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指向下的农业发展论文 1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外围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4结论 本文基于对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及其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分析了评价指数的变动轨迹和主要影响因子，比较刻画出各支撑子系统的作用强度变化轨迹，揭示了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5点．1)研究期间，支撑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综合评价指数稳步上升，显现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2)分析子系统评价指数与评价指标变化的耦合关系发现，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是当前人口子系统的重要支撑，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提升的不稳定因素，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3)对比北京市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基本呈现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的态势．4)分析子系统变化协调关系发现，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作用强度逐步凸显，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逐步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5)为了北京城市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长远大计，应积极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加快摆脱“工业化”都市农业发展路径。 作者：王岱孙鸣喆蔺雪芹刘旭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节水可持续发展论文 1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尽管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地加快，但是我国的农业人口依然是占有很大的比例，为此发展农业依然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此外，我国也属于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水资源却是发展农业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尤其是一些水田，更是不能没有水资源，所以实现农业节水是当务之急，其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环境，同时也能够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农业节水是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涵盖的内容有很多，而农业节水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我国的农业种植面积很大，如贯彻落实农业节水技术，水资源的利用率将会显著提高，同时水资源也能够得到合理配置，这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次，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农业节水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传统的农业节水意识并不高，人们并不认为农业节水会带来哪些益处，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节水意识更差，但是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来之后，人们逐渐的意识到节水的重要性，不仅关系自身，更关乎后代人，只有做到了农业节水，农业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而社会环境也才能够有所改善。最后，国家鼓励政策，使得农业节水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了现实，国家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们农业创新，发展节水灌溉等技术，因为农业节水的意识越来越高，参与其中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随着农业节水初见成效，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也逐渐的实现，而且国家在制定各项制度时，将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密切结合起来，所以当人们投入到农业节水事业中时，实际上就是在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准备。 2发展农业节水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水资源十分匮乏，因此农业节水有其必要性，在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引导下，农业节水更显重要。其重要举措如下：首先，提高人们农业节水的意识，农业节水效果与农户的节水意识息息相关，如果农户没有这种意识，农业节水效果很难显现，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提高农户的节水意识是关键。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在传播期间，应该站在农民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宣传，让农户感受到，农业节水对自身有着极大的益处，这样农业用户就会潜意识里接受，从而将其付诸实践。另外，农业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定期与农户进行交流，指导其学习，利用先进的节水技术等。其次，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农业，有些地区水资源并不丰富，却种植的是水田，而有些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种植的却是旱田，针对此种情况，当地农业部门应该要求农业按照实际情况来种植农作物，并且合理的调整灌溉方式等。有些地区比较适合种植树木等，当地政府可以鼓励农户种植果树，并且宣传种植方法以及灌溉方法等。有些地区，水资源十分匮乏，当地政府可以向农户推广抗旱作物，同时引进抗旱栽培技术等，同时这些地区，一定要注重降水的利用程度，帮助农户建立蓄水库等。再次，大力推广使用旱作农业，我国目前已经研发和引进了很多旱作农业技术，但是其真正的利用程度却不高，有些技术因为宣传力度不足，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在农业节水的号召下，大力推广使用旱作农业技术已成为必然。比如推广使用补水技术或者是微节水工程，通过先进技术的应用，使得天然降水分配更加合理，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能够进行优化配置，另外，如果是梯田，可以将雨水都聚集在梯田坡面的下面，之后进行农田灌溉；有关部门还需要大力推广使用耐旱性比较强的农作物品种，同时使用高校的栽培技术，按照农作物自身对水的不同需求来选择适应的种植结构，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作物品种，同时还需要新品种的使用。第四，增强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不同种类、品种的农作物的抗旱性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我国目前现有的常规育种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发展节水农业的需求，因此对农作物种类、品种的改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努力发展生物技术，培育出具有多抗基因的农作物，使得农作物能够抗旱、抗病虫害、高产等。第五，建立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建立节水农业技术体系，要依据当地的农业发展现状和农业技术的基础，将水利和农艺、工程管理、现代灌溉方式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能够改善农田的灌溉方式，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 3结语 综上所述，要实现农业节水，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种植结构不合理或者种植作物品种不够先进，或者是灌溉方式不够合理，所以存在着严重浪费的现象，我国的水资源原本就十分的缺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整个农业种植将会陷入到缺水的状态中，所以农业节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将，农业节水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所以需要必须引起重视。 作者:高春伟单位:黑龙江省海伦农场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1塔庄镇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1.1稳定粮食生产，落实惠农政策 针对大量土地流转和粮食效益偏低，以及稳定种粮面积与结构调整种植的矛盾的现状，通过推广“粉干专用稻”、“再生稻”、“优质稻”，实行“粮经轮作”，组装配套机械化和统防统冶，以规模化、专业化提高粮食生产效益。通过落实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种粮大户补贴、再生稻催芽肥补贴、水稻保险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相对稳定。 1.2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农业 引进福建绿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土地流转1000亩，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种植甜椒、尖椒、西红柿等20多个品种，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林洞村发展生猪养殖，项目投资1200万元，其中包括130万元配备养殖污染整治设施，占地103亩，年出栏生猪近12500头，产值2250万元；引进吉发养殖场，在下庄坂工业区发展鳗鱼养殖产业，用地面积48.5亩，注册资金50万元，总投资1800万元；引进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发展景观苗木种植；引进福州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投资800多万元建设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形成花卉区、养生食用植物区、中草药区、苗木绿化区、科研区等五大区，以产业化、结构化发展台湾特色花卉种植。同时将林洞、秀环、炉溪等3个村列入福州市外环蔬菜基地的基础上，发展万亩蔬菜基地，大面积种植芋头。 1.3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 形成蔬菜、花卉苗木、名优水果、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六大产业。 （1）以下庄村为龙头发展平原地区万亩芋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龙头发展半山区千亩菜豆生产基地，以林洞村为龙头带动高海拨地区种植反季节西红柿、花椰菜千亩生产基地； （2）根据本地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大力引导花卉苗木产业。以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和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为龙头，将花卉苗木产业打造成本镇的新兴产业； （3）推行梅溪两岸常绿果树带的发展战略，引进台湾客商和优良品种，大力优化品种结构，推进葡萄、脐橙、无核柿、板栗、橄榄等果业的发展，建立了5个千亩水果基地，以上汾村龙晶提子葡萄园为主的千亩葡萄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主的千亩脐橙生产基地、以溪东村为主的千亩板栗生产基地、以黎家村为主的千亩无核柿生产基地、以秀环村为主的千亩橄榄生产基地，促进了名优水果优化升级； （4）以抓龙头和建基地为突破口，压缩散养数量，扩张牛、羊、生猪以及家禽、鳗鱼的规模养殖，壮大畜禽水产龙头企头。掀起山上养牛、竹山养羊、冬闲田养鸡和鸭、山塘水库养鱼、溪河水域养蛋鸭的热潮，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散养养殖生猪，通过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逐步演成“畜牧业-带动种植业-转化增值”，形成“猪-沼-菜”，“猪-沼-果”良性循环产业链； （5）调整坡地、梯田，山地开发，在梅坪村及周边村发展特色油茶1000亩； （6）以玉台绿茶为中心，进行老茶园改造，引进优良品种，实施山地开发，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成为年产近500亩优质绿茶基地。 1.4培育新型服务组织，发展品牌农业 以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实现生产销售规模化。炉溪芋专业合作社带动炉溪及周边村种植芋1100亩，实现产值890万元，梅坪村成立梅坪农业合作社，种植油茶300亩，坪街村七叠溪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注册农产品商标3个，并建设百亩无公害蔬菜示范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茶口村大力发展粉干加工业，依托茶口粉干协会和老林粉干合作社，以“公司+基地+农户”、“支部+协会+农户”等产供销模式带动茶口粉干发展，并建设茶口粉干交易市场，将“茶口粉干”品牌进一步做大。 2塔庄镇现代农业的不足之处 （1）现代农业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数量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和示范作用弱。 （2）项目开发深度不够，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设施以及先进农艺相互交融的程度比较低，一产向二、三产延伸渗透仍显不足，农业旅游两业交叉融合不明显。 （3）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困难。 （4）农业人才短缺。 3塔庄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塔庄镇把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农业资源和劣势，以及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把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作为强大动力，不断优化布局结构，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块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现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3.1落实“粮安工程” 把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先后在坂尾、饭洋、下庄、梅寮等村建立高产示范基地。并实行“6个统一”（统一供种、统一浸种、统一播种、统一专用配方肥、统一化控、统一病虫害防治）服务，展示蔬菜、水稻新品种，并及时组织现场观摩和咨询活动。建立4个示范片，即溪东村的优质稻示范片、饭洋村的再生稻示范片、梅寮村的粉干专用稻示范片、坂尾村的机收再生稻示范片。同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应用，努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千方百计带动农民增收，确实保护好耕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 3.2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适度规模化经营。目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种植仍占主导地位，土地流转仅3700亩，己不能满足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改变现有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模式，建立合作社、企业基地与农户之间合理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打造“合作社+基地+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链，以不断提高基地的组织化程度，逐步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3.3巩固提高特色产业 培养壮大蔬菜、名优水果、花卉苗木、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主导产业以及优质稻、粉干专用稻、中药材、花生等特色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及市场占有率，开发建设冷冻、冷藏设备及高标准加工包装车间，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载培，开展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认证。 3.4抓好龙头示范带动 重点抓好福建绿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设施农业龙头企业、闽清龙晶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生产基地，以采摘葡萄旅游为特色，形成七叠温泉-龙晶葡萄的旅游线路，成为集休闲、采摘、科普为一体的综合生态农业；龙池、茶口、上汾3个村依靠盛世阳光现展有限公司，发展种植乔木、水生观赏植物、山垅田养泥鳅、垂钩乐园、生态超市、林下土鸡土鸭养殖；溪东村依靠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逐步打造生产型与休闲观光农业合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养生休闲园区；下庄村以闽清县吉发养殖场为龙头发展特色鳗鱼养殖；林洞村以福建省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发展生猪养殖；壮大老林粉干专业合作社，经分散加工、成品粉干回收、集中精包装等流程，统一销售至东南亚、福州、厦门等地区，实现粮食加工转化，带动粮食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产后附加值，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给予政策倾斜，促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形成带动力强、辐谢面广的产业龙头，努力培育新一批省级、市级、县级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合作社，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格局，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3.5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通过开展“田间学校”、“阳光工程”科技培训，开通“12316”农业服务信息平台，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入户”，每年新发展30多名科技示范户，培训新型农民1000多人，促进农民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高。 作者:黄冰煌单位:福建省闽清县塔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论文 1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1.1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21世纪，国家将农业专业合作社看做“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并加大其扶持力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设”强调，“要积极发展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专业合作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具体内容，为其发展指明了道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组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较好，农业合作社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渐使农业增长方式发生了改变，最终将农业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 1.2农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是1981年美国人提出的，可持续农业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领域的体现。可持续农业思想影响深远，各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农业的相关内容及要点。我国政府在1994年提出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及规划，之后在各个五年规划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并将其与环保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不可持续性” 2.1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我国人口数量大，据统计，农民家庭占2亿多户，其中加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仅为1/8。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代农业发达的国家，其农业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发达国家至少7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这不仅大幅提高了组织化程度，还促使农业逐渐规模化、科学化发展。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往往根据前一年的市场经济状况决定自己当年的生产内容及规模，容易使其决策出现一致性，进而使农产品供应关系失去平衡，这不仅损失了农民的个人利益，也降低了生产效率。 2.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目前，我国农业水污染比较严重，大部分为中度污染，农田废弃物污染严重，主要污染途径是污水灌溉、农药及化肥的大量使用，很多受到污水污染的农田减产，甚至绝收，且危害影响时间久。最近几年，我国多数地区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了大气环境，还浪费了自然资源。农药残留带来的环境污染是长期的，大量使用会增加农药的残留量。农业废弃物的排放，不仅使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还影响了周边水土的质量，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2.3农民贫困，文化素质不高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低，接受农业知识及技术的能力也就比较低，从而使农业资源生产效率低下，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仅留下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或者劳动力弱的妇女及儿童在农村，致使农业技术的推广具有很大困难，先进的生产技术无法得到有效推广，致使农业无法依靠新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 3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1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环境的“公地悲剧” 经济学关于“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68年，美国学者认为，公地经济是若干个产权未得到清楚界定的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制度，此制度产生寻租行为，继而使经济体系失去原本的作用。我国农村的公共产权土地较多，农民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可从公地中获得收益，而不付出成本，致使社会受到额外损失。农村公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受各种原因的影响，经常出现“公地悲剧”，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阻碍可持续农业的建立。农业合作社通过将分散的农民组织为专业合作社，政府可以对合作社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降低农村公地的交易成本，为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备用资源。 3.2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阻碍我国传统农业向可持续农业的顺利转变。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用先进生产技术代替传统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领导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此体系不足之处很多，如管理混乱、职责不明确、工作效率低下等，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利益密切相关，能够指导农民运用科技进行生产，还可以组织技术人员为社员讲授生产知识，进行技术交流，从而加快农技推广效率。 3.3农业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 农业只有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才能促使其向可持续的目标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问题，可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设备等，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统一销售农产品，为农产品进入大市场提供了可能，增加了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组织分散农户进行集体生产、集体包装，打造知名品牌，进而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3.4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培养新型农民 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农产品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进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其逐渐成为21世纪的新型农民。农业合作社坚持自愿、平等、民主管理与经营的原则，切实维护社员的自身权益，还能够激起农民的环保意识，使其在生产中主动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微观基础。 4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 农业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民的培养、环保、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因此政府要给予相应的投资。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合作社的培养、管理、技术推广等内容，服务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生产设备的购置、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产品出口等内容，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同时，政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采取多种方式拓宽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从而有效解决合作社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4.2加大对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才支持力度 农业合作发展难度大，原因之一是缺乏优秀的人才，因此要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人才支持。 ①要完善培训体系，逐渐提高业务干部的个人水平与能力，同时定期对合作社中的科技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农业合作社的理念、合作政策等内容，积极鼓励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 ②要鼓励合作社人员进行学习，和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扩大视野，逐渐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4.3加强业务指导，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相应的指导。在尊重合作社成员意愿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做好合作社的登记工作，并对其管理进行规范。对不具备法律要求但有合作性质的合作社，要依法进行指导，逐渐完善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加强民主管理，提高其内部管理水平，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5结语 我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发展方式比较传统，且农民在分散经营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农业专业合作化可以将农民组织在一起，进行规范生产、管理、销售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散生产的弊端。加大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力度，可有效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更好地发展。 作者:杨玉娟刘赛赛单位:佳木斯大学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一、青山镇生态农业建设成效 1.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青山镇积极引导现有农业资源向观光带集聚，发展壮大现有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天健生物科技、省级生态农业科技园（新华生态）等农业龙头企业搭乘了观光带沿线发展种植基地的意向。青山镇新华生态已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顾问，着力推广建立并完善了猪—沼—鱼—花、果、蔬等多项生态养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天健生物科技将打造200亩红豆杉药材基地等，起到了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质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作用。 2.着力引进现代农业项目，打下生态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采取土地流转和征购相结合的方式加大青福公路一期2公里沿线3000亩土地的招商力度，力求落户3～5家高科技含量的休闲旅游生态农业项目。积极做好10公里农业观光带沿线项目引进，全力推进总投资1.5亿元的葡萄酒生产线项目建设，打造萍乡市首家集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于一体的制造基地；已签约的1000亩农业科技种植项目将重点打造千亩集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发展基地。青山镇将通过招商引资打造科技含量高、覆盖范围广的农业产业基地，正形成以农业项目带动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新局面。 3.全力保护沿线生态环境，以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格局的农村生态体系初步显现。注重观光带沿线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双重效果，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利用沿线区域内的显华庵、风龙森林公园、石硖冲水库等旅游资源，连片打造成以禅农、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生态硅谷”，大力发展农家乐、农田体验等休闲娱乐产业，既维护了观光带沿线的生态文明，又发挥了资源经济效益，形成以生态农业为主线的农村生态经济模式。 二、加快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生态农业的建设方面，青山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1.缺少生态农业精品品牌，无法凸显品牌效益。近几年，具有青山特色的农产品已基本形成规模化生产，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但在品牌战略的推广和实施中仍缺少生态农业精品品牌、特色品牌，无法打出品牌策略，凸显品牌效益。 2.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贡献率不高。动员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依靠科技增收致富中的服务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在社会化服务上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中存在着的断层现象，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妨碍了生态农业的有序发展。 3.农业生态环境堪忧。工业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增大。美化镇容村貌、优化生态环境，持续建设观光沿线生态文明，全力推进清洁工程是青山镇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1.立足实际，明确指导思想。要把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实现种、养、加、销配套，各业之间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格局。 2.坚持科学发展，确定基本原则。第一，要按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则，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第二，要按照因地制宜、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持续、稳定的生态经济原则组织生态农业生产，实施生态工程，建立生态园区。 作者:邵蔚旸单位:中共萍乡市委党校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探索大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论文 摘要：在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大田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从土、水、肥三方面分析了大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大田农业;土;水;肥;可持续发展 大田农业是大多数农民经营的生存之业,是农业的主体,它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需要,更是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需要。我国农业经过十几年的结构调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下,产业化农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大田农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1]。 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部署了“由亿万农民挑大梁完成农产品质量提高”的任务。因而大多数农民经营的大田农业就成了农产品质量提高的基地,大田农业的发展目标首先是产品质量的提高与安全,表现在四大功能上,即农产品必须具备解饥功能、健体功能、慧智功能和贮藏功能。 大田农业的发展要从发展生产上进行[1],大田农业是原生态农业的延续,其主要特点是正确利用太阳能,因此对于大田农业生产关系的配置必须是以正确利用太阳能为主体,而设计新鲜的劳动行为更要以利用太阳能为先导,只要生产关系的配置合理并呈最佳状态,且有新鲜的劳动行为,才必然使农作物的生长达到标准状态,而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与安全是在其中的。 生产关系的配置是指保证农作物的生长所需的有用物资和有利条件与相关方面进行的劳动行为,这个相关方面概指水、土、肥、光[3]。根据现代文化科技水平及试验实况,设计大田农业生产关系的配置和新鲜的劳动行为,应当说现行农业生产关系中的配置是不尽合理的,而使用化学物资的任何劳动行为都是产品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为此,要建立正确利用太阳能的生产关系和新鲜的劳动行为[4],具体设计如下。 1土 土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农作物生长对土的要求是有肥力、有水分、有温度、无虫害、无病害、无草害,结构既合理疏松又合理密实。传统农业对土壤耕作是一年一度的春季种地,结合施肥和播种,木制铁铧犁种地,虽然能取得墒情,但其效应并不大;即使是现行的拖拉机种地其功能也等同于铁铧犁,所以木制铁铧犁应在创新之列,尤其在功能方面必须有突破。而设计一种太阳能种地机(太阳能土壤蕴化器),能将普照阳光集束成长2m、直径10cm的光柱,其阳光温度为320℃,在大田地的开沟垄内,结合施底肥,使土壤均匀地翻动,接受束光照射,并以适合的速度运行达到蕴化的目的。以此阳光对土壤进行处理,可以实现“草死苗活地发暄”。良好的土壤结构就能呈现这一状态,而良好的土壤结构就来源于阳光处理。 2水 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命脉,现行农业方式生产关系的配置不是合理的,而真正合理的配置应当是“雨露滋润禾苗壮”,因此劳动行为必须要促进雨露的形成,其中急需要做的是调整小流域水系的正常运作。小流域水系概指跨县疆域的小流河、季节河及塘、沟、汀、泉、井等水资源的正常运作,这些水资源在太阳能作用下蒸发成致雨云,直接成为风调雨顺的一部分。可现在这些小流域水系由于水库的拦坝而切断了下流的运作,原来的小流河、季节河及塘、沟、汀、泉、井等水资源都干涸了,没有致雨云的形成,而中流域水系和大流域水系的致雨云又不能短期运作于小流域疆土上,因此,调整小流域水系的正常运作是促成雨露的一个有效行为。由此看来,水库不经常排水是一个功能不到位的基础设施。设计调整方法为:尽快地将“百里一库”拓展为“千里一塘”,水库常年排水,流经渠塘后,进入小流河、季节河,充沛沟、汀、泉、井等水资源蒸发点。与此同时,要在水库排水的末端(一般为沿海)修建回水提水站,用风力和浪力将水、暗渠提回至水库,以确保水库常年排水(暗渠为防涝而设计),这样就加强了自然界水的运作,增加了空气的湿度,从而有利于雨露的形成。 3肥 养分是农作物生长的食粮,而向农作物供应养分的方式在传统农业是厩肥、绿肥,现代农业是化肥,其实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养分不仅表现在土壤中有多少氮、磷、钾,而是有多少有效态的氮、磷、钾,设计阳光养分有效态机械是实现“阳光光化有效态”这一目标的新鲜劳动行为。土壤中存在100多种因素,即使是农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也超出所需量的几倍,但是这些元素大多数以无效态存在于土壤内,要提高肥力就必须将土壤中大量的无效态元素转化为有效态。阳光处理土壤是土壤转化的最佳方式,它的第一作用力是光解作用,光解作用将土壤中的结晶物质裂解,有机物质降解,复合物质分解,从而使土壤显现大量的单质无机元素,并在标准阳光下呈现有效态,这样就能被作物吸收利用。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分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探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和限制因素，剖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阶段，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地处南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城镇密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为我国南方四大富饶平原之一。她不仅膏壤沃野、田畴纵横，作物种类繁多，而且江河交织，湖泊众多，水产十分丰富，致使湖北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誉。加之建国以来，国家又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农业生态环境退化、农业比较利益低、风险大，加之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配套设施陈旧，农业科技推广、社会性服务体系滞后，而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农业生产出现滑坡，进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确立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探索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据、战略阶段和战略对策，对于加速经济建设步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平原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及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为指导思想，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发展对策，决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子，而必须以发展为前提，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位的，逐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实现“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提高效益为目标。转变经营方式，调整农业结构，突破加工增值，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实现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同步提高。具体讲有四点：①生产要发展。农业所生产的产品要不断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②生活要提高。要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③生态要改善。要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良性循环。④农业增长方式要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利用和组织方式，传统粗放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非持续的，现代集约型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环境，使真正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基地，营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 三、保障条件与限制因素 (一)保障条件 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韵农业生产经验，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条件。千百年来，的劳动人民积累和创造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观念上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协调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生产技术上重视灌溉和排水、讲究精耕细作以及精心培育、保护和利用丰富的物种资源。正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是全国重点商品粮棉和淡水养殖基地之一，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长江带生存与稳定的支撑点，也是湖北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优秀地区。的发展不仅事关湖北，更关系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这一区位优势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机遇。是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农业经济在全省所占比重大。据统计。全区耕地面积约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农业收入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种植业发达，是和全国的粮棉油的主要生产基地；粮油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棉花生产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畜牧业也极为发达，是主要的牲猪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禽蛋产区，也是我国猪禽集中产区之一。河湖密布，淡水养殖业独占鳌头，是最大的淡水养殖业基地，也是全国最主要的淡水养殖和商品生产基地。是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乡镇工业发展基础良好，前景广阔。由此可见，具有农业发展的综合优势，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拥有优越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条件。首先，平原广阔，水域宽广，有利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本区土壤肥沃，适宜性强。全区总耕地面积183．75万hm2，占全省54．16％。其中水田112．02万l。占全省61。69％；旱地71．73万k。占全省45。49％。全区可用于养殖水面556万亩。占全省70％。其次，本区生物品种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三，光、热、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本区属中、北亚热带气候，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第四，农业资源潜力巨大，为农业的深度发展提供了保障。本区丰富的水资源还有待充分利用，农业气候潜力目前仅达到60％。水产潜力平均仅达50％左右，全区至今还有260万亩可养水面处于半荒状态。 (二)限制因素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①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人均耕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年间平均减少了0．25亩，耕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人口的增长，人与生物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生物资源的持续破坏冲击着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近50年时间内，江汉湖群面积减少到原来的30％左右。鱼类数量减少25％左右。由于工业发展及大量使用化肥、地膜等导致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②自然灾害频繁，．环境疾病丛生。本区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渍、旱和农作物病、虫、草害以及鼠害、土壤潜育化等，制约了本区农业的持续发展。如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农田淹没达74万亩之多，损失惨重。的环境疾病主要在血吸虫病，病情严重程度居全国首位。③粗放经营方式使农业经济整体效益不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生产规模小，导致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④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种植、养殖、蓄水、运输矛盾突出。这些因素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四、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为减弱农业自然资源破坏规模与速度的非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长期存在的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破坏速率逐步减缓，最终达到破坏规模与速率停止增加，人口同农业资源及环境矛盾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据对人口增长必须越过高峰期、人均GNP达到2O0O美元、资源与环境破坏下降以及筹措资金所需所限等三个条件分析，完成第一步战略，大约要到2025—2030年。 第二阶段为准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域内破坏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规模与速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农业科技进步的强有力支撑下，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开发量的扩大。在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停止发生，人口与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完成第二步战略，大约要到2050年。 第三阶段为农业持续发展或强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不再发生，区域内的农业活动不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任何明显破坏，非农经济亦不再对农业环境构成威胁，农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农业科技进步及资源的深度开发。最终达到农业生态系统呈良性循环，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人口同农业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全面的协调与平衡。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应有序进入此阶段。 四、战略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管理。营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 要从可持续的角度合理安排和组织农业生产。从全局的高度来认识的农业发展问题。要使的农业发展成为全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样块。各级领导应加强领导，使农业发展走上有序的道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力度。为农业发展营建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对策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断探寻新的适合农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制定相应的农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农业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要不断地开拓农业生产资源市场、不断完善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体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特别要重视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 (二)综合治理自然灾害、彻底根治环境疾病 洪、涝、渍灾的治理是农业发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防洪、排涝、除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按照“蓄泄兼顾、以泄为主”的方针搞好长江中游河段防洪体系建设。进一步在中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加强干堤建设、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严禁围垦河、湖、洲、滩。重点建设荆江、杜家台、西凉湖三个分洪区。把“平垸行洪”与移民建镇有机结合，协调好防洪调蓄与发展农业的关系，实行“退田还湖”、“退垸还湖”，扩充湖泊蓄水能力和调洪能力，加强农田蓄水排渍工程建设，提高抗涝排渍能力。重视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建立健全植保组织，形成监测防治网络，对有害生物进行综合防治，以防为主。 (三)建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 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次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本区城市化进程，解决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第三是要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城乡工业“三废”污染，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大力发展养殖业，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加强深加工与流通业。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应根据区情、抓主要产品;选择合适地域，掌握适度规模，重点突破，梯次推进，重点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竞争力强的名牌产品，实施名牌产品战略。可优先开发特种水产、良种水禽、优质大米、良种藕、反季节蔬菜、饲料等产品，实现种养加工一条龙、贸工农一条龙、产供销一条龙、农科教一条龙.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综合运用西方做法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战略观点；理论源流；几点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亟待尽快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优秀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究论文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枣庄市农业的客观要求 （一）人口增长与土地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生产负荷越来越重。统计资料表明，枣庄市1982～2001年，人口由272万人增长到360万人，年均增长4.4万人，连续多年人口密谋居全国第一位。1949～2001年，人均耕地面积由2.66亩下降到0.76亩，已超过了联合国提出的人均警戒线（0.8亩）。随着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土地生产负荷日益加重，土地产出将会处于掠夺式经营状态。 （二）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相对较低。枣庄市自然灾害种类主要包括：旱灾、涝灾、冰雹、冻灾、干热风、龙卷风等。由于厄尔尼诺及拉尼娜等自然现象的影响，近几年来，枣庄市降水锐减，降水量平均为400多毫米，旱灾频频发生。目前枣庄市的水利工程，有40％左右为70~80年代兴建的应急工程，工程标准低，老化失修严重。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削弱了减灾抗灾能力。 （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污染程度有增无减。枣庄市经过长期的煤炭、石膏开采，不少地方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地、塌陷坑。尽管全市的森林覆盖率目前已达到22％，但水土流失的情况依然很严重，再加上采石、开矿、挖沙、砍伐等，每年又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农业的污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三废”污染，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从各项指标来看，枣庄市在全省属于高污染区，特别是水源污染，对农业灌溉、养殖造成很大影响。二是农业自身污染。由于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大量使用，造成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污染等。 二、枣庄市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基本原则 （一）资源科学利用与保护原则。认真贯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值并重”、“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运用法律手段和行为保护资源，实现对永恒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永续利用，非再生资源节约利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二）协调发展原则。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从“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出发，对资源、人口、环境、社会事业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相互协调，防止顾此失彼，达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因地制宜的原则。枣庄市各地地理地貌不同，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有高低。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立足区域区位优势，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三、枣庄市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措施 （一）要制订科学的规划。制订科学的规划要树立全局的观念，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打破狭隘的行政界限，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关键是对各类资源的科学利用。特别在水的开发利用上，更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上游下游界限，实现综合利用。 （二）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人均占有量更为贫乏。在这种情况下靠消耗资源，走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依靠科技进步，走科技兴农，内涵控潜的路子，才是科学明智的选择。农业技术包括多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质量好、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各种优良农作物、苗木、畜禽、水产等新品种，实施标准化生产，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依靠科技推动农业生态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开拓与竞争能力，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由数量质量并重型的战略转变。 （三）实施各项工程建设。一是植树造林工程建设。结合封山育林，要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结构，大力推行生畜圈舍饲养，增加农业收入。同时要加强平原林网和绿色林带建设，力争“十五”末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0％左右。 二是水利工程建设。要强化对水利工程的管护，对主干工程，应投入专项资金进行维护、保护，对小型、微型工程，要把管护与建设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谁受益、谁交费”、“以工程养工程”的原则，深化改革，落实责任制，积极探索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拍卖经营使用权等各种有效的管护形式。要大力推行节水灌溉，节水灌溉不但可以缓解农业用水的紧张状况。 三是农业环保工程建设。要加强水源的治理，减少工业及生活用水污染。要尽可能选用无残留、低用量的新一代农药，推广配方施肥，减少农药、化肥污染；特别要重点抓好秸秆的综合利用、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农用薄膜的回收、机械还田、秸秆气化、食用菌养殖等技术，积极倡导畜禽养殖场兴建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同时，要大力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加快对农民现有庭院的改造，实现能源综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进一步推进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农业出现的增长减慢和资源破坏，科学家们便开始寻找有利于促进农业继续发展的模式。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概念和战略日益明晰起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枣庄市农业农村绿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从掠夺性生产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污染严重、水源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枣庄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科学合理地利用与保护资源，提出了可行的办法。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关系分析论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摘要:农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和关键，作为人类生存和农业发展基础的农业资源应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关系论文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 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绿色食品进入了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产品总量规模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制度优势、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日益凸现,有力地推动了曹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绿色食品；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21世纪的主导农业是生态农业，21世纪的主导食品是绿色食品。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的安全、优质、营养食品。曹县农业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绿色食品的良好条件。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绿色食品进入了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产品总量规模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制度优势、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日益凸现,有力地推动了曹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开发绿色食品是实现曹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曹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当前，曹县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绿色食品是一项事关民众健康安全的民心事业，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曹县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发展绿色食品是提高农业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发展绿色食品，要求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健全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要求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发挥资源优势，推进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所有这些，必将带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场深刻革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二）发展绿色食品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我国全面实施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以来，农产品市场的"绿色"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要提升曹县农产品竞争力就必须从农产品质量着手，同时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发展绿色食品可以充分发挥土地、气候、生物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目前市场对绿色食品等生态农产品需求强劲，价格远高于同类产品，农民可通过扩大绿色食品生产得到更多的收入。发展绿色食品要求科学、规范地使用现入品，可以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比例，使农民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三）发展绿色食品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绿色食品"，要求保护农业资源，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这将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绿色食品开发的理念。 二、曹县绿色食品开发发展现状 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卓有成效。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实行全程质量安全控制。按照"考察-监测-评价-实施-评估-验收"的程序，把好产品质量第一关，做到宁缺勿滥，建设一个，合格一个。据统计，曹县绿色食品监测基地面积30多万亩。涌现了一批取得良好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近几年兴建绿色食品基地10个，共20万亩，严格按照技术规程组织生产和加工，先后有优质粮油、瓜果、蔬菜等多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二）绿色食品开发工作出现良好势头。绿色食品认证与开发是规范生产、加工、流通行为，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衡量一个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尽管横向比较，曹县绿色食品开发工作与先进县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纵向比较，曹县近年的开发工作是有成效的，进展也是比较快的，先后有25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年产量超过10万吨，产值3亿多元。 （三）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开发。通过引导企业开发绿色食品，推行以技术和质量为优秀的全程质量控制措施，扶持了一批优质农产品的认证龙头企业，培育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同时，又通过品牌、龙头企业，带动了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农民的增收。 （四）促进了农民增收。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方式，带动了一批农民增收。每年通过定单农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基地农民增收近500万元。曹县绿色食品开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新形势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绿色食品开发、市场消费等意识还不够浓；现有获证产品主要集中在大米、植物油、茶叶、水果，而畜产品、水产品少，结构严重不合理；绿色食品基地面积和产品数量还不多，市场占有份额还不够大，与农业大县的地位还很不相称,与全国绿色食品开发先进县比较，产品数量和总量都有较大的差距。今后，随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绿色食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市场份额也将逐步扩大，品牌价值将进一步提升，在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中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加快发展绿色食品的主要措施 （一）切实加大绿色食品开发的领导和扶持力度。为做强做大曹县的农产品品牌，促进曹县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要把开发绿色食品作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措施来抓。要根据曹县农业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制订发展规划、工作方案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措施积极推动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将绿色食品发展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发绿色食品。 （二）切实抓好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为加快曹县绿色食品产业化进程，扩大绿色食品规模，提高绿色食品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要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绿色食品基地建设，把建设高标准的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作为实施绿色食品发展战略的基础工程来抓。要根据曹县资源优势、地方特色和优势产业带，把符合生产绿色食品环境的生产基地进行科学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引导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带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技术标准进行生产，培育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三）切实抓好绿色食品的申报认证工作。为适应现阶段农村和农业发展新形势的新要求，曹县要全面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着力抓好绿色食品的开发和认证工作。要重点选择一批具备绿色食品生产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按照绿色食品的规模要求进行组织生产，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积极发动其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力争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功一个。 （四）加大绿色食品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力度。在发展绿色食品过程中，要把绿色食品的技术培训纳入农业培训计划，并安排一定专项资金，加强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知识的培训，提高企业及基地生产者对开发绿色食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更好地掌握绿色食品的知识理论基础，全面提高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制订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确保技术措施到位，产品质量达标。 （五）大力扶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带动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的骨干力量，是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力军。各级政府部门都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扶持和引导龙头企业开展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和开展绿色食品的产品认证。一是要指导具备条件的龙头企业，按照绿色食品的要求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二是安排一定财政预算，积极支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向绿色食品开发、精深加工的方向延伸，培植一批质量品牌优、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知名度大、竞争力强的品牌绿色食品品牌。三是指导企业加强管理，标准化生产。重点抓好原料基地建设及其产品生产加工的规范管理，实行从"环境-种养-收获-贮运-加工"的全程质量监督，建立严格的档案追溯制度。 （六）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和老百姓关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氛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是政府大力推动、正在起步的新事业，目前广大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各地要加大对开展绿色食品认证重要性的宣传，重点宣传绿色食品的政策、法规、标准、标识和技术，形成上下联动、全社会关注的工作氛围，形成齐抓共管，狠抓落实，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机械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农业可持续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重点研究农业机械化在对淡水资源利用和耕地资源保护所起的作用，以及保护性耕作、节水农业技术的应用、化肥施用、秸秆处理、农药喷施等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对机械装备的需求,工程技术措施对农产品加工、农业自然灾害防治、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环境保护的应用范围和效果。简单阐述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从而得出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技术手段的结论。 关键词：农业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发展信息化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个方面高速发展的大好时期，发展不能走其他发达国家的老路子，必须走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更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农业科学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内涵,提出:“以发展农业生产力,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主线,将封闭的、低效的、劳动密集的手工操作逐步转变为开放的、高效的、技术与资金密集的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产品商品率和资源利用率”的论述,肯定了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推动力量。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我国农业资源丰富，但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率很低，粮食产量的提高没有消除我国的粮食危机，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 2、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环境问题严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这就带来诸多的问题。 3、淡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紧缺，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缺水的问题，再加上农业淡水利用率低，就更加影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 4、农产品生产加工与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我国农产品加工利用率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农产品的安全也存在着较大漏洞，尤其在我国的广大农村。 二、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 1、农业机械化是合理、充分利用农业淡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 (1)保护淡水资源需要发展节水农业机械 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口增长和工农业发展对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超强度地使用淡水,已使北方一些河流断流、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每年因缺水,约有0.1067亿公顷(1亿亩)可灌溉面积得不到灌溉。根据水利部门预测,到2010年中国缺水将达100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还将大幅度增加。由于长期使用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等不科学灌溉方法,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5%左右,每年灌溉浪费的水相当于全国总用水量的40%。所以,开发节水灌溉技术,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对于水资源十分匮乏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机械是我国保护农业淡水资源保护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节水灌溉,英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日本的喷灌面积占本国总灌溉面积都在90%以上,以色列微灌面积占其总灌溉面积的70%,美国微灌面积1981～1991年10年间增加了3倍。我国目前推广的节水技术主要有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U形渠道防渗技术、喷灌和微灌技术等。喷灌面积已达80多万公顷,滴灌(微灌的一种)约313万公顷。节水机械化技术(喷灌、微灌)与传统地面沟渠灌溉相比,已显示出节水、扩大耕地、增加产量的优越性。诚然,节水机械投资较大,如按移动式、轻小型喷灌机组以及滴灌投资较大,但是,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上认识,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多道投资,积极推进先进节水机械的发展。 (2)保护耕地资源需要农业机械化 由于我国人口平均每年以1500万的速度增加,发展工业、交通等不断占用耕地,使耕地每年平均以33133万公顷速度减少,而开荒增加耕地潜力有限,致使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1952年人均为0.1188公顷,1995年降到人均0.1079公顷。据1992年遥感普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其中水蚀面积17914万平方公里,风蚀面积18716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每年约50亿吨。现有耕地中一半以上是中低产田。保护耕地资源,除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抑制耕地过量占用外,应用农业机械拓展新的可耕地资源、提高耕地质量也是有效措施之一。开垦荒地、改造中低产耕地和草场、开发滩涂、治理荒沙盐碱无一不需要农业机械。工厂化农业可以人工控制动植物生长的小环境,还可以向立体空间发展以节约有限的耕地,这是近年来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而工厂化农业必须有配套的机械装备。 近几年来我国大力发展保护性耕种，有效地抑制了我国耕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保护性耕作不仅可以改善了我国的耕地减少的的问题，也对减少农业农药、化肥等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说， 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成部分。 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态环境的防护必要技术之一 现代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指农业生产中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带来的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危害问题。在我国,当前主要是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和焚烧秸秆造成污加剧的问题。长期不科学施用化肥、农药,引起化肥、农药大量流失到空气、土壤、水中。我国131个主要湖泊,已有67个出现硝酸盐污染;全国受化肥、农药污染的2800多公里河段鱼虾基本绝迹;粮食、水果、蔬菜等受到污染,每年都有多起残留药物中毒事件发生;残留在土地里的地膜造成“白色污染”;每年6亿多吨的秸秆,大量被丢弃在田间或焚烧,成为农业环境的新污染源,甚至影响涉及国计民生的消防、航空安全。农业环境污染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威胁。解决农业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遏制农业环境污染的技术应运而生,农业机械就是其中之一。 (1)发展机械深施肥技术 我国农业施肥十分不合理，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大量施肥，导致化肥的极大浪费，这不仅造成了农业资料花消的增加，农民单位土地收入的减少，而且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实施机械深施肥技术，不仅可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且对农业生态环境也有好处，所以，在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深施肥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发展机械精密喷洒农药技术 国外的植保机械已大量采用静电喷雾、低量喷雾、控滴喷雾等技术,药液在植物叶片上的有效沉积高达90%以上。我国已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的低量喷雾、喷雾防滴漏技术、弥雾喷粉、热烟雾机和常温烟雾机等技术,可较落后的手动植保机具降低农药用量20%,降低用水量50%。但目前国内大量使用的植保机械还比较落后,农药在作物叶片上的沉积率只有40%。因此,今后应致力于开展对低毒高效农药、精密喷洒技术和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以减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所以说，发展机械精密喷施农药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投入，还会减轻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机械精密喷施农药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机械秸秆粉碎还田技术 秸秆还田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地表水径流量和水分蒸发,提高土壤养分,抑制杂草滋长。有关专家研究证明,秸秆还田一公顷耕地相当于增加255公斤磷、255公斤氮、285公斤钾,一般增产效果在5%～12%之间,具有肥田和防治污染的双重效果。秸秆还田一般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或带有切碎装置的收获机械直接还田。 (4)机械回收地膜技术 全国每年地膜用量500多万吨,由于连年铺膜回收不净,带来了白色污染,包括地上污染和土层内污染。有关研究机构正在开发以纸浆或淀粉为原料的可自然降解地膜和地膜清理回收机械。原国家计委和科委都把机械残膜回收技术列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都在进行对比研究。从研究情况看,在秋后地表残茬多、地膜破损严重的地方,收膜难度较大。 3、农业机械化对抵御自然灾害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每年都会有很多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旱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2006年，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西南四川、重庆地区发生了五十年不遇的旱灾。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农业机械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沿海地区的农民转移还是四川、重庆地区的饮用水的运输都离不开农业机械的帮助。再有就是，我国积极发展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农业灌溉机械，农业运输机械等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农业机械在抵御农业自然灾害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农业机械化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与安全问题的重要工程措施 (1)农业机械对农产品产出贡献越来越大 在水、化肥、种子、农药等物质要素综合作用下,农业机械对粮食产量的贡献随着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也相应提高,而畜力的贡献率则相应地减小。1950～1978年长达29年间,我国禽畜饲养业以手工为主,年均肉类产量增加不到22万吨。1979～1984年6年间,我国肉类年均增加量提高到114万吨。此后,大批禽畜饲养机械、饲料加工机械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大中城市郊区养鸡、养猪、养牛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使肉、蛋产量大幅度提高。 (2)农业机械对农产品加工和安全问题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们知道我国农业水平非常低，不仅体现在土地产出率上，而且在产品加工和安全上也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已经进入WTO（国际贸易组织）已经近六年了，农产品加工与安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对抵御国际上的冲击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最近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实施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要想我国的农业发展起来就必须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应该缩小我国农产品加工与安全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安全检测，在这里，农产品加工机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在当今国际社会环境下提出来的，是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条有效的道路。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比单纯的机械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加有效，更加彻底。我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近年来信息化发展速度很快，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不能再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完全可以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农业机械化，在发展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促进农业信息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机制造业、流通业，全面提升农产品和农机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农业整体竞争力。新型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要以农业信息化、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投入，促进知识积累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利用方便的信息化网络实现所有农业信息的共享，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农业专家决策系统、GPS、RS、GIS（3S系统），对农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处理得到最优方案，进行决策，得到既合理有方便的措施。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的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水资源利用，耕地资源的保护，自然灾害等都起到了跨时代的作用。 四、结束语 到下世纪中叶,要实现伟大民族的复兴，实现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机械化起到关键性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土地、淡水、能源等农业资源的严重短缺,不断增长的庞大的人口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农业环境的巨大压力,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传统的以消耗源、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靠天吃饭发展农业的路子,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21世纪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路。农业机械作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不仅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现代化的标志,而且保障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农业新技术革命得以的载体和手段。要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试论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前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思路探索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这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其中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和全新的角度深化行政改革，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以解决旧有矛盾，适应世界经济形式发展。构建所谓理想或合理的行政模式,只能是就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的,不可能存在一个适应所有社会阶段的统一模式。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来设计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行政管理;现代化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中国属于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水平低,我们面临推进工业化的基本任务,由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国家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之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回应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必须认识到我国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差距,处理好继承和改革的关系。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制不足的阶段,比如普遍缺乏公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政府人员及其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行政腐败现象严重,等等。“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 官僚制理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官僚制无处不在,当代社会大部分组织的管理方式都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这对我们所追求的中国行政现代化有何启示是值得深思的。官僚制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又反过来发挥着主导且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官僚制是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然而官僚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繁多而又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使官员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 (2)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 (3)压抑创新和趋向保守,阻碍学习新知识和利用人力资源; (4)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考虑突发事件。 但是理性官僚制作为被广泛利用的一种组织结构形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对官僚制的改革,并不是要埋葬官僚制,而是对其纠错,“甚至是超强纠错”。面对新的理论革新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我们将引入强大的纠错工具——新公共管理理论。那么，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以理性官僚制为主体思想，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有益成果，力求克服官僚制的缺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现代化官僚体制。 经合组织（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新公共管理的界定是这样的：（1）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更密切地关注结果。（2）用分权式的管理环境取代高度集权的料层结构。在分权体制下，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定更接近于供给的优秀问题；分权式的管理环境也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信息提供了机会。（3）灵活地寻求能够带来更加有效的政策成果的可行方案，以替代直接的公共供给和管制。（4）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建立生产率目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之间营建竞争环境。（5）其优秀目的在于强化指导政府发展、要求政府自动灵活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不同利益需求作出回应的战略能力。 那么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精神，现代化的官僚体制必然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 （1）现代官僚制必须健全法规,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与此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的奇特混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家长制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开放的时代特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排斥家长制并不能否认我们还需要官僚制,我们需要的是法制化的官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制化的官僚制,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2）现代官僚制必须实施科学管理,实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例外原理,形成一个既能克服官僚主义,又能提高效率的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抽象的规章进行管理,这是对按照统治者意志进行管理的否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特权的“厌恶”和否定;按照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来选拔管理人员是对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否定。这些都体现着民主集中的精神。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内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初级群体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其根源在于没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实行民主而科学的现代科层制度。比如：将民主参与与激励措施有机地结合,通过定期召开班组讨论交流会,或与部分成员个别谈心,让组织成员对集体的目标计划谈建议提看法,出主意献计策,使得人人参与决策,共享组织荣誉利益,共担组织困难风险,共同制约官僚主义行为。 （3）现代官僚制通过运用技术知识的优势,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技社会化的新时尚。比如,对人员的录用和培养,就必须保证素质、技术、知识和能力较为精良的人能被优先考虑。同样,招聘的各级领导,也必须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丰富的实践经验、过人的决策胆略、超群的才能权威。有了好的领导和员工,组织就拥有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另外,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可以采用内部晋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和交互式轮换使用的方式,既促进员工忠于职守,勇于承担风险,又预防权力垄断的寻租行为滋长。 （4）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5）现代官僚制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当总结以往的缺点和不足，采纳新公共管理注重绩效、结果的精神，探索绩效目标管理的经验，尝试在政府管理中建立新公共管理和理性官僚主义相合的现代化官僚制它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理性官僚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小议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却远远落后，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制度 面临问题 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应当对症下药，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通过对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机构设置。我们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促使我国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从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转向实干而精简的政府。 总之，我们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又不过多的干预经济和市场。只要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能向这个方向发展，政府一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相反还会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保障我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 摘 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瓶颈”。“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实现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掣肘环节，其他领域的改革攻坚都有赖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新时期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庞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体上看，主要涉及到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政府管理和政府监督等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问题 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方面必须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要着力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二）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1.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是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乡镇机构改革。2004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一项根本措施。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思考和明确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 对于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不能有太高要求，就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不要增加。可以减，不能增，控制住规模。乡镇事业站所改革问题，七站八所，主要强调的是分类管理。要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2.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三）关于完善决策、管理机制和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 1.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决策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活动之一，正确决策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政府决策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五项制度：一是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二是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三是重大决策的事项听证和公示制度，四是重大决策的事项专家咨询评估制度，五是决策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通过健全有效的制度，确保各项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性，确保各项决策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保各项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2.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重点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治理商业贿赂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和抵御商业贿赂渗透到政府系统。要按照“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突出重点、明确任务，措施配套、深入推进”的总体要求，把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尤其要切实加强后续监管工作；对保留的项目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确保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3.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客观要求。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着力把握好两点：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能，健全各项制度，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从体制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责任制，要明确各级行政首长作为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纲要各项要求的具体职责；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确保依法决策；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坚决依法受理行政复议，坚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决定；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及时修订或废止不符合备案要求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关于政府绩效评估问题。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是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我们必须着眼于建立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当前，要重点把握并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明确绩效评估的具体内容，设计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人员的绩效评估标准。二是坚持把群众公认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原则，同时处理好上级评估、同级党委和人大评估、政府自己评估与群众评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公务员个人绩效评估中行政领导与群众评议之间的关系。三是努力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公正性、有效性，把绩效评估的结果与行政问责制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升降去留、奖励惩戒和改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导向和良好的政风。 5.关于施政理念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善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善于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发展的规律；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优秀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1.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认真吸取过去的好做法、好经验。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研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加强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等同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概念要广泛得多得多。往往一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考虑的就是撤并机构、精减人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政府机构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把机构改革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另一方面，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3.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联结点和交汇点，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关系到广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要抓住机遇、大胆推进，又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既要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又要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4.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学到手。但是也不能盲目的不加思考的照抄照搬。对外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做法，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分析，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要照单全收。关键是要下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分析多思考。归根结底，必须立足当代国情，立足世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摘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独特的行政管理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优秀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优秀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文学与文化论文:分析体育文化与文学结合 本文作者：尹林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射击方面的描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射击的描写，比如，在《召南•驺虞》中这样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全诗共两章，每章分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交代了畋猎的背景，当风和日丽时，花木秀出，风煦润物，母猪藏匿极为隐密，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猎人都有丰厚的收获，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人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射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古代人不但重外表，更重技艺，这也是人们综合审美情趣的体现。（三）游泳方面的描写游泳这一体育活动也在《诗经》中有所描写，比如《邶风•谷风》第四章中对游泳这样描写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中对于游泳这一体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描写，“泳之游之”将游泳比作喻体，可见游泳在古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体育活动。在《邶风•匏有苦叶》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昂否。人涉昂否，昂须我友”。诗中通过对女子的游泳活动的细致描写，从而达到其丰富的文学效果。《诗经》涉及内容众多，其中描写了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比如驭马、摔跤等体育活动，都有精彩的体现与细腻的描写，体育文化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唐代诗歌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不乏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作品。唐代也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体育文化对唐代诗歌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一）娱乐表演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娱乐表演方面的内容，其中体育活动也有着很生动的描写，比如，“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诗都对古代聚会时的欢快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语言含蓄平述，但舞者们尽情跳舞，舞姿优美婀娜，情绪热烈奔放的场景却被作者描绘得生动形象。诗中不仅展现出民间对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赞美，更将整场表演渲染得热闹非凡，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顾况的《王郎中妓席五咏舞》：“汗浥新装画不成，丝催急节舞衣轻。落花绕树疑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两首诗都对舞蹈这一表演活动的技艺、动作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而提升了整首诗的意境与审美度。诸如此类的作品非常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唐代的娱乐表演方面有着很广泛的基础。（二）骑射游猎活动方面的描写骑射游猎等方面的活动在唐代诗歌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进行描写，比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是诗人王维的《观猎》，诗中将将军飞驰猎骑的情节描写得形象而生动，不仅对体育活动有深入的刻画，也使整首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三）节令风俗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中国传统节令风俗节日非常多，而体育活动也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有非常形象的体现，比如重阳登高、端午赛龙舟等活动，既是传统风俗节日的象征，又使体育活动与之相融合，充分繁荣了体育文化。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正是一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活动在唐代是极其重大的体育活动，所以对于重阳登高的描写非常多，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唐代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热爱，也将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现状充分地展现出来。（四）球类活动的描写球类也是唐代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许多唐代诗词都对球类有形象的描写。比如“，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騣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描写打球观后感的诗，作者将打球过程中的激烈场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从中也体现出唐代人们对于球类这一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热爱。（五）女子体育活动方面的题材唐代女子与男子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女子的体育活动种类也很多，与之相对的诗词也很多。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诗中巧妙地描绘了女子下围棋的场景，“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简单的几句却将下棋的情节刻画得惟妙惟肖。 体育文化在其他古典文化中的描写 除《诗经》和唐代诗词对体育活动有着深入的描写外，在其他朝代的古典文化中，也对体育文化有着精彩的描写，可见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蹴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极盛行的体育活动，所以在很多朝代都有详细的描写，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汉代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蹴鞠。”文中不仅将蹴鞠这一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很好地展示出来，而且更强调了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功能，是一种培养士兵勇敢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好手段。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意义第一，体育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古典文学的内容丰富而广泛。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古典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使古典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提高了古典文学的审美情趣与影响力，从而使大众通过体育文化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历史文化资源，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料。这些宝贵的体育资料丰富了体育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将体育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久流传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体育文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种类，大量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不仅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不同的体育活动与形式，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对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体育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的相互融合，使二者也得到了共同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体育活动在文学中精彩的呈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而古典文学中体育文化的融合，也将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展现出特有的历史景象，古典文学也因此散发出浓浓的民族魅力。体育与文学的相互结合，不仅推动了二者的共同发展，也使体育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对中国古曲文学的探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与文化论文:学生文学与文化素养论文 一、乐读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作者：杨华 单位：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化创意论文 一、中国经典文学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养料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h动画、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改变文学的存在形态，必然会对文学的创作、传承、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变化，这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变更所带来的变革有着共通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功利性与文学经典的无功利性在结合中难免会有排异反应，两者的结合会带来磨合期的阵痛，甚至会出现两者互相损害，即过分关注经典美感而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缺少经济效益，或过度追求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导致文学经典丧失美感的极端情况。但是应看到文学经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姻能够有效推动双方的发展，应该给二者的结合予以充分的自我完善的时间，以建设性的态度促成其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应该看到，一方面，只有科学认识古典文学的精髓，创新传播方式和模式，古典文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将中国经典文学作为资源，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者： 孙玮志 单位：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发展与中西文化差异论文 随着文化的全球性融合时代的到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越来越频繁，使中国文化也注入许多活力，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势。通过探析中西文化差异在文学发展中的特点与规律，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源于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所在。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西文化也会更加具有影响力，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晓晖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与大众文化论文 基于真实性之上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给予了人生以必要的启示。我们的肉身之躯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但是作家却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统摄笔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疆域，使我们不再浮于日常需求，转而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探测存在之本质。具体而言，这种启示首先表现在精神性时间的再定义上。存在主义作家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交叉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俞琛的奇遇力图阐释人生活的时空其实是多维无限的。在观念而非事实意义上，时间并非是单行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序列———这些时间序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序列。时间线索的多元并置无疑是对单调的生活秩序的对抗，我们因此可以在另一重维度中想象自己命运的新的可能性。时间的这种无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时候和“情”结合在一起，至真唯美。流传甚广的元代词人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突破了生之局限，将情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更经典的是元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有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在生与死的时间穿越中，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得以淋漓尽致的凸显。《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脱口而出的是“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照常理，这是一句痴话。然而从美学上讲，这句话无疑是将前世连及今生的命运寓言，宝黛的爱情悲剧也因此有着更为绵厚的哲学意义，无论前世今生如何情意绵绵，到头来往生成空，万事皆灰。如果说古典时间观是一种圆形而封闭的思维形态，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线性的、一往直前的不可重复，20世纪文学中启蒙、革命、改革的书写主题无不是这一时间观的具体展开，正是这种向未来无限敞开的思维培育了人们的乐观心态。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作者：赵双花耿涛 文学与文化论文: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我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矛盾研究论文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优秀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庇形焕献骷揖退担骸敖昀从行昵嶙髡叩拇醋魍牙肷睿晃蹲非笏健隆⑵妗⒐帧疵磕7挛鞣较执难У哪承挤ǎ呱狭诵奥贰！痹谡庵智榭鱿碌笔钡奈骰壅呙媪俚难沽艽螅辽俨槐任逅氖逼诤省⒅茏魅说忍岢骰庇龅降男J且裕?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对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瞪希?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胤饺丁保秃罄吹墓敉耆煌舻氖璐醋魍耆俏骰摹6蔷穹迪纾佣韵缤辽畹姆此贾谢竦镁窨占洌夥矫嫘纬闪艘月逞肝淼南缤廖难桑鞘怯梦鞣交男∷的J叫闯渎胖泄缤疗⒌纳睿还笔闭馀傻闹饕Ψ旁诹硕灾泄裥缘呐校皇墙杓窦渚裰锌梢晕泄执幕裥怂盏闹仕厣稀U馀啥灾泄窦涞目窕毒瘛⑸嬉庵玖臼敲拥模缍园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诰衿噬鲜俏骰ㄆ裘苫┑模挥辛炻灾谢褡逭庵置窦渚褡试础?BR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学习理论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优秀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自然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发展方向［23］。 说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坛较多地受了新民粹派的影响，似乎是不过分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以山药蛋派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潮流，解放区作家在解放以后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解放以后大陆文坛还出现了以民间通俗文艺为基础的民间文艺浪潮，《刘三姐》一类作品一时间竟成了中国文坛正宗。但是，70年代期间，这种状况又翻转了过来，经受过解放前大上海新兴文艺的熏陶、当过电影明星的不喜欢民歌，认为它低级、土气，主张“洋为中用”，用西洋管弦乐改造京剧，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间素材，推出不中不洋的样板戏――一种对京剧进行“革命”进而消灭京剧传统的一种戏剧形式。总的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化浪潮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它的发展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我们可以从“样板戏”等极端中明显见出。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与文化论文: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论文 一、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快感,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优秀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扞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请记住我站域名/]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着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着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文学艺术论文: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一、《西游记》的艺术色彩 《西游记》中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直接展现着作品的艺术魅力，直接使用趣和幻两个词就能概括该作品的特色。这里讲述的幻，指的是奇幻而不是单纯的幻想;而趣指的是奇趣，不是普通的趣味。小说应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故事情节，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个奇幻精彩的世界。《西游记》融合了大胆、丰富、绚丽、奇特的特点，是古今中外小说中少有的经典作品。其中塑造的角色不仅有共性，也有异性，人气、魔气、仙气兼备。最鲜明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出自一个仙石，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使得石内出现仙胎，后来迎风而出现石猴，因此一出世就仙气围绕，生来就能跑能跳，两眼闪出金光，连天庭都惊动了，这都展现出他的仙气。但是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包含魔气，整日扎耳挠腮、连蹦带跳，具有魔的特点和形象。除了这些，孙猴子还通晓与人交往，因此还具有人气，这就将三种融合在一体。《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具奇趣的作品，集合了娱乐和趣味。在护送师父取经的路途中充满险恶，妖精也法力多变，处处打斗，孙悟空每场战斗的胜利都经历一番磨炼，但是读者能轻松愉快的阅读，没有一丝紧张和沉重。这部作品就是使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现实，提高了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在该部作品中随处可见讽刺、幽默的手法，因此胡适曾评论它是“游戏笔墨”。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充满幽默，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跟任何人都能开玩笑，即使见到天庭的玉帝，也是说完就走，没有什么礼貌，求人办事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要求没有实现就开始大闹天宫，玉帝见他都害怕。由此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另一个艺术特点———使用生动形象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构造角色风格。在每个故事中都巧妙地展现出尖锐的矛盾，这些都映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小说世界中，作者努力刻画每个角色风格，使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内心的展现程度也随着斗争的加剧而加大，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进到神仙生活的洞府。在《西游记》中使用贴近现实的语言，以此展现人物特色。作者塑造的孙悟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角色，时而急功近利，喜欢被别人吹捧。在小说中描述了几次猪八戒用话刺激他，有次师父将孙悟空撵走，猪八戒使用激将法，孙悟空就回去解救师父于水火之中。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和故事的创作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将人类和自然界中虚幻的景象以魔幻的方式展现出来。作者塑造的人物有些是脱离现实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物体现的还是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来塑造的。可以说，现实生活是《西游记》中全部角色和虚幻世界的来源，此外作者和民众的某些美好愿望也都蕴涵在神奇的形象下。故事中构造的72变、取经的81难以及各神魔法力都充满神奇，他们各自的法器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高达6750公斤，能够自由伸缩，小的时候能放在耳朵内，大的时候能捅破天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通常缩小放在口中，它能将火焰山的火扇灭。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奇光异彩的兵器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界。在这些神奇的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现实的目的，作品中为了使这些兵器更加真实，还创作了使用的角色和环境。比如孙悟空生活在花果山、水帘洞，喷火的红孩儿生活在枯松涧火云洞，老鼠精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洞，这些都是《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色彩 (一)夸张的影射众多讽刺作家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便是夸张。正是准确地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斯威夫特才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该小说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的主线主要是外科医生格列佛在海上的经历，途中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故事都将英国18世纪上层社会中存在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等展现得活灵活现。在小人国中，人人的身高都矮，国王也就比他的臣子高一个指甲，但却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王。这里的人要想当官，选拔项目就是跳绳，跳的高度与获得的职位直接挂钩。如果只想做部长，只要你够灵巧就足以，而无需其他技能，这些都夸张地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人员的无能。在小人国中也存在政党，但他们有自己的标志，拥护甲党的人穿高跟鞋，拥护乙党的人穿低跟鞋，这些都反映出英国社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者重点想要表达这两党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却要加以区分，着实可笑。 (二)突出的对比斯威夫特使用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使用对比。在其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描写在大人国中，自己的何等的渺小;而在小人国，自己又如同巨人。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且融入了突出对比的讽刺手法。在作品的开头，格列佛进入小人国，在这里他感到无比的优越，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身高上，就连理解力也远远高于他们。出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格列佛处处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他眼中的小人国在生活和社会制度中都是那么的落后。然而在作品的下一部分中，他进入了大人国，此时再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智慧相比，感到自己犹如小人国人们一般是那么的渺小。倘若在小人国中，格列佛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处处都比小人国好，而来到大人国，自己变成了一名小学生，用好奇的眼光去了解这个大人国。两种完全相对的社会形态也映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具有的种种纰漏，此时的英国好比故事中的小人国，不再是完美的集合体。经过诸多国家的格列佛已不再是作品开头时的他了，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也由开始无条件的接受转变到完全否定，这种对比的讽刺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精深之处。 (三)强劲的反讽应用斯威夫特最常用的讽刺方式之一便是反讽，让读者自己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它的绝妙之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读者的信任，希望自己能和广大读者共同讽刺社会中所有的荒谬之处。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反语，也给大家展现出自己幽默风趣下的讽刺手法，反语的应用使作品中的讽刺意味达到顶峰，此外作品的灵魂也通过强劲的讽刺展现出来。对于斯威夫特的创作手法，评论家司各特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丰富了作品的品德，他的反讽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不稽，并将无法相信的事情通过故事结构和人物风格转变为真实，在描述的多层面上和刻薄上，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无法比拟。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政治问题和反动的宗教统治，这些都被作家进行了无情的、直接的、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时有直接指出，时有借助他人之口，更甚时恶语相讥，这些描述都展现出作者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意味。不仅如此，作品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也充分展现在虚实结合的故事情节上。该部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但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细致、真实、准确的描写让读者感觉这样的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三、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评判标准，都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残暴统治和不公进行了抨击。对于严肃而高尚主题的表现，作者们都使用幽默而讽刺的手法，恰当好处地衔接起真实与虚拟、现实与幻想，实现真正的严肃与幽默的结合。这两本小说都坚持讽刺来源于真实的原则，将讽刺看成小说的主题艺术，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和充满活力，也在讽刺的创作中展现现实社会的目的。尖锐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一直贯穿《西游记》的始终，也寄托了作者对小说中的世界的爱恋。不仅如此，众多的游戏和调侃的语句充斥在作品中，使得作品处处散发着诙谐和喜剧的气息。小说偶尔出现的戏言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主要是为了中和小说的氛围，提升作品自身的趣味。这些随意的戏言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起到点睛之笔的功效，有时也变成反讽社会的兵刃，还有些戏文加速神魔的人性化。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抨击和讽刺。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出现的残暴统治和宗教势力，作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对于当时的司法制度、殖民侵略等不人道的行为，作品也使用寓言故事映射出来，对当时的丑陋现象进行严重的抨击，以此实现讽刺作用的最大化。 作者：杨昕单位：宁夏医科大学讲师 文学艺术论文: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上来分析两种艺术之的内存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生活中，进行劳动作业或日常人类相互交流时，都会发出或长或短、高低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或有节奏或无节奏，这些都可以表明音乐已经初步存在，并在人类的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使用了。而文学是在人类真正有了语言和简单的文字之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从这点上看，音乐艺术要先于文学艺术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二、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最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曾提到过：“音乐是情感生活的摹写，情感、95学的知识，掌握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音乐题材的作品进行心理疏导。其次，建立独特的教学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音乐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音乐的内涵，增加创造力就要改革教学体系。首先，学生要提高“听”能力，不同的音乐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慷慨激昂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轻松愉快，在教学中要动地如何利用音乐素材。其次，要注重“看”的能力。有好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它们不仅仅给人以听觉的享受，更给人以视觉的感官刺激，多利用这样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以更好的领悟音乐的内涵。再次，培养“想”的能力。音乐教育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一个音乐作品展开丰富的联想，以加深对音乐作品背景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感受，开拓学生的视野。最后，要开展更多地音乐表演形式。学生所学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氛围，一曲优美的歌曲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通过开展更多地文化演出活动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才艺表演、合唱、合奏等等，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增加集体荣誉感增强自信心，通过大型的演出活动，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的分工、协作、与人交流，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蕊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艺术论文: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仅专注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缺失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严重不足，影响着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对此，我国各高校应亟待解决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教育的培养。 二、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教育意义 1、文学艺术修养可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人们通过语言来实现情感交流与传递思想见解，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修养来实现，教授学生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启发。如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素材，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词汇、句式及表现方法，学习和欣赏文学作品，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语感得到提高，从而更好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与情感。此外，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能够让学生掌握立意论证、文章布局等技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利用文学与艺术传情达意，从而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2、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哲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表示，艺术比知识更有想象空间，利于拓宽人的思维，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在实际教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是伴随他们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学艺术使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居里夫人曾认为对科学研究与探讨的过程是对美的探寻，而实际上的确如此，理论的研究与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极具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美的奇迹。而对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际是指对他们进行职业岗位的审美培养，使大学生热爱自己今后从事的岗位，通过文学艺术修养在岗位中发现美、创造美。 三、当代大学生加强文学艺术修养的策略 1、开设文学艺术课程 文学艺术课程，实质是指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挑选优秀、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尤其是要将作品中的精神、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对文字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对于文学艺术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依据学生与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以自由形式为主，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 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主要是指拓展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文理学科的渗透，根据当代大学生现有实际水平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对人文素质类教材的编写，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作用 各高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积极有 趣的文学氛围，开展人文艺术节、沙龙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歌唱等），社团文化艺术节，举办各种人文、艺术讲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从中收获快乐与知识。同时，在校园环境中也可以营造一种文学气息，如在校刊、黑板报上可以开设文艺专栏，让有才能的学生在上面任意施展才华；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增添文学艺术形式，小桥、亭子等都能营造出文学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 4、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已经对学生进行了文学艺术的理论知识的熏陶，所以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实际应用能力，从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文学艺术修养通过学生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以展现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与人文魅力。 四、结语 据调查，世界百强企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学生在掌握过硬的专业素质之外，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我国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的培养，开设文学艺术课程，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大学生成为技能与素质型的通识人才，进而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 要 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 键 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 正 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浅谈“虚静”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 论文关键词：虚静 无己 游心 大明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首倡“虚静”。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结合的理论学说一一虚静说，其形成之后便浓缩并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后经历代文人稚士的生发、阐释、改造、与完善，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思想、艺术创作、美学意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理论观念。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中，“虚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心里概念和人们所追求的思考潜想的至境。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老庄有关“虚静”的观点及论述，剥离其中的虚无、迷离的消极意识，进而去研究虚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索艺术创中构思阶段的独特规律。 “虚静”思想是老庄学说的优秀概念，庄子和老子都有相当多的论述。首先是老子对“虚静”和达到这种境界途径的解说。老子为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致虚极”，强调了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其中。惟虚怀若谷，方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守静笃”，讲的是应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静”字不放，这是得道的不二法门。老子认为只有做到这六个字，才能体认到宇宙本原的“道”，才能保持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状态老子是虚静说之首倡者。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离也。《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没有这种心境，意会认知深人不下去，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在《庚桑楚》篇里，庄子写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需则无为而无不为也。mf ai rs 63、这可以说是达到静虚心境的具体条件。如何才能其备这个条件，庄子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即忘记自己，从精神卜超越个体有限的存在，摆脱一切“物役”达到独立无待。在他看来，“无己”而后才能“无待”。“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就会有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只有忘记自己，才能保持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是非好恶所限制，完全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忘己之人，是谓人于天”。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庄子认为这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修养过程，为此他又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完成这个过程。所谓“心斋”即是一种摒弃情欲，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认为道是不能靠耳目感官及心智把握的。只有精神保持静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道。所以他又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免。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世间)))懂得“心斋”这个道理，心志保持专一虚静，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坐忘”，也即彻底忘怀一切，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身心完全与道合一。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修养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大宗师》里庄子通过颜回向孔子讲述自己进步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境界。颜回首先忘了仁义，后来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在庄子看来，要与无限的“道”本体合而为一，人的心灵必需经历儿个阶段的精神修养。首先，要消解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使人不做本能欲望的奴隶。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最后阶段则是能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首先从“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大家知道，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达生篇》里有四则寓言，分别是“拘楼承绸”“操舟若神”“踏水如履平地”“梓庆削木为糠”。庄子利用这些寓言故事说明“达生”之“道”在于“斋以静心”。尽管这些寓言故事的宗旨是阐明体悟大道的途径，不是讲述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把它引申为庄子对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见解。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厄r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老巴尔扎克也曾有过山于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过于憎恨，一直怠慢了自己的来访朋友，闹出了笑话。 其次，“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我们知道，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腮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烟酒之类的刺激，这的确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虚静”思想是孕育了田园诗的自然美。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一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朋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 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eli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此外，“虚静”作为一种艺术欣赏范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庄子认为文学鉴赏与审美的最好心态也是“虚静”。他认为有虚静之心才能看到艺术的细微处;而且只有虚静之心，才能达到鉴赏中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他称之为“大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 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静，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 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 遂于大明之上矣。” 这种“大明”境界的获得是文学审美鉴赏中的飞跃。人的精神修养通过“忘”的方法达到这样的阶段和境界时，就能够“照彻”，即心境达到一种清明洞彻。经由这种清明洞彻、如日朗照的空明心境，我们才可以见道。“大明”的境界，也是一种“物化”的境界。审美感受中物我合一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在这里是以莆美的态度体悟人生。当我们进人“大明”，境界时，审美主体便神情贯注地与客体合而为一，欢快白得，不分物我，从而人们在这种欣赏主体与对象的融汇中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享受。 文学艺术论文: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探索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教育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丰富的美学元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具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也成为中专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虎门销烟》《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作者：方兴海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p#分页标题#e# 而舞蹈表演者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正确领会舞蹈作品中的深刻内涵，从而准确完美地加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舞蹈、舞剧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等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舞蹈主要表现的也是生产、生活、民俗、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常见的中外舞蹈，诸如习俗舞蹈、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教育舞蹈等，不管是探戈、仑巴，还是爵士、恰恰;也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只是舞蹈的划分方法不同，归类不同，种类有别而已。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内容都是相近或相同的。有些文学源于舞蹈，有些舞蹈起自文学。伟大诗人屈原的华章《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则是先有文学故事，后拍成电影，然后才编导成芭蕾舞的。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与作品内容共鸣的精神活动，并且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这种审美活动取决于舞蹈所体现的文学性与文学美。自然科学追求真，社会科学追求善，文学艺术追求美。孔雀的开屏，猿猴的攀爬，鲜花的绽放，草木的摇摆，无一不是它们诱人美丽的舞蹈表演，都是美的表现。艺术在展现美，展现一种文学性的美。舞蹈是在用肢体语言尽情完美地展现文学性与文学美，以起到赏心悦目的教育影响作用和娱乐效果。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人们公认为最好节目的《千手观音》，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姑娘用生命的感悟创造出的完美艺术。她们用婀娜优美的身姿和天使般的微笑，表现了真善美的民俗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荡涤了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浅薄、浮躁、纷乱、烦杂的欲念，体现的正是许多文学作品所倡导的广施爱心、弃恶从善、人际和谐、社会安定的精神内涵。大型组舞《黄河》表现了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深刻性的中华民族的魂魄;群舞《黄土黄》以夸张变形的体姿、鲜明强烈的节奏，体现了西北人的雄浑和粗犷;《一把酸枣》舞出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和美丽爱情的无情扼杀，以死亡鞭挞了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些舞蹈，无论是反映过去，还是反映现在，抑或是表现对未来的渴望，都深深地蕴含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文学性，都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完善自我。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看法，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人们奋发向上”［5］361。 综上所述，各种艺术永恒的生命魅力，应该得益于它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而这些恰恰都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因此，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是竞放在艺苑的瑰宝。 文学艺术论文:传统文学艺术发展思路 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文学艺术论文: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 文学艺术论文:长城体现出的文学艺术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开启了工程，这个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十分繁杂，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才连成了万里长城。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有6700公里。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的雄伟气势，世界奇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芳华，却变得更有韵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的亘古不变，永恒如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长城地带是文学艺术生长的一片肥沃的土地，它曾被许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颂，其中包括诗词赞颂、欢歌高唱、书法绘画等，也曾被嵌入了许多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中当背景，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戚继光坐镇蓟州等，长城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象早已经深得民心，不仅受千万中华儿女的爱戴，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慕名而来，一睹其雄伟的光景。 一、长城的历史文学艺术 早在几百年前，万里长城就被列入了中古世界八大奇迹的行列。长城由于修筑的时间和工程量都是十分艰巨的，在这样的奇观背后，其深藏在内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封建社会的政治历史、战争和文化事件都给予了这座丰碑不断的风雨洗礼，使其蕴藏了艺术的光辉。长城建筑的城墙城门、关城和烽火台等都给古代文学家带来灵感，从而促成了许多诗词歌赋和民间文学的诞生。 (一)长城与边塞诗词文学艺术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极其重要的流派，有不少的骚人墨客，诗人词家在长城的雄伟风韵的熏陶下，将长城和离别融合，将悲痛之情、斗志之情洒于长城，写下遗留万世的诗词名句和不朽的篇章。受百姓千载传诵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词;还有将长城关城和战争结合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王昌龄的古往今来的不朽诗句。更有伟大领袖借长城的雄壮河山景色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些历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踏遍长城，而长城本身就是建筑中的艺术奇迹，为它所留下的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长城与民间传说故事 长城铸就出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都还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也给文学艺术带了一丝光芒，有的将传说编制成文章，有的为了让传说故事变得更充满传奇色彩，加以创新改编，形成一个丰富的故事。 在许多的传说里，最著名的当然非“孟姜女哭长城”莫属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善良女子，有一天她在家里的院子干活时，发现了一个为了逃难而躲在她们家院子里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范喜良。由于当时秦始皇为了建造长城而到处抓人去做劳工，但长城的建造历时相当长，而且施工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耗去的人力物资也是难以计数的。此后，俩人日久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但在结婚当天，范喜良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劫难，被官兵发现后抓去做建造长城的苦工。 孟姜女为了能和丈夫相聚，就踏上了寻夫的道路，经历了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到达了长城建筑的工地后，她向工人们询问，有没有范喜良这个人时，工人告诉她一个噩耗，丈夫已经去世了，尸首被填埋在了长城的城脚下。晴天霹雳的噩耗劈头而来，孟姜女伤心欲绝，在长城的城脚下止不住哭泣，一直大哭了三天三夜，似乎连老天都被感动了，下起了倾盆大雨来，风也吹得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十分不寻常，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段长城发生了坍塌，而露出来得正好就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终于见到了逝去的心爱的丈夫。那天之后，孟姜女因为对丈夫的深爱而哭倒了长城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二、文学艺术对长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旅游事业由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因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中。而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宣传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华的另一个威武象征，如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 而恰恰是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点燃了长城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点的导火线，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因为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来长城挑战自己，希望能一睹万里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通过这独特的雄伟奇观，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深藏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长城因为有了奔腾起伏的文学艺术的点缀，而将内藏的文化气息展现出来，给中华大地画龙点睛，在文学艺术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映入眼帘的长城雄风，为历代的文学艺术家勾起灵感，文辞的风格各异，有抒发悲壮之情的，有描写兵民生活疾苦的，还有形容戍边征战的，这些生活的诗篇都为长城穿金戴银，披上光辉的衣裳。 三、千年帝国和万里长城 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自然而然会联系到中华帝国，就如同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古埃及一般。在神秘辽阔的中原，一直屹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华的形象代言人，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这要和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联系起来。 (一)卡夫卡与万里长城 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享誉盛世的奥地利小说家，一生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卡夫卡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生前就偏爱研究道家思想，还读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古代著作。而他所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通过表面描述中国的长城建筑和历史，深刻的透露出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传统与长城。 虽然这一部小说读起来并不是通俗易懂的，但在篇章与篇章中，起承转合，能够从中读到一种西方的中国长城文化，长城的成功建造已不仅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特殊的奇迹意义。#p#分页标题#e# 而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与当初封闭保守的中华帝国的联系也是相当复杂繁多的。这一部天书般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开始进入一个巧妙的中华时代，不断地剖析了修建长城的方式和修建时所引起的矛盾与战争。小说的整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解修建长城其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建筑的本身，而是揭示了修建长城与民族之间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通过描写修建长城的总过程透露出中华帝国是个权利和阶级都分明的国家，使用隐喻的手法，将中华帝国的本质和百姓生活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是怎么表现的完完整整地质朴地叙写出来。长城的筑成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就像是一个梦幻，从无端处开始，又止于无端处，帝国领导者、普通老百姓、无休止的修建工程，这些苍老的剧情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无限延伸，一个万里长城成就了许多的文学艺术，承载了数代人的悲伤离别，也揭开了一个古老帝国的序幕。 (二)西方文学里的长城时代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曾这样写道:“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这就是西方文学中的长城时代，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时代。他们透过修建长城来看彼时的中国发展，长城在当时具有的军事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从为了抵御边塞部落的侵袭，一直到今日的华夏标志，长城时代在西方的文学里不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长城时代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修筑长城而活，上空盘旋着战争的硝烟，耳边传来的是阵阵的军队声音，再多汗水伴随着城砖的堆砌，都化成了工人们归心似箭，融合成了诗人和文人的滴滴墨水字迹的灵魂。 四、结语 文学艺术的传播在长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不断地被持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城已经成为我们中华的一个稳定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长城，向世人宣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象征民族坚强的体魄，以其巍巍雄姿展现出坚强不屈的毅力。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还需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在文学世界里点缀了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通过长城建筑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唤醒世人对民族的文化的谨记，文学艺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信息推向全世界，使长城悠久的文明历史价值走入世人的视野。因此具有的独特景观和气势，与中国富有壮丽河山的盛名相呼应。而关于东方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为这个古中国带来多少警示和多少统治的意义，已成为历史，帝国中生活的臣民的心态是否平衡也已然逝去，失去意义。 给我们留下深深思考的是将来应该如何利用文学艺术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延伸到现代。千年的帝国苍穹和万里长城遥远地述说着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的传说，无论是权力至上的秦始皇，还是贪婪腐败的无能官吏，或是懦弱愚昧的百姓，都一样的精彩，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这就是本质，令人无法不佩服的长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题材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单位：赣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文学艺术论文:三毛文学艺术魅力初探 一、题材新颖、情节曲奇 三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让她的文字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她用色彩缤纷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她看到的异族文化，那些奇特神秘的异国风情总能让人们神经振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强烈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往下看。题材新颖，情节曲奇成为她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荒山之夜》中三毛为我们展示了～幅沙漠战斗图。那晚，沙漠被风吹成一个个弧形沙丘，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是那么的柔美。可是最心爱的荷西却陷入了死亡的黑洞之中，险些丧命，这与前面的没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奇妙的情节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三毛为救生命中的唯一，情急之中，向吉普车上的男人求救，但是没想到车上的男人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起了歹念。几经波折中，将读者的心悬在半空，情节跌宕起伏，增添了作品题材上的艺术魅力，然后荷西在三毛的艰辛的救助中脱离了魔爪，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毛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早已忘了自己的生死，世问这么有真性情的女子我已不多见，那份清心净目的感觉让人深深感动。 二、人物形象多样、情感内容率性真实 三毛善于在描绘景物中着重写人，人物形象多姿多彩，形神各异。娃娃新娘》里面那个无知愚蠢的姑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展现出的是沙漠上沙哈拉威人古朴野蛮的结婚风俗，通过只有10岁的主人公姑卡的惶恐不安、痛苦不堪以及无奈的内心世界，突出了这种荒诞的风俗对未成年女性的伤害。还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三毛通过对瑞典老人义务为地区打扫街道，银行退休的老人主动帮助作者种菜，七旬老人热情主动无偿地给邻居们做零工等真实的描写，把世间的真善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物描写使得作品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动人。再如《哑奴》中那个贫困而善良的哑奴，作者用中国人的爱心写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具有悲惨遭遇的人物，表达了作者在为正义与自由而呼吁的善良的心声，也表达了她对下层人民的施舍与怜悯，对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穷困人民的爱。再如《卖花女》中的卖花女；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陌生人的死》中的加里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毛说过：“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生活给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但是写作只是“蛋糕上面的樱桃”。正因为三毛如此坦率，让人在阅读她的文字时，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进去浏览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三毛作品的成功，正在与在巧妙地运用了写实，直面人生，“我笔写我口”，率真地写出了真实的自我，执著地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而不是背对现实。无论是Ⅸ撒哈拉沙漠))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切故事都是以贯穿始终的真人真事、真景真情强烈地吸引读者，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 三、语言幽默诙谐、叙事生动率真 “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也就是文如其人，三毛散文语言时常显得幽默诙谐。Ⅸ白手成家》有这么些个文字：“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这里写的是荷西拿到薪水后，三毛与其丈夫荷西两个跪在草席子上一边数着钱，一边筹划着去购物，以装修他们沙漠中那个简单而又幸福的家。夫妇两人并不是钱奴，但此时看到钱时的心情与钱奴无异，所以这种反差使得语言非常俏皮。再有三毛向荷西介绍一些中国菜色的时候，往往会用些比喻，这些俏皮幽默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将粉丝叫做“雨”，还顺1：3对荷西吹牛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的哦!”然后有写道：“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这一连串准确而幽默的文字将夫妇两人幸福的笑生活展现地淋漓尽致。再有三毛夫妇去卖鱼，不是很顺利，就连唯一到手的一张收据，也误人了洗衣机被搅成了泥，这些小灾难让人忍不住又笑又怜。。三毛却幽默地说：“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啊!我们又要吃马铃薯了。老舍先生说过：“幽默是一种心态”，三毛用一些不常见的幽默诙谐与潇洒，生动地描绘了她生命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用这种诙谐的语调把她的爱情诠释的十分真切。三毛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靠着讲实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来深深地吸引读者，她的文字有着日记式的随意性，但却以情动人，充分展现了率真美，从中读者可以感受的到作者的一些纯情与真诚。三毛愿意将生活中的困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把真情披露出来，抹掉隐私的一面。Ⅸ素人渔夫》中，作者描述了她和荷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去海边捉鱼，靠着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为生。在车经过旅馆时，她叫荷西停下来，然后伸头向门内张望着，再向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打招呼，但是恰好碰到了经理走过，三毛只好溜回车上去，最后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终于把鱼给卖掉了。如果文章单纯写卖鱼，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畏畏缩缩地卖鱼的过程，展现了自己那种内心深处的清高，这使得文章更具有吸引力。II三毛的语言不仅具有率真美，而且还非常的鲜活生动。三毛是这样形容沙漠的：黑色的沙漠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白色的沙漠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fI早晨的沙漠是：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I黄昏的沙漠：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 四、结语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充满灵动的字眼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化的生命世界。一页页走过三毛的世界，放佛可以看见她穿着棉质的长裙，穿梭在沙哈拉沙漠上，带着对荷西永远的记忆，依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文学艺术论文:文联文学艺术创新总结 *年以来，我县的文学艺术工作确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项目立县和全民创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并围绕这一目标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今年5月23日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纪念日。为了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县文联精心部署、准备，召开了学习纪念《讲话》发表65周年即文艺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座谈会，共组织10篇文章，各协会都有代表发言，总体质量很高。这次座谈的特色是把两个《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即把同志的《讲话》同去年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一起学习，一起领会，重点学习掌握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一切”的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开展了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今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朝阳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了全市弘扬创业文化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我县不仅安排演出场次多，（其中包括：闭幕式等重头戏，）而且自编宣传创业政策的文艺节目多，参加的演员多，演出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我县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表彰。 三、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工作取得新成果。今年在组织各协会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文艺精品上有新突破。李国文的长篇快板书《神虎将星赵尚志》出版后，在第七届中国世界大采风活动中获“着作金奖”。郑海涛、周连山、雷艳华、王化东、马占云、李广智等都创作了新的小说、诗歌、楹联等文艺作品，瓦房子小凌河文学社的文艺专刊越办越好，初步统计有五十多篇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姚旭东创作、柳城镇郭家小学演出的弘扬道德建设的校园短剧《昨天、今天、明天》获得省级优秀创作奖和感动观众奖。同时，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其中，戏剧家协会出版了《朝阳戏剧曲艺作品选》，摄影家协会出版了《我的家园朝阳——王文武摄影作品集》，市、县文联和市摄协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首发式；楹联家协会出版了马庆文的《行草诗联》。还有一些作品已经完成出版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了同各地文艺界的艺术交流。除了车淑珍、夏柏森等艺术家参加全国性艺术交流、进修深造外，专业演员姚旭东、王甲华等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演出活动，已成为朝阳县的品牌，其中姚旭东的小品上了今年辽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市、县文联联合举办了庆“七.一”邓集文个人书画展。邓集文的书画作品长期在双塔区红山艺术馆展出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先后到喀左县文化艺术节、河北省秦皇岛市象山书画文物交流中心展出。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县文联为这些艺术家搭建平台、创作条件、提供服务。11月省文联副主席尹忱到朝阳县调研，对我县工作给予赞赏。 五协调指导各协会开展活动，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除了上述主要活动外，各协会都发挥优势，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楹联家协会在国庆节前成立了尚志分会，还获得“全国楹联文化县”称号。古山子乡二道小学“琼林楹联社”、瓦房子中学“小凌河楹联社”被评为全省先进楹联组织。楹联、书法协会在春节前共同组织人员下乡为农民送春联3000余幅。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编排、执导了纪念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和波罗赤镇南洼村第三届文化节、北四家子乡李春军新春歌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辽西刺绣”、手撕画、根雕等艺术作品，有的已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此外，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正在筹备庆祝纪念朝阳解放*周年书画作品展。 六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 文学艺术论文:人物画文学艺术 摘要：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反映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幻与前进而不断发展，中国画紧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地出新。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最大，成就最突出。它以鲜明的有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当代性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贫穷、愚昧使之文化保守主义统治，再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又使中国沦入百年的屈辱与丧权，那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景况，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这样的动乱之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为之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诸如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于民族危亡之时亦不忘其拯救中国的文化，他们都大声疾呼，近代的中国画陈陈相因，可谓颓败极矣，对中国画提出过革新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写实造型”、“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然而他们只是说道者。实际的革新者还必须依靠实践家，拿出作品说话，才能算数。于是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特别是徐悲鸿，他为开辟20世纪新时代的人物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旧的中国画人物画其落后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以为从内容上自元明清以来封建专治，绘画创作回避现实、脱离时代。中国画其原有的意象美学是高于摹写客观的绘画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十分精辟的理论，然而多年来背离造化，仅仅转移摹写复古恋旧。因而徐悲鸿等人对300年来画坛完全脱离时代的抄袭之风给予了抨击，对于人物画衰败已极的状况十分深刻十分具体地作了点评。徐悲鸿指出：“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简，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首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跳舞强藏美人足。”就连陈老莲，他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 我们掩卷深思，徐悲鸿这一切中时弊的描述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想一想，这样的具体认识也只能出自实践家之口，只能出自具备了精深人物造型能力，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美学涵养的画家之口。这使我们纵览近代画史，除过任伯年有几幅描绘民众生活的人物画外，（如：《疏雨牧读图》、《何以诚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吴昌硕肖像》〈两幅〉）整个画坛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实可谓凤毛麟角。换句话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画人物画，基本上呈现于远离现实的复旧状态。 徐悲鸿等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改革主张，并从办教育入手，他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强调真实之美，主张对各种客观对象的描绘，其方法、手段，从合法的自然为依据的绘画科学教授学生。把西方传统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以此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这种认知从艺术上看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的作用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发展。同时徐悲鸿身体力行地从油画、素描、国画诸方面开辟新人物画的创作天地。他的《陈散原像》、《愚公移山》、《泰戈尔肖像》以及主题性国画《九方》，鸿篇巨构《愚公移山》等作品，紧扣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振兴的坚强信心。一反俗套，从造型结构的精确到神貌个性化的刻画，体面与线描的有机结合，都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 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他的西画人物造型功底深厚，面对真人又多用毛笔直取，线面光影明暗结合，写山石皴法，中西融合，使人物画的写真技法达到极高之水平，而且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特征，都是可以与西方大师攀比，在世界画坛留芳千古。苏联人赞誉蒋兆和是“东方伦勃朗”，“中国的列宾”即是佐证。 蒋兆和30年代创作近百幅人物画，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这是一幅极富爱国、爱民之心的艺术家对黑暗时代凄楚沉痛怨诉呼号之稀世珍宝。蒋兆和自序说“知我者不多，爱我之画者尤少，惟我所同情者仍街旁之饥殍”。他笔下数百个处于苦难境遇的男女老少，各个动人心魄。长卷式又大如壁画的形式，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当代世界画史之经典并不为之过分。 进入50年代之后，蒋兆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变故都有人物画创作，虽然有配合时事与政策之感，然而也反映了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创作道路的一贯性，时代变迁的脉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成为一条主线。 5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杰出的人物画家层出不穷，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为歌颂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饱满的革命热情，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切入所处的时代，直接、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各种人物为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老一辈的人物画家叶浅予的《和平解放北京》、《民族大团结》，年轻一辈的石鲁、李斛、黄胄、方增先、周昌谷、杨之光、王盛烈等都有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更年轻一辈的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等，数不清的人物画家大量的风格流派和作品涌现，组成了中国画人物画奇伟瑰丽浩浩荡荡的洪流，其成绩之辉煌，与当年徐悲鸿所批评的那种中国画人物画的状况相对照，更可以看出百年来人物画确实进展不凡。 我认为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可以在世界艺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一改过去脱离社会、重复古人的积习而紧随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表现当时的现状与民众生活，他以可视的当代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与层面的变化和真实写照，借鉴了外国的写实画风和技巧，以强有力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形式显示了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生命力。须知，当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来到中国时，西方正在盛行各种现代流派，中国人没有追逐时尚，吸收的是写实画风，因此，近80年来中国人的写实技巧与能力在迅猛的提高，在20世纪终了之时，回顾一下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的状貌，面对事实，和西方相比较看一看谁强谁弱，这一明显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性和民族特色摆在世界画坛的行列，却是别有天地而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应该自信。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优秀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优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优秀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优秀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优秀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优秀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 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优秀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优秀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优秀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优秀，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优秀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优秀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优秀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优秀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优秀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优秀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优秀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秀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优秀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优秀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优秀。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优秀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秀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优秀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辩证关系论文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监督条件保障 论文内容摘要：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二者同样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的正确实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守，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能够为实施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而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共振是建立在法治和正当秩序基础之上的，因此，加强法律监督同样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支撑和保障。 一、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从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看，法律监督是完善国家法制、保障和健全社会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法律监督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法律监督(Legalsupervision)并不象我们这样由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而是通过分权制衡的途径来完成。因此，从西方的法律辞典中就很难找到“法律监督”一词的确切用语。在我国，法律监督已经成为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分离的基本内容。而在学术上，法律监督这一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法律监督则是仅指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在我国是特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本文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法律监督。 强调法律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它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享有决定、实施国家重大事项和组织、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但人民群众个体监督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监督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专门的国家监督机关来行使监督权，以保证人民监督意志的最终实现。权力需要进行监督，权力必须进行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过的真理。特别是那些涉及民生利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更是需要监督。这不仅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也是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所以，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权，代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从根本上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是符号社会民主与法制发展要求的。从社会民主与法治角度来思考，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下，将检察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出来，作为实施专门法律监督的权力体系，是人类法制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 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来的、具有全新内容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自然界的进化还是人类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和谐。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谐在人类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够与自然界长期和睦相处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奋进不断地向周围环境寻求“和谐”的条件，从而超越了其他一切灵长类动物而成为主宰地球的“智者”。没有适应人类生存的“和谐”的条件，人类要么夭折、灭绝，要么停止进化而类同于其他动物。这种“和谐”的环境也就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取得的生存条件，它无疑凝聚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本质含义。 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同样的运行规律，和谐会促进一种社会制度的进步；相反，不和谐也会导致没落制度的消亡。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不都是在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中灭亡的吗?社会的和谐要求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各种要素均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应当是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机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整个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的健康状态。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依存的社会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处于变革和完善时期。我党在这一特定的、关键的历史时期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紧紧地抓住了时展的脉搏，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把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把和谐的政治、和谐的经济、和谐的文化、和谐的自然以及和谐的人类群体融为一个整体的和谐社会，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二、和谐社会为加强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说到社会和谐，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文明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十分崇尚道德文明的泱泱大国，而道德与和谐之间具有内在的、实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有的人认为，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与西方的“法”相比，中国的“和”一点也不逊色，可谓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这样说：“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当生活中一旦出现矛盾时，人们总是用“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平和吉利的语言来开导和劝说。强调厚德载物，功德并用的传统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德的宽容精神。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和”，已经完全远离了古代人的思维范畴，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抛弃没落统治阶级倡导的那种无原则的“和”，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在矛盾和斗争中求统一与和谐的“和”。只有这样的“和”，才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尽管法律监督主要侧重于事物的矛盾与斗争方面，但是这种产生于事物相互排斥和斗争中的功能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的。法律监督的本质特征是表现为社会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形式以不突破矛盾存在体的上限为界线。简单地说，就是统治阶级立足于对自身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协调和解决。因此，在运用监督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依法律、讲政策、讲策略、顾大局，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不容突破的总体范围之内，这就不得不要求具有一个社会总体上的协调与一致。如果只讲监督，不讲和谐，我们就可能把监督视为一种“斗争”，而这种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可能使我们重新来演绎“”的斗争哲学。“”一伙曾唯恐天下不乱，用所谓的“斗争哲学”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企图把社会的发展引入历史的歧途。所以，今天我们讲监督，其监督的手段和范围应当局限在政策和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应当局限在人民群众认同和赞成的范围内，在监督过程中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和谐的社会前提是加强法律监督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在安定有序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监督才会真正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举措。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在十九世纪中叶连中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社会效果，今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就是充满盛誉的十七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也不过如此。空前未有的社会变革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公平正义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有关，并且很多方面还需要通过进行法律监督来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又直接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为一个繁荣昌盛、国强民富的国家，不可存续在一个纷乱无章、肆意违法、权力滥用的恶劣社会环境中。这些都说明，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法律监督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和谐的、适合国情的良好社会体制，是保障一个国家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法律得以公正实施、正确实施的基本条件。 三、法律监督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和保障 法律监督是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社会由无序到有序，由自然走向理性，由法治取代人治，表明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中主观世界与客观规律的矛盾运动。法律在整个社会进化过程中始终承担了其他统治工具所不可取代的职能作用。但是，法律首先是表现为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治理目的所事先设定的行为准则与活动规则，人类酷爱自由的本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与法律所设置的行为框架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于是违法和犯罪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同步相行。潘恩曾经这样说过：“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造成的结果。这个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它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即使政府的那一套被取消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有的人认为，西方法治中并不存在法律监督问题，理由在于他们是完全依靠三权分离来制衡和牵制。其实这种解释也未免会让人信服。确切地说，西方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分权和制衡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不是没有法律监督。如果没有法律监督，法官仅凭自己的良知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如何得到纠正?警察以国家或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随意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怎么得到遏制?难道社会能够容忍这些错误与违法行为的存在吗?绝对不会的。社会需要对法权的运用设置一道防线，以防止权力的膨胀和无限蔓延，法律监督是对法权进行约束的最好手段之一。因此，只要社会存在执法、司法行为，就少不了法律监督。 其实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明晓。秦始皇立国之初。就设立了履行法律监督之职的“御史大夫”。中世纪法国国王派往法院的“人”，亦即后来的检察官，目的也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把官司打赢，保护王室利益：另一个则是为了监督法官的审判，维护司法公正。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清楚，制度和法律是南人们制订出来的，它需要人们去自觉地遵守。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往往受到人们自由行为的挑战。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能够依法行为，但少数人也可能不遵纪守法，甚至以身试法违法犯罪。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其引起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就象弄脏水源一样地把法律毁坏。所以，设立特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进行监督是保证法律公正实施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不断向文明挺进的道路中，法律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日趋紧密相联。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法律行为规范，民主与法治同步发展，社会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中，社会一定是安定有序，文明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诚信友爱，和睦相处的。而这种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抵御来自与法律相佐思想和行为的干扰和破坏，在更大的程度上要防止来自执法、司法权力自身的毁坏与侵蚀，必须利用监督手段来保障执法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工具都是难以达到的。 在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模式下，以宪法的明确授权设立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综合反映。我们不搞三权分立，而国家执法权、司法权又离不开监督，不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何路之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就曾明确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目前，执法、司法不公，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公民的人权还屡遭侵犯。这些现象都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通过法律监督来制约与矫正这些与法律实施相悖的行为，不失为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上看，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监督”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排斥，强调的主要是制约与克服：而“和谐”则主要是讲事物之间存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他们之间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就是说，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这种矛盾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恰当运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论文 提要：援助对和谐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援助资金 我国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彩票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我国彩票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法律与社会论文: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加强新时期卫生监督管理与执法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工作上，体现在行动中，坚持以卫生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营造整洁优美的卫生环境为出发点，以卫生管理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为归宿点，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和谐执法环境，在实施人性化执法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畅通与市民信息互动渠道上做文章 卫生执法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秩序和优美的卫生环境，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卫生管理体制，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将卫生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转变为成因取向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更多地考虑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不断增强群众的卫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才能使卫生管理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此，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通过开展卫生进社区、卫生管理联系点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群众疾苦，依法及时处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审视卫生执法的重点和难点，经常开展换位思考，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互动平台，架起卫生行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连心桥、爱心桥、舒心桥。 二、理性思维，在实施人性化卫生执法管理上下功夫 传统的执法理念过于强调法律的刚性和威慑力，与现代法治精神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治精神要求我们努力更新过去那种管理就是执法、执法就是处罚、处罚就是罚款的陈腐观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管理原则。一是坚持重心前移。在实际执法管理活动中，我们坚持实行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力求将大量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从卫生管理违法行为的发展演变过程看。一般的违法行为都有一个违法预备、违法实施、违法既遂的发展过程，如管理方面执法人员能及时发现，并及早采取制止措施，就有可能把违法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就可以减少或避免服务对象因违法既遂而导致强制取缔而造成的损失，从而引发执法对立，甚至影响干群关系； 二是注重罚前教育。如对违反卫生管理的具体行为，我们是从深层次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不搞"一刀切"，坚决不搞作秀。一般情况下，在纠正违法行为与实施处罚之前，我们都要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与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其由被动接受处罚变为主动认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并真正从内心深处信仰和接受法律； 三是首次轻违不罚。对初次轻微违法，并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又能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的，一般都不予处罚。对确需给予处罚的当事人，我们始终坚持重教育、轻处罚的执法原则，在法定量罚幅度内，能轻则轻，以促其改正为要则。 三、爱心操作，在关爱弱势群体的执法实践中显价值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我们坚持"刚柔并济、柔性优先、以柔克刚"的指导原则，立足部门职能，严格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增强执法为民的自觉性，让群众不仅在理智层面上认同并接受执法权威，而且在情感层面上尊重并信仰执法权威，努力实现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是情感纠违。在2005年的全市小餐饮整治行动中，面对一位举家上下唯一依靠出售凉皮为生的违法经营业户，从情感上讲，取缔这样的业户，实是于心不忍，但市容环境又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考虑到这位业户的实际情况，我们执法人员想方设法给其选择安排了另外地点进行合法经营。此举，切切实实地赢得了这位经营者的内心认同，他饱含深情地对执法管理人员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打内心里一百个接受"。此举带动了周边许多业户。 二是爱心纠违。对在卫生执法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困家庭，用爱交心，将心比心，善于用我们的爱心行动感化当事人。我们除免健康体检、办理卫生许可证费用，减免监测费用外，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还上门体检，并把健康证、卫生许可证送到手上。此举既达到了执法目的，又使当事人感受了政府的温暖，同时还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它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卫生部门不仅追求良好的卫生管理秩序，而且更加关心弱势群众的疾苦；同时也足以充分证明，卫生部门不是一味地追求法律目标，而是更加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四、依法行政，在严格的制度保障下为相对人维权利 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是对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掌握丰富的执法办案艺术，则是对卫生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要求的必然，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证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顺利实施，实现卫生管理目标的重要条件。在尊重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方面，我们注重通过加强执法人员能力建设和执法程序保障制度建设的途径加以实现。 （一）内强素质，学会"宽容"。加强卫生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修养，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也是构建和谐执法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日常执法管理活动中，难免会遇到管理对象的谩骂、纠缠、围攻、甚至殴打执法人员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注重教育卫生执法人员增强文明执法的意识，对管理相对人要热情主动，行为礼貌得体。另一方面，特别注重强化卫生执法人员的言行自控能力建设，对一些管理对象的不当行为或无礼行径，我们强调学会忍耐、忍让、忍受，平和以待，强调面对执法矛盾时，能够做到具体分析、冷静处理，宽容待之，忍辱负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刻注意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 （二）讲究艺术，善于“说理”。与构建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突击式执法活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执法手段，往往只能是一种治标手段或权宜之计，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类活动的直接副作用往往就是当事人诉权的剥夺。为此，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和提高卫生执法人员语言表达能力，善于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做到不怕细碎，苦口婆心，向管理对象摆事实、讲道理、宣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着力宣讲当事人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努力让当事人听之心悦诚服，无理以辩。 （三）建章立制，注重“自律”。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有些群众缺乏权利意识，维权意识不强，不太关注执法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当自己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想借助法律武器加以保护,致使行政执法人员任意简化法定程序或者任意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实施行政执法活动。另一方面有些群众义务观念不强，不能认识到自觉遵守法律，支持和配合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在行为上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不配合，甚至百般阻挠或暴力抗法。因此，我们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间等实施处罚，积极推行执法办案公示制度，把行政处罚的依据、标准及办案程序向社会公示，自觉主动地接受社会监督，从制度上遏制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现象。同时，辅之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机制，对行政执法人员因故意或重人过失导致错案的，坚决追究执卫生执法人员的相应责任。我局近8年以来，虽然执法监管的力度一再加大，但执法程序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忽视。在办理的大量行政执法案件中，没有1件被复议机关决定或人民法院裁判导致不利后果的案件。 卫生执法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管理对象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卫生部门应该建立何种机制，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哪种手段，来解决卫生执法管理中的现实难题，重“典”轻“情”行否？显然不妥；重“情”轻“典”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以民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努力加强执法管理能力建设，讲究执法办案艺术，一切从管理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自觉地把和谐社会的理念统一于卫生管理执法实践，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法律与社会论文: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律发展 交给理论界的重要课题便是重新思考何为法治，何为社会主义法治，法之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原点性与基础性的相关问题。从一九八零年周凤举发表《法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兼论法的社会性》为起始展开的关于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成为法理学发展几十年中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尽管分歧与对峙依旧存在，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深化，学界也达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共识，即要摆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于法律阶级性的片面的，同时也是相当极端的理解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认识、思考，乃至重塑社会主义法之本质、特征、作用与价值，尤其注意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逐步形成时代的、世界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更应该继续坚持冲破还有相当影响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束缚，深入解放思想，最终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的“市民社会理论”便是这样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一个归宿点，它无疑并业已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法理学“脱幼”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法学现代化的实现。 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市民社会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点与显学，它将不同领域的学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思潮；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最早产生的市民社会理论，经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从启蒙时代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从马克思到现当代社会一脉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的延续。市民社会理论虽诞生在西方，但其理论意义却是遍及世界的，并不因地域或者文化的差异而使它有任何逊色之处。因为历史是一种事实，“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一种文明集合体的传递”。［3］（P5）所以，市民社会理论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以及产生了对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便不足为奇了。对于后发而外生的中国法治及其法学理论来说，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世界先进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必须重视现代法治深层的本土化根基。市民社会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忽视与分割的统一有机整体，在当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便更具有理论及实践的意义与价值，并且拥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发展的有利条件。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在社会各个层面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法治的新的本土化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诞生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恰是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精神。时代同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原出其本来的面貌，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恰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我们不是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出发，不是采用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的政治解释学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经典作家是从其市民社会理论而走向唯物史观的，是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发展进程的锁钥的，并进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础。而在具体阐发其根本法律观点时，他们也是以市民社会为逻辑起点的，认为法律是建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基础上，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反映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关系。”［4］（P32）要言之，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体系之和，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涵盖其中。具体说来，市民社会应包含以下内容，即私人层次、组织层次以及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与文化生活领域。在从事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结成一定的关系，即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关系，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5］（P67－80）可以这样说，有一定的市民社会，便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国家。国家制度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或者市民社会与非市民社会两种本质上不相同的势力的一种契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法的历史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所谓法律就是介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利益调适器”。从形式上来看，法代表了国家意志，从实质上来看，法则是由处于一定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单单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像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要展示的那样，市民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且还是一个归宿。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对现实的相互对应的概念，单一的研究政治国家，或者单一的研究市民社会都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而不承认二者的相互独立性，企图以政治国家消灭市民社会，或者以市民社会消灭政治国家的结果，不是走向专制之路，便是踏进无政府主义的泥潭。现代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别是两大生活领域的代表，偏废或者忽视任何一方，上文已述，都是片面的。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极度发展的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造成了二者的严重对立，产生了不可避免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一样，这种存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似乎以另外一种形式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一个它所宣扬的那样完美与和谐的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状态。正如有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法的历史展现的是人民群众不断把被统治阶级异化的‘普遍利益’还原为真正的共同利益，不断从‘普遍利益’中夺回被侵吞的特殊利益，并使二者逐渐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的进程。”［6］（P47）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便最终共同消融在自由联合体中，法律自然演化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自愿遵守的理性社会规则。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协调与融合的过程。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共产党依法执政，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政府，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司法体制，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性的机缘既对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出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作者：冯娜 张宇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与法律规制 ［摘要］“互害型”社会给个人、社会、国家都带来巨大危害。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互害”的主要原因，提出从道德救赎和法律规制两个层面进行全面、有效的防控与治理。在道德层面应加强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强化学生基本道德素质教育，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法律层面扩大和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加强生产标准化立法，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降低刑责门槛。 ［关键词］“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法律规制 “互害型”社会的道德救赎与法律规制蒋何琪，孙芳兰(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13)［摘要］“互害型”社会给个人、社会、国家都带来巨大危害。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互害”的主要原因，提出从道德救赎和法律规制两个层面进行全面、有效的防控与治理。在道德层面应加强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强化学生基本道德素质教育，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法律层面扩大和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加强生产标准化立法，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降低刑责门槛。［关键词］“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法律规制［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11“互害型”社会，指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商家由于道德、法律意识淡薄，重利忘义，生产有毒商品，直接危害他人;同时，自己又是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被其他不良商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既是“施害者”又是“被害者”，形成这种“人己互害”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规模，可能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人情淡薄，后果不堪设想。 一、“互害型”社会成因探究 “互害”的原因是复杂的，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个体层面、社会层面上都有，各个层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人私欲膨胀 所谓个人私欲，是指个体的私人欲念，不正当的欲望。一些无良商家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伤害他人，最终害人害己。例如一些食品生产者受利益的诱惑，不考虑后果，只为眼前的蝇头小利，生产有毒食品，危害他人健康，最终，自己及身边的亲人也会身陷“互害”链条中。一些造假者怀着侥幸心理，一面说着不会使用或食用有毒有害产品，一面又连续不断参与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中，人心变得畸形，互害现象蔓延。我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政策在践行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有时会背离传统道德和社会发展规律;加之，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向市场化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提高，压力变大，迫使人们唯利是图，极度拜金。于是，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做出害人行为，人人互害，最终危及自身。 (二)社会环境失范 社会环境是指人们所处的各种各样社会条件的总和，也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1］(P83)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大环境下，难免会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比如，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上，也许有些热心之人想上前去扶一把，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不闻不问，匆匆走过，为了不惹麻烦，也匆匆离去。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人们的道德素质下滑，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风气，做好事反而被害的风气，使得大家不得不敬而远之，互相防范。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下有一个被称为“道德的负收益危机”的现象，即如果不道德的行为可能比道德的行为产生更大的收益，而且这种局面不断持续下去，那么，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争先出现不道德的行为。［2］害人代价很小，不害人代价很高，久而久之，使得害人成风，社会逐步陷入互害的怪圈。 (三)监管机制不严“互害型” 社会呈燎原之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法监管缺位、不严、低效、推脱责任，从而造成一些生产商钻法律的空子，生产有害食品或是质量低劣的产品，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有时政府的政策虽好，但真正落实还需监管到位，在各个环节加强监控，否则，生产商基于某种利益就会做出有违道德和良心之事。因此，监管部门任重道远，应加强责任意识，严格监督检查，打击不法分子，禁止生产制造商违规生产，在执法层面上遏制互害现象的发生。［3］ 二、“互害型”社会的道德救赎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调节手段，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互害型文化蔓延，人性根基动摇，人性底线下移乃致缺失，正直和良心日益成为一种稀缺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亟需用道德救赎来唤醒人们原本善的、真实的良心回归，防止社会陷入“互害”危机。 (一)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之风在一定范围内盛行，道德良心缺失，人性底线一次又一次失陷，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建构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工商业管理中，突出诚信、友善、责任意识，加强商业道德、职业道德教育水平，从而有效防控“互害型”社会文化的蔓延。 (二)加强公民基本道德素质教育 通过公民基本道德素质教育，提高社会整体成员的素质。第一，增强责任观念。责任伴随我们的一生，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家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遇事有担当，不做危害他人的事情。第二，坚持诚信原则。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值得信赖的企业，能为其带来宝贵的无形财富。第三，弘扬奉献和仁爱精神。无私奉献和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会奉献和付出，用一颗金子般的善良之心互帮互助，换位思考，珍惜亲情、友情，不为金钱舍弃最宝贵的良心。第四，加强群体意识。人是群居动物，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活，因此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妨害群体的利益，否则也是间接害了自己。增强群体意识，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社会的团结。 (三)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 当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国经济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传统道德带来巨大冲击，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互害型”社会的出现，无疑使社会信用指数大大降低，你不敢相信我，我不敢相信你，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针对这种陌生人社会，必须建设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坚持诚信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外在形象，是一个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加强诚信建设，有利于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欺诈行为，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现今社会，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形成各种互害现象，这都是与诚信背道而驰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信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每个人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每个公司企业都重视诚信建设，注重自身企业形象，铸造良好口碑，整个社会才会呈现出和谐美好的一面。 (四)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有效防范 “互害”现象蔓延，需要建构和完善道德评判机制，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公民、企业道德评判机制结合起来，建立权威的征信体系。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相对薄弱，迫切需要建设和优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征信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第二，信息公开透明，加强监管。注意保护公民的隐私，建立权威可靠的征信机构;第三，加大诚信教育宣传力度，建立良好、诚信的信用环境。对于食品安全以及药品安全，急需建立“黑名单”制度。可以考虑借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措施，把造假者加入“黑名单”，令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这不仅使公民能够避免上当受骗，也使得一些企业在质量与安全方面丝毫不敢松懈。同时，完善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每个公民一生都将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信用账号，还可以与手机通信实名制度相结合。2017年，我国将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于一体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三、“互害型”社会的法律规制 民生领域互害问题之积重难返，非用以重典恐难救赎。因此，在“互害型”文化蔓延的今天，我们在加强道德救赎的同时，更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和保障，要强化如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生产标准化方面的立法 “互害”现象最初出现在食品药品等生产领域。食品药品安全关系百姓身心健康，把这些行业标准、行业道德法律化是当务必之急。虽然我国目前在食品安全质量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发展的法律法规，但很多药品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亟需加强标准的制定。比如，餐饮行业建立“透明厨房”标准;重要食材，利用条形码、二维码等建立追踪制度，对食材来源可以跟踪溯源。刷一只鸡蛋的条形码，可以上网追踪到是哪一个养殖场或农户的母鸡下的，母鸡的情况与饲料等信息。行业标准法制化，会成为执法监管的依据，有利于完善和强化监管体系。 (二)加大行政执法和监管力度 对于违法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有毒食品药品的生产商，要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查处没有生产许可证、环境条件和卫生要求不合格的企业，增强日常监管的威慑力，强化源头监管。同时，建立行政处罚基金，把罚款用于奖励遵纪守法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以激浊扬清，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 (三)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 在纠纷解决中，当前大量使用的仍是“补偿性赔偿”机制，是从受害人损失的角度出发的，坚持的是“填平原则”，即受多少损失获多少赔偿。这种方法对不法侵害人的惩戒不足，难以形成威慑。在很多情况下，侵害人的收益远远大于受害人的损失，这无异于鼓励违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并无上限，所以经常出现“天价”赔偿数额。我国一些造假者之所以敢违反法律生产有毒食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不够。因此，只有提高罚款数额，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针对互害行为的主观恶性进行惩戒，才会产生威慑和预防的作用。此外，还要降低刑责门槛，加大对单位犯罪的“双罚”力度，加重食品药品领域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建筑起一道防火墙、架起一道高压线对恣意侵害者起到威慑警示的作用。 作者：蒋何琪 孙芳兰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 一、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的含义 人们对于法律人性的探讨可以说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在西方的许多国家认为，如果把人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善和恶，我国建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的非理性以及人们的恶性得到遏制。我国对于法律的人性化发展开始逐渐由专门化发展向普遍化发展，我国的制度现在是更加的人性化，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趋向人性化。我国对于人性的权利，比如对于人权的尊重、保护人权的合法权益以及人们对于政府的监督都有者相关权利，这与西方国家大多数的观念是一致的。总体来说，本论文所提及的法律人性化就是指，在我国的立法时，对于立法中的相关要求就要体现人性化，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要充份的尊重人权，要保护人权。 人是社会的根本，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社会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就不能称之为社会，因此，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一定要一人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人人类自身，我们要理解人的正常的情感以及人最基本的需求，我们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信任，要相互的关爱，还要培养有用的人才，要使我国的人们能够健康全面的进行发展。我们不仅仅只是把人作为国家、集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他还是家庭的成员，他有他自己的家人朋友，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对于我国在立法方面、执法方面以及我国的司法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我国的法律建设开始趋向于人性化价值取向，这也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在刑法中增加了缓刑、假释制度，这些刑法的增加无疑说就是法律人性化的表现。 二、我国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造存在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建造必须要依靠法律来进行维护，法律不是谁规定出来的，也不是谁说的算，它是听取了人们的意见才能够被制定出来，它的制定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监督，同时他的制定要听取所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才能执行，作为我国的公民就应该严格遵守我国的宪法以及我国的法律，而我国的执法人员也必须为我们的人民服务，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不仅是对我国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的要求。在我国许多的刑事执法中能看到许多与构造和谐社会相违背的事情，许多的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时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这些手段是与我国的法律相违背的。 (一)相关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 我国相关的法律还是非常的完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管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这就导致了我国有一部分的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出现了误差，使得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误认为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他们没有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以及人格权，尤其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于对待他们，就不需要像普通的人那样来进行对待，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人员对他们的监管不力，有的甚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进行保障，还有的执法人员，甚至出言辱骂犯罪嫌疑人，还有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甚至牵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不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禀报事实。 (二)我国法律存在特权 我国法律都实行立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的相关的法律人员都认为自己是管理人员的人，对于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对于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需要尊重。有些的执法人员认为自己有特权在进行犯罪嫌疑人审问的时候，一般对犯罪嫌疑人都是不尊重，甚至可能在审讯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对于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召唤，使唤，根本就没有按照我国的法律做事，进行执法的时候对于执法的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都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护他的人权。 (三)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我国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高素质，除了极少数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进行我国法律执法的时候比较随意，对于证据的意识比较好薄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质量一直都比较低，而且我国有一些相关执法人员，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不全面、也没有科学的根据、更没有综合的运用所有的证据，对于我国进行执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利用法律的手段，也不知道使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秉公执法，我国的有些执法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有执法质量这一种东西，一直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思想，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罪人，就可以对他随意的采取措施，甚至是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的，更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四)执法人员没有体现人性的关怀 在我国大部份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行为时，采用的执法方法都非常的简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对于我国的人民群众是没有情感的，甚至对我国的人民群众缺少应有的关爱。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所举报的内容都进行推诿、有的甚至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举报进行敷衍了事，尤其是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案件更是如此，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国的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法律的不信任。我国有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责任心一点都不强，对于事情总是不上心，对于群众的来信等等都不能进行及时的反馈，根本就做不到我国所需要的亲民、利民、为民着想的目标，这样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三、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我国对于法律的建设也日益完善，我国开始推行依法治国，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视，这些理念的提出就要求我国的执法人员要体现人性化关怀。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要以人为本，要推进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一)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人性可以说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它又具有社会属性，它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地位特点。本论文所提到的人性化执法，就是指的是在进行法律的建设时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进行建设。要按照我们人类所通用的情感以及人们的理性来进行执法。所谓的人性化法律就是说我们的相关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能够尊重我们犯罪嫌疑人，能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就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人性化。我国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现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依法治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实行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也是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因素。我国的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个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开展我国的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和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关的。可以说只有我国的文明发展与我国的法律发展能够同时进行发展结合那么对于我国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时展的产物，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者：贾紫翔 李泽 张天宇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规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法社会学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法律的理解和探究不能脱离社会。没有无文化的人类社会，也没有无社会的人类文化。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背景就是这个国家法律的社会基础。 一、文化 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一种特定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特征表现为: (一)非自然性。文化是打上人类创造印记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二)民族性。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仰等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它既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也是这个民族具有的一种共性。 (三)共享性。不同文化依赖于贸易、旅游、移民甚至战争而相互影响渗透。改革开放以来，外域文化涌入并与我们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其中某些内容经过本土文化的筛选、甄别后成为或正在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四)现实性。文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古今中外的任何人类群体都必定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受现实文化的制约、影响和熏陶。 二、法律与文化的联系及相互作用 (一)法的精神根植于文化。萨维尼认为:法与一个民族的存在和性格紧密联系，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法不能离开文化母体，它经受着文化的洗礼和熏陶，而且不断接受和适应文化的要求和选择。同时，法律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法的精神反映和诠释着民族文化。 (二)法的运行依赖于文化。法总是在既定的文化框架中存在和运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积以时日代代相传而来，因此法律要尊重文化传统。比如说调解和法律援助得以在我国有效推行，是因为它们在某个层面上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一致。 (三)法的变革受制于文化。当确立新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或以新的规则制度取代原有的规则制度时，这种规则与制度必须尊重与考虑现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从我国现行正式实施的婚姻法就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如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尊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条文虽然简短，但从文化表达了当下我国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需求和道德情感，即夫妻双方都应当对家庭忠贞诚信;对家庭成员的要求则秉承了我国一贯的文化传统和家庭理念，即友爱和谐。此外，法的变革受制于文化还在于社会文化的改革会推动和迫使已经滞后的法做出反映和调整。比如在同性恋、安乐死等问题上，很多国家就经历了一个先伦理后法律，先是公众接受而后是法律接受的过程。 三、我国转型时期的法律规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中国法律传统是一个多维的文化现象，对现代法制有借鉴作用。如中国传统法制比较注重法律制度的道德评价，既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视执法者的素质修养、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意义，形成社会调解与法制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但关键在于，法律传统中这些合理因素如何融入现代法律制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都处于碰撞乃至冲突之中。 真正适应和代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未充分形成，而当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革过程又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等。在这些转型中，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转型的优秀。但社会转型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最终都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法律虽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思想，但法律的引导功能是强有力的。以法律形式肯定积极社会行为，反对消极社会行为，对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引导社会价值判断，有利于社会思想文化的积极发展。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人贵”、“民本”思想，但它却没有促成近现代法治的诞生。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从政治、家族利益角度，关注人的情感意志，注重人的内在德行和群体精神，而不是世俗社会中人的地位尊严和权利。这种人文精神以人情伦理判断行为的正当性。而法律规则寄生于现实政治，形成一种对政治权威的依附性，因此法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局限。 处在社会变革文化整合中的当下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代表未来文明社会的新思想意识、道德标准等文化因素在悄然中不断生成和发展，原有文化和新老传统也正与异质文化进行较量，接受社会发展的筛选考察。因此，要培养有利于解放人的思想、开拓奋进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文化，塑造权利平等的人文精神，才能构建法律信仰，才能促进我国法制的转型。 作者：王惠 单位：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 一、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的博弈 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有时与法律相背离。众所周知藏族的赔命价金制度在一些藏区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虽然2002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立法明确废除和取缔了赔命价金制度，但其仍然在现实中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着调解和规范作用③。赔命价金制度同样也适用在甘南州，笔者举出一个在实地调研期间得知的其中的一个赔命价金案例。案情简单概括:在一个牧区村庄中，甲乙二人与丙发生矛盾起冲突而致丙死亡，如此的刑事犯罪却在当地的一个活佛的调解下而解决，活佛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甲乙两个家庭各赔付丙家人40余万元，并且三年内不准再踏进原来居住的村庄，甲乙两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变卖牛羊等牲畜，加之从亲朋处借得一部分金钱。三年内不准踏进长时间居住的村庄，本是一件于情理都不恰当的处罚，甲乙两家又变卖了牛羊等牲畜，以牧为生的两个家庭日后连生计问题都面临着危险。如此犯罪、如此处理，实在与法律相悖甚远，但活佛的这个解决方案双方当事人服从、乡人赞同，应该是达到了满意的社会效果，但却不计法律效果，足足甩了法律几个响亮的耳光。在这种情况下，甘南州国资所就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国资所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有时就与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摩擦、冲突，甚至在还未“交手”前便已被淘汰。在他们意识形态里法律观念是微乎其微的，当地民众在发生矛盾时，他们并没有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倾向性选择，而是把目光齐刷刷的转向当地有权威的宗教界人士或者有威望的长者或双方都认识的熟人，而不论是宗教界人士，抑或是有威望的长者、熟人，他们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都摆脱不了佛教文化的痕迹。作为国家权力末梢触及的甘南州地区，国资所的能力受限及功能羁束进一步弱化了国家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国资所生存及发展的窘境。 二、从甘南州地区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的博弈中提出解决之道 甘南州当地居民的正义观、人情观、佛教文化的伦理观是相通的，所以对于甘南州而言，我们既不能强制推行法律，也不能一切依赖他们本土社会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规则”之治。作为国家法律适用者的国资所而言，应当寻求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间的合理契机，使得法律适用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④。当然，这也需要各方有所作为，精诚献力、合作。 (一)探索搭建本土化“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以加强双方间对话考虑到甘南州的特殊性，国资所可以通过多方途径和支持，尝试与当地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代表进行磋谈，双方求同存异，就当地民众矛盾纠纷解决、宗教与法律适用冲突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交流，逐渐完成从临时对话机制到固定对话机制、从纵向单一体系到横向成规模体系、从任意性到固定性的转变，探索搭建本地方特色的对话形式多样、运用灵活的沟通平台，双方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此外，在这个平台中，一方面对宗教界的代表进行基本法律教育，灌输法治理念和法制精神，引导他们对一些严重纠纷学会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让国资所律师了解宗教习俗，在诉讼中维护当事人利益、诉讼外调解时必定大有裨益。但是，搭建“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并不意味着法律以其“正身性”排斥、压制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也非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以其长期、固有的生命力为资本不敬畏法律。在探索搭建平台的过程中，双方在资格能力上必须地位平等，在处理纠纷时尽力保持以法律为原则，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民众的经济成本为关切点。通过这个平台，最终达到一个轻微简单纠纷宗教调节、严重复杂纠纷法律解决、佛教文化和法律文化最大限度内共同生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和谐局面，进而给国资所创造更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 (二)建立及推广“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以培养本土法律人才本土人才和当地民众交流沟通没有问题，生活习俗、自然气候等方面不会产生不适，与当地民众之间有着天然的民族情感，并且也一直深受佛教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熏陶，所以本土法律人才能更好的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国家应当大力扶持当地政府，与民族类高校合作培养专门的本土法律人才，可以综合借鉴、参考高考提前批次录取如提前录取师范生、国防生等的制度以及委培生制度，在求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上对学生多有优惠，这些本土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当地就业，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期限届满后可自主选择是否继续留任，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虽然我国提前批次录取分类中包括“公安政法院校”，但培养方向大多为公安类人才，即使培养出的法律人才输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针对性也不强。除此之外，我国从2012年启动为期十年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规划”，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2所高校作为全国第一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但是这些教育基地没有民族类高校有着更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并且这个规划的招生对象面向的是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而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后者要比前者在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和达到的社会效果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能真正做到“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⑤此外，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也可以扩大和完善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这些通晓双语的法学学生毕业后不强制就业地方，但通常来讲他们会选择在本地方发展较好的城市从事法律类工作，这样也不算是法律人才流失。这样，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民族类高校可以定期定向的向民族地方输送法律人才，也可为国资所提供新鲜而富含营养的血液，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甘南州国资所的困境。 (三)加快对“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的创建及完善美国学者埃尔曼曾提出“习惯的让位”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变迁，习惯文化逐渐让位于习惯法文化，习惯法文化让位于成文法文化⑥。因此，甘南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履行职责，制定及完善本土化的成文法，从深受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而使当地民众自觉形成并遵守的习惯中萃取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营养部分入习惯法法，在习惯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筛选，并结合我国的诉讼法，最终整合成一部具有本土特色的单行条例。这样，国资所律师在办案运用法律时才更加得心应手，既能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又能使当地民众逐步信赖、依靠法律，最终把国资所搞活。 三、结语 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与国家的法律之治，虽然代表着两种迥然的文化模式，但在维稳社会、增加社会幸福总量等方面却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甘南州国资所可以敢为人先，甘做“试验田”，努力探求实现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与法律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增强甘南州国资所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其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资所改革的样板，最终成为拉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进程的重要马车。 作者：高振凯 陈漫 袁锋 王奉平 周文秀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法律与社会论文: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与社会构建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难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传统的文化无处不在，穿衣文化、饮食文化、住宿文化，这其中当然包括传统的法律文化，比如在现实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加愿意去和谈而不是跑到法院去状告，法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解决矛盾的最后一种手段，这种法律工具性的思维一方面消解了我们想要建立起西方那种法治主导的社会模式的理想，一方面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弥合了因矛盾而产生的感情裂缝，维系着传统中国人和谐社会的理想。从这个思维模式里我们经常能得出中国目前还是一种熟人社会，与现代的法治治理下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结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相较之下便是我们还是落后的感叹。我认为背后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经济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的隐含逻辑认为经济是基础，我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既然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经济，那么我们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就是落后的就是要变革的我们就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治理那一套，还经常拿出日本人的例子以说明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那样善于学习。但是我们忽视了的是文化与经济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那种决定行的关系呢?不见得。文化这个概念有着一种心理的向度，一种精神的向度，与现实有一段距离。形而上的说，意识和物质到底谁先谁后，这是一个值得永久争论的问题呢，而不是断然的下结论然后推而广之。 总得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选择更是一种手段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经济落后就导致精神层面的落后的必然。正如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但是我们发现不如西方人吃的好就说是筷子的问题然后换刀叉。这是我们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人际矛盾的化解，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与西方社会中对人权、民主、平等的追求没什么两样，我们不能得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就不如西方对民主人权的追求的结论。民主人权的追求用法治，和谐社会的追求用调解。当然你想用调解的方式去追求民主法治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不是调解的错，是人的错，我们经常搞不清手段与目的的分野，不仅混用两个概念而且混用其中因素的概念归类。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讲是心理层面上的，我们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意识中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是我们经常的疑问。这种疑问往往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追求，对自身存在的怀疑，对安全感的渴望求，换做文化概念上就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依赖和寻根。法律不管是想要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一种信仰，都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做出较为积极的回应，否则便会体现出各种的水土不服或者遇到各种阻力。这个时候我们将法治这个词语重新定义，我认为就是有必要的。法治这个词语我们经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个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这个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技术，一种手段，工具意义上的存在。另一个就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追求，这个意义上法治是一种理想追求，其中填充了西方法治社会中各种价值:民主、人权、自由，这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存在。 这两种面向的划分有利于解决我们所说的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冲突问题，并且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好这两个意义法治，不忽视这两种面向才能更好的进行讨论。将法治理解为工具意义上的一面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工具中的价值内涵丰富起来，比如将这个法治的价值中赋予一种消讼理想，换句话说消解法律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们大同社会中的理想实现，这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如此才是值得追求的，就如同自由和人权一样，价值理性的追求让我们人类有了北极星，这也许就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中的北极星。当然我们对中国的法律文化进行挖掘或会有其他的价值引导。一旦我们将中国式的法治确定下来，也许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心理归属感才能理所应当的找到，找到中国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一定程度上解决民族寻根的要求。 以上的讨论只是为了回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肯定问题。其实涉及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冲突的问题，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法律中的碰撞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以上各种原因就能积极乐观的看待这一碰撞。如何处理好这一碰撞也许公民社会和伦理社会的两分法是一个解决途径。这种社会的二元构造既可能化解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追问也可以吸收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对于政治的要求，建立一个精神和经济都有所归属的现代中国形象。 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法治模式向往的一个理由是，西方成熟的法律体制亦或者说是宪政体制更加稳健的发展经济，更好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活的有尊严有安全感。这点是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但是我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学习这套模式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不适合中国土壤孕育出民主法治的，但是这个前提假设并没有说明，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是必然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调和，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斗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使得我们必然要吸收西方的宪政理论，尽可能的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的要求。政治上分权理论实践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以及面对政府的言论自由的等针对公权力的要求的主要吸收西方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设计，追求人人向往之的普世价值。 当然还可以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官员的限制，比如施以仁政，下级官员要敢于直谏，孝敬父母，爱护自己的家庭，忠实于国家和民族。对于违背以上官员基本伦理的，就引用西方的选举替换下去，有序的实现政权的轮换。这样中国的官员身上既背负了基本的人权要求又要做人们心中的传统的道德模范，总之，等级有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有用好;尊重上级是好的，但是不能媚上;接待礼节是有的，但是要在人民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建立官员和政府的权威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权力的制约基础之上;倡导庭前调解是好的，但是应该在尊重两造自身的逻辑上进行，不得人为提倡和高压干预。只有在公权力逻辑当中以西方限权的基本法律框架为基础，融入中国官员自身的伦理逻辑才能有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法律环境。这种法律环境的建立一部分原因是形成较为成熟公民社会，一部分是这群公民社会中有着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在社会中私法层面上来讲，可以更加贴合自己的伦理和道德逻辑。将一些中国传统的孝敬父母等伦理性因素描绘到民法中甚至可以入刑保护，中国人更加注重名誉问题，实质上是推崇道德的逻辑，那么在精神层面上更注重对于传统道德的违背精神赔偿，加强一些公民的传统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义、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的儒家要义。在公民的私社会中尽可能使传统道德的控制力体现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然后辅之以融合了一定的传统道德的法律衔接。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公民自治的大社会和私权社会，将政府囿于这种成熟的传统道德公民社会中去，尊重社会中公民自由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的背后就是传统道德和以及融入部分道德的法律支撑。 二、结语 总之想要处理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西方的法治文明之间的冲突，最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逻辑的不同之处，从而让不同的控制体系发挥各自的作用。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如何运用这种价值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鸵鸟向来就是飞不起来的。 作者：孟岩王小霞单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论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整合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观与和谐社会的法治观相对立 儒家学说主张人治，把政治看成是统治者个人品德的扩大，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统治者与法之间，以统治者为先。这一思想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正统的法律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还习惯于以政策代替法律，甚至政策超越法律；在国家管理中，人们仍习惯于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对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判断，长官的命令事实上往往高于法律的规定；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按习惯办事，按乡规民俗办事，按族长意志办事，而不是按法律办事，一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甚至成为了法律的盲区，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对立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官当”和“准五服以治罪”等等级制度，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忽视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直至今天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造成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阻碍了法治建设。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融合 虽然我们认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相容，但决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传统。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虽然已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则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中庸”即“用中”，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倡导和谐的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也构建和谐社会有若干相通之处： 1、以“仁”为优秀的“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夏商时代的统治者视天命为权力的来源，周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在总结商亡的教训时要国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儒家“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法律文化的民本理论的定型。“民本”思想强调人的极端重要性，《荀子》中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人民力量、人心向背对国家统治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要“爱人”、“为政以德”，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民心向背是国家和君主的安危之所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强调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参与其间并决定其进程的历史过程。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其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2、强调法律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传统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强调应注重道德教化，孟子就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注重道德教化，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明德慎罚”后来被儒家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认为只有在道德教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时，才采用刑罚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当重视法律在调解纠纷、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的社会规范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社会规范合力作用的结果。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一主张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提倡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形成人与人之间互信互爱的良好人际关系 3、注重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儒家追求的是一个无诉的和谐社会。孔子说：“听诉，吾犹人也，必先使无诉乎。”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兴诉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无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追求，而调处息诉则是达到无诉的重要手段。调处的对象不仅包括民事纠纷，也包括轻微的刑事案件。调处的顺序一般是先找亲戚、乡邻、族长，万不得以再去找官府。地方长官常常也是宣传教化和息争诉的楷模，即使老百姓有了纠纷不得不对簿公堂，地方官吏也会在判决书中附上一段劝告，寓教于判，教导境内百姓重视伦理道德、止讼、息讼。 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只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必须承认各阶层、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些矛盾中很多是可以通过沟通协调，互谅互让来化解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活力，尽量以调节这种形式来化解矛盾纠纷，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也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和自治能力。 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法治建设，必然是没有根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借鉴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上提出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战略构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是可资利用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必须大力继承、发展和高扬，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观念与现代和谐社会是有本质区别的，必须分清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只有抛弃那些狭隘的，阻碍现代法制发展的部分，赋予传统法律文化崭新的时代意义，才能创造更高级形态的社会和谐状态。 作者：杨国红单位：中共六安市金安区委党校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比较 朱景文认为，法社会学是一门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其重点不在于从规范上分析法律本身，而在于研究法律是怎样受到社会关系制约的，在于研究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在于研究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法律运行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立法者的要求。李楯认为，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现象形成和运动的机制与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功能进行客观研究的社会科学。田成有认为，“在我国，法律社会学主要不是一门理论法学，因为法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等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不是它研究的重心所在，它更关注国家法律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行状况，以及这些法律制度的功能和效果等实际问题，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和保障法律的充分实施，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马新福认为，法社会学是一研究法律和社会之间关系，把法作为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方面分析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和效果的法学分支学科。陈信用认为，法社会学就是研究法律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饶艾、张洪涛在其合著的《法律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一书中认为，法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林端认为，“法律社会学”，它就会体现出重视法律的“实在性”的经验科学的性格来，它把法律看成实际的社会事实，无法自外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法律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它的研究对象。汤黎虹和史探径都在自己的《社会法学》书中，认为社会法学是研究公法和私法以外第三法域的部门法学科。 不同认识的分类 在理论法学领域，专家学者对法律社会学的名称再熟悉不过了。然而，翻开法律社会学著作及教材，尽管相同的名称，但包含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自从奥地利学者埃利希创立法律社会学以来，法律社会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单纯。有的学者有意无意把许多不属于法律社会学的内容塞进了法律社会学，混淆了法律社会学的范围和内容。更有甚者，把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等同，造成了法学界认识上的混乱现象。 1、学科说 从法律社会学方面说，就其发展过程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法学分支，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学科。学科说的提出，主要来源于1913年埃利希出版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这部著作使法律社会学由长期存在的萌芽以一个崭新学科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标志着法律社会学科的诞生。之后，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有一批跟随者和支持者。在西方，英国和法国都有最坚定的跟随者，英国科特威尔的《法律社会学导论》和法国人让•卡博尼埃的《法律社会学》相继出版，使法律社会学在国际范围内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亨利•莱维•布律尔的《法律社会学》，也为学科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也有一批崇拜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陈信勇出版了两部《法律社会学》著作，胡平等仁等人的《法律社会学》在实现国产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使法律社会学得到发扬。在我国，学科说占有明显的优势。王子琳、张文显认为“法律社会学”“是以法和社会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横跨法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边缘学科”。赵震江也认为“我国法律社会学最终将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一个分科。”通过对不同学者和专家的观点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法律社会学是法学或者社会学的一门学科、以及社会学和法学形成的交叉学科。他们都承认它的学科地位。 2、学派说 社会学法学在西方常常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派别对待。由于强调法的功能、作用和效果，又称为功能法学派。以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庞德为代表，在他的周围也有一批坚定的跟随者。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法学派，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也为社会学法学的理论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作为学派的社会学法学，主要在西方法学界，之所以在西方法学界，因为西方法学发展经历了以超自然、永恒不变的、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规则解释法律价值的自然法学派时期，以及其后的以对法律条文的逻辑分析来确定法的价值的分析法学派时期，社会学法学派在与它们的区别中发展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历史传统，对我国法学界许多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付子堂在其主编的《法理学高阶》一书中，认为社会学法学首先是作为流派的社会学法学。这是社会学法学的主要形态和表现类型。在当代中国，美国“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的思想，人气之旺盛超过埃利希，但是由于中国没有这种法律流派的历史传统，因此也使我国的法律社会学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3、运动说 运动说认为法与社会的研究是从兴起的运动中产生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学派在世界范围的日见衰败，在美国兴起的“法与社会”运动逐渐涌动起来，并很快达到了高潮，这一运动也带动了英国的加入。他们的相互支持，使得这一研究有了广泛的现实意义。这一运动不是法学与社会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它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从多角度把法与社会联系起来，以多学科的知识对法律进行经验性研究。不仅如此，美国还在1964年11月成立了美国“法与社会协会”，1966年创办了《法与社会评论》杂志，这些制度化的措施，直接推动了“法与社会”研究的深入，由于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凡是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问题都开始涉及到。其广泛程度超过任何一门学科，使法学理论从价值和规则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开始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本来“法与社会”运动与学科无关，随着“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潮逐渐凝聚，由于“法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学者们自然地把“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想归结为“法社会”的学科，即法社会学。西方的“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想倾向也对我国的法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进了我国理论法学社会化的深入。 4、规范说 规范说认为属于与公法、私法相互对应的关于社会的法律规范。其来源是18世纪祁克的二分法理论，把法律分为个人法和社会法的观点。认为“社会法”是由集体法人本身制订的法律，用以调节他们的内部生活、调节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法解决的是在原有的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和调整而又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区域，进行法律规范的创制，调整社会秩序，但是其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又不能归属于原有的公法和私法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予这一新出项的法律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地位，所提出的一个法学学说。作为规范的社会法学背景是为了应对社会化发展的现实，弥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真空，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所应运而生的。它主要是对原有公法和私法体系外，但是又是社会需求需要调整的社会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定，目的是创制法律规范解决现有社会问题，其不在研究，也不在于学，而只在于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法律规范上的保护和调整。祁克的理论为社会法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根据，以明确了社会法学的发展方向。作为规范说的支持者，日本的菊池勇夫也主张，社会法“可以作为部门法及法域”。在我国，汤黎虹和史探径在各自的《社会法学》著作中都认为社会法学是研究公法和私法以外第三法域的部门法，胡平仁先生也认为社会法学即是“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研究”。他们都是规范说的坚定支持者。 分歧产生的原因 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已有百年，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初法学研究主要是围绕法学内容本身进行的，但是在法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的，于是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法学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关门研究法学问题。经过学者们对法学与社会联系的认识加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欧洲法律社会学。但是在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中，美国学者们从个人认识和学术背景出发，把社会学当作法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并以其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法律社会学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法律社会性的角度研究有关社会生活的法律问题，在这样巨大的法学认知差异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场域。这些场域互相影响互相吸引也互相排斥，在丰富了法律社会学内容的同时也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正是这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既构成了法律社会学发展的基础同时又给法律社会学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他们都试图通过理清不同场域下法律社会学的意义来阐释认识上的不同，以揭示法律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社法学从此成为了法律社会学领域既烫手又难以割舍的山芋，搅乱了法律社会学一统天下的一池春水。 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学者们不同学术背景，他们都试图对法律社会学从不同方面进行新的阐释，其结果导致了法律社会学认识的五花八门。这一方面说明了学者们思维的活跃，表现了学者们对法律社会学积极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学术研究的无序性，扰乱了法律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要理解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不同场域，就要首先了解不同学者对法律社会学阐释的角度，通过弄清学者们不同认识阐释的理论背景，根据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研究的差异，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构筑法律社会学的宏大场域，才能不被各种不同的认识所迷惑，理清它们存在的差异，了解它们固有的共性。 作者：李润杰单位：江西省边缘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法律与社会论文:浅谈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种区别于监禁矫正的非监禁式刑罚执行手段，强调充分地利用相关社会团体、志愿者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助，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进行矫正。近年来已经得到法律的肯定和认可，它既是刑罚社会化的具体展现，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以加强社会建设的一大重要内容。本文就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展开了系列分析。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社会管理创新 在中国，社区矫正是指将犯罪行为比较轻、对社会没有较大危害性等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安置在社区内，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如专门的国家机关、相关社会团体及志愿者等，在判决与裁定等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与行为，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监禁之外的刑罚执行方式。它能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1、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 （1）社区矫正能够充分的利用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与矫正，加大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力度，同时用宽容精神和人性关怀理念，尽可能地将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的一面，使罪犯自觉成为守法公民，实现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2）社区矫正能够增强社会管理和刑罚的效能，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矫正，不仅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通过社区矫正，让社区内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教育和矫正，能够使罪犯逐步适应并顺利回归与融入社会，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创新。 2、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社会管理创新的推进，需要深层次地对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完善，不仅包括要全面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及时解决社会基础性问题等，而且管理的重点要放在对特殊人群进行帮教管理等问题上，这个就需要做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现存的问题 1、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缺陷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必须要有对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等作为保障。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虽然颁布了若干文件，对社区矫正和法律监督工作制定了相关规定，然而这些法律条文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拥有的权力和义务以及负责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等，导致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等在行使时缺乏明确参照。 2、社区矫正措施不规范 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但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陷，导致社区矫正规定只是单纯停留在办法、规定层面，达不到法律层次。现行的社区矫正措施也欠缺法律规范。 3、检查监督手段的弱化 由于相关文件中仅规定了检查监督的原则性方面，一旦发现违法问题只能进行实地与书面检察以及与组织与对应人员进行谈话等检查手段，监督手段也很单一，缺乏刚性和及时性，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也很难得到强化。 4、社区建设水平难以承载社区矫正工作 主要表现在社区群众观念上的不认同、矫正经费投入上的缺乏等方面。一方面人们往往对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存有偏见，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难以接收那些犯过错的罪犯在社区内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社区建设还不完善，政府用来进行社区矫正所投入的经费也很难有所保证，导致工作不能完全展开。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加强和改进措施 进行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做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通过加强与改进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律监督管理，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尤为重要。 1、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法律规定 应结合实际问题来完善与健全社区矫正法律、规章与制度等，使规定做到细致清晰、条理分明，明确指出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检察机关以及各部门之间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职责等以及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机构等，确保执行操作的可行性和可参照性，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顺畅、有条理的开展。 2、规范社区矫正措施 总目标是使社区矫正规定在现实中达到法律高度。规范建议如下：（1）规范相关部门的分工。国家在设置了规范化的法律条文的前提下，指派专门的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并详细的指明各部门之间的负责内容，做到分工明确，条理清晰，从而各相关部门应具体按照这些法律规定，落实好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2）规范社区矫正的内容以及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等。应当采取强制性措施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明确社区矫正的内容是针对罪犯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矫正，帮助其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而且应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有：在社区中有权拒绝没有法律依据的矫正措施、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等。 3、强化检查监督手段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改变单一的检查与监督方式，找到合适而有效的方法，包括进行日常和定期的检查监督、执法公开公正、做到超前预防与事前监督以及多种形式相结合等，丰富检查和监督的形式与手段，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公正性等。 4、加强社区建设 （1）对群众进行思想建设。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不过事情的大小和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应该公平的看待社区矫正者，给予他们改过的机会。（2）加强社区的经济建设，通过经济的发展为社区矫正工作积累资金，从而带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展开。 5、注重检察人员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 社区矫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对相关人员要求更高，所以必须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管理创新意识培训，注重他们的综合素质以及实践能力，从而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专业性人才。结语：社区矫正顺应了刑事制度不断完善的趋势，是刑罚执行方式人性化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要转变观念，不能偏执的歧视社区矫正人员，而不给他们给改过的机会。我们应当重视犯罪者的心理与行为矫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作者:车相超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本文作者：尹奎杰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对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术界一种基本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发展和法律的发展二者的关系方面,无疑首先是社会的发展决定、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法律的发展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0[1]377这种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整体的特征。本文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一方面,把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二者对立起来,说成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是把社会决定论机械应用到发展问题研究上的教条式反映。虽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受制于它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对法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决定论容易把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法律发展虽然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但又不能把法律发展等同于社会整体发展,二者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法律作为制度文明的内容之一,它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必须客观地分析和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二者对举或者一概而论都是不当的,应当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复杂化还原0¹。本文认为,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关系不仅仅是决定与被决定、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发展一方面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法律发展也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制度化回应,其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一、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 从逻辑上说,现代社会发展是内在地涵摄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还是文化发展,都与法律发展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离开了法律的发展,任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都会丧失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保障和合法性认同,人的发展也会因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作为现代文明构成之一的法制文明,是以一定制度为载体反映和折射人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就的,换言之,要分析法律发展的真正蕴含,必须重新审视法律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之所以说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因为法律或者法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社会要实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和平、安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保证是不可能的。 (一)现代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发展要求法律发展与其同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0,这一命题揭示了法律或者法治与经济的高度统一。不讲规则、不讲程序和法律的市场肯定是不安全的。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0[2]178在追求高效、安全、平等、自由的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文化时,离开了法律和法治在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制度进步与法律实践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市场化的当代社会,交易的安全、利益的维护,无不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与法治环境,如果法律相对滞后、法治不健全,那么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市场秩序就无法维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法律发展为主题民主政治不但是法治的基础,而且,法治与民主政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是在法治的推动与形塑下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它不但借鉴了法律发展的先进成果,也凝结了法律发展的智慧与经验,是以法律发展为主题的。一方面,现代的民主政治以法治为基本内容,法治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基本经验和先进成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宝贵财富。按照学者的研究,现代民主政治所涵摄的民意政治、责任政治、有限政治、程序政治、参与政治、开放政治等基本理念都与现代的法律理念高度一致,是法治精神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责任意识、权力不得滥用、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程序公正等法律基本原则的体现。这些现代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就是法治政治。[1]288-294同时,法治也是评价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标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共同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追求公开、公正、公平等程序正义的理性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价值标准。一般说来,法律特别是公法所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则体系,能够为公民自由、平等、公开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提供有效的和直接的法律保障,而且当公民的有关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法律获得救济。法律成为评价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之一。这里说的权力合法性0,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形式合法性或者秩序正当性。韦伯曾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相反,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0[3]239从中可见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性。在当代,公法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被逐渐应用到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当前提倡的建设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等政府体制转换的理念无不是从法律发展中获得启迪的。在当代,保障人权、程序正义、民主公开等公法原则是评判政府行为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具备合乎法律性0这一发展着的法律尺度。另一方面,现代法律发展所展现的程序性的制度设计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现代的民主政治要求所有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包括选举活动、立法活动、政治决策与参政议政、政治意愿表达等活动。通过这种程序性的活动,达到对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机关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权力在民主的程序上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所以说,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法治不但创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外在的形式条件,它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活动空间,现代的民主政治活动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它与人权一道,共同成为现代法治环境之中最为绚丽多彩的风景线。可见,随着人类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法治也会不断发展,同时,法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三)现代文化发展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离不开法律发展现代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标志是理性。人性具有理性色彩。柏拉图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志气、欲望,其中理性居于最高的地位,具有支配性。如果志气获得理性的支配,志气便表现为勇敢;如果欲望获得理性的支配,欲望便表现为节制;如果志气、欲望都获得理性的支配,人便获得正义的德性,进而获得权利。法律上的主体)))人0,正是基于人具有理性这一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法的作用就是禁止人们放纵欲望,使那些不能按照理性行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以实现个人的正义的德性,维护个人的权利。人正是由于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对于法这种社会规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创设或者运用法来约束自我、规范自我、保护自我。权利、义务和法正是理性的产物,并随着人的理性的进步而进步。0[4]202-203理性具有不断批判自身,进而获得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为趋向合理性0。理性经历的从传统的本体理性向工具理性,再向非理性、反理性,乃至当性重构的过程表明,理性具有自觉的意识和力量,它能够不断地从自身的反省与觉悟中发现理性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推动理性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带来人类知识的进步。由于理性的对于主体自身的反省能力与约束能力,使得其主体人获得了不同于物的本质的规定性,这一规定性使人成之为人,使主体成之为主体。它是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前提、根据、尺度或者标准。作为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人能凭借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把握而达到自由。在存在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人是一种特殊的本质性存在,这种存在常常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超越于感性认识之上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认知能力;在价值论意义上,理性承诺着善的价值,理性的生活即善的生活;在规范的意蕴上,理性形塑着法律和自由,以实践的理性和制度的形式赋予了法律与权利的正当性。0[4]161不仅如此,理性的发展也带来了法治的文化的繁荣。法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理性文化。法律是实践的理性,由法律揭示出来的理性是动态的、批判的、面向实践并引导实践的,它一方面通过理论的方式反思现有法律制度、立法执法与司法实践的缺陷与不足,阐释法律行为的内在动因、权利诉求、义务和责任推理、法院裁判,另一方面,法律的实践理性也塑造了法律主体理性的法律行动。这二者结合起来又进一步推动法律朝着更为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方向迈进。因此,发展着的法律与发展着的法律文化是同一的,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体现真、善、美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0[2]167理性在实践发展中形成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公民意识与程序观念,必将带来法律程序的全面更新与法治真善美的真正实现。 二、法律发展也是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追求民主、法治、人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部人类的发展史,表现为一部人类在为争取民主、建设法治与实现人权的发展史,一部以法律发展推动民主进程、法治进程与人权进程的发展史。人类社会从过去只重视少数人权利,只有保障少数人利益的法律发展为保护多数人权利的历史进程说明,人类的民主不断扩大,法治不断推进,人权保障不断提升。这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人类不断推进法律发展,不断放弃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离的旧制度的历史也同样说明,文明必将取代野蛮,进步必将取代落后。从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逻辑上来说,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然包含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发展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应有的题中之义。从人的社会属性上说,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内在协调统一的。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人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和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发展应当是同步的。在私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形式的障碍引起相应的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形式对人的全面发展也形成诸多障碍,这些障碍均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只有摆脱了物质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束缚,摆脱马克思所说的物的奴役0,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发展民主政治,厉行法治,才能充分保证和实现人民的民主与权利。再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中全面发展的人也必将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品德、精神健康充实的人。这样的人在法治的社会中必定具有法律的观念和意识,依法行为,依法办事,依法维权,依法尽职尽责。全面发展的人从文化的要素上分析必然具有法律的素养,这是不容置疑的。综上所述,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共同推进。同时两者又都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和归宿,都集中在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之下,是人的发展在法律与社会存在方面的具体反映。 三、法律发展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0[5]501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对法律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法律的发展还遵循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首先,这是由法律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的。由法律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这种独立性所决定,法律的发展也呈现出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同步的特点。法律是个相对独立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封闭性的规则体系,它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思考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法律要反映它所依存的社会物质经济条件,但是它必须与经济生活与社会物质条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在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就会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在这一点上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物质经济条件的一定的超然性、超脱性或者说疏离意识。恩格斯曾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长度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0[6]488其次,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根源于法律所具有的自身的特殊历史。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一定法律文化传统不断传承、变革、并在变革中不断完善和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实的法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法律在当前的延续、继承和发展。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法系,特别是两大法系都既保持了本法系中那些固有的不变的历史因素,也发展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文化特征,这些都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历史见证,是法律传统相对独立的过程性表现。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两大法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但这也不能真正带来两大法系的完全融合,世界主要法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法律传统或者说法律发展历史的相对独立性。再次,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根源于法律所依存的制度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在社会文明的划分方面,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人们倾向于三分法0º,因为制度文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文明,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明样式,它既是一切社会文明的关键内核,也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叉关系。(如图1)[7]图1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图1中制度文明是图中的小椭圆,它与其他文明是交叉关系,包含了所有其他文明的制度性内容)法律作为人类制度生活与制度实践的集中表现形式,反映了人们社会关系生活的制度状况,它的发展体现了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积极成果,也就是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关系的不断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发展成果的制度形式,最终体现为人们制度建设和制度生活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法律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存在的是一种交叉关系。(如图2)图2法律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及其他发展的关系(图2中法律发展是图中的小椭圆,它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是交叉关系,包含了所有其他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内容)最后,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还根源于法律实践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发展植根于法律的实践。包括法学理论研究在内的法律实践,是相对自治的学术理论系统、制度实践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发展乃至于法律行为规范的发展都是自治的领域,它有一套独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是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实践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作为人类整体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法律实践尽管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发生联系,并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是法律实践独有的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程序至上思维等思考路线决定了法律发展在诸多种社会发展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共同展示着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塑造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个性空间。 