轻患者和医疗保险部门的压力。药品收入作为医院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一旦实行严格的医药分离制度后，医院的经济效益必定受到很大影响，为了保证医院的有效收益，国家要积极推行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政府要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政策性亏损补偿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因此，在推进医药分离制度的过程中，国家还要继续出台许多辅措施予以解决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但医药分离势在必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路佳，刘宾志．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概况；中心环节；问题；原则；途径
一、我国医疗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研究
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引导下逐步建立的，虽然这种体制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所以近年来，住房、退休养老和医疗体制方面的改革逐渐成为了改革中最敏感和最关键的焦点。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社会医保基金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体制因素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导致其中的问题不断显现，再加之民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权利意识的逐渐加强，以及对自身健康问题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给现阶段的医疗体制提出了更多的压力和要求，改革现行的医疗体制势在必行。此外，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卫生机构、保健设施、服务技术、医药价格也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与现行的卫生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再加之公费医疗费用的不断增长，使得诸如国家费用投入不足，经费筹资系统不畅以及卫生不公平性继续存在等问题不断突出，改革现行的医疗体制，使得上述的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和解决是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
二、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基本概况
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基本概况是医疗体制改革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利用的基础和关键，所以本文就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性质和特征等基本概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性质。经济性、公益性、普遍性、强制性、补偿性以及储蓄性等性质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基本性质，同时也是这些性质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才保证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但是就我国的政治环境来看，福利性是其中最突出和最重要的性质，这种福利性质体现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即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在基金筹措的过程中需要个人、单位和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不同的经费。
2.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特征。只有正确的认识医疗保险的特征，才有助于我们形成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思路，同样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相关的分析和研究发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强制性、专款专用性、共同合作性，也就是说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是需要单位、个人和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共同支付的，所以需要强制施行；其次，由于人们患病、生育、意外事故的风险具有特殊性，所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只有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共同合作，共同为劳动者提供保障才能提高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才有助于民众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进而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三、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利用的中心环节
医疗保险基金最终用于支付医疗费用，所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的中心环节是支付环节，掌握支付的原则、关键点、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是需要业界人士一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据我国相关制度规范的显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过程中，不管任何一种支付方式都必须坚持既能保证劳动者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又能有效的减少和杜绝浪费，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提高效益和保障水平的原则。费用分担式、服务付费式、单病种付费以及总额付费方式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主要支付方式，费用分担式需要将结构层进行清晰的分层，各个层级按照一定的比例共同分担；服务付费式主要由医院来控制医疗费用的流向、流量以及流程；单病种付费方式主要由医院临床路径施治和收费；总额付费方式是由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或者保险机构与医疗供应方协商，确定医疗供方单位时间总额预算，以预算最高限度，强制控制支付需求，医院在保险的范围内对所有的病患提供相关的医疗服务，这种支付方式也是一些专家公认的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支付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支付方式的选择都必须遵守上述的原则，以利民惠民，为营造健康和谐的医疗氛围，实现我国的长远发展和进步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切实的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率，避免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潜在风险的发生。
四、现阶段医疗体制改革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现阶段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通知》、《关于公费医疗几个问题的答复》等相关制度规范的落实和发展，使得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利用的更加规范合理，但是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公费医疗卫生保健筹资来源困难、供需双方的制约机制失控、公费医疗体制改革的覆盖面小、公费医疗保障不平衡以及劳动者行业间流动受限制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降低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其他相关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进步。
