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30 17:00: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责任保险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模式及国际经验
医疗责任保险依其实施方式有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之分。责任保险需求的产生不仅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还往往与一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变迁有密切关系。综观各国责任保险制度设计，通常是在其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双重性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将其构筑为一个理论体系和运作模式均相对独立的保险制度。考察各国责任保险的成长历程，在责任保险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初始阶段，一国政府往往或秉持积极扶持政策，如日本，或采取强力推行措施，如法国。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的激化，医疗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对医疗责任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虽然国内很多省市引入了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机构投保、保险公司推广的积极性却均不见高涨。因此，国内有学者及业内人士提出应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实行以自愿投保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双轨制实施模式。其理由在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应当依靠市场力量自然演进而不是依靠行政力量强行推动，依靠外在力量推动的保险需求缺少内在动力，一旦行政力量疲软，投保情况会马上出现反弹，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会出现波动甚至倒退的局面。［1］对此，笔者认为在考虑社会利益、保险原理等方面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各自利弊的基础上，应从实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价值目标出发，在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有效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
二、医疗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正当性基础
(一)根据成本———收益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适合采取自愿保险的模式
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权利的本质在于实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实效。以多数人的行为作为其规范立足点的法律，往往从宏观角度出发，在其制度运行设计中更强调人的道德属性而非经济属性。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研究人类理性选择的思维方法。［2］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为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规则的解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平衡性。法律经济学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人们行为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于利益的权衡。就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讲，医疗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其投保的目的在于通过交纳较少的保费而转嫁一部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纳什均衡理论，如果要避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违反或者规避法律规定能使自己境况变得更好而不去遵循法律的状况，则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实现纳什均衡。具体到医患关系问题，虽然医师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及经验，相较患者而言，在医疗差错、医疗事故的预防上，成本更小、成功率更大，但问题是相互的。如果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对医师苛以过重的责任，医师必然趋向于增加防卫性医疗行为，给病人做本无必要的化验、检查，为了自保而因此增加患者的医治成本;采取过度的预防保护措施，更多的采取保守治疗而不愿作风险大的手术、施行新的手术或突破性的医疗用药方案;因恪守告知义务的履行，贻误重大急难病症的抢救时机等等，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患者的利益，更会阻碍新技术、新疗法的开展，医学科学的进步也必将因此缓滞。根据选择的条件约束理论，任何选择都面临着制约条件，这种制约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人的选择需要考虑别人的选择。同时，一个人的选择会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医疗责任保险中，医疗事故发生率是保险人此后保费设计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而保费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医疗机构是否投保。病患也会根据医疗机构是否投保，投保的多少，来决定是否以及确定的赔偿金额，这是其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应有之义。简言之，医疗机构、保险人和病患均会在衡量相关当事方的选择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为，此即法律经济学之博弈本质。［3］保险因应付风险的需要而产生。根据风险管理理论，若要实现风险招致的损失最小化，唯有将个人风险在整个社会层面加以分散。就医疗责任保险而言，各类医疗机构的危险发生概率往往与该医疗机构医师的医疗水平、医疗仪器的精密度、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成反比。即便在同一医疗机构内部，不同科室的危险发生概率也存在差异。如果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计采取自愿投保的模式，那么医疗机构、科室的投保热情将会与危险的发生概率成正比，也即学者通称的“逆向选择”。这将导致投保人的风险一般较大，赔付率较高，保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提高保险费率，而当保险费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该种保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4］因此，医疗责任保险不适合采取自愿保险的模式。
(二)根据保险学理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采取强制模式方符合大数法则原理
大数法则也称大数率，是保险学中重要的数学法则，能够解释几率出现的相对次数。保险转移的危险是纯粹危险，虽然每一次危险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无法预知，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同质事例可供观察统计，即便这种危险发生的损失仍然存在，但不确定性将可能在大数法则中几近消失。保险就是将单个个体的危险移转到专业的保险组织中，由于保险组织集合了多数个体的危险，因此，可以利用损失发生的相对稳定性，实现消灭危险发生不确定的功效。［5］众所周知，医疗危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果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危险状况没有切实掌握，则无法提供准确反映危险发生概率的保险费率。因此，根据大数法则的要求，医疗责任保险只有采取强制保险模式，增加投保主体的范围，才能够为保险人准确厘定费率提供充分详实的数据支持，进而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保单。即便责任保险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逆选择和败德行为可能会影响保险人根据大数法则厘定的保险费率，进而保险公司陷入应付事故损失赔偿力有不逮、产品和市场开发举步维艰、保险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但保证大数法则的适用是首要前提。
(三)医疗侵权责任保险制度采取强制模式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强制实施，使赔偿能力相对较强的保险公司补正了医疗机构赔付能力的有限性，为受害患者实际获得赔偿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有利于弥补自愿保险在保护受害人利益方面的缺陷;高效便捷补偿患者医疗损失的制度设计，作为其他医疗保险的必要补充，也使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更为健全完善。作为高度社会化的风险保障工具，医疗责任保险利用社会化的机制，通过收取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险的保费建立保险基金，使受害人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的制度设计，实质是将“财富的所有人”———医疗机构的部分财富转移，集合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向作为弱者的患者全体倾斜支付，实现了财富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配，在医疗领域中实现了社会化的分配正义，［5］其强制实施更能体现政府的价值取向。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使患者享有直接请求权，缩短了获赔时间，提高了赔付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节省了社会资源;缓解医师执业压力，平衡医疗机构利益，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实现医师队伍优胜劣汰、提高医疗行业的整体水平，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医疗责任保险采取强制模式更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作者：谈晓铭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会展业包括会议、展览和节事活动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会展业在我国各主要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据统计，最近两年全国每年举办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会展活动项目约3000个，会展业创造的直接收入超过百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关联产业的经济产出约有近千亿元。
目前，我国有会展从业人员100多万人，其中从事经营策划的各级管理人员约15万人。会展业人才大致分为会展核心人才、会展辅人才与会展支持性人才。而会展核心人才中，会展策划人才尤其重要。在国际上，会展策划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职业，并且设置相应的证书考核标准。为此，前几年我国国家劳动部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推出了与火爆的会展经济相伴而生的新职业——会展策划师。会展策划师是从事会展的市场调研、方案策划、销售和营运管理等相关活动的人员。会展策划师的主要工作包括：从事会展的会议、展览、节事活动、场馆租赁、奖励旅游等项目的市场调研；从事会展的立项、主题、招商、招展、预算和运营管理等方案的策划；从事会展项目的销售及现场运营管理。
由此可见，会展策划师是会展行业中最抢手的人，是会展的总导演。会展策划师职业的设立，对于培养一批既具有创新策划能力、又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会展中高级管理人才，有效地提高我国会展行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于我国会展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会展策划师的经营风险与困扰
如前所述，会展策划师职业的设立，为适应我国会展行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一个前瞻性解决方案，相信不久，会展策划师将会成为又一诱人的新职业。然而，正像律师、设计师等职业一样，会展策划师的活动过程中也包含着众多风险，他们工作中的失误，会给参展商及其他相关方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1.我国的会展策划师目前大多须满负荷工作。他们既要是高效的管理者，也要是文化的表达者。如何说服社会资源，并真的让他们得到回报；如何与团队共事，操办展览；如何确立主题，选择设计人员，会展策划师必须左右脑并用。
2.每一个会展策划师都明白，工程运输、包装、保险……不管哪一项具体事务产生盲点，最后的受害者都是自己。越是独立就越需事必躬亲、越是出名就越要“三头六臂”。
3.我国的会展策划师还面对着来自体制和商业的双重困扰。(1)机构行为的介入为会展运营带来了众多弊端，组委会制似乎成为中国会展的特色之一。而会展策划师的尴尬则在于，他们不得不充当艺术家与出资者中介的角色。如果处理不当，难免异化企业的初衷或会展的策划理念。事实上，即使是最资深的会展策划师，也常常两面不讨好。(2)会展策划不是一件凭借冲动和一笔资金就能运作好的事。不存在一个人突发奇想去做会展策划，提出一个想法，说动资金方，就做会展策划师了，这样的展览主题架构难免混乱。展览质量的提高最赖于积累，会展策划师必须经过筛选，才能把某种主题和观点表达到极致，否则将会导致会展策划失败。
三、开发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的探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必须尽快建立会展策划师的风险保障制度，也即应推出我国的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其主要内容如下：
1.保险对象。凡经国际或国内有关部门批准，取得会展策划师资格的自然人，均可作为本保险的被保险人。
2.保险责任。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开展会展策划业务时，因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在本保险期限内，由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费。本保险的保险费为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的预计会展策划业务收入与保险费率之乘积，但不得低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该保险费为预收保险费，在本保险期满后三十日之内，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限内的实际业务收入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实际保险费，被保险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保险人应退还其差额，但保险人的实收保险费不得低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
4.赔偿处理。(1)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提交保险单正本、索赔申请、损失清单、证明事故责任人与被保险人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材料、事故责任人的执业资格证书、事故原因证明或裁决书、与委托人签订的书面委托合同的正本以及其他必要的有效单证材料。(2)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保险人应及时做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协议后10日内，履行赔偿义务。(3)保险人进行赔偿后，累计赔偿限额应相应减少。被保险人需增加时，应补交保险费，由保险人出具批单批注。应补交的保险费为：原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日至保险期限终止日之间的天数/保险期限（天）×增加的累计赔偿限额/原累计赔偿限额。
四、结束语
会展策划师是我国现代服务业中的一项新的职业，对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发展作用显著，为此，以上笔者就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作了一番分析与探讨。然而，这一会展保险中的新险种能否开办并推广，建立会展策划师资格的认证制度是关键。笔者认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在已经试行的会展经营策划人员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健全会展策划师资格认证制度。有了这个资格认证制度，保险业就能与会展业联手，共同推动我国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的实行。
参考文献：
[1]王书翠:会展业概论[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2]吴小平:保险原理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吴祥佑:会展风险的保险转移[J].上海保险，2007（6）
