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3:55
湖南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一：我是你的眼睛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老何了。
并不宽敞的房屋下堆着些祭祀用的物什，堂屋中央摆放着一口黑得发亮的棺木。老何静静地躺在里面。他的面色黄中透着青——好像他对我们发着怒的模样。我觉得我可以抓住点什么，一伸出手，眼睛上涌了一般热气，把我的眼镜也给弄得模糊不清了。
我抬起头，竟看到满屋子的人。
老何你看到了吗?他们都回来看你了。他们的眼睛里还写满了和当年一样的热烈，那热烈如今也灼烧到了我，让我的胸中充满了似要喷出来的浓焰，一如当年的你啊，老何。
三十年前的老何有着瘦干的模样，每天都在这片小山坳里晃悠。破败的山村有一种出奇的宁静，老何觉得这种宁静实在太过沉寂。他在溪边捡了一担担鹅卵石，填上了村口那条坑洼洼的泥浆路。抬头看见天上飞过的一只麻雀，突然知道少了些什么。
老何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些红砖，最后修修补补，在村口盖了一座很小的红砖房，他自制了一块木板，上面用炭块写上“村口小学”四字。接着他挨家挨户劝说村民们让孩子到“小红砖房”里上课，他担任校长，也是的教师。
老何的学校开办起来了。他用炭块当粉笔，用手抄的作业本作学生的教材，每当讲到高兴处就满脸通红。“世上有许多好地方，”老何常说，“北京有故宫，有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圆明园可惜被洋鬼子破坏了，要是也能去看一看……”他忽然停下来，有些黯然，抬起头，眼睛便又亮了：“你们要努力读书，将来一定能走出山坳坳，去多看看外头的世界，也就当是老师我看了!”
三十多年间，老何送走了一批批学生，他总说，孩子们眼睛里有光啊，那光太热烈，灼得他非得做些什么。于是，他做了孩子们的老师，看他们一个个飞出大山，飞到世界各地，去那个美丽的“外面”饱览美景。
“我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我每逢去看望他，他总是这样对我说，是感慨，也是叹息。我静静地握着他的手，听他讲他和他的学生过去的趣事，心里有一种格外的自豪……
“爷爷……”我抓住他已经不再温暖的手，眼前是一些照片，那些爷爷口中的“孩子”手持着它们。你看，那是故宫，那是圆明园……
一位年长的叔叔跪了下来，温和的声音都颤抖着：“何老师，我们回来了，我们带了‘世界’回来。您放心，我们一直都是您的眼睛!”
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是你的眼睛，爷爷，我会把这条路坚持下去。我知道，坐在志愿填报的电脑前，我一定会告诉自己：就报师范吧。让我成为你的眼睛，替你去看世界的美。也让更多人替我，成为我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未来。
湖南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二：虽去不了远方，也不负春光
这天一直在下雨，春树给卧病在床的父亲喂了饭后，就拿了个板凳坐在门口，向门外望去，看着朦胧的远处发着呆。
春树是个不幸的孩子，他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妈妈因为忍受不了这个潦倒的家而离家，哥哥早早地外出打工，只留春树和父亲住在这破旧的屋子里。春树小时候被开水烫伤过脸，脸上留下了难看的疤，虽然村民们都很纯朴，没有排挤他，但他内心深处却有一块疤，他很自卑。他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却读完高中后就回家干活，照顾父亲——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父亲身体越来越差。
春树很喜欢看课外书，从课外书里，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有高楼大厦，有摩天轮，有很多新奇的事物，他是多么渴望外面的世界啊。可是他的父亲，他的脸，都让他无法在外面的世界讨生活。
雨渐渐停了，他站了起来，他想到外面走走。他很郁闷，想散散心，走着走着，看到一个果农在采摘水果。那果农见着他，就咧开嘴笑了：“哎呀呀，来得正好。来，揣几个橘子给你爸爸吃。这橘子啊，可好销了，它是要运到全国各地的呀，贵着呢!”春树看着一棵棵橘子树，它们的形状并不好看，扎根在这大山的泥土里，却结出这么甜美的果实，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回到家，看了看哥哥几天前寄来的信。有几张城市风景的照片，背后有几行字：弟弟，大城市虽美，但繁华背后也有着无尽落寞。你这么聪明，一定能在家乡有所作为的!
若干年后，还是这个山村，那里虽不富裕，但村民都很淳朴。你只要走进那里惟一的小学，就会看到一群小学生坐在老师周围，满脸笑容地听他讲课。老师瘦瘦的，脸上有疤，但他的声音是那么自信，那么洪亮动听。他在这里教了好多年书了，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大哥哥”，他教的小学生，有的考上大学，去了大城市，有的毕业后，留在了这所小学。这么多年，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
“歪歪”是一个网络新词，其词的原意是指美好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后又扩充为通过幻想达到极大满足的行为，或指追寻答案所产生的*。
歪歪世界里，我们可以与想象为伍，与创新为伴，不必遵守寻常的规则，而又可以在异想天开的思维中脑洞大开。
人类历世界顶尖级的人才爱因斯坦，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小时候却并不受人关注，甚至被断定为傻子。这一现象，不禁引起人们对于爱因斯坦的兴趣。
据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比正常*15%，非常发达的大脑后上部的顶叶区，对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想象能力以及对于视觉空间的认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威尔特森小组经过3000次的测试，爱因斯坦的智商却只比普通人高0.2%，由此看来，爱因斯坦真正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超出常人的创新能力。
从今天看来，爱因斯坦创立的科学理论，几乎蕴含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爱因斯坦的每一次成功，都来自于他体内数十亿个细胞的运转。但我们不觉得爱因斯坦的种种猜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都只是歪歪而已吗？然而后来我们也意识到了歪歪的重要性，就在爱因斯坦的种种猜想一一被验证的时候。歪歪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歪歪的世界是令人惊异的，那样一个瓜一般的大脑，却可以刮起一阵阵头脑风暴，肆意掀起整个世界的风波，这准确地来说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歪歪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牛郎织女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织女身为天上的仙女，不必吃饭，却照样充满活力。那么放到今天，这不也只是一种歪歪吗？实际上不是的，有的科学家曾表示过，如果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控制叶绿体合成的基因转接到人类的基因组中，再让其表达，或许这将验证古时的传说，推动人类进化的历程。但这些直到今天还没有成功的报道。给那些歪歪的人一些时间，他们将以小球带动大球的方式，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歪歪的世界里，确实有太多让人疑惑与惊异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拥抱蓝天，与白云共同绘成纯洁的画卷；在这里你可以遨游大海，与洪波共同奏响梦的华章；在这里你可以驰骋于沙漠，与丘陵共赏这万里风光。
如今，“歪歪”这个词已经融入了每一户人家，但通常都表示为贬义，这说明我们当今社会缺乏一种大胆创新的意识。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都在大力解放我们的思想，现在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为了防止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我们不仅要鼓励人们歪歪，让人们意识到歪歪的重要性，而且要重金奖励创新型的人才。
全国Ⅰ卷英语作文（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
题目：假定你是李华，暑期在伦敦学习，得知当地美术馆要举办中国画展览，请写一封信申请做志愿者。内容包括：
1、写信目的
2、个人优势
3、能做的事情
注意：
1、词数100左右
2、可以适当增加细节，以使行文连贯
3、结束语以为你写好
春花的智慧在于燃尽生命的怒放，于是有了草长莺飞，最美人间四月天。夏蝉的智慧在于蛰伏地底十七年，于是有了一朝破土，一鸣惊人。凤凰的智慧在于烈火的淬炼，于是有了脱胎换骨，涅盘重生……而树的智慧，却远不止如此。智者，若“树”。“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崇高的理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遥马亡。”树的智慧在于志存高远。正如高晓松所说：人生不应当只有苟且与当下，还应有诗和远方。只有心存着“远方”，我们才能勇往直前，不至于像失了罗盘的水手。有了目标与方向，我们才能更好地到达终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立下了这样志向的周恩来未曾彷徨，引领着中国走向富强。“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坚定的志向使他在核领域一往无前……智慧的大树向着远方，于是它有了目标和动力。智者若树，志存高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先“舍”而后“得”，树的智慧在于舍得。如果大树吝啬自己甜美的果实，不肯分给鸟兽，那么它永远不能到达远方去看这世界。就像壁虎，如果在危急关头它不舍得自己的尾巴，便无法得到自由与新生。而沙砾，因为懂得放弃自己的棱角、舍弃暂时的光明，才得以于蚌壳中蜕变为珍珠。智慧的大树懂得舍弃，于是它的种子随飞禽、走兽们来到了世界各地。智者若树，懂得舍弃。“呼山不来，我去就山”，树的智慧在于变通。然而我们的生活中却有许多人不知变通，只知愚蠢地一条胡同走到底。就像许多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变优秀，不顾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要求他们考好分数、读好大学。于是易中天先生批评道：龙，怪兽也；器，器材也；材，木材也。现在的家长让孩子成为怪兽、器材、木材，就是不成人。这么说也许过于绝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把“好分数好大学”作为评价孩子的标准，确实有些病态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成为你自己，因为别的都有人做了。我们不必将自己禁锢在一条模仿他人的路上，而应绽放自己的芬芳，成为的自己。智慧的树虽然没有翅膀飞翔，没有脚奔跑，但它知道变通，同样到达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智者若树，知道变通。就连三毛也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张扬。”树的智慧可让我们仔细品，然后便有思维的礼花在脑海中绽放。
这一项曾被在《沁园春·长沙》中用过，原句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也正是这书生意气让他成就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他成为了永垂史册，青史留名的伟大领袖，这足见这“意气”二字如太极，生四象生万物。
在棋盘拼杀，楚河汉界分明，我会一如既往想起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虞姬的自刎，乌骓的投江让更多的人倒向项羽，鸿门宴上的刘邦似乎只是小人，听听汉家小儿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便热血沸腾，可历史的车轮证明了刘邦比项羽更能成就一番大业。是他主张张骞扶着驼铃走向了大漠，是他让卫青挥动旌旗舞向了大漠的飞沙。
他们都是英雄，皆有意气，是意气二字所有义项不同，楚王的意气用事，与汉王的意气风发。
在汉朝的朝堂之上，说过汉王刘邦，我们便不能不谈韩信与司马迁。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成语。沙场点兵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我们依然记得他当年所受的胯下之辱。是何等的意志和气概让他压下心中的愤怒，成就今日的辉煌。
“大丈夫能屈能升”是意气，是坚强的意志和气概。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如果当初司马迁没有坚强的意志，豁达的气概以受腐刑保存生命，我们就不可能到如今依旧轻哼着这无韵的《离骚》了。
这意气我们真的不可以小瞧。
作为女性，武则天绝对是我们的骄傲。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贞观启开元的辉煌盛世，何等的意气风发。她的意气让人折服，历史掌权的女性不在少数，可没有谁像她那般掀开那一道珠帘，穿上金灿灿的龙袍，君临天下。她的意气不止在此，更在于她留下的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述她的功过。这个女人，真可谓将意气二字发挥到了极至。
