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1: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下简称责任认定书）是否属于鉴定结论存在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鉴定结论。
首先，两者的制作主体不同。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从实际看，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首先以行政案件立案，此时公安机关并不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而是处理交通肇事案件的行政机关。鉴定结论是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的科学判断，完全不同于公安机关依据职权作出的结论。
其次，两者存在的阶段不同。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责任认定书是在行政处理阶段中出现的，而鉴定结论恰恰是出现在刑事诉讼阶段中的。
再次，从责任认定书的内容看，责任认定书不宜作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而不是对直接感知或传闻的案情事实的客观陈述。而责任认定书就是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责任认定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从证据效力看，责任认定书也不宜为鉴定结论。责任认定书的内容是违章情节、危害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判断双方的责任。而这一点也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中重要的一环。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来说，对当事人违章行为、危害后果以及其中因果关系的确认，是审查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对责任认定书作出审查，判断责任认定书的有效、无效。所以，起诉书、判决书的文书内容不受责任认定书的限制。而鉴定结论一般客观性比较强，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证明是其他证据无法取代的。一般而言，除非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如鉴定人的资格问题、鉴定人的徇私舞弊行为等等，鉴定结论很少被推翻。
最后，公安机关一方面作为交通事故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责任认定，另一方面，它又以此作为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立案以及判断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难以保证该责任认定书的公正性。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李某驾驶“中联”某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正由东向西行驶至某市某路口西，在信号灯变成绿色时，李某启动向西行驶，恰有被害人黄某骑着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由东南方向快速驶来，李某所驾的车辆正好碾扎黄某，造成黄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继续前行数十米停车，然后又向后观望，之后驾车驶离现场。回到工地后，李某仍继续检查了车辆。案发后被查获。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因逃逸而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黄某虽有过错但承担次要责任。
在本案的审查阶段，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李某在交通事故中是否具有逃逸情节，分歧意见很大。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系意外事件。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张某事后逃逸，负有主要责任。但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合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不应该认定其逃逸情节，不应加重处罚。理由为：交通管路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是以逃逸作为认定张某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的依据。在刑事司法范畴再次认定其属于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属于双重评价，审查阶段应该禁止。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对张某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认定其具有逃逸情节，并且不存在对逃逸行为的双重评价问题。
对于交通管路部门根据李某具有逃逸行为而认定为负主要责任，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同时评价逃逸行为，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可取，即李某首先成立交通肇事罪，并且具有逃逸的行为。但是，考虑到被害人有违法交通法规这一事实，检察机关应在量刑建议上予以说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不仅是民事赔偿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大部分交通肇事案，司法机关均根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来界定行为人是否涉嫌和构成犯罪。理论界一直对《责任认定书》可否作为刑事证据产生质疑和分歧，主要是无法归入法定证据种类中去。［1］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依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并出具《认定书》的行为，便是此处的行政执法行为所形成证据材料。在实践中，如果与行政执法有关的事实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行政机关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不必由刑事诉讼中的办案机关重新提取。其理由有二：一是提高便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提高效率；二是可以有效保全证据，提供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与全面性。［2］因此，应该肯定《认定书》的证据属性，是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与此同时，交通管路部门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机关，由权威的机构和资深的专业人士所制作出来的《认定书》具有极高的证明力，刑事司法机关一般应予以直接认可。而且，在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证，具体包括痕迹学、经验法则和监控录像、报案人说明等。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认定书》有异议，可以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提起复核。而《认定书》的法律效力将处于待定阶段，也无法直接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如交通事故双方均不提起行政复议，而检察机关又对《认定书》存在质疑，此时应如何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责任认定书》显然可以用于证明交通肇事案件的事实情况，是一种鉴定意见。在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存异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应作形式评价，实质评价应交由法院，否则违背司法最终裁判的原则，且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不宜过度放大。［3］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行刑”先后评价本质迥异，不是双重评价
行政法和刑法是不同的部门法，但二者却可能针对同一行为或者事实进行评价，并且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一做法不会违背禁止双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即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一旦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事实科处刑罚以后，不能重新以该犯罪事实为根据再度科处刑罚，对同一犯罪重复追究刑事责任是被禁止的。［4］通常认为禁止重复评价的范围包括定罪量刑，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或量刑情节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并且只能发生在同一诉讼之内。其与一事不再理有所差异，后者是指对于判决、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或者自诉人撤诉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再行或受理。禁止重复评价中的评价必须是相同性质的刑事评价，所以其与处罚竞合间题是不同的。［5］处罚竞合，是指同一行为同时受到刑事与行政或民事两种处罚，又称为双重处罚或双重制裁。由于处罚竞合所适用的法律和发生的范围均有所不同，因此，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并未违背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因为不是发生在刑法领域内。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适用对象是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6］是指案件中客观存在的能够表明犯罪分子刑事责任大小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主要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事实，并以事中事实为主、其他事实为辅；以及刑罚裁量所需要考虑的各种法定与酌定的情节。具体到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与司法机关同时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做出评价，在本质上是一种处罚竞合，而不是双重评价。