关键词：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保险公司对策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多起影响较大、社会反映强烈的重大恶性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如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12.23”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的元宵节事故、哈尔滨天潭酒店大火、辽宁昌图烟花爆炸、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氯气泄漏爆炸事故等等，唤起了人们对公众责任险的重视。如何大力发展公众责任保险，使其真正起到对百姓生活保驾护航的作用，已经是摆在相关政府部门和广大保险从业人员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公众责任保险内涵
公众责任是指公共场所的经营人在经营公共场所时由于过失等侵权行为，致使在该公共场所的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了损害，依法应由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于责任者的行为损害了公众利益，所以这种责任称为公众责任。公众责任保险又称为“普通责任保险”或者“综合责任保险”，它是责任保险中独立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的保险类别，是承保被保险人或者其雇员在从事所保业务活动中，因意外事故而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例如疾病、残疾、死亡等）和财产损害或灭失，依法应由生产、经营管理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这种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是侵权责任造成的，也可以是合同（契约）责任造成的。
公众责任保险是对公众责任的保险，由于经营方常常因疏忽或是意外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影响当事人经济利益及正常的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公众责任险正是为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转嫁这种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公众责任保险可适用于工厂、办公楼、旅馆、住宅、商店、医院、学校、影剧院、展览馆等各种公众活动的场所。公众活动场所特别是企业或大型会议、赛事、展览等的组织者投保公众责任保险已经是一种国际惯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公众责任保险的推行，以保障公民和消费者在公众场所的安全和权益。
公众责任保险所承保的危险，限于被保险人因为一次事故或保险期间的任何事故对社会公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若希望以责任保险转嫁其对雇员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另外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包括场所责任保险、电梯责任保险、承保人责任保险等险种。
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无免赔额规定，但对第三者财产损失则一般规定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即无论受害人财产损失程度如何，免赔额以内的损失不是由保险人负责，而是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一般情况下，公众责任保险像其他财产保险业务那样制定固定的费率表，对赔偿限额很高或者是高风险的行业应该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情况逐笔制定承保方案和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的时间，费率多为年费率。保险费按每次事故或者累计的赔偿额所适用的业务种类费率计收。
二、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家对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要求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1号文件和公安部《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及1995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公安部《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险种的发展却很不理想。据《中国消费者报》分别对北京、兰州、郑州、深圳、武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调查分析，除极个别单位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外，90%以上的经营者对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不感兴趣。据国家保监会统计，从2001年至2003年4月底，保监会共受理各保险公司备案的各类责任保险253个，责任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2002年，全国责任保险保费收入36亿元，占财产保费收入4.6%，到了2005年上半年，我国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为23亿，占产险比例的3.4%，其间从未超过5%，基本上是处在徘徊状态。
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费收入一般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20%以上，其中美国的各种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欧洲一些国家的责任保险费收入占整个非寿险保费收入的30%以上，日本等国家的责任险保费收入约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的25%至30%。
三、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业内专家认为，导致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认识和接受程度不够
目前，保险业对公众责任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公众责任险知之甚少，对公众责任事故往往缺乏足够的维权和索赔意识，发生民事损害纠纷时，一些受害者不知道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有的受害者知道通过法院向企业索赔，但因举证困难、时间耗费过多等种种原因放弃索赔而“自认倒霉”，因为即使诉讼获胜往往得到的赔偿也比较有限。经营者对自己应对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公众责任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加之公众责任事故的发生率并不高，大部分公众场所业主存在侥幸心理，有些宁可独自承担风险，也不愿因投保而增加经营“成本”，且一旦出现大的公众场所事故，主要依靠政府出面做善后的抚恤处理，根本不知道运用保险管理风险和转嫁风险的保障机制和手段。
（二）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
责任保险虽然是财产险的一个险种，但与传统的财产保险相比，开办时间短，所占比例小，公众责任保险不仅标的分散，保费低廉，而且风险大。在技术、管理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较高，加之前面提到的公众接受程度不够，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都不愿意花大力气在公众责任险上，导致了我国的责任险种较为单一，产品开发速度相对较慢，创新力度不够，在险种开发和创新方面后劲不足。在设计产品时无法将所有风险都考虑在内，加上保险公司自身的技术条件落后以及责任险经营情况不理想，因此，保险公司对发展公众责任保险的积极性也就不高。
（三）相关法律法规落后
在我国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将责任保险分为法定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而我国现阶段，有关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费等费用、该条只是规定了要赔偿，但并没有说明赔偿额。误工费、伤残补助费、精神损失费怎么计算，也没有实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使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案件时有据可依，但具体的赔偿标准还不明细，根据各地经济状况与消费状态不同，赔偿金结果就相差很大。如同样是由花盆飞下伤人事件，深圳市一名受害者得到10万元的赔偿金，而哈尔滨市市民仅得到1万元的赔偿。有些行业也通过立法部门颁布了行业的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但与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多，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明确的规范标准，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四）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不够
保险业整体税负偏重，营业税率高于交通、建筑、通信等行业。保险业虽与银行业同样执行5%的税率，但银行业税基为利息收入，保险业则为保费收入，以至影响保险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的提高。加之政府引导力度偏弱，相关部门与保险企业的协调配合不够，发展公众责任保险缺乏有力、有效的推动机制。
四、发展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补偿
当公共场所如公园、旅馆、影剧院、歌舞厅、网吧、运动场、商场、医院、学校等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由于经营者经济实力、赔偿态度的不同，以及事故原因认定的复杂性等因素，往往导致受侵害人不能及时获得经济赔偿。而如果经营者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当意外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有所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如2004年5月法国戴高乐机场发生的坍塌事故，事故中2名不幸遇难的我国公民的家属分别获得了至少4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受害者能够快速得到如此高额的赔偿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这是因为机场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正因为有保险公司在背后支撑，事故的善后理赔才会顺利快捷。
（二）有利于保险公司扩大保源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市场主体多元化，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责任的利益主体，必然需要通过投保来化解和转嫁无处不在的各种风险，保持经营管理的稳定。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保险经营的依据是大数法则，保险的覆盖面越广，就越能分散风险。因此，发展公众责任保险对保险公司来说也非常有利。
（三）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营者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如2003年重庆市开县发生“12.23”特大井喷事故，为补偿因毒气泄漏而造成周边群众无辜死伤和财产损失，事故直接责任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钻探公司仅首期支付赔偿款就高达3300多万元，这无疑将企业拖入了效益的深渊。但如果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经营单位只需交纳少额保险费就可将日常经营中的大额无法确定的巨额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四）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发展公众责任保险后，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压力。
（五）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我国的公众责任保险，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公众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公，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促进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
五、发展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对策
（一）加强社会宣传力度
全社会对保险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利用保险管理企业和个人风险。因此，保险业必须充分认识宣传的重要性，加强宣传力度，在社会上大造声势，以新颖的形式（如宣传册、产品推广会、企业交流会等）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大力宣传责任保险，引起社会共鸣，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培育全社会的维权意识和风险转嫁意识，为推动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开展公众责任保险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公共社会管理行为，反映了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政府责无旁贷，积极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有关政府部门应提高对公众责任保险的认识，给予理解和支持，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公众责任进行强制保险，或者在税收等方面对其提供优惠便利条件。但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确保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防范风险，为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促进与实现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人们可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所以说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对公众责任险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相关法律的研究，对缺少法律调控的领域，尽快制定法律，弥补空白，建议国家应制定《公众安全法》，并将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作为“安全许可”的重要条款写进法律，实行公众责任强制保险。如我国不妨把综合性公众场所如商场、酒店、娱乐场所等是否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是否具备消防设施一样，作为准许其营业的一个硬条件。同时应明确责任并应对民事赔偿责任的具体额度予以细化，以保证相关案件有法可依，为促进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打下基础。
（四）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当前进行公众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主要在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品创新，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地域的需要，积极开发有特色的、符合投保人需求的公众责任险产品，重点开发那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产品，尽快推出一个产品链，先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推广，以典型案例争取社会认可。同时也要注重承保标的风险管理，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为保险能够发挥其功能提供最终保障。
（五）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责任保险是高风险、高技术性的领域，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首先，由于公众责任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为了准确地把握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合理控制风险，在设计险种时，需要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以制定合理的条款。另外，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挑选一些资深的核保人员派送出去进修法律专业，培养出既懂法律又懂保险的专业人才，以利于险种开发和风险控制。其次，精算人才对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和风险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培养和储备一批具有保险、法律和相关业务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建立责任保险人才库，为大力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推动业务稳步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简化小额案件诉讼程序