法律与社会论文:城乡二元社会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建议 本文作者：赵桂生工作单位：银川能源学院法学系 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包括宁夏在内全国实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所谓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结构，是指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城镇居民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这种城乡隔离制度，形成了农村和城镇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和农民与城镇居民两种不同的公民身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宁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步于1986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宁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各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职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宁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宁夏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可是在农村，上述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积极探索和完善中，城乡社会保障工作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一、宁夏城镇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一）宁夏城镇相关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1.宁夏城镇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1986年10月，宁夏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成立，隶属于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1987年，宁夏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2年7月宁夏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由市县级统筹到自治区级统筹，明确了养老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走在了全国前列。1998年12月至2010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先后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宁政发(2006)81号)、《关于解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意见》、《关于老龄低保人员贷款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规。解决了私营、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体从业人员、五七工、农场工、家属工等“1995年前离岗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应保未保人员”年老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基本实现了自治区级统筹下的“四个统一”，即企业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和比例统一、养老金的支付项目和标准以及计发办法和调整制度统一、基金的管理统一、调剂使用统一，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相对完善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使得宁夏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十五”期间的67.55万人，上升到了“十一五”期间的107.7万人。从2005年开始，宁夏连续6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达到100%。2.宁夏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1999年8月25日，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积极稳妥地做好宁夏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结合宁夏全区实际，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从2003年3月至2009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宁夏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先后颁布了《关于城镇从业人员个人缴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规、规章，解决了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他个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失业人员、大学生的医疗保障问题。2010年4月27日，为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保障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切实解决医疗保险历史遗留问题，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宁夏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促使城镇居民参保人数的不断上升，城镇居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快速增长。城镇低收入群体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积极性不断增高。2007年底，全区有78.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比2003年增加30.25万人，增长63.0％，其中在职职工56.91万人，比2003年增加21.53万人，增长60.9％，退休人员21.39万人，比2003年增加8.72万人，增长68.8％[1]。截至2010年，宁夏全区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上升至177.95万人，全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86.3%；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91.9%。3.宁夏城镇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宁夏失业保险于1986年10月起步，2002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开始实施。2007年底，全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为40.1万人，比2001年增长14.2％。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23万人，比2001年增长82.8％。2007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63亿元，比2001年增长2.1倍。失业保险基金支出0.82亿元，比2001年增长5.3倍。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82亿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失业保险收入5.55元，比2002年增长1.3倍；人均缴纳的失业保险19.7元，比2002年增长96.2％[2]。截至2010年年底，宁夏全区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上升至55.8万人。2011年5月6日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第32号令)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宁夏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490元—585元。 （二）宁夏城镇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是一个较为边缘的制度。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失业、下岗浪潮问题导致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彻底改变了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2003年，宁夏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定并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随后，宁夏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扶持残疾人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关于老龄低保人员贷款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社会救助法规、规章。宁夏城镇社会救助制度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走向了分层次救助、配套救助和分类救助，即对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配套救助和对残疾人、老年人、大学生、未成年人、重病人等特殊人群分类救助。 （三）宁夏城镇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为深化宁夏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加快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进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宁夏民政厅于2004年7月出台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2009年11月16日自治区民政厅又正式出台《宁夏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从收养对象、收养范围等六方面规范全区社会福利机构。2004年，宁夏60岁以上的老人有40多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到2010年，宁夏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10%，步入老龄社会，故宁夏人民政府从2009年5月起，对凡具有本自治区户口且年龄在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即192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的农村老年人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按月发放基本生活津贴。一些社会与人口问题专家认为，宁夏属于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是在全国第一个建立起普惠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的省份。“高龄老人津贴”是应对我国老龄社会来临的有益探索，也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突破。宁夏高龄老人津贴政策入选“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 二、宁夏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一）宁夏农村相关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1.宁夏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首先要使农业人口按照现代化的国家标志降到30%以下时，我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才可能实现。然而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宁夏常住人口为6301350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018347人，占47.9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283003人，占52.10%[3]。宁夏从2011年7月1日起，在全区22个县、市、区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可根据自己收入选择档次缴费并享受相关待遇，实现了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比国家和自治区计划提前了十年和两年。这有力地驳斥了上述观点。宁夏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8月已实现县、市、区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已有164万人参保，有33.6万名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领到了基础养老金。2.宁夏农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2007年，宁夏在全区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7月1日宁夏又出台了《农村特困户和特重大疾病救助办法》。截至2010年年底，宁夏22个县（市、区）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参合农民达372万多人，参合率达到9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群众医药费负担明显减轻，因病致贫和返贫状况得到缓解。2010年10月14日宁夏人民政府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从2011年1月1日起，宁夏石嘴山市、固原市在全区率先实行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此举打破城乡户籍、身份限制，而且城乡居民参保实行“一制多档”。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可以任意选择参保档次，享受同一个医保药品目录，农村中的老年人、老病号也可根据身体健康状况，选择住院报销比例更高的第三档缴费，甚至部分地区农民的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比城镇居民还高。2011年10810月1日起，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市将启动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标志着宁夏医疗保险均打破城乡二元制，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城乡统筹。 （二）宁夏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宁夏于1999年在全区农业县（市、区）建立了特困灾民基本生活救助制度。2002年以来，相继在原银川市郊区、彭阳县等地开展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2003年5月，自治区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区24个县（市、区）共有特困户14.8万户、55.3万人，已占到全区农业人口的13.7％，其中，因受灾、病残、子女就学、鳏寡孤独、劳动力缺乏致贫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宁夏于2003年11月26日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区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决定》。截至2007年年底宁夏全区因病、因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和生存环境恶劣等原因，确需纳入农村低保的对象约有23万人（含6.5万绝对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人均月补助20元到35元。目前，各县（市、区）已初步建立了农村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制度，部分县（市、区）开展了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实践探索。 （三）宁夏农村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农村社会福利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农村“五保户”设立的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截至2010年11月，宁夏农村共有五保供养老人14122人，其中分散供养8476人，集中供养5646人，集中供养率达40%[3]。全区集中和分散供养对象年供养水平分别为3948元和226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8元和706元。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在“十二五”期间，将新建和改扩建农村敬老院45所，使农村五保供养床位在现有基础上新增3500张。目前，宁夏五保供养体制较2006年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供养设施明显改善，供养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三、目前宁夏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宁夏城镇和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虽然已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统筹，但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虽然宁夏全区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强调的是风险共担和社会公平，较多地体现了社会保险原则；而农村强调的是个人的养老责任，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和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其次，虽然宁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新农合制度全覆盖，但是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城镇居民中相当数量的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其他城镇居民自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以家庭缴费、政府补助的形式存在。在农村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自愿行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和国家两方出资。再次，宁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除了可以进行大病统筹以外，还可以进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则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减轻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返贫的情况出现。第四，2007年，宁夏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年宁夏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人均月补助170元到200元，是农村的8.5倍—5.71倍。宁夏推行农村低保工作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山区补助标准偏低，困难市县配套资金不能到位；二是有一部分生活十分困难的群众没有纳入低保，这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结语 分析宁夏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将有利于加快宁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是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优秀内容。加快完善宁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保障宁夏各族人民基本生活、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将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4]。 法律与社会论文:剖析社会参与原则与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完善 摘要：犯罪控制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的演变，是现代国家犯罪控制机制的必然选择。社会参与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五项原则之一，对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基于审计的腐败发现、防御与治理功能，审计被多项区域性、国际性反腐败公约列为腐败治理的积极性预防措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是中国审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腐败的预防与控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社会审计权理论为指导完善社会审计法律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参与原则；社会审计 一、社会参与：国际预防性反腐败 政策的基本原则与重要措施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里程碑”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文以下简称《公约》)的签署，是国际社会进入联手打击腐败犯罪新时代的标志。在《公约》所建构的由预防、惩治(定罪与执法)与合作机制组成的腐败治理机制体系中，确立“预防措施”的基础地位是《公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腐败预防政策五项原则”源于《公约》第5条“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Preventiveanti－corruptionp01iciesandpractices)的规定，“五项原则”包括：法治原则(TheprincipleoftherIlleoflaw)、妥善管理公共事务与公共财产原则(Theprinciple0fpropermanagement0fpublicaffairsandpublicproperty)和社会参与原则(Theprinciple0fpromotetheparticipation0fsociety)、透明度原则(Theprinciple0ftransparency)和问责制原则(Theprinciple0faccountability)。在我们看来，《公约》之所以倡导社会参与腐败治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约》面对腐败恶性发展以至蔓延、泛滥的形势，出于提高腐败治理效益的追求，表明了对传统的国家垄断腐败治理模式不足的深刻认识；二是《公约》将社会参与作为腐败治理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对民主政治社会治理理念的积极回应，民主政治理论为《公约》社会参与原则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将社会参与纳入腐败预防政策基本原则只是《公约》创新腐败预防机制的第一步，《公约》还通过第13条“社会参与”(Participation0fsociety)的规定将之具体化，《公约》所规定的社会参与形式与机制包括： 1.社会参与的基本类型：个体参与与团体参与 《公约》提出，“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例如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和社区组织等，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存在、根源、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显然，《公约》在社会参与腐败治理模式上提出了两种可选模式。(1)个体参与模式。个体参与由国家组织或主导的犯罪治理活动，是社会参与最原初、最基本的形式，个体参与犯罪治理的理念源于人类对犯罪危害否定评价而产生的社会正义观念。个体参与犯罪治理不仅降低了社会对犯罪的容忍度，也更加易于构建远离犯罪侵害的社会文化与环境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个体以揭露犯罪、参与犯罪矫治为优秀的犯罪治理活动，也现实增加了犯罪的发现机率，提高了刑罚的治理效益。然而，在肯定社会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活动积极意义的同时，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社会参与如果完全以单独、个体的方式行使，则可能会因参与方式所无法回避的自发性、散在性与非技术性，而影响社会参与功能的实现，在客观上贬损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活动的积极效能。正是基于对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局限性的充分认识，国家重视团体参与的价值，并逐步确立了团体参与模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2)社会参与模式。社会参与是“公民基于一定的利益动机，通过投票、民意测验、结社、舆论、游行等途径表达其愿望和意志，藉以参与国家生活的合法行为”。团体参与的主体一般是非公共部门以外的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其基本属性有：一是组织性。团体的组织性表现为特定团体是以实体形式参与社会治理，尽管团体由个体组成，但是，因团体所具有的组织性而明显提高了参与力度，同时，组织性还意味着目的性，团体成员基于特定目的聚合成一个整体，目的性是维系团体存在的基本条件，团体的有组织性是参与效力的保证。二是非公共性。以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团体，其参与国家治理活动并非是基于国家法律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安排，而纯粹是基于团体自发的意志而展开。三是技术性。通常情况下，团体参与具有特定的技术手段，其参与效能也会因此而大为提高。 2.社会参与的具体机制 《公约》倡导的社会参与机制包括：一是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促进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二是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三是开展有助于不容忍腐败的公众宣传活动，以及包括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方案；四是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的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 二、社会审计法律制度： 运行机理与制度缺陷 1.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运行机理 现代社会审计制度滥觞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工业革命引发的扩大产业规模风潮孕育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监督受托经济责任需要而产生的独立审计要求，为现代社会审计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社会审计肇始于最早启动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1844年英国第一部《股份公司法》规定了监事审计的法定义务，首开社会审计制度法定化之先河。其后，历经“独立第三人审计”、“独立会计审计”的发展实现了向真正意义“社会审计”的转型。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社会审计传人美国，基于银行与证券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导致社会审计目标变化，社会审计制度开始转型。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向证券交易所提交由注册会计师审定的财务报告，开创了社会审计财务报表审计的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由单一型向双重型乃至多重型结构变化，对社会审计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为：一是随着被审计单位规模的日益扩大要求独立审计机构规模扩大，使会计师事务所需要不断合并以适应其客户规模发展的要求。二是使得会计报表审计的内容呈扩大趋势，由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期末数的核实，扩大到期中数据、预测数据和物价变动数据的复核。中国社会审计制度最早可追溯至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现代社会审计制度的再次确立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1997年《证券法》的及修订、《公司法》的修订，中国企业年报审计制度得以全面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项法定审计制度，注册会计师参与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已得到多项法律的确认。 受托经济责任观主张，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其目的是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得到全面有效履行。审计产生于委托人了解人对其委托财产经管状况的需要，在委托人远离财产经营过程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人提交的反映受托财产经管情况的会计报告，而该报告又是由人编制的，其公正性易受质疑，委托人为获得真实的会计信息，就产生了聘用外部审计的需要。社会审计是以独立社会力量实施的社会经济控制活动，尽管从浅层看，现代社会审计产生于保障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要求，早期的社会审计仅以独立第三人(监事)的经济评价为必要，但从深层看，一国经济秩序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宏观经济秩序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保障也间接保护了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现代社会审计制度产生初期，尽管“监事审计”与纯粹的民间会计师审计均具个体性，但是，由“独立第三人”介入经济运行评价活动本身，已使得社会审计具有社会参与性。其后，当资本主义经济由简单的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乃至金融市场经济后，确保宏观经济秩序运行的安全，成为社会审计关注的重点。现代社会审计制度在其发展中参与经济评价的主体也发生深刻变化，注册会计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成为社会经济评价与控制活动的重要力量，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入参与，检查企业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一贯性，检查企业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情况，履行社经济秩序运行风险评估功能。注册会计师在现代社会审计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参与经济控制活动的发端。 2.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制度缺陷 传统社会审计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功能缺位问题。受托经济责任主体就社会审计事项自愿与注册会计师达成有偿审计委托协议，并将社会审计报告提交相应使用者的行为，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这是一种“开放性三角结构”，表现为：一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主体多元。社会审计法律关系包括三方关系主体，第一方是社会审计法定义务主体的被审计者(通常为社会审计委托者、会计信息提供者)；第二方是承担社会审计职责的注册会计师；第三方是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包括，财产所有者；法定报告主体，以及其他报告使用者)。二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内容复杂。社会审计法律关系是一种独立的“双边”结构而非封闭的多边结构。被审计者与审计者之间是双务关系，以第一关系主体向第二关系主体支付鉴证行为的对价，第二关系主体履行鉴证行为，作为权利义务的内容；被审计者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间是单务关系，以被审计者履行社会审计报告提交义务为内容，提交行为的履行标志着市场经济主体法定义务的完成。在既定的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中，法律并未规定审计者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者不存在现实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三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以被审计者为轴心，由于社会审计是市场经济主体法规定的义务，被审计者作为受托经济责任的受托者是委托审计关系的发起者，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之报告责任的需要，而成为审计报告的提交者。作为委托审计关系的发起者，被审计者享有对审计者的选择权，而审计者基于参与社会审计关系的有偿性与被动性，易于为被审计者的需求所控制。 权利义务关系均衡、平等是法律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关系良性运行的基础。审计者权利的有限性与义务的无限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审计权利义务不均衡是产生审计者责任风险的根本原因。现行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以被审计者为轴心，由于审计者通过社会审计做出的审计评价，既有证明或评价受托者受托责任的鉴证作用，还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利益的作用，在审计者与审计报告者之间存在隐性财产收益影响关系，且该关系并不具有法律关系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审计报告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使用的无偿性，而基于审计者与被审计者间的有偿关系，以及注册会计师参与社会审计活动的被选择性，易产生社会审计报告根据委托者意愿完成，无法发挥经济评价功能的结果。 三、社会审计权理论：改革与完善 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出发点 1.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必要性 《公约》在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制定中关于社会参与原则与机制的规定，体现了高度重视社会参与之于腐败治理作用的理念。社会参与是公民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形式，根据社会参与理论而形成的社会审计权理论对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进行改革，能够促进社会审计功能的科学化。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于： (1)既有社会审计目标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审计理论认为，审计总目标是根据审计授权人和委托人的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或个人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的监督、鉴证与评价，是一种带有战略性的综合性目标，必须体现国家实行审计监督的需要。中国《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4条规定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意见。”这种目标定位因存在应然功能认识的缺位，人为限缩了社会审计的积极价值。以中国在腐败治理中意欲构建的具有预防战略意义的预防性机制为例，当商业贿赂未呈泛滥之势前，中国部分地区曾提出通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商业贿赂犯罪防范效率的构想。“市场准入”制度是指由具有一定经济鉴证功能的独立社会主体，对拟参与竞争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记录予以鉴证，并由特定社会机构对鉴证予以认定，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与一定规模的(通常指国家基建项目)市场竞争的制度。在该制度构建中所遭遇的现实困难是，应由何主体做出市场主体无商业贿赂记录鉴定的问题。市场准入制度所需要的技术资源与传统社会审计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其关联性在于，这种鉴定在本质上仍属于对市场经济主体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状况的评价，是对被审计对象的财务会计报表审计中能够检测的问题，社会审计能够承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审计的责任；其区别则在于，这种鉴定在本质上属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由于承担社会经济评价的主体未将这一职能纳入经济审计的范围，导致该制度难以启动。拓展社会审计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实现由传统的以受托经济责任为优秀的社会审计，向以市场经济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为优秀的社会审计的转化刻不容缓。 (2)构建于既有社会审计理论之上的社会审计机制面临运行困境。社会审计委托关系是社会审计制度的优秀，中外社会审计理论通常采用“独立三角关系”，即，“审计人独立于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两方之外，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超然存在，从而在形式上保证了审计人的独立性。”[8]但在实践中，由于对作为委托人的市场主体配置了优位权利，导致“独立三角关系”向“伪三角关系”的异化，当“审计人与被审计人结为利益耦合体”时，社会审计积极功能的实现也就成了理论者的“梦想”。社会审计理论与实务界为探寻解决既有困境提出过两套方案：一是改变既有社会审计的基础轴心关系，确保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将承担社会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作为社会审计法律关系的轴心，重新确立其与审计报告使用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后者承担经济鉴证行为的报酬，以消除注册会计师实施社会审计中的利益困境，确保评价活动公允。二是在倡导社会审计是市场经济主体法定义务的同时，倡导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以强化其职业责任意识。但是，这些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社会审计制度的困境。要充分发挥社会审计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必须重新建构社会审计理论的基础，而社会审计权理论是解决既有社会审计问题的最佳方案。 (3)社会审计权理论提升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尽管基于监督受托经济责任主体的需要，接受社会审计被市场主体法律规定为受托人的一项法定义务，社会审计也由此获得“法定审计”的“至上”地位，但是，在传统社会审计机制中，承担独立审计职能的注册会计师的权利配置并未受到立法特别“关照”，行使优位监督权的审计者不得不以与被监督者平等的身份加入到具有契约关系的委托合同之中，且在现实的法律资源配置上，被审计主体攫取了更具强势的权利，贬损了社会审计发现与评估功能，在根本上影响社会审计发挥积极功能。将社会审计权作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一项基本权利，要求立法要为权利的实现配置必要的法律机制以扩大社会治理的效果。 2.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基础 (1)社会审计权的法理基础：社会参与权的经济表达方式 社会审计权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公众具有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权利。传统社会中，人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政府，因而人们提出政治民主诉求，并获得宪法确认与保障。但民主并不只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只是半个民主，它分配给人民的只是全部社会力量的一半，社会力量的完整内涵还应包括经济力量。只有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都民主化，我们才真正拥有民主这一为人类设立的社会结构。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不仅使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也不断拓展公民权利的领域与范围。“在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一社会二元并存，多元利益群体日益形成的局面下，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国家权力不再是控制社会生活的惟一手段与资源。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开始拥有自己的一些物质与精神资源，从而也能运用这些资源，对社会与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支配力。这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它同国家权力是并存和互补互动的。”随着民主政治理念的确立，公民的社会参与权得到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确认，市民社会的发展又将公民参与权拓展到对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权力监督的范围，“经济权力审计监控是指利用审计对经济权力的行使者所进行的监督和控制，以防止经济权力运行中的异化，遏制腐败的发生，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公民参与经济权力运行监督就是作为社会经济控制权优秀的社会审计。 (2)社会审计权的观念基础：“社会公众是注册会计师的惟一委托人” “社会公众是注册会计师的惟一委托入”是西方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的一句名言，用以揭示注册会计师的公众利益守夜人地位，这一观念对于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具有重要的观念导向作用。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审计权以公正性为惟一标准。基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对象的广泛性，以及社会审计报告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面对的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基于社会公众委托而行使的社会审计权利，基于社会审计权的基本要求，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不仅具有合同属性，更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属性。而义务对象的公众性要求必须为注册会计师配置履行社会责任所必要的权利。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所负担的社会公众责任，义务对象的无限性决定了权利性质的整体性，这一特征吻合了建构社会审计权的初衷。将注册会计师履行受托社会审计义务的行为，转换为代表社会公众对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鉴证的权利，可确保注册会计师超脱于实然的社会审计委托关系，并基于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负责的精神，发表反映客观事实的审计报告，这种观念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切实履行维护社会公众经济利益的责任。 (3)社会审计权的实践基础：独立审计师的经济监督活动 社会审计权并非凭空产生的社会实体权，而是构建于深厚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审计权是由独立审计师行使的一项具体权利，任何公民均享有参与国家管理权，社会审计权的权利主体具有广泛性，但是，由审计的技术专有性与职能专业性所决定，专业知识的障碍使得社会审计权并非全体国民能够行使的直接权利，而只能作为间接权利委诸具备专业知识要求的代表。《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适应注册会计师应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业务的需要，将注册会计师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拓展到会计、审计、财务、税务、相关法律及相关知识，以及组织和企业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领域，这一基本资质条件表明，社会审计权须以特定受委托主体行使为必要。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由审计委托者、审计者和被审计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和构成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 3.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1)社会审计权的性质：以经济运行控制为优秀的社会责任监督权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时，为了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首先要研究评价企业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这是独立审计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审计权作为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控制的一项基本权利，必然导致社会审计权利主体与内容的根本变化，表现为：一是社会审计权的权利主体包括财产所有者、潜在投资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二是社会审计权以社会参与经济运行控制为优秀，对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内部对经济权力的控制状况，而与经济运行相关，并直接决定经济运行秩序的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社会廉政文化建设义务的情况，也是社会审计权监督的内容。三是社会审计是促使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手段，它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促使市场主体选择实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行为。 (2)社会审计权的目标：建构以独立会计师为轴心的线性运行结构 以社会审计权理论作为完善现行社会审计理论的基础，其目标是要提高社会审计在参与社会管理及经济控制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审计权的运行应将拥有独立监督社会经济管制的独立会计师作为整个社会审计权运行的中心，将承担受托经济责任的市场经济主体接受审计的法定义务，调整为向具有独立监督权的社会审计组织提交真实的会计资料的义务，将既有的社会审计服务性调整为监督性权力，提升社会审计权的内容。 (3)社会审计权的实现：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著名审计学家R.K.莫茨和H.A.夏拉夫在1961年出版的《审计理论结构》中讲到，注册会计师不仅对其委托人和信赖于他的意见的人负有责任，而且作为职业专家，他们对经济社会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注册会计师成为社会公众行使社会审计权的代表，独立行使社会公众所享有的社会审计权，也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注册会计师为企业所有者、所有社会成员监督企业的运营，保护的不是一部分人的财富与利益，其社会责任要求不仅要考虑现实投资者的利益，还要考虑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职业，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东方电影论文:电影东方情感管理论文 中庸为度节制含蓄 在全球化谈论日趋明确的背景中，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生存成为迫切的话题。其实，东方电影的特殊艺术风范，在许多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电影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电影当然应该认识我们的艺术根基，找到继承创新的新的路径。中国电影艺术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包括情感表达、叙事方法、风格格调表现、教育教化意识、悲剧喜剧的现实择取、人生伦理的有意识偏向、对现实的主观关注与潜意识疏离等等。这里较为关键的是情感表达方式。东方电影的情感表达最为真切地透露了与西方电影的区别，由此衍生的行为表现、表现手段、电影风格都别具一格。 中国电影文化的艺术情感形态相当显要地突出情感表现形态特点：即崇尚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看，中国电影有偏向教化的倾向，但显然不就是死板的理性教诲，由于民族传统的延续，情感的抒发也有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和西方崇尚直观表露感情，外露大胆的情爱渲染相比，更重蕴藉内敛的特点。比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儒家倡导中庸，但不仅仅是中庸，而且应当加上有限制的突破。古人谓“不得中行则思狂狷”，首先是中行──即不偏不倚，在情感上就是含而不露。其次是允许不能中行则不妨狂狷──即突破成规，在情感上就是偏激。把情势烘托到不能不被迫起来反抗斗争，从而显示合理性。像《神女》中的阮嫂，无可奈何是她的基本形态，当最后一点血汗钱也被搜刮走时，她不能不狂了，爆发是动人的美丽的。当然，狂狷毕竟不多。真实表现上举的中国人这份情感的电影相当多。我们从近百年中国电影名片中可以看到无穷的例子。反过来，往往在试图突破这种感觉的影片中，遭到较多非难。从改革开放艰难出现的接吻镜头，到对涉及情感表现的必要人体表现，再到复杂的多角情感纠葛，中国电影逐步改变丰富着情感表现的内容和尺度，但由心理感觉和习惯传统构成的节制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审美基础。 可见，中国电影民族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人物情感的存在方式。即不到万不得已不至于爆发，先是压抑，再是蓄势，然后可能冲破而出，人们习惯于承受那张弛之间的感受，为其间的感情而动容。整体呈现压抑人生的费穆代表作《小城之春》就是典型，那种情不得舒畅而出的气氛颇为动人，影片自始自终没有过于张扬的外露情感，就是在试探中动情却也缓缓泄下，终于是女主人公走上城头，舒散内心。我们也伴随之暗暗舒口气。吴永刚《神女》中的阮嫂也是让其受尽威逼，心灵摧残，忍无可忍方有最终的一次爆发。但随之而来的仍旧是关入狱中，新一轮的情感折磨让人平添惆怅。及至1990年代新生代的《巫山云雨》等电影也都是如此。 不言而喻，中国电影传统中的隐忍的人生情感占了主体，它培养了和适应着观众要求，又折射着文化的基本成色。出色把握民族情感认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典范，影片中的女性，外向张狂者如“抗战夫人”王丽珍令人厌之，“沦陷夫人”素芬令人怜之，“接收夫人”何文艳则给人复杂之感。特别是在王丽珍的淫威糜乱的生活情感衬托下，素芬的忍耐、期待而忠贞如一的情感深深打动人心。《小城之春》中女性周玉纹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是和她充分体现了民族情感的含蓄隐忍特点，但内心又富含复杂情感，并时时欲奔突而出却一再收敛压抑。费穆的确准确掌握着中国女性情感的“度”。同样，《祝福》中祥林嫂的节制自责也颇为动人，加深了这一形象的悲剧情感力量。 中国电影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和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也不能不影响到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这种崇尚节制含蓄的创作思路，特别表现在男女情感的交往中，不用说张狂的，就是现代人随意的接吻牵手也变成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高潮点，不到要害不会轻易表现。它也许暗合着传统的可以心猿意马但非礼勿视的礼教规范，但实际上制造着含蓄朦胧的审美效果。从《锦上添花》赵子岳追人到《甜蜜的事业》开始的慢镜头追逐，到周晓文《疯狂的代价》片头朦胧化的姐妹沐浴镜头仍旧引起议论纷纷，都在提示我们关于民族审美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本能维护，对于后来者的创作是需要认识其中三味的。 言外之意天人合一 在情感表现上另一个景观也应当重视，即中国电影的“言外之意”的表述方式。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镜语系统的特殊性是值得分析的。在相当写实的影片中，我们常常容易找到空灵的表现形式，比如对中国电影传统化表现印记很深的谢晋来说，《天云山传奇》的开始，用了歌声、书法酿就的画面和随之的不断推进的镜头，开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故事，在伴随歌声的无叙事意义的画幅中，颇含感染意义的东西就开始打动观众。注重气氛和先声夺人含义的企图就成为中国电影的明显特点。这种东西随着时代愈是往回推，愈能看到突出的例证。在《小城之春》中，残墙和废园为代表，包括药包、兰花、脚步、纱巾在内，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情感的意味，深深的感伤气息浸透到人物的骨子里去。在更早的《大路》中，人物死而复生的叠印画面是相当令人惊奇的，它所表达的不是事实的有无，而是超乎感情的精神存在。显然，中国电影最明显表现民族特性的莫过于我们常见的“妙处难与君说”的表意方式，讲求言外之意趣味。电影是实有的影像，写实的方法又明显为中国电影所常用，但偏偏在影片中，我们时常发现创作者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叙述之外的手段来表达主观情调，或是暗示叙事之外的情感内容。 传统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空镜头的频繁运用。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影名片中，对剧情可有可无的空镜就已经出现，比如《十字街头》，表现老赵和小杨情感相协时切入两只白鸽互相抚慰的镜头，类似的表现在1960年代的《早春二月》和近1980年代的《小花》中都可以找到。在1950、60年代及至1980年代的许多中国电影里，传承下来的一要抒情，无论悲欢，都可能把镜头转向茫茫天宇、或汹汹浪涛、或阴霾锁闭、或狂风肆虐的自然。在1990年代的电影里，依然可以找到类乎于《早春二月》中表现个人在与社会环境冲突时风狂雨斜、涟漪四散的情景。在这一表现形式的得宠之中，无疑有民族很深的抒情情怀和哲学观念的影子。也许用试图实现“天人合一”来索解会发现其中的内涵。以水华的《伤逝》和《林则徐》为例，前者的异性相通心花怒放的感情，不是西方以人为体的表述方式，肌肤之爱不是归属，那是达到感官动情的程度；中国人反而在情感相通时追求与人体外界沟通的形式，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怀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秋风；而今听雨僧楼下，鬓已星星也。……点滴到天明”的情感衬托；“客亦知乎水与月乎？……而又何羡乎？”的物我呼应。这里的人不是人本身，而是带有和天地万物交相呼应的生灵。中国文化对人的认定，是开阔而灵动的，人与天地的交融和谐才是最高境界，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才是人的价值体现的效果。在《红高粱》中的高粱婆娑，《黄土地》的黄土绵延、黄河喧唱、求天降雨的浩荡人流，《青春祭》中广漠山地中的孤立个人，《乡音》中人与重峦叠嶂山野的呼应，等等，莫不是这种人与自然交融的人生境界。及至《林则徐》送别场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虽只是空镜透视人生情感，而追求天人合一的隐蔽意念却是可以感悟到的。 相比于对空镜头的偏好，歌曲的频繁穿插，也是中国电影特别突出的现象，直至21世纪的一些电影依然如故，这似乎也同样体现了言外之意的表达效果。自1930年代有声片出现后，插曲于影片就几乎必不可少。成功者如《渔光曲》（当然还不是完整的有声片）中插曲，凄婉动人。《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传达人物心境神情，恰到好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抒情点题，苍凉而悲愤，是影片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建国后的《红色娘子军》插曲对制造气氛和强化主题也意义明显。从《冰山上的来客》、《小花》、《归心似箭》，直到1990年代的许多电影，歌曲和电影如影随形，难以割舍。中国电影有脍炙人口的好插曲，但中国电影的歌曲明显是在表达一种国人的观念，即表现某种“意味”，当无法抑制住的情感又不能在故事中体现时，突然歌曲划过空气向观众扑来，如此多番，颇为时尚。 应当指出，中国电影歌曲的作用不同于印度电影的载歌载舞，那多是叙事内容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歌曲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言外之意”的表意方式，它更多并非内容之必须，却是气氛、意味之必要──在编导看来是如此。追溯起来还是和传统民族心理有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者，当叙事重在理念的表现时，歌曲就成了衬托情感、弥补形象的方式，但凡抒情的功能都用歌曲来表现，不管先声夺人，还是与内容同一步骤，或是后补抒情，延续情感，中国电影的歌曲是一道不可少的风景线，直至滥情，甚至令人生厌。我们时常奇怪，何以歌曲有那样大的魅力，使编导一而再、再而三的炮制插入？看来，习惯定式、迁就惯例、甚至是无能者都自觉意识到没有歌曲影片将乏味，是导致歌曲不绝如缕的主要外在原因。但实际上，歌曲与中国人的情感流脉是息息相关的，恰当的出现和中国电影本质上的民族风味就会实现“天人合一”。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优秀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优秀。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优秀，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 方楠（1982―），男，吉林长春人，大连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三维动画。 东方电影论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东方李安的西方电影哲学 很多媒体都在说这次李安和《少年派》居然能击败呼声最高的斯皮尔伯格和《林肯》，堪称本届奥斯卡的最大黑马。但是，这话在稍微了解李安和奥斯卡游戏规则的圈内人听来，便显得多少有些可笑了。这绝不是马后炮，假设李安及《少年派》此次颗粒无收，则不足为奇，但如现在般有重量级的斩获，坦率的说，也完全在意料之中。回顾李安在好莱坞打拼的几部作品，便会发现他与吴宇森、成龙等华人导演的不同风格后者是熟练的运用好莱坞的表达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李安则是鲜明的使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来讲演绎好莱坞的故事。 前戏：貌似冗长却值得细细一品 通常来说，一部好电影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然会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少年派》也不例外，本片2012年11月22日在国内上映后，不少网友乃至影迷都反映影片“不过瘾”，特别是全片的铺垫部分太长，搞得人昏昏欲睡。然而，熟悉李安导演及其作品风格的资深影迷多半会不以为然，甚至在观看中会心一笑。因为这正是李安的特点即使是商业娱乐片，在情感诉求方面他也会表达的很细致也许这就是很多人戏谑的“太文艺”。然而，随着本片在国内的全面公映，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由衷地体味到这段几近全片四分之一的所谓“前戏”的精妙之处。 在看完了少年派的海上漂流历险后，才能由衷的感叹信仰对一个人所起到的支撑作用究竟有多大派在儿时同时虔诚信奉多种宗教，或许在皈依时存在着孩提时代的新奇和幻想，但正是在这潜移默化之中，这些信仰演化成“生生不息”的强大信念，推动他终于“抵达了光明的彼岸”。至此，便会更加理解李导对“前戏”着墨如此之多的良苦用心有了如此坚定的信念，少年派的漂流可称“奇幻”，但绝不梦幻更非幻梦，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使人信服的真人真事。 正片：东方隐谕与西方历险的巧妙交汇 不管李安接手《少年派》的初衷如何，但无论出品方还是发行商，甚至也包括大多数观众都会将少年和老虎“同舟共济”的海上奇遇视作是本片的最大看点。而从影片最后呈现的效果来看也的确如此威风凛凛的斑斓猛虎、划过长空的巨鲸、美轮美奂的浮岛夜景，莫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但作为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则会在这场时而令人揪心、时而令人惊喜的一人一虎一舟的生死拷问中读懂李安的中国式哲学思考。 少年派在长达200多天的漫漫漂流中，困惑过、绝望过、挫败过，这不仅仅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更突显了许多“很中国”的元素。如对大自然的敬畏（派在暴风雨中高声的赞诵）；天人合 一达至和谐境界（自制蒸馏水、钓鱼捕鱼、果断离岛）。不管这是不是李安的刻意为之，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舒心。 对于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好莱坞超级爆米花大片轰炸的诸多中国影迷，在观看本片之后或会发出一声感叹：“如果是某某拍，肯定会拍得更给力，更抓眼球”，持此论调者所言非虚。但李安就是李安，他将中国传统的“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与西方的“小人物亦有大作为”漂亮地连结到了一起，从而使得本片有了奥斯卡一向偏爱的所谓技术含量即一部电影在普世价值观的阐释上一定要有过人之处。因此，不太商业化的少年奇幻漂流让每每纠结于“太商业”“太文艺”的奥斯卡评委难得的释然了一回：这是一部各类观众可以各取所需的好电影。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 朱艳芳（1980―），女，湖北宜昌人，设计艺术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理论、景观园林设计。张咏梅（1977―），男，安徽安庆人，设计艺术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理论、景观园林设计。 东方电影论文:探析电影《少女小渔》中的东方式精神 【摘 要】《少女小渔》以几个海外移民的挣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大背景，这种碰撞不仅存在于小渔的时代更是当今时代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电影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让我们在一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子――小渔身上看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背景下东方文化的超越之道即东方式精神。 【关键词】《少女小渔》；东方式精神；东西文化碰撞 电影《少女小渔》讲述了留美大学生江伟为帮同来的女友小渔获得绿卡，被迫安排小渔与年届六十的失意作家老头马里奥假结婚的故事。这部电影刻画出了中西文化撞击的特殊情景，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少女小渔》以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小渔作为东方文化的载体，将其置于移民大潮带来的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中，立意是在探讨东方文明在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道路选择。电影以形象化的描写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东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不在于模仿西方激进的文化态度而失去自身文化的精神支柱，最根本的应该是自身东方式的精神升华。 一、东方女性形象 少女小渔是电影中十分典型的一个东方女性形象，她隐忍、坚韧、忠心、善良而又无私，但将这个形象至于海外移民东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小渔就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代表，故事在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的语境中演绎出来，少女小渔遂成为了“中国”的镜像。小渔的无奈、痛苦和挣扎，则更像是东方精神在西方强势文化环境下的艰难生存和抗争。 依赖性：小渔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其具有对男性的本能的依赖性。在电影一开头，小渔以“躲避”的形式出场。一条大红裙子，刷刷刷跑上天台，然后很专业地躲起来；在厨房中，马里奥曾问小渔：“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她笑了，腼腆地轻吐一个名字：“江伟。”这就是小渔，她为别人而活着，为了一个人，江伟，背井离乡，为她一厢情愿以为可以爱的男人顺理成章地牺牲掉尊严和自我。而江伟把她馈赠的爱情当作一种习惯，一种依赖和欲望的需求。专横和霸道成为他对爱情的另一注解。另一个场景是小渔和江伟两个人兴致勃勃地烧了一只螃蟹，满怀欣喜地拌着酱油分在小碟子里吃地津津有味，江伟在吃蟹身，小渔吃蟹脚。而小渔正如一只又一只的蟹脚，以为只有依附着江伟才有生存的意义。对于影片中的另一个男人，马里奥，小渔其实也存在着依赖。小渔在张伟家见到那个上海来的酒吧服务员，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出了张伟背叛的端倪，在回去马里奥家的路上，小渔为马里奥买了一份报纸并主动地与马里奥交谈。小渔就如一个受伤的少女，企图在给予别人关怀的同时寻求心灵的慰藉。其实小渔不仅仅是给予马里奥关怀，小渔和马里奥之间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 善良与感化性：小渔无疑是善良的。她将自己置于别人之下，她以江伟为先，以马里奥为先，甚至马里奥的妻子丽塔的到与毫不掩饰的排斥，小渔也表现出忍耐与退让。小渔朴素、纯真，她为江伟做饭、等他整夜；毫不犹豫的借钱给马里奥的老友洗衣以及最后在马里奥中风弥留之际，小渔最后选择了守候这个孤单的老人。而小渔在与马里奥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这正是小渔的善良与感化的作用。 女性的自主性：电影中的小渔具有一般东方女性的特性，自主性的缺乏。小渔偷渡到美国纯粹是为了江伟，来到美国之后她也是唯江伟是从。马里奥和江伟在谈假结婚时，问说他女朋友知道不知道假结婚的对象是他这么个糟老头子时，江伟说：“she has no choice . ”也许小渔真的没有选择，但另一方面也是小渔自己放弃了选择的权利。马里奥问她：“你为什么来美国？”小渔的回答是：“为了江伟”。这是的小渔脑中根本就没有自我的概念。但是，小渔在马里奥一次次的教诲“It’s your life”，以及江伟极端自我的表现中，她慢慢地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影片的最后，在江伟的威逼、恐吓之下，她还是留在了马里奥的身边，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同时小渔看待周遭的眼神同样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低头，不再怯懦，而是异样的坚定和自信。 当小渔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被放置于海外移民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小渔不仅仅是小渔，也不仅是一个东方女性的代表，而成为了“中国”的镜像。小渔在江伟、马里奥、丽塔中左右徘徊，艰难选择，也正是东方文化、精神在海外西方强势文明之下的挣扎与寻求出路的过程。影片最后小渔忠于自我，勇敢地做出决定的瞬间，是小渔自主性的发现同时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可以说影片中女性自主性的发现是东方式精神升华的一种具象表现。 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我们可以说看似作为一个中国移民的江伟，实质上是西方强势文明的具象表现。江伟作为一个赴美求学的大学生穷困潦倒，不得不在鱼市里做连自己都觉得肮脏恶心的工作，但江伟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个自尊心、占有欲极强的大男子主义者形象。影片中的床戏是人物的隐形旁白，它将张伟隐藏的狂躁、暴力和占有欲表现得淋漓尽致。江伟搂紧小渔：“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的人。”江伟代表了西方文明在至少是移民环境下的强势，而柔弱、隐忍、善良的小渔这是东方文化的具象表现，她好似被西方的强势文明绑架却也是一种自我捆绑。江伟与小鱼两个形象看似矛盾荒唐的安排，恰恰更好地突出了影片中的东西文化差异。 那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中，东方人和东方文化又如何生存、发展与突破呢？影片中马里奥对小渔自主性的觉醒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马里奥同样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物，郁郁不得志，但他同样是西方文化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可以说，在当时移民的大环境中，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既扮演了“绑架者”又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当中国移民千里迢迢奔赴美国寻找他们的“美国梦”时，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东方精神被西方强势文明压迫蚕食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引导来完成自身的精神觉醒。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无疑是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是我们这些东方精神的承载者，在面对洪流一般的西方文化冲击时的不失文化之根、保持自主性的一种清醒认识和觉悟。然而，我们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对于东方精神升华的引导作用，东方式的精神升华虽根本在于自身，但西方式的积极进取也不失它的借鉴意义。原作者严歌苓说：“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人物是文化冲突的承载者，而文化冲突的缓和又有赖于人性觉醒。 三、东方式精神的现实意义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主义蔓延，作为东方精神的承载者，盲目跟风地追随西方文化只会使自身失去精神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有有一种“文化自主性”，理性地做出选择，以一种东方式精神升华的姿态超越西方强势文明的压迫，打破种族文化的隔阂。《少女小渔》用其特有的方式将一种激烈、复杂的东西方文化碰撞通过小格局的海外移民挣扎生活形象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渔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代表，更是中国的“镜像”，小渔的痛苦与挣扎即当时东方文化在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艰难求生。电影最后小渔女性自主性的觉醒启示我们中国东方文化打破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方法，最优秀、最根本的就是自身东方精神的升华。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东方文化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其发展和进步之道也正在于此。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万达打造东方“好莱坞”牵手奥斯卡创办电影节 王健林称，他不仅想在好莱坞获得更大影响力，还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好莱坞。 300亿的巨额投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影视基地，集影视制作、会展和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功能的特大型影视产业园区――青岛东方影都于9月22日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变成了一场国内外大腕的盛会。美国奥斯卡学院、美国电影协会、美国索尼影业、华纳兄弟、环球影业、派拉蒙、狮门影业、韦恩斯坦影业、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以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巨头悉数到场。此外，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妮可·基德曼、约翰·特拉沃尔塔、凯瑟琳·泽塔·琼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李连杰、梁朝伟、甄子丹、赵薇、黄晓明、徐铮等一连串闪亮的名字也位列其中，整个启动仪式一片星光熠熠。 青岛东方影都除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产业园区外，为了最大发挥产业园的综合优势，美国奥斯卡学院、CAA、WME、UTA、ICM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中国电影家协会已与万达签订协议，将共同支持万达集团，于2016年开始，每年9月举办青岛国际电影节，目前国际电影节正在国家有关部门报批手续。电影节期间，将设奥斯卡日，由奥斯卡学院举办系列主题活动。除此以外，奥斯卡学院还将与万达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同时，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承诺：每年将邀请30位国际一线巨星和导演参加青岛国际电影节。这是86年来奥斯卡学院首度走出美国，支持其他组织举办电影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由于集合了众多世界顶级资源，万达有信心、有能力，力争3至5年将青岛国际电影节打造成世界排名前例的国际电影节，改变中国没有电影文化世界品牌的局面。 如果说电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那么电影节则是一个国家电影的“门脸儿”。就目前国内已有的电影节，无论在影响力与关注度上都无法无法与国际知名电影节媲美。本次与有着成熟运作方式与经验的奥斯卡学院合作，肯定能给传统的中国电影评奖活动，带来新鲜方式，再加上万达纯民营的超脱身份，可以预期未来的青岛国际电影节会有些不一样。至少从启动仪式的阵仗来看，很有可能起点较高、星光亮、巨头多。最起码能够保证参展的片子不会太水吧。 青岛东方影都位于青岛市区西部，项目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影视会展中心、汽车极限秀、万达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滨海酒吧街、国际医院等多个项目，是世界唯一具有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特大型影视产业园区，计划2016年6月项目一期开业，2017年6月影视产业项目全部建成开业。 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外景区设计有欧陆风情、明清古都、阿拉伯世界等多个外景地；制作区有20个摄影棚，有世界最大的1万平方米摄影棚、世界唯一的固定水下摄影棚。制作区还有世界一流的音效、混录、动漫设施和服装、道具、器材加工厂及IMAX全球研发中心。有中国面积最大的电影博物馆和影视名人蜡像馆。 为保证青岛东方影都建成后的成功运营，万达已与多家全球影视巨头和艺人经纪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每年将有30部左右外国电影在此拍摄制作。同时，还计划引进50家以上的国内影视制作公司，确保每年不少于100部国产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制作。 对于东方影都的前景，王建林充满信心，“2018年前，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将超过北美，2023年前将达到北美票房收入的2倍左右。世界电影市场的发展就在中国，原因一是逐渐富起来的13亿中国人口规模；二是每年超过4000块优质电影屏幕的产业发展速度。他还表示：世界电影人士谁更早认识到这点，谁更早与中国合作，谁就能更早受益。”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优秀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优秀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建筑学论文范文:贝幸铭建筑学作品的中国风格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贝幸铭;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中国人文精神;中国式信仰 论文摘要：贝幸铭先生是当今国际建筑界一位享有盛誉的建筑师。他那些盗立于世界各地的建筑作品，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的风采。通过对贝氏若干建筑作品的分析，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中国人文精神体现以及中国式信仰三个方面探究指导其建筑创作的思想理论与手法的脉络。 1引言 贝幸铭先生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18岁那年去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由于这种特定的经历，贝幸铭兼收并蓄了中国人特有的庄重老成与美国所赋予的摆脱历史重荷解放自己的剖新意识。他的建筑作品显得端庄、谦和、精美而且耐人寻味。 贝幸铭的成就及其对当今建筑业的影响自然是不必言说的，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地。但是，这样一个顶级建筑大师却从不写书立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他坚持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所以对他的解读往往要依赖于他浩瀚而精致的作品，而对于建筑的解读又偏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以至于我们对这位大师的看法和观点莫衷一是。这对于我们来讲多少有点遗憾和失落，不过我们也并非无法捕捉这位大师内心深处对建筑的看法和观点，。在贝幸铭的一生当中，他在很多公共场合也留下了只言片语，成为我们的宝贵资料，如果结合他一生的经历和创作历程，慢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大师。 2贝幸铭对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的借鉴 贝幸铭选择香山兴建香山饭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是为了寻找“现代中国建筑之路的探索性提案”，是为了“对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而且，他对香山饭店在施工过程中和建成以后与香山这个特定环境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他提出，应严格控制北京古城区的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所以他采用在水平方向延伸的、结合地形的、高低错落的、院落式的多层建筑。这样将体积约的庞然大物切成许多小块，以达到“不与香山争高低”的目的。同时，在对这些3层一5层的底层建筑设计中，比重较重地加入传统园林建筑的色彩。 在建筑物的设计创作中，贝幸铭放弃了古典式的大屋顶，而代之灰色的小坡。客房各翼的顶层部分采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常见的形式硬山和单坡屋顶。这使人们从地面上看上去时，客屋部分的屋顶形成一种韵律，体现了传统风格。而覆盖在“常春四合院”上面的，采用完全现代化的玻璃采光顶也正是汲取了中国传统的九脊顶精髓。同时他在立面上，仅象征性的用砖贴出一些窗权，在大面积的白墙上挖出一些深色的窗权。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出檐深远的屋顶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中国传统的青色文化，而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平面化的抽象图，各种古典意味的元素全压缩在墙面上，表达出贝幸铭对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理解和重新诊释。从这一点上说，他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一种新的高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选择的道路。 在整个香山饭店的色彩上，也延续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风格，从室外到室内，基本上只三种颜色:白色是主调，白色的墙面，包括外墙和内墙，白色的顶棚、屋架，白色的桌面、茶几和灯具;灰色是仅次于白色的中间色调，在室外用在勒脚、门窗套，联系窗户的装饰格带，屋顶、围墙压项等处，而且一律用磨砖对缝，在室内，用在地毯、卧具、沙发、办公桌椅等处;黄褐色，用作小面积点缀，如墙面花岗石勒脚，木材的楼梯，室内装饰格带，竹制的窗帘等。这三种颜色组织在一起，无论室内室外，都十分统一，和谐高雅，使来到香山饭店的人们，看到每一个细小的部件都不会忘记是在香山饭店，这一点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最难做到。 可见，贝幸铭在设计香山饭店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古建筑的审美方式，使整个空间形态处于一个精心策划的符号系统中，体现出一种历史与现代文化的传承与交融的佣传统建筑的语言符号来和每个人对话，寻求内心深处的共鸣，这也证明了贝幸铭对历史文化与环境的独悟和钟情。 3贝幸铭作品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体现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中英双方艰难的谈判，撒切尔夫人终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协议上签了字。贝幸铭所设计的新香港分行大楼就必然要象征香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汇丰银行的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相形见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此外，它必须让香港的那些资本家们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用贝幸铭的话说，它应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抱负”。在传统的高层建筑中，大楼重量随楼层的增加而增加:楼越高，支柱越粗。建筑师们为了防止大楼侧面发生摇摆就给建筑物绑上横向拉结条，以求稳定。由于香港经常受台风袭击，其横向拉结条的标准是纽约的两倍。如果换了一位不像贝幸铭那样敢于大胆创新的建筑师，在面临这种额外的负担和预算资金不充分的情况时，也许就满足于建造一幢标准的50层盒式楼。然而，汇丰那幢大受赞扬的银行大厦就坐落在两个街段之外的地方。不可避免的竞争促使贝幸铭必须尝试一切建筑形式。考虑到资金、地皮都不如对手，贝幸铭觉得要想取胜就必须在设计和技术上下功夫。 从香山饭店回美国后不久，贝幸铭一家就到卡托那的住宅过周末。在度周末的时候，他顿悟到，中银大厦要像一根竹子，竹子节节高能体现向上的精神，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还符合中国推行现代化的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建筑结构具有柔韧性，不易折断。这个灵感出来后，贝幸铭兴奋不已，让贝建中把一根方形木杆沿纵向切开，做成4个三角扇面柱，再将顶端切成斜面，用橡皮带把柱子绑在一起。当贝幸铭滑动这些柱子，让它们互相分离时，在向上达到柱子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一座体积逐渐缩小、带有壁阶的塔状物出现了;在达到一半高度和四分之三高度时又分别出现了第二和第三座塔状物。剩下的那根柱子继续向上升，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模型做好后，贝幸铭把图纸和由那捆柱子发展成的模型给朋友罗伯深看。罗伯深是一位著名建筑工程师，看后赞叹不已，给予高度评价。 4贝幸铭作品中的中国式信仰 香港是个十分迷信风水的地区。二次大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中国银行那块地皮。许多香港人相信，那让人受尽折磨的凶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地皮。贝幸铭是一个不相信风水的人，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相信风水，但是在风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压力，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他表示风水是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临水，大门要朝南。在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工作时，贝幸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 中国银行给贝幸铭发来电报，对图纸上众多加了框的巨型“x”表示关注。在中国，"x”意味着遭殃和错误，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带着牌子，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x”号。他们婉转地建议贝幸铭慎重考虑那些“x"。贝幸铭解释说，"x”是工程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就是要让它们撑起整座大楼。鉴于中国银行的担忧，贝幸铭不得不将这些“X”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十分赞赏。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公务员之家公务员之家 为了使中银大楼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欢，贝幸铭也借鉴了一些风水学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财。于是，贝幸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形成回流，这样就可以在风水上由出财转为纳财。 香港中银大楼建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香港的居民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人们不再考虑中银大楼对周围风水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好好地欣赏这幢大楼，无不为它的宏伟、奇特而赞美。现在，香港中银大楼己经作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矗立在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5结语 通过对建筑大师贝幸铭的几个著名作品深入探讨，发现贝幸铭虽然以现代建筑大师而闻名，对现代西方建筑理念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贝幸铭大师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体现和东西方风格的融合也有其非常独到的见解，体现了他富有开创性的精神。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研究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相互性和文化性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优秀解决复杂问题论文 摘要：在，人类在发展，人类的行为方式还在变化，所以建筑学也在发展。最近20年以来还有发展得越来越快的趋势。建筑学不会终结还会和其它学科结合。会终结的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 关键词：建筑建筑学 我们认为建筑学的优秀应该是一个设计的。建筑设计中大量面对的是一些具体的，常识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互相缠绕。这种富于复杂性的问题需要建筑师经历长期的训练对图形强烈的敏感。（这是正在兴起的复杂学科的对象。）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学只是从其它各个学派借鉴了各种知识和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的各流派，几乎可以说，各种人文方面的学科流派基本上都对建筑发生了，不论是左的、右的；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只要是个理论最终或多或少地会被介绍到建筑中来，至少也要被一个建筑学的博士候选人选来作其博士论文。：-）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建筑学的杂志，总能从中看见其它学科的巨大影响。在设计方法这个层面上，建筑学借鉴得较多的还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包括文学艺术等。对于上的东西用得较少，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文理论涉及的范围和人类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和建筑学研究的范围有重叠，建筑学能直接用它的一部分结论，对建筑设计有一些帮助。 在早期，对建筑学有影响是神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古典建筑就是伦理学引入的代表性例子，最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学和近代哲学的发展，（这些学科都有和实证的倾向）新兴学科很快被引入了建筑学。其它学科和建筑设计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外来理论到底在什么层面上进入了建筑学，外来理论是否做了很大的改造。建筑学本身是否因此而改变？ 前面已经说过，建筑学优秀是用常识解决复杂问题，建筑师们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寻找一种能将复杂事物抽象或简单事物的方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建筑师将外来理论当作设计的指导思想，而那些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关注如下几点： 一、外来理论在进入建筑学后进行了多大程度上的改造，得留了原学科多大的特点。其理论优秀在进入建筑学后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违背了它原来的宗旨？ 我们知道建筑学的优秀是用简单手段解决复杂问题。而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学科能真正在实用一级水平上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建筑学所受的影响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的。往往一件非常严谨的学术到了建筑学这里就变成了做设计的某一“契机”或是某一想法的“依据”。至于这种依据和原意有多大差别倒了成一件无人关心的事情，比如，生态建筑的动机据说是为了节约能源，节约能源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建筑师作出了大胆的意试，出现了一些据说是对生态节能有所帮助的形体，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新形体所多花费的钱，可能远远大于建筑使用寿命中所节约的钱；建筑师们对此到并不是很在意，而一些真正能带来节约效果的措施，如双层Low-E玻璃，新型保温材料等，倒是不能引起建筑师很大兴趣，除非这些措施能带来形体或视觉上的很大不同。 建筑师的这种态度倒是和服装设计师较类似，某一日本知名女设计师喜欢用黑色，她说：“我喜欢用黑色，因为它是死亡的颜色。”这句话并不是说，她再设计几件衣服就要死了，或者说穿她设计的服装的顾客们装备去自杀（尽管这两者都很有可能）。这只是说她喜欢这种艺术气质的东西。这就好比建筑师说“节能”、“环保”、“技术”、“理性”、“超越风格”——很大程度上是说设计师想表现这样的建筑艺术气质。基本上还是围绕形式做文章。 二、建筑学本身没有提出独特的，有影响力的思想。 建筑学近100年来基本没有提出什么能够影响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或观念，只除了C.亚里山大的《建筑模式语言》对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建筑模式语言》对于建筑的影响又是十分小。亚里山大以前又是学数学的，只能算半个建筑师。 建筑学不能提出深远影响的观点，倒是从其它学科中借鉴了一批过时理论或是不严谨理论。或者是在借鉴过程中变得不严谨，从解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建筑就可以说是一次纯粹的找风格上依据的需要。 三、建筑学的左派理想实践成果是令人怀疑的。 建筑的兴起和左派社会理想有很大关系。这里要要说明一点的是，现代建筑实践的左派倾向大多发生在欧洲、拉丁洲社会。（的知识分大多是右派）的关键大概在于建筑不仅仅是口号或专业设计。建筑是一项和社会各个方面有着紧密关系的大型投资—消费活动。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因此单纯依靠建筑师进行社会改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社会是复杂的，建筑师所要代表的“最大多数的利益”是抽象的；而业主的利益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师们无疑是会考虑“公益的”但这种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能说是很强的，至少也是不强的。 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件建筑如何进行更多的是由整个体系、而不单独的个人来决定，个人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指望建筑的左派思想倾向对社会能有什么大的作用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高雅的贵族沙龙里大谈世界的革命是很“”、“风雅”和“小资”的事情，但仅仅是闲谈而已。 四、某些建筑师的理论很可能是应时之作，或者纯粹是一种个人体验，不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说建筑上的“大理论”有空泛的倾向，那么一线建筑师们的东西更接近真实的设计，应该更有用吧，这也不一定。 有些建筑师的理论有神秘主义的倾向，纯粹是个人体验的东西到人很难掌握，作用不大，不知道路易斯。康算不算是一个例子。 其次，我们有理由怀疑某些理论和建筑形式出现的先后问题。 有相当多的建筑师宣称，根据其理论作出了相应的独一无二的风格或形式。 我们必然会有一种疑问，理论和实践的先后次序问题，有一个小笑话：某人枪法非常好，有一次去某处办事看到墙上有多小红圈，再仔细一看，圈中都有一个汽枪的弹洞，他深感惊奇，找到了打枪人，请教枪法，那人说，只要先开枪，后画圈，就不难做到。很多建筑师的理论很可能也是这样，只是为自己的形式寻找看上去很深刻的理由。 结论 以上的这几点并不是完全否定建筑理论，我们也看到建筑中还是有一些共同性的，潮流性的，趋势性的东西，我们所要表达的，只是建筑学这样一门古老的学科到现阶段所面临的某种困境。 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发展，人类的行为方式还在变化，所以建筑学也在发展。最近20年以来还有发展得越来越快的趋势。建筑学不会终结还会和其它学科结合。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相互性和文化性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社会分析论文 经常看到其他专业的好多不十分了解建筑学专业的人士希望跨专业重读建筑学专业的情况，其心可嘉，其诚可感，但是我想说的是，多数情况下“其志必惑”！ 原因如下： 1、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从事的并不是方案设计。 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将来必然是以做方案设计为主。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毕业5年后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人在画施工图，只有少数人还在做方案设计；毕业10年后则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做方案设计。以方案设计专业而言，淘汰率一般高达90%！ 为什么呢？因为方案设计的压力和竞争极大，对人才的要求极高！对某个方案设计项目来说，一般只有两个结果：胜或者败！获胜的方案还得面临大量的长期的不断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变！ 这两样正好都是学校设计教学中没有经受过强化的弱项！比如学校对学生作业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档分数，社会上对方案则只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结果。比如学校里学生交了作业打了分就万事大吉，而社会则必须根据业主的意图不断修改方案直至业主满意。 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彻底失败的打击，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修改，最终放弃了和上学时的理想大相径庭的方案设计专业，转而从事风险相对较小的施工图设计专业。 方案投标则更加严重，因为每次投标的成败直接影响着设计师的名气、人缘、受重视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标分若干种，比如内部投标、多单位投标、投标、邀请投标等等。不论哪种，方案设计师生涯中主要面临的就是一次一次胜或败的毫不留情的竞争。 不论你是谁，你是哪里毕业，你曾经中过多少标，只要你某一次没能中标，则四处怨声载道！原因很简单：成本过高！ 一次市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10万元不等，一次省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万元不等，一次部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万元不等。 仅仅由于方案设计师的无能或者刚愎自用导致投标失败，当然会使得设计师所在单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败导致建筑施工图、结构、给排水、采暖、空调、电气、概预算等各个专业没有好项目可做，这些专业的设计师当然不高兴啊。失败的方案设计师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经参加的一次投标，最终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获胜，第二名那家前后画了近100张效果图，最终却一无所获，您想想这家的成本吧，当时我虽然获胜，心里却是真的为那家的方案设计师感到悲哀！ 一般来讲，只要一个方案设计师连续三次没能中标或者被直接业主接受其方案，设计师所在单位就会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这位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或者投标了，因为直接成本和信誉成本都过高！ 作为落后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人才培养成熟后大多数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设计师；作为先进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备力量，所以也不会在意某个设计师的精心培养。最终，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缺少关怀，屡战屡败的设计师很少会经受住考验而屡败屡战，而是一肚子怨气地远走他乡或者考研或者出国，最终大多数还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图设计师终其一生。 业主的影响则更加可怕！方案设计师的等级完全取决于业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设计师做某个项目失败，尤其是给业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无论这位设计师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无闻，业主都会在有意无意中就把这位设计师的“劣迹”传播到他所认识的人圈中，这种“公认”的失败形象会导致这位设计师在该地区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设想一下，您和中标的设计师同时出现，业主对待他自然象对待皇帝一样尊重，而对您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不是谁都能持续承受的！ 方案设计行业，犹如“走钢丝”的行业，只要失败一次就几乎是彻底失败，一次失败的影响一般在地区业内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复。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对待或者以“哀兵必胜”的心态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费参加方案投标（很多设计师由于失败过多被领导勒令不得用单位成本参加投标），并且最终的确保持了相对高比例的中标率，那么您才可能脱颖而出，被社会接受为方案设计师行列，从而开始面对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级的方案竞争，而且依然是要么胜要么败的残酷毫不留情的竞争！大多数人撑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严谨能力差、竞争心态差、工作方法差、人际关系差、自学能力差、换位思考能力差、为业主着想能力差、市场意识差、成本意识差、投资回报意识差、广告意识差、推销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设计行业存活多日的。而上述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设计师，怎么可能是多数人呢？！ 方案设计实际上分为很多种：概念方案、策划方案、设计方案、施工图方案等等。但是我们的学校和社会都没有对方案设计行业给予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及待遇。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并不了解一点：只有极少数投标是有标底的，即成本费。大多数投标根本没有成本费用，甚至您必须买标，买标的费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标单位才能得到成本补偿。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更不了解一点：由于大型投标的成本高昂（10-200万元），同时招标单位大多重视投标单位的所谓综合资质（一般都只要甲级或者特甲级资质），而且大多不允许个人名义参加，直接导致绝大多数中国设计师根本就难以参加大型投标，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的“通往大师之路”！ 恰好，国家并没有规定只有方案设计师才是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也叫设计师，甚至制图、描图也叫设计师！尤其是注册建筑师并不考察设计师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数人自然转向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却很有“名分”的施工图设计啦。 2、施工图设计是建筑设计中极其重要的工作！ 没有准确严谨的施工图设计，所有的方案设计都是空中楼阁！这是谁都明白的，这也是建筑设计从业人员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图设计人员的原因，这也是国家的注册建筑师并不专门考察方案设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楼不好看不要紧的，但是楼塌了楼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畴，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建筑学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务是做施工图！ 3、建筑设计是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装修，找了一个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跟您说，您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实施，否则我就不干。您会非常高兴地答应吗？到底是谁想实现理想啊？！当然如果这位设计师十分著名您可能会答应，多数情况下您自然会认为这个设计师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万元做装修，结果这位设计师做的设计需要造价50万元，其中包含设计费10万元，您会接受他的设计吗？如果这位设计师因此而揶揄您“俗”、“修养低”，您会做何反应呢？！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去饭店，厨师给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这时厨师跟您说：因为我喜欢麻辣的啊！结果会怎样？您当然会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论理的啊！ 举一个例子：您是一位事业上身经百战最终建立起来了一个集团企业的企业家，现在找一位设计师给您的企业设计办公楼，结果这位设计师跟您说：这个设计必须完全按照我的意图来设计，因为您和您的董事会成员不懂设计——到底是谁要盖楼啊？！难道您会放心把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造价的办公楼或者小区交给一位刚愎自用的设计师吗？！ 很多学生和想学建筑学的其他专业人士都有这种不可理喻的误解：以为建筑设计是能够实现设计师本人理想的理想职业。最常见的话就是：能够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实现您自己喜欢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楼卖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认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个设计去了，业主怎么办？！怎么可能不让业主有决定权啊？！别忘了楼卖不出去跳楼的是业主，担风险的也是业主，而您却不想让人家有方案的决定权！所以认为可以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时的设计师与同时期的画家完全不同。画家是为自己而画，画的时候想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设计师是为业主做设计，做的是满足业主的综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着一定的创作自由，因为这时找您的业主和找张大千作画一样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认啦！ 那么成名的设计师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的人数还没有全世界的国家首脑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数多！这可是比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的事情啊！ 考大学很单纯，您努力学习即可，而成为设计大师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环境、命运、机缘的眷顾才行！ 所以，建筑学在99%的情况下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与其它行业相比，虽然是行行出状元，但这个行业相对比起来更加艰难而不是相对容易！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听不进去老师苦练基本功的劝告的建筑学学生是“小马拉车嫌路窄，幼鹰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纸薄”！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一嘴皮的理论、一脑门的大师的建筑学的学生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们对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多年设计实践的所谓理论人士的自以为是只能无可奈何地回避：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什么理论？！ 所以，我们对那些羡慕建筑学专业的其它专业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们的专业又实际又赚钱，何苦来趟这趟混水呢？！ 4、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两个职业。 很多成名的设计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设计竞赛中获奖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数人产生了崇拜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人比起设计院的设计师要高明许多。 实际上，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彻底不同的两种职业，基本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简单：前者分若干奖项，即使您得了佳作奖也一样光彩；后者只有胜或者败，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样是落选并不自觉地被歧视！ 只有邀请投标或者招标时文件注明前几名可以获得成本补偿才可能不至于彻底亏本。经常是几十家设计公司投一个标，最终只能有一家获胜，其它各家只能节哀顺便、各安天命、血本无归！ 因此，如果您是因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设计竞赛中获奖的成名人士而对建筑学产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劝您分清理想化竞赛与实际的投标的巨大差别和职业上的本质不同！ 5、只有明确了实际目标，才能学好建筑学。 对建筑学学生：只要您别把成为设计大师这么吓人而富有压力的目标作为理想，那么您的目标就会实际的多啦！大师是大量积累和机缘形成的，而且名额太少，呵呵！建筑师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需要大量的负责任的默默无名的设计师，无论是做方案的还是做施工图的！ 对想跨专业的人士：如果您没有学习设计的基础（比如绘画、书法、摄影等等），如果您对设计行业只是和老百姓一样外行地理解，如果您不是天生极其喜欢激烈而残酷的竞争的刺激，如果您只是想做建筑施工图设计师，那么就请您不要浪费时间重新学习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和其它行业一样，都需要大量刻苦的训练和大量的失败积累，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积累才可能形成理论，甚至必须经历残酷的竞争并坚持不倒下才可能出现少数成功者！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与建筑设计现状论文 1建筑学概述 建筑学属于建筑总工程设计施工类，相对与工程施工来讲建筑学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招标、建筑表现学、建筑设计、总工程图设计以及城市园林及建筑相关周边规划设计。建筑学是结合美术、艺术理论、工程、建筑、力学、历史人文、地理地质等多方面元素的学科，因此在学习建筑学的过程中本身也是对建筑历史和建筑环境的深入了解和剖析，建筑学起源于15世纪中叶，属于西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近些年引入我国也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环境发展达到了建筑学发展的最基础要求，并且社会以市场对于建筑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最初始的住宿问题了，现代建筑需要考虑城市底蕴、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使用功能以及美观等多方面因素，建筑学也就因此在我国开始逐渐的发展。建筑学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于建筑设计方向，也就是建筑师和建筑城市规划师一类，还有建筑历史一方面属于中外建筑师的了解、剖析和介绍认知工作，建筑学在我国属于专业发展势头极好的专业学科，因此在我国前景也是十分优越。 2建筑学的发展历程 建筑学的发展历史起源与欧洲，其本身与文艺复兴时代有着极深远的关系，因为在欧洲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师傅属于极为特殊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师于中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低位的。欧洲的建筑材料不同与我国古代，在欧洲建筑的起源是石材的垒砌、雕琢，而在中国是以土木为主体建筑施工材料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学发展的历史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科性专业，涉及到艺术、美术、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相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欧洲早期的建筑师更贴近于现代建筑师的要求，了解材料特点、结构力学设置合理、并且对于石材建筑的设置美观独特，不同于中国每一座建筑的具体分工极其明确，每一部分工匠有专门施工的方向导致我中国工匠的知识覆盖量往往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在欧洲建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古代也形成了独特的土木工程师学科，并且书简编撰整理也是早有记录，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学问更多更难也更为复杂，发展到几时几日建筑学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多个学科的大型专业。 3建筑设计的内容 建筑学的设计从单一的房间空间设置到这座大楼的采光通风再到一个小区的规划整理最终到达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规划都属于建筑学的内容范畴，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类似最基本的就是图纸的绘制工作，但是绘制图纸之前要结合多方面资料了解地区土质、城市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来确定建筑设计的风格和技术的敲定，并且结合城市未来规划的方案对于以做建筑或者多栋建筑进行统一的风格设置和规划整理，并且与各部分进行结构承重的协商，最终敲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总体施工图，其中包括了细部、剖面图、立面图、平面图、透视图等，到建筑施工开始到竣工结束之前还要进行效果图、建筑模型等方面的制作。 4建筑设计的现状 4.1解构主义及反构成主义建筑流派。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代表理论。在哲学、语言学和文艺批评领域译作消解哲学、解体批评、分解论、解构和解构主义等。作为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其予以否定。不时有一些外国民用或工业建筑喜欢它的工程结构形式，这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在巴黎蓬皮杜于1977年建成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后，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样的炼油厂一样的公共建筑仍是一个在巴黎的旅游热点。这些著名的高技术派建筑，是以充分坦露结构为共同特征，显示机械和电气设备品种的原有形状。 4.2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是20世纪诸多建筑流派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流派。众流派并存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每个的重点并不一致，每个都有独到之处。适应工业时代，强调建筑随时展变化；强调建筑师应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与经济问题；倡导新材料、新结构并促进革新；立场坚定地走出了历史建筑风格的约束。他们系属功能主义，理性占主导。现代主义建筑首发于在实用性建筑，如厂房，中小学校舍，医院建筑，图书馆建筑和住宅建筑，开创了实用型的先河，到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纪念建筑物也可以实现，如巴西，联合国总部大楼和议会大厦。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在世界中占主导地位。 4.3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后现代建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喜新厌旧。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隔50年，较70~80年代与20~30年代西方的巨大变化，可见一斑。文丘里的建筑角度反映了这一变化，许多人说他道出了真相，把事情讲清楚了，从而促进20世纪后期的另一个建筑思想的重大转变。 4.4新古典主义建筑流派。古典建筑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新古典建筑领域层出不穷，人们甚至创造出新新古典主义之类的名称以示对新古典主义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在世界上，新古典建筑长盛不衰。新古典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种功能结构就是保持古典建筑形式和风格特征。50年前的也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德国30年代和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前苏联也很受欢迎。 4.5新理性主义建筑流派。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酝酿、发源于60年代的意大利，主要成员包括C.艾莫尼诺、G格拉西、A罗西和卢森堡的R克里尔、L克里尔等人，其中尤以罗西和克里尔兄弟为代表。它与诞生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建筑思潮的两大倾向。基本上，新理性主义继承了20年在意大利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建筑往往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但却是建在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之上。因此，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是抽象的形式和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与现代主义有很大的区别的东西。对新理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是阿尔多罗西。建筑学所表现的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对民生质量的提升，并且使城市建筑脱离最基本的发展层面，离开高楼大厦的钢铁森林的束缚，进行个性化人性化的设置，并且结合建筑学本身的专业性提升城市国家建筑建设水准与国际上一流的建筑风格早日接轨，并且结合东西方文化总结出一套针对于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表现，把中国的建筑设计风格早日打造成国际一流的水准是建筑学人们的梦想。 本文作者:刘岩民工作单位: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专业建筑结构论文 一、体系与内容 面向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总体构思为:以定量分析为辅助手段，定性综合认识为根本目的，从建立简单杆件力学性能的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材料性质，认识结构体系的力学特性以及构筑结构传力途径的基本规则，最终建立对结构固有力学逻辑所赋予的结构空间特性的认识，了解结构与建筑空间创作结合的途径。传统建筑力学教学所强调的量化分析与计算技能在此仅仅是掌握结构力学性能的手段和依据而非目的，是进入结构性能及其空间特性这一庙堂的台阶。课程体系框架如图2。上述体系中的课程相互衔接、循序渐进、各有侧重、相互衔接、要求各异，分三个层次予以实现。第一层次———建筑力学。它是整个教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该部分课程本着结构的基本性能是传递荷载的思想，遵循结构整体—构件—构件截面—结构整体的教学思路，在不同尺度上认识结构的传力方式与特性。以概念为主、计算为辅，结构为主、材料为辅，力学性能为主、使用功能和形态特性为辅，以杆件为主要对象，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相互隔离的三大力学知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完全融合、有机统一。该部分教学体现了量化，概念是为了使结构的力学特性明晰，计算是为了对结构性能的把握具体的目标。定量计算技能的难易程度以注册建筑师的结构计算要求为基准。此外，还注重密切结合典型建筑材料的性能，阐述各类杆的形态与功能特性及其相互转化关系。第二层次———结构选型。正如线的移动和转动可以构成任意形式的面、面的组合可以形成空间形体一样，结构选型以直杆的力学特性为基础，提供了结构体系演变的认知线索，即通过直杆的组合、密排、重叠和弯折等定性认识框架、网架、板、墙以及拱、壳体、索、膜及其他空间结构的力学性能，把握结构演化的规律与线索，认识构筑结构传力路径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了解典型结构体系如墙板结构体系、框架结构体系、框剪结构体系、筒体等的力学特性，了解基于极限状态的结构设计思想与结构生命全周期的设计理念，强调从经典的建筑案例中认识典型结构形式，初步认识结构固有形态与建筑空间要求的关系。第三层次———建筑中的结构艺术。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该课程更深入地挖掘和揭示结构由其固有力学特性与逻辑所决定的形态美。艺术的本质是创造，结构设计的本质也是创造。通过对现代建筑作品中建筑空间形态与其结构形态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了解从空间形态和传力方式出发构筑合理而优美的结构的途径，认识框架、平板和“方盒子”并非结构存在的主要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体会结构在满足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力学效率的基础上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具有再现建筑空间形态乃至创造新的空间形态的可能。 二、实践与收获 针对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特点，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建筑力学与结构选型为必修课，为此笔者编写了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选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教材编写及其教学实践不再停留于结构的内力图绘制和强度、刚度的计算校核上，而力求达到力学分析服务于对结构特性的认知，挖掘结构的组合和演变规律，以结构源于工程，服务于工程为宗旨。建筑力学课程着重于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与杆件结构的基本力学特性，以定性认识为目的，定量计算为手段。强调结构源于工程而服务于工程，遵循感性—理性—高层次的感性认知规律，每一种结构形式的引入都从实际工程入手，并尽量以工程意义明确、形象易懂的方式介绍力学基本概念，避免生硬的数学力学概念和繁琐的演算。自始至终贯穿力的传递这一认知线索，使力这一抽象概念形象化、动态化，使不同结构的传力特性直观明确。如图3所示，从荷载在结构整体(典型如梁柱结构体系)的传递路径入手，建立对力的传递的感性认识，再由定量分析揭示杆件截面内力与应力分布特性(如梁的内力和截面应力分布)，逐步深入地认识结构的传力本质，最终通过力流的概念把握不同结构的力学特性。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定量分析可将模糊的感性认识导向理性，是不可或缺的台阶和拐杖。但若缺乏对量化分析结果的总结、对比和反馈，又将使分析陷入盲目并流于数字游戏。图4比较了桁架、索和拱的传力机制，形象地展示了桁架、拱和索的各自特点，使学生克服了对结构与力学的恐惧心理，使力变得可以触摸，力的传递变得有迹可循，使后续课程中结构的演化有规律可依。 此外，还将材料特性、结构几何特性、支撑方式与结点联结方式等也融入结构传力机制中，综合全面认识结构的传力特性。在建筑力学课程把握杆件结构力学性能与形态功能特性的基础上，结构选型课程从结构体系的几何特点、构成方式、力学特性及其空间特性等多方面定性认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将建筑力学部分通过量化分析得到的简单构件的力学概念在典型规则的结构体系中得到定性应用与拓展，使学生了解构筑结构体系的合理传力路径的规则与方法。该部分采用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从结构体系的整体传力基本要求、规则结构的水平和竖向分体系的几何特点、构成方式、传力特性乃至基本构件的力学性能在分体系中的应用这一由整体而局部的认知途径，使学生对结构体系的力学及空间形态特性的认识有迹可循，并得以了解典型结构体系的组成规则、特点和传力特性。本阶段教学强调结构的演变性，即以直杆的力学特性为出发点，定性阐述各类基本结构(墙、板、拱、索以及曲面和空间网架结构等)与直杆的关联，从而建立定性把握复杂结构力学特性的认知途径。如图5所示，从柱的密排认识墙体的性质、梁的重叠认识板的性质、墙体—柱—筒体的相互转化认识高层建筑结构的竖向和水平传力机制，并初步认识曲面和空间网格结构等的演变规律和特性。从高层建筑结构、大跨空间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等角度分别选取现当代经典建筑案例，探讨结构体系的构筑与应用、结构空间形态与建筑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结构选型综合学生课堂讨论参与情况、PPT讲述与综合作业情况进行考核，综合作业包括课程开始时浅述结构形式的演变与建筑材料应用的结合、课程结束后任选具体建筑案例分析其结构形式、材料运用与建筑功能的结合，课程进行中分组针对建筑案例进行PPT演讲。学生所表现出的活跃思路、生动多样的PPT讲述手法、对结构的浓厚兴趣以及被激发出的结构直觉令人惊喜(图6)。 建筑中的结构艺术作为该教学体系的最后环节，为任选课，共32学时，采用针对主题的分组课后准备、课堂研讨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建筑结构曾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来会怎样，建筑结构所固有的空间形态美之所在。考核成绩以课堂参与、讲述情况以及书面讨论作业等进行综合评价。该课程教学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结构的传力特性和构件的空间形态，讨论主题包括优美的结构、杆件的变形、组合与运动、结构体系的均衡与延性、平衡或反平衡等，学生分组选取案例展开分析与讨论，在结构的合理性、整体均衡性以及平衡稳定性的认识基础之上，总结表现结构固有逻辑所决定的形态美的方法，并认识某些当代建筑结构在形式上虽然反常规、反稳定与反平衡，而在构筑传力路径时仍严格遵循结构固有逻辑的特性。第二阶段的主题相对宏观、综合，侧重于结构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技术等对结构发展的影响，并针对目前颇受热议和关注的仿生、绿色、可持续等观点和建筑案例探究建筑结构仿生的意义和目的，引导学生挖掘结构整体与局部、规则与不规则的关系。该课程同时探索了一种全新的探讨式开放式的过程教学方法，教师不再以讲台的占有者和宣讲者的姿态出现，而是扮演了引导者、参与者、旁观者和听众的角色，学生对于各种主题的积极参与、活跃开放的思维达成了教学的互相激发，教与学的双方真正实现了自我发现与互相发现。以上构建的新的建筑结构教学体系以结构固有的特性及其本质为出发点、以量化分析为手段、以对结构体系的力学性能、结构演化的规律性与创造的可能性的认识为目的，避免了流于对现代建筑结构形式感的肤浅的讨好。已历5届的教学实践表明，新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保障了内容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弥补了传统建筑力学中三大力学划分造成的内容和教学安排的隔离、间断与冗长。所编教材，力求使力学理论与结构认知密切衔接。学生克服了对结构力学知识及分析技巧的畏惧和抵触，认识到力之于结构的形象特性———力流，把握了基本构件和典型杆件体系的力学性能。对结构传力特性的认识不再停留于结构的表面形式，而深入其力学本质。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学生认识到建筑形式的自由源于内在结构骨架和材料的突破，而后者以技术和理论的发展为支撑，对结构形态及其功能的认识促进了学生在后续专业课程中建筑造型设计上的创新(图8)。正如学生的体会:“每一种结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它同时会深深影响着建筑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空间，甚至会给予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或许也是结构最吸引人的地方。”(建筑学本科生———于思)。“建筑师提升自己的结构素养，寻求和结构师的更紧密合作，看来是未来更震撼人心的建构美学作品的必然前提。” 三、体会与冀望 当代建筑结构的突破和创新令人赞叹，而我们在传统教学中困守固有规则的结构形式和教学模式又让人不免遗憾。面向建筑学专业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与实践，对多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结构工程专业的教师而言，是一次梳理过程，是对一味追求计算精度的偏颇的调整，是从精确计算向“不算之算”的教学突围，是对结构分析和设计的本质含义的反思，也是对力学定义、符号与公式的工程意义的挖掘。通过建筑结构系列课程的改革探索和教学实践，已使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意识到，繁琐的计算不是结构设计的代名词，“方盒子”不是牢不可破的结构形态。结构究其根本不应成为建筑的束缚，良好的结构素养可以让建筑师体会到更深层次的空间逻辑，并予其更大的创作自由。希望这一探索也能推动结构工程教学的发展，激发结构工程专业学生的创新潜力。从教育起步，实现建筑师与工程师两手的紧密交握，希望未来震撼人心的建构美学作品出自我们自己的设计师之手。 作者：陈朝晖龙灏廖旻懋文国治王达诠单位：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课程设计论文 一、“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明确专业定位、培养创新人才 建筑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面比较统一，一般都是从事建筑设计等工作，这类学习培养学生的目标也比较统一，就是使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都可以在工作中得到运用。现在的社会，需要高素质全能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而建立校企合作，改革“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专业定位，只有掌握了专业方向，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增加主动性与自觉性。而学校也需要根据相关的要求与企业的需求，制度有效的教学方案，培养创新型人才。建筑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建筑的风格也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学生需要掌握建筑的原理，不能对专业的理论知识进行死记硬背，需要将这些知识应用在实践当中，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这样才符合社会的发展的需要，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 二、“平台协作”课程设计，需要建立“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建立“双师型”结构的教学团队，可以强化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在“平台协作”的课程设计下，很多学校聘请的老师，不但具有理论知识，可以讲述专业课程，而且也是企业的员工，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也是落实校企合作的重要措施。“双师”结构的教师团队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因为建筑性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很多师范学校建筑专业刚刚毕业的学生缺乏相关的技术经验，理论性知识比较强，这不利于实践性教学，而且建筑专业的很多知识，变化性比较强，而且具有多样性。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如果没有相关的操作经验，很多做到灵活掌握、灵活应用。很多学校面临师资力量不强或者教师短缺的情况，所以在聘请教师时，可以利用“平台协作”的教学方式，在相关专业的企业中，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人员兼任教学老师，这样既强化了师资力量，也提升其学生的专业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建筑实践中的难点，避免出现理论性错误。 三、“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专业建设的突破口，也是专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建立了校内测量、识图模型和工程预算实训室，拥有建筑施工技术实训场和校内测量实训场，虽投入巨资，但校内容量总是有限，为此我们拓展校企合作的力度，根据不同的实训、实习要求，同时结合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和安排教师到基地锻炼，建立起实训教师队伍。校外实习基地的建立不仅为校企合作创造了真实的现场环境，实现了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而且体现了它的多功能性、开放性。为保证实验、实训、实习质量和效果，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管理制度等完整的教学文件，以便学生学习和掌握，教师进行指导和考核；同时设置综合性实训课，起到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建筑学为先导的“平台协作”课程设计改革，具有教学改革的先进性与创新性，可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可以使学校更好的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建立校企合作的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平台，使其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可以使建筑类学生更早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并且明确未来的就业方向，了解企业的岗位需求，这样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学生明确了学习方向，努力成为企业需求的技能型专业人才。“平台协作”还可以强化师资力量，使学校建立“双师”教学团队，帮助学生解决实践中的困难与问题。 作者：方鸣 腾礼栎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论文 一、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类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我国建筑学专业的教育模式一直突出类型设计实践，采用由循序渐进、从简到繁的实践教学方法。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对建筑设计方法有大致掌握，但是从专业素质以及应用能力来看，课程设置上存在突出问题。设置课程的教学对象从横向和纵向都应当进行覆盖，如“建筑法规”面向建筑学专业本科生，“智能化建筑导论”面向建筑系硕士生，“现代建筑技术科学导引”面向建筑系博士生，“结构概念与体系”面向建筑学专业与结构工程专业本科生，“景观生态学”面向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等。 （一）重视设计，忽略技术 目前许多高校的建筑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仍然将设计课程与技术课程割裂开来，使得技术类课程相对建筑学专业成为独立的学科。技术类课程缺少与设计教学的互动，在总体教学组织上缺少统筹规划。设计课程专业学习仅仅对建筑的美学、空间利用、形式结构、色彩等方面进行考虑，却忽略了建筑技术，导致课程枯燥。一般来说，注重学生创意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的设计原理，教师会布置相关设计题目。而同步开设的建筑技术类课程主要包括建筑结构与构造、建筑物理与设备等方面，其知识点繁多且复杂，技术性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发挥能动性小。在设计课程的对比下，建筑技术类课程更显得乏味。同时在课程安排上，教师也会侧重绘图技巧，导致学生精力大多用在绘制图表上，而对常用的建筑技术知识不求甚解，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课程体系涣散 从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矛盾体现在课程体系涣散、联系性不强。建筑技术与建筑设计相对独立，部分建筑技术课程过分强调自身课程体系的独立性，造成技术被作为单独学科讲授，导致设计课程出现功能认识与形式模仿的状况。学生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导致综合技能掌握更加薄弱。建筑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实用性不明显，采用循序渐进方式进行课程设计，所以低年级学生的设计题目及设计建筑技术问题比较简单，学生在设计构思时对建筑的美学、空间利用、形式结构兴趣浓厚，但对技术类的问题考虑甚少。另外由于接触的建筑技术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学生在设计中不会考虑建筑技术对设计的合理性影响，导致学生错误的认为建筑设计主要是解决好建筑功能问题、建筑形象问题，而不会考虑技术类问题。 二、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类课程教学改革 （一）加强技术类课程的设计比重，强调实践性教学模式 传统的建筑技术类课程，大多都是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学生对技术类课堂教学的反应多为枯燥、难以理解，并且技术类课程中涉及的公式繁多、知识复杂、量大，同时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缺乏，课堂气氛沉闷，使得教学与实际差距甚大，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工程实践中的技术设计是建筑专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大学课程中却没有一门系统的、综合的技术设计课程，学生只能凭自己摸索获得不完整的知识。应改革建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方式，压缩、精简理论部分教学内容，加强技术类课程的设计比重，如建筑构造课程由两个学期的构造1课程、建筑构造2课程，可调整为理论课程与建筑构造设计课程，前者以讲解为主，后者以设计为主。提高建筑技术课程的教学效果，可以将教材内容以专题课形式进行讲解实践。将课堂教学部分分为课堂理论部分与实践性教学两部分，在课堂上根据教学内容将两部分进行穿插讲解，实现重要理论技术与实践在课堂上同时进行，并非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课堂讲解后再进行实践。这种教学方式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提高教学质量。针对建筑技术类教学中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可从几方面入手：（1）现场教学，现场教学具有灵活性，技术课堂讲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利用课堂实践，带领学生到学校周边工地进行现场教学，增强学生的感官认识。另外教师也可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对校园周围建筑进行实践调研，并对调研结果在课堂进行分析，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同时增强建筑技术类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能够在学习中主动探索。（2）要求学生运用建筑技术知识，绘制技术设计分析图，查找自己的设计方案是否存在不合理性。这一教学方法的实施，首先要教师先了解学生有做过哪些类型设计，选取学生做过的设计作品，然后根据技术教学进程，让学生从建筑技术角度分析自己的方案是否设计合理，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对建筑技术课程兴趣增强，大大的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主动性。（3）运用典型案例教学。典型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直接了解到在方案设计中所忽略了的建筑技术问题。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习阶段所接触的设计题目，涉及的建筑技术问题一般比较简单，教师可以找一些建筑技术比较复杂的实际工程案例，在课堂上进行剖析，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建筑技术设计的重要性，并能在今后的方案设计中充分考虑建筑技术问题。 （二）将建筑技术与建筑设计课程进行优化整合 课程优化的总体原则应着重把握：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课程是优秀，建筑技术类课程配合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类课程和建筑设计课程加强整合，深化建筑技术支撑建设。技术类课程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技术类课程所传授知识和技能可以在设计课程中检验运用。在课程整合中应注意下列几点：（1）注意技术和设计课程的学科特点不同。建筑设计是建筑学的优秀，是一门培养创造性思维、形象思维，合并艺术修养的主干课程，采用师生研讨方式进行教学。而建筑技术是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互动，是多种技能的综合运用，其内容涵盖较广，因此整合设计与技术课程应注意相应的学科特点。同时，建筑设计与建筑技术课程整合还应当考虑教师的操作以及学生的参与程度。（2）理论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相结合。进行技术课程整合的目的是要求学生不仅仅把学习重点放在学会的知识上，还要把重点转移到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能力的培养上，让学生能够运用自如，用学到的建筑技术领域知识去很好的解决设计问题。这一过程是有计划、科学严谨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培养目标的定位与课程设置计划上调整关系，在教学内容上涵盖建筑学专业理论、专业知识、设计训练、实践环节四个方面，并进一步明确建筑设计为优秀的课程体系。强调课程体系的支撑建设，通过调整时段上课的方式，加强建筑设计与技术类课程相互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并协调设计和技术课程的关系。 作者：周忠长 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宇源建筑学复杂性探讨论文 摘要:宇源建筑学是查尔斯•詹克斯在研究西方当代建筑中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这个理论中，詹克斯试图借助当代科学的最新概念解释西方当代建筑发展中所出现的复杂现象。相对于其前期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宇源建筑学更加重视现代科学作为建筑创作源泉的合法性，并部分承认了高技派、解构派建筑的价值。查尔斯•詹克斯，一个总是与建筑界的是是非非联在一起的名字。 他曾经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现在则正致力于建立一门“新”建筑学：宇源建筑学。一宇源建筑的概念关于宇源建筑，詹克斯写道：“如果说建筑必须源于自然和文化，它还应该拥有一个更大的源泉，即作为整体的宇宙。”并且，“在传统文化中，建筑总是具有某种宇宙的向度”。詹克斯所谓传统建筑的宇宙向度大概是指普遍见于东西方传统建筑文化中对宇宙的象征性指涉。他认为当代建筑也应当具有这方面的内涵，建筑的诉求对象应该转向宇宙发生论，其价值优秀是进化与跃迁。詹克斯不是高技派，所以即便在这个大量借用现代科学概念的新理论中，他也不喜欢给予技术特殊地位。宇源建筑概念的提出表明，詹克斯开始关注现代科学发展对建筑学科的巨大影响，但并不等于他将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形式和形式的象征性意义，这一点决定了他在著作中选择实例的标准：所有被用来说明宇源建筑的作品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形式。詹克斯这样概括这些作品的特征：“通过波动的、流动的或结晶体的形式以及计算的模糊性表现了发生过程，其参照对象非常广泛。更符合宇宙发生论特征的建筑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创造真正能够运动的局部，使居住者或参观者与建筑建立共生关系，积极反映宇宙发生的过程。” 显然，詹克斯寻求的只是一个建筑尺度的宇宙模型，这种模型与塑料制作的Sl5链式模型并无不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宇宙，而只是针对外行的简易图像或简化图式。现代建筑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对居于建筑之上的特权范畴的颠覆，只有“人”被赋予建筑本源的特殊性，其结果是形式的简单化和建筑价值判断的历史性转向。詹克斯的做法刚好相反，他要求建筑重新对所有这一切表示敬意，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阶段，这些范畴包括流行文化、历史样式、装饰和象征，现在则加进了生态、水滴、地形乃至宇宙———一切看上去很复杂和事实上很复杂的东西。二复杂、复杂，还是复杂密斯的“少就是多”同柯布西耶的“房屋就是住人的机器”一样是引发争论最多的现代建筑经典“教义”。最著名的抗辩是文丘里的“少就是烦”（m2((83(89"-2R）。詹克斯则将双重代码和复杂性置于建筑价值的优秀，其早期的后现代建筑语言虽然表述复杂，但说白了，其实也只是要求建筑具备复杂的形式和容易理解的意义。在查尔斯•詹克斯的早期研究中，双重代码概念始终占据着优秀位置，从]\世纪a\年代以后，复杂性概念转而被突出强调。 但不难看出，詹克斯最为关注的始终是建筑的形式，他所强调的意义与诺伯格•舒尔茨所强调的意义不同，更加注重从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建筑。詹克斯曾经非常激烈地模仿尼采的口吻宣布：现代建筑已死。但这个预言却落空了，现代建筑虽历经艰难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牢牢占据着建筑创作受关注的极少主义等最新形态。反倒是詹克斯亲手“接生”的后现代主义在不过!"余年的大红大紫之后，骤然没落，而今已无法在建筑界主流话语中觅其踪迹。当然，詹克斯不可能甘心为后现代主义陪葬，为此，他就必须接受现实，接受科学技术影响建筑发展的合法性。科学技术作为建筑创作的基本推动力是现代建筑运动的优秀观念之一，但詹克斯显然不愿意承认现代建筑对这些观念的占有。他认为，现代主义的建筑学是关于过程的。它关心的是建筑的形状———功能、技术、构造、光、空间以及使用建筑的手段，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年出版的 ’(*(+,-.(/01中，詹克斯将现代主义的气质归结为“创造2破坏”的精神分裂症，称它是现代城市和建筑异化的罪魁祸首345。所以，当他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影响的合法性时，他宁可选择能与更复杂、但更容易看懂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概念。现代复杂科学似乎符合这一要求，因为它们很复杂，而用于描述复杂科学理论的图像却神奇而漂亮，很容易吸引公众的目光。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是促使詹克斯理论转向的重要因素。以前，他大概从未想过复杂科学理论的简化版本能如此吸引公众。复杂科学所描述的世界观使詹克斯欢欣鼓舞，他认为：“我们获得了第一个后基督教的新型综合世界观，一个能使科学家、理论家、建筑师、艺术家以及普通民众联合起来的结合点。它是由所谓‘复杂性科学’阐明的新世界观。这种科学包括复杂理论、混沌科学、自组织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 高谈混沌学、非线性、大爆炸、分维几何已经成为当今的时尚，好莱坞电影中动辄开讲黑洞蒸发、奇异吸引子、蝴蝶效应、*维空间。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科学家与公众、既复杂又有吸引力的结合点。但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复杂性，艺术家、建筑师、民众通过媒体或科普读物所了解到的充其量只是这些理论扭曲了的流行影像。面对芒德勃罗集合的计算机模拟图，我们只是为这复杂、漂亮、神秘的图形所吸引，谁真正理解分维几何学的原理，或什么是芒德勃罗集合？作为宇源建筑学的倡导者，詹克斯本人又何尝能够真正理解复杂性科学呢？复杂性科学理论被詹克斯看做解释当代建筑现象的最佳依据，由此他也改变了对许多建筑现象的评价。詹克斯曾是解构主义的坚定反对派，因为他从解构主义中看不到任何可以理解的意义。正如埃森曼所表达的：建筑只是其自身，不必在建筑之外寻求其意义的解释。所以，在01中，他对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新现代主义冷嘲热讽：“新现代主义充斥着熟练的游戏和玩笑，有时候其创造者自己都被蒙蔽了。……每当想到现代主义两百年的舞蹈演变为足尖旋转的表演，你不由得要发笑。”345但在后来的《跃迁宇宙的建筑》中，解构主义却被当成体现新世界观的最佳建筑形式，因为詹克斯从解构派的作品中发现了复杂性、非线性和自组织系统。“突然跃迁在自然界的所有尺度上存在，并且与自组织过程相联。” 同时，“由于积极的反馈，自组织系统对最小的信号也非常敏感”。那么，符合这种原理的建筑必然是极为复杂的、多重的和矛盾的。解构主义恰好具备这些特点。因为同样的理由，詹克斯也曾为一部分高技派的作品平反，但不包括福斯特的建筑，大概是嫌它们的立面太简单了吧。当然，詹克斯所谓的复杂不是无限制的，他仍然强调整体。所谓的复杂性是有组织的复杂性。后来他又用“组织深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自然和文化总是向更高的组织水平跃进，其基础是差异，是差异保证系统远离平衡态，避免完全的混沌。组织动力和丰富性的最主要来源是“想像力”，“想像力对‘灵魂及其能力全体’的控制成就了具有丰富的多重意义的新艺术作品”“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可以融合无关的事物，为分散的材料建立整体。”3!5简而言之，建筑创作就是“一种追求艰难整体的努力”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理论的重心在“意义”上，他的新理论则更加倾向“复杂”。三宇源建筑学的语言詹克斯从现代复杂性科学中借用了大量概念，用来限定宇源建筑学的语言，其中的优秀概念是：突变、自组织和自相似性。自相似性是指分形系统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结构的相似性。但“自相似性是一种变形的模拟，而非严格的复制”./0。所以，自相似性不是单调或雷同，其结果是整体结构下的丰富形态。芒德勃罗图中的无穷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詹克斯认为当代的“有机建筑”表现了自相似性，它通过模拟自然事物将对象的自相似性结构转变为建筑形态的自相似性。显然，詹克斯重视的是建筑造型，也正因为如此，他有些牵强地将一些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实验作品拉进宇源建筑学，其共同特征是具有相当复杂的外观或仿生形式。奇异吸引子是有组织混沌的动力来源，是混沌系统获得秩序的基础。詹克斯当然不会放弃在建筑中为其寻求对应物。从他对戈夫设计的拜文格住宅的平面中的螺旋坡道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他是如何理解这种转换的。拜文格住宅的平面中不可能有什么奇异吸引子，只要将其理解为渐开线就可以理解这个平面的组织关系，只是与混沌学家用于描述奇异吸引子的图形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种图形或表象上的相似性正是詹克斯确定建筑语言的基本法则。对于与非线性和突变概念对应的建筑语言，詹克斯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波状的平滑增长”结合“折形的突变”，建筑中各种波形曲线和突然的皱褶成了非线性和突变在建筑中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他用这种方法来阐释埃森曼、哈迪德、甚至中国传统冰裂纹装饰。也用自己的设计来解释这种对应的原理。这些设计挺有趣，很容易理解，但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与玄奥的非线性和突变扯到一起。那么，这些复杂观念的表现形式如何才不至于导致混乱呢？詹克斯给出的答案是：组织深度，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不能消灭差异。 也就是说，不能像现代主义那样建立一个简单的整体，其整体必须在保留差异的基础上实现。“高度复杂而富有联系的结构才有组织深度。”“复杂的整体表现出像一个历史久远的村落那样的丰富性，各种品质和房屋类型共存，没有任何明显的压制。”.在它们结成整体的过程中，时间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时间能消除矛盾，将本来不协调的东西拢到一起。也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引进时间要素就成了达到组织深度的关键问题。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多元化的语言、乡土主义和文脉来表现时间的连续性。另一种方法是“将现有城市结构与格局视为底，在上面填加并布置新的层次”.，形成图底关系。这种方法其实是通过新与旧的对比来显示时间的延续，一个全新的建筑的出现会使人注意原有环境的古老，并凸显环境更生的现实。显然，第一种途径是詹克斯一贯观点的延续。真正给人新意的是他对第二种途径的承认，正是根据第二条途径，詹克斯接受了解构建筑的合法性。詹克斯的转变还表现在他对边缘位置的关注，他相信四规则詹克斯为宇源建筑学制定了1条规则。建筑亲近自然和自然语言。从詹克斯的描述中可以发现，这条规则除了要求建筑与自然协调外，更多是要求建筑去模仿自然事物的形态。 （1）建筑应表现宇宙发生的基本规律———自组织、突变以及向更高或更低层次的跃迁。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种表现充其量是对这些规律的流行图像的模拟。 （2）建筑应具有组织深度、多元性、复杂性和混沌的边缘。复杂性和多元性一直是詹克斯所追求的，组织深度和混沌的边缘是新提法，也是复杂和多元的元素结成“艰难的整体”的基础。 （3）突出多样性，建立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系统，以使差异最大化。重视差异，以避免系统趋向衡态。在詹克斯看来，多样性、公众参与是建筑创造性的保障，它们可以使差异最大化。 （4）多样性可以经由拼贴、激进折中、重叠来实现。这一点与詹克斯对后现代建筑语言的规定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5）建筑应接纳时间及其作用过程，其中包括生态的需要和政治的多元化。 （6）建筑应对涉及的美学和观念性的代码进行双重编码。双重编码是詹克斯的标志性术语，就是要求建筑的意义既能被专家理解，也能被普通民众理解。 （7）建筑学应追随科学尤其是当代科学去探索宇宙的信码。詹克斯希望用这些规则来确定一个建筑学的新范式。 但由于詹克斯本人对复杂性科学理解的局限以及纯科学理论在建筑学中落位的困难，这种建构显得肤浅而空泛。当代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宏观的空间、时间尺度上，在建筑和城市的统一体中的确存在非线性、突变、混沌、自相似性的性质。譬如中国当代城市在不同尺度上出现的“院式结构”完全符合自相似系统的特征；库哈斯所谓的“普通城市”中毕业论文也包含着巨大的混沌；建筑历史的发展是非线性的；突变现象在时代转换时屡有发生；甚至一个大型城市中多种相差悬殊的风格、类型的建筑并存也可以理解为非线性、突变的表现。但是，这些都是在一个很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上发生的，它们真的能够在一个单体建筑上全部展现出来吗？或者说，一个单体建筑有必要这么复杂吗？事实上，就连伯纳德•屈米这样典型的解构派建筑师也不倾向于仅仅从单体的角度去理解建筑的复杂性。他对复杂性的理解更多基于区域或城市尺度的分析"#$"%$。整体的复杂不必意味着局部的复杂，简单的局部同样可以构成复杂的整体。詹克斯对现代主义和简单性的否定带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他的判断也有悖于建筑发展的事实和科学追求的本质。一方面，如今比经典现代主义更追求简单性的极少主义正如日中天。如近两年的普里策奖，就连续颁发给赫尔佐格和德•默隆、默克特这样从不会把立面搞得太复杂的建筑师。超级秘书网 另一方面，无论现代复杂性科学描述的现象有多么复杂，其方法与其他科学理论却没有任何不同，同样追求以最简单的形式描述最复杂的现象。将詹克斯关于宇源建筑学规则和语言的描述结合起来看，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样式中心主义”的阐释方法。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建筑的造型，与现代主义相比，这种所谓新范式难免显得肤浅，并且缺乏扩展能力。诺伯格’舒尔茨曾经指出：“功能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意义，即为人提供存在立足点的问题。”"($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宇源建筑学的诉求远不像现代主义那样深刻。 另一方面，过于注重造型，即便以所谓的创造力来修饰，仍然容易陷入平庸的形式主义泥潭。詹克斯的新理论在探索现代科学观念向建筑创作领域转换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理论无疑存在很多缺陷，但现在就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因为这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也许詹克斯会不断地改造和发展这个理论，或许它在将来会更深刻，更切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建筑学论文范文:房屋建筑学教学方法创新论文 [摘要]本文针对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三个不同的专业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有所参考借鉴。 房屋建筑学是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等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内容主要讲授房屋建筑设计、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其综合性、实践性较强,涉及建筑材料、建筑物理、建筑技术、建筑美学和建筑经济等领域,内容繁多,知识面广。本文针对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三个不同的专业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教学有所参考借鉴。 一、针对不同的培养目标,设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建筑学专业主要是培养建筑设计人才。由于专业特点,此专业学生学习建筑课程设计所花时间较多,多少影响了对其他科目的学习,而且不重视结构课程学习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都给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带来困难。因此,对建筑学专业学生,要让其清楚地了解结构课程的重要性。例如讲述一些建筑大师如赖特、奈尔维等都是先学结构后改行做建筑的故事,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掌握有关建筑结构方面的知识,并运用到建筑设计中,才能设计出可实施的、优秀的建筑作品。因此,对建筑学专业学生要激发其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其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之后,对结构比较熟悉,并能结合自己的建筑课程设计设计并绘制一些详细的节点构造详图。建筑工程专业主要是培养结构设计和建筑施工人才。此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有三个方面:一是了解房屋设计一般原理,具备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正确理解设计意图。二是掌握房屋构造的基本原理,了解房屋各组成部分的要求,弄清各不同构造的理论基础。三是能够根据房屋的使用要求和材料供应情况及施工技术条件,选择合理的构造方案,进行构造设计,绘制施工图以及熟练地识读施工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主要让学生对建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建筑观,以便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主要是培养对建筑工程或与建筑有关的组织、事务管理的人才。毕业生不仅要拥有管理的能力,同时必须懂建筑,能从事国内外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建筑工程建造工作,并初步具有建筑工程设计、科研和开发能力。这一点与建筑学、建筑工程专业学生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对此专业学生来说,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是为了获得形成管理能力的专业知识,因而要求其掌握的知识面要广,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全面。 二、建立合理的知识体系房屋建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课,应针对不同的专业按照不同的培养目标将繁多的课程内容分清主次。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由于教材内容是针对全国编写且大多侧重于北方建筑结构构造设计,因此对于教材有些内容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自学,要求学生写出要点和提纲,课堂上就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同时,结合岭南湿热多雨的气候以及多丘陵的地理环境等地域性特点,教师应增加相应的建筑构造内容的讲解,并组织学生进行构造设计,公开展示,共同讨论,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建筑设计意识,使其设计的建筑作品更能契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具有地方特色。对于建筑工程和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学生,教师除了讲解建筑构造方面的基本内容外,还要重点讲述有关建筑、建筑历史以及建筑的平、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剖面的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建筑文化教育。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播放世界优秀的、经典的建筑图片,提高学生的直观感知水平和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外建筑各个流派的建筑风格,进一步增强对建筑艺术的理解,充分理解建筑设计的意图,解读建筑。教师在建筑设计部分可以采用建筑实例分析的方法,把平面设计、剖面设计、体型及立面设计作为一个整体,先总体讲解方案的构思及在构思中如何协调这三部分的关系,然后再讲这几部分在设计时如何运用构图原理和美学原则,使整个建筑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能满足功能的要求,又获得理想的外部形象。教师要强调建筑艺术、功能要求、技术及经济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让学生注意从建筑、结构、施工各方面看问题,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建筑观,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配合建筑设计,处理好建筑、结构、施工、管理几方面的关系。为了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发展,教学内容也应及时更新和补充。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状况,如在构造部分加入节能工业化建筑体系和节能措施,新型材料的内外装修构造,新型防水材料的屋面作法,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概念等等,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开阔眼界。 三、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1.重视直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材中关于建筑设计、构造原理及节点详图等内容是通过文字叙述和平面示意图表述的,对于非建筑专业的学生,由于空间想象力差,往往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从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入手,引导学生观察本校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等建筑物的体型组合、立面设计、构造作法等,帮助学生建立空间立体概念,以丰富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在不能实现现场讲课的情况下,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建成图纸等将建筑构造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讲解建筑构造部分的内容时,可以根据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调整教材的部分秩序,并从理论上归纳总结。例如,教师在讲墙体构造时,利用校园内建筑物的外墙身为参照物,首先介绍基础以上檐口以下由哪些部分组成,其次根据热工、隔声、防火及层高要求决定墙厚及材料,根据地基土的性质、地震裂度等因素决定散水、防潮层、圈梁、檐口等类型、规格尺寸及构造作法。这种从实际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际的授课方法,能达到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精选各类典型工程实例来强化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提高学生对建筑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的教学资源和信息资源,使教学内容不局限于教师的知识视野。师生针对教学内容从不同方向搜集知识信息,并在课堂上集体交流;图书馆、校园网、建筑工地等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成为课堂的有效延伸和补充。 比如在讲楼梯设计这一章,由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大一时就已经进行了教学楼楼梯测绘,所以教师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涉览多种楼梯设计,深入到大宾馆、教学楼、宿舍等场所细心观察,分组参观楼梯形式,或是先自行设计。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扫描仪扫描大量不同类型的楼梯图片,讲评建筑史上著名的楼梯设计,然后评述学生的设计图。像房屋建筑学这样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只有让师生通过不同知识信息的融合、互补和交流,才能提高建筑设计创新水平。 2.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建筑构造原理本身并不难理解,但由于各种构造因房屋的使用要求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以及气候、地域、环境等各种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千变万化。这种多样性往往造成学生对构造原理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举一反三,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可以通过形象化教学手段深化和巩固学生对构造原理的理解,如采取现场教学、参观建筑物、完成调查作业等方式,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例如,教师在讲到建筑墙体装修构造的时候,可以首先向学生讲解建筑内外墙装修构造的种类和做法,然后要求学生对校内和学校周围的建筑物进行调查,从中总结出常用墙体装修的类型和特点。教师还可在参观和调研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作图表达能力。学生经过亲手绘制建筑构造图,既能对课堂讲授的知识深入理解和记忆,又能提高绘图的实际能力。另外教师还可将一些工程实际问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或者将工程中一些成功或失败的实例补充到教学中,用以起到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视野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3.加强课程设计环节,培养学生创造力选题在内容上必须涵盖建筑设计部分和建筑构造部分。课程设计是在课堂教学结束后进行的,时间为一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可以采用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教师在讲授建筑构造部分时,每讲一部分都要布置相应的小型构造设计,例如要求学生进行墙体、楼板、屋顶等的构造设计。学生在课下完成这些作业,既巩固了课堂所学内容,又为课程设计奠定了基础。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布置课程设计任务,给学生更多的思维时间和空间。对于非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给出几个设计题目,设计题目不仅要符合教学要求,同时还要有利于学生在设计中查阅和熟悉一些常用的设计资料、设计规范和构造标准图集,为后续课程学习及今后工作奠定基础。课程设计题目为6层以下砖混结构住宅、24班以下中小学教学楼、小型旅馆等。学生根据兴趣选择,或由学生自行拟定设计题目。对学生在设计中有新意和独创的想法予以肯定,帮助他们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设计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教师要给学生进行大量的实例分析,另一方面要让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通过同学之间的讨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确定设计方案。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根据此专业学生学习的特点,教师可以把房屋建筑学的课程设计与学生所进行的建筑设计课的课程设计结合起来,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设计原理和构造原理解决自己设计中的实际问题。每个学生的设计方案是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并且由于每个人的设计方案各不相同,相应的建筑构造设计也各有千秋,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创性。通过两个课程设计的结合,既节约了学生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又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四、结语房屋建筑学这门包含着技术和艺术的课程,内容广泛,实践性强,且与国家的基本建设方针和建设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采用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另一方面,还必须强调教书育人,它还关系到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责任心的问题,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才能使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更加有用的人才。 建筑学论文范文:高校建筑专业下建筑学论文 1绿色建筑思潮给高校建筑学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绿色建筑被定义为“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的概念特别关注建筑的“环境”属性，它强调利用一切可行措施来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不局限于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是一种更易为普通大众所理解与接受的概念。高校建筑学专业是培养具备建筑设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摇篮，在推动绿色建筑人才的培养这一需求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任务。绿色建筑的兴起是绿色设计观念在建筑学领域的体现，与传统建筑设计相比，绿色建筑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保证建筑物的性能、质量、寿命、成本要求的同时，优先考虑建筑物的环境属性，从根本上防止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二是设计时所考虑的时间跨度大，涉及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即从建筑的前期策划、设计概念形成、建造施工、建筑物使用直至建筑物报废后对废弃物的处置的全寿命周期环节。 2高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应对策略分析 绿色建筑设计设计的相关学科包括：绿色建筑文化与历史、绿色建筑基础理论、绿色建筑技术基本知识、绿色建筑分析、绿色建筑设计、绿色建筑评价、绿色建筑运营与管理等。它贯穿于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只有通过对建筑学专业课程结构的调整与修订，才能将绿色建筑的知识体系融入到建筑学专业长达五年的教学过程之中。本文旨在从建筑设计实践课的课程结构调整方面着手去探索高校建筑学专业基于绿色建筑思潮下的教学调整和应对策略。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毕业设计是高校建筑学专业最重要的优秀主干实践类课程。作为生产实践类课程，它要求学生通过一系列课程设计的实践，了解不同类型建筑自身的特点和使用要求，初步掌握各类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学会处理各种流线的关系，学习建筑体型处理技巧和方案设计的表现方法。指导教师在进行设计指导的时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强调，帮助学生在设计过程之中融入绿色建筑的理念、充分考虑绿色设计的要求并逐步掌握绿色设计的技术与手段。 2.1建筑的选址与布局 建筑应选址在远离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的地方，并应考虑使城市在现有的区域以内沿着已有的运输线路集中发展，以此增加公共交通的利用率。通过多功能建筑的开发和保持开发密度来减少土地使用中的分隔状态。为了达到节地的目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地下空间、旧建筑改造、城镇废弃地的利用等手段。在城镇中修建绿地以改善城市的微气候，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在开阔地带栽种密集的防护林以保护城市边缘不受不利气候条件的侵蚀。因此，在制定设计任务书的时候，指导教师就应充分考虑绿色设计的要求，根据不同课程设计题目的训练目标，合理地选择基地的地理位置，综合考虑基地周围的环境条件，包括所有场地、场所、场景的特征。规划布局是建筑节能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师应指导学生从分析气候条件出发，将规划设计与节能技术、能源利用有效地结合起来，使采暖地区建筑在冬季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照等自然能采暖，减少热损失；使炎热地区建筑夏季最大限度减少得热和利用自然条件防热。在平面布局的过程中有些学生片面追求构图与形式，指导教师应提醒他们综合考虑建筑布局、建筑朝向与间距、建筑采光与通风等因素。 2.2平面设计与形体组合 建筑平面形式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通过墙壁、屋顶和地板最大限度的共享，减少建筑结构的热量损失。在保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建筑平面组合应充分体现当地气候特点，炎热地区建筑平面宜舒展开敞以利于加大通风量；采暖地区平面应集中布置，以减少外墙面积有利于节约采暖能耗。许多学生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形式的丰富感，可能会处理很多凹凸进退转折分割的体形，造成建筑外墙表面积增加，建筑传热耗热量增大。这一过程中，老师应正确引导学生处理好造型与节能之间的关系，既要兼顾造型的美观与创意，又要考虑建筑的节能需求。设计中建筑的进深不要太大，必要时增设天井，并利用天井来促进以烟囱效应为基础的自然通风。栽种植物来改善建筑四周的微气候。指导教师应帮助学生去理解，天井、空中花园、绿化带等元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形式上的需求，而更是承载了一定的技术功能。 2.3立面设计与材料的选用 在立面与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学生常因缺乏对窗地比、建筑遮阳、外门窗节能等概念的理解，为了追求建筑的纯净感、轻盈感、通透感，过度地选择玻璃幕墙作为外墙材料。指导教师应给他们补充这些相关方面的材料与构造知识，有助于他们利用开窗形式、幕墙形式、遮阳构件等技术手段，找到进行立面和造型设计的有效方法。设计过程中，还应考虑到外墙保温层、外墙材料构造方式等因素可能会对立面造型带来的影响。 2.4材料与能源 虽然建筑学专业学生的课程设计最后图纸深度通常只要求达到方案深度，但老师亦可在设计过程之中，指导学生综合考虑材料与能源的选择。因为材料与能源选择一定程度要也会影响到建筑的形式与造型。设计过程中应最大限度使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清洁的太阳能和风能。不论结构材料或表皮装饰材料，应选用具有满意的使用性能和优良的环境协调性的材料，或选用能够改善环境的生态环境材料，即在原料采取、产品制造、使用或者再循环以及废料处理环节中对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绿色材料。因地理位置因素，我校建筑学专业指导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尝试就地取材采用地方材料，如重庆地区常见的砾石、条石、鹅卵石等进行立面设计的创作与探索。 3结语 绿色建筑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课题，从人类凿穴为居开始，人类的修建行为与自然环境就一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博弈状态。合理地改造自然环境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而肆意地开发与掠夺必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为全人类的发展带来隐患。绿色建筑不是一种新兴的建筑形式，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是无论决策者、投资者、设计者、使用者都应该树立与提高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培养绿色建筑人才迫在眉睫，及时修订与调整高校建筑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与教学方式，亦可成为对此全球思潮的回应。 作者：魏晓崔璐璐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新课改下建筑学论文 一、高校建筑学专业教学调整与应对策略分析 高校建筑学专业现行的专业理论课体系中，和绿色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专业优秀课程包括：《建筑概论》、《建筑设计原理》、《城乡规划概论》、《城市设计》、《建筑物理》、《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选型》、《建筑设备》、《建筑心理学》、《建筑法规》、《建筑师职业基础》等。 《建筑概论》开设于一年级第一学期，是建筑学专业学生开启建筑学习之路上的第一道门。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初入大学，对建筑既陌生又好奇，同时也不乏希望和遐想。相当多的建筑学专业学生会在大学里受到思维方式上强烈的冲击，他们将要身处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经历两次重要的转化：首先是由传统教育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向以视觉思考为优秀的领域转化；紧接着，又要从纯视觉思考（构成、造型训练）转向对功能、技术、经济等要素的综合权衡（含有功能要求的设计）。传统教学大纲要求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全面而概括地了解建筑的相关基本知识，掌握建筑识图的基本方法，熟悉民用及工业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筑物的基本组成及构造原理等内容。此课程中，应增设绿色建筑概论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与方法、发展与趋势，为之后其他课程的开设奠定基础。 《建筑设计原理》、《城乡规划概论》、《城市设计》等课程为开设于二年级至四年级期间的理论基础类专业理论课，其课程环节主要由课堂讲授、理论分析、案例解析等形式为主构成，其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设计的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并在实践与设计过程中起到指导性作用。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中，应开设绿色建筑设计原理的专题，从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室内环境、建筑能耗几个方面详细地剖析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法，并通过实例的展示与剖析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在《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设计》课程中亦应介入绿色设计的理念与思路，从选址的基本原则、自然环境因素、节约用地方针、乡土文化等方面，帮助学生建立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理念。 《建筑物理》、《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选型》、《建筑设备》等课程为开设于二年级至四年级期间的技术类专业理论课，其课程环节主要由课堂讲授、理论推导、实验数据演算与分析等形式为主构成，其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与建筑设计紧密相关的工程技术基本知识。而这些技术知识恰恰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绿色建筑设计的物质载体与手段。如《建筑物理》的三大主干课程建筑声学、建筑光学、建筑热工学，均与绿色建筑设计中室内环境品质及控制技术、建筑节能设计及技术等内容密切联系。再如《建筑设备》课程中，给排水部分应融入建筑节水技术、雨水的收集与利用等知识；暖通部分应融入室内新风系统、自然通风技术、高性能空调设备的运动、能量回收等绿色建筑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电气部分应考虑适时适度照明、高效节能灯具、待机能耗控制等绿色环保理念。《建筑材料》课程应增设绿色建材篇章，系统介绍绿色建材的概念、绿色建材的选择与运用、建筑节材技术与方法等课程内容。而在《建筑构造》课程中，通过对最新材料、最新技术构造节点大样的剖析与讲解，可以帮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进一步掌握绿色建筑设计的具体手段和操作方法。 《建筑心理学》、《建筑法规》、《建筑师职业基础》等课程为开始在五年级毕业班的专业理论课。作为建筑学专业毕业班的学生，他们即将告别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涯，走向建筑师的职业岗位，担负起建筑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绘制再到各专业配合，以及与甲方、施工方各方面配合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之中。在这些课程中，应通过增加建筑环境心理学、绿色建筑相关法规、绿色建筑运营与维护等知识点的章节，帮助学生完善绿色建筑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在他们今后的实践与工作中积蓄发挥作用。 二、总结 绿色建筑设计教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绿色人才的培养，是在高校建筑学专业本科建筑设计课程原有教学框架的基础之上，应时代需求而开展的教案研究与教学方法的探索，具有体系化、进阶式和强调实践性的特点。这样的教学改革引发了建筑学专业指导教师对绿色建筑教学与科研的深层次思考，也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绿色建筑设计教学将由原来个体自发的实验转向系统化、整体性的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一个传统深厚的学科面对当下全球关切的发展活力，孕育着我国高校建筑教育发展新的生机 作者：魏晓董莉莉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有关设计与规划的建筑学论文 一、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关系 建筑物的所有功能均需要利用建筑布局和结构予以实现，因为个人习惯、专业特点、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相应的建筑物功能空间结构也是不同的，在进行建筑设计与规划的时候，没有充分了解使用者的信息，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些出入，在进行相关设计的时候，经常出现返工、修复、补充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这里主要对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无法协调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 1.1建筑任务书拟定缺少使用者的直接参与在建筑设计中，最为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筑设计任务书的拟定，其主要反映了业主对建筑物功能的要求。无论是办公大楼、工厂建筑，还是住宅小区，均需要管理人员或者开发商进行任务书的拟定。通常情况下，在进行任务书拟定的时候，均没有邀请使用者进行直接参与，导致其相应的设计无法达到使用者的要求，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建筑建设的顺利进行。 1.2建筑设计缺少个性在建筑设计中，对于建筑物外部条件而言，其更加重视形体与色彩的设计；对于建筑物内部条件而言，其更加重视共性的体现，基本上均是形成统一的效果，没有自己的风格。同时也没有一定的整体性，无法在静态中体现动态，并且也无法在简单中体现复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重视个性的体现，需要进行一定的标新立异，在建筑设计中也不例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创新，形成自身的特色，才可以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3建筑设计人员开展建筑规划工作在开展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首先进行的就是规划设计工作，要求设计人员在进行初步设计的时候，就要明确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不同，同时设计人员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设计方面，而不是功能规划。除此之外，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和使用者进行交流，也是导致其设计成果不符合使用者要求的重要原因。 二、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协调发展的策略 2.1强化建筑规划的基础作用在开展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样就要求，规划工作人员不仅要考虑目前的实际需求，还要对建筑物以后的使用功能进行考虑，留有相应的发展空间。在进行建筑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其功能具备相应的前瞻性与拓展性，预测可能发生的相应情况，之后进行相应的分析，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在建筑规划工作的基础上，借助相应的建筑设计与专业知识，解决建筑设计与规划中存在的矛盾，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使建筑物更加完美，具备自己的特色。 2.2强化建筑设计的载体作用在进行建筑设计与规划工作的时候，需要利用建筑物实体进行使用功能的体现，可以说建筑物实体就是建筑使用功能的载体。在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中，均包含了一定的布局设计。在布局设计中，无法对建筑物功能进行简单的规划，需要利用一些技术方法，进行相应的整合，使建筑物形体更加完善，得到一定的色彩渲染。 2.3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交叉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是无法分开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设计中进行互相渗透；另一方面，所需知识相互交叉渗透。在设计中互相渗透，主要就是对建筑问题予以解决，在进行实际设计的时候，必须按照相应的设计标准执行，符合建筑物的整体规划情况，实现建筑物整合的和谐性。在所需知识相互交叉渗透中，设计人员一定要加强建筑规划工作，实现设计与规划的有机结合，促进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发挥。 2.4强化对自然环境因素的利用与保护在开展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保护，通过对实践工作的总结，实现建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利用自然环境因素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对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分析，实现两者的同步性与同生性，建设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实现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价值。 2.5建筑规划制定建筑设计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建筑设计工作要在一栋房间内，对房间环境进行规划，对周围环境进行规划。”这也就要求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对建筑物周边的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实现建筑物和周边环境的有效结合，在充分发挥建筑物使用功能的情况下，保护周边的环境不被破坏。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开展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一定要采取科学的设计技术与方法，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建筑物使用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和使用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样才可以保证设计作品符合使用者的要求，实现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统一，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筑规划和建筑设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都对城市建设有着重大贡献。建筑规划起着主导作用，规划没有成形，其他设计都是空谈。而建筑设计则是规划设计的具体表现。只有以规划设计为指导，建筑设计为基础才能促进城市经济、政治、社会的繁荣和谐发展。 作者：赵华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对我国农业不利因素论文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全面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第一，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第一，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承诺，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最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优秀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优秀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优秀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应用的探讨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农业机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其在世界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机械性能上更为优越，并且在操控上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高效。本文中具体分析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的应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应用；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度，世界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的促进下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降低人工输出，文章简要阐述了现阶世界农业机械应用电子信息化的实际效能，并阐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EGU与CAN技术联用 从目前情况分析，拖拉机是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广的农机设备，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之一，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以手扶式为主，而随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现阶段主要是以自动行走式为主，由此可以看到农业机械设备的巨大变革。而针对自动行走式设备来说，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比如ECU，即电子控制单元，CAN总线等等，1台大型拖拉机，一般来说安设多个标准ECU，这个装置本身具有良好的性能，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还同时兼具控制功能，属于智能化终端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为农业机械量身定做，根据他们作业环境而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设备帮助农业机械实现新的跨越，在该装置上面，不仅具有统一标准接口，而且还兼具CAN总线技术，还有相应的通信协议。例如：以德国某农业机械而言，他们自主研发的拖拉机配备比较先进的技术信息，分别是ECU、CAN，而上述技术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正在日益完善，并且这类农业机械已经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响较好。该设备大部分部件上面，均已经设置ECU设备，而且是自带标准的I/O接口，将之和CAN总线进行有效的连接，就能够实现通信与控制。 二、 机群调度管理的实际应用 针对欧洲发_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农场管理已经进行信息化时代，办公室里面存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是借助移动作业机械，构建无线通信，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加快农业机械信息化进程，快速传递信息内容。针对DIN9684-5而言，不仅对无线通信协议施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在接口标准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农场计算机装备具有自身的优势性能，不仅可以自由调配作业数据，而且还能存储作业数据，这其中离不开智能终端的作用性，与此同时，还为农场管理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能够依据作业安排，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农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不仅具有专家知识库，而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系统，能够对作业机械信息予以有效的存储，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拟定科学有效农田作业方案，实施有效导航作业计划，而这些决策内容则可以依据无线通信快递，传送至机械智能化终端，实施作业方案。一旦农业机械出现故障，故障信息就会通过相应的设备，即无线通信，到达农场计算机设备，而系统之中存储很多故障的类型，这主要是依托故障数据库，从中汲取丰富的资源，由此就能够对故障进行有效的诊断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提供合理的解决故障方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设备已经日渐成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化的发展上更为纯熟，针对农业机械化作业，基本上可以实现远程管理，从而提升机械化的实用效能，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从整体角度分析，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已经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未来必将取代传统农业机械作业，实现良好的远程管理效果，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而必须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设备，取得优异的成绩。 结语： 总体来说，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已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能够引起农业上的革命，达到事半功倍的运用效果，提升农业产量与效率，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改善机械自动化管理效能。文章中具体阐述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具体应用情况，并提出优化的改进措施。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规则下国家农业政策的选择 [摘要]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在WTO《农业协定》签署之后，美欧等国在不断加强国内“绿箱政策”支持的同时，并未真实降低“黄箱政策”对国(区域)内的农业保护，相反他们试图利用现行WF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给一些“黄箱政策”扣上“绿箱政策”的帽子继续规避其削减贸易扭曲的成员义务，维持并扩大其农业支持总水平，从而巩固和提高其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试图从PSE和AMS两个指标角度来分析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程度和做法，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要分析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政策改革取向。 [关键词]扭曲贸易农业 国内支持 改革 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优秀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通过推动农产品公平贸易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尽管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致使新一轮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但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所展现的谈判技巧和对WTO规则的熟练运用仍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但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产业，多数发达国家每年都以大量的预算支出对农业给予特别支持。各国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一方面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农业支持进行衡量，一个是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eer sup-port estimate，简称PSE)，另一个指标是WTO的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PSE衡量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每年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转移总量，它由市场价格支持与对生产者的预算支付组成，因此，PSE是衡量“黄箱政策”加“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AMS是从PSE演化而来，是衡量WTO《农业协定》规定的需要各国作削减的“黄箱政策”包含的农业支持总量，AMS包括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 一、从PSE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2004年，OECD国家PSE达到2795亿美元。其中，欧盟PSE总额为1334亿美元，占欧盟农业收入33％的比重；日本PSE总额487亿美元，占农业收入56％的比重；美国PSE总额465亿美元，占农业收入18％的比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PSE相对较少。从所有OECD国家来看，大约3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的支持，而非市场。从产品分布看，受保护的范围更加集中于大米、食糖和牛奶等部门，使得相关产品的扭曲贸易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美、欧、中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2004年，美欧农业收入得到政府较大支持，特别是欧盟，1／3左右的农业收入来自于政府。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甚微，个别年份甚至对农业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 总支持水平估计值(TSE)指纳税人和消费者每年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所有转移支付的总值。根据表2可知：欧盟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最高，达到464亿美元，占欧盟TSE的40.5％，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59.5％；其次是美国218亿美元，占美国TSE的22.9％，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28.12％；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贸易扭曲政府支付总额很低。从NAC指标来看，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产品政策影响力很大。此外，所有贸易扭曲的政策支持中，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较高，美国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按照以PSE衡量的某一国家(地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美欧都对农业生产者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其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受保护的范围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二、从AMS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一)美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美国是农业大国，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农业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补贴的分配依据农作物的类型，超过90％的农业补贴分配给大约20种农作物。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出口激励、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加强农业科研以及农业保险和救灾、环境保护等方面。 2001年，美国特定产品农业AMS为146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奶制品，占所有特定产品AMS的31％，其次是大豆和棉花，分别占25％和19％，上述三项总和占“黄箱政策”支出的75％。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产品农业AMS的总量和集中度都非常高。美国非特定产品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损失保险、灾害补偿和信用贷款等方面。如图1所示：1986－2001年，美国非特定产品AMS总体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7－1999年，增速十分迅猛，大约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预算。1999年后，非特定产品的AMS略有回落。 根据WTO的农业协议，在过渡期内，美国的黄箱支持不能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并每年向WTO报告其农业国内支持水平。针对这一规定，美国新农业法对国内支持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2001年及之前的报告书中所包含的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 Flexible Contract，简称PFC)列作“绿箱政策”。而在2002年之后，美国用直接支付替代生产灵活性合同，并将直接支付仍作为“绿箱政策”。此项标准的确立对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否超过191亿美元黄箱支持的上限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图2，如果不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则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AMS均不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水平；而如果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2000年、2001年、2006年。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都将超过WTO上限标准。尽管目前业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对是否应该将直接支付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绿箱政策”多存置疑，但现行WTO文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美国显然利用了WT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规避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维持甚至扩大扭曲性农业补贴，为其农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欧盟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欧盟是世界农产品第一大进口集团和第二大出口集团，欧盟的农业法律与政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多边规则谈判举足轻重。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自1962年制定至今，不断地调整、改革，以适应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它的优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政策和市场管理机制等来保护和促进欧盟区域内农业的发展。 欧盟农业支持偏重于针对特定农产品。2001年，欧盟总的AMS是392.813亿欧元。从表3可知，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牛肉，达到97亿欧元，其次是白糖和黄油。而非特定产品AMS主要包括保险补贴和利息返还，金额仅为5.74亿欧元，远小于美国非特定产品AMS。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农业支持的方式，通过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限制得到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量等手段进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费用负担也逐步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2003年欧盟设计了新共同农业政策方案，此次改革方案是围绕适应WTO的《农业协定》展开的，其优秀是改变了欧盟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完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由初期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对农民收入补贴为主的演变进程，被认为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根本变革。 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和贸易强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方针，采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政策，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滚滚潮流，尤其是新一轮多哈回合中对成员国缩减农业扭曲贸易的呼声渐高，美欧一方面顶住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维持甚至扩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在一个较高的总量水平上；另一方面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强化“绿箱政策”，调整“黄箱政策”，坚持在WTO现有文件框架内积极调整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方式和结构，为推动其农业发展和保持贸易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应该说，美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走向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更隐蔽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国际间经济博弈的演进，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熟悉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在WTO现行框架内平等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改革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首要考虑。尽管如此，农业所获得的补贴从总体看还是非常有限。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进一步显化，“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得到了重视和采纳。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坚持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国家设立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发放自然灾害救济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天保工程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在农业的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较晚，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经验还是在财力上都仍显得十分不足，尤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安排上无论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与WTO现行规则仍存在着一定的“背离”。一方面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基数相比，与农业基础状况相比，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仍相当薄弱，总量亟待提高；同时现有的财政、金融补贴方式亦难以使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特别是战略性农产品生产的人口真正从中受益。仍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根据表4，中国对本国特定农产品进行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上更加出现负保护。如1999－2001年，我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直接支持均为负数，这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需要对农业支持方式和结构进行大力的调整。另一方面，按照WTO衡量成员国对农业总支持水平估算方法计算。2001－2003年，中国的TSE占GDP比重为3.5％，明显高于欧盟的1.2％、美国的0.9％、墨西哥的1.3％和巴西的0.6％，据此反映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的水平较高，需要进行大幅削减。根据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即约为480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仅为60亿美元。显然，这又使得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连续多年快速发展、财政税收逐年增加、国力日盛之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陔坚持首先从我国的农业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调整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结构，要把重点放到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补贴来真正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同时，还要兼顾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文本所要求的削减扭曲贸易义务，尊重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积极经验，使我国国内支持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国内农业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WTO规则框架内提高对农业支持的总水平。当前我国对农业支持补贴力度虽有所增加，但在总量上仍与解决农业生产与贸易问题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全局来看，只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方向，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才能支撑起我国农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的差距。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世界贸易的后来者和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在WTO内还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尽快熟悉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的经验和做法，在WTO文本框架内采取有效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其他成员的摩擦。今后我们也应积极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成员身份，联合其他在WTO中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通过发起和组织多边和双边农业磋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充分表达我们对农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更大话语权，使WTO农业政策制定朝着更有利于消除国际贫困、实现公平贸易的目标发展。 (二)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灵活使用“发展箱政策”。尽管与WTO的有关政策相悖，美欧等国都在尽力保持对农业的黄箱支持，目前中国农业黄箱支持尚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在支持结构和补贴目标上作深化调整，使有限的黄箱支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将WTO规则允许的黄箱额度用在刀刃上，起到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农业的作用。此外，《农业协定》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微量允许标准”，这意味着补贴空间灵活性的增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应该有效使用这一条款来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业“绿箱政策”支持。1996－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的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平均水平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82亿美元，并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绿箱政策”补贴中，中国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中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在“政府一般服务”中，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而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农业培训服务、农业科研支持、病虫害控制支持、检验服务支持等的比重很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绿箱支持总体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干预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价格支持，对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和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投入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 (四)改革“黄箱政策”，将价格保护政策逐步转化为直接补贴。《农业协定》生效以来，许多成员国调整了农业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由过去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市场干预，转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建立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体系来减少对黄箱支持占用，改善农产品市场扭曲状况。我国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体系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实际上都是价格支持政策，这是一种需要逐步取消的“黄箱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的国家宏观政策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非常有限，甚至会带来农民利益的损害。而且，保护价收购体系是给流通领域补贴，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的补贴数额很少。按WTO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这为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保护价收购体系改为直接补贴农民，政府价格支持应该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非流通部门。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效率，使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好保护。 (五)加强补贴的集中性和针对性。美欧的农业补贴都有很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各国在农业改革过程中虽然对黄箱支持进行了大幅削减，但对部分重点产品却加强了保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具体类别上所获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能，因此补贴的效果也较差。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集中精力打优势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在进行农业支持结构调整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粮、棉、油、糖等战略性农产品的支持。 世界农业论文:美国农业部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预测 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GDP增速预计将达4.6%左右，但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将略低于2010年，经济复苏放缓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美国的预测基于以下假定。在宏观经济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各地主要央行采取积极行动，以面对从衰退中徘徊而遇到的持续的财政问题。即使采取这些行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仍然将影响经济复苏及为经济预测带来不确定性。第二、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预计2011---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第三、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贸易预测假设各国遵守现有的影响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和贸易改革将继续进行。 小 麦 1.收获面积：预计2010年相对2009年减少480.9万公顷，达到2.209亿公顷，但在预测期内全球小麦收获面积将平稳增加。其中美国小麦收获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至1824.9万公顷；加拿大小麦收获面积也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有857.6万公顷；澳大利亚小麦收获面积实现平稳增长，到2019年小麦收获面积达到1391万公顷；中国小麦收获面积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预计从2009年的2400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245万公顷；欧盟小麦收获面积在预测期内将小幅上升，至2019年达2695.3万公顷。 2.总产量：预计2010年全球小麦总产量为6.57亿吨，预计小麦总产量将逐年增加，到2019年将达到7.19亿吨。其中美国小麦总产量2009年为6031.4吨，预计2010年小麦产量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有5729.7万吨；加拿大也呈同样趋势，预计2018年产量为2524.4万吨；预计2019年产量为2521.9万吨；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到2019年达2663.3万吨；中国小麦产量在2010年预计减产696.3万吨后产量增减幅度不大，2019年预计达1.08亿吨；欧盟小麦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到预测期结束达到1.57亿吨。 3.进口：美国小麦进口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达到350万吨；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在100万吨左右徘徊；欧盟的小麦进口量逐年增加，预计从2010年的550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700万吨。 4.出口：欧盟的小麦出口量2011年预计比2010年减少8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2080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增长较为平稳，在预测期内保持在1720万吨左右；澳大利亚2011年小麦出口量预计达165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1820万吨；中国的小麦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逐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380万吨；美国小麦出口量2010年比2009年陡增1000万吨，预计此后出口量缓慢下降，到2020年将达2380万吨。 5.出口价格：美国离岸价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每吨222.72美元；加拿大小麦出口价格也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高达每吨206.37美元；欧盟出口价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主要国家中出口价最低，到2019年仅为每吨201.02美元。 水 稻 1.收获面积：全球水稻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增加，2009年全球水稻收获面积1.53亿公顷，预计到2019年增加到1.57亿公顷，其中中国水稻收获面积也逐年减少，2009年水稻收获面积为2968万公顷，预计2019年仅为2760.9万公顷；美国水稻收获面积2010年预计减少6.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收获面积为113.1万公顷；澳大利亚水稻收获面积则逐年增加且趋势明显，预计2019年将达到5.3万公顷；欧盟水稻收获面积将稳定保持在45万吨左右。 2.总产量：全球水稻总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2009年总产量为4.35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4.77亿吨。其中中国水稻总产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总产量为1.37亿吨，预计2019年减少到1.34亿吨；美国水稻产量将逐年增加，预计2019年将达到691.9万吨；澳大利亚水稻产量走势与其收获面积一致，预计2019年将达34.8万吨；欧盟水稻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预计2010年为192.4万吨，到2019年将达199.7万吨； 3.进口：加拿大水稻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加，2010年为34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39万吨；中国水稻进口量将平稳增加，预计2020年达62万吨；美国水稻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到80万吨；欧盟水稻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149万吨。 4.出口：中国水稻出口量预计将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减少为107万吨；美国水稻出口量2010年达到364万吨，之后开始逐年增加，预计2020年出口量达421万吨。 5.出口价格：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将缓慢上升，预计2019年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为每吨429美元。 大 豆 1.收获面积：全球大豆收获面积预计会不断增加，2010年为1.02亿公顷，到2019年预计将达到1.11亿公顷；其中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保持稳定，预计2019年将达3135.8万公顷；加拿大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变化不大，保持在14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减少，2010年为868.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达864.5万公顷；欧盟的大豆收获面积保持在37万公顷左右。 2.总产量：全球大豆总产量将不断增加且增幅较大，2010年全球大豆产量为2.52亿吨，预计到2019年将高达2.95亿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为8739.5万吨，预计2019年将达9688.3万吨；加拿大大豆产量预计将缓慢增加，2010年为344.4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378万吨；中国大豆产量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预计2019年将达1579.6万吨；欧盟大豆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2019年达到104.4万吨。 3.进口：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5700万吨，并将持续增加，到2020年将高达8830万吨；欧盟的大豆进口量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1150万吨左右。 4.出口：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将逐年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4800万吨，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例下降较为明显，到2020年仅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36.5%；中国的大豆出口在预测期内稳定在50万吨。 玉 米 1.收获面积：2010全球玉米收获面积1.56亿公顷，预计收获面积将会逐年增加，2019年达1.62亿公顷，其中美国玉米收获面积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收获面积仅3222.5万公顷，预计2019年达到3381.6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8.05亿吨，预计2019年将高达9.19亿吨，增幅达14.16%。其中美国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3.34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3.80亿吨。 3.进口：美国的玉米进口量稳定保持在30万吨；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在预测期内稳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达800万吨；加拿大的玉米进口量保持在180-190万吨之间；欧盟2011年玉米进口量预计为340万吨并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260万吨。 4.出口：欧盟玉米出口量也是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00万吨预计增加到2020年的310万吨；中国的玉米出口量稳定保持在20万吨左右，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5080万吨，到2020年将达5970万吨，增幅达17.52%。 高 粱 1.收获面积：全球高粱收获面积预计将保持不变，2019年将达4400.5万公顷。其中美国高粱收获面积将逐年下降，到2019年仅224.8万公顷；澳大利亚的高粱收获面积保持稳定略有增加，2019年预计达76.8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高粱总产量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预计为6856.6万吨，到2018年将高达6963.1万吨，增幅为1.55%。其中美国高粱总产量略有减少，预计2019年达921.1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总产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225.5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256.5万吨。 3.进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粱出口保持在50万吨左右；美国的高粱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420万吨，到2020年将达530万吨，且占世界高粱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占世界高粱贸易的72.9%。 4.出口价格：高粱的海湾FOB价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83美元。 大 麦 1.收获面积：全球大麦收获面积比较稳定，在预测期内保持在5450万公顷左右，预计2019年大麦收获面积为5462.3万公顷；其中美国的大麦收获面积将逐年减少，2011年预计为120.3万公顷，到2019年将减少到108.9万公顷；澳大利亚的大麦收获面积将略有增加，2019年将达到448万公顷；加拿大的大麦收获面积保持稳定，大概在35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麦收获面积也是略有增加，到2019年预计将达86.4万公顷；欧盟的大麦收获面积相对稳定，预测期内将保持在1300万公顷左右。 2.进口：中国的大麦进口量将稳定增加，2020年将达300万吨；欧盟的大麦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均保持20万吨；美国则保持在40万吨。 3.出口：欧盟大麦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390万吨，到2020年将增加到520万吨；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也将不断增加，在预测期的后半段将稳定保持在450万吨；加拿大的大麦出口将略有减少，2020年大麦出口量将达到110万吨；在预测期内美国的大麦出口将稳定保持在20万吨。 4.出口价格：加拿大的大麦出口价格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48美元。 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的重要性。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大部分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和学者做出的关于某些品种的生产及贸易的预测，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国外的有关农业机构和学者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完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报告。这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加快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全球经济的形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所以对于我国农业整体优势并不明显的状况而言，农产品生产应向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发展，单纯的数量增长已不能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只有走优质、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道路，才可能在白热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需求的变化较大--以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以加工品和食品形式的贸易比重上升。改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式是未来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选择。 （三）建立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体系。农业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学者成立农产品预测中心，将大家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和预测，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及贸易预测报告，为国家的中长期农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世界农业论文: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回落。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将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且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农产品供需矛盾出现，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因此，我国要千方百计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以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农业；有效供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7月中旬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将风险不断扩散，并进而蔓延到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还在深化，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对于刚刚经历粮食危机的全球而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发展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由于金融危机造成流动性紧缺，加之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各国投机性资金纷纷撤离农产品期货市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国际大宗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也出现高位回落。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下跌幅度大。2008年6-10月，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从最高点179.8跌到130.7，跌幅约达49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下跌速度快。2008年10月份国际产品价格与2007年8月份价格差不多。从2007年8月份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共花了10个月，而从最高点跌到2008年10月份价格，只花了4个月。三是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2008年进入7月份，谷物和油脂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分别达到19和30个百分点；进入8月份，奶类价格开始加速下跌，月跌幅达23个百分点，比1-8月份快了20个百分点；进入9月份，糖料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到11个百分点；进入10月份，肉类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7.5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1月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作出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2009年将降至2.2％。全球经济的持续下滑将给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农产品需求下降已显现，今后压缩的空间不大 农产品的需求主要包括食物需求、饲料需求和工业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食物和饲料需求刚性明显，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增减情况；工业需求弹性大。增加和减少的速度快，波动比较剧烈。以谷物为例，口粮和饲料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2008／09年度仅分别比2007／08年度增长1.3％和2.O％，而工业消费增长了11.8％(见表1)。在农产品的各种需求中，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工业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许多深加工企业(如淀粉、味精、生物燃料)效益普遍大幅下滑，企业亏损严重，停产、限产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金融危机波及原油市场，从2008年8月份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价格指数从248，43跌到10月份的136.25，3个月下跌了45.16％(见图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挤压”生物能源“泡沫”，导致大批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还将面临破产。如2008年12月份，美国第二大乙醇生产商Verasun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商Campa GmbH公司第二次宣布破产(该公司年产能在15万吨)。生物燃料行业遭受重创，将大大减小对农产品的工业需求。但是，由于工业弹性大，需求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估计后期工业需求再次压缩的可能性不大。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二)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减少，农产品供给将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土地来看，土地投入将减少。2007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紧张的局面，主要农业生产国如美国、欧盟都减少或放弃休耕计划。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农业法案，将休耕保护计划的土地面积上限由3920万英亩下调至3200万英亩；欧盟委员会决定在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期间将欧盟境内土地的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民极有可能再次加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从资本来看，农业投资将减少。一方面，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一般在资金转移时，投资者首先会从农产品市场不断撤资：另一方面，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会减少。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等出现了信贷紧缩，银行普遍惜贷，农业生产者更难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贷款，这会影响下一年度农作物的种植，给农业生产前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劳动力来看，劳动投入将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将会减少。 (三)农产品贸易额将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世界各国均在收缩消费，加之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必然导致农产品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以谷物为例，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1月份的《全球农产品供求预测》，2008／09年谷物的总出口为2.64亿吨，比上年减少500万吨。这一数据还是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预计今后农产品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出口总额还将下降。在2008年农产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减少，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将异常激烈。由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将贬值，这将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了减少或缓解危机对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家可能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对抗由于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所增加的竞争力，波兰提高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并引入了关税配额限制。1999年2月，配额按季度确定。以防止季节初期进口洪流的冲击。 (四)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综合判断 目前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上。其深层原因是在农产品供给基本确定的前提下，需求大幅度萎缩。从短期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消费者是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切断国际低价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可 能不大；另一方面，供需矛盾可能再次出现。从需求来看，农产品的工业需求在2008年已经大幅下跌，总需求再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很小。从供给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农业投资)将减少。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很难出现“V”型翻转，更可能会呈现出“U”型翻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较长时间保持衰退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是3-5年。金融危机较长时期的冲击下，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在需求基本不变，供给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上升。 三、我国应对世界农业形势变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我国要积极做好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加大支农投入，确保主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是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关键领域、重要产品、优秀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二是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支持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技推广一线工作。三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委托、招标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活动中来。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产品损失。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是农业最重要的抗风险工具。因此，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部署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第三，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离不开农民，需要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办法，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业生产。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主要农产品均衡供应 政府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证主要农产品均衡供求。一方面，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确保国内主要农产品均衡平衡。一是要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要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二是要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国内主要农产品区域间的均衡供应。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农产品经纪人等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主要物流通道和节点项目建设，推广应用散粮运输装卸新技术新设备，改善农产品物流条件。通过各类流通组织的积极参与，采用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平衡区域间农产品供求矛盾。 (三)加强储备管理，确保主要农产品应急供应 首先，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机制，增强国家储备体系。一是要完善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储备机制，储好、管好、用好各级主要农产品储备。二是要提高企业、农户等主体农产品储备意识，鼓励其积极开展储备，使民间储备成为国有储备的重要补充，增强国家储备体系。其次。加强储备督监察，建立健全储备监督长效机制。要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搞好各项专项检查，并且检查结果要严格把关，及时报送，加大对违规动用储备或虚报储备数量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库存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第三，加强行情监测和统计分析，推动储备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要加强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轮换机制，适时吞吐，控制风险，推动储备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世界农业论文: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隶属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垂直层级结构，即称为垂直体系。该体系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包括： 机构重叠，力量分散 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全国是农业科技推广总站。这个主系统依次层层下来，一直到乡，从经费和人员来看，是个“倒三角”，即在与农民越接近的地方，越没有钱，越没有人去干活，而上面的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体系，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现状。 经费不足，人浮于事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官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网破，线断、人散。特别是基层的农业科按推广人员，为了能养活自己，都去做生意(如卖化肥等)。 从“百万美元农业GDP拥有农业科技人数”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说明“人多不干活”，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对农业的贡献在全世界属于最底层。 观念落后，机制僵硬 主要表现在：(1)推广理念――完成政府推广任务，忽视农民意愿；(2)推广方式――多采用行政手段，忽视市场机制：(3)推广目的――注重产量提高，忽视产业整体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两所大学、五所科研院所合并而来，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特色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位于农村的大学，学校地处杨凌，位于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以前是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就必须为农村、农民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所以学校的服务方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向，不是以创收为目标，很大的一部分是公益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学校为“三农”服务的能力7学校通过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垂直体系层面的科技推广体系，决定来探索新的模式，即“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的新模式“。 在提出新模式的同时，又要求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农民满意，即农民的腰包要鼓起来：二是政府满意；三是农业主管部门满意。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一：产业化 就是要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目标，把人、专家和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的载体。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二：永久基地 要选择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中心地带来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只有永久的基地，才能真正显示高科技农业，使“顶天”和“立地”有机结合。通过永久性的基地，实现四个对接(1)大学农业专家和地方推广人员对接；(2)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生产问题对接：(3)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生产需求对接；(4)校内课堂教学和农村生产实践对接。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三：全程质量控制 农业产业化最终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出现食品安全和各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做法 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最佳产区建立永久性试验示范基地 针对陕西的苹果、猕猴桃、甜瓜，茶叶、红枣、核桃、板栗和水产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建立了一批永久性的、专业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推广站。如，白水苹果示范基地、阎良甜瓜示范基地，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西乡茶叶试验示范基地、长武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关中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陕南中药材示范基地、陇县奶牛养殖示范基地等。此外，还与宁夏贺兰清真肉羊集团公司合作建立了肉羊推广基地，与甘肃泾川县合作建立了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酿酒葡萄示范基地等。每个示范基地拥有一支稳定的科技团队，这个团队由学校确定的首席专家挂帅，相关学科人员长期驻点服务，教师与学生流动参与。基地拥有四大功能：(1)示范的平台、培训的讲台；(2)教学、科研的“露天”实验室；(3)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4)逐步成为专业协会的组织枢纽。按产业链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以葡萄酒为例，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酒窖和餐桌，这整个的过程，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这些技术服务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优秀，同时将相应的技术武装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按照产销一体化的思路，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其中培训有三个层面的措施：(1)长期培训，即推广措施和工程措施；f2)中长期培训1，把农民请到学校中，提供食宿进行培训，再把技术带回去；(3)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最后，建立便捷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实时的咨询。 主要成效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出作用。如全国各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示范基地，累计获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亿元，间接效益400多亿元白水苹果基地通过实施“苹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2008年优果率较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果农人均收入3000元，较上年净增300多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80％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探索了“专家+基地+示范村+示范户”科技入户新模式，建立了10个示范村，100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全区发展5万多亩，该产业将阎良区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建立的560亩核桃高接示范园，嫁接成活率达95％以上：陇县奶牛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1000户，带动全县发展奶牛4.3万头，奶牛良种率由45％提高到65％，全县畜牧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世界农业论文:试析世界粮食危机下我国农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三大产业的一体化，目前我国农业的一体化进程不论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还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之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国际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农业国际化 路径选择 一、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概况 最近3年，由于国际市场粮价过高，已经导致多国发生了“粮食骚乱”。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极端异常气候的影响，全球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产量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剧减了30%，导致国际粮食总产量预期下降，国际粮价不断攀升。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受全球流动性依然宽松和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在2月份强势上冲，随后宽幅震荡，维持在2010年尾段较高位的运行区间。 二、世界粮食危机对我国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1.世界粮食价格上升，导致我国粮食进口成本增加 据统计局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截至12月15日，全国粮食价格指数报205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个点，涨幅9%，上涨速度虽较前两年小幅回落约2个点，对比其他年份，仍属于高速增长，延续了近几年的上涨势头。 2.发达国家粮食出口国借口世界粮食危机继续加大农业国内支持力度，提高贸易壁垒 自2010年以来，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主要产粮国均发生了罕见的气候灾害，导致各发达国家政府更加不顾WTO《农业协定》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规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绿箱和蓝箱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就公开允许提高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努力扩大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不断完善国内农业保护体系，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组成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体系。 3.国际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我国在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粮商和四十家中型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食物链，而拥有世界大量粮食储备的“ABCD”四大粮商就已经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近80%，这些企业靠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资金运作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实现价格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 4.粮食金融属性的增强考验我国国内粮食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和与世界接轨的适应能力 当前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其商品属性，粮食贸易金融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与世界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还不密切，国外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对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并间接影响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进程。 三、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加快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推进农业国际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国际农业技术的合作，利用自身在农业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输出我国的优势农业技术和装备；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进口我国短缺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对外投资，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 2.积极参与新一轮《农业协定》谈判，创造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当前的《农业协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承诺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配额，将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特别是进口配额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非国营贸易企业，将会影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进一步改革《农业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才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中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3.培育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打破国际农业企业的行业垄断 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跨国企业依仗对相关农产品资源在生产、流通、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垄断，赚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应该加快国有农业公司的改革，走开放之路；引入新的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权改革，让农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鼓励其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奋斗。 4.完善国内粮食金融市场，促进国内外粮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为防止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带动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粮食金融市场，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市场。除了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风险的自我规避外，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际经验，重视期货品种的开发，服务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需要，在适度开放期货市场的条件之下，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完善我国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前提之下，实现国际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争取实现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彭昌发（1988— ），男，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节水的世界经验 科罗拉多河流域较早应用立法开发和管理水资源 作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实行水权较早的国家，水资源分配是通过州政府管理的水权系统实现的。水权是由法律确认或授予的水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水权可以继承，可以有偿出售转让，有的地方还可以存入“水银行”，这对用水者具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作用。 以科罗拉多河为例，20世纪30年代，内务部垦务局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库容达422亿立方米的胡佛大坝。同时在下游地区修建了几个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如考契拉水利区、伊姆皮里灌区等。当时，由联邦政府协调，有关各州达成了分水协议，并得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伊姆皮里灌区分到约84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洛杉矶的人口和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大，所分得的水量较少。近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需水量剧增，原分得的水量已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洛杉矶大都市与伊姆皮里灌区于1985年签订了为期35年的协议，灌区将采取包括渠道防渗、把含盐较多的灌溉回归水与淡水掺混后重新灌溉利用等措施节约下来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洛杉矶大都市。作为补偿，洛杉矶大都市负担相应的工程建设投资和部分增加的运行费（其中灌溉回归水掺淡水再利用的工程投资为700万美元，另加一定的运行费用等）。 为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亚利桑那州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城市要使用或购买农村地下用水，必须交纳“地下水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受损失的经济活动。 在科罗拉多州，存在一种在干旱时期暂时转让灌溉水权的选择性合同（Option contracts）。城市部门与农村通过充分协商、谈判，来决定转让的水量和方法以及输水时间和价格等。合同中的条款很重要，它要明晰买卖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应具有灵活性，最终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 日本《河川法》明确规定，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农业稻田灌溉用水属“惯例水权”，占有优先，禁止水权交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用水需求增加，争水矛盾突出，法律规定在高效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同时，可通过拥有水权的用户相互协商，对用水进行控制和调整用水量。近年来，日本出现了由城市部门提供部分灌溉设施改造费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则由提供投资的城市部门使用，这是激励农民进行设备更新的一种方法，这种间接的改变用途的水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 明晰农业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公平有效的配水，限制农民无节制的用水，同时又激励了农民们的节水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健全农业节水投入机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节水都有一定的扶持，如政府无偿投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府扶持与农民投入相结合，加大了农业节水投入力度，有力推动了农业节水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干旱缺水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灌溉用水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首先，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仅1902～1991年的8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垦务局完成了10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补助性投资，其中20亿美元为灌溉设施投资。 其次，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是联邦政府扶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效方法。对于一些农民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50年，年利息为3%。农民在还清全部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兴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又促使农民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建立起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为了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联邦政府通常采取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 第四，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也采取优惠措施，水利工程免缴任何税赋，并可获得所征收的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水利贷款，使工程做到按董事会决策的水价征收水费，达到收支平衡，良性运行。 此外，政府还根据需要，通过发行建设债券或从某些受益行业中提取建设基金等，支持灌溉工程建设。以色列国家供水工程投资全部由国家负担，对供水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用水者负担主要部分（70%），政府负担小部分（30%）。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把灌溉水送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庄组织）或莫沙夫（由个体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地边上。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经费有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国家水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不够运行开支时，每年作出预算经审核批准后由政府给予补贴。 澳大利亚灌溉工程斗渠以上的部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农场内部设施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管理单位所收水费只够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民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可向政府专门机构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另外，州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用水更新用水技术和设备，如政府承担的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税补贴更多地向农民转移，以提高农业投资节水灌溉设备的能力，使其灌溉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 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修建诸如水库、引水坝、干渠这类灌溉设施，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向农田供水的支渠，用水户协会负责毛渠的修建。各级政府对灌溉工程设施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灌溉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干渠，由国家兴办，总投资的2/3由中央承担，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23.4%，市、町、村及受益农户只承担余下的10%。如果市、町、村和农民无力支付，通常先由政府垫付，工程建成收益后，再分年归还。县兴办的灌溉工程，总投资的一半由中央政府负担，县政府负担25%，市、町、村及农户负担25%。农户联合兴办的小型灌溉工程中央补助45%。 合理的水价政策体系 从全球范围看，灌溉用水的水价远低于生活、城市和工业用水。即使是在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灌溉系统能够达到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其灌溉用水的价格仍然远低于其他用水的水价。但是，为了鼓励农业节水，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水价政策。 以色列实行全国统一水价，通过建立补偿基金（通过对用户用水配额实行征税筹措）对不同地区进行水费补贴。不同部门的供水实行不同的价格，用较高的水价和严格的奖罚措施促进节水灌溉。 为鼓励农业节水，用水单位所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实际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超额用水，加倍付款，利用经济法则，强化农业用水管理；对配额水的前50%的用水按正常价收费（0.1美元每立方米），其余的50%将提高水价收费（约0.14美元每立方米）；对于超过配额用水的前10%，定价为0.26美元每立方米；再多的超额用水为0.5美元每立方米。此外，为了节约用水，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左右，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水价政策，不仅保证了农业用水需求，而且鼓励或迫使农业有效节水，使其成为国际上农业节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美国水价制定的总原则是：供水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偿还供水部分的工程投资和承担供水部分的工程维护管理、更新改造所需开支。同时采用不同级别的水价政策，包括联邦供水工程水价、州政府工程水价以及供水机构的水价等，各类用水实行不同的水价。联邦工程灌溉用水水价，只要求偿还工程建设费用，不支付利息；州政府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用水，必须支付全部的运行费、所分摊的投资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灌区水管部门从水利工程处购水再卖给灌溉用水户，灌溉用水费除水利工程购水费外，还包括灌区水管部门的配水系统成本、运行维护费、行政管理费。 美国所采用的水价结构随水资源条件不同各地有较大差异，但近年来都逐渐采用有利于节水的水价结构，累进水价。另外，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水供水价格的1/3左右，也比抽取地下水便宜。 澳大利亚的供水分为政府控股、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兼有经营、私营等三种，不管哪种模式，对于各用水户都按全成本核算水价，包括年运行管理费、财务费用、资产成本、投资回报、税收、资产机会成本等项构成。灌溉水价主要根据用户的用水量、作物种类及水质等因素确定，一般实行基本费用加计量费用的两费制。全澳要求在2001年实现农业用水的水价完全包含成本。灌溉供水不取利润，供水单位是不赢利的；政府管理的灌区所收水费，只能用于工程维护和运行开支，水费要收支平衡；开支后的结余可接转下年用于工程维护，而不能用于发奖金等，以保持事业性水利管理单位的廉洁、高效。 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完全采取市场制的水价政策，农业用水水价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求完全收回成本。 重视农业节水科研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良好的推广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农业研究组织两大体系紧密合作。以色列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结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科技课题直接来自于生产实际，并由生产部门提供科研经费及试验基地，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组织承担。成果通过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站以培训班、示范点等方式推广，所创利润由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双方分成。这种以生产引导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色列每年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达8000多万美元，占农业GDP的2.6%，居世界第4位。尤其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面科研投入十分巨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已成为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美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是教学、研究、延伸服务一体化。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即原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是负责美国全国田间灌溉和用水的机构，它在全美各地有十多个从事农田灌溉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通过观测试验改进各种灌溉技术、灌溉方法，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服务，并无偿对周围农民进行培训。农业部有一笔专项资金，补助各中心建立自己的示范区，通过这些手段，引导农民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美国的灌溉用水推广机制是一种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型管理运行机制，辅以少量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型管理。在这种机制中，各级董事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负责水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决定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聘任与否，而不是由政府任命。各灌区参与管理的代表，则更是由用水户直接选举，别人不能干预。董事长、经理及工作人员除对国家法律负责外，还要对广大用户负责。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政府管理的灌溉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设施老化严重失修，灌区水利用率下降。而用水户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额的灌溉供水，因此对工程的运行管理漠不关心。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地方性非盈利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灌溉工程受益区用水户组成，或者用水户在该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灌区运行和维护责任的转移，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推广变革启发 一、世界农业推广体制的现状及趋势 (一)政府兴办农业推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证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即食物安全,世界各国都以政府办的农业推广组织作为主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1]。 (二)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也保证了推广经费的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约为60亿美元,平均每个推广员经费为1.1万美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为0.5%。如美国的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20%-25%,州政府承担50%,县政府承担20%-25%,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1]。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农业推广组织重视自我积累,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20%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三)农业推广私人化悄悄兴起,农业推广商业化势头加强 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推广模式中由政府农业推广机构通过教育与培训和咨询服务来传递和扩散农业科技成果的方式正发生改变,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纷纷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出现聘用专门技术顾问,并提供报酬的农业推广私人化形式。同时,世界上许多农资生产公司派出推销人员,在农村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传授农业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技术,成为农业推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推广工作既有国家推广人员,也有商业公司的推销人员,从而调动了广大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和效益。 (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 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面向市场,通过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上下结合,双向互动,使推广工作更具针对性。特别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工作,以提高教育为先导,建立庞大的成人教育工程,尤其重视普通大众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1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其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三者都结合得很密切。此外,在政府推广机构与生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民协会”,重视农民组织在技术推广和农村开发中的作用;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各组织间的紧密联合,成为农业推广面向农场(农户)的主要渠道和十分有效的途径。 (五)农业推广正向形式多样化、服务有偿化转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农业推广形式越来越多,通过计算机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知识越来越普遍,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无倾向性的实用知识,由农场主自主决定采用与否。如加拿大农业推广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并且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连接起来,在已入网的农户中可以随时获得10分钟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在不同地区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传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此外,农业推广服务方式也有所改变。如英国农渔部设立的农业咨询所(ADAS)、新西兰的“新西兰农业”的推广技术服务公司,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以及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方式,以弥补农业推广经费的不足。 (六)狭义的农业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业推广所取代 传统的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农业推广正转向广义农业推广,农业推广不仅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它是以农村社会为范围,以农民为对象,以农场及农户为中心,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内容,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农村社会教育,它不仅使农民获得实用知识和技能,而且特别强调注意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德国政府通过官方推广咨询机构,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根据农家及企业的需要,面向全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二、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当前农业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在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管理权受限制,其业务上的指导和建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未形成有合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现有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之间协调困难,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此外,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科研行为与市场需求、农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农业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工作难以开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进行研究开发,农业企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使得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0.25%[2-3]。很多地方农业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大幅削减推广事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基层推广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使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线断、网破、人散”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新的综合配套技术无法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农业推广局限于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目前的农业推广注重农业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承担把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等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等工作,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农民在商品经济竞争中对科技、市场、金融、文化等方面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五)农业推广人员队伍残缺,综合素质不高 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以下的就占60%,平均万公顷土地仅有12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4]。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人才断层问题普通存在。在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中,接受高层教育人员比例少,人员素质偏低,大部分是属于种植业产中服务型人才,而养殖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人员比重偏小,农业推广人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知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是通过行政指令来搞项目推广,农民在推广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程度低,农民不能成为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用户。农业推广形式还未从过去推广什么农民就接受什么转变为农民需要什么农业推广部门就推广什么,尚未形成“市场—项目—成果—推广”的农业市场反馈机制。在推广手段方面,多集中于技术讲座、技术示范等传统方式,农业信息技术,如信息网络、远程教育、互联网等新的推广技术手段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七)农村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而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到2000年,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仅达到54%左右[5]。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 三、发展面向世界的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 为了保护农业,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持农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保证食物安全,在我国经济不发达、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国家兴办农业推广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发挥,有利于把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现有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借鉴美国、日本、泰国等农业推广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经验,打破目前的条块分割的状况,加强农业推广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和组织协调。随着农业推广由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建议建立起一个高层次的部级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职能,使多元化农业推广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在竞争中合作和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推广资金融资投入机制 在国家财政作为农业推广经费主要来源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融资投入机制。通过立法手段,争取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5%以上。要借鉴美国多渠道多元化筹资经验,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农业推广基金,广泛在社会上筹资作为农业推广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鼓励民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有偿服务,或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如示范农场、植物医院等,有条件的可尝试实行股份制,通过多种形式壮大农业推广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三)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 农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结合是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以州立大学为基础,将州级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内,在农学院直接领导下,农业推广、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堪称典范。日本的农业普及事业协作组织机构,将农业科研单位、学校和改良普及所等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实现了科研、教育与推广的有机结合[6]。我国的农业推广应充分调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推广机构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创造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同时,增强农业推广工作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农业产前引导、产中指导、产后促销方面多下功夫,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开发科研成果、开展推广服务工作。此外,我国有近70所农业高校,要重视农业高校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四)扩大农业推广内涵,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业推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农业推广的内涵更为丰富。借鉴美、日、法、德等国的农业推广经验,农业推广应在保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重点和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家政服务,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外,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维护生态环境、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知识技术更新加快,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里,迫切要求农业推广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上信息,实施网络进村入户工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广大农民普及推广科学知识、先进技术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协会、企业、农民等多方面积极性,通过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村致富奔小康。 (六)鼓励建立多形式的农业推广组织,实行推广队伍多元化 农业推广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一种很受农民欢迎的民间合作经济技术组织形式。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重要作用,尽快制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大力发展农民、企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组织,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专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并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使之在推进农业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以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推广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推广队伍的人才结构和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加强现有推广人员的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知识培训,以在岗学习为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农业推广的服务水平。此外,农民是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推广效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工作要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技术讲座、专业培训、职业高中、信息网络、远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技术员队伍,把科学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传授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思路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中外教育论文:浅析中外教育观念 【摘要】本文从教育观念的本质出发，先以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人物孔子为代表分析儒家教育思想。其次，把现代我国的育儿观念和国外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而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后，提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关键词】教育观念 教育模式 成功 一、中外教育观念比较研究的背景 中外教育观念具有很强的差异和互补性，其原因应该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传承有关。教育观念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在教育实践中却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制约教育活动的方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学记》是世界上最早比较系统论述教育学的专著，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中国教育应该站在统观世界教育的制高点上。审视和反思我国教育的成败与得失，不断创新，毕竟，教育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二、我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中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故而能做到因材施教。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孔子对学生有教无类，关怀备至。在《论语・卫灵公》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有单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有身穿蓑衣为其父推车的闵子骞，有躬耕瓜圃的曾参，有贫困交加的原宪，也有父为“贱人”的仲弓，还有“衣敞绣袍”的仲由，等等。不仅如此，孔子对待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对谁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孔子正是在这种“有教无类”的原则指导下，平等热情地爱护学生，关心和培养学生。所以，当时天下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有志青年。都纷纷投入孔门就读，使其聚集了三千多弟子，七十二贤人。教学相长是孔门师生关系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三、家长育儿观念的国际比较 儿童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基础阶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性格、思维、语言是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形成的。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对于儿童教育的目标，西方家长认为是“快乐”，以中国家长为代表的东方家长则认为是“成功”。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 教育专家徐国静在北京一所中学采访时，曾做过一个调查：回家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看她啥反应。 孩子甲：“她在看报纸，没理我。我又说：妈妈，我真的爱你。妈妈才理我，说：你不爱我，你爱谁?我整天给你吃、给你喝，大鱼大肉伺候你，鞍前马后陪着你，我容易吗?看看你这次考试……” 孩子乙：“我妈说：你从哪儿学得这么坏?” 孩子丙：“她正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我说第一次她没反应，听完第二遍，她把毛衣一放，道：说吧，你要多少钱?” 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只看分数。徐国静总结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错误定位有：讨债者、牺牲者、追赶者、鞭打者。父母总跟孩子做这样的想像推理：“你在班上要考不了前三名，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得不到高收入；得不到高收入，就过不上幸福生活……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条梭子鱼放进一个有许多小鱼的水池里，任何时候梭子鱼饿了，只要张张嘴，把小鱼吞进去就行了。过了一段时间，科学家用一个玻璃瓶罩住了梭子鱼。开始时，小鱼在瓶子外面游来游去，梭子鱼就迎上去，但每次都撞在了瓶壁上。慢慢地，梭子鱼的冲撞越来越少，最后，它完全绝望了。放弃了捕食小鱼的所有努力。这时，科学家取走了套住它的瓶子，备受打击的梭子鱼沉到了池底，一动也不动了。无论有多少小鱼在它的身边甚至嘴边游来游去，它都不会再张张嘴。最后，这条可怜的梭子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 梭子鱼原来并不笨，捕食小鱼是它的拿手好戏，它是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正常的鱼。可是，无数次地碰壁后，梭子鱼开始怀疑自己的捕鱼能力，后来，它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是一条笨鱼――这种无能感最终害死了它。 美国幼儿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生了类似梭子鱼的现象，他称之为“习得性愚蠢”。他说，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并因此而丧失了信心。 在家庭育儿方面，美国家庭推崇如下三句话： "Stand behind.Don''push"(站在后面，不要推)。 在美国，父母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美国的父母不会替孩子选择，而是给孩子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道路，使孩子真正变成社会人是美国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正是这个目标使孩子过早地拥有了家庭中的许多权利。 …To enter the room，key is more useful than your help”(“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美国教育界基本上有一种共识。那就是父母、教师不应给孩子灌输某种既定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去选择，教育的重要职能在于引导他们怎样进行选择，“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Have a try'’(“去做”、“去试试”)。 父母在给予选择的自由的同时，对选择的后果提供证据。他们特别重视提供择友、订婚、结婚这类选择的后果，希望孩子不完全凭第一印象或直觉办事：父母鼓励孩子“付诸行动”，“去做”、“去试试”，坚信实践能缩短认知与行为的距离。父母永远静然地站在孩子身后，给予信心，强调对待孩子应“用你的眼睛去观察”。无论何时，父母的双眼总是反映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 四、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1990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而后，这个教育方针写进了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执行，其中第五条即为教育方针，比《纲要》中的叙述增加了十个字，具体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此，我国的教育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国教育要发展，需要教育家，需要开垦适合教育家成长的土壤，而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中，基本上已经快把有个性、有思想的教师消磨没了，教师正直、诚信的基本品质也快消失了！拯救教师，拯救广大的学生，使教师的个性可以在自己的教学天地展现，让教育回归其塑造人、发展人、提升人的本真，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及启示 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让教师继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积极采取各种方式筹措经费，为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提供财力支撑，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这为我国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在经费保障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 作者简介：王玉良(1982―)，男，汉族，湖北省十堰市人，广西财经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及比较教育研究。 2007年8月31日，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关键在教师。要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和培训，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对教师进行培养和培训，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是前提和基础。我们应积极探究各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方式，完善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教师继续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 1.美国――分层次筹措，经费充足 美国为教师在职进修制定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涉及到带薪培训、经费补助等。如1965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加强教师进修的重要性，并斥巨资资助各州和高校开展各种教师在职培训活动。 美国教师继续教育采用的是典型的分级经费资助形式。教师在职培训主要由各州推行，主办单位有州教育部、县学务局、教师协会等，举办机构有教师进修学院或教育研究所，每年公布两次教师进修计划，有各种的讲座的规定，包括时间、差旅费用支付情况等。每次进行教师培训的费用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培训学校或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如以每学年进修一门课程学费以300美元计，联邦政府资助65美元，州政府资助15美元，地方学区资助70美元，教师任职学校也会有一定的资助，而教师本人则承担不到50%的费用。美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已实现了四方、甚至多方资助的分层次局面。 2.英国――专款专项资金较多 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政府逐渐加强对在职教师继续教育以来，就不断制定一些保障教师进修机会和费用的政策及文件，并拨出专款用于教师的继续教育。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1979～1990年），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并发表了《教学质量》白皮书，其中就教师的在职教育问题，文件明确指出由国家拨出专款，教育大臣亲自负责此项专款用于教师进修。文件还重申了70年代以来政府有关教师在职学习进修的政策，特别强调应保证教师参加进修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等。1986年英国教育科学部公布“地方当局培训补助方案”，分别对国家指定的培训项目和地方行政当局指定的项目进行资助，以此来调动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分配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用以支付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教学、科研以及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费用。同时还设立诸如“最佳实践研究奖金”（Best Practice Research Scholarships）和“专业奖金计划”（Professional Bursaries Scheme）等专项奖学金，鼓励教师进行研究和培训。 3.法国――经费、经费政策双重保障 法国的教育经费一直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自1964年至1984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1997年仍占7.3%。但是由于国家和教师本人在内的各方面对教师的继续教育重视不够，法国的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有限。但自20世纪7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在法国流行后，教师的在职进修受到了普遍关注，国家不仅亲自组织教师进行进修和培训，而且教育部还向各级各类培训组织和机构，如县区、民间团体等提供经费支持。现在，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科研与资料方面的经费就在10亿法郎左右。同时，法国专门颁布了《法国职业继续教育法》，该法规定：“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公立公益机构、公立与私立教育机构、职业组织、工会组织、负责家庭福利的组织及各个企业共同为职业继续教育提供保障。”法国教师继续教育也纳入了这一法律体系。 4.日本――政府财政资助力度大 日本的教育经费体制决定了其经费的来源。日本《学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学校的设置者……除法令特别的规定以外，应负担起学校的经费。”这是对学校经费来源的基本规定。因此，国立院校的经费由国家负担，列入国家预算；公立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家根据地方交付税制度等采取措施使其保持必要的水平。但这二者都是政府，因此，经费来源政府占主导。日本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家，国家的教育投资一直处于高水平，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也非常重视，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投资巨大。如截至1979年，日本的所有都道府县全部都设置了教育中心，均由国库资助，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用于对教师的进修进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教师接受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俄罗斯――政府主导，多方募集 在俄罗斯，国家财政拨款也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自2004年以后，在高等教育领域，俄罗斯实行有条件的国家义务拨款。高校自身对拨款的处理拥有自主权，一部分可以用来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和再教育。 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教育基金也是促进教师继续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教育基金是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一种补充形式，这种基金组织是由政府牵头组成的一种专项教育资金募集、发放管理机构。目前，俄罗斯主要有“俄罗斯教育部教育支持与发展基金”、“俄罗斯教师支持基金”等形式，目的是吸纳社会资金，广开渠道为教育和教师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企业自主投资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如俄罗斯最大的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在契尔克斯克、萨列哈尔德、马斯尼托尔斯克开设了三个新的网络教育中心，数千万俄罗斯教师在这里接受了培训。 6、中国――四级保障体系雏形初现 在我国，国家一直是教育包括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但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却很有限，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教师培训发展的“瓶颈”问题。但是，教师年人均培训经费也在不断上涨。据教育部2004年组织的一次学校问卷调查统计，1999～2001年三年内，高校投入的年校均教师培训经费中南地区达到55.1万元。同时，教师本人也本着“受益支付”原则，开始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培训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我国在这方面也在不断的努力，国家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奖、科研基金以及教师发展基金等，还有很多计划促进教师的继续教育发展。目前，在我国，一个由国家、地方、学校和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的教师继续教育资金保障体系正逐步形成。 二、积极借鉴经验，多重措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良性发展 众所周知，经费是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是保证教师接受培训的一种重要资源。教师继续教育需要经费投入，从发达国家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筹措渠道却是多方面的，只靠一条（例如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国家的单独投入为主）渠道是不足的，很难让所有教师都受到较好的培训和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要扩大融资渠道，多方筹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1.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思想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方法受观念的制约。要推动教师继续教育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意识要先行。只有从思想上、观念上重视起来，才会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探索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的新途径、新渠道，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2.健全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政策法规保证 政策法规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和价值认同。纵观各发达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法规政策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以及教师享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经费方面的规定。我国应该积极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在政策上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专款专用，避免擅自挪作他用，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 3.强化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多层次筹措教师继续教育经费高等教育事业是“准公共事业”，决定政府必须在高等教育投入上占据重要地位。我国尽管历来是政府拨款为主，但总体上经费不足，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同时，积极吸取诸如美国的多层次资金筹措渠道的经验，拓宽融资渠道，由国家、地方、高校和教师本人“分级投资，共同承担”，努力拓展筹资空间，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渠道，这也符合各方受益、各方均摊的做法。此外，要积极鼓动和争取社会团体的参与或是个人捐赠方式为教师继续教育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构建多方资金筹措体系，保证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投入。 总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才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差异浅析 摘要：通过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从课堂纪律，课堂教学形式，考试制度，教师角色定位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外教育的差异。 关键词：中外教育；教育差异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则新闻：北京农业展览馆，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青年科学节的开幕式。领导在主席台上热情洋溢地讲话，下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中国学生头顶着骄阳，排着整齐的队伍，认真倾听；而来自APEC其他国家的学生，却三五成群，一堆一堆地聊开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坐到了地上。 一个中国学生说：“集会场合就应该遵守集会的纪律，这是我们从小就培养的习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学生说：“青年科学节本来就是一次交流的活动，不能不让人说话，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感受。既然演讲很长，就应该给我们坐的地方。在我们国家，很少有这么长的演讲，除非是专题讲座。” 还有一个故事说得也很透彻：某学校出了这样一道题：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时针与分针在哪一刻交会？在场的中国孩子马上拿笔列式计算，同班的美国孩子却轻松地拨动自己的手表，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中国孩子在动手能力方面与国外孩子存在相当差距。到底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杨振宁教授曾说过：“主要是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这两则事例都反映了观念和思维的碰撞，反映了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不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 一、课堂纪律 课堂纪律是课堂上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的确，进行课堂教学没有一定的纪律是不行的。试想，如果在课堂上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岂不乱了方寸。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怎样看待课堂纪律?什么样的课堂纪律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有一位教师曾经形象地比喻某班级课堂纪律好：“我上课时，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此言虽然有些夸张，却足以证明其课堂上相当安静，如果教师不讲课，就没有别的声音了。对比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教育，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的培养。在中国，课堂纪律井然有序，保持安静。上课坐要身直、双手要平放在课桌上，两眼要盯着老师，规规矩矩，学生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学生的任务是听和记。中国的教师认为这是良好的课堂纪律。在教学中整齐划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回答问题要异口同声，答案要标准，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应考作文，以达到思路统一。即使学生偶有独特的见解，教师往往以教材作为评判标准，循循善诱，于是学生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确，这种令人沉闷僵化的教学气氛使学生丧失了自由表现的机会，抑制了学生进行创造的内在动机。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日本的学生有着宽松的课堂纪律，充裕的课余时间。美国的课堂纪律甚至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他们的中小学生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自由选择的娱乐活动中度过的，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教育氛围中，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创造力得到培养。日本近年来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的学校注重在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下，开展轻松宽裕的教育活动，同时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中国的中小学生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无限关怀而设计的种种作业中度过的，正是这种关爱，使孩子失去了个性、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隔了孩子的自由梦想，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创新力。 二、课堂教学形式 中国的课堂以班级为一个集体，以组为一个单元，固定不变。并且集中、统一授课，时间限定，整个形式过于单调、沉闷，对于中学或许可以，但对于小学就不大合适。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好动、个性四射的特点，多少会被这冷冰冰的课堂组织形式所压抑，在课堂上，课堂纪律井然有序，安静得如同公堂，上课坐要身直、手平放，两眼直视，学生言行受到严格控制。一位美国教师曾评价中国幼儿园：“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国外的课堂以班为集体，但每个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授课内容的不同而经常改变，并且不一定是集中统一授课，而是有序地轮流完成课堂任务。这种授课形式活泼有趣，趣味性、艺术性强，形式多样，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其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不仅如此，国外课堂的实践课程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譬如上厨艺课，课堂就设在厨房中；汽车修理课就在汽车旁进行，鲜有先讲书本理论而不实践的课程。这与国内的课堂组织刚好相反，先在课堂上理论课，而鲜有实践课。国外课堂教育组织形式灵活、新颖，注重个性与人格培养，善于将课堂教育与实际创造相结合，挖掘孩子们的创造力，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三、考试制度 我国是世界考试的故乡，也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在古代中国，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考试制度在选贤用能、兴教育才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明清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逐步僵化，成为禁锢教育、束缚人才的枷锁。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在国外，考试只是一个学习效果的检验工具。然而在中国，考试主要是作为筛选工具，分数不上录取线，就意味着被现行教育体制所淘汰。中外学生都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方法却不一样。国外的学校考试多采用等级制，而中国学校的考试则习惯于用百分制，认为百分制的区分度高，一分之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学生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升学就业。而在国外，考试的意图是鼓励创新思维，除数学外是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只要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取得某个答案的合理理由，即便答案不正确或不完善，一样可以拿高分，考核学生的能力素质和创新水平是外国教育的唯一目的。例如，国外的作文考题一般不定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因为小孩子的阅历本来就简单，写这种文章只会让学生“捏造事实”。题目一般都是有知识性的，而且能激起学生对这方面学问的兴趣，这些题目把作文的知识性、趣味性全部体现出来，还能激起孩子们的求知欲。而国内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还要训练学生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学生一写作文就觉得愁眉苦脸，毫无兴趣。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它重视的是应付考试，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而国外的教育重视的则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教育为主，重视的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中。由于这种差别，使得各自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能力上大不相同：国外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远强于中国同龄学生，中国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记忆能力远远高于外国学生。 四、教师的“角色定位” 中国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贯扮演“严师”形象，“教不严，师之惰”，老师越严厉，越能管住学生，才有威望，才能使学生服从自己的命令，顺利完成教学内容，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生看到老师跟老鼠看到猫，能躲多远就多远，这难道不是老师的悲哀吗？在学生看来，教师是绝对权威，极少有商量的余地，听话才是好学生的标准，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被无情抹杀。我们国家一般采用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外教师在课堂上扮演三种角色。一是“引导者”，教师很少照本宣科传授知识，而是向学生提出问题，提供主要资料，让学生自行完成。二是“指导者”，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进行点拨、提醒、指正，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不至于偏离既定学习目标和任务，也能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德、智、体、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协调发展；三是“朋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地位始终平等，师生可以互相探讨问题或争执，保留自己的观点，教师尊重学生，维护学生的人格与尊严，很少出现体罚学生、斥骂学生的现象。国外师生极为融洽，甚至有点自由、散漫，对学生限制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师生的关系显得较为呆板、生硬、紧张。” 纵观中外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如何把中外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知识经济依靠的是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如何点燃隐藏在青年人头脑中的智慧火种，让它燎原中华大地，出现一批又一批富有“梦想、创造性思维、发明”能力的年轻人，如何结合实际创新我国的教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作者简介：章佳玲（1987年-），女，汉族，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本科生，专业为科学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对比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教师继续教育作为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传统的教师继续教育做出多方面的变革，并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给我国当前的教师继续教育改革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发达国家 教师继续教育 启示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比较 世界各国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多样化表现为培训模式、培训形式和培训机构的多样化。培训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教师中心”模式。指通过设立专门的教师继续教育基地，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为主的模式。 2.“高校本位”模式。高等院校除保留传统的脱产进修高学历等方式外，还开办“教育诊断医院”、“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大力推行远距离教育，送教上门。 3.“学校本位”模式。由教师任职学校自主制定培训规划、自主组织培训活动。“以学校为中心”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是在原“以学校为基地”的教育模式基础上改建起来的。 4.教师职业发展学校模式（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简称PDS）。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大学教育与中小学合作创办的一种新型教师继续教育学校。其主要目的是改善大学教师教育的培训计划和给予在职教师职业发展的机会。 我国教师培训主要有学历培训和职业培训两大类。学历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教育机构（主要是高校）组织学员通过在职学习来提高学历层次的培训模式。职业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另一途径，其特征是形式灵活多样，因地因时制宜，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培训内容注重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的介绍，轻知识积累而重实践应用，尤其重视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的提高，培训方式主要有机构培训和校本培训。 二、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的立法比较 很多国家都通过教育立法提供多种多样的优惠，建立机构并制订教师教育的长期计划，让广大中学教师去学习和进修。在英国教师继续教育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对加强政策法规建设来提升教师继续教育的社会地位的认识，是经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并由此逐渐体现出政策法规的建设对教师继续教育发展所起的保证和推动作用。从1862年开始，为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颁发《毛利法案》，在建立职业学校的同时，要求任教教师进行技术知识的进修学习；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 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规定：“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是教师的义务之一。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99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这是我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全国性法规。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我国的继续教育立法一方面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不够完善。 三、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投入比较 各国在制定教师职后教育的有关制度和法规中对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英国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师入门训练、就业，以及在职进修的政策发展和实施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不断发展的、专业化途径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组织。1998年英国启动IT培训工程。布莱尔首相决定投资总额为6亿英镑的信息技术培训计划，力图通过培训教师学会计算机和掌握因特网来提高教学质量。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财政对继续教育的投入都相对少一些。虽然近两年国家一再提高对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但对于飞速发展的高等院校群体也是捉襟见肘。目前，全国的多数高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这种经费短缺的局面必然会造成教师继续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调查中，40%的教师反映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承担，25.7%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和个人承担，但也有17.1%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教师的经济能力有限，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势必在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同时带来经济的负担。 四、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立法工作，确保经费投入。 国家应完善教师继续教育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义务、条件、经费，使之制度化、立法化。经费保障是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有力支持，除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部分经费外，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继续教育费用的分担，逐步形成谁收益谁承担的观念。同时应该完善继续教育监督、激励和反馈机制。近年来，上级教育主管部分出台了许多提倡教师继续教育的措施，但是仍然停留在号召鼓励层面，硬性措施和规定较少，可供具体操作的措施少，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难以制度化。学校在支持鼓励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同时，应多渠道了解市场、高校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高校教师的培训计划，使教育资源的使用获得最优效果。同时应该广泛征求教师对于继续教育的要求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培训计划、内容和形式，使继续教育和培训能够得到实效。 2.构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的多样化。 除了进行学历补偿和提升，还可以利用本校教育资源，在校内进行对口学习进修，以满足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和需要。校内培训的优越性是：以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又以其具体的教学实践为落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各种知识讲座、校际观摩、案例研讨，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帮助骨干教师加速知识技能更新。去企业顶岗实践也是培训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养“双师”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有计划地分批安排教师去企业实习，更好地了解生产实际；与相关企业或者经营实体合作开展科研课题，开发产品，促进教师增强实践能力。 3.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模仿师范院校来设置自己的专业和课程。以教育学课程为例，“在职教师教育（包括专科、本科两个层次）的教育学课程实际上只是普通中师和高师（专科）的一种重复教育；也导致了培训内容只是零散式的，侧重于消除职前教准备不足的专业（文化知识）补偿。”一些教师在进修过程中学习相同或相似的教育学课程可能要达到三次。不难想象，这对教师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学习机会的浪费。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之一在于教师继续教育未能从整体上设计有特色的课程。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并对其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需要充分研究教师职后培训的不同需求，对目前实施的各种职后培训形式进行归类、分层建设，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并与职前培养贯通的各有侧重、彼此衔接、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比如骨干教师培训、中小学校长和行政干部培训等就可采取在教师教育机构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并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供受训教师选择。我们认为，一些已经被国外实践验证为行之有效的教师教育方法，例如，案例教学、工作坊、行动研究、反思日记、生活史（自传）分析、微格教学等都值得我们尝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 【摘 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近30年来中外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于的一个教学课题。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大众化，这就会引来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对此，教育工作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文章主要是就外国（以英国为例）的高等教育保障体制与中国的相比较，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中外教育；高等教育保障制度；重要性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的 （一）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保持和提高。随着接收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高等学校的层次性也在不断增加，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就是将各种教学、管理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保障达到预期的教学质量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有了高等教育保障系统才能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教育质量的双方面的问题。 （二）增加群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随着高等教育越来越大众化，对大学生的稀缺感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现在的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致使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产生了怀疑。高等院校之所以建立高等教育保障体系，也是为了能够向政府、雇主、学生以及家长提供质量证明，证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英国是构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比较早的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点是从内外两部分对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保障。 （一）外部监督。1.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QAA即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主要负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各方面的事宜，提供一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合理化改革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开的、公平的、客观的评定方式。以便教育相关者能够直接的、明确的得出高等教育质量的结论。2. 专门的课程认证机构。与中国不同，英国的课程认证是由专门的机构对学生进行统一的评估，例如，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毕业的时候他们会接受医学总会对其进行的专门的鉴定，以便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比较公平的得到毕业生能够胜任的工作。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大学及其课程进行鉴定。 （二）内部保障制度。1. 高校内部的部门。由于英国政府对各个高校的财政支持的大幅度的缩减，为保证财政的正常运作，学校采取了增加学费的措施，进而学校也将再度提高对教学质量的重视。QAA和高等教育界进行合作，制定一系列有关教育标准和教育质量的文件，高校的各个部门将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履行文件规定的义务。2. 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机构的监督只是一时的，并没有深入到每节课，而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的职业道德决定着授课的质量以及对学生的负责程度。英国教育部门对老师的职业道德约束是很高的。3. 学生及学生雇主评议。由于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学生和学生雇主的权益意识越来越强，以此在对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的时候，会充分的考虑学生及学生雇主的意见。 三、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 （一）内部质量保障体系。1. 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高考的成绩，这就进一步的强化了高考在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决定生源质量的因素不仅仅是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非智力因素，双方面的考虑才能决定生源的质量。2. 师资队伍及教师素质。现在大学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普通的本科学校对教师的最低要求是“双211”毕业的老师，主要的专业课任课老师则要是博士毕业生来担任。不过尽管入校授课的门槛很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教师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由此看来，各高校的教师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3. 师生比。师生比是决定一个学校的部分教学质量，一般规定1：14是优秀，1：16是良好，1：18是合格。 （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估方面，评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的比较权威的评估，另外一种是民间非政府机构对大学的排名。 四、英国质量保障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加强宏观监控。政府是外部监管单位中权力最大的一方，政府应该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管工作上更加注意细节，在宏观上更加具体的对教育质量进行监管。例如，出台一些监管细则或者建立专门专项的监管机构等。 （二）质量保障部门的密切关注。目前我国的一些省份已经建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成为教学质量的外部评估单位正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在督促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的同时也维护了学生的权益。 （三）高校内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年的积累，因此，学校内部实施全面的质量监督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都有教师评估制度，但是这项制度的准确性不高，一方面评估形式太过单一，另一方面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在增加评估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重视教育。 （四）建立毕业生反馈制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家长学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查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毕业生的水平，这将成为评估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因素。同时也会督促学校多加关注学生的就业情况。 五、结语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仅是为了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向前发展，而且还可以增强教育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就英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看，外部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以及专门的课程保障机构，内部同样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完善的制度和措施。