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88条都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实施条例》第91条、92条还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在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正是根据上述条出了李某负主要责任的《认定书》，是一种行政法评价。其中，交通管路部门根据李某逃逸的事实而认定其负主要责任，这使得逃逸行为已经被评价过一次。司法机关在审查时，根据交通管路部门出具的《认定书》，即李某造成了一人死亡并且负主要责任，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在此基础上，同时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这是刑法的第一次评价定罪评价，而不是逃逸行为分别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罪和加重形态的定罪事实根据，更没有作为量刑情节。因此，行政法和刑法对逃逸行为的法律评价在本质上是不同，主要表现为评价主体、评价依据、评价效果等方面。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认定书》认定符合交通肇事罪，并同时对逃逸行为做出与交管部门不同性质的评价，即刑法中的逃逸行为。有论者认为，要正确区分交通行政管理上的责任与刑法上的责任，交通管理部门只是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认定责任，并不是刑法上的责任，法院在审理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不能直接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则认定，而应根据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分析判断。［7］对法官而言，《认定书》仅是一种意见，而不是结论，可以不采用。但是，审查环节的过度的实质审查并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构造。在李某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然后选择离开现场的情况下，当然是一种行政法上的逃逸，也是一种刑法上的逃逸。在此情况下，《认定书》依据事后逃逸的行为而依法认定主要责任，不仅符合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而且可以直接作为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情形。对逃逸的认定，刑法可以重新评价一次，因为已经成立交通肇事罪。
摘 要 交通事故中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情形，对二次碾压事故责任的认定，从二次碾压事故的处理方法谈法律完善。
关键词 交通事故 二次碾压 责任认定 处理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经常有被害人被第一辆汽车撞击后，又被第二辆汽车或者第三辆汽车撞击致死的案件。在认定被害人无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的情况下，对第一辆车认定主要责任并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多大争议。但对第二辆车的责任认定和能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司法实践中处理的几种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第一次交通肇事的情形，结合第二次碾压的实际情况，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情节一般有以下几种：
1.第一次事故发生后，被害人或者车辆在其车道内又被第二辆车或者第三辆车立即碾压；或者是第一次事故后，被害人或者车辆突然被撞进入第二辆车正常行驶的方位，而被第二辆或者第三辆车立即碾压。对这两种情形，第一辆车按正常的事故责任认定，第二辆车发生的事故则属于意外。
2.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在第二辆车安全距离之外第二辆车子碾压；或者是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经过了一定时间，如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之后，被第二次碾压的，如何认定第一辆以及第二辆车驾驶员的责任以及能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实际案件中，出现第一种二次碾压的事故责任的认定处理没有多大争议。但就第二种二次碾压事故的处理方式有较大的争议。
二、对第二次碾压的事故认定及处理方法
对二次碾压的事故，如何认定第一次碾压方、第二次碾压方及被害人各自的责任，三方或者多方的责任的区分直接关系到是否对第二次碾压方刑事责任的追究，笔者结合办理的两起交通肇事案件浅谈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方法：
案例一：2009年11月的一天17时许，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被一辆疾驰的桑塔纳轿车从后撞倒在地，肇事车辆随即逃离现场。陈某倒地受伤后，挣扎起来时，被酒后驾驶货车经过此地的邱某拖带900多米后死亡。
案例二：2009年7月一天17时许，顾某驾驶摩托车行经农村公路某路段时，撞倒一名行人，行人倒地后，顾某逃离现场。数分钟后，一辆疾驰的汽车第二次碾压了被害人。被害人死亡。
笔者试从责任认定的方法简单谈谈自己对第二次碾压的看法。
就第一个案例中认定第一辆肇事车辆与被告人邱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公安机关的观点是：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公安机关认为，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的不法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作为一起事故，不应分别对其行为作出责任认定。故应认定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就第一辆肇事车辆与第二辆肇事车辆对被害人的死亡共同承担的事故主要责任，而第一辆肇事车辆与第二辆肇事车辆所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否是刑法上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主要责任，公关机关不予明确和区分。这种事故认定给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对该事故的刑事责任的、审判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公关机关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进行划分，不利于打击犯罪及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第一辆肇事车与被害人的之间的碰撞是第一起交通事故，在此起事故中第一辆肇事车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邱某随即驾驶汽车将活着的被害人拖带至900多米处，应视为第二起事故，被告人在此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停留在机动车道上的次要责任，则应由第一辆肇事车辆承担。故，邱某应对陈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三、法律应当完善对二次碾压责任认定
二次碾压的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关系到对肇事者的刑事处罚，如不能准确对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将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1.明确对二次碾压事故的责任认定
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一般对二次碾压事故作为一个事故予以认定。而对责任划分，法律虽然要求明确三方或者多方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很少予以区分，而是简单的作出划为两方作出责任认定。因此对多方侵权的交通肇事应明确各自责任，应强化对责任划分。
2.明确检察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书的监督权
自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实施以来，责任认定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书，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20__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虽没有提到交通事故责任责任认定书，但从本质上并无取消责任认定这一环节，而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说成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主体、程序、内容、原则、作用等并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事故责任。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对责任认定作了两点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过于抽象，对责任认定的标准、救济、监督、责任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如何衔接等问题都没作出任何规定，也没相关解释，致使责任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惑，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责任认定标准混乱。无论是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还是新出台的《安全法》，都仅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确定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地域、上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同一单位的不同民警，对同一案件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对同样情形甚至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能做出不同的认定结果，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往往是根据领导的看法定，法治也就走向了人治。这样就导致了目前事故责任认定随意性大，定责失衡等有碍执法公正的问题，这也是社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