设立专门的小额请求法庭，使小额索赔能够及时、合理得到补偿，为责任保险的迅速理赔处理创造条件，使老百姓更乐于接受和欢迎责任保险。因为对于小额索赔，如果用既有的法定程序去审理，则势必会因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琐耗时，造成众多受害人放弃对应权益的追求，也会对保险公司的理赔处理产生意见。因此，针对大量小额赔偿纠纷案件，有必要建立小额请求法庭，用简单方便、收费较少、时间较短的、应诉、调查、审理、判决的程序和方法，及时有效地处理这种小额纠纷，并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只靠哪一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够的。笔者相信，通过政府、保险行业和公共场所经营业主的共同努力，在实现公众责任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我国的公众责任险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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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概述
1.环境责任保险的产生和现状
环境污染具有缓慢性、间接性、复杂性等特点，环境侵权鉴定极其困难。随着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环境侵权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受害人求偿的变化，如资格的放宽、被告扩大、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巨额赔偿等等。但是企业排污难免，因此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甚至面临破产、倒闭。为了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促进经济循环发展，同时及时有效救济受害人，迫切需要将如此大的环境侵权责任风险转嫁出去，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国外有以下三种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第一种，以德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该国《环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为了保证某些特别危险设备的经营人能够承担本法规定的赔偿责任，设备经营人必须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约定一旦发生特定的损害，保险公司即予以赔偿”；第二种，以美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美国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可能引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三种，以法国为代表，即采取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已成为了责任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促进了生态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产险的比例还不到3%，环境责任保险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2.环境责任保险的特征
(1)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责任保险，理所当然具有传统责任保险的特性，即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
但是传统的责任保险性质——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远远不能适应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为了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有学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不仅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也具有自我保险的性质。他们认为，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假如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笔者赞同此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基于自有场地得到的保险赔偿必须是由于外来原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对于由于投保人的原因(故意或过失或无过失)所致之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2)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环境权作为环境侵权对象在一些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运用，并有效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感。
(3)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4)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环境侵权受害者欲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或要求被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作为前提条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上，传统侵权行为法要求侵权行为是损害事实的“近因”，即直接原因，才能导致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传统保险法领域，近因原则被确立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因原则强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在环境侵权领域中的运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环境污染致害具有潜伏性、累积性、长期性、技术性等间接性特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链相当复杂，非通常手段所能确定，甚至以现有科技手段也难以做出说明，如果仍拘泥于传统直接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封闭了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救济大门。
为了减轻环境污染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负担，迅速救济受害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应运而生。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证明方法，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具体地说，受害者只需证明如下二者：(1)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到达损害发生地区而发生作用；(2)该地区有多数同样的损害发生。此时，法院可据此推定因果关系存在，除非保险人或被保险人能举出反证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就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这里涉及到盖然性的评判问题。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且环境侵权致害的复杂性又使其盖然性的证明程度有别于其他民事侵权的证明，根据环境侵权致害的特点，只要盖然性超过50%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另外，危险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原有危险也许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可能产生新的更大的危险。那么，以危险为基点的保险当然也随之而动，按照不同的情势，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不可否认，当今环境问题因其所具有的高度科技性、复杂性、损害程度深刻性以及范围的广阔性的特点，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新的危险。从重庆天然气井喷事件到沱江污染事件，无不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与可怕。保险制度对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是否能做出自己的回应?做出怎样的回应?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特点分析
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其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如英国称之为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美国称之为污染法律责任保险。一般认为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
可保危险构成条件如下：(1)可保危险须为纯粹危险；(2)可保危险须为偶然危险(3)可保危险须是非故意危险(4)可保危险须是有重大损失可能性的危险，(5)可保危险须是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可能性的危险。
环境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自身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具体而言，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包括被保险人、保险人与第三人。被保险人往往是自身行为可能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第三人是因为投保人的危害环境行为使自身权益受到伤害，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的人。环境责任保险是与环境侵权相联系，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
由环境危险而产生的环境侵权具有高度科技性、复杂性，损害程度深刻性以及范围的广阔性等特点。因此，污染者往往无力负担如此庞大赔偿金额，只有宣告破产。最后造成纵然受害人得以胜诉求偿，但污染者却无力对所有受害人完全赔偿其损害，其结果将使受害人仍无法满足其请求权。让受害人自己承担由污染者所引起的伤害不合公平，那么，在二者博弈过程中，具有分散危险、分摊损失、经济补偿功能的保险成了解决矛盾的较好办法。具体而言.环境责任保险具有下列功能：
1.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及时补偿受害人的损害
环境侵权的特点决定了受害的范围广、程度深、影响久。仅靠加害人独自力量难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即便有能力承担，也需经过冗长的行政、司法程序定责之后。那样，往往错过了救助损失的最佳时机。而保险人通过收取保险费，组成保险基金，可以保险共同体之力填补受害人之损失。因基金的财力与能力相对于污染者显然更为雄厚，所以受害人因加害人财力不足无法获得赔偿之情形将不易发生。
2.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减轻污染者的负担
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对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被保险人参保的目的乃是基于自身利益，避免因赔偿金额过大阻碍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情形出现。希望借助保险之分散危险、分摊损失功能，用少量的确定性的支出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意外发生后，自己不至遭受重创而导致从此一蹶不振。另外，被保险人参保环境责任险，也有助于增强企业信誉，提高企业形象。
3.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减少政府环境压力
鉴于政府的特殊角色，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担任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但国家介入补偿无异是利用全民的税收作为财源，变成由全民对此污染负责，此已违反污染者负责原则，与现代环境法之趋势不合。发展环境责任保险通过风险分摊，可以减轻政府的环境负担，使被破坏了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够及时得到重建和修复。
4.环境责任保险符合污染者共担原则
保险基金是由危险相近主体共同组成。具体到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因自身行为可能对周围环境带来危害之主体组合而成。所以，被保险人出资设立环境保险基金符合污染者负费原则。又因环境危害所具有的间接性、累积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危害结果的造成并非某一主体独立完成，所有被保险人的生产行为对环境阈值的突破都有贡献，仅仅让一主体承担似乎有违公平。
5.环境责任保险增加了预防环境危害的参与主体
保险合同订立后，为控制风险，保险法赋予保险人以勘查保险标的的权利，督促保险合同的义务人履行维持保险标的安全状况如缔约时的状态。我国《保险法》第36条第2款规定：“根据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该条第4款规定：“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环境责任保险人为了降低赔付率，一定会请专业人士对投保人的环境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可以通过等级划分、费率浮动等措施督促投保人做好预防工作，从而减少环境事件的发生。
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对策
1.确定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为主的模式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责任保险市场不够成熟，环境问题日渐严重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有待提高，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宜采取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立法模式。凡从事高危有毒或废弃物处理的企业，如石油、印染、造纸、皮革、采矿等有毒、高危的行业，都必须按照政府监督下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保险费，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对于其他排污较轻的企业或者行业实行任意责任保险制度。为确保有法可依，必须在立法上以列举式的弹性条款明确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的各自范围。
2.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法律的健全与执行的力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部分体现了环境责任保险的相关规定，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决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运载2000t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细察之下不难发现，这些法律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更不用说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做出全面、明确的规定了。对此，首先应抓紧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完善现有环境污染责任立法，切实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严格责任制度，并增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内容。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可制定《环境问题的处理、赔偿和责任法》，促使污染企业积极承担赔偿责任。
3.合理界定承保范围
有鉴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及企业保险意识等方面的现状，并出于环境责任保险公共利益性的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界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1)既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虽然只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就会产生污染物质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损害，这一确定性与保险风险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相符，但此类企业何时发生污染损害事故，造成后果如何并不确定，因而环境污染损害仍属不确定之风险，可以成为保险标的。不过，考虑到我国现状，笔者建议最好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即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待时机成熟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并且在承保累积性污染事故时，附加严格的限制条件。
(2)既承保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也承保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虽然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环境责任保险本身所具公益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应只针对第三人受到的损害，还应针对被保险人受到的损害。况且，倘若被保险人自有场地受到污染损害而无力治理，受损害的又何止是被保险人呢?