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过于简单，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各种漏洞，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长处，来服务与我们的高等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思维异同比较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以大力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大量优秀人才，大家都为之交口称赞。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思维已经落后，无法跟进时展需要，在对比中外教育思维方面，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将讨论中外教育思维异同比较，为我国教育事业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教育事业中外教育思维异同由于人地理、历史、文化的不同，各个不同民族，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这些差异也广泛地反映在教育中。教育观念虽然作为一种无形的形态，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并且制约教育的活动方向。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成就最高的在《论语》中体现。大教育家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故而能做到因材施教。当他的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因此控制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原则。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的教育事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显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个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传统、教育观念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教育的落后牵扯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作为当代中国，教育应该站在统观世界教育的制高点上，审视和反思我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思维的异同，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改进，进行创新研究。 一、中外教育思维都强调以学生为本 目前的中外教育都强调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重在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实现其自我价值，学生不但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教育的对象。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主张从教育本身去考察教育的本质，揭示教育的规律及特点，发挥学生的价值及潜能，发掘学生的个性。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在《假如我当教师》一文中明确申述了以学生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他说，教师不应仅仅将自身的职业定位为教书，教师应当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而学生到学校来也不应仅仅是为了“读书”。法国一位成人教育专家曾经明确指出“教育并非终止于儿童和青年期，它应当伴随人的一生而持续进行。教育应当借助于这种方式，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永恒要求”。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认为，重视知识的考试和偏重智育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制造某种人格类型的工厂，培养同一种类型的人。马斯洛则指出，教育的本质是发展人的潜能，尤其是那种成为一个真正人的潜能；教育要在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实现需要的发展；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人的经验和个人体验的不同，每个学生都是有个别差异的，因此，人本主义教育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和个人价值观。 我国新课程改革突出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改变以往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这一局面，关注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的等相关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健康的身体及心灵的培养，使学生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责任感，使学生具有优良的品质，科学和人文素养，培养其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使学生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重点培养其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独立行为，让学生不过分依赖父母，鼓励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让教育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去适应教育；教育是单一的教会学生一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会自主，强调他们的表现力、主动性、创造性、好问态度、向权威挑战，以及各种活动能力、交际能力的培养等。学会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发现，学会合作，所以在美国学校有开设了不少选修课，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操作课、活动课、调查研究课等选修课，以供学生更好的自己学习。 西方有名的学府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早在15世纪就开始实施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因此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导师的照顾及关心。这些高等学府信奉学生的头脑并非仅仅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等待点燃的火种，而导师就能起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这一重要作用。 由于个体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因此每个学生心中的“火种”也不尽相同，教育过程中，只有集思广益，依靠各个方面的力量将不同的火种点燃，才能有效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这也说明了学生的中心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二、中外教育思维的差异 1.中国教育注重的是教学的单一性，外国教育注重的是教学的多样性。中国教育存在单一性特点，学生入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断的考试，考入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而国外并不是像中国一样把考试看成重点，美国初中升高中不用考，直接就升上去。高中升大学不像中国的高考，难上加难，即使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都不会有人考了满分，而美国比较简单，就是申请式的。中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单一的特点，是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在群体文化中，群体的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群体文化中把群体的整体利益当成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成了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同，中国人更关心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及看法，因此，常常会用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来获得群体的认同，达到统一性。这种求同的群体文化意识必然会投射在教育思想上，教师在评价一堂课怎样才叫上得好时，他们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教师在内容的讲解上，能做到层次分明，突出重点、条理清晰、板书规范整齐，便可视为标准化得教学，而学生只要能做到认真听讲，记好笔记，谦虚恭敬地回答教师的提问，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包括坐、立、举手的姿势都有统一要求规范，做好这些便能被视为好学生的标准。 学生在平时训练时也表现出单一性，采取“纸笔训练”，曾经就有这样一名考官在读题时，提示学生，让他们注意听题的时候，而学生们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拿起笔来在纸上做记录，一字不落的记录，这一动作给考官印象深刻，他感叹的是学生集中精力去倾听题目，然后他们就在纸上书写答案，整理出回答问题所需要的条目，不是用脑子独立加工信息。这些几乎是统一性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在平时的训练中造就的，小学到中学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参加各种笔试，做大量的家庭作业，根本就没有“无纸化的大脑直接反应性训练”。大学里的案例教学以参观为主，很少参与其中实际操作。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学生只是懂得理论知识，怎么用这个理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不能熟练掌握，以至于在工作时，对于领导的口头问题，很难解答。单一性的教育在实践中表现非常明显。 外国教育更多的是注重“多样性”教学，美国非常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其教育理念也强调个性化的差异及特征，因此美国人很小就开始接受独立的个体化的教育，其教育鼓励学生拥有自身的个性及独特的风格，提倡新颖的观念及做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自己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他们所接受的理念中观念也不一样，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群体中的一员，就好比是家庭、宗教群体、部落、民族或其他组织中的成员一样。所以能够在教育过程中，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及特点，自由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教学设计、方式及内容，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进行无压力地学习，备感轻松自由，其内在的活力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得以充分激发出来，达到了“多样性”教学目的。 2.教育上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孟子》卷五《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理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等级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上。教师作为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被塑造成学生顶礼膜拜、不可平视的对象，人人都有其适当的角色和位置。这样的等级、权威观念使得教育具有不平等性。学生没有置疑的可能性，对于不理解、不赞成的结论和观点在教师的教育下必须接受，使得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特性、自尊心和自制力逐渐被销蚀，没有了开拓和创新意识。 而外国文化则不同，他们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追求“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外国人坚信，每个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在教育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友好的伙伴，必要时刻教师给学生充当向导，学生从来不会屈就教师的权威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也没有受到不平等观念的制约，所以他们敢想、敢问、敢说、敢做，敢于向权威发起勇敢的挑战。 3.中国强调的是应试教育，外国强调的是实践操作教育。我国在教育改革下，一直以来强调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是改革这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本质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学生的成绩远不如中国留学生，然而数年后，其科研成果却比中国留学生多了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学生不仅仅是在读书，更注重自身的动手能力与创造精神的发展。 分数在中国成为老师的命根子，是家长的晴雨表。教师考核的标准是以学生的成绩作为标准，而孩子的成绩也成为家长考核孩子的标准。他们始终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而中国的升学标准也是以应试教育的标准而定的，所以家长的思想就有“不能上重点小学就不能上重点中学，不能上重点中学就不能上重点大学，不能上重点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幼儿园就让孩子学“藕、酱、凳、舞”这样复杂的字，美其名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孩子的综合性成长就被这些考试所埋没了，他们只是在考试上成绩优秀，对于现实的实用性，创新性，探索性等方面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人才已经严重与社会脱节了。 而外国在教育的思想上，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更为注重，加拿大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学校的基础教育不仅仅要给学生传授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应对社会，并能立足于社会的能力，要为学生走向社会做好准备，加拿大学校基础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人。教师在组织实用性课程教学时，对教材内容并不全部讲解。对某些章节，会让学生自己思考、动手实践。而基础教育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们常常从学生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做起。例如，加拿大进行基础教育的学校都将家政课作为必修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上，学生学校缝纫、烹饪、使用家电并学习对其进行简单地维护，学习喂养孩子，等等，其学习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在学习这些内容的同时，学生加强了自我参与意识，其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也得以有效地锻炼，与此同时，学生因此更加热爱生活，提高了其贡献社会的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与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中国教育价值观和中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比较与反思，分析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并对我国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 教育价值观；中国；西方；素质教育 一、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的教育价值观同样丰富多彩，包括有儒家的“以教治国”思想、墨家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道家的无意志自由理论、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但总体上，中国古代从西周的“学在官府”难以维持，学术向下转移到私人手中开始，在教育价值观上曾有过众家争鸣的局面，但自此以后，是儒家的教育价值观取得了统治地位。因而儒家的教育价值观整体上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其中尤重教育的政治价值和教化价值。 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是以社会需要为中心，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进入近代，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被延续下来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敲开了紧闭的国门，又由于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生，教育价值观已经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在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同时，比较注重经济实用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教育价值观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随着外国教育思潮的不断影响，后期也出现了注重个人发展的趋向。 我国当代的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达成了一个普遍认识，那就是“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要促使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本体价值认识的更新。到了90年代，我们大力倡导素质教育，教育的本体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还要体现在促进群体素质的提高上。今天，我们倡导创新教育，实际上也表明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的又一次进步，从21世纪的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来看待今天的教育改革，教育没有创新不行，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创新的素质也不行。 （二）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从人类自身需要出发，认为教育的价值应当由人的本性需要来决定，教育的目的只在于唤发人的天性，启迪人的智慧，完善人的个性，使人成为完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在西方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教育家的责任就不仅是为特定的国家培养公民。为了公正地对待人的天性，教育家还要培养青年为美好的生活作准备。”并且认为后者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而，他们把教育看成是逐渐实现人的本质规定和自身和谐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到中世纪，教会在西方社会占了统治地位，认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在于拯救灵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运动一反中世纪对人性的摧残，倡导人性的尊严和自由，把学校办成了远离社会尘世的“快乐之家”。因而人文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使人的天赋能力得到和谐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自然主义思潮涌起，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社会和个人都应“归顺于自然”，提出了“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的命题，主张要“回到自然”，顺应儿童自然本性。 20世纪初杜威试图把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综合起来考虑，他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教育就是生活”，因此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这种教育价值观一直延续到今天，存在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是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反，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教育价值不应该由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满足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是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人自身来培养人。 西方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就是教育的理想价值和教育的工具价值这两种教育价值观不平衡演进的历史，前者以个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主张教育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个体不断发展和完善方面，尤其是促使个人在人格、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自我实现。后者则以教育“社会效率”为出发点，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具有从事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并在道德上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富强。 二、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嬗变中不难看出，中西教育价值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方式来看，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之中的。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处于手工操作的水平上，这种以经验和体力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生产方式，客观上决定了当时生产力的维护和稳定对学校教育没有直接的要求。这样，学校教育始终远离生产，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所独占。另一方面，与古代中央集权和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适应，我国古代文化体系是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优秀的，而政治与伦理道德结为一体。而教育则是实现德政和教化的手段。学校教育始终以灌输伦理知识、进行道德训练为中心任务和内容，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教育价值观左右了人们的教育价值取向。 西方社会历来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这就使得西方的文化传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抗主义的色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着竞争，以竞争为特质的传统文化渗透于西方教育理念，从而决定了西方社会建立的是一套重视个体，重视权利，崇尚个人自由发展的“民主”教育。 三、我国素质教育价值取向的思考 通过中西教育价值观嬗变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人们教育价值取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汲取中西教育发展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的合理因素。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会引起教育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或革命。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我国应该建立的教育值价观念体系，并不是单靠理论的建构所能完成的，而需要通过历史和实践的洗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素质教育最终成为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价值导向、一种政府行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对教育的发展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自此，素质教育也就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追求的教育价值取向。[4] 素质教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从功利化、政治化时代走了向科学化、理性化时代。素质教育对人们多年来在处理教育价值冲突上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几年来的教育践中，存在着“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问题，使素质教育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而未能深化，特别是对素质教育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在社会的教育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个基本方面，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何使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协调统一起来，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和个体的需要，使素质教育成为能够兼顾社会与个体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许换（1985-），女，广东阳江人，硕士，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关于中外教育理念的比较和思考 摘要： 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是我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于中外一些现存的教育理念的比较和思考，并进一步分析其存在原因，旨在通过比较，寻找我国教育理念的不足，以促进我国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中外；教育理念；比较 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教育的历史悠久，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教育理念和管理体制与外国相比有诸多需改进之处，我们需要学习和分析他国教育理念，以便促进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1]。 通过对于一系列中外教育现象以及教育体制的学习探讨，不难发现中外教育的一项重大差别：我们以课本为世界，而人家是以世界为课本。学生教育亟需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课堂教学应加强“课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学生的视野能从狭小的“课本世界”扩展至广阔的“生活世界”。 一、个性化与社会化 有一项关于“中美学生道德认识比较”的调查，内含若干涉及道德认知的问题，当我们对中美两国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比较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学生社会化之差异。从中美学生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可发现两个基本现象： (一）美国学生对同一问题总是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其回答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而中国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这表明美国人在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没作统一要求，即没有向学生灌输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 （二）从美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攻击性。从中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一定的“体谅他人”的倾向，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忍让性。 这项调查显示出，中国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比美国学生高，而美国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学生高。 总之，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效益的社会化必然不是一律化，社会化的目的绝不是把所有个体都训练成一个模式。社会化也绝不是个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单纯的消极适应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应当包括个体对社会的积极适应与创造。在强调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2]。 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学生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学生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 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与社会相连的，了解社会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法国，除了日常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一般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组织学生每年到外地去，离开家长的照顾讨一段集体生活。 学生都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准备行装。时间为2—3周，或去乡村、山区，或去海边，而许多地方都有政府开设的类似夏令营的基地，长期供学生们使用。 也学些文化，但更多的是参与爬山、骑马、游泳、采集标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活动，充分接触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学校之外的广阔世界。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意识到，学校里所学的内容是与自己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使学生主动而且全面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向“广”的方向发展，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役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教科书上，学校生活则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3]。 二、关于考试外国压力也很重不仅考还要公开排名 杨福家教授谈中外教育差别在哪里，提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进学校的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的来讲，从古代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考试。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种贬义，实际上认为不然。考试要不要？要！考试本身其实并不坏，但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教育是一卷定终身。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杨福家教授，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99分。杨福家教授不认为99和100有什么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同事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就要公布今年最低录取分数多少，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 而在美国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有个sat考试，一年考7次，随便你什么时候考，满分1600分，进哈佛大概要1400分。但是没关系，负担不是太重，高一你就去考吧，你高兴什么时候去考就什么时候去考。 第二，高中四年要学220个学分，至于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个学分，每一门课5个学分，属于学分制。 第三，他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什么叫比，不是一张考卷是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一半，你考卷全部对了，给你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25分、30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都算分，这样子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中国很多学生总是要出国了，就找一些名人写推荐信，甚至于把草稿已经写好，我感到都是废话。杨福家教授介绍一个同学到了斯坦福，老师一看就行，为什么？这里面写了一句话，杨教授说，这个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一看这里有他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他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第五，个别来谈，很多同学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 在不少人印象中感觉国外的孩子很轻松，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考试的压力比我们的中学生还大。据南京外国语学校董正?校长介绍，以麻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初二到高二年级每年都会举行数学、英语、科学三门课的全州统考，不仅统一试卷，统一阅卷，还在媒体上公布排名。如果学校考不好，不仅校长，教育局长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整改之后仍不见起色，校长要么遭免职，要么学校因为声誉差学生纷纷转学。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是，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价会很贵，择校的家长也很多。英国孩子就更不轻松了，夏副校长介绍，英国学生在7、11、14、16岁时要参加4次全国统考，成绩优秀的进入a水平预科阶段。国家会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所有中小学生在网上公开排名，由于出生率在逐年下降，学校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三、关于选修课：即使一个学生想学也开 虽然美英的学校和学生都在背负巨大的应试压力，但对素质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却倍加重视。董校长说，他在美国“跟踪”了夏伦中学的校长整整5天，发现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交往、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形式来实现。美国一些名牌高校对学生综合能力非常看重，比如麻省理工今年就拒收了一半sat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满分学生，原因就是因为综合能力不过关。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也是如此，学校有58个社团，选修课设置非常多，可以说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争取开设，没有老师就请辅导员，比如让警察来教防卫知识，让医生来教紧急救助等，即使是一个学生想学学校也会开，比如：演讲、集邮、冰球、中文等。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和别人相比，对生活自信，交往能力强，伊顿公学已培养出了19位首相。 四、制造神童与保护天性 曾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是幼儿园老师教的。这位母亲一纸诉状将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而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这种能力就丧失了。这位母亲以幼儿园剪掉了孩子一只幻想的翅膀而限定了孩子的能力为由，要求幼儿园赔偿孩子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结果是，法庭判幼儿园败诉。在这里，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高校中也是如此。而相比较之下，深圳一名五岁女童在其父母的训练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现已能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020位，创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 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加大学习量是我国教育中最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目前我国的超常教育其实只是“使常态学生变成超常学生的教育”。以牺牲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代价，仅获得昙花一现的辉煌。在过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有没有想象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学业知识[4]。 以绘画交流举例，中外学生的绘画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外国学生的画从题材、画风、构图、色等方面来看都显得很自由，而中国学生的画面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教过的痕迹特别重，画面中凸显不出学生自己的风格。 原因在于什么呢？我国的教育方法是先画出示范画或者给所有的学生指定同一个参照标准，模仿着画，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们的模仿程度来评价谁画得好，画越相似就越好。 把既有的审美标准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看法，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即定的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刻意模仿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化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丧失了天然的想象力与原创性。 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不应过早地告诉学生某一种既定的标准，否则会使她们的思维缺乏弹性而定型化。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培养艺术技能和熟练技巧，创造力与想象力受到忽略，他们只能模仿而难以走向创造。中外美术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是美术技能重要还是自我表现重要。 放眼于世界,日本的教育具有大国的风范，注重培养学生关注世界。譬如，在活动室里挂着巨型世界地图。当学生们吃中国豆腐时，就在地图上找中国；吃西班牙海鲜饭时，就以最快速度在地图上找西班牙；吃麦当劳时则顺便将美国介绍一番。日本的学生唱各国的民谣，唱到哪国的民谣，就同时介绍该国的相关知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时，人家在教学生放眼全世界。 五、关于班级尽管没有班主任但秩序井然 和我们不同的是，英国学校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班级，但学校秩序井然，学生习惯良好。让夏副校长疑惑的是，难道他们的老师比我们能干？难道他们的孩子就那么听话？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他在中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老师要求学习好的学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共同进步，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而在英国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英国的孩子同样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课堂教学为例，中国学校强调学生要乐于助人，而课堂的学习过程是个人独立的，而英国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一直是合作的。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也往往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教方式，但现在则寻求完整的教育，渗透的教育。虽然没有固定的德育课程、德育老师、班主任，但实际上每一堂课，每个老师都承担了这种教育的职责。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中外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种种差异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教育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沉淀和融合，虽然本文没有提到，但对于国外的教育理念，也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国内的也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在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应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听从学生们的心声，在考虑教育发展大局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人性化思维、“人本位”理念，取长补短，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完善我国的教育事业，从而促进我国教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模式对比探究 一、几种不同教育实习模式介绍 1.美国的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州全部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未来教师由各大学师范学院或师资培训机构培养。到60年代末，人们发现，美国这一“开放式”的教师培养模式并没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美国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专家们对如何培训高质量教师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教育专家将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引入教师培训之中。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知识都可以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回答世界“是什么”问题的知识，被称为陈述性知识。第二类为回答“怎么办”问题的知识，被称为程序性知识。后者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熟练的技能，被用于经常出现的情况;第二类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认知策略”，被用于新颖的，需要创造性的情境。第一大类知识可以通过看书或教师的传授获得;第二类知识因涉及“怎么办”的个人经验，必须通过实践和个人体验才能获得[lj。研究者按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专家和新手对比的方法，分析专家教师和新教师之间的差异，发现专家教师和新教师陈述性知识不仅内容有差异，其组织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导致二者的教学能力有显著的差异。 师资培训正是为了缩小新手与专家教师之间的差异，对新教师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训练。这种训练模式应用于教育实习，形成了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由于教学能力的形成是由受训者所具有的两类知识决定的，为了丰富学生的陈述性知识，美国教师教育机构采用增设教育理论课程的方法，使这部分内容占教师职前培训内容的25%。同时，为丰富程序性知识，将教育实习时间加长，占职前培养内容的12%。具体操作是:将整个教育实习分成三种类型:模拟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模拟实习:基本上在教育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采取微格教学的方法，利用声、像手段对师范生应掌握的各种教学方法、技巧进行选择性模拟，对学生的讲授录像后由指导教师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使学生形成清晰的自我图式，并最终熟练掌握整个教学过程的各种技能。教育见习:主要让学生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协助中小学教学工作，并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在某些学院，这项活动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并贯穿于二、三学年。教育实习:在一名校方指派教师的指导下，每个实习生到校方认可的一所公立中小学开展教学。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出每月和长远的教学计划，一开展教学和评定中小学生等，并从中验证和再现己得出的结论，进而形成自身的教学风格。大学则派视导人员进行不少于6次定期视察，评估教学进展情况。教育实习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时间长短各州不等，一般都规定了最低下限，有的州总教育实践时间为1年。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实习的内容被进一步拓展，表现在实习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强调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方面。 2、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 随着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师人数相对过剩，教师质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英国政府在1983年向众议院提出“提高教师质量”的白皮书，对新教师的培养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对师资培养的要求，严格选拔学生，明确课程标准，重视实践经验[2j。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发现师资培训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范生教育胜任能力，突出中小学在培训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霍依勒就指出:中小学教师具备的知识和实际运用知识的方式与师范生在高等学校发展起来的一些知识和运用方式有所不同。两类知识属于不同类型，都是师范生应掌握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否己具备参与培训师范生的资格，而是如何合理地综合两类知识，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培训师范生。 在1992年到1994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制定有关教师的培训条例，明确提出教育胜任能力应包括:组织教学内容和制定教学计划能力，课堂教学和管理能力，会使用教学策略，具有教学评估能力:指出教育胜任能力是衡量培训效果的“优秀标准”;中小学方面要在教师教育胜任能力的培养上负“首要”责任。这一条例的实施，逐渐形成了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其一是大学的教育学院培养本科学历的新教师:其二是一种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生完成培训后可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第一种类似于我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实习方式上，大学与中小学校在双方互惠基础上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成立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局及大学教育学院组成的“伙伴关系指导小组”。实习生指导教师有两类四种:一类来自实习学校。其中一种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实习生的教学实习，并同大学的指导教师合作指导实习生:另外一种是专业指导教师，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学科指导教师的工作，对实习学校工作的总体进行布置。另一类来自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中一种负责联络:另一种为教学指导教师，负责对实习生所授学科的评价和指导。在实习时间和要求上，由于实习的要求明确具体，实习过程中突出“重负荷教学训练”的特点，实习生需承担教师工作量的1/3，约每周10节课。实习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不少于20周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第二类培训模式是针对第一种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实习生无法透彻地领悟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不能完全掌握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教育教学方法，而提出的教师培训模式。如莱斯大学的师资培训计划[3j，它通过对本科生经过一年教育专业的培训，使其获得硕士学位。 3.德国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 德国历来重视师资培训，每次重大教育改革都把教师培养的改革作为重要课题。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的必经阶段，在德国自从建立师范教育以来就很重视教育实习工作。1696年，弗兰克创设了教师研习班，选择优秀的学生施以5年的课程，其中包括见习、试教及每周定期的教学问题讨论。1826年普鲁士皇家“通谕”首次在法令上诏告设立实习教师见习研习班，并正式确立取得教师资格须经过两次考试，在两次考试中须经3年的实习。1970年以后，西德各邦均实施实习教师体制及第二次国家考试立法。规定任教者必须通过修业和见习两个阶段。修业阶段是学完规定的课程，包含作为“学校实践教育实习3次共12周”，要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再进入见习阶段，见习包括教学见习和教育实习，时间在1年以上。实习期间每周上12课时及制定教学计划，学习教授法等。实习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获得教师资格。 4.我国的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教育起步较晚，第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学校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高师教育实习的理论及实践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成果引入教师培训，对教师行为及课堂监控能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具体成效。[5:[63在实践方面，教育实习的改革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有了新要求，使教育实习时间有所增加，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至6周，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并明确规定了新教师试用期为1年。实习方式多样化，有校内的模拟实习及到中学教学见习、教育实习:实习地点由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校带队教师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实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外，还增加了课外活动指导，参与中小学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师范生的综合素质[7:。 二、几种教育实习模式的比较 教育实习模式主要用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教育实习形式、教育实习的方式、教育实习的时间来表征，现将4种教育实习的特征。由此表可看出，在教育实习的形式上几种模式没有多大差异，但在实际运作中，教育实习所经历的时间，实习的方式及达到的目的大不相同。在教育实习目的要求上，美国、英国的两种模式对学生的各项技能要求比较具体，便于教师的指导和评价。德国则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通过部级的考试方能任教[8j。我国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则过于笼统，不利于对实习生的评价。另外，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并开始实施通过1年或1年以上的教育实践，培养教育硕士的计划，这说明其师资培养逐渐向“研究型”方向转变，使职前培养与在职进修界线日益模糊，体现出终身教育的思想。而我国尽管教育实习形式、方式趋于多样化，但仍处在理论一应用层次，且在较短的教育实习期间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教学研究能力。在教育实习的时间安排上，美国、英国、德国的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绝对时间长，对教育见习都有明确的任务，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而我国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特别是教育见习时间仅仅为几课时，是结合教育学及学科教学论等课程的学习所开展的活动，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生无法真正了解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学校的教学实际。 从教育实习的方式上看，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基地较稳定，且师范生所选择的实习学校往往是毕业后就业的场所，因此中小学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而我国的师范院校虽然也建设了一些实习基地，但对众多实习生来说，稳定的实习基地相对太少，且中小学由于受到升学压力，担心教育实习影响其教学质量，对教育实习并不热心。因此每年教育实习时，高校组织者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实习学校，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出现实习难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部分师范院校对教育实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重视模拟实习，延长实习时间，建设稳固的实习基地等，但总体上讲我国的教育实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我国的教育实习理论研究滞后，目前仍处在理论一简单应用层次，实际上理论与实践呈分离状态，从而教育实习改革不教育实习的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仅仅是实习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不断分析总结基础上，从课程设量、实习目的要求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改革，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实习模式。三、改革我国教育实习模式的建议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两段式螺旋上升的教育实习模式。即:将理论一单应用的模式按学生的认识顺序扩展为感性经验一理性认识一实践应用一理论提高的模式，将教育实习分成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两部分。 具体操作是: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布置教育见习的任务，让学生明确目的要求。在第七学期开始就进行为期3周的分散式教育见习。这种见习主要参照英、美的见习方式，制定详细的见习计划及任务表，并延长见习时间，使实习生有章可循，可避免我国的盲目走过场的见习方式。让实习生了解中学教学过程，观摩专家教师的教学活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3一4课时的实际教学。见习结束后学生回校学习学科教学论，实现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同时学习美国的模拟实习，采取微格教学的方式分别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至第七学期结束时每位学生都必须参加教学技能考核，考核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第八学期的教育实习。至于考核的内容、范围及标准则主要利用我国有关教学技能训练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德国部级考试的有关标准来制定，使之适应我国师范生的现有水平。教育实习排在第八学期开始，为期8一10周，吸取英国的教育胜任能力内核制定较详细的实习目标，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这样可避免我国实习目标模糊，不利于考核和评价的缺点。在实习同时实习生必须进行教学论文的设计。要求学生采用调查法、问卷法、谈话法等各种方式收集相关信息。教育实习结束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使每位学生完成教学论文，并开展教学论文的评选活动，使学生的认识实现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再一次飞跃。有条件的学校，在此基础上还可挑选一批师范生经过进一步的教育理论学习及实践的锻炼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思想差异研究 摘要：校训是学校治校精神和宗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指导性、稳定性，体现一所大学所追求的教育和治学的价值观。本文通过中西大学校训的考察，以此来探求中外教育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大学；校训；差异 一、大学校训的内涵 校训，一般定义为：“学校制定的全体师生需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从解释中可看出，校训具有规范性、指导性，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师生的行为与道德，使之符合学校所追求的教育理念及价值取向。学校精神和文化的灵魂是校训，因此，中外大学都十分重视校训的制定与诠释。不同学校的校训各有不同，反映的不仅是一国的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的差异，更体现的是不同学校的教育文化理念及精神的追求。 二、中西校训思想内容的比较 (一)中国校训的思想内容 中国大学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也随之传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德思想、教育理念等思想和社会现实制约的影响，导入我国的西方教育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现代与传统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不断的调适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我国大学独有的充满自身特色的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和宗旨，这在校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引经注典，承续传统 各类大学不约而合地引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著作和耳闻则诵的名言警句，有湖南大学、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源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1]；南京师范大学的“笃实敏行”出自《论语•子张》；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出自于《礼记•大学》……这些都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着大学教育和治学精神的培养，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伟大生命力[2]。 2.顺应时代，紧随潮流 通过深入分析和考察各类大学校训拟定的历史发展及校领导对其内涵的解释，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在一方面坚持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将其发展，使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浙江大学将“求是”作为校训，并将其在学校的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扬与倡导。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院为浙江大学的前身，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3]。1938年11月，当时的校长竺可桢提出并决定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在此后的多次会议和演讲中对“求是”进行深刻阐释，并于1941年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就“求是”的内涵解释为牺牲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对此，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竺可桢校长赋予“求是”的时代气息，即要求大学教育要紧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追求科学真知，服务社会[4]。 3.中西合璧，相辅相成 在中国教会大学的校训中尤为显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与西方大学理念的融合。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的一语，其英语校训“光和真理”则是来自西方传统格言，这两则格言的结合反映出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璧，这是一种在结合古典儒家的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又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体现，表明了中国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质[5]。 (二)西方校训的思想内容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尤其受基督教的影响深刻，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强烈倡导“独立”、“自主”、“自由”等教育理念，这些都在西方大学校训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如牛津大学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以“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为“让真理与你为友”、普林斯顿大学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定为校训[6]。将校训进行解读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校训多为简练语言，寓意深刻，丰富蕴涵各类大学的价值观，如求知、求真和捍卫学术自由与独立等。同时，紧随时代的步伐，将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理念在校训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三、比较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大学，仍然受传统思想“大学之道”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从大学校训中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在了当代大学教育凸显出来的问题上。目前的高校教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以死记硬背为主、重分数和理论轻实际，教育方法和思想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常见。另外，受本文主义思想影响，校园里缺乏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而在西方国家，如哈佛大学，在进现代100多年的发展中，尤其重视借鉴和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优秀的先进的教育经验，开拓创新，开创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新时代。其成功之道在于掌握并发扬了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等教育精神。俗话说的好：“借他山之石，可攻玉”，我国大学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必须要向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自身特点，进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虽然中西大学的校训在思想内容方面受各自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都真实的体现出各自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其校训内容都蕴涵了各所大学教育的宗旨、理想、精神、责任、价值观和质量观等，也都体现出现代大学的目标：各类大学都应在“自由”和“自治”精神的引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唐薇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探究 【摘要】笔者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系统研究在二语习得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研究表明，在高职英语教育中实行该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外教师自身的发展，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育 中外教师 合作教学 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信息的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007年，教育部提出“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聘请国外学者和专家来华从事专业课程和双语教学工作”的建议。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于2012年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承担英语教学工作，积极探索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之路。 一研究背景 1．理论背景 在有关二语习得的理论研究中，克拉申的语言习得理论最具影响力，其理论体系的优秀为“习得—学得区别假说”，这一理论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习得—学得区别假说”提出，习得是潜意识的过程，它是注意的是自然结果。而学得则是有意识的过程，即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讲授，再加上有意识地进行联系和记忆等辅助性活动，从而使学生掌握和了解语言的过程。克拉申指出，习得可以直接促进学习者发展其第二语言的能力，而学得则可以在其语言运用中发挥监控作用。习得和学得两者若能协调好，就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在高职英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注重学生系统的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学生英语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高职英语教师应努力为学生营造“习得”英语的自然环境，激发学生的英语交流欲望，让学生在交流的语境中自然地习得英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能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习得”和“学得”有效整合，中外教师利用自身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方面的优势，为学生创设立体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有效“学得”的同时，通过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提高其英语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合作教学是指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教师协同担任统一群组学生的教学任务。合作教学通常有6中模式： （1）一个教，另一个观察； （2）一个教，另一个巡视； （3）站点教学； （4）平行教学； （5）交替教学； （6）小组教学。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是在高等学院大量引入外籍教师参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指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中方教师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共同合作，完成一定教学内容的形式。 2．实践背景 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自2012年9月引进第一名外籍教师至今共引进了14名外籍教师，现在共有6名外教同时任教，她们分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外籍教师授课的班级集中在教育学院、旅游学院和工商学院，主要教授的对象为各学院大一新生，主要教授的课程为职业英语。在职业英语的教学中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为平行关系模式，即每周的职业英语课时由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各承担一半，我校英语教师主要负责英语语法知识的讲授以及英语等级考试的培训，外籍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进行英语听说训练。学生英语成绩的评定采取两位教师的评定结果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我校英语教师的评定结果占70%，外籍教师的评定结果占30%。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之间除了教学对象相同以外，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几乎没有交流和合作，各自为政。外籍教师由于对中国学生的性格、学习方式、习惯、需求不了解，对中国英语教学现状不了解，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因此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把握重点、难点，只能一味地依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教学，随意性比较强。我校是高职院校，职业英语课程应该是为学生将来在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实用性人才，英语教学应贯彻“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方针。外籍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我校教师的引导，很难把握这一尺度。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充分发挥外教资源优势，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我校外教资源，提高高职英语的教学质量呢？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过程 1．实验前提 在实验中，笔者为了研究中外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先假设：我校教师比外籍教师更了解我校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和具体学习情况，但外籍教师则要比我校教师在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英语文化的了解方面更胜一筹。因此，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模式研究就在于寻找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的最佳结合点。传统的职业英语课堂，大多是教师滔滔不绝，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按部就班，课堂氛围单调。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英语教学的单一模式，中外教师同时深入英语课堂教学，能够进一步加强师生间的语言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在中外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语语言教学方法的交融。 2．实验对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酒店管理专业、会展策划专业、国际商务专业、计算机应用专业2014级新生，共13个班，639人。3．实验时间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4．实验内容以二语习得理论为指导，构建高职职业英语教学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我校教师负责英语语言知识的系统输入，外籍教师负责英语语言技能的操练输出。中外教师就合作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形式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采用中外教师交替授课的方式，即我校教师授课（每周四节）讲授教材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而外籍教师（每周两节）以口语课的形式，介绍教材中每单元内容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及与专业相关使用的英语口语。同时建立中外教师共同评估的教学反馈机制，中外教师共同对合作教学的课堂进行观察和巡视，测评课堂教学效果。实验具体实施如下： （1）中外教师合作备课。中外教师基于所教学生的特点及专业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每周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上的具体分工。 （2）中外教室合作上课。在职业英语课堂教学中，中外教师主要采取平行教学、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这三种合作方法进行教学。在合作教学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主要采用的是平行教学的模式。通过合作备课，我校教师主要负责讲授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要点，外籍教师则主要负责对每单元的文化背景进行讲解，并对与课文内容和专业相关的主题进行口语训练。同时在平行教学的过程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还穿插采用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的教学合作模式，即当一位教师在讲课时，另一位教师在教室后听课，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教师的授课情况，并且在不影响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课的前提下，在教室中巡视，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 （3）中外教师合作答疑。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定期同时为学生辅导答疑，为学生解决英语语言知识及英语文化方面的疑问。 （4）中外教师合作课后拓展。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课后及时沟通，定期开展教研活动，讨论课堂教学效果，建立即时教学反馈机制，共同主持与参与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营造丰富的英语实践环境。 （5）中外教师合作评价。学生的职业英语课程评价最终由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在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根据其课堂参与情况、作业汇报情况、口试成绩以及笔试成绩共同评定。 5．实验结果 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由于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教师，受教育理念、认知及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质量评估难度加大。因此，本次实验没有采用量化的指标，即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来判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班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提高。而是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学生在英语学习积极性和英语应用能力方面进行评定。笔者随机选取了实验对象中的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是否喜欢职业英语教学中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二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是否有明显提高，三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有明显提高。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98%的学生表示喜欢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90%的学生表示在中外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语言环境轻松自然，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也有了明显的提高；92%的学生反馈其一年来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方面。 三研究结论 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外籍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又能够发挥中方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中的优势，使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角色和中外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这种高职英语教育中新的教学模式可以充分提高高职专业英语教学效果，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1．合作教学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 中外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特点和教学方法，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弥补中外教师之间的教学差异，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首先，中方教师长期在国内执教，非常熟悉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了解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因此，中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入浅出地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进行指导。在中方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系统有序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从而保证了语言输入的质量。其次，外籍教师更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和历史，熟悉各种环境下的英语日常用语，英语语言的驾驭能力强，因此能够更好地进行英语口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语言输出的质量。 2．合作教学可以促进中外教师的自身发展 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教学水平。就中方教师而言，可以学习外籍教师从学生角度出发，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思考，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教育理念；就外籍教师而言，可以学习中方教师对细致处理教材和明确规划教学进度的方法，使教学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语言水平。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互动机会增多，在合作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中方教师可以学习到外籍教师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纯正的英语语音，这有利于中方教师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水平。中方教师也可以帮助外籍教师提高其汉语水平。 3．合作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根据语言习得理论，人们习得语言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信息的理解，即理解性的信息输入和理解性的信息输出。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系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同时也能增强其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在合作教学的课堂上，外籍教师可以很自然地把语言知识的教学与语言文化本身结合在一起，课堂氛围轻松愉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比较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同时，外籍教师幽默而又极具鼓励性的课堂语言，能帮助学生克服英语学习中的焦虑、缺少自信心等负性心理情绪，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学生以自信、愉悦的情绪参与到合作课堂中来，必定能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总的说来，在二语习得理论下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为高职英语教育提供新的思路，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师理念和视野的国际化，最终提高高职英语教学的质量。 作者：高英 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模式对比 一、几种不同教育实习模式介绍 1.美国的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州全部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未来教师由各大学师范学院或师资培训机构培养。到60年代末，人们发现，美国这一“开放式”的教师培养模式并没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美国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专家们对如何培训高质量教师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教育专家将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引入教师培训之中。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知识都可以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回答世界“是什么”问题的知识，被称为陈述性知识。第二类为回答“怎么办”问题的知识，被称为程序性知识。后者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熟练的技能，被用于经常出现的情况;第二类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认知策略”，被用于新颖的，需要创造性的情境。第一大类知识可以通过看书或教师的传授获得;第二类知识因涉及“怎么办”的个人经验，必须通过实践和个人体验才能获得[lj。研究者按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专家和新手对比的方法，分析专家教师和新教师之间的差异，发现专家教师和新教师陈述性知识不仅内容有差异，其组织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导致二者的教学能力有显著的差异。师资培训正是为了缩小新手与专家教师之间的差异，对新教师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训练。这种训练模式应用于教育实习，形成了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由于教学能力的形成是由受训者所具有的两类知识决定的，为了丰富学生的陈述性知识，美国教师教育机构采用增设教育理论课程的方法，使这部分内容占教师职前培训内容的25%。同时，为丰富程序性知识，将教育实习时间加长，占职前培养内容的12%。具体操作是:将整个教育实习分成三种类型:模拟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模拟实习:基本上在教育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采取微格教学的方法，利用声、像手段对师范生应掌握的各种教学方法、技巧进行选择性模拟，对学生的讲授录像后由指导教师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使学生形成清晰的自我图式，并最终熟练掌握整个教学过程的各种技能。教育见习:主要让学生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协助中小学教学工作，并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在某些学院，这项活动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并贯穿于二、三学年。教育实习:在一名校方指派教师的指导下，每个实习生到校方认可的一所公立中小学开展教学。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出每月和长远的教学计划，一开展教学和评定中小学生等，并从中验证和再现己得出的结论，进而形成自身的教学风格。大学则派视导人员进行不少于6次定期视察，评估教学进展情况。教育实习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时间长短各州不等，一般都规定了最低下限，有的州总教育实践时间为1年。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实习的内容被进一步拓展，表现在实习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强调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方面。 2.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随着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师人数相对过剩，教师质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英国政府在1983年向众议院提出“提高教师质量”的白皮书，对新教师的培养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对师资培养的要求，严格选拔学生，明确课程标准，重视实践经验[2j。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发现师资培训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范生教育胜任能力，突出中小学在培训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霍依勒就指出:中小学教师具备的知识和实际运用知识的方式与师范生在高等学校发展起来的一些知识和运用方式有所不同。两类知识属于不同类型，都是师范生应掌握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否己具备参与培训师范生的资格，而是如何合理地综合两类知识，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培训师范生。在1992年到1994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制定有关教师的培训条例，明确提出教育胜任能力应包括:组织教学内容和制定教学计划能力，课堂教学和管理能力，会使用教学策略，具有教学评估能力:指出教育胜任能力是衡量培训效果的“优秀标准”;中小学方面要在教师教育胜任能力的培养上负“首要”责任。这一条例的实施，逐渐形成了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其一是大学的教育学院培养本科学历的新教师:其二是一种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生完成培训后可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第一种类似于我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实习方式上，大学与中小学校在双方互惠基础上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成立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局及大学教育学院组成的“伙伴关系指导小组”。实习生指导教师有两类四种:一类来自实习学校。其中一种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实习生的教学实习，并同大学的指导教师合作指导实习生:另外一种是专业指导教师，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学科指导教师的工作，对实习学校工作的总体进行布置。另一类来自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中一种负责联络:另一种为教学指导教师，负责对实习生所授学科的评价和指导。在实习时间和要求上，由于实习的要求明确具体，实习过程中突出“重负荷教学训练”的特点，实习生需承担教师工作量的1/3，约每周10节课。实习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不少于20周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第二类培训模式是针对第一种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实习生无法透彻地领悟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不能完全掌握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教育教学方法，而提出的教师培训模式。如莱斯大学的师资培训计划[3j，它通过对本科生经过一年教育专业的培训，使其获得硕士学位。 3.德国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德国历来重视师资培训，每次重大教育改革都把教师培养的改革作为重要课题。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的必经阶段，在德国自从建立师范教育以来就很重视教育实习工作。1696年，弗兰克创设了教师研习班，选择优秀的学生施以5年的课程，其中包括见习、试教及每周定期的教学问题讨论。1826年普鲁士皇家“通谕”首次在法令上诏告设立实习教师见习研习班，并正式确立取得教师资格须经过两次考试，在两次考试中须经3年的实习。1970年以后，西德各邦均实施实习教师体制及第二次国家考试立法。规定任教者必须通过修业和见习两个阶段。修业阶段是学完规定的课程，包含作为“学校实践教育实习3次共12周”，要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再进入见习阶段，见习包括教学见习和教育实习，时间在1年以上。实习期间每周上12课时及制定教学计划，学习教授法等。实习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获得教师资格。 4.我国的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教育起步较晚，第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学校—南洋公学师院建于1879年。由国家正式办理师范教育，则从根据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随之产生了近代师范教育实习。1916年颁布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规定，要增加教育实习时间，“教育实习，除各科教授外，凡关于管理等事项规章应随时指导”。匡这种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到80年代仍在使用。其教育实习目的在于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检验所学专业知识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熟悉和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及管理情况，以尽快实现由学生到教师角色的转变。教育实习的时间专科4周，本科为6至8周。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高师教育实习的理论及实践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成果引入教师培训，对教师行为及课堂监控能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具体成效。[5:[63在实践方面，教育实习的改革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有了新要求，使教育实习时间有所增加，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至6周，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并明确规定了新教师试用期为1年。实习方式多样化，有校内的模拟实习及到中学教学见习、教育实习:实习地点由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校带队教师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实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外，还增加了课外活动指导，参与中小学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师范生的综合素质[7:。 二、几种教育实习模式的比较 教育实习模式主要用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教育实习形式、教育实习的方式、教育实习的时间来表征。在教育实习的形式上几种模式没有多大差异，但在实际运作中，教育实习所经历的时间，实习的方式及达到的目的大不相同。在教育实习目的要求上，美国、英国的两种模式对学生的各项技能要求比较具体，便于教师的指导和评价。德国则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通过部级的考试方能任教[8j。我国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则过于笼统，不利于对实习生的评价。另外，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并开始实施通过1年或1年以上的教育实践，培养教育硕士的计划，这说明其师资培养逐渐向“研究型”方向转变，使职前培养与在职进修界线日益模糊，体现出终身教育的思想。而我国尽管教育实习形式、方式趋于多样化，但仍处在理论一应用层次，且在较短的教育实习期间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教学研究能力。在教育实习的时间安排上，美国、英国、德国的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绝对时间长，对教育见习都有明确的任务，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而我国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特别是教育见习时间仅仅为几课时，是结合教育学及学科教学论等课程的学习所开展的活动，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生无法真正了解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学校的教学实际。从教育实习的方式上看，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基地较稳定，且师范生所选择的实习学校往往是毕业后就业的场所，因此中小学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而我国的师范院校虽然也建设了一些实习基地，但对众多实习生来说，稳定的实习基地相对太少，且中小学由于受到升学压力，担心教育实习影响其教学质量，对教育实习并不热心。因此每年教育实习时，高校组织者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实习学校，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出现实习难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部分师范院校对教育实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重视模拟实习，延长实习时间，建设稳固的实习基地等，但总体上讲我国的教育实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我国的教育实习理论研究滞后，目前仍处在理论一简单应用层次，实际上理论与实践呈分离状态，从而教育实习影瞥改革不教育实习的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仅仅是实习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不断分析总结基础上，从课程设t、实习目的要求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改革，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实习模式。 三、改革我国教育实习模式的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两段式螺旋上升的教育实习模式。即:将理论一单应用的模式按学生的认识顺序扩展为感性经验一理性认识一实践应用一理论提高的模式，将教育实习分成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两部分。具体操作是: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布置教育见习的任务，让学生明确目的要求。在第七学期开始就进行为期3周的分散式教育见习。这种见习主要参照英、美的见习方式，制定详细的见习计划及任务表，并延长见习时间，使实习生有章可循，可避免我国的盲目走过场的见习方式。让实习生了解中学教学过程，观摩专家教师的教学活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3一4课时的实际教学。见习结束后学生回校学习学科教学论，实现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同时学习美国的模拟实习，采取微格教学的方式分别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至第七学期结束时每位学生都必须参加教学技能考核，考核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第八学期的教育实习。至于考核的内容、范围及标准则主要利用我国有关教学技能训练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德国部级考试的有关标准来制定，使之适应我国师范生的现有水平。教育实习排在第八学期开始，为期8一10周，吸取英国的教育胜任能力内核制定较详细的实习目标，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这样可避免我国实习目标模糊，不利于考核和评价的缺点。在实习同时实习生必须进行教学论文的设计。要求学生采用调查法、问卷法、谈话法等各种方式收集相关信息。教育实习结束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使每位学生完成教学论文，并开展教学论文的评选活动，使学生的认识实现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再一次飞跃。有条件的学校，在此基础上还可挑选一批师范生经过进一步的教育理论学习及实践的锻炼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实习改革方向 一、中国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是高师教育实习改革向纵深发展的10年。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对加强教育学科课程和教育实践环节的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二年制师范专科8个专业教学计划》,将教育实习时间由原来的4周增至6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改变专业设置偏窄的状况,拓宽专业业务范围,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和训练,发展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培养,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高师教育实习的改革从转变观念,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教育教学基本功的要求,有了新认识、新措施,高师教育实习也有了新的起点。主要表现在教育实习内容、时间、形式、管理和实习基地建设上。 (一)教育实习内容扩展 由主要是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扩展到课外活动指导、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方面,以培养实习生教育教学能力、社会工作能力和初步的教学科研能力。有的高师院校还结合教学计划,安排平时的见习、观摩,形成经常性的基本功训练和分阶段的教育实习相结合,并撰写教育论文。 (二)教育实习时间略有增加 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到6周,师专一、二年级的见习、观摩时间结合教学计划另行安排学时,其它实践环节的训练机动安排,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有的顶岗实习还延长为一学期。 (三)教育实习形式多样 这一时期的实习形式体现了多样化、多渠道的特点。从实习地点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师教师带队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从部分分散委托地方教委及所管辖中学的实习到全部分散到生源所在地中学或回到中学母校实习。还有将教育实习与新教师试用期结合,在试用期一年满后成绩合格才发给毕业证书,这种形式也有和预分配结合的。 (四)教育实习管理走向联合 由于实习形式的改革,管理方式也随之改革。实习中学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与高师院校成立实习领导组,共同负责协调、督导、检查、总结等工作,三方都把教育实习当作份内大事来办,高师的教育教学质量也从实习生及往届毕业生的适应状况表现出来,得到多方面的反馈信息。 (五)教育实习基地共建 教育实习改革的深化,促进高师适应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发展,促进高师与中学的联系和协作。实习基地建设是教育实习有关三方的共同任务,三方有优势互补性。建立并稳定实习基地,发挥实习基地的多种功能是教育实习改革研究的新课题。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实习改革为例,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方案、模式也各具特色。辽宁省抚顺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方案①获1990年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项改革取得的突出成果包括建立教育实习合同学校,聘任教育实习和教材教法兼职讲师团,密切与中学教育改革的联系;实行教育课程论文答辩制度,初步培养了学生教育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教育工作能力;对毕业生教育工作适应性跟踪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学生培养规格”和“学生中学基本教育能力训练纲要”。该成果在加强教育实习过程控制,实行教育实习质量评价的分段离散式考核方法等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借鉴、应用价值。 笔者所探索的“从模拟实习到教育实习两环节三步指导模式”②,该模式有具体简明、易于操作的优点,又有概括相关、系统有序的长处,既是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具体操作,又是教育实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联系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纽带。三步指导模式中共有的一项是反馈评价,评价最主要的功能是反馈、调控和改进。课堂教学评价六条主要指标体现教学诸要素的动态相关、层次有序、整体功能。运用这六条指标(或称标准)指导教师示范评课,用图表规范评课,有效地培养了实习生的评课能力。笔者从1985年开始参与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此项实验由语文自学辅导教材编著者、语文教育专家、特级教师颜振遥先生主持。在实验中,结合师专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改革和教育实习改革,提出了分年级、分层次、分阶段的“两改三分”职前培养模式③,探讨了教学实验教师的超前培养,具体方法和研究思路如下:从颜振遥编著的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材入手观摩自学辅导教学讲授自学辅导教学理论初步掌握其教材特点与教学模式见习试教、模拟实习反馈评价、研究教法和学法的结合教育实习、规范教学运用教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教学研究。追求目标———使学科教学法课的教学过程具有教育科学研究的性质,使学生得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和应用训练。“为研究而培训”对未来教师和在职教师都是高质量的培训,也是教师培训应当追求的目标。 二、世界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80年代以来,教育实习的改革呈现出综合化、多样化、一体化等特点。 (一)更新课程体系与实习内容综合化英国在“教师职前培训改革”中,突出了培训教师职业技能,提出教师应具备的27种职业技能及建立教师技能档案。课程门类相应增多,开设应用性较强的教学技能课,充实教学法课程内容,包括表达技巧、评估方法、备课、教学材料的选择与准备等。美国师范教育的教育专业课程中2/3为教育理论课程。美国的学者主张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一体化,强调师范教育各部分———教育理论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学科教学法及临床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日本的实习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特别活动、学生指导等,使实习生直接掌握学校各个领域的经验。日本还安排“临界”教育见习,以利于实习生把握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身心发展变化过程特点。 (二)教育实习时间延长与实习模式多样化英国教育学院学生要参加约15周教育实习,采用以中小学校为基地培训教师模式,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重视师范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改革突出特点是“重负荷的教学训练”,实习生承担教师平均工作量的1/3,约每周上课10余节。德国实行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第一阶段是大学负责的修业阶段,包含作为“学校实践的教育实习3次共12周”。第二阶段是教育行政当局负责的实习阶段,实习阶段长短不一,一般是18~24个月。德国的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结合紧密,实习阶段通过与第一阶段学习的学科建立联系,并将该阶段学习的教学法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以此保持两阶段的连续性。美国的初等师资专业训练中,教育实习占师院全部课时的8·7%,在普通学院教育系占7%,在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占6.6%。美国实习教师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完成一年的实习。美国采用集中实习并分为临床实践与现场实践两种形式。临床实践基本上在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主要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实践活动。现场实践到学校现场实习,目的在于应用和验证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讨的问题。 有的高校采用实习生制,一半时间在校内,一半时间在实习学校。毕业教育实习,要求在完成文理科、专业学科与教育专业三方面的必修课和实习前的各项实践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申请参加。前苏联采用连续性教育实习模式,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连续4个学期,每周学校实习课4小时,4个学期共256学时,新教学计划使不同科系的教育实习比原来增加28%~47%;低年级的实习活动作为教学———教育过程的必要环节,作为培养教师职业准备的初步训练。法国师范院校新教学计划规定的实习连续性强,改变过去把实习放在最后的传统做法,共486学时,占两年培训总时数的25·7%,此外,还加一周不占课时的“校外教育机构实习”。欧美发达国家师范教育对教育实习的重视单从所占总学时数的比例可以得到验证,约占总学时数的7%~8%。与欧美发达国家教育实习时间相比,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实习时间太短,又要全面顾及教育实习内容,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时间太短而要求提高,两者是不相适应的,这也是我国教育实习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三)教育实习合作管理与实习基地稳固化教育实习管理由大学、实习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合作管理已在许多国家实施。实践证明:“要使师范教育改革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和有效途径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在进一步开展教育研究与教育发展活动中携手合作。”⑥大学聘请出色的中小学教师进入大学参加未来教师的培养工作,大学中从事师范教育的教授则应该走出大学,与中小学教师一起总结、整理目前学校中最好的经验和措施,使教育科学研究植根于基础教育实践之中,使教育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英国教师职前培训制度的改革要求实习生深入了解当前中小学教育的实际,要求大学与中小学密切联系,这种合作管理形式是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当局和大学教育学院的代表组成“伙伴关系指导小组”,作为领导机构,并为师资培训制定指导培训原则和目的。同时,还要求实习学校的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都能更多地参与对方的工作。中小学也由过去作为师范教育被动的实习场所转变为主动和积极的参与者。以“中小学为基地”是师范教育重视师范生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培养师范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日本培养师资院校的教育实习机构比较完善,建有许多附属学校作为教育实习和研究基地。有些大学还成立了实习指导中心,下设研究、指导、实践、调查四个部门,推动教育实习研究,并对培养教师教育能力进行科学研究。 (四)职前培养、试用期和在职培训一体化教育实习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其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成为合格的教师。然而合格教师的目标不是一次性教育实习所能完全达到的,教育实习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以教育实习为桥梁,把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连接起来,实现职前培养———试用期培训———在职培训一体化是符合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从终身教育观点来看,教育者所受的教育不是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前世界各国培训师资的趋向是既重视职前师资培养,又特别关注在职教师进修培训。把教师的在职培训作为职前教育的继续,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之朝着一体化发展。美国师资培养采用的一个新模式是“教学法中心”,把培养教师的三方面主要内容———普通人文学科教育、教育实践研究以及教学的艺术、科学和技巧结合在一起,并协调、连贯地组织起来。主要目的是对教育科学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使教育的职业活动避免呆滞、走向更新。“教学法中心”一般需要20到30个合作或教学学校,以便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和(见)习场所。日本创办的新教育大学的特点是:毕业生既应具有与综合大学基本相符的学科水平,又要成为教育的“行家”,集“学术性”与“师范性”于一身。它是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实验园地,又是教育理论的研究机构,它代表着师范教育发展的方向。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高质量的培训意味着未来的教师应与有经验的教师以及在其各自学科中工作的研究人员进行接触,在职教师也应经常有机会通过小组工作会议和在职培训实习来提高自己。……鉴于教学和教学法质量改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教师培训还应包括为研究而培训这一强化成分,教师培训机构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也应进一步加强。”⑧“师范教育和师资继续培训应当有所发展并与一套适宜的‘课程’的所有新要求相适应。很有可能,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都会以教师的继续培训或教师培训者的教学法培训的方式提出来。”⑨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已形成这一发展态势,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师教育的职前、在职及新教师实习试用期一体化,在培训制度、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组织的方式方法等都有较大的改革和进展。我国师范教育改和师资培养培训从制度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教师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有一些可贵的探索和研究。高师院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如何提高未来教师的素质,如何面向中小学实际,加强和中小学联系,参与中小学教育实验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理念对比考究 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教育的历史悠久，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教育理念和管理体制与外国相比有诸多需改进之处，我们需要学习和分析他国教育理念，以便促进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 通过对于一系列中外教育现象以及教育体制的学习探讨，不难发现中外教育的一项重大差别：我们以课本为世界，而人家是以世界为课本。学生教育亟需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课堂教学应加强“课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学生的视野能从狭小的“课本世界”扩展至广阔的“生活世界”。 一、个性化与社会化 有一项关于“中美学生道德认识比较”的调查，内含若干涉及道德认知的问题，当我们对中美两国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比较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学生社会化之差异。从中美学生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可发现两个基本现象： (一）美国学生对同一问题总是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其回答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而中国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这表明美国人在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没作统一要求，即没有向学生灌输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 （二）从美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攻击性。从中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一定的“体谅他人”的倾向，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忍让性。 这项调查显示出，中国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比美国学生高，而美国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学生高。 总之，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效益的社会化必然不是一律化，社会化的目的绝不是把所有个体都训练成一个模式。社会化也绝不是个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单纯的消极适应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应当包括个体对社会的积极适应与创造。在强调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学生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学生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 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与社会相连的，了解社会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法国，除了日常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一般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组织学生每年到外地去，离开家长的照顾讨一段集体生活。 学生都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准备行装。时间为2—3周，或去乡村、山区，或去海边，而许多地方都有政府开设的类似夏令营的基地，长期供学生们使用。 也学些文化，但更多的是参与爬山、骑马、游泳、采集标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活动，充分接触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学校之外的广阔世界。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意识到，学校里所学的内容是与自己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使学生主动而且全面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向“广”的方向发展，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役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教科书上，学校生活则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 二、关于考试外国压力也很重不仅考还要公开排名 杨福家教授谈中外教育差别在哪里，提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进学校的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的来讲，从古代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考试。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种贬义，实际上认为不然。考试要不要？要！考试本身其实并不坏，但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教育是一卷定终身。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杨福家教授，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99分。杨福家教授不认为99和100有什么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同事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就要公布今年最低录取分数多少，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 而在美国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有个SAT考试，一年考7次，随便你什么时候考，满分1600分，进哈佛大概要1400分。但是没关系，负担不是太重，高一你就去考吧，你高兴什么时候去考就什么时候去考。 第二，高中四年要学220个学分，至于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个学分，每一门课5个学分，属于学分制。 第三，他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什么叫比，不是一张考卷是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一半，你考卷全部对了，给你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25分、30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都算分，这样子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中国很多学生总是要出国了，就找一些名人写推荐信，甚至于把草稿已经写好，我感到都是废话。杨福家教授介绍一个同学到了斯坦福，老师一看就行，为什么？这里面写了一句话，杨教授说，这个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一看这里有他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他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第五，个别来谈，很多同学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 在不少人印象中感觉国外的孩子很轻松，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考试的压力比我们的中学生还大。据南京外国语学校董正?Z校长介绍，以麻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初二到高二年级每年都会举行数学、英语、科学三门课的全州统考，不仅统一试卷，统一阅卷，还在媒体上公布排名。如果学校考不好，不仅校长，教育局长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整改之后仍不见起色，校长要么遭免职，要么学校因为声誉差学生纷纷转学。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是，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价会很贵，择校的家长也很多。英国孩子就更不轻松了，夏副校长介绍，英国学生在7、11、14、16岁时要参加4次全国统考，成绩优秀的进入A水平预科阶段。国家会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所有中小学生在网上公开排名，由于出生率在逐年下降，学校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三、关于选修课：即使一个学生想学也开 虽然美英的学校和学生都在背负巨大的应试压力，但对素质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却倍加重视。董校长说，他在美国“跟踪”了夏伦中学的校长整整5天，发现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交往、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形式来实现。美国一些名牌高校对学生综合能力非常看重，比如麻省理工今年就拒收了一半SAT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满分学生，原因就是因为综合能力不过关。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也是如此，学校有58个社团，选修课设置非常多，可以说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争取开设，没有老师就请辅导员，比如让警察来教防卫知识，让医生来教紧急救助等，即使是一个学生想学学校也会开，比如：演讲、集邮、冰球、中文等。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和别人相比，对生活自信，交往能力强，伊顿公学已培养出了19位首相。 四、制造神童与保护天性 曾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是幼儿园老师教的。这位母亲一纸诉状将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而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这种能力就丧失了。这位母亲以幼儿园剪掉了孩子一只幻想的翅膀而限定了孩子的能力为由，要求幼儿园赔偿孩子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结果是，法庭判幼儿园败诉。在这里，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高校中也是如此。而相比较之下，深圳一名五岁女童在其父母的训练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现已能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020位，创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 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加大学习量是我国教育中最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目前我国的超常教育其实只是“使常态学生变成超常学生的教育”。以牺牲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代价，仅获得昙花一现的辉煌。在过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有没有想象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学业知识。 以绘画交流举例，中外学生的绘画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外国学生的画从题材、画风、构图、色等方面来看都显得很自由，而中国学生的画面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教过的痕迹特别重，画面中凸显不出学生自己的风格。 原因在于什么呢？我国的教育方法是先画出示范画或者给所有的学生指定同一个参照标准，模仿着画，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们的模仿程度来评价谁画得好，画越相似就越好。 把既有的审美标准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看法，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即定的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刻意模仿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化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丧失了天然的想象力与原创性。 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不应过早地告诉学生某一种既定的标准，否则会使她们的思维缺乏弹性而定型化。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培养艺术技能和熟练技巧，创造力与想象力受到忽略，他们只能模仿而难以走向创造。中外美术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是美术技能重要还是自我表现重要。 放眼于世界,日本的教育具有大国的风范，注重培养学生关注世界。譬如，在活动室里挂着巨型世界地图。当学生们吃中国豆腐时，就在地图上找中国；吃西班牙海鲜饭时，就以最快速度在地图上找西班牙；吃麦当劳时则顺便将美国介绍一番。日本的学生唱各国的民谣，唱到哪国的民谣，就同时介绍该国的相关知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时，人家在教学生放眼全世界。 五、关于班级尽管没有班主任但秩序井然 和我们不同的是，英国学校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班级，但学校秩序井然，学生习惯良好。让夏副校长疑惑的是，难道他们的老师比我们能干？难道他们的孩子就那么听话？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他在中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老师要求学习好的学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共同进步，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而在英国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英国的孩子同样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课堂教学为例，中国学校强调学生要乐于助人，而课堂的学习过程是个人独立的，而英国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一直是合作的。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也往往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教方式，但现在则寻求完整的教育，渗透的教育。虽然没有固定的德育课程、德育老师、班主任，但实际上每一堂课，每个老师都承担了这种教育的职责。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中外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种种差异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教育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沉淀和融合，虽然本文没有提到，但对于国外的教育理念，也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国内的也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在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应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听从学生们的心声，在考虑教育发展大局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人性化思维、“人本位”理念，取长补短，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完善我国的教育事业，从而促进我国教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家庭教育中浅谈中外教育模式的异同 摘 要：曾在火车上发生过这样一幕：一个4岁的外国小女孩在火车的车厢内玩耍，突然火车发生意外，本来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小女孩头部撞到了车厢内的一个茶几上。这时她的妈妈闻声走了过来，于是她……如果你是那位妈妈，遇到此事你会怎样做？你心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关键词：爱的方式；中外教育；走进孩子 大部分家长遇到如此紧急的突发事件，会在第一时间把摔倒在地上的宝宝抱起来，连忙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确认没受伤后，部分家长还会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故意假模假样打着桌子说：“都是它不好，都是它的错，害我们宝宝摔跤。”如此一来，孩子的情绪是得到安抚了，可她失去了什么？ 一、爱孩子好比放风筝，线短线长是风筝起飞的高度 当孩子想用小勺吃饭的时候，有的家长索性将饭菜喂到孩子嘴里，而不是示范给孩子怎样拿小勺；当孩子想脱衣睡觉的时候，你是否比孩子快了一步？当孩子想看看毛毛虫是怎样变成蝴蝶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和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当孩子为了一个玩具而和别的小孩吵架时，这时，孩子需要的不是你的斥责…… 孩子好比风筝，有风，线的长度适合才能飞得更远，而爱孩子就像放风筝，刚起飞的时候线拉得很短，只是为了让风筝适应风的强度与变化无常的天气，而当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来临的时候，你是否觉得手中的线越来越紧，那是风筝想起飞，而作为家长，你是否准备好了让风筝起飞？ 二、爱孩子就如在装修房子，只有走进才知选择怎样的材料 当您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时，问孩子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将中外父母的问话进行了对比。 在中国，父母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时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 1.今天在幼儿园吃什么了？ 2.你们今天学什么了？ 3.有人欺你吗？ 4.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 国外父母问孩子的那一句话通常是： 1.今天你快乐吗？ 2.今天你向老师提了几个问题？ 3.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4.你有什么作品吗？ 5.今天和大家玩得高兴吗？ 不同的问话体现了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中国的父母更多地关注孩子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而国外的父母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孩子的情绪情感、兴趣、能力以及孩子自身成就感的建立和与伙伴交往上。我们的父母太爱孩子了，但又太不懂如何爱孩子。您走进过孩子的内心吗？现阶段孩子需要什么？我给予的是孩子需要的吗？父母认为孩子比同龄孩子学得多，认识得多，就是聪明，这是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原本快乐的童年被一些美术班、音乐班、乐器班、舞蹈班所代替，这些负荷是否是孩子现在所能承受的？所该承受的？ 爱孩子是连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所以教育孩子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懂得如何去爱。 三、爱孩子就像在栽树苗，保持合适的距离才是茁壮成长的前提 “一个好的教育家，应该是半个心理学家。”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认识。有一位父亲准备在自己屋后的地里栽种20棵桃树。他的孩子看见父亲在果树与果树之间挖下一个个土坑，准备把半年积攒下的猪粪、牛粪等肥料埋进去。这个孩子很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在果树之间弄上个土坑，那样有什么用处？”“小树正在长身体呢，不补充营养不行。”他的父亲满眼怜爱地看着树苗说。这个孩子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挖了两三下，父亲看见了说：“这样不对，你挖的坑离树太近了，你应该保持半个锄把长的距离才可以。”他的孩子反驳说：“太远了，小树还能吸收到养分吗？”父亲却说：“太近了，小树一下子吸收不了这么多的养料，会把它“肥”死的。而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小树一点一滴地进行消化和吸收，有利于根须生长。因为要吸收到更多的肥料，树根就只有拼命地往有肥料的地方钻，这样小树才能长得又壮又高。” 四、爱孩子就要带孩子走进大自然 走进大自然是孩子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选择一个适合孩子、能让孩子感兴趣的目的地，让孩子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清凉与惬意。烈日炎炎，带孩子走进清凉的树林，看碧绿的田野，听泉水叮咚，孩子一定会精神振奋、心旷神怡。给孩子带上小桶、小铲等，在山上可以挖到很多平常找不到的东西。 所以作为父母，平时一定要抽时间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亲身体验、亲身实践，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孩子才能张扬自己的个性，不但锻炼了孩子的注意力，而且在游玩中可以获得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五、爱孩子，从点滴开始 爱孩子是需要智慧的，智慧的父母是不断学习的，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还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求，给孩子正确的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以聚合为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 一颗小树苗，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也可能单薄无力甚至枯萎，由此及彼之路其实并不漫长，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方法，一点点耐心，一点点改变。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变迁与可视化对比 摘 要：《电化教育研究》和《计算机与教育》分别是国内与国际教育技术学领域的权威期刊，所刊发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进展。本文利用CiteSpaceIII对两刊在2006年-2015年所刊发文献进行了统计、对比与分析，绘制出文献共被引以及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近10年国际与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同步演进，同时在基础理论、方法策略、环境资源、媒体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中外对比；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研究现状、发展脉络和前沿趋势，对促进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Welch利用引文分析对《计算机辅助学习》杂志在2002至2011年间的文献进行分析，发掘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1]；胡小勇等学者利用CiteSpace对2002至2012年间SSCI收录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揭示了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情况[2]；同时对2002至2012年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期刊M行了可视化分析[3]；兰国帅利用Bibexcel和Histcite对2004至2013年间两本国际期刊《计算机与教育》与《英国教育技术杂志》进行分析[4]。不难看出，目前学界特别重视文献的定量研究，然而将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研究热点等同时进行可视化分析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少有。借鉴国际教育技术学研究经验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本文将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III对国际与国内两种权威期刊近10年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标示出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变迁以及前沿等，通过横向对比发现国内外研究的异同，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的来源与分析的方法 布拉德福（B.C.Bradford）早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文献离散规律，又称布氏定律”，即“大多数关键文献往往集中发表于少数优秀期刊”[5]。因此，本文选取《Computers Education》和《电化教育研究》两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热点、发展脉络及前沿趋势。《Computers Education》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来源期刊，且为国际教育技术顶尖权威期刊，影响因子高达2.556，位居国际教育技术领域期刊排名首位，题录数据源自“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所提供的“Web of Science”（简称WOS），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选择“全纪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并以纯文本的形式下载《计算机与教育》（Computers Education）2006-2015年间的文献题录数据，选择论文（Article），共收集到文献题录数据1920条。《电化教育研究》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且为国内教育技术优秀期刊，影响因子高达1.975，刊发在其上的论文基本上象征着目前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6]，题录数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以“电化教育研究”作为关键字，时间段设定为2006至2015年，选择“论文”类型，共收集10年间《电化教育研究》文献题录数据2267条。文献题录数据包括各文献的标题、作者、摘要、来源出版物与参考文献等。 基于收集的文献题录数据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III的“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这两项功能，对近10年中外教育技术领域的两本代表期刊刊发的文献进行分析，概括并比较中外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异同，从而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为我国教育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共被引分析 在CiteSpaceIII中，研究Time Slicing（时间跨度）设定为2006-2015年（10年），Year Per Slice（单片时间分区）设定为1年。在Selection Criteria中设定阈值Top=30，即每个时间分区选取30个高频词，这样一来在保证高被引文献突出显示的前提下，提高了网络的清晰性。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Cited Reference（共被引）。 1.《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共被引分析 《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共被引分析如图1所示。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284个节点，引文之间共有1424条连线，图中圆圈大小代表了被引频次的高低，带有紫色外环的节点意味着该文献拥有比较优秀的影响力。根据知识计量学相关知识，一定时间内被引频次高的文献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不难看出，这些被引频次高的节点往往集中在几大领域，也就意味着这几大领域的文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从图1文献共被引图谱中还可以看出引文数量激增的一些术语（又称突现术语，即图中标示出的红色圆环），Connolly， T.M、Ertme， P.A、Kirschner， P.A、Azuma， R.T、Ottenbreit - Leftwich， A.T、Kebritchi， M、Shute， V.J等作者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在很短时间内激增，即说明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图2的文献共被引时间序列图可以看出，这几大区域的主题分别为：“empirical study（实证研究）”、 “e-junior project（虚拟学习环境，例如MajaWrzesien所开展的E-junior项目，通过虚拟学习环境来帮助学生学习自然科学课程[7]）”、“web-based conferencing（网络会议）”、“instrument（技术工具）”、“competence（竞争力）”、“review material（复习材料）”、“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scale construction（量表编制）”、“gender（教育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等。经过进一步统计发现，被引频次高于50次的文章有13篇，其中高于100次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Vygotsky（维果斯基）的论文“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1978，被引120次）”、Cohen（肯恩）的文章“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988，被引108次）”以及Davis（戴维斯）的文章“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MIS Quart）（1989，被引103次）”。由此可以看出，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维果斯基、科恩、戴维斯等著名学者及其经典作品在当今仍有较高的影响力。 2.《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如图3所示。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385个节点，引文之间共有663条连线。从图中可见共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不难看出，优秀文献亦集中于几大区域。从图3文献共被引图谱中所标示出的突现热点（图中的红色圆环）可见，何克抗、南国农、吴明隆、许良、余胜泉、李克东、乔纳森、陈琦、盛群力等作者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在2006-2015年间激增，即说明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被引频次激增的文献主要为何克抗2002出版的书籍《教学系统设计》，南国农的《电化教育学》、《教育传播学》以及《信息化教育概论》，吴明隆的《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许良的《技术哲学》、余胜泉的《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李克东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陈琦的《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盛群力的《现代教学设计论》，祝智庭的《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 根据被引频次的数量从高到低排列，得到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被引次数在10次以上的有9篇，其中被引频次在20次以上的有6篇，即6大节点所代表的6篇优秀文献，分别是南国农的著作《信息化教育概论》（2004），何克抗论文与著作“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2005）以及《教学系统设计》（2002），南国农的论文与著作“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国道路”（2006）以及《电化教育学》（1985）。从中可以看出，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偏向教育技术理论以及整合技术与教育的研究。 三、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CiteSpaceIII对文献题录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在Selection Criteria中设定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选择Pathfinder算法，得到高频关键术语共现图谱，即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1.《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如图4所示。共得到109个节点，关键词之间存在1373条连线。年轮大小代表频次，紫色的年轮表示高中介中心度的关键节点。中介中心性数值的高低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的重要性。[8] 将关键词进行中介中心度的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从频次排序上来看，“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一词频次最高（353次），在图中的年环最大；从中介中心度来看，“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烧咧行亩茸罡撸占据领域研究的优秀位置。综上所述，2006～2015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相关研究最广泛，但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post-secondary education”等研究。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图4的结果，即2006-2015年间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教与学策略）”、“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互动学习环境）”、“students（学生）”、 “pedagogical issues（教学法话题）”、“education（教育）”、“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technology（技术）”、“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介通讯）”、“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合作/协作学习）”、“performance（成绩）”、“media in education（教育媒介）”、“design（设计）”、 “elementary education（初等教育）”、“knowledge（知识）”、“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 从图5中可以看出，关键词主要分为6个聚类，分别为：“young children use（青少年技术使用能力）”、“revisiting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重审TPACK）”、“re-examination（复审）”、“designing（设计）”、“collaborative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协作知识建构环境）”、“student practice（学生实践）”、“online self-correction（在线自查自纠）”、“review material（复习材料）”。 2.《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共得到262个节点，关键词之间存在514条连线。在图6中可以看出，2006-2015年间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教学设计”、“远程教育”、“电化教育”、“教学模式”、“教育研究”、“网络教学”、“网络课程”、“高校”、“网络环境”、“教学改革”、“大学生”、“网络教育”等。 将这些关键词进行中介中心度的降序排列，如表3所示，从频次排序上来看，“教育技术”一词频次最高（237次），在图6中的年环最大；从中介中心度来看，“教学模式”、“教育信息化”以及“教育技术”这三者中心度最高，占据领域研究的优秀位置。综上所述，2006～2015年间国内教育技术领域中，“教育技术”相关研究最广泛，但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教学模式”、“教育信息化”、“电化教育”、“信息技术”、“远程教育”等研究。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变迁 利用CiteSpaceIII以关键词作为节点，选择节点类型为“burst term（突现术语）”，设定Top N% per sliced值为30%。同时选择“citation burst（标注突现术语）”，进行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 1.《Computers Education》研究前沿及热点变迁 《Computers Education》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如图7所示，图中标注的热点即当时的研究前沿。并生成Network Summary Table（网络汇总表），对突现术语的频次、突现率、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跨度进行整理，见表4。由此可以得知，在这10年中《Computers Education》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有：“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 （教育技术系统架构）”、“country-specific developments（特定国家发展）”、“computer games（计算机游戏）”、“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分布式学习环境）”以及“comprehension（理解）”。 结合表4与图7可以看出，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类研究主题在2006年或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静态与稳定性。2006～2015年间除了对原先研究主题的深化研究外，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2006年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教学策略以及各类学习环境（例如交互式学习环境、分布式学习环境）；2007年则集中在技术、设计、多媒体系统、模型等的开发；2008年主要由技术的开发转向对课堂等环境中技术的应用；2009年侧重于教师与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情况的分析；2010年继续深入分析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满意度等的研究；2011年关注技术应用策略以及用户技术经验等；2012年开始侧重教学设计、性别的差异、技术应用技巧等更深入的话题；2013年研究目标更多落在高等教育、技术接受模型的开发等。值得一提的是，“computer games（电脑游戏）”作为突变专业术语，即该关键词在2013年的出现频次激增，表明学者开始大量关注电脑游戏的教育应用。2014年研究社交工具（例如Facebook）的应用，还包括学生信念、参与度等方面。2015年聚焦移动学习、元分析、大学生、情景学习以及严肃游戏等方面，其中严肃游戏是指以计算机游戏和视频游戏为主，能够使参与者的某些知识或能力的提高的游戏，是一种不以娱乐为最终目的的游戏[9]。同时，2015年 “metaanalysis（元分析）”作为热点术语，表明这一分析方法在不断受到广泛运用。元分析是用统计的概念与方法收集并分析前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找出问题与变量之间的明确关系模式，可弥补文献综述的不足[10]。综上分析可以看到，2006-2015年间，国际上教育技术领域的优秀研究热菥历着一系列的变化：研究重点从技术层面转向用户层面，更加注重情境因素对学习者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主题逐渐偏向学习者或者用户的技术体验，利用各种新型技术手段以及新型学习理念来更好地促进教育教学。 2.《电化教育研究》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 《电化教育研究》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如图8所示。图中所标示出的热点即研究前沿。并生成Network Summary Table（网络汇总表），对突现术语的频次、突现率、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跨度进行整理，见表5。 由此可以得知，在这10年内国内教育技术界的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有：“教育研究”、“翻转课堂”、“教学研究/改革”、“网络教学”、“课程整合”、“云计算”、“教育信息化”、“TPACK”、“大数据”、“实验研究”、“教育游戏”等。 结合表5与图8可以看出，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类研究主题同样在2006年或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静态与稳定性。当然，2006～2015年间除了对原先研究主题的深化研究外，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2006年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以及教学设计等话题，其中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学习环境等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研究对象更多定位在高校，关注网络环境下师生生态，协作学习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等；2008年主要探讨研究方法、研究中小学教育、教育技术能力等；2009年开始关注各类教学策略与模式、内容分析、技术应用等愈加受到关注；2010年移动学习作为突现热点，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还包括技术使用的影响因素、网络的应用等。2011年关注互联网、网络课程开发、知识建构以及教育游戏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2年研究热点聚焦个性化学习（学习者特征）、云计算（教育云）、虚拟现实等，各类社交平台（微博、博客等）的教育应用，以及个人学习环境方面的研究。2013年国内重点聚焦翻转课堂、电子书包、大数据领域的研究，也兴起了对各类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与效果反思。同时，各类在线学习相关的话题（在线学习活动、学习设计、web2.0、协作学习）也不断涌现。2014年研究关键词为在线学习与大数据，这与国际上各类网络教育学习平台（Coursera、Udacity、Edx）的兴起不无相关，研究关注学习模式、学习方式、学习效果等方面，实验研究成为新的主题词，交互式电子白板等新兴技术不断整合进入课堂。2015年更多落在开放教育资源的设计，关注知识共享、信息加工、问题解决，聚焦泛在学习、深度学习、自我效能感。同时，引文分析以及可视化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目前甚至未来研究热点趋势。 五、结论 综合上述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外代表期刊存在如下的鲜明特征： （1）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方向的作用。国际教育技术学界聚焦“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教育技术系统的体系结构）”相关的研究，具体包括“distance education（远程教育）”、“education（教育）”、“self-efficacy（自我效能理论）”、“e-learning（数字化学习）”、“gender（教育中的性别差异）”、“motivation（学习动机）”等相关研究；与之相比，我国教育技术学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则重点关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与学理论”，其中包括“教育信息化”、“教学设计”、“电化教育”、“远程教育”、“移动学习”等相关研究。
市场管理论文:国营企业内部市场管理论文 1.国营企业内部市场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1企业管理组织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国营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不注重企业的规模，也不考虑企业的产品、工艺等，对产品的市场情况也了解较少，他们依然运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形式来管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所形成的管理模式通常为自上而下金字塔状的高度集权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通常只有企业高层才能掌握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而其他的一些经济个体则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企业的高层领导所管理的事物范围过于宽泛，这就会影响到国营企业中高层领导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发展。 1.2管理组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较低一些国营企业由于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所建立的管理模式不合理，导致企业内部信息传递不准确，企业领导所做的决策无法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企业无法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式。 1.3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收益与风险分离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产品无论质量如何，实际成本如何，只要企业还能生存，最终产品还有销路，企业内的各单位也就不会有太多担心。在这种机制下，风险与收益并未合理分解给内部的每一个经济主体，这就会导致产品成本高，而闲散的员工较多，企业员工的整体工作效率较低，企业的竞争力较低，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2.国营企业建立内部市场管理机制思路分析 2.1更新管理思想围绕企业内部市场管理机制的建立，国营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要想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更新管理思想，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要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首先，国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树立“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思想。企业的各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要注重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最大限度的降低产品成本。企业领导也要树立效率较强的效率意识，针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制定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案。其次企业要树立“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国营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在企业内部要倡导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在企业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要确立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的市场化管理机制，给予企业员工充分的经营权力，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员工的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其所承担的责任达到高度的统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要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在内部市场中，企业的内部市场主体必须首先使内部顾客满意，这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内部顾客满意，才能最终达到外部顾客的满意。 2.2制定合理的内部市场运行规则同企业的外部市场一样，企业的内部市场运行也必须受到一些规则的约束。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确立内部市场的交易规则，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防止企业部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在制定内部市场规则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所制定的规则要符合企业的整体整体战略要求，以及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企业各个部门的特点，所制定的规则不能对各部门的利益分配产生负面影响。相关的规则制定完成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这些规则的执行和检查，企业领导要根据相关的执行和检查效果，对企业的经营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2.3企业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要有所区别，不能相互混淆在十八大上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在外部市场中。企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对国营企业来说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各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整体利益需要计划来落实，而落实的结果还要经过企业的认真考核，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在内部建立的市场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内部市场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内部市场价格引入竞争机制以及风险机制，使内部市场的各个部门在经营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进而使得企业的整体效益达到最大化。与此同时，通过建立企业内部市场，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综上所述，内部市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国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要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结合外部市场的发展情况，建立完善的内部市场管理机制。当然，在建立内部市场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也要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的应对和处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作者：马娜单位：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中心 市场管理论文:农机维修市场管理论文 1维修设备简陋 许多农机点并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设备，对农机产生的故障仅靠听、看来判断，在判断上主要依靠经验，而维修人员对新的农机故障根本没有维修经验可谈，这导致了在农机故障的判断上经常会出现错误。 2加强农机维修管理工作的措施及对策 2.1加强宣传农机维修法“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和“农业机械维修开业技术条件”的颁布，为农机管理维修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农机主管部门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对农机维修发进行宣传，在宣传手段上可以利用电台、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等多段进行充分利用，对“开业条件”和“维修规定”进行大力宣传，将农机维修规定宣传到农村的各家各户，普及法律知识[3]。 2.2加强市场监督在农机维修市场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对市场监督，市场监督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网点管理，对于无证经营，维修人员如有不服管理的人员应当依照“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给维修人员相应的处罚，情况严重的应当追求其法律责任。对于证照不全或没有参加年度审验的网点应当吊销其经营资格，农机维修管理部门应当对管理机制进行适当的改进，将事务中处理改为事前监督。2、采取联合执法，农机部门应当主动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进行合理的融合，在农机维修网点开业前要对维修资格证书、检验设备、维修设备进行全方位监督，如果发现存在问题，要督促其及时改进。3、对农机维修质量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当发生农机维修纠纷时，应当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农机进行鉴定，依据检定结果，对纠纷进行调解，确保维修者和农机拥有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4、农机维修技术的主管人员应当及时的向维修经营者提供最新的维修工艺规范和技术信息，督促农机维修点的维修人员采用最新的技术进行维修，不断提高农机维修水平[4]。 2.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维修技术农机维修质量受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农机的安全运行，关乎使用者及人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要加强对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维修技能培训上应当对国家扶贫和阳光工程，依据农村的实际特点开办培训班，定期对维修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维修人员的技能水平。维修经营者需要严格执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定期要对技能进行考核，对于考核合格的人员应当及时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逐渐减少无证维修现象。加强对农机维修配件市场的质量监督工作，应当定期配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工作，对农机配件中的假冒伪劣农机要进行严格的打击，避免劣质配件流入到农机维修市场中，确保农机维修配件的质量满足要求，只有从多方面采取合理的措施，才能使农机维修市场管理变得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 2.4抓好设备检修技术抓好设备检修技术，对提高农机维护人员的检修水平有着重大作用，是确保农机维修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农机维修人员要定期督促业主对农机设备进行自行检查，对于监测中使用的设备应当定期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维修主管部门应当将应当每年对农机维修网点的检测设备进行检查，专业的农机维修点，需要配备专业的维修设备，维修网点中不符合要求的设备或超过报废年限要求的设备要及时淘汰，确保农机维修质量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3结语 农机维修市场对我市的农业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关管理部门需要组织能够组织的力量做好农机维修市场的管理工作。在农机维修过程中应当做到“小修不出门、中修不出镇、大修不出县”的整体管理思路，依据实际情况对网点的布局进行合理规划，并不断的提升维修网点的维修技术。同时政府应当选择在交通便利、信誉高、维修质量好的农机维修网点予以一定的资金补贴，推动农机维修市场的协调发展。 作者：蒋妙琳单位：福建省福安市下白石镇农业服务中心 市场管理论文:农业种子的市场管理论文 1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很多县、区的种子管理站出现工作人员缺乏，工作人员素质低等情况。没有专业技能，无法保证种子管理站一切工作的良好运营，对于很多种子管理站来说是一个极大地阻碍。例如，很多县、区的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工作意识低，在日常市场监管过程中不能认真履行职责，或者为了单纯谋取个人利益，伙同种子经营单位卖出质量不过关的种子。这种情况，从长远看来，严重阻碍了我国种植业的发展，并且会打击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2增强种子管理站管理的措施 对于很多农业大省来说，种子管理站是其存在发展的“顶梁柱”，对种子管理站的体制机制进行优化改革，可以直接增加当地农作物的产量，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2.1增加技术构成根据分析可见，很多地区的种子管理站缺乏的是专业技术支持。这就要求很多地区的政府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和经费拨款，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政策鼓励，促进种子管理站的改革。因为各地气候地形状况存在差异，与之有关的种子培育工作也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以吉林为例，夏季高温，冬季寒冷干燥，在冬季有很多农作物的种子难以培养，这就需要增加温室技术的比重，保证吉林种子管理站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准确无误的培养出高质量的种子。此外，种子管理站在考虑种子管理数量时需要结合当地天气情况进行，例如，吉林地区的冬季时间长，需要大量的耐寒种子，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2.2提高种子管理管理意识很多地区的种子管理站之所以效能低下，是因为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没有对种子管理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态度的不端正，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种子管理等工作的开展。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并且使得当地农作物产量减少。有关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对工作人员开展技能培训，思想培训，让工作人员了解到种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增加对种子管理工作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份工作的可贵，从而在源头上保证了种子管理工作的效率。 2.3增加经费支持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进行支持，那么后续工作很难展开。这就需要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去有关部门争取资金，或者和其他的农业部门进行协调，只有种子管理站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才能保证从种子的生产到流通每一个环节都准确无误进行检测，进而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效益。 2.4建立健全种子管理监督机制对于很多种子管理站而言，缺乏了配套的监督机制，致使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没有责任感，无法承担相应责任。种子管理站最重要任务的是对在市场上流通的农作物种子进行系统有效的监管，缺乏了管理监督机制，无法很好对种子质量进行监测，农民在购买的过程中，因缺乏专业知识，对种子质量也无法辨别，如果建立健全了种子管理监督机制，就会将种子管理站在日常监管能力提高很多。因为在监管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记录和标记，也可以促进辖区内种子更新换代，及时找出有问题的种子。 2.5建立种子管理档案种子管理站中的种子数量庞大，并且种类丰富，如果不能将其归类记载，将会带来很大的监管困难。定期对在售种子的记录进行更新和审核，可以避免很多不法人员对其伪造偷换。像是种子的质量检测书，营业执照，生产销售许可证等都需要一一审核，更需要加强对种子样品的管理和记载，将提高种子管理站的信誉，获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3结语 农业不管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而农业发展的重点则是种子的管理工作，不管哪个地区，都应“因地制宜”的发展种子管理，提供给当地农民质量高的种子，不仅可以保证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可以保障我国农业事业的长期性发展。促进种子管理站的创新和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扶持力度，确保种子的培育和市场流通。 作者：任延磊王凤杰钱少东单位：集安市种子管理站集安市台上镇农业技术推广站集安市大路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市场管理论文:中小企业的市场管理论文 一、中小企业的市场管理现状 中小企业常常创办时间较短，在企业历史和企业文化上存在着劣势，在企业管理中也常由于模式的落后而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中小企业的市场实践中，中小企业的市场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企业历史短，管理经验不足市场上常见的大企业常常有着较长的企业发展历史，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赋予了这些企业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也使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更加了解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长久的历史底蕴使大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基本都可以吸取前人经验，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发展。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短暂的企业发展历史使得企业发展过程中缺少前人经验以供借鉴。由于缺少经验，中小企业一旦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瓶颈和阻碍，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难以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对企业发展方向做出调整。同时，日新月异的现代市场发展需要企业的决策层可以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预判，并结合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分析做出企业的发展规划，这要求企业的决策层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和对未来市场趋势的准确判断。在缺少企业历史和前人经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制定长远的企业发展规划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2、企业文化缺乏，缺少企业软实力从市场整体上来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常常被迫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投入解决当前问题上，在企业管理中难免存在着缺乏长远眼光的缺点。这种短视在中小企业的管理中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软实力的忽视，包括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忽视、对企业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忽视。这些文化软实力的短板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体现，但长远来看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塑造，也会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带来人才吸引力的不足和员工的频繁跳槽，最终影响到企业的市场优秀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3、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对新理论新知识缺乏了解在当前的中国，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料的产业已不符合时展潮流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中国“人口红利”时期的结束也带来依托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利润的减少。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单纯依赖于原材料或劳动力的企业已经无法带来足够的利润，未来的企业发展趋势必然是向技术含量更高、产品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移。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更应该跟紧时代潮流、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但中小企业往往企业规模较小，缺乏专业的企业管理人员而由企业决策者身兼管理之责。这些企业决策者通常是企业创办者，常常有着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特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速度较慢，无形中拖延企业的转型速度。在市场竞争中，决策者创新意识的薄弱将会带来企业在时展和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关于中小企业的市场管理建议 1、找准市场定位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在企业规模、品牌效益等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但这种劣势可以通过合理的市场定位加以弥补。虽然在大部分行业之中，绝大数的市场份额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所垄断，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包含整个行业中的全部产业链，而大型企业所未涉足的领域就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大部分大型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依托于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控制，有着相对较低的价格和平均线以上的质量，但出于大规模生产和集约化销售的需要产品常常缺乏特点，产品各方面特性都显得较为平庸。对中小企业来说，受限于生产规模和成本控制，以低价取胜并不现实，产品特色才是唯一的生存和取胜之道。在中小企业进行市场管理时，重中之重就是找准产品定位，找出产品的特点，并围绕产品特点进行推广和销售。找准了产品特色，中小企业就抓住了一部分固定的市场，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和发展。 2、聘用专门的管理人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改进企业管理方式既是企业规模扩大后的必须，也是企业在复杂多变的时代潮流中存活的前提。商业发展至今，科学的管理模式成为企业的必须选择，对广大中小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发展较好、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可以聘用专门的CEO等专门管理人才进行企业管理，使企业所有人和企业管理人相分离。企业发展状况较差、资金并不充裕的中小企业的决策层也可以利用空余时间进行现代管理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以做到更好、更科学、更高效地市场管理。 3、引进尖端的技术和专业人才知识时代到来之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对于少数中小企业来说，由于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缺乏长远眼光，企业决策者常常在投入资金引进技术和人才时有所犹豫，极大地影响了企业长期发展中的市场竞争力，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做法。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存活和发展的最便捷做法就是有着其他企业所无从比拟的技术优势。 三、结语 中小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具有活力和可塑性的部分，也是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学习联系最紧密的部分，中小企业的市场管理问题值得企业界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 作者：张桂丽单位：秦皇岛保神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市场管理论文:饲料市场管理论文 1新时期饲料市场管理特点 1）饲料市场饲料来源与经营主体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饲料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州饲料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生产以销往州内的粉型配（混）合料和饲料添加剂为主转变为生产全部销往外地的颗粒全价料和浓缩饲料为主。经营方式从以国营集中销售为主转变为私营分散销售为主。根据2013年末统计，全州4个县城和24个乡镇所在地有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户39户，村及社有28个销售点（户）。全年调销全价饲料6657.2t，其中浓缩饲料600t，饲料添加剂335t。2）饲料市场管理方式的转变。饲料市场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专由州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管理，经营则由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90年代中期后，畜牧兽医部门参与了饲料质量与市场经营的监管工作，但管理主体仍是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工商行政管理局。2007年全州进行兽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设立了州县饲草饲料站，全州编制34人，现在岗27人。饲草饲料站具有履行“受畜牧兽医局的委托负责辖区内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行政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责，从此全州饲料市场的管理主体转为州县饲草饲料站。3）饲料质量监管范围与内容的转变。20世纪对饲料质量的监管重点是上市产品生产、销售的合法性和营养成分指标的标准性，监管的范围重点是饲料。进入21世纪后不仅对饲料重要营养物质含量的标准性进行监测，还对违禁药品的使用、添加药物的残留、饲料原料的品质等卫生指标进行监管。特别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监管范围扩大至牛蛋白源饲料的来源与生产。 2饲料市场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饲料来源复杂，质量监管难度大怒江州境内饲料市场上所销售的饲料与饲料添加剂均来自州外厂家和保山市、大理市、昆明市的兽药、饲料市场。外地生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监管源头在产地和市场。省内目前对饲料生产和饲料添加剂的流通还没有严格的审查、准入制度，因此各种生产厂家和经营者所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好坏混杂，良莠不齐。在州内对其质量进行监管主要是查验产品包装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范性和生产、销售证照，而要确定所销售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则必须送省相关部门检验。2013年5月按云南省农业厅的统一要求在全州范围内抽检取样本猪鸡全价饲料20份（样本所涉饲料生产厂家13家），猪用浓缩饲料分送大理州动物疫病预控制中心检验。检验结果为3个厂家的3种饲料不合格，不合饲料品种占抽检数的15.0%。 2.2经营户经营规模小且经营的品种多杂、分散，管理难度大怒江州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养殖业发展水平较低，规模养殖户少，规模小，饲料销量不大。但由于养殖户居住分散，导致饲料销售成小规模、多品种的网点式分布。根据2013年上半年统计，全州销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仅为6657.2t，但市面上销售的全价饲料品种多达75种（猪42种，禽33种）；浓缩饲料为39种（猪34种，牛1种，禽4种）；饲料添加剂97种（猪78种，禽13种，牛羊6种）。在县城和乡镇的经营户仅有43户，而绝大部分经营户则是从以上经营户中批发后分散在村、社经营。经营规模小而经营户分散、品种多杂不仅给质量监管带来困难，同时也给统计工作增加了难度。另外，存在从邻近地区进入的游商随街摆摊零售饲料和添加剂，街散即走；部分饲料厂不定期到农村直接向农户销售饲料，售完即去，很难对其所售的产品进行监管。 2.3饲料价格攀升较快，价格虚高现象严重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原料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饲料产品价格持续提升。对某饲料公司的相同质量的种猪用浓缩料和4种猪用颗粒料2012年6月和2013年6月的价格比较，2012年6月浓缩料平均每吨5468元，颗粒料每吨3518元，2013年平均价分别为6127元/t和4750元/t。浓缩料每吨上涨641.0元，涨幅为11.72%，颗粒料每吨上涨1232元，涨幅为35.02%。饲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使饲养成本大幅提高，因而部分厂家趁机以次充好，生产不合格的饲料。如送检样本中某饲料厂生产的“510”肉用仔鸡前期配合饲料标准粗蛋白质（％）≥21.0，实测仅为17.8；某饲料厂生产肉仔鸡饲料标准粗蛋白质（％）≥16.0，实测为6.5；某饲料厂特制膨化仔猪前期粒料标准粗蛋白质（％）≥21.0，实测13.5。这些不合格饲料产品价格稍低于合格产品，但厂家已是暴利，不仅使养殖户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严重扰乱了饲料市场的经营秩序。 2.4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缺乏统一性饲料经营管理体制应为质检资质许可注册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从而形成产品经质量监督、检验后由具有经营资质的人经注册后依法经营。然而，现实是产品均在外地生产，当地质量管理部门对进入州内的产品质量监管难以实施，而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未实行经营许可证发放制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注册登记时也不可能依据经营许可证给经营户进行登记注册。这就是多部门管理而管理程序不规范的原因。 2.5基础设施差，监管手段落后饲料质量监管基础设施差指的是对饲料产品质量能进行科学快速准确检验、监测的设备差。州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成立，但由于其监管的产品范围广、品种多，虽有部分检验、检测设备，但专用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的设备缺乏。而州县饲草饲料站是新设立的单位，一是人员编制少，二是缺经费，三是缺检验设备。在“一少两缺”的工作条件下，面对“饲料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奶站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蛋白饲料资源专项调查”等重大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时困难重重。 3饲料市场管理对策 3.1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和监测、检验设备的配置随着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饲料工业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饲料市场将更加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规范化、人类对食品安全的越来越重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要求对饲料市场的管理更具规范化和科学性。饲料产品不断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而要求监管的内容越来越多，对监管内容性质的判定要求越来越快捷和精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显然，目前从饲料监管队伍的人员编制、自身素质和监管手段来看都不能适应上述要求。因此，目前在完善州、县饲草饲料站的建制，科学确立乡（镇）畜牧兽医站的职能，健全管理链的同时需要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配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测设备，逐步形成不仅能检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营养成分指标，同时能检测其卫生指标的行业监督监测管理体系。 3.2建立有效协调的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对饲料的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严，把饲料视为食品对待和现代饲料市场具有上述特征，不可能仅由一个部门独立完成有效的管理。因此，在饲料专业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兽医卫生监督、畜产品安全检验等部门间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协调管理制度，形成上市产品有质量合格证，经营者有规范的许可证、工商注册登记证，管理者有执法证或受委托执法证的规范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体系。州内上述管理部门间建立起管理信息网，一个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向其它部门通报，以利于有效地采取处理措施。 3.3建立健全地方监管规章在认真贯彻执行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根据怒江州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在依据国家、相关部委和省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应从有利于统一多方管理出发，逐渐建立起具有怒江特色的地方性饲料市场管理系列规章与办法。 3.4建立地区间协作监管网络目前饲料市场管理的难点之一是产地与销售地间、邻近地区间缺乏协调性。结果是产地不合格产品逃避质检，而销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快速作出市场质检报告，另一方面是在甲地市场检出不合格产品又到乙地销售，逃避处罚后继续危害养殖户。当前有些厂家直接进村销售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多属不合格产品。另外，异地随街摆摊销售的饲料添加剂中也多有违禁产品，对其管理难度很大。因此，建立产地与销地和邻近地区间的信息互通网络和协作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3.5建立经营许可和经营户档案制度要有效地对州内每一户经营户所经营的每一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进行管理，就必须使经营者在进入市场前就得到资质的认定，在进入市场后有经营内容的详细资料记录并由管理部门为其建立档案。这样就必须建立经营许可制度，依据经营许可证建立经营户的档案，同时对其所经营的产品进行现时登记、核准和跟踪监管。并且在州县乡之间和同级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建立网络，实行网络化互联管理，这样既有利于准确掌握州内市场情况，又有利于及时发现进入市场的不合格产品。 作者：杨剑云单位：云南省怒江州畜禽品种改良站 市场管理论文:电力市场管理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电力工业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将推动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电力时常的进一步开放。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透明的电力市场已成为我国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提高顾客满意度和简直增长为目标，通过现代化的市场营销，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电力服务，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的统一，是电力企业及广大干部职工应树立的重要理念。 关键字：电力市场营销改革竞争营销管理 县级供电企业作为配电零售企业，电力市场营销是其经营管理的优秀，也是企业经营成果的最终体现。随着电力企业公司制改组、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的不断推进和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地方政府，政企分开、厂网分开、网配分开、配售分开等改革举措的逐步实施，电力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县级供电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和经济实体。打破垄断，百姓呼声日急，政府决心已定。县级供电企业必须顺应改革，建立和完善新的营销管理机制和市场营销体系，增强企业的应变力和竞争力，赢得市场，提高效益。 县级电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纵观近几年电力市场逐步建立的过程，加上县级电力市场受国家政策(尤其是电价政策)、电网建设、政府因素以及计划经济时期思想的延续及地方工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县级电力市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价格的不合理使得电力缺乏竞争力，造成客户流失 电力作为环保型能源，缺乏其他一次能源灵活的竞争手段。国家制定的过高电价，使客户选择了其他能源。不少客户自备柴油发电机组自用自发；部分客户将原有的电炉窑改为油、煤及煤气炉窑；高耗电产品和高耗电设备从沿海迁至内陆地区；农村流动式柴油机粮食加工设备的出现和盛行；煤气进入家庭的普及以及太阳能产品的开发和推广，都影响了电力的市场竞争能力。 2．目前县电力网络难以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 客户对电能质量及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县级电力市场配电网络不够完善，电网网架薄弱，布局不合理，供电半径长，质量差。由于缺乏资金，电网建设滞后，结构不合理，部分供电设施年久失修，造成供电瓶颈，有电送不出，难以满足客户的要求，阻碍了县级电力市场的开拓和发展。 3．缺少自主的价格调整手段 国家对电价控制过死，造成县级电力企业无权对电价作相应的调整。供电企业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电价作适当的浮动和调节。供电贴费收取标准的过高，也制约了电力市场开拓的进程。 4．生产企业的市场疲软与电力市场的恶性循环 一些企业尤其是生产企业开工不足，许多企业产品积压，影响到用电量的增长，也加剧了电费拖欠，而欠费停电措施则造成两败俱伤。对欠费客户采取限电或停电措施，是供电企业目前用于追收电费的主要方式。该方式对产品无销路、濒临破产的企业无疑是加速其破产，使欠账成为死账。限电、停电的结果造成售电量的剧减。对企业拖欠电费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回收，是供电企业经营者必须考虑的难题。 5．行业作风问题依然存在 供电企业对客户服务的"电衙门"作风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不良的行业作风在工作中没有完全消失。拉闸限电的阴影很难在客户心理上消除，计划检修时间没有真正从服务客户的角度出发。生产与服务的关系没有理顺，在停电预告通知上，没有按照法定的规定时间和程序，影响了客户的正常生产。业扩过程手续繁琐，过于复杂，营业厅人员的服务态度给客户的心理造成压力。供电企业在客户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材料购置上的垄断服务，并未让客户真正受益，服务的内容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员工。 影响县级电力市场营销的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县级供电企业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但与正在发生变化的客观环境相比，与其他行业相比，目前许多县级供电企业在电力市场营销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思想观念滞后，市场意识淡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行多年的电力工业，供电基本上以行政区划为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只有一个供应商(供电局)，客户不能自由选择供应商，供应商也不能跨越自己的供电范围供电。这一特殊现象造成电力职工工作作风飘浮，服务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于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和供求规律一片空白，由此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经济效益在低水平徘徊。大多数企业迟迟不能实现由生产管理为主向市场经营为主的转变，以及从以计划用电为主到以电力营销为主的转变，重发轻供不管用。官商作风、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依然存在。 2．管理体制僵化，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的营销体系 目前的县级供电企业不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条件，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多，责权利不明确。长期以来实行的"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经济管理模式，致使供电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主权，严重妨碍了供电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供电企业机构改革迟缓，绩效不明显。农电体制改革也没完全到位，许多部门还延续着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营业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按行政区划设置，造成营业站所数量过多，管理不到位，劳动效率低下。电价执行不准确，随意性大。基础管理工作混乱，甚至出现变相让利承包销售现象。欠费数字虚假，结零现象不实，呆账死账大量存在。面向电力市场的营销体系尚未建立或正在考虑之中，难以应付迅速变化的电力市场的发展。 3．管理方法陈旧 供电企业产供销一体化的格局导致了管理方法的陈旧，以产定销，有多大能力就供多少电，而不是以电力销售为基点，按照客户的需求来组织生产和供应。一些计划经济年代制定的法规、政策长期未变，不是从鼓励用电出发，而是如何计划用电和拉闸限电。售电方法还停留在"坐等"上门，手续繁琐，负荷管理还未进入到市场预测、负荷预测。对内缺乏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考核集中于年终内部市场的综合考核上，只有总体目标，缺乏完整的目标体系，缺乏超前控制和同步控制的战略意识。电价的形成机制一成不变，一些地方的二次综合加价使客户不堪重负，严重制约了电力市场的开拓。 4．管理手段落后 目前的供电技术手段、管理水平远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无论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技术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的运用，都难以适应电力市场的需要。在当前社会窃电成风，违章用电猖獗，拖欠电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因为行政干预太多，法律显得无能。在技术手段方面，一是电力市场的监测手段落后，没有建立起负荷管理系统，电力销售的抄、核、收全过程未能实现自动化；二是业扩报装手段落后，从客户申请到报装接电、用户档案和合同管理主要靠人工来完成，同时由于机制不健全，未能形成业扩报装一口对外；三是调度手段落后；四是用电管理手段落后，报表分析、计量管理、抄表收费主要靠人工完成，在销售环节人工干预过多，造成分析失真、估抄、错抄、漏抄等现象时有发生。 5．购电成本居高不下 企业利润不能因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许多地方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较大，而利润增加却很少甚至减少。究其原因，就是成本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 开拓电力市场的对策和措施 电力市场营销是电力生产全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即销售环节，是县级供电企业经济效益的主渠道。因此，必须确立电力营销工作在企业运营中的中心地位，树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以引导客户消费为手段，以取得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为最终目的的指导思想，建立起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全方位电力市场营销服务体系。 1．更新观念，积极培育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营销意识 县级供电企业作为电力企业的最基层，应该刻不容缓地从发展靠国家、效益靠政策、管理靠行政手段的旧观念中摆脱出来，确立生产围绕营销转，营销围绕市场转，服务围绕客户转的全新观念，赢得客户信赖，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效益。 树立商品和效益观念。面对巨额电费欠款，如何维护好自身利益，如何更快、更多地推销自己的商品--电力，应成为供电企业职工思考的热点。要调整营销战略，把解决用电"卡脖子"作为扩大电力市场的重中之重来抓，生产调度部门应采取调度经济运行，缩短检修作业时间和故障抢修时间，采用带电作业等多种方式来增加电能。 树立竞争观念。目前煤炭、燃气、燃油、太阳能制品等与电力之间的竞争已拉开序幕。电力企业只有依靠价格、质量、信誉和服务赢得市场。因此，应加强营销意识，建立一支精干的营销队伍，改变坐等客户上门的营销方式，建立主动热情向客户营销电能的机制。 树立服务观念。要牢固树立"顾客是上帝"的思想，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要采用快速化、保障化、简便化、多样化、情趣化的优质服务来赢得市场，向客户提供高效率、不间断、十分方便的服务，尽可能做到"只要您一个电话，其余的事情我们来做"。要不断创新和拓展为客户服务的功能，注重服务实效，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办事时间。 2．合理利用价格策略，扩大电力销售市场 县级供电企业虽然无权进行电价调整，但可通过对不同用户电价的分析，对现供电营业辖区的供电情况进行必要的经济分析，制定必要的内部经营策略，确保供电企业利益最大化。 比如，设备检修等工作尽量在企业获利少的时段内安排；对不同性质的用电客户应进行单独的计量计费；对工业生产用电、居民生活用电和办公用电，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三种用电间的分别供电、分别计量收费。 3．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管理体制和机制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目的是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经济的电力和快捷、方便、高效的服务。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营销管理系统。县级供电企业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电力市场营销管理系统的技术进步，尽快建立以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营销管理体系，形成管理、控制、查询、监督为一体的用电管理信息系统，抓紧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和负荷管理系统建设；全力推广"一户一表"工程，大力推进自动远程抄表建设，完善自动化抄表系统，实现用电计量现代化；改革收费方式，逐步完善银行自动划拨，建立负荷监控系统、配电管理系统和用电查询系统，全面提高营销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营销机制。应把现在的用电部门改为"营销中心"，将"用户"改为"客户"，将管制用电改为推广用电，将"用电管理"改为"客户服务"，把"电力供应"转变为"电力营销"，把"坐等客户上门申请用电"转变为"上门推销开拓电力市场"。同时，逐步把"先用电后收钱"转变为"先收钱后卖电"，将"窗口"服务转变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企业整体行为"，树立起"优质服务＋优质产品=必胜"的观念。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负荷管理机制。要建立用户负荷预测信息网，及时分析用电负荷结构，最大限度合理、有效、充分地利用电力。全面推广高效、低耗用电装置及技术，并提供咨询服务。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定期进行用电咨询与安全用电的宣传工作。 4．实施用电促销策略 电力销售量由人们的用电需求决定，用电需求又取决于人们是否有用电的欲望，是否有购买的能力，也就是想不想买以及买不买得起的问题，另外还要解决能否买得到、向谁买的问题。电价决定了客户是否"买得起"的问题，两网改造的效果决定了客户是否"买得到"，促销的主要作用就是激发人们用电的欲望，在买得起买得到的基础上产生多买的欲望。注重买方需要，要以实现客户过渡价值、满足客户精神需要为导向，在企业的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形象价值上投本钱下功夫，使客户在购买电力与享受服务时有所增值。同时，努力降低客户在电力消费时的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成本，使客户在购买电力、享受服务时保持"简单"，愿意花钱买"简单"。要重点把诸如煤、油、液化气、管道煤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根据国家产业、环保政策，深入持久地宣传电与一次能源的比价效能，提高电力市场的占有率。公务员之家 5．深化改革，优化效益，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把减人增效作为机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是实行体制性减人，将企业承担的辅助性部门和社会性职能进行分离，与主业脱钩"断奶"；二是实行发展性减人，严把人员入口关，严格控制招聘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数量，不招聘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另外要通过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吸收安置主业分流人员；三是实行科技性减人，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逐步实现变电站有人值守无人值班；四是实行政策性减人，对农网改造完毕、乡站改革到位的供电区域，逐步清退原有村电工、乡电管员，理顺农电管理秩序。机关科室则实行定岗减人，采取竞争上岗、双向选择方式，择优录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要实现由行政管理机构向市场营销管理职能部门转变。县级供电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要强化市场营销功能和客户服务功能。要把过去的用电行政管理机构改造改组为市场营销管理的职能部门，要以市场营销管理为中心设置经营机构。生产、财务、安监等部门要围着营销转，而营销又围绕市场转，营销人员围绕客户需要转。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使职工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得到根本转变，进而使职工的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忧患意识和效益意识得到增强。 6．加强培训，提高素质，为开拓电力市场培植人力资源 针对人员素质现状，企业必须制定有效措施，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度，鼓励职工参加自修、函授等多种形式的学习，使职工的整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同时，要着重加强对营销服务人员的挑选、培训、激励和考核，形成一支高素质营销队伍，把市场营销工作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建立高素质的营销队伍，一方面在选拔营销人员时要高标准严要求，要舍得将文化、业务等素质好的人员优先选择到主要的营销岗位，并提高营销岗位的待遇；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营销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既要进行营销理论的系统培训，又要在营销实践中加大考核力度，不断选拔优秀的营销服务人员走上领导岗位。 7．加快电网改造，强化电价管理 县级电网薄弱是影响电力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对农网进行改造，实施"两改一同价"工程，对于开拓电力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县级供电企业要抓住机遇，在农网改造中不但要保证质量，还要提高科技含量，加快进度。同时，要改革农村用电管理体制和农村电价机制，全面推行"五统一"(统一电价、统一发票、统一抄表、统一核算、统一考核)和"三公开"(电量公开、电价公开、电费公开)，逐步实现"四到户"管理。坚决杜绝"人情电、权力电、关系电"，取消中间管理环节，实现县乡一体化管理，建立统一有序的城乡市场营销管理秩序，积极开拓潜力巨大的广阔农村用电市场。 市场管理论文:规划设计到市场管理论文 1、“需求决定一切”—规划设计市场现象思考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建设之车”在高速奔驰。一方面，我们的规划设计者在繁荣的市场经济服务中已成为空间生产者，他们为不同的客户规划着“程式化”的蓝图。 另一方面，我国新生的规划设计市场尚不成熟，许多客户本身毫无经验，企划过程十分混乱。因而，对于规划设计单位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如果有能力在相同的时间内做3个项目，为什么只做1个？因为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有人买单。 这是经济时代的产物，“需求决定一切”——这是一条经久不变的市场规律。 在规划设计中，被用得最多的词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生态化”，而规划设计中最容易被忽视、也常常被忽视的内容就是“生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往往被排除在外，许多规划设计不顾最基本的场地要求，将任意“拼贴”“拷贝”的城市空间形态随处“移植”。从本质上讲，一种城市空间形态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它与其产生的历史、人文、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协调，城市空间模式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逐步创造，有机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 与刚学习美术的入门者一样，我国国内的规划设计者是规划设计市场的入门者，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之路，“临摹”成为惟一出路，这并非不可取，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明白了再做。然而，事实上一些毫无实践经验的规划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一进入市场便能跟着做大型项目，还没等他们完全明白过来，便已进入生产状态，他们缺少一个经验传承与积累的过程。“缺乏判断”，已成为许多青年规划师的通病，因此，用“工具齐备、目标混乱”来形容当前的规划设计市场，并不为过。 我国有13亿人口，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为960万km2，名列世界第三位，2001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为12亿8千万m2，这大约是日本（1亿100万m2）的11.6倍。一位日本同行在北京寻找合作事务所时，发现主持事务所的大都是从国营大设计院出来，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做着相当于区域规划尺度的项目[1].旺盛的市场需求把许多年青人推向了规划设计舞台的前沿。 规划设计者是市场中的产品供应者，市场的另一端是“客户群”，即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形象工程”往往来自政府，“炒作工程”则来自开发商，由于这些“客户”对基本的建设程序把握不当，在未进行理性、正规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或经济分析之前，就匆匆进入形态规划设计阶段，导致招标成果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2]. 在上述情况下，某些大型规划设计项目的邀标，选择了在策划和规划上并非其所长的境内、外规划建筑事务所，使其凭着设计师个人的想象、设计观点和手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研、有限的感性材料及数据，便做出了一个个“大手笔”的规划，其实际效果和长远效益显然是不可靠的。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业内人士应该怎么做？ 2、竞争与合作—规划设计市场中的业内人士 我国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主要有3类设计单位：国内规划设计院、境外公司、民营设计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目前，虽然境外公司拿走了许多国际性的项目，但规划设计市场仍主要由本土的公司主导。另外，新兴的民营建筑事务所发展速度很快，其潜力不可小看。 在国有规划设计院改制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趋势。 一部分设计院在改制的同时，采用了兼并重组的模式，使自己的客户群迅速增强—伴随市场的扩张，产值大幅度增加，这其中行业调整的产值大于行业重组的产值。2001年3月，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与上海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总院合并成立新的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通过股份转换，同济大学成为设计院的主要持股人，其产值从1998年的0.45亿元发展到2003年的4.5亿元。同样，华东、上海两院携手组建了上海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陆续兼并了其它设计院，2003年，它的产值超过了5亿元[3]. 在民营设计公司里，有国内知名专家，“海归派”开办的设计事务所，也有在国内经济转型和市场转轨时期萌生的，挂靠在大中设计院旗下的中小型设计公司，这类公司良莠并存，设计水平参差不齐，与大设计院相比，民营公司机制活，包袱轻，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一般来说，直接从事单一的规划设计业务的民营公司比较少，大部分公司以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为主，规划业务处于次要地位，这与我国规划编制的审批程序与资质要求相关，许多民营公司即便有实力进行规划编制，但也需要与国有的规划设计院合作，才能具有规划资质。 在冲击规划设计市场的公司中，有不少是“海外兵团”，这些境外公司在开拓国内市场时，一般先雇佣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华人，然后进入中国地区成立办事处，公司在中国以国际公司的品牌来运作项目；也有一些公司由外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直接介入，不找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土化倾向，他们希望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做中国的规划设计业务，但这是极少的现象。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达到70％以上，因此，城市建设项目的规模一般与中国国内相差甚远。国外的城市规划师一般成立咨询机构，而非事务所，由于建筑师事务所有时也涉猎城市设计等项目，因此，进入内地的许多国外设计机构本身所从事的业务背景往往是建筑设计而非城市规划。 目前，国内规划设计项目的运作，常常出现几个单位合作的情况，比如，某城市规划院与境外公司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境外公司的国际背景与设计经验、国际取费标准，另一方面可依靠国内规划院的管理与资质，在市场上取得双赢的结果。 更多情况下，国内、国外设计单位之间处于一种明显的竞争关系，许多大型的规划设计投标都由国外公司与国内设计院、民营公司一同竞争，在同样的业务能力水平下，管理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即如何利用公司现有的资源，使业务管理流程以最高效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开拓新的社会资源的能力）成为规划设计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境外公司常常利用国内设计公司与规划院的资质，以及国内人力资本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回报；而国内规划设计单位则利用固有的社会关系、资质与业务渠道，在与境外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学习对方的管理经验与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自主的优秀竞争力。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不乏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资源是竞争力的集聚点，但却往往易被资本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境外公司吸引，开展业务需要人力，因此，失去优秀的设计人才就意味着失去市场。 我国许多城市规划设计院在“改制”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第一线规划工作者的境遇，从而使大量的人才流失。这种制度变迁，意味着私营公司与境外公司的市场份额愈来愈大。 3、文化缺失是一种遗憾—市场运作需要文化支持 文化的本质是人性，这也体现了城市规划最根本的目标—“以人为本”，而随着规划设计市场化的开始，许多打着“以人为本”旗号的规划正在破坏着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人们常常在文章中读到国际化与地域化的争论，这种争论是肤浅的，其深层次的内涵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的冲突。 从生活上对人的关怀是最温柔的举动，而在中国利益驱动下的规划设计市场，还无法达到这个深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而这种缺憾将影响许多人的一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别人为他们规划的生活场景，在喧嚣的都市里，人们在心底无声地呐喊：“还我们一片广阔的天空，还我们一个安静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清洁而健康的世界！” 文化是文明过程的结晶，当前规划设计市场所实践的每一步都将影响城市未来的文化形态。市场最基本的规律是“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这条规律无关乎社会关怀与道德伦理，而城市规划最本真的价值指向却是一种对市民大众生活、工作、出行的真切关怀，因此，可以说，城市规划的市场竞争应该体现在这个价值基础上，而不是供求关系。目前，规划设计市场也已认识到如果以设计取费作为衡量准则，会导致价值取向的偏离。 城市规划文化在市场运作下已逐步体现出时代要求，许多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形态规划，更应关注、研究城市发展的优秀与动力，即城市政治、经济与社会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行业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更应体现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城市规划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规划师作为实践层面的操作者，应时刻不忘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否则，随着业务量与收入的增长，城市规划的文化价值却被淡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甚至是缺憾。因为形态与平面构图无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交通、就业等实际问题，城市规划综合考虑城市发展，已是势在必行的行业变革，这是市场化运作下城市规划必须面对的课题。 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许人们还未意识到，规划方案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颜色，都可能与私有财产有关系。过去我们要求每一位市民“舍小家为大家”，人们习惯了忽视个体利益，按照政府意愿调整利益关系，如今面对这一矛盾，人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储备[4]. 4、大家都有“杀手锏”—规划设计市场的管理工具 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需要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城市政府是最大的委托者，其次是利益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与集体），而受委托者一般是规划设计单位或个人。介入市场最深的是利益集团，它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运作者。政府往往着重于全面平衡各方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平衡与良性发展。因此在总体规划的层面下，政府还会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条例来约束利益集团的市场运作，规范土地运营的市场行为。 在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政府既是外部环境的营造者，又是最大的委托人，政府最大的管理工具是法规与政策，这是推动或制约规划设计市场的先决条件。随着政府向服务功能转型，其委托人的角色也将逐渐淡化，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可以防止权力集中所导致的腐败行为。 在市场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管理工具—价格杠杆是最基本的经济手段。正是这个来自客户端的“价格杠杆”，促使规划设计单位努力从“品牌”“服务”“经验”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身价，因为这些是衡量规划设计单位身价的砝码。 当前，我们制定的收费标准仍是一个底线，无法指导市场运营的实际取费。在实际运营中，随着城市规划收费标准日趋多元化，许多有品牌的规划设计单位凭借实力可以拿到超过国家标准几倍的规划设计费用，而许多私营的规划设计公司却很难收取到国家规定标准的设计费。市场的游戏规则是“适者生存”，毕竟市场运作不同于规划设计业务本身，利益集团更看重的是品牌、实力与业绩，这是定价的出发点，如果你是规划设计市场的新秀，那么就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 规划设计单位在市场中并非没有主动权，成功的规划设计公司往往有3个秘诀：第一是和谐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有效的市场策略；第三是优秀的规划设计人才。三者缺一不可。许多设计公司具备了第一条与第三条，但往往缺少第二条，因为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策略制定者、实施者往往是业务人员，在市场经验与运作能力上的欠缺，使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新秀”公司难以成长的内部因素之一。 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管理工具是行业规范，设计人员对行业规范的熟悉程度是公司介入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经验是规划设计单位的宝贵财富。公务员之家 对规划师个人而言，市场准入制度是取得“注册规划师”资格，另外，行业协会的“规划师职责”也是制约规划师个人行为的标准。美国持证规划师学会的《道德与职业操守守则》规定了规划师的四大职责：第一是规划师对公众的职责，向公众利益负责是规划师的首要职责；第二是规划师对客户、雇主的职责；第三是规划师对行业和同行的职责；第四是规划师的自我职责，规划师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工作效率及知识水平。 因此，可以说行业协会或学会对规划设计市场的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其主要作用是将城市规划行业的基本价值定位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使规划师的个人行为在受到市场价格杠杆的侵扰下，依然保持该行业的独立与尊严制度。 5、建立的学术探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经常听到新上任的市长抱怨：城市规划落后了。细细琢磨这种批评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觉得城市规划行业过于保守，大家都忙着扩规模，上台阶，你却经常“泼冷水”，一会儿强调珍惜土地资源，一会儿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二是说城市规划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落后了，至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4]. 其实，市场管理涉及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内容，可以拿来进行学术探讨的主要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培育与国家政府行政职能的转换有直接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只有政府从市场中脱离，更多地站在市场外部环境建设、服务与监督职能上来引导市场，规划设计市场的组织才能更趋多元化。 我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3个缺位上：一是省和地市（州）两级政府对下级城乡规划的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缺位；二是在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三是对‘长官意识’‘乱指挥’制约的缺位”[5]. 另有规划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漫长的审批和核定周期，使许多城市长时间处在合法的总体规划不好用，实施的总体规划不合法的尴尬境地”[6]，这说明，当前规划设计市场的外部环境仍有待于改革与转型，低效率的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制约规划设计市场高效运作的一个“瓶颈”。 浙江省建设厅城市规划处姚昭晖副处长指出了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面临的五大矛盾与八大问题。这五大矛盾是：①城市规划的战略性与政府任期政绩显化性之间的矛盾；②城市的扩张性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③城市规划利益的整体性与开发商利益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④城市规划过程的封闭性与规划工作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⑤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7].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了目前社会制度转型期间的城市规划现状，也是当前规划设计市场外部环境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另外，八大问题中有4个问题与市场管理有关，如第5点“管理职能被肢解”具体表现为规划职能被分割，规划空间被分割，专业规划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与政府监督职能的地位有直接关系；第6点“管理依据模糊”导致规划决策与实施管理机构权力重叠，造成管理上随意性很大；第7点“违法处罚”只有象征意义，很难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第8点“社会监督缺位”—由于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虽然规划的民主化一直在被倡导，但是土地权属关系一直很模糊，这是导致公众无法介入规划监督的直接原因。在市场机制下，只有当具有明确归属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有可能引起纠纷。如果利益对象的责任不明确，公众利益就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公地的悲哀”，皆出于斯。 我国的工程建设管理在市场运作中有监理制度，而在规划设计市场中还缺少这个环节。许多设计款的给付，项目各阶段的责任关系，都需要一个中立与公正的第三方。只有建立起规划监督制度，在委托和被委托方之间才有协调者，才能在市场环境中既维护甲方的利益，又不损害乙方的利益。 由于我国规划市场日益走向开放与多元，因此，建立一个健全而有效的体制已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但它必须依靠政府、企业、规划人员、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建造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在规划指导下日趋完善，使城市生活更加富有人情味，更加自由而丰富多彩。 市场管理论文:市场管理客户经理管理论文 摘要：农业银行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基层行如何转好这个轨，拓展市场营销？必须树立开拓市场的观念，明确市场定位，加快新产品开发，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推行客户经理制，要从组建运行管理机制，明确界定职能职责，规范运作，强化内控监管等方面加强管理，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我国入世在即，作为农业银行，机遇自不用说，入世更是 次挑战；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入世的挑战。总行尚福林行长最近在农行全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要牢固树立办商业银行的经营思想；找准市场定位，以创新体制和机制为动力，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工作落实，加快业务发展，以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的勇气；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拓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奋力拼搏中不断发展壮大。本文依据这一指示，结合基层行实际，就拓展市场营销；加强客户经理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谈点肤浅的意见。 拓展市场营销 农业银行目前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基层行如何转好这个轨，拓展市场营销？ 一、树立外拓市场的观念。必须面向市场，并以市场为导向，以容户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改进金融服务、发挥系统优势、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这就要彻底解决过去农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的问题，在经营管理上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工作重心实现“客户跟着银行转”向“银行围绕客户转”的转变；二是员工角色要实现单纯代表银行向“在银行面前是客户的代表、在客户面前是银行的代表”的双重角色转变；三是经营方式要实现“银行有什么就推销什么”向“，客户需要什么银行就提供什么”转变。与客户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把资源配置到优质客户之中，并围绕优质客户拓展市场营销；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和取得良好的效益；在银行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明确市场定位。当前基层行由于受到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的制约；没有很好地拓展市场营销。难以走出困境。所以，明确市场定位非常重要，它决定着抢占市场的策略，甚至影响到将来市场的份额，因此，要根据市场发展的要求和变化，及时调整和选准市场定位，当前要调整农村业务的服务对象，大力发展以小额质押、个人消费为主的零售业务，不断开拓农村金融业务，同时推进农行在农村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壮大。在基层行所在中小城市，主要围绕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发展规划，瞄准优势行业和优良客户，选好项目，重点支持交通、城市水电等公用设施；电网、通讯网、广播电视网等基础设施、电信、邮政、电力、石化、医药等优势行业，报业、图书、出版等文化产业、教育产业、旅游业以及个人消费信贷等优良客户。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配套服务。 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在市场拓展的竞争中，农业银行应该注重采取“有差别竞争”的策略，加快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努力开拓银行卡、保管箱、金融咨询、保险、代收行政事业收费、代付社会保险金、代个人理财、充当客户财务和投资顾问等等各种各样的中间业务、积极开办个人住房、商铺抵押、汽车消费、一般商业性教育助学贷款等等新业务品种，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为众多客户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 四、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服务是竞争之本，获取效益之源，必须建立起“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除充分利用自身资金和信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机构点多面广，遍布城乡，网络架设及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外，还必须改进金融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方便。我行在过去的一年中，试行了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巩固和发展了一大批存款客户；通过贷款营销培植了新的效益增长点；全员营销金融产品，开拓了中间业务；客户状况的改善带来了经营效益的成倍增长。实践证明，客户经理制这种市场营销模式和金融服务方式，能够抢占市场份额，争夺黄金客户，开拓推广新的金融品种，实现利润最大化；是金融服务最好方式，是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必然选择。 加强客户经理管理 客户经理制是农业银行从制度上、人力资源安排上，服务内容上确定自身的营销人员与特定的客户有一个明确、稳定和长期形成的对应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管理，使其卓有成效。 一、组建运行管理机制。在支行应设置客户经理部、配备正副经理和业务骨干。各基层营业机构；则要视其业务设大小，配备l―3名专职客户经理或兼职客户经理。并选聘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较强的敬业精神、熟悉各种业务技能、良好的公关本领的员工但任，逐步培养和造就一支过硬的营销队伍。 二、明确界定职能职责。按照审贷部门分离的原则；支行客户经理部应主要履行市场开发、系统公关、中间业务经营、对公存款组织、零售业务开拓、受理客户信贷业务申请、贷前调查、贷款合同签订、贷后管理、本息清收、信息反馈。基层机构客户经理基本职责：负责研究市场和客户、对客户进行动态管理、不断挖掘客户的资金潜力、组织对公存款和个人储蓄、搞好市场开发与中间业务经营；负责贷款选项、调查、评估、论评与贷款发放、管理、本息清收；负责探访客户，推荐服务品牌、配合客户经理部开展系统攻关工作、并建立好客户档案。公务员之家 三、规范客户经理操作。客户经理制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必须及时规范其操作；充分发挥其职能。客户经理部应立足于农业银行“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协调全行资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功能面对面的金融服务，开拓新的资金来源，营销金融新产品。挖掘发展优良客户、对其资产类业务的操作、负债类业务的操作、中部业务的操作的每个环节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基层机构的客户经理，是客户的接触者、贷款项目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者、新业务的开发者和营销者、资金的组织者、中间业务的营销者、客户服务的顾问。对其一每个工作细节都必须建立统，的、完整的操作规程，合规合法有序的开展工作，以保障客户经理制沿着法制轨道不断完善，更好地面向市场、服务客户、拓展业务、稳健发展。 四、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基层经营行要制定目标任务下达到客户经理部和各营业机构，实施双向考核，即对容户经理部考核各项经营目标，对各营业机构考核各项经营目标和业务量以及工作质量。包括：主动寻找客、户、积极推荐、宣传金融产品、售后服务工作、发展客户和巩固工作等等。实行工效挂钩、按月检查，按季考核。全年拉伸算帐兑现。 五、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访客报告制度。每月至少要安排一次与黄金客户、优良客户的主要成员直接见面；定期探访有关客户、拜访新客户、并将情况报告客户经理部存档。二是建立客户经理例会制度。客户经理部每月定期召开客户经理会，总结通报上月工作、交流市场动态、布置工作重点。三是建立项目上报立项制度。基层营业机构，除授权范围内的贷款自主发放外，其余一律上报审批后才能发放。四是建立信息上报和反馈制度。客户经理要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级行客户经理部上报有关信息，包括市场信息、客户信息和同业信；对重要信息及时上报，信息业经采用并带来收益的应给予奖励。五是建立市场开发协调制度。县级经营行应成立市场开发协凋领导小组，解决本行业务拓展中遇到的难题，研究主要金融产品的开发。六是建立主办行制度。对新开拓、系统性开拓的大中型项目，本着方便客户、减少成本、指定主办行（营业部、分理处），体现“谁主办，谁得益”的原则。七是建立档案制度。基层机构客户经理建立客户经理工作手册，作为客户的基础档案，全面掌握客户的情况，以利于了解、跟踪和服务于客户。支行客户经理部对每个客户经理建立工作档案，包括个人的基本情况，工作业统等内容；作为年末考核的依据。 六、加强内控监督。支行客户经理部和各基层机构客户经理，都是直接面对客户营销并管理农行信贷业务，支行各职能部门既要为客户经理部和客户经理提供政策、法规、科技、措施等方面的支持和配套服务，又要对业务全过程实施监督和客户经理的行为规范，规避信贷能力风险，切实防范道德风险。 市场管理论文:技术措施之性质市场管理论文 摘要：技术措施的立法各国不甚不同，学术界观点不一。无论是从版权、专利还是其他无形权利角度，都不能解决技术措施保护问题。其实，技术措施是其使用人对所保护对象采用的一种自立救济，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只不过是基于对信息市场的管理而采取的行政管理措施，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能寻求最佳的途径，解决技术措施的立法保护问题。 关键词：技术措施作品专利权市场管理 自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日内瓦会议签署了两个新版权条约要求各国对有效的技术措施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之后。[1]一些主要的缔约国相继制定了关于技术措施保护的立法条款，国内许多学者对技术措施的保护问题也做了很多研究，有的学者从权利的角度探讨技术措施权，[1]有的学者从权利限制的角度论述技术措施和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2]还有的学者评述国外技术措施立法，进行比较研究。[3]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措施立法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但是笔者发现，各国的立法和学者的研究都是沿着版权保护的思路发展的。技术措施是否是版权派生的权利？为什么要纳入到版权保护的范畴？这种立法的思路是否科学？技术措施的性质是什么？法律对其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与技术措施的立法密切相关，而各国现有技术措施立法模式也不甚相同，保护程度宽严不一，理论争议颇多。笔者力图以技术措施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为切入点，结合已有的技术措施立法，对其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并对我国技术措施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认识和分析一个法学概念必须从性质入手，只有清楚认识研究对象的性质，才能准确地进行制度分析和研究。对于技术措施的研究也必须首先从性质入手，深入分析技术措施本身的内涵，这是建立科学制度的基础。 在技术措施性质问题上，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1.总体认为技术措施是一项民事权利，只是在具体定性上有所不同。李扬先生明确提出技术措施权的说法，认为技术措施实质是借用有形财产权的方法来保护无形财产，是一种特别的权利保护。[4]有的认为技术措施属于版权中的经济权利，[5]还有的认为技术措施是一种类似于数据库的特殊权利。[6] 2.认为现有国际条约和相关国内立法所禁止的行为仅仅是破坏技术措施和作品的结合方式或者技术措施对作品的作用方式，而并非对技术措施本身的保护。因此，技术措施应该是一种禁止权，这种权利与著作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绝对不应当属于著作权中的一项权利，除非技术措施本身就是软件作品。[7] 就笔者看来上述说法都不尽合理，难以经受严格逻辑推理的考证。以下从技术措施的概念入手，展开分析其法律性质。 由于技术措施的定义方式繁多，笔者酌选几个典型定义分析。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2）规定，本法规定的技术措施是指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为了确保本法所保护的作品以及其他客体为未经权利人许可的行为设置障碍或者作出限制的技术、设施以及相关的部件。[8]郭禾先生的定义：著作权法所称的技术措施，是指版权人为防止其作品被他人非法利用，而在作品的载体上采取的以技术手段为内容的防范措施。[9]李扬先生认为，技术措施指的是版权人或相关权人为了防止他人非经授权接触或使用其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而采取的技术上的手段和方法。[10]梁志文先生认为，技术措施是指在正常运行中，版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防范或阻止未经授权接触或使用受保护作品的设备、产品或组件。[11] 上述几个定义都是从版权人的角度考虑，区别在于概念外延上的细微差别。不论从语言上如何概括，技术措施的内容应该是技术措施的设计思想、构思和流程、工序，其表现形式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比如，装置、部件）或者无形的技术。下面以技术措施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为两条主线，分析技术措施的性质和保护方式。 1.技术措施的物权法分析：以有形的物质技术措施为对象 对于以装置、部件等为表现形式的有形的物质技术措施来说，可以沿着物权保护的路子来考虑。有形的物质技术设备和措施，是物权法所规制的物，其保护方式应当遵循物权法的规定。技术措施使用人享有所有权，具有排除他人干扰物权行使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不能脱离物质实体而存在，否者就失去了物权存在的基础。具体到有形的技术措施来说，用户不得不正当地干涉技术措施的行使，这是物权物质性的要求。因此，处于此物质实体层次的技术设备，应该和一般的物质设备在法律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具体说来就是，用户不能针对这种设备从事破坏、移除行为，这种移除是指把设备保护的对象和设备相分离的行为，比如：盗贼把住户的门锁和门相分离行为破坏了门锁的功能性，是一种非法行为。同理，用户把技术设备和保护的对象相分离也是一种非法行为。但是如果用户合法取得了包含有形技术措施的产品后，对产品及包含的技术措施可以任意处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破解技术措施行为。破解之后随着产品的再转让，会导致技术的公开，而技术措施的原使用人没有权利控制。这是物质流通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技术措施受知识产权的保护那另当别论。 笔者进一步假定这种有形的技术设备是专利产品，分析法律对其应当如何保护。 首先该技术设备应该满足专利性的要求，即具有新颖性、技术性、实用性。在新颖性的判断上，其技术要素应该是未曾发表过的，国内未曾公开使用过的。而大部分这种加密的技术措施往往是业内通用的，不能为少数几家所垄断，但是也不排除少数技术设备具有开拓性，这部分技术设备可以取得专利权保护。 作为专利权保护的对象，在专利保护期内他人不得采用相同或者类似的技术生产同样或者类似的设备。但是，专利申请的时候必须公开该技术的要素，使该领域内的一般水平的技术人员可以实现此技术。 作为技术设备的发明者往往希望通过此技术的使用排除其他竞争者的使用，更希望避免用户和捣乱者（通常指以破解和破坏他人技术措施为乐的黑客）的非法复制、未经许可的使用和访问。而专利申请时的技术要素公开反而促进了破解和解密，从而增加非法复制、使用和访问的容易性，这恰恰与技术设备发明者的初衷向背。由此可见，对物质性的技术设备给予专利保护并没有减少和杜绝非法复制、未经许可的使用和访问行为。 综上，可以认为对于物质性的技术措施设备，物权法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有限的，需要遵循首次销售原则，[2]而且申请产品专利并不能达到技术措施控制版权的目的。 2.技术措施的版权法分析：以无形的技术措施为对象 无形的技术方式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技术，不通过一定的有形物质来体现，而是一种设计思想、构思、流程和工序，通过对其的展示、表达，可以为人们所感知。比如：网络空间中访问密码的使用，序列号的控制等。根据现有的法律，无形的思想表达可以是版权保护的对象也就是作品；可以是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或者其他人身权利受到保护；也可以是一种商业信息，受商业秘密的保护，或者公开作为公共使用的信息资源，对全社会开放，法律不提供私权保护。因此，技术措施这种无形的思想表达要么作为作品，要么作为商业秘密，要么是公共信息，对所有人公开，自由使用。下面分别阐述这几种情况。 首先作为版权客体--作品进行分析。依照法律规定，计算机软件是作品的一个种类。数字化和网络化环境中，采用的技术措施绝大多数也是思想的数字化表达，因此技术措施可能作为一般作品而存在，也可能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体现出来。对不同的表达形式应当采用不同的保护思路。 先探讨第一个思路：把技术措施作为传统的版权作品进行保护。 构成版权法上的作品，应满足三要件：独创性、可复制性、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性。[3]如果技术措施可以作为一般作品受到保护，其首先必须是作品，满足作品的三个构成要件。独创性要求，技术措施应当是自己独立创作的，而不是完全沿袭别人的；可复制性要求这种技术措施必须表达出来，附着于一定的载体上，作为技术措施可以存贮于硬盘空间和服务器空间中，当用户访问或者读取的时候，复制到用户的内存或者存储介质上，因此其可以满足可复制性的要求；至于思想和表达的二分性对于技术措施来讲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技术措施的表达是多样的，作为技术措施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就以"软件狗"为例，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它可以有多种编辑和实现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假定技术措施可以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作品而寻求版权的保护。 但是，技术措施主要通过实现其功能，来控制受保护对象的复制、使用和访问行为。可以说功能性是技术措施追求的唯一目的。版权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更不保护其表达体现出来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技术措施，使用的方式包括控制、破解、规避等，而这些使用恰恰是技术措施所要控制的行为，因此把技术措施作为一般作品保护对于技术措施的制作者或者使用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对这个问题，郭禾教授也作了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在技术措施的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的针对技术措施本身规避、破坏；另一种则是针对受技术措施保护的作品的侵权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破环技术措施的人就没有接触和使用作品，当然谈不上版权侵权，第二种情况下，可以作为侵犯版权的准备行为或者部分侵犯版权行为，对此，我国是按照共同侵权处理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又很难有共同的故意。如果技术措施本身构成了作品，倒可以称为版权侵权，但是这只是针对技术措施作品的，而不是针对技术措施保护的作品的。因此，技术措施不属于版权范畴。[12] 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法理不能按照有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抛开版权法理抽象地或者表面地分析适合版权保护的条件，譬如，非独立性、有效性、合法性等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要件，都应该在解决了是否可以版权保护问题的前提下，再予以考虑。[13] 由以上论述，笔者可以认为，一般作品保护的路子对技术措施不适用。 再看另一条思路--把技术措施作为计算机软件保护。 技术措施也是通过计算机语言编辑的作品，按照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界定，这种技术措施可以是计算机软件。因此，根据计算机软件版权人享有的权利可以剖析技术措施应当具有的权利内容。 按照我国现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机软件是按照版权的形式给予保护的。软件版权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等八项权利内容。[4]这些权利内容是著作权在计算机软件领域内权利的具体体现，其中复制权处于优秀地位。如果把技术措施归为软件，那么其具有的权利内容应当与一般软件的权利内容相同，即以复制权为优秀，包含发行、传播等权利。不论具体到什么权利，都脱离不了版权的属性。而这种重在保护复制权的软件权利，对于技术措施来说虽然可以阻止单纯破坏和复制技术措施的行为，但是不能阻止被破坏之后接触和复制作品的行为，因为技术措施的版权不同于作品的版权。因此，把技术措施界定为作品的意义也就不大，因为技术措施的目的是控制保护对象，而不是重在发行、出售技术措施。当然以制作、出售技术措施为目的另当别论。 退一步讲，就算把技术措施作为软件保护，对于技术措施的实施者是有利的。但是，通过一个软件去保护另一个软件的版权也没有办法实施。因为这两个软件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版权，都具有相同的权利内容，受到相同的权利限制，也就是说地位相同的两个版权之间不可能互相保护，这如同地位相同的两个自然人之间不能互相保护一样，比如：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监护人才能保护被监护人；人和被人之间的地位不相同，才能发生；等等。如此推论，只有把技术措施和被保护的对象之间合成为一个作品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两者之间合成之后，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技术保护措施的软件或者数字化作品，现实中计算机软件通常可以这样实现。但是，对于一般的数字化作品、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等却不能和技术措施结合成一个作品。如果不顾及这一客观现实，把技术措施定性为软件作品，那可能造成不同作品不同对待的状况。况且软件版权保护的弊端让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纷纷不同程度转向了软件专利保护的路子。[14]版权只保护技术措施的表达，不扩大到思想、程序、方法的原理决定了给与技术措施版权保护恐怕意义也不大。 总之，走计算机软件保护的路子仍然不通，法律不能把技术措施定位为软件。 排除技术措施作为作品保护的途径，商业秘密保护方式也不可行。商业秘密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作为技术措施，使用过程中面向用户，杜绝不了用户采用反向工程加以破解，自然没有办法保密技术要素和技术秘密，因此商业秘密的保护也不是有效的方式。 3.技术措施的专利法分析 纵观世界知识产权，授予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权已是发展趋势。[15]笔者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技术措施这种软件是否可以寻求专利的保护。 我国没有关于软件专利的立法和相关的规范，只能借鉴国外软件专利的情况，讨论技术措施作为软件可否获得专利保护？如果可行，保护范围如何界定？能否达到控制和管理保护对象的目的？ 按照美国《与计算机相关发明的审查指南》，一项同计算机程序相关的发明只要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实际应用，就属于可专利的主题，可以授予产品或者方法专利。[16] 日本2002年修改的《发明专利法》规定，计算机程序不论存储在固定介质，还是无形的网络空间上，都可以获得专利的保护，因此未经授权从网络下载受专利保护的软件是侵权行为。[17]根据这些相关立法，技术措施软件是可以申请专利的。 关于专利三性的判断，首先对于计算机软件专利申请，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其解决手段利用了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并且借助计算机硬件实现了技术效果的计算机软件，则属于具有专利法所要求的技术方案或者具备技术性，属于可专利的范畴。[18] 按照欧盟《计算机实施发明的专利保护指令》，计算机软件发明必须做出技术贡献。判断这种技术贡献的时候，应当将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可以包括技术的与非技术的特征，以此与现有技术比较两者的差别。[5] 按照上述有关计算机软件专利性的规定，只要具有技术贡献，满足传统专利三性的要求，就可以取得专利权。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假定技术措施可以作为软件受到版权保护，对此，技术措施如果达到了专利三性的要求，做出了技术贡献就可以作为专利权客体，申请专利的保护。授权的权利范围应该与传统专利权范围等同。这种排他性权利包括：制造、进口、销售、许诺销售等，但是科研试验使用和临时过境使用不视为侵权。也就是说除科研、试验外，未经许可不得生产、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该技术措施专利。在这一点上，郭禾教授也认为，技术措施作为一种方案除了作为技术秘密享有事实上的保护外，要想获得法定权利只有申请专利这一种途径。[19] 但是技术措施的目的重在保护作品、数据库，限制他人的使用、复制和访问，而不仅仅保护技术措施本身，并且技术措施专利保护的范围只能是阻止他人破环、破解，并没有排除他人的绕过、避开、和反向工程使用。再则，专利申请的时候，申请人必须公布技术措施的技术要素，以便该领域内的一般水平的技术人员可以实施，这样侵权用户可以很容易的破解和绕过技术措施，而进行非法复制、访问。这与保护技术措施的主要目的，与技术措施制作人的期望都背道而驰。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不能很好的减少和杜绝版权侵权，版权人才转而寻求技术措施的保护，而立法反过来又把技术措施推向知识产权法领域，姑且不说法理上是否合适，至少可以认定，这种循环立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综上所述，专利保护的方式也不能妥善解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问题。仅有的好处是一定程度上减少和抑制针对技术措施本身的复制、模仿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措施的专利亦不能阻止他人制作专门的破解程序和软件。因为破解程序是一个新的程序，技术措施专利不能排除别的程序的制作和使用。是否可以基于诚实道德的原则，调解专利和反专利的关系，还需深入的探讨。 由以上分析可知，技术措施的定性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至今学界还争议颇多。笔者认为，技术措施无非是技术措施使用人控制和管理保护对象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采用无非是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复制、访问、使用自己的数据库、享有版权的作品、享有版权的计算机软件等。这种技术方案，除了以物质方式体现的技术措施，可以按照物权处理其包含的权利外（但是这种权利是其物质性体现出来的，不是其技术性体现出来的），很难说本身是一种权利。这种技术措施不过是使用人对自身权利的一种救济，把其武断地界定为一种权利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而且延及到禁止合理使用，更显得荒谬。公务员之家 按照民法理论，自立救济的方式包含三种：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技术措施则可看作是对非法使用者的一种正当防卫。[20]但是这种正当防卫应当是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如果对作品保护，应当是对自身享有著作权或者经过许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保护，而不能对处于公共领域的信息正当防卫。借鉴正当防卫的理论，技术措施的防卫应该是事后防卫，而不能主动进攻，KV300那样的防卫就超越了正当防卫的层次。[21]但是这种防卫只是一种自立救济的方式，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的保障，收效甚微，达不到保护的目的。为了对技术措施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种保护在性质上和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基于行政管理的行政救济，是国家对著作权流通市场的一种管理行为，是对自立救济的一种行政确认，而不是技术措施的使用人享有的一种权利。这与反不正当竞争不是竞争者享有的权利一样，而是国家对扰乱市场行为的管制，是管理市场的一种行政职权。国家基于市场的管理职权，可以对破解、规避和破坏他人技术措施的商业行为加以制止、处罚，禁止制造、进口、销售反技术措施的设备、方法和程序。给技术措施使用人造成损失的，技术措施使用人可以单独提出赔偿，也可以以行政处罚为依据，要求责任人赔偿。 但是，这种行政管理行为也是有限度的（正如市场经营者不能凭借对其他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处而垄断市场一样），这种限制应当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使用的限制，技术措施的使用不应当影响到传统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景。另一个是滥用技术措施的限制，比如：技术措施使用者通过技术措施的规定限制其他生产者进入相关市场和对相关信息的使用。美国审理的Skylink和Static案件就是滥用技术措施的典型案例。[22]法律禁止规避技术措施是为了防止未经许可阅读、欣赏作品或者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而阻止侵犯版权的行为，以保证版权人能从数字化作品的许可中获得经济利益回报，保证其版权不受侵犯，而不是让其阻止其他主体的竞争和公共信息的获得。技术措施的立法不能偏失，不能使技术措施关系人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把技术措施定性为版权、专利权或者商业秘密权等权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1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从这个规范的层面上来讲，立法制止的仅仅是破坏技术措施和作品的结合方式或者技术措施对作品的作用方式的行为，并非保护技术措施本身。也就是说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不能泛化。仅仅是技术措施而未与作品相结合，充其量也只能和一般技术一样同等对待。德国的著作权法既是如此对待。 总之，技术措施不过是使用人用来防卫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访问、复制其管理、控制对象的一种自力救济措施，并不是使用人享有的一种法定权利。基于当前技术措施使用的广泛性和盗版的严重性，可以制定专门的技术措施行政管理法案或者专门条款，用来规制针对技术措施的破坏、规避行为，规范著作权流通市场，促进文化繁荣和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市场管理论文:农村客运市场管理论文 农村客运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农民日常出行，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的一件大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客运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又繁重的历史任务。笔者通过对宜昌市远安县农村客运市场的调查，结合远安县农村客运市场的实际，就如何加强远安县农村客运市场管理提出以下浅见。 一、远安县农村客运发展现状 远安县地处鄂西，东邻荆门，南接当阳，西连宜昌，北靠南漳、保康，总面积1752平方公里，全县现设6镇1乡111个行政村，总人口19.5万人。远安县一无水路，二无航空，三无铁路，公路运输是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现在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全县公路里程达到1300公里，营运总里程达到700公里，农村客运车辆42台559座，农村客运线路25条，通客车7个乡镇80个村84个班次，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出行，促进了远安县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远安县客运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量的非法面的车参与客运经营冲击了农村客运市场，严重干扰了农村客运秩序，形成了不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对于打击非法经营黑面的，远安县政府从2003年起至现在，每年都成立县政府牵头，交通、公安、税务、工商、城管参加的整顿客运市场秩序专班，但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下岗职工的参与，不易查处，一旦扣车，频频上访，一级级一直上访到宜昌市政府；二是取证难，稽查人员在稽查时都是谎称“亲戚”坐车，如果取不到证则很难查处，弄不好反当被告；三是关系网难于打破；四是横搅蛮缠，以死相威胁；五是暴力抗法，今年9月远安县运管所副所长带队稽查时，被“黑面的”司机打成轻伤。由于以上原因很难查处，对此现象，基层运管所的同志苦无良方，对此很伤脑筋。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对面的车参与农村客运经营尚未放开。 三、对规范远安县农村客运市场的几点建议 一方面，面的车以其方便快捷还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无证经营，严重干扰农村客运市场秩序，损害了合法经营者的正当权益。因此，运管部门要采取疏导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宣传，按照农村客运发展计划引导愿意合法经营的面的车参与到村级客运班线经营中来，对于不愿意合法经营的“黑面的”，坚决打击，形成高压态势，使无证经营“黑面的”无经营市场。同时，因现在村级道路硬化，路宽仅3.5米，只适合面的这种小型客车从事农村客运。 （一）降低门槛，严格准入标准 开放农村客运市场，有计划开通通村客运班线，让10座以下的面的车进入农村客运市场。严格准入标准，凡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必须经过交警部门安全检测和运管部门的综合性能技术检测合格，车辆使用年限须不超过两年。从事客运的驾驶员必须符合《道条》规定的客运驾驶员标准，持客运驾驶员营运资格证方可参加经营。 （二）核准标准，规定经营范围 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经检测合格后，核发道路运输证。由职能部门核准规费标准，缴纳客附费、税金、工商管理费、运管费和保险费，由运管部门设计面的车的农村客运标志，以便区别。根据远安县实际，乡镇以下的客运线路可划给面的车经营，并制作线路牌。凡不按上述要求从事客运经营的面的车，按非法经营论处，对无道路运输证，没有悬挂客运标志的车辆、超范围从事客运经营的，予以严厉打击，以保证农村客运市场的有序和规范。 （三）统一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按乡镇规属分别由县内各专业车队管理，这样便于相互监督和运作，畅通客运站统一设立售票点，对所有客运车辆进行配载售票，月底按规定提取站务费，凡参加经营的面的车统一进站经营，实行滚动发班，统一售票签章，统一进行场检、门检，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不准载客上路，确保安全运输。 （四）农村冷热客运班线实行捆绑经营 对农村冷热客运班线，不管是实行招标或利用各乡镇客运车队经营，都要实行冷热客运班线捆绑经营，确保边远乡村农民出行乘车方便。 （五）组建道路运输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将远安县农村客运经营者组织起来，组建道路运输协会，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让道路运输协会充分发挥作用，有效遏止“黑面的”的非法经营行为，稳定农村客运市场，规范农村客运市场秩序。 市场管理论文:电影营销市场管理论文 一 影片的直接客户是发行公司、影院。间接客户是观众，以及衍生客户群。制片商在取悦观众之前，必须先博得直接客户的青睐。 今天，我们不能指望制片商年年拿出个《生死抉择》来拯救萧条的电影市场，只能在目前年产近百部影片以及库存许许多多旧片的基础上，探讨如何理顺、开放、激活市场，从而激活电影产业链。自救行动的切入点应该是影院。 产品只有卖出之后才成为商品。由于电影观众只能在影院里完成消费行为，因此影院的兴衰决定电影业的存亡。电影业将依赖影院的“人气”而获得生机。 正常影院经营应该是三种模式： 1.自主：即拥有一定区域、时域范围版权的拷贝，自主决定放映。利润归己。 2.分成：经营所得利润与版权拥有者分成。 3.出租场地、设施及提供劳务。 影院之间正常的关系应该是： 1.控股 2.松散的同业协会 3.为某经济行为而共同投资的合伙人 4.委托经营、管理 影院之间、影院与制片商之间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版权。 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和一个游戏规则是建立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下称市场)的必要条件。市场会为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一个游戏规则提供走出困境的许多机会。 电影版权是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电影版权也应为市场正常发展提供帮助：在区域、时域的单位上，应该细分“刻度”，以有利于客户滚动操作。定性、定量分析费率，计算方法公开，便于客户“跑量”操作时权衡得失。市场在版权这一游戏规则下允许垄断。这会激活市场，奖励投资行为。 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是电影市场的“赘生体”。他们割据地方市场，扼杀市场竞争。一些正常的市场行为因此而无法展开。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不会容纳这些非市场行为的中介体。 市场的“影片交易子市场”需要产品明码标价。或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进行拍卖、转让，也需要有产品源源不断地应市，即有市有价。这样势必会与某些“赘生体”的利益相悖。制片商们在建立这个“交易子市场”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制片商应该看到，有了健康的“交易子市场”，市场需求才会增加，自己才有增大生存空间的可能。这是个为人为己的“双赢”行动。近期也许会有“赘生体”的抵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制片商而言也是如此。 影院从昨天的计划经济和今天的虚假市场走向市场经济初期，将经历一个“战国时期”，“诸雄争先”。其结果是： 1.促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优化，提高竞争力。 2.充分开拓市场，充分挖掘市场需求的潜力。 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者将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充满活力的影院终将走向跨省、市联合之路。用网状连锁经营(院线)实现规模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规模经济不是个数量概念。其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人员协调，这套体制经过市场“生死”竞争过程整合。“公司翻牌”、行政指令也能搞联合，搞大规模。但其竞争力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其搞大的不是市场规模，是“砧板”上的规模。影院网状连锁经营能做大市场，能增加“交易子市场”的需求量，能为制片商乃至电影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市场应该对社会资金敞开大门，应该谋求资本市场援手，使之能以参股、控股、独资及其它形式参与整个市场运作。社会资金踊跃进入是市场生命可持续的标志。 政府为支持国产电影在花钱(间接或直接地花钱)，这资金投向恰当，便能达到三个不同层面上的目的： 1.少量几个准确体现要求的作品。 2.设计方向的市场需求形成趋势。 3.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 电影业外资金参与制片的可能性、制片行为的可持续性，都依赖于制片行为本身能够获利，依赖于商业运作，因而有趋利避害的正常本能。有限的政府资金通过“交易子市场”，创造市场需求，透过资助直接客户的购买活动，影响整个电影产业链，从而赢得上述三个层面上的最佳成绩——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因此政府资金不应去扶植制片商、不应去扶植制片行为，更不该去扶植没有市场前景的制片行为：一部影片只有形成商品被消费，才能宣扬它想说什么。银行业过去将款贷给房产发展商，使之造出许多“产不适销”的“积压房”。现在银行给消费者贷款，一棋高招，满盘皆活! 电影产业链恢复生机的关键是影院。这个“影院”概念不是指场地、设施，而是观众消费的实施者。也许它并没有场地。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中国电影今天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市场，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只要有健康市场，有市场需求，就有赢利空间，就有资源注入。假如“长影”、“北影”、“上影”经营不善都垮了，中国影业还能站起来。但假如没有市场，没有市场需求，纵然握有万亿资金，电影也就快要走到头了。 二 电影的卖点：1.人气2.娱乐性 “人气”体现了市场需求，“人气”反映了对社会的影响力，衍生客户有求于“人气”对社会施加影响。“人气”，又能带来市场需求，又能招徕衍生客户。营销应以“人气”为中心展开。 要让人们有进影院的理由，要激起人们走进影院的欲望。因此： 1.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产品。透过产品： a.让观众获得不失真的影片上的信息。即有清晰、质感的画面，正确还原的色彩，符合标准声压的高保真度乐、效、白，就是复映的旧片也应该把划道清清楚楚地展现于银幕。 b.应该让观众明白：这里是电影院，有着录像、光碟、家庭影院无法企及的质量水准、娱乐氛围、人际交流互动感受。 c.营造一个精神伊甸园。心理医学分析证明，现代人们受工作、学习压力影响，心智压抑、疲惫、寂寞、孤独。影院是个好去处，在观众群中感受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体验，享受难得的一份安宁，忘却烦恼，无负担地“发”回梦，闭锁的灵魂得到升华。 2.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衍生产品。例如：影院应为不同目的观众，提供不同的产品对象。有的观众是为了欣赏优质的声音、画面而来，也许已经在家里的家庭影院上放过光碟，可为了追求身临其境、撼人心魄的声音效果，细腻、清晰、充满丰富质感的画面，再次追踪到影院。对这样的“发烧友”，影院应引为知己，为其提供高质量的视听环境，提供高质量的视听效果，提供高质量的衍生产品。如探讨视听器材的优劣、摆位、摩机，讨论欣赏影片中的“音影定位”等等，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再如：影院应为有才华的观众创造机会，发表其对影片的看法、批评。尤其是在学生中间鼓励发表高见，择优推荐给报社。在影院大厅里辟一面墙登影评并不困难，可以满足那些观众的“被重视感”。 3.庐山牯岭的一个影院将一部《庐山恋》放了二十年还是有人看。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细分观众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例如学校学生课文的背景资料，旅行社对游客的景点介绍，医院患者康复诀窍等等，都是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单纯的降低票价吸引不了多少观众，关键在于了解哪些观众想看哪些内容。 4.为影片找观众，为观众找影片。将手里所有的影片梳理一遍。将内容介绍上网待查，在版权的游戏规则下开辟影片的二手市场和租赁市场。 影院要为自己聚“人气”，而非聚“晦气”。空气不新鲜，有异味；夏天热、冬天冷；环境脏，嘈杂乱；交通不方便，停车要收费；座椅不舒服；缺少娱乐氛围；放映镜头焦点不实，光量不足，色温偏低，还音功率偏小，声音失真，无环绕效果等都构成了劣质产品。再加上那些制片商的粗制滥造，目前消费者协会又不受理对这些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投诉，观众无法用手投票表示自己的好恶，只能用脚来投票——一走了之。电影的萧条现状完全咎由自取。 振兴市场必须： 1.有优秀质量的产品。 2.要给消费者一个说话的地方。 电影是种商业行为，观众花钱消费。票价高低影响着消费人次。例如一部新影片预期某地票房30万。A设计票价30元，需1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B设计3元，需10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0%。在相当的宣传攻势下，B人次数比A高10倍，看上去难度大许多。但因为经济原因，可能A将许多观众拦在了门外。B方案则能聚得更多的“人气”。“人气”也是商机。电影的收益是由票房和衍生产品两部分收入所组成。后者的收入是透过“人气”的“量”而获得，只不过在电影黄金时期被业内人士忽视了。而如今“人气”萧条，业内人士已无颜再作交易。不过眼红国外衍生产品巨大成功者还是有的。今天是该重新审视、研究“人气”了。“人气”是商品，电影衍生客户可以透过“人气”，向社会大众表现自己的意图、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产品，以期望对社会有所影响。影响力将正比于“人气量”。电影衍生客户分布于社会各方面。有长期合作的，有为某特定事、物合作的。只要抱着“双赢”的心态，在电影摄制前、摄制中、宣传时、发行时都可以推销“预期人气”，找衍生客户。 电影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数年不进影院的人多似过江之卿。走趟影院也确实难：学生在为考试忙，大人在为生存忙，就是休闲日子，看到不菲的票价也会令合家度假者转向。电影淡出了主流社会，人们已经遗忘了影院。这使得在青少年中培养上电影院的习惯日显重要。要促成这一群体以看电影为一种时尚。在学校教学、教育场次的定价上，应该薄利，真正的薄利。让过去看一场的票价看三场、四场。鼓励学校充分利用电影辅助教学。影院对学校课程进行跟踪，适时推销。学生人流的增加，相应“人气”提高。影院还可以衍生产品向社会推销。市场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者。 制片商要有树“精品”、“名品”的意识，要为自己树立“精品”、“名品”的招牌。宣传影片时须不失时机地宣传一下自己的品牌。中国有明星演员、有知名导演，缺少精品制片商。卖厂标应谨慎从事，票房不好会使自己脸上无光。卖厂名给烂片是极愚蠢的行为。 一摄制组资深制片主任在回答关于他那部影片能赚多少钱时说：不，这戏能捞回成本也就不错了，怎么能盈利?类似说法在别处、别人口中也常能听到。这暴露了制片过程中的许多弊端： 1.摄制行为获取的是劳务收入，与产品、制片/投资方效益关联很小。虽然也有非常敬业的人，呕心沥血，十年磨一剑。但不风险投资，也无投资风险意识。他关注的仅仅是这次拍片的机会。 2.制片/投资方决策思维方式停格在20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休闲方式极度匮乏时代、人们意识靠简单的灌输就能左右的时代。那时，影院挤满“饥渴”的观众，他们会把任何一盆水都当成甘露，因此要“占领”银幕，今非昔比，再靠数量“占领”银幕，再奢谈什么年产几十部片子，到底有多少社会实际效益，多少经济效益? 3.大制片厂内都设有艺委会、技委会给拍片把关。若不设个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市场委员会，让它来评估该产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这种无视市场的后果，必然是亏本。 4.投资制片行为风险很大，对此要有风险控制机制。“钱打水漂不心疼”反映出了缺乏这样的控制机制，缺乏对投资决策者的制约机制。 5.就制片行为整体而言，目前并不太缺资金来源。否则也不会滥用。但对某一想走市场经济方式的具体制片行为而言，筹资却相当困难，真是难为了这些制片行为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的先行者。撇开他们不谈，业内有人总是抱怨没有资金，片子拍不过好莱坞。仿佛巨资就能创造巨片，就能创造巨额利润。为什么不掂量一下自己：有了10亿美金，能否拍出纯利盈20亿的片子?凭什么人家会相信你能盈利，把钱交给你?但假如你每隔1—2年，就能推出一部盈利300%以上的片子，并保持这记录10年，那投资商不踏烂你的门槛才怪呢。 电影不同于其他市场，直接客户总量也就是数十、上百个。对这些有限的客户来说，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并不困难。但一个产品被他们拒绝，则肯定是个灾难。为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是商家成功的秘诀。有限的客户数为制片商了解需求提供了方便。可悲的是今天供方认为自己比需方更了解市场、更高明，不屑与其谈论“井”外的世界。 市场管理论文:国内动画市场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动画片发展经历了70多年的时间，其间，中国动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优秀作品。中国动画从它创始初期就与世界动画紧密相连。 本文从中国动画的历史梳理开始，结合中国动画创作和市场两个方面，探寻中国动画的艺术创作规律。中国动画创作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个发展高潮，新世纪中国动画俨然又要迎来它的又一繁荣时期，中国动画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中国动画不仅要拥有国内市场，更要走向世界。经过七十多年的动画探索，中国的动画创作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准。但是在市场上稍许欠缺，中国动画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日本等外来动画的冲击下，中国动画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动画制作者面对动画现状，显示了他们的魄力，在动画的制作体系和发行体系上都做了改进，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为己所用，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动画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应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使中国动画有更好的发展。影片的艺术水准为其长久的生命力提供保障，而良好的市场回报也为艺术再创作提供资金。如何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是本文所关注的。 动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新的世纪，让我们展望中国动画的灿烂未来！ 序言 动画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从动画诞生以来，各国的动画交流就十分广泛。中国动画作为世界动画的一分子也闪耀着它夺目的光辉。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发行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区，打响了中国动画片对外输出的第一炮。中国动画片也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到世界动画片的轨迹当中，与世界动画发展保持一致。随后，中国动画片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引起世人的注目，声誉鹊起。中国动画片便在世界动画影视长廊里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可是中国动画片发展到现在却陷入了沉寂，从21世纪的90年代至今，中国动画片没有了以前的繁荣。在中国的动画片市场上充斥的大多是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片，在人们周围的生活用品、印刷品当中流行的更多是加菲猫、史努比等外来卡通形象。对民族动画寄予厚望的广大观众对民族动画呼声甚高，国家也大力地扶持民族动画事业，中国动画艺术家也为国产动画的发展花费大量心血，国产动画虽有起色，但尚不尽如人意。国产动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新世纪获得更好的发展，抢回国内市场，同时走向世界，是动画创作者的当务之急。国产动画发展缓慢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动画发展的道路是现在国产动画亟待解决的。 第一章历史篇 中国动画曾无比地辉煌过，这也证明中国动画是有实力的，有适合它发展的艺术规律。对中国动画发展脉络有一个了解，对今天的动画创作是大有裨益的。既可从中借鉴吸收优良传统，又可发现总结中国动画的不足之处，找到一条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的发展道路。 一、艰难的创始期 谈到中国动画，不能不提及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他们可谓中国动画片的鼻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于1926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 揭开了中国动画史的一页。紧接着在1930年又摄制出《纸人捣乱记》。此后，万氏兄弟便不 辞劳苦、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万氏兄弟拍摄了大量的抗日作品如《血钱》、《航空救国》、《民族痛史》、《新潮》，和提倡国货的《国货年》、《漏洞》，以及一些儿童寓言片《鼠与蛙》、《飞来祸》、《龟兔赛跑》等20余部黑白动画短片。直至20世纪40年代，万氏兄弟创作了中国动画第一部长片《铁扇公主》，发行到东南亚和日本地区，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为中国动画走向国际作了很好的铺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氏兄弟被迫中断了动画创作。而以钱家骏为中心的当时的一批动画人也绘制了以抗日为内容的动画短片《农家乐》，随后又绘制两部短片。中国动画片在创作初期就时刻与时代气息紧密相联。同时最早一批的动画人也显示了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二、民族风格的探寻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动画片开始了它更为广阔的发展。早在1947年，人民艺术家陈波儿和日本动画专家方明（持永只仁）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他们在人员不足、设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完成摄制工作，为新中国动画片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中国的动画片在此后的发展中便自觉开始了民族风格的道路的探寻，这是时代和世界环境使然。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建立，特伟任厂长，此时中国动画人已发展到两百多人。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钱家骏、虞哲光、章超群、雷雨、金近、马国良、包蕾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先后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是中国动画片蹒跚学步的时期，中国动画人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动画技术和艺术，主要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动画技艺上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在动画的风格上不免受到这些国家动画的影响，如《小猫钓鱼》（1952）、《小梅的梦》（1954）、《野外的遭遇》（1955）等影片便留有苏联动画的影子。特别是1956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国际动画节上获奖，令人沮丧的是与会者以为这部影片是苏联的影片。这个误会使中国动画人深刻意识到：“对他国动画亦步亦趋的模仿是不会利于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只能导致中国动画的消减。“只有搞民族化，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出路。”其实中国早期的动画电影也有这个倾向，万氏兄弟的《纸人捣乱记》便是模仿美国的动画制作，追求的是逗乐搞笑，仅是一部简单的噱头闹剧而已。事实上这也是动画娱乐本性体现，影片给人们以娱乐消遣，才会有观众，才会有市场。同时它在人物的造型设计上仍具有民族特点。 在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厂厂长特伟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从此开始了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建设。中国动画艺术家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当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力求表现出中国独有的风格，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当中，民族特色十足，将军的脸谱化便借鉴了京戏人物造型，在动作的设计上也采取了京戏的风格。影片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运用民乐，在将军彷徨无助时，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响起，画面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这部仅30分钟的动画片充溢着浓郁的民族化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当时的民族化探索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中国的动画艺术家们积极地致力于新的动画艺术手法的探索和动画技艺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动画的一大片种木偶动画时，著名的木偶片导演靳夕、钱远达，曾在20世纪50年代远赴捷克学习，师从德恩卡。靳夕的第一部代表作《孔雀公主》，故事情节动人。后来，靳夕拍摄的《谁唱的最好》在技术上非常完美，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受到了局限。当时的文艺政策较为教条，由于过分强调了“政治挂帅”、“革命传统”、“主题至上”，限制了木偶片的进一步发展。钱家骏在1957年导演的《拔萝卜》和1958年导演的《古博士的新发现》就注意开掘动画片的童趣、童心。在1958年中国动画人研制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为中国动画增添一个新品种且富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接着又拍摄了剪纸片《渔童》（1959）、《济公斗蟋蟀》、《金色的海螺》（1963）等影片，吸收了中国皮影戏和民间窗花的艺术特色，将动画形象塑造得生动丰满，也使中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剪纸片技术日益成熟，在此基础上，美影厂又研制成功剪纸“拉毛”新工艺，拍出了水墨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该片荣获第十三届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银熊奖、南斯拉夫第六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和文化部1984年度优秀美术片奖。1985年出品的《草人》也获得好评，在日本第二届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获儿童片一等奖和国内文化部1985年度优秀美术片奖、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美术片二等奖。这一片种在国际国内都得到认可，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此外，在1960年又摄制了折纸片《聪明的鸭子》，情趣盎然，活泼生动。同一时期又发明创造了水墨动画片，可谓是最具中国风格的动画片，它将中国的水墨画与动画电影相结合，使中国特有的笔墨情趣完美地再现于银幕，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震惊了整个世界影坛。《小蝌蚪找妈妈》（1960）、《牧笛》（1964）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富于韵律的画面、诗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动画艺术也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 此时的动画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中国动画的一个高潮。也是民族风格成熟的阶段。动画片《大闹天宫》上下集（1961、1964）在造型、设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庙堂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又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融入，描述了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使这一形象跃然银幕，化无形为有形，“挖掘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国外评论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斯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即它完全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是动画片的真正杰作。” 中国动画片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不仅得到国际的首肯，而且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深入到世界民众当中去。中国动画片因为它独到的民族特色而独立于世界动画之林，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动画片在海内外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誉。 可是由于“”的影响，中国的动画事业受到了阻碍，发展缓慢。“”结束后，百花开放，我国的动画事业也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中国的动画人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动画创作当中，秉承以往的“民族风格”的道路，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和制作技巧等方面，进行新的开拓，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同时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中国的动画业也更多地与国际接轨，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1979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问世，这部被誉为“色彩鲜艳、风格雅致、想像丰富”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好评。民族风格在它的身上的到了很好的延续。动画片《三个和尚》是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外国现代的表现手法，在发展民族风格中做了一次新的尝试。动画片《雪孩子》画面优美富有诗意；《南郭先生》表现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格调古雅；《火童》结合了装饰性造型和民族艺术特点。同一时期的影片中，还有《两只小孔雀》、《画廊一夜》、《狐狸打猎人》、《好猫咪咪》、《愚人买鞋》、《黑公鸡》、《小鸭呷呷》、《人参果》、《淘气的金丝猴》、《假如我是武松》、《蝴蝶泉》、《天书奇谭》、《兔送信》、《三十六个字》等也延续这一创作思想。1984年的大型动画片《金猴降妖》，又一次将孙悟空搬上了动画银幕，塑造了一个感人的孙悟空形象；在表现手法上通过将传统的民族风格和抽象绘画的手法和现代音乐融合，探索民族艺术的新发展。动画片《夹子救鹿》淡雅而抒情，具有敦煌壁画的古朴风格。剪纸片《草人》模拟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此外，《女娲补天》，《抢枕头》、《海力布》、《水鹿》、《大扫除》、《网》、《偷东西的驴》、《巫婆、鳄鱼和小姑娘》等，也都富于民族风情。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 在动画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动画创作相对于世界动画发展出现缓慢趋势。在美日动画的冲击下，同时也由于缺乏市场化操作，动画的回收相对较慢，中国动画以往是纯国家投资，私人不愿投资，从而导致动画者的流失和中国动画业的发展缓慢。中国动画要改变以往的操作方式。为重振国产动画，美影厂历时四年摄制了动画片《宝莲灯》，这是中国迄今投资最大的一部影院动画长片，故事取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在画面、人物造型上都精心设计，音乐制作极为考究，同时现代高科技的运用也为影片增色不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同时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马可波罗回香都》、《哎哟，妈妈》等一批优良的动画片诞生，给动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动画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综观中国动画这几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动画始终致力于一条本国特色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动画的大潮中也未放弃这一宗旨。动画片中洋溢着活泼清新的气息，给人以美的启迪。同时又十分注重教化意义，在动画片的创作中秉承“寓教于乐”，使动画片不致流于肤浅的纯娱乐搞笑。中国动画片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营建了一个动画王国。 第二章创作篇 中国的动画创作从它创始初期就是积极开拓的，在动画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是丰富多彩的，讲述儿童喜爱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创作误区，就是纯儿童展现。动画片的创作对象就是少儿。虽然在创作初期动画片也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但在动画走入正轨后，动画创作的对象日益单一化。《小猫钓鱼》、《没头脑与不高兴》、《聪明的小鸭子》、《大闹天宫》等多是针对儿童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倾向延续至今，在中国的动画创作中留下一块空白，同时也给市场留下一块空缺。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动画在创作上，思维非常活跃，题材广泛，有动物，有儿童少年，有缠绵的爱情故事等等。迪斯尼动画作品大都采取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为题材，以动画特有形式，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极力表现温情世界。以“博爱”为中心，动物拟人化，因此获得了儿童及家庭观众的喜爱。 迪斯尼制作的《花木兰》给中国人以巨大的冲击。《花木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美国人却借用这一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进行动画再创作，拍摄了动画片《花木兰》，并且大受欢迎。这是美国改编它国的经典故事获得成功的又一范例。事实上，美国的《花木兰》只是借用了中国的花木兰的故事外壳，它的人物内核是美国式的，人物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美国式的叛逆精神，将现念融入古老的传说中。美国人充分展开他们的想像力塑造了一个善良勇敢的花木兰形象，且片中充满了美国式的诙谐幽默，如极富特色的配角木龙和蟋蟀。《花木兰》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可以说它有几个取巧的地方。首先，这是美国第一次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改编的动画片。其次，东方一直对西方具有神秘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动画这一手法是新之又新。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会是什么样，每个人充满了好奇心，无论大人还是小孩。迪斯尼牢牢把握观众的心理，创造强烈期待感，市场的成功是必然的。美国人塑造的花木兰并非符合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样子，但是它在进行艺术再创造中体现的大胆想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传播手段的日益丰富和快速，世界各国文化娱乐艺术的交流都是十分广泛和便捷的。人们每天接收到各种各样信息，从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欣赏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人们需要新鲜的，富有刺激性、创造性的东西。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的动画片也必然紧密关注人们的所思所想。 中国的动画片创作要跟上世界动画轨迹就必须更新创作理念。在世界动画发展中，特别是在美国影片的影响下，观众的欣赏口味也日益复杂，中国的动画创作者肩负重任，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观众所喜爱的影片。中国的动画不仅要赢得国内的观众，更要走向世界。中国动画时刻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中国动画在新的世纪里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转化观念，突破思维定势 中国动画片创作一直秉承“寓教于乐”的宗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教化”意义被过分强调。主题先行使创作受到阻碍，思想僵化。娱乐性的丧失使动画由大众走向小众。中国动画片的创作亟须改变传统的创作方式，可以说要走一条借鉴与创新的道路。以往的动画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艺术积淀，但是市场观念欠缺。观念的转化要做到市场观念和受众观念的同步转化。市场观念的转化将会在下一篇中论述。动画创作不要拘于传统，给自己套上枷锁，动画片创作中应有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国动画片创作中体现的一种思想就是：动画片是小孩的世界。中国的动画片也就是呈现幼稚的特色。而且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观众也养成这样的观片习惯：动画片是儿童片，是给小孩子看的。这种观念使动画创作的视野非常狭小，动画的题材也受到了限制，思想上放不开，表现在创作上的也就是缺乏想像力，从而使中国的动画丧失了大量的成人观众。且在“教化”思想下，动画片多摆出一副教育的面孔，而缺乏童趣，导致大人不看，小孩也不看的局面。中国的动画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儿童表现，改变受众观念，使观众群丰富多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四年的大制作《宝莲灯》在这方面做了尝试，这部影片的定位是6岁到80岁之间。可以说这是对动画制作者的一个挑战，要兼顾到差距如此大的观众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影片故事根据中国的古代神话《劈山救母》的故事改编。讲述一个英雄救母的故事，在影像风格和人物造型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添加了原作中不存在的小猴子形象，机灵搞笑，诙谐逗趣，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市场认同。 二、想像创造能力的拓展 中国动画题材多是充满童趣、动物故事、神仙传说。动画片是化无形为有形，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观念的转化还需有非凡的创造力、想像力与之相匹配，才能使中国的动画业蒸蒸日上。 想像力、创造力表现在对影片故事的构架上、情节的编排上、人物造型的设计上，影片的背景刻画上等等艺术创造上。其实美国的动画创作有许多是借鉴它国的故事原型，进行动画再创作，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就是，《狮子王》也是演绎了《王子复仇记》的故事。在动画的创作空间上宽容度大，动画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就能吸引大众。同样日本的许多动画创作也借鉴它国的故事人物原型，如《七龙珠》中的孙悟空，完全是日本人的重新创作的形象，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完全是两个人、可是日本人就根据孙悟空这三个字，创作了一系列的龙珠传奇，而且受到了大众的喜爱。同时艺术水准也很高，故事有深度。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作品设定的故事不在乎时空，而强调画中有话，用作品去呼唤，呼唤人类对过去的认同与记忆、对未来的保护和探寻。影片能给人以深刻的思索。 在动画儿童化的思想下，中国动画在题材上鲜有爱情题材，在美国动画中多穿插一个爱情故事，如《狮子王》、《泰山》，似乎这也是主人公成功的一方面。在这样的影片当中主人公都是经历一番磨难，最后修成正果。上映不久的动画片《小鸡快跑》俨然是一个成人世界的寓言故事。等待着可怜无辜弱小的小鸡是屠宰，于是他们奋起反抗为赢得自由而抗争。一个动画版的集中营故事，这样的动画展现可以说不仅是给孩子看的；动画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现代人的思维和生活。大胆的想像，大胆的创作。好莱坞在1988年的动画制作《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就是具有非凡的想像力的杰作，它讲述了一个现代童话，以“瑰丽、奇幻的色彩和异想天开的艺术想像力，不仅使孩子们十分着迷，许多成人也被它吸引而津津乐道”。影片创意独具特色，卡通角色与真人同台演出，卡通世界与现实世界纠结在一起。兔子罗杰的性格塑造极为成功，真诚、善良、无忧无虑、活泼可爱，而且“角色的造型设计，动作性强，妙趣横生”，“充分发挥了动画造型的特长，极尽喜剧夸张之能事”，将罗杰塑造得活灵活现，极富魅力。罗杰也成为了当年的动画明星。动画的创作需要创作者拥有丰富的想像力。美国动画以它的幽默滑稽，还有他的立体性思维取胜。美国日本动画体现在动画上的思维创造值得借鉴学习。 在情节的编排上中国动画还不是很完善，以《宝莲灯》为例，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缺乏力量，描写过于单薄，小沉香的成长过程寥寥几笔，在土地爷的指点下找到孙悟空历经磨难学成武艺，以坚强的信念打败二郎神，情节缺少细节铺垫，且人物的塑造过于脸谱化，坏人坏到底，缺乏性格依据，导致人物平淡，不生动。这是需要创作者对艺术感悟力和想像力进行深度开掘。 三、高科技手段的合理运用 科技的进步为动画的创作提供了便利和更好的表现手段。现在的动画制作高科技因素占很大的比例。《玩具总动员》便全是三维动画制作，还有《小鸡快跑》等。《恐龙》更将动画与实景完美结合，营造了一种视觉奇观。这样的影片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在《宝莲灯》当中也运用了3D制作，丰富影片的视觉效果。这是国产影片在高科技上的尝试，在以后的创作中科技手段的运用将会更广泛，将有更多更好的影片献观众。 但是高科技的运用要避免两个误区： 一是高科技运用超过动画艺术本身。美国的动画制作在追求高科技的运用当中，动画的朴属性丧失。追求场面的精致豪华，可是故事情节模式却没有更大突破，在《恐龙》、《泰山》当中讲述的还是和《狮子王》差不多的内容。技术是附丽于故事的，内容大于形式。影片具有内涵才会有发展。纯粹的高科技展示，观众也会厌烦的。在动画片中拥有更多人文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个东西只具备商业属性，它就会逐渐消亡。在社会发展中要把握好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良性互动，才会促进发展。一切都要以人为本。 二是对好莱坞的过度模仿。动画片制作可以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但是亦步亦趋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在中国早期的动画创作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很快就走出这个误区，拨正了方向。可是现在动画创作中由于要极力地迎合观众的口味，在人物的风格上便丧失了中国特色。在《宝莲灯》中，小猴子、噶妹的造型都是美国化的。小猴子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印迹，虽然活泼可爱但是毕竟还是别人的。中国特色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名词，不是讲述中国故事，就是中国的。还是那句话，影片的内核才是关键。动画制作要避免这个倾向。 第三章市场篇 在世界动画的发展中，动画更多是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特别是美国在它的创始初期就很快进入产业化操作，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虽然当时也出现了纯艺术追求的实验动画，但占主流的还是商业动画。美国在它的第一部大型动画片《白雪公主》获得空前成功后，在动画片的制作上更为投入，制作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美女和野兽》、《灰姑娘》、《狮子王》、《泰山》等一系列的动画长片，且获得不菲的市场回报，形成一个动画操作体系。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动画借鉴美国动画的操作模式也很快地在商业上站稳脚跟。 中国的动画创作艺术性都很强，而市场意识薄弱。中国动画人更多注重在动画片的艺术表现和形式技巧上的挖掘。这是有利也有弊的，在动画艺术水准上我们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可是市场的开拓却不够。发掘中国的动画市场是当务之急。 随着国际商业文化的交流更为广泛和快速，中国动画面临一次挑战，美国、日本动画受到了青少年的欢迎，占据国内的大部分市场。中国的动画片也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上寻求一个完美的结合点。中国的动画创作者从未放弃这一探索。动画前辈在动画创作中显现的坚韧不挠的精神也极大地激励后辈。在中国动画是有巨大的市场前途的，摆在动画人面前的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中国动画应吸收目前世界动画制作发行上的优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的动画制作能力和美国、日本是不相上下的，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技术手段也达到了世界一流。 中国的动画市场是巨大的，有无限的开发潜力。除了创作观念的更新外，市场操作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中国动画发展要借鉴国外成熟的市场操作方式，并针对本国的特点灵活运用。上海美术电影厂在市场化操作上已进行了初步的试探，并且取得了成果。 一、市场化操作 1995年，上海美术电影厂首次尝试以社会集资、市场运作的方式拍摄了百集动画系列片《自古英雄出少年》，进入市场初战告捷，并且得到社会好评，为以后动画创作的市场运作开了先风。 1.制作体系的改变。《宝莲灯》的制作过程与我国以往动画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动画电影的制作方式，对每一道工序都细化分工。从剧本编写到对白设计，从造型设计到电脑特技，从整体音乐到舞蹈创作，从先期对白录音到后期全数码制作，无不是市场化运作。 2.市场宣传的注重。以往对影片的宣传不是很强调，如今市场化运作加大了影片宣传力度。比如《宝莲灯》在市场宣传上就极为成功，影片还未放映就已经制造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影片最终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回报。 3.衍生品的开发。电影电视后期产品，是动画片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渠道，拓展了动画产业的综合开发，录像带、VCD、文具、玩具、挂历、连环画等动画片衍生品的发行制作，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宝莲灯》在后期产品的开发下就获得不小收益，而且也扩大影片的影响力。 4.与国外动画公司合作。动画片的制作可以和国外公司联合，取其所长为己所用。《马可波罗回香都》便是中国大连阿凡提国际动画公司和美国托尼文索公司合作完成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发展动画产业。 二、影视合流动画力量积聚 1996年，上海美术电影厂和上海电视台实行“影视合流”，为动画片的制作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同时影视合流也为动画的放映播出拓宽渠道。电视动画栏目也培养了动画观众，保证国产动画的播出。电视动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电视相对于电影来说，对于大众的消费更为接近，且电视的普及使电视动画的影响更大。因此针对中国国情，发展多集系列电视动画片是大有市场的。 但是在电视动画的创作中存在一个盲点，就是中国电视动画走的是电影动画的制作方式。电视沿用的是电影技术，从而电视的制作就比较缺乏主动权。电视台除了片头片花的制作，其余由电影厂来完成。没有专门的电视台进行电视动画制作，也缺乏人员和资金。影视合流为电影电视动画紧密结合提供了契机。电视动画制作也会成为一个开发重点，这为动画创作找到了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法。 结语 本文从中国动画的历史梳理开始，对中国动画的创作规律有一个了解，在市场和艺术创作上力图找到一个结合点。通过历史观照，对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的发展中既保持独立又有所创新，提供一点看法。中国动画是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的。中国动画要突破思维定势，挖掘市场，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良性互动。艺术水准为影片的长久生命力提供保障，但良好的市场回报也为艺术再创作提供资金。在新世纪里中国动画有更好的发展除与国际接轨外还要结合本国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中国动画是有着广阔前景，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动画的灿烂未来！ 市场管理论文:传媒艺术品市场管理论文 摘要：通过对当前艺术品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大众媒体对引导、规范、监督和守护艺术品市场朝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市场必须注意到媒体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大众传媒艺术品市场积极与消极作用 马克思曾形象地借喻：“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当今社会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之实，依据马克思所言，当艺术商品实现价值的惊险跳跃时，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所有者即艺术家。然而艺术家是市场的中心，没有了艺术家哪有艺术品市场？众所周知，艺术家是艺术品市场成功的中坚力量，艺术经营者是帮助艺术家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以及保证其有序发展所起的引导、教育、监督与规范作用。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瞭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的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科学研究论文:概论科学研究论文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问题论文 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理财企业科学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关注。本文论述了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和主要论点。 引言：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优秀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EdithPenrose)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B.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社会学家塞斯内?耍≒hilip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Nelson)和西蒂尼·温特(Sidney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Stephen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南群印?984年随着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B.Barney）、申德尔（DanE.Schendal）、库尔（KarelCool）、迪瑞克斯(Ingemar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库勒(KathleenR.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A.Peteraf)、柯利斯(DavidJ.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A.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时代文章“企业的优秀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Stalk)、伊万斯(PhilipEvans)、舒尔曼(LawrenceE.Shulman)、蒂斯(DavidJ.Teece)、匹萨若(G.Pisano)、苏安(A.Shuen)、福斯(N.J.Fosse)、兰柯路易斯(R.N.Langlois)、贺尼(A.Heene)等人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Intel、Microsoft、Cisco、DELL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一部分）。在理论上，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风靡一时。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的基础上，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1）产业结构分析——“五力竞争模型，即产业环境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结构及其赢利能力。（2）识别、评价和选择适合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3)实施选定的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业绩。但是，波特的理论仍然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是产业的特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内外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对企业内部重视不够，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这对企业短期战略是适用，对中长期战略则明显存在缺陷。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这已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 同时经济学对企业理论的探讨也不但在发展，以科斯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等为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将最小分析单元扩展到企业中的个人，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及个人在经济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其理论来源的交叉性和多样性,各学者研究的角度也千差万别。因此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会对企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青少年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论文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选题是青少年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 青少年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问题或目标。问题的内容可以涉及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顾及自己研究的结果，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及其居住者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研究的最基本的目标。如果目标定位正确，选题选得好，可以说研究工作已成功了一半。 科学研究的选题应遵循如下几条原则： 一、创新性 科学总是把目光投向新的问题、新的领域，总是追求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科学。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选题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要有新的目标，我们在确定目标以前必须要了解：问题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现在已经有哪些成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些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需要从哪些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科学的创新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有重大的新现象和新规律的发现；②有重大影响的新工具的使用；③有重大影响的新方法的采用；④有关键性的新概念提出；⑤新理论的建立；③新领域的开拓。对于青少年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归结起来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有关领域中的旧观点提出新见解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物质及其运动的时间、空间相关联的相对时空观，包括“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长度变短”等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中学生的科学与工程研究虽然不能与那些世界级的科技英才相提并论，但是中学生中仍然有一些敢于对现有的思想和观点，经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的勇士。 上海复旦附中姚周率同学对“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源于施坦因豪斯的《又一百个数学问题》中的题40：“用27个单位立方体组成一个3×3×3的大立方体，一条直线至多可以戳穿几个单位立方体？”得出的结论是7个单位立方体。 姚周率同学采用了新的计数方法：“直线戳穿的单位立方体与直线被分割面截成的线段—一对应。”不仅将其推广到一般情形，证明了：“有N三次方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N×N×N大立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3N－2个单位立方体”，并且推广到更一般的命题：“MNP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M×N×P长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M＋N＋P－2个单位长方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一般正多面体的戳穿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一个N-分割后的正四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N个单位正四面体；一个 N-分割后的正八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2N－l个单位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无法进行N-分割”。 上述研究是一项组合数学中有关几何计数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已有的结论有本质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一项有理论价值的研究。 （二）、把分散的材料系统化．用新的方法整理成新的观点、见解 在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宽广，许多中学生在阅读浏览中，在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找到能激起自己兴趣的研究题目，用自己创造设计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整理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见解。 上海位育中学李艳艳和余蕾同学查阅了1873年至1999年有关太阳黑子的气象资料，通过对太阳黑子月平均值与降水、气温、气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计算，发现太阳黑子数与上海地区的气温、气压数据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4和负0．44，而气温、气压变化都滞后于太阳黑子活动约11个月。太阳黑子与降水之间的关系不如气温和气压。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影响降水的因素有更多，因而也更具复杂性。但是通过对降水资料作分析，发现有一个清晰的大约11个月零27天的周期变化，这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降水也同样有影响。 这项研究有独到的工作贡献，数据充足，过程完整，结论合理。但由于太阳黑子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大尺度”的，如何将其影响应用于局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三）、经过自己的观察实践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所谓新的发现和发明（包括产品和方法），应该是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提出过的发现与发明，其鉴定的标准是：在书刊杂志中、市场产品中、专利公报上以及各种公开的场合中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现和发明。 复旦大学附中沈渊、袁家辉、张诚同学针对教室内的照明状况，在分析了各种不足之处后，提出了一套优化照明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考虑了实际可操作性。这套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1、黑板照明优化： 根据教室黑板上的照明存在光利用不足，分布不均的缺点，即：离光源较近的地方有一条高光带强反射，使同学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内容；离光源较远处，光强又太弱。他们根据透镜发散与会聚原理，设计一个透射和反射装置。透射部分采用紧贴灯管的平凹透镜和凸透镜，发散中间光和会聚周边光，把原来向下损失的光充分利用起来，使光线柔和均匀；反射部分采用抛物面镜和双曲面镜的结合，使光线平行且强度均匀。 2、自然采光照明优化： 针对教室内靠窗口光线过于集中而太亮，而靠走廊的座位又不得不开灯，他们设想对玻璃窗作一些改进：将玻璃窗的上半部分的外表面做成锲形，以改变光线行进方向；在锲形玻璃之间做成阶梯状，可有效节约材料；锲形玻璃内表面略微磨砂，使光线柔和均匀。改进窗帘的材料和颜色，增加冷光以保护视力；改进窗帘的构造，改成窗帘由下往上拉。通过这些改进，教室能更合理地利用自然光。 3、灯具布局的优化： 灯具布局的设计上他们大胆地类比原子核内电子轨道的排布，将光源比作轨道中的电子，使它的间距以几何级数递减，并参照稳定的氖元素核外电子和甲烷电子的排布结构设计出一个灯具布局的优化方案，并通过模拟的对比实验加以论证。该方案的设计思想是把空间照明投影到平面，使光照分布均匀。 作者能利用学过的光学原理设计光源分布的优化组合，并有简单的模型进行实验验证，构思新颖，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实用价值。但限于应用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推广实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探索更简易可行的方案。 创新包括观点的创新和实施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和用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000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有一个项目《人的视觉导向》，这是一个行为与社会科学类的选题。它要研究的是“人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的效率”。一般来说人眼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其效率是很难通过标准的视觉模型解释清楚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①认定进行视觉研究过程的切人点是要对物体的方位进行分类从而使这种分类能更有效地指导针对目标的注意力；②完善这一分类机制。为达到上述目的，作者创造了一套测试实验的方法：由一台电脑电视屏幕显示几个定向的物体在一个背景下重叠起来。问题是要被测试者寻找一个特定的目标，被测试者无论是发现了目标，还是认为目标不存在，按下两个键中的一个进行选择。通过对遮盖或妨碍目标发现的背景定向的变换进行测试。这项研究要测量的是在每一种背景方位下，能用多少时间找到目标。研究结果显示：当与目标在同一分类的方向下，有导向的背景影响更大，使得对方向进行分类作为有效发现目标的方位的使用得到了认可。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预先指导”的理论，而且又为领先于“预先指导理论”的“早期视觉机械化”理论作了扩充。 怎样确定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创新呢？通过对专利公报和情报资料的查询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因为类似的甚至相同的题目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过程方法和不同的结果，也能体现自己的创新成分。 二、前瞻性和时代感 自然现象繁复庞杂，瞬息万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于前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基础，由此才能从肤浅的、零散的，发展为比较深刻的、系统的；从片面的、局部的，发展成为比较全面的、普遍的。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非常艰巨、曲折而漫长。只有以前人已到达的地方为起点，继续前进，才能使短暂的一生为科学创造作出贡献。正如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指的就是科学的前辈。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世界重大的科学发现、科技创造和发明，涉及数学、生命科学、农业。医学、机械工程、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军事技术、激光技术、纳米技术、航天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专业领域，正在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持续进步的决定因素。青少年为科学与工程项目选题时，必须高瞻远瞩，了解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在科学与工程研究中有所作为。 哪些问题具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选题呢？从如下的一些事例中我们会得到某些启示。 （一）、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有关城市垃圾的治理及对策问题，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人类对保健品的需求问题；青少年中间的肥胖问题等等。 上海向明中学柳思南等同学研究的是树叶应用于环保中的一种新用途，即：以树叶为原料来制造内包装材料，同时采用添加废纸作为辅助料的方法解决了树叶纤维物理性能差的问题。他们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目标，着重研究怎样最低限度使用防腐剂和防潮剂，以避免成品材料引起的污染。该产品经过实验验证，可以在短期内降解，并且可以回收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饮食与健康”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曾经宣布，所有的食盐都须加碘。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人体缺少它时，对生长与健康都有严重影响，会造成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但是，当摄人碘过多时，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为此引起专家们对碘盐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大同中学朱嘉英同学对上海人是否都需要使用加碘盐进行了分析。她研究设计了一个测定食物中碘含量的方法，发现上海人即使是在最普通的日常膳食中，也已经能提供足够量的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她认为：市政府在花大力气生产加碘盐的同时，还应当多向市民宣传食用海产品的好处，鼓励市民还是从食物中补碘，回归自然为好。 肥胖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流行病，对于肥胖的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肥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是与能量代谢失衡有关。 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王璐同学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间接测热术，检测体重正常者与超重者的葡萄糖、脂肪氧化和静息能量代谢情况，以分析这三个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异同，探讨肥胖的发生机制。 （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人类已经进人了信息时代，信息的较量在国际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上海向明中学徐晨斐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李愿达同学分析了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购物发展的状况，发现目前网络购物的方式缺乏人性化设计，因此网络购物发展很艰难。他们设计的目标是怎样让网络购物来迎合人们的日常购物习惯。为此，他们访问了电子商务领域的技术人员，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具体了解目前基于网页的网络购物的一些不足之处，然后针对网络购物人性化设计不足的缺点，设计了一个虚拟的银行——总服务器——商店系统，制作了一个多功能的通用客户端网络购物软件——一MyShopping（我的购物），在中间添加了很多人们在日常购物中习以为常，而目前网络购物中却没有实现的功能，使网上购物更加方便。 在世界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只要注意观察，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1999年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降落时，起落架的轮子发生了故障，幸好最后安全降落，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事故，但这足以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有一位中学生看到有关的新闻报道后，立即想到：要是飞机场有一种用于抢险的活动跑道，它类似大型的没有发动机的平板卡车，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故，可以将其拖到相应的位置，飞机可以降落在活动跑道上，由它带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停下。虽然这个想法离开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色污染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看，一次性餐具确实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人在研究“可分解的塑料”。 1999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有一项《制造可分解塑料——“BIOPLASⅡ”》的研究。“BIOPLASI”是指可以被分解的塑料，而“BIOPLASⅡ”就是作者要研究的那种由天然成分组成的，在耐用性和防水性方面类似于商品化的塑料。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种能在短时期内分解的塑料；这种能分解的塑料是由一些有机材料混合制成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种最佳的有机材料。 作者使用的主要原料是冻粉。冻粉是一种不定形的半透明的材料，加热十来分钟后即能熔解。将冻粉、用作为粘合剂的天然树脂和用作为填充料的Comsoreh以15：3：l的比例混合，可以使制成的“BIOPLASⅡ”达到最佳状态。作者对“BIOPLASⅡ”的抗水性、可分解性、抗张强度、密度、熔点和弹性等进行了测试，他们对所有的性能数据都经过了统计学方法的严格测试，并被逐个证明。他们确信“BIOPLAⅡ”的确是可以降解的，它比聚乙烯有更强的抗张强度，但是它的抗水性不如聚乙烯。 （三）、影响人类文明未来走势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城市与自然共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谋求城市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 比如：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对园林绿地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量化研究。在不同的绿地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测试方法取得量化值，其中包括：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叶面积指数、叶于重、叶面积、绿视率、垂直绿化覆盖面积、年游人量等指标。其中大多采用的是二维面积为绿地的评价指标。在技术上国内外还普遍将航空遥感技术、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于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测算研究。三维量绿色遥感调查是我国学者周坚华等提出的一种估算城市绿化环境效益的新方法，该方法中的绿量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绿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其测算方法的研究符合当前国际上精确地定量化研究城市绿化的新方向。其研究内容已经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华东师大二附中周一凡等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系统”。该系统是一个以绿量的理论与测算方法为基础，以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的定量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一个实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他的创新点主要有：在信息获取方面实现了遥感、人工调查、绿化规划、环境监测等多元数据的输人和实现了遥感数字图象的直接屏幕量化，实现了绿量和绿化环境效益的自动测算，实现了动态化的环境预测和决策支持等全视窗化的模块和帮助子模块，实现了直观化、易交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目标，为绿化和环境数据的管理，为预测绿化规划实现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决策绿地建设方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可靠和易于操作的工具。 现代文明，使家用电脑，家用电器逐步进人每家每户。如果不会操纵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在未来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便。在1999年和2000年青少年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都出现有关于便于残障人群操作的控制电脑的方法的研究项目。如：“脚踩鼠标”和“给残疾人的耳朵”——用词语命令来开关连接到电脑主机上的家用电器等，为各种人群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的生活带来方便。 三、实用性 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要考虑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它创造有关自己，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科学与工程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应用和认知两个方面，一个研究项目价值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必须要体现它的价值。 比如姚周率同学的“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认知方面体现了它的价值。上海第三女子中学金如君的“用人发合成L——胱氨酸锌的研究”，她了解到：锌是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胱氨酸具有很多药理功能，它们两者的配合物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与传统的补锌剂相比，胱氨酸锌具有较高的吸收率，而且没有副作用。金如君研究了用人发合成胱氨酸锌的方法：将酸加入发进行水解，调节pH值至氨基酸分子所带正负电荷相等，使其析出沉淀，经过结晶与重结晶制得纯度较高的胱氨酸；然后在胱氨酸中加人氢氧化钙、硫酸锌，控制温度和pH值，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之后，得到配位率很好的胱氨酸锌，究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上海复旦附中黄晸同学的“旋转圆盘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和装置的结晶均匀性研究——与搅拌结晶法的比较研究”包含了认知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结晶是医药、生化、精细化工领域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的纯化和精制方法。晶体的晶型、尺寸、以及均匀程度对化合物或产品的纯度、性质和用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晶体过于细小，会导致晶体表面积增加，容易造成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降低产品的纯度；晶体尺寸不均匀，也会影响使用。目前通常使用的是搅拌式结晶的方法，由于其设备结构的特点，母液在冷却器和搅拌器间反复冷却、搅拌、混合、结晶生长。部分母液过冷冷却以及搅拌产生的机械碰撞造成了两次成核，从而导致了结晶颗粒分布不均匀。过冷造成的共结晶，以及颗粒大小不均匀造成的母液和洗涤液抽滤可透性的不均匀使细小晶体表面积更容易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上述两条是结晶纯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保证晶体的纯度，就必须通过提高母液放料温度和增加洗涤液量，使收率下降。目前所使用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是用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它虽然可以控制结晶冷却曲线，增加晶体颗粒尺寸，但仍然无法解决颗粒均匀性问题。黄晸同学研究的“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将旋转圆盘上的流动、温度、浓度理论解析运用于溶液结晶。她设计和研制了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设计过程中，她解决了用实验室磁力搅拌器驱动圆盘旋转和调速，设计了一个能有效冷却旋转圆盘的冷却槽，用特殊的密封材料和结构，以及密度大于母液的乙二醇冷却液得到的稳定的液封解决了密封问题。她还在自己设计的试验装置上完成了原理性的基础实验，并与实验室搅拌结晶实验结果和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提高结晶颗粒均匀性和操作稳定性（重复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次成核晶核数、转速、温度、降温速率是提高结晶颗粒的均匀性和得到大颗粒尺寸结晶的主要因素；而圆盘温度过冷、转速过快造成的流速过大是形成二次成核的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生产水平和科学进步是评价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客观标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是本质的主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它被滥用时又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科学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就是社会的日益科学化。社会的科学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迅速提高。虽然由于生产的盲目发展也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使一度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受到了自然的无情惩罚。但这不能归咎于科学，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足，由于人们对人类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无知，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并采取有效的自我控制的措施，人和自然也就有可能逐渐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由于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向海边大量倾倒垃圾所造成的污染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1999年美国有一个中学生的研究项目叫“病原体的天堂”。他研究的目的是：测试由于在佛罗里达海湾的沿海居民因为对处理污水的不良习惯，而引起的海水污染。他用转录酶转换——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海水中的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细菌。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人类丢弃的废弃物的渗出，污染了海水，有100多种致病细菌从人类垃圾中释放，最终形成了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防止反复污染，他研究出了一种快速而灵敏的方法去测定水中是否有这些病菌存在。 青少年在学习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过程中，特别要学习怎样用正确的科学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选题，使自己的研究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 80年代以来，上海及江浙两省的临近城市发展非常快，人口急剧增加，一些河道污染特别严重。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常年黑臭，严重影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已经成为市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苏州河及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为了防止产生反复，对苏州河的治理和保护仍然需要得到长期的重视。 四、分阶段目标 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活动，是为了在相对纯粹的条件下更好地揭示自然规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贯穿着极为艰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其产品则为知识。只有在知识成果的基础上，科学才能进人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科学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还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也是发展变化的。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且认识事物的手段、方法在日趋完善，科学揭示的事实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精度，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崇尚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 1999国家科学于工程大赛有一个选题，研究“转炉接触反应的新催化剂”以减少环境污染。课题的来源是：因为汽车发动机会产生含有CO、NO及碳氢化合物，排出的气体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果不经过转炉接触反应会严重污染环境，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空气污染是由此而产生的。目前应用于转炉接触反应的催化剂是一些贵重金属，价格非常昂贵。该课题要研究的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低成本的新催化剂。 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催化剂，它的表面积要比其他催化剂大好几倍，在氧化反应中的活性也是它们的好几倍，与贵重金属相仿。 第二阶段的计划是用一种新方法合成新的催化剂。这种新的催化剂有很高的氧吸附能力，在还原一氧化氮的反应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项化实验中发现新催化剂的还原能力要高于目前最常用的催化剂，而这些发现都可以证明新的催化剂在将来很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 以后的目标还要研究新的催化剂对不同的硅酸盐与介质的混合物如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的混合反应，及在硫化反应中的催化活性的比较。 学生研究的项目，应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项研究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同学选题过大：或者提出了问题以后，不知道从何着手去解决问颗。比如关于“电池的利用、回收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废电池是一种含铅的危险废弃物，如果随意丢弃的话．不但回造成铅资源的浪费，而日还会污染大气、水质和士壤环境，被污染的土壤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得到自然净化。我们许多中学生也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组成志愿者队伍，积极宣传和回收废电池。但是回收了以后该怎么处理？对随意丢弃有毒的废弃物的问题该怎么进行管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还不仅仅是家用的干电池，还包括大量的随着汽车工业、电子通讯设备、电脑、电力助动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所生产的大量的被丢弃的铅酸蓄电池。这一切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这里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有关信息。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8月，为了保护我国的有限铅资 源和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改变我国再生铅回收技术的落后面貌，上海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无污染再生铅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引进了破碎和分选设备，经过对这些引进的工艺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调整、提高，使它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废铅酸蓄电池中的板栅、铅膏、硫酸、PVC隔板、塑料外壳等进行分类回收和冶炼，形成了从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生熔炼、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一条龙”生产线，建成了每年能回收铅3万吨、锑8000吨，硫酸1万吨、塑料5000吨；消除3万吨二氧化硫排人大气；再生铅品位达到99．99％的现代化生产企业。 但是，由于对含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回收渠道，造成具有先进处理设备的企业因为缺乏原料，因而生产能力不能发挥；而不具备处理能力和技术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量收购废铅酸蓄电池，将废旧电池随意拆卸、倒酸，并利用原始的土炉、土罐熔炼废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了解了有关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把研究的问题定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是回收的措施和管理的问题，也可以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等。 我们在确定科学与工程研究目标的时可在不同的层次上定位：一个主目标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目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把一个问题分成若干个小问题逐个加以解决，这样做就能更具体、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在主目标的上面找到更大的目标，就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更开阔，目标更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更周全、更合理。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标准问题思考论文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与----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教育、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的是与相结合的科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的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运动的，对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家进行科学，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优秀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科学、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教科书的抄袭，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制度经济学政治科学研究论文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优秀，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优秀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优秀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制度建设择优机制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优秀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非线性科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对线性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关系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对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对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右脑革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第二种科学；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性功能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科学研究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优秀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优秀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摘要：管理科学研究是以最佳的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使系统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需求获得相对满足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是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象与方法；结果；讨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象：整群抽样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 随着21世纪社会快速变革，医学模式也面临重大改变，医护人员为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其工作状态及健康状况，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指数量表(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对银川市10家医院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为增进其身心健康、改善倦怠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1岁；其中男性17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7岁，平均工龄为134年；女性350人，年龄19～66岁，平均338岁，平均工龄为134年。 12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MBI量表包括3个子量表共22个项目：(1)情绪耗竭(EE)9个项目，主要评定工作压力引起的情绪反应；(2)人格解体(DE)5个项目，主要指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用冷漠、忽视的态度；(3)个人成就感(PA)8个项目，主要指对工作能力体验和成就体验的评价。量表由受试者依据自己的感受对量表的描述进行自我评估，评估全部采用5点记分法，各分量表的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得分之和。其中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重，个体成就感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轻。根据得分又将职业倦怠3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分为轻、中及重度3个等级〔2〕,当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及因子得分在2分以下，表明职业倦怠问题较轻(轻度)；2～4分之间表示已存在职业倦怠的问题(中度)，4分以上表明问题比较严重(重度)。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600份，收回合格问卷522份，合格率为870%(排除不合格及填写内容少于80%的问卷)。 13统计分析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采用成组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因素的职业倦怠状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因素。 2结果 21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MBI评分结果显示，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有近1/4(234%)的医护人员属于高度情绪耗竭，而低水平的人格解体所占比例不足1/10(61%)，低水平的成就感所占比例近1/3(308%)。结果提示，银川市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不容乐观。 22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人格解体得分医生(1338±265)分，护士(1259±2310)分；成就感得分医生(3063±412)分，护士(2978±447)分；成组t检验结果显示，医生与护士2组间在人格解体和成就感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医生与护士间在情绪耗竭方面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在医护人员中，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人格解体方面的程度较高；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其职业成就感较低。 23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表1)通过职业分层，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情况。结果提示，在情绪耗竭与人格解体方面，不同医院的医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私立医院医生的成就感较高(P＜005)。不同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省级医院护士情绪耗竭显著高于市级和私立医院的护士，但其成就感却低于私立医院的护士。而人格解体方面得分不同医院的护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与私立医院相比，其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经成组t检验显示，不同医院中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表现在不同方面。省级医院表现为成就感得分的差别(P＜005)；市级医院表现为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得分的差别；而在私立医院医生和护士之间职业倦怠在3方面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医生组成就感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aP＜001；护士组情绪耗竭省级医院与市级医院比较，bP＜001；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cP＜005；护士组成就感省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dP＜001 24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表2)以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及个人习惯和爱好因素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定期体检、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因素进入情绪耗竭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成为影响情绪耗竭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人格解体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职业种类、职业变动、定期检查和睡眠状况是影响人格解体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定期体检、放松技巧、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为影响个人成就感的主要因素(P＜005)。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个体特征、个人习惯和爱好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 3讨论 职业倦怠(jobburnout)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征〔1〕。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银川市医护人员在职业倦怠程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说明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护士群体的成就感显著低于医生的成就感〔3〕，与本文结果一致，可能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护士在福利待遇、晋升及继续教育方面与医生相比均较低，但工作强度和轮班制度导致其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感觉自身工作价值和职业期望得不到实现，导致护士成就感低落。本次调查显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显著高于私立医院，说明医院的性质差别也是造成职业倦怠的一项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也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的医生在工作负荷方面较大，对自身工作的期望值较高。本研究表明，定期体检、睡眠状况、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放松技巧等因素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个体因素。而不同医院、职业种类、职业变动等因素为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环境因素。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的个体特征及环境因素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与文献结果一致〔4〕。因此，在不同医院中，明确和稳定医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角色，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调整个体特征因素，特别是注重个体身体健康和睡眠状况，增进自信心和成就感，可提高其工作效率，降低职业倦怠程度。 科学研究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价值问题探讨论文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性学习论文 一、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第一，教学内容是开放的。学生可以研究天文也可以研究地理，只要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就一定能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第二，教学空间是开放的。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联系生活实践，因此，学习的地点不一定在教室，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研究地点，可以是操场也可以是图书室，甚至学生可以走出校门，去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第三，学习方法、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通过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以及调查，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变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第四，信息的收集是开放的。学生不单单可以从教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上获得信息，而是也可以从知识讲座、互联网、多种媒体、交流互动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第五，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是教学的主要因素，而教师改变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主导身份，变成了教学的指导者和学生的服务者。研究性学习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和关系平等看待，鼓励学生和教师合作交流，互动学习。2.探究性在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探究性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特点，其主要指学生学习的内容不是教师指定的，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主动确定数学课题。学生学习的方式也一改传统的被动识记教师教的内容，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进而去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探究自主学习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不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只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去归纳问题，并适当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3.实践性数学课程不单纯是简单的数字课程，而是和其他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非常重视数学课程和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的关系，不仅关注数学的专业问题，还关注数学课程和科技、文化、自然等学科的密切联系。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在平时就应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的实施去深入领会数学课程的内涵，反过来，研究性学习也会指导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一）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往往是通过一个课题的实际展开来引导和帮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的。学生在自己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合作探究、分析交流等方法得出结论，既树立了研究问题的信心，又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通过收集、提炼信息培养学生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学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数学主题去主动收集、分析加工、重点提炼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种种渠道去获取有效信息，在此基础上去归纳和整理，提炼出问题的有效价值，进而培养能力。 （三）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问题 数学课程是一门非常精密的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严谨而科学的。学生要从一开始就树立一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在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大胆积极地创新，要有一种学无止境、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只要有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生在任何研究学习上都会有所突破和进展。当前，研究性学习在新课程改革中仍处开展的初始阶段，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们要让研究性学习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助推剂，引导学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作者：白建萍单位：江西省宜丰县职业高中