2.责任认定监督失控。从理论上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来自人民警察以外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和制约。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监督的主要表现方式为不予采信，但不能从根本上对责任认定作出重新认定。在交通事故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民事案件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进行判决而对责任不予采信，那么在刑事诉讼中，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和处罚均以行为人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抛开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则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人民检察院无法对行为人进行批捕、。所以，在责任认定中，外部监督就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警察队伍内部，包括人民警察的上下级机关之间、同一人民警察机关的领导和干警之间，以及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的监督检查制度。如《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消或者变更”。但在实践中，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有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法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有无、等违法违纪行为，至于责任认定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则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3.责任认定救济缺失。根据现行事故处理法律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有关事实进行的综合鉴定行为，主要起一个事实认 定、事故成因分析的作用，出具的认定书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因此，对这种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起重新鉴定。当事人如不服，只能以的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在就交通事故提起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求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当事人责任，仅具有证据的效力，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活动都没有当然的拘束力。从法律上讲，让责任认定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但实际上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系统的进行事故责任鉴定的机关，完全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其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在法院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认为事故责任不妥的，其不能主动改变事故责任，也无法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再认定，更不能在没有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处理。因此，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虽然是鉴定结论，但从认定体制上看又不符合鉴定行为的法律特征，缺乏法律制度的有效制约，实际造成了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基本由事故处理机关最终决定的局面，人民法院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成了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如陈兴良教授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性质及责任认定》一文中就浙江嘉兴余定海交通肇事逃逸一案中指出：“在本案中，尽管辩护律师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但两级法院还是直接采信交通管理部门的显然有瑕疵的责任认定意见，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就认为，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是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形式上仿佛具备了一审终审的效力”。
4.责任推定适用错位。根据《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查清事故事实后，依据各方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将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一般称之为认定责任。二是由于事故后发生了当事人逃逸、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特定的情形，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否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有否因果关系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而依据《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之规定，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一般称之为推定责任。根据《刑法》或《解释》中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条件的规定来看，只是指出以当事人在事故中负主责或全责为前提，但并没明确推定责任能否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依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就是事故责任不论是认定的还是推定的，只要当事人负全部或主要责任，都作为定罪的依据。笔者认为，把推定责任用在交通肇事罪中，以此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显然不妥。因为：（1）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在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中，客观方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与严重的事故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不能查明，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解释》的规定，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构成不但要确定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确定因果关系的大小。而推定责任，就是因为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履行保护现场等义务并由此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有否因果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大小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责任认定，并不是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客观表现，自然也就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2）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罪行法定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原则。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并未将事故发生后逃逸、毁灭证据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交通肇事罪中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应该是指事故发生时的交通违法行为，如超速、违反交通信号等。虽然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的逃逸等行为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有一定影响，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前提是交通违法行为的存在。当推定事故责任时，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及其作用并未查清，如果将这样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就是根据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的表现来对其定罪，因此，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3）推定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客观性是证据的本质属性之一。所谓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上确实存在的事实，是与客观实际的真实情况相符合的事实。而推定责任是事故事实无法查清、违法行为有无及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作出的一种推定，其本身不一定反映事故事实的真实情况，很可能使主要责任变成了次要责任，无责任变成了全部责任，很难与客观的事实相符，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要求。