4.科学组建承保机构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方环保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企业和公众环境意识不高，因此，对环境责任保险宜采取就地承保、分散风险的策略而由不同的保险机构来承办：即对于突发、意外的环境损害，由现有财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并由政府出面引导保险公司建立共保联合体；而对于渐发的环境损害，由于其运作极具风险性，现有财产保险公司对此类环境责任保险并不热心，因此，可考虑借鉴美国做法组建专业的保险机构来开展相应的业务。依法设立的环境保护保险机构应定位于非盈利的政策性组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设立，受政府控制并接受政府监督。
5.合理选择投保方式
就我国而言，由于企业的保险意识普遍偏低，一些企业甚至对污染事故的发生抱侥幸心理，因此，如果单纯推行任意的环境责任保险显然无助于保护受害人的赔偿利益。反之，若全面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则剥夺了部分污染较轻企业的选择权，加重了企业负担，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我国最好实行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投保方式。一方面对高危行业(如石油、化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采取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使之成为其在财政经济上必须遵守的法律条件；另一方面，对其它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如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单位则由政府利用自身的威信积极加以引导，促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
6.严格限定责任限额
根据保险法一般原理，保险公司之赔偿责任限于金钱给付，其数额遵循“损多少，赔多少”的原则。然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非常巨大，现阶段我国保险机构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又十分有限，如不对此类赔偿实行限额，其结果要么使部分保险人不愿承保，要么使部分保险人陷入困境甚至走向破产。显然，这种结果无疑不利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最终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而，我国也应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给予严格的限定。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一、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险种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青睐，相反医院普遍对其反应冷淡，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等问题。例如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计551家。2003年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医疗机构具有很高的赔付率。即使在我国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间，医疗责任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200多万元，投保医疗机构比例不足5%，这与深圳保险市场接近20%的年保费增长率是极不协调的。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到充分弥补，从而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证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种新的医疗损害赔偿给付机制和保险制度，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维护和实现患者利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医疗责任保险却面临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医疗机构赔偿能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险制度予以解决。事实表明，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自我积累不足，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发生医疗事故后这部分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通过责任保险制度来实现医疗损害的赔偿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已推行多年，但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机会主义选择而拒绝投保，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无法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患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仍面临索赔艰难、损害难以得到弥补的困境。
基于医疗损害赔偿风险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损害赔偿无法兑现的现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机构投保的法定义务，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防范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散医院赔偿风险、降低赔偿压力的需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现行医疗损害赔偿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弊端是：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高度集中，从而承受较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尤其是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为此，应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实现损害赔偿的转移，即把集中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
尽管如此，不少医院和医生对医疗责任保险缺乏认识和了解。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医疗责任保险的存在；有的医院尽管对医疗责任保险比较感兴趣，但仍持观望态度，或者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而对医疗赔偿风险抱侥幸的态度，或者是基于短期内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拒绝投保。在自愿投保不积极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医院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强制投保是解决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当前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与医疗责任保险自身不足有关系，但是医疗机构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不少医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为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过硬，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因而也就缺乏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内在动力。其次，在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医疗诉讼败诉概率小、赔偿金额低的情况下，医院普遍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存在侥幸心理，从而缺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力。最后，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错位也抑制了对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很多医院不仅希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而且希望实现医疗纠纷的转移，使自身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明显，医院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期望存在错位，实际上超出了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功能。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逐步予以解决，但这种模式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故发展缓慢而缺乏效率。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因此，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国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法定保险，强制医疗机构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愿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四)强制医疗责任保险适应了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客观化、损害赔偿分担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可见，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弥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即如何实现将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风险通过一定的途径由多数人承担。对于高度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赔偿风险全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无疑会提高医院的经营风险和医生的职业风险，对于医疗机构及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损害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但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仅仅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医疗赔偿风险，不仅会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损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会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和矛盾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构想
[关键词]专利权；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近年来，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特别是出口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我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市场。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在不断遭遇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又面临着上述发达国家另一种更具威慑力的贸易壁垒——专利壁垒，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专利壁垒是指专利权人依其专利权，对进入其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以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司法机构或专利管理机构，阻止该外国产品的进入，或向该外国产品的出口商或制造商征收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其结果是，要么该产品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要么该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该产品退出国际市场。如何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不仅是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及早采取对策解决的问题，也是保险业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保险这一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的有效机制，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化解专利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巩固和提高竞争力，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将这种风险纳入了保险人的承保责任范围——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险保障。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那么，在我国的责任保险中是否可以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保险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若按“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只要是专利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似乎保险人都应予承保；若按“合同的约定”解释，保险人可以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列为不保事项。但从保险制度提供被保险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偶发事故的发生所遭遇的损失，可经由保险人补偿损失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来看，如果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造成损害发生，如故意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则保险人并无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这是维护保险制度不可缺少的。因此，如果被保险人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而导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应被列为除外不保事项。
各种必要费用属于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范围。《保险法》第5l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仲裁或诉讼费用是指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因仲裁、诉讼而产生的费用，这一费用的计算比较简单。所谓“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一般包括以下费用：
(一)请求确认救济的费用
“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确认救济的请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即将面临诉讼；(2)经保险人同意；(3)经合理谨慎的专利律师事先出具意见书，认定该确认救济行为是基于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而进行的；(4)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请求确认救济。若符合上述条件，请求确认救济行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其他抗辩费用
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下列情况所产生的抗辩，保险人须赔偿该抗辩费用：(1)符合承保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2)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所作的“停止侵权”的请求，并且该请求已经以书面通知了保险人。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又规定，在损害赔偿或停止侵害的请求结果确定之前，保险人对抗辩费用不负责赔偿。这一点对可能拖延多年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被保险人不利。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保证避免损害在各国保险法上被视为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之一。这一点通常包括在被保险人的保证条款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基于其与保险标的距离最近、最了解标的的性质和特点，其进行的避免损害行为最为有效，能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
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依照专利法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必然是保险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同时，被保险人还应履行保险合同中其他可能的避免损害的义务。因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通常应履行以下避免损害的义务。
(一)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判断一项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其主要标准是，确认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是否相同。依多数国家专利法，下列四种情况构成侵权：(1)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完全相同；(2)争议产品除了包涵专利产品的全部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又增加了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元件；(3)将专利产品中的一项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均等物置入争议产品中，其他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两者完全相同；(4)争议产品中缺少专利产品中的一项非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但两者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完全相同。但下列两种情况则不构成侵权：一是争议产品中至少有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二是争议产品中缺少一项以上的专利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由此可知，被保险人要想不构成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必须保证其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能被置换成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的元件。这就是被保险人的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违反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保险人又将“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延伸到“专利文献查阅义务”，即在研发工作开始时查阅专利文献，以确定其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因为以此为起点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上述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因此，只要被保险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即使未达到避免损害的效果，其费用也应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相反，如果专利侵权损害与被保险人的上述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时，保险人可不负赔偿责任。