橡胶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且只生长于热带。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由于本土无法种植橡胶只能依赖进口，于是爱迪生提出：“能否从植物中提取类似的成分？”在这一设想提出后，美国研发出了人工合成橡胶。《大学》云：“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以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在当下，创新应被大力提倡。创新往往源于现实的挫折与对未来的希冀。正如大树有对远方的向往但又无法移动，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其以新办法实现愿望。对国家强大的希望与邦联现实的混乱使美国弃邦联而采联邦。同样，有着对人民更好生活的向往，让中国选择改革开放而非固步自封。所以欲先创新，要打破固有的“差不多”这类得过且过的思想，更要打破旧有的温床。人是有惰性的，而国人思维体系中又有保守、谨慎的一面。正如鲁迅先生所叹，“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身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创新的思想保证应是对更幸福生活的追求，有了对未来的追求才会有对现实的不满，才会产生创新的动力以跳出旧生活。而仅是主张有口饭吃，也就无从创新了。创新以自我革命形式实现。大树的新办法并非仙人传授，果实也不是上帝为其所挂，而是自出心裁。当代社会竞争加剧，时代飞速发展，只有能创新者可以胜出。反观百年老店柯达，虽率先研发数码相机，但死守胶卷不放，最终黯然破产。究其根源，在于其公司以其成熟胶卷技术为傲，而不愿轻易改变。这说明创新需要一个自我革新机制。这种机制外在动力是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内在动力是体制内部具备的发展认知，而后者更重要。要实现对旧有的突破和否定绝非易事，虽有外来压力，人们也可选择逃避，只有内在对发展趋势的认识，才可以促使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从而推动革新，又反作用于这种创新思维。今日无数大型企业秉承创新理念，斥巨资于研发，而创新带来的成果又使企业焕发新生。创新最终引向成功。大树以果实让鸟兽将种子带向远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在现实中，创新作用远不止此。创新一方面给创新者带来了物质效益，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努力后精神上的力量的增强。此外，一人的创新起到的带动作用可以激发全社会对创新的兴趣，从而引发万众创新，极大地带动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进步。“日新之谓盛德。”大树用新办法实现了对远方的探索，而智力足备的人类更有理由去开拓创新，打开新未来。
主持人简介：周书灿，1967年11月生，河南新密人，1992年9月至1998年6月分别于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朱凤瀚教授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等七项，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合作完成《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河北经济史》、《中国文化概要》、《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主持A话语：中国文明起源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重大世界性课题。与该课题相关的初期社会复杂化与区域文明进程演进道路与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周书灿教授认为，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段渝教授、刘弘研究员以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为例，采用酋邦理论解释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些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指出该区域文明化进程并未受到汉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沿着独立的道路向文明时代演进。张国硕教授充分关注新的考古发现，提出望京楼城址为夏代昆吾之居的论点，其无论能否成为最终定论，但这一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以及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的深化。以上作者分别结合不同地域的考古学资料，从不同学术视角，提出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独到见解。其中某些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及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摘要：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关键词：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文明化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项目批准号：07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65-10 收稿日期：2011-11-05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一个世界性重大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论是田野考古涉及的地域还是发现的遗迹、遗物的数量都具有空前的收获，从而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推动下，长江流域文明起源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洞庭湖流域是探索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对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利于使整个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得到深化，并使诸多相关学术难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一、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根据目前洞庭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的文化内涵分析，该流域新石期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湘江和资江中下游、沅江中上游、湘江和资江上游四个地区。其中，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工作做得最多。自1974年冬对澧县三元宫遗址进行第一次大面积科学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陆续发掘了澧县丁家岗、彭头山、八十、孙家岗]、城头山]，安乡县汤家岗、划城岗，临澧县胡家屋场，石门县皂市(下层)，津市罗家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已较为清楚。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看，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距今9000年开始，大致可以建立起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800年―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年―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52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200年―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年―3800年)的发展序列。以上考古学文化有着独立的文化来源，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继承关系颇为清晰。彭头山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于长江中游地区过去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原始古老的面貌。彭头山遗址所出石器除极少量磨制小型石锛、凿和装饰品棒、珠、管外，绝大多数为打制的砾石石器和黑色燧石小石器。砾石石器中出现了极少粗陋的盘状器。此后这些黑色燧石小石器和打制的盘状器，一直见之于大溪文化早期以前的各个文化中。汤家岗文化的白陶圈足盘、罐、釜等器物，刻印、戳印等装饰手法，均可在皂市下层文化中找到渊源。汤家岗文化八角星纹的源头更可上溯至岳阳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出土的八角形镂孔垫座。汤家岗文化第三期，大溪文化的因素增多，如出现了豆、斜直壁圈足碗、鼓形器座、支座等与大溪文化相同的器物，彩陶也更多。以后，该文化受到前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学文化地方特色更为明显。如该区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中期曾有较多的夹炭陶，多红褐、黑褐陶，晚期红陶增多。实足高柄杯、细长饰竹节状棱的平底或圈足壶形器(长颈扁腹壶)，直领锐折腹下腹内收的平底壶形器、觚形杯、盆形大孔甑等，均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总之，大量考古学资料表明，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不仅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上游、下游等地区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而且与长江中游的鄂西、汉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也有不少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湘鄂两省大溪文化在诸多方面差异显著，可能已不是同一文化不同地方类型所包容得了的”，“湘鄂两省新石器文化结构体系……抑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结构”。由此可见，该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独立起源后，在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同时，基本上是在本地土著文化的主导下相对独立发展的。
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连贯，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不仅如此，该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具有与中原地区相当的发展水平，发展进程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保持同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一石家河时期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晚期和龙山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社会形态都发生着显著变化，如聚落发生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聚落和防御性的城堡普遍出现，随葬品数量、质量和墓葬空间分布差异加大，战争与暴力的遗存增加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时期是探讨初期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该地区文明因素的孕育过程。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考古学资料可知，大溪一石家河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首先表现为稻作农业长足发展。长江中游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稻作农业传统，发达的稻作农业被认为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目前，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史前农史研究的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下刘家湾、曹家湾等地均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在临澧胡家屋场发现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稻谷遗迹。尤其值得注意的，八十遗址发掘过程中，收集稻谷稻米近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数量惊人，超过了国内各点收集数量的总和。更喜人的是，其保存状况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见近1厘米长的芒。据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初步观察研究，这些稻谷之间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有近3倍的差距。