五、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利用的原则和途径研究
1.强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力度。强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力度是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促进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和基础，所以就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支付、使用以及监督等都要遵守我国社会保险的总则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规范的原则；此外，要明确各类社会保险基金的职责范围、运营范围以及监督冲裁机制，遵守安全性、效益性、合法性、多样性、社会性以及流动性等基本原则。
2.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是强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力度，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一方面要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减少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另一方面，要鼓励相关的工作人员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率，营造良好的医疗卫生环境，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3.加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控制力度。加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控制力度，对于提高医疗资金的利用率，强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力度，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学习的力度，积极的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可以采用补贴、行医限制、比率控制、质量控制等方式来调节和控制；此外，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的国情和宏观经济环境，完善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促进其更好更快的改革和发展。
六、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我国的各项制度规范也得到了逐渐的完善和发展，医疗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社会注意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逐渐成为了相关专业人士和学者十分关心和重视的问题之一，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作为一种惠民基金，对于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如何合理的利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做好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工作也逐渐成为了现阶段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的，也是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一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作者:罗灿 单位:叙永县医疗保险管理局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医疗服务
我国的医疗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二是有效平衡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增加医疗和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医疗服务，从而有效地提升我国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分析
1、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标准不统一
虽然我国正处在逐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阶段，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基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每个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及待遇不统一，致使城市务工人员或者城郊结合的居民出现重复参保或有选择地参保等现象出现。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的距离正在逐渐缩小，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使得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纷纷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稳定运行是非常不利的。
2、门诊费用增长过快
有数据表明，2000年县级医院门诊费用相对于1990年增长了6.81%，2005年增长至10.43%，到了2010年县级医院门诊费用则上涨到15.03%，且2011年国务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医保门诊报销费用不足1/3。由此可见，我国门诊费用增长过快，但居民医疗保险却不能得到合理的报销。虽然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有关于报销大病费用的相关政策，但关于门诊的医疗保障服务还是不够完善。
3、社会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收支运行不平衡
随着社会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县级以上医院住院治疗费用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这都是造成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收支运行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国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不断进行改革与推进，使得医疗保险的补偿水平逐年提高，极大地降低了居民医疗负担的风险。在社会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医疗费用却逐渐上涨的情况下，社会医疗保险统筹资金的平衡运行也因此埋下极大的隐患。
二、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效果
1、门诊统筹对医疗服务的影响