因此将一种从法律推定出来的事实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来使用，其结果不是冤枉了无辜，就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4）混淆了民法和刑法上不同的归责原则。推定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之一，可以根据推定出来的过错作为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因此，推定的事故责任可以作为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但是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能存在推定、类推等情况。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推定事故责任实质就是对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仍存在着疑问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责任认定，将此带有疑问的责任作为定罪依据是和罪疑从无的原则相矛盾的。（5）将逃逸而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时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因为，定罪时虽以推定责任作为依据，但适用推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逃逸行为，这样实际上逃逸行为在定罪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又将逃逸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适用，从而导致逃逸这一事实既在定罪时予以法律评价，在量刑时又予以使用，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规定的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定罪情节不得在量刑时再次使用的要求相背离。
二、完善措施
1.统一责任认定标准。道路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系统，在其内部，只要道路交通参与者、车辆、道路以及交通环境任何要素发生变化，均会导致系统本身发生变化，进而使得相同结果的交通事故有其不同的诱发原因，这也使得全方位罗列事故原因，包罗万象地法定事故责任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道路交通活动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责任法定的。如：20__年5月1日，北京市试行责任认定AB制。即对在交通事故中，车辆驾驶员、非机动车、行人较常见 的违章行为罗列出来，并根据其违章行为的严重程度，归纳为A、B两大类。当事人各方违章行为系同一类型，则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如不同类的，则违反A类的负主责，违反B类的负次责。又如：20__年6月份，大连市交警部门用电脑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法定的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的公安部应充分结合信赖原则、路权原则、安全原则、优者危险负担等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判例法”为主导的责任认定新机制，实现责任认定法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定期搜集通报若干典型案例，对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道路；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车辆违停等若干常见情形下发生的事故，明确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一般判定原则。在没有具体判例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来分析当事人的责任。这有利于实际操作和统一标准，排除事故处理民警的主观因素而更客观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使同种情形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最大限度地趋于同一。
2.加强责任认定监督。责任认定作为一种意见证据，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就案件某方面的特殊事实进行的专业判断，其不可避免的会附着鉴定人的主观因素或受社会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强化责任认定的监督机制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为此，《公安部》工作规范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承办单位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中或者接群众投诉经审查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的，应当作出撤销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决定，由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另行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但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制度并不合法。责任认定作为一种鉴定性质的证据，只要鉴定人具有法定的资格，且认定书也符合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则该认定书就应具有证据的法律特性。上一级公安机关无权对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的证据作出撤销的决定，而只能对该案的认定作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而且，工作规范中对该条所带来的相关后续工作则没作任何规定，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甲驾车与乙所驾的车发生事故。经大队认定：甲乙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且双方也同意责任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解并到保险公司领到理赔金。后支队如果认为该案责任认定不当并作出撤销决定。由此先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该如何处置？其已到手的理赔金又该如何处置？这些后续工作在规范中均无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在加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事故处理人员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实施审查和监督的同时；应通过扎实推行“六公开六见面”、“鉴定结论告知”、“事故公开认定”等一系列制度，增加事故责任认定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和公民的外部监督力度；通过实行对口检查，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等方式来提高内部监督力度；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认定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实行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强化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质证的义务、推行鉴定人岗位责任制度和错案追究制，提高鉴定人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以提高责任认定的公正性。
鉴定行为说：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做出的一种结论。这种结论属于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理由是：(一)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公安部《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2000]1号)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三)《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名称变更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更淡化了交通事故认定的行政行为性质。
具体行政行为说：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属于行政确认，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有关事实进行甄别，通过确定、证明等方式决定管理相对人某种法律地位、法律事实的具体行政行为。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作出的，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唯一有权调查、认定交通事故原因，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并予以认定、宣告的过程，在性质上完全符合行政确认的属性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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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主体的一般原则。根据民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精神，并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特点，确定诉讼主体通常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运行支配；二是运行利益的归属。所谓运行支配是指可以在事实上支配、管理机动车的运行；所谓运行利益，一般仅限于机动车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依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确定责任主体，是处理的基本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认定责任主体应以运行支配为主要依据，因为支配足以决定一切。