还有些稻粒外形虽然接近现代的籼稻或近现代的粳稻，又区别于现代的粳稻群体特征和面貌，专家认为，应将它们定名为“八十古稻”。该区域发现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的地点主要有澧县丁家岗、安乡汤家岗、澧县都督塔、澧县三元宫、澧县城头山、澧县梦溪、澧县宋家台等。1993―1994年，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解剖南城墙时发现了大溪文化早中期大围壕、壕沟淤泥中出土的植物籽实、茎叶，经鉴定属于栽培作物的有稻、粟、大麻、薏苡、冬瓜、小葫芦瓜等。还发现大量编织物、木件及动物遗骸。其中尤以稻作遗存最丰富，在不到3米长的一段壕沟内，出土了数以斤计的碳化稻米和稻谷，经初步研究，这些稻谷可能为水生，稻种类型与现代稻有所不同，以小粒型为主，为栽培稻，具有籼、粳两个品种。1996年冬，解剖城头山古城址东城墙时，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发现了汤家岗至大溪文化时期的两期水稻田。土样中可拣选出根须、稻梗、稻叶、碳化稻谷及蓼科、竹叶、田螺等动植物标本，尤其是剖面所见的植物根须与现今稻田根须毫无二致。在显微镜下观察，泥土中单位面积内水稻稻叶和稻壳硅质体的数量与现代稻田十分接近。1997年，在城头山东城墙及其内开了15个探方，清理出田埂3条，3条田埂之间形成长方形的稻田2丘。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已发现了3个圆形的水坑和3条浅水沟，均在高出稻田或位于稻田之间的原生土层。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统，充分显示出史前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们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管理水平。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稻作农业源远流长，尤其到大溪一石家河时期，该地区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该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诞生与该地区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其次，聚落明显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又一表现。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的围沟聚落早在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目前该地区正式发掘的聚落点有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遗址以及皂市下层文化的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等，其中八十遗址和胡家屋场遗址属于典型的围沟聚落。自1993年开始发掘的澧县八十遗址是一处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遗址，距今约8000年，聚落面积3.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和围墙，300米的壕沟与古河道相连，使八十遗址成为一个围沟聚落。就目前的考古学材料看，彭头山至皂市下层文化的类似的聚落数量少，零星分布，聚落内部既不见在造型及质量等方面都十分突出的居住房屋，也没有随葬品种类特殊的、数量众多的墓葬，在聚落外部也没有发现等级分化的证据，表现出平等的自然发展态势。到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规模逐渐增大，环壕聚落演变为城址。1991年开始进行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古城，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是目前长江流域所知最早的一座城。城头山城址外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以城址为中心，分布着数百处大溪、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表明城头山城址代表当时的一个中心聚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城址内的手工作坊、居址、中心建筑、墓地及公共设施等布局规范，并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城头山城址东北约15公里处另有一座古城址――澧县鸡叫城，1998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城墙内坡有一聚落壕沟，开口于第7层下，所出陶片全部为黑皮陶，时代属于屈家岭中期偏早阶段。在Ⅱ期城墙下还叠压一个圆锥形土台，台顶中央有一直径为2.5米的红烧土堆，厚约1米，与土台顶持平，该土台可能与修筑Ⅱ期城墙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关。修筑年代始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随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再建，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形成了具有城墙、护城河等完善的防御体系的聚落活动中心。有的学者指出，“以厚硕的城垣或兼有护城壕(河)为设施工程的
城址，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全新的聚落形态，它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也是社会大变动产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历史性标志”。城头山遗址祭坛上的墓葬和西南区发现的连体房屋均清晰地表明，社会分化与私有制的一切变革这里都在逐步完成。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聚落数量迅速膨胀，众多的聚落以空前的密度聚成一团，聚落群团初现历史舞台。石家河文化时期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这种分化与重组共存的现象，“应该是这个社会正在向文明迈进的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地区基本上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而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也同样是在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的，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及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同长江中游以外的诸多区域相比，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洞庭湖西北岸古城址相继废弃，有的学者解释与洪水期的到来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学者将该地区聚落锐减，规模变小，文化和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衰变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联系。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是否另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二、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考古学材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正当我国大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普遍出现衰变，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的同时，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却在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保持了文化的兴盛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并由此掀开了我国文明时代的历史篇章。以后中原青铜文明迅速向周边地区辐射，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殷商和西周早期，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地区是受到中原青铜文明影响较为强烈的地区，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已开始步入文明时代。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影响有可能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考古学家普遍承认，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二里头时期的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可知，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也不丰富。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通过荆南寺遗址向南对湘北地区、向西对三峡地区甚至更西地区产生影响，二里头文化的觚、(或鬻)、深腹罐均可以在这些地区相当或略晚时期遗存中存在、找到变体或异形。发现于石门皂市对河桅岗的一座墓葬，出土器物包括玉璋、玉版、残豆柄、残圈足等，以上器物均显示出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尽管这一现象的历史背景尚有待于继续研究，但二里头文化直接或间接对洞庭湖西北地区产生过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所以其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并不明显。
自二里岗时期开始，中原青铜文明对湘北地区的影响逐步加强，这在考古学方面表现颇为明显。在湘江下游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岳阳市郊铜鼓山、岳阳县对门山、老鸹洲、费家河、温家山、樟树潭，汨罗市玉笥山，望城县高砂脊。等遗址进行发掘，建立起从商代二里岗下层至西周早期的编年，并初步明晰了其文化特征。湘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每段又可以分为3-4期。前段以铜鼓山Ⅰ-Ⅲ期、樟树潭下层为代表，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与殷墟一期之际，后段相当于中原殷墟一至四期，并延续至西周早期。前段文化面貌一脉相承，除偶见属于土著文化成分的小口高领罐、花边圈足碗外，其余器物均为中原常见器形，如陶鬲、、爵、、簋、大口缸、大口尊、夹砂罐等，且表现出于中原文化有着同步变化的现象，因此商文化因素在在整个文化中起着支配地位，可以径称为商文化，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归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从樟树潭上层开始，以后历经铜鼓山Iv期、老鸹洲、对门山、温家山、玉笥山直至费家河阶段，属于晚商阶段，虽然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原青铜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仍然在考古学中有不少反映。该阶段陶器器类表现为极为复杂的情况，其中除了高领釜、矮领釜、小釜、折沿釜、内环耳釜、内壁有一周箅托的形器以及圆锥足、扁平三角足、扉棱足和侧装长方形扁平足的鼎，重新回复到本地史前时期以釜、鼎为主要炊器的组合状态，属于商代晚期该地地方类型性文化的典型性器物外，有一群是继承商代早中期的器物，包括鬲、、、簋、尊、大口缸等，但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中原传人器物的异化形态。在澧水流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重点发掘了石门皂市、宝塔，澧县斑竹、保宁桥、文家山、慈利江垭等遗址。该地区文化构成十分复杂，陶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釜、鼎、高领罐和碗形豆等本地文化因素，鬲、簋、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在早中期也居于重要地位。所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该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是受商文化影响强烈的本地青铜文化。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对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等特征略作一番分析。目前，湖南省境内商代玉器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宁乡黄材炭河里、王家坟山、三亩地，石门县皂市桅岗村官山、衡阳市郊杏花村、双峰县金田乡月龙村、新宁县飞仙桥乡等。湖南出土的这几批商代玉器除新宁县飞仙桥出土的玉环出自墓葬外，其余均系窖藏。这些玉器绝大部分具有商代晚期玉器的特征，如玉环、玉、玉管、玉珠、玉璜、玉鱼、玉柄形器、玉簪等，有的和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的纹饰、形制风格完全一样，具有典型的殷商文化特征，应是完全继承中原殷商文化的琢玉技术制造的，甚至就是由中原输入的。有的玉器在中原殷商文化区中能找到类似的器物，但又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因此，其在形制和纹样上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湘江和资江下游屡有年代相当于中原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其中尤以宁乡所出铜器最为著名。如宁乡黄材乡的寨子村曾出土人面方鼎、铜瓿(内出224间铜斧)和铜卣(内满储玉管、玉珠，计1172颗)；黄材的栗山村张家坳曾出分裆鼎(鼎口沿内铭“己丙”二字)；黄材的月山铺转轮山曾出土四羊方尊；黄材檀木桥曾出铜镞；黄材木梆子山曾出觚、戈、矛、镞；老粮仓乡的杏村湾师古寨出有象纹铜铙和兽面纹铜铙；其中的伏虎兽面纹铙体形硕大。另有诸多传世铜器已失具体出土地点，但知为宁乡所出，如著名的人面方尊、四羊方尊、虎食人卣。此