（1）研究门诊统筹制度对医疗服务影响的方法。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效果，本次研究选用了“门诊+住院补偿”医疗模式与“个人账户+住院补偿”医疗模式进行对比。参加两组医疗模式的实验者年龄均在32—49岁，文化背景、月收入均无显著差异。其中参加“个人账户+住院补偿”医疗模式的实验者在身体健康方面与“门诊+住院补偿”医疗模式的实验者存在高于1%的差异；在生活习惯方面“个人账户+住院补偿”医疗模式的实验者与“门诊+住院补偿”医疗模式实验者存在高于1%的差异。研究实验进行两周，两周后对比两组医疗模式的门诊就诊率、住院率、自我医疗率与未就诊率。（2）门诊统筹对医疗服务影响的研究结果。研究实验结果表明：“门诊+住院补偿”医疗模式的门诊就诊率下降了16.13%，自我医疗率增加了13.11%“；个人账户+住院补偿”医疗模式的门诊就诊率增长了12.19%。（3）关于门诊统筹对医疗服务影响的讨论。从研究结果可以分析得出，门诊统筹制度明显降低了居民的门诊就诊率，家庭人均收入升高，其门诊就诊率也会得到相应的升高。自我健康评价差的居民，其门诊就诊率就越高。患有慢性疾病实验者的门诊就诊率低于没有患病的实验者的门诊就诊率。门诊统筹制度实施两周之后，自我医疗率明显上升，并随着家庭收入额增加而降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门诊统筹制度有效地提高了社区门诊医院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慢性疾病患者去医院的就诊率；有效降低了居民的自我治疗率，增加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性。门诊统筹制度的制定有效降低了居民的疾病负担，实现了让每位居民都享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2、大病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的影响
（1）研究大病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影响的方法。随机选取某市城镇医疗保险数据库2009—2012年10%的样本进行研究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就诊日期、疾病诊断、住院总费用、统筹支付、大病医保支付、自费支付。因大病医保从2011年实施了自费补充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得到提高，故而将2009—2010年前的调查样本作为一组，2011年—2012年的调查样本作为一组。（2）门诊统筹对医疗服务影响的研究结果。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实施后，患者个人自费支付的费用下降了19.83%，个人支付费用在住院总费用的占比下降了2.82%，灾难性医疗支付费用降低了41.23%。（3）关于大病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影响的讨论。从研究结果可以分析得出，大病医保政策明显地降低了患者住院的自费支付，其主要原因是：大病医保中增加自费补充医疗保险，从而使得大病补充报销可以高达50%，降低了患者的自费费用，实现了患者“看得起病”的目标。但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大病医保又降低了患者自费支付，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尽量避免医疗道德事故的发生。大病医保政策实施后，退休人员的自费费用与灾难性医疗支付的比例增加了，离退休人员自费费用与灾难性医疗支付比例也有明显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大病医保自费补充的政策会引导退休人员或离退休人员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导致医疗道德事故的发生。世界银行发展部门专家AdamWagstaff曾研究我国西部新农合医疗实施的效果，发现“按服务付费”与“大病统筹”等制度有助于增长主张患者过度治疗的现象发生。因为大病医保政策中的多种支付方式，促使一些医疗机构加强自身的管理机制，以提高大病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大病医保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不少医院不得不改进自身的医疗技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从而降低整体的住院费用。大病医保政策不仅保证了医疗质量、促进了医院的自我发展，也有效地提升了大病医保资金的使用率。
3、总额预付制下的结算办法对医疗服务的影响
（1）研究总额预付制下的结算办法对医疗服务影响的方法。分析某市住院总人次前80%的医疗结构，用不同的方式对患者的次均住院总费用、次均自费支付进行结算，随后比较自费支付费用比例的变化。（2）总额支付制下的结算办法对医疗服务影响的研究结果。总额控制、增幅管理的结算方法下，次均住院费用与使用医保支付费用增加明显，但总额费用控制效果比较好的普遍是三级医院。针对一些特殊疾病，总额控制、增幅管理的结算方式下的次均住院总费用和使用医保支付费用的情况有所下降，但结果并不明显，二级医院的次均医保费用支付明显是高于三级医院的。从整体上看，使用总额控制、增幅管理结算办法的患者住院自费支付比例下降了2.6%，三级医院自费支付比例下降了2.4%。（3）关于总额支付制下的结算办法对医疗服务影响的讨论。精细化总额控制（即住院总额与次均住院总费用）、增幅管理结算办法有助于医疗结构提高对医疗费用的使用效率，减少患者住院的时间。通过总额控制、增幅管理结算办法可以看出，二级医疗机构的次均医保支付费用明显高于三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的挂床现象也明显高于三级医疗机构。主要原因为一些二级医疗结构的医疗水平明显提高后，导致了一些不必要住院的现象存在。对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尤其是对二级医疗机构。推行对特殊病种实行精细化总额控制、增幅管理的结算办法，提高对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随着我国医保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相关部门应该探索出符合住院服务的支付方法，优化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三、关于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建议
1、推进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当前并没有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从而造成我国城乡医疗体系不完善。无论是医疗资金的统筹管理还是医疗保险的待遇及相关管理制度，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导致重复参保或有选择性参保的现象出现。要按照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新要求，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出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医疗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基本制度、管理体制、政策标准、支付结算、信息系统、经办服务的有机统一，建立起符合实际、统筹城乡、惠民高效、公平可及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最大程度惠及参保居民。
2、推进门诊统筹制度的广泛实施
门诊部门作为我国社区医疗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没有进行合理的利用就会造成我国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当门诊服务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居民就会更多的选择住院来治疗，从而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患者过度治疗的现象发生，间接加重了我国看病难的情况，也增加了医疗道德事故的发生风险。医保部门应重视门诊统筹制度，完善并推行门诊统筹制度的广泛实施，提升门诊对小病的治疗率，优化我国医疗体系，提升门诊医疗医院的使用率。
四、结论
结合我国居民当前看病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善，才能逐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在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同时，国家也要重视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工作，增加卫生部门与监管部门的协作，降低医疗道德事故的发生，有效地提升我国医疗资源的使用率，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医疗制度最初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看病难的情况。
作者:邵东 单位: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许海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对医疗服务影响的效果评价[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5，5（7）.