艺术鉴赏论文:高职艺术教育美术鉴赏课作用 【摘要】 高职院校艺术教育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不断改革，有所创新，大量实践证明，美术鉴赏课对提高高职艺术教育水平大有裨益。本文从知识积累、艺术修养、审美价值观和商业素养几方面分析了美术鉴赏课的作用。 【关键词】 美术鉴赏课；高职艺术教育；审美能力 艺术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涉及诸多领域，除了天赋，人文知识积累、创新思维、审美意识、鉴赏能力等因素也极为重要，对提高艺术水平有着很大帮助。高职院校艺术教育重在培养实用型人才，艺术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同时还要加强对艺术设计实践性、商业元素等方面的考虑和学习。美术鉴赏课作为人文艺术类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门，综合性也非常强，对提高高职艺术教育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开拓眼界，增加人文知识积累 艺术是美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综合反映，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也有着紧密联系。所以对于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而言，学生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积累，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对艺术有更深的理解，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而且艺术设计还涉及到设计学、广告学等领域，对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纵观古今中外各个艺术家，无一不是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美术属于艺术范畴，包括绘画、建筑、雕塑等多种形式。所谓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美术作品便是如此，经典美术作品既能记录生活、反映生活，又能作为创作者托物言志的工具。通过美术鉴赏课，欣赏中外优秀的美术作品，可以开拓学生的眼界，增长见识，丰富自身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质。每件作品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创作的，记录着那个时代，所以往往可以从美术作品中发现历史，探索历史遗迹。比如《清明上河图》，几乎将整个北宋的社会生活和风气囊括其中，直至今日，研究北宋的服饰、建筑、历史、技术都离不开此作品。再比如《蒙娜丽莎》，在鉴赏之前，应当对文艺复兴时代和达芬奇有足够的了解，所以说美术鉴赏有利于学生增长人文知识，为艺术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重视创新，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艺术和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不同，它没有固定的公式，没有统一的答案，学习者的思维意识、生长环境不同，对艺术的理解也不同。从这点来看，艺术其实是一种多元文化，提倡从多个角度分析，而不应落于窠臼。在当前社会，学生更应如此，认识到事物具有相对性，具有多元性，敢于突破常规思维束缚，从新的角度予以新的解读。美术鉴赏课程亦然，很多作品在创作之初并不受欢迎，比如梵高，生前生活极为落魄，作品无人欣赏，可如今其作品单价高达百万千万。这说明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和思考方式是不同的，通过美术鉴赏，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其创新能力，如此才能创作出与众不同的作品。艺术修养是个很广的范围，是创作能力、精神境界、性格情操等的集成物。美术奖赏要求感觉、感情、认知多方面的统一，起到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比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借古喻今，以愚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虽然采用的是古代题材，却赋予了新的意义，在鉴赏时，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而米开朗琪罗的经典作品《大卫》，表面上看只是一个雕塑，其中却蕴含着无限情感。通过鉴赏，可使学生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道德情操得意陶冶，艺术修养得以提高。 三、锻炼审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在艺术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要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必须经过对大量艺术作品的鉴赏，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找出属于自己的审美方法。同时，还要遵循一定的审美标准。优秀的美术作品有些是内涵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有些则是艺术技巧水平较高。对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观察美术作品的立意、风格、构思、布局等是基本能力，如《蒙娜丽莎》的空气透视法。在此基础上，方能进一步理解作品深意，随着审美能力的提高，自然对作品有更深的理解。 四、加强实践，提高现代商业素养 仅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崇高的信仰还不够，尚需经过实践生活的磨炼，能够经得起人们的评价，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高职院校本就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主，艺术专业将来也要应用于实际中去。当前的美术鉴赏课为学生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和帮助，对其实践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在鉴赏中也能了解到现在社会对艺术美学的实际需求，如此学生才能把握消费者的心理，设计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五、结语 艺术和科学、商业并不完全对立，在当前社会，我们应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高职院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目标。美术鉴赏课程不仅仅是对作品的欣赏，也是对学生艺术修养的锻炼，对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对艺术专业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任文宽 单位：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高校音乐专业艺术鉴赏能力培养分析 高职类院校学前教育音乐专业学生鉴赏能力现状 （一）音乐鉴赏能力课程设置不合理 高校课程设置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的要求，为社会培养人才。但是目前在师资培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课程设置与社会的实际要求脱节。即使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在基础音乐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在高职类院校尤其是学前音乐鉴赏能力课程这一方面的改革进度较慢。如今强调素质教育，更加强调音乐的特殊功能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学生价值有偏差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只是注重音乐的娱乐功能，他们认为音乐是用来放松自己的紧张情绪的，主要是为了消遣。所以，学生在选择自己所听的音乐时，就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大部分的学生喜欢的是摇滚或是流行的歌曲，追求感官的刺激。对于那些古典含蓄而且有内涵的名曲就会有抵触的情趣。比如在古典音乐鉴赏课上，大部分学生不是睡觉，就是看杂书。 （三）被动学习的态度 因为音乐鉴赏能力是一种无法定量测评的方法，所以很难对鉴赏能力进行考核。而且大部分学生在音乐鉴赏能力方面基础薄弱，更不用说音乐素养。有的学生甚至对于基本的音乐常识都不清楚，对于音乐家和歌手都分不清。在学生们的眼中，课本中的音乐家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所以学生对于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学习都是被动的。再者，由于流行音乐的影响，许多学生更加喜欢流行音乐，对于学校中的音乐课程的学习处于被动状态。 （四）缺少音乐氛围的熏陶 父母和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比教育的影响更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如果父母喜欢音乐，那么这种对音乐的爱也会影响到孩子。因此父母如果经常听高雅的音乐，学生对于音乐的素养也会无形中提高。但是，大部分的父母忙于工作，而且有些父母很少会听高雅的音乐, 他们更喜欢流行音乐，买CD 时也很随意，不关心 CD 的质量，因此这些父母很少会考虑到 CD中的歌曲对孩子音乐素养的影响。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音乐专业学生音乐素养低下的原因分析 （一）老师缺乏积极性 由于艺术情操的培养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无法进行一个定量的衡量，这就导致有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比较懈怠，不重视对学生音乐艺术情操的培养；另一方面，音乐艺术情操的培养要靠学生自身的领悟能力，不同的学生领悟能力也不同。虽然教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却发现学生没有一点进步，于是失去了信心，疲于应付学生。 （二）老师对教学目标缺乏理解 由于高职类学前教育音乐专业的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上，重在提升学生的音乐技能和技巧，但是对于艺术熏陶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高。分析其主要原因，教师对于目前对学生的培养重点不是很明确，而且教学目标还存在一些误解，最终导致的就是学生会音乐技巧，但是对于艺术情操的陶冶方面则是软肋。 （三）音乐鉴赏方面缺乏创新 选择音乐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但是到了真正的课堂，枯燥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环境让他们对音乐的热情消减了一大半。教师在课堂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地不断重复那些传统的古典音乐，要知道现在的学生追求的是新鲜和潮流，传统模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再适应如今的学生。 （四）教学方法单一 对于艺术情操的培养，大部分教师认为这主要还是学生自己的理解和顿悟，所以他们在课堂上提供的就是传统的乐曲，上课了就通过设备放给学生听，但是学生是真听了还是假听了，教师不得而知。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已然不适应如今音乐教育的发展，应该被淘汰和废弃，但是依旧还在高职类院校中沿用。 加强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社会的未来在教育，教育的未来在教师。只有拥有优秀的教师，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由于音乐教育在目前高校中的地位比较低，所以要想加强音乐方面的建设，就需要提升音乐在众多学科中的地位，需要加强音乐教师队伍的力量。首先必须加强重视，尤其是领导的重视。领导是一个企业的领头者，只有先引起他们的重视，才能提升音乐在众多学科中的地位，真正实施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其次要尊重学生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不同的学生对音乐领悟力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学习音乐的权利，形成一个学校重视教师、教师重视学生的氛围。同时还可以应用先进的教学设备，将多媒体、电脑等现代技术运用到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充分感受到音乐的氛围。这就要求音乐教师也要加强现代技术方面的学习，而不是单纯地教学生怎么唱歌。 （二）合理设置音乐鉴赏教学目标 新的课程设置在不断地完善，但是音乐审美能力直接与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相关。因此，必须重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是这还是有别于传统音乐教学中的技能教育。传统的技能教育过分地强化了技能的作用，依靠的是单纯的音乐知识，造成的局面就是学生喜欢音乐但是讨厌音乐课的尴尬局面。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音乐可以让教师失去了兴趣，学生又如何会学好音乐呢？所以，如今的音乐教育应该提倡的是一种融合式的教学，不仅仅是传授音乐知识，而要将趣味性和审美性融合到教学中，让学生在愉快而轻松的环境中全面掌握好音乐技能让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替代传统的音乐枯燥的理论知识，使学习变得轻松和愉快。 （三）因地制宜地创造音乐鉴赏的教学内容 对于音乐这门艺术的鉴赏能力,只有依靠对好的作品的鉴赏才能提升。 勇敢面对音乐课程的挑战，对音乐教材进行适度的增加和删减，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这样不仅仅改变了学生以往对音乐课缺乏兴趣的现象，而且还能在“流行”的音乐中学到大量的音乐知识，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学中，要把握好古典、流行和抒情等歌曲的特点，将优秀的作品融入到教学中，同时将教学寓于美、情、乐之中。根据学生的需求，关注学生的兴趣点和音乐课程之间的联系，将教材用好、用活，在提升学生鉴赏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水平。因此，音乐教材的编写需要编写者突出重点、因地制宜。让学生喜爱音乐是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爱音乐的同时，能够更加愿意学习音乐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对教材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这对教材的编写者来说是一个较高的挑战。在教材中要尽量使用简谱教材，在音乐的选择中，要介绍音乐的背景，比如与音乐相关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师的地位不应该是传统的作用———学生和教材之间的搬运工。教师可以将音乐知识运用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比如可以举行音乐大赛，鼓励学生参加，学生肯定希望能够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一心理，在学生表演之后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提出诚恳的意见，这样的指点会比课堂上的直接改正效果要好得多。#p#分页标题#e# （四）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都有待提高。教师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方法。作为合格的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特点采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首先教师要承认学生在气质、性格、能力和兴趣等方面存在差异，只有根据个体的差异才能达到有效的教育。将学生放在教学的主体上，让学生在一种充满爱、充满创造的意识氛围中陶冶成长，音乐鉴赏教学才更富有活力。音乐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不仅要提高音乐技巧，还要注重情感的交流。 本文作者：王娟娟 单位：山西省汾阳市汾阳师范 艺术鉴赏论文:大学体育艺术鉴赏能力培养思考 艺术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影响人的一生，体育可以强身健体，愉悦精神，让人品质坚定，意志坚强。而体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则可以激活人的思维和创新精神，点燃人类的生命之火。体育与艺术活动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门类，但其实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活动，体育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使体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等得以创新，从而为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体育艺术拥有着无限的魅力，体育艺术并不仅仅是一种竞技比赛，更是一种进取精神的培养，一种文化修养的提高，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体育运动的训练过程、比赛方式、竞赛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动作美与形体美等给人们带来的感官和情感上的体验，有助于人类文化修养的提高。 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体育竞赛更进一步反映出世界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国际主流精神；运动员通过不断的训练，在体育比赛时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同心协力、巧妙配合等，都会对新时期大学生的体育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有一定的影响。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应不断提升大学生对体育艺术的理解，加强其对体育艺术认知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对体育艺术鉴赏习惯的养成。 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体育艺术审美观 （一）培养健康的艺术审美观 由于所受社会影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同审美观影响，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所持的态度和看法也就不同，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有高尚与低劣之别，有正确与不正确的区分。健康的审美观就是高尚的、正确的、自觉的审美观。由于广大青少年还处在人生发展成熟阶段，对健康的审美观还缺乏一定的正确认识。因此，要充分利用体育活动寓教于乐，树立大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创造美、表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向他们传授审美知识，以培养身心健全的人才。在每所学校里，都会有少数大学生对某种运动项目非常痴迷，这种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在享受这项运动，获得一种愉快的心理享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些大学生拥有正确的体育艺术审美观，能够较为深刻地认知体育的艺术性，所以他们能够有较高的兴趣去对待这种项目。 （二）培养大学生对体育艺术美的鉴赏力 体育活动中有许多富有感染力的、生动的、形象的审美对象，有利于大学生培养对美的鉴赏力，使他们在对美的重复体验中，经过美育培养审美能力，因为，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不能欣赏美，美感是与审美主体（审美者）的条件有关的。马克思说过：“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此，要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意识倾向，帮助大学生把体育常识与美学原理结合起来，鼓励大学生在运动中尝试美的内在体验和自觉的审美意识，把内心体验的美与外形观察的美结合起来，同时，组织大学生观看体育比赛和体育录像，使大学生能够从中获得美感。 （三）激发体育兴趣，培养形体美、运动美 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具有刚健美、敏捷美、韵律美、跃动美等运动美，从而使身体具有健康美、强壮美、匀称美、线条美，增强肌肉力量，消除腰腹间堆积的多余脂肪，增大胸背部肌肉的体积，使四肢结实，发展节奏感、协调性、节奏感、柔韧性，从而使大学生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创造美的满足，在活动中表现美。因此，对大学生体育艺术鉴赏能力进行培养，能够调动其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提高体育教学效果之目的。 （四）培养体育精神的健康美、行为的健康美 体育活动能够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通过各种体育活动，比如篮球活动等就能够培养大学生互相协作、团结友爱的体育精神，这对陶冶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体育运动员积极拼搏、勇于奋进、不怕吃苦、坚持训练的品质也给当代大学生以人生的启迪。所以，在大学体育教学中，要积极地对学生进行体育精神健康美的培养，从而树立大学生机智灵活、拼搏进取、集体协作、坚强勇敢、助人为乐、为人正直、谦虚谨慎、遵守纪律、文明礼貌等良好的美德和思想作风。 体育艺术鉴赏能力培养的具体途径 高校是体育爱好者中最集中、最有理性思辨能力的一个庞大群体。每个大学生因所受教育、所学专业的不同，在体育审美中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由于已有了多年体育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对体育艺术的鉴赏很少盲目，只要理智地分析和思索，鉴赏能力的提高就会水到渠成。 （一）树立正确的鉴赏态度 在体育运动中，往往能够表现出巧用计谋、出奇制胜、闪转腾挪等娴熟技巧，表现出个人风采，以及不畏强难、迎难而上、勇敢拼搏的体育精神。通过欣赏体育运动比赛，往往能够领略运动员在整个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良好素养和精湛技艺，而并不是为了仅仅看个结果，而是为了欣赏运动员富有激情的精神状态。 （二）培养良好的鉴赏习惯 作为欣赏者，在体育运动中，要不为悲切的失利而懊丧，不为意外的胜利而狂呼，要把蕴涵体育活动中的内在美，把体育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美，用独到的体育思维去感受，虽然体育竞赛必然要有个结果，虽然肯定有鲜明的倾向性，但注意要领略其中的美，要运用我们所拥有的相应知识，把握该项目运动规律的理性鉴赏的层次，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得出更有利于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三）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养成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是提高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不一定成为运动员，但在鉴赏体育艺术的过程中，可以以运动员为参照，不断地感知美、欣赏美，以高规格的带有体育美的标准激励我们积极投身所热爱的体育项目，将感官的体育兴趣转化为自己的体育行为，最终升华为终身的体育意识、兴趣和习惯，这样就能够更高水平地鉴赏体育艺术，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体育知识与能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旨在弘扬培养大学生的体育艺术鉴赏能力，把体育从单纯的竞技性中解脱出来，引导大学生创造和欣赏体育艺术。 （二）建议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课程设置也越来越广泛，手段也越来越完善，艺术教育越来越丰富，时代对大学生的艺术修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在现代的体育教学中，教师要有意引导学生的兴趣，根据学生的特点，使学生能接受一定的艺术教育，并有目的地选修一些艺术课程。第二，大学生要有选择地参加体育艺术活动。校园里的一些体育艺术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空间，其组织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多彩。体育运动有利于培养勇于创新、积极向上的精神，有利于培养政治方面的情操，因此，大学生在参加体育艺术活动的时候要选择那些思想性强、健康向上的艺术活动。第三，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模式。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繁荣的主要标志，其首要职能是培养人才。在对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能总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旧有模式，而要在教学模式上实现一定的突破，对于体育教学来说，更要和现代科技文明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体育艺术的鉴赏能力。#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翁颖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艺术鉴赏论文:电影赏析教学中艺术鉴赏的作用 作者：杨馥如 单位：台湾台北开南大学 一、前言 休闲娱乐中，许多人都喜好观赏电影。电影欣赏(赏析)也是许多学校会开设的课程之一。电影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形式，透过视觉影像及故事，让我们在虚拟的情境中，一方面赞叹其技术及丰富细腻的艺术表现，同时经历及体验导演想传达的人生哲理与生命的价值观。在娱乐之余，也能带来一些省思，看完一部片子，就等于读完一本书，如又有人引导欣赏，真是一举数得。从教育的层面来看，电影赏析对这一代的学生情意发展与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功效与帮助。但一般电影赏析教学偏重于以符号学方式去赏析其蕴含的内在意义，学生会觉得太艰涩，难以理解。且许多学生也希望了解导演利用怎样的手法去拍摄、运镜、构图、剪接画面等。如何将原本应用于赏析精致艺术品的艺术鉴赏方法应用于电影赏析教学来分析影片的形式、内容等?学生借由此方法赏析电影的效果如何?教师教学上有哪些做法值得参考而哪些需注意?希望借此研究能为日后电影赏析教学提供另一发展模式，也可作为实务工作者进行相关教学的参考。 二、文献探讨 赏析电影可应用的理论有“作者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叙事学”等［1］，皆可作为分析电影之理论依据。在本研究中则以转换艺术鉴赏理论来赏析电影。因此以下先探讨艺术鉴赏方法再思考电影的特色建构适合之教学模式。 (一)艺术鉴赏的方法 在艺术教育界，曾兴起艺术鉴赏教学之热潮，著名学者Feldman之艺术鉴赏的四个层次———描述、分析、解释、判断成为艺术鉴赏教学之典范。［2］Feldman认为艺术鉴赏包含描述(将作品中所有视觉特质逐一详列，并以解析或叙述的方式表达之)、分析(针对前阶段所列的细目，陈述各图像符号的关系，借以分析各元素、形式与事物间的关系，以探究图像概念和相关的术语)、解释(依据前两个阶段所汇整的信息，来发掘和创造作品的意义，并理解该意义所传达的意念、心境或感情)、判断(将作品与同层次的其他作品作比较，以决定其优越程度)。［3］但艺术鉴赏的四个层次主要是针对精致艺术作品所提出的建议，因此本研究在应用时会有一些调整与改变。 (二)电影赏析教学要点 分析电影与分析一幅精致艺术品的要点毕竟是不同的。因此，研究者先分析电影制作要素作为赏析电影的要点。一部电影的制作通常是耗费巨大的，包括时间、资金、人力、物力等，结合影人的巧智和创意，透过演员投入生命的真挚演出，最终才可完成其所欲传达的主题真意。［4］在内容方面，每部影片都有其故事宗旨即中心精神，有的或许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有的可能是深奥复杂的逻辑体系。端视表现目的为何。一般而言，故事的四大基本要素包含:剧情、角色、环境背景、冲突。［5］电影依其风格和类型一般可分为三类，即写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古典主义。写实的电影企图尽量以不扭曲的方式再现现实的表象，大部分的影像总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关系。极端的写实电影会倾向纪录片，强调人与物的真实摄像。形式主义的电影通常强调技巧与形式的表现，这类电影属于导演的作品，作者个人风格通常非常明显。大部分剧情片都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一般称之为古典电影。古典叙事电影画面的取舍通常是由它们与故事或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定，但是银幕上呈现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导演个人主观视野所产生的美学现实。［6］制作电影的技法包括光影、色彩、角度、镜头、剪接、声音等。光影与色彩都是虚拟而非真实的物质，但它们也是主导影像视觉气氛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在光影方面，好莱坞大片时展三点灯光(three-pointlighting)技巧，至今仍在世界上通用。主光(keylight-ing)是光线主要来源，制造影像之主导性(dominant)，会首先吸引我们的目光。补充光(filllights)没有主光那么强烈，显露一些次要细节不被黑暗吞噬。背光(backlights)则分别在前景和环境，赋予三度空间纵深幻象。创作者依影像主题与营造的气氛，用明调光(highkey)、低调光(lowkey)与逆光(backlighting)等光影类型来表现。［6］明调光可制造活泼气氛，低调灯增添神秘与悬疑。［7］在色彩方面，每个影像都应有整体的色彩基调来配合创作的主题。例如低彩度的色系适于怀旧的主题，高彩度的影像则适于活泼的影像风格。在色彩心理层次方面，色彩具有文化性、象征性与流行性的特质。在文化性方面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民俗习惯，如中国用红色代表吉祥，日本则以白色表示。所以，主题如牵涉文化性的题材，选择适宜的颜色对主题的传达会有强化的效果。在象征性方面主要依照大众普遍对色彩的心理反应来决定，如蓝色象征和平，黑色象征黑暗与危险等。在色彩流行性方面观察时下的流行用色，不但会帮助主题意念的传达，也会提升观众的认同感。镜头的组合原则有赖远景(longshot)、中景(mediumshot)和近景(closeshot)之配合达成。一般用全景来确定整个环境的关系位置，中景用来描述主体的动作，而近景或特写则可表现主体的表情与对事物的反应。除此之外，水平镜头通常是用做叙事交代。俯角镜头会凸显环境，减少被摄物的重要性，使人物显得无害及卑微。高角度镜头会呈现画面中人物的困境、无力感以及被攻击拘禁的情况。仰角镜头会增加被摄物的高度，增加主体的重要性，使物体在观众前方展开，甚具威胁性，也使观众欠缺安全感并觉得被人控制，由仰角摄得的人物通常会引起恐怖、庄严及令人尊敬的感觉。［6］在剪接方面，常用“淡入/淡出”做影像开始与结束时的应用，也常用于交代时间、场景以及主题的改变。将两个镜头直接切换，适用于营造快速的影像节奏。“溶”通常用来表示影像上时间与空间的同时改变，或是在同一地点只做时间转换的运用;“划接”即是后一个画面水平移动而推走前一个影像的转换方式，常被用做具有趣味性或刻意建立个人风格的表现手法。声音主要作用在传达广告内容，使观众能了解意境和内涵，一般分为旁白、音效和音乐。旁白可辅助画面镜头的内容说明或代替画面人物的想法。音效为加强戏剧效果，增加观众对剧情内容的心理反应或暗示转场作用。音乐则有营造与烘托气氛、加强动作、交代场景时间地点的转移作用。［6］ (三)艺术鉴赏方法应用于电影教学之模式建构#p#分页标题#e# 应用艺术鉴赏在描述阶段主要是有关文本(影片内容)的概述，包括剧情大意、叙事结构、角色、环境背景等。因为影片是动态的，无法像平面作品能就感官给予简略的描述，必须要等整个影片观赏完毕后才能对影片内容进行概述。在形式分析部分，制作电影的技法如光影、色彩、角度、镜头、剪接、声音等会影响其呈现，列入分析的重点。解释阶段是有关影片内在意涵的解释，旨在探讨文本或对象所传达的内容、意义、目的。这部分的诠释相较于形式的分析，观者会想先了解这部分，因此这部分需先进行诠释后再进行形式的分析。最后判断阶段是在通过对文本的描述、诠释与形式分析之后，所提出的综合价值判断。综合上述，可将赏析电影影片方法与要点列表如下: 三、研究方法与流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探讨、行动研究来搜集研究资料。运用行动研究是因它可以改进课程实务工作的情境，从实务经验当中建构课程理论，达成教师的专业成长。［8］行动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发现课程问题、界定与分析课程问题、拟定课程计划、实施与修正课程计划、评鉴课程并提出报告等步骤［9］，但资料搜集、观察、反省是融于整个过程中的持续动态形式。本研究根据此，改为问题酝酿期、课程发展期、课程实施期、课程评鉴期作为行动研究发展的流程。而此次的行动研究是以观察、访谈、文件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来进行资料之搜集与分析。 (二)研究流程 1．问题酝酿期电影是休闲娱乐中极为普遍的方式，一般都是利用符号学或社会学等方式分析，但对没有深厚理论知识的学生，很难使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了解，促使研究者萌发寻找适合之教学模式，后来发现并未有人将西方的艺术鉴赏理论带入电影赏析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尝试将此教学法应用在电影赏析教学上，及探讨此方法对学生电影鉴赏能力的作用，也可作为实务工作者进行相关教学之参考。 2．课程发展期研究者先阅读相关文献与搜集教学数据后，考虑研究对象无相关经验，没法马上进入电影赏析教学的范畴，需先进行一些基础教学，所以研究者先拟定电影赏析要点讲义(如文献探讨)，让学生先有整体概念，才能进行电影教学赏析。为了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多元性，研究者阅读了许多相关书籍，而为符合不同时代、风格、意义等，看了许多影片的数据，最后才选定需要的影片。为配合每次课程目标设计了许多辅助的学习单，以利于引导与讨论填写。 3．课程实施期研究者以自己任教的电影赏析班级作为行动研究的对象。课程实施前，发给学生“学前问卷”，了解学生的旧经验，以作为教学起点。每次上课填写学习单除了有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功能之外，还有帮助学生思考的积极功能。每星期课程执行后就撰写“教师省思札记”，进行课程的检讨与下一次课程实施前的修正。且找几位学生做访谈，以了解课程的实施成效。最后再让学生进行“学后问卷与回馈表”填写，以弥补访谈学生人数不足之处，进一步了解课程与学生学习成效。在教学步骤上，教师首先让学生欣赏电影，之后让学生对电影剧情大意、叙事结构、角色、环境背景等加以描述。其次，教师可引导其探讨此影片作者、时代、制作背景、创作动机与解释影片内在意涵等，并说明影片所表现的生命特质之经验。再次，教师可带领学生更进一步针对电影的技法，如光影、色彩、角度、镜头、剪接、声音等加以分析，此阶段是学生感兴趣的专业知识阶段。最后教师则将影片与生活经验联结，鼓励学生发表自己对此影片的看法，即价值判断。如此学生将可从活动中亲自去知觉、体验、了解和欣赏作品，并能对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此教学法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到电影评价的技巧，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学到鉴赏作品时所必需的知识，对于其后的鉴赏有很大的帮助。学生经历了综合知觉、情感、认知、判断四个层面的心智活动，其心智与美感也都能获得充分的开发和启迪，这不但是人类心智成长重要的经验，也有其重大的价值。 4．课程评鉴期研究者搜集教学行动研究成果资料及学生学习单、问卷、回馈表，并就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进行检核，发现教学实施的结果以提供以后教学研究的参考。 四、结果的分析与省思 (一)学生观察与反省 1．艺术鉴赏方法的四步骤策略能增进学生赏析电影的能力，提升审美知觉能力从学生的课堂表现与学习单发现，在描述阶段学生能细腻描述剧情大意、叙事结构、角色与环境背景。分析阶段学生更能了解如何进行形式的分析，包括时空、色彩、光影、镜头、角度、剪接、音效、音乐等。在解释阶段学生能解释影片内容想表达的意义及了解背后的意涵或隐喻。在判断阶段学生能提出个人感受、见解或评价，更能形成自我的价值判断。学生认为鉴赏方法能提升其对电影的认知，从美学观念的探索建立感知的审美结构，了解艺术形式的丰富，经过有系统的教学，对电影语言的使用将会更敏锐而灵活。因以往学生欣赏电影会偏重于剧情内容的了解，艺术鉴赏方法可帮助学生从不同层面全方位去了解电影，最后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2．电影赏析鉴赏过程运用多元化教学策略，有助于提升学生各项基本能力学生认为教师在整个课程过程，运用了多元的教学策略，包括观察法、对话法、讨论法、比较法、探究法，有助于提升其思考能力。事实上这些多元的教学策略也有助于去发展学生的感知、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判断等基本能力，这些基本能力对于其日后各方面的发展也相当有帮助。 3．电影赏析的鉴赏教学方法可以强化学生人文素养及对影片创作的兴趣和能力鉴赏与创作就好比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呈现一种互生互补的密切关系。鉴赏就是再创作，创作是鉴赏后的表现活动。学生生长在充满光影声效的年代，对影片的兴趣也较高，经由电影思想情意的深刻激荡与形式技巧的分析后，他们了解更多电影影片隐喻性的涵义与拍片的技巧，除可强化他们的人文涵养，学生也会希望从鉴赏影片学得的技巧将来能应用于自己的拍片上。他们也认为通过此次教学可增长其拍片的创作能力。 (二)教师教学省思 1．尊重每位学生的看法，他们会发现其他人没注意到的部分每位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因此有许多的观念是建立于个人的“习惯”(habit)之中的，“习惯”会与生活产生紧密联结，甚至带来判断的准则，所注意的“艺术”角度也因而有所差异。Feldman认为在艺术的鉴赏与评论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应该不断交流对话。教师应该接受学生提出的任何反映或意见，并鼓励学生提供多元的诠释看法，因为每位学生都会发现其他人没注意到的部分。［3］因此研究者在艺术鉴赏与评论过程中，鼓励学生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从他们提出的意见中可发现每位学生都会发现其他人没注意到的部分。#p#分页标题#e# 2．设计良好的引导问题来教学与讨论，将能提升学生高层次的思考能力鉴赏方法虽分为四步骤进行，但每一步骤如以讲解方式进行，学生将感觉索然无味，因此，教师可用问题导引的方式教学生如何观察、比较、思考，经过此方法导引，学生较能有方向地去思考。以《饮食男女》电影为例，提问的问题如下:(1)片中三位女儿的个性有何不同?你喜不喜欢?为什么?你个人的婚姻观念如何?(2)如果你遇到与片中男女主角同样的困境，你的解决方法会与他们相同吗?或是你会采取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引导问题的设计可采渐进式的结构性问题题组，即由易到难，由浅至深，由聚敛到扩散。一开始可以提问引导性较强的题目，一方面指引学生正确的思考方向，一方面也让学生学习思考的技巧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接着以较开放的题目拓展思考的层面，并渐次深入探讨问题的本质，才能提升高层次思考能力。 3．融入生活经验的问题讨论有助价值观的澄清和对事物多元、正面的看法实施电影教学的较深层的目的是希望能增进学生人格及美感素养，陶冶高尚情操，但这也是一般教师较不易做到的部分。针对此部分，研究者会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电影的类型与内容，设计与生活经验相关问题让学生思考与讨论，例如女性主义电影中通过一些问题的讨论，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为例，提问的问题如下:(1)你觉得传统“一女不事二夫”，而男人却可以同时拥有“三妻四妾”的观念是否公平?为什么?(2)你如果是有钱人会如同片中男主角想花钱买妻?你会如同片中女主角为钱牺牲吗?或你会采取什么方法去解决钱的问题?(3)你会想娶或嫁有钱老婆或老公，减少二十年的奋斗吗?为什么?让学生思考女性的意念与形象，男性的权力与象征等。自我觉察是否有刻板印象、拜金主义等，这都有助于学生对价值观的澄清，对事物采较多元及正面的看法。 4．讨论过程应避免学生分工，才能达到学习成效在描述、解释、分析、判断的讨论学习过程中，组员间要尽力配合一起参与，才能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但在分组讨论中，研究者发现有些组别用分配工作的方式进行讨论活动，虽然这表面上是公平的，但这样分组讨论对学习成效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研究者会适时关切，或指导其如何参与讨论，而不是采责任分工方式，否则将不能达到讨论过程中意见交流的目的。 5．课程实施时间不宜太急、太短本课程受限于每周只有两节课的时间，每堂课的时间都要充分利用，而有时时间不够或太紧凑也会影响学习，如写学习单的时间不足会无法完全发挥团体讨论的效果等。这也常是我们老师的教学缺失，急于给学生太多信息，求好心切，忽略了学生是否能消化、吸收。学生所具备的“知识”，必须经过“适切的环境与足够的时间”双重的淬炼后，才能逐步转换为“能力”。学生在面对电影艺术时，需统合个人的感情、经验与知觉能力，才能转换为辨识、分析、解释与评价的能力，因此需要提供学生充裕的时间，学生才易转化应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艺术鉴赏方法的四步骤———描述、分析、解释、判断，应用于电影赏析教学能增进学生赏析电影的能力。在描述阶段，学生能细腻描述剧情大意、叙事结构、角色与环境背景;分析阶段，学生更能了解如何进行形式的分析，包括时空、色彩、光影、镜头、角度、剪接、音效、音乐等;在解释阶段，学生能解释影片内容想表达的意义及了解背后的意涵或隐喻;在判断阶段，学生能提出个人感受、见解或评价，更能形成自我的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审美知觉能力的提升。教学过程运用多元化教学策略，包括观察法、对话法、讨论法、比较法、探究法，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感知、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判断等基本能力。整体教学方式也可以强化学生对影片创作的兴趣和能力。师生互动过程中，教师要尊重每位学生的看法，他们会发现其他人没注意到的部分。设计良好的引导问题可导引教学与讨论，将能提升学生高层次的思考能力。融入生活经验的问题讨论有助于学生澄清价值观。而在讨论过程中应避免学生分工，才能达到真正的学习成效。且课程实施时间不宜太急、太短。 (二)建议 1．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将有利于讨论与思考老师常求好心切，急于给学生太多信息，忽略了学生是否能消化、吸收。此次教学研究者也有相同问题，准备内容太多，使得讨论或思考时间不足，许多课程只能用“赶”来形容，学生也会感受到这股时间的压力，因此老师要留意是否提供学生充裕的时间，学生才易转化应用。 2．电影赏析可从“分析”、“批判”阶段，进入到“关怀”、“价值的重建”阶段，达到高层次美学观的统整当后现代的语言符号已经转变为影像，生活内容变成转瞬即逝不确定与不安定的影像空间，电影赏析教学则应重视视觉阅读，并培养学生社会批判力及重建价值关怀。电影中常充满导演想传达的人文关怀与生命的哲理、价值观，因此可从“分析”、“批判”，进入“人文关怀”，促使“价值的重建”，甚而培养其能有“建造理想的社会秩序”之抱负。培养学生具有此人文关怀的情操，这才是较高层次人类精神之哲学观与美学观的统整。 3．可善用电影作为艺术人文关怀教育媒介近年来社会变迁太快速，大部分的学生对周边的环境是冷漠、无感的。而电影是综合性质的艺术，也是很好的人文关怀教育媒介。在人文与艺术的教育中，可善用人文关怀电影作为媒介。透过电影让学生发现与感受我们自身的世界，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土地的关联，了解过去与未来、历史与文化、社会与艺术等。也要让学生有解释、参与、批判的机会。才能让学生了解艺术深刻的意涵，启迪智能，提升其精神层次，打开心灵视野，从而学习人文的视野及关怀。 4．适度给予实践，鉴赏能力也将能更深入休谟认为艺术鉴赏如果只是纯粹停留在不懂技艺方法的鉴赏者，那么有些创作者想要表达较为细腻情感的部分，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的。［10］创作与鉴赏是艺术学习很重要的两个层面。有创作经验时在鉴赏作品时就能更为细致。适度给予实践，鉴赏也将能更深入。在不断的练习、操作过程中对于一些艺术相关的术语、方法、知识也有所验证、强化，艺术知识所得更为完备。研究者认为，在强调鉴赏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从做中学”也是增进艺术鉴赏能力不可偏废的方式。#p#分页标题#e# 艺术鉴赏论文:艺术鉴赏的条件及鉴赏流程 作者：刘日晖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艺术鉴赏包括对艺术品的鉴别和欣赏，艺术鉴赏是人们在接受艺术品的过程中，多艺术进行再创造，用人们复杂的心理如感觉、情感、想象和理解等。在这复杂的作用下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同时使我们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活动。因此，艺术鉴赏并非被动的接受，也不是“画的真好”、“唱的真好”等简单的欣赏，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并且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主体在鉴赏活动中获得了审美享受，同时也获得了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升华的心理满足，所以不得不承认艺术鉴赏是一种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审美再创造的复杂精神活动。 一、艺术鉴赏的基本条件 （一）主观条件 1.鉴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鉴赏者的艺术素养包括对艺术作品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想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最好的方法无过于在特定的艺术领域里不断训练，不断观察和鉴赏的一种特定类型的美，很明显，这种艺术素养是后天大量艺术实践活动中我们有意识去训练出来和培养出来的，并且这种艺术素养在集体的艺术活动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 2.鉴赏者需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鉴赏者需具备一定文化修养，也就是主体鉴赏者须有知识水平，只有了解艺术品当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才能够对作品创作的意图有所了解与体会，也就不会导致对作品的创作意图不明白乃至形成误解和偏见。任何艺术品都是在一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完全不了解作者的时代和精神世界就会导致对作品的认识不明确。 3.鉴赏者需具备一定的生活经验人生阅历的短浅会给我们对作品的鉴赏增加很多障碍。对此鲁迅曾说；“但看别人的作品也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既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要紧及精彩处，而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时，这才了然起来。” （二）客观条件 1.艺术品有审美价值作为主体的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这个对象来说，艺术品必须要有艺术上的魅力和审美上的内涵，审美价值越高的艺术品就越能唤起欣赏者的美感和兴趣。只有美妙的音乐才能唤起人们在情绪上的感动，诗词在赏析的过程中能“品尝出味道来”才是好的诗篇，普普通通的“声音”或“噪音”，根本无法给鉴赏者带来审美上的愉悦。 2.实际环境的条件的要求在生活的实际环境条件也可能会形成对欣赏活动的制约不如无法亲眼看见画家如何绘画或如何写作的，看不见他们的原作是怎么完成的等等。 （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 就是说一件艺术品只有在欣赏的过程中才能作为真正的审美对象，而在这同时主体的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中必须抱有一种不同于日常心态和趣味的审美心态和趣味，只有这样主体和客体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地建立起审美关系。 二、艺术鉴赏的过程 （一）直觉感受 1.含义 鉴赏主体的感官是对艺术对象感想形式的直接把握，鉴赏活动中我们人的认识活动往往是由最简单也是最原始“感知”开始的，就像与陌生人的初次见面，会使人留下第一印象。欣赏艺术作品时所面对的艺术作品也会是通过形式的感知产生美或者不美的第一感觉，就如我们儿时读过的诗歌一样，那时我们并不能讲出内涵或什么事情来，领会不出它的涵义来，但是直觉得它美，读起来让我的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新鲜的愉快感，这样的例子很多。朱光潜先生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时，全身肌肉仿佛在作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舒缓都产生及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全身肌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似的。”这是有感官的直接经验所给我们带来的最初步的感受活动。 2.特征 （1）这种最初的审美活动审美过程的直接感受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直接性，这是审美主体对艺术品的把握和感受，常常是刹那间直接完成的。在艺术欣赏的这个初级阶段，主体是靠视、听知觉来接受所完成的，就像美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一样，而就文辞和各种音乐来说，是靠听觉来接受。 （2）弊端。知其乐而不知其所以乐。在艺术鉴赏中，直接感受是基础，但是所获得的这种艺术感受是来自艺术品的感性形式对于我们感官最直接作用，因此感受往往最为敏锐，发现的最为独到。虽然发现的很敏锐，但是初感却不一定准确，虽然很新鲜，但是不一定最深刻。 （二）深入对作品的体验 所谓深入体验过程就是在直观感受基础上，通过我们欣赏时用积极主动的心理活动，包括联想、想象、情感等，把作为外在的客体的艺术品转化为内在的我们自身的审美对象，在对其反复的体味、欣赏中获得精神层面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 1.具有表现性特征不同的艺术品质中所蕴含的是创作主题内在经验和感受，但这些内在的精神性的内容并不是直接明确地说出来，是通过形象形式的手段隐约呈现在接受者的面前。深入体验首先要对初步的印象进行反复的回味，对作品反复的揣摩。如在欣赏音乐时，我们的听觉上会呈现出流动形态，但在听觉上会产生印象和感受，在音乐消失之后，会长时间的回旋在听者的脑海之中，就是所谓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2.使联想和想象积极发挥深入体验使得我们的联想和想象得以积极地发挥，欣赏者在初步感受的基础上唤醒记忆中已有的与作品内在相关的意识和情绪，通过联想和想象活动，将意识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在我们脑海中还原为活生生的意识境界，活在想象中加入了新的内容，从而感受到大于作者创作之境中更为丰富的优美境界。深入体验过程是欣赏着全面的深入到作品中，运用联想和想象进入艺术在创造，并达到强烈的情感体验。 （三）领悟升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艺术鉴赏活动中，领悟升华可以说是艺术欣赏的最高境界，是鉴赏主体在直接感受与审美体验基础上达到的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主体在领悟升华的体会里欣赏完成了对艺术品深层含义的领悟与把握，获得了在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从而实现了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所谓领悟升华，主要是因为创作主体将自己的深沉思想和浓厚的情感都表现在作品中，构成了字里行间的精妙。这种深刻的领悟与理解，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呈现，不用话语表达，而使用深深的体会，正如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领悟升华是艺术鉴赏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才能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是人在超脱的胸襟里回到了宇宙的深境。从人生的思索、情感的徘徊，到自然的永恒、宇宙的无垠，艺术品展现给我们的“意味”是多么的丰富和深邃。就欣赏主体来说，它不仅通过艺术品最终领悟到一个美的世界境界，而且他的精神体验也超越了现实进入了虚拟博大的艺术世界。#p#分页标题#e# 在这个艺术世界里，主体的精神会留恋忘返，感情得到了宣泄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鉴赏主体将自己心灵完全沉浸在艺术的境界里，在一刹那间领悟到永恒的无限之美和生命情趣。欣赏雄伟的抒情长诗《离骚》，作者屈原无比坚贞的情感，坚持美好的节操，宁死不与世俗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为了理想而求索奋斗的意志和决心，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洗礼，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的高尚。艺术鉴赏可以说是心里复杂因素的精神活动，它包括情感、感知的审美享受，我们在鉴赏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主观、客观或他们之间的要求。同时，人们在欣赏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过程，使欣赏者的我们真正的突破现实的局限性而进入虚拟博大艺术境界中，使我们的灵魂在欣赏的同时可以得到净化和升华。可以说，艺术鉴赏在审美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鉴赏是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艺术鉴赏论文:美育中艺术鉴赏教育的价值 作者：桑林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在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直觉思维、发散性思维等非逻辑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有助于解决学生想象力匮乏、思维程式化等创新能力发展的障碍问题。美育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修养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中都有重要体现。在我国，艺术教育课程作为每个阶段学生必修的课程被写进国家的教育纲领中，它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艺术鉴赏课是美育教育的基础，而美育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深入研究艺术鉴赏课在大学生内涵教育中的作用，对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优秀，发展和完善人格以及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为目标的高校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艺术鉴赏课是美育教育的基础 艺术是对美的创造与欣赏，当我们从一件艺术品中找到其几何形状和材质特点给人呈现的具有温暖、舒适性的美感以后，我们就会去认真地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发掘生活中的每一份美丽。艺术首先应该是可以被人所感知的，是能引起人们视知觉进行主观观察的空间形式；其次，艺术又称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它是指艺术家采用造型手段借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形象，以反映社会百态和自然万象，表达观念、思想、体验和感情的一种艺术活动。美育教育是对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育，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而达到教育目的。所以，艺术鉴赏课是美育教育的基础。美育教育要及时转变观念，加强审美意识的培养，就必须突出普及性和欣赏性，必须改变以掌握专业技法为主的教学模式，丰富艺术欣赏的对象和内容，使学生在学习赏评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完善的审美知识结构，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健康的审美意识和高雅的艺术品位，努力构建美育教育的基础。 二、艺术鉴赏是人文、科学与情感的教育 美国艺术教育界的权威人士维克多•罗恩菲尔德提出，应当把艺术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高校通过艺术鉴赏课来培养学生理解美、鉴赏美的能力，帮助学生知善恶、识美丑，进一步塑造他们美的心灵和培养他们创造美的能力。在培养过程中，审美感知是基础，审美想象是纽带，审美情感是动力，只有互相协调，才能实现以美启智、以美健心、以美育德的教育效果，从而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艺术鉴赏对学生个性、情感及人生观的影响 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美育是情感心境和世界观的教育，也是纯自然的教育。如梵高的代表作品《向日葵》，画家用跃动不羁变化丰富的笔触塑造出一朵朵生机勃勃的向日葵，散发出太阳一般的金色的光芒，金黄的色彩象征着光明、热情和生命，形态各异的造型传递着画家的满怀激情，这既是画家向往并追求着的光明的象征物，同时也生动鲜明地传达出一种既躁动又孤寂、既热烈又悲伤的情绪。学生在欣赏作品时，需要激发审美想象，在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中体验其丰富的暗示性，把扭曲伸展在四周的花瓣和那沉甸甸的花盘想象成一种充满张力的新生命，将那在俯仰张弛之间呈现出力的一盘盘葵花想象为沉默的而又抗争的人……诚然，这不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在作品暗示的精神轨迹上的个性化、创造性发挥。由此可以看出，美育犹如一曲抒情的小提琴合奏曲，奏出震撼学生心灵的音符、渲染着学生的情感。美育教育是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的教育，是真正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完善其人格、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教育。 2.艺术鉴赏对学生智能的发展的影响 艺术鉴赏是美育教育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它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与记忆力，诱发学生的灵感，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格雷斯•J•克雷格曾经精辟地指出：“艺术是儿童游戏的最高形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艺术活动诸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文学作品欣赏等不仅能慰藉心灵，陶冶情操，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而且对于人的智力开发还有着重要意义。首先，艺术鉴赏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创造性是各门艺术共同的审美品格。因此，无论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还是在艺术接受、艺术批评或者是在艺术鉴赏中，个性化创造的艺术需要求异思维、多向思维、发散性思维等艺术思维方式。事实上，在异彩纷呈的艺术活动中，参与者要想直接、充分地体验艺术氛围、感知艺术魅力，就必须依据事物形象或表象等感知形式进行积极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其思维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次，艺术鉴赏可以通过一些艺术活动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和科学的记忆技巧，并能促进学生观察能力、记忆能力的提高。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 三、艺术鉴赏能力是当代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者不断努力进取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美育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是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美育教育的本质就是全方位的教育，其目标就是受教育者人格的完美，是真正做到“育人”的教育。 1.艺术鉴赏可以培养人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创造力 艺术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与模糊性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和审美态度与审美能力的差异性，以及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等特点，都要求艺术接受者学会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把握和理解艺术作品，这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所谓创新型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通常表现出良好的观察方法、灵活的思维方式、想象的丰富力，以及坚持不懈、开拓创新的创造力等。由于艺术作品独特的审美品质和审美属性，在艺术鉴赏活动中，不同历史时代的接受者与艺术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无限创造的互动关系，使得艺术作品能够超越作者的时代在空间上、时间上都能面对不同地域的接受者。接受者将直接感知分析与研究升华相结合去感悟艺术作品，领略艺术的整个心路历程，实质上也是欣赏者全部智慧和才情的能动运动和调控展现的过程，其中丰富的想象力、不落窠臼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观察视角，以及创造性的艺术思维能力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高度评价想象力在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在艺术史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齐白石的《荷花蝌蚪图》等佳作都是在发散性思维的影响下获得成功的典范。艺术鉴赏正是通过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启迪学生的心智，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和旺盛的创造力。#p#分页标题#e# 2.艺术鉴赏可以提高大学生自我效能感 由加拿大著名学者艾伯特•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主要是指“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研究表明，自我效能的高低会对行为的选择、努力及坚持程度、情绪的激起与成就表现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校美育教育艺术鉴赏课在培养大学生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创造力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丰富的文化生活、高雅的艺术趣味和相关艺术知识是大学生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学生上艺术鉴赏课，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培养了高雅的艺术情趣与品位，有益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同时，通过模仿或替代性的学习，学习艺术大师们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有助于学生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在艺术鉴赏课堂上学生能够充分发挥想象，自由表达观点，学生易于获得成就感，使他们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自信，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生活的乐趣，这些因素都将会极大的提高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和自我效能感。综上所述，艺术鉴赏课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就必须加强艺术教育。 艺术鉴赏论文:舞蹈教学艺术鉴赏的意义 作者：张涤新 单位：中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美育问题一直是让人们很纠结的问题，虽然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大力呼吁下，20世纪90年代正式写入到了国家的教育纲要，但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很不尽人意。舞蹈专业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发展中应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舞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在满足社会专业人才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如何发挥舞蹈教学中艺术鉴赏的作用，已经成为舞蹈教学中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民族舞蹈教学中艺术鉴赏必要性 舞蹈教学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专业的舞蹈教育者，其真正的目的是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使舞蹈艺术能自然而然的走入学生的生活中，更好的满足学生美育需求和情感需求，以实现全面、健康、和谐可持续的教学目的。在舞蹈教学中，学生应该对所学舞蹈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研究，以便更好的通过舞蹈教学来了解整个艺术领域的美。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舞蹈学生就应该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树立正确的艺术鉴赏观念。 二、对舞蹈教学艺术鉴赏重要性进行分析 (一)发挥艺术鉴赏作用，提高学生的舞蹈水平。艺术鉴赏在舞蹈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要想更好的发挥艺术鉴赏的作用，就应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的舞蹈学习和艺术鉴赏结合在一起，使学生的舞蹈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舞蹈是有生命的，它并不是单一的动作，要想使舞蹈具有生命力，就应该加强对学生音乐素质的培养，使其舞蹈能力能得到提高。要想使学生的舞蹈能力得到提高，就要不断的开拓学生的眼界，引导学生对不同题材、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舞种的优秀舞蹈作品进行分析，对相应音乐的风格、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音乐艺术鉴赏作为一种抽象艺术，能够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给养。在对音乐艺术进行鉴赏时，教师必须对作品进行分析，并引导学生准确感受音乐，使学生真正的了解音乐作品真正的内涵，真正达到音乐艺术鉴赏的目的。 (二)发挥艺术鉴赏作用，提高舞蹈教学水平。艺术鉴赏在舞蹈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舞蹈从发展之初，就是伴着各种敲打节奏出现的，现在的舞蹈艺术也是随着音乐起舞的。可见，音乐与舞蹈是分不开的，音乐艺术鉴赏对舞蹈教学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情况下，舞蹈动作大部分是通过生活中不同的动作经过提炼、加工而成，但更多的时候是来自音乐。一些舞蹈家只要听到能使自己震撼的音乐，其就会根据自己现有的音乐鉴赏能力对音乐进行分析，并将作品以视觉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使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对舞蹈作品中的内涵也有一定的了解。音乐艺术鉴赏在舞蹈表演中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缺少音乐，其视觉效果、影响力、表现力则会显著的下降。从中可以看出，音乐艺术鉴赏对舞蹈教学的重要性。 (三)发挥艺术鉴赏的作用，提高舞蹈教学质量。艺术鉴赏在舞蹈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是舞蹈教学的基础。在舞蹈教学中，仅靠教师对音乐艺术进行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生的参与。就音乐艺术而言，其能全面、立体化的表达相应的情感，学生作为接受知识的主体，就应该积极的了解音乐艺术。毕竟舞蹈和音乐是不可分割的，不对音乐艺术进行相应的分析，就让学生进行舞蹈表演，是无法达到舞蹈教学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分析，当学生在鉴赏中出现问题时，教师应该及时帮助学生进行分析，使学生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对音乐有全新的感悟。如，教师在教学生《盛装舞》的时候，可以先给学生放一些关于蒙古族的音乐及视频录像，让学生感受一下内蒙古大草原的气氛，再欣赏剧目《盛装舞》，使学生对这个舞蹈有个初步的印象和了解。教师在放映舞蹈视频的同时，可以在旁边适当的告诉学生蒙古族的文化背景、作品大意，其中蒙族舞的柔臂、硬腕、耸肩、笑肩等一些动作应注意的要领，脆而有棱角，动作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要体现出蒙古族那种特有的韵味和独特的气质。学生对这个剧目有相应的了解之后，教师再教学生随着舞曲跳这个舞蹈。这种方法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技术鉴赏能力，也能提高学生舞蹈表现力。只有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才能提高其舞蹈技能、素质，才能使其更好的进行舞蹈学习。 (四)发挥艺术鉴赏作用，使学生进入舞蹈意境。意境在舞蹈艺术中有重要的作用，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曾经说过:“任何舞蹈在艺术形象上都必须通过音乐，才能把它的‘意思’完整地表现出来。”而音乐作为舞蹈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其不仅能督促学生更好的学习和诠释舞蹈，还能将其带入一种意境之中，使其学生的舞蹈充满活力。在著名舞蹈《孔乙己》中，放映《欢沁》音乐时，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潇洒的动作，一个癫狂可爱的老头现在人们面前。随着音乐高潮的出现，学生用跳跃、旋转、翻腾带入情节来表演偷书挨打，其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舞蹈动作。当放《迎春》这段音乐的时候，学生用一种有形的舞蹈语言诠释了孔乙己所处的凄凉、悲惨环境，最后以“人之初，性本善”的童声结束整个舞蹈，使观众真正的理解整个舞蹈的内涵。如果学生在表演这段舞蹈的时候，没有对这一舞蹈进行相应艺术鉴赏，没有将舞蹈和音乐艺术结合在一起，学生就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舞蹈中，也不能使观众真正的理解其内涵。从中可以看出，艺术鉴赏的重要性。 (五)发挥艺术鉴赏作用，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对于舞蹈学生来说，情绪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情绪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舞蹈表演中，学生根据相应的舞蹈素材只能用相应的情绪进行表演，并做到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将舞蹈发挥的淋漓尽致。要想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舞蹈表演及音乐中，就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往往来自音乐欣赏课或是某一感人故事的欣赏上。教师在上音乐鉴赏课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一些感人的音乐故事，引导学生在故事中找到一种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的东西。在讲课的时候，可以放映一段通俗易懂的影片，给学生提出相应的问题，使学生在图文并茂学习中，找出相应问题的答案。学生在找答案的过程，也是艺术欣赏的过程，也是精神集中过程。这种方法能使学生无形中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舞蹈学习中能够迅速的融入舞蹈和音乐中。舞蹈艺术作为一门情感艺术，情是其内在的优秀。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引导学生用心去领悟音乐世界中的美，能够将心、音乐、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展现艺术的魅力。#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音乐和舞蹈是紧密相连的，没有音乐的舞蹈是空洞的，毕竟在舞蹈发展之初，就是伴随着各种敲击节拍出现的。现在的舞蹈更是离不开音乐，要想将舞蹈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就要对音乐艺术、民族背景进行鉴赏、分析，在把握音乐内涵的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舞蹈练习，才能更好的诠释舞蹈的魅力。 艺术鉴赏论文:书法艺术鉴赏时的二次创作 作者：吴岩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教育学院 一、艺术鉴赏时二次创作的普遍性 始于20世纪的“接受美学”认为：“整个艺术活动包括作者、作品和读者三方面。艺术家（作者）是‘生产’的一方，艺术作品是‘产品’，读者是‘接受’的一方，也包括对作品的批评。作品的产生只是艺术活动的最初阶段，作品的潜能和价值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提高到一个突出的地位。”[1]因而，要完成一次完整的艺术鉴赏过程，读者在鉴赏艺术作品时的“接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一环节是读者对作品的审美过程，是读者心理上对作品的二次创作活动。这一活动普遍存在于艺术鉴赏过程中。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的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物会有不同的见解。这种见解，实际上掺杂着许多主观因素。尤其对艺术作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不同感受，是审美过程的必然结果。因为，审美是主观意识对客观现象的感受，每个个体在艺术品的审美过程中都会通过主观意识进行二次创作，不同的感受就是二次创作的不同结果。 一曲梁祝，由空间流入心灵，百人心头有百个江南，千人脑海有千对情侣；两截《富春山居图》，历人间沧桑分列两岸故宫，政治家感受到的是民族兴衰，商人观察到的是商机价值，老百姓鉴赏的是秀丽山水，艺术家体会到的是恬淡意境，大师领悟到的是东方宇宙观的展现。金风秋菊入画来，黄巢吟诵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黛玉问到“孤标傲世揩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同样是借物寓意，意境十分悬殊。艺术主于美，艺术鉴赏的本质是审美活动。面对各种艺术形式，人们通过感官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经过大脑组合、加工、再生成的审美感受和理解不同；鉴赏者本身的知识素养不同，鉴赏眼光和境界不同，“接受活动”的结果不同。可见，二次创作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研究艺术鉴赏的二次创作，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详细探讨，才可以更清晰揭示审美过程中审美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和结果。 二、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特殊性 书法艺术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视觉艺术的一种。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读者在鉴赏时，也会在审美过程中形成二次创作。但是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鉴赏者审美活动的二次创作有其特殊性，也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试给予详细分析： （一）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的客观特殊性 1.书法作品鉴赏时间的延展性和空间扩展性不同的艺术形式决定了鉴赏者鉴赏时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音乐和舞台剧是实时展现的艺术形式，每一节艺术元素留给鉴赏者的时间都是瞬态的，延展性为零，只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才可以在时间轴上重现。建筑是空间展示的艺术，每一个建筑作品都有它的空间坐标，作品位移的可能性为零，也只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在空间转移重现。因而，这类艺术作品鉴赏时的二次创作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书法作品不同。一件作品在手，可以反复观赏，仔细揣摩，鉴赏时间可以延展；远观其章法如俯视森林，细品其结构笔划如亲近叶瓣花朵，鉴赏空间可以扩展。这一特征，决定了书法艺术鉴赏时二次创作具有先天时空延展优势。 2.汉字象形特征带来的建筑结构美汉字发端于生活的形象再现，先天具有象形特征。每个字在会义的同时都会触发人产生形象联想，不同字的组合也会给人不同的心理和感情感受。《聊斋志异司文郎》一篇，讲述了一个盲僧可以用鼻子闻出文章优劣的故事，此为传奇。但是，用眼睛去感受，却能感觉到文章的美和不美。这里的感受，不是阅读，而是把一篇文章当做画面，眼睛不聚焦而获取图形的感受。这种体验下，优美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美的感受最强；历代大家大师的散文次之；而官样八股文则会给人以枯躁的感受。这种感受的诱因很复杂，既有文章内容的朦胧信息传递会引起心理变化；也因为诗词有严格的句式结构，印刷排版后具有建筑艺术的形式美感；还因为美好的诗词总是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描述景和情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个象形的艺术画面，由此组合，形成总体画面后蕴含着美的基因。多种因素，使感受者美感顿生。请感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不用阅读，宏观感受，眼前花鸟生动。再感受马致远的元曲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眼睛瞟过，顿时荒寒凄凉，秋风萧萧。因而，汉字的象形特征使书法作品由具备画面感的艺术元素组成，鉴赏中二次创作时在脑海里容易形成情景联想。 3.书体多样性带来的丰富线条我国书法的历史，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艺术史的演进脉络。同一个字，篆隶行草，书体不同，线条变化丰富，形成了不同结构艺术单元的组合，为鉴赏者的想象提供了无限空间，也为鉴赏者二次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晓风残红中，这位写来，魏碑古意，意如金戈铁马；那位挥毫，行书太极，宛若广袖轻舒。不同的书体，不同的心境，创作出不同的空间曲线，留给观赏者不同的感受。二次创作油然而生。 4.章法布局蕴含的画面特征书法作品的章法，整体谋篇布局，是艺术家艺术修养的真实体现。对于受过一般美学教育的书法创作者，或许可以轻易地掌握均衡、对称、比例、旋律等西方美学的基本原理，并在作品中加以运用。对于深悟中华文化精髓的大师而言，作品章法揉和笔墨形成的空灵、充实，飞动、宁静，含蓄、妙得，淡若芙蓉出水、繁至错彩镂金都会成为鉴赏者丰富的灵感触发点。而整篇墨迹跌宕起伏形成的音乐旋律和节奏，都使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艺术体验，形成不同的二次创作结果。自古以来，国人讲究书画同体。不仅因为笔法的通用，也因为书法作品的画面感。而章法的讲究和经营，更增强了书法作品画面感的丰富和层次，以至于蕴含音乐节奏、建筑空间美。因而，书法作品讲究的章法，也是促使鉴赏者可以丰富二次创作的客观因素。 （二）书法艺术鉴赏者二次创作的主观因素 1.书法艺术常识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数不清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长期的艺术实践也一直伴随书法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一般而言，书法理论有探讨创作技巧的体系、有探讨创作依据的体系、也有探讨鉴赏理论的体系。书法理论在促进书法创作的同时，也培育了大量谙熟书法规律的受众。文化的传承，教育的接力，养成了中华民族喜欢书法、懂得书法的文化基因。不论田野农人还是厅堂士子，皆能谈书论道：或评价字体的间架结构、形象美技巧；或探讨作者创作依据———师法自然或有感而发；或品味作品的气韵生动或神采飞扬。每个人对于书法理论和书法常识掌握的深浅多寡不同，观赏作品的出发点不同，由此得出的主观感受、情景联想和评价结论不同。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唯有书法作品，审美的差异会非常大，也意味着，鉴赏者二次创作的结果纷繁复杂。其实，评价一件作品或一个书法家的水平，也是读者大众鉴赏作品后二次创作得出的文字简约概括。受不同理论指导，结果是不一样的。大约在东晋晚期至后期的近百年间，王献之创造了一种新的有活力的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王献之的声望几乎到了独尊的地步……。此后唐太宗批评王献之“字势疏瘦”，“笔踪拘束”，并称过去对他的赞扬是“誉过其实”，而认为王羲之的字是“尽善尽美”。[2]在此，唐太宗是依据书法创作技巧理论品评王献之的字。后来，人们公认王羲之为书圣，主要评价是针对《兰亭序》而言，从“韵高千古”到“翩若惊鸿，矫若游龙”，[3]依据的是鉴赏理论，注重的是气韵和神采。因而，不同鉴赏者掌握和领会的书法常识不同，鉴赏作品时在脑海里产生的体验就不一样，由此得出的感悟就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鉴赏者书法常识的不同积累造就了鉴赏者二次创作的不同结果。#p#分页标题#e# 2.中华审美意识的作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西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历史上对于逻辑、物理、数学和实验的长期关注，养成了定量分析和逻辑推理的习惯，进而形成了理性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以数理关系和谐为基础的美学理念，注重和谐、均衡、对称、比例、节奏。对于中国人来讲，对自然、宇宙、社会等事物的宏观关注和定性思考，形成了诗性思维模式，注重的是艺术作品的气韵、格调、空灵、飞动、含蓄。因而，在品评书法作品时，自然会注重作品的气韵、格调、空灵、飞动、含蓄等美学要素，进而产生联想和感悟，形成中国式的美学思维结果。所以，中华审美意识的养成，是鉴赏书法作品的前提，其次才有可能在鉴赏时产生二次创作。如果一个人缺少中华审美意识基础，仅有学校里学习的美学原理知识，以此去鉴赏书法作品，最可能的结论是：计算机打出的字、计算机排版的字是最好的，其次应该是描红本上的字。因为，计算机里的字、描红本上的字最符合西方审美意识中的比例、对称、均衡原则。而中国人鉴赏书法，基本境界是写字的基本功和书法技巧；次高境界是作品的格调和气韵，是作品透出的神采，所谓跃然纸上、神采飞扬说的就是这个境界；再高的境界是把作品和人生、自然联系起来，窥视作者的意气，兴比自然的场景，体会作品的意境，获得美感、意义和境界享受。这样的过程，实在难为西方文化背景的人。 3.中华文化素养的作用鉴赏书法作品，进而二次创作，鉴赏者本身的中华文化素养起着关键作用。古人形容王羲之的字“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没有中国文化素养的人，想破脑子，也不可能在脑海里建立起这八个字的情景联想，进而体味作品的神韵。因而，中华文化知识积累越多，用以联想和兴比的素材越多，产生的情景联想越丰富，意境也越深远，评价也越贴切。关于人们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鲁迅先生有一段名言：“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人的身份不同，喜好不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教育程度的差异变小了，经济水平高于鉴赏书法需要门限的情况出现了。但即使这样，在书法爱好者群里，中华文化素养的差异仍然是很大的。就出现了书法评价话语权的问题。一些文化大师，总是可以悟得更深，感受得更多，体味得更丰富，联想得更贴切更形象，所发出的品评体会就自然容易成为社会标准和共识。这实际上是这些文化大师鉴赏作品时二次创作被社会认可的一种现象。就像赞美菊花，先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寓情寓性，后有“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之赞叹。不知前情，哪有后意？在书法鉴赏中，前情就是对中华文化素养的沉淀，后意就是对于书法作品评品滋咂后的赞叹。 （三）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概念和形象描述 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的概念，作者的意见应该是：鉴赏者面对书法对象，调动感官和心理活动，通过感受、意会，启发热情，形成共鸣，超越作品本身信息获得更高层面艺术感受的再创作过程。形象的情景是：鉴赏者面对书法艺术作品，凝气息神，品味领悟，眼神随笔画流动，情绪和墨迹起伏，如见舞姿翩翩、如听琴瑟和鸣，思辨汹涌澎湃，情景联想因作品内容和墨迹触发而纷繁变化，而后定格在一个恰如其分的联想画卷或意境感悟，并以一段贴切诗性的文字描述出来的过程。 三、书法艺术鉴赏 二次创作的例子以长安三大“雅气和辉，图腾如鸿”作品为例如下图所示的四尺整张（136cm×68cm）书法作品，是吴三大先生1999年初夏于兰州创作赠与作者的作品，挂于作者房间，有幸时时鉴赏，一日妙悟，心得供大家参考。 粗观此幅作品，内容意义饱含着对被赠人修为和做事的美好期许，笔墨气韵生动，肆意流畅。夜深人静之际，平心静气之时，屏息凝视，彷佛如睹白衣胜雪者随气韵舞动。仔细品味，满篇真气灵动，每一个字都跃然纸上，尤如一幅幅画面，而每一幅画面都蕴含着一个中华文明传说或故事：起首一个“雅”字，左右结构，仿佛左边一个出行人，昂首前行而又不时回头；右边老者拄杖跪坐挥手，恰如木兰从军别家出行的情景。心里称之为木兰从军。第二个“气”字，以繁体字“气”写出，仿佛一人飘带飞舞，身体飞旋，势如苏秦背剑。恰如“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情景再现。取名为公孙舞剑。第三个“和”字，右侧口字，宛若石几，左侧一人仙风飘然，长衣鼓动，手点棋子。使人联想起许多弈棋论道的传说。因为陈抟老祖与宋太祖赵匡胤以棋局赢华山的传说最为传奇，故取名为陈抟落子。第四个“辉”字，繁体写出，仿佛二人相向行礼，右边一人茅盖之下木柱之侧拱手行礼，左侧一人鞠躬问候，使人联想到皇帝于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联想画面中皇帝贵为人君，但向智者请教时亦毕恭毕敬，符合中华尊师重教之传统；广成子出家之人，茅屋泥墙但神气弥漫，举止谦和而又得体。两人的身份举止，惟妙惟肖。取名为皇帝问道。第五个“图”字，繁体写出，外面的“口”如翠竹轩窗，中间一女子入神抚琴。恰似大观园潇湘妃子幽思再现。遂取名为黛玉抚琴。第六个“腾”字，左侧女子乐师弹跪姿敲击，编钟悠扬，右侧一女在被人举起，翩翩起舞，娇羞之下，侧首流波。使人联想到传说中的赵飞燕掌上起舞的传说。故取名为掌上飞燕。第七个“如”字，仿佛林风和畅，鸟鸣松吟，一僧仰卧，专注聆听树木问答之声。幽静禅意，直入心绪。取名为禅林听松。最后一个“鸿”字，仿佛一女子衣云佩水，飘飘而行，衣带流长，水花追随，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渌波，娴定出神。暗许名为洛神佩水。妙悟之后，每每出神面对，便觉满篇人物活灵活现，如随逝水交替浮现，如进时光隧道以通古幽，我在画外？我在画中？皆不知也。以上妙悟所得，算是我对先生这幅作品的二次创作。其前因是先生用笔点划饱满，侧锋落下连贯起伏所形成的字形具有形象感，后果才有个个字的画面联想。若面对其它作品，二次创作的结果或许就不是画面，或许是一段音乐旋律，或许是一段太极剑舞。但是，前提是喜极而美化。因为可爱而美丽，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一个道理。也正说明了读者鉴赏时二次创作的情绪前提。#p#分页标题#e# 三大先生有此佳作，偶然中有必然。先生创作时本文作者在场，原来并没有创作安排，只是和亲友随意畅谈。谈锋触及，先生咏颂起长篇古词，以证艺术见地。吟罢，不能自己，挥毫泼墨。当时创作了三幅作品，这是第二幅。头一幅，是一幅草书，后一幅是一幅狂草。这一幅行书恰好在激情勃发之间，心神通灵之时。巧得一幅笔墨酣畅，神采肆意，意通幽古，字字如画的佳作。 四、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的意义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为内行的鉴赏者。浸透在书法艺术氛围之中，内省，陶冶心性情操；入世，以修养之身和谐社会关系；与异邦交往，打开一扇世界了解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艺术特征的窗口，有益交往。通过书法艺术的鉴赏，收获一般艺术鉴赏的知识和规律，对其它艺术门类的鉴赏水平也有很多益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可以养成读者独立的艺术判断能力和更高境界的艺术享受能力。而书法艺术鉴赏二次创作结果的传播，对于普及书法艺术审美知识也有许多的益处。 艺术鉴赏论文:艺术鉴赏联想与想象的意义 作者：李杰 单位：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鉴赏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鉴赏主体凭借艺术作品而展开的积极的、主动的审美再创造活动。在艺术鉴赏活动中，联想和想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黑格尔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别林斯基则把想象看作形象思维的中心。这是由于艺术鉴赏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鉴赏主体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运用联想和想象以及其他心理功能对艺术形象进行积极、主动的再创造。艺术鉴赏过程中的想象是审美主体在特定的审美对象刺激、诱导下，将大脑中已有的相关表象重新进行组合、加工、改造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的心理过程。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曾用“神思”“浮想”“迁想”“神与物游”等来概括审美想象和艺术想象。在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想象常与形象思维同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心灵论》中说：“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想象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象”一词出现虽早，但直到十八世纪以后“想象”才得到广泛运用。审美想象是人的想象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客观基础是事物之间固有的联系及其对人的刺激；生理机制是记忆的复合，是大脑皮层贮存的众多信息的新组合，暂时神经联系的重新复苏；心理条件是主体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表象、经验，把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接受当前对象刺激为契机，以特定需要、目的为动力。审美想象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能力，是审美、创造美中形象思维的中心枢纽、是意象创造、美感深广化和艺术创作、艺术批评鉴赏的心理动力。艺术鉴赏中的联想是审美主体感知艺术对象时连带想其他有关事物的心理过程，在心理学上，联想是指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包括由当前感知的事物想起另一有关的事物；由已经想起的一事物而想起另一事物。“联想”一词最早由英国人洛克于1690年在《人类理智论》中提出。 审美联想的客观基础是对象审美特质对人的刺激的强度、次数，对象之间时空上的邻近性，体现出当前事物与记忆中事物所固有的联系。其生理机制是大脑皮层暂时神经联系的复苏，以往兴奋痕迹在新对象刺激下的重新复现。心理条件是以往感觉印象、记忆材料的丰富性、关联性和主体对事物特性、事物间联系的认识程度，以及特定的审美目的和情绪状态等。它是记忆的复合，回忆的表现和结果，是表象与观念、理智与情感、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它可将对象与自我沟通，激起自我意识，使对象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将分散事物加以组合，构成完整的审美意象；可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突破时间和对象固有形态的限制，自由扩展到其他事物，从而丰富对象审美的特性、深化、强化美感；还可引起情感的扩张，引起移情、推爱、推憎、通感等等。 通过想象和联想，欣赏者不仅在自己的头脑中再现出原作的艺术形象，使原作的艺术形象更加鲜明生动,而且能使感知的形象内容更加丰富深刻,从而使艺术活动不只是停留在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感受上,而是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艺术作品中蕴涵的更为丰富的内在意义和发现与原作中作者主观尚未意识到的艺术形象。朱光潜先生曾说：“在观照自然和艺术时，我们最容易起联想和想象……一般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大半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和想象……像如红是火和血的颜色，所以看到令人感觉温暖，感到热情。青是田园草木颜色，所以看到青色令人联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①”在各门艺术鉴赏中，艺术鉴赏主体的审美体验都离不开想象和联想，如果没有发挥想象和联想的作用，就很难说在艺术鉴赏过程中艺术鉴赏主体真正获得了美的感受。只有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的作用，艺术鉴赏主体通过感官从艺术作品的形式进入作品内涵之后，就会在艺术作品的丰富的内涵给欣赏者提供的想象空间中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积极活动，使艺术作品的艺术审美形象得到完善、丰富、升华，从中获得艺术审美享受。 一、艺术作品在鉴赏主体的联想和想象中得到完善 在艺术鉴赏过程中，想象和联想最为活跃。这是由于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仅仅是提供了艺术鉴赏的条件，要把它变为鉴赏者内心的艺术形象，就必须通过审美的联想和想象，进行新的、再创造的活动,才能真正发挥其艺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罗丹曾说：“艺术所创造的形象，仅仅给感情提供一种依据，借此可以自由发展。②”艺术家完成一件作品，只是完成了一部份工作，还有一部分工作需要鉴赏者去完善。而在完善艺术作品的工作中，鉴赏者的想象和联想心理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由于文学作品与具有可视的造型艺术和可听的音乐艺术不同，它既不能直接显现如同造型艺术那样的视觉形象，也不能出现如同音乐那样的听觉形象。而文学是用语言和文字来描写人物形象和客观景物的，但作为形式材料的语言和文字符号所要表现的艺术形象毕竟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鉴赏主体要使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在自己的心目中栩栩如生地活起来，除了通过想象和联想活动之外，是没有其它任何办法的。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雾》一诗，“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此首诗中诗人由于听见淅淅沥沥的春雨，联想到开放的杏花，联想到卖杏花。鉴赏者在鉴赏时也从诗中所传递的形象中联想到绵绵的春雨，艳丽的杏花，可以想象着小巷里卖花姑娘清脆的卖花声。由此联想到春天的美好，陶醉在一片昂然的春意中，心中愉悦而超脱，仿佛已经置身其中。鉴赏者如果没有此翻联想和想象，就无法体会诗中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也得不到美的享受。其诗只不过是文字符号的罗列，一种只存在着潜在意义的客观存在体。又如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有许多描写功夫的词，如“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独孤九剑”“九阳神功”等，如果我们问金庸先生这些武功的一招一式具体是什么样，他可能会告诉我们让读者在想象和联想中回答吧！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读者迷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因为他们通过小说的文字描述，发挥想象力和联想力创造出动态的艺术形象，在大脑中呈现出一副副画面，并将这些画面联系在了一起，实现形象之间的流动、过渡和跨越，对艺术作品进行完善，从中获得了审美享受。在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中，通常称为“月光”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27号之2），本来并没有文字标题，作者只是标明了这是一首幻想曲式的奏鸣曲，献给裘丽叶塔。而“月光”的得名是由于一位德国诗人莱尔斯塔听了这曲首乐曲之后，把它的第一乐章比喻为“湖畔夜色”。其实，这只不过是诗人听了乐曲之后的一种想象和联想。至于“月光”的标题是否与整部作品的形象和意境相吻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月光”这一标题而今已约定俗成。宋代画院的考试题多选自名诗，如“踏花归去马蹄香”，如何能画出“香”字来呢？有一应试画家画一匹奔马，有几只蝴蝶追随马蹄飞舞，使观者联想到蝶恋花，由花而联想到香，这就把“香”字暗示出来了。画面上的事物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欣赏者的嗅觉，但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人们视觉的蝴蝶追随马啼飞舞，唤起欣赏者的嗅觉感受，使欣赏者观花时闻到花的香味。这副作品之所以在众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宋代画院考试状元，就是充分利用了鉴赏者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作用。由此可见,鉴赏者的想象和联想的发挥对艺术作品原作的完善有重要的作用。 二、艺术作品在鉴赏主体的联想和想象中得到丰富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德国的伊瑟尔提出文本的召唤结构理论。伊瑟尔借用英伽登“不确定点”的概念并加以改造、综合，认为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由“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构成，它们共同激发、召唤、诱导读者在阅读中发挥创造性的想象来填补空白，连接空缺，确定新视界，构成文本的基本结构。高尔基曾说：“文学家的工作空间是什么呢？他想象自己的观察、印象、思想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把它们放进形象、画面、性格里去。只有当读者像亲眼看到文学家向他表明的一切，当文学家使读者也能根据个人的经验，根据读者自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积累，来‘想象’——补充、增加——文学家所提供的画面、形象、姿态、性格的时候，文学的作品才能对读者发生或多或少强烈的作用”③。事实上，不仅文学作品如此，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也同样存在“空白”或“不确定”，召唤着鉴赏者运用想象和联想去填补、丰富艺术作品，而这种审美再创造恰恰是艺术鉴赏使人们享受到审美性愉悦的主要原因。那些被公认为经典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以它们的无限丰富性来吸引欣赏者的，最大限度地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它们成功的秘诀。例如：我国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讲述萧何星夜兼程跋涉追回韩信的故事。 戏曲的舞台在空间上是不够两位英雄跋涉追逐的，演员在舞台上跑几个圆场就表示追赶了几十里路程，完成追赶也只花费几十秒钟。戏曲这种虚拟性的舞台美术环境，以及演员“虚实相生”“以形写神”的表演，留给欣赏者巨大的想象和联想空间，激发观赏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来丰富艺术形象，使欣赏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和想象积极主动地参与形象塑造，从而获得更加丰富隽永的审美享受。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的结尾，秦始皇下令杀刺客无名，可秦始皇的内心却十分矛盾。杀，显得自己不够英雄，不如无名；不杀，又怕天下人笑话，最终决定下令放箭，只见万箭齐飞，刹那间皇宫的城门上并披上了箭衣，但却有一人大的空间没有箭。欣赏者欣赏到这里，电影结束，可刺客无名到底怎样呢？电影好像没有结局，留给欣赏者无穷的想象和联想空间。欣赏者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结局正是艺术家所想要留给欣赏者丰富的结局。又如中国绘画也很重视空白，南宋画家马远擅长山水画，画山，常画山的一角，画水，常画水的一涯，在画中留下许多空白，让观众想象和联想它是天、是地、是海、是山，被人们称之为“马一角”。清人朱耷的《荷花水禽图》，画面上孤石倒立，残荷斜挂，一只缩着脖子，好像瞪着白眼的水鸟孤零零地蹲在石头上，显得极其冷落孤僻。同时，画面中的大块空白，更增强了全画悲惊的气氛，给人以无穷想象，使“无画处皆成妙境”。当鉴赏者站在这副作品前时，自然会联想到朱耷那凄苦的一生，仿佛还能听见他那装疯卖傻时的“嬉笑声”……。中国书法同样讲究布白，字由点画组成，点画的空白处同样是字的组成部份，因而要求“计白当黑”、虚实相生，使得无笔墨处也成为妙境。约翰?凯奇一生中最为石破天惊当然也是最著名的音乐作品当属《4分33秒》（首演于1952年），该作品为任何种类的乐器以及任何数量的演奏员而作，共三个乐章，总长度4分33秒，乐谱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要求就是“Tacet”（沉默）。欣赏者全凭想象和联想来创造4分33秒内的不确定的意思形象，虽然这代表了凯奇一个重要的音乐哲学观点：音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但也说明了想象和联想在鉴赏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心理因素的发挥，约翰?凯奇这种观念性的问题就难以体现。可以说，无论任何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空白”或“不确定”，召唤着鉴赏者运用联想和想象力去加以丰富。 三、艺术作品在鉴赏主体的想象和联想中升华 所谓升华，一种意思是“比喻事物或精神的提高和精炼”④。艺术作品的升华是在不同时代的鉴赏者的鉴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古往今来有许多艺术作品，经历了不同时代，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历经岁月却仍像宝石一样依然光彩夺目，为每一代的鉴赏者欣赏品读，为不同时代的人提供了获得美感享受的文本。凡高一生最重要的艺术作品，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阿尔炙烈的阳光下完成的，《向日葵》就是这期间的作品。 《向日葵》是一幅表现太阳的画，是一首赞美阳光和旺盛生命力的欢乐颂歌。在作品中，凡高以《向日葵》的各种花姿来表达自我，有时甚至将自己比拟为向日葵。在他看来，地上的向日葵升到天上就叫太阳，天上的太阳落到地上就叫向日葵。画面上，向日葵那金黄刺眼的色彩，葵叶和花瓣像燃烧的火苗，那就是天上的太阳，也就是凡高的心，凡高的思想感情，凡高的灵魂。向日葵、太阳、凡高的心，三者是同一的。所以，当他画向日葵时，不是客观如实的描绘向日葵，他画的向日葵就像燃烧的火，就像天上的太阳，那是他心灵迸发的感情。那些黄色的花朵艳丽得颓废,弯曲的枝干，快要凋零的花朵,展现了生命轰轰烈烈的过程,也预示着一朝繁华鼎盛之后，终将走向沉重的衰败。从他的作品，我们不难想象他对苦难的生活无奈，对残酷现实的愤怒和对光明希望的无限渴望，他的想法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多少人的希望和渴望，而当《向日葵》流传于世时，凡高已去逝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后钓到了一条奇大无比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大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大劲也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这时却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结果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如果只看情节，也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故事，仿佛没有什么精彩的。但是只要调动起丰富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想象，就会发现，老人的故事不仅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象征着整个人类坚不可摧的读精神。在现实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却是胜利者，他那顽强搏击的精神，展示了人的高贵和尊严。从而体会一个在艰苦恶劣环境中，坚毅刚强，永远不屈服的心灵。体味人类的心灵深处那一份不向自然低头，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这其中也有失望，有挣扎、有喜悦、有痛苦，这些可以说都是欣赏者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味外之旨”。约作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雕塑名作《维纳斯像》，也称《米洛斯的阿芙洛狄特》，这一作品是用两块大理石合雕而成，优美的身雕、典雅的脸庞、丰腴的肌肤、恬静的神态，可并没有双臂，但欣赏者并不感觉雕塑的形象不完整，恰恰认为它留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想象空间中，体悟深层次的意味，使这件端庄优美的女性雕塑闻名于世，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将其称为“古代的神器”。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是他全部创作的高峰的总结，这部作品构思广阔、形象丰富，当人们在欣赏《第九交响曲》时，不仅被它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悲壮激昂的主题所感染，激发想象和联想，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那震撼心灵的哲理性和英雄性，体悟它充满了关于人类的命运的思想，充满了人类对争取自由，从苦难到欢乐，从斗争到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1950年拍摄的电影《罗生门》就其电影技艺、手法上来讲并不特别，今天的电影远远超越了它，其故事情节讲述四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仅此而已。如果欣赏者不发挥想象和联想，作品并不能带来视觉、听觉以及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但此作品至今仍然有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在于欣赏者欣赏艺术作品时从四个人的形象上发挥想象和联想，体悟现实生活中人所存在那些自私自利、卑劣行径等，从中受到了无穷的启发。分析起来，这些艺术作品的共同之处都给鉴赏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和联想空间，使鉴赏者的想象和联想能自由驰骋，从而提高和精炼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也有许多艺术作品早就灰飞烟灭，被时间无情的抛弃，或许在产生之时也得到过许多赞叹，但在时间长河的无情洗礼中，还是黯淡了下去。归根结底是没有想象和联想驰骋的广阔空间，没有深邃内涵的艺术作品，经不起时间考验，得不到升华。#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艺术鉴赏中联想与想象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鉴赏者主体在鉴赏过程没有联想与想象的参与就谈不上艺术鉴赏，更谈不上获得审美享受。反过来讲，艺术作品没有鉴赏主体的鉴赏，没有鉴赏主体在鉴赏过程中联想和想象的参与也是没有现实的审美意义的，存在的意义只能是潜在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给鉴赏者广阔的联想和想象空间，调动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力去完善、丰富、升华它，实现其价值意义。 艺术鉴赏论文:设计艺术鉴赏教学措施 作者：常笑尘 单位：河北大学 在高等院校上好设计艺术鉴赏课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艺术院校专业教师上设计艺术鉴赏课普遍反应感到吃力，老师没激情，学生没热情。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深究其源，主要是因为授课教师的缘故，其一是任课教师不适合上艺术鉴赏课，其二是老师没有真正理解设计艺术鉴赏课程在整个艺术教学体系当中的地位，没有真正理解设计艺术鉴赏课程实质，没有认识到它是高等教育中的设计艺术基础理论教育；另外，艺术设计专业本身“重技轻道”的特点使很多学生的兴趣集中在技术层面上，认为学习艺术设计就是运用电脑技能，还没有真正理解艺术设计的真正的含义。以至于出现教师费心地备课，精心地上课，可是结果却是寥寥几个人听课，使上课老师很是尴尬。要想上好这门课，笔者认为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开阔知识视野 高等院校艺术鉴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对问题看得深广和培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促进创造思维，使之成为极具实用性的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教师在“专”的同时要“广”，吸收姊妹艺术，并将其应用到教学当中。 首先，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必须具有非常全面通透的业务水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高等艺术院校艺术鉴赏课教师和专业教师需要的是一专多能。他们的知识面要广，既要懂基础美术绘画知识和技能，又要懂一定的设计知识和技能以及美术史、设计史等知识和理论，这样才能适应艺术院校艺术设计鉴赏课程的教学工作。如学生经常找老师帮忙，为晚会设计广告招贴、传授摄影知识、了解建筑欣赏等，当你一一为他们解决时，学生就视你为能人，是好老师。否则就会出现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尴尬局面。 其次，上艺术鉴赏课的教师还应具有较高的文艺理论水平和具备一定史学修养。如南方建筑和北方建筑的区别和联系，大的历史文化分区以及每个时期艺术的特点归类。如中国古代的图形符号和中国文化、生活元素具有传统文化的精髓，把其融入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就需要文化知识和经验的积淀，这种相融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比如教师在讲解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时，使这件艺术作品能够深深影响到学生、感染到学生，其实也是在教育学生，这一过程是受教育者认识美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审美过程中完成的教育。正是因为艺术本身是美的铸造，它感染人，作用于人类的审美，靠的就是它自身美的魅力。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审美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艺术教师要扮演好培养者、促进者的角色 首先，教师要积极地做好艺术理论灌输的引导者和学生思维的开发者，改变以往的灌输式教育。艺术设计鉴赏课程所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需要在知识的储备和拓展上加大同行间的交流，这样才会在教学过程中形成自己对艺术形态独特的见解。 其次，建立师生同乐的学习活动空间和互动交流平台，使师生在一个同思索、共发展的环境中，达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教师要做到蹲下身来和学生讲话，耐下心来听取学生在艺术思维上的困惑和迷茫，全身心地参与学生的思维活动，并做到理性听取，感性交流，用自我的方法引导学生打开畅想的大门。专业艺术院校设计艺术鉴赏课教学，首先要培养人的鉴赏能力。其实这是关系到设计艺术专业知识传授时“度”和“量”的问题，是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与之有关的设计因素。并能用高的思维来思考它的魅力。 再次，教师要学会积极地“旁观”。学生在艺术课程中需要教师作理性的引导，使学生能够发现自己在艺术设计中的不足和幼稚，使之在课堂上与教师课程产生共鸣，达到积极地跟进，这样才会达到教学的目的，而不是徒有虚表了。最后，教师要给学生以心理上的支持，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艺术学习氛围。活泼多样的艺术教学活动，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艺术学习，促进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使课堂更加生气盎然。在学生学习出现困难或表现不当时，教师不是求全责备，而是给予理解和鼓励，使学生敢于行动，敢于探索和思考。在课堂上，教师更应是学生最可信赖的朋友、知己和支持者。师生之间这种温暖的人际关系，便于一个生机勃勃的教与学的气氛的形成。 三、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 激发学生的兴趣，必须采取多种办法。不能以单一的艺术来引导学生，可以以音乐教学为例，通过讲解音乐背景、情节等，通过画面展示、播放幻灯或电影等多种方式，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曲目的理解，又可以激发学生进行音乐欣赏的强烈兴趣。这可以说明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把握了艺术本质，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艺术思维的源泉。又如，根据民间传说的爱情故事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其美妙的旋律令人无限神往，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但是，如今学生对于这个故事，并不一定完全熟悉，尤其他们欣赏该曲时，也并不一定能够充分理解。若在欣赏此曲前，教师将故事的梗概以及“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里相送”、“婚变投坟”、“化蝶”等情节向学生讲述清楚，便能激发学生欣赏该曲的强烈兴趣，使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音乐欣赏教学研究和实践者的注意。有论者认为，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更好地启发、诱导、感化、影响学生心理，促使他们积极思考，激发他们认知上的需要和对艺术直观感受，加强学生对比较抽象艺术的兴趣点和挖掘艺术规律。 四、要使学生在心理上接受艺术设计鉴赏课程 在高校艺术设计鉴赏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从认识上接受艺术设计鉴赏课程，他们觉得这些课好过，学与不学都一样。针对这样的思想，教师应该对他们进行正面教育，同时给予适当的鼓励，让他们从心理上接受艺术设计鉴赏课程，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样才能达到艺术教育的真正目的。 艺术鉴赏论文:舞蹈教学的艺术鉴赏探索 作者：杨易 孙泉 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 舞蹈欣赏是人们观看舞蹈表演时产生的一种精神活动。是欣赏者通过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动态形象－－富有审美价值的动作、姿态、构图、技艺、音乐，服装道具表情所组成的有意味的形式所具体地感受其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及在其中活动着的人物（也包含拟人化的花、鸟、鱼、兽等）的思想情感，进而产生共鸣，受到感染乃至思想启迪和陶冶性情的过程。本文章就对舞蹈鉴赏的过程进行探讨，对舞蹈鉴赏过程加以分析，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调整身心，以接近舞蹈艺术最美好的境界。就本人在多年从事舞蹈奖赏课中积累的教学经验的来说，我觉得，舞蹈艺术奖赏的过程，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切身感受阶段 这是舞蹈奖赏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一切奖赏的原动力，一切奖赏的美妙，都源自真实的感受，正像普列汉诺夫指出：”一件艺术品，不论使用的手段是形象活声音，总是对我们的直观能力发生作用。”[1]鉴赏舞蹈艺术也是如此。当舞蹈着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观众不仅立即被舞者的舞姿所吸引，而且随着舞蹈者所表现的内容的不断展开，他的各种心理机能也逐步启动、协调、配合、逐步进入完全摆脱功利性倾向的关注状态，并获得一种对舞蹈艺术形象直接感知的整体把握。这时，受舞蹈着艺术表演的吸引，欣赏者会进一步展开想象的翅膀，并将个人的情感投入其中，自然地就感受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或者说是充分的调动自己感觉器官的全部能量来参与到舞蹈艺术鉴赏过程中，充分“触摸”舞蹈，感觉舞蹈，从而进入舞蹈艺术的奇妙的世界当中去。 二、情感共鸣阶段 当观众全身心第投入到舞蹈艺术作品中，就会“物我两忘”进入舞蹈艺术作品虚构的天地之中。这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境界，是由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美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就是进行典型化的艺术，只有选取最有普遍意义的、最有人性的东西，以职工遭某种令人信服的，才是最不可动摇的东西。”[2]一部优秀的、形象生动的、而且表演细腻逼真的舞蹈作品，才能充分的激活观众的感情层面，使其与剧中的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即使最高形式的感动，也是艺术鉴赏中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的产生，即依赖于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典型生动，更依赖欣赏着感情、修养与作品的接近相同。此条件缺一不可。 三、理性判断阶段 在上述艺术鉴赏的基本经验上，在了解并掌握了一些舞蹈基本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理性体验舞蹈作品阶段，这一个近段是对舞蹈作品传达的艺术信息做进一步的判断。分析、真理，并加以理性的梳理。简单地说就是舞蹈鉴赏者如果在自然感受的基础上，脑子里适当地对眼前的艺术信息做一些综合分析。例如，该作品舞蹈形象属于什么类型？编导用意何在？动作造型怎么样？作品创新自出在哪里？作品中的音乐是否好挺好记？舞蹈服装是否有助于作品形象的创造等等，如果能够有机会进入舞蹈舞蹈鉴赏的过程，并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大大加深舞蹈鉴赏的程度。那该有多美妙呀。简单地说，就是在分析意识中，运用最普遍使用的方法去“设问”，在感受舞蹈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那是什么动作？”这个动作用在这里能体现作品中主人翁的什么情感表现？情节是在哪里有所变化的呢，有问有答，设问请教别人回答，久而久之你就会一步一步深入到舞蹈艺术奖赏的美妙境地里去了。 四、再度创造阶段 这个近段是在前三个阶段的长期锻炼中才能形成的一个舞蹈艺术奖赏中的最高阶段。在此阶段，眼前的一切，已经与自己的形象创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舞台上的表演雨你自己心中的感情相互交融、互相刺激、互相激发，表演者的一举一动，与自己的“想象”互相契合，最终，舞蹈鉴赏者自己“解读”出了很多舞蹈艺术之美，不但可以响应舞蹈编导者的内心感受，还相应了舞蹈者的“二度创作”，自己也变可以更好的舞蹈学者冯双白说进行自己的“再度创作”，从而积极的完成了自身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充分的感受到了常人所不能感受的独特魅力，令自己可以再欣赏舞蹈作品中回味无穷。[3] 由此可见，在舞蹈艺术奖赏活动中的每个阶段都不是一个一个截然断裂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连贯地衔接在一起的，通过相互的渗透、相互的作用、相互交替和相互交叉全然联系的一个过程。只用在对该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品味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客观、准确的评价。这就是理性判断和直感判断交融的结果。本文就是想要告诉读者，要想使自己具备能够了解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舞蹈鉴赏能力，必须通过长期的舞蹈艺术鉴赏活动来锻炼自己，使其通过对生命的热爱，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使自己身边的人都像自己一样热爱生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国家的舞蹈艺术。 艺术鉴赏论文:设立影视艺术鉴赏课的意义 作者：罗伟文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它不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影响和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如何发挥影视艺术的综合优势，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是我校进行教改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开设影视鉴赏课程的必要性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中，素质教育对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已成为我党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文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该文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既然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那么如何造就这样的人才也就成了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强调指出，各大学应该把影视鉴赏等艺术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和指导下，全国各高校都纷纷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05年，全国开设影视鉴赏公选课的高校已达到75%。[1（]P208）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许多高校积极探索影视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时，我校却至今还没有把影视艺术鉴赏课程列为公共选修课提到议事日程，这种发展现状是明显滞后于党的教育方针的。 2、时展的需要。必须正视的是，当今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传播学者米歇尔就直接地指出，全球化的视觉文化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来临。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视觉文化特色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的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书面阅读逐渐受到冷落，而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受到大众的追捧。因此，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书面阅读兴趣锐减，并将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享受。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的改变必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前影像文化的强势推进，不仅早已打破长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且对权威、经典发出了挑战。青年人借助影视和互联网完全能够实现自我教育，还可以向年长者传播文化信息。”[2]身处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们，无疑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生力军。影像文化带给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便利，必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从而最终对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挑战。既然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文化受众，那么站在时代前沿的高等学校更应该顺应这种需要，采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传播知识和文化，这样才能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求，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美国影视教育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系统的影视教育不仅能有效地模塑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养和竞争力方面，都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我校适时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我校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3、人才培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对整个民族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李岚清曾精辟地指出，“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确，在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加全面。传统意义上那种专精型人才显然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知识的快速更新会从根本上打破人们习惯固守的狭隘领域，这样，适时更新知识对每一个从业者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每一个从业者都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和健全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精神人格的健康，这样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境况。而影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它涉及到人类多种的艺术种类，其中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戏剧舞蹈、摄影艺术、后期制作等诸多方面。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不仅能有效改善知识结构，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它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培养健康人格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美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推动了一项旨在提高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媒体素质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帮助青少年有效地抵制影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运动客观上陶冶了青少年健康的审美情操和人格旨趣。正是看到了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教育部才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措施，以切实推进高校影视教育的落实。既然影视教育对高校学生的素质培养如此重要，那么，集美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在全校开设影视教育的课程就刻不容缓。 4、课程改革的需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科领域的边界日益拓展。在这一拓展历程中，传统的课程设置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挑战。显然，固守已有的课程设置是难以适应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的。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新学科、新课程的建设成绩斐然，就以影视教育所涉及的课程建设来说，在全国竟然有500多所高校开设过一门以上的影视课程，它们分别包括《电影艺术》、《影视艺术鉴赏》、《电影评论》、《经典影片分析》、《影视制作技巧》等。集美大学在实质性合并以后，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学院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得课程设置进一步合理化，课程结构日趋丰富，有效地强化了学校的综合实力。但全校公选课的课程建设却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公选课的设置一直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课程设置的随意性非常大。很多公选课的开设都是因为老师课时量不够，然后为了满足工作量的需要临时开设。这种随意性既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没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因此，适时地调整课程设置，下大力气地建设好学生喜爱的公共课拳头产品，是学校提升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影视课程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属性，使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能够赢得学生更多的喜爱。而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又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大量的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而且在对它的鉴赏中又能有别有洞天的独特发现。通过直观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的文化素养，又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就集艺术性、思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同时，影片所采用的现代高科技手段，又会激起学生的极大震撼和遐想。一门涉及人类想象力的如此生机勃勃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高等学校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集美大学要形成课程特色，达成跨专业培养的目标，影视艺术课程的开设必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二、开设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可行性 1、教学设备得到完善，能满足教学需要。与人文科学的其它课程教学不同，影视艺术教学对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更高，必须配备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就意味着开课之前，在教学的硬件设施上要有相应的配套保障。集美大学经过本科教学评估的洗礼，在教学硬件的改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影视艺术课程在全校的开设提供了设备保障。首先教学场地的建设有了质的提升。这突出地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场地的面积大大拓展。自从学校花大力气建设新校区以来，禹州楼、建发楼、美玲楼相继投入使用，用于教学的教室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些新增的教室都配有较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宽大屏幕的投影设施和高质量的音响器材，足以能完美呈现影视作品的视听效果，充分满足学生对现代教学手段的要求。加上各学院本身所拥有的多媒体教室，教学场地基本可满足全校影视教学的需要。其次影像制品的购置有了极大的丰富。文学院经过几年的发展，现代教学资源得到可喜的开掘。前几年、用于备课和讲课的影像制品十分缺乏，教材中详细讲述的许多影片，如《罗马假日》、《勇敢的心》、《现代启示录》、《红高粱》、《活着》等等，这些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影片却难找到，在学生没有直接欣赏的情况下向他们讲解、分析、评价就难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玄虚感。而今，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学院购买了一批经典的教学影片。这批影片对教师准备和收集影视资料，精心选择好教学片给学生欣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些影片中有一部分是从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借助影片的欣赏和分析，能为学生重读文学经典提供有利的契机。可见，从教学所必需的硬件条件上来看，集美大学向全校普及开设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2、师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教师始终是高校自我建设的重要一环，因为充足的师资储备是确保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文学院在这几年的发展中，一直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在软件的建设上成绩喜人。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师资数量的增长。在教学评估以前，文艺学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长期只有一个老师从事《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其它相关课程根本无法开出，这也是影视艺术课程遭到忽视的原因所在。经过这几年的师资队伍建设，文艺学教研室实力大增，现有专任教师9人，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影视艺术鉴赏》、《民间文学》、《文化概论》、《写作》课程的教学。在这些教师中，有罗伟文、管雪莲、周伟薇等5人都先后讲授过《影视艺术鉴赏》。其中的一些老师，不仅在文学院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过该门课程，而且还在全校开设过公选课，教学效果都很不错。二是师资质量的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历来就是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年，学院采取引进和培养双管齐下的方式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取得明显的效果。在讲授《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5位教师中，有4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正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而荣耀军老师则是今年学院引进的人才，他曾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文化专业做过博士后，有较高的影视文化素养。今后，学院将进一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提高和锤炼教师的教学能力，并鼓励教师努力从事影视学科的理论研究，拓展理论思维的空间，切实增强影视评论的写作本领。应该说，从事影视教育的师资力量的充实，为在全校逐步开设影视鉴赏课程创造了人才条件。 3、学生有开设影视鉴赏课程的迫切愿望。如今的在校学生，都是在新媒体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影视这样一些图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感。但许多人误认为，影视这样一些只要借助眼睛就能观看的图像资料，根本用不着还需要系统的学习才能领会，这也是这门课程一直得不到重视的原因。其实，学生中希望得到这方面指导的人是非常多的。根据本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学生中有近83.6%的人渴望开设影视艺术鉴赏课程，有近10%的人表示最好能开设该门课程，还有近2%的人表示无所谓。从这些反馈的信息中，学生希望开设本课程的愿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而在要求开设本课程的原因中，有78.6%的学生认为，当今时代就业的竞争压力日趋激烈，影视鉴赏课程能拓展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才艺，为未来就业增添一些资本。有15%的学生认为，该门课程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为大学生活增添一些光彩。另外还有近5%的学生认为，自己从小就酷爱看电影、电视，平时还爱写些电影评论方面的小文章，希望通过这么课程能帮助自己理论素养的提高，同时也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的这些反馈信息印证了本人在开设这门课程时对学生的一些了解。 在以往开设这门课程时，总有一些学生同我私下交流时说到，通过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理解获益很多。比如，一些学生反映在系统学习本课程后，由于对影视艺术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理解，在欣赏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就能慢慢悟出一些门道来，不再只是局限于看热闹。过去酷爱的枪战片、搞笑片，已无法激起自己的欣赏兴趣。尤其让他们高兴的是，知道了怎样判别什么是大片、好片，不再盲目崇拜大投资、大制作，而更重视影片的人文价值和审美愉悦，在欣赏好莱坞获奖影片时，也不再有那么多的困难和障碍。有些中文系的学生在学了该课程以后，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写一些电影方面的评论，在学校和校外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使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个别同学反映在应聘文字处理方面的工作时感到拥有不少优势。06级有一个学生，在看了《泰坦尼克号》之后，写了一篇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写得很有见地。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有一位艺术系的男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利用课余时间拍摄了不少很有创意的DV影像作品，其中有好些事情是反映他们身边的大学生活的，有些作品的构图新颖、立意较高。可以看出，学生对这门课是有很大的热情和期待的，适时开设这门课程无疑能够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渴求。 艺术鉴赏论文:艺术鉴赏课程设立的探索 作者：覃守达 单位：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当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课程拘泥于专业知识的抽象传授，缺乏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艺术素材，教材的内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难激发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创造灵感，因此，建设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课程教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受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正在淡化、失传，民间艺术人才发生严重断层，因此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并建设成本土化的特色课程教材加以传承发展之，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任务。 1．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存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关这方面建设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已成为全球热点和国家策略的大好形势下，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教学改革蔚然成风———如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学论》课程负责教师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美术方面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教学课程及其教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负责教师也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课程及其教材。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董春雷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的论文认为：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它既蕴藏着民族精神，同时又历经了时间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民间美术的原生态面临严峻的挑战。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胡俊涛在《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民间美术课程教学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但该文更进一步地指出，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的内涵与本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爱与重视，许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研究这个领域。为了能更广泛、更深远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该文就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着重分析了课程设置意义、教学方法等问题，力求探索出一套较为合理的、适合艺术专业学生的民间美术课程的思路。 事实上，许多高校艺术类或人文类的教师都已经开始投入这一教学实践中，就如何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来整合艺术类课程或人文类课程，掀起一股强劲的课程教学与教材改革创新之风。最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从1997年起，牵头申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改革项目“文艺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交融”，接着又组织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硕士点，联合向自治区教育厅申请“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获得立项后，他们便深入地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进行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搞科研与教学，以审美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为一条红线，把中文系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贯穿成为相互关联的学术整体。在他的带动下，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课题组积极探讨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方案以及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意义及其学理依据等等，自觉形成一门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人文课程———审美人类学，该课程教学成果荣获2005年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编的《审美人类学概论》作为“十一五”部级教材开始了立项建设。 2．研究内容及其方法 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开展高校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是一项具有时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学改革任务。然而，面对广西11个少数民族许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门别类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间艺术资源，并形成一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繁难的教学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项建设研究方面，必须选择这样的思路：从壮族开始，逐个对这11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研究，并逐个形成相关的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以壮族为例，具体研究内容为：整合并利用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资源———侧重于壮族神话、山歌、舞蹈、戏曲（壮剧）、乐器、服饰、工艺美术等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的研究。在具体的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将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2．1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展开多种学科理论及其方法的运用。课题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研究理论及其方法，对适合自己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研究，但要求在严谨的调查研究———深入壮族村寨开展田野调查以及进行相应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民间艺术鉴赏”中的“鉴赏”来展开教材建设研究，这一“鉴赏”要求从起源、发展、演变等方面以及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等方面，充分揭示该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尤其是审美方面）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意义。 2．2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影视、录像、摄影、多媒体等，制作相应的课件，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课堂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教案或讲义，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教材内容的编撰工作。众所周知，如果一门课程的教材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效的，则说明这部教材并非从扎实的教学实践中来，而是凭主观想象得来，而适合教学实践并能够推动教学实践的发展并产生良好的教学效益的教材，才是真正有效的教材，才能成为教学改革的丰硕成果。当前，我们必须学会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相应的受学生喜爱的课件，在多媒体教室或通过网络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课堂教学实践，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表现。总之，以壮族为例，我们对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的建设研究，将会有一个好的开端，为以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研究意义 在高科技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人类危机四伏———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的精神危机等等，造成人本身的许多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怀念过去，在无所适从的时候，这只能更增加精神的焦虑和不安。为了解决危机，人类学家们引导人们关注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少数民族———那些还没有被现代文明同化的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族群，深入到其中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寻求解决人类危机的“原生态文化方案”。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通过田野调查，展开对当代广西共计11个少数民族———壮、瑶、苗、侗、彝、水、回、京、仡佬、仫佬、毛南———民间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收集整理其中已经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经过提炼加工，形成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学内容，事实上，这是一种解决人类危机的“原生态文化方案”。因此，该课程所讲授的“民间艺术”，专指“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是指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存活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所谓“原生态”，是以自然生态之义喻指这些艺术均由该少数民族某一族群集体创造并世代传承下来的尚保存完好的活态艺术，是非官方的、非现代的、非个人的元文化。其艺术表达可以变化发展，但其所蕴涵的该民族精神和基本话语结构没有改变，比如作为壮族族群之一的那坡县黑衣壮的山歌艺术中的“过山腔”，依然用黑衣壮话演唱，尚保留着古代完整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押韵风格，传达着古代黑衣壮特有的精神风貌。#p#分页标题#e# 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一旦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就明显表现出两大相互矛盾的特性———当代性和原生态性。所谓“当代性”是指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具有当代的特征，反映当今时代的个性和追求。所谓“原生态性”，是指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保持有自古以来的精神内涵和话语结构，由民间集体传承着，具有原始原创性和集体传承性，任何个人或官方都无法改变。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当代性”，是因为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在市场经济、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或多或少地受到当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侵入”或“渗入”而产生了“当代性因素”，与此同时产生了“对抗性”因素———“原生态性”。“原生态性”“对抗性”的接纳或反利用这些外来的“当代性因素”，在碰撞与交流中发生聚合性的“杂语共生”的文化景观———“原生态性”和“当代性”矛盾统一而和谐地构成了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象。在这里，“当代性因素”获得了另一种表达，而“原生态性因素”也逐渐发生了当代性转型，当代性危机或原生态性危机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化解。正因为这样，学习和研究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以及开展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便具有了以下意义： 3．1保存少数民族本土化的特色艺术的需要。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保存少数民族本土化的特色艺术，有助于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促进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与此同时，在人类全面危机和异化爆发情势下，提供给人类消除危机和异化的精神武器，抵制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的侵害。 3．2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需要。在民族文化渐渐被淡忘的局势下，激发人们把握自己的民族之根，重新认识和把握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奋人心，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繁荣，有助于高校大学生民族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激发高校大学生热爱并思考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以及走向民间进行艺术创造的热情，从而促进高校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形成新的特色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以促进大学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 3．3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以及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需要。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开展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必然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与此同时，基于全球化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好形势，这必然有利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以壮族为例，开展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必然引起与壮族有渊源关系的东南亚民族———例如越南的岱侬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龙族及印度操阿含语民族等民间艺术研究者的关注，以至于进行此领域的学术交流，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壮族民间艺术的起源、发展、演化以及内涵、特征，而且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学院2009年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以壮族为例”阶段性成果之一。 艺术鉴赏论文:院校艺术鉴赏教学探析 作者：赵勇 单位：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设计学院 引言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端于19世纪初，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促进了中国新式美术教育的诞生，当初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教育思想及实践，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而几易其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进入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提高的时期，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持续的扩大招生和办学规模之后，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目前正积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作为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因此，学校的艺术教育成为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的重要途径。 一、高校艺术教育历史和价值 西方普通艺术教育始于19世纪，1844年，柏林大学开设艺术史课程，1868年牛津、剑桥和伦敦三所大学分别开设美术讲座，到19世纪末，美国共有47所高校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公共艺术课程。当时，视觉艺术主要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进入欧美高等教育体系的，这也是当今艺术教育的价值所在。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教育已历经百年，现代艺术教育理论倡导者王国维认为：“教育之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蔡元培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认为世界由现象界与本体界构成，在蔡元培看来，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和德育主义，都属现象界的范围，满足的是人的现世幸福，而无法使人的情感得到慰藉，满足不了人的终极关切——对死亡的超脱。教育的世界观和“实体观念之教育”，只有通过美育才能完成。蔡元培先生不仅从理论上全面而深刻地提出了包含美育的国民教育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在其倡导下，成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了我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学术研究与美育实践的重要阵地。在20世纪之初，我国一批又一批学生留学海外，引火传薪，在系统学习西方美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美术教育模式，如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探索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道路。从20世纪前半叶对欧洲美术教育模式的引进和对日本美术教育的吸收，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策主导的对苏联美术教育体系的移植，中国学校美术教育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进入新世纪，在普通学校艺术教育领域，国家教育部门提出了“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的，大中小学相互衔接，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协调发展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校艺术教育教学体系”的发展思路。2002年教育部下发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则具体规定：“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均在2005年前普遍开设艺术类选修和限定性选修课程，并逐步纳入教学计划，计入学分。”大学阶段是学生的自我意识、人格发展构建的时期，也是理智与情感高度发展和审美人格的形成时期。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能提高学生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欣赏力，促进学生人文修养和道德情操健康发展。科学教育、人文教育、艺术教育的相互融合，共同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大学生在校期间，尽管要面对比较沉重的学业负担、充满挑战的就业形势，但是，作为一代新人，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精力充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相当便捷，对艺术也充满渴望与期待。学校教育必须通过优质艺术教育加以引导，选择既能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的艺术教学内容，传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和审美能力，培养学生人文精神，陶冶学生高尚情操。 艺术素养是一个不断接受美的教养的过程，它是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外在体现。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自主、深远、恰当和理智地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事物，个人素质提高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审美教育，是对个体的审美情感体验与认知力及审美知觉敏感性的培养与陶冶，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层面，致力于人的精神上的平衡、和谐、健康、愉悦，是激励学生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视觉文化语境中的艺术教育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和影像时代，后现代媒介文化、电影、电视、网络、电子游戏等媒体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视觉虚拟空间，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非文本的视觉文化甚至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代青年常常以一种虚拟游戏化方式获取快乐和逃避压力。大学生常处于一种“浅显”与“通俗”的视觉文化语境之中，他们享受着时尚文化的盛宴，然而更需要主流人文精神的引导。学校艺术教育应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学意义的教育活动，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生的足以代表某一历史时期文化精髓的一种艺术形式（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的传播和弘扬，学习艺术就是在与这些伟大思想文化进行交流。对学生而言，艺术教育的过程应是一次重要的人类知性的补益，也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和道德的升华，是将善性美德注入学生心灵的教育活动。对学校艺术教育而言，伴随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视觉文化应成为当今艺术教育可利用的教育资源。现代教学技术为艺术鉴赏教学提供了高清视图和影像，缩短了人们与经典艺术作品的距离，信息技术中的网络技术为大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艺术鉴赏教学中如何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网络教学以及利用信息化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展开协作讨论合作学习等，是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三、艺术鉴赏中的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在本质上具有传播、延续和批判的特征。对受教育者而言，人文教育是科学、人文、艺术全面素质的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宗旨。中国古代美术博大精深，我们在研读作品时会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基本精神和审美理想的深刻内涵：传统美学范畴的“贵中尚和”，孔子的中庸、中和、适度、节制、不激不厉、温柔敦厚。中和思想也是一种天地自然之和、内容与形式之和、情思与理性之和。这种情感与理智的陶冶和调适，对于当代艺术教育是一种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不乏文学艺术珠联璧合之佳作，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取材于曹植的名篇赋作《洛神赋》，画家以巧夺天工的妙笔，把一篇精美的传世佳作用图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曹植的下笔成章、辞采华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笔者认为，通过这样的美术作品鉴赏，学生可以体会到蕴含其中的广博的人文思想，获得一种丰富的情感体验，这也是其他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在西方，艺术的概念应该包括绘画、雕塑、舞蹈、音乐、诗歌等经典样式，通常人们把艺术看成是实现真善美价值的最佳途径。今天，作为对西方艺术的解读和鉴赏，当我们尝试把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表现主义绘画特征当作是一次学术追问时，会发现这种以光影明暗和强烈色彩对比为特征的艺术流派有其复杂的美学背景，它们最直接的美学追求是一种科学态度和自然主义理想，但从深远的文化承接层面看来，则可能与基督教文明的光色美学有着某种关联。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家对光进行过细致研究并将其成功运用，如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凡•埃克、丢勒、拉图尔等人，他们的作品常见一种不可知的发光光源，对象的受光部位明亮，背景深褐，明暗对比强烈，画面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性，流露出一种神秘动人的气氛。这种虔诚而神圣的艺术追求，正是他们超越时代、引领时代的伟大之处。艺术鉴赏教学中的这种学术追问本身也是一种人文追求。#p#分页标题#e# 在康德的理解中，艺术家天才般地展示了自由本性，天才是一种根植于自然中的天赋，成为从自然通达自由的必然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些人文领域，是艺术家引导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是在一定美学思想指导下对现实生活理想和意志的反映。普通高校艺术教学实质上是让学生获得一种对自身的超越。鉴赏中的审美体验关联着人的感觉、期望、评价和生活感受，是一种个体性的、具体的生命状态，艺术审美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诗意栖居”——通过艺术审美实现人的理想诗意栖居，而接受个体会因社会人文价值内容的渗透而获得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意在由审美导向内在意志的自制力和自省力，建构完善的人格心灵。张彦远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与六籍同功”，同样赋予艺术以深刻的道德功能。人的审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人的道德意识，并可能转化为一种道德行为。在艺术鉴赏教学中，对作品解读，教师还需了解学生原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引导学生去琢磨、体悟作品的深层内涵，对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予以阐释，获得作品之外的对社会、人生、自然、历史的深刻理解。艺术教育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诗意栖居”，这是学生今后人生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艺术教育的宗旨。 艺术鉴赏论文:戏剧艺术鉴赏方法概述 一、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探索 1.打破传统艺术舞台特点，创新艺术表现手段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戏剧表演开始逐渐走向呆板，进而其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逐渐降低。要想彻底改变此种颓势，我们就必须对戏剧假定性特性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将戏剧向集歌、舞以及诗为一体的方向发展。比如：戏剧《野人》，这部作品集歌舞、面具、木偶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身，在语言、形体以及舞台造型中，显现出了多种声音交相呼应的叙事效果。而人们对舞台假定性特征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使戏剧彻底改变了传统戏剧中偏向写实厚重舞美的效果，开始朝着景物简化的趋势发展，从而给演员留出了大量表演的空间。事实上，对舞台景物进行简化不单是让演员创造舞台环境，而是要求演员通过表演去填补在舞美简化之后留有的审美空间，重点突出创新表演的作用。在舞台表演中，戏剧演员要让自己的形体动作与音乐、道具相配合，进而更好地演绎戏剧作品，让人们享受到一场视听盛宴。 2.重视戏剧演员的二度创作，适当增加一些表演语汇 在我国传统戏剧舞台表演中，其剧本占据统治地位，演员需要完全根据剧本来进行表演，可以说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但一些戏剧革新家对此却持有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作品在未演出前都是未完成品，需要演员在舞台表演中进行二度创作。舞台所呈现给观众应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白纸，演员应该在剧本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内心产生一种即性创作欲望，为突出主题，适当增加一些表演语汇。 二、戏剧艺术鉴赏方法探索 1.多次阅读剧本内容 在戏剧鉴赏过程中，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对剧本内容的阅读。这是因为戏剧在舞台表演过程中，并不能在中间停止，给观众留下品尝的时间，所以，先通过剧本来了解戏剧内容非常重要，有利于观众更好地欣赏戏剧表演。在阅读剧本时，必须要认真理清戏剧的结构。一般来说，剧本结构主要为四大部分，即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尾。在认真理清戏剧的结构之后，便要重点对剧本内容加以把握。此外，还要对戏剧中各个人物关系加以详细的了解。在确定人和人间关系之后，还要了解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冲突，从而更好地把握戏剧主题。 2.理清戏剧内容中的冲突 从总体上来分析，戏剧艺术的魅力体现在剧情的冲突上，也就是说没有冲突也不会产生戏剧内容，有冲突和矛盾，才能够进一步推进戏剧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戏剧冲突指的是在剧本内容中人和人、人和物、人和环境之间所具有的矛盾与冲突，最为明显的是人物性格的冲突。不同的人对社会的认识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来，便形成了矛盾与冲突。因此，观众把握了戏剧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便能够真正抓住剧情的总纲和思想。 3.对舞台说说明要细细品味 舞台说明有利于导演以及演员掌握剧情内容，特别是能对表演重点加以说明。例如，在表演中，有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等说明，也有动作、效果说明等。此外，舞台说明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辅助的作用。比如：在戏剧《雷雨》中，其第二幕开头便有一段舞台说明：“午饭之后，天气变得更阴沉和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更加的烦躁……”正是此段舞台说明，表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渲染了舞台氛围，为悲剧情调的营造打下了良好基础，进而烘托出人物郁闷、不安等的情绪，并且又为下文雷雨声中矛盾与冲突爆发埋下伏笔。 4.把握人物形象 在实际生活中，观众对各个戏剧形象会有独特见解。因此，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塑造要体现典型性，才可以使戏剧剧情更加生动、有趣。例如，周朴园的形象既可以是体恤下情的经理，又可以认为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还可以是最终失去所有情感的“精神乞丐”。这主要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逐渐形成专属他自己的人格与性格。此外，我们也可以借助人物的心理冲突来理解戏剧的人物形象。例如，哈姆雷特是介于现实和理想间的人文主义者形象具有孤军奋斗且又强烈追求理想的性格，然而，他性格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他处的时代环境和周遭人的尔虞我诈，进而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挣扎、矛盾、痛苦，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人物性格进行准确的把握。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任何艺术都要随时代进步而发展，随客观环境变化而变化，艺术与艺术之间，剧种与剧种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会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比如，现代戏曲吸收了很多话剧的特点已为中国观众所熟悉；中国戏曲的表现方法也给国外戏剧艺术以一定的影响。因此，戏剧需要改革，需要推陈出新。戏剧本身是绚丽多彩的，鉴赏戏剧也较为复杂，是不能简单地用几条框框驾驭的。除了了解戏剧的艺术特征，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欣赏它的兴趣和要求。总之，鉴赏戏剧，要有自己的眼光。 作者：李媛媛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小学美术教学与艺术鉴赏探析 【摘要】小学美术在教学实施中，一直忽视对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反而降低了学生的美术创造力与表现力。素质教育的转变，将关注学生生活，点燃学生艺术审美意识作为培养艺术鉴赏能力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启发学生参与观察、动手实践，来增强美术教育与艺术鉴赏能力的融合。 【关键词】小学美术;艺术鉴赏;培养途径 美术课程在小学审美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美术鉴赏能力，应该成为小学美育的优秀，从美术鉴赏中来激发学习趣味，增强对美术知识、美术技能的体验与认知。事实上，教师在美术教学上，往往忽视艺术鉴赏能力的渗透，缺乏对学生身心感官体验的关注，一味强调所谓的绘画创作，反而扼杀了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此，综合多种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融入艺术鉴赏教育，来提升学生对美术的综合感知与审美水平。 一、以生活为源头来渗透艺术鉴赏教育 小学生美术课堂教学，通常以美术教材为主线，鼓励学生从美术动手创作实践中来认识美术作品，领会美术的审美目标。然而，由于小学生自身认知结构的局限，很难从简单的操作中来体验审美，即便是教师的引导与说教，也依然存在认知距离。比如在学习潘鹤创作的《白求恩》浮雕时，对于浮雕中的人物，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个雕塑中的人物吗”;很多学生诧异。由此，教师开始人物背景介绍，以引导学生了解白求恩。然后，结合人物刻画的神情、发型、五官特征，来挖掘其中的艺术内涵与表现力。事实上，这样在教学中的情节铺垫，反而难以让学生深切体味作品中的人物特色与精神。再如对于“画出你的想象”一节教学时，从美术创作基准点上，要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要鼓励学生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入手，来开动想象力，来进行课堂作画。比如，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方式，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生活，来激发学生对生活的启发。通过让绘画技能高的学生为同学画肖像画，并从肖像画的观察、对比中来分析和评价，是否与真实学生相像。由此，来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将自己熟悉的学生进行作画，也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校园生活等方面来确定作画对象。 二、以多感官为体验来升华美术感染力 艺术鉴赏是对美术作品进行感知、评判的过程，基于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发挥审美功能来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小学生自身感觉体验能力较差，在美术欣赏中，主要从视觉上来感知，降低了对作品的多重体验。为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以增强学生对作品的丰富认知。比如对于学生绘画中的线条的使用，可以让学生从实际的铁丝、毛线、麻绳、绒线等材质中进行感受变化。在学习《色彩的情感》时，对于色彩与情感的融合，就是从视觉与心理上来进行综合体验。在课前，教师通过对丙烯颜料、调色通、油画棒、水桶等教学器具进行整理，并从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歌唱祖国》视频伴奏下，来烘托学习氛围。教师提问:林妙可演唱时的衣服颜色是什么颜色?为什么选择红色?有什么寓意?这样一来，教师借助于视频画面不同色彩的解读，来挖掘色彩与人类之间的情感，并从这些色彩中，引导学生正确把握色彩，来为自己的绘画创作增强色彩感染力。 三、以多参与方式来激活学生自主意识 美术鉴赏课在传统教学上，教师多从美术作品的讲解中，来传递相应的鉴赏方法及体验。学生感觉索然无味，也对美术鉴赏缺乏应有的学习热情。事实上，美术课程中的艺术鉴赏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别是让学生参与其中，来体验艺术的奇妙变化，来感知艺术作品的丰富魅力，从而增强多思、多想、多动手的主体性。如何在美术作品与学生之间营造良好的欣赏氛围，如何让学生参与到鉴赏实践全过程?这些问题的解决，教师需要从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方案上进行规划，比如在“彩墨家园”学习时，对于该作品的欣赏，要让学生自主去体验，去发现，观察树、叶、不同景的画法，并从中来感受中国绘画的独特技法。然后，让学生进行探讨，交流在欣赏中获得的心得体会，了解到了那些知识，从学生自我见解的发表中来深化绘画知识的理解，来欣赏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境界。 四、从认知情境营造上来渗透审美教育 小学美术课堂与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需要从不同的教学创新中，营造合理的认知情境，引导学生从中发现和交流，探究和学习。学生的审美教育与美术鉴赏能力息息相关，教师可以通过对话方式，来分析作品的视觉意义，再通过导入相关视频素材，让学生进行比较和感受，来探析各自的特点，来分析创作者所采用的技法;最后通过小组探讨方式，以汇报总结来进行综合评价。如此一来，学生能动性被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情境的热情高涨起来，也从不断地美术作品欣赏中提升审美能力。比如在学习“向日葵”时，对于该作品的分析，教师可以引出“向日葵花海”，并从风格各异的向日葵造型、特征展示上来渲染氛围。然后，引出凡高的“向日葵”，来结合两者的对比，让学生从中对照和分析。比如从作品的构图、造型、色彩、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激发学生不同的艺术审美体验。 总之，小学美术教学要注重激发学生的艺术鉴赏意识，要通过多种渠道，引领学生从观察、发现、实践、体验中，发散思维，陶冶情操，感知和欣赏美。 作者:徐佳 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 艺术鉴赏论文:气韵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的重要性 摘要：气韵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关键词语多年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气韵贯穿了艺术生产的全过程，在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立足气韵的含义以及气韵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的作用展开阐述。 关键词：气韵；艺术创作；艺术鉴赏 1气韵的阐释“气韵” 一词最早是由南朝时期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气韵生动是六法首要的，那么什么是气韵？气一般是指精神气，气势等，韵一般指神韵，神采等，气韵在我国古代指人物的神采；随着时代的发展，气韵也发生了变化，就现代而言，气韵不仅指人物的神采，神韵；在散文中的气韵指意境，文字带来的一种不可言传的境界；在山水画中的气韵指取势，山脉的走势，画面留空等。综上所述，气韵指文学或艺术上独特的风格;文章或书法绘画的意境或韵味。气韵一词成为中国传统美学首要位置，是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可缺少的一条，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精神和灵魂所在。气韵不仅是艺术鉴赏的准则，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换言之，气韵贯穿着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的全过程。中国现代作家钱钟书先生因为断句不同于古人而有了新的结论，他认为六法应为“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更有人断为“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也许后者更符合当时的辞藻的工整，但已无法考察六法的，如今六法的气韵不仅是品画的标准，更是艺术创作的准则，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谢赫的六法，他是时代的产物，同时身为新时代的我们也要赋予他新的意义，而不应该站在谢赫的时代去考察六法，谢赫六法不仅仅是作为艺术鉴赏的准则，更是贯穿整个艺术体系。气韵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秀，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在人物画中，未动笔先思气韵，考虑好人物的姿态神韵；在山水画中，未动笔先思气韵，考虑好山体的取势，留白；在花鸟画中，未动笔先思气韵，考虑好构图，气韵。 2气韵是艺术创作中的优秀 2.1气韵的形成与文学修养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气韵是艺术家人品的流露，尤其是文人画和山水画，很注重留白和取势，这就要求艺术家本身要提升文化修养，系统的掌握艺术理论知识。要阅读大量的美术理论，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同时要多思考，多看优秀的艺术作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临摹、创作，养成绘画中的“眼高手低”，即眼界要高于创作的技法。养成意在笔先，做到胸有成竹。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郑板桥，他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艺术实践得出结论胸中之竹才是艺术创作的关键，成为真正的师承自然，在画竹上达到了巅峰。郑板桥的竹子特点是密的时候不乱，少的时候又不疏，此刻的竹不是现实中竹子的再现，而是包含他的人生阅历和思想情感，他不顾政策开仓放粮，不惜丢官，曾在画中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竹渔竿”，借竹抒发了他弃官为民、淡泊名利、享受人生的平静心态，也正是他的这份旷达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竹上的巨人。2.2艺术创作中气韵的养成和实践分不开，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如果说文学修养是创作中方向，那么实践就是这个方向的动力机器，实践会让我们的创作技法更加成熟，一个艺术家的风格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实践。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石涛，他提出“收尽奇峰打草稿”，他虽是皇家后裔，但人生阅历却十分坎坷，四岁丧父，后削发为僧，自号苦瓜和尚，化满腔悲愤于画中，游历名的山大川成就了他，他先后出游武昌、黄山、南京、扬州等多处，也正应验了他的观点，在实践中继承并创新，他的画浓重中包含滋润，构图新奇穷极变化，在无论是黄山的奇雄，还是江南的烟雨在他的笔下都别有一番滋味。2.3艺术创作中的创新离不开气韵，一幅新颖的作品需要气韵，需要耐人寻味的意境或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气和韵味，他就像艺术作品的灵魂，有了它作品就有了生命，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慧存的。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八大山人，与石涛一样，他也是皇家后裔，面对王国的无奈，化忧郁、悲愤于书画，他常以一花一草，一枝一鸟，一石一木构图，画面构成简单但却包含深意，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意境即深远又怪诞，充满神秘和讽刺性。他笔下的鸟儿形体简单，构思巧妙，还常翻着白眼，体现了对当政者的不满，其名八大山人，似哭似笑，让人哭笑不得，他的每一幅画都做到了极其简练，大面积的留空给观者留下了无线的遐想，正真做到了寥寥几笔却包含趣味，包含意味。也许鉴赏艺术作品不该有那么多的原则和理性；也许气韵也只是飘渺不可阐释；也许不该将艺术作品分为三六九等，但对于艺术这个大系统而言，我们需要充实研究艺术鉴赏，用鉴赏者去丰富填充这个召唤结构，需要艺术鉴赏去完善艺术这个完整的系统。 3气韵是艺术鉴赏的重要准则 绘画的最高境界便是气韵生动，品评一幅作品首先看气韵，一幅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的体现便是气韵。艺术鉴赏是鉴赏者和艺术家沟通的桥梁，而气韵则是桥梁上的框架。我认为鉴赏艺术作品中的气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看一幅作品气韵是否生动，从外在的笔墨，造型构图来品评艺术作品，欣赏一幅作品首先要不暇思索的抓住对于作品的第一印象，从整体观察艺术作品。第二，看艺术作品的气韵是否能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是否具有足够的内涵让鉴赏者去回味，后者尤其重要，它是艺术作品灵魂所在。 4结论 气韵在中国传统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诞生以来就倍受艺术家的关注，人们对气韵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也正如此，气韵才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最高审美标准，气韵不仅在哲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更是贯穿这个庞大的艺术系统，气韵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众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气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与此同时也被一个又一个艺术家赋予它新的生命，使之可以与时俱进，让这个触不可及的词语能够具有时代的意义。 作者:王冠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美术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浅谈艺术审美鉴赏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摘要：艺术欣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一种审美活动，也是一种通过艺术形象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活动。艺术审美鉴赏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艺术审美鉴赏有其特有的性质和特点。 关键词：艺术审美创造；审美鉴赏；艺术接受；直觉性；情感性；再创造性 艺术欣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一种审美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美育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也是一种通过艺术形象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活动。它包含两个方面：审美对象（艺术形象）与审美主体（欣赏者）。当代作家秦牧在《虾趣》一文中曾具体地描述了一个故事。他写道：“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齐白石的水墨虾画，那里面十来只虾，生动极了。一次，有个农妇来倒人尿肥，肩上挑着一担水桶，一进门来，看到那幅画，竟着了迷，担子没有卸肩，就站着欣赏，一面连声啧啧赞叹：‘真像呀，就和活的一模一样。’”这表明，所谓艺术欣赏，一方面由于作品艺术描写的生动性，唤起了欣赏者的某些形象的记忆，印证了她的生活经验，调动了她的审美情绪，从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一种美的享受“竟着了迷”；另一方面，欣赏者通过艺术作品中具体的艺术形象产生联想，对客观事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农妇把画里的虾与自己在生活中曾见过的虾作了比较，得出结论：“真像呀，就和活的一模一样。”农妇在看画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接受了画家对生活美的发现和评价。 艺术的审美创造构成美的艺术作品，形成艺术作品应有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切事物的性质及其价值和意义又都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能显示和实现出来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审美对象，其性质和意义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关系才能显示和实现出来。这种关系就是人们对艺术的接受，特别是审美鉴赏接受。只有通过艺术接受，艺术作品的性质才能得以显示，价值和意义才能实现，功用才能得以发挥。 艺术接受是指一定时代、社会的人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文化和心理要求在鉴赏、读解、阐释和评论艺术作品过程中，对艺术作品的选择性认同和创造性实现。这种接受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它包含着欣赏者的感知、体验、理解、想象及再创造等等心理活动。按照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观点，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两极：一极是艺术的，即创造主体生产的文本――未经读者鉴赏的艺术家的“一度创造”的产品；另一极是审美的，即接受主体对文本的具体化或实现――经过读者阅读、品评、鉴赏等检验的作品，它是接受者在“一度创造”基础上进行“二度创造”的产物。接受者对“文本”进行“二度创造”并现实地鉴赏作品和实现作品的过程，就是艺术接受。 艺术接受的性质大约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艺术接受具有不可穷尽性。艺术作品的创作意图是很难确定的，而且，艺术家的自白也不能成为阐释艺术作品创作意图的惟一根据；二是艺术接受具有不可言传性。艺术作品的独特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具有不可言传性，艺术作品中的情感也具有不可言传性，因为艺术作品传达的情感是极其微妙、复杂和丰富的；三是艺术接受具有主观差异性。艺术接受的主体由于审美兴趣、思想感情、生活经验的差异，对同一艺术作品可能具有不同的艺术感受，并作出不同的补充和发现。 我们知道，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鉴赏是艺术接受的一种主要形式。审美鉴赏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凭借审美知觉对作为审美对象的物（如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发现和判断，并从中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心理活动。审美鉴赏具有下列特点与性质： 第一，审美鉴赏具有直觉性。审美经验告诉我们：对审美对象的美与不美的感受与判断，往往产生于瞬间的直觉。无论是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鉴赏，都不是先有理智的判断，逻辑的解析，然后才获得美感的。“眼睛一看到形状，耳朵一听到声音，就立刻认识到美、秀雅与和谐。”夏夫兹博里（[英]1671―1713）把这种“马上见出美”或“立刻认识美”的感官称为“内在的眼睛”，也即另一位英国美学家哈奇生（1694―1747）说的“内在感官即审美感官”，是一种“较高级的接受观念的能力。”审美的感觉不同于一般的五官感觉，是一种融汇和沉淀了各种复杂观念，渗透和内蕴着理性因素的高级精神感觉，用近代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即直觉，没有直觉就不能进行艺术创作，直觉就是“离开经验的经验”，找到意外解决的主要心理机制。比如，当我们欣赏一幅名画、或当我们欣赏世界歌王帕瓦罗蒂的演唱时，我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太美了”！就是这种审美鉴赏直觉性的具体表现。审美鉴赏直觉性具有三个特点：1、感受和判断的统一；2、表象性和意蕴性的统一；3、经验性和新鲜性的统一。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他“忽闻水上琵琶声”的感受，他凭听觉接受了声音，而凭精神判断出了美，因“立刻见出美”以致“主人忘归客不发”，达到感受和判断的统一。有一幅油画，画面上有一架黑色钢琴，白色乐谱，一位穿着墨绿色天鹅绒长裙的少女正弹着琴，透过那美丽的面庞，让人看到她柔美、恬静的气质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审美鉴赏表象性和意蕴性的统一。 第二，审美鉴赏具有情感性。审美鉴赏根源于情感需要，满足的也是情感需要，因此，情感性是审美鉴赏的又一基本性质。从艺术鉴赏的实践来看，人们对艺术形象的观照是一种动情观照和寓情观照，即不仅是艺术对象激发鉴赏者的情感，而且鉴赏者也寓情感于观照对象之中。鉴赏主体的情感活动由接受转为主动，活跃于鉴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情感判断。对于真正美的艺术作品来说，鉴赏者在把握对象的同时便会沉醉其中，超然忘我。诗人杜甫听了同时代的音乐家袁敬定的演奏后写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列宁听了伊撒亚•多波洛文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后，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对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审美鉴赏中的这种自我沉醉，是情感性的突出表现，也是进入鉴赏佳境的表现。审美鉴赏的情感性具有下列特点：1、情感性是受动与能动的相互转化和具体统一。人们在审美鉴赏中产生的喜怒哀乐、忧思惊恐、悲愁怨愤等种种复杂情感，首先是“感物而动”、“即景而生”的结果，即是在观照对象时受对象刺激、感染、震撼而触动引发的。因此审美鉴赏中的情感开始主要是受动性情感。例如，欣赏喜剧小品时，能引起人们的滑稽感、轻松愉悦感；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马勒的交响乐作品，会让人感受到压抑、沉重与痛苦；歌曲《马赛曲》则令人振奋和激动不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能使人心情放松、舒畅；门德尔松的钢琴曲《威尼斯船歌》让人仿佛看到意大利威尼斯河上行船往来，碧波荡漾的景象……但是，审美鉴赏中情感的受动不等于被动，它随即又转化为能动。即在审美鉴赏中，情感不仅受物而动，也还会随兴而发，自由生发，有着极大的主动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对对象所传达的情感具有选择性，他选择自己乐意接受，能满足自己审美需求的情感；二是主体对由对象所激起的情感具有生发性，即他会能动地调动自己在生活经历中所曾体验过、所积累的情感去与当前情感相比照、相应和、相融汇，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中生发和强化自己乐意接受的情感，从而获得最大的情感满足。2、情感性是认同性和排他性的有机统一。在艺术审美鉴赏中，情感一方面受鉴赏对象所表现的情感的诱发、触动、制约和规范，一方面又有鉴赏主体根据自己情感经验和情感需要的选择、接纳和生发，因而便必然有所认同，有所抗拒，既可产生“像喜亦喜，像忧亦忧”的主客体情感相容相生的状况，也可能产生“像喜未必喜，像忧未必忧”的主客体情感相拒相斥的状况。这种认同性和排他性情感的产生，既有上述艺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是指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蕴和性质是否能与鉴赏主体的内在情感相契合，成为鉴赏者的情感需求，为道德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民族的情感所认可和接纳，认同则产生共鸣，反之则抗拒排斥。3、情感性是领悟与感动的相互渗透与自然统一。审美鉴赏中由艺术对象所激发的主体的情感性，既表现为情感性的感动，产生强烈的喜怒哀乐，又表现为心灵性的领悟，能决定情感的去从是非，并且往往是在感动中有所领悟，在领悟中又倍加感动。审美鉴赏中的情感性既不只是感性认识的产物，也不只是理性认识的反应，而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融合为一的结果。 第三，再创造性。对艺术的审美鉴赏与其他审美对象的审美鉴赏一样，都必须进行审美的再创造。任何具体的审美鉴赏都既是接受，又是创造。不过，与艺术家对艺术作品的创造不同，它是以特定的艺术鉴赏对象为基础的再创造。罗丹在谈到自己的审美经验时说：每当他看到巴黎凯旋门墙上吕德的群雕《马赛曲》时，就好象听到了那个展开双翼飞驰而过的自由之神，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武装起来，公民们！”“经她一号召，战士纷纷前来”。其中一个有着狮子般的髭须的高卢人挥动着他的帽子，好像在向女神致敬。现在你瞧，他的小儿子要求和他同去：“我已够强壮了，我是一个男人，我要去打仗！”孩子紧握剑柄，好象这样说。“来吧！”父亲说，他用骄傲的慈爱望着他的儿子。显然，这个故事是罗丹的再创造所产生的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再创造，鉴赏主体才能真正获得美感，也才能真正实现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审美鉴赏的再创造性具有两个特点：1、自由性和确定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它既是自由的，又是有限定范围的。自由指鉴赏离不开鉴赏主体的自由想象。例如，欣赏一些无标题音乐，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像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无词歌和叙事曲，是两种特殊的器乐体裁，其中有些乐曲虽然没有标题，却含有丰富的文学内涵，这两种器乐体裁中所包含的文学内涵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给听众提供了广泛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2、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辩证统一。由于个性差异，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不同，鉴赏者在鉴赏同一作品时会有不同的体验与再创造，即或是同一鉴赏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产生此种情况。即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审美鉴赏过程中，既有当前的共时性的再创造，也有持续的历时性的再创造，这说明艺术的再创造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在不断的鉴赏过程中逐渐地接近和完成的。因此，在审美鉴赏中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存，共时性是历时性的基础，无数共时性的再创造构成了历时性的再创造，历时性则是共时性的延伸。正如当代美国著名音乐心理学家莫蒂默.卡斯曾经说过的：“一个完整的音乐体验应包含以下两部分，对音乐产生心理上的感情反应，产生能够揭示作品意图的逻辑认识过程。”我们鉴赏者在体验这两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音乐本身并不能明确揭示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而只能向听众揭示一个总体上的精神特征和大概轮廓。所以，“揭示作品意图的逻辑过程”，就需要依靠鉴赏者的想象力去完成，这就是审美鉴赏过程中的再创造。 由此可见，了解和掌握审美鉴赏的性质与特点，对于审美鉴赏是大有益处的。 艺术鉴赏论文:影视艺术鉴赏的表现特征 摘要 影视艺术鉴赏往往从这几个方面体验：一、积淀着理性认识的感性体验。二、能动的、非单一的意蕴领悟。三、影视的风格、韵味。这三点对提高广大观众的鉴赏水平，对影视艺术的发展繁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影视 艺术鉴赏 鉴赏者 影视是视听组合的综合艺术，他的一切表现手段，诸如人物表演、影响造型、镜头运动，画面组合、音响和音乐、光照和色彩，都能给观众带来直接的感官信息，造成对于某种社会生活或自然现象的“逼真幻觉”，影视艺术鉴赏往往从这几个大的方面体验。 一、积淀着理性认识的感性体验 对于鉴赏者来说，只有善于通过鉴赏对象的形象外壳，敏锐地把其内在的感情脉络，与人物或作者获得心灵的契合，才有可能成功地进入审美境界，进而领会其思想意蕴或社会意义，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鉴赏，都是从鉴赏对象在鉴赏者身上所激起的某种感情体验开始的。譬如日本电影《生死恋》的结尾：夏子死于意外事故。悲痛欲绝的大宫神情木然的来到网球场，呆呆地倚在看台的栏杆上，突然，“噗!噗!噗……”的打网球声出现了，接着，夏子那“你好，请多关照!”的甜美话音在空无一人的球场上回荡不已，这一声画结合的空境头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影评者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说它是影片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原因即在于人们本来已对男主人公的真挚爱情产生了同情与关注的心理。此时。则又进一步感受到了大宫心中那股“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强烈悲痛及对于夏子的无限思恋。 二、能动的、非单一的意蕴领悟 艺术的创造，从鉴赏的角度来说。读者与作者，观众与舞台或银幕的沟通。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经生成就永远定性的东西，而是多层次的，具有能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譬如卓别林的著名电影《大独裁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以后出现的《现代启示录》、《生逢7月4日》等影片，它们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都有一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的“风俗志”或“精神史”的视野和气势，能给观众带来“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 再如根据海明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老人与海》观看以后，为什么会感到那不仅是桑提亚哥老人自身的一段特殊经历，而是整个人的所谓“海明威精神”或是作者所追求的人生真谛的哲理思索的形象体现呢?这里面，既和影片故事中的情景气氛和人物性格特征所能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某种具有普通意义的人生体验有关，也和某些观众对于海明威作品的一贯风格以及影视形象的象征表意功能比较熟悉或爱好是分不开的，如果缺少这些条件感受也就会大不相同。由此可见。尽管每个电影、电视观众最后都会对于他所观赏的故事、人物的性质、意义获得某种感受，作出某种判断，但是，真要穿透故事的表层情绪，准确的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获得更高一个层次的审美享受，也不是一件人人都容易做到的事情。 三、影视的风格、韵味 从鉴赏的角度来看，风格的体察和评定，也是整个鉴赏活动的最高层面，它不仅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力。还要有相应的思想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了解风格，先要了解人，了解人，又要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同时，对于鉴赏对象的审美评价，往往也是鉴赏者自己的胸襟和素养的折光。就拿以前几年关于谢晋电影的讨论为例子：他的片子一般都比较注意贴近时代生活和重视反映普遍人的命运。特别象《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拓上能以鲜明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审视现实。反思历史。通过对某些重大社会矛盾的扫描，聚焦在广大群众共同关注的思想热点上，力图把人民的爱憎苦乐和生活的主旋律融为一体。 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无疑应随着生活。时代以及艺术观念，艺术实践的发展同步前进。有眼光的观赏者应能敏锐发现，热情鼓励影视艺术家所做出的每一个新的努力和取得的新的成就。例如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在保持浓烈的乡土生活气息以及轻喜剧的轻松幽默感伤，它们是前后一贯的：而在情节与矛盾造成冲突的结构技巧上，却一部有一部的变化：《喜盈门》紧紧围绕强英的转变组织矛盾，是传统而规范的线性结构《牛百岁》利用多种人际关系的矛盾造成的波澜起伏，结尾时还为田福的转变留了个“尾巴”，明显是由线到面的开放性变化《咱们的退伍兵》则更为从容，洒脱，使得影片的结构形态更加立体化，丰富了作品的情趣和生活容量。这样的变化，既是编导者深入生活，拓宽事业的结果。也和广大观众不断发展着的欣赏能力审美心理相一致，因而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因此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提高广大观众的影视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对于影视艺术的发展，繁荣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鉴赏论文:公共艺术鉴赏课教学形而上追求 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非艺术专业在校大学生缺乏艺术思维训练，致使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大打折扣，创造后劲严重不足。我们应该借鉴哈佛大学科研项目“零点工程”的成功经验，改革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教学，拓展课程教学的空间，让学生在艺术鉴赏中初步了解和发展艺术思维能力，修补思维“短板”。 一、哈佛大学科研课题的启迪 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升上太空，走在了美国前面。为此，美国朝野内外、举国上下十分震惊，同时倍感耻辱。美国人认为，19世纪末，科学的中心已由欧洲移向美国，许多现代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诞生在美国，美国就是20世纪科学技术的超级大国。然而，这回让苏联占了上风，美国各方面都在追究问题的症结，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教育界，认为肯定是教育部门出了问题。后来，哈佛大学还为此进行了科学立项，这就是历时几十年，有上百位科学家参与，花上上亿美元科研经费的著名的“零点工程”。“零点工程”被揭秘后，让人觉得十分意外。这个世界著名大学的科研项目，研究的对象不是航天科学，也不是核武器，而是艺术教育。教育家们认为，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是一流的，但文化艺术教育却不能与苏联比肩。正是两国科技人员不同的文化艺术素质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1]“零点工程”以“零”命名，表示美国的艺术教育要从零开始。“零点工程”课题组成员在100多个公立和私立的学校做实验，有的从幼儿园起连续20年进行追踪对比，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几十本学术专著，发表了上千篇科研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特别巨大，以致美国国会1994年3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优秀学科，引起了很大反响。难道唱歌、弹琴、跳舞、画画对科学发明、人类进步就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我国不少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教育界人士都持此疑问。这显然是一种浅见，因为持此疑问者只看见各个艺术门类器物层面的、形而下的技巧内容，而没能透过表相，窥见各个艺术门类背后形而上的艺术思维。“零点项目”之所以花了上亿美元，动员一百多位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历时数十年进行研究，目的就是将本国年青一代的科学家培养成具有艺术素质的科研人员，使他们既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又具有艺术思维能力，其终极目标是培养科学家们的创造性和学术后劲，服务于国家。艺术思维是人类两大思维方式之一。它具有特别强劲的创新品格，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一切创造性活动中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教学中，我们发现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对于艺术思维知之甚少，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我们西部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不仅大大落后于欧美，更落后于我国东部和港台澳地区，这一种落后不仅是形而下的技巧、技法、器物层面上的，更是形而上层面的，最严重的是我们西部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我们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再也不能停留在形而下的技巧、技法和器物层面上。鉴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发现，同时在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启发下，我们开始思考和调整本学校的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教学。 二、揭示“短板”，激发学习主体学习艺术思维的动机和热情 由于“思维训练”的介入，我们的公共艺术欣赏课程就具有了些许教改的意味。为了让全体学生对这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变味”的欣赏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在学习中真正有所斩获，开课伊始，教师应通过对“短板”的揭示，让学生从“思维学习”的角度了解自己的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对艺术思维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为下一步学习做好铺垫。科学思维，是思维主体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将判断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推理，从而产生新的思想认识的思维活动，具有概念性、逻辑性、纵向性的特点。这是学生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思维方式。而艺术思维保留了人类原始思维想象和幻想的特点，以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单位，具有较大的发散性、跳跃性和自由度，是思维主体不经过逻辑推理，没有确定的思维程序和方法，跳跃性地、突然地就直接认识事物本质的思维活动，具有直觉性、非逻辑性、横向性的特点。艺术思维是学生们比较生疏的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它对大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世纪现代化建设也非常需要这种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们的艺术学习应该重视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西部民族地区非艺术专业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思维训练课程，但是通过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的学习，学生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训练和提高。然而，在我们非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缺少了艺术思维这一块。这一“短板”效应，使学生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和艺术思维能力不能得以整合，使他们的创造能力大打折扣。在以往的艺术欣赏课程教学中，教师专注于单一的作品欣赏教学，学生专注于单一的作品欣赏学习，艺术教育教学仅仅停留在形而下的技巧、技法和器物层面上。我们的艺术欣赏教学和学习都缺乏艺术思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训练。这对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是一种丢了西瓜拣芝麻的本末倒置。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教学不仅仅是简单欣赏一些艺术作品，或者是单纯地学习某一艺术门类的知识和欣赏方法，更有价值的学习，是通过艺术作品的欣赏，让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艺术思维，修补非艺术生思维能力上的这一“短板”，让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这两大人类的思维能力在我们学生身上得以整合，形成强大的创造潜力，以便今后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随机渗透，让学生在艺术学习中初步了解艺术思维 艺术课程毕竟还是艺术课程，欣赏课以作品鉴赏为主，“艺术思维训练”的分量不能喧宾夺主。我们没有把公共艺术课程做成专项的艺术思维训练课，而是随机将艺术思维训练的相关内容自然渗透到艺术欣赏的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中自然而然地了解艺术思维，学习到艺术思维的内容。例如直觉、想象、联想、灵感、潜意识、非理性、非逻辑这些艺术思维的形式和内容，都不是集中地、系统地讲授，而是在各个门类艺术作品的鉴赏中自然地随机渗透。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古诗四帖》被古人称为“非人力所为”，“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面对《古诗四帖》的丰富性和难解性，我们不急于讲解，也不将问题的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是要求学生们根据这件行笔迅疾、线条飞腾跳跃、纵横驰骋、气势磅礴的书作，进行想象和联想。当学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联想，纷纷说出自己的观感之后，我们再简洁地介绍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悟到狂草创作的故事和李白的观赏草书的诗歌作品《草书歌行》，让学生们了解张旭狂草创作的趣闻轶事，并将学生们自己观看草书作品后的想象和联想与大诗人的联想和想象作比较。然而，我们的教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向更深处开掘。我们根据教材提供的资料，引入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以及《新唐书》中论及张旭的诗词语录，[2]引导学生追溯和还原张旭创作的现场。通过师生对话探讨，学生们了解到，原来张旭创作书法作品与大多数书法家不一样，他不是在心平气和、澄神静态、意在笔先的理性状态下进行创作的，而是在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状态下挥洒。尤其是他在酣醉的时候作的《古诗四帖》，就如同在梦境里遨游，使自己潜意识中埋藏的、压抑的各种情感、想象，在笔下如同鬼神一样飘忽出入。他自己在清醒过来时便感“不可复识”，别人就更加难以述说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种非理性、潜意识状态下的挥洒，使张旭的草书创作突破了传统书法的实用性，成就了书法作品的纯艺术性，使书法艺术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一种欣赏课教学，既使学生们欣赏到经典的书法艺术作品，又培养了学生们的艺术思维能力。总之，把握好随机渗透、不喧宾夺主的原则，我们就既能在艺术欣赏课上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又不失时机地随机渗透艺术思维的相关内容，大大拓展了公共艺术课程教学的空间，让我们的公共艺术课程充实、新鲜、有深度，使学生既捡了芝麻又抱回了西瓜，教学效果显著。 四、适时点拨，鼓励学生积极体验和大胆运用艺术思维 我国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创新能力不强”、“创造潜力不足”、“动手能力较弱”这样一些观点，已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识并广为诟病。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对艺术思维教学的实践性比较重视，不仅用心良苦通过点滴机会随机渗透，还适时点拨，要求广大学生积极体验和大胆运用他们刚刚学到的“一招半式”，鼓励他们大胆地往前走，勇于实践。《千手观音》是大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舞蹈节目。在《千手观音》的欣赏中，我们将“艺术直觉”教学自然带入其中。“观音菩萨是佛教诸神中在我国民间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菩萨。她倒驾慈航，撒甘露，普度众生的形象深入人心。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姑娘们心无杂念地体悟着观音的慈悲和仁爱，整齐划一的手臂动作、造型生动的画面，万花筒般在瞬间制造的舞台效果让人震撼。”讲到这里，我随机点拨：我们在欣赏舞蹈《千手观音》时，主客体融而为一，超越了意识和实际之间的障碍，没有通过分析、制备、推理的思考过程，就直截了当地洞悉到“千手”的神奇美妙和“神”的威力，使我们直观地、亲切地接受了这一群人化了的观音、神化了的少女。这一思维过程就是艺术直觉。直觉对艺术欣赏、艺术创作、科学创造等都有启迪价值。在艺术课程的学习中，同学们都应该注重各种艺术元素的积累，培养自己良好的艺术直觉。这样讲解，既使学生欣赏了舞蹈艺术，又让学生体验和学习了“艺术直觉”。 当代大学生普遍都喜欢流行歌曲，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们的音乐欣赏课在讲流行歌曲时就把周杰伦寻找创作灵感的“必杀技”也带了进来。周杰伦喜欢突破中国传统音乐的主题、形式，融合多元的音乐素材，创造出风格多变的歌曲，例如《双节棍》、《青花瓷》、《菊花台》、《兰亭序》、《千里之外》等，已然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周杰伦不受条条框框的规矩禁锢，儿童般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大胆混搭、勇于实践运用，以及他追求灵感的精神和方式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类似灵感的寻找和运用这样一些艺术思维有其特殊的活动规律。我们在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中不设专门章节去讲授，而是结合各个艺术门类的鉴赏，适时予以点拨，让学生有所了解和掌握，并鼓励他们积极地体验和大胆地运用。思维能力是人的发展的优秀内容，当代教育教学的发展重心应该超越形而下的技巧、技法和器物层面，超越知识和记忆的层面，提升到思维与创造的高度。 当下，所有教育教学活动都应该围绕这种“超越”和“提升”去发展，无论是专业课程教学，还是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教学，都要从这种“超越”和“提升”的视角去审视。两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我们换一种思维教艺术，对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进行新的拓展，使学生的“思维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补；我们的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成功，收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广大学生学习公共艺术欣赏课程的热情大大提高，听课兴趣大增，课堂上师生互动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经随机走访反馈，学生们普遍反映本院的公共艺术欣赏课程“有艺术风味”“，有文化内涵”“，还有艺术思维训练”。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摘要：以沪深两市17家林业上市公司2011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林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终得出结论：企业规模、获利能力、成长能力、有形担保资产比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所得税税率与资本结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资产营运能力、资产变现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线性相关关系。 关键词：林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文章以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17家林业上市公司的年报财务数据为样本，对中国林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指标的选取 （一）资本结构指标的选取 资本结构是企业不同形式的资本来源（如贷款、债券、普通股、优先股、公积金等）在资本总额中的分布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比例。资本结构直接影响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取得的收益。最常见的表示资本结构比率关系的方法，一种是资产负债率；另一种是产权比率。文章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选取产权比率作为衡量资本结构的指标。 （二）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 文章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分析，认为以下八大因素可能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假设1：企业规模与产权比率正相关。一般而言，大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现金流量，抗风险能力较强，不易受财务困境的影响。因此，与那些中小企业相比，更容易取得借款来解决资金需求，所以产权比率一般较高。 假设2：获利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在不对称信息下，企业的融资顺序一般是：内部资金、债务、可转换债券、股票。因此，获利能力强的公司拥有较多的保留盈余来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从而可以减少债务融资的需求，因此，获利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 假设3：成长能力与产权比率正相关。企业成长能力强，从而所需融通的资本就越多。对于这些企业，即使获利水平不低，但由于投资速度快于利润增长速度，所以仅仅依赖保留盈余是不够的。此外，成长能力强的公司一般发展前景良好，通过股权融资会稀释老股东的每股收益，并分散其控制权，所以老股东倾向于债权融资。因此，成长能力与产权比率正相关。 假设4：有形担保资产比率与产权比率正相关。从资本结构破产观来看，固定资产比例较高的公司，破产成本较低，在其资本结构中保持较高的负债比例，可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获取更大的预期收益。同时固定资产比例较高的公司，信用较强，也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负债。 假设5：资产营运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资产的周转速度越快，资金的回收速度就越快，对周转性负债资金的需求就越少，负债就较少。因此，资产营运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 假设6：资产变现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越能满足企业资金周转的需求，所以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越小；并且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越强，越容易取得借款。因此，资产变现能力与产权比率负相关。 假设7：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产权比率负相关。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公司拥有大量的现金流，则依赖外部资金可能性减少，所以现金流量因素与公司产权比率负相关。 假设8：所得税税率与产权比率正相关。中国企业正常的所得税税率为25%，但许多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业务可以获得优惠税率。因此，文章用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作为所得税因素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说，所得税税率越高，利息的抵税效果越明显，企业举债的愿望就越强。因此，所得税税率与产权比率正相关。 对于上述八大因素，文章分别选取资产总额的对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比率、经营净现金比率、所得税税率八个指标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虽然假设1中提及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取得借款来解决资金需求，但容易取得借款并不代表企业就一定会优先选择借款来筹集资金，企业管理者在选择筹资渠道时会有多方面的考虑，假设1中提及的缘由只是管理者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种，仅仅依靠假设1的推测不足以决定企业的筹资决策。 2.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假设2是依靠企业融资的一般顺序推测出来的，但企业融资的一般顺序是针对所有的企业提出的，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与所有企业或者行业，中国林业上市公司处于林业这样一个特殊行业，林业行业本身具有弱质性，因此林业上市公司也有别于其他上市公司。所以假设2不成立。 3.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成长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成长潜力大的企业一般都是一些新兴企业，这些企业大都不为人所熟悉，因此虽然老股东倾向于债权筹资，但是正如前面所讲，有些投资者由于对这些企业不熟悉，不敢向这些企业进行债权投资，因此管理者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4.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有形担保资产比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假设4是基于固定资产比率高，企业破产风险小，容易取得借款这一点提出的，但正如结论1中所讲，容易取得借款并不代表企业就一定优先选择借款筹资，这不是决定资本结构的唯一因素。 5.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资产营运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的线性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的营运能力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资产营运能力强，款项回收速度快，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不会轻易出现很大的缺口，因此企业一般不需要借款来筹集资金。 6.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资产变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的线性相关关系。企业的资产的变现能力强，一旦出现资金缺口，企业可以通过处置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获得资金，解决生产经营困难。 7.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在企业的经营活动过程中，不仅有经营活动，还有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不会与企业的资本结构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8.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所得税税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中国企业一般的所得税税率为25%，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是通过计算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在实务中，企业在结束一个会计年度之前一般不会计算自己的实际税率，因此一般也不会考虑到利息的抵税作用。所以二者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摘要：中国林业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多元化经营的现象，为了弄清多元化经营是否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以沪深两市17家林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采用Herfindahl指数衡量多元化经营程度，选取盈利性、风险性和成长性三个方面的指标衡量经营绩效，具体分析了企业多元化经营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 关键词：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经营绩效 目前中国学术界已有许多学者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过研究，然而专门针对林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林业上市公司作为中国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因此，对中国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探究从而为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是很有必要的。 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2009—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17家林业上市公司的年报财务数据为样本，对中国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指标的选取 （一）经营绩效指标的选取 本文在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时，认为经营绩效指标应包含三类财务指标，分别是盈利性、风险性和成长性的指标。 盈利性指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表示。该指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可以反映出企业的获利能力、资产利用能力以及借入资金利用的能力，是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的优秀指标。 风险性指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异系数（V）来表示，V越大就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不稳定。变异系数V可以消除单位或平均数不同对两个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因而很适合于比较分析。 成长性指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的年增长率来表示。由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能够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和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因此，该指标的年增长率能够很好的体现一个企业的成长性。 上述，ROE和ROE的增长率指标采用三年数据的算术平均数。ROE的变异系数V是由三年ROE的标准差除以ROE的期望值计算得出。 （二）多元化指标的选取 目前，最易操作的衡量企业多元化的方法是企业涉足的产业类别数量，企业所跨行业数越多就表明其多元化的程度越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出多元化经营的主要特征，缺点是不够精确，不能反映企业所涉足的每个行业的相对重要性。 Berry（1971）和Mcvey（1972）提出运用Herfindahl指数。这种方法弥补了上述方法的不足，不仅能够对每个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精确计算，还能反映企业不同经营项目的相对重要性。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Herfindahl指数数值的大小与企业多元化程度的高低是负相关的。当企业只涉足一个行业时H值等于1，此时企业为专业化经营，其多元化程度最低；当企业涉足的行业越多，并且各个行业的分布越均匀时，H值越小，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就越高。 本文以Herfindahl指数为基础测度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其中Pi表示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 （三）控制变量的选取 除了多元化经营程度，一个企业的规模和资本结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和企业的资本结构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企业的规模与经营绩效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规模大，不仅会增加多元化经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规模经济，影响公司绩效。所以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更好的反映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企业规模以2009—2011连续三年年末总资产平均数的自然对数反映。 企业的资本结构也是影响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结构反映的是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偿债和再融资能力，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合理的融资结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的调节作用，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自有资金收益率。由此可见，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选择资本结构作为第二个控制变量。本文中资本结构用资产负债率表示，这一指标采用三年产权比率的算术平均数来表示。 三、研究方法 （一）模型的建立 为了检验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我们设定以下模型： Y=b0+b1H+b2Assets+b3CS 其中Y表示企业的绩效，由三类指标组成，分别是ROE、ROE的变异系数V和ROE的增长率；H表示企业的多元化程度，Assets表示企业的规模，Cs（Capital Structure）表示资本结构。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笔者利用统计软件SPSS16.0对17家林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中找出其中的变化规律。 首先是对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见表1）。 由2009—2011年连续三年的H值可以看出，林业上市公司在这三年内多元化程度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的产权比率在这三年内呈现上升的趋势，2010年相比2009年虽有小幅度上升，但基本是合理的资本结构，2011年产权比率高达143%，就这一点而言林业企业总体将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从这三年的数据来看，样本企业的总资产是呈现递增趋势的，说明企业的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发展现况研究与分析 林业的发展始终是生态建设的重点，也是是保持社会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目前我们还要在如何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林业的现代化管理，充分发挥林业的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等方面积极思考、分析、探究，实现我国林业的跨越式发展。 1.我国林业发展现状 1.1林业发展总体成绩显著，发展迅猛，势头强劲 我国林业经过近60多年来的发展，总体成绩相当显著。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0.36%，森林面积1.95亿hm2，同时森林面积还在逐年增加，现在每年大约以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因此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林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的需求的背景下，发展迅猛，势头强劲。 1.2新兴林业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林业发展的亮点 近几以年，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新兴林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竹产业、森林食品与药材、野生动植物的繁育利用、苗圃花卉以及森林公园旅游等。通过围绕林业的一种资源进行产品开发，然后发展成大产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目前杨树、银杏和桉树等的发展已日渐成熟，经济林产品也是种以两位数速度增长。 1.3城市林业发展备受关注，成绩显著 城市林业属于林业的单独分支，它主要研究的是城市潜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城市树木绿化的种植以及管理，主要任务是设计城市栽培的树木。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问题显得越来越严峻，严重影响着城市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当前其发展也逐步被人们关注。同时，像一些高新技术在城市林业的建设应用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运用“3S”和计算机技术进行城市林业规划设计。 1.4林业发展的社会贡献日渐显著 林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3大效益。目前林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农民的就业增收，充分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约有近1.70亿hm2的集体林地，如果每户经营3.3hm2，那么可以为农民提供2.5亿个稳定的就业岗位。林业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缓解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2.我国林业发展存在的主要几个问题 2.1重视不够，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不能充分发挥 生态效益主要是指林业能够发挥调节空气质量、保持水土流失、防止沙漠化等功能所体现的效益。社会效益的重点是指林业可以为广大群众与社会提供优良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美好的休闲、旅游条件与环境，为国家发展提供一系列的林业产品等里所体现出来的效益。虽然国家始终强调林业要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也出台了很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到了林区就表现监管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乱砍滥伐现象仍然常常发生。同时森林质量不高，低效防护林占有比重较大，森林的人均占有面积低，还有因为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低价值的残次林区，林木稀疏。这些都严重地遏制了林业的社会与生态效益。 2.2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的林业产业面临着科技含量比较低，成果转化很慢的问题。我国从事林业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据统计，从事林业工作领域里的专门性人才只占到职工总数的1/4，而且大多都是初级技术人员，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更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近50%水平。同时林业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力不够，没有对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开发利用，在林业产业上的科技贡献率只有20%，远低于其他行业。而且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本行业的资本密集型与科技型产品生产上受到外国企业的严重排挤，不少企业仅仅是原料与初级产品的简单生产商，无法走向国外的大市场。所以，总的来说经济效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2.3林业的信息化的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虽然我国林业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经过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发达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网络的覆盖面较窄，服务体系不完全；第二，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体系还未形成；第三，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造成农村信息服务不到位；第四；当前的林业信息管理平台与社会对林业信息的需求还不相融合。 3.我国林业发展的趋势。 3.1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将推动快速发展 我国当前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逐渐增长的社会需求将进一步推动林业发展。随着国家各方面的大力建设，林业产品的市场将会呈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木材消费量的大量增加。在这个重大时期，生活水准的提高将促使人们的消费重点由以前的吃与穿转向住与行上来，对住房面积需求的加大、对装修标准与家具标准的提高等都必将极大地提高对木材消费量。第二，绿色林产品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林业市场中那些源于自然、无污染的绿色林产品会不断增加，主要包括森林食品、苗圃花卉、经济林产品以及竹产品等。关于林业的健康食品的需求会随着保健观念的提高进一步加强。第三，森林旅游市场前景广阔。精神生活的提高，促使更多的人想回归自然，感受自然的美，因此森林旅游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3.2加强林业的信息化管理，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 在21世纪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信息化，我们的世界开始了一个信息化的新时代。目前信息化已作为了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与综合实力的重大标志。我国林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再到现代化的三大阶段，因此信息化管理的建设是我国林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3.3进行科技创新，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但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物的多样性、良好的环境以及林业产品的持续生产等方面，体现了现代林业发展的价值观，而且对我国家乃至全球的环境的改善与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往往有冲突。所以，必须进行科技创新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林业的科技创新，要加大对林业科研经费投入，要建立长久研究的机制。企业每年可以从盈利中按一定的比例作为研究资金，提高产品的科技创新能力。科研单位需要大力合作，注意在合作育种以及新品种引进上强强联手，实现科技创新。 4.结语 林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不得不对我国林业的发展现状做深入的探讨，想出新的思路和方法，运行各种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最终实现我国林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中国林业论文:论如何实现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的发展观, 已经深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森林资源和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严峻状况, 要求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到林业建设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各个层面, 构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 从而实现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论文就如何实现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讨论。 关键字：林业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一、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们说，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由经济能力、社会合力、生态支持力这三个方面决定的。说到经济能力，就是资源、资金、能源和信息使用的效率、效益和增长率、资源储量、人均收入和资本可替代性等；说到社会合力，就是公共意识、文化道德、人口容量、人口素质、生活方式等；说到生态支持力，就是资源承载力、资源环境、生态自我调节能力等。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维护为中心的，它从森林生态系统在生命支持系统中的整体作用出发。这种作用不仅仅是提供某种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合理管理，向社会提供可持续的服务。同时，这种功能的维护也不单单是获取森林使用价值的基础，而且是由使用价值所表现出的经济获益持续的保障，更是人类持续生存所依赖于生命支持系统的根本，这也是森林价值的本质所在。 二、如何实现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 2.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规划我国林业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规划我国林业发展，主要可以从几个一个方面入手： 2.1.1首先，要提高对林业科持续发展的认识、统一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营造林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的良好氛围； 2.1.2其次，要认真掌握我国当前林业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加深对林业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要在新农村建设中给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乡建设中给予林业以首要地位, 以此对林业地位给予肯定； 2.1.3增大林业建设资金投入 建议根据每年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增大对林业建设的资金投入,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林业建设,加大我国林业建设项目的扶持力度，保证林业建设更好更快发展； 2.1.4加大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力度 可将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宣传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 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林业发展意识，努力打造一个全社会关注、重视、支持、参与林业建设的良好氛围； 2.2加快林业科技创新 一是加快林业科技攻关，攻克现代林业重大关键技术，重点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森林经营和保护、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林业生物产业、林业碳汇、木本粮油、林业生物能源、林业装备等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二是提升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水平，实施《“百县千村万户”林业科技示范行动实施方案》，建立林业科技示范体系，到2015年，力争实现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三是完善林业标准化与质量监督体系，加快现代林业标准化进程，建立标准实施的检查、评估和信息反馈机制，建立健全林产品和林木种苗质量监督体系，推进林产品数量计量评价体系建设，加强对涉及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产品的质量检测和安全评估。四是加强林业科技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林业生物安全和遗传资源管理，强化林业知识产权管理，推进林业认证体系建设。 2.3注重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 近几年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极大关注。各地区在林业发展综合评价实践中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下面就这些对策进行简单探讨： 2.3.1形成规模化造林 片林建设以发展苗木基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为主；以提高景观效果、生态效应、经济效益为出发点，成片造林，形成造林规模化； 2.3.2造林多样化 要形成造林多样化的格局，建议可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农民朋友还可采取林苗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林禽结合等方式，以提高林地产出，增加经济效益； 2.3.3建立林业可持续经营机制 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开展森林的分类经营和生态系统经营，实行森林资产化管理，建立林业可持续经营机制，在经营模式和技术体系上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2.4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物质保证。在第一产业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促进以低层次原料加工向高层次综合精深加工转变的步伐；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业、花卉业的发展。要大力调整生产力布局，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型产业，推动产业重组，解决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整林产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发展优势产品，努力开拓木材林产品的新用途，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解决林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调整企业布局和资产结构，实施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2.5加大森林法制建设力度 中国新世纪林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就是依法治林。如何实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2.5.1加快林业立法工作 1）首先，修改现在实行《森林法》的第5条 关于“永续利用”的规定,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取而代之; 2）其次，遵循林业保护的市场规则,修改现行《森林法》规定的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对于属国家所有的林木可由具体的代表者根据林业发展规划和市场规律行使所有权,无须通过行政许可，可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经营国有、集体所有的林木依法按照合同行使林木所有权; 对于具有生态价值的林地,政府可以通过整理济手段如给予补偿收购归国家所有;对于属集体、个人所有的林木实行自主采伐制; 3）再次，修改现行《刑法》对偷盗、砍伐林木罪的规定,使其与盗窃罪的处罚相同; 4）最后，制定或修改有关林业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林业工程质量监管、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2.5.2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要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严格、依法、及时地查处林业犯罪案件,认真解决有案不查、查而不判、重罪轻判、以罚代刑等问题, 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林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结束语 森林资源和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严峻状况, 要求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到林业建设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各个层面, 构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 从而实现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探析 【摘 要】林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林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和宏伟目标。通过林业科技创新、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加大资金投入等措施走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我国当前林业发展的正确之路。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经济;生态;社会 1.中国林业现状 改革开发30余年来，中国林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最近2008年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显示，中国林地面积43亿亩，比1978年多8亿亩，增长了44%；森林覆盖率18.21%，比1950年的8.6%多10%；活林蓄积量136亿立方米，比1978年增长了1/3；人工林8亿亩（5300万公顷），为世界第一，占全球的1/3。但是，截止2008年中国人均森林面积0.22公顷，居全球134位；人均森林覆盖率均0.13公顷，居世界130位。为保证林业的健康发展，我国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 “三北”重点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林业工程使森林面积逐年增加，进而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林业总量不断增长，人均排名依然很落后，同时我国依然面临着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物种减少等诸多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频繁的水、旱、风等自然灾害，可以说我国林业任重而道远。 2.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意义 林业可持续发展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在确保其生产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态多样性不受到损害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是通过综合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以发挥其多种功能，并且保护土壤、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林业。林业可持续发展从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反映了现代林业的多重价值观[1]。 林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平衡准则，要在经济-环境协调中求发展。森林为人类生存提供自然环境，也为人类社会提供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环境而发展。林业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生态优先，三者兼顾。 随着对林业可持续理论的深化和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林业可持续发展才是林业的正确发展方式。自2000年以来，中国积极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促进绿色增长，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当前我国林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林业经济以传统的粗放式发展为主，多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3.1造林模式老化，缺乏科技创新 近年来通过义务植树、工程造林等措施增加了部分森林面积，但树种单一、结构不合理，造林科技含量低； “科技兴林”、“发展立体林业”等口号喊得响，实际实施的少。 3.2为发展经济，过度砍伐 近年来我国在建筑业、室内装饰、家具等方面以及对纸产品的需求增加迅速，为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长期陷入过度砍伐与利用之中，造成了我国林业资源的短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3.3森林经营粗放，没有科学管理 我国大部分森林为粗放经营，集约经营水平低，致使林木单位产量低、生长量不高、材质差、利用率低。我国森林残次林相较大，生产处于低产值、微效益的状态。 4.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通过林业科技进步保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可持续发展包括对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环境再发展能力的保护。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资源与环境，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科技，只有科技的发展才能改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只有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科技含量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林业科技发展要作好三点：一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优秀、以效益为目的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而提高林业生产力，加快实现林业的现代化；二要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坚持科研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鼓励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联合开发、创办经济实体等形式，加快林业科技成果转化；三要培养多层次、各专业的林业建设人才，全面提高林业生产水平和整体素质[2]。 4.2通过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第一产业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短周期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竹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促进以低层次原料加工向高层次综合精深加工转变的步伐；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业、花卉业的发展。要调整生产力布局，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重组，解决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整林产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解决林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调整企业布局和资产结构，实施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市场的竞争力[3]。 4.3通过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土地承包之后中国土地使用制度上的又一重大改革。这次改革是消除林业发展体制障碍的根本手段，是体现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措施，是保护和改改善生态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山区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了林农造林、营林的积极性，激活了林农的创造性在体制上了林业可持续发展。 4.4通过加强法制建设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环境 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从而实现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森林环境，进一步健全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队伍。不断提高全民法制观念，依法打击各种破坏水土资源与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林业经济、林业环境不受破坏。 4.5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体机制。对重点项目加大投资力度，集中使用资金，实行集约化经营管理，最大限度提高效益[4]。 5.结束语 林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林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和宏伟目标。通过林业科技创新、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加大资金投入等措施走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我国当前林业发展的正确之路。 中国林业论文:浅析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生态文明是目前缓和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所提出的目标，因此本文对生态文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之间进行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提出对策，以期得到大家的关注。 关键词：生态文明；林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议 一、 生态文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1、概念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它的建设目标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林业可持续发展是在1992年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提出的。我国于上世纪将林业可持续发展列为中国林业发展的长远规。可持续林业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在确保其生产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态多样性不受到损害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是通过综合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以发挥其多种功能,从而保护土壤、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木质、非木质林产品和良好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满足其需求的林业。可持续林业从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环境及主要林产品持续生产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现代森林的多重价值观。 2、生态文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明发展内涵要求林业发展必须摆脱单纯追求木材生产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而是要兼顾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多目标的发展，因而林业可持续发展，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 只有大规模造林，增加植被覆盖度，增强植被保持水土的能力，从而保持林地资源的平衡，才能够为生态文明创造物质条件。同时林业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目标，因为林业承担着保护生态发展的重要职责。 二、 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中国林业在经过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有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指导，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森林资源的不足，与当前国民发展的需求矛盾日益增长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0.13 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量9.42 m3,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从质量上来看,全国林分的平均蓄积量只有84.73 m3/hm2,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86%,居世界第84位。4由于我国是个对纸张需求旺盛的国家，面对这种现状，更是加剧了我国森林资源的危机。而且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我国从国外进口量逐年增加。 2、林业科技整体水平低 林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一直很迅猛，但是在面对当前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的要求下，尤其是在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的时候，林业的科技整体呈现出水平低下的缺陷： 由于林业发展筹措资金的渠道单一，主要依赖各级财政的支持与投入，市场因素介入并不明显，导致社会化筹资机制仍然为形成，谁投入谁受益的制度未得到落实。因而科技投入低，林业科技投入的整体水平低，在国家投入比重非常低。另外，缺失大量技术人员，有关统计数据的显示，在我国林业系统专业职工只占到总人数的15％左右，明显低予其他行业的同类型职工比例。最重要就是科技贡献少，无法做到林业的集约化发展，从而影响生态文明的发展。 3、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管理系统落后。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管理系统并不是十分成熟，存在着诸多漏洞，主要表现在：首先，投资前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国家投资计划指令下达晚，投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且地方配套资金部分没有相应的落实，严重挫伤了实施工程的积极性；其次，林业工程投资基本都有多个部门管理，各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差，工程资金和质量管理严重脱节，而在林业工程建设推行的“报账制”和“监理制”等一些管理制度，在实施运行中效果并不好。 三、对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针对以上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研究，先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增强林业建设，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增长。 我国目前的国情就是森林覆盖率低，地形复杂，造林难度大，因此要坚持发展林业，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现代林业建设有效进程，增加森林资源总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森林对生态环境的这种外部性作用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无法的到实现，因而要积极推动绿色化的税收制度，加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积极推行绿色GDP核算。 2、快速发展林业经济，形成发达的林业产业链 林业发展必须要以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为首要任务，把大力发展林业经济放到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来部署，由于目前林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单一化，林业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因而产业链变得简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甚理想，因此，现在就是不断丰富林业内涵，拓展拓宽单一的产业链，推动森林资源的有偿转让，加深产权制度变革，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3、加强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 林业生态建设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因此林业生态建设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逐步完善林业项目咨询市场，加强对资金运转的监控，推行项目全方位监理，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 中国林业论文:试议中国林业发展的道路与实施发展路线的策略 随着六大工程的相继实施，林业已全面开始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林业的最新实践。实施六大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五大转变，是新世纪中国林业建设的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结合学习十六大精神，用十六大最新的理论成果分析研究中国林业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实践，我认为：中国林业的最新实践同样已回答了中国林业在新世纪新阶段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采用什么举措的问题。 一、中国林业工作的旗帜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也是中国林业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坚持高举的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样也是我们研究和解决一切林业建设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二、中国林业建设的目标中国林业建设需要什么样的目标？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林业在本世纪努力实现的长远目标。但是，中国林业现在还不具备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技术基础、环境基础、经济基础等。跨越式发展是国家林业局总结中国林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林业现阶段的具体实际所确定的近期奋斗目标，是由中国林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国林业当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是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低下，林区社会发育程度不高，人的思想观念陈旧，林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远远不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森林资源增长缓慢与社会发展对林业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之间的矛盾正逐步成为林业的主要矛盾。为了使我国森林资源快速发展，实现“五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成效”的目标，国家林业局审时度势，高展远瞻，确定用较短的时间实现林业的跨越式发展，使林业建设的步伐上一个新的台阶、新阶段，实现林业建设速度的跨越、技术的跨越、观念的跨越和阶段的跨越。同时，根据世界林业的发展经验，林业的发展历程经历四个阶段：森林采伐利用阶段，边建设边破坏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国的林业发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处于采伐利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了边建设边破坏阶段，一直到80年代末才出现了森林资源的双增长，但速度非常缓慢，基本上是每10年森林覆被率才增长1%，而且，林业建设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森林资源永续利用思想。根据世界其他国家林业实践的经验,这一阶段的跨度非常大，经历的时期也非常长。为了缩短这一进程，确定中国林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跨越这一较长的边建设边破坏阶段，直接到森林资源的多功能利用阶段，而不是跨越森林资源的多功能利用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林业需要有能指导林业可持续发展经营的理论，而且在林业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范例，来源于实践，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三、中国林业的建设道路中国林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林业走什么样的建设道路？中国过去林业实践主要以木材生产为中心，而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就要求充分利用资源的各种效益为社会服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森林是农业和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林业的新的要求。林业的新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林业实践必须走由过去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主的道路。国外林业实践走生态建设的道路已经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走生态建设的道路是中国林业跨越边建设边破坏阶段到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符合中国“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 四、中国林业建设的举措中国林业建设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态建设？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用重点工程建设带动林业生态建设的大发展，使中国林业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林业事业的复兴，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升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体系，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林业建设的必然需求。六大工程是林业建设的具体实践，是林业跨越式发展的载体，是林业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坚定步伐。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防护林建设、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速生丰产林建设等六大工程建设的内容，都是促进森林资源的增长，降低森林资源的消耗，发挥森林资源的多种效益，已经脱离了过去边建设边破坏的轨道，也正是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过程，由以发挥森林资源的木材效益为主向以发挥森林资源的多种效益为主的多功能林业的开始。六大工程就是林业建设的六大战役，决定了林业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按时实现或提前实现，决定了林业生态建设道路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林业的前途和命运。林业六大工程、五大转变和跨越式发展是一个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整体。实现林业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林业新阶段建设的近期目标，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林业将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五大转变是林业建设的发展方向、前进道路，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建设实践的回顾和总结，包含了对世界林业发展规律及趋势的认识，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我国林业发展方向、前进方向的深刻总结。六大工程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是林业走生态建设道路的具体实践，行动步伐，是实现中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载体。只有以五大转变为方向，才能保证六大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六大工程、跨越式发展、五大转变是新世纪中国林业的历史性任务，它们的有机结合，构建了新世纪林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林业进入了在明晰思路指导下，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即：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满足新世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业的新需求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把林业建设的重点从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以六大工程为载体带动林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发展的进程中全力推进林业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历史性转变，是新世纪中国林业的基本走向，是新世纪中国林业建设道路的转变，以推动我国林业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林业论文: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 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影响着国民经济各行 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 生产观、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规模巨大的循环 经济体，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绿色能源，是生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重要阵地，林业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回顾 了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建议：①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②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③繁荣具有创意的森 林文化体系；④完善先进实用的林业科技支撑体系；⑤建立科学的林业法规、政策制定与评 估体系；⑥强化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与参与体系。 关键词 生态文明；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 质与 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 化伦理形态。它是对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 的总结和升华。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 生命的依托，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系统的消亡，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不是人类对 其他生命存在物的施舍，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 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 原则，人类的生产劳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 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 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不再 是 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这种公平和共享的道德，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 的规范。 1 生态文明建设中林业的作用 1.1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必须为实现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发挥重 要作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 体” 。这是因为，森林是陆地上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生物量最大、初级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 统，其特殊功能决定了森林在维持生态安全、维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起着决定性和 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的生态功能主要表现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具有缓 解温室效应的功能；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蓄水库，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功能；森林 是阻挡风沙的生态屏障，具有防治土地沙漠化的功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 加快林业发展，充分发挥林业的多种功能。 1.2 林业是规模巨大的循环经济体，必须为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发 挥重要作用 林业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经营管理对象，是规模最大的循环经济体。据全国第六次森林资 源清 查显示，中国现有林业用地43亿亩，可利用沙地8亿多亩；全国有木本植物8 000多种、陆生 野生动物2 400多种、野生植物30 000多种。森林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其本身就 是 一个开放式的内部物质循环和外部物质能量交换系统，其循环过程为“森林―利用―培育― 森林”。在森林资源的利用上，人类完全可以实现对其林木的全树利用和对其多功能、多效 益的循环高效利用。因此，大力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和合理利用，进行多功能、多效 益的循环高效利用，可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林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扩大循环经济规模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3 林业生物质能源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绿色能源，必须为显著提升 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到201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年 利用量要达到3亿t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要达到 6亿 t标准煤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生物质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再生、可降解 的优势。而林木生物质能源是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构成。我国现有森林资源中，能用于工业能 源原料的生物量有3亿多t，可替代2亿 t 标准煤；利用现有林地，还可培育能源林1 333.3万 hm2，每年可提供生物柴油500多万t，木质燃料近4亿t，折合标准煤约2.7 亿t。大力开 发研制林业生物质能源，可以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节能减排降耗 。 1.4 林业是生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重要阵地，必须为全社会牢固树立生 态文明观发挥重要作用 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生态文化是人类实现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 时代 的呼唤和要求。生态文化的建设要求人们从精神形态上转变思维方式，在全民全社会树立生 态价值观、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物质形态上 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开发、利用和保护三者统一起来；从制度形 态上强化生态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规范、约束人们和社会团体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而发展林业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和纽带 ，是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的载体和平台。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林业建设的三大体系 之一。 2 生态文明对林业发展模式的要求 纵观世界林业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森林的原始利用阶段（19世纪70年代之前）、森林的工 业利用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和森林的可持续利用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同的森林利用阶段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有别于 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单一目标诉求，生态文明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侧重 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产业生态化以及代际公平。生态文明的内涵决定了林业必须摆脱单纯 追求木材生产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过渡到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重目标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即实现林业的可持续经营。 林业可持续经营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在确保其生产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 和生态多样性不受到损害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是通过综合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以发 挥其多种功能，并且保护土壤、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林业。可持续林业不仅从健康、完整 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环境及主要林产品持续生产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现代森林 的多重价值观，而且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全球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的改善，都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几乎渗透到人类生存时空的每一个领域。 3 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3.1 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林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基础，以重 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为骨干，以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为突破口，强调对现有森林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通过造林绿化工作，增加了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得 到了较大的改善；坚持多林种、多树种、多形式、多层次造林，加快国土绿化进程，提高森 林覆盖率；实施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加快生态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了三北防护林、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绿化、防沙治沙及黄河中游、珠江流域防护林等十几 个林业生态工程项目；林业产业发展迅速，在人造板、家具、造纸等产品上成为世界林产品 生产大国等。 3.2 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林业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处于以木材生 产利 用为主的粗放式经营状态，问题依然突出，与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 3.2.1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 位。人均森 林面积0.13 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量9.42 m 3，不到 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从质量上来看，全国林分的平均蓄积量只有84.73 m 3/hm2，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86%，居世界第84位。林分平均胸径只有13.80 cm ，林木龄 组结构不尽合理。人工林经营水平不高，树种结构单一，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比较脆弱 。 3.2.2 林业投资渠道单一 资金筹措渠道单一，基本上依赖各级财政的投入，社会化的筹资机制仍未形成，谁受益谁投 入的制度未得到落实。1979-2005年林业重点工程总投资1 82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 47 8. 21亿元，所占比例高达81.11%。虽然政府投资规模巨大，但是距离林业重点工程所需资金依 然有一定差距，并且部分资金尚不能及时到位，这严重影响了林业生态建设的进程和效果。 3.2.3 森林资源增长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矛盾日益突 出 由于我国人均的森林资源不足，我国人均木材、纸制品的消费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 的17.6 %和35.5%，同国民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极为不适应。随着国民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发展，对木材及以木材为原料的林产品的需求El益增加。我国目前木材的总需求量 为1.5亿m3左右，而每年国内采伐的总量平均为1亿m3左右，需求缺口巨大。这种状况加 剧了 我国森林资源的危机，使得森立资源增长缓慢；同时，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产 品的需求，我国每年外汇进口的木材及木制品支出总额高达100亿美元以上，并呈现出逐年 递增的趋势。 3.2.4 林业科技水平低下 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相比，林业技术水平低，表现在：①科技投入低。林业科技投入的 整体水平低，林业科技投入占国家投入的比重不足1%。②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全国林业 系统各类专门人才仅占职工总数的13.6%，远低于其它行业，更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30%以上 的水平。③科技贡献少。林业科技贡献率仅有27.3%。林业科技发展的滞后难以为林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应有的技术支持。 3.2.5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管理体制落后 林业生态建设在管理上并不成熟，存在诸多漏洞，具体表现在：①投资前缺乏科学 的决策程序；②现行林业工程投资由多个部门管理、彼此协调能力差，工程资金和质量管理 发生脱节；③国家投资计划下达晚，投资不能及时到位，挫伤了实施工程的积极性；④地方 配套资金部分没有得到充分落实；⑤林业工程建设中积极推行的“报账制”和“ 监理制”等管理制度，在实施运行中大打折扣，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金管理“报账制 ”和质量管理“监理制”。 4 促进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 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 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的生态效益无法得 以实现，因此森林资源的供给量远远不能达到社会的需求量，阻碍了林业生态建设的发展。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则是将森林的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有益尝试，必将对林业生态建设产生深远 的影响。为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①完善管理体制，积极试行绿色GDP核算；②完 善绿色税收制；③建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专项基金；④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⑤ 争取国际补偿。因此，应该积极构建全方位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生态环境 价值的交易，促进持续发展。 4.2 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除了生态公益林之外，商品林的生态效益也较为明显。由于商品林的经营是在市场 经济中进 行的，发展商品林可以减轻政府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资压力，提高林业的综合效益，促进林 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商品林应该成为中国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林 业生产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市场风险高等因素，商品林的投资环境较为恶劣。所以，改善 商品林的投资环境是促进中国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此，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①深化产权制度改革；②加强林业基础设施的建设；③完善森林资源流转机 制，推进森林资源的有偿转让；④减轻林业的各项税费，加大对林业投资的金融扶持力 度。 4.3 繁荣具有创意的森林文化体系 森林文化体系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人与森林之间产生的有关物质或意识的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是人与森林各种关系的总和。森林文化体系是人们在不断实践中对 林业和生态建设认识上的一次升华，是林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加强生态建设。保护生 态环境， 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和世界林业发展的潮流。关注森林文化，发展森林文化 ，建设富有创意的先进森林文化体系，是实现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①组织并推动森林文化领 域的学术研究和交流；②开展生态理念、生态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③推进森林文化 的物质载体工程建设；④加强森林文化人才的培养。 4.4 完善先进实用的林业科技支撑体系 为了确保林业生态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全面提高生态建设的科技含量，把科学技术贯穿 到林业生态建设的全过程，做到科学规划、科学设计、科学实施、科学管理和科学验收；要 加大对林业科技的投入，在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投资中，安排不少于3%比例的科技经费专项用 于林业重点建设工程的科技支撑；结合实际需要，围绕林业六大重点工程组织各级科研部门 进行科技攻关和专项研究，尽快突破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关键技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建立健全各级科技推广体系，建立技术指导和科技服务网络，加强科技推广和服务工作。 4.5 建立科学的林业法规、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 为实现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和评价，需建立公共平台的框架，采用公共技术平 台与国家重 大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工作共建的原则，按照工程管理要求，选择省、地区和县，对其建设进 程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将技术开发、集成、关键技术的攻关和工程建设紧密结合，制定各 种特征信息的采集、处理标准和规范，建立和林业重点省份多级比例尺、分布式数据库的林 业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管理网络系统，为国家宏观决策部门和决策层、林业建设者、生产单位 、科研部门及公众提供林业生态建设信息服务。 4.6 强化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与参与体系 林业生态建设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公益事业，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但是单纯由政府生产公 共物品会导致效率低下。因此，林业生态建设应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是具体实施可以通过市 场机制来运作。因此，在林业生态工程管理中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具体措施有：① 建立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估制度和决策制度；②建立项目业主制，开展招标投标制， 引进竞争机制；③完善林业项目咨询市场，逐步推行项目全方位监理制；④形成健全 的项目资金管理体系；⑤坚持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⑥建 立项目成本管理制度；⑦实行严格的政府采购制度；⑧建立完善的项目监测评价和管 理信息系统；⑨加强项目风险管理；⑩建立项目后评价制度。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吸引外资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 中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概况 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林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规模上利用外资数量呈增长趋势，但各年有所波动；在资金投向上主要集中在华南等地区的造速生丰产林和木材加工行业。 从规模上来看，目前，中国林业利用外资项目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规模有所波动，除政府间和国际组织林业投资合作以外，许多知名的国际林业企业也纷纷在中国进行项目投资。截止到2003年，中国林业利用外资规模达到31.3亿美元，林业利用外资规模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2006 年，我国林业利用外资项目个数为646个，比2005 年增加157 个，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到7.81 亿美元，比2005 年减少32.41%，占全国利用外资总水平的1.12%。其中国外借款1.22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43 亿美元，无偿援助0.16 亿美元，分别占林业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15.67%、82.31%和2.02%。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林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 从资金投向上来看， 2006 年，林业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投向了营造速生丰产林、木竹材加工、花卉种苗等竞争性行业，并且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在福建、湖南、广东等南方地区。一方面，营造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个数较多，但投资规模不大。2006 年营造林利用外资项目共为402 个,比2005 年增加138 个，利用外资金额为1.83 亿美元。林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以木竹材加工项目为主，全年木竹材加工利用外资项目112 个，利用外资金额为3.85 亿美元，占全部林业利用外资的49.23%。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省份依然是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排头兵。全年利用外资规模超过2000 万美元的省区有8个，分别是福建、浙江、湖北、广西、江西、江苏、内蒙古和广东，8 省利用外资总金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水平的91.68%。 从使用效果上看，根据顾署生在《WTO与中国林业投资》一文中的研究，我国林业吸引跨国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丰富我国吸引外资的渠道，提高我国林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还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优势项目的再投资：（1）外资流入增幅加大,与外商在林业领域的合作将会加强；（2）促进林业企业优势项目的发展,出口创汇,进而增加厂商的再投资；（3）加入WTO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使林业产业有合理定位,形成与市场经济机制和要求相符合的林业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分析 根据美国学者米切尔提出的“三要素评分法”，本文界定了在本土林业企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当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围绕这些群体，即国家、当地政府、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当地群众和外商投资者进行主要分析。而对预期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只做一般分析。（见表1） 利益相关者需求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国家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的升级，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当地政府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当地就业岗位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利润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收入增加，可获得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提升当地群众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外商投资者获得较低廉的生产要素，进入或扩展中国市场，获得政策上的优惠，取得利润预期的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获得有利的投资机会，生产环境得到提高，获得研究的可能性，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扩大社会影响通过表3的分析可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作为宏观经济的协调者，希望通过引导外商的直接投资，通过生态建设和技术革新，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将之从资源盲目输出、低效高耗型的产业，升级为资源合理利用、高效低耗型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更着眼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扶持当地企业，提高居民的就业率。从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和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的角度来看，本土的合作企业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生产技术水平不高，随着林区资源的逐渐减少，企业自身和内部职工/林农成为效益相对落后的集体和个体。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为了提高收入，获得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和提升，他们产生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切需求。从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当地群众的角度来看，希望能够在引进投资后，企业扩大生产，从而给自己提供更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从作为投资方的外商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有低廉丰富的劳动力，相对较为完整的产业基础，再加之政府在税收等政策上的优惠，外商认为进入中国不仅能够从成本上获得发展的机会，还能开发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获取利润。 （二）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供给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 John H1 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本文逐个分析了各个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优势（见表2）。首先，从各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所有权优势来看，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他们拥有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完善的产业基础，并且在长期的市场经营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网络；本土企业内部的职工和林农，他们多长期、甚至是家族几代在林业行业内生产工作，已具备基本的技能素质，并且劳动力成本很低；当地其他群众，虽然不具备林业产业的基本技能素质，但是数量较大，劳动力成本很低廉；外商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他们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可以借鉴其在全球跨国经营经验和专业人才进入中国。其次，从内部化效应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者能够通过它在全球各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分支机构，将设备、技术和人员低成本并高效率地传递到中国国内，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国外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国逐渐转移。最后，从区位优势角度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林业也不例外，在税费等环节上都有许多优惠外商的政策出台；而本土被投资的林业企业由于对当地市场非常熟悉，并且与政府等机构关系良好，所以能够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一个与中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沟通的桥梁。 （三）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供需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商投资我国林业的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各有需求，另一方面也都能为跨国合作的实施提供相应的供给。首先，作为国家和当地政府，为了实现我国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当地经济的目标，有意愿提供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其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和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和当地群众，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并提高收入，有意愿把自己所拥有的工业基础、销售渠道、社会关系以及自己的劳动力与外商共享。最后，作为外商投资者，为了获得低廉的生产要素，进入或扩展中国市场，有意愿对中国的林业进行直接投资，并把它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分享。有了上述需求和供给作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国内林业企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是可行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上述利益相关者各自既有需求又提供相应的供给，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存在冲突和矛盾，即供给和需求的不一致。首先，作为国家和当地政府，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当地经济的目标，它所提供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有可能是不适宜的，如果优惠过度，可能反而损害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优惠不足，又会造成外商投资动力的缺失。因此一个合适的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一方面要取得资金、技术，另一方面在与外商分享工业基础和已有销售渠道过程中又容易造成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平衡和矛盾。因此构建外商投资者和本土企业关系的协调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是合作成功的基础。再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和当地群众，在希望提高收入的同时，有可能由于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希望参与管理等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劳资纠纷，因此构建企业和员工、企业和群众关系的协调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最后，作为外商投资者，虽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取得利润，但是又在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分享上有所保留。因此对外商投资者一定的约束机制同样是必要的。 这些从需求和供给体现出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如若不能得到恰当的调和，将为林业产业的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如果能通过政府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则将能为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和难得的机遇。 三、中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入股的审批程序，加快林地林木产权评估组织和制度建设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造林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与我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合作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在具体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外商、国内合作者以及当地林农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外商提供资金，希望中方合资者能够高效地将林地和林木折股投资，而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中方合资者在没有征得农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农民委托他们经营的林地与外商合资，有的则通过政府部门简单地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执行，从而为公司随后的生产与经营埋下了隐患。 为此，一方面，中方在引进外资合作时，应当通过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外商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之协商恰当的合作方式和时间期限，而不应当一味担保最终的林地、林木折股率；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及林业有关部门要通过制订有关的规章，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入股的审批程序,科学分级估价，在转让林地时广泛征求当地林农的意见，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执行，更不能搞一刀切，林农应有自己的选择权。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外商投资造林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避免与林地林农的利益纠纷，将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二）落实公共保障机能，保障外商直接投资者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资造林的过程中,许多外商认为，政府在合作公司的财产保护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部门征收了林业建设保护费，但在公司的财产受到危害时，如林木被盗砍、盗伐以及遭受森林火灾时，政府应组织有关力量及时给予保护和解决。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将收取的有关费用投入到林地防护的队伍建设中去，切实有效地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 （三）支持林农工会类型的组织建立，保护林农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资造林的过程中，投资者及政府有关部门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但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忽略林农的作用。 林农是合作重要的参与者，但现实情况却是林农在整个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属于弱势主体,在我国大多数外商投资造林公司的构建及随后的经营过程中，单个的林农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司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作为要素投入者的林农的利益，他们往往难以取得应得的平均收益。建议有关各方应充分尊重林农的权益，由政府牵头建立林农工会类型的组织，以集体形式增强在公事运营过程中的议事和谈判能力。 （四）建立外资进入的考察机制，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建立外资进入的考察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应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其进入的产业和入股及利益分配方式进行招商选资，鼓励外资以高新技术等入股林木及林产品加工产业，并以优惠政策激励外商投资者将利益所得在我国林业进行再投资。 （五）统一内外资税费，规范监控外商投资企业针对国内林业企业的并购行为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长期以来外商投资者所获利益盛丰，而国内合作者无论是从利润还是技术上都所获较少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规范外商投资企业针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行为，对其在国内的并购行为进行跟踪监控，以防中方在被并购的过程中资产低估流失，同时也给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留出充足的缓冲时间。 （六）建立健全林业引资中环境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环境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严格引资项目事前和事后的环境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外资安全评估体系，明确外商投资者的在环境方面的义务，在环境损失发生时，外商投资者与国内合作者应该根据其各自的占股份额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当将环境的损失全部由国内投资者甚至是国家和当地群众来承担。 中国林业论文:浅析中国林业社会化的制度创新 摘要:21世纪的中国林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人类活动强度大、开发历史久远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森林资源在总量、结构、分布以及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态和环境服务功能等诸多方面,都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林业发展的相对落后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林业社会化;制度创新;森林资源 1 林业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巨大的物质产品和环境服务功能,而且在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支持人类生命系统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基础作用。进入到新的世纪,伴随着全球森林的持续减少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全面退化且不断加剧的严重现实,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广泛传播,森林与林业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空前重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林业实践活动的必然选择。因此,当前许多国际机构、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及个体对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都在进行着广泛地研究和深入地探讨。 2 中国林业社会化制度创新模式架构 社会变革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并不是一个毫无内在规则约束的发散数列,它有自己的法则,它最终必须向一个较为稳定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数列收敛。中国林业社会化变革必须以林业的社会化制度创新为载体。 2.1 建立有效的林地利用及其管理制度 在社会化林业生产条件下,对土地资源实行“地类规划、资源定位、法律约束”的制度路径,旨在通过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进行较严格的控制,从而实现并加强对社会营林生产和森林资源资产的宏观控制,使基层林业管理部门管理目标明确化、规范化、制度化,减少盲目性,从而提高林业行政管理的效率。“地类规划、资源定位、法律约束”这一制度路径设计主要是针对社会化林、比生产经营条件下土地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来进行的。在社会化林业牛产经营条件下必须对土地资源进行较严格的控制。出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短缺,林业问题必须放在大农业系统中进行统筹规划,不能因强调林业就忽视农业,也不能因强调农业就忽视林业,从宏观上保障提高国土资源的配置效率。 2.2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主要是生态营林基金制度改进。“生态营林基金”的征收途径,主要可以采取税收和收获两种形式。 2.2.1 税收形式 征收生态补偿税有利于扩大收入范围,更容易规范管理。生态补偿税的征收又可依据应税方式不同,选择开征征税或附加税。生态征税依据关联程度设计,即根据产品或服务消费项目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远近确定征税对象,对那些依赖森林资源的存在或森林产品的经济活动征收所得税或消费税,例如水库、水力发电站、城市自来水公司、风景旅游区等经营性单位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征收;还可以采取环境损益法确定征税对象,对那些对森林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或产品征收生态税,如开矿、采油、采煤、大型基础工程、排污和垃圾处理等。 2.2.2 收费形式 全国范围内开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可以参照林业基金征收模式,扩大原有基金收费范围或者提高收费标准。扩大原有基金征收范围会遭遇与征收育林基金同样的困难,提高征费标难将会导致林产品系列价格的增长。现实中,两种收费模式与当前正在推行的“费改税”的政策相违背,加上林业收费预算外管理中经常出现挤占、挪用等混乱现象,社会对林业基金已经失上了信心,再提出收费政策,社会阻力将会很大。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以林养林”的资金老套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 3 建立社会化的林业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制度。目前我国林业的投(融)资制度存在许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掏钱、群众造林的政策,加上资金有限、投入不足等原因,常常是“轰轰烈烈造声势,形形色色走过场”,结果形成“年年造林不见林”的怪现象。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制度,就是要彻底改变部门化经营模式的林业投资管理体制,通过利益保障和利益驱动,调动全社会经济主体投资造林的积极性,吸引国内外社会力量投资林业建设,解决长期以来林业投资不足的难题。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林业投(融)资激励制度,必将极大地拓宽林业的投(融)资市场,提高林业的资金及其他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为林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 4 林业的产业化发展 林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区域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为依托,以提高林区广大营林者经营收益为目标,以科技与信息服务为手段,建立起来的包括林业科研开发、教育培训、生产基地、产品加工和商业贸易等第一、二、三产业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林工商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团的生产经营体系;它是以提高林业比较效益为中心,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互惠互利原则进行组合、形成集经科教、产供销、林工商于一体,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林业产业化是林业系统内的“互助合作”与系统外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林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基本经营方式和建立在各参与主体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经济共同体。 长远来看,无论是商品林业还是生态林业,都必须确立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产业化是社会化发展的运动载体。通过政策倾向,培植一批规模适度、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正面影响力强、经济效益高的林业产业骨干项目和龙头企业,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产、供、销一条龙、贸、工、林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对于纯公益性的生态林业,也要通过生态营林“效用产权购买”的形式逐步实现其产业化的规模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超常规的方式实现我国林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明显的改善。 中国林业论文: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在中国的各种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提出，完全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及价值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态这个概念更是趋之若鹜，更加地崇拜和向往。其中林业的发展也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走的。文章着重研究了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当前时期下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0 引言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生态文明的概念就这样产生了。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面和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生产观、最大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自然损害的消费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现代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林业的发展要建立以生态建设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1 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提出的口号非常响亮，在对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赋予了生态建设为主体的要求。