外，岳阳、望城、湘潭、株洲、澧陵、津市、新宁等地也多次出土晚商铜器。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青铜器中，一部分有着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一部分与中原所出别无二致。如1990年津市涔澹农场一座商墓中出土铜觚、铜爵各1件，形制与中原常见商式铜器无异。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对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葬进行发掘，在M1种出土11件铜鼎、1件铜尊以及多件铜兵器和工具。这11件铜鼎中有5件形制较大，完全与中原商式铜器相同。1件上有“酉”字族徽，无疑由中原制作。另6件鼎和1件铜尊器形很小，总体形态似商器但有变异。高砂脊出土的其它青铜器中，具有商代晚期风格的器物还有矛、戈和刀。青铜刀的刀锋上翘，背上有扉棱，装饰斜列的余纹，与殷墟出土的铜刀基本相同。
洞庭湖流域所出与中原地区别无二致的商代陶器、玉器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历史背景，不少学者作出过分析。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商文化二里岗时期，由于商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猛烈扩张，带来了商文化的迅猛扩展。在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岗时期的各种原居文化无不或强或弱地打上商文化的烙印。铜鼓山商文化的出现，理应是商文化南下所致，其文化渊源，当是中原文化。殷墟阶段商文化对湘江下游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商末。关于湖南出土商代玉器的背景和内涵，有的学者曾作出过推测，商人的一支或一部分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到达了宁乡黄材、衡阳一带，他们在带来青铜器的同时，也带来了玉器和玉料。与殷人同来的，应该还有琢玉工匠。玉工们在继承中原琢玉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本地土著民族由来已久的琢玉风格，创造了既有中原玉雕艺术风格，又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玉器。洞庭湖流域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背景和内涵，文化和族属等重大学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有的学者认为，湘江流域所出商周时期青铜器，一部分是在中原制造后传人的，包括和中原的同类器形，纹饰完全相同，甚至有铭文的尊、簋、卣、鼎、觚、爵、觯等，其传入时间或认为可能晚至西周中、晚期；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和器物自身年代相同或相近，姑且认定湖南出土的一部分大型、铸造复杂的青铜器来源于中原地区。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宁乡铜器群最大可能是在商末周初周人灭商和开发汉水流域的背景下，商遗民及江汉地区土著势力南逃进入湖南时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也有人从商末到西周早中期的高砂脊遗址出土了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推测，“高沙脊青铜器的所有者可能是商遗民”。以上材料表明，商代和西周早期，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文化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该地区文明化的进程和文明时代的到来。湖南境内以圆雕玉兽、玉龙、足形器佩、镂空的盘龙纹玉佩为代表的玉礼器、以青铜乐器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西周时期城址炭河里城址和规格较高可能为大型宫殿的房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在经历了漫长的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跨过文明时代的门槛。
三、洞庭湖流域文明起源、演进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外学术界已进行过长期的探讨。大多学者认为，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以及国家的出现等均是构成文明的要素。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以宁乡、望城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已具备了文明的诸多要素，湘江流域已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首先是城市的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澧水流域的环壕聚落已经开始演变为城址。但同黄河流域史前时期古城相比，澧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则呈现出更多原始性。关于屈家岭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修建大量城壕的主要目的和直接动因，有的学者认为是防止外敌入侵，有的学者则以为是出于防御洪水的需要，就澧水流域史前古城的情况而论，似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应存在。从考古学材料看，澧水流域以城头山、鸡叫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址和周围大小聚落并未形成初级国家规模，因此，以上史前古城址仅仅具有颇为明显的城堡性质，并不具有早期国家阶段的城邑、城市的性质和功能。2001-2005年度，考古工作者对宁乡炭河里西周时期古城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可能为西周晚期。考古学家认为，“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说明湘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古城古国阶段，而且也是该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文明时代相关联的还有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青铜文化的发展。湖南省是南方出土商周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以前，学术界通常将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按文化面貌区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中原型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由商人南下带来的；混合型是商人在本地铸造或是本地民族在中原工匠指导下铸造的；而地方型则是本地越民族自身的产品。有关资料表明，湘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绝大部分为本地铸造。湘江流域的宁乡和望城是近年来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较多的地方。宁乡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并且风格独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中，有300多件来自宁乡境内，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此制作之精良、数量之多、风格之独特的青铜器，表明宁乡在商周时期应该是洞庭湖流域一重要的青铜文化中心。目前在宁乡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都在黄材盆地一带，因此有的学者把炭河里城址和宁乡铜器群联系起来，以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两者应该属于同一个古代政治或文化共同体”。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中有极少数可以肯定是中原铸造的产品，另外多数铸造技术粗劣、胎质较薄的小铜鼎和武器、工具等从铜质和铸造技术方面观察，明显是在本地铸造的，据AM1、AM5推测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从以上材料大体可以作出以下推断，随着商文化从南方撤退，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消失，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地方文化迅速崛起，到西周中期通过与各周围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完成了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至迟从西周晚期开始，在模仿商和西周青铜器的基础上，制造出
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青铜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土著青铜文化。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普遍赞同礼的产生和中国文明的形成紧密相联系的，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和组成部分。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大部分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它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以湘江下游为中心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除了一少部分用作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外，出自墓葬中的铜鼎、铜尊等毫无疑问应该是用作随葬品埋入地下的，一部分出土情况不明的青铜器亦可能类似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的性质，为人们进行浮沉之祭时的祭品。尤其应该强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以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数量可观，亦反映出洞庭湖流域的居民进行祭祀山川时是礼、乐联用的。有的学者推测，湖南境内伴随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商代玉器是祭祀山川的祭品。以上材料表明，西周时期洞庭湖流域已经产生了礼乐并逐渐建立起与中国文明起源紧密联系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
学术界通常认为与文明起源相关联的要素还有文字，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商代和西周早期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民族尚没有发明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部分带铭文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和书写风格与商周金文完全一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土著民族的文字。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入主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洞庭湖流域逐渐融入楚青铜文化圈。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及春秋中期后与楚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洞庭湖流域的古越族逐渐掌握和使用商周金文和楚国文字，从而将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不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从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青铜器的冶铸和青铜技术的发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的产生以及文字的使用等，表明至迟到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和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及墓葬中所出土铜器中有矛、戈、刀和斧等兵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早期国家与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类似，是在部族间频繁的战争中催生的。