[2]潘杰、雷晓燕、刘国恩：医疗保险促进健康吗？──基于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3，4（12）.
[3]毛阿燕：近二十年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对患者的实际影响：患者就诊实际报销比例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2，10（24）.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居民对于医疗服务及保障制度的要求也日益增加,因而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如何解决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就成为了公共卫生政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在现行的保障制度之下,逐步完成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的衔接与融合,也成为了未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探索的方向。
二、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各自的特点
(一)社会医疗保险的主要特点
(1)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即处于“低水平”下。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比例已经大幅降低,因此只能提供最为基本的医疗保障。
(2)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很广,也就是要尽可能的使所有的单位及企业加入。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就包括中央、省属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等。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筹集,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
(4)社会医疗保险具有“统账结合”的特点,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二)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特点
(1)通过资源整合、风险集中的方法,来达到共同分担由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目的。
(2)通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缔结契约关系的方式,来达到双方履行权利及义务的目的。
(3)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医疗保险,可以根据社会不同需求产生的不同险种来开展业务,市场可以调节其供求关系,其特点是灵活自由,可以适应社会的多层次需求。
(4)医疗服务供求双方处于并不对等的地方,供求双方的联系完全是被市场所调节的,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
三、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在实践中的几种混合模式
尽管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各具特点,两者目的不用、各有区别,但在实际中世界各国大多会将两者结合,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混合模式。
(一)社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的通用做法,是将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及附加形式。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一般是通过社保税进行筹资,覆盖劳动者及其家属;而作为公共卫生的补充形式,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主要是未加入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同时还会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并未包含的服务项目进行负担,这一模式大多被欧美国家所采用。
(二)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的模式
商业医疗保险在这种医疗体制架构之下处于主导的地位,并且被允许占据整个医疗保险市场。而社会医疗保险则只是作为一种补充,为不愿或无力保障的人群所建立,如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等。其主要不足之处是,无法参加社会保险同时又无能力参加商业保险的人口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
(三)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并存的模式
商业医疗保险在此种框架下,是以替代公共医疗保险的形式存在的。居民自主选择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投保商业医疗保险,因而形成的模式是两种制度各自独立运行。人们的付费能力决定了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险服务,付出的代价与服务是对应的。而社会保险的覆盖对象则是参加商业保险之外的人群,因而其提供的医疗服务待遇是取决于公共卫生资源的水平的,这一两种体制并行的模式主要被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所采用。
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融合的对策及建议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两者相互融合的实质,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在保障体系中的基础保障作用,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作用。因而要采取一定的对策,确保二者平衡发展,具体如下:
(1)政府必须明确社会保障政策,给予商业医疗保险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大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来帮助支持他们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事业。
(2)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发展策略。可以针对当前社保体系制定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规划和目标,同时要依据所制定的发展规划,对社保制度的整体组织结构、运营方式和业务品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整合和统筹。
(3)合理的划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明确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空间。要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使得社会医疗保险覆盖基本的医疗保障需求,对其制订合理的封顶线及报销比例,也就是承担有限的保障责任。而针对基本医疗以外的属于市场范畴的医疗保障需求,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商业医疗保险自行解决。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综述；立法；模式；农村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306-1499（2013）07
1.引言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在保障国民的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浓厚的“大锅饭”特征和高福利色彩的制度已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缺陷，由此看来，目前医疗保险制度已成为制约我国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本文对我国现阶段医疗保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探讨提供依据，最终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献计献策。
从目前来看，我国学者在有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医疗保险立法的研究
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大社会保险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险种。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和约束力，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已产生了种种弊端。医疗保险立法的相对滞后，必将影响我国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目前，从我国医疗保险实践积累的经验来看，
医疗保险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医疗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医疗保险立法也已迫在眉睫。然而，这必须要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当前世界各国在医疗保险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在国务院[1998]44号《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医疗保险应在《决定》的基础上，充实一些新的内容，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障法》、《医疗保障法》； （2）通过立法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 （3）通过立法规范和完善统账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模式；（4）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监管体制； （5）通过立法建立健全以筹资互助式合作医疗保险为基础、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医疗保险体系。