同时，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川高法〔1999〕454号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试行）》精神规定的有关车辆借用、租用、挂靠、车辆转让未过户、盗窃车辆等等各种具体情形确定主体，但归根结底，不论何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事故，其诉讼主体的确定均须以上述二原则为基础。
（二）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诉讼主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该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该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同时《保险法》第五十条关于“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据此，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赔付。结合“两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主张权利的直接请求权，受害人的该直接请求权是依据法律即《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取得，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因此，一旦发生诉讼，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共同被告。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关法院，如广东、广西、江苏等地部分法院也在逐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处理并承担保险范围内民事责任的相关判例。
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一）该认定书的性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后根据事故当事方的违法情形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所作出事故认定书。因该认定书是在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将其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此类事故责任认定书常常被法院当然采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其责任认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与其它书证、物证一样，只能是一种证据，只是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它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过程，但均属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属实？是否采信，则须由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其予以审查判断，而不是不加审查一概当然认定采纳。
（二）该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道路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的确都以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当然依据。但《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却并非如此。因为，责任认定书是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所作出技术认定，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交通事故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及其责任大小的“过错责任原则”。虽在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超出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适用过失责任原则并无不当，已无争议。 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二）项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确认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也就是只要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均首先应由机动车一方在超过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部分承担全责。若机动车一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即只要车方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才适用的过失相抵原则，以减轻车方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这与以事故责任认定来确认当事人之间整个民事责任及其划分完全不同。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内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过承保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再首先推定由车方承担全责，但若其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则应适用过失相抵适当减轻车方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因此，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其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
三、关于归责原则的把握。
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其归责原则的确定和把握是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和前提，是司法人员处理侵权纠纷案件的基本准则，不同种类的侵权案件，应适用各自不同的归责原则。那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该以什么归责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及其免责事由？根据过去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之间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所发生交通事故，均以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有无过错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即都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依据进行处理。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适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一是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即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担责大小；二是该条一款（二）项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则是采取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机动车一方负全责，其但书条款只是一种过失相抵，以此决定是否减轻赔偿及其数额，并不是减轻其责任承担（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确定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时应首先分清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这样，对才能准确适用归责原则、准确定性处理。
申请人：张某某（死者之妻），女，汉族，身份证号410_______，住XX市XX区XX路___号
委托人：江伟，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魏__，男，x岁，住河南省__市__镇__村x组
申请人于2013年x月x日收到郑州市交警x大队作出的郑公交认字第410____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提出复核申请。
复核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郑州市交警x大队作出的郑公交认字第410____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依法认定被申请人魏__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实与理由：
郑公交认字第410____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责任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郑州市交警x大队未查清事故车辆豫A____重型自卸货车事发时的驾驶人，在未查清其车辆事发时的驾驶人就作出事故认定责任书，严重影响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x月x日x时许，__驾驶的豫AX___号车与豫A____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当时__所驾驶的车上就只有__一人，而豫A___重型自卸货车上却有两人，至于该两人哪一人是事发时的驾驶人，郑州市交
警x大队未查清。而查清豫A___号车事发时的车辆驾驶人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至关重要，因为该车上驾驶人存在酒驾、疲劳驾驶及无证驾驶等诸多违法情形，而由另一人冒牌顶替当时车辆的驾驶人。所以，郑州市交警x大队在未查清事发时豫A___的驾驶人，而作出事故认定，有失公允。