夏商周时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民族成分和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扬越、三苗等古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均在今湘江下游洞庭湖流域一带。高砂脊和宁乡一带的铜器应有不同的来源，可能属于扬越、三苗等不同的民族。《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又称其“皆在江上诸蛮之地。”《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芈姓，夔、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越为芈姓，与楚同族。”扬越与楚是否同族，由于文献资料贫乏，难以说得清楚。至于《潜夫论・志氏姓》所说“芈姓之裔……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则与先秦时期的历史与制度恐相去更远。但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不仅散见于零星的文字记载，还可以得到考古学材料的印证。1983年以前湖南出土和采集的西周铜器62件，均为当地越人器物。前面所论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为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的论点进一步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之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扬越族应该是洞庭湖流域的最早的土著民族。因此，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历经夏、商、西周的土著文化应当主要为扬越族所创造。
三苗族早期的活动地域，《战国策・魏策一》中曾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于以上地名存在不少争议，所以学术界对三苗族的早期活动地域莫衷一是，聚讼纷纭。钱穆先生曾依《汉书・地理志》认为，衡山在河南南召县，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古籍中所说的洞庭和彭蠡，也并不是后世所说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广运数百里间也。”《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下》等史籍均记载舜征三苗的故事，《墨子-非攻下》对禹征三苗之事记载得更具体。有的学者讲到，“在龙山文化之晚期，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确大举向南扩展……而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淮河上游地区几乎遍布该文化的一、二期遗存……这或许正是文献率称的‘禹攻三苗’、‘舜伐有苗’的体现”。显然，三苗进入今湖南境内是较晚的事。《礼记・檀弓》等晚出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之野”及湖南境内禹的传说可能是三苗进入湖南境内后产生的。三苗族进入洞庭湖流域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如果前举“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该族至迟在西周初年已进入洞庭湖流域。因此，三苗族也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考古学资料表明，商末周初进入洞庭湖流域的还有南迁的商人。西周早中期高砂脊遗址出土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砂脊位于湘江下游，是中原商文化自江汉平原进入洞庭湖东南的湘江流域的一个理想的驻地。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周朝对南土经营规模的扩大，周朝政治、军事力量曾一度进入洞庭湖流域。古本《竹书纪年》曾提到“穆王起师，至于九江”，笔者以为即指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至今湖南省北部古越人所居之洞庭湖一带。由此可见，在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和长江以北的江汉地区相比，其影响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二里岗时期由于商朝政治、军事力量的进入，盘龙城早商文化与二里岗商文化呈现出诸多一致之处。无论盘龙城为中原王朝派出的军事据点抑或为方国，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担纳贡义务的地位似乎为论者所广泛认同。西周时期昭王南征和对汉阳诸姬进行封建，一度使江汉地区直接纳入西周王朝的南土之域。商代早期和和西周早中期，江汉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洞庭湖流域除了商代早期和西周中期以前商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对湘北洞庭湖一带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外，其它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以土著文化为主。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洞庭湖流域逐步进入文明时代，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宁乡炭河里城址于西周晚期废弃，是战争的破坏还是自然灾害所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
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仍在继续进行，洞庭湖流域的民族融和、文化交流逐步告一段落。楚国对洞庭湖流域的开发始于春秋中期。目前，在洞庭湖沿岸的澧县、岳阳等地发现了春秋中期的楚墓，春秋晚期的楚墓则已达于湘中地区，几乎遍布湘江洞庭湖地区。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楚墓数量急剧增多，下限与秦汉时代相接。这表明，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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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湘剧；起源；高腔；弹腔；弋阳腔
中图分类号：I236.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009-02
一
湖南地区的戏曲历史十分久远，湖湘文化更是在悠久的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刘禹锡在其《竹枝词并引》一文中写到“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文天祥《衡州上元记》中记载宋咸淳十年（1274）“岁正月十五，州民为百戏之舞”为至今所见衡阳戏剧活动的最早记录。元至正十五年，夏庭芝作《青楼集》，其间写道了张玉梅、马素卿、刘婆惜、帘前秀等曲艺人在湖湘之地的演出盛况。“张玉梅，刘子安之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湖湘间。”至于其后的明清之际，本就是戏曲文化等民间艺术的繁荣时期，其文史记载颇多，且前人研究已颇为深刻，笔者于此文中便不再赘述。由此可见，在有文字可考的记述中，湖南地区的戏曲文明自应追溯到屈原时代，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有学者认为这些元代杂剧演员在湖南地区演出的同时其《单刀会》等剧本对后世的湘剧同名剧本产生了直接继承关系，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存疑。以著名剧目《单刀会》为例：一者，元曲《单刀会》由关汉卿作于元代，且自元起至以后的数百年间，随历经明清朝代更迭，但这一剧本一直在戏曲舞台上久唱不衰。换言之如今大多戏曲中的《单刀会》等剧目曲牌均与元杂剧有继承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未有文字提及过这些剧目。二者，至于湘剧部分剧目与元杂剧有直接师承关系的说法却着实应当存疑。如果仅仅比较曲牌名、内容、唱词，则根本不足以证实继承关系的直接性，因为大多拥有《单刀会》这一剧目的剧种都大同小异。湘剧的《单刀会》等剧目未必就不是通过学习融合其他剧种间接继承过来的。
声腔是一个剧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故而对于一个剧种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其声腔着手。湘剧是湖南地区影响最为广泛的剧种，是湖南戏曲的代表性剧种。以长沙、湘潭两地为中心，湘剧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等多种声腔，高腔是湘剧最早成型的声腔毋庸置疑。而湘剧的主要剧目以高腔和乱弹为主，所以对于湘剧历史的起源探索不妨从其主要的高腔和乱弹追本溯源。
二
弋阳腔是南戏的主要声腔，是南戏流入江西之后结合当地方言小调，在以弋阳为中心的范围内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高腔是湘剧四大腔调里最先出现的，也正因此历来学者都将湘剧的历史追溯到高腔在湖南地区的形成时期。湘剧的高腔正是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错用乡语”、“只沿土俗”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这个说法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在此不再赘述，但谈到弋阳腔传入湖南的时间问题上，近年来学界多有争论。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丘在其《江右民迁荆湖议》一书中讲到“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既然江西人因战乱灾荒等缘故“大半侨寓于荆湖”，那么在江西地区盛行的戏曲腔调随着流民的逃亡迁徙而进行传播就是必然的。史书中明确的的记载弋阳腔在湖南地区流传的最早文字资料见于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书中讲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而《南词叙录》的最初版本刊刻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换言之，弋阳腔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结合前文提到的丘之言，则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应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并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借用湘楚方言演化为湘剧的高腔。而湘剧的起步，也正是由高腔的发展开始的。
明朝魏良辅的《南词引正》中提到过“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俱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有学者认为弋阳腔在由江右地区传入云、贵之地必然要经过湖南，在这个过程中弋阳腔的影响力定会在在湖南有所展现。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尚有欠妥之处。首先，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湖南地区在此时已“作弋阳腔”；其次，由江右地区到云贵的传播未必就一定经过湖南，只能说其传播的最短路线应当经过湖南；再次，假使当时弋阳腔真的在湖南广为传播了，那么魏良辅为什么在文字记载中唯独只提到云贵而恰恰跳过了“必经”的湖南？常德老郎庙藏古太平缸，有“大明永乐二年华胜班”字样，毁于民国八年（1919）。而华胜班是当时常德地区的高腔三大名班（华胜、华升、华庆）之首。按常理这足以说明永乐二年（1404）之前高腔已经在湖南流行，由此推之则弋阳腔更在之前。但是，据清朝同治年间编修的《武陵县志》记载，乾隆末年常德府九班集资建老郎庙。这就出现了两个疑点：其一，古太平缸修铸时间的真实性存疑，因为自永乐二年至乾隆末年前后相距300多年，这期间湖南地区历经战乱况且还有朝代更迭，如此大缸能否完整的保存是个问题。其二，假使其能够保存留世，那么在此之前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何对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传世之物只字不提？因此，我觉得关于弋阳腔传入湖南时间的第二种说法尚且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证。