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典型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森林覆盖率以及人均森林占有率低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林业已经发展了61年，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基础，以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为工作重心，以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为主要突破口。在这60余年中，我国的林业在大好政策环境下茁壮成长，无论在有形的还是类似林业服务类等无形的方面，均取得了较快速地发展。然而，虽然取得了较快速地发展，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及意识低下，导致森林覆盖率不高，仅仅排在世界130名之后，而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3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也排在130名之后。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亟需加以解决。 1.2 林业资金筹措及投入途径单一 当前时期下，我国林业的资金投入的渠道相当单一，仅仅是依靠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及各级林业部门进行资金的投入，而社会化的、具有集体性质的投资机制尚未形成，而且最大受益者并非为投资最多的。资金投入的渠道单一，也就使林业朝着扭曲、畸形、单一的方向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2009年度对林业的投入的金额为2100亿元，虽然这一数字较大，但是这个数字却与林业重点工程所需资金仍旧有一段距离，且资金在发放时往往会出现不到位的情况。 1.3 林业科技及专业水平低下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林业取得了较迅速地发展，但是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相比，林业科技及专业水平极为低下。这主要表现在： 1.3.1 科技投入低 林业科技投入的整体水平低下，仅占国家投入比重的1%左右。 1.3.2 林业技术人员不够专业 据统计数据显示，林业系统专业职工仅占总人数的15%左右，低于其他行业。 2 加强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对策 针对以上对于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现提出如下几点解决对策： 2.1 建立符合现代林业发展趋势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 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的生态效益无法得以实现。于是，森林的供给量远远不能达到社会的需求量，这样就阻碍了森林的生态建设。这就需要加强森林生态补偿体系的建立，因为它可以森林的生态效益进行直接的市场化，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实现：积极实行绿色GDP核算；税收制度的绿色化；强化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 2.2 积极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链 由于现代林业的资金投入较为单一，因此林业也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产业链也就变得简单，林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太理想，不能很好地为国民经济贡献自己应有的价值。因此，亟待需要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地拓宽单一的产业链，使其朝着发达的方向进行。主要对策为：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森林资源的有偿转让；减免林业方面的征税。 2.3 丰富森林服务内容 林业除了能够提供木材这样有形的价值外，还有能够提供服务的无形价值。对于森林无形价值方面，还没有真正地进行开发。因此，需要对森林服务内容进行丰富、完备，以使林业能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价值。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繁荣创意度高的森林文化体系；加强森林开发理念的灌输；加强森林服务的宣传。 3 结论 综上所述，加强生态文明与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相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生态建设逐渐融入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这样就可以使我国的林业能够健康、和谐、又好又快地发展。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思考 摘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已确立21世纪实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但面临的问题突出,形势严峻。如何早日实现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需要国家实施“依法治林”的方针,用法制予以保障。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法制 新世纪上半叶中国林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即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少林的国家,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上还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为此,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艰巨,需要我们遵从林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探索现代林业发展的有效法制对策。 一、中国林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索历程 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林业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确立的。在1997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林业大会上,会议主题确定为“森林可持续发展――迈向21世纪”。从此,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追求。 中国林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就非常重视林业的发展,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国又提出了“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工作重点的转移,林业经营方针做了适当的调整,简称为“一下一稳三上”,即原木产量要下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上,更新造林和抚育要上,综合利用要上,新林区的开发要上。由于该方针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1984年又提出了新的经营方针,即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继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林业发展大会之后,中国于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1995年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至此,正式确立了中国林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 可见,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是林业历史演绎的结果,是林业自身发展的选择,也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 二、中国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林业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林业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三北”、长江中上游、沿海等防护林建设工程进程加快,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得到加强。各类商品林基地建设方兴未艾,林产工业发展迅速。森林资源的培育、管理、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制度也在逐步地完善。 但是,中国林业现状不容乐观,形势依然严峻,同新世纪国民经济发展对林业建设的要求相比,尚存很大的差距。目前,中国林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林业发展的自身困境 1.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有数据表明,中国森林覆盖率16.55%,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当中的61%;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0.6公顷的21.3%;人均森林蓄积9.048立方米,仅占世界人均蓄积72立方米的1/8[1]。而且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11省(区、市)平均森林覆盖率达30.9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西部12省(区、市)平均森林覆盖率仅为11.99%,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7%。 2.森林质量差,结构不合理。中国森林的生产力水平低,如以单位面积蓄积量和生物量计,只及世界水平的2/3,比林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1～2倍;如以单位面积生长量计,也只有3 m3/h m2.a多一点,大大低于林业发达国家5～7 m3/h m2.a的水平。现在的林业结构也相当的不合理,如林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林业用地有效利用率只有52%,在林业用地中,无林地占22%,疏林地和灌木林地占16%;林种结构不合理,用材林面积占77%,薪炭林面积只占3%;林龄结构不合理,幼龄林和中龄林居多,两者面积达71.12%,可利用的成过熟林资源趋于枯竭[2]。 3.乱砍滥伐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中国每年都规定一定的林木采伐限额,但并没能有效控制森林采伐幅度。每年的超限额采伐量达到8 000多万立方米,超过限额的1/3[3]。目前,中国生态状况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土地荒漠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仍、病虫鼠害严重等。有资料表明,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7%,并且每年以2 46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其中,沙漠和沙漠化面积达17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85%[4];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且强度不断增加,年均增加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5];1998年的全国性洪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29个省(区、市),受灾人口达2.23亿,直接经济损失达3 072亿元[4];全国年发生森林病虫害1.2亿亩,减少年林木生长量1 700万平方米,经济损失达50多亿元,远超过森林火灾损失[4]。 (二)林业政策法制建设的滞后 1.林业发展的体制不顺。林业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领域,需要有综合的协调决策体系,由一个综合部门来牵头、协调各部门的行动,从发展决策、发展规范、发展实施方案上进行协调,实现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困难不小。一是各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关系,更谈不上建立通畅的协作运行机制;二是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使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往往缺乏综合、长远的考虑;三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主体责、权、利关系不明确,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而政府管理部门往往为了经济政绩不惜牺牲林业发展的长期投入和生态效益。 2.退耕还林政策得不到切实执行。现在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是由政府操作的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官员由下而上上报退耕还林面积,再自上而下下拨粮食。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基层政府出于地方利益、个人利益,往往会发生基层官员与农民合谋欺骗上级的事情。一方面,农民虚报退出的耕地面积,拿到补助。另一方面,他们还林积极性不大,加上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种植林木效率不高,成活率低。 3.林业权属制度不完善。中国森林资源绝大部分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但使用森林资源的权利一般由国有林工局和林场享有。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看似适合林业的发展和保护的需要,其实不然。国家、集体享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但经营权一般是由集体、集体组织成员或其他私人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享有。由于经营者都是市场主体经济人,他们经营森林资源需要支付成本,有权收回投资乃至获利,这是市场机制运行正常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经营者一方面可能担心国家政策的变动影响利益而伤失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因林业经营周期长而急功近利,不愿从长远考虑,过早过多采伐,甚至是乱砍滥伐。 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性制度尚未确立。《森林法》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这是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性制度的法律依据,但中国并未建立具体的生态效益补偿性制度。由于生态林业存在外部性问题,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但生态效益巨大,对维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补偿林业经营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5.规范林业建设的《森林法》及其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一是中国林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对现行《森林法》第5条规定的“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进行修改;二是现行《森林法》规定的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其弊端已日益明显。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对自己经营的林木应当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而现行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却限制或剥夺了经营主体对自己经营林木的处置权利;三是《森林法》第18条“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有、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和第35条“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规定的不够全面,因为这两条规定仅考虑森林植被数量的恢复,没有考虑森林质量即生态效益的丧失;四是新《刑法》对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行为处罚偏轻。新《刑法》对盗伐林木罪的最高处刑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对盗窃罪的最高处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6.林业执法力度亟待加强。中国之所以出现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且屡禁不止,与有案不查、查而不判、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执法不严不无关系,急需执法部门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严惩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中国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对策 实现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林业法制建设,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确保森林保护、造林绿化、结构调整、经营管理等林业工作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1.提高全民对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认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充分认识到实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认识到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保持生态平衡、维护生态环境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护物种、调节气候、庇护农田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大力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杜绝人为破坏,积极投入和支持国家林业建设和生态建设,实现林业的跨越式发展。 2.建立实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体制。这需要对中国现有的林业管理关系进行深化改革和创新。(1)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林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职责。由于受过去政企不分的影响,林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尚存在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作为经济实体参与的情况,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角色造成林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及分配关系复杂化,给林业健康发展埋下不少隐患。需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林业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指导和协调解决本辖区的林业和生态建设问题、检查和监督管理林业和环境建设工作等方面的职权和责任。(2)发挥政府在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组织协调职能,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纵向联系与合作,实现由单一的林业部门抓,转变为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林业、土地、环境等部门齐抓共管、共同努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机制。(3)转变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手段。由原来的主要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运用科技手段,推行科教兴林,发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生态科学等现代高科技的优势,提高森林生产力水平。 3.现行退耕还林政策法制化。中国现行退耕还林政策完全是政府行为,实施的是行政手段,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为了克服退耕还林行政政策的弊端,可以通过行政政策法制化,激励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约束农民的欺骗行为。可以参照外国的一些做法,放权于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对政府、中介组织和农民的法律制度约束机制,遏制政府与农民因直接接触产生的合谋欺骗和腐败现象。例如,国家用合同方式把用于退耕还林的粮食或资金贷放给某种中介机构,再由中介机构与农民签订退耕还林的商业合同,通过合同约束双方行为,如果以虚报退耕面积欺骗对方的要承担违约者任。同时,对退耕还林成活面积的评估办法、守法经营的奖励、违法经营的制裁要形成法律规范。 4.大胆进行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造林积极性,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中国现行林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林业产权制度不完善有关,因此,要严格依法保护林权所有者的财产权,维护其合法权益。(1)进一步落实国家、集体和个人林业所有权。对权属明确并已核发林权证的,要切实维护林权证的法律效力;对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要抓紧明晰或调处,并尽快核发权属证明。(2)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针对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林业企业,可以通过部分资产或全部资产的出售、租赁、兼并、拍卖、破产,采取诸如独资个体经营、租赁经营、托管经营等多种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也可以改制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 5.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目前,国家已着手进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建设的研究和试点,对补偿的对象、标准及资金来源尚在进一步探讨之中。例如,台湾《森林法》规定,把公有林或私有林收归国有并给予补偿金的情形有两种:(1)国土保安上或国有林经营上有收归国有必要的;(2)关系不限于所在地省区之间的河流、湖泊、水源和其他公益者。主管机关限制采伐的情形有三种:1)林地陡峻或土层浅薄恢复造林困难者;2)伐木后土地易被冲蚀或影响公益者;3)位于水库集水区、溪流水源地带、河岸冲失地带、沙丘区地带者。台湾《森林法》还规定,禁止砍伐竹木之保安林其土地所有人或竹木所有人依其所受直接之损失为限请求补偿。中国要建立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可以参考台湾《森林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禁伐和限伐的情形及补偿的对象和标准。补偿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或退耕还林的专项资金。对有显著生态功能的集体、私人经营的林木可以进行收购,对禁伐或限伐的林木经营者依其直接损失给予补偿。 6.大力加强森林法制建设。依法治林是中国新世纪林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为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加快林业立法工作。一是修改现行《森林法》的第5条 “永续利用”的规定,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取而代之;二是遵循林业保护的市场规则,修改现行《森林法》规定的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集体、个人所有的林木实行自主采伐制;国家所有的林木可由具体的代表者根据林业发展规划和市场规律行使所有权,无须行政许可;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经营国有、集体所有的林木依法按照合同行使林木所有权;对于具有生态价值的林地,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如给予补偿收购归国家所有;三是参照国外有关禁止乱砍滥伐的规定,如砍1棵,要种3棵,从注重生态效益的角度完善现行《森林法》的第18条和35条;四是修改现行《刑法》对盗伐林木罪的规定,使之与盗窃罪处罚相同;五是制定或修改有关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林业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林业工程质量监管、林业重点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2)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要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格、及时地查处林业案件,认真解决有案不查、查而不判、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问题,确保林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林I是我国五大产业之一，也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林业也被纳入其中。从林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速度来看，市场化进程对林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虽然林业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但是依然会受到传统经济的限制，也会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和冲击，这会影响中国林业市场化的总体进程，所以说林业市场化的进程在以后的前进道路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对林业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效应。 关键词：林业市场化；林业；经济增长效应 一、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林业市场化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林业市场化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发展规模，虽然发展的步伐很大，但是在发展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分析一下林业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现状。 （一）忽视长期经济发展策略，过于注重短期经济利益 林业在过去的时代，资源丰富，人们在发现林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时候，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没有进行过多地考虑，就加快了对林业的砍伐，因此林场的建设速度加快，这样的做法促进了林业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给林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盲目的砍伐林业的做法，没有受到限制，无规矩可言。由于林木的生长周期较长，人们在砍伐林木的时候没有合理的规划，这就造成了林业发展中出现了经济链断裂的现象，这种只注重短期效益，而不做长期发展规划的工作，这不仅不利于林木的生长，也对林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林业的市场化进程受到阻碍。 （二）传统的林业发展模式导致林业市场化进程较低 中国林业市场化的进程虽然已经发展了有30年有余，但是一直受到传统的林业的发展模式的影响，虽然林业市场化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同时林业资源对于中国经济的生产建设很重要，它不仅提供的是能源，还提供建筑、劳动工具以及各类生活必须频道建设，这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林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林业经济市场化进程依然很低，它的开放程度也是远远不如其他的经济发展类型。原因在于中国林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还是采取的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发展单一产业，没有紧跟时展的步伐打开思路，资源整合，这就导致了林业经营没有走复合型的发展道路，一味地采取单一的模式，就会造成虽然林业的市场化进程在发展，但是开放程度不够，林业市场化的体制也不健全，自然发展思路也不成熟，林业市场化进程就会很低，很慢。 二、加大林业市场化对于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的意义 林业属于我国的基础性的产业，其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农村小康生活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在林业发展的初期，林业发展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着。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林业也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的探索中，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林业市场化进程首先为国家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苦难的问题，改善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这人力资源就为林业经济提供人力的基础；其次林业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促进林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模式发展，促进生态平衡，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最后林业市场化进程，能够及时发现市场动态，调整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更加有利于林业经济的科学发展。所以说在现实情况下，加大林业市场化进程对于促进林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林业市场化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及其措施 （一）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效应 林业工程属于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的工程，在种植林木期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很多，面临的风险也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虽然很多，但是一旦树木长成，变成一片林木，那么它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中国长期发展林木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利益的现实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林业经济在2002年的总产值为4601.829亿元，而到2011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增加到了30312.821亿元，并仍旧持不断增长的态势。同时，受林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解决了，人力资本增长趋势显著；其他要素的投入也在不断地增长，如生产要素的投入，林业人才教育的投入等，在林业市场化进程的带动下，林业经济呈现了较好的增长效应。 （二）促进林业经济增长效应的措施 1.继续对林业市场进行“改革开放”，促进市场化进程 改革开放的主要含义就是改变传统的观念，因此在林业市场化的发展中，我们也要采取“改革开放”策略，认识到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林业发展也要利用这一优势，引进外资，加强林业发展的融资水平，并加大引导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现代林业发展的转变。同时，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提升林业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水平，使得其市场化程度更高。 2.转变思想，跳出传统的林业经营模式 我们要转变思想，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促使林业发展向集约型转变，积极配合改变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因地制宜，注重林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好分析，促使林业经济的发展合理化，使林业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动力，并且创造条件，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结束语 通过论述，我们了解了林业市场化以及林业经济增长效益，并且针对林业增长效益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虽然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林业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虽然快，但是效果不明显，还存在一些问题。伴随着人们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的重视，林业市场化进程也会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为林业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中国的林业逐步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林业产业化成为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林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促进林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林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入手，探讨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林业产业化 问题 解决策略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林业已完成了基本的转型，实现了现代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林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完善林业相关产业的布局，科学构建林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转换，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和优质经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完成林业的市场化经营，实现林业产业化发展的稳定性和计划性，提高林业资源的生产效率，保障林业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问题 （一）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林业产业化的优秀是森林资源，但我国人口众多，森林资源的占有率却很低，仅占世界森林资源的5%，而且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乱砍乱伐的现象，由于过度的砍伐使我国的森林资源更加匮乏。由于制度以及人力物力的因素影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而且我国的树木品种比较单一，在种植和培育方面投入不足，造成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种植保护出现脱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林业规模无法满足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需要。 （二）林业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完善 我国由于体制的因素，林业属于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实施管理，企业和林场负责经营，各级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权、利的主体和所有权的划分，从林业的用地、生产经营以及产权的分配和使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和科学的划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部分企业无偿进行经营，过度开发国家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集体所有的林业用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开始分离，农户承包了林地后为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对林业的种植与保护，因此无法达到林业长期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这些都制约了林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林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无法达到优化 目前我国林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的林业企业，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到经营管理都不具备健全的组织功能，从生产到市场营销缺乏竞争和创新意识，在林业技术、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都无法真正的发挥效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期，落后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影响了中国林业企业的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使林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无法达到最优化。 （四）林业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守旧的思维模式都制约了现代科技在林业产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林业技术人员不足，综合技术水平落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的要求。同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和专业素养，企业设施设备落后，科技水平明显不足，对林业产业化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二、解决林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策略 （一）树立科学发展林业产业化的意识 对林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和优势进行扩大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树立科学发展林业产业化的意识，使人们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对林业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环节进行优化，对林业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为农民增收，为企业增效，为可再生资源增值，以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需求，使林业产业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政策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产业化的发展必然要适应市场的需求，要对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及时了解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掌握市场对林业产品的需求，利用科研成果挖掘林业产品的创新潜力，以此做为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同时政府做好扶持政策的调控，从宏观角度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合理配置林业资源，打破传统林业企业经营的局限性，建立健全林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完善制度和服务体系，制定林业产品深加工的管理政策，使林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生态保护和节约资源，而且能够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 （三）增强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在林业产业化发展中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工作是重中之重，为了林业产业化的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必然要对有限的林业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在保护林业资源的同时要进行树木的种植与培育，利用先进的林业科技扩大林业的种植面积，培育林业新品种，建立林业资源种植和培育基地，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的活动，积极推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强化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以此提高我国森林资源占有率，保证林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促进林业产业化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林业向现代化和产业化转型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林业产业化发展为社会主x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为管理体制、经营理念、生产技术以及有限的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林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只有进一步调整林业产业化结构，提高林业科技水平，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中国林业产业化逐步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作者简介：张亮，学历：本科，单位名称：北票市林业局公益林管理办公室，职称：工程师，研究方向：林学。）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保险发展策略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森林保险缺乏法律规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森林保险的法律法规，对森林保险的性质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森林保险的组织机构、业务经营方式和会计核算制度等都按照《保险法》中对商业保险的规范来实施，森林保险始终被包容在商业性保险体制中，但由于林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和商业保险有着很大的林业竞争力薄弱、林业保险技术不高林业的弱质性及林业保险技术的薄弱不利于林业保险发展。 ［关键词］林业保险 一、我国林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一)林业对保险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 林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其对保险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林木在漫长的生产周期里，既易受到火、风、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袭击，又易遭到乱砍乱伐、毁林开荒等人为破坏。从调查可以看出林业自身具有巨大的风险性，且有增大的趋势。林业灾害给林业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林业经营无法承受的。 (二)林业保险发展滞后对林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林业保险出现较早，但发展十分缓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森林保险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业务萎缩的现象。随着林业市场经济的到来，林业保险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一些较为注重效益的商品林。一方面，林农的收入偏低、保险意识薄弱，投保率过低。另一方面，林业保险经营效率较差，亏损严重，供给主体严重不足。这就使得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费率或限制责任范围，从而加大了投保人的经济负担，抑制了投保需求，进一步限制了承保面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我国的林业保险一直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困境”。 二、当前我国林业保险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一)林业保险供需双向不足 1.投保人收入低下，保险意识薄弱 林业本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林业发展对保险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然而，林业经营者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对林业保险需求不足，投保率低下，存在这一矛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营林者的收益低下，森林投保增加了林农经济负担，他们心存侥幸。二是，营林者的保险意识薄弱。虽然林业保险对林业生产尤其是木材资源培育的积极作用已为政府、营林者所认可，在经济较发达的林区，已被一部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林农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在更多的林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林区，森林保险的意义还没有为林农所接受。 2.经营效益低下，供给严重不足 林业保险公司有着巨大的潜在林业保险市场，而林业保险公司没有积极地开拓这个市场，增加林业保险供给，相反表现出林业保险供给不足，这一矛盾主要原因在于林业保险的特殊性；因其与商业保险不同，使林业保险公司效益低下。 (二)林权制度不完善制约林业保险发展 林业保险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林权不清，林业产权人的权、责、利界定模糊，这种制度上的弊端更加阻碍了林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一方面林区的产权主体不明，往往签保险合同找不到对象。另一方面，产权不明使得一些林业部门根本就没有森林投保的意识，责任相互推诿。 (三)林业保险政策不明，法律法规不健全回 森林保险业务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其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立法保护、政策支持和各项措施的配套建设。然而；我国森林保险到底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单独成立农业保险公司，还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兼营，是由政府参与实行补贴，还是由保险公司自负盈亏?这些政策方向多年来一直有人提出看法，但到如今，仍没有得到解决。林业的弱质性和保险公司的盈利性，使得两者完善结合较困难，需要政府的介入。 三、加快发展林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大林业保险投入 应从供需两方面加大对林业保险的投入，提高林业投保者、承保者的积极性。 1.提高林业保险意识、加大投保补偿，刺激林业保险需求。一方面要对林业经营者普及林业保险知识，加强林业保险意识，鼓励其积极投保；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实行林业保险的补偿机制，对营林者投入的保费按一定的比例给予补贴，补贴的形式可以多样，依据林农的需要，可以直接补贴资金，也可以是营林投资品、技术指导、税收优惠等方式。 2.提高保险公司的林保收益，促进其进行林业保险供给的积极性。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促进保险公司林业保险的供给：一方面对于大型的林场，由于其风险巨大；保险公司对其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巨险证券化的措施来分散风险。 (二)完善我国的林权制度 完善的林权制度能促进林业保险业务的开展。林业保险牵涉到林业产权关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林权制度，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关系，是林业保险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要加快林权改革，建立明晰的林权结构体系以及规范林业产权流转体系，使得林业产权主体明确，林业经营者的权、责、利对等，这样使得林业保险的主体明晰，且投保的责任和利益关系明确，能有效促进营林者的投保积极性。 (三)加强林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建设 积极出台林业保险相关政策，加强林业保险的法制.建设，是加快发展林业保险的保障。当前，我国开办林业保险的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其实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建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这样可以简化操作，提高效率，也便于政府出台林业保险相关政策。 (四)加强林业和保险业的自身建设 加强林业自身的建设是促进林业保险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林业的弱质性制约了林业与保险业亲密接触。因此，要加快林业保险的发展，首先要加快林业自身的发展，提高林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使其对保险有吸引力。保险公司的林业保险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的成本和收益，提高林业保险公司的林业保险技术，有利于促进林业和保险业的结合。要加强保险公司在开办林业保险的技术能力一是，加强林业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林业保险研究者和保险业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断探索和创新最适合我国林业建设的保险；二是，通过现实林业建设的调查研究，提高林业资源价值评估的水平，科学合理地评估林业资源的价值，采用合理的林业保险赔付率，使得林业保险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最后，要依据市场的需要，开拓多元化的保险险种，使林业保险灵活化经营，提高其经营效益。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造林整地现状研究分析论文 关键词：林业 摘要：我国林业产业不断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林业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经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去年，我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5860亿元；松香年产44万吨，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出口家具13亿件，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经济林产品年产量也已达7000多万吨。林业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统计，中国目前林业产业的发展每年可解决4500多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约占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37.5％。在南方集体林区158个林业重点县，农民收入的40％以上来自于林业产业。但是和国外林业相比，我国林业既有一定的优势，也有多方面的劣势，优势与劣势并存。所以我们还要重视营林建设，本文同时提出了一些整地、造林的方法，把我国林业溶入了国际林业体系中，与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广泛。因此，我们要提高认识，学会运用整地、造林的方法，尽快使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 一、我国林业资源发展的现状 1．1森林资源发展空间大。我国森林资源总的变化趋势是：森林面积逐年增加，每年以200万hm2速度递增，林木生长量开始大于消耗量，森林资源的发展在数量上开始走出“低谷”，扭转了长期以来森林资源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的“双增长”。森林资源是决定林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加WTO后冲击的重点虽然是林产工业，但竞争的焦点却在于林业产品，而林产品的关键原料在于森林资源。 1．2竹资源丰富我国是世界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类栽培和加工利用最为悠久的国家。其竹林面积达700万hm2，约占世界竹林面积的1/3、用材竹林总蓄积量约9700万t。竹材和竹制品，无论在品种还是在产量方面，在世界上我国均为首位。竹林中的竹笋和竹荪是天然保健食品，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资源。 1．3盛产松香和林副特产品我国松香每年产量在40万t左右，居世界首位。除供应国内市场外，也是大宗出口商品。我国脂松香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声誉，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出口量均在20万t左右，年创汇均在1亿美元以上。我国芳香油年产量2～3万t，其中桉树芳香油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我国林副特产品资源丰富，其中不少是名特优产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信誉，具有较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基本垄断了港澳市场，在东南亚、日本、德国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 1．4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对林产品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建筑业、室内装饰、家具等方面以及对纸产品的需求增加迅速，其木材、人造板、纸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这就为我国林产工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1．5森林资源存量小、质量低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特点是存量小、分布不均、森林质量下降、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水平低，林木生长量不高。 二、整地、造林的一些程序、方法 造林地的整理是在造林前改善环境条件的一道主要工序。通过整地可以改善造林的立地条件、清除灌木、杂草和采伐剩余物。在造林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增加直接投射到地面的透光度；还可以改变小地形，使透光度增加或减少。整地清除了地表植被，增加透光度，因而在白天地表层的温度要比有植被覆盖时上升得快，整地后改变了土壤物理性，使土壤温度状况发生变化。因而，能提高造林成活率及使幼林的生长情况显著改善。整地还能保持水土、减免土壤侵蚀，同时也有利于造林施工，提高造林质量。 2．1造林地的清理造林地的清理，是造林整地翻垦土壤前的一道工序，把造林地上的灌木、杂草、竹类以及采伐迹地上的枝丫、梢头、站秆、倒木、伐根等清除掉。分为全面清理、带状清理和块状清理3种方式。 清理的方法可分为割除清理、火烧清理和用化学药剂清理。割除清理可以是人工，也可以用机具，如推土机、割灌机、切碎机等机具。清理后归堆和平铺，并用火烧方法清除。也可以采用喷洒化学除草剂，杀死灌木和草类植物。 2．2整地方式和方法整地方式分为全面整地和局部整地。局部整地又分为带状整地和块状整地。全面整地是翻垦造林地全部土壤，主要用于平坦地区。局部整地是翻垦造林地部分土壤的整地方式。包括带状整地和块状整地。 带状整地是呈长条状翻垦造林地的土壤。在山地带状整地方法有：水平带状、水平阶、水平沟、反坡梯田、撩壕等；平坦地的整地方法有：犁沟、带状、高垄等。 块状整地是呈块状的翻垦造林地的整地方法。山地应用的块状整地方法有：穴状、块状、鱼鳞坑；平原应用的方法有：坑状、块状、高台等。 2．3造林方法播种造林法：又称直播造林，是将林木种子直接播种在造林地进行造林的方法。这种方法省去了育苗工序，而且．施工容易，便于在大面积造林地上进行造林。但是这种方法造林对造林立地条件要求较严格，造林后的幼林抚育管理措施要求也较高。播种造林的适用条件：适合于种粒大、发芽容易、种源充足的树种，如橡栎类、核桃、油茶、油桐和山杏等大粒种子。其要求造林地土壤水分充足，各种灾害性因素较轻，对于边远且人烟稀少地区的造林更为适宜。 播种造林的方法有：块状播种、穴播、缝插、条播和撒播等。播种前的种子处理包括消毒、浸种和催芽等措施，对保证春播，早出芽，增强幼苗抗旱能力，减少鸟兽等危害极为重要。 植苗造林法：又称栽植造林、植树造林，是用根系完整的苗木作为造林材料进行造林的方法。其特点是对不良环境条件的抵抗力较强，生长稳定，因此，对造林地立地条件的要求相对地说不那么严格。但是，在造林时苗木根系有可能受损伤或挤压变形和失水，栽植技术要求高，必须先育苗，却也节省种子。总之，植苗造林法受树种和造林地立地条件的限制较少，是应用最广泛的造林方法。 植苗造林应用的苗木，主要是播种苗（又称原生苗）、营养繁殖苗和移植苗。有时在采伐迹地上进行人工更新时，可以利用野生苗。近年来，有些地区发展营养器苗造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植苗造林后，苗木能否成活，关键是苗木本身能否维持水分平衡，所以在造林过程中，从苗圃起苗、选苗、分级、包装到运输、假植、造林前修剪，直至定植全过程都要保护苗木不致失水过多。最好是随起苗随栽植，尽量缩短时间，各环节要保持苗根湿润。 分殖造林法：是利用树木的营养器官（干、枝、根等）及竹子的地下茎作为造林材料直接进行造林的方法。其特点是能够节省育苗时间和费用，造林技术简单，操作容易，成活率较高，幼树初期生长较快，而且在遗传性能上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但要求有立地条件较高的造林地，同时分殖造林材料来源，受母树的数量与分布状况的限制，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适用营养繁殖的树种，如松树、杨树、柳树、泡桐和竹类等。 中国林业论文:中国林业建设生态化发展探析论文 关键词：林业生态项目建设；实践；理念 摘要：提高我国林业生态项目建设质量和建设效益，对于又好又快地搞好我国林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结合我国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理念。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对林业的投资逐年加大，林业工程项目推进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林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如何尽快转变观念、提高林业生态项目建设成效，以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林业生态建设的紧迫问题。因此，做好国林业生态建设理念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建设提出一套建设理念，对于迅速地、整体地提高我国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又好又快地搞好我国林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林业生态项目建设要多目标发展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各个系统有序协调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业项目要搞成以林业建设为载体的综合发展项目，不仅应该关注林业建设，还要注重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方面的综合发展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其建设目标应该具有多元化特征。项目不仅应该获得林业专业上的预期效果，如造多少林，覆盖率增加多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推动项目地区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注重培育农民自愿参与、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观念和能力，激励农民通过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严格执行项目合同，既顺利通过项目验收，取得项目劳务报酬和营林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又能提高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跨越。 三、引入参与式发展理念 参与式发展包括参与式研究，参与式推广培训和参与式发展操作。参与不是简单的参加。参与式发展要求农民及其他角色和群体能参与到项目实施的全部循环过程中去，如项目确立、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实施及项目监评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需求得到考虑和满足。通过参与，使得参与者获得了在发展决策、发展计划和发展实施中的权力份额。 参与式发展的优秀是赋权，而赋权的优秀则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全过程的权力再分配，简言之，即增加社区中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项目中，要强调项目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除部门合作之外，要强调农民的参与。要明确农民是林业建设的受益群体和主体，是规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单元，也是林业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不仅要注重农民参与造林劳动，还要包含更广泛的农民参与的内涵，要包含“给予与获取”的双向过程。 要相信农民最知道森林对他们的价值，相信农民懂得造林和善于造林，相信农民能管好树木。要彻底改变目前林业项目设计中惯用的主管部门下达任务，设计部门承包设计，自上而下、设计人员说了算、农民被动参与的设计方法。要采用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从项目准备、执行计划的编制到项目施工管理，从整体到每一个过程都要有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注重项目建设地区人们对项目的决策和选择，让他们尽可能地对社区林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使他们对项目的发展具有责任感，并对项目的成功做出一定的承诺。通过对资源的利用和控制来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项目活动，让他们在实施过程中分享到利益，形成一种利益引导下的自愿参与过程。要加大对项目设计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方法，与国际接轨。 参与式研究的优秀体现在：基于对农民生活、生产体系复杂性认同的基础上，倡导农民参与所要研究问题的发现、确认、研究和认证过程，其内容包括混农林业、新技术示范等。采用的方法包括小组讨论、问题发现、确认、研究和认证过程、农民的评价、农民的记录和观察等等。参与式推广与培训的优秀体现在：强调双向的交流，以用户为导向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推广和培训。其思想基础是推广员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农民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采用的方法包括问题分析、研讨会、培训分性、直观展示、农民访问等。参与式发展实践的优秀体现在：发展角色和群体充分参与发展过程的每一循环过程。其领域包括参与式农村评估和调查、参与式发展设计、参与式发展实施及管理、参与式监测评估等。参与式监测评估是提高农村发展项目成效的主要步骤。 四、引入社区林业理念 社区林业，是指在农村社区中，以林业为对象，以农民为主体，能够有效引导当地社区群众参与林业的多种形式，群众承担一定的责任，并通过努力得到直接的利益。 要以农村社区为单元，打破传统林业中“就林论林”的狭隘性，重视人与森林的协调关系和农户的积极参与，并把林业纳入当地整个社会发展计划，从而寻求一种人类与森林的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林业的本质特征是由当地群众真正自主和直接参与造林和管理、经营森林资源，以实现林业发展目标。与自上而下的传统林业相区别，自主与参与是社区林业发展机制的优秀和基本原则。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自我意识、自主决定和自主管理。在项目建设中，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方面的支持都是外部干预，其只能对社区发展起到辅助的帮助性的作用，而要真正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所有的外部干预变成农民内援的发展动力，即农民要充分认识和接受外部干预的选择，并把外部干预当成是自己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对其社区发展的拥有感。内源发展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是自主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源动力，在外源发展的影响下，农民也许会把项目建设看成是所有外来人的事，看成是与己无干的事，并且这种发展也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参与是社区林业活动的基础，贯穿于社区林业活动的始终，包括社区林业计划的实地调查、规划设计、树种选择、造林方式、管护、采伐、销售、分配方案等事项的决策和对项目的评估，并享受利益的分配。社区林业发展机制特别强调林区或山区社区群众的自主与参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常常被贫困所困扰，而他们又与林业密不可分，只有让他们在林业建设自主参与过程中获利，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与发展森林资源的整体战略目标，维护或恢复生态平衡。 五、体现农民的利益分配 生态建设的确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但也必须要利在当代。我们不能要求那些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农民紧衣缩食来从事生态建设。过去和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提倡“谁造谁有”，有林是有了绿色，有了生态效益，但有林不等于有财富，对老百姓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情况恰恰是有些地方有林不仅没有财富，而是带来贫穷。劳模石光银虽然有很多林，但却负债累累。关键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国家的利益关系。长期以来，在造林工程中，如果是在老百姓自己承包地上造林，具体情况是，老百姓自己花钱整地、造林，自己掏钱管护、管理，为社会产生了生态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经济效益，当林地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时，还不能采伐，这样还要负债累累地继续看管、经营，虽然目前国家给他们每亩地补助了5元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但这点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经济付出，不能很好地调动他们在幼林期林地经营的积极性，领到这点钱后，他们将承担着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全部责任。生态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国家，如果国家要老百姓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就应该给与他们更大的优惠和补贴。 因此，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商品化，使资源的拥有者可以向他人输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将其所获得的利益与拥有者分享，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和公正，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了持续利用生态资源，应该大力鼓励当地居民以经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要手段来发展经济，让农民能够从他们对生态和系统的保护和培育中获得经济收益，生态系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培育。通过建设生态系统服务基地，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生态业。届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当地居民就必须更好地保护和培育生态系统。这样，生态和经济效益就可以统一起来，将调动起农民极大的积极性。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第1章 前言 长期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域经济正常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是一个老话题。应该肯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有所调整;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 第2章 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现状 2.1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请记住我站域名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它是通过产业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所谓产业优化升级,其含义一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在相关政府政策引导下,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优化完善的过程,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产业个体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发展的过程,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发展的大局和趋势,我国坚持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着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国内生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 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可见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需继续大力发展。总体上目前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逐步改变了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技术关联,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 2.2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2.2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优秀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优秀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2.2.3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 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2.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原因 2.3.1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自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对资本、技术,以及其他新兴资源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别的国家相比明显较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庞大,向城市转移又遇到各种障碍和限制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地采取了就地转移的方法,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化”并没有与农村的城市化相结合起来,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服务业发展受到当地需求的限制,而工业生产能够从城市市场为依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向农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快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而工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乡镇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5%,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自第二产业的高度倾斜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 另一方面,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更加突出,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远远跟不上农村工业扩张的速度,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当缓慢。而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构升级的进程相应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产业结构状况越来越突出 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3.2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与改革前片面强调工业化所留下的滞后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目巨大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推进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1978年时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明显低于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中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94.3%,与1952年的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这种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前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逐步提高,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在改革后,八十年代城市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第三产业的状况,而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增长结构倾斜的影响下,又趋于加深。 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的,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人为因素导致了片面性,并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的工业化,但只有少数的农民被有计划地安排“农转非”而到城市就业,其余的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继续滞留在农村,结果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很慢,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很高,工业产值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这种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城市化的滞后,给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广阔空间。 第3章 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及演进方向 3.1国际环境的挑战 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有着质的飞跃,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已经陷入衰退,有些国家仅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同时,中国对外出口有效需求下降,国外外商投资不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业务持续萎缩,尽量减少新增投资。可见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旧产业、旧技术不得不退出战场,采用新产业、新技术是必然选择,部分企业利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而此时产业升级的难度与风险都大大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加以及货币快速升值等因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欧美日等经济的衰退也给我国产品的出口蒙上了阴影,因此过度依赖外需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 3.2国内环境的挑战 除了外部世界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产业的发展困境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经过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逐步进入经济转型期。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使得资本与劳动的比重有所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扩张,即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软实力上升速度相对滞后,部分技术将必须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难以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产品,即便是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目前我们综合水平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还处于较低位置;同时中国企业高层跨国人才缺乏,海外拓展人员水平较弱,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没有相应扩大。 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仍然是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而高端人才紧缺,且信息技术等资本也相对稀缺,长期依赖低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逐步丧失其竞争力,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演化,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 密集型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放缓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选择正确的升级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现今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3三大产业演进的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 一、 二、 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种植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 。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孙树旺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分为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指标，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见表2），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文化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当代世界的文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向前发展，引起了各国之间新一轮的文化和经济的竞争。这一总体的态势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进步。但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制约或阻挠着这一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假如在20年前，某一县市提出以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它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首先表现为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从日本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90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韩国最近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在美国，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内新经济已为其140万“知识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NP的70%，加拿大GDP的60%。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前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15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且预计收入可达50亿美元，其中索尼公司单靠发行其一首主题歌原声带已收入2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元的国际性大企业。至于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更是来势如虹，在97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十强。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60年代以后，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坚持进行产业调整，将发展高科技高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之类的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播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甚至抵达非洲最贫困的角落。再加上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牛仔裤，美国文化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迪斯尼的主题公园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令人神往。1997年到迪斯尼乐园参观陆游的人数达到3800万，而同期到英国旅游的人数才1920万。所以英国记者迈克雷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资源”。英国也不示弱，其文化产业在80年代便已达到170美元的年产值，仅次于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传统观念中根本无法被称作产业的行当，今天已是世界顶尖级的跨国企业。娱乐产业迪斯尼，199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ABC（美国广播公司），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成了他的安慰。于是，这只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谁能想到，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迪斯尼的经营策略说起来也简单，这就是不断创造明星品牌然后授权开发，它仅靠收取版权费就已财源滚滚而来。今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已经在发掘“花木兰”的经济价值了。 NBA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而它现在已无疑是超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个每年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运动队是其小小的优秀部分，它的周围是一些更大得多的信息业。比赛是优秀企业，但周遭的信息企业则更具发散力。这些信息企业包括发放零售业执照，家庭录像和光盘，生产电视节目，出售比赛活动，出售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过去，乔丹每年从公牛队获得3500万美元的年薪，而这一令人心惊的数目竟然还远远不如他将自己的形象卖给耐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得多。易言之，作为CI的乔丹要比打球的乔丹更有价值。今天，姚明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更清晰地揭示了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这就是所谓文化心理学要替代经济学的所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推进的历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准备阶段。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这就表明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服务、消费场所。如唱片公司、歌舞厅等。这一阶段以文化流通领域的发展为标志，特别是由港台歌曲的进入带动的娱乐业从无到有，有力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文化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1992-200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其后，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的转轨或转型为标志。199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组建报业集团，先后成立的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4家报业集团，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企业向国有骨干企业延伸，从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向大的文化企业集团扩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都在增强。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并不迟缓，《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我国总体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至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以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标志，以不断加深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才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11月，党的16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党在文化产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与突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报告还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总体指导意见，明确地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和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继十六大之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又一战略部署。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而且为建立科学、系统、可行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推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紧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化)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伟大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徘徊但不断推进的发展道路。应当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不是十分雄厚，市场程度不高。但是，1.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3.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4.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也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阶梯式发展与跨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格局；5.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的确是我们最足以援用的真正的财富，5000万全世界华人及亚洲汉语文化圈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6.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同时实施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的策略。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其基本态势是积极、稳步、适时、渐进，发展势头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特别是与网络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游戏、手机增值业务等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要突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网游业、广告业、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电影业、电视业、信息内容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为创作演出和制作主体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过去在舞台演出和影视制作领域中，国有文化单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它们确定创作项目，申请国家经费，组织艺术生产，通过上演、播放推出作品。现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已经改变。一大批民营机构凭借资金、机制特别是人才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摄制的电视剧和电影在影视作品总量中的比率越来越提高，已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经济领域其它产业相媲美，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强大的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2004年，是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第一年。从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依照产业发展下游化与需求的上游化、高档化、文化化的规律，将逐步向发展型、娱乐型升级，将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推动力。 《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披露，根据2004年初的2003年的数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尽管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后，这一增长具有恢复性质，但仍能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开始提速。当然当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旅游和餐饮娱乐服务费用支出，适时调整消费结构，解决当前教育收费等问题，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也有较大改善。2003年人均收入2622元，实际增长4.3％。2004年上半年人年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多的一年。 据《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优秀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行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985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中提高高科技含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观念、形式、体制、管理到操作实践全面实施文化创新工程。文化领域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参考借鉴科技创新工程的成功经验，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生成体系，丰富、扩大和补充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内容与含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风行的经济类著述，都没有把文化产业列入研究和发展的主要范畴，知识经济所指的高新科技也仅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等硬科技，而没有把社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等软科技包括在内，它所标榜的高科技产品也主要是指物质产品等硬产品，而没有把体现“软实力”的社会产品、精神文化艺术产品等软产品包括在内。这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其经济观念无疑也是狭隘的，仍然没有超越物质经济的片面认识，没有深入到大经济和大生产力观的层次。这不仅是从事经济、科技工作的人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的人，也必须认真注意，更新观念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本文作者：胡荣涛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论文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还要能够将创新融入进去，使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体现着健康的创新气息。它还要能够在一些新产业新产品爆发出巨大经济力量的同时，凸显出文化的内涵，甚至于让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产业。另外，我们希望，将传统的一些产业也要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时代内涵以及意义。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要以信息化，生态化，知识化，自动化来改造，并且寻找合适的切入口，与主导产业链接，使之在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能让它维持作为最基础的产业的地位，让它不衰落下去，还能在这个社会获得好的发展。不过它已经获得了新的面孔，有了新的面貌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型不应该彻底抹杀以往的旧产业，旧产业应该存在，只是它存在的方式较以往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这些传统产业尚存在，尚落后为借口，去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这个必然趋势。之所以会有人否认，是因为先前的旧观念实在是太过于根深蒂固并且强大了。 二、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有着一种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所谓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指的是和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一定的继承，与我国传统工业经济粗放式的经营相匹配。仔细看就能发现，行政指令几乎是宏观调控中十分常用和十分好用的手段。缘何？因为我国这一套国民经济管理几乎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向里追溯又能发现，因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系统是带有很强的封闭性的，类似于行政登记管理系统。现在，我们站在的是现代新经济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行政惯性特征。在能够把握这个特征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的政府将服务两个字提出地很多，尤其在与经济层面，政府确定了自己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不是主导，不是上位者，它应该放权，在保留必要的法制管理，契约管理的基础上，将权力大胆地交给市场，交给企业。这样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它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比的优越性。并且，它也和西方以前鼓吹的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政府无用的论调不同，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在现代的经济管理中将行政管理彻底放弃，而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这是依法的，合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的。因而现在宏观调控的主体该明确了，只能是立法，执法，司法这三者。与之一起改变的，还有一些关系的变化。比如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它们之间，再也不是类似于行政管理的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宏观主体不会再有那种上级的权威，而微观主体将得到充分尊重，它再不是被控制的对象，它有充分的自主权，有充分的的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天地中一展手脚。因而我们能够预料，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将被或者正在被建立，这个协商谈判程序，类似于契约的形式。那么现在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宏观主体能够对微观主体产生规范的，唯有法律手段，而不是先前的行政手段——这体现出我国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法治社会更加健康发展——进而，我们能够以更加深层的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个进步是先前所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第二个进步，则是由第一个进步衍生的。因为宏观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微观主体的经营者是来自于人民，那么，现在的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有了那种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宏观主体自然要依照法律程序对微观主体进行管理和引导，而微观主体却也自然拥有监督宏观主体的权利了。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的回归（说回归而不是出现，是之前这种关系本来就存在，只是长期被淹没在旧的体制之下），将会比较有效地促进宏观主体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因为现在这个创新是来自于人民的诉求，是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的呼声。那么这样的创新则势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总之，在新的形势下要对经济管理制度做一个创新，进行一个突破，这样才能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李闯 单位：黑山县委党校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的创新重要性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 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 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 二、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思考论文 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理念思考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论文 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思考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和**区的各位领导和朋友共同学习，我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正像我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非常好一样，我们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形势和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健康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经济保持连续29年的快速增长，最近10年更是每年保持两位数字以上的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GDP恐怕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区的贡献。 对我们的快速发展，当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譬如很多人批评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什么叫粗放？粗放就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靠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知识技术的运用、现代管理的投入来取得经济增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中央政府提出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集约型的轨道上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中求快。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增长的背后付出了环境的代价、生态的代价、劳动者利益的牺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提高我们环保意识，甚至提出环保一票否决制，提出来要关注我们的民主问题，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我们国家出口的往往是高物耗的、高能耗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要改变我们国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 我们承认在我们国家经济快增长的这29年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就否定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否定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道理非常简单，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平均GDP几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要求和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能用美国的、丹麦的、瑞典的发展模式来衡量、要求中国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它们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要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北欧的国家人家要享受的是阳光、海滩、高品质的生活，而我们中国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就业问题、财政问题。也正好像我们国内，你不能简单地用深圳的、香港的、北京的发展模式来评价、衡量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是不科学的，不能简单的把好和坏对立起来，我讲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看到这29年成就是主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一度困绕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1988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8.3%，但据当时没有回归的香港公布的统计结果是40%。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抢购风、挤兑银行存款风，社会出现了不稳定。还有一次是1993到1994年，在1992年我们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阶段。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改革形势，出现了炒股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经济呈两位数字增长，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再次达到两数字，经济出现了波动。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提出来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话音还没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通货膨胀一下子达到21%，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水平，但从1995年开始通货膨胀降下来了，随着中央宏观调控利率的加强，1995年通货膨胀率为14.8%，1996年是9.8%，1997年是3.8%，从1998年开始通货膨胀出现了负增长、零增长、低增长，大致延续到了今天。2003、2004年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后通货膨胀一度有所反弹，中央于是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甚至不惜以增加银行坏帐为代价，到**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8%，2006年是1.5%，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又有所反弹，现在物价消费指数CPI开始反弹，今年上半年CPI是4.4%，七月份刚刚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5.2%。 谈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像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讲的，要防止我们的经济从偏快到过热。除了我们现在投资增幅过快、货市投放过快。经济增长过快之外还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国目前农村市场没有得到真正的启动，如果占人口57%的8、9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个什么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依靠农民本身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我们测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投入2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的GDP总量，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努力的目标。那么怎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当然不可避免的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市场的作用下农副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扬，这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短期内涨幅太快，像猪肉一样一下子上涨60%、80%可能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呈现上升的趋势。农副产品的价格上去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价格能不上去吗，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能不上升吗，其它产品的价格能不上升吗？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能源的价格居高不下，煤炭从几十块钱一吨涨到几百钱一吨，石油从15美元一桶涨到80美元一桶，所以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也提高了，这里面也包括公共服务用品：水、电、汽等都有一个价格上调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我们这届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问题，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的温总理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优秀价值观念是什么？是公平与正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学有个基本原理，叫收入不可逆、消费不可逆，就是说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它不能往下降的，只能往上升。因此全社会的总收入水平上升了，总需求上升了，物价水平能没有反弹的压力吗？ 还有一个因素，经过改革开放29年的努力，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一万三千二百亿美元，世界第一。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是我们用人民币通过各种途径买来的、换来的。比如国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外国投资者用人民币的方式进行的投资。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加了，也就是说流动性加强了，需求能不上升吗，价格水平能不反弹吗。由于中国很多行业是国家垄断，私人无法投资，因此大量的资金被迫集中投入到房地产业，加上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和建筑物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对支柱产业——房地产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这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把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房地产业的产品是货真价实的实体产品，它不同于股票市场上虚拟的股票，那是虚拟资本，只是一张纸，它的实际价值和它的市价那是两回事情，那是想像中的产品，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只是个纸制的凭证。而房屋有双重功能，一个功能是自住，谁离得开房子啊；另一个功能是它具有投资功能，可以转让、出租，从中获得收益，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又长，几乎是无限的。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界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改变身份，变成城市居民，他们必然也将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这些年突飞猛进，居高不下，并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但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上升得太快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产生压力，中央看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的调控变成了“空调”，成效有限，越调控有的地区房价涨得越厉害。 当然，中央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不可避免会造成一部分资金向另外的投资领域转移，恰好从去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牛气冲天，回报丰厚，吸引了大量资本，再加上大量的新进股民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股票市场的资本被迅速扩大，股票价格迅速上扬，结果很有可能形成泡沫，造成价格偏离价值，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50～60倍了，而发达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一般只有15～20倍。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市盈率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炒股票有非常好的条件，无论是资金面、消息面、政策面，但我从来不炒股票。炒股票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心理，能够赢得起，也能够输得起，用自己10%—30%的资金在股市上寻找一种快乐，那是可以的，否则你不要去玩。中国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从总体上来讲还不是很健全。 我们刚才分析了几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是控制在4%—4.5%是没有问题的，需求固然在上升，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供需矛盾还不会尖锐到通胀大幅度反弹，4%—4.5%的通货膨胀率相对于我们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我们人均2000美元的GDP水平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没有必要惊惶失措。这一点也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在29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光就高增长低通胀而言，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曾有过，如美国、日本，但我们所取得的是在双重转轨情况下的高增长低通胀，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了不起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努力的结果。 双重转轨的第一个转轨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即发展模式的转轨，第二个转轨是指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轨。 一般来讲，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短缺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同世界经济隔离，物资供应短缺，像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向放开的、竞争的、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转轨通常是伴随着高通胀的，比如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29年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人民币的币率稳定。 谈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家的人民币存在着升值压力，这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因为存在着对人民币需求上升的压力。货币也是商品，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就是你使用货币的代价，这就是利息，利息就是货币的价格，用相对数表示就是利率，同外币发生关系就叫汇率，利息、利率、汇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当然也是人民币货币的价格。中国经济持续29年快速增长而且前景看好，因此始终存在着对人民币投资需求上升的压力、消费需求上升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始终存在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与时俱增，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第三个因素是经过29年的努力对外开放，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一万亿了，我们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下降，因此对人民币需求相对上升，而且由于在国际上美元一直在贬值，所以对人民币需求也在上升，。 还有一个原因，是从管理角度来讲的，我们确实需要主动的、自觉的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进行调整，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从中积累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从而为将来的市场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做一个事先的准备。 正因为这四个因素的存在造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当然人民币的升值有好处，好处就是使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它的弊端和局限性，最大害处就是人民币升值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它会使我国的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影响出口就意味着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占了30%—40%，甚至更高，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威胁。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可能会冲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油品市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后果还缺乏事先的、准确的、理性的判断，我们胸中无数，风险很大。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缩水，我们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的比重太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比值的不断升高，我国的外汇储备正在一步一步地缩水。 另外一种转轨我们简单地几句话就带过了，那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向工业化的国家转轨，一般地来讲，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通常都是高通胀的，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他们在80代年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奇迹，但它们也出现了三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到现在它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双重转轨下的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这场改革成功了，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对此说三道四的，动不动就对中国的改革评头论足，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这样，这是不严肃的，我们北大也有这样的教授，但只是少数，主流是健康的。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突破了吧，我们加入WTO了吧，成为了世贸组织的一员，和国际经济接轨了，这在29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代价也很大。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太高，达到了60—70%，而发达国家只有20%，所以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太高，国际市场一旦风吹草动，我们就要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问题，但短期内改变不了。 刚才讲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我们取得的成就说够、说透、说足，当然我本人对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固然很看重，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另外两外领域，这两个领域也许用同期指标不能衡量，但这是在更本质的领域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是制度性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理念的变化，它更重要。这两个领域一个是指经济基础，另一个就是指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 我们国家经过这29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不可逆转，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制度的变化，比如说所有制结构变了吧，29年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其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国有企业从当初的43万家降到了现在的不足3200家，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营经济已经在朝着“四分天下有其三”的目标在进行了。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理性成熟阶段，从过去中小资金规模、中小类型企业、中低技术含量向大规模资本、大中型企业、高尖技术含量的方向在演变，如中国鞋王奥康的老板、八宝粥的老板等都是从过去的中小规模开始发展起来的。在管理的方式上，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从过去的非常典型的带有血缘性、地缘性的家族式的古典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专业管理演进。经济基础里面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在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方式转变。流通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人们的经济观念也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还在继续发生变化。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能不变吗？上层领域更加宽广，各种领域关系更复杂，更敏感，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有些领域的变化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处在关键的时候，关键就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启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能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英名，这就要看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没有作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甚至在延安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它又怎么能够和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成为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最终成为它的障碍呢？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国家制定的、自上而下的、经过层层分解的、具有约束力的计划指标来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高度集中、而且排斥市场，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主体独立、主体分散、主体多元、利益驱动，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除非不搞市场经济，而问题的严重性和挑战性在于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模式，政治制度的改革又不能照搬西方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有模式。西方拥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模式不一定相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经济私有化的基础上政治多元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多党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的模式；也不能搞议会民主化，因为议会民主化的前提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而中国不可能采取三权分立制；我们也不能搞舆论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国家联邦化，但是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只能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产生的动力和压力来促使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一步地进行，这是渐进式的改革。要靠对外开放促进政府职能改变，靠我们党的干部群众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不断提高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靠主观、客观条件的不断成熟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渐进式的发展，这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当然不可能指望一次代表大会就取得根本突破，不能操之不急，只要我们今后不再发生像2003年的SARS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样的全国性的动乱，依靠我们13亿人口形成的规模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市场，依靠我们勤劳勇敢、价格低廉的劳动者队伍，依靠我们对党忠诚、忠于职守的干部公务员队伍，依靠我们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依靠我们国家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我们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了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8%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我们要充分抓住这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与此相联系的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也还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它的价格也会继续上升，对此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当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如果看不到问题我们就会陷入盲目性，尤其是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至少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包括怎么看现在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三农问题，现在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三个问题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充分就业问题；第四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问题，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利益协调的问题；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腐败成本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治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当然除了这几大问题还有几个最近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民生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座大山”的问题，即房价高、医药费高、教育费用高的问题，还有新的问题就是防止经济从偏快到过热的问题，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几个问题是主要的，基本的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绝大多数来自政府垄断行业和公司。对于这个经济现象，读者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垄断行业的巨额利润，拖累国民经济的增长。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 让我从一般的道理下笔：天下所有的“利润”——不论来自什么行业、什么部门——统统构成他人的成本。这个论点不容易反对。不是吗？你在报摊上买的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市价2元，是你获得阅读满足的“成本”；这2元钱进了卖家的口袋就是“收入”，减去开支，就是报社的“利润”。很清楚，报社的利润构成读者的成本。 买报如此，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如此。燃油公司购买油轮的运输服务，所付费用当中，含有后者的利润。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燃油公司的利润因此打进航空服务的成本。电力公司的老总乘飞机出差公干，他的机票费用是电力成本的一部分。电力公司再向燃油公司卖电，顺手把电力利润又“装进”了燃油成本。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里，上述游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节日期间外出旅行度假吗？车马费用、住店开支、饮食购物等等，就是我们获得闲暇的代价。不要说休闲不是生产就谈不到成本：上班时间一到，你我要工作就不得不放弃闲暇。因此，闲暇为工作之“成本”，其中包括了旅行社、交通运输公司、饭馆商店等等机构和个人赚取的利润。 卖家利润以少为佳 如此说来，卖家的利润怎么可能是“好事”？从买家——包括为卖而买的买家——的角度看问题，最佳境界是天下卖家的利润全部为零。不但利润为零，最好他们的成本也为零，买家可以免费得到产品和服务！两年前“免费经济”大行其道，欢呼者众，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不是理想国，免费经济不能普遍而持久——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然。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卖家的成本和利润小一点、再小一点。要是你象我一样对减少卖家利润念念不忘，靠什么可助我们如愿以偿？ 市场拉低利润 中外经验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卖家要谋得利润——全部经营收入比开支多一点——殊为不易。好不容易争得了利润，要保住更是难上加难。合并起来，市场竞争好象是优先保佑买家的。 先说市场竞争中卖方的利润来自不易。试想诸多卖家彼此竞争，物买价廉的供应商为胜，哪里轻易就要得一个好价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掌门人斯隆先生有言在先：在商业世界里要创造滚滚财源，首要的法门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现在大家朗朗上口的“创新”。不错，创新可能获取特别的报酬——所谓“创新利润”是也。但是商场很无情：标新立异固然不难，但在市场上要人买帐的创新就绝不容易。 让市场买单的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世人英雄惜英雄，所以总把眼光盯着商场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怎么可以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训？每一个成功的商界故事背后，有多少雄心勃勃、富有新意的商务计划泡了汤——血本无归，到哪里去谈利润？打平了算，市场给“独到”付报酬的时候，吝啬得很。 更多的情况，还是我们山西前辈商人讲的“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通过不断降低成本获取赢余。不要以为这一套很“土”，它与斯隆先生另外一个现代赢利策略——成本优势——暗合。也不要以为“不断降低成本”很容易，在保证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成本领先是大学问。无论如何，卖家争相节约成本来图利，对买家是好事。如果下周每份报纸的利润提高5毛、但成本降低1元，你不会不赞成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因为独到、还是成本优势取得赢利，市场总会把信息透露出去。由于市场是开放的，利润信息就刺激别人进入市场争利。就是说，竞争把卖家的利润不断往下拉，直到“平均利润趋近于零”。1985年前，在北京随便开一间小饭馆的毛利率总在50%以上，现在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另类“利润”拖累经济 但是，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利润在这里被打上引号，不是说它就不是经营赢余。而是说，行政垄断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的赢余，产生的根据及其变动的逻辑，自成一家。严格一点，这不是什么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实在过于拗口，我们还是叫“行政垄断利润”吧。 “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入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在位卖家的地位非常特殊——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不断节约成本，也可以将“平均利润趋向于零”的市场威胁屏蔽在经营活动之外。在这些约束下，希图卖家利润小而又小，等于与虎谋皮。市场的禁入和限入削弱了竞争的压力，行政垄断利润哪里会有“趋向于零”之理？ 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这不是说行政垄断改变了市场供求规律。只要买家拒绝购买——因为买不起、或者买得起也不买——行政垄断利润是无法找消费者报帐的。几年前我在中部地区农村看到拉上了电线的村子不点电灯，知道当地农民对付高电价使的就是“不买”这一招。问题是，“不买”意味着放弃消费——进而就无法从事相应的生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 消费者也可以买替代品。广东、福建沿海的乡镇企业，家家有自用柴油发电机——高价电的替代品是也。不料许多电厂并不好惹，他们要政府发文、以环保名义禁用柴油发电机。类似的戏文——行政垄断部门“打击”替代品——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要是替代竞争的大门不能洞开，可选的替代品质过于低下，对经济还是有损害。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还有两处。其一，许多行政垄断部门在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依然不降价、不让利。典型如民航运力供大于求，管理当局还是坚持机票禁折令，好象誓与降价为敌。其二，政府垄断的行当多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上上游，现在这些部门成了“创利和资产增值”的主力，一大块硬邦邦的“利润”要下游千家万户买单，把国民经济顶得浑身难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利润拖累国民经济增长。现在论千亿人民币计的燃油、电力、通讯等国有部门的巨额利润，不是国民经济之喜，而是国民经济之忧。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弹性理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数学经济理论有非常多的分支，弹性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经济理论当做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理念。文章在探讨弹性的应用的时候，分了很多方面，包括利率弹性、税收弹性、价格弹性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国民经济的管理发展运用弹性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弹性管理；国民经济；税收弹性；贸易条件 一、前言 除了可以作为基本理论基础，还可以将经济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度量指标，来评价现代经济决策的各种活动，经济决策的很多不合理性需要用弹性管理来弥补。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一项不同于原来的崭新体系。经过优化的各个领域都应用了弹性管理。虽然弹性管理应用的时间并不早，但是弹性管理这个概念提出的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是由法国的古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可以说1838年就已经有了经济理论。 二、对于弹性的理解 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首先就是交叉需求弹性，其次是价格弹性，最后是需求弹性。在运用弹性理论之前，需要明确弹性理论的内涵，这样才能在企业实践中将弹性理念当做工具，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应用提出已经是一种新的尝试了。弹性实际上就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描述的是一种敏感程度，也可以说描述的是一种反应，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需求弹性就可以理解为，需求弹性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敏感程度的表达式就是用需求变量的百分比作为被除数，将影响需求变量的百分数作为除数，所得结果就可以表示弹性敏感程度的大小。 三、国民经济的作用 国民经济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方面就是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第二就是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第三就是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1.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其实是设立了许多目标的，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正在慢慢改变方向，所以在国民经济的管理方面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计算，全面的描述。宏^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内在联系都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管理发现规律。 2.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国民经济的系统性安排都是有预算的，对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主要有国民经济综合性生产分析，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分析，国民经济消费支出分析，国民的储蓄与投资分析。在宏观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生产的分析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牵扯到了国民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反映了经济的主要内容。收入分配主要包括结构方面和增长方面，在分析各个阶层的收入时要制作成动态的分析，国民经济核算其实只要核算主要经济体就可以，而主要经济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结构分析主要是从结果入手，然后多次考察增长的趋势。 3.国民经济核算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其实是一个变化过程，由定性到定量的变化过程，并且需要不断地精化发展的方向，数据基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了，宏观经济需要的是内在平衡、有逻辑、思维谨慎的系统。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管理有自己的模型，主要模型就是投入生产模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最优化模型。 四、弹性理论应用的三个方面 1.需求收入弹性 在需求收入弹性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到控制变量原则，前提就是假定其他的变量不变，之前提到过的弹性系数大小也就是弹性的敏感程度，需求收入又可以继续细分，主要是收入单位弹性、收入富有弹性、收入缺乏弹性、收入负弹性、收入无弹性。对于富有弹性这一类，这一类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收入弹性的商品就包括衣服等。缺乏弹性的这一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最后一种负弹性就是一种呈下降趋势的劣质产品。 2.需求价格弹性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各个百分比之间的比率，都是反应商品价格和商品需求量的互相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常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知，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商品的卖量减少，从而使需求量减少。相反，当价格降低时就会使价格产品的需求量上升，一定程度上就增加了国民经济管理。但是价格的上下浮动，并不会影响总收益的太多变化，价格高卖的少喝和价格低买的多实际对于国民经济而言都是一个意思。 3.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需求交叉就是把产品分类，文章在这里将产品分为了互补品，替代品与无关品。根据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可以知道，带动产业的影响对于国民经济来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种产品迅速收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这个产品的有关产品需求量也会随之增长。但是对于与从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产品，需求量就会大大下降。我们将互补品和替代品都看作分析国民经济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五、需求弹性在决策中的应用 弹性需求在国民经济中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给产品定价，对产品的新开发，确立主要的竞争关系都非常重要。 产品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价格定位方面，有些需求量特别大的产品，最好不要最易变动价格，尽可能维持住价格。比如有些产品缺乏弹性就应该相应的提高价格，然后是价格具有弹性变化条件。产品的开发方向非常多，所以弹性需求有助于确定一个主要方向。 六、结语 综上所述，弹性管理在国民经济中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国民经济这个抽象性的全貌被弹性管理系统而生动的描述了出来。经济运行过程的平衡与否和结构的合理性都可以通过互相比较体现出来，既可以跟国际从横向对比，也可以跟中国自身的发展进行纵向对比，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得到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核算的价值分析 摘 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调控的作用，其也是保证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宏观经济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使其稳定、快速的发展，而国民经济核算也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进行。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国民经济核算所具有作用，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分析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价值，并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核算；价值；分析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社会资源、投入产出等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总和的核算，也是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产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因此需要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宏^经济管理体系，而这离不开国民经济核算的作用，其实际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展开。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为了更好的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的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必须要首先准确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综合生产形势。众所周知的是，如果我们要评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综合生产形势的所有成果，以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状况，我们就必须要首先明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然后根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确定出一个合理的经济评估指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决定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市场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这一因素更是不能忽视的。通过对国民经济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状况。由于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进行国民经济的核算过程中，必须要注意核算的基础，即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并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永远是相同的。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平衡，目前我国对于投入产出制定出了许多相应的政策，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部分是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对经济产业的分类核算，确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所占的比例数据，利用这些信息对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中还可以对国家经济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确定，以此来对国家经济结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而在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投入产出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投入的来源和投入的使用方向。这种投入产出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所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同时，通过这一投入产出表，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准确了解各个部门经济投入的来源以及经济产出的方向。 三、国民经济价值核算对于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效益分析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宏观经济效益的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经济产业的运行情况、投入产出等进一步的了解，以此来确定宏观经济管理的走向。宏观经济效益内容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主要就是宏观经济效益中的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对比的核算，其也是进行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 当今社会，宏观经济已经成为了评价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之下，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很好的衡量一个社会的总产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这个国家相对应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也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与其它资源的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不能只注重社会经济效益的价值，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环境与资源的效益，需要综合考虑环境以及资源等其他因素，并且减去相应的成本。 四、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重要意义 1、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管理工作，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得到国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指标，其所产生的各项指标数据可以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真实的、有效的、原始的消费支出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消费支出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且通过核算数据可以分析出我国居民各部分消费占比，例如日常食品、休闲娱乐、生活通信等方面所占比例，利用消费支出的占比可以有效的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对各项产业的生产进行调控，扩大内需，从而促进消费。同时也不能一味的以发展经济为前提进行投入产出，还要提倡居民进行适当消费，形成适当的消费观念，这样才能保证消费支出的合理性，使国家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2、核算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居民在进行储蓄与投资时可以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了解对我国经济形势、资金储备量、储蓄率及固定资产等进行分析，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的各项指标及资产形成总额等进行储蓄及投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可以提供国家经济动向的各项指标，这样可以使居民对国家经济有一定的了解，在储蓄及投资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国民经济核算还可以对居民所产生的投资及储蓄情况进行统计，以此来掌握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储蓄及投资所占据的比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所得出的信息数据，可以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对货币供给及需求进行更好的控制，并通过对相关财政政策的调整，增加居民增加储蓄与投资量。储蓄与投资与税收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对居民储蓄及投资信息的确定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政策，帮助居民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国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3、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增加了收入分配的科学和合理性 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现出的一种特有性质，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来进行收入分配可以保证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呈现出更健康的发展模式。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使其可以正常的运行，其内容则是通过生产增加消费，再利用消费刺激生产。在生产及消费的过程中需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其最后部分才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享有，而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相应的数据进行收入分配，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生产活动的进行，并且还可以更好的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 结语：从经济形势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经济效益分析等方面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国民经济核算是建立国家经济分析模型及宏观经济体系的基础，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宏观经济管理的运行。宏观经济管理作为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需要有完善、高水平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此来保证国民经济核算分析在其中起到的价值，从而促使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可以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赵航澜（1994-），女，四川合江人，学生，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经济管理系财务管理1303，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会计这个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祈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不可缺少，会计行业的崛起也经历了两个高潮和低谷阶段，这对会计行业来说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会计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缺点，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应该进一步摆正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国民经济；地位；作用 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形式和内容在逐渐发展、丰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计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讲求经济效果的基础，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今天，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重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 （一）会计可以维护我国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奉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国的所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主，公有制经济下也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些国民收入又将以财政分配的形式分配到国家的各个行业，以促进国家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缴纳税收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偷税漏税或隐瞒真实收入的情况，这就要求会计行业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严格的进行会计检查，将一些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间距揭发出来。比如一些公司或者企业只顾自身的利益，使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增加自身收入，截留、挤占财政收入或者滥发奖金、补贴等。此时，国家应该在会计检查过程中对一些违法的企业进行严惩，同时制定相应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如果企业或公司违反了该条例，则会依次为准绳给予其严重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会计行业维护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重要手段的职能。 （二）会计可以加强 国家或企业的经济管理并且提高其经济效益 我们知道除了国家会设立专门的会计检查部门，各个公司或企业也会设置会计财务部门。因此，我们可知，会计除了帮助国家审查一些非法公司偷税漏税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各企业进行成本预算，经济预测，促进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等。我国的各企业先前对会计行业的重视不足，因此导致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消耗高、收益低等情况，但好在后来国家以及各企业在不断探索中了解了会计对于降低运行风险，控制成本的重要作用，开始设立会计部门，加强对其的管理。充分发挥了会计行业的加强 经济 管 理、提 高 经济效 益 的重要职能。 二、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一）会计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计划性作用 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发展和资金投入，如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就会为社会所不允许。在这种全面的计划的管理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的在发展过程中最不可能缺少的部分就是对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核算监督。这样的经济体制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列宁看来，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要做好经济的控制和安排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核算和监督控制要精确到每一件衣服，每一份产品，每一份粮食。将列宁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进行精确的核算和严格的控制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采取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计行业有了其存在的必要，会计能够对企业所拥有的资金进行仔细的预算，对企业的利润成本等指标进行计算，同时还可以对企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产量等进行调节。总的来说，会计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其的重要功能，作为企业必不可少的部分，会计部门应该得到企业的支持和管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需要会计行业进行国家审计，企业也需要会计部门对公司运营情况进行计划。 （二）会计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贯彻的重要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所有部门一直坚持着勤俭建国，勤俭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为了保证和促进我国医疗、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发展，每年话费了数以亿计的国民收入在这些方面，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国民收入都被充分的运用到了所需的地方，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的政策的执行，对国家发放的资金进行了挪用或是不正当使用，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国家设立的会计审计体系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审计，是监督各地方部门彻底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的有力手段。可以防止一切贪污、盗窃和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破坏活动。 （三）会计行业发展新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计行业不再是依靠传统的手工作业的形式来实现工作，转而会依靠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把整个企业联系成一个组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的预测和重要决策方面，如此，会计将会在企业和国家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科技管理类论文:现代企业科技管理论文 1、战略 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将资金、技术、人才等各项要素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从战略的角度对这些要素进行整合，优化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促进企业发展。企业科技管理要服从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但由于科技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在企业的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竞争战略、合作战略等多个环节中也都必须要考虑科技这一因素。 2、创新 科技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创新。失去了创新性的科技就是“伪科技”，就是古董。人类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在今天看来都再通常不过、已经不再具有科技的意义。科技需要在动态中保持创新活力。企业科技管理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企业科技管理要让企业科技具有先进性、让整个企业具有创新能力，从而突破传统束缚、打破现状的局限。企业在具有稳定利润的前提下，为了保持现有的利润，经常会遵从保守的原则，让企业的各种要素遵从现有的发展惯性。比如，一些垄断性的、传统型的企业集团经常会这样做。虽然美国可口可乐的配方至今没有人知晓，但是从企业诞生至今一百多年来配方始终没变。可口可乐公司算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一般情况下，企业保持技术惯性时间一久，自身的发展就会出现瓶颈。企业科技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打造本企业的创新性。在具体实施上，突出表现为“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技术开展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2]。主要的项目有：技术改造、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新产品设计，试制新产品等。这些是贯彻科技创新的途径，也是科技创新的表现。 3、效益 从政府的角度来开，公益是科技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对企业来说，效益才是科技管理的最高目标。在企业科技管理中，要按照企业经营规律和科学技术工作自身规律，充分、合理地利用企业科技力量和资源，让科技实力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实现经济效益。近年来，我国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在2011年度颁发的北京科技奖中企业占七成，创造的经济效益明显。例如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获得2011年北京科技奖的“面向无线城市信息应用的融合业务平台”项目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2.4亿元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张已经行不通，依靠科技进步将是企业取得自身发展和良好效益的根本途径。 4、安全 科技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但科技上的失误也是最容易导致生产事故的。特别是在从事尖端科技的企业，企业科技管理必须要到位，确保企业不因技术问题出现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事故虽然有天灾的成分在里面，但电力公司在核电站上的技术设计与管理方面也是有诸多不足的。比如，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就是核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和设备老化所致。②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是人为因素作祟，不重视技术管理，如果能从技术上采取有力措施，好多重大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企业要依靠科技管理手段，制订和执行技术标准、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健全技术操作规程、做好产品质量的监督检验，防范重大事故的发生，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5、人本 科技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人是根本。企业的科技进步需要科技人员的努力，企业的科技管理需要懂得现代企业运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双料管理人员。从根本上说，企业的发展最终是为社会造福，为企业所有员工谋取实际的利益。因而，企业的科技管理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要管理好科技，也要以宏观、全面的视角管理好人，“知识经济时代员工的管理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3]。知识员工与普通员工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管理应该是服务和引导为主要的手段，让科技的创造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来自企业的温暖，感受到自身在企业里的重要性。知识员工的劳动难以形成流水线，要让知识员工发挥出创造性，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就应该给他们更大的自主性。当个人得到个性满足和发展的时候，也正是企业收获最大的时候，企业的科技水平必然也会上一个新台阶。 6.结论 企业技术管理的内容可以涵盖很多方面，但大致有战略、创新、效益、安全、人本五个关键要素。任何科学技术都是有超前性的，企业科技管理是技术超前性和管理前瞻性的结合。企业科技管理应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考虑要项，但同时企业科技管理要在企业战略管理的框架内进行规划、实施。企业科技管理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企业科技管理要让企业科技具有先进性、让整个企业具有创新能力。效益是企业科技管理的最高目标。在企业科技管理中，要让科技实力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经济效益。企业科技管理必须要到位，确保企业不因技术问题出现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企业的科技管理还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 作者：张敏单位：川庆钻探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科技管理类论文:高职校科技管理论文 一、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结合密切，它围绕区域经济支柱产业、新兴行业、骨干企业人才需求，紧紧依靠行业企业办学，通过扩展和密切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开展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直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高职院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而其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大小有赖于它科研水平的发展。为了确保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适应当代科技创新要求，满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重视和提高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就成为高职院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职院校的科研活动需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提高高职教师的科研能力，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必不可少。科技管理工作应在高职院校科技发展中起着计划、组织、协调、检查的作用，在科研经费、科研质量、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监督、指导、实施作用，“其专业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高校科技工作的正常运转。”[1]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要求必须加快科技管理模式、科技管理手段和科技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转型，实现自身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对于促进高校科技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我国的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大多办学时间不长，且多数是由原来的中专学校合并升格而来，故在科研管理方面难免有着先天不足。 （一）管理观念陈旧，管理形式粗放。我国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至今仍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潜在影响，科技管理观念陈旧，手段简单，形式粗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院校科技工作的发展。在许多高职院校中科技管理部门只注重简单的程序化管理，仅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通常展示的工作状态主要是接收上级项目申报文件并将相关文件下发到各系部，然后等待科研人员前来申报项目或报送各类数据、工作计划，科技人员再把项目材料汇总上报，等待上级主管部门的项目审批等。这是一种浅表性服务和经验式的科研管理模式，它不仅不具有科学的发展规划性，而且组织协调效率低，实际执行能力也很弱。另外，由于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管理形式粗放，科研管理工作者与学院教师、科研人员沟通不足，导致无法很好的调动广大教师、科研人员对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相当部分教师都认为高职院校层次低，在科研方面搞不出什么名堂，只是为评奖、应付职称而已。他们偏重教学轻科研，即使申请到科研项目也只花少量的时间做一点表面文章；并且只求数量轻视质量，在专家评审过程中极尽所能的拉关系走门路，形成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的不良风气。 （二）信息网络化程度低。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也开始融入到科研管理领域。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注意到信息网络在科技管理中的应用，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科技管理人员运用网络化能力不足。许多科技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并不能很好的掌握科研管理所涉及的统计学、情报学、概率论等知识；不能熟练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科研管理项目和科研成果的统计、归档、资料的查阅和交流的电子化；不能利用信息手段对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和科技发展动态进行实时的业务处理，以达到提高科技管理效率的目的。二是信息网络建设不够健全，没有搭建起相应的科技管理信息化平台。信息网络不健全，不能发挥现代高新电子技术应有的优势，不能及时地研究信息，不能将工作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专门的信息数据库，并形成有效的网上信息传递机制，这使得不同地域或者学院之间信息沟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制约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联合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专利、产权保护意识弱。在我国，高职院校是知识产品的主要产出基地之一，其成果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众多领域，比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权以及其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产权等。然而，我国的高职院校并没能成为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强大拥有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对知识产权知识了解较少，对专利的内涵缺乏真正的理解。他们往往把科研工作的重心放在项目申请、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结题、鉴定以及报奖上，忽视了专利申请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许多科技人员为晋升职称而盲目，使得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丧失了专利或专有技术的保密性。二是科研人员无力承担专利费用。有些高职院校规定专利费用从科研人员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支出，这对一些科研经费相对较少的课题来说，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至使不少科研人员因为难支付以及维持专利费用而放弃了对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和产权保护。三是我国许多高职院校不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学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力，有些科研人才在调离或辞职时带走科研成果或专利，导致知识产权的流失，给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带来巨大损失。 （四）成果产业化少。我国高职院校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推出，但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被转化利用。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高职院校中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大部分的科研成果都被束之高阁。这使得大量的科学研究流于形式，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推进作用。造成高职院校科研成果未转化的原因诸多：一是许多科研人员研发不是以市场为导向，项目选题与生产实际脱节。高职院校的许多科技成果“含金量低”，没有突出专科院校的独特性，科研项目无重点、无特色，理论研究多、应用性研究少，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市场定位不准确，科研成果本身不成熟使成果游离于市场边缘、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有些科研成果虽然理论依据充分，在实验室中也能得到有效的验证，但在实际应用中不方便，不适用于推广应用。二是高职院校对自有科技成果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一项好的科技成果要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首先要让需方认识和了解。高职院校科技管理部门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担当各种科技信息的传递媒介，它是各种校企合作会议的组织者和承办者，各种科技成果会、展示会的组织参与者以及充当学校科研人员与企业技术工作人员之间的牵线者等。[2](p33-35)他们为科研成果与需求企业之间架起桥梁、连成纽带。然而目前，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监督管理、验收鉴定工作比较重视，管理也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但对科研成果的宣传推广意识却比较薄弱，与企业沟通不畅，导致企业对高校有哪些成果不是很清楚，自然就谈不上成果转化。三是科研人员与学院仅重视科研成果的学术性、先进性，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作为最终目标。无论是对学院的综合实力评价，还是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晋升考核，都是以篇数，出版专著部数，获奖成果等级和数量为评价指标，对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及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并没有明确要求。受这种考核政策的影响，很多科技人员专注于课题申报、研究过程和成果奖励的申请，而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市场漠不关心。四是企业采用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科研成果形成产品要经过小试、中试放大、小批量生产等一系列的实验，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支出，这就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中长期投资。由于企业资金不足，投融资体制不完善，导致许多企业比较注重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短期利益，不愿从高职院校购买科技成果，致使大部分科技成果游离于市场之外。 三、对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科技管理水平的几点建议 高职院校实现科技创新的能力取决于科技管理水平的高低。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创新观念，加快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根据各校自身特点制定切合本校实际的科技管理政策，促进科研活动的开展，有效增强学院科技实力，发挥其特有的专业优势。 （一）创新管理理念，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更新与观念的转变是新时期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基础。精细化管理就是将科学的管理思想、方法与认真负责的做事态度相结合，做到管理规范化，管理目标具体化。近年来，高职院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任务，学校科技管理工作相应的内容增多、难度加大。作为科研管理人员不仅要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市场意识和敬业精神，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将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灵活地运用于科技管理全过程，并且善于组织协调，做好学校、社会与科研人员的桥梁，使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善于用敏锐的目光观察、分析科学前沿信息，并作出正确、果断的决策。精细化管理需要依赖于完整、规范的制度，才能使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高职院校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科技管理制度体系，努力营造一个自由、公正与公平竞争的学术氛围，严厉禁止采取剽窃手段或请“”代劳而骗取科研奖励的急功近利行为，提倡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科学态度。对于有科研成就的人员，可以采取一定比例的项目津贴作为奖金，或在晋级、职称评定和工作考核中予以量化的鼓励政策。给他们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舞台，以实现其人生价值，最大限度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新性。有计划地组织和建设合理的科研梯队，形成持续稳定的研究队伍。科研管理部门还要加强项目检查监督，建立创新的动态追踪管理体制，组织同行专家采用定时多媒体汇报和现场查验的方式，集体评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项目评审验收注重评价科技活动本身而不是注重对人的考核评价，要能全面反映科学的内在本质，保障其所取得的成果评价的科学性、严肃性及公正性。 （二）加强信息网络化建设。信息化管理作为一种现代高科技管理模式，是高校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提高科研管理科学决策水平的重要技术工具，是学校上水平、上层次的有效手段。[3](p119-120)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方法，熟练运用各种科技统计软件，对各种科技信息进行整理、统计与分析，建立强大的“信息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科研资源的分享率，实现科研资料的共享化，为科研人员提供强大便捷的检索服务，避免科学研究的重复性，打破学校、专业界限，突破封闭性，形成群体优势，开拓高校科技创新的新局面。同时，应用最新的数据网络技术，建设好科技管理部门的在线管理系统。对科研项目的各个阶段如立项、审批、研发、鉴定验收、申请奖励或专利，成果转化等及时跟踪指导、检查评估，通过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流程，提高科研管理决策的高效性和科学性。充分发挥校园网络的优势，及时研究信息、技术成果，寻求科研合作对象，借助网络信息渠道实现高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良性流动循环，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健全院校的信息网络，加快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是信息时代科研管理手段的一种变革，对实现科研管理创新，提升科研管理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专利、产权的申请与保护。知识产权是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层次，增强高职院校科技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要做好知识产权工作，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制观念，加深他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其次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的奖励机制，也是提高高职院校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性、经济性与法制性结合起来，制定一套既符合国家科技发展客观要求又符合本学校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学院可设定专员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设立专项或配套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护的具体实施，并建立相应的专利申请与审查制度。对于授权后的专利，学院再予以相应的奖励政策，给予科研人员一定的奖励资金，并在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加大对专利成果的权重比例，同时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知识产权因人才的流动而流失。 （四）促进成果转化，强化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知识经济时代下，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新的技术成果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加以转化应用，就一文不值。高职院校及科研人员要加强市场观念，以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科研工作的出发点。科研管理部门可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走访企业，查阅网上共享资源，来加强信息沟通，了解市场动态及企业的需求，并结合院校专业领域优势来确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科研项目，减少科研的盲目性，提高成果的质量，为将来成果转化打好基础。科研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要积极把本校的各项科研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并与各系统、行业间建立大范围的技术成果互联网管理数据库，积极组织和承办各种校企合作会议，各种科研推广交流活动，为校企合作发挥好纽带桥梁作用，尽快为科研成果寻找“企业归属”。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应将科技成果转化置于战略地位，以成果产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优秀，制定一套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科技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以政策为导向鼓励高校教师重视科研成果推广、转让和产业化。高职院校还应加强与各相关院校、企业、政府等的合作，积极开拓技术转移市场。可与其他高校联合建立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基地，发展自主的高校产业；也可与区域企业建立合作开发的关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形式不仅能直接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还能通过企业的技术设施、运营和市场为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打开途径，使科学前沿性的知识成果很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作者：古小琴工作单位：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管理类论文:企业创新科技管理论文 一、完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从集团层面完善下属各子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大型集团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项目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科技成果是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项目实施而产生的，且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通过市场的考验，才能称为有效的科技成果。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共同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优秀内容。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应用科技项目的鼓励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机制两方面进行考虑。1.完善科技项目鼓励机制。科技项目是为研发企业创新型产品、设备、工艺或服务而开展的一次性科研活动。组织实施科技项目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快速、优秀手段之一，其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与其它技术创新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大型央企集团在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立项积极性不够、项目成果不明显、项目实施效率较低等影响科技项目效果的不良因素。通过完善央企科技项目鼓励机制，提升央企内部或与外部合作科技项目开展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是提升央企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科技项目鼓励机制可以通过在央企集团层面建立有效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角度切入，如《科技项目申请流程》、《科技项目立项管理制度》、《科技项目节点进度管控办法》、《科技项目验收管理制度》、《科技项目绩效评价办法》等。通过建立涵盖科技项目各个环节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科技项目鼓励机制，加快科技项目实施进度，提升科技项目研发效率，以推动央企技术创新。2.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科技成果转化即将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经过生产、销售环节投放市场，为企业盈利，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是企业占据市场份额大小的关键影响因素。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是完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提升大型央企集团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可以通过在集团层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奖，按照科技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多少和科研能力效应大小给予不同级别的奖励，用以鼓励在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子公司和个人。 二、依托高校与科研院所培育协同创新机制 科研院所作为国有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企业不愿或无力开展的研发工作，例如，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科学研究工作，某些高新技术、市场竞争前技术和高难度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工作。其主要为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行业公共科技产品和共性关键技术，为实现国家目标而服务。研究性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一些前沿技术的应用研究，其科研工作多和人才培养相结合，是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基地。依托研究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央企的协同创新机制，解决一些前沿性的开发工作耗费人力、物力成本，研究难度大的问题。是高难度和高成本技术创新工作的有效模式。 1.成立协同创新研究院。协同创新研究院是充分发挥研究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央企技术创新工作中重要作用的创新性方法。通过搭建实体化的产学研服务交流平台，在协同创新研究院内汇集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技术和人才资源，对接央企优势产品和优惠政策，采取有组织的科研模式，以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优秀竞争力。协同创新研究院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目的，通过服务沟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帮助各方进行突破式发展。并从企业、产业和市场需求出发，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机制，推动央企技术升级。通过协同创新研究院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协调发展。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协同研究院框架下与央企各子公司展开技术研究，央企各子公司在协同研究院框架下展开技术应用研究，并负责技术创新成果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方面的工作。通过多种分工与合作模式，最终将协同创新研究院打造成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国际合作、聚集高端人才的国际一流成果转化平台。 2.利用信息手段搭建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除了成立协同创新研究院之外，央企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还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搭建能够协同创新的网络化创新服务平台。例如，通过微信手段搭建即时沟通和交流平台，通过物联网搭建技术、成果、人才即时共享平台等。创新服务平台可以共享央企的技术难题、行业前沿技术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形成一种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良好沟通途径，实现高校和科研院所优秀技术的创新优势与央企成果转化的创新优势良好结合。 三、形成科技项目管理的有效机制 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完善的、合理的项目管理机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资源浪费、研制周期过长、产品推出速度过慢等各种问题，在大型央企集团公司内部，通过建立完善的科技项目管理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各子公司的优势资源，实现集团内部的资源利用最大化，降低产品的开发成本，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的一种有效模式。 1.建立科技项目过程管理的完整体系。目前，国内外学者认可的项目管理体系包含九大部分：项目集成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而大部分央企的科技项目管理都没有涵盖项目管理的完整体系，一般只着重于项目成本管理和时间管理，但对成本和时间的管理也并非按照科学的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只是简单的将科技项目分为开题立项、阶段审查以及评审验收等几部分内容，对项目管理是松散的。在开题立项阶段，只要符合科技项目立项条件并通过专家论证，便可以编入科技项目实施计划。但有些科技项目仅仅只关注了市场技术难题和新产品开发，而没有为央企未来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支撑和储备行业领先技术，在短期内能够保持某类技术或产品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长远来看，由于不能拥有独有的先进技术，在以后的竞争中会永远处于行业追随者的地位。在阶段审查过程中，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跟踪检查项目的进度以及在财务方面的保障情况，实际的检查力度不足，没有完全达到科技项目跟踪与管控的目的，效果欠佳。评审验收阶段，科技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对项目研究成果及验收材料内容进行审查，主要评价成果是否按立项合同书指标完成，并没有对科技成果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有效评价。松散和单一的科技项目管理模式不利于充分利用央企内部有效资源，建立涵盖九大内容的完整科技项目管理体系，将九大内容贯穿于项目的立项、阶段评审与验收的各个阶段对于提高科技项目管理的效用，提升央企的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建立科技项目应用评价与奖励机制。建立科技项目应用评价与奖励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科技项目成果的延续性，使科技项目研发过程形成的优秀技术、人才队伍、知识产权成果等为企业发展产生持续性效应。科技项目应用评价应在项目完成的半年或应用一年后进行，通过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的技术含量、效益大小、先进性、竞争力提升水平、知识产权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不同等级的奖项，并对科研团队给予名誉和物质的奖励，并对好的研究项目进行经验总结和组织交流，促进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四、建立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 科技成果评估过程是对科技成果产生前和产生后各项活动的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研究的过程。科技成果评估过程的有效性是央企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定心丸”，而科技成果评估过程有效性的保障条件建立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央企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来占领市场，经营的优秀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在央企下属的各子公司内部，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具有市场价值，无价值的科技成果不仅浪费了资金成本，还降低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如果建立对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也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应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1.市场评估指标。新产品、新设备或新工艺等只有进入到生产活动，批量投入市场，才能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科技成果评估的优秀指标是科技成果的市场推广前景，且市场推广前景指标应作为科技成果指标评价体系中可量化的、占比重最大的一项指标。市场推广前景的量化评价标准可包含新产品、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年产值、销售额、利税额等，这些实际的可量化指标可以非常准确的体现科技成果的推广前景，央企在科技管理过程中，可以清晰的评价下属子公司某项科技成果所产生的价值。 2.R D能力提升评估指标。科技成果所产生的价值不仅包含立竿见影的市场效益，其产生过程中所带来的研发（R D）能力提升也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价值，R D能力是央企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对央企未来长远发展所带来的是其他影响因素无法比拟的影响，是央企保持长久活力和拥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关键。央企下属子公司R D能力的评价标准与通常R D能力所包含内容类似，一般为科研人员学历构成、科研人员职称结构和专利拥有数等指标。通过R D能力提升力度评估实现对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活动，主要包括评价该项科技成果产生之后所能够培育出的科研人员构成，所能够提升高水平科研人员的数量以及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数量。 五、搭建成果转化快速通道 经过合理的科研项目管理和科技成果评估，可以确定各子公司内部可快速投放市场的科技成果，在对于大部分的子公司来说，由于传统机制的流程复杂，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产业化市场推广的速度较慢，通过科技管理模式创新，在集团层面形成具体的保障制度，搭建成果转化的快速通道，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1.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制度。在集团制度层面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是央企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畅顺通道的基础条件。科技成果转化快速通道的构建涉及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企业多个环节，在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需涵盖所有与成果转化相关环节，科技成果首先经过严格的试验检测和小批量装机验证，才能大批量投放市场，在生产制度建设上，对于科技成果中新产品的生产构建合理的样机试制制度，对于小批量装机构建合理的产品小批量试装制度，等，都是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重要组成。为了保证科技成果投入生产活动之后，能够得到有效产品改进和市场扩张，此时，能够直接获取客户产品体验的售后服务环节对于产品的评价就显得非常关键，通过有效制度将售后服务环节获得的有效信息迅速采集，才能促使科技成果有效改进和快速进入下一轮新的科技研发，产生新的科技成果。 2.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建设保障制度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条件，有效的激励机制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科技研发基金是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的一种良好方式，其可以用于资助或奖励央企内部从事新产品、新设备或新工艺研发的科研工作人员，按照不同的科研成果类别，分别确定资助的形式和资助金额。同时，为了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在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的畅通无阻，也可以将科技研发基金这种良好“润滑剂”添加到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这种科技研发基金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好的“锦上添花”作用。从科研氛围上拓宽了科研工作发展的道路，也从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 六、结语 企业的科技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于央企这种包含众多子公司的大型集团企业来说，如何构建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形成有效和完整的科技管理机制，促进央企技术创新高效、有序推进和可持续发展，是央企提升优秀竞争力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笔者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将会对科技管理创新模式在央企内部的应用实践展开深入研究。 作者：郭健1夏利锋2王绍丽2工作单位：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类论文:地区特色科技管理论文 1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1.1国际形势 为了竞争的需要,各沿海大国均已制定国家长期海洋发展战略,调整政策,把海洋作为重点突出。总之,制定科学的战略指导海洋经济发展,是世界范围的海洋竞争的大势所趋和海洋开发的基本走向。未来寻找、探查海洋深处资源,将会对海洋科技仪器、设备等提出更好高要求,这些科技产品不断创新与发展,必然引起海洋科技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也将会成为各国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舟山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东海区域的建设、建设海洋强国和国际科技竞争中,应发挥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竞争态势特别是科技领域的海洋经济竞争加剧,要求政府广泛参与推动决定海洋强国建设的科技发展。国际上主要沿海国家科技发展的经验表明,科技管理就是生产力,海洋科技管理能力和水平体现了一国的海洋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 1.2舟山群岛新区自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舟山群岛地处我国大陆向大洋延伸发展空间的海上要冲,以海促陆、以海引陆、海陆联动的海洋经济开发格局基本形成,海洋产业取得较大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与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相比,舟山的海洋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 1.2.1面临机遇 (1)国家海洋战略。从国内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许多年里,海洋经济将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领导及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海洋产业更是成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1]。全国沿海地区的海洋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新一轮时期,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海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上海浦东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开发试验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等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相继实施,东部率先科学发展对海洋科技的需求更加凸显。可以预计,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期,海洋经济发展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立也将会随着全国海洋经济政策的不断改变而盈利啊更大党的机遇[2]。 (2)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大改革试验。试验区的建立,对于国海洋战略空间拓展和经济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舟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是舟山富含有丰富的海滩、港湾、海涂湿地等资源,都有利于增强海上能源、海洋矿产、船舶工业等产业实力,提升海岛城镇军民宜居水平,有利于我国打造向太平洋拓展战略空间的国防前哨和海上基地,开发、拓展和保护我国海洋空间和油气、海底多金属结核等海洋战略资源,确保我国包括石油、矿石、煤炭等大宗散杂货储运中转和远洋集装箱物流的安全,确保我国南北连通、江海直达、东出太平洋、南下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另外,舟山要研究制定战略创新产业与国家和长三角科技发展规划对接的思路与对策;要积极参与和衔接长三角区域科技规划的实施,借智、借技、借力发展,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努力掌握优秀技术和关键技术,争取进入全国乃至世界产业前沿。浙江舟山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的建立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 (3)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的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实要求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要以优化海洋经济结构,着力深化改革为动力,加强海洋文明建设,提高海洋综合发展能力;同时,要需求体制创新,加强海陆统筹发展,推进海洋文明建设,建设空间配置合理、综合实力较强、优秀竞争力突出、体制机制灵活、生态环境良好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战略指出,要把浙江建设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统筹协调发展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及清洁能源示范区。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下,大力发展海洋科技将成为实现目标的有利武器。加快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是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的战略部署,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决策,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是统筹陆海、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3]。 (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战略。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要依据海洋特色,充分发挥优势,将新区建设成为浙江海洋经济中心。对把舟山建设成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现代海洋产业基地,部级海洋科教基地,群岛型花园城市作为首要目标,舟山群岛新区是国家一项海洋经济战略决策。新区的建立,要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基础上,加大舟山海洋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建设,作为中国首个群岛新区,舟山群岛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要不断发展渔港,海洋旅游等各种产业,要拉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 1.2.2面临挑战 随着国家将舟山群岛新区设立为全国的第四个新区,这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舟山群岛新区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海洋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要体现新区作为海洋实验区的真正意义,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新区的主要目标,在探寻海洋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努力为建设新型的海洋新区而努力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诸多挑战。 (1)要应对海洋开发和海域使用综合管理能力滞后的挑战。浙江省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但资源的开发利用多由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独立组织进行,存在无序、过度使用海资源的现象。不论是海洋开发的难度和风险上,和陆地资源开发,它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都比前者大。海洋资源从前期的调查、观测阶段,还是更进一步的勘探、开发利用阶段,对科学和技术合理运用都十分依赖,要不断实施科技创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海洋资源科学管理和开发的总体技术水平、规模和效益。在基层管理力量,管理制度上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从基层海洋管理基础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海洋管理体制。近年来,虽然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二十几项,为海洋基础管理打下了基础。但是更所的人已经意识到,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今的不少法律、法规已经难以跟上步伐。因此,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制定《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法》等海洋法律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管理机制还应加快与国际法接轨,积极参加国际海洋会议,通过会议不断完善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体系。最后,在海洋管理上,还应加强海上执法队伍建设。我国海域面积十分宽阔,国家应加大投资,组建一支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法效率高的队伍,从而优化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治化机制,真正做到依法治海[4]。 (2)要应对海洋产业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海洋生物作为可再生资源为人类提供大量的食品、药品和工业原料,同时,海洋生物在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中也具有举足轻重。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与人类的发展生存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是海洋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本前提。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在海洋里得到了丰富的资源,使得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减少了许多磕绊,但是,人们在向海洋索取的同时,又无形中破坏了海洋环境,也没有更多的去进行反思自己并加以改正。如今,海洋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正糟受着巨大的破坏,其中许多破坏正改变着海洋生态群落的结构和组成[5]。大规模的海洋开发尤其是过度捕捞、海水养殖污染、围海造地、船舶/航运污染、石油开发、临海产业污染、海洋和海岸工程等将会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甚至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失衡[6]。 (3)要应对海洋产业发展智力科技支撑薄弱因素的挑战。与上海、广东等海洋省市比较,浙江海洋科技力量还是存在较大不足。舟山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拥有高学历、高技能、高职称的人才来支持发展,但实际上这样的人才比例在舟山还是较低。适用于海洋产业发展的科技,目前还是依靠引进,舟山相关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还是较为薄弱。另外,由于发展环境的原因,人才吸引力不足,没有建立相关的人才保障制度或者相关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综合起来,浙江海洋科技人才匮乏,系统水平较低,产业配套不完全等,这也造成了没有足够的科技来支持海洋产业发展。 (4)海洋产业结构内涵层次较低。近年来,浙江省的海洋产业层次结构渐趋合理,但就以舟山群岛新区来说,其内涵层次依然较低,创新理念,深化内涵,提升层次都亟待完善。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海洋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等重工业型海洋产业和海洋生物药业、海水利用业、深海产业、海上风力发电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在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比较低;第二,目前仍以资源初加工为主的海洋传统产业,产业链比较短,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少;第三,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科技、通讯、咨询、设计、广告营销、保险、法律服务等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同时,目前浙江海洋经济各产业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传统产业升级缓慢、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绝对萎缩,而政府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浙江的新兴海洋高科技产业市场竞争激烈,潜在风险增加,发展前景难于乐观。而且浙江对海洋类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政策性倾斜及研究开发投入不高,导致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缺乏实在的动力[7]。 2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特点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由1390多个岛屿组成,占拥有港众多湾,航道纵横,水深浪平,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舟山素有“东海鱼仓”和“中国渔都”之美称,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海洋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舟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特别是一些关系着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重要环节,关系到整个海洋战略性科技资源,都开始往舟山群岛新区聚集,使得舟山的科技资源和科技发展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和规律。 2.1科技与现代海洋产业紧密结合 在舟山的经济中,海洋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标志。舟山新型海洋产业的发展,对于舟山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舟山科技资源与海洋产业联系非常的紧密,海洋工业、渔业,旅游业的发展中,科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要求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结合机制,必须发挥企业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与科研教学单位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协作与联合攻关,提高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组建产业发展联盟,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海陆协作,依托龙头企业,引导重点突破,培植壮大新兴海洋产业集群,强调集群在技术、物流、产品配套等方面的互补和共享,推动尽快形成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加快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形成。依托新区丰富海洋生物资源,进一步提高海洋生物科技研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化妆品、海洋生物药品。牢牢把握新型海洋产业革命趋势,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围绕我区经济转型升级,努力培育新能源、海洋新兴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网络、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努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8]。 2.2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 综合比较,舟山海洋科技与上海、广东、山东等相关海洋省市较为薄弱,舟山科技发展慢,海洋科技人才稀缺造成了在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的前提下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目前的舟山海洋产业中,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规模小,配套条件、资源共享性差和产业链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独立研发的技术与产品不多,各种产品的科技含量整体水平不高,在国内市场上可以称为优势产品的更少,尤其是海洋能源开发、船舶工业、港航物流等。多以中低技术为主,高新技术比重较小,多数属于小项目、小产品。同时,舟山自身开发研制的科技运用在海洋产业中较少,技术依靠引进,人才也依靠引进,自身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不足。因而海洋高新技术对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新的海洋产业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9]。 2.3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科技的辐射性 舟山的科技发展是以长三角经济区为中心辐射到的边缘区域,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区域科技资源的海洋性。作为浙江海洋科技的重点城市,舟山地区几乎涵盖了海洋科技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科技问题,在发展中机遇中,强大海港、航运行业,会带动舟山-宁波港的海港物流业经济发展,并从中带动一大片物流、海港企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因为地理位置原因,舟山享受整个长三角的创新科技较少,科技力量薄弱,高校和海洋科技研究院较少,舟山海洋科技的辐射范围不大,但对于东海的海洋发展以及未来全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却起着重要的作用[10]。所以,舟山科技资源的战略意义从社会角度看是非常重要明显的。 3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在海洋科技竞争和新区建设需要的背景下,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舟山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也是部级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其科技发展必须要有“先行先试”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舟山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技发展作为重要支撑。因此,舟山政府科技管理的定位必须服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舟山市科技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政府干预科技活动、进行科技管理更具有效率。 3.1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标 要以支撑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推动全省海洋经济发展、服务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为总目标,通过五年的努力,使全市科学素养普遍提高,科技创新环境条件明显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使舟山成为浙江省海洋科研和教育中心,成为国内重要的海洋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海洋科教基地。同时,进一步完善海洋科学城基础设施,优化空间布局结构,有序推进主要功能区块开发建设,基本建成科学城空间总体框架;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集聚众多海洋科技研发孵化机构,形成若干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一批龙头骨干高新技术企业;努力成为浙江省内海洋科技、人才、高新企业的集聚高地和“海上浙江”示范基地。中远期,建设成为全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中心和海洋科技创新、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成为全省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经济高新区和“海上浙江”优秀区,成为国内一流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内独具特色的海洋科学城。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目标是政府科技管理定位的前提因素之一,政府要提供科技活动者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以浙江海洋学院、海洋科研单位以及企业为创新力量,为科技物品提供创造条件。同时,结合舟山市科技发展和科技管理的独特的海洋特点构建完善舟山政府科技管理系统。 3.2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则 市场的缺陷需要通过政府的科技活动干预与弥补。要使市场能够自由并充分对科技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就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干预,政府只有在市场效率低下或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才应该加强科技干预。另外,政府干预科技活动手段应该多样化,要依据市场调控能力的大小,来控制干预程度的强度,同时,也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中得作用,要提高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效率。根据舟山独特的管理特点,具体原则包括以下方面。 3.2.1突出海洋重点 要重点抓住以海洋创新为主,优化配置跨区域、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海洋科技资源,构建政府—企业—高校—院所紧密合作、联合攻关、优势互补的科技兴海模式,集中抓一批带动性强、关联度大、作用突出的关键共性技术及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示范。3.2.2创新技术结合舟山科技的特点,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大力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自主研发的关键技术和优秀技术,提高创新能力。 3.2.3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市场在科技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旦市场失调,政府必须加强管理,以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科技兴海创新体系,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提升科技支撑海洋产业发展的能力。 3.2.4注重社会服务 科技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大众,要使科技管理真正服务于大众的科技需求,促使科技发展惠及民生。要从以往单纯关注科技对GDP的贡献,逐步转变为利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必须处理好舟山与国家科技资源之间的关系,为国家科技活动提供服务。 3.2.5海陆统筹发展 舟山海岛众多,以沿岸陆域为依托,海域发展为空间、海洋资源为对象、海洋产业为主体,实行港口、滨海滩涂、海岛与海域为一体的综合开发,海陆统筹、以陆带海、以海补陆、综合利用,通过示范工程和基地建设,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培育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提高支柱产业优秀竞争力。 3.2.6可持续发展 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并举、海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确保海洋经济发展建立在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资源利用集约化、海洋环境生态化,增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4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定位 政府科技活动的基本范围是那些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科技领域,但是,由于科技发展状况的不同,不同政府间的公共科技领域所包含的内容也肯定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带来的便是政府介入科技活动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当前舟山市的整体科技能力较差,各项制度没有完善,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不能明确划分,这里面也包括了私人领域的科技产品不能够得到有效供给。因此,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在纯公共科技领域、准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都应有所介入,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领域介入不同的力量。 4.1全面支持纯公共科技领域 纯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产品,其本质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包括:基础科学研究、部分共性技术、科技基础设施、减灾、国防、科学普及,竞争前技术研究等,作为政府部门,一定要全力支持纯公共科技领域,因为政府是这些的主体。政府在参与科技管理的过程中有时直接充当了消费者角色,因此,政府的作为,在纯公共科技领域中便成为了关键,尤其是可以防止其他外部条件的干扰。政府是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代表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此,舟山在纯公共科技领域中,政府要充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于舟山市现阶段来讲,有两个方面的科技活动需要政府全面支持:第一,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要将创新海洋科技放在第一位,对于主要研究基础研的科技创新,它完全属于纯公共科技的范畴,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第二,科技普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立要求政府进行科技普及,全面提高人的科学素养,科技普及具有战略性和基础性。 4.2适当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 所谓准公共科技领域,是指科技活动中和科技产品具有部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样的特性会导致活动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活动,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组织和投资,也就是在依靠正常秩序的同时要加强政府对准公共科技领域的扶持。现阶段舟山的准公共科技性质突出的领域有以下几类:第一,高科技,关键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企业和个人层面无力承担,而科研院所改制后存在供给缺位;第二,公益技术,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等;第三,具有生产的弱竞争性和消费的弱选择性的公共服务:如技术扩散、专业技术服务等。对于以上的相关领域,其特点是外部性强。因此,政府在准公共科技领域需要发挥作用,应该适度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活动。 4.3着力扶持海洋科技领域 在未来的舟山科技活动中,海洋科技领域作为重要领域来对待。舟山海洋科技存在高端人才匮乏,先进技术稀缺,制度不完善等不足,而对于舟山群岛新区来说,海洋科技将是舟山经济发展赖以生存的根本。要加快高深技术研究,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海洋经济保障服务能力。政府作为海洋经济的主导部门,加强对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和发展潜力的海洋中小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从中培育一批有专业技术特色的小巨人。要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以多种形式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创办海洋技术开发中心或组建海洋科研生产股份制企业。把产学研联合拓展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全程。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化的科技竞争的不断激烈和我国海洋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舟山市科技发展的进步,舟山市要依靠海洋的特点,明确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则、定位和目标,结合舟山科技管理和科技发展的特点构建并逐步完善舟山市政府的科技管理体系。因为现今全国和舟山市的海洋科技能力薄弱,各类海洋科技领域,科技产品和科技活动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机制不完善,供给主客体不明确,使得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的科技产品难以有效供给,因此,舟山市政府的科技管理在纯公共科技领域、准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都应有所介入,只是介入程度的大小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定。 作者：郭力泉崔旺来工作单位：浙江省舟山市科技局 科技管理类论文:农业科技管理论文 一、我国农业科技管理的现状 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是依据农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对各项农业技术活动进行组织和策划，以求在时间和经济上最合理、最有效地达到预定的农业技术发展目标。它是现代科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业经济功效最大化的有效途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实行的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战略，把业中的资金强制性地转移为工业化积累，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我国的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而相比较而言，农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整体徘徊不觚，发展艰难。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资金的投入，加强了科研院所的组建，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农业科技专利成果交易。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除了对国家政策的需求外，关键要靠农业科技的支持。然而由于一些体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经济总体不相适应。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管理的主体不明晰。现代农业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把传统农业的旧“四靠”转变为一靠科技、二靠人才、三靠投入、四靠管理的新‘四靠”。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科技的管理主体是以各级政府纵向调控和直接领导为主，农业科技管理机构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应有尊重。同时，一部分农业科技投资主体和收益地位不明晰，产权关系不明确，使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没有产生出应有的效益，也严重制约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政府的行政指令为转移，农业科技管理需要管理者遵循科技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制度化的前提下也应该赋予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以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农业。二是地方农业科技管理资金匮乏。国家每年都会在财政预算中拿出相当部分资金用于农业科技的改革和完善，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投入部分财政资金以支持本地农业经济发展。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预算，而地方自留可支配财政资金并不多，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大量资金投入效果并不明显、对GDP增长贡献不高、且见效期长的农业科技的热情自然不高，也就造成了一些具备发展高新农业的地方因缺乏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而错过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三足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采用高新成果缺乏热情。农民是农业关系的主体要素，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是要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基本还是由政府主导和垄断，政府对农业科技的宣传缺乏力度，加之市场化的农业科技交易体制没有完全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同时，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对采用高科技的热情商。是农业总体的机械化水平不高，资金匮乏。严重制约了农业机械的发展，唰时也影响『．农业科技的研发和转化，我国农业机械化低水平层面运转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农业新技术规模效应的发挥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二、构建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新体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含量的高低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损耗、提高效益、占领市场的关键，因此提高科技的研发速度，改革传统的科技管理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构建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新体系。 (一)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制订长远科技发展战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科技发展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做出再瞻性的部署，打破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农业科技管理的立法和执法，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重奖取得重大成果转化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公共资源保障机制，完善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必须将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层面，把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看成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和维持农业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制订长远科技发展战略不仅是农业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在要求。国家农业、科技主管部门和地方都要从长远出发，对业科技工作做出合理规范，形成三个层次力量最优配置，为我转型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二）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技成果转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至今我国在这方面尚无满意答案的现实难题。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涉及到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宏观看，科技成果转化是由科技给、转化、需求和科技环境系统等构成的大系统，其运行要求立、健全相关的动力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调控机制等。微观看，科技成果的转化包括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工业性实验、工厂化生产等环节。因此，必须规范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和成果转化衔接体系，实施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和地方的科技联姻，动员各类农科教研机构和私营企业参与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科技的研发必须依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运作，以生产的实际需要为契机，而且科技成果也只有在转化为产力时，才能为社会增加更多价值。企业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和引进，成为创新的主体和技术推广的载体。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农民要形成密切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优良品种推广的生产基地，有效发挥科技辐射、带动效应。2003年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与连云港市共同发起的“百名教授科技兴百村小康工程”活动(简“兴百村活动”)已初见成效，该活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科研院校与农村的直接联系，避免了中间环节所产生的烦琐程序、信息中转误差和资源丢失现象，实现了事业单位职能和服务型观念转变，而且农民也可以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地反馈给专家，力求把问题解决在最先发现环节。 ㈢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完善农业人才市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教育是基础、科学是关键、人才是优秀。拥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的高素质人才，如今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衡量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而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及中介人才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只有这些人才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政、企、校、研、资”多维互动。因此，必须要建立和健全以知识产权为资本的入股机制，切实加强知识资本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降低知识资本准入门槛。同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建立地方人才储备库，并将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稳定下来高校与科研院所应该为地方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成人教育中定向地为急需农业人才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大专或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实施远程教育和各种专业讲座，及时地把各种最新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到农业地区；农业高校要设立农业推广硕士点，定单式地为基层培养农技推广人员；地方政府也要为农技推广人员提供各种条件，避免人才流失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真正地在我国建立人才激励要素流动、市场选择的新机制，形成市场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制度化的多维互动的创新模式，促进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改革和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是决定现代农业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技站早已变成了只有部门、没有人员或只有机构、没有作用的空架子或纯营利机构。现代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发展，基层推广站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建设好现代意义的农业推广体系将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我国现行农技推广体系不仅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应对加入m后世界农产品贸易对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因此应在确保农技推广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能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应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各地应从实际出发，深层次地发掘地方农业发展潜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帮助农民抵御各种风险。 （五）建立现代信息平台，实现农业科技“高速公路”科技信息平台是指综合社会业已存在的科技与信息，为快速合理地利用科技资源提供一个可供随时查询利用的信息资源库，为建立农业数字信息“高速公路”，实现资源共享，应在各县建立以农业部门牵头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业科技‘‘l10”系统和专家库；要切实转变政府观念，合理设置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避免多头管理和相互推委、扯皮现象发生；还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筹建高水准的农业情报信息体系组建统一的农业预警机制。平台的建立单纯依靠行政部门无疑是不够的，没有广泛非行政力量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整合现有资源，采取多媒体信息交流手段，抓好农业基础建设、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即科技的产前、产中与产后三阶段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的双赢。 农业科技信息“高速公路”功能的最大化，3s技术是优秀因此合理利用3S技术则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变革传统农业管理模式和以信息科技促进传统农业朝“两高一优”的现代农业转变及变革传统农业的最佳途径同时，政府要鼓励和扶持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科技的转化率与应用规模，并始终坚{寺“谁建谁管”的原则，注重发挥经济杠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引导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结柬语 进入新世纪，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科技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科技进步将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成为农业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当从宏观上总体把握现代转型农业发展的全局，全面把握好农业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性机遇，勇于开拓创新，构造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新体系，为建设一个生机盎然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科技管理类论文:中小学教育与科技管理论文 一、引言 在人口太多，人均资源极其缺乏的，与技术的重要是谁都清楚的，它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有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几千年的传统和与此有关的悠久的科举制度，也有最关心、重视教育的民众，中国的父母都会尽一切可能来让自己的子女受最高最好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前所未有地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要“科教兴国”。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不合格的教育和水平较低的科学技术，却还大幅度滑坡，而且出现了教育的下滑降低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下滑降低教育水平这样一种相互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已经使中国又一次陷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只不过现在是在上落后挨打而已。 虽然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理应导致中国的经济退步落后，但中国的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原因何在？与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有关。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指出[1]：中国的情况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既没有反映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一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相反，环境越是污染，资源消耗得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 本人将在文中讨论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落后的真正关键原因，并将指出：中国教育不合格，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极差的巨大缺陷，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比起八十年代全面大退步的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不恰当的方式砸教师、科研人员的铁饭碗和引入了降低中国、教育水平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 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的眼中，中国的教育很多，如素质教育不足，创新教育不足，如人文教育，如公民教育，等等，本人并非人文、公民教育等方面的行家，因此主要讨论科学教育问题，讨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也主要讨论中国中小学教育在培育学生科学研究素养方面的巨大教育缺陷。 二、中国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极差即创新教育的巨大缺陷，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 中国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的巨大缺陷，大多数论者（最著名的是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词语不同而已，以为我国的教育普遍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重视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缺乏创造性的培养，这是由在中小学盛行的应试教育和大学狭隘的专业教育造成的。提倡死记硬背，实行题海战术，使用标准答案，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把教学过程单纯理解为对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在教学和制度上也是重继承轻创新、重灌输轻发现等等，这是当前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流弊。中国的学生知识基础扎实，但缺乏创造力，如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考试都是很好、最好的，但做创造性的研究却不如美国的学生。学生之所以创造力匮乏，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教育长期忽视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的培养，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学生作业负担、考试负担过重，中国的教育成了考试地狱。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中国的教育的巨大缺陷是只教已有的知识，不教学生创新。因此，现在中国在创新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尝试，一般围绕着教学生进行创造的各个方面进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创新精神，保护、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主动性，进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多思考，等等。 但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此。本人从多年研究创造性心的结果出发，既不相信创造力能够被教师教育出来，也不相信“智力开发”等模糊的想法和办法。本人认为创造性成就是科学家等人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后自然而然的突破（部分请看我的《论科学创造（全文）》），如何产生这样的突破也就是如何创造，不是教师能够教会学生的。教育能够做好的只是为学生的未来的创造打好基础。 朱清时院士在《生要上质量，出精品》[2]中说：“国外一流大学都在着重培养人、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直觉或者洞察力，厉以宁教授讲得很好，他讲：‘学生入学时的成绩都相差很少，但毕业之后或若干年以后相差很远’，我想补充一点，厉先生讲了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这个学生培养出洞察力和对直觉，他就可以寻找好的方向，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他今后就有后劲；如果学生没有培养出洞察力和直觉，他对科学没有感觉，只能老师教他什么他学什么，这样的学生今后就没有多少后劲。什么是直觉和洞察力呢？是他的含义非常难解释，杨振宁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讲过这样一个，他说：‘学好别人已经消化好的知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要使研究工作真正成功，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把当时一流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品味、直觉和洞察力结合起来，冒出新的方向，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的洞察力和直觉是如何形成的呢？杨振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说：‘同时都走到一类道路上的人，后来所做出的结果往往又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出其基本原因，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讲的直觉和洞察力，而这个直觉和洞察力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和学生，我认为这个人幼年或青年时代，他所接触到的学科、学到知识和他的环境跟培养他洞察能力和直觉很有关系。’这件事情杨振宁先生这样解释还需进一步理解，就是国外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直觉和洞察力，他们的办法是在学校营造一种浓厚的研究气氛，周围都得做研究，学生处在研究气氛中去，看老师如何分析事情、洞察事情、提出新思想，从中悟出一种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洞察力或直觉，这个‘悟’就是传统话顿悟。洞察力和直觉不可能由老师在课堂上写在书上或黑板上。如果培养一步一步行走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飞跃，那种飞跃只能在很浓厚的研究气氛中才能顿悟培养出来。国外的一流大学都努力做到学校营造出一种很浓厚的研究气氛，具体说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在做研究计划让学生从大学阶段就开始有时间接触到科研，让研究生与大学生一起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科研人员，一起讨论，一起体会他们环境，这样从学生时代就培养出他们的直觉和洞察力。由此，一个学校要把研究生直觉和洞察力培养好，需要在学校营造一种很好的研究气氛，这研究气氛有两类，一类是科学研究基地，一类是好的教学实验室，让学生有新思想可以随时都能在实验室动手做。” 笔者之所以大段摘引朱清时的话，因为这是本人所见过的国内讨论创新教育的文章中水平最高的，模糊地判断、猜测到了创新教育的关键：在进行研究、参与研究中培养洞察力、直觉、品味。但由于杨振宁、朱清时缺乏对心、教育学的研究，没能够全面、仔细阐述什么是洞察力、直觉和品味、为什么必须在研究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为什么对科学创新如此重要，而且没有区别两种性质的直觉，错误地认为这些要顿悟出来。其实，洞察力、直觉性的评价判断力和品味都是由科学鉴别力决定的，即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直觉常常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直觉性的创造，一种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直觉性的创造我认为是不能够培养出来的，但创造性心理学的争论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打算把本文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有争议的论点上，宁愿从共同认可的基础出发进行讨论。 毋庸置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创造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还要进行钻研才能够作出创造。没有具备这些，不可能作出创新。如果把教育学生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为他们未来的创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不是让学生厌恶这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并把这样的教育称为创新教育（广义的创新教育）的话，下面将进行的详细分析将说明，中国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以科学创新为例，如果对科学创新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教育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科学研究教育方面几乎是空白或有很大问题。客观地说，中国教育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必须对学生进行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教育，并让学生了解科学家如何做科学研究，而且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性教学，但既没有意识到它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极其重要，也没有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地安排让学生学会做科学研究的步骤，更没有对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性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协调。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创新，在实验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在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研究、讨论有关理论、实验、经验材料，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这些科学研究程序是任何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清楚或者了解的简单的常识。但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步骤，在任何一个步骤出错误就会导致科学家的研究失败或成效不大，因此，要让学生能够进行创造，学生必须具备必不可少的科学知识，懂得什么是科学和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还要知道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也就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知识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教育、训练。 在科学研究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懂得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就能够在随后或同时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鉴别力。品味自然是运用高水平科学鉴别力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而表现出来的。从事多年的科学研究后，有些科学家就能够迅速地对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产生直接的评价判断，这就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科学家具备高水平科学鉴别力，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作出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就能够更清楚现有研究的成功与不足，就能够更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研究方向，成功了就是具有洞察力，失败了也很少有人苛求，因为科学研究必定会有失败。 所以，仅从科学教育来看，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科学鉴别力教育都应该进行。中小学教育起码应该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逐步学会科学研究基本功：如查阅、掌握资料，理解知识，学会做科学实验，并且学会讨论实验结果，初步学会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并初步了解如何所学到的知识，初步了解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和适应这个世界。到了大学阶段，就要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全面掌握科学基本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应用所学到的知识，能够独立、客观地看待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并适应这个世界。到了研究生（主要是博士）阶段，就要学到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如：高水平的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怀疑，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例如只要自己的研究是从实际情况或科学实验出发，又是严密的理论逻辑推理得到结果，就应该对自己的成果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独立完成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能够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当然，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往往是博士后时期的训练。 这样的能学生与毕业后的学者能够在必须共同遵守的、程序、学术规范上达成共识，而且对于已经获得的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评价态度。 但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应该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目标出发，的教育，不管是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是很不合格的教育。这样的广义的创新教育，它的目标：教育学生掌握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够主动地进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客观地进行评价、讨论，钻研、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直至能够进行创新，也应该是普通的知识技能教育的要求。因此，如果中国现行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也就是中国教育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缺陷。 谁都知道：中国的教育除了研究生教育外，根本不在意这些，并且，真正的科学研究教育必须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参与一整套科学研究的过程，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一直到自己撰写论文。但中国的中小学几乎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训练，最多还看重什么奥林匹克竞赛，而中国的大学，一般是在大学本科毕业做毕业论文才开始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教育，这样太迟的训练还常常因为学生要找工作而收效甚少。 所以，不足为怪，中国的学生掌握了很多的已有知识，但不知道这些已有知识是按什么途径、方法产生的以及具体地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作出良好的评价判断，更没有科学鉴别力，那么，学生成了研究者，在需要自己独立、主动地去创新（创造新知识）时，就不能够至少不熟悉如何按照科学研究正常的途径、方法去做研究、创新，更不知道如何对已有的成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就不能够发现已有成果真正的不足，创造常常是从发现真正的不足开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研究中无从下手，无法开始创造；这样，研究者同样也不能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也就不能够客观地评价判断自己偶然产生的新设想（也有一些创造是从偶然的新设想开始的）、所作出的研究的意义如何、缺陷何在，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的水平如何、是否具有重大的进一步研究的潜力等等。这样，研究者就无法将一个有缺陷的设想或研究结果，通过不断的努力变成扎扎实实的真正的创新，也不能够尽早放弃毫无意义、错误的设想。这一切的情况，就是研究者创造力低下的表现。 结论：科学研究教育是培养科学鉴别力最重要的办法。不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就不具备必要的科学鉴别力，学生和研究者必定创造力低下。 三、欺骗的素质教育口号与逼迫教师搞分数教育的中小学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负担、作业负担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就成了政府到教师一致赞成的口号，出版了很多论文、著作，但少有真知灼见。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学生天天忙于做作业、应付考试，学生负担（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太重，教师与学生都没有时间也无法自觉主动地让学生自学扩展知识面，提高素质，提高动手能力等等，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满堂灌的情况下，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知识面等等是极其重要的素质，但现在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根本不让或者没有时间让学生自我发展这些素质，学生的素质比起八十年代是大退步了。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3]：素质教育是目的，应试教育是选拔手段，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中国的高考压力并不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坏处，而是争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所必定导致的竞争压力。解决办法是开放民办教育，还是要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不坏的办法），等等。本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是教育界和媒体发明的能够大肆炒作的假问题。应试教育是一个含义混乱、不正确的概念，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最不坏的考试选拔办法，准确地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的教育，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 秦晖的看法确实是真知灼见，但他也没有看出中国中小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教育，而在于非常缺乏对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优秀（或者说是狭义的科学素养）当然是科学研究程序、方法和科学精神，还包括具体化的科学研究的技能，科学的批判思维方式，科学的态度以及科学的价值观等等。有一句话说：当学生把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忘记后，剩下的就是教育。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肯定会被学生忘记，学生学到的技能也会生疏，唯有学生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如何主动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等还会是学生受到的教育中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素养也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素养达到高水平后的表现，笔者称之为科学鉴别力，杨振宁先生等人称之为洞察力。 学生的科学基础肯定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素养，国人可能还包括杨振宁先生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准确地说，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的训练、教育。而据黄全愈说，还有其他的资料说，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很强，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而且非常看重，一直进行到博士后阶段。美国还制定了高水平、严密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笔者认为：中国必须在中小学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培养科学研究素养。中国条件好、应试压力不大的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小学，应该能够做到接近美国那样的科学研究教育，因为中小学教育只要做到初步的要求就够了，而且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如科学基本功教育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如何查阅资料，掌握资料，并且学习如何写文章、论文，以及资料引用，小学五六年级和中学，逐步学习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讨论、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这些简单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和知识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基本上是：小学教师受过专科或本科教育，中学教师受过本科或硕士教育。 但中国的中小学中，这些教育几乎全部都没有，大学一般是在大学本科毕业做毕业论文才开始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教育。目前中国的中小学，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的水准与所受过的训练，也达不到要求。这些缺陷是会起作用的。 到了高级层次的硕士、博士等级，这些能够转变成高水平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就很重要。在科学上，只有新想法，而没有扎扎实实的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是不能够被接受为创新的。创造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的积累的突破，需要非常扎实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基础。中国的教育是在大学本科毕业时、硕士、博士等级才开始进行美国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连续进行的科学研究基本功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等于是重新打科学研究基础。这样，美国杰出学生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基础扎实，中国杰出学生的科学基础却缺少了重要部分，美国的杰出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与中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但科学研究素养方面，如基本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等，美国的杰出学生远远超过中国的杰出学生，而且科学研究素养达到高水平能够转化为在科学创造中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中国学生进入硕士、博士等级，开始进行创造性研究了，却缺乏科学鉴别力，必须重新打科学研究基本功方面的基础（恐怕中国文科的相当多的导师和研究生还没有去做），科学的创造是需要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素养基础的，这样，中国杰出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科学研究的基础有重大缺失，在科学研究上的创造力怎么能够与美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因此，中国的教育越到高等级，越没办法和美国比，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小学上，吝啬下来的每一元钱，没有进行的每一项必要的训练，都会在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毕业后的工作阶段需要加倍补偿。 的中学受美国而开始进行的研究性，笔者看了一些资料，发现现有的研究性学习，其它不说，在科学基本功的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资料引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很不够，几乎没有，在科学研究方面，读、讨论文献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研究性学习就没有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但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当然，从接受并鼓励创造的环境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利于创新的，虽然口头上都在大叫鼓励创新。但从个人而不是从社会接受并鼓励的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不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如科学研究的基本功），科学素养达到高水平后的科学鉴别力更是欠缺。象中国所独有的“业余科学家”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在延续。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科学家”们，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这样，不过是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 （方舟子的《从“民间科学家”到科学爱好者》中说，“中国之所以盛产这类‘民间科学家’，我觉得跟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中国上没有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而技术问题有时候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解决的，让一些国人也觉得科学研究就这么简单。二是中国历来就没有专业性的概念（甚至连的professional一词都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欣赏全才、通才，而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三是、时对专家、学术权威的蔑视达到了顶峰，无限夸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方舟子的看法很有道理，但不是关键原因。） 例如：《发明与革新》2002年第6期第36页发表了郝建宇的《评〈再谈"同时性的相对性"〉》，作者犯了没有理解掌握现有知识，不知道实验是科学依据的常识性错误，他否定的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文章中根据大家熟知的爱因斯坦火车路基模型，却首先给出了这样的公式：t1=L/(c+v)，和t2=L/(c-v)，他给出的公式中的光的速度(c+v)、(c-v)已经违反了通过实验确定的光速不变原理，作者提出了这样的公式，光速不变原理已经被作者在没有实验依据的情况下否定了。通过毫无必要的推理讨论后，郝建宇还自以为正确地得到结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思维实验‘恰好’证明‘光速不变原理’不成立。”[4]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低，加上一流学生学理工，二流学生学文科，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影响，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所谓“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无独有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中国人民大学学博士学位的韩德强，在他的经济学研究本行里面一样犯了这种太业余的错误。 韩德强在《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5]中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本人是读了程晓农的文章才知道韩德强的垃圾文章的，什么叫“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以我非常业余的经济学知识，我都知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知识分子的的收入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根据西方经济学，劳动参与创造财富，知识分子的的收入也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还有，知识分子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尽自己应尽的批评义务，韩德强的这个错误太业余，被人家指出后不但不收回自己的错误还狡辩。中国如果再出几个韩德强这样的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这块金字招牌会被他们自己砸得臭不可闻的。笔者非常担心韩德强这样的情况是中国硕士、博士中出现“业余科学家”现象的开始。 与此有点类似，中国的一些职业学者，没有充分查阅资料、占有资料就进行研究，拿出来的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的“研究成果”，不足为奇。 研究者缺乏科学研究素养，连必要的、起码的科学鉴别力都没有，自己的研究结果有常识性错误都鉴别不出来，这样的“新思想”、“新理论”能够说是创新吗？当然不可能是创新，而且这样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创新。 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公认的评价是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创新精神不如美国的学生，原因何在？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谁不想作出创造？中国学生不是没有创新精神，但创造不是想做出来就真能够做出来的，有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后，不能够作出创造的关键常常就是个人的科学研究基础缺乏导致的科学鉴别力低。具体地以经济学为例：钱颖一描述过中国经济学留学生进行研究的情况：贪大和无从下手并存，也曾经提到中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的原因是美国的研究生在大学生时就做研究，而且是高水平教授带领着做，中国、俄罗斯的大学却不进行这些教育。但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原因远不止如此，美国学生在研究方面的优势是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中国学生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优势又不存在，中国学生可能只拥有高考和留学筛选出来、万里挑一的智力优势而已。 创造是从发现不足、错误开始的，这就需要较高的甚至高水平的鉴别力来发现真正的不足，针对真正的不足之处进行创新，并运用鉴别力评价判断自己的结果。但的留学生到了美国，由于缺乏从小学到大学打下的科学研究基本功的基础，在美国开始初步打好科学研究基础了，一般也就只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估计除极少数留学生外不会有高水平的鉴别力，这样，要么发现不了真正的不足，做研究就感到无从下手，或许就会被认为缺乏创新精神；要么是雄心超越了科学鉴别力带来的谨慎，还没真正掌握如何做科学研究就想开创一个体系，没走稳就开始跑，结果是难于步入学研究正轨。女留学生则先天地习惯从小开始，反而易于进入研究状态并获得成果。 至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生和经济学家，既无一流教授为他们补打科学研究基础，又无严厉的学术批评，经济学在中国又是显学，有充足的条件让他们出洋相，有的人也就尽情地丢乖现丑，而且有时候还出业余爱好者都能够发现的错误。结果不过是让理工科的研究生看不起文科的研究生。需要经济学素养、科学鉴别力高才能够发现的错误不算在内的情况下，仅我所知道出错误的就有：刘伟，盛洪，汪丁丁，左大培（？），不过还好，他们还没有犯韩德强那种太业余的错误。当然，人免不了犯错误，其中盛洪的表现最不错，有错就改。 虽然本人的在中小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阐述看上去有些理想化，但美国能够在小学就已经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中国肯定也能够做到。 而且，中国现在由于高校大扩招，高中毕业生平均50%以上的升学率，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已经使得高考不再是“一考定终生”，与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相比压力不大了，应该能够全面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了。 但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学，让学生受到这样的合格的科学教育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它首先需要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实验设备，也就是更多的资金，国家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谁都知道：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至少有九年是义务教育，一些论者指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政府至少要做到免收学生学费，但在这一点上，在很多地方中小学学费、杂费越来越高，义务教育却变成了家长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尽的的义务都没有做到，地方上的党和政府组织却有逼迫家长以及他人的交费的权力（一些地方乱收费，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样，在资金上能够做到对学生进行合格的科学教育吗？ 其次，中国现在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量化考评制度、砸教师铁饭碗的弱智改革，把中小学教师都变成了一年，几年任期的临时工，教师们比拼学生成绩如平均分等等，成绩下降就要被学校或主管上级解聘或者低聘，哪个教师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在这样的逼迫下，考评标准所要求的成绩对教师的压迫空前残酷，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变成了对普通教师良知的拷问。量化考评制度对教师的压迫必定会转移到学生。教师学生都是不得不为了考试成绩教和学，教师上课就是满堂灌：讲课，做练习，讲练习，考试，讲试卷，这样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但这样肯定是比八十年代还不如的不合格的教育。在八十年代，教师拿的是铁饭碗，没有这样的负担，而且高考是尖子生的竞争，而现在，高校扩招，中等的学生加入竞争，独生子女政策使家长别无选择，加上教师的决定性，所以现在学生负担与竞争空前残酷，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教育水平相应地也比八十年代大幅度下降。所以，在中国，素质教育只是欺骗人的口号，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却最为低下。举个简单例子就够了：八十年代哪个教师会不顾师道尊严去教学生作弊？但现在本人和同事在外县监考高考以及通过教师之间的交谈，已经听到了某些班主任教学生在高考中作弊的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再有问题也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然教学生作弊的。所以，那时的学生作弊情况等远比现在为好。教师的职业道德已经开始了大滑坡，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正在走向灭亡！ 本人一九八二年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九八六年起担任中学教师至今，作为一个既经历过高考又已经从教十六年的教师，本人坚决反对上和教师中的流行观点，即认为全国的统一的高考是分数教育的原因，是使得素质教育成为空谈，是考试地狱、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的原因。这观点似是而非，完全错误，因为八十年代的高考对中学生、学校的压力远比现在大：录取机会比现在少，在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利益比现在强很多，高考考试失败后的就业机会比现在少，上级、社会、学生作出评价更容易、压力更大，那时的高考对教师学生的压迫程度、考试地狱程度以及追求分数的程度却远不如现在。 八十年代那时的高考比现在更加“一考定终生”，机会更少，高中毕业生录取率不到20%，甚至更低，而且是尖子生之间的竞争，一旦在高考中出现失误就非常残酷，理科生复读很少能够比应届考试正常发挥的情况考得更好，文科复读略有优势；但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录取率大约是50%甚至更高，学生复读往往能够考到更好的学校。那时的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学生比现在要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家包办一切包括分配，不交学费住宿费等等，还有助学金，孩子能够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现在学生要交高额的学费住宿费等等，不包分配，有可能毕业即失业。那时高考不被高校录取的话高中毕业生就业门路少，而现在就业门路更多。那时和现在的中国的每一位学生、教师、校长、教育主管机关、家长都十分清楚，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是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八十年代的高考招生数量相对稳定得多，一旦学校高考成绩进步或者退步，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作出评价很容易，评价影响大，压力极大。但这几年高校大扩招使得高中毕业生考取高校的人数连续大幅度增加，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的评价不断面对重新定位，较难作出准确评价，社会、主管机关评价的压力大大降低。因此，与八十年代相比，高考的压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高考获得好成绩的获利剧烈降低，但同时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幅度提高，考试地狱空前残酷，把中国的分数教育、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等等的原因归咎于高考，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中国只有高考压力、考试压力不存在才能够进行素质教育？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高考或考试的压力必定会存在的，就算高中毕业生能够象美国那样百分之百升入大学，也必定会有进入一流大学等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早就进行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教育，所以，高考、考试压力肯定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不能够进行素质教育的的理由。 与八十年代相比较，现在中国的中小学唯一的大变化是：不知道哪些自以为是的官员发明并执行了砸教师的铁饭碗和量化考评制度，教师受到过分而且不应该的巨大压力，这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是分数教育、考试地狱、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并且全面大退步的真正原因。 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至关重要、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教育、素质教育，也不考虑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主动性、积极性，不考虑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则量化考评制度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学生的成绩好，标志着教师的教学情况良好，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紧。这个标准客观而且公平。但这些是不能不考虑的，这样，目的是提高教育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成了导致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降低的制度。 因此，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中学教师，笔者清楚丰捷等人描述的情况非常正常[6]：据报载，武汉市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在上学期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上含泪向家长致歉，曾经使学生各科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的她，本学期因为按照上级规定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减少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使班级综合成绩滑至年级倒数第二名。痛定思痛，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减负了”。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也明确表示，他们万万不会“减负”，因为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减负”就意味着吞食“双输”的苦果。尽管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在仍以考试、升学论成败的今天，素质教育的推进何其艰难。 因此，徐友渔以下的话语更是可怕的现实[7]：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达到上千遍，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本人估计是以30人的考场为单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徐建新注）。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教师的教学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搞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都发生了。这既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说了一句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在这样的非常普遍的情况下，由于学生的基本功是几乎不能够在中考察并体现的，因此，即使大家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而且即使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教师也不会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 的管理体制如何做到既能够客观考察教师教学效果，让教师能上能下，有进有出，自由流动，教师有压力、动力又不至于逼迫教师到眼中只有考试分数，这非但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而且目前弱智的改革办法，量化考评制度考评教师业绩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但加上各地五花八门的砸铁饭碗的举措，而且有些地方的程序与操作都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还带来了许多更大更麻烦的问题，教师、学生、教育的状况全面恶化（大城市的情况本人不清楚，小县城、中小学情况大致如此）。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只会是很不合格的教育。 但是，如果北京、上海等城市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教师再培训等做到了这一切，而其它地方做不到，北京、上海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极其坚强有力的理由抵挡全国范围内高涨的呼声：要求根据高考考分或参加高考考生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配教育部所属大学的录取名额。这又会强化不平等吗？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如果把教师和学生投入的时间入成本，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仅是投资回报递减，而且越增加时间，所增加的时间得到的回报是亏空越大，是降低学生素质的。教师教、学生学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让学生增加做习题的熟练程度，更加懂得小心地避开考题中的陷阱，更加熟练地辨析那些没有什么意义、陈旧的概念。学生被考试、作业压得疲于奔命，降低了对知识的兴趣、主动性、思考的积极性，甚至对知识与思考都产生厌恶感。学生和教师却没有时间去学去教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动获取信息，学会如何处理信息，学会如何评价、判断并作出决断。 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由于没有认识清楚问题之所在，污七八糟的劣化改革不少，如计算机派位等等，这些改革还不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中学教师申报高级职称必须考，毫无必要和用处，不是浪费时间，就是让教师抄袭作弊。如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和计算机培训，不是走过场，就是普遍的作弊。唯一的好处是上级教育主管机关和官员能够多收钱而已。 中国的中学教育，不可不提的是中国文科的教材太陈旧落后和谎言太多，文科教材中一些教育接近于教学生说谎。例如中国的中学生，的知识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学习哲学，是一种思想格式化，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相结合的科学哲学或者是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而中国的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太多的谎言。因此，中国的文科教材，有太多连教师都不相信的陈腐落后的东西，有太多连教师都非常厌恶的谎言，虽然本人清楚中国的高考最好是不分文理科，因为文理科分开的结果是文科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很低下，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很有问题。但如果贻害学生的文科的教材不改变，而且总有少数学生特别适合文科或者理科，加上降低学生负担的考虑，我强烈反对高考不分文理科，认为高考还是文理科分开为好。 教育是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但中国的文科教育就是要学生做服从的工具和掌握死板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观念，而不是首先学到真实有益的知识、能够进行客观的考察等科学基本功和科学精神等等。无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但这样本已落后又大幅度退步的中小学教育，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有未来吗？因此，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改弦更张，乌七八糟、一塌糊涂的量化考评制度必须改变。学校教师必须定员定岗。不依据学生考试分数，无大过不得解聘、开除，而且必须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进行。教育主管机关（学校？）必须将各个学校的各种信息如以班为单位的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以及教师获奖等情况通报，让学生与家长获得信息，自由选择。这样，普通教师没有了学生考试成绩不高就砸饭碗的压力，却有社会与学校同事之间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适中，我预计这会是更好的办法。 中国中小学如果要进行本文所提出的科学研究教育，目前小学教师、初中教师的学历与水准基本上达不到要求，但也只能够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逐步进步、改变，逐步更换，以及通过再培训的办法来提高水准了。 此外，高考目前还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因此，需要由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看看能否找到良好办法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并运用于高考。实实在在地说，中国各级都很不合格的教育之所以还能够选拔人才，在世界上还有声誉，除了依靠学生、教师自己的天分与努力外，就是仰仗中国的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最不坏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四、逼迫学生花大价钱购买的很不合格产品----大学教育（撰写中） 五、研究生教育----中国教育中相对水平最低下的教育（撰写中） 结语： 中国的教育出了太大的问题了：素质教育的骗人口号叫喊得震天响的同时，中小学教师却被迫只要分数，体罚学生，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学校成了考试地狱，却不培养学生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素养；大家却还傻乎乎地以为是中国高考压力带来的问题。大喊科教兴国的同时，高校大扩招，学生收费大幅度提高，学生家长都难于承受，大学里面行政机关却是更加无比重要、油水丰厚，官员能够不做任何科学研究就当教授；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用处的论文、专著，有本事的教师只愿意做研究不愿意教学、应付教学；中国的大学既没能够做好精英教育，又没有做好实用教育，大学生能够学到什么？好的情况下学到一大堆、实验，差的情况下学习空洞的理论、甚至垃圾而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精英的教育，官员却能够免试成为研究生，中国的研究生普遍需要补打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应该广泛向各个教授学习，博采众长，才能够配得上硕士、博士称号，中国的情况却是研究生成了导师的学徒，一个导师带几个研究生甚至二十多个，研究生大扩招，研究生素质大幅度下降，教育水准大幅度下降，还缺乏必要的研究资金，却要求研究生在缺乏科学研究基础与经验、缺乏研究资金的情况下出成绩，，否则不能毕业，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与博士生比小学生还轻松的现象共存于中国；研究生考试不取消被人诟病的政治考试也就算了，却偏偏取消一门专业课考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退步成了中国教育中相对水平最低下的教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在几十年前的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学生比野兽还不如，殴打教师、批判教师、毒打教师在地上象狗一样爬、甚至把教师活活打死。中华文明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现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在自以为是却实在无知的官员发明并执行的量化考评制度和砸铁饭碗的威逼利诱下，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一些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意义的论文、专著，师道、尊严又一次面临荡然无存。这一切却不能够引起教育主管机关的重视与反思，除了国际互联网以外，从媒体上看到的太多的是粉饰太平，歌舞升平。教育水平大滑坡、教师的道德将要面临的大崩溃对中国教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教育即将到来的大崩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教育大崩溃，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华文明还有明天吗？中国教育部是干什么的？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就凭这样很不合格的中国教育，也有资格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别做白日做梦、痴人说梦了，醒醒！ 科技管理类论文:广电技术科技管理论文 一、新的形势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订购网络下载现场收集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根据电视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可将陈旧资料的淘汰期定为五年、七年或十年不等，淘汰的资料可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和收集保留需要自行保存。淘汰的资料将取消其电子检索表。淘汰资料的范围仅仅限于技术期刊和产品宣传品。 科技管理类论文:广电技术科技管理论文 一、新的形势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根据电视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可将陈旧资料的淘汰期定为五年、七年或十年不等，淘汰的资料可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和收集保留需要自行保存。淘汰的资料将取消其电子检索表。淘汰资料的范围仅仅限于技术期刊和产品宣传品。 科技管理类论文:防洪减灾科技管理论文 新春伊始，全世界防洪减灾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几乎都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情，踏进了新世纪的门槛。 回首过去的百年，人类借助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水利科学知识与工程技术手段，大规模兴库筑堤，修闸建泵，整治河道，发展水文测报与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防洪工程体系，空前地提高了控制洪水、除害兴利的能力，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然而，受人类活动加剧与气候波动的影响，世纪之交，人类不仅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发展中的新问题，而且治水这一古老的问题也正在变得更为严峻与复杂。在过去的100年中，社会文明与科技进步，为人口增长、经济繁荣突破了种种的制约，使得世界人口爆炸式地从16亿增长到了60亿，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奇迹般地从10%上升到了50%，以往天然调蓄洪水的洪泛区土地被广泛开发利用。人口爆炸、快速城市化、洪泛区中人口、资产密度急速加大，被认为是全球水灾损失普遍增长的内在因素。严峻的防洪形势与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现行有效的防洪手段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减灾十年，充分说明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防灾、减灾问题不仅引起了人类更为高度的重视，而且需要全人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开展，在推动自然灾害的研究、防灾意识的普及、减灾体系的完善，新技术在防灾领域中的应用，以及促进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来自全世界的事实都在表明，就在这10年之中，水灾损失仍在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向更为显著[1]。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与社会经济特征，决定了水灾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自然灾害，决定了防洪减灾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世纪之交，我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日益受到重视，同时也进入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新阶段[2]。未来20年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种种迹象表明，特大洪水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提供防洪安全保障，除害兴利，依然是水利发展的首要任务[3-4]。近10年来我国水灾损失剧增的严峻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现有防洪体系与全社会日益提高的安全保障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治水方略必须作出战略性的重大调整，防洪减灾将更加依赖于科技的进步。 二、新世纪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及防洪减灾领域科技发展的需求与特点 对于新世纪中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可以作出以下的基本估计： （1）至新世纪中叶，我国人口预计将从13亿增长到16亿，粮食与土地需求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洪水高风险区域土地的有效利用不可避免，人与水争地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2）新世纪中，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可能由30%上升到60%，城市中小河流的整治与现代社会中“城市型水患”的防治将日益重要，治理难度与所需的投入将大为增加。 （3）流域中洪水自然调蓄功能与河道行洪能力下降，导致小流量高水位的现象更加频繁，水涨堤高，洪水风险总体上将呈增大的趋势，摆脱“拼实力”治水的窘境，建立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 （4）现代社会对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等生命线网络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一旦遭受水灾，影响的范围将远远超出实际受淹的范围，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大大超出直接经济损失，灾后重建负担显著加重。 （5）全社会的防洪安全保障需求将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面对大洪水，人民将不仅要求确保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而且要求大灾之中能够基本维持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防洪安全保障的难度大为增加。 （6）21世纪初期，我国以水灾害加剧、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为标志的水危机仍将趋于激化[5]；人与自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更为敏感，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利害关系的冲突使得不同治水方案之间可协调的余地大为减少。 （7）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防洪体系建设的投入能力会相应增强。通过加强管理，有望提高洪涝灾害的抗御能力、承受能力、应急反应与恢复重建能力。 新世纪中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表明，世纪之交，我国防洪体系的建设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时期。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从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向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发展。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立较为完善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水利部：《全国水利发展“十五”计划和到2015年的规划思路报告》）。 20世纪的防洪是以控制洪水（floodcontrol）为主要目标的，防洪工程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带动了水利科技的蓬勃发展。主要江河流域的洪水特性与发生规律，大江大河整治与防洪方略，大型防洪枢纽工程的规划理论、计算方法、施工规范与建造技术，洪水预报调度的理论与技术等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大科技问题。支撑水利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以自然科学中的理、工科为主，并显现出学科越分越细的特点。 世纪之交，从“洪水控制”到“洪水管理”（floodmanagement）已成为当代社会防洪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综合运用工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形成更完善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以达到防洪减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洪水的管理，涉及到人与自然两大类因素，要求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与社会公众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洪水是自然现象，当其运动超出一定限度，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和损害时，才成为洪水灾害。洪水灾害所具有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确定了洪水风险的不可消除性与可管理性[6-7]。洪水管理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既包含了哲学理念的层次，又有大量支持技术方面的需求（图1）。 因此，21世纪中，防洪减灾领域的科技发展必然体现出两大趋向：自然科学中各有关学科的深入与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在交叉领域的开拓与跨学科的交融。同时，为防洪减灾管理与决策科学化服务的信息监测、处理与分析系统，将成为新技术发展最活跃的领域。 3新世纪我国防洪减灾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 我国各地不同江河洪水特性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恰当把握我国防洪战略调整的时机、方向与力度,围绕新时期治水的指导方针、管理体制、推动机制、法规政策、规划体系、技术措施等，需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科技问题。 （1）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 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他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曾面临防洪战略调整的重大问题。美国地广人稀，正处于洪泛区被侵蚀的阶段，选择了以强制性洪水保险为导向推动洪泛区管理的模式，形成了以非工程措施逐步取代工程措施的防洪方针。日本占国土面积10%的洪泛区中聚集了50%的人口与70%的资产，洪水具有源短流急、暴涨暴落的特点。在推进综合治水的模式中，推行了以高投入、高技术建设更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为主，以非工程措施增强应急能力为辅的方针。 对我国防洪形势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分析表明，未来20年仍处于新一轮大规模防洪工程建设的黄金时期。目前急需研究的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规划、设计、建造有利于人与自然间良性互动的工程体系。此类工程的特点是满足整体与长远的防洪利益，需要长期坚持，与局部地区追求短期最大利益的方案相矛盾，往往不是任何局部地区自愿接受的措施，因此需要科技手段的大力支持，法律手段的强制实施，经济手段的补偿诱导，行政手段的推动落实。如何建设这种将工程措施与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无疑是21世纪初摆在我国水利科技工作者面前最具有挑战性、最需要与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部门与建设部门协同攻关的重大课题。 （2）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洪水风险管理理论与体制。 洪水风险管理是洪水管理的模式之一。在防洪问题上，要么以高投入大幅度全面提高防洪标准，不许洪水再泛滥成灾；要么严格限制洪水风险区的经济发展，即使淹了也没什么损失，都是无风险管理的模式。无风险管理显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通过适宜的工程措施将洪水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结合风险分担、风险补偿等措施提高风险的承受能力，将有利于谋求到与自然和谐的治水之路，最终谋求到更具有全局性、更为长远的利益。 洪水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与工程手段，适度处理好客观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涉及洪水的利害关系。其根本的问题是在治水方面如何为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与利益需求的人们寻求到和解、和谐与合作的基础。因此，洪水风险管理的理论就是指导我国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然而，洪水的风险管理，从基本的概念、基础的方法到具有实践意义的管理体制与推进机制，至今在我国仍然处于模糊的、探索的、急待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3）研究开发防洪减灾工程体系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方法与技术 20世纪中我国各大江河流域已经初步建成了防洪工程体系。今后需要根据新的防洪形势与要求进行完善、配套、改造、更新、巩固与提高。现有防洪工程体系实际防洪能力的评价、未来系统防洪标准的确定、成本-效益分析与方案可行性论证的理论与方法均有待研究。现有防洪工程中病险水库与堤防的除险加固技术与未来城市河流整治技术急需发展。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防洪工程体系的调度、运行方式迫切需要调整。 例如，大量以防洪为主要目的水库承担城市供水任务之后，应急泄洪的风险加大；再如海河流域提出，水库应由过去的“上蓄”改成“上调”，合理安排下泄，既保障下游安全，又使洪水发挥造床、冲沙等作用[8]。但是调多少为合适？调少了于改善环境无补，调多了又不能充分利用珍贵的水资源。显然，这些都是需要多学科知识与多样性手段解决的问题。 （4）防洪减灾管理与决策支持技术 未来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管理现代化与决策科学化，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分析能力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洪水预测预报新技术、各种防洪体系规划方案与应急反应计划的情景分析技术、洪水风险分析与风险图制作技术、洪水灾情评估技术、防洪优化调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必将极大地带动各种高新技术在防洪减灾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目前，我国防汛指挥现代化系统的建设，已经对新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又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现有管理体制中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作出调整与改变。例如目前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封锁现象，对防洪减灾系统的管理现代化与决策科学化已经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实现社会公益信息的共享，不单纯是技术问题，也已经不仅仅是科技人员的呼声。 4结语 踏上新世纪的征程，我国水利科技工作者在防洪减灾领域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继往开来，实事求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创建我国更高层次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 在新世纪治水方略的探索中，我们须遵循这样的理念：既尊重自然，又合理利用；既尊重历史，又开拓创新；既尊重个性，又能够自律。 科技管理类论文:教师创新意识科技管理论文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和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取决于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是持续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的根本宗旨是：启发青少年认识科学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培养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科学的美好情感，引导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活动中学习科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提高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活动发现、培养自然科学的后备人才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未来劳动者。我在辅导小学生开展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围绕“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主题，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的探索实践，以“讲究科学，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态度，使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能力都得到加强，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青少年科技活动要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选题立项是关键。根据本人辅导学生开展活动的经验，就如何进行“选题立项”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选题得当，论题新颖。 考虑到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为他们选题既要有科学性，又是他们力所能及完成的。因此选择在学生身边发生的而且是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题材，最好是由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活动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去年获得佛山市科学论文二等奖的《大自然冰箱》，是一位学生在乡下外婆家中，见到外婆上午从市场买回来的猪肉吊在水井内，傍晚取出来时好象刚从电冰箱中取出来一样，保鲜效果十分好。她问外婆是什么道理，外婆只说以往都是这样做，说不出为什么，回学校向我提出了水井为什么能保鲜肉和蔬菜的问题。于是我为该生设计了实验方案，要求她利用暑假去外婆家住下，连续一个星期内每日三次观测、记录空气温度和井水温度。从记录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空气温度有大幅度的变化，却只能引起井水温度小幅波动，因而井内能保持恒温；而井水的蒸发对周围环境具有致冷作用，可以令井中水面附近的温度比地面气温低10℃左右，保鲜效果正是由此而产生。这种“由学生提出问题——共同制订实验方案——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活动过程，学生乐于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很高，成功率也比较高。学生通过独立完成实验，培养了观察、分析和实践能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得到扩展和提高。 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向和质量。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自觉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是科技活动的义务和责任。我今年开展的课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应该分类收集》，有40多位学生参与了相关的活动。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到环卫所调查访问，了解城区每天生活垃圾的数量、收运、处理的情况。 2、到垃圾堆填区实地考察垃圾填埋情况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向学生发放调查表，让学生记录一周内家中每天生活垃圾的情况。 4、举行环保专题班会，由学生发表处理垃圾的意见和如何保护环境的建议。 学生参与了这一系列活动的全过程，接触了社会的不同层面，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思维能力，初步养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严谨求实作风。这项活动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进展十分顺利，还在建议栏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密切了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和沟通，促进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三、善于捕捉灵感。 青少年科技活动，选题的范围十分广泛，要使开展的项目既能吸引学生参加，又能在各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决定因素在辅导老师的水平和能力。辅导老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线索，加以提炼，发掘出新颖的题材。我女儿的同学给她寄来一封信，因为信箱没有经常开，当她收到信时已是三个月后了。她当时说：“如果信箱中有信件时能自动报讯就不致于发生这件事了！”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想，在信箱中安装一个有信件放入后能发光或发声的装置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于是提议她向爸爸请教。在爸爸的指导下，女儿做成了《发光指示信箱》的发明创造，并获得了去年佛山市发明创造三等奖。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勤观察，多动脑，这样的“意外”就显得很正常了。 一个成功的青少年科技活动辅导老师，要具有强烈的环境意识，敏锐的信息意识，卓越的领导意识，执着的开拓意识，严谨的科学意识，才能在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中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活动的领域，就能使活动越办越好，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科学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一代新人。 科技管理类论文: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摘 要：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关系到科技工作全局，关系到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本文从诠释科技管理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科技管理创新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整合创新资源，构建结构合理的科技管理体系。 关键词：科技管理 体制创新 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科技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的关键，成为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科技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关系到科技政策能否得到认真正确贯彻，科研机构和队伍的潜力能否充分发挥，科技规划、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笔者通过分析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以期为提高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成效提供若干可资借鉴的参考。 一、科技管理的内涵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 在1987年的报告中将科技管理定义为：科技管理是一个包含了科技能力的规划、发展和执行，并且用来规划和完成组织营运以及策略目标的跨科别领域。 科技管理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促进经济成长和增进全人类的利益。短期的科技管理包含品质改善程序、高效率的制程设计等，长期的科技管理内容则包含了整体性、策略性的科技预测与规划。 科技管理是一个整合了各种专业领域，诸如科学、工程学、企业管理等跨领域的学科，其影响组织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财务、人事以及信息等各个不同功能部门的活动，包括组织的日常运作以及策略规划。 二、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科技管理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存在着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现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包括科技管理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研院所的治理结构，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监督等，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决策机制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科技和经济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机制中存在许多弊端；缺乏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咨询、评估、监督机构，不能就科技发展的总体设计、战略重点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意见。 （三）自主创新不适应科研活动的特点。各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管理僵化，人才活力难以激发，无法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 三、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科技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0%，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开发力量过多，企业内应用研究仅占全国总量的约10%,大大低于美国80%这一比例。 （三）科技力量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独立科研机构的大量重复设置；科技人员难以流动，难以进入企业和市场。 四、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分析我国目前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变迁造成。只有逐步探索、研究和解决好这些科技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我国经济才能走上依靠科技自主创新促进发展的良性轨道。为此，笔者就改革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提出以下三大路径选择： （一）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 一是梳理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归并整合，防止交叉。二是完善与强化宏观科技协调机制。建议加强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更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国家科技行政部门可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协调相关各部门贯彻科教领导小组的决策。 （二）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 一是与科技相关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立项决策与项目验收，不再直接分配项目。二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科技基金委员会，将原有的科技攻关、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一并纳入国家科技基金委员会管理。三是建立独立的国家科技项目监督评估委员会，由科技、产业、政府等方面相关人士组成，对项目的决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对项目的科技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三）整合创新资源，构建结构合理的科技管理体系。 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从其优秀内容来讲，主要是设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市场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定位与功能，整合创新资源，形成创新价值链。在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中，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确立政府与市场在科技发展中的职能界限，通过立法维护科学技术活动的正常秩序，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及社会资源配置，确立国家在重大平台技术、共性技术、公共技术领域的供给作用，确立国家宏观科技管理制度，规范科研机构体系。建立起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分工合作、联系紧密的创新体系，构建具有灵活的、可调整的科技宏观管理体系。 科技管理类论文:教育科技管理发展途径 本文作者：李金 高明松 宋艳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为了在21世纪谋求更大发展,我们一要依靠科技进步,坚定不移地贯彻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二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其现代化的管理水平。 (一)智力投资:发展的首要因素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不少国家都经历了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科技立国等几个发展阶段,新兴工业化国家大都已处于科技立国战略阶段,而不少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教育立国的基本目标。发达国家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小学教育、普及中学教育等阶段,同时发展职业教育和科技教育,加强高等教育,提倡终身教育。就物质文明建设来说,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是教育,所以说教育是基础。以科学技术为纽带,高等教育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高等教育已成为生产力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高等教育。科学技术愈进步、社会愈发展,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也必然随之相应地发展和提高,这种带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可以从当代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增长得到证实。 首先,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改革。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信息爆炸”,猛烈地冲击着单纯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高等教育应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出现,只靠本校教师难以胜任对学生的指导,例如,日本的一些大学和研究生院实施“学分互换”制度———即相互承认学生修得的学分。另外,应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迅速捕获最新的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其次,需要一个熟悉教育的基本政策法规和高教管理经验的干部队伍。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开放的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培养和造就一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视野开阔、勇于改革、大胆实践、政治业务素质好的高校管理人员队伍,使之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适应新形势下高教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于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以及保证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代世界,撇开智力投资和科学技术研究,就谈不上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智力投资的竞争。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说明,我们的时代是智力发展的时代。人类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类智力的充分发展与广泛运用将继续证明人的智力是唯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智力投资是发展的首要因素。 (二)科学技术:推动发展的轮子之一 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路。这是对世界近展史正确而简明的概括,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科技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21世纪将是全球化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产生、传播与应用为基础的。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科技知识优先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个理论摒弃了50年代以前西方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曾提出的以资本和劳力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它强调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科技是生产因素之一,而且是一种重要因素。我国为了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科技。在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高校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学协作研究,迎接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近现代科学的伟大发现及其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无数次地验证了马克思的观察: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也证明了邓小平同志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敏锐洞察力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现代科学成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创立和吸取最新的科学思想,不能站在现代科学成就的高度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三)现代化管理:推动发展的轮子之二 管理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三个发展阶段。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科技”“管理”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三个要素。随着企业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生产技术日趋完善和精细。这一切都使企业内部及它与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于是,企业管理工作就益显重要,同时,亦要更加科学才能适应客观需要。可以想象,一个小铁匠铺和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在管理的复杂程度上是无法比拟的。大规模生产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资金管理、资源管理、能源管理、运输管理等的复杂程度。同时,生态系统的管理也将提到日程上来。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管理科学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增加。管理工作中充满了数量关系,处理管理过程中的各数量关系以及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是现代管理技术中一项重要内容。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科学管理,除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际经验和不懈的进取精神,还必须掌握必要的数学理论知识与方法。管理科学中各种问题共有的特点是:需要解决它们的动态管理决策问题。在这方面,自动控制理论特别是现代控制理论正是对管理问题作出动态管理决策的一个有力工具。得到了管理系统的数学模型,下一步是求它的管理策略。这需要给出决策目标的数学描述和环境约束条件的数学描述。 从管理系统的数学模型出发,在一些约束条件下,按上述决策目标求出的管理策略,一般是时间的函数或者是状态变量的函数,也就是说,一般求得的管理策略是动态的,这是动态管理决策过程的一个特征。管理科学发展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即有它自己的基本原理,有它的一套基本方法。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使用范围上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管理科学毕竟是与社会现象紧密相关的,社会制度的不同、经济体制的不同,必然要引起管理上的较大差异。