(二)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规避专利设计是指，为避免侵害某一专利权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持续性、创新性的设计活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这种活动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行为，受专利制度所保护。本来是否进行规避专利设计并非专利法上的法定义务，但合理且适当的规避设计确实能起到避免侵权的效果，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的规避设计的建议”作为必要前提，赋予被保险人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在美国，被保险人欲进行规避专利设计以避免故意侵权，则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要出于善意。这种善意的证据是设计者内部的研发纪录和专利律师的意见书；(2)规避设计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这种合理程序是：专利检索、解读申请专利范围、进行规避设计、专利律师评估、客观自我评估。如果做到了上述两点，但其结果仍然是规避失败，构成侵权，只要当时出具意见书的是合理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原则上该专利侵权的责任仍属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确认救济
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也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做出使专利无效的建议”为前提条件，赋予被保险人确认救济的义务。被保险人因进行确认救济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情况下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利法，通常都规定哪些情况是不授予专利权的。另外，各国专利法也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因此，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向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提出争议专利存在不得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主张该专利无效。这一行为一般称之为对专利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该专利将被视为无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假如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对争议专利提起确认诉讼等挑战仅是挑战者自己的一种合法权利。挑战成功了，则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侵权损害；挑战失败了，其后果由挑战者自己承担。然而，一旦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对争议专利的挑战与上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被保险人挑战失败了，不仅使其本身增加财务负担，而且可能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因为保险人赔偿责任还包括相关费用。因此，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被保险人自身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使还必须考虑其对保险人的影响。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必须征得专利律师的同意。
那么，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是否应先通知保险人?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可能引起或扩大损害的主观危险行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37条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似乎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但被保险人的挑战行为实质上也是以避免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国家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导致危险增加时，无须通知保险人。这一点，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范。因此，未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引起争论。
在专利实务中，有些企业可能收到专利权人发来的专利侵权警告，其内容之一就是，专利权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如提讼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即将面临侵权诉讼。此时，若被保险人主动向专利发起挑战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甚至扩大损害，其结果还可能增加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当面临侵权诉讼时，被保险人有权采取法律行为，但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双方必须协商一致：被保险人所采取的各种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必须是合理谨慎的。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据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挑战专利有效性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保险人负担，即使未达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效果。至于被保险人是否也如同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的那样，必须征得保险人同意并与之达成共识，我国《保险法》同样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此应注意，对被保险人而言，即使其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是在取得了专利律师的意见书之后进行的，也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已经遵守了其与保险人的限制约定。这是由于专利律师良莠不齐，对于策略的选择未必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因此，瑞土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所采取的挑战专利有效性等行为，必须是经过一位相当谨慎，而且熟悉被保险人所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建议而进行的。换言之，若被保险人所进行的专利有效性挑战，不能被视为经过相当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的建议进行的，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当面临诉讼时，被保险人的法律行为不够合理或谨慎、未取得保险人同意或未与保险人达成共识，也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四)取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他人可主动与专利权人联系，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的授予，即使在即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也可以如此。即使存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主动请求专利权人授予其专利实施权这也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并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说明这是合理谨慎的策略选择。因为这对保险人而言，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遭受专利侵权指控，进而减少或避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专利实施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侵权，则被保险人必须保证获得的专利实施权足够充分，以确保日后不会受到侵权损害赔偿的指控和请求。如果由于资金的不足，或对自己的产品与专利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而未能获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从而导致虽然获得授权，但仍然在未来造成侵害专利权。其后果是，不仅被保险人得不偿失，也可能会导致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专利律师基于善意，以意见书的形式认为被保险人应该以授权、交叉授权或受让等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则被保险人有义务取得专利实施权，以防止发生专利侵权；并且被保险人取得的专利实施权应保证足以使此后的行为可以免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指控和请求。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使同一项专利在不同的国家也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要使自己的产品在所有具有同样专利的国家都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则被保险人必须向所有具有该项专利的国家的专利权人请求授予实施权。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被保险人的使用费支出。因此，在专利实施权授予中，被保险人往往会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以减少使用费支出。当然，被保险人应事先考虑其产品不在哪些国家制造、销售或使用，然后再考虑不请求这些国家的专利实施权授予。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为了节省使用费支出，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最终导致在这些国家发生专利侵权，此时，保险人可援引上述充分取得专利授权义务的规定，主张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其义务，该专利侵权不属承保责任范围。
四、被保险人减轻损害的义务
[关键词]责任保险，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强制责任保险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短一段时期内开办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些在涉外经济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办理的很少量的责任保险。这一时期责任保险不仅业务量小，而且社会舆论对于责任保险是否会弱化法律对致害者的惩戒争议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保险业整体进入“冬天”，这部分业务也同时停办了。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后，国内首先开展的责任险业务仍然是汽车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因素，其他责任保险业务仍然只在涉外经济领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及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为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特别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有效地激活了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责任保险的需求，为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开拓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广阔领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各种安全事故的频发，企业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企业主保险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疗人员、金融服务专业人士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增大等等，都预示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上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受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其规模和作用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需要。2004年至2007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实现从33亿元增长至67亿元，责任险业务规模一年一个台阶，增长速度均超过当年财产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0%，保持了持续健康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责任保险总量不大，2007年，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3.35%(不含机动车辆强制责任险)。与全球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险业务总量的平均比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一方面表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责任保险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整个财产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发展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进一步明确我国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肯定发展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发展责任保险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如火灾、计算机系统的故障、核泄漏、环境污染等，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损害人民的利益。发展责任保险，可以使保险公司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更有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机制，能够分散和转嫁生产经营和执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风险，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以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采取责任风险事故与保险费率挂钩，采用差别、浮动费率，根据投保单位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将费率与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定期调整缴费标准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安全意识；有针对性地对投保企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严重的客户，要提出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积极推广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促使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伤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为了办理赔付，将对事故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调查，事实上也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通过调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加强和改进安全管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上。通过建立自愿性和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责任事件方面，责任保险为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和服务，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
(四)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
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保险是政府转移社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通过在一些高危行业或企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处理责任事故的行政效率。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五)有利于促使相关法律的完善
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也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责任保险可以分散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责任制度遵循填补原则，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其次，责任保险可以弥补民事责任的某些不足。民事责任制度在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上述缺陷仅靠民事责任制度内的变革，已无法适应保障受害人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赔偿风险的功能，它将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再次，责任保险可以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责任保险的存在，使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制化程度相对落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是制约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继《民事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几十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规都仅是针对不同领域做出的个别规定，缺乏系统性。而《民事通则》本身也就不到200条，对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相当概括，而且规定的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也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效保护。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规定缺乏刚性，特别是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没有强制保险的规定。
2.现有法律法规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制定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包括在案件审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加害人做出处罚，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如目前我国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仅仅适用《劳动法》和其他地方性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差异也很大，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后，对于雇主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虽然我国对雇主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属于雇主责任时才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规定未明晰。另外，对于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执行不力，部分地区并未严格施行。