医疗保险覆盖面是指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通俗地讲就是享受医疗保险的主体范围。在不同情况下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各有其不同的覆盖面。1998年11月，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会议上指出，医疗保险改革应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目前，我国医疗保险覆盖率低，覆盖面很不完全，还不能真正达到医疗保险的目的。绝大部分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和农民还没有被纳入到医疗保险体系中，所以医疗保险还没有真正实现分散风险的功能。研究人员就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必要性已达成了共识，但就扩大覆盖面的方法有以下建议：
（1）设定标准，降低纳入门槛； （2）建立和发展各种补充医疗保险； （3）完善现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4）适应不同人群多方面的医疗需求，逐步建立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5）确定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
3.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和运营的研究
3.1医疗保险资金的筹集方式
基金是医疗保险的核心，也是确保医疗保险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医疗保险基金能否及时、足额收缴，直接关系到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能否正常运行。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也是实际运营医疗保险的第一步。因此，筹资是医疗保险的关键。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即统账结合）。统账结合中的个人账户实行纵向基金部分积累方式，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方式，它既发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的互济作用，又发挥个人医疗账户的积累作用。
3.2医疗保险资金的投资运营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营是针对结余的医疗保险基金而言的，它同基金的筹集同等重要。不同学者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商业化运作，通过科学合理安排基金的投资运营，追求基金效益最大化，实现医疗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有的人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可采取委托如商业保险机构来管理和运作，必须按照公平、公开、民主原则，选择资信高、效益优并经过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审查的投资运营机构；还有的人认为随着医疗保险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保险基金的运作手段可以逐步扩展，根据国际经验，投资证券的收益率远高于存入银行，能够较好地实现保值增值。
3.3农村医疗保险的研究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广大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它是一种筹资水平低、覆盖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因此，不论是从破解当前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还是着眼于农村医疗保险的长远发展，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制度正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针对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学者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实行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其他医疗保障形式为补充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2）建立多层次、多方筹资机制的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3）发挥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导作用； （4）加强农村医疗保险的监管服务机制； （5）针对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位，加快农村医疗制度的法制建设； （6）培养、提高和稳定农村卫生医疗队伍，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
［论文内容摘要］ 防范医疗欺诈问题，是研究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总结了承德市近两年来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情况，结合实际提出了防范对策。
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逐步扩大，参保人员结构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参保人员异地居住、就业范围广、流动性大，使医疗保险基金在医疗领域面临欺诈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防范医疗欺诈问题，是研究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总结了承德市近两年来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一、承德市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基本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是指违反医疗保险管理法规和政策，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其他方法，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或医保待遇的行为。
承德市近两年来共查处了15起严重医疗欺诈案例，违规金额近80万元。其中“挂床”住院8例；向医保部门传输虚假数据3例；冒名顶替住院2例；虚开住院票据1例；伪造病历等相关材料的1例。此外，以采取“分解住院”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有近200人次；还有一些欺诈行为因金额小、行为方式较为琐碎，未统计在内。
从查处情况来看，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实施欺诈的行为人较为复杂，既有参保人，也有医疗机构，还有用人单位。在利益趋同的条件下，往往参保人与医疗机构人员共同合谋欺诈，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在欺诈过程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作用十分明显，即使参保个人想实施欺诈，往往也要得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纵容和配合。二是欺诈种类繁多。从参保个人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冒用他人医疗保险证、卡就医；异地就医人员伪造或虚开医疗票据回来报销；“挂床”住院就医；要求医院开具本人不必要的诊疗项目或药品，由他人代作或代用等。从医疗机构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伪造、变造以及提供虚假病历、处方、疾病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使用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应由参保人自费的医疗费用，较为严重的是将非医保支付病种（如车祸、工伤、打架斗殴等）改为医保支付病种；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的或过度的医疗服务。三是对异地医疗欺诈调查的成本高、取证难。根据承德市对异地就医检查的情况，外地检查每人每天的成本平均在300元左右（含各种交通费），受经费情况限制，一年也难以组织几次检查；在检查中，获得外地医疗机构的密切配合也较为困难。尤其是一些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居住范围广泛，即使在审核中一些报销单据明显存在疑问，也无法进行调查核实。四是对欺诈行为的处理困难。一种情况是无法处理，往往一个城市中存在1～2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医院，对其处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触及到其根本利益。另一种情况是无权处理，对外地违规医院缺乏地区间的协查合作机制，只能对实施欺诈的参保人简单拒付了事，对违规医院无计可施，无疑助长了一些医院对异地患者的违规行为。
二、对医疗欺诈行为的防范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根据实际提出以下防范对策：
1.多措并举，加强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自身建设，适当增加工作经费，保证反欺诈监管的有效进行；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识别欺诈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监管工作方式；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欺诈风险。其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医保协议管理，量化各种管理指标，如住院费、床日费、转院率等，明确界定各种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积极探索新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办法，对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试行医疗费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或复合方式付费，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自我约束控机制。第三，加大惩罚力度。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反医疗欺诈责任制，当出现欺诈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从而为实施社会惩罚和市场惩罚创造条件。对医保管理机构难以调查取证的案件，建立公安部门、检察院介入的工作衔接机制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工作的机制。