二、事故车辆豫A____号重型自卸货车未年审，也未购买交强险就违法上路行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交通法规的规定，车辆都必须按时参加年检，在上路行驶之前也必须购买交强险，这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事故车辆豫A____号车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及不够买交强险的情形下就公然上路行驶，这种无视法律的规定、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应当对发生严重损失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综上，事故车辆豫A____号重型自卸货车有诸多违法违规情形，对造成死亡一人的严重交通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事故双方的实际情况，事故车辆豫A____号车最低也应当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郑州市交警x大队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前提下，认定申请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错误的，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复核申请，望支持申请人的复核请求。
此致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桑塔纳与电动自行车相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桑塔纳负全责,电动自行车主起诉桑塔纳车主要求赔偿损失50000元,法院调解赔偿20670元。
2004年2月16日18时许,原告周美岭骑电动自行车沿郑州市建设路由西向东行驶时,被告宋乐受被告段涛委派驾驶皖K61119号桑塔纳轿车沿建设西路由东向西行驶向南左转时,将周美玲撞伤。经郑州市公安交巡警支队二大队作出第20114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宋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周美玲被撞后在郑州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二被告支付部分医疗费,但对以后的费用不愿意再支付。原被告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至中原区法院要求被告支付赔偿费500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被告段涛一次性赔偿原告周美玲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车损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共计20670元,于调解书送达时付清。被告宋乐不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
2011年8月5日下午6时许,重庆市巫山县某电器商行职员汪某于下班后,在骑摩托车回家途中不慎摔伤。后汪某认为自己属工伤,遂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称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石某、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住院资料等证据。社保局审查后认为汪某所提供的申请材料中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申请材料不完整,遂书面告知汪某在10日内补齐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由于汪某疏忽,于事故发生时未报警,故其在规定的时间未能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社保局以汪某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不完整,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汪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原告汪某因交通事故致伤申请工伤认定,但未能向被告社保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是否属资料不完整,即“责任认定书”是否是申请工伤认定的必要条件?答案是:否。
从处理程序上看。被告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实际是从工伤认定的审查作出的处理,是一种程序处理,并不属是否构成工伤的实体处理,类似于法院审查立案程序。因此,被告以“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只提交了石某、齐某等人的证言,但该证言不属于有效证明,也没有提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原告提交的材料不齐全,实质上是法院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了实质性的判断,而不是仅考虑原告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工伤申请受理的条件,混淆了工伤认定受理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
从受理条件上看。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或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还是劳动保障部的部门规章都没有规定申请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换言之,《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均未规定申请人因交通事故申请工伤认定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
从具体依据上看。被告要求原告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的依据,仅是劳动保障部统一制定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该《申请表》的“填表说明”中有一项规定,即“由于机动车事故引起的伤亡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这仅是引导性说明而非强制性条款,其目的在于指引申请人尽可能详尽地提供有效申请材料,以便于准确作出工伤认定。因此,被告强行要求原告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实属对工伤认定相应规范性文件的曲解或片面理解。从该条款规定的内容看,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二者具有选择性,即既可以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也可以提交其他有效证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已证实原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理应属于“其他有效证明”。至于该证言能否在工伤认定时被采用,则在所不论,因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审查时,对该申请材料仅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综上,笔者认为应撤销《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也应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立案受理。
1、民事起诉状；
2、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病历和诊断证明；
3、用以证明交通费的正式票据；
4、受害人及近亲属的户籍证明；
5、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
【法律依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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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交通事故认定的含义和性质上看
1、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并送达当事人。”该条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认定的含义和性质。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其依据的是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以及相关证据。目的是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判断，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以及当事人造成交通事故后果的责任大小，为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提供依据，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是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先发生了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才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具有必然约束力，对其权利义务并不产生直接的实际影响。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起一个事实认定、事故成因分析作用，是一个专业的技术性的分析结果。对法院而言，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效力，而不是进行损害赔偿的当然依据。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或调解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自己主张的证据，也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
2、新道法将原来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体现出了新道法在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和理念上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交通事故处理上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也使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体现出民事侵权责任特点，也与国际上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理念更加接近。
新道法既然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后，交通事故认定就不能够作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二、从交通事故最终有效解决上看