因此,对国外的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虽然可以借鉴,但绝不可照搬。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发展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管理科学。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科学又有它的特殊性。社会物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类生产主要依赖人口数量和体力的时代已经过去,提高人的素质才是促进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获得成功的保证。而教育现代化又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因为教育是培养和输送科技人才的基地,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社会面貌,引发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最新知识,科技和教育相互支持。要实现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面对经济、科技全球的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p#分页标题#e# 科技管理类论文:新时期科技管理创新论文 1科技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1.1管理创新机制不足 在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的今天，各项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鼓励创新的考评机制不完善，难以起到鼓励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使得执行创新工作的人员积极性降低。由于管理创新机制的落后，各科研机构间的交流也不足，导致科技创新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难以开展。 1.2科技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科技进步促使科技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工作的提高，迫使科技管理人员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素质与能力，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速度，形成高素质的科技管理队伍，提高工作效率。对于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科技管理者不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动态，对于科技发展的信息与新闻等关注内容少，对于很多科技信息内容了解不深入，对于如何更好的应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带动科技管理的提高，内容了解不深入，还需进一步加强。 2新时期科技管理的创新思路 2.1建立适合于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技术创新的最大动力源是市场需要。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市场对各类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科研机构对其承担的科研项目要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适应科技发展需要，满足社会实际需求。要逐步引进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及服务体系，不断加强应用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产业化。在技术创新中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关键作用，企业家远见卓识、积极进取，对于某些技术以及寻找市场利润的愿望，都会使其实施创新行为。对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及管理者给予重奖，充分调动优秀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体现知识的巨大价值，鼓励科研人员不断研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产品。 2.2建立完善的科研经费保障机制 具统计数据显示，我省科研经费占GDP比重不高，而在发达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都在2％以上。科技进步才能带来竞争优势，因此要提高竞争力，就要适度增加对科技的投人力度。同时，积极引导和促进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鼓励企业投入经费用于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尤其是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如遇到资金困难的情况，科技部门要积极为企业协调银行贷款，并在科研项目支持上予以倾斜。 2.3建立科研人员保障机制 科技创新的基础是人才，任何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人的作用。在当今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使其在科技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科技研发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首先，建立科技创新专项奖励制度，充分调动科技研发与创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在研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进行创新后给予专项奖励，从而鼓励科技创新人员。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可以设立专项的创新奖励基金，对于创新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奖励，并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形式对其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其次，制定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优惠政策，内陆地区的生活环境不及沿海城市，其发达与进步的程度也不及沿海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就需要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如提供住房，给予较高的工资，在职称评定方面给予便利等，这样，使得在同等竞争条件下，能够引进、培养高科技人才，使人才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然后，政府机构要制定良好的吸引人才的政策，利用高校与科研机构留住高层次人才，使人才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给其充分的发挥的空间，以科技研发求发展，以事业留人，以事业吸引人，使我省成为招贤引智的人才聚集高地。利用人才优势带动科技发展，同时，调整高校办学结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解决企业劳动技能低的问题，培养各层次的人才，在不同的岗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良好的设备与原料并不一定能生产出好的产品，还需要有高科技人才进行操作，先进的技术才能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更好的利用资源。最后，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的技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各基层企业必须做好对在岗职工与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操作技能与专业素养，提高企业员工凝聚力与生产管理的开发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在企业中的价值，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适当的管理激励制度，使各类人才都能发挥作用，提高生产工作积极性。同时，加大各项优惠政策引进先进的技术与人力，为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3结束语 综上，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制度创新，需要充分发挥管理制度对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激励政府，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创新科技人才，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与事业的支持，使人才能够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充分发挥能力，为科技管理创新的发展助力，并对科技管理机制不断优化，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孙赟星 单位：哈尔滨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科技管理类论文:科技管理绩效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科技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科技管理与科技项目绩效管理作为重要的企业管理手段，应科学构建绩效管理体系，通过科技项目绩效管理和科技管理创新流程来设计科技管理绩效的管理架构，并提供全过程的质量监督控制，与绩效管理挂钩，进而通过科技管理创新来管理绩效。通过分析我国科技管理创新和管理绩效现状，介绍科技管理创新的总体设计，以供参考。 关键词： 管理绩效；科技管理创新；现状分析；框架设计 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这为我国科技投入的绩效管理准确性和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形成一套完备的设计理念。 1我国管理绩效与科技管理创新现状分析 我国科技管理绩效评价和科技管理创新已经在相关部门的整体协调下建立起一个管理框架，在管理活动设计中，组织、规划、领导、控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进行科学管理创新时，忽略过程和控制。科技管理创新需要理论论证和实施过程，在科技管理中，一般会以论证、计划、实施控制、收尾验收等方式在管理部门进行验证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会有很大的困难。在一些专业领域中，真正影响科技管理创新成果的是实际过程，当管理不到位时，科技管理创新项目就会缺少实施过程中的控制，对不同的项目缺少分类和评价，从而产生错误的导向，影响绩效管理。一些创新项目以多种类型出现时，其评估时间也是不足的。第二，管理过程落后，缺乏节点控制。在很多科技绩效管理中，不能够真正从管理出发，管理的过程缺乏创新性，不能建立科学的科技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在一些科技管理创新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只运用到节点控制，而大多数的设计和控制已经成为决定和影响立项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对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不足。科技创新在没有建立风险意识时，不能制定出合理的科技管理风险，而风险防范意识的不足对科技管理创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我国科技管理创新评价中诸多是由非技术、非学术造成的方向偏离，很多是以行政干扰为主，从而在科技管理创新中造成损失和浪费。 2科技管理创新和管理绩效框架设计 在科技管理创新中，组织建立市场治理机制和组织架构是进行绩效评价和管理的有力前提和保证。在进行科技管理创新设计时，绩效管理需要构建有效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对科技管理创新而言，科技创新项目的利益和受益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科技管理创新发起。各个科技管理创新规划小组在制定管理创新战略决策时，应制定出清晰的发展战略，在科技规划中能够按照已制定的方向进行需求分析和总体规划，在科技管理创新项目进行申请和审批时，要符合相关部门的标准。第二，科技管理创新执行。科技管理创新团队的负责人和项目成员要跟踪推进项目落地与执行，并负责整个科技管理创新的全过程。第三，科技管理创新管理。科技管理机构对科技创新项目应实施立项管理，并根据流程做相应的流程实施、验收、跟踪等，对每一个流程的绩效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单位多出现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管理部门，因此，职能应根据具体部门进行落实。第四，科技管理创新服务。科技管理创新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主要由各个专家团队组成，负责在科技管理创新的研究上提供创新项目规划的决策支持和评议，通过专业的服务机构提供评价服务。第五，科技管理创新监督。科技管理创新监督需要社会公众及各级科技管理创新项目团队共同进行管理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将监督管理职能落到实处，发挥公众监督的整体效益。通过以上设计，能够明确体现出科技管理创新在绩效管理方面的立体式设计架构。项目的规划和管理由科技战略层、决策层、科技规划和审批等部门构成，在科技管理创新项目执行过程中，服务层和创新团队十分重要，应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科技顾问机构和服务机构做好科技管理创新的前期和后期工作。 3结语 在构建科技管理创新体系过程中，应从利益关注的角度出发进行科技管理创新项目的设计和管理，从质量控制的角度进行科技管理创新的绩效评价和管理，通过对科技创新项目关键控制点的管理，进行质量控制。因此，在管理绩效与科技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各级管理体系共同建立并监督执行，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二者衔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 作者：章力 单位：黑龙江省科学院 科技管理类论文:科技管理创新问题探讨 摘要： 科学技术是推动国际竞争的关键，近几年来，我国在科技管理工作中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探索，并针对项目开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采取了很多先进的管理技术。本文分析了科技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科技管理创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管理创新的有关策略，对今后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科技管理；创新；科研；管理机制 1科技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从本质上说，可将科技管理工作视为支持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神经中枢”。而当前科技管理创新则对科技活动的目标、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方面有推动作用，从而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科技工作开展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所以，要使科技用到实处。同时，科技成果既成为知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的合理依据，也为新技术开辟了新的应用途径。科技管理创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更满足了知识经济发展的多方面需要，从这一点看，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就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突显出来。所谓科技创新实质就是最新技术、最新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总之，科技管理创新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我国创新体系组成的重要部分。 2科技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 2.1有利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科技管理创新工作的不断加强，可以推进科技项目方面的申报、论证、立项以及成果方面的鉴定，进行系统、全面的创新管理，尤其是对科研人员采取精神、物质、资金方面的激励，可以将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激发出来。对于科技管理创新的不断加强，可以使“大科研”意识进一步强化，提高科研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这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 2.2有利于科技管理机制的完善 科技管理水平的提升要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管理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科研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跟不上时展形势的需要。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就要完善科技管理模式，加强科技管理创新，破除这些制约因素，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活力和工作效率。 2.3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来。很多科研单位都用数量和资金额度作为指标来考评科研人员，但是其结果应用并不完全在考核范围。所以，加强科技管理创新，有利于形成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和平台，也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了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向纵深开展，这也是今后科技管理创新发展的趋势。 3科技管理创新的策略 3.1管理观念创新 要进一步提高对科研工作的认识，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的认识，而制度的创新动力又来源于创新观念。创新管理观念作为推动高科技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科技管理过程中要注意强化管理观念创新，摒弃过去的“管理型”，由此转变为“服务型”，及时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将服务真正的融入到科研工作中的多个环节去，也能帮助科技团队和科技人员处理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3.2强化机制体制创新 要实现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就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竞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是改革创新的重点。符合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能够充分发挥出人才雄厚的优势，有利于建立起大科技管理格局。一方面，科研在市场中的竞争机制的确立主要是通过竞争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的，科研讲的是实力、是水平。所以，科技管理机制创新，是科技成果的竞争，是人才竞争，我们要在政策和管理措施上保持一定的公平竞争，从而形成良性机制，构建出系统、完善、科学、高效的科技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利益导向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分配制度中要明显倾向于科研、科技创新，要奖励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为了能调动起广大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参与性，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技术入股、技术有偿转让、科技奖励、职务技术奖励等等。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科技实力、科技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方法，与此同时将人才考核评价与晋级岗位聘任结合起来，鼓励多出人才、成果，促进科技创新。 3.3组织保障和政策引导，创新形成资源共享、联合攻关的良性机制 从当前形势看，在我国科研工作中有一个较大的困难存在，即资源共享难、队伍整合难，这一问题直接造成了课题分散、队伍分散、联合攻关开展困难，无法形成创新群体和大的研究项目。所以，认识到这一问题所要采取的对策就是形成资源共享、联合攻关的良性机制，这种机制是在制度、政策及行政措施等共同促进下形成的。例如：建立科研基地、联合实验室；以稳定的科研方向为基础建立长期稳定的研究梯队。还可以通过建立公共科研服务平台来促进队伍整合、合作，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3.4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队伍管理创新，建立创新人才选用机制 人才是科研工作的关键，科技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人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设备、资金、工作环境等因素。为此，建立创新人才选用机制，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整体上要尊重人才的要求，采取选贤任能的办法。该聘任制度有利于人尽其责、尽其所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人才流动机制。此外，要认识到创新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树立起牢固的创新、创造观念，以抓好科研为先导。还要树立资源共享、竞争激励、以人为本的观念，加强科技管理人员的引进、教育、培训、考核、奖惩机制创新，努力提高科技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 结束语 总之，科技管理创新是在科技不断发展形势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管理创新能提高科技项目管理的效率。那么，该如何探讨创新内容，构建科技管理创新体系，以及在创新中对于内在发展规律及原则的把握等问题都将是当今乃至今后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此，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保持公正、科学的态度，结合当前科技管理的实际情况，采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对市场调研、立项、管理及成果推广等进行有效的控制，再建立起适应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管理体系，才能推动我国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向前发展。 作者：卫韡 单位：黑龙江省计算中心 科技管理类论文: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福建科技管理的创新 摘要：福建科技管理存在着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行政色彩较浓；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缺乏执行和督导；发展尚缺乏科学预测等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福建科技管理应当积极改革，大胆创新，构建适合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管理体系。 关键词：发展方式转变；科技管理；制度创新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保持福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要求，是突破资源环境制约、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在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福建省要赶超如广东、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就必须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充分发挥科技管理工作的导向作用，积极推进科技管理的机制创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一、福建科技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七大以来，福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和总书记在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本省实际，锐意改革，真抓实干，在科技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与加快福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对科技管理机制创新的迫切要求相比，福建科技管理当前还缺乏在重大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经费投入、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相应支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机制有待创新。福建省科技管理涉及部门较多，这些职能部门在创新活动中，部门之间缺乏联动和协调，从而造成科技政策法规实施较困难，科研活动分散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科技 、装备、科技文献和科技数据没有很好的实现有效共享，科技经费多头立项、多头管理，科技资源无法优化配置。 2.重大战略需加强科技预测。“由于规划自身的战略性意义，在确定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及发展重点时，都需要对未来发展方向、需求、能力及手段的预测和评估。”福建省没有专门进行科技预测的机构，缺乏高水平的科技预测人才，缺乏长期、系统而又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战略制定主要是采用多个部门、多个学科与行业的专家会商，最终达成共识。这样的规划因为缺乏广泛地调查咨询、缺乏前期参加专家平时研究积累和对科技发展的前瞻性等问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制定规划时没有严格按照“预测—选择—规划”的程序进行，从而削弱了科技规划的科学性。 3.科技政策、法规缺乏评估与监督。科技政策法规是法治国家保障科技进步，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实力及其创新能力、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政策法规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及其政策法规体系的健全与完善。”福建省有些科技政策、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严密性；有些政策之间有重复、冲突；有些科技政策和法规的执行、实施缺乏必要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由于缺乏一套科学公正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也缺乏奖励和惩罚制度，从而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局面，损害了政策和法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4.科技投入不足及不均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科技投入明显不足。各级财政部门在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见表1），对科技的投入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和水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差距。（2）各市科 表12006—2009年全国与福建省（r d）活动经费投入增长情况对比表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福建统计年鉴》（2009）。 技投入差异较大。仅以2007年福建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 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为例，全省r 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821 719万元，其中福州市支出 293 174万元，厦门支出236 960万元，泉州支出100 716万元，三市r 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全省r 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的76.77%。科技投入的巨大差异导致福建区域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其他地级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速度较为迟缓。 5.人才激励机制不够灵活。科技自主创新，关键在于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福建专门召开人才的会议较少，其间虽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文件，不断加大人才工作投入，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没有真正确立，人才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没有提高，人才资源开发的成效不明显。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制约了人才的引进。改革开放以后，福建相比于中西部地区较早地获得了发展的条件和机遇，但由于福建的地理位置、两岸关系及政府发展思维等因素所限，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落后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其他沿海省市，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还是创新文化的软件建设都不能与上述这些省市相比，从而形成了人才积聚的洼地，失去了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2）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没有灵活的激励机制，福建科技人员的待遇偏低。（3）人才的分布不均衡。福建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其他地市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城市，县级科技人才较少，基层农村更少；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行政事业单位、教育、医疗卫生单位，在工业、农业、服务业领域从事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较少。 二、福建科技管理的机制创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而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则是科技创新的前提与保障。为了加快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福建科技管理部门必须积极探索适合福建实际的科技发展模式，不断改革现有的科技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创新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使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 （一）加强科技组织领导体系建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是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单靠某个部门的力量难以推动和实施，必须从政府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推进。 1.建立福建省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为了加强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福建省应在改革农科教结合协调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由省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相关各厅、局、委一把手为成员的福建省科学发展领导小组，设立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跨部门、跨地区的创新活动实行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决策。应围绕福建“十二五”规划和全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结合福建省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制定专门的区域创新规划或方案，切实加强对全省科技工作的宏观指导。 2.建立科技管理相关部门的综合协调机制。在福建省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采取政府办公会、部门联席会、专题协调会等形式，定期进行会商，加强信息沟通，着力解决创新资源分散、创新体系分割、创新后劲乏力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促进有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分工协作，实现各部门的有效配合、协同创新。 3.建立区域外部合作与内部交流的组织合作机构。在福建省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调配下，成立由省外事、台办、科技厅合作交流处为基础的，负责国际、闽台、东西部、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内部及福建省各市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组织联络机构，实现信息、人才、资金、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间的顺畅流动。认真落实《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的各项内容，组织实施好跨地区的重大科研开发和产业化工程项目，搭建科技创新活动的交流平台，使福建的科技创新呈现体系开放、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优势。 （二）加强科技预测的应用和研究 科技预测是根据经济社会的需求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对科技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预测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科技发展方向、变化的趋势，以及可能的机遇或危机作出基本判断和预见。科技预测是准确地把握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积极选择和重点突破技术与制定科技政策、法规、规划的基础。同时，通过科技预测工作的开展，扩大科技管理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与沟通，让更多的学者参与科技决策，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 建立政府科技预测顾问委员会。面向海内外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金融界及各种社会组织公开招聘对福建科学发展有研究、有科技预测专长的专家学者，而后会同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技厅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政府组织领导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方案论证、项目评估和问题诊断，加强重大科技决策的咨询、论证。同时，聘请国内外著名的科技预测公司、专家学者来闽授课，培养福建本土的科技预测机构和科技预测人才，设立科技预测专项研究基金，加强福建省的科技预测的研究工作。通过富有全局性、前瞻性、先进性的科学预测，为福建省未来科技发展找准方向，形成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加快实现福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积极完善科技管理的政策法规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政府在科技管理中的主要职责。当前，福建省应该清理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科技管理的政策法规，对于已经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政策法规要进行废除或者进行修订，对于缺乏可操作性的科技政策法规应该组织专家学者及相关行业的人士进行细化，对于已经颁布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要对政策的执行和法规的实施进行评估和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同时，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技创新的要求，加快制定新的政策法规。制定科技新的政策法规的立足点应放在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上，放在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各类科技资源上，放在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环境上。对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信息化应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实施减免税收、贴息贷款、专项资金等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加快培育技术创新的主体。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政策，依靠政府采购引导社会投资规模和方向，降低创新企业进入新兴技术及产业领域的风险。要加强经济政策、科技政策的协调，提高政策的配套性，不断健全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 （四）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科技投入体系 科技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科技创新的必要保障。针对福建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以下解决措施。 1.福建省各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科技进步法》和《科技进步条例》的条款规定，在编制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入分配时，保证科技投入的经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性科技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缩小与全国科技投入的差距，建立稳定的长效支持机制。 2.在继续强化企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海内外风险投资公司、金融机构、个人等投资福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机构共同参与的科技投入体系。 3.平衡地区科技投入和三项费用的差异。加强省内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数据、仪器设备、技术等资源共享的科技平台，节约科技开发的成本，同时还应加大对闽西、闽北地区科技投入的财政支持，实行山海协作，共同发展。 r?d经费支出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其中基础研究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基础研究的科技投入，一般都占科技经费总支出的10%以上，瑞士和法国甚至超过24%以上。福建省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均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改变以往只重视实用性强的试验发展，忽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局面。 4.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低碳、环保等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重点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的公益类科技活动，集中科技经费，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克服以往经费重复投入，分散甚至浪费的弊端。 （五）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福建省科技管理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推动福建跨越发展的第一资源的观念，围绕福建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指导思想、战略任务、主要任务和实施步骤，认真学习领会福建省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已出台的政策法规，完善适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的人才结构，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人才的福利待遇，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施展才华的体制机制和研发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和活力。 同时，福建各级政府要培养创新文化氛围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处理好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加紧制定实施2010—2020年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建设各类科技人才的梯队，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逐步完善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保障科技人才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三、结语 除了上述的五个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之外，还应大力推进福建科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深化机构改革，转变管理观念，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不断完善福建公共科技服务职能。只有创新福建科技管理机制，才能加快提升福建的科技实力，才能为福建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论文 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生态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如何进一步发挥妇女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______镇地处桓仁、新宾、本溪、宽甸县结合部，总面积384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40.7万亩，耕地面积2.7万亩。镇下设8个行政村，72个居民组，总人口1.7万人。其中妇女人数8250人。______镇是个林业大镇，俗话说“靠山吃山，靠山养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早已养成了保护树木、植树造林、爱护一草一木的习俗，而森林、饮水与妇女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妇女早已养成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的传统美德。现______镇镜内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城镇秀美靓丽，是远近闻名的山水生态乡镇。 几年来，______镇以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共建为契机，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使全镇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全镇各行政村中心街全部实现了大门、大墙、路灯、边沟和绿化“五统一”，修建了填埋式垃圾处理场3座，安装垃圾箱310个，有专职卫生保洁员8名。建秸杆气化站3处，“一池三改”190个，卫生厕所570个，修建蓄水方塘12座，抗旱井18眼，拦河坝6处，防护堤15000延长米，疏通河道2000延长米，河滩造地1000亩。修建桥梁8座，全镇自来水使用率达到98%。全镇完成造林26912亩，其中荒山造林6005亩，冠下造林10122亩，迹地更新5029亩，防护林200亩，绿色通道1627亩，树林灌丛补植补造151亩。公路沿线新建生态园景观带3处。村屯绿化8个村。经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______镇被评为部级生态乡镇，大南沟村被评为部级环境优美村，______、柞木台子、韭菜园子、秀里4个村被评为省级环境优美村。 妇女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与现代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有着很多途径与渠道去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促进社会环保事业的发展。 （一）妇女是绿色消费的引导者。在日常生活中妇女是主要的操作者，她们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尤其重要。例如妇女参与选购消费品方面：购买有环保标志的产品，食用绿色食品，采用绿色包装等等；在改变传统消费方式方面：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含磷洗衣粉以及塑料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等；在抵制不良消费习惯方面：远离抽烟、酗酒、赌博、吸毒等。 （二）妇女是低碳生活的响应者。低碳生活不仅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宣传引导，妇女群体在充分认识环境污染危害的情况下，出于对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爱护和责任，妇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在生产和生活中做到节水、节电、节约燃料和废物利用，积极践行环境保护理念。从自身做起，从生活细节着手，扎实践行低碳生活。 （三）妇女是家庭教育的启蒙者。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启蒙教师，母亲可以身体力行，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响和教育孩子。妇女在家庭中，由于其特殊的位置，她们对家庭成员施以影响，并将其是非标准，思想意识、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渗透给每一个家庭成员，起到“润物细无声”的陶冶作用。妇女环境意识的高低，环境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环境意识的自觉与否。 （四）妇女是环保宣传的工作者。妇女由于亲和力较强，容易与人协调沟通，因此，妇女比较适合做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保护知识培训，让妇女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学到一些环保好习惯，帮助自身提高环保意识和文明素质，同时可以影响带动更多人来共同参与一些对自身有利、对集体也有益的社会活动。 妇女通过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以及通过妇女组织的指导，可以有很多的途径与方式参与到环境的保护中来。 （一）调动妇女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增强环保意识与参与能力 妇女组织经常举办一些妇女与儿童参加的各种环保活动，如组织参与“爱国卫生清洁月”活动，以“建绿色家园，倡导低碳生活”为载体，引导妇女参与建设美丽乡村活动，通过活动的形式激发妇女的环保热情。同时还利用农村传统大集发放宣传单、悬挂环保宣传画的形式宣传环保知识，让妇女在活动中与氛围中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与参与能力。 （二）通过家庭教育与家庭消费，发挥妇女在环保教育中的作用 妇女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承担着教育子女，以及全家生活习惯的养成工作。通过家长学校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家长座谈会等形式，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增强对孩子的环保意识、生活行为方式的教育与熏陶，逐步培养新一代环保人员。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尽力培养家人的良好生活习惯与卫生习惯，在起居饮食、行为举止等方面进行规范与养成。另外，通过家庭消费实现环保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消费的主要执行人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她们如果倡导绿色消费行为，在购买商品时以及使用商品时做到节约资源，不购买资源消耗性产品与不安全的产品等，以及在购物袋的使用等方面予以自律，将对社会环保做出积极的贡献。例如：控制空调温度，用环保袋购物，不使用一次性产品，买东西不铺张浪费，循环用水，购买有绿色标签的产品，尽量进行垃圾分类，多种树等等。 （三）积极培养环保先进典型，发挥她们的积极作用 采取镇妇女干部包村，村妇女干部包组，妇女代表、女党员、妇女小 组长包户的方式，确保层层落实，逐层培养妇女群体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引导她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活动引入激励机制，鼓励妇女争先创优。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树立典型并发挥示范作用，促动广大妇女都来学典型、当典型、超典型，扎实有效地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保护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离不开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只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作用，带动更多的妇女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我们的家园将会更加温馨美丽，农村的生态环境将会更加优美整洁！ 保护环境论文:国际贸易保护环境论文 摘要：通过回顾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总结出保护性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属性，同时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保护的新趋向，指出世界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方各国内部经济矛盾的转移、各国间政治斗争是产生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出口鼓励、关税手段和非关税壁垒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对外贸易政策。 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1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保护环境论文:旅游保护环境论文 自然环境是人类栖息之地，也是人类生活的物质之源,又是人们的游赏对象。古往今来的旅游者，都将观光赏景视作一种休养生息、调节生活、消除疲劳的乐事。因此，有不少的旅游者，为了能充分地享受大自然的美。他们不辞穷苦，爬山涉水、寻幽探胜，留连于清溪碧流之间、忘返于奇山异峰之中、逗留于滨海沙滩之畔、漫步于林荫绿地之下，而沉浸在优美的意境里，滋生一种超尘拔谷的情怀，自由邀翔的灵性，去尽情地领受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美，以陶冶情操、愉悦心情、启迪睿知，得到享受。可见一个群峰巍峨，清泉飞溅，林海绿浪，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能吸引人们前去游玩、揽胜、搜奇和观赏。反之，一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黑烟弥漫，嗓声刺耳的恶劣环境，怎会是人们向往的旅游之地呢？因此,保护好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尤其在当前，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前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激起人们的旅游兴趣。在新的旅游热潮的情况下，我们更应重视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现就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谈几点初浅的看法。 一、只有环境美，才有旅游价值 大自然是美的源泉，无论是山川的自然风光，还是田园的秀丽景色，或是滨海的波涛浪花，都是美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美的环境，既可使人们留连忘返，沉浸在美的意境里，也可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充满活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形象地说明了大自然的美对人们的精神感应作用。因此，人们通过游览风景区，欣赏自然风光，瞻仰名胜古迹，赞叹能工巧匠的高超艺术，享受大自然的美，而获得精神生活上的满足。 当然，由于旅游者的种类、年龄、性别、职业、阅历、性格及思想意识、文化素养、宗教信仰、审美水平、具体环境等的不同，对美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异，正如孔夫子所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那样。如有一些旅游者在游览名胜古迹时，常常会对一些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以及与文化传说有联系的风物，感到特别的兴趣。对这些人文景致的欣赏，实际上包括了对古代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赞美。旅游者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游览，既增长知识，又获得美的享受。这种知识的获得和美的欣赏，往往是联系一起的，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游览的兴味。 但是，大自然的美，都与绿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绿色是生命之色，绿色的环境能引起人们愉快的精神状态，并使人们得到良好的休息，而保持旺盛的精力;绿色还有净化空气，改变自然环境的作用。所以通过绿色植物的生命活动，可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为人类创造合理的生存环境，为人们提供较多的接近自然美，享受自然美的机会。因此，保护好绿色森林资源，就是维护优美环境的关键。因为森林一旦破坏，绿色生命之美也随之销声匿迹，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将是一幅荒山秃岭、穷山恶水、垃圾遍地、嗓声刺耳的凄凉衰败的景象，是人们所不愿一顾的厌烦之地。 因而，只有环境美，才具有旅游价值。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负有保护和利用好现有的环境，为开发、建设更多、更好的旅游区，发展旅游业的任务；而且更负有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创造更多的旅游财富的责任。 二、开发与保护并重，才能确保环境美 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必须一方面在修葺原有旅游景点的同时，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另方面在合理地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时，应注意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切忌对旅游环境进行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 首先，要依照法律来保护环境。建设旅游风景区、开发旅游资源时，要充分利用现行的许多法规条例，以确保风景旅游区的环境免受污染的破坏。如利用“森林法”，既可制止对森林的乱砍滥伐，防止水土流失,又可直接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风景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又如利用“水污防治法”，对保护江、河、湖、海水体免受污染的危害，对维护旅游用水环境等，都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对风景旅游区的环境加强管理；以保护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业创造条件。 其次，要树立防重于治的新观念。保护旅游风景区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促使风景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转化，为人类的休养生息，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因此，必须贯彻树立防重于治的思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避免重走资本主义世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无论是山林、水体、风景名胜，只要是已辟为旅游区，或计划要开发为新的旅游区，都应事先就其环境保护方面,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按其重要程度，实行分级管理，分级保护。不能等到问题成了堆，再来补救、治理，而处于被动局面。 再次，要加强治理已受破坏的环境。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我国有不少的旅游风景区的环境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许多风景名胜古迹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危害。如“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再配上独特的九曲溪及两岸苍翠、挺拔的植被，而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但在前几年，人们却对武夷山上的森林，进行掠夺式的砍伐，使其精华的九曲溪的水位急剧下降，而严重威胁武夷山的旅游景观价值。所以，对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必须及早进行必要的治理和抢救，使之尽快地恢复其本来面貌，以适应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迎接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赏。 三、搞好环境保护，促进旅游业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游客都能饱览我国奇妙绝伦而绰约丰姿的旅游资源，我们必须在从事旅游业工作中，注意旅游风景区环境的保护和管理，特别在当前仍有很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把保护风景区环境作为发展旅游事业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就显得更为重要。 1、要应用美学观点，搞好旅游风景区的环境规划 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必须是风光秀丽，环境未受破坏和污染，能满足旅游者观赏和行动的心理活动环境。因此，必须应用美学的观点搞好环境规划。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园林、建筑、地质、地理、生态、气象、环保、文物、历史、经济、管理、旅游和美学等多种学科协同配合，对风景区环境进行综合考察、评价、预测合理的旅游规模等，从而提出旅游风景区的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最佳方案。这个最佳方案，一定要从美学的观点出发，按规划的要求，提出严格禁止在风景区范围内大兴土木，建工厂企业；严格控制在风景区兴建各种楼、堂、馆、所和旅游饭店，使风景区环境免受不必要的污染。并提出在必要地段，实行封山育林，确保风景区生态平衡，以努力把风景区建设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健康，构成为一个适合于康乐消费的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游客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发展旅游业，虽可以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效益。但也产生一些旅游污染等消极因素。如当游人到一些风景名胜区去，有的人对那些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象形俏物，都喜欢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手抚弄、拍打，一不小心就会碰伤景物；有的人看到风景区内的花草树木长得逗人喜爱，便信手攀折、摘取而独自欣赏，甚至有的人为了爬山省力，就随意拆树砍竹以充当拐杖之用；有的人不仅在风景区到处乱扔果皮杂物，甚至随地大小便；有的人还在风景区的显眼之处，随意刻上“×××到此一游”的标志，惜以“留芳百世”等不文明行为。 对上述这些不文明的人为破坏、污染风景区环境前景物、植被和环境卫生等，均会降低风景区的旅游价值。因此，为了创造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游客自觉地爱护风景区旅游资源、保护风景区旅游环境；另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景区旅游环境的保护措施。如为了保持风景区环境的清洁卫生，应在风景区内相应地增设一些果皮箱，就可减少，甚至避免游客随地乱扔果皮杂物；为了保护风景区的景物，特别是对那些反映我国悠久历史和精湛艺术水平的重点文物和著名景物，应增设钢网护罩加以妥善保护，既使游客能够透过网罩进行观赏，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但又摸不着，以确保重点文物和景物不受损坏。而对那些已损坏的景物和已受污染的环境，要加以整理修复，使其尽快恢复原来面貌，以接待更多的游客。 3、要研究环境容量，保证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众所周知，旅游风景区的环境，对于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以及对于旅游人群的承接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一旦游客人数过于拥挤，人流疏散不开，必然会产生践踏风景区的绿化地、花圃、园林，甚至也往往会造成对旅游设施、荷塘水榭、花草树木、亭台楼阁的破坏。同时，游人过多伴之而来的，是抛撤的垃圾狼籍满地，噪声超过标准等。可见，人流超过了环境的正常允许限度，就必然会产生对旅游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也包藏着危及旅游者的人身安全的隐患。因此，为了顺利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必须加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根据每个风景区的具体情况，提出可容纳游客的最大限量指标,来控制门票的出售量，以确保风景区环境的良性循环。同时要设法维持旅游区道路的通畅，以便及时疏散人群，降低对环境的压力。并做好旅游指导工作，使游客的不规律的活动，变为比较易于控制的行动，以缓和旅游人群对旅游热点的冲击。 总之，为了让更多的海内外游客都能饱览我国风景旖旎的自然环境和奇妙绝伦、丰姿绰约的旅游资源，必须保护好我国的旅游资源——自然环境不受污染，璀璨文化不受破坏，这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所以，在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好环境的保护工作，才能使有限的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迎接更多的国际旅游者，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应有的贡献。保护旅游资源、创造优美的生活娱乐环境，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发展旅游业的任务，而且也是为我们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存生活条件。 保护环境论文:怎样保护环境论文 现在，保护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为什么要保护环境？究竟怎样来保护环境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得从环境问题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工业生产排出的废弃物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人工制取的有毒化合物进入环境后，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累积和转化，不断地恶化环境，严重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书中详细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造成的生态破坏：“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死去……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奄奄一息……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本书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人们惊奇地发现，在短暂的几十年时间内，工业的发展已把人类带进了一个被毒化了的环境中，而且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全面的、长期的、严重的。人类开始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60年代起，在工业发达国家兴起了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保护运动”。 人类没有保护好环境的教训其实自古就有。古代，经济比较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区，由于不合理的开垦和灌溉，后来成了不毛之地。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由于滥伐森林，水上严重流失，造成水旱灾害频繁，土地日益贫瘠。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并非现在才有，我国古代就有“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朴素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今天，我们保护环境不仅要保护环境不受污染，而且要继承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合理利用资源，以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我们应该懂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是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许多国家正在广泛地宣传环境保护思想，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我国于1979年9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在1983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大会上将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9年12月26日正式修改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本来很美丽的地球在我们人类的污染下，已变成了肮脏的星球。其中四种污染的情况如下： 第一种是废物污染，单是香港人每天已制造过百万的垃圾，而大部分垃圾都来自住宅和工商业活动，例如：建筑、拆卸、修路后所留下的物料，污水过滤后所剩下的污泥、人们用完即弃的用具、玻璃等等。差不多所有垃圾都会运去堆填，不过堆填区快要饱和了，为什麼不像美国、日本、欧洲般把垃圾烧掉？那就又省地方，又快捷了。但如燃烧一些带有氯气成份的东西，如塑胶，就会释放一种名叫二恶英的有害气体，不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而且整个过程所需的费用很昂贵，难免政府不采用这种方法。 第二种污染是水质污染，污染水质来自禽畜粪便、工业废料、家居污水、市民胡乱抛垃圾，还有电镀厂、染布厂、船舶漏出的原油。另外，当一种叫二氧化硫的气体增加，那下的雨就不是平时的雨，而是「酸雨，同样造成污染。但人们如果饮了这些受污染的水或海产，会染上病，如肝炎。有些海鸟的羽翼沾到船舶漏出的原油后，因为飞不起而活生生地饿死，丧失了许多动物的生命。不过，政府也有尽力补救，如：设立污水处理厂，把污水过滤后才排出大海，减低水质污染的程度，因而减少有人或动物患病或死亡等坏处。 第三种污染是空气污染，即是空气中的悬浮粒子、氮氧化物含量高。而形成这种污染的主要「凶手有车辆、发电厂、工商作业、地盘等等。人们如果长期吸入废气，便可能会染上肺炎、矽肺病、棉肺等病。而如果因为空气污染而破坏臭氧层，人们亦可能因此染上皮肤癌。政府现时积极加强管制、立定法例、大力推广如何保护环境。 最后一种污染就是噪音污染，这些噪音来自交通工具、建筑、修路。噪音能导致人们难以集中精神工作、学习、心情烦燥、听觉受损……更严重的，还会失聪。因此，政府亦实行订立法例、加设隔音屏等措施。 很多人说随著经济发展，地球受到污染也是难免的。但其实大家再多出一分力，例如：用纸要用两面、多乘坐集体运输的交通工具等，相信是可以减少污染，地球也会变得更漂亮呢！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 一、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二、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三、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自然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我们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重大的洪涝灾害都是破坏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抗洪救灾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务恐怕已超过了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成果。自然规律是无情的，谁侵犯了它谁将受到它的报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失去对环境的保护，更不能因为以保护环境为由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畏缩不前。出路还在于发展经济。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开动脑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不是必然矛盾。相反，发展经济应该促进环境保护。广泛多发展科技水平高，无公害的绿色工业。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人们不但有能力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环境。将沙漠改造成良田。发展经济是保护环境的出路。 五、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都存在着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的情况。这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会更加深刻认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级领导都应该树立环保意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论文:企业循环经济生产方式保护环境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企业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环境质量的损害者、现代企业是人类社会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不同产业虽然资源消耗量和废物排放量差别很大、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又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者、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生产函数，企业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企业既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是环境质量的损害者，所以企业必须负担必要的环境责任。环境责任既有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更应采用循环经济生产方式。本文从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是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等方面论述，供企业发展参考。 关键词：发展循环经济战略意义自我调适持续经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绿色贸易壁垒 企业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环境质量的损害者，因此企业除承担起经济角色外还必须负担必要的环境责任。企业的环境责任不应仅仅是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更应该构筑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循环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然而，企业并未普遍、充分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循环经济至今还没有成为企业行为的自觉选择。企业循环经济行为要由被迫走向自觉，有赖于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意义的正确认识。循环经济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 企业是环境的产物。现代企业是人类社会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而这些变化也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所谓适者生存，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责任。按照传统的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企业几乎只有经济责任，而且主要是为产权所有者谋取利益。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只有同时承担起这三方面责任的企业，才算得上是优秀企业。 不同产业虽然资源消耗量和废物排放量差别很大，但毫无例外都要承担环境责任。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都从末端治理逐渐向天人循环范式转变。现在的环保工作，已经从一般性管理工作，变为企业优秀业务和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我国采取“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措施，实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损失赔偿制度。企业在强大的环保约束面前，大都采取末端治理方式处理三废问题，虽然取得一定的环保效果，但也产生以下问题：一是环境监管部门监督成本过高；二是环保设施初始投资大，治理成本高；三是治理技术难度大,“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产生，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治本措施。 2.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 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又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者。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和加深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威胁着企业自身的生存，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只有树立循环经济观念，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缓解上述矛盾，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有三个基本层次；一是企业内部循环。企业通过推行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资源和能源，延长产业链条，减少物料使用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循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价值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藕合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三是企业与社会之间循环。通过建立废物回收再利用体系，实现消费过程中和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这三个层次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和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三个层次的物质循环，可以达到既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凸显成本领先优势，使企业在取得巨大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同时，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3.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 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生产函数，企业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原材料和能源是企业投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投入要素的价格。随着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日益短缺，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日益受制于资源投入产出率。 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低回报，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也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 近几年，南方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石油、铜等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进口大幅度增长，资源约束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迅速膨胀的资源需求，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自03年起经历了粮食、煤炭等的涨价，使企业产品成本不断增加，企业盈利空间日益缩小。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不得不增加其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若不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经济模式，就会逐渐失去持续盈利能力并逐渐丧失自身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在强大的资源约束面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并非仅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无经济效益，并非仅有成本支出而无利润贡献。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75%左右，若降低1%，就能取得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使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和提升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 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在“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正由传统的“物美价廉”向“环保、无污染、无公害”方面转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目前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以节能为主要目的能效标准、标识已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这对我国出口产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我国每年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这些情形表明，自觉实践循环经济，塑造绿色企业形象，已成为我国企业跨越“绿色壁垒”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在石油开采中的必要性 1含油污水处理技术 如果是作为蒸汽发生器或锅炉的给水（污水回用），则要严格控制水中的钙、镁等易结垢的离子含量、总矿化度以及水中的油含量等。如果处理后排放，则根据当地环境要求，将污水处理到排放标准。 1.1含油污水处理后回注。从井里采出的液体，通过管道送到联合站，进入三相分离器，将油、水、泥三相分离，油收集后外输，污水中含油，不能直接外排或回用、回注，需要进行继续处理。含油污水进入两级大罐，进行加药、沉降分离，通过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分离后的污水进入气浮装置，污水中的杂质、污油随着水中的溶解气泡上浮，去除效率达90%以上，之后再进行一次过滤就可以把水注回地下。 1.2含油污水处理后回用。因为锅炉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除了水中杂质要非常低之外，对水中的离子（Ca2+、Mg2+）要求更高，因此从气浮装置出来的污水还需要进行深度精细过滤处理，去除掉水中不溶解的杂质，然后通过离子交换树脂，将水中的Ca2+、Mg2+交换掉，不对锅炉造成结垢等安全影响，然后加热成蒸汽后再注到地下，替代清水采油。稠油开采需要注水蒸气，注水蒸气就要用大量的水。河南油田将稠油污水处理合格后回用到注汽锅炉，节约大量清水资源，达到节水减排、清洁生产的目的。 1.3含油污水处理后外排。除去注水的净化污水，如果要外排，还需要通过生物处理，使水中的COD（化学需氧量）达到外排标准要求。因此在稠油联合站采用的是“生物膜水解酸化－生物膜接触氧化”工艺，净化污水先进入冷却塔，然后进缓冲水池、生物膜水解酸化池、中沉池再进入生物膜接触氧化池、二沉池后达标外排。在生物膜水解酸化池中，有机物在水解酸化菌和兼性厌氧菌的作用下，经过水解酸化过程，把难降解的有机物转化为易降解的有机物。如把大分子的有机化学物质，转化为短链脂肪酸、醇类、酯类等低分子量的简单有机物，使水解酸化池出水的生物可生化性提高。在生物膜好氧氧化池中好氧菌进一步把这些易降解的有机物氧化分解成为无机物、C02和水，达到外排的要求。 2固体废物治理的技术与效果 石油开采固体废物是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被抛弃、放弃的固态、半固态物质。主要有三类：一是钻井施工中产生的废弃泥浆。泥浆在施工中具有带出破碎岩屑、降低井下温度、保护井壁的重要作用，但施工后就被废弃，其含有重金属、盐碱、油等污染物。据技术人员介绍，每口井产生废弃泥浆都在200方以上；二是采油生产中产生的含油污泥。它包括施工现场遗留的含油污泥和石油集输过程中沉淀产生的油泥砂，其含有大量铜、锌等有毒有害物质；三是石油生产或事故状态的落地油。 2.1石油开采固体废物对土壤生态的危害。石油开采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属于国家严格控制的危险废物，产量大，处置困难，如果处置不当会造成二次污染。对土壤的危害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石油排入土壤后，能破坏土壤结构，侵蚀土层。它常常聚集在土壤表层，阻碍植物根系的呼吸与吸收功能，甚至引起根系的腐烂；二是固体废物中的盐、碱成分，导致土壤板结，对植物生长不利或无法生长，致使土壤无法复耕；三是各种重金属滞留于土壤，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繁殖，植物吸收后使污染物进入食物链，直接危害到人和动物健康。 2.2河南油田构建了控制石油开采对土壤生态危害的技术路线。河南油田非常重视石油开采对土壤生态危害防范处理，已经从控制危害、达标处置，从减量化、无害化到资源化等阶段，建立了一套责任控制措施体系，目前实现了全面清洁生产。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技术对策实现危害可控。可概括如上图。 2.3废弃泥浆无害化处置技术对策。钻井废弃泥浆是泥状工业废弃物，通常是半固态，常规的技术对策是固化填埋。它的基本原理是：向废弃泥浆中加入固化剂，使其转化为固态，就地覆埋或再利用，抑制废弃泥浆中金属离子及有机物质对土壤的侵害。 2.4含油污泥多种处置技术对策。油泥砂和无法回收的落地油都作为含油污泥来处理。目前河南油田介绍有六种处理方法：一是直接或固化后的简单填埋；二是回收原油的物理化学处理；三是使固液分离的生物技术处理；四是作燃料制砖；五是热解回收原油；六是锅炉焚烧。 这六种方法中最有效、处理最彻底的是锅炉焚烧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将脱水干燥后的含油污泥加入锅炉燃煤，利用煤作为含油污泥的固化剂，利用含油污泥中的可燃物进行助燃，使高温燃烧后的油泥成为稳定残渣，既得到了彻底处理也实现了热能利用。它的关键技术路径是：油泥就地脱水（使含水率降至65%）控制掺拌比例进行炉膛技术改造实现型煤燃烧调整工艺流程确保充分燃烧炉渣与烟尘集中排放处理，确保环保达标。这项技术在河南油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配套的工艺技术，并获得了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在环保和节能方面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调查思考与总结 3.1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河南油田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投入12807万元专项生产维修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确保实现废水、废液、废渣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地复耕率100%的绿色开发目标。调查发现，由于石油石化企业大都远离城市，没有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的依托，全靠企业自己投资治理。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环保问题，加大对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的研究、治理力度，提高综合治理效果。 3.2环境治理要依靠技术、管理来破解。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高技术、高风险过程，企业面临多项技术难点和工艺难题，既需要国家优惠政策扶持，也需要企业组织技术攻关保障。企业应着力推广环境保护及资源化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关键技术的破解和创收增效。如河南油田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河流、水系水资源保护规划，将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变废为宝，实现改善水质的目标，还社会一个碧水蓝天。坚持理论研究与现场试验结合，河南油田研发应用的“含油污泥锅炉焚烧技术”已经成熟并成为国家和行业推广项目，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丰收。同时，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引入项目化管理机制，提高项目运行效率，落实责任和控制措施，量化、细化管理控制环节，增强安全环保目标的可控性，才能持续管理好环保工作。 3.3加大环保执法检查和处罚违法违纪的力度。近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环境安全事故再次提醒人们，只看企业有无环保制度不行，关键要看执行落实效果。河南油田每季度组织开展HSE大检查，发现并处理一些环保问题，这种做法很值得借鉴。各企业上级管理部门要检查下级单位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加大制度执行情况检查监督力度。 3.4做好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知识普及和文化的培育工作。树立全社会保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才能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作者：项佩元单位：南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保护环境论文:道教保护环境的生活准则启发 内容提要：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有完整的宗教戒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被道教所演绎。人类欲解决当今的困境，或许从道教这里可以找到有益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道教戒律尊重生命保护环境 道教大约是东汉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依据先秦时代保护环境的思想对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对保护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黄老帛书·姓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昌盛，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灭亡，如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不会失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师道出示了禁止春天和夏天杀害生命的规定，《三国志·张鲁传》中载有天师道“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的规定。早期道教不戒肉食，后来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改变了饮食结构和祀神斋供的内容，倡导并规定道士须素食，并俱改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而为香花、水果、谷物等，后期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所谓戒者，解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i]也即戒乃禁止之意，归真之要。所谓律，指犯戒后的惩罚手段，律文是根据戒条而建立的。戒律对于修道之士来说，犹如渡海的舟辑。道教戒律具有宗教法律的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更不是神话故事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随时随地就可操作执行的律法，违犯了戒律，就要遭到处罚或者被革除教籍、轰出?堂拧I献源蠖捶ㄊΑ⑷捶ㄊΓ轮燎逭娴茏印⑺准业茏樱夹胱袷亍?/P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ii]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iii]《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iv]《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v]《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道教还反对惊吓、虐待动物。《庄子·秋水》一文中说：络马首、穿牛鼻，都是违背自然的东西。《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不得惊鸟兽；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妄鞭打六畜群众；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三百大戒“之第六十四条规定：不得惊散栖伏；第一百七十二戒规定：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第三十四戒规定：不得鞭打六畜；第三十五戒规定：不得有心践踏虫蚁；第六十戒规定：不得便溺虫蚁上。 在“不杀生”的基础上，道教还积极呼吁救助动物，并作为戒律规定下来。《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第三戒便说：人应当去抚恤死者，保护生命，救死扶伤，使得一切生命能够终其天年，不至于中途受伤或夭折。《六度生戒》第三戒：“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同“现”）世康强，不遭横恶”。第四戒：“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即是说人如果能施以鸟类、兽类以恩泽，省下自己的口粮来饲养它们，而没有任何吝惜之意，那么，他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会幸福圆满；第五戒：“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同“现”）世兴盛，不履众横。”第六戒：“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同“现”）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是说人如果能常怀慈爱之心，怜悯救济一切众生，放生度死，那么当他一旦遇到危险、疾病、贫困时就会转向平安、健康、富裕，人们都会向他学习。可见，道教是从一切生命皆有价值，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诱人们救助动物一定会得到永久的福音的。 从“蚕女”的故事可以窥见道教戒律的绝对性，据《神仙传》：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抚之，因誓于众曰：“有料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食，父问其故，母以誓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蚕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这则故事实质上是教人如何对待动物（“牲口”），如何对待“誓言”。从道教天下生灵皆有灵性，皆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来讲，“马”这个具有血气之性的生灵，它和人一样应该得到尊重，享有承诺，因此兑现“誓言”对马亦有效。既然是人违背“誓言”，那么，马就有权力发出抗议；既然人对马的抗议以诉诸武力来抵赖，那么，马自然也可以复求于武力来讨公平。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习惯于将此故事诠释为以忠孝说教，其实是非常片面狭隘的。这则故事的内涵在于教导人树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神灵住持的观念，人和万物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人不可唯我独尊，“誓言”之类具有信义、约定、法令性质的承诺适用于宇宙间所有生命，人所发任何“誓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兑现，不得有违，否则将遭到惩罚。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所有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并从中凸显出律法的至上性。 道教这一思想以及相应的戒律规定是非常可贵的，一般中国人除了信奉人为万物之灵外，其它则皆不足挂齿。虽然所谓的君子亦讲好生之德的话，但“食不厌精”的圣人在鱼与熊掌之间并不避讳对熊掌的偏爱。没有山珍海味不能称作帝王宴席。“国骂”当中以“畜生”、“禽兽”、“剥皮”、“抽筋”为曝光率最多的字眼，以此比喻卑贱、凶残。动物的价值大概只在可供“食肉寝皮”、“脏腑入药”以兹对人补养，现今又多了“谋皮发财致富”的路子，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的毛皮堂而皇之地竞相市场。翻看中华美食记载，竟然是猩唇、猴脑、豹胎、熊掌、驼峰、野驴蹄、野驼蹄等等。今人几乎品尝不到这类古人的珍馐了，就以穿山甲、果子狸、猫头鹰、猕猴脑来替代了，还有食马、狗、猫等与人类亲近动物的野蛮习惯。保护环境，提高民族的文明与教养，不能不对这种野蛮的饮食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 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vi] 《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vii]。《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毁坏树木花草的同时，道教还主张培植植物，去植树造林，营养花圃，美化环境，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均为葱葱郁郁，青绿草被，大部分道教宫观均留下了历代高道大德们栽种的古树，古木参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绣。青城山天师洞内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手植古柏等，已经成为名迹胜物。对此道教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的第九戒即说：边道立井，植种国林；教化童蒙，与人为善。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结语 英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AidoLeopold）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伦理学的主张，他认为：（1）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极普通的一员。（2）必须树立生态整体思想，只追求经济功利而不关心生态平衡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3）要把权利这一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践踏它们的这些权利。[viii]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可资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用终极价值、终极关怀来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保护土地、水、空气的良性循环，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生命事物，是必须的，但这种保护必须诉诸严格的法律来实施，不给任何人、任何势力集团以法外循私的“例外”。所谓靠启发民智，提高人的素质来唤醒环保意识，无疑是守株待兔、坐以待毙！恰如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人，怎能将希望寄托在不知何谓火山喷发的愚人的拯救？等到他们观赏了火山喷发，地球已经毁灭。现在必须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民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战。也即：扩大联合国的权限，由其出面签订一种世界环保法律条文，由去下属的保护环境署监督实施，并赋予保护环境署以武装警察的权力，必要时，诉求常规武力强迫执行之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问题探讨 摘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关注GDP的增长外，还要关注其他的发展指标，如环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标，文章着重谈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问题人与自然 1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省份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数十亿元人民币。”“‘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全方位立体污染；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全面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2经济发展中如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2.1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2.2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2.2.1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2.2.2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2.2.3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保护环境论文:旅游保护环境发展 自然环境是人类栖息之地，也是人类生活的物质之源,又是人们的游赏对象。古往今来的旅游者，都将观光赏景视作一种休养生息、调节生活、消除疲劳的乐事。因此，有不少的旅游者，为了能充分地享受大自然的美。他们不辞穷苦，爬山涉水、寻幽探胜，留连于清溪碧流之间、忘返于奇山异峰之中、逗留于滨海沙滩之畔、漫步于林荫绿地之下，而沉浸在优美的意境里，滋生一种超尘拔谷的情怀，自由邀翔的灵性，去尽情地领受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美，以陶冶情操、愉悦心情、启迪睿知，得到享受。可见一个群峰巍峨，清泉飞溅，林海绿浪，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能吸引人们前去游玩、揽胜、搜奇和观赏。反之，一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黑烟弥漫，嗓声刺耳的恶劣环境，怎会是人们向往的旅游之地呢？因此,保护好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尤其在当前，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前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激起人们的旅游兴趣。在新的旅游热潮的情况下，我们更应重视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现就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谈几点初浅的看法。 一、只有环境美，才有旅游价值 大自然是美的源泉，无论是山川的自然风光，还是田园的秀丽景色，或是滨海的波涛浪花，都是美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美的环境，既可使人们留连忘返，沉浸在美的意境里，也可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充满活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形象地说明了大自然的美对人们的精神感应作用。因此，人们通过游览风景区，欣赏自然风光，瞻仰名胜古迹，赞叹能工巧匠的高超艺术，享受大自然的美，而获得精神生活上的满足。 当然，由于旅游者的种类、年龄、性别、职业、阅历、性格及思想意识、文化素养、宗教信仰、审美水平、具体环境等的不同，对美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异，正如孔夫子所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那样。如有一些旅游者在游览名胜古迹时，常常会对一些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以及与文化传说有联系的风物，感到特别的兴趣。对这些人文景致的欣赏，实际上包括了对古代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赞美。旅游者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游览，既增长知识，又获得美的享受。这种知识的获得和美的欣赏，往往是联系一起的，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游览的兴味。 但是，大自然的美，都与绿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绿色是生命之色，绿色的环境能引起人们愉快的精神状态，并使人们得到良好的休息，而保持旺盛的精力;绿色还有净化空气，改变自然环境的作用。所以通过绿色植物的生命活动，可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为人类创造合理的生存环境，为人们提供较多的接近自然美，享受自然美的机会。因此，保护好绿色森林资源，就是维护优美环境的关键。因为森林一旦破坏，绿色生命之美也随之销声匿迹，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将是一幅荒山秃岭、穷山恶水、垃圾遍地、嗓声刺耳的凄凉衰败的景象，是人们所不愿一顾的厌烦之地。 因而，只有环境美，才具有旅游价值。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负有保护和利用好现有的环境，为开发、建设更多、更好的旅游区，发展旅游业的任务；而且更负有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创造更多的旅游财富的责任。 二、开发与保护并重，才能确保环境美 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必须一方面在修葺原有旅游景点的同时，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另方面在合理地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时，应注意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切忌对旅游环境进行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 首先，要依照法律来保护环境。建设旅游风景区、开发旅游资源时，要充分利用现行的许多法规条例，以确保风景旅游区的环境免受污染的破坏。如利用“森林法”，既可制止对森林的乱砍滥伐，防止水土流失,又可直接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风景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又如利用“水污防治法”，对保护江、河、湖、海水体免受污染的危害，对维护旅游用水环境等，都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对风景旅游区的环境加强管理；以保护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业创造条件。 其次，要树立防重于治的新观念。保护旅游风景区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促使风景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转化，为人类的休养生息，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因此，必须贯彻树立防重于治的思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避免重走资本主义世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无论是山林、水体、风景名胜，只要是已辟为旅游区，或计划要开发为新的旅游区，都应事先就其环境保护方面,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按其重要程度，实行分级管理，分级保护。不能等到问题成了堆，再来补救、治理，而处于被动局面。 再次，要加强治理已受破坏的环境。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我国有不少的旅游风景区的环境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许多风景名胜古迹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危害。如“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再配上独特的九曲溪及两岸苍翠、挺拔的植被，而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但在前几年，人们却对武夷山上的森林，进行掠夺式的砍伐，使其精华的九曲溪的水位急剧下降，而严重威胁武夷山的旅游景观价值。所以，对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必须及早进行必要的治理和抢救，使之尽快地恢复其本来面貌，以适应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迎接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赏。 三、搞好环境保护，促进旅游业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游客都能饱览我国奇妙绝伦而绰约丰姿的旅游资源，我们必须在从事旅游业工作中，注意旅游风景区环境的保护和管理，特别在当前仍有很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把保护风景区环境作为发展旅游事业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就显得更为重要。 1、要应用美学观点，搞好旅游风景区的环境规划 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必须是风光秀丽，环境未受破坏和污染，能满足旅游者观赏和行动的心理活动环境。因此，必须应用美学的观点搞好环境规划。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园林、建筑、地质、地理、生态、气象、环保、文物、历史、经济、管理、旅游和美学等多种学科协同配合，对风景区环境进行综合考察、评价、预测合理的旅游规模等，从而提出旅游风景区的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最佳方案。这个最佳方案，一定要从美学的观点出发，按规划的要求，提出严格禁止在风景区范围内大兴土木，建工厂企业；严格控制在风景区兴建各种楼、堂、馆、所和旅游饭店，使风景区环境免受不必要的污染。并提出在必要地段，实行封山育林，确保风景区生态平衡，以努力把风景区建设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健康，构成为一个适合于康乐消费的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游客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发展旅游业，虽可以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效益。但也产生一些旅游污染等消极因素。如当游人到一些风景名胜区去，有的人对那些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象形俏物，都喜欢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手抚弄、拍打，一不小心就会碰伤景物；有的人看到风景区内的花草树木长得逗人喜爱，便信手攀折、摘取而独自欣赏，甚至有的人为了爬山省力，就随意拆树砍竹以充当拐杖之用；有的人不仅在风景区到处乱扔果皮杂物，甚至随地大小便；有的人还在风景区的显眼之处，随意刻上“×××到此一游”的标志，惜以“留芳百世”等不文明行为。 对上述这些不文明的人为破坏、污染风景区环境前景物、植被和环境卫生等，均会降低风景区的旅游价值。因此，为了创造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游客自觉地爱护风景区旅游资源、保护风景区旅游环境；另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景区旅游环境的保护措施。如为了保持风景区环境的清洁卫生，应在风景区内相应地增设一些果皮箱，就可减少，甚至避免游客随地乱扔果皮杂物；为了保护风景区的景物，特别是对那些反映我国悠久历史和精湛艺术水平的重点文物和著名景物，应增设钢网护罩加以妥善保护，既使游客能够透过网罩进行观赏，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但又摸不着，以确保重点文物和景物不受损坏。而对那些已损坏的景物和已受污染的环境，要加以整理修复，使其尽快恢复原来面貌，以接待更多的游客。 3、要研究环境容量，保证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众所周知，旅游风景区的环境，对于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以及对于旅游人群的承接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一旦游客人数过于拥挤，人流疏散不开，必然会产生践踏风景区的绿化地、花圃、园林，甚至也往往会造成对旅游设施、荷塘水榭、花草树木、亭台楼阁的破坏。同时，游人过多伴之而来的，是抛撤的垃圾狼籍满地，噪声超过标准等。可见，人流超过了环境的正常允许限度，就必然会产生对旅游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也包藏着危及旅游者的人身安全的隐患。因此，为了顺利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必须加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根据每个风景区的具体情况，提出可容纳游客的最大限量指标,来控制门票的出售量，以确保风景区环境的良性循环。同时要设法维持旅游区道路的通畅，以便及时疏散人群，降低对环境的压力。并做好旅游指导工作，使游客的不规律的活动，变为比较易于控制的行动，以缓和旅游人群对旅游热点的冲击。 总之，为了让更多的海内外游客都能饱览我国风景旖旎的自然环境和奇妙绝伦、丰姿绰约的旅游资源，必须保护好我国的旅游资源——自然环境不受污染，璀璨文化不受破坏，这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所以，在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好环境的保护工作，才能使有限的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迎接更多的国际旅游者，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应有的贡献。保护旅游资源、创造优美的生活娱乐环境，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发展旅游业的任务，而且也是为我们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存生活条件。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思想管理 一 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每天各种各样的有关环境方面灾难性的消息报道令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大有坐在即将喷涌爆发的火山顶上等待一蹴而灭的恐惧、惊愕。有关环保方面的话题及行动，成为人类的世纪话题之一：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 ―――摘自INTERNET《环境保护》 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使用，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它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报告《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 我们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常因为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二 或许，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人那里吸取有关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策，以兹检讨作为后人因为愚蠢的自高自大、蒙昧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所犯下的违背“古训”的过失，以俟更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 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 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匱，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①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 《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②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光有保护环境的思想，还记载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令的故事：“里革断罟”（罟即渔网）。说的是，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③,鸟翼榖卵，虫舌蚳（chi）蟓，蘩庶物也，古之训也。”④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就是法令，能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违法，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多么重视。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齐国宰相管子把自然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在生产管理上总结出一套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物种的生死存亡：“川渊者，龙鱼之居地；山林者，鸟兽之居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又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秦始皇在破坏环境方面也是罪恶昭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始皇到了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可见，保护环境的法令若不能制约最高统治者，成为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会最终破坏环境的。 在《吕氏春秋》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⑤简言之，也就是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细致的规定⑥。这两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及汉初，其思想来源于先秦春秋时期无疑：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 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导达沟渎，闻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弋，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无伐桑柘。 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 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无用火南方。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孟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防水潦。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乃命有司，驱民收敛。务畜菜，所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天子乃教于田猎。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蜇虫咸俯在内，皆瑾其尸。 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者，野虞教导之。 季冬之月，……命漁师始漁。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这些关于保护山林、水道、植物、鸟兽和鱼类的法律规定，在世界上都属于较早的。中国以后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类似规定。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戒律管理 关键词：道教戒律尊重生命保护环境 道教大约是东汉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依据先秦时代保护环境的思想对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对保护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黄老帛书·姓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昌盛，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灭亡，如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不会失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师道出示了禁止春天和夏天杀害生命的规定，《三国志·张鲁传》中载有天师道“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的规定。早期道教不戒肉食，后来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改变了饮食结构和祀神斋供的内容，倡导并规定道士须素食，并俱改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而为香花、水果、谷物等，后期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所谓戒者，解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i]也即戒乃禁止之意，归真之要。所谓律，指犯戒后的惩罚手段，律文是根据戒条而建立的。戒律对于修道之士来说，犹如渡海的舟辑。道教戒律具有宗教法律的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更不是神话故事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随时随地就可操作执行的律法，违犯了戒律，就要遭到处罚或者被革除教籍、轰出?堂拧I献源蠖捶ㄊΑ⑷捶ㄊΓ轮燎逭娴茏印⑺准业茏樱夹胱袷亍?/P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ii]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iii]《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iv]《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v]《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道教还反对惊吓、虐待动物。《庄子·秋水》一文中说：络马首、穿牛鼻，都是违背自然的东西。《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不得惊鸟兽；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妄鞭打六畜群众；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三百大戒“之第六十四条规定：不得惊散栖伏；第一百七十二戒规定：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第三十四戒规定：不得鞭打六畜；第三十五戒规定：不得有心践踏虫蚁；第六十戒规定：不得便溺虫蚁上。 在“不杀生”的基础上，道教还积极呼吁救助动物，并作为戒律规定下来。《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第三戒便说：人应当去抚恤死者，保护生命，救死扶伤，使得一切生命能够终其天年，不至于中途受伤或夭折。《六度生戒》第三戒：“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同“现”）世康强，不遭横恶”。第四戒：“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即是说人如果能施以鸟类、兽类以恩泽，省下自己的口粮来饲养它们，而没有任何吝惜之意，那么，他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会幸福圆满；第五戒：“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同“现”）世兴盛，不履众横。”第六戒：“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同“现”）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是说人如果能常怀慈爱之心，怜悯救济一切众生，放生度死，那么当他一旦遇到危险、疾病、贫困时就会转向平安、健康、富裕，人们都会向他学习。可见，道教是从一切生命皆有价值，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诱人们救助动物一定会得到永久的福音的。 从“蚕女”的故事可以窥见道教戒律的绝对性，据《神仙传》：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抚之，因誓于众曰：“有料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食，父问其故，母以誓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蚕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这则故事实质上是教人如何对待动物（“牲口”），如何对待“誓言”。从道教天下生灵皆有灵性，皆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来讲，“马”这个具有血气之性的生灵，它和人一样应该得到尊重，享有承诺，因此兑现“誓言”对马亦有效。既然是人违背“誓言”，那么，马就有权力发出抗议；既然人对马的抗议以诉诸武力来抵赖，那么，马自然也可以复求于武力来讨公平。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习惯于将此故事诠释为以忠孝说教，其实是非常片面狭隘的。这则故事的内涵在于教导人树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神灵住持的观念，人和万物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人不可唯我独尊，“誓言”之类具有信义、约定、法令性质的承诺适用于宇宙间所有生命，人所发任何“誓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兑现，不得有违，否则将遭到惩罚。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所有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并从中凸显出律法的至上性。 道教这一思想以及相应的戒律规定是非常可贵的，一般中国人除了信奉人为万物之灵外，其它则皆不足挂齿。虽然所谓的君子亦讲好生之德的话，但“食不厌精”的圣人在鱼与熊掌之间并不避讳对熊掌的偏爱。没有山珍海味不能称作帝王宴席。“国骂”当中以“畜生”、“禽兽”、“剥皮”、“抽筋”为曝光率最多的字眼，以此比喻卑贱、凶残。动物的价值大概只在可供“食肉寝皮”、“脏腑入药”以兹对人补养，现今又多了“谋皮发财致富”的路子，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的毛皮堂而皇之地竞相市场。翻看中华美食记载，竟然是猩唇、猴脑、豹胎、熊掌、驼峰、野驴蹄、野驼蹄等等。今人几乎品尝不到这类古人的珍馐了，就以穿山甲、果子狸、猫头鹰、猕猴脑来替代了，还有食马、狗、猫等与人类亲近动物的野蛮习惯。保护环境，提高民族的文明与教养，不能不对这种野蛮的饮食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 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vi] 《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vii]。《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毁坏树木花草的同时，道教还主张培植植物，去植树造林，营养花圃，美化环境，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均为葱葱郁郁，青绿草被，大部分道教宫观均留下了历代高道大德们栽种的古树，古木参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绣。青城山天师洞内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手植古柏等，已经成为名迹胜物。对此道教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的第九戒即说：边道立井，植种国林；教化童蒙，与人为善。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结语 英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AidoLeopold）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伦理学的主张，他认为：（1）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极普通的一员。（2）必须树立生态整体思想，只追求经济功利而不关心生态平衡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3）要把权利这一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践踏它们的这些权利。[viii]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可资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用终极价值、终极关怀来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保护土地、水、空气的良性循环，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生命事物，是必须的，但这种保护必须诉诸严格的法律来实施，不给任何人、任何势力集团以法外循私的“例外”。所谓靠启发民智，提高人的素质来唤醒环保意识，无疑是守株待兔、坐以待毙！恰如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人，怎能将希望寄托在不知何谓火山喷发的愚人的拯救？等到他们观赏了火山喷发，地球已经毁灭。现在必须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民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战。 保护环境论文: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相邻关系立法宗旨之检讨；相邻关系立法体系之重构；不动产相邻关系法的制度变迁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民法典中的相邻关系立法应与民法典中的其他部分一起、经济负担为主，环境负担最小、经济负担为主，环境负担扩张、公法相邻关系与私法相邻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法、地役权合同等合同相邻关系法和社区相邻关系法、不动产相邻关系法本身的体系重构、不动产相邻关系法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邻地损害防免规则、邻地利用规则、水之相邻关系规则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民法典制定-无论是越南、俄罗斯联邦，还是中国-进入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的时代，它既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制订之时，也不同于《法国民法典》制订之时，更不同于《罗马法大全》编纂之时。作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越南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都很有勇气地贴近时代背景，产生了《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罗马法大全》所没有的新类型条款（主要集中在物权法部分），为环境资源保护开辟了新的私法途径。我国民法典中的相邻关系立法应与民法典中的其他部分一起，回应“绿色”的历史境遇。 一、相邻关系立法宗旨之检讨 综观相邻关系立法宗旨，至少应包括两个阶段： （一）经济负担为主，环境负担最小 相邻关系法的目的是为了相邻不动产的“便宜”，包括经济便宜和环境便宜。从相邻他方的角度来看，这种“便宜”实即“负担”，即经济负担和环境负担。经济负担设定的原则是益本（收益和成本）比较，即相邻一方因经济负担的设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为经济负担的设定所支付的成本。环境负担是指为了环境的保全而对相邻不动产价值的实现所施加的限制，最常见的例子是：为了日照、通风、采光而对相邻方建筑行为的限制，即使受限的经济利益很大。从古罗马法到《德国民法典》，是环保需求低的阶段，所以，全部相邻关系的立法重点在于将相邻权尽可能多地赋予经济便宜需求，尽可能少地赋予环境便宜需求。 （二）经济负担为主，环境负担扩张 我们现在正处于环保需求较高的阶段，理应改变以往的立法宗旨，将相邻权更多地赋予环境便宜需求，即承认在某些环境资源保护情形下，相邻一方不动产可以对相邻他方不动产享有相邻权。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时期，环境负担扩张的范围是不同的，但经济负担仍将在相邻关系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历史的将来阶段，完全可能出现“经济负担缩小、环境负担扩张”，“经济负担最小、环境负担最大”这两个较高级阶段。 二、相邻关系立法体系之重构 （一）公法相邻关系与私法相邻关系 公法相邻关系立法主要有环保法、建筑法、都市计划法。它们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生活环境、预防火灾、追求布局上的美感。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公法相邻关系将本应由私法相邻关系调整的生活事实包括进来。例如，《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等就没有将通风、眺望、日照纳入，而是由公法调整，但上述生活事实较多地涉及到单个人的私益（尤其在农村），或人数较多人的共同利益（尚难称为公益，如公寓住户），由公法来调整，在法理上缺乏根据，也损害了“私益处分主义”的私法自治原则。对于人稠地少的小国或大国（如中国）来讲，私人放弃相邻环境利益可以节约土地，意义非浅。所以，在民法典制定之际，应仔细分析不同的利益形态，环保法等公法中属于私法自治范围的应纳入民法典中，属于公益范围的应留在公法中。 （二）私法相邻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法、地役权合同等合同相邻关系法和社区相邻关系法 私法相邻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地役权客体应不仅限于土地，尚应扩及工作物和空间，这样，在土地、工作物、空间这三个客体之间通过排列组合，可以形成多项役权。应通过诸如“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之役权”等例示规定，来引导提示民众，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更多的交易选择。例如，奥地利民法典就规定可在邻人屋檐上设定役权以浇灌己地花园等，这是土地对工作物的役权。第二，债权性环境保护合同应当列为有名合同，并通过调查研究确定典型条款，以起到减省交易成本、提高裁判预见度、提供公平尺度等功能，为相邻环境保护提供新的交易工具。第三，社区相邻关系法的性质为自治规则，应在民法典中用专条承认其地位、制定条件及程序等。 建议在不动产相邻关系法中增列两条：一是规定地役权合同等合同相邻关系法可以为了环保目的（环保合同）、营业目的（营业地役权）等，改变或改善不动产相邻关系法中的绝大部分条款。二是规定社区（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团体、农村的村民小组）可以为了环保目的、其他目的制定规约。这样，体系就很清晰。 （三）不动产相邻关系法本身的体系重构 是否可能在不动产相邻关系法内单列一节规定环保相邻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各国民法典尚无此立法例。由于技术上高度困难，笔者不赞成单列，如果民法典总则或物权法总则中没有一般环保条款，可在不动产相邻关系法内增设一个一般环保条款，如：相邻各方处理相邻关系，应遵循不损害或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原则。以此作为环境负担（即环境相邻权）的生长点，并统辖所有的环境相邻关系。 三、不动产相邻关系法的制度变迁 （一）不动产相邻关系法的制度变迁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新制度的建立；其二是旧制度的功能增多；其三是旧制度的调整对象扩张。这三种方式是不动产相邻关系法自身对环保理念的回应，具体分析如下： （二）邻地损害防免规则 可增加的新规则有：第一，对《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加以修改，形成新的规则。比如，规定在不可量物侵入轻微的情形下，亦可要求邻地负最佳防免义务或损害赔偿等等。这是一种高水平的环保，对于我国尚无可能。第二，台湾等地区民法典及我国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工作物、植物建造、种植的距离规则以及界墙规则来促进环保或防火。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我国民法典草案中就设定了这些新的规则（但《法国民法典》早有规定）。 旧规则的功能增多，表现在：第一，越界植物枝根规则最初立法意图仅是排除对土地经济价值实现的妨害，后来民众日益重视日照、通风、采光等生态价值，则此规则就同时储存了两种价值保护机能，这样的读解是从规则的历史语境出发的，并可贯彻到全部相邻规则中。第二，就《法国民法典》中的分界物规则而言，最初的意图是为了实现所有权的绝对性，并表达了对封建领主自由进入土地狩猎的厌恶心态。但实际上分界物既可促进环保（防止臭气、湿气、暗响、热气等），也可以破坏环境（过高的分界物会影响通风、采光、日照），所以其环保功能是当初立法者不可能预料得到的。 旧规则的调整对象扩张，主要是“不可量物及类似物”这两个概念内涵小外延大，将来出现的、未来民法典中列举的新类型不可量物悉可包揽无遗。 （三）邻地利用规则 目前立法通例仅承认管线安设、营建、通行等情形方可利用邻地。应当新增一条规则：基于环境资源保护目的，相邻一方可以利用他方不动产，但应以最小损害的方法使用之，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我国自然保护区等环保区域众多，与其毗邻的不动产上存在着私人权利，除了管线安设、营建、通行等以外，完全可能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需要利用邻地的情形。如：珍稀动物进入邻地，但又不能立即取回，需在邻地上喂养较长时间；珍稀植物生长蔓延，大片越至邻地，此时应排除越界植物枝根规则的适用以保护生物多样性；鱼类等水生动物因季节性产卵，游至某设定了水权的水域，亦应限制水权的行使。管道安设规则涉及排污问题，其自始至终发挥着环保功能。 （四）水之相邻关系规则 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国家所有，这对传统水之相邻关系规则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使之发生了变化。如自然流水的相邻使用规则就被水权的优先权规则所取代。但在异地水域上享有水权的人仍需在邻地上设定引水权等，自然水（如雨、雪、冰）的排放规则也仍应保存，所以传统水之相邻关系规则既有应保存的部分，也有应舍弃的部分。 水之相邻关系规则最初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与当时的经济政策是吻合的。到环保意识较强的阶段，该规则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保护土壤资源的作用，这是一个功能转换的过程。 笔者以为应增设新的规则：为防止土地沙化、盐碱化、退化等紧急事情，相邻一方可以优先于他方行使水权，或者可以使用他方土地上的储水，但应以不对他方土地资源造成重大损害为限，并应予以相应的补偿。 （五）权利收购规则 在前述珍稀动植物例子中，如果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比如超过了土地上权利存续期间、超过了水权存续期间），则可以设定另外一项规则，即权利收购规则。也就是说，相邻一方（主要是国家，也可能是环保公司）可以请求他方转让其土地上权利（如地上权、永佃权等）或水权，以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当然，为了公平地分配利益，亦应允许他方有此请求权（此请求权为形成权）。《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即有类似规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单节规定环保相邻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些规则具有两种功能（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无法归类。另外，无论是新制度的建立，还是旧制度规范目的、调整对象的变化，都可以看出为了环境利益而对相邻方利益（经济利益或环境利益）加以限制的意图，这反应了一个社会对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比重的权衡，也即立法宗旨的定位。 保护环境论文:贸易保护环境与贸易政策 1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旅游环境观；加强法制、法规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保护人文和风景旅游资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寻求保护性开发措施，坚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增强法制意识、法律法规对旅游开发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要严格贯彻执行、出台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法规等。具体请详见。 [关键字]:旅游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在我国的旅游开发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只有走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发展道路，旅游业才有生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有些地方甚至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因此，许多地方都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掀起了旅游资源开发的热潮。但在以往的旅游开发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甚至有的只顾开发、不管保护，使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看到旅游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开发中对资源造成破坏、对环境构成威胁等负面影响，积极寻求保护性开发措施，坚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促进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只有走有效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发展道路，旅游业才有生命力。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一切，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同样，旅游业的合理发展也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改变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的方式，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增强人民珍惜和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一、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旅游环境观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摘要：“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面利益，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旅游业离开了优美的环境便无法发展，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利用应该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在发展旅游业时，要立足长远，克服短期行为，在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健康发展。要树立对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要清醒地看到人类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大气污染，森林植被面积减少，水土流失、荒漠化日趋扩大；淡水资源危机，江河湖海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品污染有增无减；生物多样化日益减少等等。大自然允许我们失误的区间已所剩无几，回旋余地已十分有限，要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积极、谨慎地做好旅游环境资源的保护工作，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的方针。 二、加强法制、法规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保护人文和风景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增强法制意识。虽然我国《旅游法》尚未出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公路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旅游开发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要严格贯彻执行。比如，任何旅游景点的开发，必须要先修路，路的设计应考虑旅游资源的保护；路渣极其他建设垃圾的处理，必须按《公路法》的要求，符合环境标准。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在空气、水源、噪声等多项技术标准中，对旅游景区、景点的环境保护指标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旅游法规和规划，科学开发，依法管理，严禁“三无”(即无规划、无计划、无设计)，“三乱”(指乱分地、乱寻址、乱建造)建设。另外，各地要根据实际需要，出台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法规。完善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高效运作的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机制，建立支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证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形成共同参与，相互合作的组织保障体系和良好伙伴关系。 保护环境论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公路交通系统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和性质；“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具体内容；“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行框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性质、“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属于社会系统、“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系统复杂性、“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开放性、“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差异性、创新公路交通消费模式，减少公路交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公路交通系统与资源、环境利用之间的协调、公路交通系统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协调、一定区域发展趋向将对公路交通发展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描述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性质，根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阐述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具体内容，构造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运行框架，运行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公路交通系统与资源、环境利用之间的协调，公路交通系统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两型”公路公路交通资源环境 一、“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和性质 1、“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 根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结合公路交通行业的自身特色，本文认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即“两型”公路交通系统，是指公路交通系统不仅能适度超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能满足公路交通运输系统内部以及综合运输体系的协调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型”公路交通系统能与环境、资源大系统保持长期动态协调发展。所以，“两型”公路交通系统是一种全新的公路交通系统发展的思维观和发展观，其最终目的是在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公路交通系统，以满足社会的持续进步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2、“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性质 （1）“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属于社会系统。“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属于人造系统，该系统是为了实现人或物体的移动而由人组建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是一种社会系统。其一，因为“两型”公路交通系统不仅仅是几个客观存在的公路交通运输子系统综合构成的一个大系统，而是为了实现“两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而把相关的子系统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二，与一般社会系统相同，人的因素，如人的观念、动机、态度、习惯和期望等对“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状态和它的稳定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2）“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系统复杂性。“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复杂性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主要子系统都具有多类型、多层次、多区域的复杂结构，而且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又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两型”公路交通系统是一个受到多变量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作用的复杂系统。 （3）“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开放性。“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边界是开放的，该系统对人开放，对地域开放，对自然资源开放，对地理环境开放。“两型”公路交通系统与其他交通运输子系统如航空系统、铁路系统、水运系统等之间互相协作、互相竞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开放交通大系统。 （4）“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组织性和自组织性。一般人造系统都具有组织性，因为人是社会系统中的万物之灵，“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自组织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公路交通模式的选择和公路交通系统及其他交通系统之间的自组织演化。 （5）“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具有差异性。不同区域的“两型”公路交通系统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是有差异的，而且构成“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各子系统间还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差异性，例如我国西部区域和东部区域的公路交通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就有较大的差异性。 二、“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具体内容 对于“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问题，关键点是要发展什么样的公路交通系统。本文认为，“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在保证公路交通系统运输的经济性、高效性、快速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基础上，使能源、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最小化，并且由此产生的污染也达到最小化，也就是说，“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当代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未来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对“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的具体内容概括如下：第一，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公路交通运输装备的配备以及公路交通运营管理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公路交通系统的需求相平衡；第二，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追求单位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具体而言包括土地资源和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利用要节约，要提高这些资源的总体使用效率；第三，创新公路交通消费模式，减少公路交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积极开发可替代资源；第四，努力消除或减轻公路交通对环境的破坏，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五，促进全国公民公平享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充分考虑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之间公路交通发展的非均衡性；第六，规范公路交通运输的管理制度，提高公路交通运输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所需资金。 三、“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行框架 “两型”公路交通运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不但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等关系密切，而且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该系统的约束性高。“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既要关注社会经济条件、资源条件、环境条件等主要因素，也要充分考虑国家整体与区域局部、社会未来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构造“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运行框架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两型”公路交通的内部系统和相关的外部系统进行解析与归纳，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将该系统的运行框架主要划分为三部分。具体运行框架结构如图1所示。 1、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 社会经济系统与外界资源环境系统联系紧密，它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一方面“两型”公路交通的发展能够加强社会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变化反映的灵敏程度，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系统耗散结构的正向演化；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推动“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两型”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的这种交互作用的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系统的演化轨迹会因公路交通状况的变化而呈现出不断分叉的特征。在某些分叉点的附近，公路交通系统的改善可能引发经济系统的突变。一般而言，在社会经济（区域经济）起步阶段，公路交通系统能够先行提高经济系统物质运转效率，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得以增强，区域经济辐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区域比较优势进而增强；在社会经济（区域经济）腾飞阶段，基本形成并完善公路交通系统经济带，公路交通系统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进一步朝着提高公路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准、强化公路运输的时间效益和均衡公路网的分布的方向进行，以达到公路交通系统和社会经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目的。 图1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行框架 （2）社会经济（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并不仅仅受益于公路交通系统；反过来，社会经济（区域经济）系统的演变同样也对“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经济（区域经济）系统为社会（区域）交通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和发展空间。 2、公路交通系统与资源、环境利用之间的协调 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公路交通系统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资源、环境问题，诸如资源浪费、土壤破坏、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视觉污染等。公路交通系统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交通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承载力，尽可能在最低限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下实现最大限度的交通容量。 广义的资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如能源、土地、原材料等，另一类是社会资源，如资本、技术和人力等，它们的承载能力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焦点，并且与“两型”公路交通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互相作用机制。 （1）一定区域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对该区域公路交通发展存在硬约束。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区域资源承载能力将会接近一个极限值，区域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会相应受到制约，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或其他方式来缓冲这种压力，否则公路交通发展就可能趋于停滞，甚至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 （2）一定区域资源利用的发展过程是动态的，它一般不会局限于该区域现有资源的“最高”承载能力。换句话说，通过投入适当的资金和技术，再加上政府政策方面支持，发展“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区域资源的承载能力可能会改善或转移，区域资源的持续利用得以维持，这也就是所谓的区域资源承载能力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公路交通系统既是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3、公路交通系统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协调 由于公路交通系统的特殊性，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制约。合理的政府行为和适当的政府政策会促进公路交通系统内部及外部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反之，公路交通系统的发展则容易受到阻碍。具体表现如下。 （1）一定区域发展趋向将对公路交通发展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实现规划的发展趋向(资源节约趋向、环境友好趋向、大交通容量趋向等)，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利率杠杆、投资杠杆、价格杠杆等经济杠杆以及舆论导向来影响区域公路交通发展的方向。 （2）一定区域的总体发展规划是该区域的发展蓝图，它对该区域内各行业，当然也包括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际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某区域的发展规划将决定该区域公路交通系统在未来的发展态势与布局，从这一点来看，政府规划部门和区域公路交通系统之间的协调工作显然十分重要。 保护环境论文:关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双赢”的探讨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其最佳的发展模式就是“循环经济模式”，要知道，我国政府已经将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而且，循环经济模式,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关注。循环经济强调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以可循环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循环经济的实施遵循即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那么，如何将两者成功的结合起来,做到最大的“统一”，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双赢”目标，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本文,将针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几个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 发展经济；环境保护；双赢；对立统一；关系 近年来由经济迅速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所产生的问题已日益凸显了出来，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对环境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然而，若一味的保护环境而置经济发展于不顾，不仅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同时还对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只看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良好环境的建设，也似乎是说不过去的。要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亦是硬要求，我们要承认发展与保护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但更要相信发展与保护能够取得双赢。由此，就需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将环境保护考虑进去，同时能够结合着我国实际的发展状况，制定出科学、完善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进步。 一． 现阶段影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建设也有所突破，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没能很高效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还是相当的“突出”，主要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环境资源的分布不均和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均使得环境资源问题严重。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本身的分布不均，使得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这个方面面对的形式和现状就比较的严峻，再加上发展经济的对环境的利用，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且环境质量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也是空前的强大和“发达”，使得“污染链”已逐步呈现出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水污染，水污染引发农业污染，而农业污染直接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抑或工作引发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直接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等。 （二） 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也还待加快。虽然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都有了极大的突破，但是整体的水平和速度依旧叫人揪心。这其中的原因，有受我国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以农业为重点，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相比仍居于落后地位，且一些偏远地区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将重心放在经济效益上，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忽视了环境保护。因而直接导致生态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三）政府在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力还不够。我们知道，多半的经济发展活动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都是使社会和他人收到损害，自己本身多半的时候并没有撑到相应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会加剧环境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在其中来发挥相应的有力的作用，比如，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扭转这种不利的经济形象，采取”谁污染、谁治理，谁负责”的相关措施和制度，这样的话，环境恶化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缓解的趋势；再比如，政府要起带头宣传的作用等。 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路径探讨 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必须尽快抛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走出这样一条新路子，才能真正的找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结合点。对此，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路径入手： （一） 在整治污染这块要抓住重点，寻求突破。比如，对制造污染的企业要紧盯紧抓，做到哪里污染严重，就重点监管哪里；一旦这些企业无法做到稳定的达标排放，给予环境严重的污染的话，要实现严格的整治，最终达标无望的，要求其停止生产运转。同时，要高度重视重工业区的工业污染和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重工作地区污染比较严重，不做好防治和治理，影响严重，而农村农村面源污染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对于这些污染，都不容忽视，要努力找出有效的防治措施，最终抓住重点，突破着重点的给予解决。（二） 环境保护要推进创新型机制促使朝着有效的方面转变。是的，环境要保护，经济发展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或者是让其缓慢的发展，要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使得环境得到保护，且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比如，可以促使企业治污逐步从外力推动、外部监管转变为内生、自觉的行动，从“要我治污”转向“我要治污”；再比如，找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的路途，多像循环经济的大道靠近。（三）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比如，各级政府要依法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切实防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纠纷事件，真正把保障环境安全作为环保工作的第一责任。（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需要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比如，推动节约发展；推动转型发展；推动绿色发展；推动和谐发展。 本文只是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简单的叙说，对于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出谋划策”也只是简单的“纸上谈兵”，更深的探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说实现真正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困惑，但相信只要大家都坚持不懈的继续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会以最切合最舒适的存在发展状态的朝着前方迈进的。 （作者单位：沈阳市环保局皇姑分局） 保护环境论文:科学施肥对提高产量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科学施肥就是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为栽培某种作物或轮作周期中为各种作物所采用的正确施肥措施，包括有机肥与化肥的配合、化肥品种的选择、化肥种类的配比、经济的施肥量、适宜的施肥时期、施肥方法等。科学施肥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以高产、优质、高效益为目标。做到科学施肥，就是要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吃饱不浪费”。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科学施肥的优秀问题，一是如何减少肥料养分的损失，用最少的肥料，获得最高的产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肥料的利用率；二是调节好化肥和农家肥的使用比例，平衡施肥，提高土壤肥力，减少水土污染。目前许多农民种田存在施肥不科学、施肥效益差、浪费肥料、污染环境等现状。随着农民务工渠道的增多，收入增加，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农民认为积造有机肥费时、费力、又脏、又累，农家肥没有化肥效果明显，不愿再吃苦受累积造有机肥，腾出时间打工挣钱买化肥更合算，因此农作物秸秆被遗弃在田埂、路旁和焚烧的现象很普遍，给环境保护、禁烧秸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这样长此下去将造成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团粒结构变差、土壤板结、保持水肥能力下降，使土壤的容重和孔隙度等物理性质向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的方向转化，最终导致生产水平的降低。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农作物要高产，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基本条件，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主要方法是增施有机肥。 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施肥不考虑农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种类、肥料的养分含量和土壤肥力水平等因素，施肥种类单一。多数以氮肥为主，注重施肥量，不注重施肥效益；氮肥的过量施入，提高了一定的产量，但是由于肥料不平衡，并没有被充分利用，随水土流失进入江河污染环境，氮肥过量还造成作物倒伏、贪青晚熟、品质下降、病虫害发作严重、抗逆性下降等。 常规施肥主要是农家肥和氮、磷、钾肥料，同样使用作物需要土壤中又缺少的肥料元素增产效果就好，反之，施入过量肥料元素或施入作物不需要或土壤中或空气中含量较多的肥料元素，不仅不能增产，反而会造成旺长减产等。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需肥规律，如甘薯、土豆、花生等作物需钾肥较多，增施钾肥能提高产量和品质，大豆有固氮能力，不宜种在氮肥较多的地块或施用过多的氮肥，以免徒长晚熟减产等。在施用化肥种类方面，农民单施尿素或复合肥的情况非常普遍。尿素只有氮素养分，复合肥种类较多，但不论是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或是氮、磷或氮、钾二元素复合肥单一施用都不科学，都存在养分不平衡现象。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的有效成分常见的是氮、磷、钾三元素含量各15%，这种比例单一使用，存在氮素偏少、磷素较多、钾素偏多的情况；现在有的肥料生产企业把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的有效成分调整为氮28%、磷12%、钾8%，这种复合肥的养分含量单一使用相对较合理。 据有关实验资料，各种化肥在不同条件下的利用率一般是：氮肥当季利用率30%～50%；磷肥当季利用率10%～20%（高的25%～30%）；钾肥当季利用率40%～70；有机肥当季利用率20%～25%；一种肥料上一季节施用较多，当季应适当少施或不施。 此外，目前农民在施肥方法方面存在简单粗放的现状，特别是秋作物生产上最明显。秋作物大多是铁茬播种，没施底肥，追肥时期正处在高温季节，施肥非常辛苦，玉米等植株高大的作物追肥更困难，为了降低劳动强度，许多农民把肥料施在作物根部周围，不覆盖、不中耕，有的到收获季节仍能看到地表的肥料。这样导致肥料养分随雨水流失和挥发损失较多，利用率低，效益差，并因肥料流失随水进入江河，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许多农民还有一个施肥误区，认为尿素、复合肥不像碳酸氢铵那样容易挥发，肥料施在地里就行，当季加大施肥量，下一季就能发挥肥力。许多农民还在使用“一炮轰”的方式施肥。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这种方式已经落后，现在小麦和玉米生产中提出的氮肥后移技术，能提高作物产量、品质、生产效益，有良好的环境效应。 要提高农民的施肥水平，需要开展广泛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提高农民科学施肥的意识和环保意识，从根本上解决施肥误区。 保护环境论文:《保护环境》教学片段实录及反思 【课堂实录】 九年级《历史与社会》中有一课时内容为《保护环境》，课本中写到：在自然资源的“开源”与“节流”过程中，加强资源的回收利用，运用科学技术，扩大资源二次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大力发展“废弃物资源化”这一新兴产业。 讲到这里时，我请同学们讲一讲，我们身边有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废弃物？哪些“废弃物”可以“资源化”，也就是说哪些废弃物可以再回收再利用？此时，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废纸、废旧塑料袋、可乐瓶、易拉罐、旧橡胶轮胎、废铁、废铜、废水等，同学们掌握“废弃物”的资料超出了我的想象。同学们每说出一个，我表扬一个，大家很开心。 这时，一个同学问：“老师，废旧电池可以再利用吗？怎么利用？”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 此时，教室里又热闹开了：“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收集废旧电池……”“我们家里有几百个……”“我们家里也有好多……” 该怎么办？是随便敷衍一下，还是草草了事？蓦然，我心头一亮，这不是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一次绝好的机会吗？于是，我趁机展开引导：“老师知道，废旧电池对环境尤其是对土地资源危害极大，至于是否可以回收再利用呢？这样吧，我们利用电脑课，老师和大家分别查找一下资料，明天咱们再讨论。”我还补充道，“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谈谈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显然，这个作业激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大家显得很兴奋。 第二天，社会课还没有上课之前，我早早来到教室，发现每位同学手上都有了资料，有的同学已经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把他们的“作业”或“金点子”拿出来向我展示。我一边看一边微笑。上课了，同学们踊跃发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现摘录几位同学的发言―― 同学一：德国阿尔特公司研制的真空热处理法还要便宜，不过这首先需要在废电池中分拣出镍镉电池，废电池在真空中加热，其中汞迅速蒸发，即可将其回收，然后将剩余原料磨碎，用磁体提取金属铁，再从余下粉末中提取镍和锰。这种加工一吨废电池的成本不到1500马克。 同学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回收处理废电池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不少经验。瑞士有两家专门加工利用旧电池的工厂，其中一家工厂采取的方法是将旧电池磨碎，然后送往炉内加热，这时可提取挥发出的汞，温度更高时锌也蒸发，锰和铁熔合后成为炼钢所需的锰铁合金。这家工厂一年可加工2000吨废电池，可获得700吨锰铁合金、400吨锌、3吨汞。另一家工厂则是直接从电池中提取铁元素，将氧化锰、氧化锌、氧化铜和氧化镍等金属混合物作为金属废料直接出售。 同学三：据估算，3000吨废旧电池可以回收杂锌锭141吨、冶金二氧化碳300吨、铁皮260吨、电解锌181吨、电解二氧化锰340吨、铁皮500吨，价值相当于国家开发两个中型矿山的费用。我们浙江省目前还没有此类回收处理公司，居民手中的一次性干电池只好白白扔掉。因此专家呼吁，为了节约资源，我省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建设电池资源回收公司。 我一边听一边对同学们的努力加以肯定。 下面摘录的可是同学们的“杰作”了： 1.把废旧电池作为铺路石，垫在路基中。 2.把废旧电池插在廊柱上，作为装饰物。 3.用废旧电池做成各种模型当工艺品来展览。 4.可以发明一种用植物制成的电池，能量用完后，采用光合作用的方法进行充电，环保又节能。 5.在电池的外面涂上一层特殊的物质，可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增加电能，成为太阳能蓄电池。 每听完一个同学的发言，我就和大家一起热烈探讨，把自己查到的和想到的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在其中对同学们所拥有的环保理念和节能意识大加赞赏。每个同学都被表扬的光环所笼罩，每个同学也都在积极地表现自我。 【教学反思】 这个教学片段，过了很长时间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反复思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心得：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人们积极从事实践活动，不断获得知识，开阔眼界从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推动力量之一。在实际教学当中，要善于观察学生的“兴趣”点，并由此展开课程教育，那么学生就会全身心地融入到课堂氛围中，上课的效率会成倍提高，对知识的掌握理解程度也会大大加深。同学们往往思维活跃，发言热烈，讨论激烈，口才能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锻炼。 上课要学会表扬学生。现在的学生因为太“现实性”，大多不太在意历史与社会这门课程的，这也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尴尬之处，大部分学生的精力是不会花在这里的。看到他们的成绩，看看他们平时的表现，老师上火还来不及，“表扬”两字好像被遗忘了。通过这个教学片段，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找对方法，学生是可以被调动起来的。在课堂上，多用表扬，对于我们教师没有丝毫的损失，而对那些长期得不到表扬的学生来讲，可能是莫大的鼓励，可能会因此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对学习的看法、对老师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表扬会成为催化剂，促进学生对自身自信、对学习自信。 要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新课程改革以来，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课堂的主角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在许多农村中学，很多教师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一竿子到底，兴“一言堂”，学生始终是一个被接受者。而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我没有干涉学生的学习行为，始终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让学生在课堂中交流、讨论甚至激辩。我成了课堂的发现者、开发者、欣赏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我只是在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维持课堂秩序，在适当的时候作一下适度的引导。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自主探究作基础，学生才能在课堂上尽情地发言。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学生是思考了、探究了，课堂真正以学生为主体了，无形中课堂成为了学生展示风采和能力的大舞台。 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的能力竞争日趋激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创造性与其所拥有的知识量之间并不是成正比关系。即知识多的人创造性不一定强，知识少的人创造性不一定弱。这一研究表明，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学片断中，我只是提到“大家更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表一下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引来同学们如此多的“金点子”。尽管学生的整体素质较底，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创新潜力是巨大和丰富的，也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创新意识，有创新精神，有丰富的想象力，关键是教师如何去发现、去引导，如何去给他们搭建一个展示能力的平台。 （作者单位：浙江省苍南县龙港三中） 保护环境论文: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的密切关系 摘 要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能源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经验，就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关键词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关系 0引言 节约能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对象，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优先原则的影响下，往往会造成能源的大量浪费，这不仅会造成能源的流失还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石油的泄露会影响到海域的整体环境。 在21世纪的今天，能源的浪费造成许多城市的污染。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宣传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态势，提供应对环境污染的对策。政府部门在环境问题上做了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能源大量消耗势必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此外，部分中小城市由于技术的落后，在能源的利用上更加导致了环境污染程度的加重。相关调查表明，在工业发展先进的地区，能源的利用率为48%左右，而在科技贫乏地区的能源利用率仅仅为21.67%，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能源利用率为28.70%，而能源的浪费会影响到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因此，正确认识节约能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规划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节约能源是环境保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节约能源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从保护资源的长远角度出发，节约能源是其中的重要策略。环境保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环境问题中最根本的“三废”出发，废水和废气的排放大多是由于能源的浪费所造成，其中煤炭的燃烧所产生的废气是污染大气环境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烟尘一旦吸入人体内部，会影响到呼吸系统，尤其是对肺部的危害最为严重。所以，节约能源可以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效果，是环境保护的举措之一。相应地，若是能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在周围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那么势必会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危害到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因此，无论是作为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居民，都应该明白能源的节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环境得到改善，首先要从节约能源做起。 2浪费能源会对环境以及人体产生破坏 煤炭是常用的能源之一，其燃烧成分极为复杂，一旦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煤炭在燃烧中会释放出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其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就是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过程，植被的破坏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此外，过度吸入二氧化硫会导致人体出现咳嗽或者气喘，严重时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2012年，卫生部门透露，和天然气相比较，将煤炭作为燃料的用户中其肺癌的发生率比前者高出60%。当然，在城市中，由于管道煤气的普及，该比例会适当下降。此外，聚丙烯在燃烧不充分时，不仅造成热量的损失，还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一氧化碳（CO）是一种对血液和神经系统毒性很强的污染物。空气中的一氧化碳（CO），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血液内，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Hemoglobin，Hb）、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二价铁的呼吸酶结合，形成可逆性的结合物，危害人的生命。当一氧化碳和氧气结合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因此，节约能源的重要前提是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利用先进的技术，将物质燃烧充分，并且减少废弃物产生的途径。 3提升能源利用率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节约能源，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也是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在城市数据中，城市中的环境污染和企业的能源管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部分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除此之外，技术的落后也是导致环境问题突出的主要元素。以煤炭工程为例，提升煤炭的利用率，那么一个城市平均每年可以节约煤炭70万吨，这不仅减少了节约的煤炭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已经使用的煤炭由于燃烧充分，有害物质也会大大减少。在2010年的一次企业统计中，48个煤炭企业的余热浪费达到两万多亿大卡，折合标准煤35万吨，其中可以回收利用的可达22万吨。因此，加强企业管理，提升煤炭利用率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4加强保护环境以及节约能源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节约能源，保护当前的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具体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展开积极行动：对耗能大的热能设备进行技术政造，其中主要是部分中小企业采用的手烧锅炉，不仅容量较小，而且热效率极低，因此，可以用沸腾炉等代替，对于间断性燃烧的锅炉，不妨运用相关技术措施，改造为一次投煤反烧法；积极采用分区集中供热的方式，在部分城市，除了由政府严格控制的电厂之外，企业拥有自身的锅炉，一个省约有5000余台，其中蒸发量在8吨以下的占到20%左右，不同的锅炉分散于各个企业，在供热过程中，存在较多的资源浪费现象，为了避免材料的浪费，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妨采用集中供热的方式，这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热效率，集中供热的方式对于有害气体的处理也起到了极大的便利性；大力开发新能源，新能源是指核能、地热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不仅原料充足，且在利用的过程中对于环境的污染也很小，是目前科技产业上的新型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虽然在放热中产生的污染较小，但是过度开发会对当期的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当地的气候等。 5结论 现代化的发展不应以环境的牺牲和能源的浪费作为代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协调人口、资源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不断改善能源结构，在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贯彻小康社会发展的指标，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保护环境论文:浅议矿产资源开发对保护环境的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的一些影响，并提出一些有效控制矿产资源环境问题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措施，改进和完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规范矿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真正形成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良性机制。 关键词：矿产开发 保护环境 立法 市场化 一、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步伐显著加快，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然而，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中，环境问题始终制约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 （一）“三废”污染。尾矿。我国铁矿尾矿一般含铁在6～13%，个别高达20%以上，平均含量为11%。全国积存的26亿吨铁矿尾矿含有铁金属2186亿吨。若以每年排放115亿吨尾矿、尾矿含全铁11%计，如果仅回收铁含量为61%的铁精矿，产率以2～3%计，全国每年就可从新产生的尾矿中回收300万～400 万吨铁精矿，相当于投资建设一个大型采选联合企业。此外，有些矿山的铁矿尾矿还含有铜、钴、硫等有用元素，都可回收利用。煤矸石。煤矸石主要应用领域一是发电，二是做新型墙体材料。煤矸石发电发展迅速，到2012年底，全国煤矿有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燃料电厂200座，年发电1000×109KW・h。煤矸石新型墙体材料发展也方兴未艾。到2012年底，全国煤矸石砖厂已达340余座。煤矸石综合利用是煤炭行业结构调整、发展非煤产业的重点，也是实现煤矿扭亏增盈的有效途径，成为煤炭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废水。我国是水资源贫乏国家，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短缺己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而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矿山废水，其中包括矿坑水、露采场废水、选厂废水、尾矿库和废石场的淋滤水，这些水不仅白白浪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排放严重地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危害环境。 （二）地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矿山在开采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引起地表下沉、塌陷、岩体开裂、山体滑坡等地质环境问题。凡煤矿采用壁式采矿法，金属、非金属矿采用崩落采矿法均会引起大面积的采空区地面塌陷，使房屋开裂，道路下沉，铁路、水利等工程设施遭到破坏，庄稼无法耕种，电力、通讯线路故障时有发生。在建材矿山和金属矿山等露天采矿场，采场剥离地表造成边坡不稳，地压失去平衡，导致危岩崩落，山体滑坡。由于地下水开采和矿山疏干排水的影响，采空区地表发生岩溶塌陷，形成许多塌坑，甚至是塌陷群，严重的会形成长百余米、宽数十米的不连续的塌陷带；由矿山开采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已日趋严重，极大地危及到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环境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环境保护与治理立法。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矿山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矿山环境的监督、管理分散于各个部门。法律分散于各个部门，执法监管自然而然难以有效执行。加之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既有开发时的近期影响，也有闭坑以后的长期影响，矿山既有自身尾矿、固体废弃物中的有害、有毒物质对环境的危害，也有选矿、冶炼生产过程中添加的药剂或氰化物等对周围环境的危害。同时，矿山开发既有破坏生态环境明显可见的一面，也有潜伏、诱发地质灾害和促使土地砂化、酸化而当时不可见的一面。因此，在现有的《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复垦规定》中，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均提出了严格要求。对此，建议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对矿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和治理进行明确立法，尤其对监管、惩罚等就高不就低，严管重罚，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落实，确保开发利用依法依规。 （二）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环保意识。我国《宪法》明确提出“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法》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必须树立矿产资源保护与节约集约利用意识，全面认识、理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切实加大矿产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等，采取家喻户晓的方式，深入宣传、讲解。尤其是对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更要采取定期培训、轮训，定期考核的机制，进行深入宣传，确保入心入脑，自觉落实。 （三）探索建立矿山复垦保证金制度。对于开采矿产资源，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因此，应尽快设立矿山复垦保证金制度。明确规定所有矿山开采企业要按照所占土地面积以及矿山规模缴纳一定的复垦保证金或提供相应的资金担保，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资源开采结束后，用于恢复到原有自然状态或者更加有利于该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矿山复垦保证金的缴纳，必须作为前置条件进行硬性约束，在采矿权授予采矿权人以前，采矿权人必须按照评估的标准缴纳复垦保证金后，才能向其颁发采矿权。国土资源部门要建立单独的复垦保证金保管账户，专款专用，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确保专项资金的安全。 三、结论 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矿业生产，特别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所产生和遗留的环境问题很多，矿山环境形势还相当严峻。因此，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从宣传、立法监督、市场化运作等多个方面齐抓共管，切实解决好矿产开发中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促进矿产资源的规范、高效、依法使用，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美术史小论文:“学科互涉”视域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研究 【摘 要】在“学科互涉”视域下，美术史和考古学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在认知方向和认知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结构等方面都有交叉和渗透，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较为新颖的学科，即美术考古学，对美术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优秀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美术史小论文: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考察与现实反思 【摘要】本文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分析了幼儿园美术教育崇尚范例复制的现实危害，探讨了幼儿园美术教育观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范式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强调应确立以儿童为本的美术教育观。 【关键词】幼儿园美术教育观；范例复制；自由表达；历史演变；现实反思 在传统的儿童美术教育观影响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幼儿园美术教育实践中，幼儿园教师主要开展以“照着画”为典型特征的范例教学活动，且通常辅之以“像不像”为唯一评价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术活动不是一种儿童自我表达的方式，而是一种教师达成某一教育目标的工具。《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纠正儿童艺术教育的误区，将儿童的审美体验置于艺术教育的中心，强调要从“成人为中心”转向“幼儿为中心”。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也突出强调了“幼儿园美育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幼儿拥有美好、善良的心灵”，这为幼儿园美术教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范例复制的幼儿园美术教育观是如何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如何避免重蹈“技能为上”的范例教学老路？打破范例教学模式后我们应当如何开展幼儿园美术教育？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深入探讨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新方向。 一、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 传统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的范例通常是指教师将线条、形状从事实形象中抽象出来，加以概念化、符号化而成的外形简单的简笔画。〔1〕教师使用范例开展美术教育活动，往往会忽视儿童对具体对象的感知体验，以技能技巧的传授与达成为优秀目标。我们将重视范例复制的美术教育称为“以技能为优秀”的美术教育，而将关注儿童个体的内在感受、鼓励多元自主表达、不以形似为衡量标准的美术教育称为“以艺术为优秀”的美术教育。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均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体内心的精神修炼，注重以陶冶情操为主的“艺的教育”，〔2〕但这一价值取向在清朝末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那时至今，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不断变化，详述如下。 1.清朝末年：从注重精神塑造转向注重技能培养 在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思潮中，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开始受到重视，美学正是这时作为一种实用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被列为1904年“癸卯学制”中的24门“工科建筑学门”主课之一。由此可见，美学在中国最初是被列为工科的。〔3〕近代首部学前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也将美术定位为实用技术――“手技”。“手技盛长短大小各木片之匣，使儿童将此木片作房屋门户等各种形状；又授以小竹签数茎及豆若干，使儿童将作各种形状；又使纸作各种物体之形状；更进则使黏土作碗壶等形。”当时的美术教育更多强调的是通过材料造型等活动，锻炼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并教导幼儿学习相应技能。 客观地说，“癸卯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授西方经世致用的技能。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正规的学前教育师资，保教人员是由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经过简单培训而来的，并不具备“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的专业素养。相对而言，训练幼儿的相关技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此，此时的儿童美术教育重技轻艺也是不足为奇的。 2.民国时期：以技能为重的同时，关注审美人格的培养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认为美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不再将美育等同于单纯的技能训练。王国维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首倡美育，主张将西方艺术的科学因素与中国美育的伦理成分相结合。1928年，丰子恺在其著作《废止艺术学科》中批判了不合理、机械、有害的艺术教育现象，倡导真善和真美的艺术观。〔4〕这股美育思潮促使1932年国民政府在其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中将艺术教育的目标定为：“（甲）满足对于工作的自然需要；（乙）培养操作习惯，增进工作技能，并锻炼感觉能力；（丙）训练关于群体的活动力，如自信、自重、坚忍、专心、勤奋、互助、热心、服务等精神；（丁）发展智力，包括锻炼思想，培养发表、创造、建设的能力，发展欣赏能力。”具体内容包括：“画图――自由单色画或彩色画，彩色画可用各种现成图物，使儿童自己设色，或用自己所制的图物，施以彩色；纸工――用剪刀剪各种图形，或以纸折各种物体（如桌椅之类），或将剪的、折的、撕的图形用浆粘在纸上，或用纸条织成各种花纹；泥工及纸浆工――用泥或纸浆做成模型，如鸡、狗、桃、李、杯、盘、糕、饼、舟、车等类，并研究泥的性质等。”《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规定虽然有明显的技能训练痕迹，但并非把技能培养当作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而是开始重视并鼓励儿童的自由创作。 可见，民国时期的儿童艺术教育开始回归艺术的本质和美育的优秀，将美育与智育、德育结合起来，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然而，由于当时战乱频仍，以学者为主要推动力的教育改革影响很有限，且囿于教师素养不高等条件的制约，美术教育仍然以较容易实现的技能技巧训练为主。 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重新推崇技能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各方面学习苏联经验。反映在学前教育领域，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明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幼教”。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学前教育改革不再以民国时期的学习美国模式为主，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美术教育也不例外。 19世纪初苏俄时期的美学研究特别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受苏联模式影响， 1951年7月我国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将美术教育目标定为：“（1）培养幼儿初步的艺术兴趣和爱美观念；（2）培养幼儿学习描制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轮廓，以发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3）培养幼儿运用双手的能力，使其懂得劳动是最崇高的道德，以养成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习惯。”幼儿园美术教育在价值取向上重新偏重功利与实用，在教育方法上以灌输练习为主，重视技能技巧训练。 应当说，以“作业课”为主要特点的苏联教育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儿童最近发展区认识的基础上的，旨在为儿童提供满足其发展需要的教育。但受当时我国“”风气的影响，我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更多停留在表面，只复制了其“整齐划一、任务达成”的形式要求，如美术教育中注重临摹和结果评价等。这一倾向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幼儿园的美术教育，范例复制即是典型表现之一。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重新关注审美价值，但理念与实践相距甚远 在邓小平“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指引下，学前教育开始广泛吸取国际先进经验。1992年我国第一套美术教育译丛出版，包括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罗恩菲尔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艾斯纳《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等 6 部译著，将工具论与本质论这一美术教育取向之争引入中国。工具论强调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创作过程，认为应“通过美术的教育”实现个体全面发展。本质论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创作结果，认为应开展“为了美术的教育”，以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重新定位有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政策法规是198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其中，美术教育的目标为：“（1）在幼儿观察事物的形状、颜色、结构等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用绘画和手工泥工、纸工、自制玩具等充分表现自己对周围生活的认识和情感；（2）逐步培养幼儿对美术的兴趣以及对大自然、社会生活、美术作品中美的欣赏力；（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创造力，发展手部肌肉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初步掌握使用美术工具及其材料。”由此，美术教育虽然仍注重技能技巧，但逐渐体现出技能技巧要为欣赏力、观察力、创造力等美术基本素养能力提高服务的倾向，初步尝试将本质论与工具论相结合。 可以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一个重新调整、兼容并蓄的时期。幼儿美术教育工作者们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重新思考了幼儿美术教育的价值，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然而，总体来看，由于此时学前教育受重视的程度尚不高，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教师严重缺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学前教育事业又遭遇了较大的滑坡，以致于对美术教育审美价值的提倡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 5.21世纪以来：在强调儿童本位的基础上整合审美与技能培养 进入21世纪以来，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心逐步从数量的增加转到质量的提升上来，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成为学前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对以往“成人中心、教材中心、知识技能中心”的教育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幼儿园美术教育也不例外。2002年，滕守尧指出，“仅有知识和技能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素养的儿童是不完整的儿童”，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儿童艺术教育观反思运动。艺术生态教育、艺术综合教育、艺术生命教育等教育理念及其课程模式逐步生根发芽。〔5〕 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颁布，确定艺术领域的优秀目标为：“（1）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3）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6〕2012年《指南》颁布，将“感受与欣赏”“表达与创造”作为艺术领域两大优秀目标，“感受”“体验”“喜爱”等词高频出现，凸显艺术教育对儿童审美情感和审美能力发展的作用，淡化技能技巧培养，“范例教学”被明令禁止。当然，淡化技能技巧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技能技巧，而是强调教师要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机会促使其自主发展，并在儿童有需要时给予及时而恰当的知识和技能支持。 应该说，随着《纲要》《指南》的深入人心，幼儿园开始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美术教育道路，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的范式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不但形式上要取消“范例教学”，而且教师心中要消除“范例”思维。行动上的不以“像不像”为评价标准，不等于教师在内心就认同了儿童自由表达的价值。与此同时，怎样争取家长的认同度，怎样改革美术教育评价机制等问题，仍是当前幼儿园美术教育改革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二、幼儿园美术教育崇尚范例复制的现实危害 在幼儿园美术教育中，以传授技能技巧为单一目标的范例复制教学方式存在诸多现实危害。 1.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 美术从本质上讲是个体自我表达的一种符号，反映的是个体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认识，是个体情绪情感宣泄与疏解的通道。被成人简单化、概括化了的范例形象并不符合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因此，范例教学很难帮助儿童实现真实的情感表达。众所周知，艺术最鼓励和倡导个体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艺术对自由和自主的追求最为强烈。范例复制恰恰将自由与自主限制在极小的空间内，压制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现实中，受“范例教学”束缚的儿童，一脱离教师提供的范例，往往就会出现“不会画”的情况。曾有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学生计算能力世界排名第一，但想象力却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这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未来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7〕 2.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 范例教学强调技能技巧，因此在教师职前培养时更注重的是美术技能技巧的掌握，而不是艺术素养的熏陶，由此导致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追求自己画出“完美的范画”、儿童临摹出“一样的作品”，鲜有对儿童艺术过程与创作特点的观照。教师付出大量心血培养出的可能是“匠人”，而不是充满灵性的艺术自由表现者。所以，范例与儿童的天性相悖，也导致教师无法体验到美术教育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幸福感。 三、打破范例：确立以儿童为本的幼儿园美术教育价值观 1.“尊重并还原个体对美的多样化感受”是审美教育的本质及其必然要求 范例复制背后隐含的逻辑假设是“美是单一而确定的”。这里关涉如何看待美的本质的问题。“美”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被表述为“aisthetikos”，意即“使感官享受到愉悦和爱慕的物质与精神的所在”。对于什么是美、美是否存在标准等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客观说，认为美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均衡、对称、和谐等物质属性，即美的衡量标准是客观、确定、可达成共识的。二是主观说，认为美是人们纯主观的感受、体验，如获得生理或心理的快感，获得情感释放等都是美。三是主客观契合说，认为美是心物同构、内外相应的，事物的性质、形状等为美提供了条件，但只有符合个体主观意愿时，个体才认为这是美的，因为“对象世界形象地显示了人所特有的真与善的本质力量，确证了人的思想、情感、智慧、愿望，所以它是美的”。〔8〕 美术史小论文: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开展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的研究 摘 要：该文结合相关的工作经验，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创造性的运用了舞台美术理论。研究显示，自然景观设计与美术理论结合后，能够使平面化的陈列标准更加立体化、仿真化，从而给参观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除此之外，营造出了一种干净、纯美的自然意境。可以看出，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给自然博物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舞台美术理论 自然历史博物馆 景观设计 分析 博物馆是文化、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博物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此，必须打破现有的结构框架，积极拓展在声学、美学、光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发展。当前，舞台美术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博物馆景观设计当中，并且创造出了逼真、唯美的自然意向，从而受到了广大参观者的欢迎。那么，如何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呢？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 舞台美术理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审美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仿真的自然感受，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1.1 在自然博物馆景观空间中的应用 景观陈列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直观地表现出自然画面，还要关注到结构的变化与空间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给人们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自然博物馆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求利用有效的物理空间创造深远的自然意境，所以在空间塑造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由于陈列设计本身是开放的、自由的，这与舞台艺术理论的多元化艺术方式也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在实景背后增加几棵仿真的树木，就会起到延伸空间的效果。这样，当参观者在观看陈列景观时，往往会感受到远处的茫茫林海。同时，放置在林中的鸟类，也会增加美的气息，让观看者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美好，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除此之外，在景观空间设计中，可以利用舞台美术理论来对空间进行分割、重组。这样，在有限的空间中，就可以展示不同的画面。比如，在同一片草原上，老虎悠闲地晒太阳，兔子快乐的吃草，狮子朝着远方眺望。从生物链上来讲，这三种动物就是天敌。这里，通过空间割裂、重组的方式，就可以使其在各自的领域中独立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舞台艺术主要通过演员的动作来表现空间，并与观众进行精神交流，该空间具有动态化的特点。然而，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空间设计中，是以陈列景观为对象来营造艺术美感的，该空间具有静态化的特点。所以，在景观空间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时，应该以写实为主，写意为辅。 1.2 舞台布景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 景观中的布景是通过空间、背景的塑造，从而仿真出立体景观。在景观布景中，要求通过精炼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悠远的意境。同样，在舞台布景中，也讲究景观的简练性、审美性。当人们看到一面“帅”旗后，就会联想到过去的峥嵘岁月、金戈铁马。因此，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景观设计中，也可以根据舞台布景方面的理论，选择有代表性的、能反映季节、种群关系的景观，以此来创造出回归自然的感觉。比如，在水边渔家景观设计中，就遵循了以上原则。该景观中，包括一叶孤舟，几朵莲花，几枝芦苇。船头上有几只形态各异的鸬鹚。可以看出，整个景观布景非常简单。另外，在布景中，利用剥离与灯光的效应，营造出了涟漪的感觉。景观中没有出现披蓑戴笠的渔人，但是透过孤舟就可以看出人的足迹。除此之外，还鸬鹚的周围，还布置了其他禽鸟，这些禽鸟形态各异，或水中嬉戏，或闲庭信步。虽然整个布景非常简单，但是却展示出了一幅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烟水迷离的人间仙境。同时，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 1.3 舞台灯光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 色彩、灯光在景观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合理搭配色彩、变换灯光后，可以表现出环境、季节的差异，从而营造出不同的效果和意境。在舞台上，灯光除了可以照明外，还能表现出时间、人物心理等要素。另外，从不同的角度来设置灯光，调配亮度，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陈列中，运用舞台灯光后，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舞台氛围与意境，从而凸显景观的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给静止标本带来鲜活的生命力。比如，在南极企鹅景观布景中，就会利用蓝色的灯光来营造出极地酷寒的意境。整个场景中，仅仅设置了几只企鹅的标本，提示人们这是南极。蓝色不仅让人感受到微寒的气息，而且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参观者看到以上陈列后，就会联想到严寒、冰冷的南极。在以上景观布景中，没有影响到企鹅本身的黑、白色。所以，在灯光布景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破坏生物本身的色彩。除此之外，利用舞台灯光，还能产生图特殊的艺术效果。比如，在毛脚\景观中，就是利用了灯光的效果，从而将静态的标本动态化。整个景观被漆黑笼罩，在三个不同的方位上，设置了三只动作不同的毛脚\。其中，右上角的展翅飞翔，中间的俯身冲下，最下面的在捕捉田鼠。灯光分别照在不同的毛脚\上，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人感受到了景观的节奏感、跳跃感。然后，在大脑中出现了毛脚\寻找食物、锁定猎物，抓住田鼠的这样一幅动态画面。可以看出，该景观产生的效果非常神奇。 1.4 将舞台区位融入到景观陈列中 在戏剧舞台中，其区位是从中心区域向外延伸的。同时，为了突出人物表演，要求控制好背景色彩。如果背景色彩过于华丽，则会使人物在景观中淹没。自然景观的对象是静态标本，要达到色彩与布景的和谐，不仅需要控制好背景色彩，而且还要凸显出标本自身的魅力。从人的生理特点上来讲，不同空间区位的强弱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上边比下边强，右边比左边强，前边比后边强。比如，在白唇鹿景观中，放置了两只白唇鹿。其中，一只处于站立状态，位于景观的中间。另一只卧在景观右边，神态安详。两只鹿都位于景观前方，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在景观后面有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皑皑白雪，地势较高。与下面的景观相比，形成了高低错落、对比分明的效果，从而体现出了白唇鹿生存环境的辽阔、苍茫、静谧，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安慰。 2 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产生的效果 可以看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营造了深远、惬意的艺术氛围，增强了静态标本的生命感染力。其次，通过空间、区位、灯光、色彩的搭配，让参观者置身于青山碧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之中，从而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获得了心灵上的安宁。最后，加强了学术与审美的融合，提高了陈列展览的品质，促进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长远、稳定发展。 3 结语 该文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分析了舞台美术理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从空间布景、陈列布景、灯光布景等方面出发，阐述了设计的具体方法，以及产生的效果。可以看出，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景观设计当中，使静态的标本更加鲜活、灵动，从而增强了视觉效果。与此同时，还能营造出优美、深远的艺术氛围，从而使人们感受到内心的安宁。因此，在自然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非常有必要。 美术史小论文:研究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中的非课堂教学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非课堂教学的意义和优势，从教学设计的融入，教学氛围的营造等方面突出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的具体应用环节，实现其教学的质量提升。 【关键词】美术与设计史论；非课堂教学；氛围；设计 一、引言 美术与设计史论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他们参与教学的主动意识不能有效激发，在教学过程中只处在被动的学习和接受状态，这种教学模式下的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质量不是很高，急需有激起这一片寂静湖面的小石子。近年来出现了一种非课堂教学模式，是将传统的教学课堂延伸到课堂实体之外，拓展学生实践环节的有效性，将教学时间更多的应用到课外。这种教学模式不是对传统的教学课堂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这样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的教学模式，多元化的实现教学目标，做那颗激起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涟漪的小石子。 二、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应用的优势 （一）实现学生自主性的激发 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需要融入更多的学生参与元素。只有不断拓展相关的教学范围，实现更多的形式融入其教学过程之中，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这一课程的学习兴趣。非课堂教学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学生可以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通过网络与其他专业人士的聊天，拓展自己的知识点，提升自己对于美术和设计理论的认识，学会相关的学习方法，这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以后需要面对的就是职场，那里需要的是自主创新的能力展示，需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勇气，这种非课堂教学过程实现了学生自主性的激发，也对今后他们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创新发展提供内动力。 （二）转变了师生之间的主体地位 非课堂教学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对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主体的转变。基于这种深层次目的需求，可以进一步实现学生参与性的课程教学，这样也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实现相关知识点理解和掌握，具体来说，就是给学生留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以自己的理解为主线，构建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的知识网络，这是现代教学过程中“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步，即学生教学主体的实现。教师只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不断的引导作用，更多的体现出对问题纠正。不再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主体。 （三）实现教学的多元化 非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不是教师对本节课自己教学内容的自言自语，这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前者需要进一步想尽更多的方法，使得学生进一步加深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会使用一些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理解和认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而后者则只是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的积极性已经不存在了，教师的教学激情基本消失，只是机械地设计相关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破除这种机械化的教学过程，将教学时间运用到学生实现相关知识理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激发上。另外还有可以实现相关实际案例的教学，通过生活中案例，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应用，最终达到学生掌握的目的。 三、实现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课程应用的具体措施 （一）将非课堂教学理念融入其教学设计 非课堂教学模式的融入首先是在课程教学设计中不断融入这种思想，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贯彻相关教学理念，即实践环节更多的融入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之中，分出更多的课时来实现学生在非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的环境选择上需要贴合教学内容，例如有教学意义的艺术馆等都是可以进行非课堂教学的重要实践地。同时这种非课堂教学理念更多的融入现代教学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实现学生虽在传统课堂上，但是实现学生教学主体的转变，设计更多的教学任务需要学生上网、到图书馆找寻相关的答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被进一步激发。 （二）实现非课堂教学氛围营造 根据课程设计方案，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形式的多元化，构建积极向上的美术与设计史论的学习氛围。在一堂室外课上，教师可以选择一个环境安静、优美、具有人文气息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教学过程，这种环境的选择更加符合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的展开。教师也不需要有拿着厚厚的讲稿，学生也不必拿着笔记本记录，教学实现师生之间平等和谐的交流和沟通，强调的不是相关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构建的更多是一种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氛围，只有氛围营造出来，学生在课下才能发挥其主管能动性，实现自主学习。 四、结语 美术与设计史论的传统教学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枯燥性。学生参与度不是很高，非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更好的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这种非课堂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相结合，实现系统化、形象化的教学过程。 美术史小论文:中国美术批评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 自“五四”“美术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美术以鲜明的社会关怀、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价值追求，区别于传统美术文化。这一特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又集中表现为美术批评中的二元对立话语实践特征，如：现代/传统、为人生/为艺术、服务大众/感性自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形式主义、主题先行/艺术唯美、写实主义/现代派……围绕这些二元对立，美术批评在时代语境中迸发出批评的活力与论辩的激情，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20-40年代的变革传统、抗敌保国的民族自强、自立的绝境之战；承载了1950-70年代新中国“反帝、反修”的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革命实践；跟上了1980年代“反思”“思想解放”的社会变革步伐…… 自1990年代以来，在艺术市场化、审美娱乐化“告别崇高”的熏风中，整体看中国美术文化的最大变化，是首先弱化了自身现代形象的基本特征：社会性价值关怀。这一显然非美术学科自身原因的变化在学科内部的突出表现，是1990年代以来美术批评话语资源、文化价值功能的边缘化。前面，不管是鲁迅开辟的新美术批评揭传统文化病灶、倡现实美术斗争的犀利锋芒；还是以王朝闻为代表的美术服务工农兵、创造源自世界观改造的新中国美术批评原则。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语境中各种艺术观念、批评观点间的激情对话……均以鲜明的社会关怀热度、人文价值定位，与当时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一起，标示了中国美术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排头兵形象。当下，今昔相比可谓寸木岑楼。 重建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资源、价值关怀与文化功能，是新世纪中国美术文化建设的优秀课题，“醒醒！”是对自愿参与当下中国美术批评者的历史性呼唤。 一、美术批评的人文特点与 当下中国美术批评面临的问题 1. 美术批评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传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比较于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以其鲜活性、在场性为突出特点。所谓鲜活性，是指优秀的美术批评总以其即兴的感悟、生动的表达和观点陈述的锋芒，体现出艺术批评态度与观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鲜活性，表明那些已知的批评理论或艺术史理解模式只是批评家工具箱中的量尺与裁刀，批评的现场感悟、语言生成更是批评家艺术敏感、理论修养和表达才华的显露，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把批评比喻为是“另一种艺术创作”。①就此，艺术史家托马斯・麦克艾维利认为：“艺术批评自身就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完全遵循其它任何规则。它存在于艺术、哲学、文献学、社会学之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地带，不同的作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显出自己的个性。”②在这一方面，从用极端化的比喻可以说：美术批评与自己年长的兄弟“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相比，具有活泼、淘气而童言无忌的学术性格。 在场性，是指美术批评总是从当下的生活情境、艺术话题、价值讨论起步，具有鲜明的当下议论性。美术批评的对象可以是当代的、古代的；可以是本地的、外国的；可以是时尚的、经典的……但立论、言说的“在场性”，却是批评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批评家、批评文本，既是沟通审美与生存、现实与历史、作品与作者关系的桥梁，又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立场、态度出发，对艺术作品或通过艺术作品而对艺术家、艺术世界、审美文化……进行直言评判的活动，因而它的话题就总是与当下人们关心的新问题相关、与人们审美生活的新兴趣、新时尚相关。如此，美术批评作为一种“在场行为”，直面现象、言之有物的敏感性、批评性，正是其区别于其它艺术文本写作的重要特点。正如法国诗人、现代美术批评的开拓者波德莱尔所言：“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③ 当代消费文化中的大众传媒产业和艺术市场运作，往往利用美术批评媒介而有意推销趣味消费，以致成为某种趣味、某位作者的市场宣传行为，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批评家个性的独特性与敏锐性，也消解了批评的学术价值关怀，沦为广告制作的智慧。在这一背景下，更加呼唤在批评家共同体中强化批评的理论自觉与人文理性自觉，鼓励批评的“独立性”与人文关怀，呼唤有立场、有观点的批评对“习惯成自然”的艺术观念、视觉经验和文化常识的批评性质询，以彰显美术批评对生活世界中艺术的人文意义与价值的揭示。 2.作为美术文化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批评，是衡量美术文化与时代生活联系的直观尺度。 现代形态的美术文化建设，深深植根于社会审美文化生活情境之中，依托这现代传媒的技术媒介平台。从传播的意义上看，艺术的历史，也是一部艺术传播媒介演变的历史。在宏观的传播学层面，一般把人类社会的媒体形态划分为三大阶段：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电子媒体时期。对美术来说，显然前两个时期中人类传播文明的基本技术形态，决定了美术传播主要依赖对“原作”的审美经验。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之前的美术传播，主要是以公共纪念建筑、教堂、博物馆、美术展览、美术沙龙和画廊中观众与作品的直接交流为基本传播方式。在今天看来，当时那些通过复制技术水平相当有限的印刷品、影像媒介进行的美术传播，只不过是围绕“原作”的辅助传播形式。自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体时代，尤其是数字影像技术和互联网的产生及影像复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通过影像技术媒介进行美术传播的质量、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括地看有三大方面：一是现代数字复制技术、显示技术使“原作”的多媒体传播效果日益完美、便捷，原作独一无二的神秘“光晕”被先进的复制技术消解；二是新技术、新媒体极大拓展了美术创作表达的新形式、新手段，多媒体艺术成为当代美术重要的创作表达方式；三是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出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平行的所谓“赛博空间”（cyber），网络中日日翻新、繁殖的大量图像、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其突出的图像化特征和图像之间不可限量的拼接、衍生、变异，使我们在新的图像文化生存情境中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传统的美术创作与批评命题：艺术与现实、形象与真实、艺术创作、接受活动中的主体性等等。正如对现代文化传媒理论有着深刻影响的德国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④ 如果说现代传播技术从外部造成了美术传播载体的“硬件”变化，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思想成果和社会科学的新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则从美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方法的学术层面，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理论空间。以往专注于单纯的“作者”“作品”的美术研究，在这些新思想的推动下延伸到了美术创作、传播、接受得以发生的社会体制、消费文化，观众身份和性别差异等诸多新领域；延伸到了作为视觉文化重要部分的围绕美术作品所发生的看与被看、看与视觉机器、看与视觉场景的视觉文化体制与权力配置关系的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视域拓展给现代美术学科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改变，全面而深刻。 将美术作为社会文化实践而展开的“传播”“接受”研究，构成了现代美术研究新的、重要的问题域。其特点可以这样表述：传统的美术理论、美术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史学的观念、方法来研究美术现象，阐明其基本规律与演进线索，而美术传播研究则使用传播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美术现象，侧重揭示其在具体的社会人文、经济、政治环境下的文化活动机制特点与传播效应；传统美术研究以对作者、作品、流派的研究为主，美术传播研究以对作为整体的美术文化与社会体制之间关系的动态“过程研究”为主。显而易见，相对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传播的联系更加直接。或者说，美术批评本身就是美术传播、美术接受的一个重要形式、其侧重“过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当代美术批评在与当代社会学、传播学、视觉文化研究、比较文化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交融、对话中，生成了全新的文化想象空间和批评话语能量。 尽管作为精神文化现象的美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多元与多维的，但其根本的文化精神动力与批评思想活力，却必是源自与时代风尚、趣味、流俗相互动的丰富关系中，或者说，美术批评正是体现这种互动活力的最直观的温度计。今天，美术批评话语资源的匮乏，批评参与趣味价值评说效力的旁落，正标示了中国美术批评自动放弃直面时代生活的勇气。 3.美术批评是文化价值表征的视窗，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 多元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态，必以精英文化作为基本支撑。批评，作为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它的话语实践与社会生活间的互动与意识形态生产关系，是观察一段时期中文化生态质量的主要视窗。文化的精神质量不会表现为数字化、口号式的定义，却总会以围绕具体文化产品、审美思潮、艺术现象的批评交流，而动态地、对话式地彰显出来。今天，美术批评的价值担当边缘化，标示的不仅是当下美术界思想活力与现实关注能力的羸弱，更是美术作为精神文化拜倒在金钱、利益的脚下而在无力承担时代文化价值表述的深疾症候。 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表征，美术批评以通俗直观、即时生动的形式和与生活、展示传媒的密切关联，成为全球交流中特定美术文化的价值理想、实践诉求的载体。它既是思想逻辑深邃的艺术理论、需要长时段的知识积累所不能取代的。它又是现实敏悟、批评激情宣泄的实践平台，需要一批“直言者”为生活的趣味立言。在信息化时代，一种美术文化内在的文化创新能量，往往体现为这一美术文化能否在无处不达的日常信息之流中，建立起有效的美术批评的知识话语权力，以对审美趣味的批评与臧否，参与全球性跨文化对话。 在全球跨文化交流语境中，所谓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又必须化为一种具体的批评话语实践，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式与方法论模态，才能将文化建设的使命付诸实践。 二、重新认识中国美术批评的文化传统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质，是美术品评活动中鲜明的人文价值关怀。这种关怀在批评思维和语言实践的层面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对作者、作品的人格、审美的整体意象化批评把握；一方面表现为对具有不同精神格调、美感经验作品的综合分品等级批评。如传统画论的“逸、神、妙、能”四品批评范式。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在西方学科思维逻辑的比照、逼迫下，传统批评文化几乎成为一个主要是用来做学术研究的古典学问而在知识谱系中存在，至今没有完成在现代学科范式中的学理定位。例如，中国画论思想并没有内在地进入作为基础课程的《美术概论》《艺术概论》的学理逻辑中；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也是以外来知识镜像的形态存在，仅是少数人的个人化批评方法选择。这些现象表征的是：美术批评在中国美术现行学科知识系统、批评实践中的边缘化现象，正是表征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非现代性”状态的一个形象。 这里，提出对中国传统批评的“分品批评”的关注，其实践策略方面的思考是：从以儒道人格、学养、出世超逸为特点的古典审美理想主义，到现代艺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的生存局限与审美抵抗、超越体验，构成了美术现代性变革的基本人文路向。与此同时，以拜金主义、犬儒哲学为标志的当代艺术的价值理想迷失，对待西方、传统的“国族/全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持续影响着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从这一观察入思，当下中国美术批评的思想范式变革，亟待将“中国美术传统”“现代浪漫艺术”两部分，在学理研究、创作、批评实践中重点深化。而“分品批评”在批评思维与语言实践方面提供的价值关怀至上、分类把握、整体阐释的特点，正利于将广义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怀、文化自觉等精神价值追求，通过分品的批评逻辑建构而引入美术批评实践。用以改变当下美术批评要么“大师”“神话”满天飞，要么拗口的新词、概念扰人晕的无学理资源、无价值关怀的局面。在这方面，朱青生博士多年来对现代艺术的解读及对如何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现实“四个问题”的梳理，即部分体现了这种“分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关怀与批评实践意义。⑤经历百年现代变革的中国美术，对西方的形式批评、接受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片面深刻”的方法已基本熟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分品批评”侧重综合、整体审美意象入思的实践，正可开启中国美术文化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融合性探索。其也构成了超越传统批评逻辑空疏、语言生僻的转换机遇。 要言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思想范式的建构，有必要通过批评思想资源、批评实践功能、批评语言活力唤醒这一具体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中国美术的文化形象。再强调：一方面，美术批评的发展必然需要依赖美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积累；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现实最薄弱、最需要突破的问题域。对这一关节的把握，是推动中国美术文化自身建设与面向全球对话而“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节点。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美术史小论文:一部彰显美的力量与活的历史的现代湖南美术画卷 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然而，我一直在思考，艺术史来源于什么？ 思考的结果是，我认为，艺术史同样来源于生活。一部好的艺术史绝不应当只是一些客观史实的梳理与叙述，秉笔直书固然是写史的一大原则，但真正能给后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历史，即便是官修的史书，如司马迁《史记》，都是带着明显个人气息与个性温度的叙述。艺术史尤其应当如此，那些依赖于“非个人气息”的文献和撇清了生活的叙述而书写的艺术史，固然有其珍贵的一面，但源于生活，充满浓厚生活气息与个性叙述的艺术史，所产生的价值或许更多更大。这或许就是口述史学在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马建成的《口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就是这样一部充分彰显了美的力量与活的历史的现代湖南美术画卷。称它是填补湖南口述美术史的一个空白，只是这部口述美术史的一个很基本层次的价值；它更大的价值恐怕还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艺术生活史，不仅活在当下，还将活在将来。 正是基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基本共识，我认为艺术史无疑就是反映全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史。《口述湖南美术史》的诞生更加坚定了我这一认识。 美术史的撰写经历了从一般的美术通史到地域性美术史这样一个过程，然而，不管是哪一种，从已有的情况来看，“一系列的美术史撰述从鉴赏与收藏出发，主要强调美术家传记和美术作品著录，重记载而轻论述”，都难以称得上是反映全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史。 《口述湖南美术史》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引入美术史的书写，并不是研究者的发明，但将其用于地域性美术史的研究书写，应该说突破了一般性的人物口述历史范式。换句话说，《口述湖南美术史》中的“口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一群人。它有亲历者、参与者，还有旁观者。如果说前者是单口相声，那么，后者则是群口相声。因而，它的生活性、真实性更为显著，读起来也更为意味。 说到真实性，大家也都理解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我以为，社会生活才是真实，并且应当是全面的社会生活才更切近真实。《口述湖南美术史》呈现的正是这种真实。这或许也是编著者一开始就想通过这本书建立起“1949-2009”这一个时期的“湖南美术史资料库”的初衷所在。 一、集体记忆与个性抒写 历史上，湖南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特别是现代，可以说是大师云集。但是，现代湖南美术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征，一般读者是不甚明了的。相对于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灿烂辉煌早为人们所熟悉，现代湖南美术却缺乏一个清晰的面貌。人们也许可以数出哪些杰出人物，但对于他们作品尤其是整体情况却了解不深。《口述湖南美术史》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它将美术这种高雅艺术以最切合普通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的感觉是现代湖南美术史的集体记忆呈现与研究者的个性抒写做到了完美的结合。 首先是编著者的视角选择比较到位。一是选择了这一时期湖南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二是选择了湖南美术史上的6大主要美术门类。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建构起不同于过去以美术家为主线的美术史，使读者对湖南美术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因而，随着研究者视角所及，读者从头至尾能够感受到一种美的张力。这种美的张力正是通过研究者切入的审美视角与历史情怀而沁入人心的。尤其是这200来位口述者在叙述发生在湖湘大地上的一些美术事件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湖湘情结，以及不同美术门类的美术家们在追忆他们的美术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艺术美的追求，牵动着读者的心，感染着读者的心，让人振奋。 其次，呈现的方式则是以口述的方式展现出一种集体记忆。所谓集体记忆，是指这些事件并不是研究者个人对史实的书写，而是来自多个口述者的个体经验的交集。形成交集的子集越多，“事件”的历史意义就越得以彰显。同时，研究者还结合来自媒体等公共咨询平台的记录，以及与“大事件”有上下文关系的“事件”，这些公共资讯平台既有个体经验认知的引导作用，也有集体意识反映的功能。 其三，对集体记忆的处理上，编著者虽然忠实于口述史这一方式并自觉地做了一次身份蜕变，由历史的书写者变为“历史声音”的记录者或编辑者，这主要是为了降低由主观“价值判断”所带来的虚拟性、假设性的风险。但是并未局限于一个记录者身份，通过对历史分期和研究对象选定的把握，依然表达了自己的个性立场。同时，在保证口述者自身也拥有了话语权的基础上，也保证自己的个性书写权利。比如，《口述湖南美术史》在对每一个事件的口述前后都有自己的引导或总结性的段落，并用黑体字标出，这有点类似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这样既保证了口述者的口述话语直接呈现，又可以看到编著者参与了对口述事件的研究。 二、活的史料与冷的文献 口述史其实就是要激活潜藏在亲历者或见证者心中的记忆，这种记忆通过他们的叙述构成一种不同于摆在档案馆或图书馆文献的新史料。当然相比较而言，二者不存在谁更重要，但是这种史料由于是活的，读者就能感知到它的温度与生动。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情感性的史料比起那种冷的文献，让读者读起来更能引起思考与回味。《口述湖南美术史》就是采用以口述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的方式书写的。也就是说，文献资料在功能上是对口述资料起辅助与佐证的作用。 编著者先后采访了 130余位湖南美术家，最高受访者年龄为96岁，收集了他们的现场录音、现场影像。文献资料的收集，以年表形式，按档案馆、报纸报刊、私人日记、照片图片、画册（美术作品）等分类形式进行图片采集或实物收集。 在这里，受访者与研究者双方的话语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在档案文献中是极少的。我们从《口述湖南美术史》中可以看到，口述者就是一个个美术学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史料的一部分，是活的史料。 《口述湖南美术史》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将美术作品与口述资料对接起来。这些美术作品作为一个见证，使口述资料更为具体形象；口述资料作为对历史事件、美术作品的来龙去脉的“过程”进行回放，帮助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内容、艺术思想与创作过程。 口述史研究的初衷是想和正史保持距离，让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叙事，让历史的听众和受众感受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 和正史保持距离，就意味着很自然地与生活史拉近了距离。口述史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表述的是亲身经历和肺腑心声。 三、旁观者与亲历者 美术史创作与文学史创作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读者更关注艺术史中的作品故事，文学史读者则更关注作品的意义。因此，美术史以历史还原为目的，文学史以思想揭示为目的。而口述美术史恰恰就能满足读者对于“作品”即“事件”的关注。《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研究者对读者这一心理把握是十分贴切的，因而，“事件”的“实际经过”始终是全书关注的重点。从这一角度来说，口述美术史其实就是一种还原性研究。 《口述湖南美术史》在还原性研究上做得很成功，主要归结于他们对史实价值的把握。一方面，通过对“亲历者”的口述进行价值追问；另一方面，通过对“局外人”的口述进行经验审视，既充分挖掘出了艺术家追求的内在逻辑和艺术思潮的流变，又透视了艺术家所在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亲历者”一般是作为这一时期湖南美术史事件的当事人、直接推动者，对事件、作品“过程”的叙述，不可避免带有“预设价值”。这种预设价值的背后还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反思之后所传达出来的“反观自身”。如在《湖南工笔画》一章中，陈白一、徐芝麟、郑小娟、彭本人等亲历者对当年参与敦煌壁画的临摹一事的口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敦煌壁画”的临摹活动对促进湖南工笔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湖南工笔画的发展，特别是湖南工笔画的影响与成就。再如在《湖南油画》一章中，通过张月明、陈和西、曲湘建等多位亲历者的口述，让我们看到湖南油画艺术这个一直没有走入过市场的美术门类。湖南美术家的胸怀梦想、刻苦磨练、寻求突破，让人感动不己，从中看到了他们的精神特质和为艺术献身的境界。可以说，不仅研究者们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也让读者能够深入研究艺术家追求的内在逻辑和艺术思潮的流变特征。 “知情者”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局外人”身份来看待整个事件的。他没有亲历者预先存在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不确定和缺少对事件的全面了解与把握，以及他们的洒脱，更容易让他从当下的立场做出分析和判断。在“局外人”那里，历史不是过去的历史，就是当下的历史。在这种“叙述内容“中更多的是“审视”。这种“审视”带了很浓的个人经验的味道，与来自艺术家的个人价值判断相比较，使整个口述史更加丰富、透明。如在《工农兵美术群体与红卫兵美术运动》一节中，研究者采用亲历者、知情者交错的方式来叙述当年湖南美术的遭遇，使读者对美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湖南美术的刻板印象。 四、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 历史有很多种写法，从来就是见仁见智。或主张重现历史，或主张解释历史，各有偏颇。《口述湖南美术史》在这里却作到了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相结合。 作为还原性研究的《口述湖南美术史》，无疑主要通过口述历史来重现历史，这一点不用多说，但研究者们并没有止于重现历史。相反，在重现历史之中，融入了对历史的解释，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更为明晰，感受也更为亲近。 如何做到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相结合呢，《口述湖南美术史》采取了几种主要方式。 一是口述者的自觉意识。在重现历史的过程中，编著者并没有切割或者限制口述者对历史的解释。口述者在回忆过程中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思考，使得每一位口述者的历史叙述融入了主观性的“意义”内容，譬如在《大集结》中对事件的口述。黄铁山口述：“当时一切政府机构都被打乱了，很多机关的人也都下放的，长沙市商业局也没有人了，就空出来做画室了。”张月明口述：“在九如斋楼上我们一人一间房，在里面画画。”谢鹏程口述：“当时，革命纪念地是相当于‘核保护伞’，我们说我们是被‘核保护伞’保护下来的，不用下放。的事情最大，什么事情都要让路放行。期间正常的美术活动都停顿了，纪念地的活动就成了最主要的。借此种方式勾勒出湖南美术家在时期参与革命纪念地活动的生活的轮廊。 二是编著者的自觉意识。他们认为：“口述”在于一个人或者一群的个人体验的呈现，是相对“文字”而言，一旦与“历史”链接，就是“回忆”；“历史”，意味着需要将个人体验限制在某种框架之内，比如何时、何地、何人、如何发生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及对其所持有的观点等。事实上，口述历史的研究者需要将研究理念与受访者个人体验融合为一个整体。因此，口述历史，还是有研究者参与重建受访者人生的历史，并通过重建起来的过去了的历史事件，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① 也就是说，《口述湖南美术史》不仅仅是要重现这60年的湖南美术史，更希望重构这段历史，并且对这段历史进行剖析。如《湖南工笔画》的开头，作者有一段话对湖南工笔画的发展作了这样的剖析： “湖南工笔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出土于长沙的《人物龙凤图》《御龙人物图》《马王堆T型帛画》等，都是中国工笔画史中早期的重要作品。……在湖南工笔画的发展过程中，提出过两句至关重要的口号：‘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其中，对于传统的钻研一直是湖南工笔画家集体的认知。”② 这显然就是在解释历史。这种解释是专业的，也让读者对湖南工笔画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但更为专业的剖析方式则是通过口述者更为理性的口述。如陈白一的口述几乎就是一篇关于湖南工笔画的学术论文： “湖南工笔画表现力强，入木三分，群众喜爱。工笔画是由中华民族在中国土地上千锤百炼，经几千年形成的国粹。湖南又有一批工笔画队伍，为师大美院、湘绣厂、瓷厂及民间剪纸、年画、连环画作者……” 陈白一是我国著名的工笔画家，他的口述有史有论，通过他的口述，读者对湖南工笔画的特质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不一定是研究者所能胜任的。这远比简单的重现历史更有价值。 五、抢救历史与美术教育 《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研究者曾经提到他们写作的初衷之一，便是要给老一辈湖南美术家留下一部历史，尤其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一些美术名家相继辞世，给了他们很大的触动和紧迫感，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从他们口中抢救出一些宝贵的湖南美术史料。他们也确实是抱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责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 必须肯定，《口述湖南美术史》确实是一项非常及时的工程，不管时人或后人如何评说，这都为湖南的文化特别是湖南的美术贡献出一笔财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口述史在抢救历史与美术教育方面结合得很好，对于湖南的美术教育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史学的贡献就是对历史规律进行揭示，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从而给人以启迪。口述史料由于带着口述者的温度与研究者的热情，更能让后人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史料的情感。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口述史研究更能为后人提供重要的价值与线索。有时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也抵不上简短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在国外，有些政府非常重视口述史的教育功能，其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不仅给研究者提供资料，而且也是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从《口述湖南美术史》一书中看到，1949年前湖南的美术教育对于培育美术人才，推动美术运动、提高国民美育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一开篇就将美术教育列为“1949年前几项重要的事”，也足见他们对美术教育的格外重视。倒是1949年以后，湖南的美术教育比北、上、广等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高考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缺乏好的美术教材不无关系。《口述湖南美术史》无疑就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美术教材。它的可读性、专业性和地域性等特色都足以使之成为湖南美术学习者、爱好者的福音。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活生生的人。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因而，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都把口述史学研究视为畏途。口述史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接受过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有可能胜任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且做出自己的成绩。③ 《隋书・经籍志》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值得幸运的是，《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组织者、策划者、主要编著者马建成先生本身就是一位知名画家、“中国画坛百杰”之一。他的美术修养与造诣使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工程。尤其可贵的是，他本是辽宁人，出生于长沙，他用湖南的情怀来感受这60多年来的湖南美术，用中国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湖南美术史。因而，这部《口述湖南美术史》就愈发有了别样的意义。 （作者单位：长沙税务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美术创作关系思考 【内容摘要】教授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大多认为，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的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对此，文章主要论述外国美术史教学对于美术创作的意义，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真正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东方与西方相补充，视觉思维与艺术创造相联系，使外国美术史教学实现其功用。 【关键词】外国美术史教学 美术创作 教学理念 为什么要有美术史？为什么要把美术史列为美术教育的主干课程？E.H.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五版）前言中做了精彩的回答：“假如你去看电影，发现影片已经开演，往往就难以理解银幕上的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为什么……你可能会找一位友善的邻座，让他说明前面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情景表示什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这样的友善邻座……倘若你有兴趣，这就会对你有所助益……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多么生动精彩的解释。 外国美术史课较中国美术史论来说起步比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各美术院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行的美术教育体制中，存在着重视美术创作、美术技法而轻美术理论的现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作为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努力使这门课程充分发挥其功用，实现有效教学。 一、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参考坐标 美国现代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相联系的整体。教学秩序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与美术相关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将审美素养转化为美术创作的能力。外国美术史教学应该借鉴这一教育理念，为学生将来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才是外国美术史教学的终极目的。 靳尚谊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深入欧洲艺术传统的内核，冷静而科学地思考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命题，将中国写实油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肖像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油画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漫漫征途，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回望靳尚谊的艺术实践时，他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自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实现民族化最好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顾平说：“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的方法、技巧凭何借鉴？如何实现美术与不同时间文化的链接？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家一味创新，没有参照对象而少了根基，必然走向‘标新立异’；同样，没有美术史，我们也无法真正去欣赏艺术品，或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无法体味通过参照而获取的文化意味。”如果不认真学好外国美术史，就无法理解国外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其不断汲取传统的养分，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寻求“创意”的契机，择善从新，有鉴别地吸收国外新的艺术形式，汲取传统精髓，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以史为鉴把握美术发展规律 学习美术史，仿佛使学生走在阶梯上，走的越高视野越开阔，在毕业以后能够进行独立的美术创作，学会如何“阅读”视觉文化，从而建立起冷静的历史态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历史已经表明，当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符合规律性的法则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既要有个性，又要有共性；既要创新，又不能完全背弃传统；艺术创造即使是曲高和寡的，最终也应为世人所认知；再神秘和隐蔽的本质，应该诉诸可视、可触摸亦即可感知的形式；再好的观念也应该通过艺术的创造传达给他人。”这段话是外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段论述，总结了美术发展规律，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靳尚谊较早认识到中国写实油画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立足西方艺术史的内在逻辑，艰苦地深入到西方造型传统的内部世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写实绘画的基本问题。靳尚谊在饱览经典大师原作的基础上，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在体积环节上的薄弱，并找到了边线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内在渊源与线索，更加坚定了回溯西方本源的决心。如《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青年歌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正是有了靳尚谊等艺术家的担当意识与实践，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也从感性、零碎走向了理性和系统。 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大量“舶来品”来不及过滤，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毕竟形成了众多的参照系，致使外国美术史教学理念不断面临挑战，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全面把握外国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何辩证地评价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如何有选择地将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纳入美术史课程。外国美术史教学应抓住这种机遇，在广收博取的同时，甄别良莠，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外国美术，并掌握其真谛，进而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接近真理，走进更多模糊或未知的领域。 三、开发外国美术史研究空间，拓宽美术创作思维 外国美术史是以探求美术的起源、风格的演变和审美的创造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教育方式，既具有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框架，又包括美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吸收其他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情感，提升美术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学科发展迅速。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外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对美术历史、美术现象的观察，已逐步打破以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惯性视野，开始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选取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角度，将美术历史和美术现象视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展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未开发的研究空间。例如随着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考证过去已有的定论，不断刷新旧的理论体系，由传统的孤立地就某一国家、某一作者、某一作品、某一风格或某一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做出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以有机整体观念取代机械整体观念。 外国美术史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借助快速传递的信息，随时调整、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为外国美术史教学注入活力，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思维基础。 四、外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基本途径 在美术专业本科四年教学中，学生往往不会把美术史和美术表现技能联系起来。学习美术史，可以树立学生的历史观念，因为任何创作都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从中获得参照的意义。有些学生整天抱怨学艺术史枯燥，想多学绘画的技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作品发生飞跃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美术史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思路。所以，作为美术史教师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 具体到课堂教学，笔者学习借鉴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老师的美术史课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即“史――论――实践”教学法，根据当下学生的具体状况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龙圣明提出的部分学生“上课时涣散、复习时认真、考试时‘冒险’的情况”。这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很常见。对照相机、电脑的依赖，使学生平时基本不画速写，速写功夫被弱化。根据实际状况，教学中要求学生完成“绘图笔记作业”。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是在讲课和投影图片映像时，有选择地要求学生用简洁的勾勒笔法，描摹出某幅作品的构图或局部，学生作画时，教师同时讲解这幅画。每幅小构图旁边，要求他们注明画题、作者、国别、流派。课下逐一检查，也省去了每堂课的点名。下周上课时选出最好的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对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把作业保留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看，复习时过目不忘。绘图笔记作业还有一个目的是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及时做作业、交作业，这样也确保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在讲课与作业中突出画家的艺术特色和语言创造，在史与论中，同实践联系起来，点睛式地启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学习外国美术史的目的是要提升受业者的艺术实践、创作水平和创作观念，学好它必将对艺术创作有所启发。 结语 总结多年的教学体验，根据当代学生的特点，如果不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很难与时展的节拍和美术创作者的期望值相吻合，尤其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外国美术史教学更具有独特的功效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翻转课堂”在高校美术史教学中的初步尝试与构想 【内容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随着慕课的兴起而在国内得到大力推广。文章以美术史课程为例，尝试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有效方案，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以小组为单位，搭建以讨论为中心的课堂架构，从而对高校美术史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翻转课堂 高校 美术史 导学 形成于2000年左右的“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概念，逐步演进为一种教学模式，伴随着2012年“慕课”及“微课”在国内的兴起而迅速升温，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势头。恰逢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在新修订的课程标准颁布之后进入深化调整阶段，“翻转课堂”或类似的教学新模式探索已成为当前新课程改革的热点。可以说，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源自美国的“翻转课堂”进入中国时首先在中小学找到突破口，进而成为教育界的研究课题――在此过程中，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的研究力量和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对“翻转课堂”的理解 提到“翻转课堂”，通常会联想到“视频”，尤其是“微课”的开发、网络系统管理等。诚然，借助网络平台的“翻转课堂”在信息传递的清晰直观和教学管理的人性化、个性化方面的确有明显优势，而这也是当前“翻转课堂”与慕课、微课齐头并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翻转课堂”的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流程的“翻转”，即改变传统先教后学的顺序，让学生先自学，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教师再有针对性地答疑并对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引导深化；二是教学活动中主体角色的“翻转”，即从教师主导的课堂变为学生唱主角的课堂，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合作者。如果达到这两个标准，那么，是否借助视频或网络，并非必要条件。“翻转课堂”的精髓其实是回归“Educate”的本义，以“引导”代替“灌输”，以主动的内化取代被动的接受。 新世纪教育改革伊始，目标之一即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如何真正去实践，教育工作者也一直处于个体化的摸索中。“翻转课堂”的出现，似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地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教学模式，当然，其影响力是基于网络化的信息资源。目前，国内已经建立起数家颇具影响力的慕课网站，也实现了与国际资源的接轨，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这无疑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都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有必要面对新形势做出及时的调整和应对。 二、美术史教学中的导学尝试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以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为模式的教学并不鲜见，但多集中于研究生阶段。在普通本科阶段的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实施仍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笔者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史论课程为例，做了初步的尝试和构想。 美术史是高校美术专业的基础理论，也是必修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具备一定的美术史基础有助于其提高专业素养从而提升创作能力，并为更高层次的深造或开拓专业发展领域打好基础。但学生中普遍存在重专业实践而轻史论学习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学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关键还与两类课程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关。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美术实践更契合美术专业学生的特长，而理论学习的抽象思维往往是他们的短板。传统教学方式的讲授法恰恰正是以理论阐述、逻辑推理为主，尽管也配合了图片或视频，但学生的积极性仍然难以调动。那么，如何激发学生对美术史的兴趣，提高其理论学习的能力，从而达到教学目标？笔者在“翻转课堂”基本理念的启发下，针对美术专业学生的特点，做了如下尝试： （一）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导学方案 实施翻转课堂的第一步，即要让学生自己先学。学什么？怎样学？笔者根据教学计划，尝试了以教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网络资源为辅助的基本导学方案。 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相比较，对信息的整理和把握能力更强，也有更持久的注意力。笔者认为，短小精炼的“微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是必需的，而引导性的问题设置更合适理论思维的训练。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不擅长抽象思维的美术专业学生来说，需要在知识点的提炼和逻辑推理上提供指引，那么，问题的设置便是关键的一步。从问题类型来看可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对应于教材的基本知识框架，比如“古埃及雕塑的程式是什么？”“达・芬奇 的代表作有哪些？”等，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教材或相关资料的阅读直接找到答案。不妨以选择、填空或简答题的方式呈现。学生自学之后，教师可以略过讲解或选择性抽查。二是以归纳、演绎或比较等形式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比如“印象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后印象主义的特点是什么？二者区别何在？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他们对现代主义各有何影响……”此类问题可以根据信息量的不同，分别以名词解释、简答或论述的形式呈现。第三类，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即专题研究的初步尝试。教师指定或学生自报研究选题，学生在课外完成资料整理，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后两类问题可作为课堂上解决的主要任务。 问题提出之后，利用哪些学习资源呢？笔者在初步尝试阶段主要是以教材为基础，鼓励学生利用其他书籍或网络资源，同时给学生提供视频信息作为参考。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资源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视频资料的挑选仍需严格把关。既要讲究影片本身的艺术质量，又要能与教学内容相关联，最好具备能引发讨论的焦点问题。例如，BBC和DISCOVERY相关系列专题是不错的选择，通过“网易公开课”等平台也能搜索到国内外一些精彩的课程视频资源。 （二）实施以小组为单位的学研模式 普通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区别之一是师生比的差异。教师在课堂上一般要面对五六十甚至更多的学生，如果要完全实现当节课的个体指导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小组为单位是比较可行的，尤其在专题研究方面。 比如笔者从主要教学内容中挑选近十多个专题，每6人左右为一小组，负责一个专题，而组内成员可再细化为三小组，分别负责此专题下的子课题。例如，在选定“丢勒研究”这一专题之后，可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丢勒的生平与艺术成就概述、丢勒自画像研究、丢勒版画（甚至可以具体到一幅代表作）研究等。这些子课题的设定实际上就是教师对学习内容与研究方向的一种引导，每个学生又有了相对集中的具体任务，在起步阶段不会觉得手足无措，同时也鼓励学生自己提出感兴趣的课题或子课题。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是好事，至少说明学生已经主动走出了第一步。 实践证明，任务的细化和具体到人，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也会自觉地进行资源共享和交流。 （三）搭建以讨论为中心的课堂架构 这是“翻转课堂”的关键环节，对师生来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挑战。以专题讨论为例，通常的步骤是，根据教学计划由专题负责人轮流对本人或本小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要求结合PPT展示，然后教师和学生都可提出问题或看法。对学生而言，讨论这一关至少存在三个障碍：思路的整理、语言的表达、提问的应对。与单纯的书面作业不同，口头汇报要求学生独立面对五六十名听众的境况，不可能“滥竽充数”，必须切实准备资料。而且语言表达存在一个文字信息输入和语言信息输出的转换过程，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训练和心理训练。而最困难的是，可能面临始料不及的提问或质疑，所以不得不在课前尽量做足充分的准备。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美术专业的学生亟需这样的练习。 对教师而言，不再有事先固定的教案，必须针对学生在课堂的表现做出实时回应，包括答疑、组织讨论、引导交流以及总结。教师不必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看似轻松不少，但教学重心的转移其实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以往一劳永逸的教案不再适用，教师备课的信息容量必然要超出教材，达到一定的拓展空间，而且要敏感地捕捉课堂上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掌控课堂，避免混乱和松散。其次，无论是答题还是课题汇报，每个学生提供的信息都是比较个人化的、碎片化的，教师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知识体系的整合。每堂课存在的变量越多，对教师的要求也越高，这其实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 所以说，课堂讨论环节是高校“翻转课堂”最大的挑战，师生都需要一个适应和摸索的过程。但这也是检验“翻转课堂”效果的重要途径。 三、美术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构想 （一）课前预习自觉性的问题 如何让原本不重视美术史课程的学生主动去学，这个跨度似乎有点大。也的确存在部分学生动力不足，反应迟钝，甚至不愿去完成自学任务的现状。笔者尝试的方案是内外兼修、逐步过渡。所谓“内外”有两层含义： 一是课内与课外。从课堂内的预习开始，以课前思考题的方式督促学生先看书，在问题的牵引下让眼睛和头脑都动起来。如果发现个别学习能力较弱或缺乏主动性的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问，层层引导，即便是被动地尝试，至少也会让他感受到教师的关注，不会完全游离于课堂之外。对于一些有难度的课题，可以放到课外去准备。当然，应视情况提前布置任务，并给予学习资源指导。内外结合，由内而外，这需要一个过渡。 二是内力与外力。外力即外部的评价动力，一定的约束和奖惩机制是必需的。如果因学校规章限制，不能取消传统考试形式，那么也可以将自学效果和课堂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主体参考因素，并尽量加大比重。而最重要的是激发学生内心的动力，这主要源自学生的自尊心和成就感。当看到同班同学有出色表现，当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这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有激励作用的。所以，如何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导学方案，如何多角度发现学生的进步，并给予及时而恰当的鼓励，都是相当重要的。 （二）课堂讨论有效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课堂讨论环节是实施“翻转课堂”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在课堂上学生不愿开口，或是不知所云，将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更不用说实施“翻转课堂”。作为课堂的组织者，怎样克服师生两方面的困难，主动权都掌握在教师手中。笔者构想的方案是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师生共勉。 对教师来说，充分备课是前提，灵活应变是保障，适时引导是关键。充分备课既要备教材，也要备学生，尽量对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出现的状况做好准备。当然，也不可能强求有问必答，遇到不能当时解决的疑难，可以坦然面对，不妨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需要在课后进一步去研究，下节课我们再来交流。”这本身也向学生展示了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态度。 而在学生方面，需要教师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对象加以引导。以课题研究为例，首先要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进行有效的课题陈述，为展开讨论奠定基础。其次，教师要用心捕捉学生发言过程中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与学生有效互动；再次，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活跃分子的榜样作用，以点带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参与；最后，教师的梳理与总结也是教学信息明确化、体系化的保证。实践证明，只要有可行的导学方案，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都能有不错的表现，至少在态度上是端正的。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能否达到理想效果，需待以时日。 （三）成果展示与应用问题 “翻转课堂”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为目标，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笔者希望将此教学模式演变为一种长效机制，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而不仅仅限定于某一两门课程。其实，学生在美术史学习中所体现出来的素质也影响到在其他相关专业学习中的表现。初步的尝试可以从理论课体系开始，把史论基础、专业写作和毕业论文等课程联系起来。比如，把美术史课程中的讨论和研究成果转化为论文，或者将专业创作感想与专业写作相结合，这些都可为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当然，翻转课堂不是要彻底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考虑怎样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不同学科、不同学情，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以上只是笔者根据美术史教学实践和初步尝试得出的个人看法，所谓尝试还是阶段性的，仍然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所谓构想尚存许多有待论证的细节，亟待继续在探索中构建趋于完善的方案。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系 美术史小论文:浅谈美术史论对美术学科的影响 【内容摘要】美术史论在美术学科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美术史论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影响，可以用宏观指导思想理论和微观技法指导理论进行分析。文章探讨了美术史论的重要性，认为美术工作者必须对美术史论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 【关键词】美术史论 美术学科 美术创作 艺术史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迄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自艺术史论形成之日起，就以强大的生命力彰显于画界和史界对美术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法，对美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的导向，以及对美术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美术史论对美术实践工作者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的影响 当前，许多美术创作者认为创作思想来源于自身对技法和绘画风格表现语言的探索，对美术史论相关知识并没有过多的涉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认识方式和认识形态上的误区。美术史论的学科使命在于丰富和进一步拓展美术实践工作者的人文知识内涵，陶冶人文艺术情操。美术史论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想影响深远。西方的拉菲尔前派、现实主义（图1）、立体主义绘画、达达主义等，中国明代书画上的复古魏晋风流、董其昌的论文人画以及南北二宗论等，事实上都是美术工作者在业界先倡导美术史论方面的美术理论指导思想，而后发动地区乃至全国美术实践工作者对该时期美术创作思想，特别是创作题材、创作视觉表现方式进行主流形式上的探讨、判断和统一，引导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路契合时代主流艺术创作风格，让美术工作者在先期的艺术创作构思和素材收集时清楚艺术创作思路的正确性。 关于美术创作技法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师徒传承的；有人说通过传移模写，从古人处得来的。笔者认为，我国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技法在经过师徒传承的同时，更多源于在书本上的技法理论。而技法理论书籍基本是由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工作者和爱好者进行编撰和整理而出的。比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绘画论》、中国古代荆浩的《笔法记》、郭熙的《林泉高致集》等。美术史论研究的工作目的在于将经典创作技法理论汇编成书，以供艺术实践者提高自身创作技法。 二、美术史论对中国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影响 美术史论对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发展影响，从本质上说，更多起到的是导向和鞭策作用。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愈加明显。美术史论在美术学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比如，受美术史论的影响，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美术“八五思潮”；90年代以后出现的装置艺术、前卫艺术、观念艺术；近几年盛行的艺术策展、艺术拍卖、试验水墨等。如今，美术实践创作工作者、美术流派、美术思潮同美术史论之间的关系越来愈密切，往往美术史论者首先对美术创作者的作品布展、思潮和流派的命名加以理论支持，并提供可行性方案，然后由美术创作者按方案去完成整个宣传计划。 在中国，引导中国美术学术主流发展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业已先后成立具有该类性质的相关美术理论委员会、策展委员会、美术教育委员会等，这说明了美术史论在社会和学界内对美术学科的影响日益突出。美术史论的地位正在被美术学界广为认同，美术史论所产生的影响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显学。美术史论指导着美术实践的方向，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三、美术史论对美术教育的影响 谈到美术史论对院校美术教育的影响，很多人往往都会指向大学美术教育。实际上，这种影响也存在于其他年龄阶段。美术史论对中国高等院校教育影响而言，体现在提高美术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中。比如，学习美术史论的学生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了解同美术史论专业紧密相关的美术鉴赏、艺术策展等知识；学习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了解中国画史、中国画论、艺术概论；油画专业的学生了解西方画史等。对于民间美术教育而言，剪纸、皮影戏、糖人等视觉元素需要记录于美术史论当中。民间艺人技艺的传播，也需要美术史论相关知识的辅助和指导。 当今，美术史论在学科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对相关交叉学科当中的影响逐步深入、日益突出，最终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完善。随着美术史论得到社会和业界的认同，将更好地指导美术创作的发展。美术史论在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局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纠正。正是因为美术史论的不断发展，才形成当今美术界百家争鸣的盛事。理论与实践始终是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没有美术理论的新突破和新发展，就不会存在美术实践中高潮迭起的创新。美术史论是美术学发展的基础，没有史论基础作为保障，美术实践创作的内涵和底蕴将会缺失，没有继承也就无从创新。如今，强调美术史论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其在美术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影响，美术创作者只有积淀了丰富的美术史论功底，才能够更扎实地推进美术学科的发展，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图像学及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 摘 要 艺术家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很热的阶段，我们很多人都对此有很大的兴趣。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的图像学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图像学主要是研究我们传统画的韵味的意义以及手法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对图像有很好的了解。而将图像学应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也使得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手法进行详细的探索。让我们更好地对中国美术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和发展进程的探究。图像学的引入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进步，让我们能快速地、有效地对其进行真正的探讨和了解。 关键词 图像学 中国美术史 研究 应用 0 引言 图像学作为一种对美术史的研究方式成为我国美术界的一大新兴技术，让我们都对其好奇。然而将图像学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预防和思考，从根本上解决图像学应用的不足。图像学的应用使得美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人们对图像学的盲目应用，也使得对美术史的研究有一些误解，对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让一些人对图像学有了一定的偏见和对中国美术史的了解有了一些偏颇。 1 图像学的发展现状 图像学即对图像进行研究产生的一门学科，我们自古就有图像的绘画和应用，因而产生了图像的意义。而现在的图像学与传统的图像学有所不同，传统的图像学是对图像的象征性意义进行详尽的描述，是一种单纯的对图像意义进行抽象描写的手法。而现在的图像学是在原有图像学的基础上对图像创作的特定环境进行研究。现在的图像学主张对图像的历史背景进行推敲，从中获取一些历史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而我们对图像的研究不仅限于对图像意义的研究，还是对图像内容、意境、手法的了解。我们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历史背景对图像进行详细的分析，得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对图像中所含的深刻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图像的研究从而推断出一些内容。我们对图像的研究需要逐步的深入了解，从表层的东西入手。用我们的手法经过深入的了解得到一些深层面的内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图像的意义和内涵。图像学的发展让美术史有了更好的支持，能让我们在艺术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图像本身的研究，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人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有很好的成果。 图像学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原因和作用。图像学在现今的发展是很快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予以关注的。这得益于我国对文化研究的重视，也是我们教育的成果，我们对绘画人才的培养使得美术有更好的发展。也使得图像学在美术的基础上有了更好的发展，我们对于图像学有了更完善的研究。我们对图像的研究重点不断地深入，从一开始的形到之后的意，再到现在的情感的研究，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每一位艺术家都对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图像学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方法。 2 图像学对中国美术史的作用 图像学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使得对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快的发展。图像学是对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和意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发掘出作品内在的东西。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来说，图像学的引进有很大的帮助。让艺术家对美术历史的研究有了详细的方法和措施，能够更好地研究美术的发展。也可以让现代艺术家能够深入地了解美术艺术，能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中国的美术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更高的层次，出现新的艺术展现方式。 中国绘画史上有许多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很多内容多次并且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作品上。给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历史杰作，也使得我们对于其艺术手段有很多的不解。我们对于美术史的了解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艺术风格和艺术展现形式。我们要反思图像学在研究中国美术史中的运用方式，让其能够在其中有更好的效果。失败的运用图像学将会使对美术史的研究进入误区，从而影响我们对美术的印象和理解。这会造成艺术史上一个很大的错误，使得人们对艺术有很大的误解，从而影响其以后的发展。图像学的正确应用能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能影响人们对艺术的深刻理解。而目前我们对美术史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对绘画的表现形式和传达的意境进行分析。从而了解艺术创作产生的灵感之源，也让人对美术有更深刻的体会，让美术更好的发展。 图像学的应用使得考古和宗教题材的绘画为我们所了解。对于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都比较相似，这也让我们能更好地进行研究。图像学的引入让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我们需要正确运用图像学来处理美术史的问题，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美术和它的发展。对一些图像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要从它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环境中分析，还要紧紧结合作品产生的实际情况，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对一幅作品进行研究和深入的理解。 3 图像学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 图像学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依赖于图像学所能给出的结果。对于中国美术史，我们不禁想到许多具有人的气节的一些景物，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术。如梅的傲骨、竹的坚韧、荷的高贵清纯等，都无不展现着作者对自己的认可和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满。这些都能从作品中展现出来，利用图像学我们还可以从中感知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根据图像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先从画中物品的自然意义来进行分析，然后对物品所处特定的情节进行了解，再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剖析，我们可以由浅入深理解整个美术作品。 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进行，并且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模式也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共同点是大家都会把图像学应用到研究中，以确保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应用图像学研究中国美术史我们都是认可的，也是全力支持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使用美术学来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我们在对中国的美术史进行研究时，也可以借鉴国外一些资深专家的方式，合理运用图像学。 图像学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有意义，也是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图像学所存在的不足，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去完善它，让它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所用，让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图像学来研究中国美术史。图像学的引入和发展，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思维模式，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它。图像学的应用让我们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有更好的方式，让我们更好地分析中国美术史。图像学的引入不能让我们忘却原本的方式。我们要将其进行结合，更好地应用，以便让我们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美术史。 4 总结 图像学及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对我国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能更贴切地了解美术。图像学的发展和引入使得中国对美术史的研究有了一种鲜明的方法来实现。让我们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我们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能更深入地对美术史进行了解。但是，图像学的盲目应用也会是我国美术界的一个隐患。它可能引发人们对艺术的一些不正确的理解，从而影响我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以及对美术事业的发展热情。图像学在美术史研究中有自己的地位，但我们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对其进行约束，要让图像学能正确地并且高效地应用于研究。而对于图像学本身，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让其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做出贡献。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我们需要结合图像学以及我们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推演。 美术史小论文:综观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 【摘要】教育，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综合产物，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应方式，也是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它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美术教育，通常被称为“造型艺术教育"，、“视觉艺术教育"等，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统一认识的一个学科名词，他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都对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也为教育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之间有着其共有的内在规律性。 【关键词】美术教育；教育史；美术理论；美术鉴赏 1.美术教育的概念 美术教育，又被称为“造型艺术教育"、“视觉艺术教育"，近几年来又出现了“视觉文化教育”的提法，不同的名称体现了对美术教育涵义的不同理解。总体来讲，美术教育的范畴包括一切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日常生活中各种视觉影像，既包含传统的绘画、雕塑、工艺和建筑的知识和技法，也包括新兴的与在未来不断兴起的视觉艺术作品和现象，它主张通过美术学习，引导学习者学会对其生活中各种视觉艺术进行思考与解读。 2.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历史背景 沧桑百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一直处于深重的内忧和外患中，随着国家的坎坷起伏，中华民族美术与国家一同蒙难，中国在打开了国门之后，西方文化艺术的传播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一起冲击了中国。西方的规范教育思想模式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当然，美术教育也不例外。这时，西方美术便连同西方文明一起，像一股巨浪狂潮汹涌而进，中国美术领域中数千年来民族独尊的形势被动摇了。 3.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阶段 3.1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曾赴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学成归国后，皆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他们从自己创作的观点出发进行美术教学，民国中期十年，美育逐渐普及，继续深化民初以来“美术救国”肩负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东方艺术的复兴。 3.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 这段时期，正是文艺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美术教育模式形成的历史时期。不难发现，这段时期的美术教育呈现出“美术救国、革命化、大众化、写实化"的时代特征。 3.3 改革开放 1976年“"结束，春回大地，。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中国教育进入了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潮流。面对这样的形式，饱受摧残的美术教育逐渐复苏，各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美术教学逐渐恢复。中国的大学美术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形成了以“多元综合、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为己任的时代特征。 3.4 当前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现状，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美术教育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而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全国高等美术教育院校最多、发展水平最高的，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是全国最强的。 4.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表现形式 4.1美术理论 美术教育作为现代大众化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其最合理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通过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使学生在对美的本质、形态、类型等问题的了解的同时，增强对美的感悟、认识、鉴赏和判断能力，根据一定的美术理论标准对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可以培养学生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清晰的思维能力和高层次的审美判断能力。 4.2 美术鉴赏 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美术作品无不承载着历史、文化的积淀；人类思想发展和智慧创造的结晶。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就是在以直观的形式实现着与先人跨时代的思想沟通与交流、弘扬民族文化、对传承历史文明、保持传统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能够是美术教育中最直观、最生动的教材。 4.3 多媒体 当今的中国教育正经历着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现代化教育成为将这种转变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信息化教学在美术教育中起步较早，且新媒体艺术在中国日趋发展成熟，从平面的架上绘画创作扩展到视频、声音等加入时间元素的四维空间的艺术创作，它成为架上绘画以外的另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新的艺术形式要求教育方法和新教育体制的变革，多媒体教学在美术教育中表现出了它的的直观性、灵活性、生动性。 5. 中国美术教育的意义 中国美术教育史，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思考研究美术教育的改革、研究美术教育规律以及研究美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不但可以提高其理论的水平，为其提供思考的平台和创新的依据，还可以使其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美术教育能不断地推陈出新，形成不同的教育方法和理论，促进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6.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使美术的范畴不断扩大，使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现状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术教育摆脱过去纯意识形态范畴的桎梏，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多元文化中自身传统美术的文化价值。作为人文教育中美术教育，必然要重新定位和依据客观构建起新的具有实效的积极的教育模式，这是现实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语 综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是由单一的封闭体系走向东西交融、推陈出新的历程，是由封建文化禁锢走向自由、民主、开放的历程，同时也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新纪元。历史经验和启示将激励与推动中国美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鉴古知今，温故知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美术教育以重大历史使命，实践将证明我们不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延续者，也是未来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美术史小论文:如何实现历史中的美术教学的突破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美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也使得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日益成为个体成长的必备素质。正因为如此，新课程方案明确写道：“……艺术是新增设的科目，艺术与音乐、美术并行设置，供学校选择。”显然，美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旧课程方案向新课程方案的过渡阶段，正确认识和切实搞好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是立足于旧课程方案，展望和呼应新课程方案的必要之举。 一、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的特点与现状 历史课程中的美术教学内容，由图文两部分构成。文分布于教科书各个时期的文化部分。与文相匹配的再现美术作品的插图，在教科书中的分布则要复杂一些，有的放在美术史的介绍中，有的置于封皮后的插页中，有的见于教科书一些章节中。这两部分加起来，相当于极其简略的美术史。 从这些插图在教科书的功用来看，有的单纯地反映了美术史的内容，有的既反映了美术史的内容，又反映了美术史以外的人类历史的内容。广义地说，美术史既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人类历史。所有美术作品都是用线条、色彩、比例和形象等“语素”的图像语言记录着人类历史。他们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丰富地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层面看，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观念、生活观念和宗教信仰等也有差别，甚至大相径庭。狭义地说，有些美术作品，不仅是介绍美术史的重要材料，也是认识教科书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重要材料。他们形象直观地补充、阐释或印证着文字记述的历史。 不同功用的插图，在教学中的侧重点不同。美术史，属于文化的范畴。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通过美术作品，了解和掌握各种美术流派的风格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和规律。广义的美术作品中的历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涉及不多，是专门史，如建筑史、民俗史的珍贵资料。狭义的美术作品中的历史，教学的重点是挖掘美术作品的历史内涵，得出或印证相关的历史结论。不过，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即都是在解读美术作品的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审美享受，并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都是在读懂作品之后，方有望达到教学目标。 美术史中，对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的概括，来自于对一幅幅美术作品的比较、提炼。而文字对美术作品的构图、色彩、意境、风格等诸多方面的描述，总是与作品本身的真实状况存在着距离。在有文无图的情况下，单纯地凭借文字描述，来解读美术作品，进而把握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是行不通的。至于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在有文无图的情况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历史课程中的美术教学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再现美术作品的插图，作为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的中介，作为认识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的中介。 目前，受考试、课时、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明显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1）忽视美术作品，偏重语言文字。历史教科书本身在美术史的编写上，由于篇幅的限制，有些美术流派和美术大师的介绍仅限于文字，并未提供相应的美术作品。（2）教学手段落后，教学资源有限。历史中的美术教学，或与考试联系不大，或与考试无关，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教师往往仅限于教材所提供的资源，进行讲一讲，读一读的教学，不去挖掘、整合教学资源，谋求最佳的教学手段和最优的教学效果。 二、历史中的美术教学如何突破 历史学科可以通过美术作品对学生进行视觉审美教育。试设想，一旦历史学科中的美术教学形同虚设，那么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情趣和能力将何从生发？以此为前提的美术教学的其他目标又如何实现？所以，历史教师增强美术教学的意识，改进美术教学的手段，已刻不容缓。 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的目标，不外乎三个方面：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了解美术流派的演变及其规律；把握美术作品的历史内涵，为历史所用。这一切离开了美术作品，就等于空谈。空谈不如不谈。 如前所述，现行历史教科书受篇幅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避免“罗列名单”的现象。这就给教师出了一道难题：要讲，讲不清；不讲，不甘心。对此，补救的办法只能是由教师去克服困难，搜集和增补这些教学所需的美术作品，并运用于教学。教师在搜集美术作品时，要在紧扣大纲和教科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忠于原作。 这些增加的插图用之于教学，又向教师提出了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向学生展示这些图片？做到面对全体学生，效果不减。一是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做到教学内容增加，课时不加。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最好办法是，把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搬进美术教学的课堂。也就是，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把这些搜集来的高质量的插图编制到课件中，并配备必要的文字说明，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学生。 教学的整体安排中，考虑到统摄各时期美术作品的美术史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往往把美术史的教学放在学期之初。目的是为此后讲解时，学生再睹图片，唤起犹存的记忆，拿来即用，不必再去费时讲解相关的美术史知识，冲淡历史教学。 教学的具体过程中，美术史的每一部分，教师只需重点引导学生去解读某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的一幅作品，教师可结合教科书的文字内容，按教学进度适时讲解，让学生在艺术氛围中学习历史，在历史氛围中感受艺术。 概括地说，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增加教学所需插图的数量，或填补教学所需插图的空白，在图文并重中，实现美术教学的三大目标，是扭转历史课中美术教学现状，实现历史课中美术教学突破的关键之举，也是呼应正在启动的课程改革的权宜之策。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潭县古战乡九年制学校） 美术史小论文:浅谈中外美术史教学 中外美术史是各大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必修课程，目的在于让艺术类学生在了解美术历史发展的前提下，更好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与变化趋势，了解各类画派的风格，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加审美情趣，以及对于美术作品的鉴赏分析能力，更好地促进艺术教育的顺利进行 美术史教学 当前我国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对于中外美术史的教授，都是分开进行的。多数高等院校的美术专业，太过于强调学科教学体系的严谨与完整，每个科目之间过分的孤立，相互之间缺少了联系。而美术史纵向思维联系紧密，中国美术史与外国美术史之间的交叉联系太少，学生缺失了对于美术历史时间与地点上的概念，不利于学生对于同时期国内外美术发展状况的了解与分析。 一、学习中外美术史的误区 学习美术史论的时候，很多学生死记硬背，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外美术史的教授内容与教授方式有关。对于美术史课程的开设，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美术史的课程进修的必要性，只有意识到美术史的功能意义，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动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人的文化修养与素质是必备的条件，然而美术专业的学习加强其文化艺术修养的主要途径就是对于美术史理论的研究，充分的了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美术作品，从中感悟到人生哲理，加深对人文哲学，传统艺术的理解，增强欣赏鉴别画作的能力，提升个人的审美修养。 二、对于中外美术史课程的整合 美术史依据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要脉络，教师按照历史纵向发展的主线，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画家、艺术作品、风格、审美特征、表达方式，集合历史背景，让学生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艺术、绘画特征、美术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时代变迁对于绘画艺术的影响。另外，要考虑到美术史课程的自身特征，以及学生的实际状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展开对美术史教学体系的整改。 1、高等院校中外美术史的教学要在学科之间整合。中、外美术史要实现比较教学。中、外美术史的学科整合，要以主题相关的两个单元，重组进行教学，使相关的学习内容串联起来，使前后学习的知识相互联系。任何事物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凸显出特点，用比较教学的方法，省时、效果显着、知识面广、学生的思维跨度也大，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 2、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美术史是一项理论性的学科，相对来说是枯燥的，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ppt或者是动画模式，将理论性的知识转变为图片格式，图文并茂展示给学生，引起学生的兴趣，生动的媒体技术演示，能使学生更加方便快捷的了解到美术史的理论知识，生动的画面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美术史的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美术史的教学要注重寻找史论依据。美术史的课程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有设置，此时学生对于绘画的学习阶段还是处在素描、色彩等系统的绘画训练，对于美术史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多数的学生只是知道少数的知名艺术家以及零散的一些名作的名称。因此，在美术史教学过程中，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美术史课程理论性强，严谨、科学，少不了枯燥的感觉，在授课过程中，要避免生搬硬套，或者按照课本宣读，会在开始就导致学生减少对美术史的兴趣，反感美术史课程，这样这门课程的设置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4、教学中要主次分明、有侧重点地进行教学。中国美术史与外国美术史都是属于记载世界艺术文化遗产的隶书，不管是美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具有值得汲取的文化艺术价值，但是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需要有重点的进行教与学，并不是每个知识点都必须了然于心。 5、美术史的教学不仅在课堂上进行，在课外也要进行考察。课堂上的美术史学习，仅仅是局限在教师讲解，学生听看，老师要带着学生走出去，到本地的各大艺术馆，文化馆参观考察，欣赏更多的历史名家名作，增加美术史知识，扩展视野。 6、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教与学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相应的实践活动，多参与各个领域优秀艺术家的专题讲座，从中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 三、中外美术史课程的价值功能 1、对于绘画创作的思想产生影响。在20世纪，社会处于动乱时期，此时对于美术史理论的探索，其研究内容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凸显了其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偏于文化功能。在“五四”时期，从康有为、陈独秀，再到鲁迅的美术批评，影响到了当时青年一代对于传统美术的认识，激发了改革中国画的思想潮流。 2、促使绘画创作风格的转变。自西方文化流入中国以来，受到西式美术的影响，包括徐悲鸿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中西融合是必然趋势，成为国画融合西方绘画方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的绘画风格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人物画中出现了面部阴影，山水画中借鉴了西方的审美方式，中国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3、中外美术史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美术创作。中外美术史是一门独立的理论课程，它的理论讲述离不开美术作品的阐述，理论的建立是在美术创作之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术创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服务与社会，而对于史论的研究反应的也是当时的社会需求。 四、中外美术史课程对于学生的教育意义 第一，有利于学生把握中外设计发展与绘画发展的脉络，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新生代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对未来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发展起到预测与引导作用。 第二，有利于学生了解世界艺术文化，提升审美与鉴赏能力。中外美术史课程的开设，利于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并汲取各种流派的优点，应用于日后的绘画创作中。 第三，加强民族文化学习，增强民族自豪感。当前高校教育，应当提倡民族传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是对古代经典进行鉴赏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很深的精神内涵和学术价值，通过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增强对本民族的了解，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 总之，中外美术史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自身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发挥美术史课程的价值与魅力，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育，服务于绘画艺术。 美术史小论文:中国美术史中的新兴力量 摘 要：中国文化讲求的是一种真、善、美，艺术作为一种特殊传播方式，更应该遵循这一标准，艺术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艺术应该具有审美的性质，尽管“笔墨当随时代”，但唯有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才能走得更为长久，真正意义上发挥“美育”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求真；求美；艺术界限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从 1979年的“星星美展”为开端，之后经历了多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从人们普遍认可的、早期的“架上”绘画，已经逐步发展成“架上”“架下”并重的形式，艺术向着多元化发展。随着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的产生，艺术的审美性质也被人们不断地挖掘开发，人们面对某些艺术形式不禁会发问，这样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吗？对于目前前卫、激进的中国当代艺术，人们徘徊在艺术的界限上，下面就此具体探讨艺术的界限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概念的界定，黄河清先生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当代艺术’都约定俗成地有了一种‘特指’意义：‘当代艺术’仅仅是指一部分‘当今之时’（或最近三五十年）发生的艺术，而另一部分则不属于‘当代艺术’，尽管它们也完全是在‘当代’发生。”这充分阐释了当代艺术的定义并不如字面的含义；另一位学者李小山先生认为当代艺术的概念，“简单地说，凡是传统艺术中不曾有过的东西，例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VIDEO ART等等（包括架上绘画中许多与传统不同的新因素），统称为当代艺术它和当代文学、当代哲学不一样，后者不过是时间上的断代，而前者则是类型上的划分，它也包含断代，但更多的是类型问题。”这无疑表明了当代艺术的独特性、创新性、实验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争议性与茫然性，因此中国当代艺术无论从艺术家的创作角度，还是大众的审美角度，都面临这诸多的不确定因素，面临着如何建构、如何体现当代艺术价值，这种新型艺术形式也促使着艺术在观念、样式、表达方式上的一系列创新，因此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断创新发展的洪流中，当然也不乏受到国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国外艺术，它就像一株外来的物种，在很多人尚不知情的状况下便造成了“生物入侵”，使中国原有的“生物链”受到了破坏，在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等诸多方面显示出严重的不适应性。例如在中国上演了以虐待和自虐为主题的“艺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极大地挑战了艺术受众们的审美习性，因此人们为当代艺术打上了“血腥”、“肮脏”等印象，那么，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美吗？柏拉图认为，美的事物之所以美，不在于事物本身的线条、色彩和结构等，而在于“美的理式”，即“美本身”。能够让人产生精神愉悦的，都可以称之为“美”。而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缺乏基本的艺术美感和中国广大民众所能接受的审美价值取向，因此也争议颇多。这一行为艺术照搬国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并不能赢得中国大众的欢迎，西方的艺术家较为青睐，因为西方画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所进行的以带有中国历史文化为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尤为感兴趣，而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们，又极度想向国际艺术靠拢，于是两者之间有了互需的共通。 作为艺术，被称之为艺术，首先要有一种审美性。作为艺术家要有一种审美性，那么作为艺术的东西要按照审美的规律来制造，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艺术的应该首先要有审美性，我们称之为行为艺术的，已经背离了审美性。美感欣赏活动是主体对美的现象进行感受体验、观照鉴赏和评价。 中国文化讲求的是一种真、善、美，艺术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更应该遵循这一标准，中国的当代艺术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单一，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视觉习惯，解放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并把艺术推向了大众，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弊端，其暗藏的隐患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担忧。如若长期处于这种泡沫下的虚假繁荣，只能算做把当代艺术束之于是空中楼阁上面。 艺术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样的艺术才能走得更为长久。卡瓦拉罗认为：“对某些批评家而言，审美完全独立于社会道德标准，对另一些批评家而言，审美则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第二种审美标准是大加赞赏，然而不管是何种审美背景，追求艺术之真、善、美的标准不会变，这是艺术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归宿。 著名批评家高明潞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始终处于变异当中，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在变异中积极寻找自己的特点，看到他对未来，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推动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因此秉着这一出发点而创作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将向着一条光明，且被审美受众更易接受与理解的方向发展而去，求真、求善、求美是当代艺术创作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过程中不变的法则。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临床心理学论文:构建临床心理学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干预机制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也就导致留守儿童的出现。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群体越来越大，而在他们身上也凸显了一定的社会心理问题，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孤独等性格特征。要从人本主义关怀出发，从行为疗法的角度出发采取干预的措施，以期能有效预防以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关键词：留守儿童；农民工；干预 一、引言 随着大批量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我国现有流动人口已经过亿，由于各种政策、条件还不允许，所以他们的子女便守在老家，由祖辈们照顾起居，若祖辈们不在了，便是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孩子。由于一年中鲜少能见到父母，缺少父母的关爱、照顾以及各方面的悉心指导，导致留守儿童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由此形成的所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1-2]。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而由其他监护人长期监护抚养或独立生活的儿童。段成荣、周福林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0.95‰的抽样数据，推算出我国14岁以下留守儿童数量为2290.45万人左右。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高达86.5%。一项历时5年的调查显示，农村儿童的心理障碍和行为异常要比城市儿童严重得多，检出率高达19.8%，差不多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存在心理问题或行为异常，而城市儿童的检出率只有8.1%。据另一项调查显示，有55.5%的留守儿童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孤独等性格特征[3]。 一般来说，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经济资本（如家庭经济收入、父母职业地位）、人力资本（如父母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社会资本（如单亲家庭）的结合，这三者都影响着儿童的发展。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为子女提供了大量的辅助性条件和社会支持，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这些资源上的不足使其处于发展的高危状况中。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贫困儿童的发展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贫困家庭的重视和社会福利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留守儿童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属于典型的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不仅应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更应该给出干预的措施。 本研究在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心理问题作出描述的同时，提出针对这些心理问题的干预策略。 二、留守儿童的特点、心理问题 1.性格缺陷 农村留守儿童长期脱离父母生活，而临时监护人只能给留守儿童局限于吃饱穿暖少生病之类的表层关怀，无法给他们全面的教育。在调查中发现，在留守儿童当中，放纵溺爱型家长的比例比其他儿童要高得多。这在无形中逐渐助长了他们自私、任性、霸道、蛮横、叛逆、以自我为优秀等极端性格。 2.亲情缺失 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长期缺乏亲情的安慰和关怀，因此大多便存在着焦虑和紧张等情绪，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差。幼年时期他们体验最多的是孤独与寂寞并且过早体验了无助的感觉，内心封闭、孤独、不合群，不愿与他人交往，害怕被别人欺负，寻求保护或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强[4]。影响了孩子的行为、心理、人格与智力的发展。 3.价值扭曲 外出务工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尽快改变贫困的现状，因此，急切致富心理膨胀，极少关注子女的伦理道德教育、法制教育。部分父母由于无法照顾子女而心生内疚，于是采用“物质+金钱+放任教育”的方式进行补偿，结果导致留守儿童逐渐养成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读书无用论”、“拜金”思想抬头，认为金钱万能，很多学生小学或初中毕业就立即外出打工赚钱，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 4.学习普遍差 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为低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家庭来看，亲情关系作为一种情感因素，对孩子的学习动机、态度、性格等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间接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把孩子学业定位太低，只限于九年义务教育。但实际上，部分务工子女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 从学校来看，现在的学校，尤其是边远山村的小学，师资配备不足，教学任务繁重，很难注重到每个学生。 从留守儿童自身来看，由于年龄尚幼，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看到知识的重要性，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根本就不注重学习。 三、预防策略 要解决关于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要从根本原因下手。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农民工进城引起的。然而农民工进城是大趋势，城市需要农民工的参与，而农民工也需要城市的依托，因此我们只有从其他方面着手，在不杜绝农民工进城的同时，改善留守儿童的问题。 1.社会政策的改善、政府工作的扶持 第一，政府要努力提供给农民工生存的基本保障，例如住房以及暂时户口。只有这样，农民工才可以安心踏实的工作，并有机会将子女接到城市中学习。 第二，政府要提倡学校放宽对学生生源地的要求，给予农民工子女一定的求学机会。避免父母与子女相隔两地。 第三，政府要实行某些措施以扶持农业，减免农业税，增加补贴的额度，不至于让农民工满足不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大力扶持副业，鼓励利用资源发展创业。 第四，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构建父母子女沟通机制，筑起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交流的桥梁。 2.学校 完善学校教书与育人的教育功能；增设相关课程，加强精神、心理、生理及行为方面的指导教育；班主任及老师要给留守儿童特别的关爱。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留守儿童培养健全的人格，保持良好的心理环境。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一是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活动课或专题讲座。包括心理训练、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知识讲座等，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科学常识，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心理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二是个别咨询与辅导。开设心理咨询室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一对一的直接沟通指导，排解心理困扰。三是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发挥教师的人格魅力，建立民主、相互尊重的新型师生关系。班级、团队活动和班主任工作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3.父母 父母关爱的缺失是导致留守儿童各种问题发生的主要以及重要因素。做好父母的工作是避免留守儿童各种问题发生的关键。家长们要将对孩子及时的关爱提高到意识层面，要知道孩子心的发展成长更为重要，因为很多不良少年是因为得不到父母、同伴以及社会的关爱而产生的。家长要经常与子女联系，多与孩子沟通，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家长也要经常与监护人以及老师联系和交流。 4.监护人 监护人要尽力照顾孩子的各方面发展，要知道孩子的发展不止需要食物与衣服，他们还需要关注、引导、关心和爱。所以监护人要提高意识，照顾关心孩子的各方面发展。 四、临床理论的干预机制 未雨绸缪是没错的，可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所提出的认为有效的预防措施，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有效防止留守儿童各种心理问题的产生。而且现在的留守儿童也已经产生了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不仅要提出预防措施，更要提出有效的干预治疗措施。针对留守儿童的诸多心理问题，研究者提出以下几点加以干预。 1.从人本主义关怀出发 留守儿童之所以会出现诸如此类的心理问题，究其原因是得不到正确的关爱。所以我们要从根本着手，给与他们适当的关爱。人本主义理论对于这一点是做得极好的。人本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是罗杰斯和马斯洛。 罗杰斯认为探索和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被称为自我实现。什么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自我实现？决定因素是童年经历。