2.加强部门间合作，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欺诈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欺诈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反医疗诈骗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
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路在何方？
[摘要]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司空见惯，因病致困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同时给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障碍，限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医疗风险问题，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思路主要有三，其一是改造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农民每年交一定数额的合作医疗资金，农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也相应投入一部分资金，共同形成专项农村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其二是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相应保障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三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水平、筹资和管理的完全对接。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一直未将农村人口纳入思考的范围，但农村人口一直是我国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农村人员享受到医疗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建立、乃至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和改革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作为工作的重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和如何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解决农村地区人口及外来人口等弱势人群的医疗风险问题，至今缺乏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说明确的思路和政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自80年代以来出现大幅度滑坡，使90％左右的农村人口成为游离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的自费医疗群体。
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农村提供医疗保障是国家职能的基本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增收和脱贫，有利于经济建设。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司空见惯，因病致困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同时给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障碍，限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
既然建立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目前我国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呢？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阶段性，最初只覆盖城市的雇员和公务员，随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人口条件成熟后，才逐步扩展到农村地区。鉴于此，加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失败，从而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没有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所需的财力和可依托的组织机构，因此反对在农村地区开展医疗保障。但有关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即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但在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具备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条件。
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施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教训。我国自1986年在全国的大部分省市农村开展了一种新的称为“合作医疗保险”的社区保险项目的试点工作，到1998年末，我国已有712个县建立了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促进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农民群众通过互助互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方法之一。虽然该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费用筹集、保障水平确定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难点问题，从而大部分相继解体，但在苏南、上海地区依然保存，并发展了农村劳保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农村医疗救助等多种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从而在正、反两方面为新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其次，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收缴医疗保险费用难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致命伤。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对医疗保险费用的承担能力，也提高了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对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与实施的支持能力，从而能够部分解决医疗保险费用筹资来源问题，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民医疗负担能力提高，在合理确定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的条件下，发达地区农民群众也能够承担得起相应的费用。，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医疗风险问题，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思路主要有三，其一是改造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农民每年交一定数额的合作医疗资金，农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也相应投入一部分资金，共同形成专项农村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其二是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相应保障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三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水平、筹资和管理的完全对接。
但考虑到我国城镇职工、公务员医疗保险体系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尚不具备建立低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条件，采取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当前的可选思路。但农村合作医疗实质上是一种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社区福利制度，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医疗保障供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局限。而低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是农村医疗保险由社区保障向社会保障演进过程中的过渡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差别将逐步消除，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将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障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