(二)保险主体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责任保险经营技术落后，经营险种单一。国内现有责任保险种类少，主要险种仅有10多个，各保险公司主要保险业务险种大多雷同，而且各司开展责任保险的历史比较短，积累的数据有限，在定价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业务经验和市场平均费率，难以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因此，受技术、经营经验及制度的限制，各公司开发新险的积极性不高，新险种的推广进度也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2.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成本过高，责任保险经营风险大。再保险是责任保险直接业务的重要支持，由于在民事责任中，迟发事故占比较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责任累计，给保险人带来沉重负担。如20世纪的灾难“石棉沉着病”。据统计，现在法国每年因20多年前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人，预汁在201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万人。从现在到未来，日本因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万人。在美国虽然没有统计过此类疾病的具体死亡人数，但是保险赔偿金已高达2500亿美元。国内外再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都十分谨慎，将责任保险特别是职业责任险列入“杂险”范畴，分保时大都需要逐笔谈判。实务中除法定分保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职业责任险时都需要先在再保市场上寻找买者，并根据再保公司提供的费率来测算承保费率。这样，很难单独签订责任保险的成数或溢额分保合同。而且临时分保方式又具有成本高、价格相对昂贵以及分保人对业务比较挑剔的不利特点，即使有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保，错失商机，业务发展受阻。
3.专业型综合人才缺乏，培训力度不够。责任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性强，对承保、理赔人员在界定责任方、责任范围、保险责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对责任险从业人员进行保险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保证保险营销人员能准确地引导客户制定合适的投保方案，保证理赔人员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但是目前保险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现有的培训计划不足以完成对实际工作的有效支持，致使销售人员不能全面领会公司责任险核保政策，出现销售与核保的脱节，影响业务的质量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保险公司发展规划中将责任保险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注重责任险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有新的险种推向市场，但是在推广上，针对新险种的培训和宣传资料、辅助材料的发行都相对滞后，导致业务开展中销售人员更倾向于业已熟悉的传统险种，这对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4.行业间沟通不足，保险业内非理性竞争加剧。因为保险产品的特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特别是投保人对风险状况进行陈述时，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行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经常会出现某个投保人在一个保险公司出险后，就转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较低费率承保。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其业务总规模的发展，违规承保责任保险。如扩展责任保险范围；违反条款规定，允许投保人不记名投保；将责任保险作为企财险等险种的附加险向投保人搭售，仅收取少量保费等。
(三)社会公众责任保险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不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对责任保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责任保险知之甚少。有些投保人为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疏于对安全工作的投入和检查，而且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清楚，对责任保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有些单位个人即便知道其责任风险，仍存侥幸心理，不想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愿投保责任保险。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2.社会公众索赔意识不强，致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索赔，从而使加害人逃脱赔偿责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索赔意识仍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很多公民对法律规定还不了解，不懂得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相关要求，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证据，导致权利丧失。其次，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被告的保护，很多公民在遭到他人侵权损害时，往往不愿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还保留有重“名声”轻“经济”的想法，这样在不少案例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为“争一口气”而已，轻易放弃自己的经济补偿索赔权利。最后，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
四、规范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法规建设
1.稳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创造责任风险转移需求。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要统一行动，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
2.加强相关法律操作可行性，明确经济赔偿责任范围。现有法律制度对于责任事故的处理随意性大、处罚力度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小、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明确责任范围及具体的损失赔偿标准，清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处于一定的法律规范约束范围之内，当其违反这种规范并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保险等途径或方式来转移这种责任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增长。
3.对于重要的业务领域，逐步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法制环境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和不合理的责任保险费率等因素导致责任保险发展缓慢，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事实上，机动运输工具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旅行社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的出台，已经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在责任保险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利大于弊。因此，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社会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与服务对象利益维护关系密切的职业等应该逐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使得责任转移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使责任保险供给变为实际供给，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业务规模增长。
(二)不断提高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1.培育责任保险供给主体，完善责任保险产品结构。随着责任保险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各财产保险公司推进责任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005年底我国批筹了第一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公司。2006年3月，人保公司成立了“责任信用险部”，专门负责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但经营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责任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且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责任保险供给的垄断或不足。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经营主体通常众多且组织形式多样，如美国纽约州责任保险市场主体有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保险公司、联合承保协会和自保组织等多种形式。因此，政府应该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专业化的责任保险公司优先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上有责任保险产品约400多个。但总体而言，这些责任保险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个人和企业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年责任保险保费徘徊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责任保险的经验开拓责任保险条款。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创新模式，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的现实需要，开发个性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其次，要在注重发展传统责任保险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责任保险领域，设计综合性责任保险产品。
2.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经营风险。从国外责任保险发展历程看，责任保险曾因为侵权责任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即民事责任裁决金额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成倍地提高责任保险费或拒绝出售责任保险单。在我国，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等责任风险也将相应增大，这将增加责任保险的市场风险。为了控制这些风险，各公司应加强对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开发责任保险产品时应考虑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市场的法律环境，对高危行业提高费率，慎重承保，并采取记名承保或按工种确定人数，单独制定承保方案及再保险方案，严格把好理赔质量关，提高定损的准确、合理、科学性，切实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3.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是责任保险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视频方式、巡回辅导、集中授课等形式进行培训，尤其应加强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熟悉和掌握责任保险有关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保险公司或院校学习考察、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和合理利用各行业的专家，如建筑、农业、企业管理等专家，提高保险公司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难度较大、专业性强，需要环保部门协助进行环境损失评估，提高损失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4.加强行业间合作，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保险公司应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努力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展开新的竞争，在竞争中以机制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胜于市场。保险全行业应通力协作、大力配合，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以服务社会、实施社会管理职能为共同目标，在携手开发国内责任保险市场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我国处于责任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间的相互约束、相互管理和相互竞争，吸取经验教训，防止保险公司之间不计成本的价格大战、片面的数量规模和短期性效益行为再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积极推进保险行业内部实现对有关责任风险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对于费率的拟订、承保范围的划分和赔偿限额的确定等方面内容形成制度性规定，报由保监会审批；对于某些目标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开发、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对于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保险人赔偿限额的确定，在行业内部应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对于涉及高额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保险公司之间还需采取共同保险、再保险等方式经营，避免风险单位的集中，减低公司经营风险。
(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宣传责任保险，普及责任保险知识，增进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的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展开立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和方式加强普法工作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同时，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证民事法律责任的贯彻执行，使责任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落在实处。而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媒体机构等独立于保险公司的第三人，其做的宣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2.促进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责任保险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现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应在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沟通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联合下发文件、共同确立并指导试点工作展开的方式引导、推动法人单位运用相关的责任保险来防范、化解风险。例如，与公安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场所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与建设部联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与安监总局共同研究高危行业的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业与各部门配合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实现保险与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防灾防损、安全技术方面的人员和经验数据，尽量统一损失统计口径，支持保险公司在消防和安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在安全检查上积极配合，通过加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检查，达到防灾防损的目的。三是加强事故发生后的协调工作，研究保险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介入事故处理的途径，帮助其尽快进入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影响的程度，及时恢复生产经营。除了与各主管政府机关推动其主管范围内的责任保险外，保监会还应与税收、财政等各部门加强沟通，为责任保险的发展争取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扶植与大力支持。近期，教育部、财政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签发《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由政府购买校方责任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险所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该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学校责任保险。
3.制定政策，鼓励险种创新。在界定什么是创新型产品的基础上，对创新型产品条款费率设计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核。率先进行创新的机构，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它做出来的产品应该是比较科学、比较接近市场的，定价也是相对科学的。那么后来推出相同产品的机构，在条款设计和定价上应以创新产品的设计为基准。这种做法的实质就给率先进行产品创新的机构一定的新产品优先定价权。当然，这个优先定价权的保护不是长期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一年，衍生的新产品就可以放开了。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关键词：物流物流责任保险立法完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国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之一。但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前景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物流业同时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一、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例如自己的货仓、车辆、集装箱等仓储、运输工具的毁损丢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例如因为政策原因、行市汇率变化或者由于客户破产、清算等带来的商业上的损失等。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1.2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6）从责任的对象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既包括对客户（即物流合同相对方）的法律责任，也包括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的，属于对客户的法律责任；而物流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则属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狭义上的物流责任险仅指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
二、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2.1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0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对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货物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除物流责任基本险外，还有“附加盗窃责任保险”、“附加提货不着责任保险”、“附加冷藏货物责任保险”、“附加错发错运费用损失保险”、“附加流通加工、包装责任保险”以及“附加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附加险供物流企业选择投保。
上述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上述条款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它填补了我国物流企业综合责任保险的空白；其次，它覆盖了物流服务的各个环节，初步满足了我国物流企业的基本责任保险需求；第三，它简化了物流企业投保责任保险的手续，节约了保险费用，减少了索赔理赔的环节和成本；最后，它丰富了保险产品品种，有利于我国物流保险市场的开拓和发展。