道路交通事故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行为，对当事人而言，交通事故这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处理或解决最终是通过调解或诉讼来解决当事人间的损害赔偿问题，赔偿受害人，合理分配事故损失。因此对于当事人的过错大小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最终解决交通事故纠纷是法院的职责，而且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才能最终有效解决。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重点在于通过现场技术勘验以及检查、调查、鉴定等活动，弄清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和原因以及当事人有无违章或其他主观过错，为交通事故的最终有效解决提供依据。其中包括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在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审判中对各类证据进行全面司法审查，对在诉讼中以证据为表现形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经审查，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法院可以不采用这种证据，进而作出与交通事故认定不一致的民事判决。这样，同样达到了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审判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效果，而且不增加当事人诉累。所以从交通事故最终有效解决上看，打交通事故认定行政官司对当事人来讲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最终有效解决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依靠的是民事诉讼，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同样要对交通事故认定这一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进行审核认定。
三、从实际受理交通事故认定行政案件产生的矛盾看
如果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审判，在审判实践中会出现以下矛盾：
1、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审理后可能作出维持或撤销判决，如作出撤销判决那么同时也会责令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事故认定，但往往由于时过境迁，交通事故现场无法恢复，公安机关重新取证已经不可能，此时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不重作违法，在没有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重作同样违法，纠纷无法解决。
2、如果当事人先提起了民事诉讼，事故认定已被民事判决所确认，且民事判决已经执行的情况下，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又对事故认定提起行政诉讼，事故认定如被行政判决撤销，则会造成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相互矛盾，违反司法统一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依据的是“道条”，即1988年3月9日国务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颁布、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已早于1987年1月1日施行，也规定了民事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但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仍适用该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在适用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办法”却明确规定以“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并根据作为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违章行为所起的作用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或多少，这样就把是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混为一谈，让人认为违章行为即为民事过错，作为行政机关的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理解为民事责任的认定。“办法”第44条还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被称作为民法上的公平原则，或称“无过错赔偿原则”。众多的人认为，所谓这样的“公平”实质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它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23条对“高速运输工具”造成损害事故的归责规定。此时，不论是法律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均呈混乱状态，社会各界颇有微词。
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理解与尊重，使得人们对民事过错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不断的反省与审视，越来越认为必须采用无过失责任来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的保护，社会舆论呼声日益增长，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
肯定地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顺应了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要求与方向，《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释[2003]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在2004年5月1日施行。与此同时，公安部公布了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该“规定”的第58条明确“（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至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出现了行政机关处理与人民法院处理适用同一标准的新局面。但这此仍给众面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损害赔偿的实际处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以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有关新问题作简要初步分析。
一、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公安交警机关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范性文件做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认定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责任认定无疑是一种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公安交警机关也无作出民事责任认定的职权。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一般须对当事人的行为作是否存在过错，是否构成民事侵害责任进行认定，依此裁判。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予以采信，不论是诉讼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审判人员都必须面对。但实质上，交警机关做出的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责任认定，它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更不是唯一证据。例如，交警机关认定机动车方无责任，但在处理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赔偿。而如果将交警机关做出的“机动车方无责任”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依据，那么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机动车一方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两者出现冲突，实质上是规范性文件直接违反了基本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一般采取回避其法律性质的做法，直接作为认定民事责任证据采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条 （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与旧法不同的是，1、交警机关不确定赔偿义务人；2、交警机关仅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没有“责任”二字；3、交警机关的责任认定要求中使用了“过错”一词；4、某些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可能不载明责任认定与划分；5、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6、赔偿标准与计算适用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够被作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样也不能够以此提起民事诉讼。由此看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仍然无法得以明确，其只能是一种证据材料罢了。如果说，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采集并采信若干相互印证的证据，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责任的民法性质在民事案件中就并不十分重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新法取消了旧法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的申请上级交警机关的重新认定程序，且交警机关实质上对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并不处理”，而只是调解。其调解也是依据当事人的自愿申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一致请求）而进行的，即调解程序必须经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否则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启动诉讼程序来解决。由此，基于人民法院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职能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无法拒绝当事人将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资料。此时，人民法院必须根据某一具体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全部证据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