当儿童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他们自动形成了对罗杰斯所谓的积极评价的要求，即来自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的友爱和赞同，如果孩子没有及时体验到这些，那么将严重阻碍自我实现的发展。留守儿童之所以出现这些心理问题，与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激励是分不开的，所以根据罗杰斯的理论我们要及时给与孩子关爱，让他们能够实现自我。此时个人中心疗法比较适合，因为留守儿童缺爱，所以他们希望被关注被爱护，如果运用尊重、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等技术会让孩子体会到关注与关爱，从而较好的沟通以及解决问题。 马斯洛提出了五个需求层次，首先是物质需要，其次是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虽然得到祖辈的疼爱和呵护，但由于自幼缺少父母的关爱，爱和归属的需要往往处于匮乏状态，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压力，产生孤独、寂寞、敏感、焦虑等不良情绪。所以，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外出打工的父母们，不仅要注意满足孩子们的物质需要、安全需要，还要满足他们的归属与爱的需要。 2.从行为疗法的角度 行为疗法包括很多，但是强化疗法比较适合给留守儿童使用。留守儿童不仅缺少父母的关爱与关注，他们还缺少正确的引导，没有正确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事情，因此，留守儿童会在很多问题上发生致命的错误，对留守儿童许多外显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运用强化疗法是比较有效的。强化疗法是指在孩子做对某件事情时给与积极的奖励，在做错某件事情时，不给与奖励（淡化或者漠视）或者给与惩罚。长此以往，孩子就能够知道事情对错的标准。 五、结语 总之，我国留守儿童是庞大的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所产生的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课题与难题，并且将是这个时期内长期存在且又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这庞大的群体仍在不断壮大，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为此，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纳入社会经济总目标，综合解决，才能标本兼治。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将其上升为日常工作的重点之一去研究解决，才能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临床心理学论文:临床分析骨科治疗中临床心理学的运用与医疗纠纷的防范 摘要：目的 对应用心理学知识对骨科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实施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方法 抽取74例骨科住院治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平均每组37例。采用常规骨科护理模式对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实施干预；在常规骨科干预基础上应用心理学知识对观察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实施干预。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出现不良心理状态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干预前后SAS和SDS水平的改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住院治疗总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医疗纠纷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临床干预方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应用心理学知识对骨科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实施干预的临床效果非常明显。 关键词：心理学 骨科 治疗 医疗纠纷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医疗纠纷与其他纠纷一样，是权利冲突与碰撞的一种必然结果，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利益方面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也是患者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更是相关医疗机构在依法行医的意识上无法做到尽快适应和转变角色的一个必然结果[1]。本次研究对骨科住院治疗患者应用心理学知识进行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现汇报研究过程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2011年3月-2013年3月抽取74例骨科住院治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中男21例，女16例；患者年龄18-86岁，平均年龄（46.2±1.4）岁；发病时间1-13小时，平均发病时间（4.1±0.7）小时；观察组患者中男22例，女15例；患者年龄19-88岁，平均年龄（46.4±1.3）岁；发病时间1-12小时，平均发病时间（4.3±0.6）小时。所有入选患者均未精神或心理疾病。本次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发病时间等自然指标方面进行组间比较P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式 采用常规骨科护理模式在治疗期间实施干预。 1.2.2 观察组干预方式 在常规骨科干预基础上应用心理学知识在治疗期间实施干预，主要内容包括：① 专注患者关心自身疾病的心理，将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过程向其进行介绍，说明配合治疗的具体方法；② 抓住患者自身性格特点，根据其社会角色和文化程度，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③ 通过日常交谈，了解患者心结之所在，通过语言沟通和心理治疗帮助其走出心灵困境，克服不良心态[2、3]。 1.3 观察指标 选择两组患者的干预前后SAS和SDS水平的改善幅度、住院治疗期间不良心理状态、住院治疗总时间、医疗纠纷发生率、临床干预方式满意度等指标进行对比研究。 1.4 数据处理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SAS和SDS水平的改善幅度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干预前SAS评分为（63.96±3.41）分，干预后为（57.93±3.16）分，组内差异显著（P 2.2 住院治疗期间不良心理状态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常规干预期间有8例出现抑郁情绪，有11例出现紧张情绪，有9例出现焦虑情绪，有7例出现恐惧情绪，所占该组患者比例分为21.6%、29.7%、24.3%、18.9%；观察组患者在接受心理学干预期间有2例出现抑郁情绪，有3例出现紧张情绪，有2例出现焦虑情绪，有1例出现恐惧情绪，所占该组患者比例分为5.4%、8.1%、5.4%、2.7%。两组患者住院治疗期间不良心理状态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2.3 医疗纠纷发生率和临床干预方式满意度 对照组骨科患者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有8例医疗纠纷事件发生，该组医疗纠纷发生率达到21.6%；观察组骨科患者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有1例医疗纠纷事件发生，该组医疗纠纷发生率达到2.7%。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医疗纠纷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2.4 住院治疗时间 对照组患者共计住院接受治疗（18.52±2.31）d；观察组患者共计住院接受治疗（12.17±2.95）d。两组患者住院治疗总时间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3 体会 在骨科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应该让患者切实感觉医务人员是一位懂医的朋友，能够帮助其解决身边的实际困难。医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科学、实事求是地将病情和疾病所存在的风险向患者或向其家属告知。需要实施手术治疗、接受特殊检查或治疗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将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向其进行说明，并取得书面同意，以使医患纠纷的实际临床发生率降低[4]。 临床心理学论文: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学校心理辅导模式 [摘 要]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的上升，国家对于学校心理辅导工作日益重视，然而在防范学生心理问题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临床心理学意义的角度探询预防学生心理问题，学校心理辅导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 青少年；心理健康；临床心理学；学校心理辅导 一、引言 青少年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发育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变化，在学习、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自我意识等方面会出现各种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在成长时期，如果心理不健康，会导致躯体疾病，甚至会发生偏离社会规则的事情。所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早期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二、学校心理辅导的意义 学校心理辅导目前受到高度重视，关于如何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讨论广泛开展。在探询学校心理辅导模式的过程中，临床心理学的应用有其特有的意义。首先，临床心理学注重对人类个体的能力和特点的测量和评估。这种测量和评估通常是针对个人的，有时也针对大样本群体。因为其具有针对性，收集的资料更加可靠。其次，临床心理学工作者要综合来自临床实践和其他研究中的知识，努力去对某一个体进行评估，并最终理解和帮助他。临床心理学工作者虽然也对一般性的心理规律以及行为问题感兴趣，但他们更关心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如何塑造和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如何进行治疗和干预。同时，临床心理学家在对心理困扰进行干预时更注重理论研究和系统的评估结果的作用，而不像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那样直接关注治疗。 三、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为防范学生心理问题，学校心理辅导工作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然而，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师资培养问题。当前从事学校心理辅导的教师大多数是半路出家，有团队干部、班主任、校医、政治课教师等，对心理学知识尤其是心理辅导的基本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掌握。 信息与技术缺乏的问题。中小学中往往缺乏必要的评估手段，测量工具落后，许多修订的量表因不合国情而不能发挥评价作用，对心理辅导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由于部分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特别是缺乏相应行为规范的约束和指导，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失控现象时常发生，并造成了一些极为负面的影响。 流于形式的问题。相当数量的学校和教育工作者错误地认为，素质教育、心理辅导仅仅是形式而已，升学、“应试教育”才是根本。因此有些学校虽然名义上开展了心理辅导的实验和研究，也开设了心理教育的课程，配备了教师，设置了心理咨询与辅导室，建立了学生心理档案等，但是由于忽视教育者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最终使学生心理辅导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地区间差异问题。当前，学校心理辅导上海、北京等地区已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与实践，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就全国内地而言，发展极不平衡，悬殊很大。有相当多的地区对此还很陌生，连最基本的常识和观念也很少了解，违背心理健康教育的行为和事件常常发生。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无论是重视程度、普及面还是发展水平都很不理想，两者差距十分显著。 四、对策 对于预防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在学校心理辅导模式中，一要加强师资队伍的临床专业水平，二要切实做好学生的临床测量评估工作。 学校心理辅导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推进这项工作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师资队伍。增加师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有更多的高等学校大力发展相关专业，为普通学校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有关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积极介入，将对此项工作专业化发展方向有积极的意义。另外学校心理咨询教师遇到自己无法提供有效帮助的个案时，要及时将其转介到校外的专业机构接受咨询或治疗。 学校开展心理辅导工作时，要以预防为主。而且在发现学生刚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现，不至于日后酿成大错，这就体现了心理测验评估的重要性。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至今尚没有一种方法能完全替代心理测验对心理特征进行客观定量的评估。心理评估在医学心理学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临床心理学的两个基本任务：一是临床心理评估；一是心理治疗与咨询。显然评估是治疗和咨询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同时心理评估还可对治疗和咨询的效果做出判定。 临床心理学对于防范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意义重大，在学校心理辅导模式中除了要加强师资队伍的临床心理学师资和注重临床心理测验的应用外，还应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进行全方位的教育。重视全体教师充分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将对学生的心理辅导渗透于各利中，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这是团体心理辅导最重要、最大量的心理素质训练。学科教学心理教育的渗透是指在学科教学过程中，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促进课堂学习认知、情感与行为技能发展的活动。 作者简介：杨帆（1988-），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特殊儿童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论文: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精神科见习培训效果的调查 【摘要】目的：探索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接受精神科实践学习的效果，并为以后培训的改进和推广提供启发。方法：为客观评估精神科实习效果，选取2009—2012年间在安定医院接受精神科实习培训的研究生共37人，另外选取安定医院2008年和2010年的第1年住院医师共40人。比较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在培训后参加精神科症状学基础知识闭卷考试的得分与第1年住院医师在该考试上的得分差异情况；同时从曾受训的学生中选取36名发放自编精神科实习情况调查表，来考察受训学生对培训的主观看法和感受。结果：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在精神病学理论考试中的得分高于第1年住院医师[（81±5）vs.（77±9），P 【关键词】精神科实习；症状学；临床心理学培训；调查 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应的，对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培训也逐渐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在实际工作中，临床心理学家常常会遇到来访者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需进行转介的情况，如何对来访者进行观察以评估是否需要精神科医生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及时建议来访者接受精神科治疗，延误了病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临床心理学家不仅需要掌握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理论和技术还要掌握基本的精神科常识，以及积累与各类精神障碍病人接触的经验。 欧美各国在对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培训上，均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不仅需要完成相应科目的学习，还要在医院、咨询中心等机构积累一定时长的临床实习经验。如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则规定，学生必须在督导下积累1500 h以上的临床经验方可取得职业资格。学生通常是在大学的临床心理培训门诊，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APA指定的精神病医院，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等机构完成这一要求的实践。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分会在对研究生的项目认证中，要求必须在课程作业期间对学生进行实习培训。硕士生要求1000 h的实习，而博士生要求1500 h。德国对于心理学的心理治疗师的培训分为理论部分、实践培训部分、临床实践部分、自我体验部分、其他理论学习及论文报告共5个部分。其中临床实践部分明确规定应包括精神病院工作600 h，占总培训时长的14.3%。 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关于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接受精神科实习的培训规定。然而，我国精神科疾病的患病人数又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数量。一项针对我国四省63004人的抽样调查显示，1个月内任一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7.5%（95%的置信区间为16.6—18.5），心境障碍的患病率为6.1%（5.7～6.6），焦虑障碍为5.6%（5.0～6.3）。如果临床心理专业人员对临床实践学习，尤其是对精神科疾病的实践经验缺乏，可能会导致在实践中存在不能及时甄别精神病症状或未能及时转介而延误治疗的情况。 在国外，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与精神科医生一样，是一个国家心理健康领域的主力军。例如在德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心理学背景的心理治疗师占3/4之多，他们与精神科医生共同从事对各类精神障碍、心身疾病病人的治疗工作。而我国经过良好培训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迫切需要加强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人才的培养。 从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员培养情况看，我国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重点应放在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上。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注册标准（2007）规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硕士培养方案中应该包括心理针对临床或咨询心理学领域的实习（见注册标准2.08）等。对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实习及接受督导的情况提出了具体规定。此外，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对注册实习机构（见注册标准4）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陈红等对22所高校本科生、研究生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培养课程及计划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在此方面与国际发达国家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存在明显差距。研究发现仅有21.4%的学校既包括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习，也包括精神病学的实习；在实习时间方面的要求也很不一致，时间比较短或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等现象突出。在陈红等研究的学校中，许多是211重点大学，而全国众多的非重点大学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和方案，可能情况更为参差不齐。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教研室参考国际发达国家的重要大学的情况，自2003年就开始制定对临床心理学专业硕士、博士的培养方案，至2009年共进行了4次修订。事实上，从1990年代开始，进入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必须经历在北京大学或其他高校、中学等心理咨询或治疗中心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实习过程，并由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提供个体或集体督导。鉴于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尚缺乏精神病学的临床经验，这一手册规定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需具备至少240～320 h的精神科临床实践和学习经验。自2002年起，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系教研室每年利用假期安排临床心理学低年级研究生赴精神科实习，此后逐渐固定到北京市安定医院进行为期6—8周的精神科临床实践和学习。 由于目前国内尚没有针对临床心理学研究生进行精神科临床实习的相关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近四年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系研究生进行赴精神科临床实习的情况进行总结，以探讨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接受精神科实践学习的效果和影响，并为以后培训的改进提供依据，为国内相关培训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进入精神科实习的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均学习过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引论、心理测量等与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课程。 样本1：为客观评估精神科实习效果，本研究选取2009～2012年间接受安定医院精神科实习培训的研究生共37人作为研究对象，接受培训时的年龄21—28岁，平均年龄（23±1）岁，其中男生5人，女生32人。29人本科所学专业为心理学，2人为临床医学，另有6人所学专业分别为护理、新闻传播、社会工作、动物科学、公共事业管理和植物保护。除1人本科毕业后因考研耽搁1年外，其余均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入研究生阶段。在完成6～8周的临床实习后，所有受训者均参加精神病学理论知识考试。考试题目由安定医院精神科第1年住院医师考试题库抽取，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 同时选取2008年和2010年安定医院第1年住院医师共40人为对照组，均为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年龄24—28岁，平均年龄（26±1）岁，其中男生10人，女生30人。收集其在完成1年的临床实习后参加该考试的成绩作为对照组成绩。 样本203：为考察受训研究生对精神科实习培训的主观看法和感受，在2005—2012年间接受过安定医院精神科实习培训的人员中，选取36名受训者发放自编调查问卷，其中男生8人，女生28人，28人本科所学专业为心理学，2人为临床医学，另有6人所学专业分别为护理、新闻传播、社会工作、动物科学、公共事业管理和植物保护。受训者填写问卷时的年龄21—29岁，平均年龄（24±2）岁，参加培训时的年龄21—28岁，平均年龄（23±1）岁，至今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年限0—7年，平均工作年限为（1±2）年。 1.2实习培训内容 临床心理学研究生进行精神科实习的主要培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两个部分，具体方案由本文第一作者根据北京安定医院临床精神病学的教学大纲结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实习要求而总结制定。 理论培训部分主要涉及精神科症状学诊断、常见精神科疾病的介绍等；临床实践部分包括实习研究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与病人直接接触，积累对精神疾病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症状学的了解等。研究生要先在具备精神科背景和心理治疗经验的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理论学习，随后被分入不同的病区，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临床访谈和学习，参与查房和案例讨论。理论培训部分的培训内容及要求见表1。 1.3工具 1.3.1精神病学考试题目 考试题目共包含100道选择题，所有题目均抽取自安定医院第1年住院医师期末考试题库，内容包括症状学、精神疾病的分类、表现、特点以及常见精神科药物的疗效和使用等。每题计1分，满分100分。 1.3.2自编精神科实习情况调查表 共包含19个条目，其中2个为开放性条目。条目1～13均为实习培训的大纲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精神病学理论知识、诊断标准和方法、对精神病人的访谈；条目14～17为心理评估、测量与心理治疗的应用等。调查问卷的条目的编制主要考虑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在精神病医院实习涉及3大部分内容：精神病学基础知识，精神疾病的鉴别、诊断与精神科治疗，精神疾病的心理评估、测量与心理治疗。受训者根据自己对实习的看法和感受，对每条目进行1（完全没有收获或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完全没有帮助）～7（收获非常大或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帮助非常大）点计分。条目18和条目19为开放性条目，要求受训者补充其他收获和提出改进建议。 1.4统计方法 本研究为单因素组间设计，描述性统计指标包括平均值和标准差计算，采用独立样本￡检验比较两组被试在精神科症状学基础知识考试上的得分差别。采用软件SPSS13.0完成。 2 结果 2.1精神病学理论考试成绩 精神病学理论考试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样本1）所得分数的范围为65～90分，平均得分（81±5），40名第1年住院医师得分范围为62—96分，平均得分（77±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5=2.38，P 2.2自编精神科实习情况调查表得分情况 对样本2在自编精神科实习情况调查表各条目得分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是：“症状学相关知识”“精神疾病的精神科治疗原则”以及“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特征”。得分最低的3个条目是“心理测量工具在精神科病人中的应用”“精神药物治疗后病程发展特点”以及“精神疾病的心理治疗方法”（表2）。’ 对样本2在开放性条目上所填写内容进行整理，其中关于“其他收获”部分报告人次在3次以上的内容有“与病人直接接触，改变对精神科病人的偏见”以及“参与专家查房、案例讨论”。而关于“改进建议”部分，报告人次在3次以上的内容有“希望增加实习时间，接触更多科室”和“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医生的指导并参与案例讨论”等（表2）。 3 讨论 3.1培训的现况和改进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参加精神病学理论考试的成绩略高于对照组，两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在接受了为期6—8周的精神科理论知识培训之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能够基本掌握精神病学基础知识，包括症状学、各主要精神障碍的症状和诊断标准等。而从主观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感到“收获最大”或“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帮助最大”的3个条目也正是“症状学相关知识”、“了解精神疾病的症状特点”以及“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特征”，说明虽然培训内容偏重精神科基础知识而不是心理咨询的技巧，但是心理学系的研究生仍然感到有很大收获，其所掌握的精神科基础知识对他们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以下分别从培训的日程安排、培训方式和教师选择3个方面详细讨论培训的现况和未来应考虑的改进。 首先，从培训的日程和内容设置来看，目前为期6～8周的培训基本能够实现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两部分。从精神病学理论考试的结果来看，理论学习部分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主观问卷的结果显示研究生在精神病学理论知识、诊断标准和方法两个方面均感到收获很大。不过，主观问卷的结果也提示培训的安排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学生报告对于“访谈与心理治疗的应用”这一内容感到收获较小。一项对大学、精神科（精神病医院）以及综合医院的心理门诊负责人的研究发现，各机构负责人认为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具有扎实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职业能力非常重要。因此，在今后的培训中可以考虑加入精神科中的心理治疗应用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具体应包括对精神科病人进行心理评估、心理测量、精神疾病的心理治疗原则和心理治疗方法等。 另外，在开放性条目上，许多学生报告希望能够增加实习时间，接触更多的科室和病人。故在今后的培训安排中，也可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延长实习时间。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注册标准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实习时间的要求，是考虑到目前的国情。国外发达国家临床心理学学生的实习时间通常为1年，根据我国的情况，可考虑将精神科实习时间定为1～3个月；进行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的临床实习时间可以在3—6个月或更长时间。 其次，从培训的方式上来看，目前的培训采取理论与见习相结合的培训方式，而受训学生在精神科症状学测验中得到良好成绩和主观问卷的作答情况可以基本反映这一培训方式的适用性。通过理论的讲授可使学生形成精神疾病症状学的基本概念和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而通过在病房中与患者的直接接触，则可以增加学生对精神疾病的感性认识。 最后，从教师的选择上来看，目前的培训选择既有精神科背景又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经验的老师来带教，本文作者认为这一点对于保障培训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与患者的接触中，同时拥有精神科背景和心理治疗经验的老师也能够更好地解答同学们的困惑，分享针对精神科疾病的心理治疗经验，指导学生将心理学知识与精神科的诊断评估结合在一起，综合的理解问题。这也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为什么规定注册实习机构中必须拥有已经注册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督导师和心理师的原因。因此，在实习机构带教老师的选择上，应选择同时具有精神科背景和心理治疗经验的老师以保障培训的效果。 3.2培训的意义 目前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人员的数量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所占比例太少。而且这些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受训背景也存在较大差异，存在只学习过临床心理学相关知识而缺乏其他必要实践培训就直接从事临床或服务工作，或直接将所从事的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工作冠以临床心理的名义从事临床治疗的情况。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来推算，我国需要约86万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人员。而这个理想状态目前还难以实现，心理咨询治疗领域专业人员的缺口仍然很大。 我国特有的羞耻感文化往往衍生出病耻感，许多病人及其家人在羞耻的情绪影响下迟迟不肯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其中一部分人则有可能转而到心理咨询门诊来寻求帮助。这就需要临床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具备一定的精神科症状学常识。因此，规范而系统的精神科临床实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对精神科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与病人直接接触的经验，提高临床实践的胜任力。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一些不足：其一，由于缺少对受训学生在参加培训前的“基线”水平的测量，因此学生在参加培训前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的程度的不同可能会对研究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这种笔试成绩主要反映了受试者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能等同于实际应用的能力。其二，由于实际的培训安排受到时间、地点等的限制，不同年度的受训学生所接受培训的时间长短并不统一，培训时在不同的科室实习的时间也未能做到完全统一。另外研究所采用的样本量偏小，对照组的选取在学科背景等方面未能做到完全匹配等，也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后的相关研究可以在受训前加入基线水平的测量，增加实际运用能力如病例评估等方面的测试，以更客观地考察培训的效果。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将受训内容和时间标准化，并收集更多学生参与培训的效果情况，以降低受训时长、学生个人因素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已经颁布，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心理学专业人员进入医疗系统从事心理治疗工作，这就更需要重视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的精神科基础知识和诊断评估技巧的培训。此外，随着《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临床心理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对临床心理学研究生进入精神科实习的相应制度建设和系统培训有待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临床心理学论文:消化性溃疡临床心理学路径应用研究 摘要：目的 通过对中西医和心理学领域关于消化性溃疡文献的搜索整理，归纳出一套临床干预路径。方法 文献查找及归纳。结果 基本了解学界对于消化性溃疡的干预方法，提出自己的改良观点。结论 目前临床对消化性溃疡的心理干预多采用健康教育，没有系统的心理临床路径的干预模式。 关键词：消化性溃疡；心理；临床；干预路径 消化性溃疡主要指发生于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也可以发生于酸性胃液接触的任何部位，如食管下段、胃肠吻合术后吻合口、空肠及具有异位胃粘膜的Mecke1憩室，是一种多发病、常见病。本病绝大多数患者是以中上腹疼痛起病，或以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发生作为首次症状。消化性溃疡疼痛特点：长期反复发作；反复周期性发作；溃疡疼痛与饮食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和节律性；十二指肠疼痛多出现中在上腹部，或在脐上方或在脐上方偏右处。 1 国外对于消化性溃疡的研究情况 溃疡病的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迄今尚未完全阐明，大量研究表明消化性溃疡的发生是由一种或多种有害因素引起的。各种与发病有关的因素如胃酸、胃蛋白酶、感染、遗传、体质、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神经精神因素等，通过不同途径或机制，导致上述侵袭作用增强和或防护机制减弱，均可促发溃疡发生。 1.1 消化性溃疡（Peptic Ulcer，以下称PU）致病因 临床上将PU致病的主要病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幽门螺杆菌；二是非甾体类抗炎药；三是其他因素，包括遗传、精神心理、饮食习惯和生活事件等。 1.1.1 幽门螺杆菌（HP） 1983年，澳大利亚学者Marshall和Warren自人的胃粘膜中分离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使PU的病因学和治疗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PU患者的HP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1]；二是HP感染者发生消化性溃疡危性显著增加[2]；三是大量临床研究证实，成功根除HP后溃疡复发率明显下降[3]。 1.1.2 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 美国每年约10万患者因使用NSAIDs出现不良反应入院，其中15%～25%导致消化性溃疡[4]。国外有学者对1625例NSAIDs服用者长期随访发现，服用NSAIDs导致PU的危险系数为2.12，比HP感染阳性的意义更大[5]。已有PU的患者继续服用NSAIDs，溃疡愈合后其再发率为35.8%，对照组为8.3%[6]。 1.2 消化性溃疡的药物治疗 治疗原则是消除症状，促进溃疡愈合；预防复发和避免并发症；选择药物要效果好、价廉、使用方便和个体化；必要时手术治疗。 根除HP治疗是消化性溃疡治疗的关键。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溃疡在治疗上相同点在应用制酸药物（包括H2受体阻滞剂或质子泵抑制剂及一般碱性药物）杀灭HP；不同点是胃溃疡的治疗需用促进胃排空药物；而十二指肠溃疡则不宜应用，而多用抗胆碱药物。目前多使用联合治疗方法进行HP根除治疗。三联疗法为一种铋剂或PPI加上两种抗生素。如初次治疗失败可使用铋剂+PPI+2种抗生素的四联疗法。 2 中医对消化性溃疡的研究 2.1 定义及临床表现 中医认为消化性溃疡属于“胃脘痛”的范畴，以上腹部疼痛为主要表现，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凡由于脾胃受损，气血不调所引起的胃脘部疼痛，称之为胃痛，又称胃脘痛，发病时常伴有脘胀、纳呆、泛酸、嘈杂、恶心呕吐等症状[7]。 2.2 中医对于消化性溃疡的病因病机解释 中医认为胃痛的发生主要是由外感寒邪、饮食不节、七情失和、久病体虚等因素，影响了胃气的和降，导致气机不畅，不通则痛。根据具体辩证不同，对于胃痛的解释有如下几种。 2.2.1 寒邪客胃，气机郁滞 外感寒邪，客于胃腑，寒性凝滞，阳气被遏，气机不畅，寒主收引，胃络拘急，气血不通，不通则痛，故胃卒然暴作。寒邪得温则痛减，遇寒则痛增；热能胜寒，故喜热饮；胃无热邪，故口淡不渴；苔薄白属寒，脉弦主痛，紧主寒。 2.2.2 饮食不节，脾胃受损 暴饮暴食，宿食停滞；或过食生冷，寒积胃脘；或恣食肥甘辛辣厚味，湿热中阻；或饥饱失常，脾失健运，均可损及脾胃，以致脾胃气机不和，遂成胃痛。寒湿内阻，则有中脘胀闷，泛吐清水，得温痛减，苔白腻等气机不运之象。 2.2.3 情志失畅，肝胃不和 抑郁恼怒，神智不畅，致肝失疏泄，横逆犯胃，气机阻滞，而成胃痛。脘痛连胁，嗳气，每因情志因素而痛。 2.2.4 体虚久病劳累，脾胃虚弱 禀赋不足，或久病脾胃受损，或劳倦过度，均可导致脾胃虚弱，或为中焦虚寒，胃失温养，或为胃阴不足，胃失濡养，而致胃痛隐隐。 2.3 中医对于消化性溃疡的鉴别 中医概念中，胃痛与胃痞、真心痛、胁痛、腹痛的症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却又不尽相同。 2.3.1 胃痛与胃痞 胃痛以疼痛为主；胃痞则是心下痞塞满闷，触之无形，按之不通的病症。 2.3.2 胃痛与真心痛 胃痛多表现为胀痛、刺痛、隐痛，有反复发作史，一般无放射痛，伴有嗳气、泛酸、嘈杂等脾胃证候；典型真心痛是当胸而痛，且多为绞痛、紧缩样痛或压榨样痛，痛引肩臂，伴有心悸气短，甚至汗出，病势危急。 2.3.3 胃痛与胁痛 胃痛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多伴泛酸、嘈杂；胁痛以两肋疼痛为主。 2.3.4 胃痛与腹痛 胃痛指心窝以下胃脘部发生疼痛；腹痛是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部位发生疼痛。 2.4 中医对消化性溃疡的干预手段 中医针对外感寒邪、饮食不节、七情失和、久病体虚等因素进行干预的治法常以理气和胃止痛为基本原则。邪实者以祛邪为急，正虚者以扶正当先，虚实夹杂者则应邪正兼顾。 沙洪杰用平胃安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分为脾胃虚寒、肝胃不和、瘀血阻络、脾胃阴虚四型，在治疗中随症加减，治疗上以扶证祛邪为法[8]。王红、王芳等把消化性溃疡分为五型：肝胃不和型采用疏肝理气，和胃止痛法；脾胃虚寒型以温运脾阳、健脾和胃为法；肝胃瘀热型以清热和胃、疏肝止痛为法；胃阴不足型以滋阴养胃、佐以调气法；瘀血阻滞型以逐瘀通腑，缓急止疼为法[9]。任小强认为消化性溃疡属中医学胃脘痛范畴，辨证以寒、热、虚、实，气滞，血瘀为纲，治宜疏理气机以止痛，分4型进行辨证治疗[10]。金强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3 心理学对消化性溃疡的研究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学界逐渐发现引起PU的因素除了HP以及NSAIDs外，包括遗传、饮食习惯、吸烟饮酒、生活状态及生活事件、精神等因素都与PU发病有关，尤其是老年消化性溃疡与精神心理因素的关系较年轻人更加密切。因此，学界针对上述心理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3.1 遗传 PU患者家属中，PU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单卵双生儿患消化性溃疡病者占50%，双卵双生儿仅占14%[14]。 3.2 饮食习惯 饮食无规律和暴饮暴食与PU密切相关，不良习惯可影响消化功能，造成消化不良，而消化不良可削弱胃粘膜的屏障作用，并影响粘膜的修复[15]。爱吃零食也被认为是PU易发因素之一，因为吃零食后，刺激胃酸分泌，多余的胃酸损伤胃及十二指肠粘膜，造成PU[4]。 3.3 吸烟饮酒 研究指出，吸烟者较不吸烟者PU发生率高2倍[4]。而关于饮酒诱发PU这一结论，目前学界尚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饮酒量和年限与PU显著相关。因为酒精可对胃粘膜产生刺激而破坏胃粘膜屏障；促使胃酸和胃蛋白酶原分泌增加；影响幽门括约肌的关闭功能；减少胃十二指肠粘膜内的血流量，促使溃疡的发生及复发[16]。而Peterson、Barnett的研究结果指出饮酒与PU并没有明显相关[17]。 3.4 生活状态及生活事件 某些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或过度疲劳的职业人群，容易出现PU甚至消化道出血。其机制与精神紧张、过度疲劳、熬夜等可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粘膜血流异常而导致缺血缺氧，进而促使溃疡形成[18]。人们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称应激源，造成心理应激并可能进而各种躯体症状，属于心身疾病。Venstein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刺激会导致PU的产生[19]。 3.5 精神因素 紧张、焦虑、情绪波动大会引发PU，具体促发溃疡的机制尚不清楚，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紧张、焦虑和过分压抑等情绪，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通路而影响消化系统功能，进而与PU的发生密切相关[20]。美国对4500位成年人进行13年跟踪观察，其中68%承认自己有紧张情绪，208位患有PU，相对危险性为1.4～2.9[21]。此外，大多数PU患者都有焦虑、抑郁或焦虑合并抑郁等明显的不良情绪，情绪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也是PU的一个致病因素[22]。 3.6 人格因素 Piper（1977）等人研究发现消化性溃疡患者更多具有内向神经质特点，表现为人际关系淡漠、刻板、僵化和保守的倾向，孤僻、好静、悲观，遇事思虑过度，易怒但又常压在心里不能发泄出来。卢云芳研究发现极端A型性格与消化性溃疡关系密切[23]。张晓萍，杨泽之认为具有这些性格的人好胜心强、雄心勃勃，有时间紧迫感，心理上经常处于紧张、急躁、焦虑、忙乱状态，情绪反应激烈[24]。消化性溃疡患者中具有A型性格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患者是胃溃疡患者的2倍，说明A型性格的人群更易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卢宁等研究发现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个性多为内向情绪不稳定性，并证实这种个性倾向是消化性溃疡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25]。 3.7 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的缺乏使个体得不到情感的支持，无安全感，不易保持身心健康。社会支持的缺乏是消化性溃疡的高危因素[26]。Medalie等研究发现消化性溃疡和应对方式明显关联[27]。黄慧婷发现消化性溃疡患者的消极应对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8]。 4 A型行为量表研究 在国外研究中，A型行为的鉴别诊断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录像临床检查，也称为定式晤谈，是由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开发的第一个TABP检测工具；另一种则是各种自评式问卷调查，包括Jenkins活动测量问卷、Framingham A型行为量表和德克萨斯A-B型行为测验。上述量表中，测试效果最好的是VCE（SI），因为晤谈时能提供一种唤起特定行为和情感外在表现的环境，通过对其言行的观察和评定而得到阳性结果。而大多数自评问卷因为受到主观影响，个体对于自身的阳性行为表现未能察觉而造成测试效果与SI比较而言略差。但量表比起SI而言，对于实施者技术要求不高，简单方便，因此仍然具有很大的使用空间。 5 临床心理干预 5.1 消化性溃疡传统治疗手段的不足之处 目前临床上对消化性溃疡的心理干预多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模式。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它要求把人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的连续体，在健康和疾病问题上，要同时考虑生物的、心理的和行为的，以及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消化性溃疡是典型的心身疾病，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5.2 消化性溃疡临床心理干预 消化性溃疡患者心理干预的方法也从最初单纯的认知疗法（目前常用的主要是理性情绪疗法、自我指导训练、Beck认知治疗和问题解决治疗等）逐渐发展为认知疗法与行为疗法相结合进行干预。其中行为疗法针对消化性溃疡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主要干预手段是渐进肌肉放松训练。近来又引入了以绘画治疗、书法治疗、音乐治疗为代表的艺术心理治疗手段对患者进行干预，让患者置身于安静缓慢的情景中，与原本A型行为进行拮抗缓和原本焦虑的情绪。 综合对消化性溃疡的临床干预手段以及心理社会因素研究，我们发现，对消化性溃疡进行心理的临床干预大部分都是结合了健康教育或者以某个单一心理技术进行临床干预，在人员上都是以传统医生和护士为主。在方法上，还是以知识的传播和单一技术即时干预为主，没有真正地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各种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在对患者的心理支持上，停留在一般的理解和同情，是站在医护人员的角度，指导病人怎么去改善自己的行为，未能做到帮助患者化解生活矛盾，也未能让患者在离开医院之后能够凭借接受到的临床心理干预方法得到成长。 在对消化性溃疡的心理社会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还是比较深入，从各个方面阐明了消化性溃疡病人是怎么被这些心理社会的因素影响，从而可探讨出一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生理指标的具体方法。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探讨这些因素是怎样对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发展转归起到作用；另外还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根据每个因素的特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干预手段，只是这些手段没有从中进行临床上的实验验证，并且也没有把各种手段系统地结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临床路径。 临床心理学论文:进化心理学对临床心理学的影响和启示 摘要：心理障碍被视为某种适应不良的心理过程的表现，这使得对心理障碍的理解限定于纯粹的病理性模型。理解心理障碍需要理解这些现象的进化起源和功能，这是一种广义的积极心理学的思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临床心理学，可以丰富对异常心理现象的理解，为异常心理现象提供进化的解释，藉此为临床工作拓展新的思路。这种探讨将有助于在进化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之间引起更多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临床心理学的积极心理学转向，这对于进化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都是一种丰富的可能。 关键词：进化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病理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取向。进化心理学将进化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应用进化的思想解释人类心理及行为，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综合观点。进化心理学家把人类的思维看作是为了应付特异的环境挑战而数百万年来不断进化的信息加工装置，具有模块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进化心理学把“过去”看作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把适应和压力看作心理进化的动力，认为心理机制是由“模块”构成的，功能分析是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途径，行为是心理机制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进化心理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学分支，而是采用进化的方法看待和研究所有的心理现象，所以进化心理学可以和所有的心理学分支发生作用。 临床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896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但临床心理学的思想及心理治疗的思想，很早就出现于哲学和宗教的传统中。从这个角度而言，临床心理学的实际存在早于这个名词被确立下来。事实上，临床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探究和实践，在18到19世纪的欧洲，已经逐渐在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中开展开来。作为这场运动的体现和成果，精神分析是临床心理学的第一个范式，产生了对病理心理学的系统理解及干预方面的全面革新。自此之后，临床心理学逐渐独立于精神医学，开始探究自身的范式。临床心理学的诞生受到诸多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作为重要的时代精神，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巨著《物种起源》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思想源头。100多年以来，进化理论和临床心理学都经历了长足的进展，当代重要的进化理论——进化心理学对临床心理学的影响，及二者的交互增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一、进化心理学的兴起和基本观点 进化思想源远流长，西方的进化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611—547 B.C.）。进化思想成为一门系统化的科学开始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划时代的工作。随后，进化思想深入到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心理学的发展。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的名著《心理学原理》中首次使用了“进化心理学”这个名词。1989年人类行为和进化协会成立，并出版了《进化与人类行为杂志》（Journal 0，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标志着进化心理学的诞生。其主要创始人有David Buss、Jerome H Barkow、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相关的研究在不同的领域内展开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性选择与亲本投资理论、认知模块理论等等。进化心理学认可并采纳所有已存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置于进化的大背景下，构建出某种元心理研究方法。这样一来，无论是人类的认知过程、个体差异，还是社会文化心理，都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探究，以探明它们在种群的进化过程中解决了何种适应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解决了该问题。 进化心理学一经创立便迅速与心理学的其他分支相融合，如进化社会心理学，进化认知心理学等等。国内专家叶浩生、许波、张雷、熊哲宏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进化心理学的进展并翻译了相关著作。这些著作及文章的发表，推动了进化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化心理学的知名研究者，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Geoffrey Miller曾著文指出，亚洲的进化心理学研究将会后来居上，取得更大的成果。由于没有基督教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进化思想的阻碍，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包含了丰富的演化思想，开展实证工作将会有较小的阻碍，这些结果可以与西方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丰富对大尺度的心理进化的研究。可以预计，进化心理学未来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发展。这对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包括临床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是：（1）过去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这里所说的“过去”，不只是指个体的成长发展经历，更主要的是指人类种系进化史。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都是进化的产物，是保存完好的“活化石”，能帮助我们了解祖先的过去，能从中找到进化在现代人身上留下的印痕。（2）功能分析是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途径。“适应是演化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的某种特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可靠地、有效地、经济地、精确地解决某种适应问题。心理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去发现、描述或解释人的心理机制，而确定、描述和解释心理机制的主要方法是功能分析。（3）生存与繁殖问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个体的生存与繁殖对种属的存续、发展非常关键，更因为个体存续、发展要依存于诸多社会关系，所以，在此基础上演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在性质上必然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由于对群体的繁衍有积极意义而被保存下来。（4）心理机制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演化物。（5）模块性是心理机制整体组织的特性。人的心理是由一些认知模块装配而成的，每个模块都有特定的功能，当然，特定范围的机制的存在并不排除性质上更一般意义的机制存在。（6）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进化心理学强调了心理现象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从而内蕴地在所有心理结构和功能中探究其适应于既往环境的意义；其次，进化心理学尝试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的大框架下思考心理问题，研究某种心理机能如何相应于大脑的功能回路，而这个回路又是由于何种基因突变而产生，产生于哪个时期，该时期又面对着何种适应问题。该问题或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或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变迁带来的影响；再次，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含有某种解释的属性，这会影响到进化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也会刺激其发展出更为系统的研究范式，会丰富与之相应的科学哲学的讨论。 二、进化心理学对临床心理学的影响 进化心理学提供了对于人类认知、儿童发展、社会文化等心理学诸多分支的新视角，是一种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远因解释”（ultimate causes），即在所有可以获得的科学证据下所做的最为终极的解释。进化提供了最广泛看待人类的可能视角，一种“范式转换”，从进化的起源和基本的发展需求的角度界定人类天性的基本组分。与此相应，现代进化心理学可以为临床心理学提供一个更适合的整合框架，正如Glantz和Pearce所说的，进化可以提供一个心理治疗的统一基础。这对于目前建基于不同的哲学内核，以风格迥异的方式实践，日益采用彼此无法理解的语言阐述理论的临床心理学诸流派而言，会是一个走向统一范式的机会。 进化思想在临床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中一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将进化思想应用于个体差异的研究，成为现代人格理论的鼻祖。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经在进化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人格的驱力理论。其后继者荣格则进一步将人格奠基于种系发生的历史，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削弱了进化思想的影响，与此相应的行为治疗也不看重人格形成的发展方面与进化方面。不过，由于行为主义的这种简约性，得以孤立并精细研究多种心理机能的特征，这对于从进化思想到进化心理学的过渡，做了数据和研究方法上的准备。随后，进化心理学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野，可以审视这些曾被孤立研究的诸心理过程是如何被整合并封装起来，形成人类独特的适应器——“意识”的。正常的心理现象如感知觉，及异常的心理现象如恐怖症等，都可以从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方面得到新的理解。大量的相关文献得以涌现，我们以“evolution”及“clinical psy-chology”为关键词在PsycINFO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在1885年到2011年间共有1448篇文献，而从1991年至2011年间则有1097篇文献。 下面，我们将从异常心理形成机理和进化心理学对临床心理学实践的影响两方面进行阐述，并以临床心理学中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为范例，探讨进化心理学对其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的影响。 （一）病理心理现象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进化心理学对病理心理提供的是一种“远因解释”，即病理心理何以作为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某种机制而在基因库中保存下来，并在下一代生物体中作为表现型（phenotype），在相应环境刺激出现时而呈现自身。其中一些心理障碍可能是由于进化设计（evolutionary design）与新的环境不适配（mismatch）所引起的，并由此区分缺陷（defects）与防御（defenses）。其中，缺陷是一些生理或心理系统的功能缺失，没有任何的作用；而与此相反，防御是自然选择的反应，用以保护有机体免于外部的威胁。适应性的防御需要有机体能够察觉到其所在环境中的威胁，并以合适的方式做出应对。由此，这些防御机制的作用使得有机体免于危害，并减少未来发生危害的可能性。这些防御机制包括对潜在的威胁和丧失保持敏感和警惕，并在合适的时候激活生理心理系统用以应对。而适应性的作用也会转变为不够适应的，如过度的或不适当的反应则产生病理心理症状。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天生”的异常心理，除去进化过程的“噪声”所带来的非适应过程之外，或许大量的异常心理都有着、或者是曾经有积极的适应意义。这一观点对于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的二分法提出了并非基于道德而是基于科学的挑战，这是一种积极心理学的价值取向。 焦虑障碍是重要的精神心理障碍，在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DSM-4-TR）和国际精神障碍分类诊断（ICD-10）中都是重要的项目。严重的焦虑障碍可以限制个体的社会功能，极大地消极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焦虑障碍有很多表现：特殊恐怖症、惊恐发作、广泛焦虑障碍、社交恐怖症、强迫症等等，其优秀是对恐惧的病理性回避。从进化的角度看，恐惧在哺乳动物的进化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一个恐惧模块（fear module）可能在进化中被选择保留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一心理一神经系统，专门用于解决潜在的生命威胁情境。某些情境（如流血、高空、陌生人、可能存在天敌的旷野或狭窄通道）对人类的先祖非常具有威胁作用，对于今天的人类则成为某种进化的负担，发展成某种特殊恐怖症，如对血恐怖症、高空恐怖症、对人恐怖症、广场恐怖症或幽闭恐怖症。这些恐惧模块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逐渐具有了选择性（selectivi—ty）、自动性（automaticity）、封装性（encapsulation）等特性，并由专门的神经回路控制，这些回路更可能定位于皮层下组织甚至是脑干区域。这样的特性使得病患即使意识到恐惧的不合理性和非适切性，也仍然难以用意识活动加以控制。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的症状也可以得到进化的解释。强迫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进化而来的规避危险策略的连续统（continuum）中的一极，一种病理性的对未来情境的元认知表征（cognitive meta-representation），即对于自身想法和行为的后果的表征。这种“元表征”能力在人类进化中具有积极的适应意义，有助于人类先祖更好地预测未来及自身行为的可能后果，失去弹性地使用这种表征能力将使个体产生强迫的症状。 抑郁症对人类健康有着莫大的危害，这使得抑郁可能由进化所保留并对个体有所助益的观点很难理解。尽管大多数抑郁可能是功能不良的，而能够体验到一定程度内的抑郁感受将有助于适应一些特殊的情境，这使得它也为自然选择所保留。不同的抑郁症状用于应对不同的适应问题：抑郁症状中的内疚、反复思考、疲倦、悲观会使个体保存能量，并丧失进一步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动力；而哭泣、悲伤则有助于吸引到社会帮助以渡过难关。抑郁可能有助于当事人更多地关注社交风险，对来自他人的社交威胁保持高度的敏感，并规避可能带来更多社交风险的行为，如屈从、放弃对高自尊的追求等等。特殊的抑郁症，如产后抑郁，可能是向其他妇女发出求助信号，以征求帮助共同照顾新生儿。季节性的抑郁则有助于哺乳动物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增加睡眠，减少活动以保存能量。不过，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尚无法从利于个体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某种群体水平的调节，但这其中存在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最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进化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较少可能结婚并生育后代，所以为什么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会保存在基因库中难以理解。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一种代价，或者是进化过程中不必要的副产物，但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进化心理学对心理治疗的启示 当今的心理治疗可以分为许多流派，但总体上可以分成精神分析一精神动力学派，认知行为学派与存在主义一人本主义学派。不同的学派对心理治疗的界定、功用、理论取向、目标、治疗师的作用、治疗关系等等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精神分析一精神动力学派与进化理论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留待下文详述。当代的进化心理学思想也为认知治疗师所看重。传统的认知治疗侧重于发现来访者与症状相关的自动思维（automatic thoughts），并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技术深入到来访者内心的适应不良的图式（maladaptive schema）。但将大多数的适应不良图式放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却是可以被理解的。比如向恐怖症的来访者解释道，当事人对于特定物体或场合的恐惧，既非由于人格之脆弱，也非理性之缺乏，而无非是被放大了的正常心理过程，这样的话，来访者便不会因对自己有苛刻的批评与责难而引发新一轮恶性循环。Paul Gilbert在其主编的《进化理论与认知治疗》一书中附有大量实例，提供了矫正患者不良信念的一种更广阔的视角。 针对抑郁症的进化心理学理解，Toney J.Carey发明了一种围绕病患所体验到的“无用感”的“多维度途径”（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着力于改善病患由于更多地关注社交风险而持续地强化自身的无用感而带来的退缩症状，并发现该种途径使得病患恢复更快，并有较少的复发率。除了抑郁症外，基于进化心理学理解的认知治疗还广泛地应用到特殊恐怖症、边缘型人格障碍中。进化心理学所提供的“元认知”思路，有助于病患从超出个人的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问题，这种变化了的思维方式将带来情绪、行为、人际等一系列的变化。 进化心理学对于心理治疗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的。从治疗的伦理学角度，从某种程度而言，进化思想在本质上撼动了心理治疗的“校正”观念。正常与异常的截然划分，在进化心理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有利于消解某种内隐于心理治疗理念中的对病患的歧视。其次，这还会引发对心理治疗的哲学思考。“治疗”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治疗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治疗“金规则”，如何看待心理治疗的文化负荷等。从具体的技术而言，使患者接受进化心理学的理念，而得以从不同的维度审视自己的问题，通过理解人在群体的进化史中的位置和作用而彰显出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深刻的积极心理学取向。最后，从心理治疗的整合而言，进化心理学也可以提供一个大的背景和对话平台，这对于不同心理治疗流派之间加强沟通、保持心理治疗体系的持久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三）进化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影响 19世纪末，奥地利人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这是心理治疗的第一个系统的范式。弗洛伊德的思想先驱有布伦塔诺、叔本华与尼采、赫尔墨霍茨、布罗伊尔、沙可等，最重要的应该还是由达尔文所创立的进化论。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优秀是驱力理论，弗洛伊德假定人类有生命保存的本能和性本能，而达尔文也曾经假定过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和通过性选择的进化两种途径。前者强调个体的生存，后者强调种族繁衍，这与弗洛伊德双重本能的说法是一致的。与弗洛伊德同期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大师荣格也从进化论中汲取了灵感。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反映了人类在以往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即种系发生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以某种方式感知到某些东西并对它做出反应，是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原型（archetype）是这些进化遗迹的体现。在弗洛伊德之后，美国精神分析理论家哈特曼丰富了弗洛伊德的后期思想并创立了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提出了“自我的无冲突区域”，指出自我（ego）并非只是冲突协调的产物，而是积极适应外在环境的工具。当代的自我心理学家进一步引入进化心理学的思想，认为自我通过对感觉和情绪的加工，从而更适应主体和客体的需求。此外，进化思想和进化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影响，还表现在逐渐丰富和改变精神分析的优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如本能、驱力等等。 当代精神分析注重与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和婴儿研究的结合。英国精神分析学家鲍尔比将进化理论再次引入到精神分析中，提出了当代精神分析的重要分支——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认为，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是进化的重要策略，依恋模式的异常是很多精神心理障碍的诱因。在依恋理论的基础上，英国学者福纳吉进一步将心理化（metallization）的概念引入到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指出心理化是重要的进化成就，有助于婴幼儿发展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这是婴儿逐渐发展出主体间的参与能力，从而进入并参与社会行为的极其重要的适应机制。该机制的紊乱会带来与人际关系相关的障碍，采用特定的方法训练并重新启动该功能的发育，是治疗此类障碍的关键。目前，福纳吉和他的同事已经发展出针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基于心理化的治疗方式。 进化心理学还为整合精神分析的不同分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元理论。在进化心理学框架下，当代精神分析的两大范式——驱力理论与关系理论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通约。在进化的视角下，个体的生物属性并不仅仅包含着驱力的原始成分：性和攻击，还内在地包含着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心理潜能，关系内在地包含于驱力中，驱力的层级展开必定包含关系的维度，关系则为驱力的实现提供前提，二者都是进化的结果。从事临床工作的精神分析师们也利用进化心理学来丰富对被分析者的理解，指出浪漫的激情与安全的依恋之间存在着适应性的辩证关系。这一视角将有助于从病理性的个案中理解人类面临的共同冲突，从而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婚姻和家庭模式以及社会文化现象。 三、小结及展望——临床心理学的积极转向 进化心理学是当代进化理论在心理学中的最新运用，其显著特点就是寻求人类心理及行为的远因解释，这使得心理学各个分支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诠释，包括各种异常心理。积极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新近取向，是对传统心理学的继承和批判。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异常心理并非只是一个进化的垃圾袋，而是有其适应的意义。这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心灵痛苦，并从一个广阔的角度获得意义提供了某种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进化心理学有助于引导临床心理学走向某种广义的积极心理学。有关进化心理学是一种解释学（hermeneutics）还是一种基于实验的科学的争论还在继续，有关进化心理学过于强调生物因素而忽视文化因素的批评也在继续。尽管进化心理学的阵营中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回复，如摹因（meme）和文化进化等概念的提出，这对于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来讲，争论和批评都是正常的。对异常心理的进化心理学研究不仅会丰富临床心理学本身，也会为进化心理学提供更多的证据。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需要范式，进化心理学可以提供一个范式。在进化心理学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整合来自生物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丰富我们对于人类内心世界和心灵痛苦的认知，使人们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内心和人生。这对于中国的临床心理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启示。 临床心理学论文:中医“整体观念”在进化临床心理学应用于土家族人心理障碍方面的研究 【摘要】中医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提出人体自身的完整性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根据疾病与心理障碍的调适与失调,提出了“忧恐悲喜怒,令得以其次,故令人无大病矣。”等基本理论思想,可以更好地指导进化心理学在土家族人心理障碍方面的临床研究。 【关键词】整体观念临床进化心理学土家族人心理障碍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学认识到情志的重要性,七情内伤会直接损伤内脏精气,引发多种情志病症。而情志作为中医学对现代心理学情绪的特定称谓,认识到人对内外环境变化进行认知评价会产生心理上的复杂反应。心理学家通过明确心理障碍的具体标准,以中医学“整体思想”来研究土家族人的心理障碍方面的问题,本文简述如下,以供今后进一步学术探讨与交叉研究之用。 1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的主要特点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长期的生产与临床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有机整体。运用古典哲学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思想,中医学认识到人体的各个脏腑形体官窍的结构和功能都是作为人体一部分而存在的。通过非常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病情的实质,作出正确的诊断。其次,中医学认识到人与自然环境是相统一的。中医学认识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的阳光、水、温度、生物圈等,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这体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再次,中医学认识到人与社会环境是相统一的。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的好坏也对人体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之所以为人,是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紧密相关,当这种社会因素与人体不相适应时,稳定、有序、平衡、协调的健康状态就会被破坏,从而成为邪气影响人体的正气而致病。 2 进化心理学的优秀概念 在相应的背景下,如果一种机制未能执行它在进化中所形成的设计功能,那我们就可以说该机制发生了功能障碍。 3 进化心理学所致问题的表现 3.1 当面临相应的适应性问题时 由于设计功能未能被激活,常会出现一些由心理障碍引起的行为异常现象。例如土家族人强调存在的“基本问题”,如老人正常死亡后举行丧礼时,常常会以笑丧的形式,这反映了土家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死亡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如果存在心理障碍时,扭曲的思维方式会让他们在面对死亡的降临时,非喜悦而是痛苦。 3.2 当机制在不应该激活的背景下被激活时 外显与可观察的行为方式,周围环境的条件反射与影响效果,反映了条件性情感反应在新情境中的泛化和发展。例如土家族人通过哭嫁,有回忆母女情深,有诉说分离别哭,有感谢父母养恩,有教女为人处世等等,可见其十分丰富的感情内涵。在哭嫁歌时,一般即席而坐,见谁哭谁,以娘婶多见。如果这种哭嫁过多地倾向于不合适的对象,缺乏哀婉离别,甚至有一种报复的冲动,苦笑皆非,于情于理不合,凸显的就是变态心理下“患病行为”的刺激强化。 3.3 当一种机制未能和其他机制相互协调时 协调的失败,可能存在对信息加工的不完全性和缺少言语理解的相互协作,也有器质性损伤参与调节作用。由于机制的“平均”功能所伴随的正常错误,人类在用相应的心理机制来对自身和他人的配偶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估,并非将主要经历和策略用在吸引同自己比较相配的对象中。例如在恩施地区的梭布垭石林,每年一度的土家族女儿会主要通过对歌和诗意,来表达青年男女对理想爱情伴侣的追寻与选择,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赏。但是由于受各种媒体的影响,如土家族人看到的节目主持人和女演员都十分漂亮,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高的比较标准,因而低估了自己配偶的价值。为了在女儿会上能吸引更多的目光,一些土家姑娘可能因为抑郁、体型等功能障碍而出现不协调。 4 中医学“整体观念”在土家族人心理障碍中的应用 4.1 中医学“整体理论”在土家族人心理障碍方面的丰富内涵 以“整体观念”作指导的中医学,在长期的医学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七情会影响人的身心。如土家族人十分信奉的《灵枢.本神》道:“是故怵剔思虑者则伤神……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乐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它本身强调了心理方面的异常会引来人们情志上的疾患,与进化临床心理学的优秀概念―心理障碍存在许多同源性。在整体分析土家族人远古环境与现在环境之间的差别性时,由于适应性问题的主要特征发生了改变,会引发土家族人不同的心理问题。这些与中医学七情治病还受到年代心理特征、当前生理状态等紧密相联。 4.2 中医学“整体观念” 指导进化临床心理学 以整体观来辨病求因,中医学认识到人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分析进化临床心理学时可把心理障碍的问题与其相似的问题进行分类归纳,统筹兼顾地利用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去正常地挖掘其设计功能。 4.3 中医学“整体观念”应用于土家族人心理障碍的治疗 在多年的生活生产与临床实践中,以“整体观念”为思想指导的中医学摸索了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在土家族地区十分流行的针灸、推拿、气功、穴位封闭等。这些方法因为成本低且简单而易于操作,特别对一些疑难的心理障碍具有独到的疗效。如因七情不畅引发的顽固性呃逆的土家族病人可针刺内关或穴位封闭;惊恐过度所致发热的土家族病人可针刺十宣放血;耳穴压豆可解决长期因为心理障碍所致土家族病人的睡眠状态紊乱等。通过权衡土家族病人心理障碍的整体表现形式,熟悉土家族人的人体经络循行走向和分布状况,结合土家族的民族医药特色,可以帮助更多存在心理障碍的土家族人走向康复。 作者单位: 1.湖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445000 2.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445000 3.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院445000 临床心理学论文:积极临床心理学研究综述 【摘要】积极心理学作为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心理学狂潮，是一门旨在促进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科学，它的出现对心理学各子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本文旨在阐述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对临床心理学基本模式，以及评估、治疗方式的影响，并以此对积极临床心理学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积极临床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一门旨在促进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科学。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促使心理学从只关注于修复生命中的问题到同时致力于建立生命中的美好品质。”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一转以往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关注人性、社会和生活的积极面。临床心理学于1866年L.Witrmer向美国心理协会（APA）提出，临床心理学的成长与发展与心理测量、心理治疗，心理卫生运动关系紧密。临床心理学对医学模式的侧重强调对病人的治疗，而忽视了对人的力量与美德的促进。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积极临床治疗并非以消除来访者的症状为首要目标，而是注重发动来访者身上存在的种种能力和自助潜力。积极临床心理学在心理治疗的同时兼顾人的自我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积极临床心理学概述 1.1 积极临床理论主张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既有潜在的自我冲突，也有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我决定其最终发展状态。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积极的主观体验、积极人格、美德与使个体完善的积极社会，这三个层面人类的力量与美德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减轻和预防心理问题,是人们构建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基点。在过去几十年里,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成为治疗创伤的学科,人类积极的力量与美德未受到重视,从而使得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以力量与美德为出发点的积极临床心理学治疗模式和干预措施,将可以帮助个体建构那些有利的人类品质,更好地预防精神以及躯体疾病的发生。以人类的力量与美德为优秀取向的积极临床心理学模式下,研究者们将更加关注如何获得持久的幸福。 1.2 积极临床心理学的现状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让许多人认为除积极心理学以外的其它心理学研究与实践必定都属于“消极心理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针对精神疾病建立了良好的科学体系，对许多临床心理症状有细致的分类以及可靠有效的测量评估方法；并且发展出了有效的药物及心理干预措施,使得许多无法治疗的精神紊乱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有的甚至是痊愈。精神病理学模式下的临床心理学现如今发展势头良好,从而忽视了对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因此,发展积极临床心理学不是也不能够取代传统的临床心理学,而是要成为必要合理的补充,促进完整的临床心理学体系的构建。 积极临床心理学要建立成熟完善的操作体系需要更多努力，建立的力量与美德分类目录以及编制的调查问卷已初具规模,但要成为有效可靠的测量工具,满足以力量与美德为取向的病因学与干预体系研究的需要,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和儒家思想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心性修养理念,认为美德能直接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和寿命,美德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在美国开展的积极临床心理学研究,也将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带来启示。 2 积极心理学影响下的临床心理学 2.1 内核思想的转换 临床心理学自建立就以病理思想，医学模式为优秀思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其的衍生学派的理论便在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精神分析理论对内隐心理过程、性，积极冲动的重视也给了病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公众认为临床心理学是一门对“精神疾病”或“意识疾病”的医疗实践。病理思想把那些前来寻求帮助的人看的很被动，而忽视了人们寻求自我完善的积极主动性。积极心理学思想强调的是目标、幸福感、满意度、幸福、交际能力、坚持、聪明、智慧、个体责任感。关注的是怎么使生活更加精彩，帮助人们更加的自主。这些目标给心理学的功能提出了一个概念，更加注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人们的优势长处。基于积极心理学思想的临床心理学应该赞同精神失调是个体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以及对完美的关注应该优先于脆弱。 2.2 心理诊断与测量方式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障碍的诊断与分类手册》―DSM，到1980年的第三版后，DSM的影响力突飞猛进。DSM-Ⅲ中许多的精神诊断的标准都是基于医学模式。例如：精神失调被定义为具有临床意义的行为与心理综合症。DSM上的所谓的疾病诊断分类可能只是症状现象的堆积；性格力量与临床心理问题的病因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特定的力量能减轻一组特定紊乱的发展。2000年美国心理协会（APA）在Mayerson基金会的资助下， VIA（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s）项目开始，经过五年的时间，《性格力量与美德：分类手册》的出版对人的24种积极特质进行了分类；分为智慧、勇气、人类、正义、节制、卓越，六大美德。以人类的力量为优秀，界定了人类力量与美德的概念。 2.3 心理疾病预防模式的变化 哲学家Wartofsky认为：在高级水平上，我们可以通过三种科学途径区分个体和人类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理解、达尔文或进化的观点，社会和文化历史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主要观点都代表不同的关于人类的本性和人的发展的先验基本假设。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在当今被忽视，反而代表着当前科学正在进行的重要项目。积极心理学不赞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然而，以“积极的个人特质、个体自我提高的愿望以及根据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潜能”为基本观点的积极心理学代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理论。积极临床心理学模式，将成为传统临床心理学的有益补充，二者的融合可以满足人们减轻与预防心理问题的需要，而且可以促进个体的成长及社会的发展。 3 积极临床心理学的实践运用 积极心理学发展由理论方面探讨进而重点转向应用领域，尤其是积极心理学的干预方法研究。临床心理学对积极心理学发展迅速做出的反应，整合了一些主要积极心理学干预理论与方法。 3.1 感恩练习 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情绪了解或回应因他人的恩惠/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一种人格特质。McCullougy（2004）等学者将感恩定义为一种道德情绪，感恩情绪预示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但感恩产生的互惠动机不同于由债务和不平等引发的动机。作为道德的增强剂，感恩表达能增加恩人在未来再次助人的机会。McCullough等开发的感恩问卷(GQ)-6（六个项目，感恩性格的自陈式量表），发现该感恩特质与积极情感、幸福、亲社会行为、特质与宗教性，精神呈正相关。 3.2 宽恕的临床干预 宽恕是指被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它有助于被冒犯者消除愤怒情绪,提升积极的情感体验。Lawler-Row和Scott(2007)分对宽恕进行了三个维度的界定：宽恕的指向、宽恕的方向，宽恕的形式。Engrith等人的研究建立的宽恕的过程模型。该模型包含体验伤害、决定宽恕、实施宽恕，深化阶段等四个阶段。帮助来访者树立宽恕意识，改变来访者对冒犯者的消极认知，促使来访者真正地宽恕冒犯者。临床运用上对宽恕治疗还存在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3.2.1 宽恕冒犯者就是和冒犯者和解； 3.2.2 宽恕治疗会导致道德化和宗教化的倾向； 3.2.3 宽恕只是治疗的工具，不是治疗的目标。 3.3 创伤后成长的临床治疗 创伤后成长是人们与主要的生活危机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改变。其概念已经应用于表示创伤后成长现象，包括积极心理变化，与压力相关的成长，积极情绪，健康发展，欣欣向荣。积极的处理模式和应对变化方式使人们从逆境中获得力量。因为，创伤后成长比低水平压力出现更强烈的严重危机感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伤的新认识强调不应只从负向的病理学角度来看待，更需从“转化”的角度来认识，将创伤看成是一种契机，个体可由此学习到如何克服困境，增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超越。 3.4 身体运动 Seligman认为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建立不仅帮助个人和团体忍受压力并且生存下去,但也要健康发展的特质”。身体活动是一种人类的行为，它将有助于个人和团体的生存和发展。从个人的角度上看,身体活动可以防止精神疾病,建立积极的情感,缓解个体对生活的压力。从团体的水平上看,身体活动使团体可能更健康,从而增加团体社会资本。从心理功能的角度看,最有力的支持身体活动作用的证据来自于抑郁症。所以经常性的身体运动，对于一些心理问题有很好的作用，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作为亲近大自然的力量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 4 总结与展望 构建积极临床心理学的同时，我们要适应一种全新的方法与价值观。积极心理学思想强调的是幸福感、满意度、交际能力、坚持、智慧、个体责任感。关注的是怎么使生活更加精彩，帮助人们更加的自主。这些目标给心理学的功能提出了一个概念，更加注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人们的优势长处。更确切的说，积极临床心理学关注人类幸福感的程度和减轻心理压力都一样。基于积极心理学思想的临床心理学对完美的关注应该优先于脆弱。基于病理思想的临床心理学与积极临床心理学的不同点并非是治疗方法的不同，而是关注点的不同。积极临床心理学是强调关注扩大人类力量并不断探究什么对于人类行为是重要的，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哪些行为是重要的。因此，对于临床心理学的这一主要转变，不仅是方法上的简单变化，而是观点与任务上的革新。 临床心理学论文: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的培训和管理 【关键词】 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资格认证；伦理规范；医疗保险；介绍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仍然难以适应社会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其发展和完善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1］。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临床心理学专业在我国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我国极为缺乏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临床心理学人员，且没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认定的法律法规。本文主要介绍了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的培训和管理情况，同时就其在培训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述评，以期为我国临床心理学的培训和管理工作以及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1 学历教育 在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培养主要遵循“4＋2”模式，“4”指接受4年的大学培训，“2”指在已注册心理学家督导下的2年工作经验（supervised work experience）。但2年的工作经验只是注册部门的要求，不属于学历教育的内容。近年随着社会的发展， 澳大利亚心理学会（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PS）明确指出学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硕士生的培养上，不对博士培训进行优先考虑［2］，但实质上，澳大利亚的博士培训已经走到了APS的前面，发展很快。 1.1本科生的培养 在本科生的培养中，前三年（通常情况下，第一学年25％的时间，第二和第三学年的50％的时间）学习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评估、生理心理学、知觉心理学等主要课程。不同学校对每门课程的侧重有所不同。大多数学校都很重视研究方法和统计学课程的学习，且会要求学生对这两门课程进行四年的连续性学习。第四年，称为“荣誉学年”（the Honors year），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在督导下完成一个研究项目，写出9000字的论文。另外，要求学生参加学科重要领域的较高水平的研讨会（higherlevel seminars），并就伦理和一些专业问题进行讨论［3］。 1.2研究生的培养 1.2.1培养模式和理论取向 APS的认证方针中规定无论是培训还是实践，都要以科学家-实践者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为基础［3］ 。有调查显示50%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培训项目都是以循证（evidencebased）治疗方法为基础的，且84%的课程以认知行为治疗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取向（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4］。 1.2.2 培养结构 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学位分三种：心理学硕士（Master of Psychology），心理学博士(Doctor of Psychology，D.Psych.或Psy.D.)，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其中，硕士培养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哲学博士培养在80年代开始，心理学博士培养90年代出现［4］。 硕士学位通常要用2年的时间来完成。其中课程作业（coursework）占培训总时间的50％，实习占25％，进行研究的时间占25％［3］。 传统的PhD学位属纯研究性质的学位，沿袭英国的培训模式，要求学生在3-4年的时间内在督导下完成一篇有重大价值的论文，有的学校另有少量课程作业要求。此外，在很多学校学生可以同时进行PhD研究和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作业，毕业获取双学位［3］。 新兴的D Psych学位培训时间为3年，与硕士培养相比，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工作［3］。 1.2.3实习培训 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分会（APS Clinical College）在对研究生的项目认证中，要求必须在课程作业期间对学生进行实习培训。实习分为校内实习(internships)和校外实习（externships）。校内实习指在学校内部诊所（inhouse clinic,附属于心理学院或大学）进行的实习。学生必须完成一轮的校内实习和两到三轮的校外实习。大多数学校都会对校外实习的督导进行培训。校外实习督导大多数是没有报酬的，部分学校给予校内实习督导报酬(每个小时25-160美元)。硕士生要求进行1000个小时的临床实习，其中包括200个小时的被督导时间（平均每周接受1-2个小时的督导。督导活动包括：小组案例讨论，陪督导外出会诊等）［4］。D Psych要求进行1500个小时的督导实习［5］。 2 继续教育 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都会参加某种形式的继续教育，这与近来澳大利亚心理学会对继续教育的重视不无关系。有调查表明［6］：参加研讨会（workshop attendance）是最受临床心理学家欢迎的继续教育形式，其次依次为自学（selfdirected learning）、参加会议（conference attendance）、额外的督导实习（additional supervised experience）、同伴督导(peer supervision)、学学课程(additional university courses)等。其中26.6%的临床心理学家把APS作为进行继续教育的首选机构；11%选择利用大学的教育课程；约60%利用其他专业机构提供的培训。 3 政府和专业学会对培训及从业的管理 3.1培训项目的认证 2004年以前，对培训项目的认证工作由APS负责，APS每五年对大学的培训项目进行一次评估考核［3］。2004年，由心理学注册委员会（Council of Psychology Registration Boards）和APS联合组成的澳大利亚心理学家认证委员会（Australian Psychology Accreditation Council,APAC）成为认证教育培训的机构。APAC的成立使注册部门也参与到项目的认证工作中［4］。 3.2注册要求 在澳大利亚,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注册资格：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获取心理学学士，或者在三年的文科或科学学士之中主修心理学，然后再读一年的荣誉课程，之后在已注册心理学家指导下积累2年的工作经验（supervised work experience）（“4＋2”培养模式）；或者再接受两年的培训，获取硕士学位（6年的培训模式）。除了常规的申请过程外，没有额外的考试要求［2］。 3.3职业伦理教育和职业伦理规范 1995年，APS在其课程认证方针中加入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有关研究和从业的伦理道德教育的要求［7］。 此外，APS在1997年的第31届会员大会上颁布了现行的伦理规范法典（Code of ethics），并分别在1999年和2002的会议上进行了修订［8］。法典提出了总则中的三个原则（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优先考虑的原则）：第一，责任（Responsibility ），指会员应该对其所做的专业化决策负责。第二，能力（Competence），即会员应该具备适当的技能并在其专业实践中继续学习。第三，规则（Propriety），指来访者及公众的福利、职业的完整性应该高于会员及其上司和同事的利益。具体内容上，法典对心理测量程序、与来访者的关系、心理学教育、督导和培训、研究、研究结果的报告和发表、公开陈述与广告、会员与专业人员的关系八个方面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另外，该法典还包含一系列指导方针，用以对一般性原则进行阐述，以增强其应用性。可见，法典的颁布使得各层级、各领域的行为都有了一个可操作的规范要求。APS下设有专业伦理委员会，负责伦理教育工作并对伦理投诉问题进行管理。 3.4资金投入 一些政府资金政策和奖学金规范只是针对那些具备研究性质的培养项目的。其中，教育科学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DEST）负责区分鉴定一个学位是否满足研究性质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课程项目将得不到资助，必须通过其他的方法，如让学生支付巨额学费来承担项目培训［2］。可见，学位性质对政府的资金投入方向有很大的影响。 3.5医疗保险 有三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可以为心理学家所使用［9］。第一种：更好地获得心理保健保险(The Better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care) 。2006年12月1日此保险体系引入了新的心理健康医疗保险项目，使患有心理障碍的人可以获得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较大范围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的服务。新的保险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所有的已注册心理学家的，另一类只提供给临床心理学家。第二种：孕期咨询医疗保险（Pregnancy Support Counseling），2006年12月1日启动，为有怀孕焦虑的女性提供非指导性的咨询。第三种：健康与牙科联合医疗保险（Allied Health and Dental Care ），2004年7月开始启用，是针对那些有慢性疾病且需心理服务的人群的保险项目。医疗保险项目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中的启用，为从业增加了财政收入担保，同时也给临床心理学职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益处 ［6］。 4 培训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启示 4.1培养模式面临挑战 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培训还是从业，虽然官方都要求遵循科学家-实践者模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贯彻执行［2］，学生称缺乏此模式的有效示范［10］，从业者倾向于采取特殊的解释方法［11］。尽管近来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受到了更侧重于临床实践的D Psych学位和需要较少政府资金投入的硕士学位的挑战，但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对国际上有关培训模式变化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5］。另外，因为APS在对培训项目认证时要求所有的项目都包含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所以，只要APS的这一规定要求存在，不管这种模式的利弊如何，这种模式仍将持续下去［2］。 4.2 注册标准上存在的问题和争议 4.2.1 “4＋2”模式的弊端 这种“学徒式”的培训模式是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应用过的［5］。Skilbeck评价其为“一条糟糕的培训路线” ［12］。经此方式积累的应用培训是不充足的［5］，从很多已注册的心理学家申请读硕士学位即可看出。另外，经此模式培训的从业者所接受的伦理道德培训也不充足［5］。4年的培训模式中的督导是常规教学、同伴咨询以及其他很多与督导的本义毫不相关的活动的代名词［5］。此外，注册部门没有对进入2年的督导下的工作提出最低学业表现要求，只有一个督导评价工作表现，没有课程作业要求，2年的督导工作过程中没有应用研究的要求［13］等。 4.2.2注册标准的提高存在争议。无论是与英国还是与北美相比，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的职业教育的长度和水平都处于弱势［6］。为此，在有无必要将注册标准提升至博士水平的培训问题上存有很多争议。强调大学的重要性以及重视理论培训的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增加培训时间和长度［6］。然而有些专家则认为［14］没有必要增加培训时间，因为培训时间不等同于培训质量，临床的理论教育不能替代实习经验，他们主张通过重新调整本科4年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来提高从业者的能力。其次，尽管2000年APS对其会员资格就做出了新的变化要求－要求拥有硕士学历资格才能申请成为APS会员，同时建议政府部门将从业标准也相应提高。但至今没有一个州政府做出响应［5］。政府和APS之间缺乏合作，不但阻碍了从业标准的提升，也可能已经导致了能力较差的从业者数量的增加［5］。从APS说服政府把培训标准提升至硕士水平的不成功的经验可以推知博士水平的从业要求短期内更不可能实现［2］。此外，已经注册的低学历水平的从业者，尤其是那些身居管理部门的人员，也不愿意促成高学历标准的形成［2］。这也是培训水平的提高所面临的一个阻碍。 4.3研究生培养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3.1 学生对研究缺乏兴趣，PhD学位不能按时读完 很多学生对研究不感兴趣，只对实习感兴趣，使科学家-实践者培训模式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同时这也是很多学生不能在规定的3.5年时间内完成PhD论文，延迟毕业的主要原因［3］。 4.3.2 课程设置需要增添新内容 当前，大多数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项目培训主任都认为有必要增加现有培训课程的内容［3］。包括社区心理健康、康复、智力障碍、神经心理学、研究方法论、训练心理学、本土问题等。其中，在培训项目中增加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是各培训主任的最一致见解。然而课程内容的增加，除了没有多余的授课时间及缺乏相应领域的专家教师的限制因素外，还必须考虑APS对所开设课程内容及所用时间的要求和规定。 4.3.3 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培养项目中的实习培训是由大学自己来安排控制的，所以学生通过实习获得的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5］。此外，如前所述，经“4+2”模式培养出的欲获得注册的人员的从业能力也不充足。因此，如何保证学生通过实习获得较高水平的从业能力成为心理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昆士兰州心理学家委员会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15］，第一,对实习机构的督导进行统一的培训和认证。①对督导的培训和认证：接受两天的研习班培训，在参加研习班后的4-6个月内进行评估和认证。评估包括对督导知识的测查、把相关知识应用于案例的能力、在督导会议录像中表现出的督导技能、对督导能力的自我陈述、被督导者的反馈等。培训和评估工作由有丰富的督导经验的专家来担任。②经过最初的培训和认证后，要求督导每三年参加一次进修课程――为期1天的关于督导的高级技能的课程培训。第二，要求申请独立从业的人员必需达到6种基本能力：学科知识、心理评估能力、干预策略、研究评价能力、交流能力、伦理法律知识及把这种知识应用于工作的能力。 然而能力要求的提出能否保证实习质量，什么样的行为构成能力以及如何评价能力，在这些问题上还存有许多争议，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的培训和管理已形成了一个较规范和较完善的体系。学会对培训项目的统一认证、对学生的伦理教育的重视、对从业人员的伦理规范管理，以及政府对医疗保险的启用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尽管在培养模式、注册标准、课程设置、实习培训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争议，但我们从中也可获得某些启示。 临床心理学论文:美国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演进及展望 摘要：受到社会、组织及自身发展因素的影响，美国临床心理学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培养模式。文章选取“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实践者－学者”模式、“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及“循证实践者”模式等五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模式，介绍了1949年以来美国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认为“循证实践者”模式修正了前面四种培养模式的个体主义倾向，将单个的“科学家－实践者”，分化成“科学家”与“实践者”两个集团，强调实践者遵循科学家提供的最佳证据，考虑病人的特征、文化与价值观，在管理者协调下开展实践。这种模式代表着当代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实践者－学者”模式；“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循证实践者”模式 1 引言 临床心理学是“将科学、理论与实践整合起来理解、预测和改善人们的适应不良、能力缺乏或情绪不适，提高人们适应环境与调控自身的能力促进个人发展”的一门学科。临床心理学家主要在私人诊所、医院、学校、企业、法律系统、咨询中心、政府机关及部队等领域，从事着改善、提高人们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教学、督导、咨询、公共政策、专业治疗等多种工作，对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怎样更好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临床心理学家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是，临床心理学始终处在不断流动、演变的过程中，临床心理学家也一直没有固定的形象对其进行培养的模式同样在不断的变化(Wiens，1969)。早期的临床心理学家通常是“直观的实践者”(intuitive practitioner)，他们忽视研究证据，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老师的教导及发表在期刊上的个案进行实践。1949年，Boulder会议提出了著名的“科学家一实践者”(scientist-practitioner)模式，正式将科学研究的训练列为临床心理学家培养计划的一部分。该模式影响很大，开启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化”的时代，但它本身并没有成为临床心理学唯一的培养模式。此后。美国临床心理学几经变迁，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培养模式。本文从中选择了五种最富代表性的模式，介绍了近60年来美国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演进轨迹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对中国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的培养、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 四种经典的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 2.1 “科学家－实践者”模式 1949年8～9月，73名心理学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Boulder举行了为期15天的会议，就70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了一致共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成果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史称“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或“Boulder模式”(Baker Benjamin，2000)。该模式认为社会对临床心理学的需求主要包括心理学实践与科学研究两个方面。其优秀目标是将临床心理学家培养成既能从事科学研究，又具有临床技能的“科学家一实践者”。它主要有以下特征：1)基于科学原理对病人进行心理测验、评估与干预：2)治疗决策应整合科学研究的成果；3)利用科学研究改善心理治疗的疗效；4)毕业生首先被训练成为心理学工作者，然后才是临床治疗者；5)最高学历是博士学位，毕业时应呈交有创新贡献的学位论文。 “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一直是临床心理学培养的经典模式，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Shapiro，2002)。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临床心理学家培养的理念与实践：1)它首次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技能与实践技能区分开来。在此前的教育中，虽然有些机构更倾向于教授研究技能，而另一些更倾向于教授实践技能，但并没有将研究与实践严格分离开来。“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的出现，以“科学家”、“实践者”的方式来界定临床心理学家的形象，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将研究与实践进行了分离。2)强调科学研究的作用。临床心理学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应该像其他学术性专业一样，教授他们科学研究的方法，训练他们运用已有的科学结论，以科学的方法、工具及技术来治疗病人并在治疗过程中同时进行“基于实践的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因此，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博士一般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PlaD)，直到今天，大部分临床心理学博士还在接受这种学位。3)强调临床心理学家的培养必须有专门的、独立的机构。该模式认为主要的培养机构应是属于大学的具有资质的心理学系，它们有着专门的培养计划与相应的教学人员、设备配置。其他机构，如医学院或独立的研究机构不具有培养资格。 “科学家－实践者”模式的出现引发了巨大争议，其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富于理想主义色彩。试图培养全能的临床心理学家。但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并非所有人都希望同时具备研究与实践两种技能，他们具有不同的偏好。对那些只想学习实践技能的人来说，严格的科学训练是枯燥、乏味的经历，甚至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发展的确与其初衷相悖，培养出来的首先是科学家(研究的生产者)，然后才是实践者(研究的消费者)。大部分毕业生倾向于寻求研究的岗位，继续从事着科学研究，其中部分人甚至终生不再从事治疗实践。 2.2 “实践者－学者”(practitioner-scholar)模式 当“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在美国盛行时，英国临床心理学界则采取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培养模式。Monte Shapiro(英国临床心理学的创造者之一)认为临床心理学应更多地培养“应用科学家”(applied scientist)，主要训练学生“使用”而非“生产”科学研究(shapiro，1967)。在他看来，临床心理学家需要重视科学知识，但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去从事研究。他们应重点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能力：1)将普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应用于临床心理学领域；2)使用已经被科学证明有效的评估方法；3)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临床实践，形成关于病人病症的本质及决定因素的假设，并收集研究数据以检验这些假设。 在英国培养模式的影响下，美国心理学界开始反思“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相对忽视实践的弊端。1973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另一个城市Vail召开了“心理学职业培养水平与模式”的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偏向于培养实践者而不是科学家的教育模式，史称“实践者一学者”模式或“Vail模式”。它主要有以下特征：1)降低研究训练的比重，强调临床实践技能的培养。将毕业生首先培养成能应用科学知识来解决病人具体问题的“实践者”，然后才是懂得研究并“消费”研究的“学者”。2)拓展了临床心理学培养机构的范围。它直接导致了面向应用的心理学博士学位(PsyD)的出现，除了大学的心理学系外，大学附属的职 业学院甚至某些具有资质的、独立的临床心理学私营培训机构也可以授予这种博士学位。2009年，APA认可的美国心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机构已经发展到59家。3)它的入学门槛比“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要低，但一般要求学生具有更多的实践经历。4)课程设置更偏重于实习与实践。 “实践者－学者”模式与“科学家－实践者”模式从“实践者”在连词中位置的不同就可大致看出两者的区别。前者的毕业生更多地成为了有执照的临床工作者，他们大多认可自己是实践者而非教育家或研究员：后者的毕业生一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大多成为了研究者或教师。两者各有所长，但都同时受到了批评。“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的毕业生在理论上应能同时胜任科学研究与治疗实践，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般经历6～7年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确实知晓不少的理论知识，但相对缺乏实践与动手的能力。他们到了实习地点还不知道如何实施与解释心理测验，对于病人缺乏共情，不懂案例解析(case formulation)，甚至不能开口进行简单的心理咨询。“实践者一学者”模式急于求成，大批量地生产心理学博士，其毕业生一般拥有较好的实践技能，但其中一些人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治疗研究，甚至难以看懂相关的研究报告。 “实践者一学者”模式与“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看似对立，但并非只能“二中选一。事实上，它们各有千秋、相辅相成，满足了学生的不同兴趣。前者使毕业生不会忘记自己职业的主要目标，用心理学的知识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后者使毕业生不只是简单、被动地使用研究知识或变成“从心理学贩子买进技术的人”。 2.3 “临床心理科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tist)模式 “实践者－学者”模式培养机构的拓展，降低了临床心理学招生的准入门槛。自主经营的职业学校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大批量地生产毕业生。但是，这些培养机构的经费、师资、实习资源等均不够稳定，其毕业生质量不平衡，整体质量呈下降的趋势。 1990年，Richard Mcfall就任APA临床心理学分会的第三分支(section III)的主席。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批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模式。高调地宣示了临床心理学的科学性。认为临床心理学培养毕业生的目标应该是“临床心理科学家”。在这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演说中Mcfall用强硬的措辞及绝对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其后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临床心理科学宣言》)，提出了有关临床心理科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及两条推论： 基本原理：科学的临床心理学是唯一合法并可接受的临床心理学形式： 推论1：在未达到以下四个标准之前，除非是严格地控制了实验条件，否则不应该向公众提供心理学服务：1)必须清晰地描述服务的本质；2)必须清晰地阐述服务所应获得的利益；3)这些利益应该经科学证明确实有效；4)必须实证地消除可能出现的弊大于利的负面效应。 推论2：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培养项目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必须是尽可能培养出能胜任工作的临床科学家。 在“推论2”中，Mcfall对“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进行了质疑与批判，认为该模式的培养目标是自相矛盾的。从语义上说，如果科学家与实践者是同义词，那么中间的连接号就没有必要；如果两者具有不同的意义与目标，是相互竞争的“二选一或相互补充的“独立成分”，那么要培养有“两个头”的临床心理学家就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实际上预设了一种二元论立场，即把临床心理学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要么是临床科学。要么是临床实践。但是，研究生培养毕竟不同于中专或职业学校对技术工人的培养，科学的培养模式不应只关注学生特殊领域实践技能的培养。它应该是严格的、独立的、学术性的，有着自由的批判性思考，并能成功地解决问题。因此，良好的临床实践技能是临床心理科学家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Mcfall提出的“临床心理科学家”培养模式产生了重大反响。1991年，由他所领导的第三分支正式更名为“临床心理科学协会”。1994年，25名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了主题为“21世纪的临床科学”的会议，成立了临床心理科学研究院。这个组织隶属于美国心理协会(APS)，设有多个研究生培养项目。是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与住院医生重要的培训机构。它的使命是发展临床科学，训练毕业生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人类的适应功能，对人类行为、情感、认知及健康方面的问题进行评估、理解、改善及预防。在多个方面应用与科学证据一致的知识(APCS，2009)。其主要的目标是：1)培养既能促进科学发展又能运用科学知识的毕业生：2)促进临床研究、理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整合；3)提高临床科学在培训、研究、经济赞助和就业等方面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4)以灵活、创新的方式运用临床科学，治疗人类的疾患与障碍：5)促进临床心理科学在决策者、实践者及消费者群体中传播(Trull＆Phares，2005，p，52)。 2.4“当下的临床科学家”(local clinical scientist)模式 “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毕业生应更多地是一个面向临床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劳动分工听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但它存在着许多潜在的缺点”：1)临床科学家可能太过远离实践，不能做出对实践者有意义的研究：2)实践者有可能被迫沦为研究的消费者或纯粹的技术工；3)知识的创新往往来源于临床实践，而非来自于纯粹的研究；4)抽象的研究与具体的实践之间存在距离，研究的执行不能完全代替实践的开展。 Stricker和Trierweiler(1995)提出了一种名叫“当下的临床科学家”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并不主张所有毕业生都进行科学研究，转而强调毕业生应该以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态度投入到治疗实践中。它强调将治疗场所当作科学研究的实验室，针对“当下的”(10cal)病人进行细致的观察，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所谓“当下的”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1)指普遍的科学知识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普遍的、抽象的科学知识与具体的、鲜活的治疗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research-practice gap)。要在治疗中应用科学知识，就必须解决科学研究的“可推广性”问题，而这又有赖于掌握着科学知识的治疗者，让他们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境，进行合适的治疗；2)指有关特定群体(尤指某一文化或亚文化群体)的知识；3)指有关临床研究的特殊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质化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在治疗过程中所进行的研究)；4)指当下的“时一空”概念，即指当时当地具体的治疗者、病人及治疗环境)。 “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鼓励科学的批判性 思考，主张在具体的临床情境中应用科学知识，但它并不反对生产科学知识，“这种态度并不能表述为唯一地、严格地使用经实验证明有效的方法”(Stricker，2000)。临床心理学家同样有义务进行科学研究，但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随机、控制的研究，其他的许多研究，如质化研究、单一个案研究等均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总之，这种模式最优秀的思想就是将治疗者与病人的每一次互动都当作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课题，治疗者要从研究文献中获得证据，尽最大努力去应用它，并将其与自己在具体情境中的直觉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治疗，观察治疗效果，总结经验以应用于下一位病人。 3 促进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演进的社会、组织因素分析 上文在阐述四种培养模式的演进时，只关注了临床心理学内部的发展因素，并未完整地说明这些模式演进的背景及原因。下文将结合临床心理学发展相关的社会、组织因素，从更广泛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促进这些培养模式进行更替的动力因素。 众所周知，美国心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甚至分裂。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职业?心理学家是科学家还是职业家?是知识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心理学科的资源应该向科学还是向应用倾斜?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心理学家们，在组织机构、成员的价值观及行事风格等方面，均存在着类似于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争斗，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时代精神”，反过来影响着临床心理学界对下一代的培养与教育。 1892年，APA刚成立时，霍尔通知的26名成员中绝大部分是心理科学家。APA也更多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会”。此后，以铁钦纳等人为代表的学院派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纯科学，以商业性营利为目标的应用心理学是不可容忍。不能登堂入室的。从事临床、应用的心理学家在学会中地位较低，很少被选入领导岗位。1917年，临床心理学家不堪忍受，退出APA，组建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学会”。APA为了保持组织的完整，修改了自己的章程。成立了临床心理学分会，接纳出走的临床心理学家，使这一危机暂时消解。但到了1938年，分歧再度恶化。部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家再次宣布退出APA，成立了“美国应用心理学学会”，与APA分庭抗礼长达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共同应对国家危机，两个组织才再次合二为一。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首先应该培养科学家”的理念始终占据上风。临床心理学家一直处于劣势，但其试图证明自己地位的呼声也从未被淹没。所以，在1949年Boulder会议上提出的“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实质上是双方角力的结果，其势力的对比从“科学家”与“实践者”在连接词中的顺序就可窥一斑。 二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战争中受到心理创伤的人们数以万计，这大幅增加了社会对临床心理学家的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及国防部加大了对临床心理学的投资力度。心理学要能马上、直接地解决实际问题，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巨大的社会需求面前开始处于劣势。双方的势力对比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临床心理学家掌控了APA的各个要位，APA代表大会讨论的议题绝大部分与应用、临床心理学相关，从事科学研究的学院派心理学家受到排斥。1988年，学院派的科学家们终于忍无可忍，包括班杜拉等人在内的部分科学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宣布从APA分裂出来，另建了美国心理协会(APS)，其成员在半年内就超过了5000人，直到今天仍与APA并存。在临床心理学占据上风的时代氛围中。出现了以直接面向临床的治疗者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实践者－学者”模式，并将“实践者”放在连接号的前面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几乎在Vail会议召开的同时，美国面向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面向穷人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正在深入开展。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人均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国民的健康情况仍不容乐观。即使到了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还在指出，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都高，但其国民健康情况却没有比其他国家更好。1973年，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同时又不至于损害到国民健康的利益，美国健康维持组织(HMO)通过了一个法案条例(Act of 1973)，强制改变原有的医疗体系，对医院进行了大幅改革，以缩减医疗开支、提高医疗效率。一场声势浩大的“管理医疗”(managed care)运动开始兴起。 管理医疗主要采取以下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1)在管理上拉近医生与病人的距离，节省中间的管理费用；2)将保险的部分资金用于预防而不是治疗疾病；3)严格监管医疗进程，要求治疗者使用经科学证明最为有效的治疗方式，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最后一点是“管理医疗”的优秀理念，对临床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被纳入管理医疗的投保范围，临床心理学家不再按提供服务的时间直接向病人收费(pay-for-serviee)，转而开始与保险公司等第三方付款机构进行接触。 管理医疗使临床心理学的培养模式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管理医疗看来，雇佣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的钱可以用来雇佣2～3个其他的社会工作者，如果博士能做的事其他人也能做那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钱?所以，临床心理学家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证明付款机构所付的钱是值得的。那该怎么证明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手中所持有的“心理科学”。现实的压力迫使临床心理学家们再次回到科学的行列，运用科学的方法，不仅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治疗最为有效，同时还得证明服务的成本－效益最为“划算”。美国临床心理学界为了培养能够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毕业生，Mcfall措辞强烈的宣言、“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以及隶属于APS的临床科学研究院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但是，严格的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临床问题。因此，作为“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的一种继承与修正，“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 4 “循证实践者”(evidence-based practitioner)模式的兴起 4.1 上述四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上述临床心理学的四种培养模式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临床心理学家应同时具有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能力。这在本质上并没有跳出1949年Boulder会议所提出的培养框架，只不过其中一些模式更强调科学研究训练与科学知识的生产，而另一些模式则更强调临床实践及科学知识的消费。Belar(2000)在纪念“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确立5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至今仍然是具有诱惑力的临床心理学家培养的基础模式。Stricker也曾坦诚地宣称自己所提出的“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 并没有超越“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只是使其更可操作，为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Stricker，2003)。 的确，可能没有其他模式可以完全替代“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但并不代表着它不可以被超越。上述包括“科学家一实践者”模式在内的四种培养模式实际上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均奉行个体主义，认为面对病人的那个“治疗者”就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力量，而没有意识到这个“治疗者”，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利用临床心理学成果的一个“翻译工具”，他/她的背后有着整个临床心理学体系作为支撑。在当代人类疾病谱不断变化、科学研究不断积累的情况下，单个人已经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很难成为研究与实践俱佳的“全人”。将整个临床心理学家看作一个集团，在集团内进行一定的分工合作已是大势所趋。这些模式试图培养单个的临床心理学家去解决自己面对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培养所有的临床心理学家共同来解决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它们没有考虑到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没有将整个临床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当作“一盘棋”，已经不能很好适应时代的发展。“循证实践者”培养模式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它特别强调临床心理学家分工合作、集团作战，将从事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临床实践的人分离开来，让他们在管理者的协调下共同解决所有的问题。 4.2 “循证实践者”模式的形成及优秀理念 “循证实践者”模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管理医疗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加上心理药物治疗的夹击，临床心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spring，2007)。就在此时，管理医疗的始作俑者――临床医学领域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做出了回应。1991年，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概念正式出现，主张“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晟佳的证据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循证医学试图通过医生“遵循最佳证据进行治疗”以迎合管理医疗要求的方式，给临床心理学以巨大的启示。1993年，APA临床心理学分会通过了有关最佳心理治疗的判定标准及培养、传播问题的一个文件――《培训与传播实证有效的心理治疗》，并于1995年公开发表(Task Force On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Psychological Procedures，1995)。 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实证有效治疗”的概念(empirically validated treatments，EVT，后来被改称为实证支持治疗，EST)，鼓励临床心理学家遵循经科学证明最为有效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并将所有治疗的研究证据分为三个等级：“制定完善治疗”、“可能有效治疗”与“实验治疗”。“制定完善治疗”是最佳的临床研究证据，完全可以也应该以手册、指南等形式进行推广。“可能有效治疗”的级别比“制定完善治疗”要低，对实验控制与样本数量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推荐的强度相对要低，但也是治疗者可参考的重要证据。“实验治疗”是指达不到“可能有效治疗”标准的研究证据，其研究方法尚须改进，结论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这样，APA临床心理学分会以三级证据的形式将所有证据分为三类，为判断证据的级别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并于1996年、1998年发表了两个更新文件，共计指定了16个“制定完善治疗”与55个“可能有效治疗”。 此一文件的出现拯救了危机关头的临床心理学，受到了美国政府及管理医疗公司的热捧。1996年，APA职业资格鉴定委员会(committee 0nAccreditation)决定将教授EST作为临床心理学博士与实习医生培养项目的一个部分。联邦心理健康方面的财政资助开始向EST倾斜，很多管理医疗与保险公司也据之形成了更为严谨的补偿或理赔制度(Levant，2005)。该文件发表10年后，EST清单上所推荐的治疗方式大部分都得到了广泛地的传播与应用，遵循有效的研究证据进行治疗实践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EST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过大，其标准过于严格，排除质化研究、个案研究等得来的证据，受到了大量的批评。2005年，APA成立了由时任主席Ronald F.Levant任命，Carol D.Goodheart(已确定为2010年APA主席)牵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总结了1993年以来临床心理学分会的经验与教训，起草了一个名叫《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的文件。经APA代表大会通过，成为了代表APA立场的政策文件，发表在2006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上。此文件正式提出了心理学中循证实践的概念，主张“遵循最佳证据进行实践”，要求治疗者在意识到病人特征、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佳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临床者的专业技能整合起来，以指导心理学的具体实践。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1)研究者的最佳证据：2)治疗者的临床技能；3)病人的特征、文化与偏好。下面图1与图2分别是笔者总结的循证实践的结构图及参考Page Stritzke所作的循证实践执行过程图。 心理学中循证实践的兴起不可避免地对临床心理学的培养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循证实践者”模式开始形成(注意，这里的“实践者”包括从事临床心理学实践的所有的人，主要包括研究者与治疗者)。与前面的培养模式相比，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将临床心理学看作一个整体，将研究者、治疗者、管理者分开来进行有倾向性的重点培养，让其各司其职。集团作战。研究者应关注实践领域的问题，为治疗者提供高质量的研究证据：治疗者应学会检索、评价相应的研究证据，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在综合病人主观意愿的基础上作出临床决策；管理者应具备“循证管理”的能力，协调各方运作，使其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第二，将临床研究从基础研究中分离出来，主要培养研究者进行临床研究的技能。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也很重要，但有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科目在研究这些领域。临床心理学家应更多地应用这些知识，并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发展新的临床研究方法，获得可供治疗者直接使用的研究结论。 第三，培养具有“循证管理”能力的管理者。传统的管理者大都基于自己的理论倾向，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行政决策。因此管理效果不佳。“循证实践者”模式培养的管理者相信研究证据的作用，更多遵循相关的研究证据进行决策。他们组织专家评价已有的研究、建立研究证据的数据库，制定指南、手册或标准，将晦涩难懂的研究结论翻译、分发给治疗者；利用财政资助、课题申请、著作出版、等杠杆，“追使”研究者关注急需研究的问题；教育病人及第三方付款机构，协调、平衡各方的利益，促进临床心理学的整体运作。 第四，特别强调“病人中心”理念。心理学的循证实践将病人的特征、偏好与价值观看作其概念的“三极”之一，在培养模式中强调病人不同文 化、民族/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及社会阶层等因素对治疗过程的影响，主张临床心理学家与病人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上，共同作出治疗决策。这样，病人在治疗之前就了解治疗可能导致的结局，因而提高了参与治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五，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加强调EST的教育。一般而言，“科学家－实践者”模式、“临床心理科学家”模式、“当下的临床科学家”模式很重视统计、研究设计、行为的生理基础、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治疗理论与流派等基础课程，强调科研能力的培养。它们虽然也重视临床实践与实习，但所占总学时的比例较“实践者一学者”模式明显要少。后者的课程设置更倾向于实用化的治疗技术，一些培训机构在第一学年集中开设基础课程后，就开始让学生进行长达4～5年的实践实习，以丰富其临床实战经验。“循证实践者”模式则更为整合，在强调对有意成为研究者的学生进行严格科研训练的同时，加强对有志于临床实践的学生有关“制定完善治疗”的学习，促进两者的相互交流，增进两者对彼此在个人兴趣、关注主题、优势能力及话语体系等方面差异的了解，让他们学会集团协作、共同应对疾病的挑战。 4.3 “循证实践者”的培养过程 Norcross，Hogan和Koocher(2007)建议将“循证实践者”的培养主要分三个步骤。这些步骤之间有一定的重叠，但还是有着明显的界限。 第一步，传播循证实践理念。已有实证研究证明被动地传播循证心理治疗的材料(如治疗手册、指南等)，并不必然导致治疗者行为的改变，也不能改善治疗的结局。只有缺乏经验的治疗者才相信治疗研究能改善他们的治疗实践，熟练的治疗者一般对传播的材料持不信任的态度，通常弃而不用。因此，有必要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广泛传播循证实践理念。这比单一传播治疗手册或指南要更为有效。一般而言，接受过循证实践教育的治疗者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治疗实践中进行循证心理治疗。 第二步，教授循证心理治疗技术。在培养过程中，应该让治疗者学会提出问题、检索问题、批判评价研究报告、将研究应用于具体实践、评估整个治疗进程的有效性等技术。通过对这些技术的学习与掌握，扫除障碍，让他们在治疗实践中自觉地进行循证实践。 第三步，实施循证心理治疗。不要试图通过一次培训就使治疗者在所有的实践中都进行循证实践。事实上，长期、系统、多层次、多维度地对学生进行培养与教育，才是改变治疗者行为方式的最重要手段。要掌握学生接受“循证实践者”模式的过程，让学生在经历探索、接受、初步实施、自觉实施、维持、革新等阶段后，最终成为循证实践的忠实拥护者。 4.4 “循证实践者”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循证实践者”模式毕竟是新生之物，本身还存在着众多问题：1)“循证实践者”模式的具体培养计划、步骤、考评标准等尚在不断发展，本身有待“循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伙都试图跟上循证实践的潮流，许多培训项目与课程并没有为他们教授与执行循证心理治疗提供任何的研究证据。”也提出，在循证实践的时代里，有关职业心理学家的培训与考试(如职业心理学家执业考试，Examination for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Psychology,EPPP)应该纳入经验证据，确立更可预测的标准，以增加考试的效度。2)该模式的执行理念还有待进一步普及。当前，大多数实践者仍在基于传统的信息资源(如临床经验、专家意见及教科书等)进行实践，在遇到问题时较少查看实践指南、考科蓝数据库(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及其他的循证心理治疗资源。一般而言，较高的职业倦怠感、较大的年龄、较短的直接接触病人的时间、对治疗研究持负向态度、手头缺少相关的循证心理治疗资源以及缺少必要的循证心理治疗训练等因素，都会成为人们接受与推行“循证实践者”模式的“障碍物”。31当前大部分临床心理学研究证据都是针对白人中产阶级的，对不同文化的病人不“敏感”。因此，在增加能够“文化胜任”的研究证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临床心理学家关注文化变量，将研究很好地翻译、迁移到现实情境中。 5 总结与展望 回顾美国临床心理学的五种培养模式，其中最具革新意义的当属“科学家一实践者”及“循证实践者”两种模式。前者敏锐地把握到临床心理学中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两个方面，强调培养同时具有研究及实践能力的临床心理学家。这是对临床心理学家形象的一次细化，后世所有的培养模式在这一点上都没有跳出它所规定的框架。后者从概念框架及具体操作方面将整个临床心理学当作一盘棋，强调分工合作，将以前单个的“科学家一实践者”，分化成“科学家”与“实践者”两个集团，让所有临床心理学家共同应对现实的挑战。这是对临床心理学家培养过程中个体主义倾向的一次修正，代表着当代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发展方向。 有必要说明的是，“循证实践者”模式主张研究者与实践者各司其职、各行其责，但并非对两者进行了人为的割裂。事实上，其概念本身就注重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统一。是对前面诸多模式的整合与超越。研究者并非不懂实践，只是更多地从事实践方面的研究，更类似于“临床心理科学家”；实践者并非不懂研究，他们可能在实践过程中从事研究，并以研究者的态度从事实践，更类似于“实践者－学者”或“当下的临床科学家”。而且，该模式还强调管理者作为“润滑剂”及“催化剂”进行协调，强调临床心理学家必须结合病人的主观意愿及价值观进行临床决策，充分体现出临床心理“科学”的“人文”关怀。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循证实践者”模式不只是对之前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未来美国临床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培养模式。 美国临床心理学培养模式的演进对中国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的培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培养目标方面。应同时培养学生基础的科研能力与临床技能，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学生的兴趣及可能的就业取向，有倾向性地重点发展他们一个方面的能力。2)培养内容方面。对于未来的研究者，应主要培养他们进行临床研究的能力，在国外临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病症，逐渐发展针对中国人有效的研究证据：对于未来的实践者，应重点培养他们检索、评价、运用研究证据的能力，在课堂中教授他们经典的、已然被研究证明对中国人确实有效的最佳治疗方案：对于未来的管理者，应培养其循证管理的能力，教授他们团体协作理念，创建适合中国人的研究证据数据库及相关的治疗手册、指南与标准。3)培养机构方面。规范培养机构，确保其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图书资料、实验平台、实习基地、教学经费等方面具有资质；拓展教育范围，不仅要教育未来的临床心理学从业者，还要借助出版物、媒体等，向政府机关、保险公司及社会大众传达临床心理学的科学理念及最新进展。4)将“循证”理念应用于培养过程本身。对课程设置、资格考试与毕业生研究水平、临床技能方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让临床心理学家的培养工作本身经受科学的检验，在遵循科学研究证据的基础上顺利开展。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大学生优秀论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的断层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我国近年来确立的文化建设目标。大学生作为优秀文化的代表，承载着传承与发展我国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文化自强的使命。以具有社会新思想、新技术的前沿群体――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文化的断层为视角，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路径作为研究目标，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相结合作为一个研究点，无疑对培养具有传统优秀民族文化特质、具有文化自觉、自信的卓越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断层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总书记在十八大中再次确立的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课题，实现文化自觉与树立文化自信已成为我国21世纪中期的前沿文化理论研究与发展主流。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当代优秀文化的集结着、实践者和创新者，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期待。但是，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着知之甚少和自信心不足的特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出现传承断层。到底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方法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我国高校教育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石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而文化自信就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和信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但同时，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我们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不时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对文化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现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民族瑰宝，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价值，强调“国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为人之道，强调“人以德为本”的贵德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感恩、孝道，强调“德以孝为本”的孝悌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为贵，和而不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人类文明、智慧的极致，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熠熠生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出发点，又是文化自信的落脚点。培养文化自觉必须以文化反思为前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深度、广度、宽度的认识与熟知的基础之上。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是实现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基石。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大学生人群中的断层问题 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觉意识的灵感迸发、情感表达、观念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人类生存的世界处处都烙上了文化的印记。社会发展进步到现阶段，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信息全球化的当代，人与人的交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碰撞逐步增强、增多。然而，随着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处于改革开放思潮中社会新技术、新思潮的前沿群体――大学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却是不了解、不反思及至不自信。 新世纪大学生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从现实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天人合一、宽和仁义、民族大义、忧国忧民等传统优秀思想的了解少之又少，导致大学生对本土文化的不认同、不自信。试想，对于一个对本民族的文化都不了解的群体，将何以去热爱自己的民族？ 对文化内涵的模糊化、对文化思想体系的无序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树立。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然让我们将来的社会精英逐渐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迷失在对西方外来文化的追逐中，忽视了对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下衍生的却是对外来文化不分良莠地盲目崇拜与对自身文化的片面否定，是拜金主义、信仰危机及道德问题，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断层与优秀价值观的错位。 三、新世纪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路径分析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实现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只有充分地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对自己的文化坚守坚信，在多元文化下，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基于此，实现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教育条件，将传统文化入体制、进校园、进课堂，使当代大学生了解本民族文化，树立文化意识，始终保持对文化意义、文化作用、文化地位的深度认同。 立足现实教育条件、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近几年我国教育体制领域大力推进的一种培养大学生人格信仰的项目。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更有利于以尚德精神、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合作精神、奉献精神为优秀的人为精神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高等院校应当立足于现实的社会教育条件，转变观念，改革课程设置，将传统文化进校园，从实践角度创建大学生文化知识思想结构，树立全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转变教育观念，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理念，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培养过程。从目前高校对各类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来看，基本都是从专业培养角度进行定位，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少有体现。即使有所反映，通常也会被归结为是对政治、思想层面的要求，因而在课程设计上这一培养目标通常由政治思想课程的设置来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这种定位所体现的正是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忽视。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人文精神的培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仅仅是作为一个口号存在了。因此，树立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首先要革新观念，重新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定位，凸显对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 （二）根据培养目标改革课程设置，将传统文化入校园、入课堂 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断层，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功利性的教育模式下导致的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自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树立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没有基本的认知，就不可能有普遍的认同。因此，对于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应当在对培养目标进行重新设计的基础上，改革课程设置，研发并增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课程设置的方式对学生提出学习要求，同时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 此外，高校还应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提倡、鼓励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主旨的校园实践活动：通过校园网络，开设优秀传统文化社区，供学生学习、讨论或开展师生对话，充分发挥校园网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优势；通过学生活动，引导学生开展古典诗词朗诵会、演讲比赛，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通过邀请国学名师讲座、学术沙龙以及书画作品展、征文比赛等活动的开展，尽可能凸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传统文化的精神，使大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浸润、滋养，使他们的社会使命感增强，民族文化底蕴得到全面提升。 （三）追寻历史脉络，培养故土情怀 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印记会勾起人类对往事的追忆，历史的存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决定着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驭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历史的脉搏告诉我们，要站在故土的情怀之上以民族文化大同的心态在反思中树立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为路径、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新世纪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树立同样也离不开历史的轨迹。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广博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滋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浩瀚泉源。树立大学生文化自信还应当通过历史的路径，追溯并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实现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与最终认同。据此，高校可以通过以传统优秀文化为蓝本的历史知识竞赛、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的辩论赛、放映历史文化纪录片、游览博物馆等形式进行历史文化疏导，开启校园文化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将传统文化入体制、入校园、入课堂。 （四）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培养大学生对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灵魂的正确把握 路径关系全局，方向决定成败。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对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灵魂的正确把握。各个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任务融入国民教育建设的过程中，使得当代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意识，主动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继承中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弘扬。 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高校在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要坚持不断创新，深化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在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方面，不断地探索创新，将大学课程的设置和市场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所需要的精英人才，使得大学生牢固树立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自强。 大学生优秀论文:让优秀大学生村官成长为村支书 近年来，武胜县坚持用“好干部”标准，培养选拔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真正让他们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在去年村党组织换届中，59名优秀大学生村官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占行政村总数的11.5%。 选前重培养，不负大学生村官要求进步的期待，也不负群众对干部的期望。围绕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目标，采取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既让大学生村官主动进步，又让群众普遍满意。坚持“个性化”规划，建立大学生村官个性档案，规划设置“双强”型村干部、党政后备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人才等四条成长路径，对其培养方向进行“二次评审”，确保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坚持“差异化”培养，采取联系帮带、专题培训、异地挂职、创业扶持等办法，促进差异化成长。举办“我愿担当带头人”模拟竞选大赛，组织模拟竞选，邀请乡镇机关干部、村组干部和党员群众代表进行评分，不断提升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胆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坚持“多元化”教育，实施“百时学习计划”，要求大学生村官每季度自学不少于100小时，并坚持每半年开展一次素质测试，重点查验农村政策法规、群众工作方法、公文写作等知识。 选时重公认，给大学生村官更多成长机遇，也给群众更多参与机会。群众公认是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在换届时，为把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识准、选准，我们特别注重他们的群众公认度和工作能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选优配强支部“领头雁”。注重推荐提名，采取个人自荐、党群联荐、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先后提名推荐83名符合条件的优秀大学生村官参与村党支部书记竞选。注重资格考察，在考察参选者实绩的同时，采取入户调查、民意测评等方式，全面考察其政治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行，切实掌握其德才表现，打牢选举基础。注重竞选指导，实行“3+1”结对指导制度，明确每名参选大学生村官由1名乡镇领导、1名有经验的老同志和1名在任村干部对口联系，重点帮助其制定任职目标、掌握竞选技巧，帮助他们赢得党员群众支持。 用时重实绩，让大学生村官心服，也让群众信服。为把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培养成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和党政干部的后备军，我们坚持让他们在实践中磨砺意志、砥砺品质、增长才干、赢得赞许，确保他们“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坚持对标履职，明确政策宣传、矛盾调处、民生服务等8项基本职责，规定村干部开展纠纷调解、应急处突、困难帮扶等工作时，他们必须到场、跟班实践。分批选派大学生村官顶岗支部书记、村主任3个月，既让其走到台前，同台“竞技”，又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行进村服务，要求每名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联系群众30户，掌握联系对象基本情况、意见诉求和人脉关系，做到困难帮扶到位、诉求反馈到位、疑惑答复到位。建立实绩档案，编制《履职实绩登记卡》，采取个人填报、单位审查、集中公示等办法，全面收集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履职情况；同时，推行集中考评制度，每季度对他们的履职情况进行集中考评，记入个人档案，作为评先评优、培养使用的重要依据。 用后重管理，不让大学生村官失误，也不让群众失望。为让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成长成才，我们坚持健全完善管理保障制度，促使其愉快学习、快速成长、有效服务。重点围绕支部书记基本能力、发展集体经济、调处矛盾纠纷等举办专题培训班，进行集中培训，帮助提高履职能力。同时，分层分类举办大学生村官论坛、周一夜校、读书会等，促进经验交流，引导成长成才。建立县乡村领导联系帮带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制度，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同时根据各村实际，通过下派“第一书记”、选派驻村干部或委任退职老支书为副书记等办法，确定59名干部与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结对，指导其开展工作。完善《大学生村官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政治经济待遇，制定学习、管理、调研、服务四大成长计划，并实行日记录、周小结、月汇报制度，严格奖惩，督促其认真履职、热情服务。 （作者系中共武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加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路径 [摘要]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前，加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从社会环境、家庭氛围、学校教育等方面入手，增强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教育部社科司在2014年3月26日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把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作为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大学生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继承和传承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历经几千年的积淀、筛选和发展，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与当前大学生的培养目标一致。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应该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尊和自信。 （一）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能历经数千年沧海变化而依然熠熠生辉，成为世界史上唯一生生不息的文明古国，靠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像“天下为公”的尚公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为国不辞艰辛的情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天下为己任的刚健精神；“崇尚仁义，厚德载物”崇德尚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的精神等，它们凝注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 和谐精神在传统文化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中国先哲阐述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都是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和谐因素，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牢固的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以“仁爱”为思想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在以“仁爱”思想来处理人际关系时，提出“贵和持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这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共享意识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追求完善的道德修养 修身养性、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学》中：“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是“慎独”和“自省”。笔者认为用“慎独”和“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可以培养大学生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当代大学生要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就要加强修身养性的自觉性，即将内在控制道德由外在的约束自觉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进而将道德认识自觉转化为道德实践。 二、加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我们在建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信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推动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统一与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强调：“我们既要有选择地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勇于发挥创造性思维，力求达到新的高度，这才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的潮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理应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创造，而不是对其他文化的简单移植与照搬、照抄。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与精神基因，缺少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出现动力匮乏与基因突变的危险，难以保证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永续的发展。 （二）培养大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途径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教育。例如，刚毅奋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效益冲击精神文明建设时，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大学生，从而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三）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必要手段 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找到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规范的基础。一是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舍生取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发扬仁爱精神，促进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谐。“仁爱”所提倡的礼让、爱人、尊亲、团结、谦虚、同情等，是当代大学生所应具备的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三是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品格对当代大学生砥砺成才健、康成长是极为可贵的。教育大学生发扬这种刻苦学习、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务实精神，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现实意义。 三、加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路径 作为国家和社会未来希望的大学生，理应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成为对国家传统文化价值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坚定支持者。笔者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激发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 文化影响人的意识和思想，如何激发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需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具体可以从以下两点内容落实：一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枯燥乏味，许多学生对其不感兴趣，如果把对大学生的文化教育融入其中，一方面可以避免纯粹的理论说教，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内容，提高学习素养。我们可以在教学思想和内容上渗透文化性，这样可以培养大学生应有的文化人格，增强教学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融合文化思维。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如鸟之两翼，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两者的融合实现文化思维的融合，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的培养，才能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中把两者融合得恰到好处，最终使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二）发挥家庭对孩子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庭在个人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古代君子的理想人格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大学生应该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充分挖掘乡土和地方文化中的传统资源，培养一种对家乡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浓郁感情，并内化为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而家庭作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担负着传授文化知识、培养道德品质、指导行为规范的责任。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育具有积极的影响，这种文化氛围以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和熏陶的方式影响着孩子。因此，家长首先要有一个积极学习的心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把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以身示范，让孩子对国家的文化产生兴趣。同时，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孩子的判断力，充实孩子的学习内容，拓宽孩子的学习视野，塑造孩子良好的学习素养。 （三）加强网络对大学生的引导作用 十八大指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一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念。要让学生知道社会提倡、限制的内容，使大学生形成一种无形的选择压力，使大学生接受社会上所提倡的积极文化信息，这样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人格，提高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维护网络文化秩序。二是加强校园网站建设。在网站上及时宣传先进的文化思想，采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如博客、微博、微信等。从而引导大学生自觉净化网络环境，发挥优秀网络文化的导向作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三是创新网络文化。大学生学习、生活及娱乐都逐渐网络化，利用网络来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重要。积极创新与大学生之间对话、交流的方式，从而增强对大学生教育的实效性。 （四）增强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基。当代大学生要做好文化的实践者和创新者，要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识，既要保护发展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辩证的包容外来文化。一是大学生要学会辩证的取舍外来文化。一个文化自信的民族应该拥有坦荡宽厚的胸怀，容许多元文化的并存。我们提倡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要排斥外来优秀的文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必须辩证的加以取舍，不能良莠不分、盲目模仿，更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只有兼容吸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的促进文化发展。二是保持中国文化特色，要发展创新。面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交流与碰撞，大学生要有对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坚持文化的自主性。大学生需理性的认识并付诸实际的行动，认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参加文化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并且密切关注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动向，提升自身的能力。 大学生优秀论文: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文化教育的影响 【摘要】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府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其现代价值，对于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高等学府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作为精神动力，以增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感染力和实效性。本文分析概述了何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了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文化教育 【分类号】：G641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所孕育产生的文化体系中唯一尚存的文化体系，是唯一生生不息而未出现断层的古典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相对的稳定性和高度的开放性。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是蕴含着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 二、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互相碰撞和融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是高等学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因此，在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教育，是促使其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作为中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历史和时代的碰撞中激发出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宝贵财富，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实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我们要构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它自身具备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的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懂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根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吸收其精华，才会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 （三）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格偏差，例如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趋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耐心细致、科学合理地予以引导和解决，从而实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增强高等学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教育目标。 （四）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历程来看，它的优良传统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我党各代领导优秀，不论是、邓小平，还是、，都是传统文化的吸纳者、践行者和创新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今天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要根植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充分利用它蕴含的丰富人文资源服务于高等学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三、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好教材。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和借鉴有益内容和方法，使其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在方式方法上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的教育和灵魂的洗礼。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言传身教”、“环境熏陶”、“知行统一”和“克己慎独”等教育方法值得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借鉴和采纳，对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有裨益。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对长期受其熏陶的华夏儿女的人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文化反过来也具有培养人、塑造人的功能。 《诗经》《礼记》均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教育子弟的传统文化典籍。而其流传千古也说明了古人就已意识到了要注重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育人功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青年学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注重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完善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而促进学员人文素养的提高，达到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这也就充分实现了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传统文化的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增强其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而上述教育目标均符合今天人们所追求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当前，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倡的 “四有”青年的目标与古人通过传统文化培养人才的目标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具有共生性。青年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文化素质处于基础地位，思想道德素质是灵魂和根本。每一种素质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与其他素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思想素质与文化素质更是密不可分，二者具有共生的特点。因此，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先天的优势，必将 推动学员思想政治建设迈上一个更高的水平，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合格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能够帮助广大学习者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良好品格，提升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价值。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人文价值，加强和改进高等学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丰富和充实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的普及和发展，能够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围，对于增强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理论性有着积极意义。 大学生优秀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现 摘 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强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丰富，已经融入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阐述了我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最后提出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现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给每个中国人打上了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烙印。因此，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对外的一个代名词，在这个大框架下，这种观念是由传统和文化两者相互编制而成。何为“传统”，它是代表我们从古至今身体里所蕴含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它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道德文化、自我修养、艺术、政治、礼仪等等。对于“文化”而言，与暴力相对，都形成了对社会的一种价值理念，这里要说的文化是较为含蓄内敛的理念。从宏观来看“文化”，说的是人们在历史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共同体。从微观来看“文化”，说的是我们在社会劳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伴随意识形态产生而来的是与它吻合的规章制度和社会团体。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以称之为文化。文化指的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这样的文化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去粗取精，将对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的部分延续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具有共通性和非共通性两种，它引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息习惯，对我们传承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是本土文化与外界文化相统一的，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与世界其他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性和创新性，传统文化当中有特别丰富的资源，需要我们去传承。另外就是传统文化的向前发展，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去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意义，深厚的传统文化成为教育大学生的精神宝藏，不管是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领域，还是提高思想道德教育者的文化素质水平，都有很高的教育意义： 首先，有助于处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催动下对文化的挑战，也是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考验。通过对“文化全球化”的思考，将会有形形色色的世界各地的文化进入中国高校，对于中国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既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机会又担心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文化全球化”不但对中国高校教育进入世界发展潮流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也能吸收外界新鲜的文化，以此来充实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也能加深大学生对祖国的爱国情怀。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大学生自身修养的学习，也能够构建大学生的人格魅力。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因此，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对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养有着重要意义，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着大学生如何做人，这对进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现途径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学会甄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对现有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式继承，并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科学创新，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传统文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以下几种途径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1、营造大学生成长的有利环境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中的思潮、时事新闻等也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大学校园，对大学生的培养越来越需要注重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作为影响人格最大的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文化促使人们实现社会化，并形成独立人格。因此，要在大学校园中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将传统文化列入大学课程、考核范围中，营造重视传统文化的氛围；其次，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位，包括伦理、道德等在内家庭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思想状况和健康成长，因此在利用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充分发挥家庭对大学生的教育影响作用，要注重开展家庭美德建设，为大学生的成长营造一个有文化氛围和思想道德的环境，为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创造基础。 2、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要加强对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引导，使其正确认识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可以在大学中多开设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举办一些名师讲座，利用课堂教学活动、课外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并充分利用大学所在的城市所拥有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如古迹、收藏、历史故事等对大学生进行立体、全方位的教育。 3、完善大学传统文化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离不开相关组织和制度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将相关权利职责明确到人，加大高校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加强传统文化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其传统文化素养、事业心，以其自身的高尚人格对学生进行切身的感召和影响。 大学生优秀论文: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争做新时代的优秀大学生 摘要：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承担着祖国和历史的重任。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不仅在于使他们本身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更主要是让他们辐射全社会，从根本上引领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箴言，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使之转化为大学生自觉追求，自觉行动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和任务，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指那些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占据优秀地位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本质上讲，是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思想内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贯穿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灵魂。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特点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产业升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国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各种思想大量涌现、多样并存、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这种变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树立和践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政治信仰迷茫：部分大学生迷信“有权就有一切”，在政治倾向上具有不健康的心态。 2.民族观念、集体观念、公德修养淡薄。有部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实利益的限制，少数人显示出媚外心态。社会公德行为与社会公德意识不容乐观，知与行相分离，道德追求不强烈，道德修养不完善。 3.强烈的自我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当少数人面对其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强调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决定其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 4.盲目的学习观和职业观。部分大学生以“混文凭”、“轻实践”盲目跟风，不以事实情况设计合理的学习规划和职业规划。以个人需要为中心，以实用有效为价值目标的自我设计方向和功利主义倾向。 5.缺乏严肃认真的交际观、爱情观、消费观。部分大学生人际交往注重经济利益，趋向功利化和世俗化。当代大学生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神圣爱情观和责任婚姻观，呈现“物质化”趋势和“游戏化”味道。追求消费时尚，消费行为往往强调个性和象征性，求新求美求变求异。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和冲动消费严重，注重身份，讲究情调，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蔓延。 二、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探究。 1.当代大学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凝练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指导原则，是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又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 2.当代大学生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优秀内容。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定社会主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要从响应“三个倡导”做起，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增砖添瓦，做出自己的贡献；为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更加和谐，凝心聚力，不断提供正能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行为。比如说爱国，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知道如何爱国。爱国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天涯论坛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表达我们的爱国之情。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3.当代大学生要坚持把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主旋律。爱党爱国、立身做人，勤学善思、立志成才，历练本领、立业为民。要具体做到以下三点。其一“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要积极加强自身思想品德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青年大学生只有品学兼优，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其二“敏于创新，勤于实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因此，大学生要努力做到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在打好知识根基的前提下，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不断认识和掌握真理。同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其三“全面发展，保持个性”。教育事业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发展是每个大学生应有的价值追求。但全面发展不是不要个性，更不是泯灭个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生在发展个人兴趣专长和开发优势潜能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彰显本色，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 4.当代大学生要坚持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关键。坚持学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正确看待生活中的失衡现象，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积极参加学校党、团和社团组织活动净化心灵、熏陶思想、提高觉悟。同志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好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青年大学生只有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才会有实在的立足点和可靠的抓手，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高飞（1985-），男，山东邹平人，本科学历，从事思想政治辅导员工作，现任电气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吴成炎（1984-），女，从事思想政治辅导员工作，现任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团总支书记，就职于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学生管理工作和就业指导。 大学生优秀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 【文章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融汇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中。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更是开展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宝贵资源。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使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尤其重要的是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汲取历史的“养料”，达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兼具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力量来合作完成。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大学生这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的思想变化也相应的加快，这就需要不断根据时代和客体的变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适应新形势的调整。而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内涵和蕴涵丰富的育人因素巧妙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思想素养、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1 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1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土壤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和优秀是使大学生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符合社会和社会群体的主流意识。也就是说，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性质上界定，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仁爱理智、诚信爱国、谦虚互助以及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等优秀民族品格和精神风貌，也可以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精华。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吸收这些“精华”，需要这些优秀的历史积淀提升自身素质，完善人格。 而且，“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历史是我们研究现实的最好“养料”。“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明听”（《尚书・泰誓中》）、孟子的“民本”思想等，都说明道德、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追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包涵的丰富多元的思想，对人民道德教育和道德熏陶起到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我国在道德、意识方面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宝贵的思想资源，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土壤。 1.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借鉴和继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 优秀传统文化是先人们创造的最为瑰丽璀璨的优秀篇章，是我国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古代道德教育讲求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条件下使人们受到道德濡染、道德熏陶。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发达、知识经济蓬勃兴起、互联网高速发展条件下，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得更为迫切并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在枯燥、单调和被动的情况下接受理论知识，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效果都不明显。 “古为今用”是历史最凸显的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的分析传统文化，注重吸取、借鉴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的精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才能更有效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更巧妙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打下基础。 2 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1 倡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消解个人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市场经济提倡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个人主义人生观在当代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整体主义思想。如《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强调和突出甘于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奉献和牺牲的大局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当代大学生作为我国青年的优秀群体、作为中国继往开来的一代，必须深入学习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过程中真正认识、体会到集体利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从而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顾全大局的思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爱社会、奉献社会，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自我做起，从根本上消解个人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2.2 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消解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古代非常重视立志教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颜氏家训・慕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中的“志”正是志向、理想和努力奋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和“愚公移山”等文化传说，也体现的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奋斗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大学生更需要吸取、理解、学习、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进取精神的精华，树立远大理想、以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刻苦学习和钻研，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是艰苦奋斗的“累赘”，使人精神懈怠、安于现状，必将影响大学生的生活和前途。所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改变大学生价值追求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具有极富针对性的积极作用。 2.3 倡导“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的宽容精神，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消解功利、冷漠的人际关系对当代大学生的不利影响 注重和谐，主张“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周易》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子路篇》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和谐、和睦，协调人际关系，讲究心态平衡的深刻思想。在西方思想意识影响、市场经济冲击、互联网高速发展、当今大学生90后独生子女居多的条件下，冷漠、淡化、功利等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性格、学习、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无疑，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可以帮助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的世界中学会宽容、体谅与合作，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以健康、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生活。 3 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3.1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更加注重道德教育，突出“德育首位” 思想道德建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历史角度讲，我国古代各个时期都突显出对“德”的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中无不蕴含着道德的重要性。同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智育不合格是次品，体育不合格是废品，而德育不合格是危险品”。所以，加强道德教育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道德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德育更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保证和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因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教师在以课本教学为主的同时，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延安精神（民族精神）和重大现实问题（时代精神）等方面知识的传授。使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这“四位一体”实现结合和渗透，让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道德的影响深入人心，提高道德水平、改变道德行为。从而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大学生的道德品质符合党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3.2 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上， 发挥大众媒介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营造良好的环境，注重多方面、多角度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高校通过新闻、广播、报纸、杂志等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宣传力度，使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其次，建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网站，将传统文化以先人事迹、故事、名言警句等形式，通过视频、声音、图片等方式得以传达，寓教于乐，培养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创设优秀传统文化题库，定期举行网上知识竞赛，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作为对成绩优秀者的奖励和鼓励。 3.3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改变单纯的灌输模式，注重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课堂和实践生活中去 单纯采用灌输式教育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局限性之一，也是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普遍的方法之一。诸如，高校最常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教师说教以及开设与思想政治相关的课程，其现实情况是：大学生可以将理论观点和理论知识熟背，但是践行力极差，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教无化”。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尊重大学生群体的特点、照顾大学生群体现有思想观念的基本水平和现状的基础上，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活动。 其一，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课堂中。自古以来，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要发挥教书的作用时，应将育人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教师要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涉取，增加自身的知识底蕴的同时注重培养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学术修养，提高自身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注重“身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每一学科都有其历史根源和学术发展史，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思想、教学方法贯穿于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的学习与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相结合。另一方面，教师在授予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课程时，将理论学习与学生发言相结合，增强学生的“话语权”―增多的课堂的讨论和发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其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实践活动中。“知是行之使，行是知之成”“知不可以兼行，而行可以兼知”，可见，“知”重在于“行”。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增强理论育人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加强实践塑人的锻造力。首先，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增强环境育人的熏陶性。诸如，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辩论赛、知识竞赛；组建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社团，如“红色社团”，并定期开展各院系乃至高校之间的思想交流；其次，实践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渠道。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文化遗迹等见习活动，增强社会调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积极性，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蕴含的魅力和力量。 【作者简介】 高海娥，女，陕西延长人。现为陕西省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问题研究。 李宏斌，男，陕西子长人。现为陕西省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大学生优秀论文:浅论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摘 要】加强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人文素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高等学校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等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方式；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传统文化教育既要承传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果，又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对高校而言更是如此。高等学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优秀价值观的根本，抛弃传统、忘记根本，就是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增加对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且长远的意义。 一、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质的基本情况 当前高校大学生普遍为90后，他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着相对明显的特征。 （一）价值观偏差和信仰缺失。 90后大学生普遍成长在信息多元化的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相互碰撞与融合，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90后大学生在安逸的生活中，存在一定的惰性，尚未形成稳定而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崇尚个人选择、强调个体意识的90后大学生当中，近1/3的大学生处于无信仰状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大学生信仰的缺失，对大学生保持正确的价值观，明确个人奋斗目标，社会的不竭发展造成影响。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缺乏。 从教学实践来看，大学生普遍对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认知，对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涵缺乏理解。从大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名著的学习和阅读来看，大学生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学习阅读兴趣不高，传承情况不佳，大部分学生没有完整的看过“四大名著”，对身边的传统艺术和民俗也了解甚少。刚入学的学生中文化品位有西方化的倾向，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教育阵地的缺失使大学生很容易接受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袭。 （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不足。 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学生普遍更乐意谈最新的娱乐八卦等非主流文化和西方的流行文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部分学生表示希望自己能够有较高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但往往因为觉得传统文化学习较为枯燥，较难理解或者不够时尚等原因不能主动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学生能够谈到中国在国外设立的孔子学院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巨大作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内的不断发展也表示出了乐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信心不足。 二、高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和不足 （一）课程设置的边缘化。 在市场经济和高校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尤其是二本以下的普通高校，课程设置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在专业设置上更加接近市场需求，相应就弱化了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大学人才培养上更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教授，忽视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提高。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除了专业课程之外，接触更多的是外语和计算机，较少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造成传统文化课程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二）教育内容的附属化。 大部分高校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列为选修课，作为学生获得课外学分的资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只是作为主要学习课程的配角。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工作长期以来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开展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要加强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是指出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比例。 （三）教学形式的简单化。 高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几乎都是采取课堂教学的方式。近年来，部分高校开设了国学班，专门学习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形式也相对丰富，但也是作为一个专业来开展教学工作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只限于课堂教学，尚未安排其他的教学方式来提升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对于中传统文化知识的感触也都来源于书本，没有开展体验式教学形式，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三、加强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改革传统文化教育方式 目前，各高校普遍开设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但绝大多数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的，属于零散渗透式教学。在大学生中普遍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就是要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零散渗透式的教学形式，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完善教学课程和教材建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自身素养，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二）以立德树人活动为载体，引导大学生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 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与开展立德树人活动的目标相一致。世界各国文化融合日趋增强，文化在增进彼此的交流沟通，增进共识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在高校中普遍开展立德树人活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生中深耕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有利于大学生在对外交往沟通中实现求同存异，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三）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优秀，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培育优秀价值观重要的是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凝聚社会正能量。近年来，我国教育战线涌现出一大批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深入开展向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的学习宣传活动，对于激励高校广大师生以先进为榜样，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把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开展向身边先进人物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坚持以先进典型为引领，通过学习弘扬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引导广大师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大学生优秀论文: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大众文化关照 摘 要：优秀影视作品是大众文化中最具时代活力和社会影响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能够被大学生受众高度认同，具有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特点和功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分析大学生受众的认同特点，充分利用好优秀影视作品这一大众文化载体，做好相应的工作，提升时代性、感染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影视作品 大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 大众文化 关照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具体形式，借助于当今时代高度发达的媒体与网络，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并逐步成为一种最具有时代活力、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传播，得到了大学生的高度认同，对其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优秀影视作品所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借助于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进行传播，能够为大学生群体所认同，成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与大学生受众的认同分析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具有大众化、商品化、娱乐化、世俗化和时尚化等特征。[1]（p19）大众文化是按照“大众”的品味进行生产的文化形态，立足于通过多种变换的形式给人以快乐，通过感性的刺激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使人们在轻松和随意中产生感性娱乐体验，进而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向。大众文化中虽然有很多假、丑、恶的东西对人性具有负面影响，但也有很多真、善、美的正面意义对人性进行优化。大学生受众对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认同，是运用大众文化推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1.大学生受众对大众文化活泼形式的认同 大众文化是把当代通俗文化、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新时代的文化存在方式。其形式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文化如影视节目、广告、MTV等多种形式，也包括武侠小说、畅销书、漫话等报刊书籍文化、同时还包括大众日常生活中文化。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广播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现代工具。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促使生产文化的群体不断地去创新内容和传播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大学生追求个性、时尚的文化需求，使大学生在休闲、娱乐中滋养道德素质、培养健康的人生态度。大众文化如果能够做到“寓教于乐”，实现最通达最广泛的传播，必将成为大学生最能够接受，最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 2.大学生受众对大众文化审美功能的认同 大众文化具有文学艺术品的外在形式，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遵循文学艺术品的审美规律。[2]（p27）大众文化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形式特征。相对纯艺术的高雅性、超越性、经典性，大众文化更具平等性、日常性和随意性，能够迅速反映现代社会发生的各种时代情绪和审美观念，满足大学生的感官愉悦和精神愉悦，引导大学生彰显独立个性，提高审美情趣。在这种现代的日常审美中，如果能够切实增加大众文化的情感性、新颖性和人文性，使大众文化的审美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充实，大学生在消费这种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必将能够达到赏心悦目的境界，也能够对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意蕴进行体验和接纳。 3.大学生受众对大众文化知识传播的认同 现在的人们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和接受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课堂讲授等传统形式来获得。大众文化在知识层面“包罗万象”，涉及经济、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军事、伦理道德、法律、恋爱婚姻、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旅游休闲等方方面面，又能通过网络、影视、报刊杂志等广泛、新颖和多样的形式进行全时空传播，渗透到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营养，能够使大学生不断涤荡旧观念的冲击，强化形成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价值。 4.大学生受众对大众文化利益关注的认同 大众文化构建了大众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大众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平等的文化氛围，带来了文化的民主化、普及化和平民化，是一种以现世关怀去满足人的利益需要的文化形式。“从整体的客观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有其符合人文精神的本质精义―-对人的关怀的一面。”[3]（p13）实现以人为本，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众文化关注现实生活，关注道德改良，注重文本的表层娱乐，对广大民众来说，无疑起到了排泄情绪、调剂精神、丰富生活、平衡心态的作用。”[4]（p6）大众文化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提升人文属性，必将能够启发大学生去认真思考事物的价值，追问人生的意义，批判社会的不公，追求更美好合理的世界，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 二、发挥优秀影视作品引导作用，做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考 影视作品是当今信息化社会大众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样式，它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和高质量的传播内容，已经深入到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通过多种方式观看影视节目，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按照影视作品的引导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得到大学生的普遍认同。而在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优秀影视作品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社会主导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大众服务性、政治导向性、综合多样性和迅捷交互性等鲜明特点，启发大学生受众对优秀影视文化的价值认同，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1.用优秀影视作品拓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时空，丰富教育资源 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信息的愿望强烈，对信息的需求量大，从小就接受影视作品的熏陶，是“荧屏育成的一代”，对国内外的各类影视作品有较多的了解，很多人的部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体系就直接来源于耳濡目染的影视传播。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电视、个人电脑、手机终端成为大学生快速接收信息的重要途径，最新热播的大片和优秀电视节目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之余的重要娱乐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影视媒体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形成的重要载体，用优秀影视作品丰富教育资源已成为攻占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这一高地的新型高效武器。具体来讲，一是加大优秀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时间和空间比例。把历史和现在、国内到国外各种类型、层出不穷的优秀影视作品引入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来，放在校园网思想道德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平台上，通过生动的介绍，吸引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观看，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教育资源。二是引导大学生对优秀影视作品进行评论，使大学生由爱“看”到爱“写”进行拓展。组织者可安排优秀影视作品评论引导评论员，引导大学生参与互动，通过写观后感，碰撞出大量的思想火花，把大学生的思想进一步融合沉淀，增强优秀影视作品的吸引力。三是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课适时布置演讲活动。模仿《星光大道》的组织形式，让大学生把自己观看优秀影视节目的体会拿到台上来讲，把舞台留给群众，看谁讲得生动，看谁能说服谁。这种既有充实载体，又有大学生积极参与的演讲活动，会把思想道德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四是引导大学生由爱“看影视”到爱“看书籍”的拓展，在书籍和原著中去提升文化内涵。发挥优秀影视作品作这个重要载体，通过有序活泼的组织方式，使大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随时与思想、艺术、文化大师进行心灵交流对话，将会形成一个广阔而要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阵地。 2.用优秀影视作品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促进其全面发展 列宁曾说过：“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5]在当今时代，影视作品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电影、电视、微电影、DV等多种形式。优秀影视作品所带来的鲜活事例更有说服力，把深奥的理论内化到具体事例，会使教育的说服力大大增强；优秀影视作品讲述的纵深历史更有穿透力，通过借古喻今的方式，贯穿古今国粹，大学生看了眼界更加开阔；优秀影视作品丰富的内容更有感染力，它涵盖的范围广，融合中外精华，从各个视角对问题进行剖析，大学生容易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多种作用，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就成为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是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审美作用，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优秀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包含着大众文化“感性愉悦型”审美文化的特征：“优秀的具有先进文化品味的影视作品，很容易通过自身的艺术和美感作用于欣赏者的感官和心理，使其在感知内容的同时产生审美愉悦，进而由审美导向情感，由情感培养人格、人性、人情，使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境界提升，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6]（p55）但更重要的一方面，优秀影视文化同时又对民族文化传统、历史的沧桑苦难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进行多角度挖掘，提升大学生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英雄情怀。这些年的优秀影视作品诸如电视剧《亮剑》、《突出重围》，电影《风声》、《集结号》，纪录片《大国崛起》等，都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改造着大学生的人生信念和价值理想。 二是发挥优秀影视作品丰富知识的作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优秀影视作品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传播的广泛性，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认知内容有限、认知途径比较单一的问题，在促进大学生由知识到素质全面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近些年来在央视九套播放的很多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人文地理》、《发现之旅》等、央视四套的《国宝档案》、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等，既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了大众的知识，同时也贯穿着爱国主义教育、生态环境教育、人文教育等内容。随着影视作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增多，大学生可以从中及时获得各种信息，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激发想象力、丰富和完善知识结构，从而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3.用优秀影视作品关注大学生的利益需求，形成教育亲和力 人是利益的动物，思想道德教育要高度重视利益驱动机制，才能使教育接地气、受欢迎。“真正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让人去体验美好、体验快乐、体验崇高、体验成功，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鲜明的价值判断、丰富的思想体系。”[7]（p16）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学生的思想进步，大学生越来越关心的是你讲的这个话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对自己有什么利害。因此，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从根本上关注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被大学生所期盼。央视名牌节目《焦点访谈》从1994年创办起，20年来能够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欢迎和支持，根本的是它所涉及的话题大都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优秀影视作品能够在平等、互动、自由中关注大学生的人生发展，为大学生指明道路目标，使大学生选择自身迫切需要精神和知识内容，切合大学生的部分利益需要，思想道德教育需要深入发掘其功能，形成教育的亲和力。 一是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感情同化作用，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公共价值的高度认同。优秀影视作品能够紧紧抓住感情这条线，寓情于理，情理交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另一方面，优秀影视作品关注社会公共价值，关注大学生所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自然也能够触动大学生的情感神经，形成教育的生命力。这些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公益广告，关注大学生所关心的家庭社会问题，关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关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通过精美的画面、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紧紧抓住感情这个因素，对大学生进行着“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二是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视觉冲击优势，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融入其中并巧妙地传递给观众，让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得到身心感染和情感共鸣。近些年来，一些优秀影视文化作品如《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等娱乐性很强的节目，在节目中加入了歌手及创作人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奋力拼搏，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真实过程，分享了他们成功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对生活的理解，给大学生带来了正能量，让大学生能够客观思考自己的人生，正确看待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显而易见地也发挥出来。 优秀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用其引导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能够使教育更加大众化，更加接地气，更加具有亲和力，也能够得到大学生的高度认同。 大学生优秀论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优秀价值观培育的作用 摘 要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消极倾向。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不良倾向。本文拟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角度，挖掘中国优秀传统优秀文化对大学生优秀价值观培育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大学生 优秀价值观 培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同时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来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泉，也是炎黄子孙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动力。在当下，中国更是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与培育大学生优秀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1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当代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富有生气和活力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冲击、意识形态以及多元文化、教育弱化等原因的影响，再加上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思想还不够成熟，感性多于理性，政治敏锐性和辨别力较差，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第一，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改变了社会文化相对单一的价值诉求。第二，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开放化的时代，物质欲望、虚荣心、自私性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刺激，但是却把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等促使社会进步的因素给忽略了。第三，当代大学生价值标准模糊。当代大学生在道德判断和行为方面存在许多矛盾。他们在别人和自己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往往判断别人的标准是集体主义、社会本位，但是对于自己却运用的是利己主义、个人本位。第四，当代大学生知行脱节严重。这个现象承接第三个现象，就因为标准不一，或者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价值导向，使得目前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知和行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分裂现象。 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优秀价值观培育的借鉴作用 2.1 “和而不同”是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宝贵资源 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开放性，是由其价值系统本身所具备的特点决定的。这种特点，即是“和而不同”的价值结构原则。追其源泉，在中国传统思想格局中，儒道释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与“多元一体”的思想结构。“和而不同”的观念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 《国语・郑语》记载了史伯的言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这是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哲学命题，它反映了事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宇宙万物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才构成了这个不断发展着的丰富、生动的世界。同时，“和而不同”也体现了“相反相成”的特质：各种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实现和解。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各种思想都在以及快捷的方式传播了，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不妥善处理，会导致各种矛盾频发，而“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正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一方面要毫不回避地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求同存异，探索和追溯各种思想在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和文化下的统一性，提升其对大学生在价值认知中的具象化含义。 2.2 “重义轻利”是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宝贵资源 重义轻利是孔子思想以及儒家学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的价值追求。孟子提出“何必曰利？”②（《孟子・梁惠王上》），诠释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思想，提倡当二者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者也”③（《孟子・告子章句上》）。荀子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④（《荀子・荣辱》），形象地说明了“重义轻利”的观念。先秦之后的儒家继承者在传承“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更将其发展到白炽化的程度。董仲舒认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⑤（《春秋繁露・对胶西越大夫不得为仁》），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⑥（《传习录・上》）。 当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在后儒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极端的理解，形成了义利的绝对对立，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中所蕴藏的丰富的道义伦理观有助于纠正见利忘义的消极功利化倾向，重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它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以及道德水平，是大学生在这个极度物欲的社会中协调好“义”和“利”关系的重要方法和标准，能够帮助大学生看清形势，把握方向。总的来说，“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是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宝贵资源。 2.3 整体主义是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标准模糊的宝贵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系统，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的整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诗经・召南・采蘩》中“被之僮僮，夙夜在公”⑦的道德要求、《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⑧的大同理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⑨（《日知录・正始》），无一不诠释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整体主义价值观念。 正因为有这样的整体主义，才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中国文化在历代的浩劫中可以延绵不绝。其所蕴含的深度道理，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调节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抵制个人主义的不良滋长，解决当今功利社会带给大学生的自私情绪和信任危机，从而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标准模糊的不良弊端。 2.4 “知行合一”是克服当代大学生知行脱节的宝贵资源 知与行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念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⑩便是其源头（《论语・宪问》）。明代王阳明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王阳明全集・答顾东桥书》）。 十八大以后，在阐述“中国梦”的基础上，明确强调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立场和要求。党中央为当代大学生践行“中国梦”指明了方向，即古人提倡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价值观念强调的是知行互补、相辅相成，这与实事求是思想是异曲同工的，有助于克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中价值认知与价值实践的冲突，为培育当代大学生优秀价值观提供了提供无穷的启迪与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校思想工作者应学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优秀的养分，结合实际来引导大学生，消除他们消极的倾向，使得当代大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从而培育大学生优秀价值观。 大学生优秀论文: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摘要：现在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普遍的关注，主观幸福感的缺失是当代大学生面临一个严重的心理失衡问题，但是关于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结合优秀大学生的心理实际情况，探讨对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的策略。 关键词：优秀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 培养策略 一、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一）主观幸福感的含义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是对情感认知的综合评价。 （二）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分析 本文所指优秀大学生指根据学校评奖评优的相关规定，由自己申请、班级提名、学院推荐、学校评定获得学业奖学金三等奖及以上的学生。笔者在本校双福校区范围内对优秀大学生进行了开放性问卷的调查。 1.对自己要求过高，处于高压状态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优秀大学生为完美主义者，表现为凡事都追求完美，不容许自己出现失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是优秀大学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见自己的失败，感觉丢了面子，所以严于律已，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无形当中提高了主观幸福感阈限，从而导致了主观幸福感不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本身的性格所致，不管事情大小，他们都倾向于要求自己尽善尽美，但事事不可能一帆百顺，失败之后就会表现出烦躁与不安。 2.受挫后自我怀疑，对事情理解绝对化。 数据显示优秀大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是不错的，但同时他们对微观世界的感觉也比较敏感。一旦遭受挫折，心理上就比较难接受，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认为事情出现失误，责任全在自己。于是很多大学生陷入此类矛盾中：既想做些实事来证明自己的优秀能力，但又怕搞砸，继而产生自我怀疑和焦虑。 3.对自己专业不满意。 学者杨新华表明，优秀大学生中有14. 6%的人最近1年内出现自杀意念，而对专业不满意，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危险因素之一。部分优秀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虽然学习很刻苦，成绩很优异，但内心深处存在着抵触情绪，时常徘徊痛苦边缘而出现烦躁的情绪，尤其是性格内向的同学找不到宣泄的方法，于是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或丧失。 4.对人际关系的不当处理。 优秀大学生一般学习成绩优异，遵守校纪校规，可谓师生眼中的好学生。但调查数据显示大约39%的学生性格内向，人际交际能力不高，导致他们有着对友情、爱情等情感的困扰，对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的情况，这也成为他们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原因之一。 二、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培养策略 （一）家庭教育：加强家长与学生的沟通 在家庭教育中，大学生虽已成人，但心智尚不够成熟，家长不能放之任之。家长们应该转变观念，对学生给予适当的压力，多与孩子谈心交流，家长应及时的了解孩子的心理动态，与子女有着良好的心灵对话与沟通，减少和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保障优秀大学生有一个充实完美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大学生应切实加强与父母间的沟通和交流，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自身身心的和谐发展。 （二）学校教育：健全优秀大学生心理干预机制 学校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为了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增强对生活的满意度，学校应该建立一套全面的优秀大学生心理干预机制。由于优秀大学生在各方面都要优于普通学生，部分老师对这类学生会有偏爱的态度，对于所犯的错误，可能会视而不见，或者采取从轻的态度，这也是让优秀大学生心理脆弱的原因之一。当有些优秀大学生一旦受挫，由于他们以前心理从没有过这种体验，所以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三）社会教育：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优秀大学生健康向上的思想意识与道德情操。社会要积极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的活动，让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磨练意志，提高容忍挫折，克服困难，战胜失败的能力以及正视自己的人格缺点，不断完善自己，培养积极、乐观、严谨、开放、宜人、自信、自强、独立而稳定的有利于幸福感提高的人格品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让优秀大学生学会在活动中释放压抑，找到正确的寻找幸福之路，提高主观幸福感。只有在这种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之下，优秀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才能得到保证。 （四）个人修养：拓展优秀大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的途径 首先，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优秀大学生应该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而不是只注重学习成绩，进行全身心和谐的发展，树立新的幸福观，多方面增强主观幸福感指数。其次，优秀大学生应该注意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学会与人真诚沟通，善于与人交流，不断提高人际交往技巧与能力。同时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挫折与成功的关系，并引导他们对挫败正确归因，消除悲观，战胜挫折，振奋精神，增强韧性，保证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适应环境。 三、总结 优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实质是个人与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提高优秀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自己的合理化要求，是家庭对孩子的沟通关怀，是学校对学生的积极培养，是社会对成员的陶冶情操。笔者相信，来自各方面的温暖关心，一定可以让优秀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大大的提高。 大学生优秀论文: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析 【摘要】我们需要从教育内容、教育实践、教育环境、教育制度和机制建设等方面来入手，寻找工作的着力点，提升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是涵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力量源泉。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现状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崇尚人际和合、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伦理文化，涵盖着许多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生存智慧，是我们构筑现代精神文明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丢弃和遗忘。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为大学生带来了不同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第二文化空间"，外来思想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大 学生身上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阻碍，目前在大学生中存在疏离传统文化的现象。 （一）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目前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状况不容乐观。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几所高校开展了关于"当代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了解程度不高。 （二）传统伦理道德淡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德"指人的本性、品德。"善"指好的行为、品质，是内在德性主导下的外在良好行为。"和"指相安，谐调，"君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的概念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共生、长远发展。三个方面综合，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二、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一）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 当前，我们需要借助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力量，在大学生中开展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教育，培养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树立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坚定信念，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二）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集中体现的"仁、义、礼、智、信"到张岱年总结出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即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美德为我们指明了完善人格和道德品质，促进个人健康发展的路径。叫j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99、96艰苦创业"的顽强意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威武气节，"万众一心"、"共渡时艰"的团结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等等，无一不是锻造青年大学生思想作风和意志品质的文化养料。 三、完善和拓宽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针对性，重点加强诚信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感恩教育 我们要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注重学生养成教育，养成真诚做人、认真做事的习惯，加强学生的自身修养，从失信惩罚机制和个人诚信管理机制人手，为诚信建档，把诚信表现与学生评价相挂钩。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统称，是民族心理特征、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其次，要培养大学生群体团结进取、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坚持知识、情感、行为的有机统一，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高校应拓宽渠道和平台，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加强与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单位、少数民族村寨等的联系，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大学生到教育实践基地开展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实践活动，加强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升华为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情感，并最终落实到个人对于优秀文化的日常践行之上。 （三）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校园文化可以通过营造一个育人的环境和氛围来达到育人的目的。一方面，高校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作为载体，把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渗透到学校的校园建筑、教学设施和各种人文景观当中，大力打造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在环境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教育机制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才能最终保证教育的实效性。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导责任制度和教育工作实施计划及方案，形成科层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保证教育的顺利开展。 结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大学生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就必须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精华于一体，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并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创新中繁荣。文化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传承与创新并举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育人的最终目标。 大学生优秀论文:学业困难和学业优秀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差异探析 [摘要]目的 探讨学业困难和学业优秀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差异。方法 以上海某高校11级文理科共488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以大一第二学期英语期末成绩分为困难组（58人）和优秀组（58人），采用郭成2006年的自编青少年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问卷进行测试，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关键词]学业自我概念 学业困难 学业优秀 一、引言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认知和体验，包括对自己的特长、外貌、能力等方面的认识、情感、态度等的自我觉知；它呈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结构，个体在不同的领域会形成特定的自我概念，积极的自我概念使个体能够采取行动迎接挑战，消极的自我概念使个体回避挫折的情境[1、2]。自我概念包括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本身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它是学生对学业成就的自我评估；它不仅是教育环境下学生心理的重要产物，也是促成学生学业和社会成就的有效中介变量[3]。学业自我概念和学生学业成绩两者相互影响，成双向因果关系；并且在个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两者关系会产生变化。处于青春后期和成年早期的大学生心理正经历“第二次出生”，其学习的动机、态度和心理受到其过往学习基础、现有教学条件和高校学习气氛的影响。因此，着手研究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对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帮助其制定教学策略，促进学生学习是有积极意义的。本研究通过对学业困难和学业优秀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对比分析，探讨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和学业成绩的原因及其关系机制。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上海某高校11级文理本科生共488名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到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建筑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城市规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共6个专业的学生，平均年龄18.4±0.78岁，被试情况详见表1。 表1：被试基本情况分析 （二）方法 1.测评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是学业自我概念量表，采用郭成2006年的自编青少年一般学业自我问卷，问卷分四个维度：（l）学业能力，共有7个题项（1-7题），各题项涉及的内容均为学生从总体上对自己学业能力的认知和评价；（2）学业体验，包括6个题项（8-13题），各题项涉及的内容均为学生从总体上对自己学业的情感体验；（3）学业行为，包括5个题项（14-18题），所有题项内容均反映的是学生对自己在整个学业活动中的行为倾向；（4）学业成就，包括4个题项（19-22题），内容涉及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学业价值的认知评价。问卷中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635-0.919之间，重测信度系数介于0.823-0.912之间，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19，与其他效标问卷相关维度具有显著相关。 2.施测方法 用学业自我概念和学习动机量表对该高校随机抽取的6个专业大学生进行测量，使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并按照大一第二学期英语期末成绩从低到高排列，挑选靠前约12%的学生共58人作为学业困难学生组，靠后约12%的学生共58人作为学业优秀学生组，进行对比研究。 3.统计分析 收集问卷，所有数据利用SPSS 13.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均值、标准差及t值，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学业困难和学业优秀大学生在英语成绩、学业能力、学业体验、学业行为和学业成就上都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学业困难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概念得分明显低于学业优秀学生。这与以往很多关于学业自我概念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学业成绩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评价和一般自我评价都较高。探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Henk和Melnick的自我增强理论模型和维纳的归因模型认为，学业自我概念具有动机性，会影响个体对努力或能力的选择归因。即学业成绩的好坏将影响自我概念的转化，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动机水平高，学习的自信心也强，他们往往将学习的成功归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样常常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过程，学业压力减小，能够比较全面地获取知识技能，一步一步向目标靠近，从而实现自我，人生的意义得到体现，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学业获得满足，对自我更加接纳和宽容，从而行动力增强，表现出自我的灵活性，表现出良性循环。学业困难学生因为学业失败，无法实现自我的学习目标，自我实现的意义没有得到体现，他们对自我往往是敌对、排斥的消极心理。为了更好地保护自我，把非学业自我的概念也转换为学业自我概念，把学业失败归因为所有的都失败，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渐渐地减少了对学习活动的参与，于是通过网聊、游戏等各种消极的行为方式满足现实自我的需求，由于承受挫折的能力差，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发生冲突时，自己无法控制，表现出刻板性。 其次，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如果个体体验到自我（自我概念）和经验（实际表现）之间的不一致，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一种在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状态，这时个体为了维持自我概念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自我和谐程度高的学生往往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倾向选择主动求助和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而自我和谐程度低的学生自我评价很低，倾向于选择消极、退避、自责的应对方式。拥有积极向上的学业自我概念，个体就会坚信自己有能力提高学业成绩，对待学业会产生自我胜任感，并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学习活动，达到自我和谐；拥有消极的学业自我概念，个体就会产生学业无能感，消极被动地学习，当学业一遇到困难，学生就会以逃避退缩的方式保护自己，自我就会处于不和谐状态。 此外，他人的消极评价（包括父母、教师、同伴等）也会影响学业困难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影响学业自我概念的因素主要存在与学校这一亚环境中，受到教师和学生间互动的影响。在学校，学业成绩往往是评价学生的主要标准，成绩的高低意味着学习的成败，从而影响学生的自我觉知，进而影响其在学业上的自我评价。对学业困难学生而言，教师的消极评价可能导致消极的家长和同伴评价，从而强化其自我否定性倾向；而对学业优秀学生而言，得到更多的正面积极反馈产生积极的内外归因，形成较高的学业自我概念。 丁俊兰和高伟的研究[4]发现，学业困难者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往往存在高估倾向，说明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很期望获得成功，所以我们要投入更多的关注来关心学业困难大学生，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积极的学业自我概念，重建他们的认知结构，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他们的自我和谐水平。人际关系的和谐[5]有利于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业自我概念。 （作者单位：1.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上海，2.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 大学生优秀论文:浅析在校大学生心目中优秀辅导员主要特质 摘 要：高校辅导员在高校学生管理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要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从辅导员深入学生、关爱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对待学生公平公正、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等方面浅析大学生心目中的优秀辅导员特质。 关键词：大学生；优秀辅导员；特质 辅导员是在中国高等学校中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其基本任务是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思想发展规律，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是高校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伴随大学生走完大学求学的几年时间，他们是大学期间"课程"最多的老师，也是"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他们是学生思想上的引领者、心灵上的抚慰者、学校规章制度的教育传递者 、成长成才的指引者。 国内有调查研究表明，高校辅导员胜任力特质包括16个成分。其中最重要的5项胜任特征依次是：理解和尊重学生、言语表达能力、原则性、关爱学生、职业忠诚感。[2]对于人格特质，在高校辅导员的MBTI人格类型研究中发现，S、J型人格倾向更符合辅导员工作要求，并且男、女没有显著差异。[3]国外相关研究也表明人际关系学、个性特征、行政管理能力、研究能力和相应的技术知识五个维度，[4]对于高校辅导员工作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访谈更加具体的阐述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优秀辅导员特质。 一、在校大学生心目中优秀辅导员主要特质 1、深入了解学生，关爱学生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学生希望辅导员能够经常深入寝室，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大部分学生不敢主动与辅导员交往，但很多时候又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等许多问题所困扰，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指导。所以就需要辅导员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有助于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学生的良师益友，随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觉悟程度、个性心理特征及倾向性，找到学生进步和提高的起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共性的问题，通过开展集体活动进行教育解决；对个性问题，则进行个别教育指导。 2、不断开拓创新、全新理念育人 在学校中有这样一群学生，他们逃课或者网络成瘾脱离群体，在大家的心理可能觉得他们无所事事，不求上进。然而，当深入了解其实很多是因为对所学专业没有兴趣，或者出现人际交往障碍，学习上的习得性无助等。在最初他们的内心有着强烈的改变不现状的动机，随着希望的渺茫，自身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可能慢慢消沉下去。如果在问题刚出现，就能够及时给予他们关注，帮助他们解决自身矛盾，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这些问题学生便会大大减少。因而，对于这类学生需要辅导员在生活、学习上给予更多关注。在与这类学生谈话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例如辅导员可以加入班级QQ群、MSN、个人论坛、飞信等网络形式与学生们保持紧密联系，辅导员与学生的距离也因而不再遥远。 3、积极为学生树立榜样作用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强调榜样学习的作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便是观察学习，他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优秀，就是个人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学习到复杂行为的过程。[5]他强调社会模仿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与模仿者关系紧密且模仿者有模仿倾向的榜样的作用。在大学生活中，辅导员伴随学生的时间最长，无形中他们也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大学生正处于朝气蓬勃、思维活跃的时期，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如何开发在校大学生的潜质，辅导员的诱导及辅导员自身的拼搏、坚持、忍耐、追求等精神会在无形中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那些与学生经常接触的辅导员，90%以上的学生表示这些辅导员在个人思想、行为、做事风格等方面会在无形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4、积极乐观，友善、坚强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很多教育家甚至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人为善。[6]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担负着建设美好中国未来的重任。因而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也变得更加重要，而大学辅导员其基本任务即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思想发展规律，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思想教育并非仅灌输所谓的理论知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渗透着思想教育。辅导员的生活态度、生活风格、沟通交流中的积极思想便可在无形中感染者自己的学生。在学生的谈话中，辅导员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那些积极乐观、善良、有奉献精神的辅导员的学生也会无形中变得更加坚强、乐观、宽容等。 5、公平、公正，建立竞争、有序、和谐的学习生活氛围 大学中涉及利益的东西越来越多，例如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荣誉、班干职位等。这些旨在激励学生的各种措施为大部分学生所关注。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打消学生的积极性。很多学生对一些奖项的评比就觉得不公平，如奖学金评比中为学习是重或活动是重，两种极端的学生都会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导致那些爱学习的学生为了奖学金而参加活动，那些积极参加活动的人不想参加活动。对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而，在这些学生评比规则中就需要老师给予正确引导。如果出现评比有失公平，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学生思想功利化，而另外一些学生对班级失去信心，班级整体凝聚力下降，学生之间感情冷淡等种种不良现象。所以，公平公正是很多在校大学生对辅导员评价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他们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公正的认可，生活在一个竞争、有序、和谐的氛围中。 二、结语 辅导员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同的特质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何实现辅导员与学生的和谐共进发展，需要辅导员更多的深入了解、关爱、尊重学生，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更多的学习、实践机会。然而，这些问题不单需要辅导员做出努力，也需要社会、学校、学生的共同配合，笔者深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辅导员的工作会更加完善。学生心目中的优秀辅导员特质也会越来越多。 作者简介：周惠（1988.12-），女，安徽合肥人，曲阜师范大学2011级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杨阳（1988.3-），女，河北承德人，曲阜师范大学2011级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心理咨询研究；张永慧（1987.11-），女，山东聊城人，曲阜师范大学2011级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 大学生优秀论文:大学生急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摘 要]当前大学生存在着思想道德素质和修养弱化的现象，迫切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帮助大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锤炼正确的心态、陶冶良好的性情并提升睿智的思辨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论及道德建设问题。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1]还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来激发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是一项紧迫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髓就在于“道德”二字。首先是“道”，然后才是“德”。[2]“道”是超越时空的自然法则，天有天道，人有人道。顺“道”而为即是“德”。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培养具备优秀品德大学生是大学德育教育中的重要课题。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3]目前就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行为状况来看，确实存在许多的问题，如药家鑫案，复旦大学林森浩的“愚人节的玩笑”案等，这些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问题。早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同志就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校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4]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质上就是生活教育、德育教育，主要包括为人处事、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与人和谐相处等，是关于道德、孝道、仁爱、感恩和慎独等内容的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思维智慧，滋养大学生的德性，帮助大学生纠正各种失范行为，实现大学生从明理、修心、尽分、改过到行善的逐渐进步，还可以培养“感恩”、“仁爱”、“反省”和“慎始”等精神。 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帮助大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 高校可以开设《论语》、《大学》、《中庸》、《孝经》、《易经》、《孟子》等经典诵读课。引导大学生学习《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学习其在立志、为人处事、内在修养和外在涵养等方面的标准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习其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和规范即“弟子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学习《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思想以及大学里应掌握的知识、修养和做事的先后顺序即“八正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中庸》中的“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思想。学习《孝经》，懂得孝是德本，并力行《孝经》，行孝修德（孔子曾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学习《易经》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谦虚谨慎”的精神和《孟子》中的大丈夫精神，养成爱国和高尚的人格。 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帮助大学生锤炼正确的心态 儒家的优秀思想是“五伦八德”，主旨是“仁义”，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化大学生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由不得反求诸己”等思想；道家的优秀思想是“道”，主旨是崇尚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教化大学生奉行 “为而不争”、“上善若水”等理念。佛家的优秀思想是“慈悲”，主旨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捏盘寂静”，处理人与心的关系，教化大学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思维。三家都是慰藉我们心灵之学，都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正确心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此外，《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弟子规》中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等内容都说明了我们对自我、对他人身心守护的重要性。因此，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仁爱”思想和“感恩”意识，实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良好心态，并提高自我的受挫能力。 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帮助大学生陶冶良好的性情 当前大学生也面对种种困惑和各种压力，有学业和就业方面的；也有为人处事、与人交往方面；还有个人情感等方面的，这些困惑和压力困扰着学生的日常言行，若得不到及时宣泄和宽解，也将对其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儒家的《乐记》就非常有价值。《乐记》有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以上种种说的都是乐对人的感情、性格，意志等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必将扩展到人的心理的各个方面，从而对人的道德品质发生作用。它能疏导大学生的情绪不适、并通过乐曲宣泄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培养其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又淡定坦然的性情。当然在选择乐曲时，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赏善避恶。如靳雅佳老师德音雅乐光碟中的《感恩一切》、《生命之河》、《跪羊图》等歌曲都是很能改变人心性和调适人性情的善乐。通过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性情掌控能力，可以及时克制或缓和大学生怨、恨、恼、怒、烦等负面情志，及时实现情绪调适，从而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自我身心健康的实现。 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帮助大学生提升睿智的思辨能力 当下的大学生都很聪明，但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是一种生存能力，而智慧是一种生存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吃亏的是聪明人，而愿意“吃亏”的是智者。拿得起的是聪明人，放得下的是智者。聪明多数得益于遗传，而智慧更多靠修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导和教育大学生学习《易经》。《易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无论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还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都来源于《易经》中最基本的思想。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嗜欲深者天机浅，嗜欲浅者天机深”，说的是只有从声色繁华中超脱出来，宁静沉思的人，才能具有把握纷繁人生和无穷宇宙的大智慧。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大学相关课堂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蔡礼旭、刘余莉、彭鑫、张发和刘芳等众多优秀传统文化传诵和践行相结合的尊长专家的演讲视频，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内化为一种思维和智慧。通过开发大学生的智慧思维，可以有效控制大学生的过激和冲动的行为，懂得“放下”和“吃亏”的道理，修得“慎思”和“慎始”的良好品质，学会“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超脱境界。 曾说：道德建设知之不难、行之不易。要激发大学生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高校教师还必须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育”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就是身体力行的感化，是“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礼记》有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陶行知先生也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以人为本，德育为先”也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因此，高校教师既要以身作则，长善救失，又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豪华盛宴，传学生“立世之德”，授学生“谋事之才”，解学生“心智之惑”，培养其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优秀品质。我们坚信通过对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润，肯定可以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锤炼良好的道德品质，端正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大学生成为优秀青年，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应有的使命和力量。 大学生优秀论文:刍议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 本文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分析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其原因，探讨了实现其价值的路径：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将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发动各方力量，帮助大学生夯实传统文化知识基底。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路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并以其独特的魅力传承下来，受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美誉。同样，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可以发挥着相当强大的作用。因此，如何恰如其分的运用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不随着流行元素慢慢消退在人们的视野中，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中发光发热，实现它应有的价值，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1]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优良文化，它是经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对文化的磨砺筛选，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结晶。在这之中包罗万象，它不仅涵盖了颇具民族风俗的传统节日、五千年来各族人民的服饰演变，更是包含着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爱国人士的爱国情怀;面对外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勤劳勇敢、助人为乐、爱好和平的民族特质;忠孝廉洁的传统思想等等。 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来说，它的功用体现在方方面面。从教学准备来讲，传统文化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学会了集纳百家思想，博采众长，从众多同领域的学者当中汇集最闪光、最独特的知识点融合在自己的课程之中;从教学方式来讲，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方式，至今还在被教育者们加以各种现代化的手段而沿用;从教学日常来讲，《庄子・天道》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就提出要为师者注重言传身教，而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本身就相比其他学科，更注重教育、德育等方面，这也就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们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教育者能做到“正己身、明师德”必然会为教育者本身增加更多魅力，从而增强学科魅力。 而对于所受教育的大学生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更为重要，大学生本身就处于一个知识储存量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塑造的过程中，多多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让它们增加自己的文学底蕴和知识素养，实现温饱之后更大的精神追求，并在学习中懂得更好地磨练自己的性情，培养自己谦逊的品质和屡败屡战、从不气馁的精神气，以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良好品质，这对未来大学生就业的职场生涯也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再者，自古的民族英雄的传记和传说也会引导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爱国热情，使得大学生懂得为祖国的利益为先，为祖国努力创造个人价值的道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甚至每个文字的演变都有一段关于文明的历史，大学生只要潜心学习，必然会拓宽自己的学习视野，从中受益匪浅。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其原因 1、新媒体的冲击 在现今网络十分发达，各类媒体媒介争相而出的现状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种多样，获取信息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世界越发往多元化发展。所以人们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极易被多种信息迷花了眼，导致价值观走偏。特别是在现今世界的格局中，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越发凸显。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总会进行各种不良干扰，其文化的侵蚀在这之中尤其突出。以大学生对中外节日的庆祝为例，当今的大学生过节往往更偏爱国外节日，因为国外的节日相较于本国的节日，突出的不是节日的传统和节日的意义，而更注重节日的氛围。类似于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不仅满足了大学生追求浪漫和搞怪的心理，也实现了大学生对多种多样的节日的渴望。而大学生面对对本国的节日时，往往表现的十分麻木，众多大学生在庆祝本国的节日时，往往欠缺对节日民俗传统和节日所代表的意义的了解，而只是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假日福利，导致大学生们只记得假期而不记得节日;只记得玩乐而忽略了传统;没有通过节日而获得更多对祖国的情怀和对民俗的喜爱，甚至庆祝之后连节日的名称也不记得。与此同时，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大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没有一个合适的准则，更容易被一些低俗趣味的文化所吸引，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由于其内容太过高深，形式不够碎片化而被大学生抛之脑后。 2、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据了解，《华夏时报》曾经对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进行调查，结果却是十分的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数据表明：“了解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有60%，能完整背出古诗歌及正确回答一些文学常识的占45%，认为传统文化有用的占20%，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占30%，认为英语绝对有用的占97%”，[2]这些数据一显示出来，就足以证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传统文化凝聚着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往往有着无尽的文化价值尽显其中，但是传统文化的特色使得传统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长时间学习积累，才会从量变上升到质变，得到其真正的用处的文化，现今大学生往往缺乏耐心，又太注重追逐潮流，结果导致多数大学生都十分崇尚国外的语言，认为外语才是在他们今后职业生涯中真正有用的学科，能帮助他们赚取足够的收入。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可以延伸到方方面面，不仅能使大学生学会学习，更会教大学生如何做人、做事。最终导致了一种当代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迷失现象，甚至多数学生都不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内容，就更不会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的经典巨著。 3、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学习热情 大学生的学习条件往往比过去优越很多，而在众多的学习科目陈列其中的时候，学什么的基础往往取决于大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可惜的是，在社会思潮往往朝多样化发展的现今，不仅是大学生本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大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往往也疏于教导大学生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父母往往追求的是为孩子寻求一个谋生之路，而学校则更重视对考试科目的教习。虽然现今高校也会开设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却往往由于课程众多，传统文化不是现今的热门科目，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课程的投资。在考虑课时的时候，不会安排过长的时间，大学生往往还在未入门的阶段，就已经学习完了课程，导致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在学习课程的时候不注重自身对传统文化的修习和培养，只是单纯为了挣得应有的学分。这样一来，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就不再是一种需求，而变成了一项任务，大学生自然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热情，也不能真正学习到其中的知识。 4、受市场经济转型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不断的冲击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3]大学生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往往更加注重物欲，而轻视对自己精神文化的培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优胜劣汰及两极分化的情况越发明显。一方面，网络上出现众多关于“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言论，导致意志力脆弱的大学生盲目羡慕有钱人的条件，而不讲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当今社会上，贪污腐败现象依旧比比皆是，先富起来的阶层通常寻求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设法谋求暴利，即使触犯了法律也在所不惜。而穷苦的阶层面临的永远是勉强解决温饱的问题，及无钱看病买房的困境。在这种现象愈来愈多的现下，大学生很难保持一个清明的价值观，并且深受其害，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最终使得社会风气越来越差，这对大学生的发展明显是十分不利的。 5、传统文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 当然，传统文化中不仅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文化，也有一些腐朽的、不科学的思想随着年代流传下来，使得大学生容易把生活中所面对的封建社会的不良风俗错当成传统文化，以偏概全，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良的印象，使得传统文化未能深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会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历史上的政治统治与经济现象和现在有差异性，而文化会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如此以来，传统文化的发展不能和当今社会的发展完全贴合，就会有差异性产生，这样的差异性往往使大学生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过时的文化，不能给现今的大学生带来具有时效性的功效，自然会疏于了解传统文化，反而使得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扬。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现途径 1、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升传统文化的功能 想要解决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学习热情的问题，就需要结合大学生自身的兴趣爱好出发。大学生现今沉迷于网络，如果从网络角度着手，可以查证出来，传统文化的相关优秀的学术作品在网站上都有注解和说明。但是基于信息繁杂的现状，想要大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就应该结合新媒体的应用。不仅要增加《百家讲坛》等节目录制活动，更要将传统文化碎片化于生活中。将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小段推送，或者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关于中华民族美好品德的小故事通过电台节目的方式传达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先让传统文化溶于大学生的生活中，再慢慢引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传统文化的功能，主要就是在于它教化人的功能上，这与思想政治的教育相贴合。所以，如果好好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让他们知道中华文化的美德，不仅懂得“忠”、“义”、“礼”、“廉”、“孝”，也能真正用于生活之中，切实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乐于助人、团结一致、将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那么，不仅是传统文化教习上的成功，更是在思想政治理论上实践的成果。 2、与校园建设和校园文化相结合，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现今高校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往往会定为选修课，大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远远不够，通过课程只是对传统文化做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了解。所以，高校应适度考虑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课变成必修课，并且增加传统文化课的课时学习，将国学经典著作诸如《大学》、《论语》、《中庸》、《老子》、《易经》、《史记》等内容加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中，并鼓励大学生多读文学经典，使大学生摆正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提高个人的基本素养。 而且，就现阶段而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往往会和优秀传统文化分开而谈。这是十分不利于大学生的学习的，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很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中更是注重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对大学生德育的塑造，这些内容都是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只有两者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让理论和实际切实的结合起来，才便于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处的。 另一方面，在校园文化的安排中，高校应多组织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活动。例如做关于传统文化的相关宣传;在过道的走廊中，班级的墙壁上，都摆置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和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做的趣味调查和经验感受;多举办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讲座;成立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社团;组织关于传统文化有关的学习调查，全面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让大学生懂得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多多研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 3、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 在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中明确提出了：“所有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4]所以，在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路途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高校应当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力。从教师自身的角度讲，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热爱它，并钻研它，增加教师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能因为现在大学生对这门课的激情不高，就放弃了这门课的教学，放松了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要求，而是应当多追寻学科的趣味点，从学生的需求入手，增强学科的可读性，使学科散发出专业功能和专业魅力。 同时，教师自身也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一方面，以身作则，为大学生树立榜样;另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增加自身的魅力，大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往往与对相关课程的教导者的喜爱分不开，只有增加了教师本身的魅力，学生才会发自内心的去学习这门课程。 4、发动各方力量，帮助大学生夯实传统文化知识基底 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往往和大学生所处的环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所以，应该发动各方力量来帮助大学生塑造一个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基底，从传媒的环境来讲，相关的电视、电台、媒体和媒介平台要自觉的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大学生的生活环境来讲，学校和家庭都应该集合力量，全面提升大学生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视，只有各方一起努力，给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才能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中的应用达成一个良好的效果。 【作者简介】 谷玉婧（1993-），北京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优秀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 [摘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育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培养大学生对西方腐朽思想的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文化安全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认同 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教育部2014年3月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华夏文明几千年，积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学、道学、佛学、易经、中医、武学、文学、书法、绘画、饮食、民族工艺、戏曲……可以说不胜枚举，瑰宝甚多，称得上是“博大精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经过几千年积淀，是先贤们经过不断探索研究的结果，最终使其精妙绝伦，精辟无比，其中蕴涵着大道理、大智慧，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意义重大，而且经过后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历史现实也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圣人”“君子”品格的人，不仅仅是知识技能性教育，而是全面培养人文品格的教育。当前的教育也应如此，我们在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绝不可忘记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这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二）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 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当代的大学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富有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对于国家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铭记历史，胸怀祖国，意欲展现自己的报国之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当代大学生应当铭记和践行的行为准则。在大学生群体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以祖国的繁荣为最大的光荣，以国家的衰落为最大的耻辱，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有利于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 大学生求知欲最强烈，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很大，他们渴望学到新鲜知识，期望尽快成长。大学这个开放的环境正为他们吸收各种文化知识与思想理论敞开了大门。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年的丰富和发展，并不断地创新和进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大学生在学习和科研中才会打开思路，联想古今，立足实际，求实创新，不断进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且必须关注学生的精神需求，让学生在精神层面得到满足和提升，引导大学生寻找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四）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对西方腐朽思想的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这使得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地方冲突和恐怖主义依然存在。近年来，西方国家在看到强权政治并不十分奏效的情况下，逐步把强权政治演变为文化入侵。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文化入侵的方式传入我国。青年学生对新鲜事物十分感兴趣，因而西方文化得以乘机进入大学生的思想领域，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防范意识差的大学生由开始的好奇心理到最后认同和好感，甚至崇拜和迷恋，从而导致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忽视，这直接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可以有效地培养大学生对西方腐朽思想的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五）有利于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大学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同，其优秀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支撑。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次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竞争中“软实力”的重要优秀。 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语文》《太极拳》《武术操》等课程让学生领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由来和发展，同时通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例如清明祭奠英烈、诵读国学经典、传统礼仪教育、传统文化讲座、书法比赛、中国风绘画、民族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展示、民间故事演讲、高雅艺术进校园等，让学生切实感受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限魅力，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冲击，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安全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是开放的，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外来文化与内部文化必然要相遇、交流与碰撞。在内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就存在本国文化主权的保护问题。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更多包含了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的竞争。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大学生思想意识自主、价值追求多样、个性特点鲜明，但对文化冲击的防范意识却非常薄弱。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与政策》等课程，向学生讲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同时通过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红色观影的形式，引导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领会这一点。对于西方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我们可以批判借鉴，但不合理的，一定要引导学生坚决抵制，树立起文化安全观。 （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十八大以来，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4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优秀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向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涵，并通过以关爱和奉献为主题的志愿服务、以挖掘传统文化底蕴为内容的社会实践、以敬业为优秀的学风建设和创新教育、以平等、公正、诚信为主题的创业教育、诚信考试主题教育、友善宿舍关系构建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结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将传统文化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思想教育中，将大学生培养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 大学生优秀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精神家园，包含着为人类所共同遵循的带有普遍性的生存智慧，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财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家园。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发展联系起来，提升到增强文化自信的层面上来，这一举动充分肯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的思想观点，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质意义的新认识，也为传承优秀文化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 （一）有益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首先应想法设法提高他们的内在思想道德和修养，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才能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才能为两个一百年的建设目标凝聚力量与智慧。 （二）有益于提高21世纪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可以说是一本鲜活的教材，对于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增强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树立社会责任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学生可以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感受到高尚气节和良好品德，体会到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还可以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为大学生成为21世纪的合格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三）有益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够顾全大局，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得尊重别人，能为集体与国际利益着想。只有大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他们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提高社会交际能力，为自己终生发展奠定基础。也让他们了解有国才有家，国泰才能平安的道理。 可现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与教育面临一些问题，分析如下。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原因分析 （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主体，并且以强劲的势头赶超美国。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结果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很多的大学生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片面追求西方的价值观与拜金主义，导致部分大学生价值观出现偏离，在经济利益面前经不住诱惑，一味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盲目夸大社会功利，社会责任感开始淡化，社会诚信意识缺失。 （二）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压力与专业偏见 自从高校扩招以来，每年700-800万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面临解决。一般高校强调专业建设与专业课程学习，而对文科学生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历史专业的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等有关的专业的学生很难找到工作，他们觉得这些专业没用，承受社会就业压力，对自己就业缺乏信心。而只是片面追求理论和学分，导致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没有政治意识，不主动甚至不情愿负责一些社会工作。另外国家与社会对这些文科专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够。有些专业的创业意识也不强，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指导时不注重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没有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更没有把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大学生就业指导融合在一起。 （三）网络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与发展，大学生接触电脑、接触移动手机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多，长期处于虚拟状态。据调查，每个大学生每天花在网络的时间多达六小时以上，甚至有的大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达到十小时以上，有的大学生沉迷网络电影、沉迷网络游戏，无心上课，无心学习，甚至有厌学情绪，不但对思想政治课程不敢兴趣，甚至对专业课也旷课。这些现象，导致根本无法与学生谈思想与道德教育，导致大学生道德下滑和弱化，思想素质不高，人文素养缺失，进而产生道德危机。这些不得不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与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提高大学生综合素养，尤其是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一方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去，另一方面还要从高校的角度去从制度和课程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比如和谐、诚信、节俭、温良等，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人们的基本诉求。这些传统美德加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能更好地深入挖掘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还能对这些美德的现实意义进行阐释，把和谐、仁爱、诚实守信、文明礼仪等价值理念的义理讲透、现代性讲好。不管在什么时代，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都能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素材。一是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其中，二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考核内容，教好学好用好这些思想素材，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与成长成才有重要意义。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中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制度建设中。我们常说，一个优秀的领导，不如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 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一种最佳的教育方法。在大学期间，建立教育制度代表着一种隐性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学校的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和教师。一个学校的校风、教风的形成和本学校的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高校制度建设中渗透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把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在所建立的制度内容中体现出来。比如，在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与良好习惯等方面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们懂礼仪，重孝道，尊老爱幼，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生活习惯。学生管理制度中、奖学金选定标准中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比重；再次，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是深化学习内容的有效途径，是把获取的知识升华为自身价值观的中介。广大教师在设计社会实践活动时，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例如，带领学生参观革命胜地，增强党性觉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自觉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又如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开展文明礼仪主题活动，在活动中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熏陶，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养成良好习惯，逐步提高自身的文明修养，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做一个高素质的文明大学生。另外，在学生的社团活动与党员活动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与行为渗透于学生的言行中。 （三）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与创新性 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需要我们改革和创新，以求得良好发展，以求得两者最佳结合点和落实方法。 首先要对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真正转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不断改进与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想政治课程走进学生心理与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愿听愿学，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提高能力。其次，加强思想政治教师培训，提升思想政治教师道德素质，在工作实践中更好地引导学生，只有教师的整体道德素质提高了，才能提升自身人格魅力，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望和良好的形象，使学生喜欢老师，敬佩老师，产生仰慕心理。再次，要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大力弘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让他们认识到这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传统文化教育中来。最后，为学生创设良好的环境氛围，开展多种传统优秀文化教育活动，利用一切有利资源，以“互联网+”为平台广泛传播，让传统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论文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政治经济论文: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论文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证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卓越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经济论文: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政治经济论文:两岸经济关系政治经济论文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优秀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优秀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政治经济论文:合作式教学政治经济论文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美学教学下的政治经济论文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论文: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有关我国“家电下乡”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政策 大学生就业观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变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受到主体、家庭、学校、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诸多因素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又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拟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一些宏观的梳理和初步思考。 一、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各种就业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1、计划分配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学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统包统分的政策分配人才,大学生按照国家政策,一般说来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工作,所以很少有自主选择的就业观念。毕业后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去工作的直接分配方式,让他们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服从分配的就业观点和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决定了这个时期大学生的就业观普遍有:择业倾向上不主动,择业标准上偏政治化,择业意向上重政工而轻农商的特点。政策引导下的这种“等、靠、要”的想法,与后来市场导向下的自主择业观截然不同。 2、计划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我国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开始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由“统分统包”向“双向选择”改革。具体来说,1983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家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山东海洋学院等院校作为试点,在调配工作中进行了“供需见面”相互选择的就业办法。至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标志着竞争开始引入大学生就业,实现了由“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向“自主择业”的过渡。 竞争机制被引入高校后毕业生就业方向开始趋向市场化。这十余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较之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择业倾向上走向多样、主动;择业标准上走向经济化;择业意向上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职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就业时开始主动追求个人利益,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择业做下了铺垫。 3、双向选择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大学生的具体就业岗位,而是引导大学生投身到就业市场进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关系基本确立。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认为“待遇决定职业选择”,更加注重职业收入,工作对生活的改善。在择业标准方面,行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择业意向上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就业热点;在就业认识上,意识到“创业也是就业”,勇于创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一阶段大学生自主择业就业观日渐成熟,标志着我国健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观步入了正轨。 二、现阶段政治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就业观发展的制约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体制、大学生户籍和就业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大学生就业观念不断变化。这些政策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就业观的演变与发展,充分的利用了青年力量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当下不少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约束着大学生就业观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职业取向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充分说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的择业影响很大。“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被很多诸如性别、制度、学历、户籍等因素分割成了高低不同的子市场,这其中尤以制度性因素为甚。