最后一种学界的观点认为《南词叙录》所记述的的四大声腔流播地区是清初何焯伪造的，并由此推断出明代弋阳腔根本就没有流播到湖南的结论[4]。私以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首先，《南词叙录》中曾提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刊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也就是说弋阳腔的流传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讲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的理解应当结合元末明初的江西地区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元末明初，江西等地战乱频出，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袁州爆发响应“白莲教”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在饶州一带，展开反元战。“白莲教”的起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以至于“保其乡，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明代，“弋地兵燹频仍，官和庐舍荡为榛莽。”正德间“江西、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等等。诸如此类描述，史籍中所涉甚广，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弋阳百姓流亡者甚多，那么随之弋阳地区由于缺乏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弋阳之调”也就顺理成章。但这里的“绝”，仅仅指弋阳腔在弋阳地区的短时间的式微，而恰恰反证了弋阳腔在此时的外传。这种说法本就与《南词叙录》相互佐证，不谋而合，恰恰证明了弋阳腔在嘉靖年间广为传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再者，近来学者在《猥谈成于陆延枝，及南词叙录成于何焯考辨》等文中考辩《南词叙录》的真伪。且不论其书真伪，关于《南词叙录》最早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论断是大家公认的，何焯对此书进行过整理批注也是不争事实，争论在于何焯有无对书中内容进行改动。而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实实在在的考据，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与推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武断，故而此种说法也尚存诸多疑点，不能作为定论。
三
湘剧的乱弹又被称作“弹腔”、“南北路”，属与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清代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中提到“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这是关于乱弹的最早记载，但是乱弹一词的用法向来都无严格规范，它泛指康熙末年到道光末年新兴的地方声腔剧种。乱弹的北路（西皮）最早可以追溯到秦腔的形成时期，而北路（西皮）的形成也与秦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人说秦腔是“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为大观”。由此可见秦腔的最初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清代李调元在《雨村剧话》中有言“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说明秦腔的流传广泛，且对中国许多地方剧种的唱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秦腔的传播媒介则是当时的山陕商帮。乾隆四十五年（1780）上谕：“查昆腔以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盛行。”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曾奏皇帝：“臣查江西昆腔甚少，民间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名目……九江、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牌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往。”这就说明了四个问题：其一，秦腔在乾隆之前便已在湖北等地的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在1780年之前湖南的周边省份包括贵州、湖北、江西、广州等省份具已出现“乱弹等名目”，且各省之间是有戏曲交流的；其三，湖南的东南西北四面省份均已有乱弹的出现，湖南一省便不会在乱弹的影响范围之外了；其四，在康乾盛世的广泛戏曲交流中湖北汉剧中的“北路”和徽剧里的“南路”逐渐交融形成了乱弹，呈现出秦腔、乱弹同台献艺的情况。“北路”的形成则是秦腔在湖北地区，与当地的民间戏曲小调结合，逐渐在湖北汉剧中以西皮的形式出现的。而“南路”则是徽剧在中的二黄腔调在湖北湖南的传播形成的。清初刘献廷（1648-1695）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流寓湖南衡阳时曾作《广阳杂记》卷3载：“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一来将乱弹（弹腔）在湖南的传播历史追溯到了1692年之前，二来进一步印证了秦陕戏曲对弹腔的深刻影响。
四
由于湘剧的主要剧目均为高腔与弹腔，所以本文着重从这两个湘剧腔调的形成论述了湘剧的历史起源。再者，低牌子和昆腔的历史均不会早于高腔，这在学界已有共识，因此不会对湘剧的历史上限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三：其一，虽然没有证据考证湘剧的剧目与元杂剧的直接继承关系，但二者具有传承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足以决定其戏曲内涵中的文化价值；其二，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应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并在其后的短时间内借用湘楚方言演化为湘剧的高腔；其三，乱弹（弹腔）在湖南的传播历史的上限则应追溯到1692年之前，秦陕戏曲对弹腔的深刻影响。总之，湘剧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刘禹锡.刘禹锡[M].中华书局，1990.
[2]文天祥.文山先生集.卷九文集[M].清同治七年景莱书室刊本.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1938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学校现有7个校区，占地2700余亩，建筑面积119余万平方米。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全国绿化“400佳”单位之一。
学校设有24个学院，开设92个本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大学科门类。学校拥有伦理学、英语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发育生物学、理论物理、基础数学等6个国家重点学科，湖湘文化研究、课程与教学改革及其哲学与比较研究、现代合成与分离分析化学、蛋白质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9个“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哲学、生物学、物理学等3个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政治学、音乐与舞蹈学、体育学等22个“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目前，化学、临床医学2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基本科学指标)前1%;拥有17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18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以及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心、国家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等14个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心);拥有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石化新材料与资源精细利用、动物多肽药物创制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蛋白质组学与发育生物学、微生物分子生物学2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蛋白质化学及鱼类发育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低维量子结构与调控、高性能计算与随机信息处理4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拥有多倍体鱼繁殖与育种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鲤鲫遗传育种中心;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生物发育工程及新产品研发”、“量子效应及其应用”3个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拥有湖南鱼类遗传育种中心，体适能与运动康复等7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及多肽药物等2个湖南省工程实验室，拥有5个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5个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是湖南首批省级重点智库;拥有湖南省道德建设研究基地等8个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县域发展研究中心等5个湖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拥有特色专业建设点9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4个，精品课程10门，精品资源共享课9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6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3门，教学成果奖9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个，是首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实施单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800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含双聘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含双聘院士1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3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7人，中组部“”人选3人，教学团队4个，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2个;拥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78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人(含学科特区3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4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3人，国家“”青年项目1人，国家“”青年拔尖人才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人，国家教学名师3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等33人、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1人，湖南省“芙蓉学者”奖励计划人选14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13人(含青年“百人”5人)、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68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37人、湖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1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12人，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人选13人。
学校先后同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6所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与交流关系，开展人员交流、教学和科研合作，并分别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韩国圆光大学、美国南犹他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学校图书馆藏书392余万册，其中古籍22万余册，订购各类文献数据库103个。学校主办14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7种;学校出版社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出版社。