2.2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物流企业认识不足等，但是“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险”外，物流服务过程中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或其他财产损失也不属于保险的范围。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其次，保费的计算不够科学合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并没有依照责任保险的传统做法，按照保险风险的类型与范围、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限额和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等来确定保险费用，而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来计收保费。一方面，这种方法不符合责任保险的通常做法，因为物流企业的收入与其责任风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会阻碍物流企业的投保，因为越是大的、经营得好的物流企业，其保费就越高，而不管其风险控制的好坏。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使得保险费用过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险种的推广。
三、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与完善的几点建议
3.1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物流责任保险不仅能够转移、分散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还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介入，增强企业风险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自己的责任风险和支出，从而形成良好的经营和运行模式。
此外，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3.2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许多物流企业对物流责任保险知之甚少，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责任保险这一回事。因此，扩大对物流企业的宣传与交流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覆盖面较小，难以满足物流企业风险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认真研究现代物流业务的流程，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高低，赔偿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的高低对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有客观影响；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用和风险等级，针对物流企业的不同信用等级，其发生风险和赔付的几率等可以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当前我国调整物流责任保险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险法》：物流责任保险合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种，首先应该受到《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保险法》第50~51条对责任保险作了专门规定，这正是物流责任保险以及其他责任保险得以承认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2）《海商法》及其他运输法规：《海商法》是调整海上保险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运输责任保险应该首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则适用《保险法》的规定。除《海商法》外，《铁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开展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依据。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审理海上运输责任保险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民法通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责任保险关系作为民事关系的一种，应该受到该法的规范；此外，物流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物流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合同法》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物流服务合同和物流责任保险合同。
综上可见，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且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责任保险法规；其次，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在其中规定物流责任保险的内容；最后，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其理由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所以我国应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时，解决物流责任保险法的完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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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责任保险；仲裁；第三人；扩张
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的分散模式，早在古代便已显现雏形，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各种超乎预期的风险萦绕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这种风险往往会让个体难以承受。一根木筷容易折断，但十跟亦或是二十根就难以折断了，因此在风险遍存的现代社会，保险通过广泛集资的方式将一个人独受的风险负担转移到每个参与保险的人身上，实现风险的规模最小化。紧跟着金融创新的步伐，保险业的创新也在不断地进行中，各种全新的保险产品也出现在了市场上，其中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的奇葩，以其独特的“第三人”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带来了全新的问题。责任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责任保险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那么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是否也应当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呢？要了解这个首先得从责任保险说起。
一、责任保险概述
依据《保险法》第65条第4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由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责任保险涉及到三类人，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保险人（某保险公司）同被保险人（投保人）就被保险人可能对第三人（受益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以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方式转移到保险人的身上。那么归纳起来，责任保险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主体的广泛性。传统的保险合同仅限于合同当事人双方，
即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为同一人。责任保险合同突破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将被保险人同受益人肢解开来，从而使得第三人被纳入了原保险合同中。
第二、标的的无形性。相较于人寿保险与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的标的具有“看不到，摸不着”的特点，作为一种将法律经济化的方式，责任保险将法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以标的的形式纳入了经济的范畴。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律上的概念，要使其具有可交易性，需先将其物化为可交易的对象，也即以具体的财产形式进行评估，从而才有责任的大小之分。但是究其本身是不具有外在形式的。因此，和传统的保险形式相比具有无形性的特点。
由于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保险的特点，责任保险合同在内容上也大有不同。除规定一般的保险金额外，责任保险合同在受益人上将潜在的第三人纳入了其中，由此，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也应当适用于第三人，这成为一个理论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问题。
二、仲裁条款向第三人扩张同传统仲裁理论之间的冲突
（一）仲裁具有民间性，应当排除第三人扩张以免导致仲裁诉讼化
该观点认为仲裁本身具有非强制性，仲裁注重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的权力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不像诉讼那样具有国家强制力。①如果将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将会使得仲裁蒙上诉讼的阴影。
笔者认为，将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并不是对仲裁的民间性的否定。首先，在一些情形下，仲裁协议是具有强制性的。我们知道，想要进入仲裁程序必须具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双方需事先定有仲裁协议。一旦仲裁协议订立那就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由此可见，仲裁本身是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强制力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选择了以仲裁的方式进行纠纷解决，其后便会具有强制仲裁的持续效力。即使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反悔，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也会援引《仲裁法》第5条驳回当事人的。其次，将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并不是对仲裁民间性的否定。诚然，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不是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仲裁庭权力的全部剥夺。依否定论者的观点，如果仲裁庭有权将第三人追加进仲裁程序，势必使仲裁丧失民间性，而带上强制性、诉讼性的特点。②在笔者看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即是对自身权力的部分让渡，从而使得仲裁庭有了部分裁量权，且仲裁第三人的追加并非是仲裁庭自身强制力的体现，而是事先存在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申请，然后仲裁庭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再做的决定。因此，仲裁庭的追加第三人的行为并不是对仲裁民间性的否定。
（二）仲裁具有保密性，应当排除第三人扩张以免当事人秘密的泄露
仲裁实行的是不公开审理，这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中都有着规定。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也规定了，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一方面是看中了仲裁的高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仲裁保密性的肯定，这样可以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隐私，让当事人的秘密不至于因纠纷而受到损害。如果将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将会使当事人的秘密暴露于合同的案外人，使当事人的尊严或是商业秘密得到不应该的侵害。
笔者认为，仲裁具有保密性是传统与现代仲裁理论所不争的事实，保密性的丧失将是对仲裁核心优势的否定。但是，这不影响仲裁第三人的追加。就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受益人乃是保险人同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共同认定的保险利益③的承受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一方面对于保险人同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关系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对于保险公司的索赔权利时，受益人也可直接援引保险合同对保险公司行使请求权。由此可见，对于第三人，其之所以作为“第三人”乃是因其与案件具有不可否认的利害关系，其并非案件的无关者，将其纳入仲裁程序对于仲裁当事人的秘密不构成实在的威胁。所以，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无损于仲裁的保密性。
（三）仲裁协议具有书面性，应当排除第三人扩张以免仲裁的滥用
传统仲裁理论要求仲裁协议需以书面的形式订立，目前这一规则也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肯定与适用。如果任意将未签字的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将会使得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失去意义，从而导致仲裁的滥用，不利于当事人纠纷的解决。
从责任保险的种类我们不难看出，责任保险有着其独特的性质。首先，一般的合同（此处不单独阐述保险合同、转让合同）在涉及到第三人时往往是因其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存在单独的利害关系，与该合同本身却没有多大的联系，只是因其与一方当事人的债务影响到了合同的履行，所以才需将第三人追加进来。而责任保险合同则不同，受益人首先与被保险人存在着法律责任关系，同时，保险人在同被保险人订立合同时是明确的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作为了缔约的目的，因此，这份保险合同本身即是与收益人绑定在一起的。其次，在保险领域，作为同样存在将第三人作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与责任保险合同相比也是不一样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同受益人是存在某种特殊关系，该特殊关系可能是朋友关系也可能是亲属关系，即系熟人社会的范围。而责任保险合同则不同，其本身便是陌生人社会下的产物。被保险人同受益人仅仅是存在于契约下的关系，亦或是存在某种侵权责任关系，它的生疏性即决定了受益人在主张自身权利的时候得不到应有的声援，如我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因此，当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受益人完全有理由将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包括仲裁条款予以充分的运用，如果仅凭受益人不是仲裁条款的当事人而剥夺其申请仲裁的权利，这无疑是对受益人权利的一种侵害。
（三）我国现行仲裁制度下的“第三人”
尽管我国目前的《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承认仲裁人第三人制度，国内大部分仲裁委员会也没有将仲裁第三人加入其规则之中。但是，随着保险创新的不断深入，责任保险合同中各种涉及第三人权益的复杂案件不断涌现，传统的仲裁思维已经不能够满足此类“第三人”案件，因此，一些仲裁委员会开始慢慢尝试着将第三人纳入到仲裁程序，并顺势将其拟定入仲裁规则中。下面对某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介绍与分析。
1、《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该规则第50条规定，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当事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如认为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利害关系，经申请并与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经仲裁庭同意后，可以作为当事人参加仲裁。该规则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称法，没有直接称“第三人”，而是称“利害关系人”，但究其实质仍是对仲裁第三人的追加。从中不难看出，对于第三人的追加充分的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首先是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其次还需要同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对于国内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这算是迈出了很大一步。尽管如此，对于第三人细节操作上，该规则还是没能做出更为具体规定。如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后的地位问题等。
2、《烟台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作为国内少数几个允许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的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用了两条来阐述了第三人的追加情形。总结起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参加仲裁，二是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双方当事人要求追加的，经第三人书面同意后可以参加仲裁程序。笔者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追加情形适合于责任保险合同，在实务中常常会出现被保险人因保险赔偿向仲裁委提出了仲裁，但因举证能力限制等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赔偿，这时，将受益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有助于责任保险合同纠纷得到更为公正有效的处理。
四、小结
综上所述，是否承认责任保险合同中仲裁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涉及到不同利益和不同政策的权衡与选择，它既关系到第三人对仲裁的同意权，又关系到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正当预期；既关系到仲裁法中对仲裁扩大化的支持，又关系到保险法中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只有对所有因素加以平衡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果。责任保险领域的纠纷近年来层出不穷，大到关乎一个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的环境，小到一辆车的擦挂，一副耳机的质量。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完美兼顾往往成为了争议双方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首选。仲裁讲究的是“公正、高效、廉洁”，同诉讼相比其高效性显得尤为突出。仲裁的程序相较于诉讼更为简洁，其办事效率更为当事人所接受，尤其是像责任保险合同这样的金融纠纷，更是讲求时间上的快捷。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日渐成熟，仲裁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方式也越来越为争议双方当事人所接受，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民商事案件，我国的仲裁制度也需要为自身的发展做出有所损益的变化，一方面要做到从法律管辖向法律服务的转变，另一方面即要对陈旧的仲裁规则进行适当的调整。而今，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更是摆在了立法的风口浪尖，期待在新的民诉法的修改中能够发现仲裁第三人的影子。（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①谭兵：《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②罗婷：《论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保险法》第十二条：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④陈朝壁：《罗马法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7页。转引自王利民：《论合同相对性》，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⑤蒋娟：《论仲裁第三人制度》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⑥SeeAvilaGrouP，Ine.v.NormaJ.ofCal，426ESuPP.537，542（S.D.NY.1977）.