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大致有三种情形：1、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2、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3、因交通事故而造成或引发的其他财产、物或间接损害到人之间的损害。
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已无异议。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其责任承担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是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其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一致，即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也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上述相应条款对“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即为机动车的免责事由。但里有两层含意必须清楚：1、意外事件（或称为“交通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均不属免责事由；2、机动车一方要取得“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证据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比如说，一个人喝醉了往迎面驶来的机动车上撞，虽能表明其行为失控，但谁又能证明其“故意”。因此，我国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比较严格的，机动车辆一方要获得免责非常困难。在我国现行交通安全法律制度下，“撞死人白撞”的观念基本没有法律与现实基础。
三、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这一实践操作无疑又涉及了许多法律理论，这里仅作一些简要阐述。
1、《交通安全法》未规定赔偿义务人，赔偿义务人的确认大概归权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则按照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来予以确定。即除履行职务者外，机动车驾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2、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的责任。对于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所做出法释〔1999〕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车辆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8日《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的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机动车的买卖“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涉及了财产所有权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关系，也涉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是否有权来确定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者的法律理论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问题，即依此批复进行交通事故处理的效力的问题。再有对于借用车辆、挂靠车辆（包括行政强制挂靠、个人或单位自愿挂靠）、擅自使用他人车辆等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等，都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对于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的责任的确认目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解释》第5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的规定来处理。对于复杂的诉讼当事人主体的确认时，要求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释》的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四、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释》这一规定意味着的凡已参加或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只能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对于企事业单位员工而言，如果在履行职务，或出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一但认定为工伤，其人身损害赔偿只能由所在单位参保的社保机构进行工伤保险赔付，而不能获得《解释》规定的民事赔偿，也不能获得双重赔偿。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工伤认定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与《工伤认定办法》的程序，即为工伤。而不要求伤者是否有过错。例如，某司机被企业派遣，送该企业业务员、财务人员三人前往外地催讨货款，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机关认定为与事故中对方车辆司机负同等责任，此时，该司机仍应当认定为工伤。
2、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等三名企业员工均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坐在副驾位子上的业务员在事故中死亡。按照《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该三名员工以及其亲属不能向该司机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也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赔付。
3、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与其他三名企业员工可以依据《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向事故中的司机或司机所在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如何适用《解释》第12条第2款存在着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与司法实践难于裁判的尴尬情形。主要原因是：1、由于该企业四名员工人身损害损失赔偿均由社保机构支付，这一项就不应计入总损失金额中；2、对方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不能超过事故总损失金额的一半，那么该企业已应承担一半，实际形成了“过失相抵”，至少是赔偿数额相抵；3、对四名企业员工索赔请求而言，是双重赔偿，还是补充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公布了近一年期间内，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这一问题基层人民法院根本无法可依。
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交通事故每日每时无不发生，对于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赔偿从其《工伤保险条例》。但对于事业单位员工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就比较麻烦了。其原因有三：1、《工伤保险条例》有明确规定，适用于事业单位的规定另行制定，而《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即将一年，其规定仍未有任何出台的迹象，事业单位自然无法可依，无规可从。2、事业单位目前没有工伤认定的机构；3、国家目前尚未出台国家事业单位参加社保的统一政策。对于事业单位目前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即自行参加社保工伤保险，否则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工伤事故只能按国家现行事业单位福利待遇政策处理。
六、受害人过错的处理
《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过失相抵”，它同样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适用于无过失责任。从法理上讲，在民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又称：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一般表现为赔偿数额上的相抵，至少这对当事人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在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原则上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关于过失相抵尺度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至少什么是“重大过失”司法解释没有下文。从责任实质从讲，民事责任是实际存在的，而不存在相抵减轻责任的问题，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操作中如果持“相抵减轻责任”这样的观点，将直接影响归责认定，具有十分严重的危险性。如果有一套完整规定来解决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这种危险性将减少与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