建校以来，学校已为国家输送毕业生40余万人，培养了一大批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校友遍布海内外。在校学生3.6万人，其中研究生近9000人，长短期来华留学生1000多人，已形成多规格、多层次的办学格局。
面向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将始终秉承“仁、爱、精、勤”的校训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湖南，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坚定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努力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综合型大学。
(相关数据统计截止至2017年10月)
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一、招生方式和学习年限
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方式共有三种：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及“申请-考核”制。我校博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非脱产学习的博士生，学习年限不得少于四年。
二、报考条件
(一)普通招考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
4.有两名所报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5.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硕博连读
见《关于开展我校2017年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的通知》。
(三)“申请-考核”制
见《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通知》。
三、报名程序
(一)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二)报名时间
硕博连读网报时间：2017年12月1-4日
“申请-考核”制网报时间：2017年12月7-11日
普通招考网报时间：2018年1月4日-2月23日。
(三)报名要求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博士生网上报名系统”(yz.chsi.com.cn/bsbm)，先行注册，注册成功后进入报名系统，按照网上说明和网上报名步骤填写提交相关信息，同时上传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
所有在网报系统中学籍学历审核结果有问题的考生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chsi.com.cn)上做好学籍(应届生)/学历(往届生)认证，获取书面《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告》。
同时所有考生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证书查询”( chinadegrees.com.cn/)网站打印学位证书查询结果(限2008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学位者)。不能查询或查询未果者须在“中国学位与教育文凭认证”网站(chinadegrees.cn/cn/)上进行已获硕士学位(往届生)认证，获取书面《认证报告》。
学历或学籍认证办理可联系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者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机构。湖南的机构为：1.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咨询电话0731-84402928、84402947;2.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咨询电话0731-82816660、82816663。
请确保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无误，并牢记注册号、密码、以及报名号。
(四)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
普通招考及硕博连读考生需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350元/人)。
普通招考考生若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完成网上支付，本次报名无效，不予安排考试。支付报名考试费后一律不退还，请考生网上支付前仔细核实自己是否符合报考条件、是否正确填写报考信息等。
“申请-考核”制考生不需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其缴费方式及缴费金额详见《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通知》。
(五)提交材料
普通招考及硕博连读考生网报成功后，请于2018年2月28日前，将如下材料提交或邮寄(以当地邮戳为准)至我校研究生院考务办公室(原件及学历学籍学位验证材料在复试前审核)：
①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考生单位签署报考意见一栏可不签署);
②两份专家推荐书(需加盖专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③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国外获得硕士学位者需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复印件);
④身份证复印件。
考生请于2018年3月8日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查询上述材料接收情况。普通招考考生若未按时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本次报名无效，不予安排考试。
“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见《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通知》。
考生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凡以假证明、假学历以及其他不真实材料报考的考生，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
四、考试及考核
(一)普通招考
1.准考证：2018年3月26日-4月1日在报名网站下载准考证。
2.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3.初试时间：2018年3月31日-4月1日;
初试地点：湖南师范大学;
初试科目：外国语、两门专业课(共三门)。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为3小时，各科目的满分为100分;考试方式均为笔试。外语初试只考基础外语，听力测试和专业外语考试在复试期间进行。其中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选考二外时，复试中加试口语而不考专业外语。
4.复试在录取之前进行，具体时间和相关事项另行通知，请考生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考工作通知。
复试比例：复试人数与招生计划的比例为3:1。复试名单根据招生计划从上线考生中按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
总成绩核算办法：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总分为300分)+复试成绩(总分为200分，复试小组成员各自独立给考生评分，其中招生导师记分占50%，其他成员记分共占50%)。
(二)硕博连读
见《关于开展我校2017年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的通知》。
(三)“申请-考核”制
见《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通知》。
五、录取
根据学院的招生计划，参照考生的申请材料审查和评价结果、初试和复试成绩，以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体检结果等做出综合判断，择优录取。
六、学费和奖助体系
学费：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博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具体学费标准按国家及省物价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奖助体系：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在国家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我校设立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学校设立“三助”岗位，并提供岗位津贴。
七、其它说明
1.请考生在报名及考试前后密切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 yjsy.hunnu.edu.cn)，查阅相关信息。
2.所有考生报名前须与报考导师及相关学院取得联系，以便咨询报考信息。
3.我校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及生命科学学院可招收硕博连读生和“申请-考核”制考生，上述学院导师本年度若已招收硕博连读生或“申请-考核”制考生，一般不再接收普通招考考生报名，请报考上述四个学院的考生报名前与报考学院或导师联系。
报名及初试联系部门：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考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873095
说明：1、招生专业及其招生人数由招生学校根据录取情况确定。
2、专业代号与《教育测量与评价高校招生计划专刊》中公布的相同。志愿填报系统中没有提供的专业，表示其专业计划已录满,考生不能填报。
3、按照政策规定，外省农林、航海、地矿等本科院校和在湘高校若线上生源不足，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征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降分幅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之内。
4、按征集志愿（含服从志愿）第一次投档后有效生源仍然不足的院校（含征集志愿投档线高于批次录取控制线的院校），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内（含政策规定的降分），继续按征集志愿的直接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不再按征集志愿公布的投档线控制投档。
5、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请参阅招生政策、高校招生章程（包括学费标准）等相关规定。院校代号院校名称科类计划数备注
1317华北理工大学文史类1
2105辽宁大学文史类1
2201吉林大学文史类1
2215长春理工大学文史类1
3224常州大学文史类3追加计划
3402安徽大学文史类1追加计划
3412安徽工业大学文史类2
4601海南大学文史类1
4603海南大学文史类1只招收有专业志愿的考生；中外合作办学；酒店管理专业收费60000元/年；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05分
5112西南民族大学文史类3
4305湖南农业大学文史类3
4307湖南中医药大学文史类9
4315吉首大学文史类33含机动计划
4317湖南理工学院文史类76
4397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文史类1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会计学专业，学费38000元/年；英语成绩不低于105分
4753湖南中医药大学(地方专项)文史类1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前（2015年12月31日前）具有我省农业户口的考生方可填报
4219中南民族大学文史类2只招少数民族考生
1123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文)3要求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不得低于4.3
4310湖南工业大学体育(文)1
4311湖南师范大学体育(文)13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约5万元每年；英语单科不低于85分
1125北京语言大学理工类2
1212天津中医药大学理工类1
1305石家庄铁道大学理工类3
1309河北医科大学理工类1护理学专业要求身高：男生1.60米以上，女生1.55米以上
1317华北理工大学理工类7含追加计划；护理学专业要求女生身高155cm以上，男生身高165cm以上
2117沈阳建筑大学理工类1
2127辽宁科技大学理工类4
2204东北师范大学理工类1
2213东北电力大学理工类2
2215长春理工大学理工类2
2306东北石油大学理工类1