⑦刘建辉.《环境法价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2-14页。
参考文献：
[1]谭兵：《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2]罗婷：《论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王利民：《论合同相对性》，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4]蒋娟：《论仲裁第三人制度》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关键词 高校 群体性事件 大规模侵权 风险社会 责任保险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是一个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却又有不同于社会的特殊社区，近年来更是突发事件高发之地。近几年各地高校相继发生大规模侵害学生权益的事件：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2008年上外虹口校区发生中日学生暴力冲突事件、2009年湖南湘乡中学踩踏事件、2009年全国部分高校“甲流”爆发事件以及部分高校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等，这些事件不但严重损害高校师生的人身权益，而且也严重影响我国高校的发展与稳定。目前我国高校突发事件与大规模侵权的管理机制主要以行政途径为主，很少适用法律机制。鉴于高校学生突发的大规模侵权事件逐年增多、情况日益复杂、处置预案不完善、缺乏法律法规支持、处置成本攀高等困境，本文尝试从分析高校的大规模侵权之风险入手，以期构建立一套初步的高校大规模侵权的责任保险机制，以期高校大规模侵权受害人得到充分救济。
二、高校群体性事件中的大规模侵权
（一）高校群体性事件与大规模侵权的内在关联
近年来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生源更加复杂化，办学受社会因素影响增多，高校的各种风险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并且呈多发性趋势。这类高校突发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由公共卫生类、自然灾害类、人身安全类、以及学校管理等引发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是人为，也可能是社会原因引起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高校正常学习生活秩序严重破坏，危及高校师生人身和财产权益。上述这类高校群体性事件包括了侵害人、被侵害人、损害事实及被侵害的几大社会关系，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侵权法律关系，属于侵权法的研究范畴。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损害具有侵权的范围广泛、受害者数量众多、司法救济困难等共同点，在理论上可将其纳入大规模侵权研究范围。纵观现有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法，往往是行政处理或民事和解了事，难以看到在大规模侵权之后的损害救济制度的应用。大规模侵权对高校安全与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发生/也为侵权法的功能和对大规模侵权事故进行法律规范提供了检讨机会。因此有必要研究大规模侵权的损害救济问题，有必要研究责任保险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适用问题。
（二）大规模侵权的基本内涵及侵权法上之因应
在美国侵权法中，大规模侵权又称“mass torts”，其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也无明确的内涵或外延，而仅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描述。德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将其定义为为：“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权利和法益的损害事实的发生。”我国学者杨立新认为大规模侵权意指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救济以及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惩罚，来保障社会安全的特殊侵权行为。豏简而言之，大规模侵权就是造成多人损害的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可以是单一行为，也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所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可说是“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该条款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仍然在侵权行为的一般定义之中，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的适用范围。一传统的普通个体的单一侵权，大规模侵权具有如下特征：受害人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豐、发生原因往往具有同一性或同质性、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豑、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复杂性、损害后果严重且赔偿数额巨大、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大规模侵权主体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经济组织体等。总之，需要从侵权案件数量、受害人数规模、损害赔偿惩罚性等方面来综合考虑，才能对大规模侵权的内涵有较好把握。
近年来，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宿舍火灾、食物中毒等大规模侵权事件突发且日趋频繁。这类高校大规模侵权事件对传统侵权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以单一损害赔偿为主的侵权法律制度正在受到来自风险社会的冲击，而大规模侵权确实不属于《侵权责任法》单独规定的一类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因此单一的损害赔偿理念不足以应对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救济。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大规模侵权已成为风险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极端产物，尤其是在归责基础、归责原则、多元化救济方式、责任共同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权法构成了冲击。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侵权责任法有必要在坚守既有损害赔偿原则基础上，将风险规制理念渗入到制度与理念创新中，构建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救济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三、责任保险制度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适用
随着我国高校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不断出现，仅由“加害人承担损失”传统侵权法理念正在逐渐改变，而责任保险则成为侵权法的一种新兴救济方式。一般地，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豒它是保险制度发展的较高级阶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公益属性，和加害人赔偿、政府救济、社会保险等救济机制相比，其可以让大规模侵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与减少风险，也能够为在大规模侵权中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的受害者提供最直接的经济保障等优势。鉴于已有学者分析了大规模侵权的可保性问题，下文将直接探讨将责任保险运用到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问题。根据高校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应科学和谨慎的合理设计保险方式、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从而对发挥其规范社会秩序、节约社会成本等作用。
（一）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方式选择
一般地，责任保险可分为任意保险、强制保险两种方式：（1）任意保险基于合同自由原则，与自愿性保险相联，属于商业性保险；（2）强制保险基于一国社会经济政策，由政府以立法形式强制推行，故又称为政策性保险。鉴于在高校大规模侵权中采用何种责任保险方式，这会直接影响到该制度的运作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所以不能单纯的适用强制保险或任意保险。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是基于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以及保险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考虑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已经规定大规模侵权损害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定赔付责任。有学者统计，保险业承担灾难事故比例的国际水平达到30%，而我国只有5%，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切好说明了责任保险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发展空间。因此，有必要根据大规模侵权的不同领域而采取不同责任保险模式。也就是说，在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要方式的同时，还应考虑适用任意责任保险机制。因为强制责任保险有最高限额要求，不能完全理赔受害人的损害，而任意保险恰好可以补充其不足。
（二）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
如上所述，高校一旦发生大规模侵权事故，赔偿数额通常是巨大且不确定的，但如果将其责任全部转嫁给保险公司也是不公平、不现实的。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责任保险其实质上是一种限额保险，因为规定责任限额不仅可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及明确责任的落实，而且还可以实现保险公司的自身的更稳固的发展。比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7条已经明文规定：有关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并针对高校大规模侵权中的非故意、民事型责任，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可借鉴这一责任限额模式，责任限额等的规定。
（三）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
责任范围意指保险事故发生并引发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时，应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一般来看，责任范畴的可保风险范围包括：（1）因侵权造成第三人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2）填补大规模侵权损害所造成的必要费用。对被保险人而言，大规模侵权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具可保性。另外，持续性的大规模侵权所产生的后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常常需要巨额资金甚至往往超出保险人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在界定大规模侵权责任的保险范围时需要综合权衡保险公司以及高校的实际情况，合理设计保险范围和程度。就当前实际情况来观察，我们国家的保险市场发展水平还不足，单靠商业保险发展模式来发展是不大现实的。因此，需要采用政策性措施；也就是说在它自身发展的滞后以及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潜在需求之中，把直接减损社会利益发展的大规模侵权行为统统纳入到政策性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其次，对薄利而高成本的经营模式导致保险公司推卸责任而又不愿承保的大规模侵权责任风险的同时，这时候可以开展政府与保险公司共保合作的方式，让政府发挥在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中的积极引导作用。
（四）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是保险标的风险的买卖价格，其取决于风险的类型与大小。落实且开展好该项保险业务，确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率就显得比较非常重要。鉴于高校大规模侵权的风险社会危害大、受害者众多、损害程度深、救济困难等共同点及传统可保风险的类似情况相比较，并不完全是理想的可保对象。所以确定合理的保费率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应科学估算现有大规模侵权风险，并针对不同领域所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事故来决定其风险与保险费率的大致情况是否相同。故此这不仅要对大规模侵权责任进行一定的类型化，而且还要根据不同险种来进行科学评估后，再制定不同费率的有效方案。除此外，事故发生的频率以及对受害人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包括投保人自身修复所需费用等因素也在其考虑范围，之后才能确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率。
（五）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
关于国外“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机构的设置”通常有以下模式：（1）美国的专门保险机构模式；（2）意大利的联合承保集团模式；（3）英国的非特殊承保机构。其中，第一种模式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第二种则是根据一国保险业发达程度和科学的利益分配制度来取决的，如果针对的是持续性的侵权行为时，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第三种模式与一国的发达保险业相适应，否则只会流于形式。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都应立足于该国实际，相对于第一种、第三种模式而言，第二种模式更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毕竟单个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可以由国家来引导各大保险公司来组成一定程度的联保集团。由于大规模侵权责任具有突发性、持续性、潜伏性等特点，联保可更大程度地分散巨灾风险。不过，从长发展度来看，有针对性的承保机构的建立是未来责任保险公司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我们应尽早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高责任保险制度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保障作用。除此我们还应该需要积极寻求其他新的方式来转移和反三大规模侵权所产生的风险与责任。
四、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