231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理工类7
2316哈尔滨医科大学理工类1
3213西交利物浦大学理工类1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
3215江苏大学理工类3
3233南京中医药大学理工类2
3234南京医科大学理工类1
3237徐州医科大学理工类2
3302浙江中医药大学理工类2
3308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理工类1
3404合肥工业大学理工类15追加计划；要求考生投档成绩不低于597分
3412安徽工业大学理工类1
3502福州大学理工类4
3713青岛大学理工类1
3716济南大学理工类3
3721山东科技大学理工类2
4114河南师范大学理工类1
4411汕头大学理工类1
4501广西大学理工类2
4511广西医科大学理工类2
4601海南大学理工类3
4901暨南大学理工类1录取要求：1.数学科目分数不低于科目总分的75%；2.英语科目分数不低于科目总分的80%；3.仅录取有该校专业志愿的考生；4.学费70000元/年
4903长江大学理工类4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学费22000元/年
4904燕山大学理工类1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英语成绩要求110分以上
5002西南大学理工类1追加计划
5004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理工类1
5006西南大学理工类1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学费45000元/年
5101四川大学理工类1
5103西南交通大学理工类7
5110成都理工大学理工类1
5112西南民族大学理工类2
5305昆明理工大学理工类3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与美国阿肯色大学（费耶特维尔）合作举办本科教育项目。学费标准以云南省发改委批复为准。
6501新疆大学理工类2
4305湖南农业大学理工类27
4307湖南中医药大学理工类35含机动计划
4311湖南师范大学理工类1护理学专业
4315吉首大学理工类93含机动计划
4324湖南农业大学理工类20含机动计划；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收费标准见《教育测量与评价高校招生计划专刊》；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
4376湖南农业大学(地方专项)理工类2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前（2015年12月31日前）具有我省农业户口的考生方可填报
4397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理工类11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电子信息工程，学费39000元/年；林学，学费37000元/年；英语成绩不低于105分
4753湖南中医药大学(地方专项)理工类4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前（2015年12月31日前）具有我省农业户口的考生方可填报
4763湖南科技大学理工类7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填报了该校志愿的考生；学费28000元/年；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00分
4773吉首大学(地方专项)理工类1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前（2015年12月31日前）具有我省农业户口的考生方可填报
4219中南民族大学理工类3只招少数民族考生
1110北京化工大学体育(理)1要求身体健康，两眼裸眼视力均不得低于4.2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参加湖南省2009年体育高考的学生;湖南师大体育学院高考培训部;长沙的专职体育高考培训机构以及参与高考培训的部分老师和学生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主要查阅近期国内外体育市场及培训市场方面的文献资料,从中提取相关材料进行参考,从而对湖南省体育高考市场进行研究。
对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等相关上级职能部门进行调查,并登陆其网站了解相关信息,获取相关资料。
1.2.2问卷调查法:通过调查湖南省体育高考所在地周边若干体育高考培训机构,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育高考培训部门以及参与高考培训的部分老师和学生。了解各种形式培训的人数以及所占整个体育高考生的比例。共发放400份考生问卷,回收396份,有效回收率99%。发放教练问卷40份,回收40份,有效回收率100%。
1.2.3专家访谈法:采访某体育高考培训学校胡校长以及师大主管培训招生的专家张老师,了解相关培训生源、培训人数、培训方式以及他们对整个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市场现状和前景的看法。
1.2.4逻辑分析法:从调查结果中进行逻辑的分析,推测市场现状及以后的发展前景。
1.2.5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所得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结论。
2结果与分析
2.1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形式
湖南省目前有体育高考培训组织机构53所,主要有三种形式:专职培训机构2所,占3.77%;师大体育学院组织的培训机构1所,占1.89%;高校师生个体培训机构50所,占94.34%。见表1。
2.2体育高考培训的形式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目前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市场有数量质量兼备型、游击灵活型、高效品牌型等三种形式。
2.2.1数量质量兼备型。有相对固定的训练场地、器材和经营管理人员,有较高水平和责任心的技术指导人员,硬软件等各方面条件均达到一定要求。长年开办各种体育项目培训和技术指导、场地适应等服务。由于此类培训是传统老牌的培训场所且在招收人数上不加限制,故此可招收较多的人参与。在效益上可得到保证。基本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质保量地完成培训计划,还可培养和输送部分体育运动专门人才。
2.2.2游击灵活型。常年或在空余时间内开办小型的培训班,有较为过硬的技术和认真态度的教练进行专项指导。以小班进行教学,对培训学习效果进行及时地反馈与教学的及时调整。他们并不以高考培训为主要职业,而是在特别的时期(以体育高考前一段时间为主)依靠相对固定的关系零散地拉那么一两批考生过来培训。由于其参与的个体较多,在整个市场仍占有一定份额,但其零散游击的形式使得其无法在今后的发展中有所作为,只能是凤毛麟角。由于此类培训既无任何正规手续,又无法定责任人,故不仅培训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而且还可能造成某些隐患,扰乱体育培训市场秩序,是有关部门管理的一大难点。体育技术培训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经营主体性质不明确。二是缺乏必要的管理法规。由于体育培训市场涉及面广且松散的特征,使之对其管理难以归口,因而需要教育、体育、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和管理办法,将其纳入正常轨道。
2.2.3高效品牌型。无场地、无器材,都要靠租用或借用而来,实力上比体院差。但部门分工很细,有宣传招生部专门的招生宣传人员下到各地各学校去做宣传工作。有专门的教学部,专管培训教学工作。在教学上又有体院师生的开小班的优点,教学有计划,教师较认真负责。还有食宿部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问题。对来培训的学生的服务周到,效率高,使学生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较多的收获。考生和教练满意率较高,靠树立自己的品牌,有长远的发展目标。
2.3湖南省各类培训机构人数比例及比较分析
2009年湖南省体育高考生在上述三大类培训机构中培训的人数,师大体院占绝大多数,而高校师生的培训由于没有一定的统一组织,属于星散零乱型,在培训人数上较少,并且始终不能成为市场的主力军。而专职培训机构由于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在场地、器材、师资和知名度等方面不及师大体育,所以人数比例上暂时无法与之抗衡。见表3。
2.4湖南省体育高考考生、教练对培训机构的选择情况及原因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调查的学生中,有342人,占86.36%,会随学校安排。除少数因某种原因不能参加之外绝大多数会参加高考培训。但不乏一部分已经有自己独立培训去处的考生,占3.55%。从表5可看出教练选择师大体院的培训占70%;选择专职机构次之占15%;选择高校师生个体培训的占10%;还有5%的教练另有选择。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
首先,体育高考培训市场主体缺陷。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学校和考生,在湖南省现阶段,考生这一主体功能不健全,除了一定的体育消费外,几乎没有自主的体育高考培训投资行为。而且,接受体育高考培训消费行为也是在约束性很大、选择性较小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市场主体缺位主要是体育高考培训产业未成为体育高考市场主体。这一现象主要和我们体育高考环境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有关,还和过去的体制有关。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体育高考培训产业没有真正成为体育高考市场主体。
其次,体育培训市场体系不健全。体育培训市场发育本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较低层次的市场起步,然后形成较高层次的市场,并由它们共同组成统一的体育市场体系。[5]这本来是一个市场体系发育的正常过程。然而,在湖南省,这一过程受到特定体制的制约,表现出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低层次的体育培训市场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等上级部门的约束。另外,受旧体制观念的影响,未把体育高考培训纳入产业化、市场化轨道,缺乏市场机制的引导和调控。
第三,体育高考培训市场机制作用弱小,并且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在传统体制中,体育高考培训的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自身的特点:其一,体育培训的市场调节的有限性。由于体育培训市场范围很小,市场含量不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其二,体育高考培训市场调节的间接性。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机制中,市场调节的力量应当是直接的,而上级部门的影响力应当是间接的,而我们恰好相反。其三,市场调节的补充性。由于上级主导部门的影响力居主导地位,市场机制作用则自然只起补充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开始形成,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市场体系已初具雏形。但是,与其他物化与非物化市场比较,体育高考培训市场的发育显得落后,这需要加大体育市场改革的力度,需要各类相关部门行为的积极介入和干预[6],以及以学校、考生为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能力。
对考生和带队教练做的问卷调查由于地方性差异可能与表3中的数据有一定出入,但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大部分首选湖南师大体育学院组织的培训班,相当一些考生与教练开始转向正在兴起的专职培训机构了。在今后的发展中专职的培训机构应会逐步占有市场。
2.5湖南省体育高考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表6可看出,从2005年到2009年短短的五年中增加了四成,由此证明,今后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市场将会是整个体育市场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必须尽力挖掘其潜力。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湖南省目前体育高考培训市场主要三大类别和三种形式。三大类别:专职培训机构的培训、师大体育学院组织的培训、高校师生个体培训;三种形式:数量质量兼备型、游击灵活型、高效品牌型。
3.1.2湖南省体育高考培训市场主体缺陷,市场体系不健全,体育高考培训市场的市场机制作用小。
3.1.3湖南省体育高考考生逐年增加,培训市场已开始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2建议
3.2.1湖南省体育界应充分认识体育市场化的历史必然性,顺应发展的潮流,学习成功经验,研究探索符合湖南省省情,具有湖南特色的体育市场化发展道路。
3.2.2体育高考培训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体育高考生,所以在体育培训过程中自始至终必须树立关系营销的观念,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强化连续不断的、持久的顾客关系,一种长期的营销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