制度性因素把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主、次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较之主要市场,大学生在次要市场要想找到工资回报率高,前途光明甚至可方便流动、合理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制度性因素划分出的主、次市场,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放弃对次要市场的就业尝试,不惜付出暂时的失业代价。 其次,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扩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面对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我国高校扩招并未很好的遵循循序渐进的做法,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3年的 212万迅速增加至669万。大学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市场需求瞬间饱和,陡然供大于求。 再加之当下高房价、高消费和低收入的矛盾,及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工作好坏衡量标准的误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观进一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三、优化制度环境,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的对策 国家政策是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具体准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国家决策调整往往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的就业,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来审视。 1、加强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流动 流动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趋势和内在要求。但许多大学生面对不同的子市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悬殊差异时。对于贫困就业地区、收入微薄行业,往往不是积极就业而是选择暂时失业。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大学生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各级政府要把引导大学生就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加大调控力度,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于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给予适当必要的编制、岗位和资金。同时也应该采取诸如:肯定其行动,精神上鼓励和表扬;物质待遇上充分补偿,重视培养和提拔等激励措施,来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状,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2、通过政策鼓励,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 政府固然要不断强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责任意识,但是,政府不可能短时间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空前的就业压力要得到有效缓解疏导,与其让大学生被动等待就业,不如通过政策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通过创业再带动就业。比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简化审批手续,若干时期内减免他们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金融部门等现有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减免税收,增强融资渠道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3、构建良好的传媒风气,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不改变,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贵贱差别的忽视。当下大学生不愿结合自身愿望、实力在社会中打拼创业,而是盲目的挤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独木桥。大学生暮气沉沉表现,正是源于社会将安逸舒适稳定与否,作为了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社会应构筑良性的传媒渠道和社会舆论,宣扬职业无贵贱的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传媒大力宣传自主创业和到西部、到艰苦行业工作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大学生认真宣传事迹、总结经验。从而形成有利于大学生转变错误的就业观念,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去建功立业。 总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个人、高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政治经济论文:分析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作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基础,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中国在自力更生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造就了发展奇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依赖于全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外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切磋与学术交流,才能不断地提升我国的理论水平,拓宽我国的理论视野,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博大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应该走向国际化。 3.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改革和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归根到底,理论的发展是为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应该以应用化为理念,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等都在不断地应用于金融、贸易、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学科的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多挖掘一些能够促进实践发展的理论,将理论的应用化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标准。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政治经济论文: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 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优秀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优秀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优秀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 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 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 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 政治经济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 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世纪9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 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 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 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 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 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各种经济成分中都存在非法经营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一个大海，所涉及的经营范围遍布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比其他所有的经济成分更难监管，所需的监管成本更高，因此违规经营的可能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不能在加强监管和规范上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只单纯地追求增长指标，那么可能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个体经济也是一个市场经济规范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不但要鼓励、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进行有效监管、规范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只要放开，只要提供优惠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完善相一致。 政治经济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理论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是以知识、科技为优秀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从市场经济共性的角度看待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力商品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优秀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理论基础的文学欣赏论文 科学及其科学化在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总体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五四”之后，不仅科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建立了起来，更重要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思维方式也在中国确立了下来，社会、思想、文化各领域的一切都科学化了，各种社会、文化、思想现象除非不可言说而不言说，只要可以言说就可以进行科学的言说，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析、论据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式”，科学成为一种“主义”、“信仰”，成为意识和思维。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之后，伴随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以理性主义作为深层基础的“懂”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内容与形式、主题思想、意义、价值、体裁、形象或者意象、结构、叙事、审美特色、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细节等方面的分析和解剖，文学成了研究的对象，人们就像物理和化学研究物质等自然现象一样研究文学，文学中的思想和情感变成了可以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近于物质的客观存在。表现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情形则是，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解读和欣赏，即介绍“写作背景”、归纳“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总结“写作特色”。对于任何一篇文章来说，只要把这四个问题搞清楚了，便基本上把这篇文章读“懂”了，于是，对学生来说是完成了学习任务，对老师来说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反之，就是没有读“懂”，就是学习的失败和教学的失败。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解诗”与“品诗”之说，涉及到文学作品欣赏中的理解和感受等根本性问题，也因而涉及到“懂”与“不懂”的现象，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用“懂”这个范畴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欣赏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文体，其欣赏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是整体性的，是体悟式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从来不把文学作品分解成诸如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反映与表现、继承与革新等二元对立范畴，中国古代也讲“文”与“质”、“理”与“趣”、“意”与“象”、“风”与“骨”、“道”与“气”、“形”与“神”等，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和有所侧重，这些概念有时是独立的，有时又可以合并成一个概念，比如“意象”、“风骨”、“理趣”等。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多概念或术语都可以进行分合组织，比如“情景”、“兴象”、“虚静”、“烘托”、“气味”、“虚实”、“气韵”等，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使用，也可以拆开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使用。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些术语或概念在意义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模糊，使用也可以是意会的，因而概念在意义交汇时可能会重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并不像西方学术概念那样形成严密的体系并具有严格的分工和各司其职。与这种文学批评和言说方式相似，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也是这样，总体上是主观、模糊、随意，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的感受上大相径庭，有的人可能注重“理”，有的人可能注重“情”，还有的人注重“气”、“韵”、“味”、“形”、“神”等，但从来没有读者把一部作品的“气”、“韵”、“味”、“形”、“神”、“情”、“理”等分解开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作这样的分解。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虽然由于个人兴趣、爱好以及修养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有不同侧重和追求，但作品在读者那里从来都是整体性的，这一点是共同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是论证式、分析式的，亦即不是理论形态的。它也可以有结论，但结论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感悟，它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也无须经过严密的论证，同样也不可能作所谓的严密论证，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套理论的、逻辑的论证体系和机制，也没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关于文学作品的结论也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也会得出一些简单的诸如好坏、品级、风格特征的基本定位或定性结论，但这种结论于文学本体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不会在欣赏层面上影响后人或他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从根本上是体悟性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独立于人与现实之外的客观存在，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而是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生成，或者说，文学的价值和审美意义不是自足的。中国古代人读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品文学作品，但更重要的是由作品而人生、而社会，即作品能否丰富人的情感，激发人的情感，能否加深读者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受与体验，是否对生活有积极的意义，是否可以改善人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更重视文学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称之为“转型”，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也发生了现代转型。其基本方式就是“懂”，即理解和明白，表现为逻辑性、可操作性、客观性和规律性等，最后的结果便是大家的阅读经验大致相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看法大致相同，当然，更深层的则是大家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的大致相同。所以，“懂”可以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欣赏的一种言说方式，其深层的背景或思想基础就是理性和科学。 二在中国，理性和科学作为精神活动的基石、作为信念、作为主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更准确地说，理性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结果就是确立了科学观和理性观，“非理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但“非理性”不是源于中国古代，而是来自西方，“理性”和“非理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但二者并不是平等的。“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另一“元”，实际上是理性的衍生物，本质上属于理性的范畴。理性和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础，也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类型，正是在理性和科学成为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模式才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模式。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切方面都与此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无不在深层上以科学和理性作为根基。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胡适在文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建树是其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八条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的这个主张是建立在对传统主义文学判断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三大弊端:“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言之有物，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陈独秀的文学理论更是这样，陈独秀在“五四”时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提倡科学和民主，并最终使科学及其精神在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提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对“科学”和“想象”的解释是:“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中国古代大体是“想象的”，最典型的就是“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陈独秀认为，西方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之兴，所以，“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他的态度更为坚定:“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把这种科学和理性运用到文学上，就是“文学革命论”:“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要求文学像科学一样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深受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看到，“五四”之后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再是简单的、叙述的、感想的、“说理”的，中国古代的所谓“说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讲“人之常情”。在文体上，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散文化”的趋向，这里所谓“散文化”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文体意义上的，如书信、作品序跋、诗话、小说点评、边缘化的史传，等等。但对于文学理论来说，这些都是附属性的文体。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到近代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文章的出现，才开始了本体的文学理论文体。而且，中国古代文论文章篇幅多不长，而理论论证更有限，多是一些观点，且多是感想式的观点，缺乏应有的理论和事实的证据。提出观点是非常容易的，但对于学术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如何论证观点和观点论证的有效性。中国古代文论并不是不想写厚重的文章，而是因为缺乏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归纳论证，因而文章根本写不厚重。而中国现代文论则不同，文章有观点，有事实根据，有逻辑分析，体现为纯粹的理论方式。这显然是受西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思想复杂的结果，但理性和科学正是造成中国现代思想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科学和理性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思想模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模式。在西方，理性精神在古希腊时期就确定了。“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和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迷信被人对自身理性的发现和肯定所替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而且也无限增强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个时代，人本主义与科学或理性主义完全一致，理性原则可以说正是人本主义的优秀尺度。” 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本质观一直是以“模仿说”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伴随着科学和理性在19世纪达到高峰，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也达到高峰，成为主流的文学。现实主义强调反映、再现、典型、客观、写实，强调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深层的理念便是理性与科学。西方文学理论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文学的创作过程分哪些步骤、文学欣赏的心理图式等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建构一种无所不包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内在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宏大的文学理论体系。西方文学理论一直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即文学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主张像剖析自然现象一样剖析文学现象，文学研究就是通过对文学现象进行细致的解剖来最后达到对文学的彻底认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于文学评论来说，古希腊时期还非常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但当解读遇到障碍时，便倾向于求助作者，因为作品是作者写出来的。在理性和科学的世界中，作者被当成了原因，而作品被当成了结果。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作者的意图在作品解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兴盛时达到顶峰。19世纪的西方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做文章，直到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才开始摆脱作者的控制，专注于作品本身。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输入在总体上是滞后的。“五四”所输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19世纪的文化，正因如此，理性和科学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方式。当然，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但科学和理性对西方文明的作用则是最主要的原因。科学和理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模式，其对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在于，我们不再以一种“道”、“气”、“仁”、“韵”、“味”、“境”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而是以“客观”、“现实”、“反映”、“表现”、“内容”、“形式”、“典型”、“风格”、“体裁”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这样便导致对文学作品的逻辑分析、理论研究和意义解析与传统完全不同。在科学和理性的观照中，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其意义和价值就是固定不变的，只能通过研究和分析给予永久性的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念中，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作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与作者有关，考证作者的写作意图或根据作品发掘出作者的意图，便是文学评论的最根本任务。从作品中明白了作者的意图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就是“懂”了;反之，如果没有看出来或者看“错”了、看“偏”了，就是“没懂”或“不懂”。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直在作者和作品的二维的层面上做文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热衷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三所谓“懂”，大致来说就是理解或明白，包括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作者通过作品表现的，它客观性地存在于作品之中，所以，所谓“理解”主要是指理解作者的表现，读者阅读和欣赏就是把作者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发掘”出来，在“发现”中达到快乐即审美愉悦的目的。梁宗岱说:“一首好的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底艺术手腕。”这其实就是对“懂”的一种定义。“懂”的反义词是“不懂”，介于“懂”与“不懂”之间的是“难懂”或“晦涩”，朱光潜说:“我以为与其说明白与晦涩，不如说易懂与难懂。”“晦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认同“懂”，只是认为“懂”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实际上是在“不懂”的意义上讨论“懂”。所以，正如“丑”属于“审美”范畴一样，“晦涩”从根本上属于“懂”的范畴，其深层的意识基础是理性，是从理性中衍生出来，仍然是现性言说的产物。臧棣在《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中认为，中国现代晦涩理论与“人们对‘含蓄’风格的期待和对‘纯诗’观念的倡导纠结在一起”，“和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美学联系”。“晦涩理论的雏形实际上是从两种批评意识中脱胎出来的: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怀念;二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共鸣。”［7］这是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而言的。实际上，晦涩理论还有更为深层的理论背景，就是科学的言说，理性的意识，是站在理性意识上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反思。“懂”是一个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五四”之后确立的，这从“五四”之后大量文学批评著作中使用这一概念中即可看出来。但有意思的是，翻检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献，我们找不到专门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文章，哪怕只是提出一种观点的论文也没有，所以也无从考证是谁最早在文学理论范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显然，在科学和理性作为思想及思维方式被确立以后，“懂”作为文学理论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很多人在文章中都使用“懂”这个词，但对“懂”作为概念却缺乏研究和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问题，其内涵实际上是在反题的讨论即关于“看不懂”以及相关的“晦涩”讨论中凸显出来的。谁最早提出“看不懂”的问题，现在已难以考证。在笔者查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鲁迅，1924年1月28日，鲁迅写作《望勿“纠正”》一文，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鲁迅在这里实际上对“懂”提出了疑问。 “懂”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才叫“懂”?自以为“懂”了，其实未必真“懂”。这里面值得追问的问题还很多，可惜鲁迅没有深入追问下去。1920年代中期出现的“象征派”诗歌以及193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则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欣赏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对文学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迫使文学理论探讨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就深入地涉及到了“懂”和“晦涩”的问题。而1937年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组“通信”，则是对“懂”与“不懂”问题的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深层次问题显然是有推动作用的，它提出了很多文学欣赏的重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理论水平和思维条件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9］。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不懂”和“反懂”问题提出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科学、理性模式及其深层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地开始受到怀疑，“懂”的绝对性在一定程度上露出了一丝破绽的缝隙。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主义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但显然不再那么坚定和自信了，至少在使用的范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包括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不论是批评还是欣赏，“懂”都是适用的，因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写作理念上就是“懂”的，写作就是一种表达、表现或反映，写作的一切都是紧密围绕着表达而展开的，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体系，读者可以对这种组织和体系进行解剖，从而理解和明白作者的表达。但现代主义文学就不一样了。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是形态各异的，既有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有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相应地，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来说，既有具有明确思想意义并以思想见长的现代主义文学比如存在主义作品，也有无明确思想意义并充满潜意识、无意识的感觉主义的作品，比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特别1950年代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有些作品本来就没有主题，没有结构，没有思想表达，没有固定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懂”的，我们又如何读得懂呢?比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作者自己都没有明确的表达，读者又怎么能知道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但不管是写作上的“反懂”还是阅读上的“反懂”，都不影响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杰作。中国现代文学自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开始了“反懂”的写作，只是它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确的“反懂”意识，冯至曾说:“诗首先要读得懂，可是有些诗不容易被理解。”“不容易被理解”更进一步则是“不能被理解”。比如李金发、何其芳的一些诗，它们不过是一种情绪或情感的表达，一种对生活、对生存的感受和体验，有内容但没有明确的思想或主题。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它们不是以寻求对思想的理解和沟通乃至共鸣为目标，而是通过阅读，激活其艺术激情，从而达到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人生、对生命进行感悟，对社会进行思索。读者在这里既是作品的欣赏者，又是作品的再创造者。 在对传统文学的欣赏中也有“非懂”的现象，但传统文学欣赏中的“非懂”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游戏文学的欣赏，比如对“宝塔诗”、“回文诗”、“藏字诗”等游戏之作的欣赏，主要是赏玩其形式，在把玩其形式的巧妙和机智中得到某种乐趣;二是对文学音韵和旋律的欣赏，比如诗文的咏诵，它主要是在词句的抑扬顿挫中得到一种声音上的听觉快感。这两种欣赏都不考虑文本本身的意义，具有“求乐”性、消遣性，因而是“非懂”的。但这种“非懂”不是自觉的，同时还具有某种特殊性，并不从根本上对“懂”构成冲击，“非懂”的文学欣赏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现代主义文学在写作上不像传统主义文学那样具有客观性，不再以社会现实生活作为客观的标准，在手法上多用象征、意象、夸张、意识流、荒诞等，现代主义文学有些作品根本就没有写作意图，有些作品的写作意图非常模糊和晦涩，再加上深刻以至于深奥，因而具有多义性，可以作多种解读。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模式和欣赏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使“反懂”成为一种与“懂”平等的方式。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文学，一种是“懂”的文学，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文学都是这种类型的文学，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理性，而欣赏这种文学的方式主要是“懂”的;另一种是“反懂”的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很多文学都是这种类型，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非理性，其欣赏方式则主要是“反懂”的。“懂”即理解，而“反懂”则是感受。“反懂”的文学欣赏对于文学解读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它大大地解放了作品对读者阅读的束缚，也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时代和现实意义，使文学作品变得更加自由。对于“反懂”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逻辑分析和理性解读，也即以“懂”的欣赏方式来欣赏“反懂”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对于传统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可以不按其固有的意义来解读，也就是说，对于“懂”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按照“非懂”或“反懂”的方式来欣赏，这同样具有欣赏的“合法性”。 可以说，欣赏的“懂”与“反懂”并不是完全由文本的特点及性质所决定的，而是与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欣赏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而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为“反懂”的文学欣赏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既可以按照“懂”的方式欣赏传统的“懂”的文学，也可以按照“反懂”的方式欣赏传统“懂”的文学。也就是说，既可以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解读传统的意义明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不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解读传统的意义明确的文学作品，即可以“曲解”、“误读”甚至于“戏读”。说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是后现代主义作品当然是非常牵强的，但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和视角来读《故事新编》，却又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读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懂”的文学欣赏方式一旦产生，它便具有超越性，它不仅适用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同时也适用于传统主义的文学作品。对于文学欣赏来说，重要的不是解读所获得的意义是否与作品“本身”的意义相符合，而是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是否从其中得到某种思想启示和审美快乐，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欣赏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于读者而言而不是对于作品而言的。在这一意义上，“反懂”的文学欣赏方式是在“懂”的文学欣赏方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它在当代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欣赏方式，对当代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接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高玉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医学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论文 1学生自我实现的需求 高职高专学生的群体特点为：获取知识渠道广、知识面宽，但不深入具体，一知半解，渴望被他人认同和自我实现，然而又存在迷茫、消极、矛盾的普遍心理。文学欣赏课程需要根据具体学情加以正确引导，寻找适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认同感和参与感，使学生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及其全面发展需要。 2医学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文学欣赏教学是医学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文学欣赏课程的教改研究和实践，以期加强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促成医学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与人文素养的融通。 2.1精选教学内容，发挥文学欣赏课程德育、美育、智育的功能文学欣赏课程所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庞杂，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找准课程定位，打破教材建构，重组教学内容体系，注重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方法的引导，使有限的课堂教学发挥最大的人文培养功用。在文本选择上，一方面要注重保留经典，扎根丰沃的传统文化土壤，传承灿烂文明，另一方面也要把握时代脉搏，延伸、引入新内容，引导学生从当代文学（包括影视、网络文学）及当下社会文化热点中汲取养分，吸收正能量。 2.1.1德育渗透用情感教育带动思想教育，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感染和鼓舞学生，这是德育渗透的最佳途径。（1）爱国主义教育。首先，用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无不享誉世界、影响深远。第二，用爱国主义作家的事迹感染学生，通过对爱国人士的事迹讲述，学生心中深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第三，用爱国主义作品进行思想引导，由杜甫的《春望》、辛弃疾的《破阵子》，再到郭沫若的《炉中煤》、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学生受到一场场心灵洗礼，更坚定了爱国感情。（2）道德修养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爱诚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互助互爱、言行一致、自强不息、见义勇为等等传统美德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优秀作品和作品中人物、作家的人格力量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完善自我，增强人生责任感，加强抗击挫折和压力的心理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社会素质。（3）职业素质教育。增强文学与医学的关联性和实效性，精选扁鹊、华佗、李时珍等人的传记，让学生在熟悉古代文案、学习古代医学大家的医德、医术、医理。同时结合当下的鲜活的案例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如央视新闻联播《寻找最美乡村医生》中介绍的乡村医生坚守贫困与清苦，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从而帮助医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认知，提高职业认同，坚定职业信念。 2.1.2美育熏陶文学欣赏本质是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提高审美能力为基本目标。文学作品中蕴藏着的人格美、意境美、语言美、结构美等诸多美的因素。审美的培养是人文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方面，美育是文学欣赏课程最基本的目标。杰出的文学家不仅以美的规律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而且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真善美的追求、假恶丑的鞭挞。成功的文学欣赏教学不仅使文学作品中精湛的语言文字大放异彩，而且其中承载的思想、智慧、情感会伴随着流淌到学生的心中。 2.1.3智育启迪文学欣赏是一种积极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学生以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经验，感受、认识、补充、丰富艺术形象和艺术典型，从而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高其形象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等。 2.2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全面发展文学欣赏是一种重体验、重感受，需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切身融入和参与的文学实践活动，唯此才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 2.2.1讲授法讲授法作为最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不可或缺的，用于向学生介绍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包括文学欣赏的意义、文学的体裁特征、文学欣赏的心理过程）和进行欣赏的基本方法，这是学生顺利开展阅读活动、提高阅读能力的前提和保证。讲授法还用于一些重要篇目的写作背景和重要作家的生平介绍，即“知人论世”，可以帮助学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 2.2.2任务驱动法教师提前布置阅读篇目，请同学们课下阅读、查阅资料并记录阅读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教师征集、梳理，选择高频问题和典型问题在课堂上讨论、交流。学生为证明和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主动阅读和整理归纳工作，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引导学生发散式思维，不用唯一答案、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思路，鼓励其积极思考、勇于发言并善于总结，同时收获集体协作解决问题的喜悦。 2.2.3角色扮演法教师从戏剧和小说中初选几个片段，由学生选择最感兴趣的1~2个进行改编与表演，使学生主动地进入情境、体验生活、感受人物，学生分别以“导演”、“编剧”和“演员”的身份进入文本，对其中的结构、情节、人物没置进行删改和重新编排，使学生充分享受文学形象的感染作用和情感共鸣作用，激发再创造的兴趣，学生与作家、作品、角色间的交互作用得以深入，从而丰富自身的艺术经验，提高想象、联想、应变、语言表达及组织协调能力。 2.2.4案例教学法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讲述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对病患的身心健康起到的积极影响，使学生获得直观的印象，从而了解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医护人员的耐心、爱心，全心全意为病患着想的精神，救死扶伤、不计得失的品质以及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是无形的珍贵的医疗资源。这种现身说法式的教学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受学生欢迎。 2.3打破传统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首先，在考试目的上，应注重学生个体发展，以素质能力的提高为旨归；其次，在考试内容上，将知识考核为主转变为能力考核为主，注重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检验学生文学感受能力、语言应用能力以及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协作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人文素质水平；再次，在考试形式上，可采取口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结合等，力求全面评价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主要包括包括：考勤纪律、讨论发言、朗诵训练、读后感（观后）写作等。 3结语 文学欣赏是一门极富发展性、创造性的课程，在医学高职院校开设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素质，增进医德医风教育，全面提高人文素质。高职院校顶层设计者应将文学欣赏课程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任课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同时要学习一定的医学常识，在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之间找准契合点，积极探索与专业课教学融合的模式，使课程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王斯蓓孙浩张金耀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课程教学的文学欣赏论文 1.按照突出能力目标、任务训练、学生主体的原则对文学欣赏课进行单元教学设计 传统课程单元教学设计是以学科知识体系和逻辑为导向，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以满足教师讲授和示范需要来组织教学，缺乏有效的职业能力训练。行动导向模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文学欣赏课的单元教学设计可依据诗歌吟诵、美文品读、小小说创作、独幕剧表演几个大的项目，将每个项目以任务的形式分成若干个教学单元。围绕学生主体，满足学生能力训练和素质提升的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进行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例如，小说欣赏可以通过完成一篇小小说的写作来进行单元教学设计；而剧本欣赏则可以通过分组角色扮演完成一个短剧或一幕剧的表演来进行单元教学设计。 2.以项目教学“六步法”为主导实施合作课堂教学，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文学欣赏课虽然不像其他专业课可以模拟职业岗位真实工作环境有效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但还是可以按照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自主计划、自主设计、自主实施、自主监控、自主评价的过程来组织教学，并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分别运用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来实施教学。学生要完成诗词朗诵、美文品读、小小说创作、话剧表演等项目、任务，就需要依靠团队合作去收集有关学习资料，进行精心的策划，并通过小组竞赛的方式组织实施。在整个教学实施中，教师充当好导演、顾问、裁判的角色，让学生充当好演员，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 3.创新考核方式，多元评价，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为了满足行动导向教学的实施，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必须改革课程成绩的评价方式。一是突出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在合作课堂中的参与程度、发挥的作用、随堂表现等进行综合评价，突出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的比重。二是重视过程评价。对文学欣赏课设计的项目、学习任务，在学习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评价，避免以期末考核单一的方式来确定学生的成绩。三是创新课程学习管理方式。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选修课，学生来自不同班级，比较分散。为了便于管理，可建立课程学习QQ群，由课程代表来协助老师管理，老师可以通过QQ群布置学习任务，了解学生学习状况，检查任务完成情况；学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提交学习资料，完成作业，反思学习得失，这样可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 作者：吴凤莲单位：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高校文学欣赏论文 一、开设意义研究 （一）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选修课，应充分利用其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加强艺术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从而达到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目的。郭俊敏认为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能力，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素质”、“提高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心理素质”。邹积艳在研究中提出了在文学欣赏课中实施人文教育的方法。王秀娟就文学欣赏课程的性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及如何有效地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实施素质教育等问题进行探讨。赵志英、王爱峰从高职院校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文学类公选课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高职文学类选修课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举措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类公选课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欣赏选修课是学生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从小接受语文教育，但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学重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的记诵，真正能在文学世界中欣赏、体味，得到审美享受的机会并不多。王晓彬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学教育”“，现行的语文教育充满功利色彩”“，文学教育彻底远离了情与美，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学生也对文学失去最基本的兴趣”。郭俊敏认为，“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而“文学欣赏课是展示、发挥文学作用的最好形式”。文学欣赏课能“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名作赏析，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作品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健全的人格个性”。罗杰文指出，文学欣赏课应重视培养审美情趣，并与审美文化教育结合，而其关键在于教师。 （三）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学生思想品质、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 罗杰文还指出，文学欣赏课要促进健康人格的完善，并与心理健康教育挂钩。教师应注意通过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对学生进行形象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人格不断完善。“这种与文学教育挂钩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来得更加深刻和扎实，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更具恒久性。”席云玲、袁庆华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文学欣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谭莉萍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表述，提出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时，除了知识素质目标、能力素质目标外，还应树立思想品德素质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有机、有序、有效地渗透德育教育。 （四）文学欣赏选修课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出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也通过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优秀内容，文学欣赏课程在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学欣赏这一宝贵资源“，不断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内容，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王世银提出，文学欣赏是构建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样式，文学欣赏态度与观念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向，文学欣赏课程是校园文化构建的平台，文学欣赏活动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式。 二、开设现状分析 文学欣赏选修课在高职生学习生涯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其课程开设现状及实际收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者纷纷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以期改进课程的教学状况。陈萍、李连富认为，深化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澄清学生在以下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选修课与必修课、文学欣赏课与语文、文学欣赏课与专业课。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文学欣赏课的学习对掌握专业知识、习得职业技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付玉东分别从学生自身、学校、社会角度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文学欣赏教学应当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的途径主要是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树立批评意识、把握科学理性的价值取向。朱建宏认为当今文学欣赏选修课开设存在以下问题：选修课发展不平衡、文学欣赏正受冷落；选课程序不够规范、教学环节缺少管理；选修制度不够健全、文学师资力量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加强文学欣赏课程价值认识；规范文学欣赏课堂教学管理；加大文学欣赏选修制度管理；配备文学欣赏课程优秀师资；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选编高质量的教材。马春志针对文学欣赏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提出要针对高职学生特点，重视学生的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万薇薇则针对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刘丽娟指出“，职业技术学院文学选修课的根本性矛盾表现为教学内容与特定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之间的尖锐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寻求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三、教学改革研讨 传统的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重理论，轻运用实践；重讲授，轻参与。学生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失去了学习兴趣。为适应高职教育目标的需要，高职文学欣赏课程需要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王婷认为“教学内容应当突出文学文本的常识性、文学语言的审美性和文学体验的情感性，同时应选取一些贴近高职学生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文本”，“在理论讲授部分，应该注重深入浅出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课程也承担着扩展学生知识面的功用。万薇薇提出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选择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讲课篇目的制定，以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王丁在概述了不同学者对文学欣赏概念的诠释并阐释了文学欣赏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万薇薇根据教学实践，设计出“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主要由五部分构成：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个人发言、教师评点、书面成文”。 （三）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王婷针对高职学生思维活动较为活跃的特点，提出应该采取和开发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问题讨论分析法、角色扮演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陈娴娴具体探讨了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文学欣赏课程中的具体操作，如“采用头脑风暴法，激活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采用角色扮演法，有利于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何彩霞指出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从“被学习”转为“要学习”，由灌输变为引导，包容不同观点，由“必须”转为“如果”。王晓彬提出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讨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题教学、直观形象教学，以帮助他们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四）教学手段改革研究 冯华提出为提高教学效果，需引入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融文学、绘画、音乐、解说、视频技术为一体，声情并茂、图文流畅，使课堂生动活泼”，并介绍了多媒体软件应用于课件制作的案例。 （五）考核方式改革研究 王婷、万薇薇等研究者指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元化也需要建立与之相一致的评价机制，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过程化，综合上课考勤及纪律、课堂活动参与度、课下读书笔记情况和期末考核五部分，从以知识为主向以能力为主转变，让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此外，还有研究者将先进教学理论和思想引入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如樊洁、王芳《对话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何红梅《高职院校文学欣赏模式化教学探析》等。 四、学情学法研究 还有研究者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要发挥学生在文学欣赏中的主体性作用，掌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许丽总结了“以文学的眼光赏析文学作品”、“走近作者的世界”、“入其内，出其外”及“体味深层的哲学意味”四种方法。闫灵芝在总结高职学生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提高高职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稳定注意、感知形象、展开想象。万薇薇还提出要有效利用第二课堂等方式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作品并开展有效的课外阅读交流活动。 五、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展望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如何使文化素质类课程在高职院校最大化地体现其意义和价值，承担起应有的教育功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要进一步结合高职学生的实际，学习教育教学先进理论，系统开发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构建适用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目前，基于特定专业或院校类型进行文学欣赏课程开设研究的开始增多，如针对工科院校、财经院校、医学院校，再如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高职文秘专业等等。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学欣赏课程需要经过一系列专业调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调整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同时分析不同专业背景高职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将遇到的不同问题，以期在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之间找准契合点，人文知识和能力更好地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教学相融合，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思维能力、就业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作者：王斯蓓李旭张超王英栋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基于审美教育的文学欣赏论文 一.在诗歌欣赏中提升审美感受力 审美教育是教育者用美的对象来教育人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感知美、欣赏美、追求美和表现美的具体过程。提升审美感受力，首先要明确自然美育的教化作用。自然美是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美，欣赏自然之美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开阔视野、陶冶性情。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我深信美丽的风景，对青年心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教育影响，教育家的影响是难和它匹敌的。”文学欣赏课程在审美教育的实施方面，应抓住自然美育的教育契机，用以提升学生的审美感受力。在古代诗歌当中，包含着大量歌颂自然之美的优秀作品。如苏轼的《春江晚景》一诗，通过竹林、桃花、江水、芦苇、野鸭等意象，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江南仲春时节的优美景色画卷。在诗歌欣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诗人眼中的美丽自然物象。对于诗歌中自然之美的欣赏，可以引发学生美的感受，对美的热爱之情亦不断提升。对于幼师生来说，审美感受力的提升不但可以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鉴赏能力，也为其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幼儿教师提出了以下教育建议：“和幼儿一起感受、发现和欣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物。如：让幼儿多接触大自然，感受和欣赏美丽的景色和好听的声音……与幼儿一起讨论和交流对美的感受。”幼儿教师在将自身的审美感受传递给幼儿的过程中，间接的也激发了幼儿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 二.在散文欣赏中激发审美情感体验 情感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蔡元培曾说过：“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作为教师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向学生展示一个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世界，通过美的形象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价值取向，以达到建立学生高雅生活情趣的教育目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曾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学作品体现了作家的真性情，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验与感受的直接反映。在诸多散文作品中作家常常将主观情感寄托于外在景物之中，对散文作品内在意蕴的深层挖掘能够调动思考、引起共鸣，从而激发阅读者个人的审美情感体验。如朱自清的《春》就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从初春的山、水、太阳、春草、春花、春风、春雨、春天里的人们等几个方面来描绘春天的景象，细致的勾勒出江南春天所特有的风貌，抒发了对春天的赞美和热爱之情。在散文欣赏的过程中，学生自然会被带入到这幅优美的春景图中，被春光所陶醉，为诗情所感染，审美情感得以激活。《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建议中提到：“幼儿教师应和幼儿一起发现美的事物的特征，感受和欣赏美。”审美情感体验在美的感知与欣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帮助幼师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为日后的幼儿审美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三.在小说欣赏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 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们美的心灵与健全的人格，它借助于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多种手段，在审美实践中达到对审美对象的认识与反映，以此为参照充分地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审美欣赏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审美领域当中，真、善、美是人类生活的三大基本价值，美与真、善是相通的，美离不开真、善，美又能达到真与善。在真善美的引导下，美丑观、善恶观、是非观、爱憎观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得以确立，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文学当中的美相较于现实中的美更加典型、更加集中，对人的感染也更加强烈。小说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再造，反映着人类心灵的真善美，小说欣赏即是对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进行评价与取舍的过程。在《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这个外貌丑陋的残疾人，内心却无比真诚与善良，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于爱斯梅拉达的身上，为了她的幸福可以牺牲一切。在极端的美丑对照之下，学生能够真切体会到作家对于真善美的歌颂与假恶丑的批判，作家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幼师生应明确价值观对幼儿成长发展的导向作用，用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为幼儿树立榜样。《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教师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幼儿教师应用自身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与纠正幼儿的不良思想，培养幼儿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四.在戏剧欣赏中促使审美道德的养成 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审美教育在人的自我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审美与道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认为：“只要深入地认识那些美丽的事物，就可以用它来培养出美的爱好者和成熟的人道主义者”。人的本性中普遍存在着爱美的需求，而美中蕴含着善，受教育者在审美过程中被美所感染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善的引导，德性升华，从而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正如朱光潜所说：“美育是德育的基础”。审美教育提升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为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戏剧文学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以其强烈的矛盾冲突作为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重要特性。而戏剧人物的内在心理矛盾展示了其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道德与欲望的对抗。在戏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延宕行为恰恰体现了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克劳迪斯的罪行理应受到惩罚，但以恶制恶的方式势必无法真正消除罪恶，道德与责任拷问着王子的灵魂，使其复仇行为再三延迟。通过戏剧文学的欣赏，学生受到作品中善行的感化，审美活动实现了道德教化的功能，道德修养得到逐步提升。审美道德的养成对于幼师生师德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师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教师的言行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会对幼儿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师德准则。《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建议幼儿教师：“了解并倾听幼儿艺术表现的想法或感受，领会并尊重幼儿的创作意图。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独特感受，理解他们欣赏时的行为。”具备高尚的师德品质可以确保幼师为幼儿营造一个充满包容、尊重与关爱的环境，有利于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五.结语 审美素质的提升已成为当代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幼师生的审美教育应抓住文学欣赏课程这一重要渠道，在文学作品的赏鉴过程中逐步塑造学生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质及美的人格，为幼教事业的发展与振兴夯实基础、输送合格人才。 作者：吕小婉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论文 一、合作课堂简介 合作课堂是合作学习的一种范式，小组是合作课堂重要的物理基础。一般情况下，学生分为4～6人一组（以6人组居多）。在实验的学校中，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模式，合作课堂有四个基本的组成模块：预习（导学案）、展示、教师精讲和点拨、当堂测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质是“释放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让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引下，在自主、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激发自我生命的潜能，发展合作学习的能力，成为学习的主人”。目前，合作课堂已经在广西的一些中小学里进行实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际中，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特点对在广西中小学实验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造，探索高职院校外国文学课程合作课堂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习惯与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新模式的合作课堂由四个基本模块构成：专题构建、导学设疑、小组讨论、展示点评。由于外国文学优秀的作品数量众多，文学流派纷繁复杂，针对课时有限的情况，合作课堂的新模式不采用传统的语文课或文学欣赏课以作家、国别、体裁、流派等形式来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单元的方法，而是通过专题设置的形式，以专题为主线综合学习文学作品，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课前教师根据专题讨论的需要，投放讨论题，布置各小组自主学习——收集作品与文学评论等的有关学习资源，经过小组讨论，形成本组的讨论意见，在班上进行研究成果展示，师生共同对各组的展示进行点评。通过合作课堂，做到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形成合作的习惯与能力，提高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二、高职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合作课堂教学 （一）专题设置。 总的来说，专题设置应在课程定位的思想指导下进行。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外国文学知识，高职院校的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要求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特点和外国文学欣赏的本质，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定位可做如下设置：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自身魅力，培养对外国文学作品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学会自主、合作学习。专题设置好了，才能使外国文学欣赏课堂得到优化，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根据以上的定位，笔者在教学中采取的专题设置的原则是: ⒈选择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思想、专业等息息相关的内容。 例如，高职学生都是17～20岁的青年人，正处在青春期，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是很正常不过的，但这个阶段他们对爱情的体验、经验也明显不足，有时看法可能会偏颇或偏激，以致可能会不太合理地、不太理智地对待爱情。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优秀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外国文学欣赏课可以开设一个“爱情专题”，专门讨论相关的作品，以期在讨论学习中，不仅学习外国文学知识，也使青年学生学会正确对待爱情，树立起正确的恋爱观。 ⒉选择学生兴趣浓厚的内容。 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应充分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2013年好莱坞大片《虎胆龙威5》上演，这是由导演约翰•摩尔执导的一部硬汉形象的影片，片中主角约翰•麦克莱恩不仅有着顽强的毅力、超乎常人的技能，更有着俊朗的相貌、发达的肌肉，观众对约翰•麦克莱恩的硬汉形象印象深刻。而且，近年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硬汉形象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类型，学生对这类电影也很感兴趣。针对这种现象，教师设置了“硬汉形象”专题。 ⒊兼顾文种、国别、流派。 外国文学流派繁多，作品风格各异，单靠课时数不多的欣赏课程难以全部学习这些作品，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在专题设置时就要考虑到在专题中融入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爱情专题”就可以选择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作品进行分析，例如：英国的《呼啸山庄》《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国的《茶花女》、德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美国的《麦琪的礼物》、匈牙利的《我愿意是急流》，等等，作品风格各异，这样可以较好地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二）导学设疑。 导学设疑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专题学习的重要环节。在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题目设置要合理，覆盖面要广，问题具有典型性。 例如“硬汉形象”专题可以给出如下导学题目：（1）外国文学作品的小说中有哪些引人注目的硬汉形象？（选定范围）（2）外国文学中的“硬汉形象”具有什么特点？（基本的人物分析）（3）怎么看待西方文学中的“硬汉形象”？（深入地的讨论）（4）除了外国小说作品外，近年来的西方影视作品有哪些硬汉形象？（铺陈，扩大视野）（5）硬汉形象的美学意义是什么？（升华，文学本质性的认识）（6）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硬汉”？（联系实际）这些问题覆盖教学内容的面广，也具有典型性，同时问题的设置环环相扣，逐层深入。此外，教师在上课前应提前一至两周将导学方案布置给学生，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予以准备。 ⒉根据专题的需要，教师列出学习资源目录。 例如“硬汉形象”专题，教师可以给出下列学习资料单：（1）美国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影《虎胆龙威5》；（2）朱振武《论海明威小说的美学创造》（《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3）樊朝辉《浅谈〈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形象塑造》（《作家杂志》2009年第五期）；（4）管军、罗小娟《国内海明威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山花》2011年第九期）等。布置学生按导学方案要求去分工合作。教师给出学习资源的目录，能较好地引导学生快速地寻找到相关资料，以节省查找材料的时间，也避免了学生寻找材料时出现的盲目性。 （三）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是合作课堂学习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完成得好，合作课堂的学习才能得到有效地保障。笔者在教学中主要运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来完成合作探究的任务。要求学生结合导学问题阅读材料并进行小组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在小组收集资料和讨论环节，要注意引导小组的各个成员都要参与其中，避免出现学习小组中只有少部分或个别同学在完成课题、其他同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从而达到共同进步。在学生小组讨论阶段，教师作为“导演”参与其中，对学生的疑惑提示解决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解决，而不是代替学生思考问题。 （四）展示点评。 合作课堂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展示点评。这个阶段的做法是：各个小组派代表发言，公布本组的答案及研究成果。实践证明，小组代表发言是检验合作课堂学习成果的好方法。 ⒈汇报形式灵活多样。 这个阶段各小组汇报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例如，可以进行演讲汇报，也可以采用PPT展示等图文并茂的形式，以促进课堂的生动性。因为高职学生入学后在学校学习了PPT课件的制作等计算机技术，制作PPT课件是大多数学生都能完成的工作。 ⒉要求每个小组成员都有上讲台锻炼的机会。 每次汇报发言轮流进行，使得小组每个成员都有上讲台锻炼的机会。并采用以汇报带考试的做法，推动学生汇报学习成果的积极性。每个代表的发言成绩就是本组每个成员的学习成绩，这样可以激励小组的学习热情和激发代表的荣誉感，从而进一步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⒊师生共同点评。小组汇报后由师生共同进行点评。点评是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点评可以发现各个小组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甚至偏差的地方，及时纠偏。师生共同点评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书面考试由教师一人评判学生的做法，以进一步发挥学生发现问题的积极性。以评促学，带动合作学习课堂的良性发展。 三、合作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外国文学欣赏课程中运用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学生是课堂的主角，思考问题、探索答案，都是由学生“主演”。但是，合作课堂教学不是放任学生去进行教学。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下面几个环节上：导学方案的制订环节、引导学生讨论的环节和点评环节上的精讲点拨等方面。例如，教师可以通过简介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讲解来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外国文学作品与国内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作品写作的文化背景不同，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作品时，对写作背景不了解，容易导致在理解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上的偏差，就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作品的精讲点拨时要注意讲解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通过教师的精讲点拨帮助学生克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学习障碍。再如，教师可以在学生代表发言时的点评环节上进行把控。教师应该有自己的独到、新颖的见解，在学生发言时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对课堂进行及时地把控，以免课堂发言流于形式或出现严重的偏差。 四、结语 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合作教学模式体现了先学后讲的特点，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在合作课堂的教学中学生较为容易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与当今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是相一致的。相信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可使高职学生形成一种“带得走”的能力，为今后在职场上的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作者：梁彩群单位：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改写欣赏作用管理论文 所谓文学欣赏就是运用自己的思维器官，对文学作品进行感受、体验、想象和思索，从而获得美的感染和愉悦，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它包含感受艺术形象，体味艺术境界，领会思想内容，激起情感反应，玩赏艺术魅力，鉴别作品质量。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只在精神层面存在，就使文学欣赏的评价和指导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然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样的，而改写不失为将欣赏活动外化的有效途径。改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将白话文改写成现代文、古典诗歌改成现代诗歌，小说改编成剧本，诗歌改写成散文、小说……改写不是对原作的翻译或简单的扩充、简略，而是对原作的丰富和再创造。从美学角度来看，改写其实就是阅读过程中依照意象的再创造，它使欣赏文学作品中美成为一种情感体验。它要求学生将自我感悟、自身共鸣乃至自我创见融入作品，得其神韵，再造神奇。 改写可以展示对原作的自我感悟 以诗歌为例，诗歌是含蓄凝练的艺术。它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把繁复的生活现象、浓烈的思想感情蕴蓄到最典型而有最简约的形象中。正因为如此，让学生体会诗歌中那微妙的意境也就成为教学的一个难点。分析诗歌时，教师往往陷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尴尬境地，学生心有所悟，但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来传达，从形象到表述形象，从虚到实，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如果换成形象到再现形象，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学生用自己感悟的形象来再现原作中的形象的神韵，从虚到虚，虽不可言传却可意会。 比如将《长亭送别》中“一煞”改写成现代诗歌。要求：体会其情景交融的抒情美，尽量用曲中意象，从莺莺的视觉表现离别之情。原作：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有学生是这样改写的：远去了/你怎么忍心让我苦苦思念/连送别都隔着青山/就像我们的艰难的爱情/偏偏生存在悬殊的院墙/疏林/却不能再挽留一会夕阳/或许/你也如我一样的迟疑/旁人怎么知道/我们的害羞与执着/是淡烟与暮霭的融和/他走了/连呼吸也变的安静/夕阳下的古道竟没有人说话/只剩得这听不得马嘶/慢慢行吧/这里有他踏过的痕迹。这样的改写，既保留了原作的诗韵，再现了原作的意象，又结合了作者自己的审美情感，可以说，这样的改写完全体现了原作的审美意境，从中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审美能力、欣赏水平也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改写可以实现与原作的自我共鸣 我们都知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不同的鉴赏主体对鉴赏客体的理解也会不相同，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作品，几乎每个人都会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出发，用不同角度去感悟同一部作品，学生也会在作品中汲取与自己情感相通的共鸣，和作者一起发千古之幽情。从这一点讲，学生就不可能对作品有相同的见解，当他们想各抒己见，却没有那么多课堂时间的时候，改写就当仁不让地发挥它的作用了 例如：改写《山居秋暝》，要求结合自己的想象，摹写自己心中的“空、静”境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示例： 雨说停就停了，村庄被冲洗得清清爽爽。袅袅娜娜的炊烟似山间某间寺院敲响的晚钟，在秋天微凉的空气中缓缓游动。 偶一抬头，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树枝。晶莹的光辉，在松针的锋芒下，碎得满地都是。一些清澈的声音，潺潺地淌过石头，然后又隐隐约约地流向远方。 溪边，竹林遥响了几声喧笑，月光下，一群长发飘扬的少女提着浣纱的竹篮，走进了各自的柴门。今夜，又有人会被梦中的王子拥进新房！ 一阵渔歌牵动了莲荷，水波荡漾的河心，收网的汉子们，驾着满仓沉甸的收成穿过夜色，沿流而返。他们知道，无论何时踏进家门，总有一盏灯将温暖到天明。 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真的好想做一个隐者，从此万念皆寂，醉卧山间，不究世事。惟把这份淡泊，这份淳美，这份幽静而飘渺的景致，留在生命的最深处。 学生在改写中合理想象了景物、人物，摹写了采莲女子、捕鱼汉子恬然自适的生活状态，这是王维与学生在隐居这一事件上的共鸣，尽管他们各自的原因并不一致：学生是“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王维是因为“悟禅”。在诗歌教学时，教师只能分析作者的心境，而不能对学生欣赏作品而产生的共鸣做出唯一评价，教师要做的就是鼓励学生结合自身阅历，他为己用，将对他人作品的欣赏融为自身观照，并通过改写展现这种自我观照。 改写可以表现对原作的自我创造 文学欣赏的最大成就在于再创造，就如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一样，文学欣赏亦可以源于作品又脱离作品。记得2002年高考某考生作品《谏屈原书》，借用屈原之口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弊端，获得众考官的击节叫好，将满分收入囊中。因此学生对作品的再创造可以用现代生活诠释古人行为，可以用旁征博引点化同一意象，也可以用人类的共性点评他人的个性。 许淇先生对苏轼的《西湖》诗就是这样创造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西子妆 “若把西湖比西子”，著妆不著妆都一样。 若是雪黯天，山便昏昏，湖便洁净了。迷离的灯火映着孤山的题诗。 若是夕阳里荡舟，晚风水语阵阵，看岸边的树如人立，簪着半规新月嫣婉的侧影。 若是风潇潇淆漾恣纵，残荷的枝叶声声争响，影响怒于潮，便聆闻空山之瑟了。 若是一路石径上天竺，万竿雨竹。诗僧真能在韬光巢构坞，望见生命之海汹涌么？ 多少次在湖滨徘徊，已不记得哪次更令我感动。我总是向游人少处行，我总是寻找独立和你相对的时刻。 你本来应是一个人的风景。 当我是你的风景，我老了，西子却年轻。 还是当年露湿的石凳上，等候朋友逃课出游的柳浪闻莺么？还是当年我辈少年相约买鱼而登的炊烟么？ 还是淡妆！依旧淡妆！已非淡妆！ 再没有波闲水淡的时候。“神飘忽而无所著”。据说西子终于傍大款陶朱公下海了，如今你浓妆艳抹，世俗红绿，总不相宜。 如将西子喻为中国的司芬克斯，我已是她谜中的三条腿的动物，还是赶快躲开，以免被难解的人生之谜吞噬。 我的西子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的风景。 我爱淡妆。已非淡妆！ 在文中，作者只是由苏轼诗的三个信息点西湖、西子、浓妆淡抹展开联想，想到西子的装饰、有关于她的传说，有关于西湖的景象，在鉴赏中揉进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情纠葛，又用现代生活来诠释古人的行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创造。此时的改写是取作品之神而不见其形，已非外在意象、事件上的延伸，而是对作品灵魂精髓的再创造，是高层次的文学欣赏，教师应鼓励学生尝试这种欣赏活动。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我们在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时，既要让学生用自己的情感把作品中浓缩的生活和情感“泡”开，还原回原生态，更要让学生把读出的“自己”的而非“别人”的感悟抒写出来，即让学生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补充和发挥，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意象群，同时使艺术形象得到再造和扩展。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使鉴赏主体（学生）与文学作品完美统一，真正实现培养学生鉴赏能力的目的，达到文学欣赏的最高境界。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刍议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教学 论文关健词:高职院校 文学欣赏 课程教学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现状的分析，提出加强文学欣赏课程的必要性和提高学生对文学欣赏兴趣的途径以及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中提到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求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高职学院注重对学生职业技术与岗位技能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所以，高职院校必须通过课程教育加强对学生素质和品德方面的教育。 《礼记·大学》中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当代高职学生的思想前卫，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优秀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也是当代高职学生必须要掌握的。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当今的高职学生不仅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更是知之甚少，这有悖高职教育的宗旨。要培养一个优秀的高职学生不仅要培养他们具有一技之长，更需要提高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即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2006年《文学欣赏》被列人教育部“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教高〔2006〕9号)。根据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和需要，文学欣赏成为高职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门培养人文素质的课程。文学欣赏课程引导学生养成欣赏习惯，提高欣赏能力，同时突出人文教育、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对修身养性乃至兴邦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学欣赏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尴尬处境 1. 1文学欣赏课程地位不受重视，学生重视不够 文学欣赏课程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课程之一。但事实上，该课程缺乏像英语、高数、计算机等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那样的权威性，也没有过级的压力，很多学生为了应付学分而选择该课程。由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多，强调专业的实用性，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很多学生重理轻文，厚专业而薄基础的错误认识导致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1. 2高职院校对文科教师的培养力度不够 由于文学欣赏课程大多为高职院校的选修课，学科地位不高，科研空间相对狭小，教师培训的机会不如理工科专业教师多，接受再教育的时间有限，只有靠自己的专研，所以很难全方面提升自己的授课水平。 1. 3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方法简单陈旧 在教学方法上，很多教师沿用大学语文或者高中语文的授课方法，一味的讲授，比如字词的意思、语法的使用、段落的归纳，没能让学生感到文学欣赏课程的审美情趣，导致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失去本来意义。另外，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简单的幻灯片加板书就是上课的主要方式，这很难让学生融入到传统文学的浓厚氛围中，难以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浓厚兴趣。 2加强文学欣赏课程的必要性 2. 1文学欣赏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从高中的应试教育过渡到大学的学习，学生从繁重的教学任务解脱出来，高职学院的弹性学习方式让多数学生不能适应，表现为思想上懒惰，不能正确理解高职学习的意义，更加不知道自己学习的目标学习上不主动。文学欣赏课程可以有效改善学生这一现象。文学欣赏课程从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到外国文学，涉及的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他们浓缩了中国文学上的精华，选载的都是积极向上而富有哲理的文章。曹操的《短歌行》表达了作者对人才的期望，这就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社会需要的是有实力和能力的人才，促使他们在校期间努力学习。庄子的《秋水》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为人应该谦虚，不能沾沽自喜，学无止境的道理。通过文学欣赏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展个性，启迪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2文学欣赏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 文学欣赏课程中的优秀文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让学生也感觉到自己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比如“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在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到封建社会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更要让学生知道曹雪芹是在“举家食粥，破毡遮寒”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伟大的著作，曹雪芹从天堂到地狱的生活变化，不但没有打倒他，反而给他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写出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作者艰苦的生活和不屈的精神会使学生意识到当今和谐的社会更应该刻苦努力，唤醒他们内心求学的渴望。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文学名句，可以引导学生思想积极向上，使学生在精神、情感以及道德品质上得到全面的提升，健全他们的人格。 2. 3文学欣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它包括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审是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美丑作出评判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缺少对美的感知能力，就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审美，除了愉悦自己的目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文学欣赏课程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欣赏引导学生走进作品，感知文学作品中的美，让学生感到美的形象、美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让学生感到真善美。所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是文学欣赏课程的重要目标。 3提高学生对文学欣赏课程兴趣的途径 文学欣赏课程主要以文学作品为重，但是也要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除创作、研究篇目外，对学习与研究文、史、哲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要有所指引。如何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文章、如何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的兴趣、如何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提高自身素质，教师就必须思考课堂上怎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指导学生进行再创造活动。 3. 1善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在孔子丰富的教育方法中，“启发式”教育是其创见。他主张“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就是学生对某一个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徘”是学生对某一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句话是说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教学过程中，要把灌输变为启发，把被动变为主动，使教与学相得益彰。比如在教授白居易的《长恨歌》，要让学生了解整个叙事诗中有讽刺，但是基调中还有同情和激赏。为什么白居易会在诗中表达这样的思想呢?这就可以启发学生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生会通过阅读、查询资料等各种方式找到答案，这就把灌输式变为启发式，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学生通过一个叙事诗，不仅让他们了解到了诗歌表达的本意，也让学生更深人地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可以从诗歌中理解到一个诗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看法。 3. 2善用现代化教学设备 如何在课堂上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呢?由于所欣赏的文章年代的久远、时空的限制等，学生学习课文时，很难把握作品的意境。这时要根据教材的内容和教学需要，善于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并配上相关音乐，开发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为学生创设学习情景，诱发学生愉快的学习情绪，从不同角度欣赏文学。比如中国话剧《茶馆》，单读文字，学生很难理解到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及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这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茶馆》话剧，让学生走进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中，体会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3. 3善用灵活的考试方式 文学欣赏课不是单纯的语文课，虽然同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是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和满足、情操得到陶冶和提升、养成并提高欣赏能力、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所以在考试的方式上应选择灵活的考试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平时成绩和笔试成绩相结合，各占5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10%)、课堂提问及积极回答问题(10%)、课外阅读笔记(20%)、作业成绩(10%)。平时成绩的要求养成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习惯，这样的计算方法让学生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大部分学生平时会认真完成作业，欣赏作品的兴趣大大增强。而在笔试中，尽量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考查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情况，不出偏题和难题，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比如让学生欣赏一篇美文后作出评析，评析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设想自己生活在某位作者的时代是否有同样的思想等灵活的题目。 4结语 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让我深切感到欣赏能力对于大学生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针对现在90后的高职学生，加强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是新时期教师必须重视的事情，他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陶冶情操丰富心灵的大好时机，而文学作品正好具有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提高人生境界的功能。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幼儿文学欣赏客体的选择原则 论文关键词:幼儿文学 欣赏客体 选择原则 论文摘要:文学欣赏客体是读者获得意义的源泉，是文本意义具体化的出发点，它为欣赏主体规定了欣赏活动的范围、方向和路线，对它的选择至关重要。为幼儿选择文学欣赏客体大体应考虑这几方面的原则:一、选择有幼儿情趣的作品;二、选择含蓄蕴藉的作品;三、注意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四、注意作品情感的丰富性。 幼儿文学的欣赏客体是作家创作出来的适合幼儿欣赏的作品。它是介于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的审美对象，是幼儿文学欣赏的中心环节，因此，选择欣赏客体—文学作品就显得至关重要:既要考虑到作品的审美功能，也要考虑其非审美的功能，还要考虑幼儿的欣赏趣味和欣赏能力。文学欣赏活动中为幼儿选择作品时应注意下面几个原则: 一、选择有幼儿情趣的作品 幼儿作为幼儿文学的主要消费者，其年龄特征制约下的生理、心理、情感等是决定“产品”生产的重要因素。创作幼儿文学作品强调适龄性，欣赏也是同理。适龄性主要指选择的作品适合幼儿的心理水平和相应的欣赏情趣。幼儿情趣是指幼儿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幼儿情调和趣味，也就是说它制约下的幼儿文学应该同时具有“幼儿性”和“文学性”。 第一，必须是“幼儿”的文学。既然是幼儿文学，作为本质特征，就应具有“幼儿”属性。 首先，是为幼儿的文学，是创作者适应幼儿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不等于写儿童的文学。”“写儿童的不一定都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应该是为儿童而写的文学。”幼儿阶段是儿童的文学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现实生成的阶段，语言和表象等符号能力的发展使他们正式步入文学的殿堂，成为幼儿文学的审美主体。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成人社会那些思想习惯、复杂的社会现象、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为其认知结构吸收和接纳的。因此，必须本着为幼儿创作的原则，在创作时考虑到幼儿读者的审美需要和接受能力，使作品的深浅程度与幼儿感知事物的规律、年龄特点取得一致。 其次，必须是幼)l能接受的文学。超过幼儿理解水平或者不适合幼儿听赏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属于幼儿文学的范畴。幼儿主要通过‘听’来接受文学的方式对幼儿文学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形象、表现手法等都有特殊要求。 第二，必须是幼儿的“文学”。由于幼儿文学作品必然要以幼儿的审美趣味和幼儿的文学接受能力作为创作的基础，所以，它所应用的艺术要素总是体现幼儿能适应的特殊规范和要求，呈现出特殊的组合形态和构成状态，表现出特有的幼儿情趣，即具有纯真、稚拙、荒诞、游戏味浓厚等幼儿文学特有的审美特点以及表现形式。 二、选择含蓄蕴藉的作品 即使是幼儿，在阅读时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因此，必须选择那些能给读者留下理解和想象余地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中国文论中所要求的含蓄和蕴藉。事实上，越是含蓄、蕴籍，越是内涵信息丰富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越能被读者接受。这看起来似乎与幼儿文学浅显、明快、童真、稚拙的美学特点相矛盾。其实，幼儿文学照样具有含蓄、蕴藉的美，只不过那是在其纯真、稚拙的外表下隐藏的幼儿似的含蓄和蕴藉，需要孩子们在不断的成长中去感悟。一篇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该是孩子们一次就能读懂，或者其美学意蕴一次就被开掘完的，它应该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空白，具有一个刺激读者去解读、去想象的“召唤结构”。 即使是幼儿文学作品，它的意象结构也存在着各种方向、层次的空白与模糊，包含浅层与深层的不同意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可以掌握领悟自己能懂的那一层意义。这种意义应该包括:一，基本(或者自然的)意义，它是由作品描写的基本事实和表现的具体感情或情绪形成。二，习俗意义。例如对某一事物的描写，却表现了另一喻义，像青松代表着长寿或者坚强的风格，荷花代表着高洁，小草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等等，这同民族历史、心理、文化有关。三，内在意义。即作品的深层意义，往往积淀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一般情况，低段年龄的孩子可以从形象人手去理解具体形象和具体情感，大一点的孩子可以从高一点的层次来理解，甚至可以终其一生来解读作品的深刻含义。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幼儿可以读出荒唐皇帝的滑稽可笑，儿童可以理解欺骗的可耻下场，青少年可以看出更深层次的讽刺，而成人应该从皇帝和他的群臣以及百姓的相互欺骗、附和，不敢说真话，共同歪曲事实等表面现象下，悟出安徒生对社会、人生、世相的愤怒和批判! 好的或者较好的作品总是在形象体系和意义结构中留出了较多的空白与不确定点，形成潜在的“召唤结构”，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激发探究的积极性。 所以，为幼儿选择欣赏客体时一定要有意识地选择含蓄蕴藉、有余味的作品。 三、注意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 孩子从婴儿时最早开始接触儿歌到慢慢听讲故事，总是处在与作品的相互作用之中。各式各样的幼儿文学作品一定会通过自身的各种特征来暗示他们:不同的作品存在不同的信息。大量相同或者类似的信息成为审美经验后，会为孩子预设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一旦在文学欣赏过程中遇到相关作品就会发出特殊指令，唤起他对以往经验的记忆，也唤起由先前欣赏过的同类或者近似作品所形成的准则，使之进人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之中，产生对作品的审美期待，形成特定的审美心理定势。因此，为全面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应该为幼儿选择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进行欣赏教育。具体表现为: (一)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 从文学作品多元价值的实施考虑，应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让各种题材包括美学、哲学、伦理、科学、艺术等丰富内涵和多方面的知识经验与儿童相互作用，让孩子通过文学作品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比如对“美”的认识，既是一种感悟又是一种认识。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美的典范:美的形式、美的内容、美的音乐，更有直接教育孩子如何认识美的作品，如《谁最美》，形象地告诉幼儿小白兔、小松鼠、百灵鸟、长颈鹿、孔雀的美都是美在外表，蜜蜂的美，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统一，这样的美才最美。有关生活技能、道德认识、科学知识等等题材内容在幼儿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无所不包，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可使幼儿得到立体的熏陶和教育。 (二)选择体裁多样的作品 文学欣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在反复欣赏不同体裁的优秀作品后建构起来的。每一种体裁都有自身的风格、独特的审美价值。幼儿诗歌，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语言精炼、音乐和谐，集中体现了语言艺术的美学特征。幼儿散文，语言精美、描绘生动细腻。欣赏散文，在感受意境美、语言美、情感美的同时，可以提高对自然美、社会美的敏感性。幼儿故事有引人人胜的情节，有重复变化、多样统一，均衡完满的整体结构，可以满足儿童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其他体裁各有其自身的美学特点，都可以全身心地陶冶幼儿。 (三)选择形式多样的作品 幼儿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特定的形式，诗歌的分行排列、散文的分段排列、图画故事的图文并茂等都有自己特定的美学意蕴以及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的法则包括对称、均衡、重复变化、整齐一律，对立统一等。幼儿文学作品讲究形式美的意义在于:第一、具有对称、均衡、回环、起伏有致的段落结构的作品，像一架架彩虹，一座座山峰，符合情感张弛的规律，容易使幼儿感到生命的愉悦，从而增添美感体验。第二、容易使幼儿从中发现文学形式美的规律，积累故事和诗歌“语法”，以及对故事和诗歌的形态和结构规则的直观把握。儿童对作品语法的积累使得他们在欣赏时产生猜想和预测的愉悦;在运用时也会逐渐产生自发的迁移，获得各种能力。第三、结构工整的幼儿文学作品经常使用反复等修辞手法，这能使幼儿在反复中把握人物的性格情绪，自然记住关键性语词和句型，对语言习得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具体的欣赏活动中我们发现，虽然很多幼儿不能把形式从形象中分离出来进行理性的分析，但是不意味着幼儿不注意形式。幼儿对艺术表现形式有天生的敏感和理解，他们通常更容易将儿歌、诗歌当成游戏，视为虚构，而将故事、童话等叙事性作品当成真实。当孩子听“丫头丫，打蚂蚌;蚂蚌叫，丫头笑;蚂蚌飞，丫头追;蚂炸蹦得高，吓得’‘头一大跳”时，觉得有趣的是句子的音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游戏性，会有兴趣的重复句子，表演动作。这首儿歌其实也有很浓厚的戏剧情节，几个动词生动形象地将小姑娘刻画出来，具有明显的故事性，可孩子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在乎的是儿歌整齐对称、充满韵律的音乐性。但如果把这个儿歌变成一个故事，孩子可能关心的就是蚂蚌的命运，它有没有被捉住，小姑娘又怎么样了? 当然形式不能脱离内容，只有形式美和内容美高度结合的作品才是真正完美的作品，这也是选择作品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四、注意作品情感的丰富性 人在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产生的情感中，有最基本的情绪，表现为喜、怒、哀、乐，借此可以表达人当前的需要与愿望，同时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还有一些高级情感，如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这些高级情感的形成和发展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作用。儿童通过欣赏文学作品，从人物情绪的展示中，可以学到更多标志复杂情绪的词，同时也促进识别情绪能力的发展，丰富自己情绪表达的能力。因此，重视幼儿文学作品的情感类型，也是选择作品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可以从两方面选材，一是按普通情感类型选材，一是按高级情感类型选材。 (一)根据人物普通情感类型选材，要注意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具体情感表现、注重塑造再现生活形象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再现性”的作品 这一类优秀作品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各种社会情感渗透到幼儿看得见、能理解的文学形象之中，使其感到亲切有趣、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小熊过桥》，形象地再现了小熊过桥的全过程，由胆小害怕到超越自我后的喜悦.还有一类“表现性”作品，即表现作者心灵的作品:不直接描写生活形象，而是通过想象、隐喻抒发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是社会情感的抽象形态。这在幼儿诗歌和幼儿散文中表现得较为集中，它们一般有比较典型的审美结构形式，有较为工整的重复和变化;通过比喻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形象的对应物来抒发各种情感，比如《摇篮》里把母子之情比作摇篮和宝宝的关系，一共四段，每段有四句，四个不同的喻体:星宝宝、鱼宝宝、花宝宝、树宝宝，其余是重复。喻体贴近幼儿生活，儿童容易通过类比思维变换喻体，实现部分形象的创造，获得对母爱情感的具体认识。 由于不同年龄的幼儿对情感的匹配、认识能力不一样，应视情况选择不同作品供其欣赏。比如从人物具体情感而言，可以为小班幼儿选择情感比较单一或者两极对比鲜明的作品，《小兔乖乖》可以让小班孩子与小白兔共同体验喜悦、紧张、狂喜的心情。中班幼儿可以欣赏一些人物带有多种情绪色彩的作品，包括喜悦、忧伤、惊奇、渴望;同时还可以有较多的情感转移、情感变化。如，《三只蝴蝶》、《小黄鹏;(金波)，《张老师的脸肿了》(朱庆坪)等，这些作品较多地表现出了情绪变化。供大班孩子欣赏的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情绪类型可以更加复杂些。比如幼儿故事《玲玲摔倒以后》，写玲玲摔倒以后其他孩子胆怯、旁观、辩白，就是不出手相助，在老师的启发下终于醒悟，积极帮助玲玲站起来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孩子们的内疚感、羞耻感、同情心等比较复杂的情感、情绪体验。此外，由于儿童在4-5岁以后，活动能力提高，认识范围扩大，理智感和意志力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所以从中班以后，可以欣赏一些意志和理智成分更多的情感作品，感受同一人物情绪、情感状态(力的模式)在程度上的不断加强。在《花瓶打碎了以后》，妈妈武断地逼迫京京承认他没有做的事情，而京京却一直坚持“不是我摔的”，无论如何都不乱承认。而且最后借老师说的话“不是自己做的也不要乱承认，那才叫诚实呢。”表明主旨。京京的坚定、诚实、勇敢一步步加强，情感也一步步递进。作品人物情感之间的冲突，是力的表现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的反映。京京和妈妈的力量对比有较大的悬殊，妈妈一步步紧逼，直至要动手打小孩，是一种武断和专制，而京京虽然弱小，代表着勇敢和诚实，表现了一种反抗的力，在事实真相面前，这个弱小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其情感冲击力是巨大的。 (二)按高级情感类型选材。要考虑崇高、优美的作品和喜剧美、悲剧美的作品 崇高的作品可以使儿童获得仰慕、崇敬、崇拜、自豪的情绪感受，如神话和英雄故事。优美的作品，可以使儿童获得温馨、舒适、安全的情绪感受。比如儿歌、幼儿诗歌、散文等。喜剧美的作品，使幼儿获得轻松、滑稽、幽默的感受。悲剧美的作品，可使儿童获得伤心、难受、气愤、同情等情绪感受。虽然悲剧情感不符合幼儿的审美期待，在幼儿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比较少，即使有也通过艺术处理冲淡了悲剧色彩，比如稽雪的《雪孩子》，对雪孩子救白兔的牺牲行为没有过分渲染，而是让雪孩子变成天上的彩云转换了生命形式，使作品获得喜剧色彩，符合幼儿文学浪漫的特点。但是，悲剧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情感，有必要让幼儿局部地体会一些，为未来的个性发展提供情感上的先期准备。可以选择一些只有局部忧伤情节而结局完满、表现手法生动活泼的作品供幼儿欣赏。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接受水平，小班的孩子适宜欣赏优美的作品，中班的可欣赏优美和诙谐、略带忧伤的作品，大班可欣赏优美、崇高、喜剧美、悲剧美的作品。 以上是选择作品的不同角度和原则。但无论从哪种角度都应更多地选择各人名著，因为名人名著的经典性和情操陶冶作用那是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 文学欣赏 教学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文本 主体角色 教学情境 论文摘要: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是《文学欣赏》课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精心选择学生喜爱的教学内容，充分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创设研讨与互动的教学情境等方式，都有助于唤醒学生的参与意识，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1精心选择教学内容让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对话 开设文学欣赏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尝试，所以，目前还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可供使用，而面对涉猎文学作品相对少的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选择哪些文学作品，这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为此，在开课前，可以先让学生在纸上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了解学生的欣赏趣味。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学生的欣赏趣味不一样。有喜欢古典文学的，有喜欢现当代文学的，有喜欢台湾文学的，有喜欢外国文学的，这样，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就应尽量顾及每个学生的兴趣，有的放矢。同时，也应选择一些他们不熟悉但非常重要的作品穿插其中，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欣赏趣味，而且还可丰富他们的学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应让学生认识到，名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阅读和欣赏名著是一生一世的精神享受，课堂学习只是让他们走近名著，感受名著，从而喜欢名著，只有不断地阅读、理解名著，他们的精神世界才会不断丰富宽广。 随着影视、网络的普及，学生的文本阅读量越来越少，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巨著读过原著的人寥寥无几，多数学生是从影视上了解故事情节的，无法感受原著的语言美。建构主义研究表明，人们对知识的接受和理解是一个主体不断建构的过程，即只有通过个体的真实体验来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才是最有效的。因此，要特别强调与文本的直接对话，每次开课之前，把要讲的篇目发给学生，让他们阅读，并在课堂上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不读评论文章，以免先人为主的评论影响了学生对文本的个体见解。而对于一些诗词，可以采用课堂诵读的方法，激发学生在诵读中分享文本中的情慷。最有价值的尝试是自编自改文本剧情的方式:学生以“导演”的身份进人文本，对其中的结构、情节、人物设置进行自己有特色的删改和重新编排。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兴趣，使学生与作品问的交互作用得以深人，从而丰富自身的艺术经验。 2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角色和引领作用 将课堂主体由教师变为学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转变，必将有效提升和活跃课堂气氛。而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经常是被动、机械的教育对象，没有作为主动的主体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限制了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压制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在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活动中，要注意加强教师对现代教育理论、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学习，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可针对某一作家或作品，提出一些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利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一些名著名片，然后谈观后感。这样可以促使学生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仅在课后阅读了许多作品，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更有许多同学把改编成影视的名著与原作进行比较讨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也要参与其中，更善于听取和分析学生的解题思路，给予各种不同意见以充分表达的机会。同时，还要不时地给他们以启发、引导。课堂上，老师既要把学生看作一个知识的学习者，更要把学生看作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有独立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生命体，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学生思考的成熟与否，观点的幼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地参与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在丰富多彩的自主活动中得以充分释放，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是激活学生思维，形成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 3创设崭新的教学情境 3.1学生研讨式 对话教学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教学理念，它提倡建立自由、开放的心理场境，体现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沟通、合作等特征，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意识和自由开放的个性，力求创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建立和谐氛围，是创设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的前提。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教学除知识对流的主线外，还有一条情感对流的主线。民主、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是愉悦、和谐的课堂环境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境下，教师不轻易指责或批评学生，常给学生以鼓励和支持，使学生心情舒畅、兴趣盎然、无拘无束地参与教学活动，为学生的学习创没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例如，在欣赏金庸小说时，设定的情景是“金庸小说研讨会”，同学们坐成圆桌式，畅所欲言，教师不加任何评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同学们在谈到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时，有的认为是郭靖，因为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有的认为是令狐冲，因为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则认为是萧峰，因为他为了和平，为了阻止大宋与契丹两国交兵而不惜牺牲性命。在谈到谁的武功最高时，有的学生说是韦小宝，因为他的逃跑功最厉害(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实践证明: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体验成功的愉悦.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使之满腔热情地投人学习。 3. 2师生互动式 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权威性被消解了。教师虽然还要控制整个教学过程，但他不再是课堂教学的中心了。在传统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的倾向，教师要求学生必须听话，并把听话与否作为判断学生好坏的标准。而对话教学则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好的引导者，即引导学生表达出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教师作为引导者，既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又要以一种伙伴的姿态介人学生之中，做到既外在于学生，又与学生同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公布自己的阅读成果，以便与学生平等交流。此时，在同属文本读者这一点上，教师的地位与学生是平等的，教师提供的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标准答案”，因而并不具备强迫学生接受的性质，学生和教师享有质疑的权利和解释的义务。例如，我们在学习小说鉴赏时，教师与学生一起评论《三国演义》，在分析诸葛亮这个人物时，讲到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是作者“仁君贤相”创作思想的体现者，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但有的学生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位同学认为，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之后，就应该想办法让蜀国强大起来，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而不应该再劳民伤财地去打仗，诸葛亮的做法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的名声，是不值得歌颂的。还有的同学对曹操“奸雄”的提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曹操所谓的“奸”是他的谋略，《孙子兵法》中不是也提到“兵不厌诈”吗!在对话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很多见解是独到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阐发自己的观点，形成对话能力。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 高级英语 教学中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高级英语》教学 文学欣赏能力 论文摘要《高级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从关注作品的背景信息、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品位作品的语言特征、辨析作品呈现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四个方面实现。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开设的一门主要实践课程，涵盖了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语法修辞与写作能力等综合英语技能。课程通过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逻辑思维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跨文化理解与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而就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而言，这是对英语教学的更高要求和对英语学习的升华。因为文学欣赏是读者观赏文学作品时特有的精神活动，是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为根据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文学欣赏是必备知识之一。具备了文学欣赏的素养，也就有了更高层面的感知世界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乐趣。但因文学欣赏涉及诸多因素使得这一要求在教学中遭到冷落。本文就如何充分利用教材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提出几点方法。 一、关注作品的背景信息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即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文学欣赏是指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对艺术形象进行感受、体验、理解和评判，从而获得美感享受，领悟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过程。这是一种以感性领悟为主，感觉与理解、感情与认知相统一的精神活动。读者从对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出发，获得某种愉悦和满足，受到作品思想感情的感染、陶冶和教育，同时也得到某种理性的认识。然而文学作品是对过去的再现，反映的是人们曾经的经历与想像。不同的作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话题，甚至他们的态度、观点也可能迥然不同，所以文学创作的过程便是作者个人的构建过程。换言之，作者个人的社会存在必然摆脱不了身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及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而这一切影响都将被深深烙在文学作品之中。只有充分关注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知识，才能充分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并更进一步透过表面看实质，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第2课hiroshima一一the "liveliest" city injapan为例。如果读者不能了解二战的相关信息，也就没法了解作者在来到广岛时会内心有强烈的愧疚感，也就体会不到作者用引号加注单词“liveliest"时心里的那份沉重，更别说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呼吁人们维护世界和平。 二、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 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源自两个方面:意境美与形式美，也即是内容与形式的紧密结合，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互为依存、互相过渡、互相转化;没有内容，形式无所依凭;没有形式，内容无从表现。没有意境美，作品无法经久流传;没有形式美，作品也就无法被认同。因此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的理解，即分析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态的总和，包括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简单地说，即是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 谋篇布局，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解为“谋篇”和“布局”两个方面。写文章时，在下笔之前先构思文章的主旨，明确文章的目的，即为谋篇;考虑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想清楚文章的结构，这是布局。结构是谋篇的物化，谋篇是结构的前提。作为读者只能从作者的布局中推敲其谋篇，即从篇章结构中感受作者的匠心独运。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骨骼，它是作家思想的集合点，也是理解作品人物性格和作品思想，以及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哲学家兰德尔说:“结构是一切意思和意义的基础”，“没有结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可设想。”在一篇文章中，结构和语言一样，都是给文章内容以具体形态的东西。对如何起笔收笔、如何衔接过渡、如何调配材料的主次轻重，都要做到胸有成“竹”。好的结构能使文章中心突出、脉络分明、思路完整。写作要遵循此原则，而鉴赏则要从此原则出发，透过“布局”的外形，把握“谋篇”内核。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把握，由形人神。 以张汉熙所编写的《高级英语》第二册中第三单元pub talkand the king’s english为例，全文结构松散，以口语化的风格，随意的语言体现酒吧闲聊的独特魅力—没有固定的话题、没有输赢的纷争、没有强加于人的观点。具体地说，文章从开篇的标题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就误导读者。因为标题呈现的应该是酒吧闲聊与规范英语的关系，而实际上作者却是以此文为例说明酒吧闲聊的随意性。开篇后，文内出现了两个主题，让读者费解。紧接着，文章从第五段开始出现离题的现象，这种缺失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怎么可能发生呢?此外，文内两种形式的语言交替出现，既有口语化的表达，又引用了不少历史和文学典故。还有，全文的措词少有大词、难词、抽象词，取而代之的是短词、简单词和不符合句法要求的片断句。然而，这一切的非同寻常并非作者不善写作，而是故意为之。他不仅要告诉读者酒吧闲聊的独特之处，更是以一个切身的例子来充分展示此主题。这样的构思与众不同，超乎想像，远比直接陈述来得直观、形象且有力，真正实现了“形散神不散”。 三、品位作品的语言特征 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作品语言特征的鉴赏，探讨作者如何透过语言传递其写作目的，以及内容与形式如何通过语言形成有机的整体并使得文学作品独具特色和魅力。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第四单元everyday l1se for grandm。为例，文章通过刻画三个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来反映黑人的价值观。文章充分展示了母亲对小女儿的那份怜爱、对大女儿的既恨又爱的那种复杂的心情。而对这种不同情感的刻画完全依赖于文章的措词。如果读者能透过语言的表面看到作者的真实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才能有身临其境的绝妙感受。 对语言特征的欣赏还包括文章使用的修辞手法如何服务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同样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为例，第五单元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德国入侵苏联时作的一篇广播讲演稿。文章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英国人民全力以赴帮助苏联人抗击德军。既然是政治演说，而且是在战争的紧急时期，文章必须简明扼要、短小精悍，但要措词准确，且具有说服力，所以全篇演讲稿只有不到一千词汇量。为了让演讲能引起共鸣，除了内容上的精心安排、词汇选择的恰当外，作者大量使用了排比结构、重复、头韵、尾韵、对偶、倒装、比喻、强调句等修辞手法，使得全文读起来节奏感特别强。难怪收人该文的丘吉尔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获得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语言的优美功不可没。 四、辨析作品呈现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 文学又称“想象的艺术”。文学形象虽然不能通过读者的感受器官来直接把握，但它通过语言的中介，激发读者的想象，同样可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产生如临其境的审美效果，使文学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的心灵。所以它是“惟一的仅仅运用语言符号来创造艺术意象体系、形成艺术作品的艺术”。同时，文学又是人学，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必然涉及最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关系，大而言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文中体现的价值观的了解。 再以everyday use for grandma为例，文中母亲在描述小女儿的可怜情形时用了这样的比喻:have you ever seen a lame ani-mal,perhaps a dog run over by some careless person rich enough toown a car,sidle up to someone who is ignorant enough to be kind ofhim? that is the way my maggie walks.此处如果不能明白东西方文化中“狗”的联想意义有天壤之别，那就无法切身体会到母亲传递的那份心碎的感觉。在另一篇文章blackmail中，如果读者不了解英国的等级观念，以及由此在语言中的体现，也就没办法体会故事中两位主人公—伯爵夫人与宾馆侦探—对话中暗藏的威胁、恐吓，也就没法体会黑侦探的无耻和贪婪以及作者透过故事传达的价值观—善恶有报。 所以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展示的艺术，是对生活态度的模拟，再现的是作者内心深处的经历、感受和价值观。它不仅带给人们一种艺术美的享受，愉悦读者并传递相关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方面的信息，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同时它也是社会感化手段，对读者施行教化的作用。在文学欣赏中学习者应学会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 五、结语 有人说文学创作是抒情编码，而文学欣赏则是密码解读。在高级英语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是引导学生深层次读书，实现“话变画”，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激活思维，陶冶性情，提高文学素养的好办法。通过学生的读和品，又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如果协调好其他技能，如读、写、译的共同发展，则使高级英语的教学实现了兼纳并蓄的奇妙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职业教育文学欣赏课教学改革初探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 文学欣赏 改革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的教学无论在教育观念、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文学欣赏课之类的文化课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亚待改革。 职业教育中的文学欣赏课，其实就是对学生进行美育和美感教育，就是通过教材或其他优秀的文学作品载体，向学生传递传统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人类优秀而高尚的精神、思想、道德、情操，启发和引导学生以审美的方式感受本民族的、外民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人性美，认识人性美，从而感染、影响、熏陶和塑造自我，完善自我，使自我成为美的心灵、美的精神、美的道德情操的载体。 一、文学欣赏课应分层次教学 (一)引领学生进人阅读欣赏诗歌的心理状态 1.在一节课的开始，先播放或展示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音像、图片资料以营造一定的课堂气氛，用于调整和调动学生的心理情绪。例如，在讲授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一开始可以先让学生听一听古曲《春江花月夜》。在讲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时，可以展示一些富于意蕴的古代山水田园画。如果没有直接反映所讲内容的音像资料，也可以播放或展示一些在风格上与所讲作品接近的音像、图片资料。这种在听觉和视觉上给学生提供的形象，直接而鲜明，很快便能调动起学生的情绪，使他们进人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在进行下一环节的学习时就会较为自然顺畅。 2.对作者的了解是欣赏古典诗词时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介绍作者时，不是流水账似地叙述一遍他的生平经历，而是要通过介绍他的生平展现出他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感情和个性气质。目的是带领学生进人作者的精神状态，以作家独特的心理品质吸引和打动学生，使他们与作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对理解和欣赏作品无疑能起到一个必要的心理铺垫作用。 以上这几步都是针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调整学生的欣赏心理而做的前期工作。 (二)对作品的文本赏析 欣赏一首诗词作品，首先要弄懂它的文字意思。对于字词句的理解并不是学生在阅读欣赏时的难题，所以，教师可以把这项工作先布置给他们作为预习的内容。另外，关于作品的创作背景，亦可由教师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学生自行了解。那么，课堂教学的重点则应放在对作品情境及内在意蕴的把握上。诗词的欣赏过程是一个读者之情与作者之情相会的过程，而诗人之情主要借助于物象的描绘表达出来，于是，欣赏过程也就是读者根据诗歌的外在之象还原为诗人的内在之意的过程。因此对诗歌意象的领悟是欣赏诗歌的关键，对意象领悟的途径是联想和想象，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复活和还原作品所呈现的景象，并从中揣摩作者的情感。同时由于诗词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生活的反映只能是截面的、片断的，在简约的形式中隐藏作者浓郁的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在欣赏时通过想象来补充作品简省的内容，使作者的情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做好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教师便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储备对诗词的内容做初步的想象。想象是一种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活动，因此，想象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和点拨者。 二、文学欣赏课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渗透 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内在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而艺术魅力是缘于作者真挚的富含情感的文质兼美的语言。拿来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日常生活和语言积累，学生在初读之后，都会有个感性的认识。在讲授辛弃疾《破阵子》这首词的时候，学生先行阅读，进行总体感知，为引导学生感受意境，配以古筝曲，学生在幽怨激荡的古筝曲中读“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自然会有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受;读“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难免会心生幽怨迷蒙之情。诗词配乐，学生的情绪被诱发起来，热情自然高涨。此时学生内心有各种情感在涌动，颇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受，但此时学生的感受还只是模糊的，飘忽不定的，此时就要进人欣赏的第二个阶段。 学生初读之后，对全词的把握带有一种明显的个性特征，正处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基调是否把握准确是一个问题，所以需要学生们讨论切磋。“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光，相击而发灵光”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一阶段仍辅以古筝曲，在激越优美的曲调中让学生去思考把握词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韵味，一种氛围(意境)。只有经过这一个阶段，学生认识才可能由表层走向深层，由此获得自己的感悟。还以辛弃疾的《破阵子》为例，由初读而形成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感体验经思考讨论后就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词人笔姿飞扬，描写了带兵的理想图，谱写出收复河山的胜利歌。绘出的是一幅雄浑悲壮的画面:悲鸣的号角声，激荡在逸通连绵的军营，回响在族旗飘舞的天空，词人挥刀上马，射箭杀敌，整个画面活脱脱地跃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学生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共鸣，学生心随意到，这是渐人意境阶段。 三、文学欣赏课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要耐心地“引” “引”，就是引导。语文教材中的范文和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美、人性美和形象美及艺术美，都不是直观显露的，必须深人赏析后才能领悟其美。所以，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赏析作品，领悟美的内涵，感受美的意义，进人美的境界，接受其美，使学生的情感得到理性的引导，使其从本能的欲望和冲动中，升华到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使其情感从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自由。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情境教学在职高语文文学欣赏单元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情境教学 直观情境 文学欣赏 论文摘要：情境教学强调学习情境的作用，尤其注重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因此，情境教学具有更加人性化的特点，它较其他教学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更易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职高语文教材无论在课文的选材上，或是在教科书的整体编排上，都有意识地加大了对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和人文修养方面的着重培养。尤其是以小说、散文、诗歌和影视剧本为主的文学欣赏单元，更是通过对一篇篇风格迥异却又饱含真挚情感的文学作品的教学，帮助学生理解不同体裁的不同特点，提高鉴赏诗歌、小说等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一名教师要上好一堂课，很关键的一个前提便是，对所教课文的真实感受。《诗大序》曾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只有对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有了自己真正的感觉，方能有感而发，发言为诗，达到课堂的“诗意化”。 对于文学欣赏单元教学，为了使学生能够真正地理解、欣赏并有感于文章，作为教师，是有责任努力去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通常可以从以下四种方式来营造直观情境: 1图像展示—由教师或学生收集、或自行制作图片来展示教学内容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很好地揭示了诗与画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借助图画再现课文情境，可以把课文的内容直接具休化、形象化。讲授《林黛玉进贾府》时，在学生通过文本对“三春”、“王熙凤”、“林黛玉”的肖像描写片段有了初步体会后，借助使用了不同手法—工笔、写意、兼工笔带写意绘制的牡丹图，加深学生对不同写作手法塑造不同人物形象、展现不同人物性格的认识。语文课上利用图像展示可以打通语言和图画之间的界限，从而为学生在文字与形象间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调动了多种智能，锻炼了思维能力。 2音乐渲染—通过音乐营造特定的气氛，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体味文章的情景 音乐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跨越古今的神奇的语言，它可以直达听众内心的深处，唤起情结，引发共鸣。如果在课堂上适当的使用音乐渲染的方法，则在课堂气氛营造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诗歌教学中，“意境”的学习和体会是非常关键的。但极其凝练的中国古诗往往给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去“意会”呢?例如，在《琵琶行》教学中，选择一曲凄婉的琵琶曲运用在导人中，能够让学生了解这种乐器的音质特征，从而为内容教学作好铺垫。指引学生在诵读时做到“委婉处还它个委婉，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叶圣陶)。 3交流感受—通过学生之间亲身体验的交流.营适具体的生活情境 同学间经验的交流比教师单纯的传授，从学生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效果更好。例如，作文教学中习作片断的分享学习，从而懂得究竟怎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不仅仅局限于教师泛泛而谈的注意事项。学习《感悟珍珠港》时，先由学生谈谈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战争的情景，交流这些战争所造成的危害，唤起学生对战争的深切感受，进而拉近学生与作者所传达的信息之间的距离。这样很容易就拉近了学生约文本之间的距离，也便于他们对文章的理解，而且他们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也能大大提高，真正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4短剧表演—通过排演课本剧的方式，营造情境，促使学生深入地研读文本、把握人物性格和原作主旨 舞台艺术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课堂短剧表演也可融合文本、肢体、服装、音乐等多种因素。除了课本中设定好的戏剧单元、影视剧本单元外，其他课文可以同样尝试改编、排演课本剧。如《项链》、喊阿q正传》、《鸿门宴》、《邹忌讽齐王纳谏》、《雷雨》、《茶馆》等等。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由表演带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剧本的编写和对课文的阅读理解，促使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更深人地研读文本，分析人物心理，更好的把握文章的内容。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因素的使用、调动，可以开发学生多种智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也符合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伴随着情感，而适度的情感又反过来诱导认识过程，使之，顺畅而深人地进行。情境教学能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以及情感意志的陶冶结合成一个整体，作用于学生的心理，以促使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从而取得一石数鸟的教学效果。 情境教学顺应了人的感知心理和审美规律。这种教学方式形式多变，生动活泼，学中有乐，身心俱动，非常适合调动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践表明学生对这种方式非常欢迎，它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有效地培养学生联想想象的能力掌握通过各种途径感知教材的科学方法，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是通往叶圣陶先生所谓“教是为了不教”的理想王国的有效途径。我相信，情境教学的优势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在语文教学，尤其在文学作品教学中得到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应用。 文学欣赏论文:试论文学欣赏课程与大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学 人生 文学欣赏 人文情怀 论文摘要: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文情怀的培养，愈来愈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文学艺术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之一，由于其丰厚的人文内涵，理应在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综合开发与利用文学欣赏这门课程，发挥其人文情怀的熏陶与培育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其中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总体下滑与人文情怀的普遍缺失，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现状，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作为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的高校人文学科，理应承担起传递和培育人文精神即“传道”的历史使命。因为人文精神主要是依靠人文知识来进行传播的，人文学科理应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令人欣慰的是大学人文课程的设置与教学之重要性已逐渐为人关注。近年来，为了强化高校素质教育、重建大学人文精神，不少院校开设了各类艺术欣赏课，如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影视欣赏等等。与文学有关的除了开设大学语文等传统的人文课程之外，还开设有文学欣赏类课程，如文学欣赏导引、文学文本解读、中外文学欣赏等。这些都是教育界试图通过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的修养来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情怀的努力。 那么，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文学欣赏这门课程培养大学生人文情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对此试作一些探讨与论证。目的是欲引起更多教育界同人的共同关注，一起加人这门学科的建设队伍之中，使文学欣赏课程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发挥其应有的学科意义与作用。 一、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 1.文学艺术的学科属性及其特质 何谓文学?文学何为?在文学被人遗忘和冷落之际，竟然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话题。文学艺术，按其学科属性无疑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其性质与意义，正如叶朗在为“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所做的《丛书总序》中所言:“人文学科总是要设立一种理想的目标或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咬学其特质是以语言为工具，艺术地反映人类生活、传达人类情感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仅是因为其源远流长，更是因为它是人类自身命运的生动记录，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阅读欣赏文学，就是在重温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 对于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可以净化情感，赫尔岑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歌德和莎士比亚抵得过整整一所大学。”恩格斯则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见，文学具有认识世界、启迪心灵、娱乐感化等等作用。文学是人类艺术的宁馨儿，其价值与意义本无须质疑。而怀疑文学存在的价值，质问“文学有何实际意义?”“文学能带来经济效益吗?”折射出的只能是发问者对人类文明、文化艺术的无知或功利主义的目光短浅。 2.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人文”这一概念，可以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里的“人文”意义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礼乐教化。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则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一般认为: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等等。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应该成为高校教育的优秀之一，因此才有人呼吁:人文精神应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3.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关联 文学是人的生活活动的特殊形态、高级形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展示。故而文学又被认为是“人学”，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其蕴涵的丰富内容以及表达意义的方式也都与人性、人生、人文等等“人学”的范畴有关。无数文学经典名著都贯穿着人文精神的内涵:如关注人自身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如揭示人类追求探索真理的精神;如追问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超越精神等等。 文学被人接受欣赏或消费的方式是通过情感的共鸣、心灵的体悟，通过审美体验来进行的。文学是超越现实功利、庸常生活的，如果一定要追问文学之功用，那么它是关系着人类心灵的更广大更长远的功利与效用。正如加拿大学者弗莱所说:“它加深我们的同情心，扩大我们的度量，为我们提供对事物的新视角，并加强我们表达自己或别人信念的力度。”即通过文学欣赏，我们可以丰富内在的情感世界、开阔认识外在世界的视野，并有助于表达人类的情感和信念。德国学者姚斯认为:“阅读经验能使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惯性、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这句话点出了文学欣赏具有使人超越现实功利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对于个体认识世界、体验生活的局限性有所超越和突破。同时，流连在文学艺术的美境之中，也会令人获得审美愉悦，提升精神境界、陶冶道德情操。 鉴于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必然联系，借助文学欣赏以培养人文情怀自是无须赘言，而且，这也应该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的。 二、如何发挥文学欣赏课程在培养大学生人文情怀中的作用 1.理性分析，坚定信心 面对人文学科包括文学遭受冷落以及当代大学生人文情怀缺失的现状，面对当今时代“文学何为”的质疑，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首先要学会理性分析探索其中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其实，文学自诞生以来，在历史上既受过恩宠与青睐，也受到过冷落与排斥。如在中国古代有墨家的“非乐”、法家的“息文学而明法度”;在西方则有柏拉图欲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读书无用论”在20世纪贻害中国多年，而当下之“文学何为”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原因很多，过去主要是源于政治的干扰，现在则是日趋功利化的价值观之盛行所致。然而，只要人类还要继续自己的生存、发展自身的文明，还要有精神生活的话，那么，文学就不会真的灭绝;而文学必将继续发挥其艺术地记录人类心灵史的作用，必将继续发挥其启迪心灵、陶冶情操的人文价值。对此要有坚定的信心。其实，即使是在当今所谓的“消费主义时代”、“信息爆炸时代”、“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也从未真正消亡。我们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文学在教育中的人文价值与意义。 2.选择切合当代大学生心理需求的文学欣赏视角 当前大学生面临着一个急速发展变革的时代，一个人生观与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同时又面临课业、考试、升学、就业等等压力。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案例告诉他们: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文学，有益于我们的人生。那么，就有可能激发他们对文学的兴趣，从而发挥文学服务于人生的功能。 例如，文学作品中许多反映的都是人生永恒的话题: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冲突等等，我们可以紧扣“人生’，这一主题，结合文学名篇，让大学生在畅游文学园地之际得以品味人生，或反观自己人生中遭遇的种种问题，或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获得重新看待世界与人生的眼界与心胸。 因此，在文学欣赏中，虽然需要了解文学史、文学常识，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学会分析鉴赏文本，甚至学会文学创作，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的。文学是人学，创作之源是作家的人生，阅读的目的是丰富读者的人生。教师要从文学艺术创作与接受的特点人手，在教学中避免应试教育的干扰，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课堂气氛的沉闷乏味，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阅读文学原典的热情，如不失时机的课堂讨论、课后组织文学读书会、交流读后感等。总之，贴近心灵、启发诱导、共同思考、唤起共鸣，让学生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审美体验，培育自己的人文情怀，这才应该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标。 3.发挥经典名著的人文价值 笔者认为，文学欣赏课程在有所选择地接纳各种新的文学门类如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前提下，还应坚持以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为引导学生阅读的主要方向。不仅仅是因为大学生的阅读时间有限，更是因为经典名著是历经岁月的淘洗、筛选而留下的人类艺术的精华，其触及灵魂、涵养精神的力度，尤其是营养成分，与那种快餐式的普通读物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流的文学家往往能够通过作品传达出人类共同的渴望和梦想，能够揭示那些带有普遍、永恒意义的价值与情感，所以他们的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阅读文学经典就是与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对话。正是在这种跨越时空、种族、阶层的对话中，人与人之间获得了心灵的沟通。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习与阅读必然要有所取舍，而文学欣赏选择经典名篇为主也是必由之路。 面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从而发挥教师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文学艺术的学科特点和优势，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尽一份力量。让师生一起直面纷繁的现实人生，通过文学艺术的熏陶，了解历史、认识社会、体悟人生，从而重塑人文情怀，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人文理想的事业。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更关系到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未来。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接受理论在大学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文学欣赏 接受理论 教学 论文摘要:如何上好文学欣赏课是摆在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学欣赏教学只有以学生为审美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学欣赏活动，获得文学体验，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接受理论无疑是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欣赏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文学欣赏教学是一种通过对具体作品来体验和领悟文学美的教学形式，它通过学生的审美活动，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扩大文学视野，提高感受、体验、欣赏、评价文学的能力，并提高想象力、丰富情感，促进学生品德、智力、审美能力的全面发展。如何上好文学欣赏课是摆在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学欣赏教学只有以学生为审美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学欣赏活动，获得文学体验，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接受理论无疑是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欣赏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一、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 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思维的重点放到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文学的功能与社会效果等问题上，特别注重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与读者的阅读阐释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不经读者阅读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语词材料。读者以阅读实践使作品从语词符号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意义的最终完成有待读者的阅读填充。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正是这种理论强调读者文学阅读过程中的积极性、能动性，所以对于文学欣赏课程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接受理论对学生创造性阅读的激发 传统文学欣赏教学强调教师为主体，教师分析、讲解，把作品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从语言形式_l对之解剖，不厌其烦地分析句法、段落、层次、思想等，单向性传输给学生，让学生在被动记忆中完成受教育，结果排斥了学生的创造性阅读，学生自己对文学作品的体验和看法，被排斥在教师的理解范围之外，教师的讲解就是所谓的标准模式。接受理论能够激发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阅读，为转变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在实践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阅读。 首先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存在，事实上，作为读者的学生在接触一篇作品之前，一定存在着自己对某种文学作品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学生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于文学接受的预先估计与期盼，这就是所谓的“期待视野”。它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尧斯提出的。简单地说，“期待视野”就是接受者以往在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基于这种期待视野，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必定会产生不同于作品作者原意的理解， 其次是文学作品本身“空白点”的存在需要读者去进一步“填空”，按照接受理论的主张，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社会，便与作者分离开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它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这种“召唤结构”中的“未定性”和“空白点”，对于读者接受而言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读者对文木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家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不只是鉴赏家、批评家，而且也是作家，因为鉴赏和批评的本身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就是文学作品的实现。事实上，文学作品，由于其语言的蕴藉性、含混性等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留给人们大量的想象空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园里的景色到底怎样，需要每个读者去展开联想。根据接受理论，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投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将抽象的文学符号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接受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根据接受理论，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阅读，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作品形象的具体化，即对作品形象的再现、补充、丰富和改造 对于叙事性作品的创造性阅读，这一点更为重要。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可以通过创造性想象复现符合文学作品描绘的形象。事实上，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这一点就为导演可以根据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来挑选剧本的演员提供了可能性。很多观众往往认为影视剧中的演员和自己心目中的作品形象相差很大，就是因为其中参与了导演的创造性阅读。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形象描绘模糊性就很大，这种模糊性正是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创造空间。同样，在擅长白描手法的鲁迅先生那里，其小说中很多人物形象都是粗略勾画儿笔，让你联想万千，“阿q ”、“孔乙己”、“祥林嫂”等诸多形象皆是如此。因此，教师在进行这类作品的欣赏教学时，应该根据接受理论的精神，让学生进行自己的创造性阅读，不可越俎代庖。 其次是对情感的再度体验，即引导学生将作品中的人物情感与作者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具体的情感，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升华与熏陶。文学作品是情感性的，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列夫托尔斯泰也曾一言:“艺术品是将自己的情感通过它来传递给别人”。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作者喜怒哀乐的情感，或潜然泪下，或荡气回肠。朱自清的《背影》，通过儿个镜头的剪切，描写了父子之间相爱相怜的真挚情感，至今让人回味无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给我们表达了时间无穷，人生有限，壮志难酬的悲歌，怀才不遇的诗人，面对辽阔的山河，前思古人，后念来者，独立于悠悠天地间，孤独寂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种情感也更容易激起抱负远大却怀才不遇者的共鸣。对于文学作品中这类情感的再度体验，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净化白己的灵魂，进而达到文学欣赏教学的根本目标。 第三，允许学生对作品进行合理性误读，接受理论的理论来源解释者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一种误读，“哪里有解释，哪里就有误读”，而接受理论要求的误读，是一种合理性误读，即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原意有所抵悟，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这种理解的内涵，从而使这种误读又显得合情合理。在他们看来，这种合理性误读，正是读者创造性阅读的表现。比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一记》，其本意只是表现一个人内心的紊乱和烦躁，鲁迅对此并不满意，时任《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却读出了“弦外之音”，感受到该作品巨大的反封建内涵，于是当即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事也从此更坚定了鲁迅走文艺救国道路的决心。再如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本来是表现恋人间的相思之苦，但今天的读者却把它用来比作教师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被大家广泛接受。可见，这种体现了读者主观因素的误读未必不能让人信服。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特别对于象征性的作品，比如现代派文学作品，更要注意提倡这种合理性的误读，更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性。 四、结语 接受理论，把文学评价的方向从先前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论模式，转向了以读者为主体的阅读模式，读者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在大学文学欣赏教育过程中，提倡这一理论，对当下大学生文学修养的培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学欣赏论文: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试析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论文摘要：作为较少为内地学者关注的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人物刘述先先生，其著《文学欣赏的灵魂》是新儒学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该著拥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背后的“人性光辉”的深入挖掘。 论文关键词：海外新儒学；文学批评；刘述先；《文学欣赏的灵魂》 现代新儒学的学者有不少关于文学的理论，但却很少有进行文学批评的实践，而刘述先是个例外，他以哲学研究者自居，却曾出版一本文学批评的论文集《文学欣赏的灵魂》，此书受欢迎程度颇高，影响颇大。笔者相信，深入解读和挖掘该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刘氏思想，也为我们研究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延续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文学欣赏的灵魂》在1960年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初次出版，除附录的一篇论文完成于20世纪后期外，其他20篇基本都是写于20世纪中叶。虽写作时间较早，但篇篇读来都有春风迎面之清新触感，不失深度也不乏高度。 首先，虽然是论文集，但刘著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独立自足的完全的系统。这在众多的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刘述先先生是个搞哲学的人，喜欢建立系统、体系自不为怪，然而人们肯定还是好奇，一篇篇独立的文学评论论文如何组成一个自足的系统?先来看看刘著的目录： 序言：人性的光辉；一、堂·吉诃德的时代意义；二、古典希腊神话文学的起源与其意蕴；三、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与歌德的《浮士德》；四、左拉的作品及其自然主义；五、屠格涅夫《罗亭》与写实的真谛；六、《复活》和托尔斯泰的艺术；七、纪德的《纳蕤思解说》和西洋哲学中的二分思想形态；八、莎翁的人生观；九、狄更斯作品的人性和人情味；十、哈代的定命主义哲学观和他的悲剧文学；十一、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分析；十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观念；十三、纪德的《窄门》和《田园交响乐》；十四、史笃姆《茵梦湖》流露的人生意趣与生命情调；十五、雷马克和战乱中的最后一点人性；十六、红楼梦的境界与价值；十七、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的诱惑；十八、劳伦斯作品放射的异端生命光辉；十九、杰克·伦敦反文明的《原野的呼唤》；二十、苍凉凝重的北欧神话含藏的悲剧意境；附录：苏忍尼辛的短篇小说与散文诗；我写《文学欣赏的灵魂》自跋单从目录看，21篇论文似乎并无多大关联，刘氏也在自跋中提到这些文字并不是完成于一个预先的有计划的系统架构下的作品，发表时也并无先后次序。但由于它们同流出于一个活泼的一贯的思想心灵之上，所以并不缺乏统一性，有着一贯的意蕴。以堂吉珂德一文为各篇论文的起点，刘氏意在指出我们务必重新学习堂吉珂德追求新奇的精神。事实上，不论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刘先生都志在有所开创，开创的方向就是首先溯回到古典作品，于是就有了第二篇到第五篇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系统分析的论文；作为总结，托尔斯泰一文包含了对前面几篇文字所探寻得到的最后结论，向读者展示了文学上解决问题的金钥。第七篇则告诉读者，在这个东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人们将何去何从，有了原则性的构架以后，刘氏便运用这一欣赏原则依次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十几个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关于文学的基本看法及其文学批评的风格。如此看来，除《红楼梦》评论的一篇不言，刘著整体上倒颇有些像一部西方文学的简史，它包含了对整个西方文学发展潮流和起伏波涛的追踪总结，读罢即会让读者对西方文学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加之语言平实优美，可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批评著作。 《文学欣赏的灵魂》虽名为“文学欣赏”，实则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关注，这是刘著的又一显著特色。刘述先由衷热爱文学，但由于自己背负着另外的哲学使命，曾几何时，他把文学作为自己苦涩哲学研究的一层外表的糖衣，以惯常的哲学思维解读文学。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始终与文学的本质隔了一层。我们知道，文学与哲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乏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哲学意蕴，凡是深刻的哲学思想都源于对人间世相的敏锐感受，对芸芸众生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文学毕竟不是哲学，文学的本质在“感”，而哲学的本质在“思”，赤裸裸的思想只能形成枯燥的哲学论文，无法成为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文学。因此，很多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可能也深爱文学，但在他们的哲学心灵中，依然有着一层与真正的文学灵魂之间永远不能戳破的薄薄隔膜。而刘述先，却有幸戳破了这一层隔膜，故而他没有使超越的哲学堕落成为分析的技术，也没有使自己的文学欣赏成为他哲学研究的注脚。他似灵魂出窍，暂别了一个哲学心灵，翩然飞进一个美妙的文学心灵，在新的世界悠游漫步。 这部著作的每一篇论文，都不是在一种辛辣的精神下写成的，所以刘氏特别为自己的小书命名为“文学欣赏”，而不是“文学批评”。诚然，欣赏与批评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但二者又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刘述先指出：“唯有真正经得起批评的作品才值得我们欣赏，同时也唯有真正能够作最深刻的欣赏的人才能够有资格作尖利的批评。而在二者之间，最初的优先显然属于欣赏，自己的欣赏趣味既已提高，自然而然会在长久的阅读习惯中，培养出一种高度的批评的标准来。”可以看出，刘氏特别提出欣赏和批评两个概念，意不在作区分，倒更像是在批判现实。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批评和破坏太多，欣赏和建设相对少了。我们生吞活剥拿来西方的理论武器，极尽能事地对作家作品进行体无完肤的“批斗”或彻彻底底的解构。我们尽可以用五花八门的方法、理论对文学做多角度的解读甚至误读，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是有生命的，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生动活泼的生命体，批评的利剑往往会破坏这美丽的生命和这生命背后那个深邃的心灵，最终把文学葬送了。笔者非常认同刘述先先生提出的对待文学应有的态度：先学会欣赏，再去批评。过早地把握了一把批评的利剑，只会使自己的视野和心胸狭隘，陷于自家井底无法自拔。刘述先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台湾看到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我们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可是在此起彼伏的批判声中，现状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至此我们方明确，刘先生为何要特别说明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他是要提醒大家莫违背了文学的本质，莫扭曲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大概正是出于希望回归文学本质的目的，刘述先先生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文学欣赏的灵魂”，此书名本身就是该著的最大特色。多么美丽而富诗意灵性的文题!读者也不禁要追问：到底何谓“文学欣赏的灵魂”。刘先生说，他曾经也是和一般人一样，“在外部浮泛地欣赏着文学在人间世所表现的丰富的灵感而已!我记熟了很多动人的文学故事，也能够为许多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而可以类比之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的神来之笔感动而流泪，但是我忽视了去寻觅文学作品自身所含藏的内在独立的灵魂，我只是站在我自己的渺小的主观立场作着合乎自己的口味的取舍而已”。这样的天地依然是狭窄的。他在书中追踪西方文学流派的发展，最后得出结论，文学作品的优劣不在乎它追随哪一派的主义潮流，而在乎它能否完美地艺术地去表现一些宇宙人生的真实题材，而所有这些题材的优秀，便是“人性的光辉”。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挖掘者，他们能够直透生活的本质。我们应该通过作品挖掘出一个真正的文学欣赏者对人生的深邃体验，体验作品闪现的人性光辉。综观刘著的二十一篇论文，篇篇都在凸显被完美表现在作品中的各种形态的生命光辉，即文学欣赏的灵魂。刘氏为何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源于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特有的忧患意识。他敏感地发现，人性的光辉，是这个时代渐趋消逝的东西，人类以及人类文化要走出困境，必须寻回这样东西，发扬之，光大之。刘述先表面上在探讨文学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索社会问题，或者说整个人类的问题。此乃新儒家的本色，一种学者的大境界。 刘先生还经常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观念术语引入现代文学批评，体现了他们努力打通中西的学术追求，可说也是该书的特色。相信该书一定能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于当下潮流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不过刘述先作品中仍然有一点令笔者费解的问题，作者多次强调要读者挖掘文学作品中含藏的完美，而对于这种美又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虽然可能也会有人与先生产生些许共鸣，但这毕竟是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学欣赏和批评的标准，这种标准，又如何让更多的读者去领会呢? 文学欣赏论文:英美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探析 英美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探析 一、文学作品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解读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少。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文学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上述目标的实现要求在教学中必须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两者并重，史料结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因为教学内容过多以及时间安排不合理，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上述教学目标。常常是在学期结束时，教学内容还停留在浪漫主义时期，或者尚未完成18世纪英国小说，这样学生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支离破碎，就无法形成对文学史的框架理解。 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对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还要讲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节选，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教师处理这些选段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著。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乏味、无用。在传统的文学史课上，教师往往以“满堂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其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网络、百科全书光盘等途径搜寻到这些知识。 调查表明有些院校英美文学的教学手段落后、教法单一。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沿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被动接受成分较多，易消耗学生对文学课的兴趣，更无从谈创新与发现。文学课授课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往往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部分学生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偏低直接影响了英语文学课的教学和阅读效果。 针对英美文学教学和阅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积极有效的欣赏方法。 二、按照文学形式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 英美文学课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作品上面。针对不同的文学形式，读者学习运用不同的欣赏方法和角度全面把握作品的意义。 在对英美小说的分析上，我们既要对小说的概念进行把握，又要理清小说的分类。小说的构成要素一般为背景、氛围和基调、情节和结构，以及人物塑造，叙述角度等。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读者要学会分析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不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赏析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在哈代的《还乡》中，伊登荒原的贫瘠、苍白、幽暗、单调和神秘似乎一直扼杀人们的欢乐与幸福的追求。这样的背景预示着不幸，象征着厄运，生发出了种种悲剧。在《傲慢与偏见》开局的一句：“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一个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一个妻子。”这种反差的基调产生了幽默，创造了轻松活泼的氛围，这也就是整部小说的基调。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的经历。作者运用倒叙的手法描绘他的母亲和继父的所作所为，从而使读者对主人公性格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回顾，对影响个人成长的环境有了广泛的社会透视。对小说中人物塑造手法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小说的理解，人物带动情节，显示主题。《简•爱》中塑造的简•爱的形象是多面性的，简•爱的形象为我们解读作家本人的生活，作家所处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会面貌以及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意义都有较大的影响。叙述角度指作者在叙述一个故事时确立的一种视角。作者总是通过一定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一部虚构作品中构成故事叙述成分的人物、情节、背景和事件。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就十分独特。尼克的叙述对本作品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歌一般指人们用韵律语言富有想像地对世界、对自身，对世界和自身之间关系的强烈感受的一种文学形式。由于人的审美趣味千变万别，审美能力不同，阅读诗歌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人们阅读诗歌的角度和目的也不尽相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首先要以作品本体为中心阅读。也就是说，将注意力放在诗歌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段、文体风格、意象、韵律、节奏等纯形式的因素上，这是最重要最具审美价值的欣赏角度，也是读者丰富自己诗歌审美能力和经验的基本角度，有助于读者提高语言的理解能力。w•b•叶芝的《当你年老》这首情诗所使用的丰富的意象、包孕的韵律、整齐的节奏都旨在表达作者本人对心爱的女人的一片痴心，读罢令人十分感动。其次，读者要注意作者的角度。对一首诗歌的欣赏，我们常常需要对作者有所了解。从作者的角度欣赏诗歌就是注重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文学素养、哲学和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个人特征，以及作者的文学主张与实践等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与作品的联系，例如爱伦•坡的诗作——《安娜贝勒•李》就显示作者自身的审美情趣和独特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再次是读者的角度。这一角度是指读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主观欣赏能力去阅读诗作。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走的路》一诗时，读者体会到人生常常面临着无数的选择，不同生活阅历的人会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对诗作做出不同的阐释。 戏剧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和深邃的意义。戏剧主要有四个基本类型——悲剧、喜剧、悲喜剧和情节剧。戏剧的构成要素一般有：结构、动作和语言、舞蹈和音乐、舞台效果等。剧本的赏析方法往往因人而异，但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戏剧性感受，其次是作者技巧分析、再次是作品意义和主题分析等。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作给人留下荒诞不经的感受。在笑声和漫画式动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悲而又严肃的主题：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遭受着巨大的失败和痛苦，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在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一个模糊而难以实现的希望。结果是失望，再等待，再失望，到头来只是一场梦。戏剧舞台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剧中的流浪汉正是人类的象征。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中逐渐增强的鼓声是琼斯内心外化的表征。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中人物的独白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同时，点明剧作的主题。与小说、诗歌不同，戏剧作品既要把握其主题意义、分析其创作技巧，同时，戏剧的独特的舞蹈和音乐、舞台效果都影响着戏剧作品成功与否，因此，莎士比亚十分关注自己作品的演出，奥尼尔创作的作品也是先演出，再修改，然后出版发行。人们在观看或阅读一部戏剧作品时必须注意戏剧的特点。首先，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读者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在重视文本的同时，还要注意戏剧的艺术形式。戏剧论文还包括了空间设计、灯光照明、服装的安排、音响的效果、音乐、动作、舞蹈等等。我们在阅读一个剧本时应努力想像舞台的场面和气氛。戏剧一般都有人物的对话和独白。因此在阅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剧作家语言的运用。读者需要认真读对话部分，了解对话的含义，更要有意识地揣摩对话以外的各种内涵。《奇异的插曲》中有一段尼娜的独白：“我的三个男人！……我感到他们的欲望都汇聚在我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男人的欲望，我感触到了……他们都溶化在我心中，他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跟三个男人怀的孕！丈夫！……情人！……父亲！……还有第四个男人！……小男孩！……小戈登……他也是属于我的！这样才算完美无缺！”这一席话就把一个贪婪女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戏剧的“强化”特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舞台的生活是高度浓缩了的生活。小说可以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刻画背景，而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作品只能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经历，不可能按照时间年代按部就班地叙述。 三、其它有益的阅读和欣赏方法 我们除了可以按照文学形式来欣赏文学作品，要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旨，还要注意阅读的方法和角度。读者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阅读文学作品。 1.细读完整的文学作品。所有真正的文学欣赏活动都从文本的细读开始。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如果只是读了《哈姆雷特》关于“是生还是死”的片段，是无法对哈姆雷特本人和莎士比亚做出全面的评价和判断的。只有认认真真读过莎士比亚一个剧本，读者才能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特色真正有所了解，才能说“我读过莎士比亚”，才能与人讨论莎士比亚，也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评论文章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有所震动，有所启迪。 2．读者要重视文学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文学理论可以帮助读者开启一扇观察文学世界之窗。理论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它对我们的阅读实践和文学欣赏活动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理论指导的文学欣赏实践是肤浅的和表面化的活动，为了充分阅读与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学生需要学习文学理论，并且把文学理论应用在文本解读中。我们决不一般地排斥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对文学解读的认知功效，但也不因理论的巨大作用而生拉硬套去比附和解说文学作品。我们应充分利用文学理论为我们的文学欣赏插上翅膀，同时又要不为理论所囿，永远保持精神自由与阐释的个性化和独创性。 3.读者要养成写阅读心得的好习惯。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则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互为补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许多名家均为语言大师。读者通过阅读，受其熏陶。写阅读心得和读书笔记，有助于读者及时总结自己的思考，积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的写作打好良好的基础。同时，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读者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读者终身受益无穷，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有用本领。正如柏拉图所言，“知识没有实际用途，它的存在仅仅对人的灵魂有益。”在这过程中，不仅读者的英语水平会得到提高，而且会提升读者的人文素养，受益终生。 知名学者夏仲翼教授针对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经典论述对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同样有用。他说：“成熟的教学方式是应该学术讲坛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当然实以知识传授为主，但授予学生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也相当重要。不同的方法适用解读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从一而终地用一种固定不变似乎统领一切的分析方法来讲授性质不同的流派和作品。在生动运用批评视角里展示每部作品的特色，要告诉学生解释可以各各不同的，这是读者的理解，作品的本义和读者的理解有时并不等同，这将会使学生终身受益。授课教师用自己的学术观念来阐释文学作品，一个讲坛，培养一个学派，出现一批学者。文学的繁荣就将进入自觉的时代。”（《外国文学研究》（5）2005：9-10） 文学艺术关乎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文学作品是我们人类外化的生命。开展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战略论文 摘要：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自有品牌产品的开发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充分发挥品牌优势，是零售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从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发展的意义及现状出发，对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战略的实施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战略 零售企业是顾客购买生产商商品与服务的场所，传统意义上的零售企业主要由百货商店、专业店等组成，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零售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业态日趋多元化，如今的零售业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便利店、专卖店、折扣店、工厂直销中心等，零售业的发展也使得其竞争日益激烈，在不断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之余，不少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自有品牌的经营，试图以此作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一、自有品牌及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的开发 自有品牌即PB（PrivateBrand），指由零售企业自行设计、开发、管理的商品品牌。与制造商品牌商品相比，自有品牌商品包装简单、价格低廉，往往更受消费者的青睐。早在80年代，英国的零售商就开始了自有品牌商品的经营，目前世界上众多著名的零售企业都推行自有品牌战略，如家乐福的“棒”、沃尔玛的“GREATVALUE”，英国著名的马莎百货更是被称作“没有工厂的制造商”，所有产品都采用单一品牌“圣米高”，加工企业遍及全球800余家工厂。欧美发达国家业内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看超市好不好，数数自有品牌有多少”。 自有品牌的开发有多种途径：一是定制，即不直接投资而是利用现有厂家的生产条件定点定样监制生产，零售企业向厂家提出产品的性能、质量、规格、包装等具体要求，打上自己的品牌上架销售；二是自行生产，由零售企业自行投资，自产自销。零售企业自己建造生产基地、购买设备，进行产品的策划、设计、生产及销售；三是合作经营，零售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如控股，参股等方式与生产企业合作，共同完成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 二、零售企业实施自有品牌战略的意义 1.为零售企业提供了较大的利润空间 一般零售行业的供应链是从“生产商－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供应链每增加一个环节，商品的附加价值就增长了30%以上，自有品牌的好处就是摆脱了中间环节，由零售商直接组织生产加工，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自有品牌商品的广告宣传主要是借助零售企业的商誉在商店内采用广告单张、闭路电视、广播等方式进行，对比普遍采用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进行广告宣传的制造商品牌，广告成本大大降低。加之自有品牌商品包装简单，因此，尽管自有品牌的商品价格比生产商的商品低，但其毛利并不低。据估算，一般自有品牌商品的价格比制造商品牌低15%以上，而利润率相当高，对于一些特殊商品如药品、高档时装利润率可达50％。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零售业整体进入微利状态，自有品牌的经营为零售企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利润空间。 2.有利于零售企业取得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下商品的繁荣发展促进了零售业的飞速发展，进入壁垒低、退出壁垒低的行业特点吸引了不少行业纷纷进入，当前的零售业不仅表现为新兴业态多、多种业态并存，各业态内部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通过自有品牌产品的开发，零售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及时组织生产和经营某些商品，可以使企业的商品构成和经营富有特色，构筑差异化的企业竞争优势。如较早进入国内市场的屈臣氏正是依赖其自有品牌产品可靠的品质和良好的性价比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同和信任。著名的屈臣氏的自有品牌产品以“个人护理专家”为市场定位，围绕“健康、美态、快乐”三大理念，过去两年自有品牌品种数量由最初的200多个产品类别迅速增长到1000多个，在个人护理产品的销售市场中占据了21%的市场份额。3.帮助零售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自有品牌的经营使得商品品类有别于同类企业，可以加深零售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同时，企业可以以自有商品为基础向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借助商品进一步强化企业形象，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企业自身对消费者独特的诉求。从目前国内部分经营自有品牌的零售企业来看，开开衬衫、羊毛衫多次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农工商也因其“好德”、“伍缘生活杂货”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4.有助于零售企业培育忠诚顾客 在长期经营中零售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管理运营模式，企业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往往都是根深蒂固，自有品牌商品以企业的自我信誉向消费者提供最直接的品质保证，更易获得顾客的认可并进一步带动企业内其他商品的销售。反过来，自有品牌商品的开发与经营也有利于将良好的企业形象注入到商品中，消费者极容易把企业的优质服务和严谨管理同自有品牌商品的优良品质联系在一起，强化了顾客对企业的满意度，有利于培育忠诚顾客。 三、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战略实施现状 我国目前的自有品牌开发基本上还处于起步状况。消费者所熟悉的国内品牌几乎都是制造商品牌，绝大多数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商品还是一片空白，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华联、农工商等虽已进行了部分自有品牌的开发，但在品牌与产品规模上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开发与管理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业态单一 从中国现阶段零售企业自有品牌经营情况来看，目前引入自有品牌战略的零售企业还仅仅局限于大卖场和超市。而在国外，自有品牌战略已进入不同的业态范畴，包括大型百货商店及各种各样的专业商店，如药店自有品牌产品的销售已成为店家主要的经营特色之一，几乎所有的连锁药店都有自有品牌产品，有的大型药店自有品牌商品达到30％。 2.产品单一 目前国内零售企业开发的自有品牌大多集中在一些低价值的便利性商品，商品品种较少，缺少自身特色，难以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偏低。而欧美等国家自有品牌产品涉及服装、医药、日化、家电等各大品类，形成规模化、系列化。 3.品牌认知度低 绝大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均以“低价”为卖点，商品相似，定位雷同，难以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对于自有品牌商品商家也缺乏必要的品牌运作，它们往往认为设计生产出产品并投入销售即迈向了自有品牌战略之路，孰不知这只是其中最初的一步。在推出自有品牌产品后，零售企业还应利用其分销优势与终端优势进行宣传，有效扩大品牌知名度。 四、对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战略的思考 自有品牌战略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可以帮助缓解零售企业面向追求“质优价廉”的消费者和追求“价高利高”的生产企业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强了零售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使之不断发展壮大。作为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场所，零售企业实施自有品牌商品战略拥有的诸多竞争优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零售企业实施自有品牌战略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充分研究其可行性，正确实施零售业自有品牌战略。 1.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完善的品牌规划和准确的品牌定位 完善的品牌规划和准确的品牌定位是实施自有品牌战略的基础。零售企业实施自有品牌战略时，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终端优势，在了解、分析、掌握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品牌规划，既要考虑企业自身的特点，又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既要考虑到与生产厂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又要考虑到质量、成本和价格的最优组合；既要处理好与其他品牌生产商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其他零售企业之间的关系。品牌定位首先应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如超市或大卖场的“低价”、“便利”，购物中心或百货商店的“时尚”，专业商店的“权威”、“专业”等，定位必须准确清晰，避免雷同或冲突，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品牌后期的发展如品牌延伸等。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现代企业品牌战略论文 1、后现代企业品牌概述如果说现代公司是依靠它们各自的品牌来实现自己的扩张之梦的话，那么，对于后现代公司来说，品牌则是其生存的基础。一个成熟的品牌代表着一种话语和权力。品牌的重要性已超过土地、货币与人力资本在后现代社会，品牌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可口可乐的总裁说，即使把可口可乐在全球的工厂全部毁掉，它仍可在一夜之间东山再起。原因就在于，品牌作为巨大的无形资产，其重要性已超过土地、货币、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构成企业的诸多要素。世界性品牌的拥有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世界性品牌的拥有量与其国家的实力都是十分匹配的。因此，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竞争将演变为一场品牌之争，品牌战略可视为一种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后现代企业模式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兼并与重组，构筑后现代企业集团和集团联盟的现象将成为21世纪一道壮丽的经济风景线。品牌的塑造是一个系统、科学而漫长的过程无论在现代还是后现代，品牌的塑造都是一个系统、科学而漫长的过程，但后现代企业模式可以加速这一进程。东方赢在《超速模式》一书中所总结的后现代企业超速成长模式，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大力研究与推广。关于后现代企业成长与品牌塑造理论的建构只是刚刚开始，更多更优秀的模式尚等待实践者与理论家的共同总结与创造。在运用后现代企业超速成长模式实施企业扩张与品牌塑造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后现代企业的超速成长模式是相对于现代企业模式的，它比现代企业模式能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经营与品牌扩张目标，相对于现代企业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但后现代企业经营模式不是一种“神话模式”，实践这一模式与实践现代乃至古典企业模式同样是一个系统、科学而漫长的过程，它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与现代企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象微软、戴尔、雅虎等在短时间之内成长为世界性品牌的事实，无不蕴涵着其在品牌塑造与扩张过程中对新的经营管理模式的精心研究与运用；（2）后现代企业的品牌塑造不能为超速而超速。后现代品牌塑造的超速模式本质上是在新的后现代社会与经济条件下，企业为立于不败之地而作出的无奈的选择。后现代企业如不运用超速扩张模式，在风云变换的后现代社会将无立足之地。品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有人说，品牌的背后是文化。以后现代文化经济的观点来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品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乃至文化系统，文化是构成它的本质要素，是它的内容与形式，是它的全部，而不是它的装点和附庸。首先，一个品牌的基础——构成其产品的成熟的技术系统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其次，产品的营销全程——从产品的定位到包装、推广与传播，没有一个环节可以脱离文化；甚至销售与售后服务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运用文化手段并传达品牌的文化内涵。而绿色营销的兴起更使得后现代营销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之旅，在高扬企业对自然与社会生态的责任的同时，绿色营销开启了一个文化营销的新时代。而营销是品牌塑造的优秀部分。企业品牌的塑造在以产品品牌塑造为基础的前提下，本身也属于大营销的范畴。要想成功塑造一个后现代品牌，必须对品牌作为复杂文化系统有着充分的认识。要改进品牌的背后是文化的观念，以文化经济的观点来塑造作为超级文化系统的后现代品牌。品牌、权力与话语一个成功的品牌具有强大的力量，会引发目标消费群的迷信，这就是品牌的权力。一个品牌一旦形成这样的权力，就会同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对公众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强势品牌还会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尽管在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主角的后现代时期，公司的国籍已被淡化，民族国家的影响已被淡化，但品牌却一直独立于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过程之外。不论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如何本土化，它的品牌总是脱离不了强烈的母公司国家或民族的色彩。甚至跨国公司越成功，它的品牌就越具有其母公司国家的色彩。就象可口可乐永远改变不了其美国品牌的形象，梅塞德斯—奔驰永远改变不了其德国品牌的形象一样。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在本土化的同时，永远都不会停止其本质上的母公司文化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跨国品牌将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2、后现代企业的品牌—文化战略后现代企业的品牌战略就是文化战略如前所述，品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此，从文化经济的观点来讲，品牌战略就是文化战略。在进行品牌文化的建设时，须充分体现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融合，并力避对文化做狭义的理解。否则，文化将走向其对立面，所谓后现代企业的品牌文化战略也将背离其宗旨。站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坐标点上创造后现代品牌后现代品牌的塑造既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就需要品牌创造者站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坐标点上，对古典、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洞悉。后现代品牌创造者尤其要对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掌握后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与文化取向。在了解后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与文化取向的基础上，优秀的品牌创造者应该走在消费者的前面，针对不同的目标消费群去创造需求。品牌战略的制定应由知识总监与营销总监共同负责品牌战略，尤其是产品品牌战略的制订应由知识总监和营销总监共同完成。在很多没有设立知识总监职位的企业中，营销总监实际上同时也是知识总监。但这不是一种理想的做法。在后现代企业时代，知识总监的设立对于企业是一项战略性的决策。品牌战略必须贯穿CEO和首席文化官的意志品牌战略还必须贯穿CEO和首席文化官的意志。在目前的状况下，CEO通常就是首席文化官。然而今后的趋势是，首席文化官的设立对于后现代企业来说将越来越显得重要。由于后现代企业采取文化经营战略，因此首席文化官和战略总监实际上可以合而为一。二者合一之后的首席文化官应该负责企业经营战略、企业文化战略和企业品牌战略的制订，同时参与产品品牌战略的制订。后现代企业的首席文化官与现代企业的企业文化部门的职责具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部门处于附属的地位，通常由人力资源部门兼带行使职能；而在后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部门处于企业的优秀战略地位。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遵义市辣椒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与实施 摘 要 遵义辣椒全国知名却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商标，只是众人口口相传的“品牌”。 在国内市场上发现外地辣椒打着遵义朝天椒的旗号在销售，这是遵义辣椒无形的品牌损失。当前国际市场生产力已经处于过剩状态，所有开放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买方市场，市场竞争的环境、手段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辣椒企业取胜的主要手段已不再单纯以产品本身来竞争，主要竞争形式将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战略的优劣将成为辣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 关键词 辣椒企业 ；品牌战略；实施 品牌战略，顾名思义，是企业以品牌的营造、使用和维护为优秀，在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制定的企业总体行动计划。品牌战略是企业利用品牌商品开展经营、扩大销售、占领市场的一种高瞻远瞩，使自己在商海的百舸争流中争先前进的战略性手段。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必然产物。我们所指的品牌是真正的品牌，它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的结合：知名度、美誉度。 一、遵义市辣椒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 遵义市辣椒自明朝初年就有栽种，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遵义市有气候、土壤、水质等种植辣椒的独特地域优势,辣椒的品质也数一数二,仅自然因素这一点来说,就是其它地方辣椒所不能比的。全市2005年种植辣椒面积已发展到80万亩，平均亩产量120公斤，总产量9.6万吨，按7000元/吨计算，总产值6.72亿元。2006年达到85.6万亩，总产量6.16万吨，总产值7.39亿元。随着辣椒产业的发展壮大，遵义市辣椒已成为农业部名牌产品和贵州省名优辣椒，并成功塑造了“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中国优质辣椒生产区”、“全国辣椒生产十强县”、及“中国消费者协会质量信得过产品”等多块品牌，树立了良好的产业形象。但是，就辣椒本身而言，遵义辣椒全国知名却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商标，比如：一谈起虾子辣椒，常年在辣椒市场上从事辣椒销售的客商们都说：“虾子辣椒在全国辣椒市场上早就是‘知名品牌’了，不仅在西南市场上供不应求，在新疆也很受欢迎”。然而，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虾子辣椒，长期以来只是在众人口口相传的“品牌”，却没有一个能受法律保护的商标、品牌，吃“哑巴亏”的现象常有发生。 二、品牌战略在辣椒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有人曾问国内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是：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这表明许多知名企业的老总已认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国际市场生产力已经处于过剩状态，所有开放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买方市场，市场竞争的环境、手段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新情况下，辣椒企业取胜的主要手段已不再单纯以产品本身来竞争，还包括品牌的竞争。可以说，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将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战略的优劣将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 事实上，许多世界知名企业往往都是把品牌发展看成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先战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等等无一不是先从抓品牌战略开始的，即创立属于自己的名牌产品，并把它作为一种开拓市场的手段，最终占领市场。而且，由于名牌的综合带动作用十分巨大，外向度也相当高，所以往往是一个产品的牌子创立后，逐渐形成一个系列并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品牌是企业进入市场、占领市场的武器。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已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有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战略，企业有没有自己的品牌，品牌形象如何已变得十分重要。 而且，在辣椒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品牌与企业产品价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产品价格始终影响到企业的销售收入及利润。而决定产品售价的除了产品的性能、技术含量、用途等之外，往往还存在一个无形的东西，那就是企业的品牌。1997年世界最有价值品牌销售收入增幅高达40%，品牌销售规模从1995年的23.59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34.39亿美元，处于前20位品牌的销售额达到172亿美元。同时，这些品牌产品的利润率也远远高于一般品牌。以售价为例：同一种类型商品，名牌产品与普通商品的售价可相差数倍。又如同样质地的衬衫，世界名牌鳄鱼牌和中国名牌开开牌价格相差几倍。由此不难看出，品牌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在贸易场上，商家挑选某牌子的产品，只要这产品有优良的质量，只要这质量在消费者心中产生了信誉，这品牌就有了价值，即使价格相对其他同类产品要高很多，消费者仍买它，并把它的高价作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如服装中的“皮尔卡丹”“阿迪达斯”，汽车中的“劳斯来斯”“奔驰”一样，都能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转贴三、辣椒企业运作中提升品牌战略的对策 正因为品牌在辣椒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而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时就曾讲过：“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因此，辣椒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战略，这是辣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辣椒企业究竟如何创立自己的品牌战略呢？ 1．辣椒企业要树立现代品牌战略意识 辣椒企业一方面要树立现代品牌战略意识，重视品牌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品牌战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辣椒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靠什么来生存？靠的是自己的产品。产品靠什么来进入市场？靠的就是品牌。只有品牌搞上去了，产品的销路才会好，企业才能站住脚，才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良好的印象，最终树立起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在作重大决策时，要考虑到品牌，品牌与有形资产一样是企业的宝贵财富。 2．要重视树立自己的品牌 辣椒企业在制定品牌战略时，一定要把设计、注册商标，拥有自己的品牌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商品未出，商标先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企业无一不是重视商标注册的。如英荷联合利华公司就拥有在各国注册的商标证7万多件，美国在华注册商标2万件，日本是11500件，德国是6100件。对于目前尚无商标的企业应立即注册自己的商标，已有商标的企业也要有一个扩大注册国别、增加注册类别的问题。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企业在竞争中才不会落败。 3．要努力用好自己的品牌 商标注册后在法律上获得了承认和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辣椒企业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只有商标随商品一起进入市场被广泛使用后，被消费者所认识，经营者再辅以良好的质量、服务、信誉和宣传，一些好的商品和品牌才能被人们认可和接受，才能带动产品的出口，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4．要大力宣传自己的品牌 创品牌要通过媒体大力宣传自己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我们的一些企业在资金紧张时，首先是削减广告费，企业因经营困难而不做广告，但不做广告会使经营更困难。 5．要积极保护自己的品牌 要培育一只品牌不容易，要保护一只品牌也不容易。企业要积极打击侵权、假冒行为，这是培育品牌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维护企业良好品牌形象的重要工作。 6．要更多取得“产品通行证”来强化品牌 辣椒企业领导应重视各种国际通行的质量体系认证，如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此外还要注意iso14000环保认证及各种专业性、地区性的产品认证。这是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通行证，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有力武器。 总之，辣椒企业在创立品牌的过程中，既要树立起对品牌的正确认识，又要真正重视企业的品牌战略工作，只有这样，辣椒企业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企业的竞争已不仅仅是产品质量、服务、信息的竞争了,实施企业品牌战略已是企业必然的选择。本文就企业品牌、品牌战略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我国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做了一些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实施品牌战略的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 品牌 品牌战略 品牌规划 一、企业品牌形成的背景及作用 1、企业品牌形成的背景 中国自从推行经济改革,对外实施经济开发以来,这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市场,便引起了许多先进地区的企业家的兴趣,纷纷为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建立了桥头堡。这些国外牌子的产品,凭着它们独有的物质,再配以排山倒海般的推广活动,很快便对中国牌子的产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引入竞争,为企业注入活力。对企业来说,就是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存、求胜。中国要从一个以卖方为主导地位的封闭市场,演化成为要面对竞争的局面,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曾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中国企业必须多方位地推展企业形象、企业品牌、企业战略等一系列的文化和市场营销体制建设,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名牌。而这也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2、品牌的作用 品牌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品牌具有标识商品的功能,有利于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对消费者购买商品起着导向作用。其次,有法律保护的商标专用权,将有力遏制不法竞争者对本企业产品市场的侵蚀。再次,商誉好的商标,有利于新产品进入市场。最后,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形象,保护消费者利益。名牌商品对顾客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 例如有人说,雀巢咖啡的牌子值85亿美元,美国百威啤酒的牌子值102亿美元,可口可乐的牌子值244亿美元。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一夜之间所有财产全部荡然无存,只凭商标即可重振雄风。这就是“品牌效应”。 在中国,提起红塔山、五粮液、海尔、蒙牛大家马上会想到是怎样的产品,而这些仅仅用为品牌代言词的名称。可见,品牌这个词,现在不再用为特指产品或包装好了的货物,它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企业的主要经营战略。事实上,当人们引用品牌这个词时,通常想到的是品牌名称,或者是该知名品牌的产品或服务。 二、企业品牌战略意义 给品牌取名是一回事,培育一个品牌却是另一回事。企业有了属于自己的“牌子”,如何使其成为一个众人皆知、被人认可的“品牌”,这正是企业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企业若想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必须做到:一是在顾客看来,该品牌确实独具特色,而且顾客很重益;二是该品牌能够为顾客带来情感或功用方面的某些利益;三是品牌能够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全球闻名的可口可乐曾经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广告词:enjoy i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世界所到之处就会有可口可乐的足迹!这句简短的广告词不仅仅体现出产品的特色,更能体现出企业对顾客的一种永久性承诺——“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说,其成功的产品品牌战略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可口可乐的实例经验表明,品牌决策的正确、品牌设计的科学、品牌保护的得力对成功经营企业影响重大。 1、品牌战略的定义 品牌策略在企业经营运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显突出,品牌战略,顾名思义,是企业以品牌的营造、使用和维护为优秀,在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制定的企业总体行动计划。品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品牌战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营背景,品牌战略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演变历程。商品经济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卖方市场特征突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简单,没有必要强调产品与服务的外在特征,因而生产经营主导着企业管理,产品的品牌化程度较低。买方市场的发展引发了消费革命,企业和产品的趋向则要求开发产品功能之外的能使消费者动心的异质特色,品牌的文化标识功能得以彰显,品牌战略初露峥嵘。由于市场发展的反复和不平衡性,早期的品牌仅仅是市场营销的基本工具,甚至仅仅处于营销策略层次。即使企业进入旧战略经营后,企业管理仍紧紧围绕营销的四大要素——产品、价格、地域、促销,品牌战略与企业组织战略、人才战略、投资战略、产品战略、技术战略、跨国经营战略等并列齐观,成为企业诸多战略选择的一种。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信息化进程,市场的主动权从企业进一步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企业沦为市场第二主体,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愈加依赖和取决于自身信息化程度高低,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2、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一般在战略业务单位或企业层面才有品牌战略,其前提要么是有多个产品种类或产品品种,要么就是新推出的产品,而且,是否采用品牌都是企业或战略业务部门的战略性考虑,有其特定的战略意义。常见的品牌战略组成有三种:产品组合品牌策略、多品牌策略、联合品牌策略。在产品组合品牌中,值得一提的是地产业的万科就用过“万科城市花园”、“万科星园”、“万科紫金苑”、“万科广场”等品牌名称。这种品牌策略也被称为家族品牌策略。在多品牌策略中非常值得一说的是宝洁公司,在同一产品种类下,企业可能针对同一目标市场或特定目标市场采用数种品牌,如宝洁公司旗下的五个不同品牌:海飞丝、飘柔、潘婷、润研、沙宣、伊卡璐。还有像联合品牌策略,例如广东美的与东芝就合联推出过“美的——东芝”,蒙牛与友之友奶业在汉共同打造的“蒙牛——友之友奶品系列”。 一般来说,品牌战略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借用已有知名品牌而拓展市场、满足经营多元化或并购后品牌管理的要求、抵御或参与竞争、细分市场而重新定义行业运作模式。创立、培育一个品牌实在不易,打造一个知名品牌更是难上加难,而且培育品牌的投资也不菲。因此,品牌的投资在企业往往都被视为了长期投资,并不能满足企业的短期战略目标的需要。已有知名品牌很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或认可,即可以满足产品迅速拓展市场的需要,又可将品牌资产物化成现实的利润,于是,借用已有知名品牌而拓展市场就成为了许多企业的选择。例如早期的“琴岛——利勃海尔”就是借用了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的知名品牌;万科地产在全国拓展就是极大的利用了“万科城市花园”这一知名地产品牌。多元化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选择之一,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之时,面对的消费者可能与原有品牌大不一样,也有可能是雷同或相似,这时的品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品牌战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营背景,品牌战略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演变历程。 略考虑有可能是沿有已有的品牌,例如tcl就凭借着tcl电话的成功迅速推动了tcl彩电和手机的发展。这种品牌策略在国内比较常见,当然,企业名称加产品种类名称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圆圈外,企业也会重新创立品牌。有时一些企业为了抵御竞争而不得不推出新的品牌来应付,例如为了能参与低端市场的竞争,现有的中高档空调品牌“科龙”、“容声”受到价格的打击,广东科龙公司在2003年便推出了康拜恩这一针对低端市场的消费产品品牌。在细分市场而重新定义行业动作模式的品牌策略中,精明的联想就不得不提了。1992年,联想用1+1这个品牌首次提出了“家用电脑”这个概念,将原来毫无区别的电脑分为“家用”、“商用”,重新定义了行为市场的动作模式,并生生将国外品牌挤出了“家用电脑”的圈子。 三、企业品牌战略在我国目前的现状分析 1、国内企业目前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社会负担过重、历史债务重、经营不善、产品结构调整滞后、产品质量低劣、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究其原因,归因于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产权分明。对于企业自身而言,管理思想陈旧,经营观念落后也是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滑坡的症结。另外,一些企业的领导素质低的问题也很突出,在一次对158名国企领导人的企业有关知识调查中显示,竟有58%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增值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企业正面临着最大、最根本、最彻底也是最深刻的环境变革。所以,通过变革企业的“想法”,就是企业的心,使人的理念共识化;变革企业的“做法”,就是企业的手,使事物的活动环境化;变革企业从基础上、根本上重新思考公司的组织和经营,并把旧的体制、观念、做法等革新,而非从表面无关痛痒的改动;最终使企业显著地提高管理水平,扩大市场销售以及提升经营业绩。 我国大城市消费者已有很强的品牌消费意识,中小城市及农村市场品牌意识也渐渐增强。年轻人以追求知名品牌的消费来实现自我价值,已成为一种时尚,但由于他们从小是在消费外国品牌如雀巢、麦当劳中长大以至于发展成为以追求外国品牌为时髦,这不能不让有识之士为国内民族品牌担忧。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细分化市场形成,针对不同消费顾客群,进行目标市场营销,以及品牌营销是企业营销的必然选择。企业能否开展好的品牌营销,建立自己的强势品牌,与企业的业务长期战略密切相关,因为,品牌战略取决于业务战略。 2、对国内企业目前实施品牌战略现状的分析 从整个国内企业来说,对实施品牌战略、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还处于意识阶段。这种意识一是来源于政府的引导,二是来源于市场竞争的实践。特别是市场的实践,使许多商业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使尽各种竞争招数左冲右突而难以奏效,而看到一些同行另辟蹊径,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却连连获胜。如在上海,就有三枪牌内衣、开开牌服饰、古今胸罩、真丝大王、爱建衣料等等,由于发展了自己的品牌商品,而使企业在同样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转眼之间,发展成为令人惊羡的大企业。于是许多商业企业逐渐觉悟到,商业发展到今天,再走传统的道路不行了,应走现代经营之路,去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但是许多商业企业意识到品牌战略是一回事,在付诸实践时又是一回事。 当前,商业企业在实践品牌战略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其一,对实施品牌战略的概念模糊。不少商业企业一听说应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立即把目光投向生产商发展的名牌商品。以为只要与这些生产商多联系,多经营名牌商品,搞一些专卖、特约经销之类,就是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商业实施品牌战略的直接含义是商业自己发展品牌商品,是利用商业自身贴近市场、主导市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品牌商品,而不是简单的搞拿来主义就能成功的。其二,缺乏实施品牌战略的紧迫感。现在企业里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前最要紧的是把销售抓上去,其他的事都要放一放。而实施品牌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与其商场屡战屡败,倒不如从品牌战略找寻突破口。其三,不知从何着手。由于实施品牌战略的理论缺乏,一些商业企业在当前实施品牌战略时茫然无措,很多时候是自己看着别人搞什么品牌,然后去跟着学样。其实在知识经济下,并没有太多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开发出自己的具有个性的品牌商品来。其四,缺乏相应的机制。目前,许多商业企业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实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唯有实行了这种分离,企业的经营者才有独立的人格,否则在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时,难免产生短期行为。而品牌战略是一个过程,具有连续性,短期行为,是搞不好品牌战略的。因此,商业企业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一定要解决好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 四、企业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品牌战略及其对策 1、树立强烈的品牌经营和战略观念 企业有无树立争创驰名商标的战略思想,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尤其是在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洋货”不断涌入我国市场,企业如仍因循守旧,缺乏争创名牌的战略思想,就容易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浪潮所吞没。 2、选准市场定位,确定战略品牌 选择商标要注重显著性、独创性,并重视开发商标文化的经济价值。商业企业通常经营的商品种类,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成千上万。实施品牌战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发展这么多的品牌商品,而是应经过市场调查,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开发一两个品牌(通常一个品牌也就够了)。目前消费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情况下,企业品牌开发的重点要体现出异质性——跟着市场走,甚至引导市场走。著名品牌正是开发到了同类别产品中的异质性才获得成功的。 3、确立营销范围,企业应根据自己的资源决定其战略资金投入,切不可以朝四面八方进军 品牌的投资非常庞大,想短期内通过品牌投入谋求长久的品牌效应是不现实的,而企业资金预算往往是相对不足的。因此,如果企业在品牌投入方面的资金预算不太充裕,那么重新创立一个品牌就会显得比较勉强。企业可以通过多方位来筹措品牌推广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例如兼并、收购、转让、特许经营、有偿使用等方式嫁接和引进国际国内现成的品牌。创立品牌是品牌发展的初级阶段,经营品牌则是品牌发展的高级阶段。 4、利用现代的互连网信息产业资源,多方位地实行品牌推广和经营组合 品牌一经开发,就要以最快的速度上网。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通过高速信息公路,可以实现最快的组合经营。其一,新开发的品牌迅速上网,不仅可以迅速进入新品推进的导入期,推广营销、拓展市场,还可大量节约必要的广告宣传投入,这种投入是开发任何一个新品所必需的,而且是巨大的。其二,新品信息上网,能以最广阔的视野在全球导求贸易伙伴。其三,随着信息网的普及,网上购物将成为销售的最佳渠道,而这又成为组合营销最直接的组成部分。所以,实施品牌战略,不可不运用信息网。 5、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营管理 品牌战略的本身就是一种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一是要使开发的品牌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在实施品牌战略中要实施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事实上,当新开发的品牌进入导入期的时候,即可推进到连锁经营,而不管这种连锁是企业自身的连锁,还是加盟的连锁,都可以推进。二是依靠大集团推进新开发的品牌。三是商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可以通过定牌生产、监制生产等形式在新品牌的生产制造上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增强,全球工业正在向标准化进展。目前,中国品牌普通存在管理技术和管理系统落后的现象,没有意识到数据化管理的重要性;再者就是人力资本的严重不足,具有国际化标准的人才严重缺乏,以及在商业信誉上也缺乏一个通用的标准。中国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运营方面的概念,应该与市场经济通行的理念和哲学相对应,中国品牌可以说在技术、项目、贸易合作的障碍便可得到有效排除。凡此种种,都是我国企业达到国际化急待突破的问题点。 6、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和开发环境 商业企业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议对鼓舞员工、稳定人才、引进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创建品牌战略的时候,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议就显得更加重要。应把这一决策贯彻到全体员工中去,发动群众参与企业精神和文化的塑建,除了企业的内部环境之外,还要有一个优良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刚刚走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过早地失去政府行为是不行的。首先商业企业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要争取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其次是争取到一个好的市场环境。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打破目前尚存在的地方保守、垄断、割据等“围墙”。最后是寻求法律保护神。品牌开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离开了法律的保护,不是夭折,就是会流失。所以,依靠政府的支持,营造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环境,将是实施品牌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略论企业“三型六化”品牌战略 摘 要：“三型六化”，即安全高效型、稳定和谐型、学习创新型，基础管理精细化、技术装备现代化、人员培训制度化、行为规范军事化、井下治理工厂化。地面建设园林化，这是铜川矿务局近年来提出并实施的企业战略品牌、创建学习型企业和进行管理创新的发展总纲和企业运营基本方略。 关键词：“三型六化”；企业战略；品牌经营 一、为什么提出“三型六化”企业战略品牌 铜川矿务局根据煤炭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独创性地提出建设“三型六化”（，即安全高效型、稳定和谐型、学习创新型，基础管理精细化、技术装备现代化、人员培训制度化、行为规范军事化、井下治理工厂化）学习型企业，并把它作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品牌，在全局推广实施。实践表明，这是一个符合煤炭企业实际，改变煤炭企业面貌的创新。 1.这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需要。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一直处于低谷，趋利避害是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唯一选择。铜川矿务局把“三型六化”作为企业的战略品牌，制定和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五年战略规划》，以建设安全高效型企业为先导，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对矿井分类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装备水平和职工素质，不断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建设“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是铜川矿务局的战略选择，也是沉着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制胜法宝。 2.这是煤炭企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现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全局广大职工家属的共同心愿。铜川局制定的“三型六化”企业发展战略，体现了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的精神，把安全高效、稳定和谐、学习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这既是企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煤炭企业在经济发展低谷时把握机遇，在快速发展时注重质量，不走弯路，发展壮大的根本。 3.这是提升职工素质，改善管理现状的需要。铜川局近年来不断强化培训工作，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持续提升职工素质，全面强化企业基础管理是构建“三型六化”实现创新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工程。 4.这是改变煤矿社会形象的需要。煤矿给人的印象是低技术含量、低员工素质的艰苦行业。建设“三型六化”企业，就是要改变煤矿危、黑、粗、差的形象，努力建设一个安全、文明、卫生、舒适、环保、和谐的现代化矿区。 5.是实现员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的需要。快乐工作主要包括工作条件好、环境舒适、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小，职工精神面貌好，心情愉快。体面生活主要是指和社会上其他行业员工相比较不逊色，收入较高、矿区设施配置齐全，生活环境良好，职工出行方便，家庭安定、和睦、幸福，而这些都是“三型六化”目标的最终诉求。 二、“三型六化”企业品牌的内涵 将“三型六化”作为企业品牌，是指经过创建“三型六化”企业，使铜川矿务局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技术装备、员工素质、井下作业环境、职工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矿区面貌和企业形象迈上一个新台阶，达到国内现代化煤炭企业应有的水准，能够体现目前煤炭行业发展的最高程度和水平。因此，把“三型六化”作为对内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改变矿山面貌，对外展示企业形象的一个品牌，是十分形象、准确和恰当的。 (一)“三型”体现了铜川矿务局的企业发展战略 “安全高效型、稳定和谐型、学习创新型”揭示了铜川矿务局发展的战略目标，“三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品牌主体。其中安全高效是方向，稳定和谐是基础，学习创新是动力。 1.安全高效是煤炭企业赢得生存发展的基点和方向。安全是煤炭企业的“生命工程”，是矿山生存和发展的基点。铜川矿务局提出安全“零”目标，即：安全实现矿井无死亡，地面无重伤；从零开始，到零结束。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客观上讲，还是从我国煤炭生产技术水平上讲，都有一定难度。但它对于煤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于长年劳作于井下的数万矿工来说，却是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煤炭生产要提高效率，实现现代化，就要走高产高效，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的路子。铜川局以安全高产高效促进企业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这是大势所趋，是方向，是煤炭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 2.稳定和谐是煤炭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矿区的稳定和谐，就没有企业的正常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成果共享、科学发展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基本方针，也符合铜川矿务局当前的实际。铜川的稳定“零”目标，就是实现稳定工作无越级上访，无群体上访，从“零”开始，到“零”结束。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是搞好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心系职工，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关注职工的意见和诉求，排除和缓解企业与职工的矛盾，努力构建稳定和谐矿区。就是要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掌握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市场变化的动向，学习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科技知识，新的工艺流程、新的操作方法等等，并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只有在发展变化中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吸收新的知识，确立新思想、新观念，同时还要善于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设备，实现采煤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才能实现管理、技术、工艺、操作方法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基于此，学习创新是促进企业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动力和推进器。 (二)“六化”是企业管理的重点，也是展示企业品牌形象的聚焦点 “六化”，抓住了铜川局目前基础设施、内部管理、生产技术、生活环境、员工素质等问题的关键，是铜川矿务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也是树立“三型六化”品牌形象的聚焦点。 1.基础管理由粗放式走向精细化，实现管理上质的飞跃。原来意义上的煤矿管理，就是传统粗放式管理。精细化管理是在吸取传统管理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从企业宏观到微观层面，纵横交错地实施精细化管理，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管理方式。它通过精确经营目标、精益生产体制、优化运营流程、控制过程成本、实现过错追究、度量评估业绩等等，实现管理的“精”和“细”，从而达到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的目的。企业管理从粗放式到精细化是管理上质的飞跃，是现代煤炭企业管理的必然要求。 2.技术装备炮采现代化，装备上实现质的变化。技术装备现代化是煤炭企业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但铜川局在建局50多年的历史上，炮采几乎占了近40年。努力实现采煤掘进机械化、安全管理信息化、监测监控智能化，以安全质量标准化为中心，优化机电、通风、防尘、灾害预警等等系统，充分吸收和消化国际国内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煤矿生产、管理、监控、信息反馈质的飞跃。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煤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3.员工培训由随机走向制度化，实现教育上质的进步。把培训当做给职工的最大福利，这是铜川局全新的培训理念。但原来的职工培训，只是临时需要什么，才要求职工学什么。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化、系统化、职业化的培训，主要是解决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职业培训“是职业发展的阶梯”。从时间上讲，员工学习培训将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伴随职工的终身，即终身的学习和教育。因此，员工培训制度化，是职工培训方面质的进步 4.员工行为由松散到规范，实现行为上质的变化。要改变员工散漫的行为方式，使员工队伍成为拖不跨、打不烂、特别能战斗的职业团队，必须引入军队的管理模式，进行规范化的职工行为养成教育和训练，培养员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顽强的工作作风、标准的行为准则、卓越的执行力和服从力。这样的团队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把煤炭职工队伍锻造成这样的一支队伍，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5.井下由环境无序到工厂化，实现生产管理质的突破。工厂化，即是按照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综合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管理控制系统，进行自动化、集约化、均衡化、高效率的运作，实现既定的生产指标。井下治理工厂化，就是按照地面工厂化的现代管理方式，控制、组织煤矿井下的生产活动。其主要就是对煤炭生产方式、生产过程、配套系统、生产场所实现定量化、定置化、精细化、洁净化的管理，彻底改变井下“黑、脏、乱、差”的现象，使井下管理实现从无序到有序，实现质的飞跃。 6.环境建设由无序到园林化，实现环境治理上质的跨跃。彻底改变矿区建筑设施陈旧、道路不平、黑乱脏差的现象。对地面工作场所、福利设施、职工住宅、工业广场、休闲场所、景观、道路等等进行艺术化、园艺化的设计建造。主要包括净化、绿化、美化、人性化、生态化、人文化的布局与建设。因地制宜地在设计上体现特色，布局上科学合理，造型上彰显亮点，实施上精确精致，方能使矿区生存生活环境实现质的跨跃。 三、实现“三型六化”企业战略品牌的措施 1.提高认识，把“三型六化”作为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深入持久地强化舆论宣传，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企业优秀理念和价值观凝聚人心，用企业精神、共同愿景激发人心，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大创建”格局。 2.建立完善长效运行机制，明确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员的创建责任。要明确党政“一把手”是创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把“三型六化”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经常分析创建情况，研究解决创建遇到的问题。不论是党群工作，还是生产经营工作，在“三型六化”创建上没有孰轻孰重，要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 3.明确重点、树立典型、注重实效。在创建的过程中，要树立创建典型，总结经验，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在实际操作中要做到硬件投入量力而为、尽力而为，软件建设彰显个性、富有特色；既要注重形式，更要注重内容，改进管理方式，改善矿山面貌，注重求实效，着力促发展。 4.完善载体、丰富内容、彰显特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企业的进步，不断丰富创建内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彰显各单位的特色，体现各自的亮点。 5.强化考核，兑现奖罚，深入推进。要按照《“三型六化”学习型单位考核标准》，严格检查考核，特别是针对责任主体和重点关注，奖优罚劣，促进创建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综上所述，铜川矿务局打造“三型六化”的企业品牌是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又体现了煤矿实际，反映了职工的意愿，只要全局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三型六化”战略一定会高高的树立起来，成为铜川矿务局的旗帜、特色和亮点，在安全、稳定、和谐、富裕、文明的发展的轨道上使铜川矿务局这一陕西煤炭企业的“黑色明珠”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基于企业竞争力的品牌战略选择 内容摘要：文章分别介绍了四种不同的品牌战略，分析了各种品牌战略的特征，并以实例说明不同品牌战略的应用，以及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旨在为企业拓宽思路，根据产品特点和市场状况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品牌战略。 关键词：品牌 品牌战略 品牌应该是目标消费者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心理的?生理的?综合性的肯定性感受和评价的结晶物。人和风景，艺术家，企业，产品，商标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品牌对应物。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说的品牌，则指的是狭义的商业性品牌，即是公众对于某一特定商业人物，包括产品?商标?企业家?企业四大类型商业人物的综合感受和评价结晶物。 所谓品牌战略就是公司将品牌作为优秀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与价值的企业经营战略。 品牌战略是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产物，近年来，一些意识超前的企业纷纷运用品牌战略的利器，取得了竞争优势并逐渐发展壮大。战略的本质是塑造出企业的优秀专长，从而确保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产品、技术及管理诀窍等容易被对手模仿，难以成为优秀专长，而品牌一旦树立，则不但有价值并且不可模仿，因为品牌是一种消费者认知，是一种心理感觉，这种认知和感觉不能被轻易模仿。 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品牌战略的确立应该是围绕企业的竞争实力来进行的，商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行业的特点，根据市场的发展，根据产品的特征，灵活的探询合适的战略。以下我们将具体的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牌战略。 单一品牌战略 单一品牌又称统一品牌，它是指企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同时使用一个品牌的情形。这样在企业不同的产品之间形成了一种最强的品牌结构协同，使品牌资产在完整意义上得到最充分的共享。 单一品牌战略的优势不言而喻，商家可以集中力量塑造一个品牌形象，让一个成功的品牌附带若干种产品，使每一个产品都能够共享品牌的优势。比如大家熟知的“海尔”就是单一品牌战略的代表。海尔品牌2005年以70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四年蝉联榜首，比第二名高出222亿。在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中海尔荣登第89位。海尔集团从1984年起开始推进自己的品牌战略，从产品名牌到企业名牌，发展到社会名牌，现在已经成功的树立了“海尔”的知名形象。海尔产品从1984年的单一冰箱发展到拥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在内的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的全部是单一的“海尔”品牌。不仅如此，海尔也作为企业名称和域名来使用，做到了“三位一体”。而作为消费者，我们可将海尔的“真诚到永远”的理念拓展到它名下的任何商品。一个成功的海尔品牌，使得海尔的上万种商品成为了名牌商品，单一品牌战略的优势尽显其中。 单一品牌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品牌宣传的成本要低，这里面的成本不仅仅指市场宣传，广告费用的成本，同时还包括品牌管理的成本，以及消费者认知的清晰程度。单一品牌更能集中体现企业的意志，容易形成市场竞争的优秀要素，避免消费者在认识上发生混淆，也需要在各个品牌之间的协调。 当然作为单一的品牌战略，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它有“一荣共荣”的优势，同样也具有“一损俱损”的危险。如果某一品牌名下的某种商品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该品牌下附带的其他商品也难免会受到株连，至此整个产品体系可能面临着重大的灾难。作为单一品牌缺少区分度，差异性差，往往不能区分不同产品独特的特征，这样不利于商家开发不同类型的产品，也不便于消费者们有针对性的选择。因而在单一品牌中往往出现“副品牌”。 副品牌战略 采用副品牌策略的具体做法是以一个成功品牌作为主品牌，涵盖企业的系列产品，同时又给不同产品起一个富有魅力的名字作为副品牌，以突出产品的个性形象。我们依然以海尔为例，海尔虽然在他所有的产品之上都使用同一个商标，但是为了区分彼此的特点仅就冰箱来说就分为变频对开门的“领航系列”；变频冰箱“白马王子系列”“彩晶系列”；电脑冰箱“数码王子系列”和“太空王子系列”；机械冰箱“超节能系列”，“金统帅系列”等等。所以仅仅冰箱这种产品在海尔名下就有15种副品牌。在家电行业使用副品牌已经成为行业的通行做法，这样有效的划分了不同产品的功能和特点，使得每组商品的特点各显其彰，同时也弥补了单一品牌过于简单，不生动的缺点。 多品牌战略 一个企业同时经营两个以上相互独立、彼此没有联系的品牌的情形，就是多品牌战略。大家众所周知，商标的作用是就同一种的商品或服务，区分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的。一个企业使用多种品牌，当然具有的功能就不仅仅是区分其他的商品生产者，也包括区分自己的不同商品。多品牌战略为每一个品牌各自营造了一个独立的成长空间。 多品牌的优点很明显，它可以根据功能或者价格的差异进行产品划分，这样有利于企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面对更多需求的消费者；彼此之间的看似竞争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壮大了整体的竞争实力，增加了市场的总体占有率；避免产品性能之间的影响，比如把卫生用品的品牌扩展到食品上，消费者从心理上来说就很难接受。而且，多品牌可以分散风险，某种商品出现问题了，可以避免殃及到其他的商品。 其缺点则在于：宣传费用的高昂，企业打造一个知名的品牌需要财力、人力等多方面的配合，如果想成功打造多个品牌自然要有高昂的投入作为代价；多个品牌之间的自我竞争；品牌管理成本过高，也容易在消费者中产生混淆。 采用多品牌战略的代表非“宝洁”莫属了。宝洁的原则是：如果某一个种类的市场还有空间，最好那些“其他品牌”也是宝洁公司的产品。因此宝洁的多品牌策略让它在各产业中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举例来说，在美国市场上，宝洁有8种洗衣粉品牌、6种肥皂品牌、4种洗发精品牌和3种牙膏品牌，每种品牌的特征描述都不一样。以洗发水为例，我们所熟悉的有“飘柔”，以柔顺为特长；“潘婷”，以全面营养吸引公众；“海飞丝”则具有良好的去屑功效；“沙宣”强调的是亮泽。不同的消费者在洗发水的货架上可以自由选择，然而都没有脱离开宝洁公司的产品。 宝洁公司的策略是不仅仅在不同种的商品上使用不同的商标，即使是在相同的商品上，由于功能的不同也使用不同的商标。当然她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市场成本和管理成本。然而我们不能不说，宝洁是成功的，近170年的辉煌历史，旗下约300个品牌，就不能不说它在品牌战略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多品牌战略中，也有些企业使用的并非功能划分，而是等级划分，也就是说，不同的品牌用于相同的商品，但是品质、级别不尽相同。比如说欧莱雅就选择了一个以档次为标准的区分。兰蔻、碧欧泉是它的高端产品，而羽西、美宝莲则是它相对低端的产品。也许即使是热衷化妆的女士们也不一定清楚以上所提及的四个品牌竟然都归属于欧莱雅公司，他们都各自占领着自己的市场份额，拥有不同层次的消费人群。不禁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可以都知道“飘柔”、“潘婷”和“海飞丝”都是宝洁的产品，而鲜有人知悉兰蔻、碧欧泉、羽西和美宝莲的关系呢？原因在于宝洁使用了“背书品牌”。 背书品牌战略 宝洁在使用它的品牌的时候不会忘记指出“飘柔——宝洁公司优质产品”。 背书品牌依附于产品，贯穿于整个公司品牌和项目品牌之中，背书品牌的管理通过在价值链的各环节实施，确保开发项目能够成为公司区别于其他品牌的鲜明特征体现。 为什么宝洁使用背书品牌而欧莱雅却不使用。其实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宝洁公司也并非所有的品牌都使用了背书品牌的方式。在美容化妆品领域中sk-ⅱ以及玉兰油也同样是宝洁的产品，但是却没有使用背书品牌。就是因为宝洁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代表，它大量出现在洗涤、卫生用品的领域，如果在把它使用在高档化妆品上，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产品的身价。再如“品客”薯片也是宝洁的产品，在这里它也不会使用“宝洁”的背书商标，因为这样会使消费者在购买薯片的时候联想到洗发水、洗衣粉等大家熟知的宝洁产品，而这样很有可能影响到它在公众中的形象。欧莱雅同样。巴黎欧莱雅在化妆品领域中只能算上一个中档品牌，如果让它背书在兰蔻等高档产品之上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商家采用的是淡化总品牌的策略，让这些高端品牌以更优越的良好形象树立自己的形象，打造自己的领地。通过这样的战略，反而提升了整体的竞争实力，也关照了不同档次的消费人群。 在各种品牌战略中都不乏成功的例子，关键是企业如何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和行业特点，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品牌战略。其实各种品牌战略是不矛盾的，它们所体现的实质和精髓也是非常相近的。都是根据需要变换着的。其实单一品牌中的副品牌，多种品牌中的采用背书品牌也都体现了两种战略的相互融合，也是对各自缺陷的补充。单一品牌中缺少多样性和差异性，副品牌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起到了多品牌的作用；而多品牌关联性差的缺点又被背书品牌所弥补。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牌战略。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财务观念与品牌战略 [摘要] 当前我国企业捐赠现状反映出企业捐赠存在诸多问题，究其自身原因,主要在于捐赠观念的不成熟。企业应转变其财务理念，将捐赠视为一项投资，并结合其品牌战略制定合适的捐赠方案，从而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兼容。 [关键词] 捐赠 观念 战略 一、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上海市营业额前1000名排名中的503家公司进行了问卷一调查，发现有过捐赠行为的公司占92.4%，从未进行过捐赠的仅占7.6%，但是一半以上的捐赠户捐赠金额在5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的巨额捐赠户占50%不到，且企业捐赠最多的领域依次是扶贫济困、灾害救助、社会福利和教育领域；大部分企业均无制度化的社会捐赠计划。 由此可见，我国的企业慈善行为的现状是：捐赠力度小、捐赠领域和对象过于分散、缺乏捐赠的主动性与计划性，大多数企业在慈善捐赠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很多企业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而捐赠的，在外力的推动下实践着慈善捐赠行为。 二、企业捐赠动因分析 影响企业捐赠的不利因素有很多，导致其捐赠水平低下主要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1.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观念。如果把企业的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话，那么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现状是——在法律责任临界点上去最大化经济责任，很少有企业考虑到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原因在于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概念，而有的企业尽管意识到应该承担这两种责任，但“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家在慈善方面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意识到慈善就是一种投资，他们总认为慈善是一种没有回报的净投人。"因此不愿意将钱浪费在“没有投资价值的慈善”上。 2.客观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从经济上来说,我国企业目前大都处在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阶段,由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很多企业不得不将有限的精力、物力、与财力集中于自身的发展与扩张上。 三、变革财务观念，视捐赠为投资 如前所述，传统观点认为捐赠“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其实，企业应该改变这种落后观念，建立一种“公益投资”的理念。尽管慈善捐赠是以他人和社会为指向的，但是它却带有“主观为他，客观利己”的特点。慈善事业对公司来说,不仅是“爱心”的表达,更是“市场”的获取,捐赠社会公益事业就是投资“慈善市场”,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社区、员工等多方面广泛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用平常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得到的。国内外的很多研究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可以提高销售额、巩固品牌地位、增进企业与政府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吸引客户和投资者、吸引和留住员工。因此，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要认识到慈善捐赠所蕴涵的机会与价值，在行善中升华企业精神，提高经营业绩。 现实中,一些企业将产品销售与社会问题或公益事业相结合,在为相关公益事业进行捐赠、资助其发展的同时,达到提高产品销售额、实现企业利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的目的。譬如加多宝集团副总经理代表该公司向四川灾区捐款1亿元。捐款行动马上演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王老吉消费热。 “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呼吁变成了真金白银的采购。 从另一方面来看，捐赠可以为企业带来节税上的财务受益。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去激励企业慈善行为，将税收政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都有关于捐赠的优惠税收政策。因此，企业应该合理利用国家税收政策，通过选择不同的捐赠形式、选择不同的受让者,通过不同的捐赠机构,最大程度的节税，降低捐赠成本。 四、从品牌战略高度重审企业捐赠 企业的品牌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战略作用,而品牌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成功,还需要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从而获得良好声誉和品牌形象。在当前竞争环境下，企业与社会各相关利益者联系更加紧密，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远。北京卷烟厂厂长曲志刚的感言代表了部分企业家的观点。事实上，一个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在民众和同行眼中必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的企业,必然得到顾客的信任，由此改善与顾客的关系,增加企业产品的销量。 迈克尔·波特将其竞争优势理论运用于企业慈善行为的分析，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论。波特认为:慈善行为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企业。但是并非任何慈善捐赠行为都会对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有帮助，只有在企业的慈善行为既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具有经济效益的时，企业的慈善行为才能与经济目标兼容。 因此，借助于波特的观点，笔者认为，企业应将捐赠纳入到企业品牌战略中,根据企业品牌的发展和文化建设，制定营销策略和方案,将企业的慈善理念和捐赠行为与业务产品有机结合。并通过新闻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等新兴宣传手段，使企业的捐赠行为得到政府、民众的认可和赞誉，从而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目标的兼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获丰收。 五、结语 因此，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捐赠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企业应改变其财务观念，将捐赠看成是带来经济效益的良好投资，并从品牌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企业资源和捐赠项目,作出最适合的捐赠决策，使得企业能达到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兼容，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的双赢。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通过品牌战略改善我国企业信用状况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使国内企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挑战。在竞争过程中，种种不当竞争手段导致的诚信问题暴露在人们面前，企业诚信危机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建立品牌战略，建立企业诚信形象，才能使企业获得社会认可，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已有的市场份额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当前，品牌竞争已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谁拥有卓越的品牌，谁就拥有顾客、市场和未来。 [关键词] 品牌战略 企业 信用危机 商业信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来，企业的诚信问题逐渐被关注。企业信用是指企业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即诚实守信，讲信誉。狭义上，企业信用是指企业以按时还本付息为条件的借贷活动，即以企业为主体授受的直接信用，主要形式是以商业票据为工具的商业信用，以债券为工具的企业债务信用和以股票为工具的企业股份信用。近年来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企业信用缺乏的现象普遍存在，信用危机已成为一种严重的公害。 一、企业信用缺失及其表现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所谓信用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以某种预先约定为基础、以偿还或增值为特征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企业再生产过程是企业资金流、商品流和要素流有机统一，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三者之间具有空间上的并存性和时间上的继起性，不断从资金形态转化为生产要素形态和商品形态，最后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然而，在企业经济运行当中，却经常会发生资金流、要素流或商品流的中断，其原因除了经营状况恶化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客观原因：一是市场需求波动性和供给均衡性矛盾，当需求处于谷底时，可能会由于供给过剩而造成资金的短缺；二是供给波动性和需求均衡性的矛盾，当供给处于谷峰时也会由于需求不足而造成资金暂时短缺；三是生产要素采购波动性与生产均衡性矛盾，如有些原材料生产具有季节性，需要一次性采购而供常年使用，大量采购原材料也会造成资金的暂时短缺；四是生产规模扩大而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加以实现，也会造成资金短缺。这时为了防止企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就必须通过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或资本信用补充暂时短缺资金，等待资金丰裕时予以偿还。因此，信用本质是弥补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经济波动性所造成资金暂时短缺，促进企业资金循环周转的顺利进行。 企业信用作为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与相关主体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包括银行信用、资本信用、商业信用和产品信用四种基本形态，它们分别反应了金融机构、投资者、供货商和商品购买者对企业的信赖关系。银行信用是由商业银行授给企业的信用，其主要形式是银行信贷，帮助企业解决临时性流动资金短缺。资本信用是指企业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进行融资行为，以帮助企业获取长期资金。商业信用是指商品销售过程中的延期付款行为，也称为赊销。产品信用是指消费者对企业商品、服务质量和信守合约的信赖程度。上述四种信用形态呈现一种环型链状结构，并且通过影响企业再生产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制约着企业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以诚信为准则，积极履行信用合约。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主观、客观原因，造成企业无法履行信用合约，称为企业信用缺失，包括产品信用失信、银行信用失信、资本信用失信和商业信用失信等。如企业无法按期还本付息造成银行信用缺失；无法按期偿还赊销货款造成商业信用缺失；随意更改投资承诺、挪用募股资金，侵害投资者权益造成资本信用缺失；产品质量低劣甚至假冒伪劣，造成产品信用缺失等，都是信用缺失的具体表现。 二、从信用缺失的传导会引发企业信用危机 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信用缺失会传导、积累和不断放大，导致企业从单个信用环节发展到所有信用环节失信，从浅度信用风险到深度信用风险，最后有可能造成企业资本循环周转中断，导致企业信用危机爆发，称为企业信用风险的传导机制。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或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则是信用危机的最高程度。 企业信用风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传导、累积根源于企业信用和企业再生产过程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企业信用状况的恶化会导致企业信用需求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企业信用状况的恶化会导致社会信用供给过度萎缩。 信用缺失引致社会需求萎缩现象可以从信息传播理论与信息和心理预期的相互反馈机制中得到解释。所有企业失信的信息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社会征信系统，这些信息在进入社会征信系统和由社会征信系统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会被不断强化、放大。收到这些信息的相关主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主动采取行动，在早期，这些行动可能是温和的，但是在后期就有可能变得激烈。如果这些信息被证实，通常而言，消费者的反应过程是：减少对企业产品的购买，自己不购买，劝说他人不购买。银行的反应过程是：减少对企业的信贷，停止尚未发放的信贷，提前收贷，降低企业的银行信用等级，拒绝给企业提供信贷。资本市场的反应过程是：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对企业的失信行为进行谴责，停止公司增资扩股，直至摘牌停止下市。商业伙伴的反应过程是：提高给予企业商业信用的门槛条件，减少停止赊销业务，催收所欠货款。当然由于不同债权主体具有不尽相同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信用收缩行动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性。一般而言，银行具有信息优势，收贷行动较快；而供应商所采取行动则较为迟缓，具有一定时滞性。? 与此同时，随着企业信用缺失程度的加深，必然导致现金流短缺，管理者通常会采取减少现金流出或增加现金流入的措施，其中最为简便方法是扩大信用规模，为此企业往往通过粗放经营和盲目扩张，粉饰财务报表，制造虚假业务繁荣，降低业务透明度，用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供货商赊销和资本市场融资额度，而粗放经营、盲目扩张的结果，又会进一步导致现金短缺和信用需求饥渴，进而加深对外部资金依赖，并刺激新一轮信用规模扩张。如此循环，不断往复，使得这类企业信用需求具有强烈的自我积累和自我扩张效应。 企业信用需求的过度扩张和社会信用供给的过度萎缩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导致企业信用缺口不断扩大，资金循环受阻，企业再生产中断，引发企业生命系统全面危机，直至崩溃倒闭。 市场经济的优秀是信用经济，历史和现实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频率、交往深度，使商品交换减少或者延缓交易，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信用关系被破坏，社会经济管理中的信用不足还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工具难以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未来企业的竞争不只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技术、诚信、职业道德总体形象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技术和产品是有生命周期的，而品牌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是无限的。因此，企业如何解决诚信危机，建立良好的品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品牌建设对企业的信用建立的重要性 著名市场营销学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博士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用以识别某个或某群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所谓企业品牌就是在企业文化环境下，通过服务、经营管理与就客户忠诚等要素在社会上形成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比如：医院从事的是医疗、科研活动，为社会提供劳务产品，作为与其他医院相区别的标志，名称可视为该医院的品牌名称，每所医院的名称中都包含了它能向社会提供怎样的劳务产品及提供这种产品的一贯性保证。口碑极好的医院，它的名称就是带来患者健康的保证，进一步说，还包括了它的消费群体、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内容。品牌策略成功与否，与一个医院的命运直接相连。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品牌就是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具有凝聚力与扩散力，就成为发展的动力。企业品牌企业是城市经济的细胞，企业品牌是带动城市经济的动力。企业品牌的建设，要以诚信为基础，产品质量和产品特色为优秀，才能培育消费者的信誉认知度，企业的产品才有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企业品牌建立是指确立企业品牌的理念，建立代表企业品牌形象的商标及企业标识系统和其他的广告宣传品，整合企业品牌传播系统的过程。只有独具特色的个性品牌，企业才能与其他企业明显地区别开来，才能增强顾客对本企业的忠诚度和可信度，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通过品牌战略改善我国企业信用状况的建议 品牌标示着企业的信用和形象，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谁拥有了诚信品牌，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就能处于市场的领导地位。企业应通过品牌战略来解决信用危机，改善信用状况，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培养发现客户需求特别是潜在需求的能力 优秀的品牌总是有比其他品牌更强的发现客户潜在需求的能力，并能够引导客户的消费需求，并且，笔者将这种能力的培养作为建立品牌的第一项基本步骤。这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1)能够对现实的需求进行真正的把握，并了解这种需求的可实现的变化趋势;(2)了解行业技术变化趋势，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全新需求，这种能力更加关键。 2.建立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在掌握了客户需求，4以及需求的变化趋势以后，第二步就要建立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有的客户需求谁都明白，但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提供这些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在产品提供方面，可以是自己的生产线，也可以是整合外部资源来满足，例如，找外协厂加工，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提供产品，必须注意：产品质量一定要符合、产品的技术有档次、产品外观一定要时尚、产品包装比较吸引人、产品成本一定要比别人低。 3.想尽办法让目标群体了解你 有了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你的东西才能卖出去，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让我们的目标消费群体了解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比如： 做一套最基本的vi系统、建立企业的宣传网站、做一个你的业务人员能够拿出去的基本的宣传彩页与名片：并想办法让目标消费群体看到 ；根据需要投放广告等。 4.让消费者能够在比较方便的地方买到你的产品 光让别人知道一个企业的产品好还不能建立一个品牌，还要让目标消费群体能够在方便的地方买得到你的产品，形成足够大的现实消费群体。因此根据企业的产品类型建立渠道体系，就成为建立品牌的第四个关键步骤，以便能够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加方便的为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方便客户的购买而不是方便厂家，在方便厂家与方便客户两种选择的成本与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是综合考虑，主要考虑双方博弈的实力了。 5.树立好的口碑，建立企业良好行象 将产品卖给了消费者只是建立品牌的漫漫征途走完第一步，这个时候，企业应该关注客户对你的产品的反应，随时为可能提出的问题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当然，这里的成本指送到客户手中的总成本。建立好的口碑业要要求企业也回归产品的价值，而不是蒙蔽消费者的思维的方法。消费者讲给亲朋好友的有好的一面，更有坏的一面，正所谓“坏事传千里”，如果让消费者告诉亲朋的是好的一方面，就必须对消费者是诚信的。 总体而言，企业品牌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企业管理人员更应看清形势，摆正心态，迎接挑战，才能有效的解决诚信危机，共创企业品牌建设的美好未来。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企业的绿色品牌战略 [摘 要]中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企业家们意识到“绿色”主题的重要性，开始实施绿色品牌战略。文中阐述了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的意义，并分析了实施绿色品牌战略将受到外界哪些方面的影响。然后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绿色品牌战略的实现方略，并且明确通过推行绿色营销观念来达到实现企业绿色品牌战略的目的。 [关键词]绿色 绿色品牌战略 绿色营销观念 “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如不彻底改变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很难逾越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演讲引起与会专家的共鸣。而能够真正实现“绿色中国”的是引领企业发展的中国企业家，是企业在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实施的绿色品牌战略。 所谓品牌战略就是企业将品牌作为优秀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与价值的企业经营战略。 “绿色”代表的是环境保护环境与人类和谐生存、共同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绿色品牌战略就是企业以建立环境与人类的和谐为优秀竞争力，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绿色化，对企业发展目标、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等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总体谋划。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要切实抓紧绿色产品这一载体，赋予绿色品牌更多的内涵，体现绿色经营管理文化，灌输绿色经营管理观念，丰富品牌承载量，扩展品牌深度，从而实现品牌价值最优化、最大化。绿色品牌战略包括：一是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绿色品牌定位；二是精细而健康的绿色品牌维护；三是科学系统的绿色品牌经营管理；四是长期不懈地进行绿色品牌修正等。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们向自然环境无节制地索取了大量的有限资源，同时向环境排放过多的有害物质，超过了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各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源耗竭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并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灾难。江河水质下降，生物种类减少，缺水面积扩大，空气污染严重，自然环境被破坏，生态环境安全与人民身体健康到严重威胁。值得重视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引起了众多国家和民众的关注与不安，“只有一个地球”、“还我蓝天”等呼声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环境污染的危害日渐被人们所重视。 中国人组办奥运的七年来，绿色奥运理念已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企业家们也越来越意思到绿色品牌的塑造对于全人类、全社会的深远意义，把绿色品牌的塑造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吹起了一股”绿色风”。 今年4月8日，由中国制冷学会与慧聪网暖通制冷行业频道携手举办的2008中国暖通制冷行业“节能、环保”倡议发起大会在上海金茂大厦举行。会上，三星、大金、美的等一批业内知名品牌还签署了《“迎绿色奥运、从我们做起”2008中国暖通制冷行业“节能、环保”行业自律及倡议书》。中国一大批企业在绿色品牌的塑造上取得了卓著成就。 上海通用汽车的“绿色未来”战略，以“发展绿色产品”、“打造绿色体系”、“承揽绿色责任”为优秀，发展绿色产业，推出了代表绿色科技的别克lacrosse君越eco-hybrid油电混合动力车，实现了技术与成本的完美平衡。联想集团被绿色和平组织的“绿色电子产品指南”中取代了诺基亚位列第一，被评为“最绿色电子企业”的称号。贵州开磷集团按照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变“出卖资源”为走精细磷化工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打造“中国绿色磷都”品牌，实现废水的零排放、零污染。 一、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的意义 （一）绿色品牌战略的实施有利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相联系，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以保证社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的长远战略。因此，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解决恶劣的社会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势在必行。 （二）绿色品牌战略适应是绿色消费浪潮的必然选择 消费者趋向于绿色消费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为社会及广大消费者谋福利的同时，造成恶劣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已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治理环境污染，要求企业停止生产有害环境及人们身体健康的产品；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居民个人收入迅速提高，他们迫切要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高质量的消费，亦即要求绿色消费。 （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实施绿色品牌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绿色革命”，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中心，即“绿色回合”。由于qvto允许各成员国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因此，绿色壁垒将必然存在，而且会成为最重要的“变相贸易壁垒”。为了遵循这些绿色贸易规则，冲破绿色壁垒，免遭贸易制裁，企业必须实施绿色品牌战略，才能求得快速健康的发展。 （四）社会环境要求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宏观环境的压力，诸如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和保护生态平衡运动的压力，以及政府规范化立法的压力，从而驱使企业必须树立环保观念，实施绿色品牌战略，顺应时代要求；其次是广大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需求剧增，企业必须顺应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开展绿色经营，才能赢得顾客；最后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迫使企业改变经营观念，塑造绿色品牌，才能有力地对付竞争对手，不断地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的影响因素 （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影响企业绿色品牌战略的实施。 政府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既是过去绿色产业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新时期新阶段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重要保证。一是政府对绿色产业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能帮助企业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政府是否将绿色产业开发规划区中治理污染所需投资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投资序列。三是政府能否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减免企业对监测费用以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费用。 （二）绿色消费浪潮决定了企业实施绿色品牌战略的必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的健康意识大大增强，从而导致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重要的转变，绿色消费意识得到了各国消费者的认同。一项调查显示，7s%以上的美国人、67%的荷兰人、80%的德国人在购买商品时考虑环境问题，有40%的欧洲人愿意购买绿色食品。在我国，绿色需求在小康家庭也日益表现出来。面对绿色消费浪潮的冲击，企业必须关注自身的环境行为，实行绿色品牌经营，开发绿色产品，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三）企业的传统模式制约了绿色品牌的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物质产出不断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在传统模式主导的宏观形势下，相关法规和经济政策对企业把环境成本纳入经营决策和发展战略中缺乏足够的激励，从而使我国企业的绿色竞争力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大，而且在国内市场也缺乏竞争优势。 （四）国家的政策法律制度是企业绿色品牌战略的保障。 一个国家的政策法律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比如，绿色税收制度，企业生产经营的许可证制度和企业融资的绿色约束制度。从企业自身来说，通过从线性价值实现模式转向基于循环价值链的经营模式，不仅能够指导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其他企业、政策制定者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五）国际标准的绿色认证是企业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顺应世界保护环境的潮流，对环境管理制定了一套国际标准，即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以规范企业等组织行为，达到节省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iso14000适用于一切企业的新环境管理体系，它是一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绿卡，不受任何绿色贸易壁垒的拦劫。 三、企业绿色品牌战略的实现 （一）树立企业的绿色品牌观念。 企业应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经济增长的优秀问题来考虑，把绿色品牌塑造作为今后工作的首要观念和基本思想。企业可根据企业的现实情况，站在维护全人类的生态平衡发展的高度，以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从培育企业文化入手，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全体员工培养环保意识，建立健全“绿色”运行机制，使绿色品牌观念真正成为经营管理的行动指南。 （二）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适应新形式下的市场竞争。 在中国现时期的市场经济状况下，同行业间的竞争日益剧烈，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绿色品牌观念已深受重视，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融入长期的发展战略当中。如果哪个企业还维系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就会逐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促使传统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下，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建立新的竞争力策略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三）积极引导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我国的绿色产品开发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由于目前宣传力度不够和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绿色产品有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还重视不够。要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绿色产品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和环保意识， 促进我国绿色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要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购买和消费绿色产品，不仅有益于自身健康，也是为了保护环境。 （四）加大绿色产品科技开发和推广的力度。 发展绿色产品，关键在科技。加强对绿色产品生产加工技术的研究，推广现有成熟技术，完善科研开发、咨询和推广服务体系。 （五）积极推促进绿色产品标志。 积极推促进绿色产品标志是促进绿色产品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多个规范绿色食品生产的规定和标准，要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我国绿色食品管理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绿色食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要强化对绿色食品管理规定和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绿色食品这一国家标志的权威性。 四、绿色营销观念的推行 绿色营销是指市场主体为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利益的统一，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基础上，通过创造及与其他市场主体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一种社会的管理过程。绿色营销的主要内容有：搜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资源；研制绿色产品；制定绿色价格；开辟绿色通道；鼓励绿色消费；弘扬绿色文化；培植绿色标志品牌，完善绿色法规等一系列的营销行为。绿色营销观念的推行主要要作好以下工作： （一）培植绿色文化，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文化的培植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培植绿色社会文化，通过小学到大学的系统绿色文化的教育和大众传媒对绿色文化的宣传，增强整个国民的生态意识。二是培植绿色企业文化，用绿色文化对企业进行形象系统（ci）设计，营造绿色理念、绿色行为和绿色视觉，树立企业的良好的形象。三是培植绿色消费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启发消费者，树立新型文明的消费观念，使其认识到绿色消费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自身健康，有利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绿色消费队伍，掀起绿色消费浪潮，推动绿色营销和绿色食品的发展。 （二）重视绿色产品设计。 所谓绿色产品是指对社会、对环境改善有利的产品，或称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设计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技术、无污染技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使产品在使用消费过程中，有利于消费者身心健康，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就要求企业在研制开发绿色产品时，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紧紧抓住绿色这个主题，用环保的观念进行产品设计。 （三）建设绿色市场，实施绿色营销。 一是要健全绿色产品营销网络；二是建设绿色产品的批发店、超市、连锁店；三是开展网上绿色营销；四是举办绿色产品展销会；五是开展绿色产品生产资料的开发生产与绿色营销；六是开展绿色宾馆、绿色酒店、绿色餐馆的建设。通过绿色营销推动绿色产品的发展。 （四）建立绿色服务通道。 绿色服务通道的建立包括：一是传播绿色消费观念，减少绿色消费误区；二是真正从专业化的角度解决消费者在绿色消费中出现的问题，指导消费者进行纯绿色消费；三是实现绿色产品价值再造。通过绿色服务，减少资源浪费、降低产品成本、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绿色产品在绿色服务中价值最大化。 绿色品牌战略是企业新时期乃至今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选择。通过绿色品牌战略的实施，实现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了环境污染，改善了生态环境，建立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家园。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中小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摘 要 品牌战略是培育企业优秀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中小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实现长期差别化利润的制胜法宝。文中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在品牌战略构筑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构筑品牌战略的步骤措施。 关键词 品牌战略；中小企业；优秀竞争力 一、优秀竞争力与品牌战略 自从1990年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著名论文《公司优秀能力》发表以后，人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有了更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不但要有一般的竞争能力，更要有优秀竞争能力。这种优秀竞争能力是企业的不可模仿、不可替代、长期可以保持的一种战略资产。优秀竞争能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①优秀竞争力能实现用户所看重的优秀价值，取得更高而且长期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②在竞争方式上，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具有独特性，即买不到、偷不走、抢不去；③优秀竞争力具有延展性，能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竞争优势；④优秀竞争力具有相互关联性,优秀竞争力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⑤优秀竞争力是通过长期的学习积累得到的；⑥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具有动态调整性，企业必须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1] 由此可知，企业的优秀竞争力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既可以是企业的优秀技术，也可以是企业独特的管理方法、拥有的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以及强大的营销手段。 从企业的方面看，企业通过资源、生产、组织及销售诸环节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与竞争对手形成生产成本上的或产品本身上的差异，也就是实施所谓的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成本上的优势使得企业能够有较多的利润空间，或者是较强的生存能力。差异化（差异主要表现在质量或品牌等方面）会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减缓，当差异达到完全程度，企业就会在不同的市场上以垄断的姿态出现，获取垄断利润。实际中，企业间产品往往处于完全相同和完全差异之间，也就是同类产品中存在一定差异性，差异程度又不能使之成为完全不同类产品，产品就会出现以质量、品种、品牌等为内容的差异性竞争关系。 芮明杰等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2]。他们构造了一个双寡头竞争的模型，企业之间产品在完全相同也与完全不同之间选择，市场需求为线性。当两企业生产成本完全相同且不变时，若产品之间无差异，则结果是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企业没有超额利润；若产品间存在差异，则两企业都能获超额利润，其大小视差异化程度而定。当两企业生产成本不同且不变时，若产品之间无差异，则成本小的企业通过价格战完全占据市场，成本存在劣势的企业被逐出市场；若产品间存在差异，则企业可共存于市场，具成本优势的企业获利较高，但随产品差异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通过模型推导分析的结论是：无论企业间成本相同与否，追求产品差异最大化都是企业的首选，差异化具有内生性。企业通过主动实施差异化战略，可以弱化价格竞争，获得垄断利润和更强的市场势力。对成本劣势的企业而言，通过差异化战略不仅可以避免淘汰的命运，还可以获得比成本有优势的企业，甚至实现超越。因此，对于缺乏足够资金而又经营时间不长的中小企业，由于不能象大企业那样通过扩张规模，充分利用内部分工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生产经营成本与大企业相比往往处于劣势，因此上面的结论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相应产业中转换成本的大量存在，也使这一策略的实施变得相当可行[3]。 那么，企业或企业产品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差异化呢？对此，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产品、市场、形象与服务四个方面，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具体实施措施。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提法过于机械，因为从顾客的视角，企业间竞争存在一定的层次性，即依次递进地划分为的品牌、服务、产品、业务流程、资源/能力这五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形成一条竞争链。潜在的竞争优势就来源于这一链上的每一要素或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差异化[4]。链的顶端是消费者，是竞争的焦点，所有的竞争和竞争优势都是由其来判定。竞争由品牌开始，服务和实体产品为支撑，业务流程所完成，资源为保障。其中，品牌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余四个环节的或者说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和最终体现。此时，品牌不再仅仅是“一个名称、标识和其他可展现标记”的单一定义和“能够区别于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简单功能，而成为顾客心目中与产品和企业联系在一起超越具体产品实体的形象代表和企业象征的总和。品牌成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拥有一个强势品牌，就意味着拥有消费者的忠诚。一个强势品牌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而且往往能够为企业带来远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销售额和利润额，成为企业战胜竞争对手、赢得市场的强大武器。 战略的本质是塑造出企业的优秀专长，从而确保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产品、技术及管理诀窍等容易被对手模仿，比较难成为优秀专长，而品牌一旦树立，则不但有价值并且不可模仿，因为品牌是一种消费者认知，是一种心理感觉，这种认知和感觉不能被轻易模仿。品牌战略是公司将品牌作为优秀竞争力的企业经营战略。[5]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的不断变化,为求得持久品牌竞争优势,保持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并使品牌得以发展,在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制定的企业总体谋划。[6]品牌战略是培育中小企业优秀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面临产品、技术与服务日趋同质化的形势下,谋求以品牌创造差异化的战略抉择。通过品牌战略打造知识产权优秀竞争力，是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立足与国际市场的致胜法宝，并最终为企业获取长期的差别化利润。 二、对中小企业构筑品牌战略的几点建议 品牌的塑造是一个长期、全面的过程,不可能朝扪夕得。对于目前中小企业在品牌战略实施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从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完善。 1.树立正确的品牌观念，重视品牌的创立 对于中小企业的品牌创立，存在很多片面的理解和误区。有人认为，大企业注重品牌，中小企业与其无关。也有人认为，中小企业由于资源有限，没有能力经营品牌，搞品牌是得不偿失。在中国，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无品牌的产品多数来自中小企业，但这并不说明中小企业不能经营品牌产品。海尔、春兰、长虹、美的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众多名牌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一定的知名度、较高的美誉度的名牌一定会给中小企业带来质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更需借助创立自身品牌，来保持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企业拥有了可以赢得消费者信赖的名牌，就能迅速占领市场并获得发展。同时，名牌产品可以提高企业声誉，为企业顺利筹资奠定较好的基础。 2.提升品牌理念，提高品牌定位的准确性 随着消费者需求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品牌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必须具有独特的差异性优势。品牌的准确定位已成为品牌能否正常运营的前提与基础。品牌定位指把品牌自身的优势特征与目标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相统一的过程,同时通过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确立与众不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和位置,从而锁定目标消费者。很多中小企业由于品牌缺少系统、科学统一性,最终只能让消费者产生抵触的情绪,造成品牌发展的巨大损失。因此,品牌定位是企业进占市场、拓展市场的前提。不能有效地对品牌进行定位、树立独特的消费者认同的品牌个性与形象,必然会使产品淹没在众多的产品质量、性能及服务雷同的产品当中。 3.注重品牌推广中的整合传播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要领,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销行销广告、促销以及公共关系并将其结合,提供更为清晰、具有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的影响力达到最大化。其关键在于整合各种传播形式使传播的影响力最大化。当前市场竞争激烈,单一的明星广告已很难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引入整合营销传播,整合公共关系、事件营销、广告、新闻等各种传播形式,可以回避单一广告的风险。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小,在起步阶段目标要定得小一点,目标市场地域小一点,目标行业领域窄一点,这样就易于建立起良好的局部品牌。在确定品牌名称、注册商标等方面,注意企业品牌发展的需要。在投入少的情况下,只有长期坚持不断地注意保持品牌和企业形象,才有利于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从局部品牌向知名品牌的跨越。 4.加强品牌风险的防范 品牌的建立是个长期的过程，创立之后的价值维护以及风险防范也是极其关键的环节。市场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品牌价值随着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时间和空间不断增长，潜在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知名的品牌同样也会给企业带来措手不及的打击。近些年来发生的高露洁牙膏致癌事件，雀巢婴儿奶粉碘超标事件，肯德基调料里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事件，以及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都给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品牌危机愈演愈烈，品牌风险的防范不容忽视。因此，正视品牌的风险管理，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5.丰富品牌文化 中小企业在创立品牌后，应当重视品牌文化的丰富，善于挖掘品牌的内在价值。可口可乐、麦当劳、微软等一系列享誉世界的品牌带给我们的是无限的美国文化，而海尔、小天鹅、美加净、蒙牛则折射出中国的气息。中小企业要善于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注意品牌的文化创造，从而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喜爱、信赖和忠诚。有数据显示，品牌的文化蕴涵越丰富，越长久，越与人们的活动、思想、情感有关，就越具有魅力。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浅析我国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摘 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现已成为企业争夺和占领市场的重要工具。本文分析了国内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及其原因，从多角度提出了提高国产品牌的多种措施，以期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关键词] 品牌战略 品牌联合 市场定位 由于“乳业三聚氰胺事件”，三鹿集团面临破产危机，很可能被三元公司或其他企业收购重组。对于拥有“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中国奶粉行业惟一标志性品牌”等声誉的三鹿集团的结局，值得我们对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进行深思。 一、我国企业品牌战略存在缺陷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商品市场已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许多企业提出了品牌战略建设。品牌战略是指将品牌作为优秀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与价值的企业经营战略。其本质是创造差异化的竞争战略，使企业在产品、技术与服务日趋同质化的社会背景下，谋求以品牌创造差异化来占领市场。我国企业的品牌战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对品牌战略内涵认识不够。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简单地认为品牌战略只不过是给产品取个好听的名字，拍个好广告，然后在主要媒体如cctv上砸大钱打广告。其实做广告仅仅是一种营销策略，并没有到达品牌战略的高度，自然也很难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当年的标王：孔府宴酒、秦池、爱多企业在央视花巨资打广告努力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但到后来终究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品牌战略的内涵，忽视了提高品牌的美誉度，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存在缺陷而使品牌的畸形发展，最终轰然倒地。 2.理论与实际操作经验不足导致战略选择失误。中国企业品牌的推广，通常都是在品牌前期知名度的推广上不惜重金，可是一旦品牌家喻户晓之后，就不知道如何继续维护和提升品牌形象了，如三鹿奶粉事件导致其破产。在具体应用品牌战略时常脱离企业所在行业实际。比如说许多食品饮料业中大公司如娃哈哈、统一、康师傅、旺旺等采用品牌宽化战略，在一个大品牌的统帅下，产品发展到各类饮料、奶制品、罐装食品等多种领域，但随着单一品牌下产品类别的扩展，品牌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品牌优秀价值含金量的降低。而喜之郎专注于做果冻，采用品牌窄化战略，市场份额多年高居60％以上，就取得了巨大成功。 3.品牌战略的组织和实施存在困难。我国许多企业的品牌战略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组织和实施时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品牌战略在规划的组织构架难以上升到战略高度，许多企业的年度规划中根本就没有品牌战略规划这一项。第二，品牌管理人员认识存在误区。由于品牌战略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能够真正了解品牌战略的运作并有实际规划能力的专业性人才很少。一些公司市场部的品牌经理、产品经理们以为品牌战略就是如何打广告如何搞促销，缺乏专业性。并且品牌规划中不重视长期投资收益，充斥着急功近利行为，而忽略了品牌的生命线——质量。 二、提升国内企业品牌战略水平的对策 企业品牌战略的不足已深刻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对策来提升国内企业的品牌竞争力。 1.树立强烈的品牌战略意识。企业的高层领导者要通过学习现代企业营销管理知识，了解国内与国际行业发展形势，积极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只有深刻认识到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性，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夺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才能求得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才能塑造出在国际上扬名中外的国际著名品牌，才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我国企业家应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树立强烈的品牌开发战略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紧迫感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 2.选准战略品牌的市场定位。市场定位是指确定目标市场后，企业将通过何种营销方式、提供何种产品和服务，在目标市场与竞争者以示区别，从而树立企业的形象，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实施品牌战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显著同质化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市场调查，从本企业的实际状况出发，专注于在特定领域开发一、二个品牌并使之体现出异质性，而这一异质性是要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来开发的，意味着要紧跟市场走。如饮料行业中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奢侈品产业中的劳力士手表；汽车消费品行业中的宾利、劳斯莱斯等都是非常成功的，值得中国企业认真学习。 3.加大对已有品牌的保护力度，实行品牌联合。对于中国已有的品牌，我国企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保护：第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使品牌持有人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不受侵害。第二，努力学习国外有关商标注册的法律知识及国外对于侵权行为的处理过程，为以后开拓国外市场进而使中国品牌能够成为世界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品牌联合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企业品牌，通过相互联合，相互借助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品牌，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品牌联合不仅更好的表明了产品的品质或特性，而且实现了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联合，从而更好地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比如“索尼—爱立信”这个新品牌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4.运作资本经营，创新产品销售模式。为了加快品牌开发的步伐，国际化企业的通行的做法是运作资本经营，其形式是通过兼并、收购、转让、特许经营、有偿使用等方式，嫁接和引进国际国内现成的品牌。我们要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来确定是运用资本经营去收购、兼并别人的品牌，还是将自己的品牌运用资本经营转让、有偿使用、特许经营出去。为了扩大品牌领域，在销售模式方面，可以采用“找区域合作，以较低价格让利于商，并出卖权”的模式来拓展产品的销售区域，从而能够随时获得市场前沿的第一手需求信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浅谈对建筑施工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 建筑施工企业 品牌战略 思考 论文摘要：文章从正确树立品牌观念、科学实施品牌战略等相关方面展开叙述，简要地阐明了 作者对建筑施工企业打造品牌的一些思考和实质性的建议。 随着一大批 重点工程相继建成，中国建筑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建造能力不断提高，超高层、大跨 度房屋建筑施工技术，大跨度预应力、悬索桥梁施工技术，地下工程盾构施工极度盾构机制 造技术、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技术，大型复杂成套设备安装技术等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三峡大坝、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东海大桥 等工程举世瞩目，显示了中国建筑业的技术水平，展现了建筑业的崭新风貌。虽然我国的建 筑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在品牌建设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伴随着建筑 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每个身处其中的建筑企业必须明确树立正确的品牌经营观念，并通 过有效的策略来打造品牌。 一、树立正确的品牌观 1.“树品牌”不等于“做广告”。有些建筑企业的决策者认为，塑造品牌就是做广告，于是 企业就不停的做广告，其结果是知名度大大提高了，但提高的不是在目标消费群体之中，而 是在大部分与建筑消费无关的群体之中。而且，即便针对目标消费群体，通过广告轰炸提高 了品牌知名度，也并不能证明是品牌塑造的成功。实际上，广告更多的是建筑企业进行品牌 维护工作的必要手段。建筑企业塑造品牌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广告，但又不能只有广告 。换句话说，除了做广告，建筑企业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以全面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和忠诚度。 2.“树品牌”切忌盲目跟风。由于中国建筑企业的品牌塑造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的系 统的理论可供参考，所以许多企业不仅塑造品牌的方式盲目跟风，连做广告的具体方式和 方法都大致雷同，不仅使大量的宣传费用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更严重的是影响了企业的品牌 塑造进程。应该是结合自身企业特征先有个广告预算，然后依据建筑行业的特点，制定合理 的广告投放方案，按照轻重缓急来分布广告费，充分考虑可以借助的媒体（不只是户外广告 ），以达到品牌形象的整体提升。 3.品牌塑造不只是营销管理的组成部分，而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企业战略的 高度进行品牌塑造和管理。品牌塑造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营销、广告、传播，而是由内往外的 企业综合力量的持续传递，它应包含建筑企业的一切内外行动因素；而且品牌塑造是协调与 平衡建筑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与看法、具体做法和客户看法的管理工具和商业系统，能帮助 建筑企业定位的落实、控制、持续、平衡与发展，增强建筑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大幅提升建 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找准品牌的定位 建筑企业要塑造品牌就必须给品牌一个合理、明确、独具个性的品牌定位。据国家统计局数 字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国三级以上资质施工企业已达48600多家，如果建筑企业没有自己 明确的、独具个性的品牌定位，便很难在这个行业内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建筑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声音”，就会一步步被其它建筑品牌的“声音”淹没，淹没的结 果只能是企业市场份额逐年降低，并渐渐退出建筑市场。品牌定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 是企业领导者主观上的某个想法，它需要结合企业现状和企业战略远景、行业现状以及社会 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进行综合分析。最后辅以swot分析、人性品牌分析（又称 “四境界”分析，即：产品境界分析，人性境界分析，需求境界分析，品牌境界分析）等分 析工具，系统地加以分析，确定自己的合理定位。 三、精细地进行品牌传播 1.调动全员积极性。品牌的根本要素是人，一个成功品牌的塑造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或一 个咨询公司能够独立完成的，它需要企业全体员工的参与，要求全体员工都必须有品牌管理 意识，有意识地维护品牌形象，即要进行“全员品牌管理”。一个企业才能最终塑造出良 好的品牌。品牌塑造必须以优异的工程（产品）质量和真诚的客户服务为基础，所以说品牌 塑造需要全体员工的全程参与。 2.明确宣传时机。笔者认为，对建筑企业品牌有帮助同时又对社会有益的新闻才 能称作合适的新闻。第一，识社会发展之“势”。创造新闻必须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注意 结合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焦点。第二，识行业发展之“势”。相对于社会发展之“势”来说 ，这一点对 于企业的作用更加直接，因为一个企业的新闻如果挖掘或顺应其所处行业发展之“势”，那 么其不仅容易在相关媒体上发表，而且很容易得到广泛传播。第三，识企业发展之“势”。 识企业发展之“势”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一个企业的新闻主要还是为企业的品牌服务，只 有认清企业发展之“势”，即企业发展远景和战略战术，企业创造的新闻才能推动品牌发展 ，促进企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第四，识大众兴趣之“势”。识大众兴趣之“势”是指新闻 内容必须符合大众或广大消费者的兴趣发展态势以及某个阶段的兴趣重点，并且新闻内容能 够 给大众暗示：××品牌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潜在的利益。这样就能切实提高品牌 在 社会大众或消费者心中的知名度、美誉度，甚至可以提高他们的忠诚度。只有准确地认清四 “势”，建筑企业的品牌塑造人员才能创造出合适的新闻，以推动建筑企业品牌的健康持续 发展。 3.重视传播细节。建筑行业是一个必须重视细节的行业。要做到建筑品牌的精细化传播，就 必须在制定完善的中长期战略和行之有效的短期策略基础上，注意品牌传播过程中的细节， 尊重历史文化，实事求是，尽量避免品牌传播中出现常识性错误，以减少对品牌受到的伤害 ，在客户心中留下良好的品牌形象。 4.确定媒体组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确有效的媒体选择和组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问题，媒体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广告效果的优劣。建筑企业广告的受众应该是具有 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中高层领导，因为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结果。因此投放广告时 ，要重点考虑目标受众经常与哪些媒体接触，主要受哪些媒体影响，然后从中选择主要的几 种载具进行投放。 四、强化管理的着力点 1.员工培训。实践证明，培训是提高员工素质，提高员工业务能力，开拓员工视野，宣传贯 彻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应把员工的培训作为提高业务素质、 强化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创建品牌工程的最基础工作来抓。抓好了培训，员工的素质提高 了，管理的理念就会加强，品牌意识就会强化，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就会有效果。 2.安全质量。施工质量是企业的立业之本，是创品牌工程的优秀，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基础。 严格执行施工 规范、正确运用施工技术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工序安排、检查过程的监控是确保施工质 量的关键环节。抓质量，一是要培养员工良好的质量意识和工作习惯；二是要严格工艺纪律 ，严格施工规范，积极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三是要认真进行施工组织和安排，强化施工过 程的检查，加强质检员的配置；四是加强技术人员的培养，加强对技术工人的培训，提高施 工人员的业务和技术素质。 3.系统管理。这既是企业基础管理的专业分工，又是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要实施品牌工程 ， 系统管理必须强化。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优化员工结构，提高员工素质；通过分 配体系的完善，实现人员待遇高低与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相匹配；通过人员的能进能出，能 上能下，优化管理人员的配备，保证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素质，保障现场管理水平的稳步提 高；通过工程管理系统的强化，确保项目队伍的配备，满足项目劳动力的需要；通过质量、 安全的监管检查，促进项目存在问题的整改；通过不断推广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提高 项目施工效率，施工质量，保证施工安全；通过对项目设备、材料采购和使用的监控，降低施工成本。 4.全程服务。服务不仅是竣工后的质量保修，而是必须贯穿于前期设计、招投标、施工建设 、投产交付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服务。要扩大服务的内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简单 服务为全功能服务。 总之，发展是企业永恒的追求。我国的建筑施工企业想要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继续 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珍惜和切实利用好当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创建品牌工程， 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以品牌的巨大推动力，带动传统的施工企业适应现代化要求，实现上档 升级。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品牌生态位原理及其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启示 [摘 要] 阐述了品牌生态位的内涵及其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品牌生态位重叠、分离、泛化、特化、缩放、动态变化、关键 因子控制、多维竞争弱化、熟化、协同共生、非平衡发展、最优化及保护等品牌生态位原理，分析了在品牌初创战略、品 牌可持续成长战略、品牌跨越式发展战略、企业名牌战略等13个方面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影响及启示。 [关键词] 品牌；品牌生态位；品牌生态位原理；品牌生态系统；品牌战略 一、品牌生态位内涵及其基本原理 生态位(niche)研究已经渗透到了很多领域，而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将生态位(niche)概念引入品牌研究领域，可有效地描述与解释若干市场现象及品牌发展规律。moore 于1996年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business ecosystem)，建立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1998年波特(m. e. port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群落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企业群落理论；温科勒讨论了“品牌生态环境”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名牌产品创造发展及其战略管理理论方法与案例研究”(批准号：79600013)课题组对最为典型的品牌生态系统——名牌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研究；国内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品牌生态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以产业、企业以及品牌为对象的研究为描述与调控管理系统提供了新途径，对制定正确的企业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品牌生态位是指品牌在其生存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利用市场资源的综合状态，是品牌生存条件的总集合体。生态位重叠是生物生态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生物生态竞争演化分析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研究品牌生态位时，我们将首先探讨品牌生态位的重叠问题。品牌生态位重叠是指品牌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利用的市场资源存在交集的状态。当两个品牌利用同一市场顾客资源或共同占有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品牌生态位重叠现象。假如，两个品牌具有完全相同的市场生态位，这时候就会出现排他性的恶性竞争，但通常品牌生态位之间只发生部分重叠。品牌的生态位越宽，可利用的市场资源种类也就越多，也就是说它更倾向于一个泛化品牌。相反，一个品牌的品牌生态位越窄，可利用的市场资源种类就越少，即该品牌的特化程度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市场资源常被许多特化品牌明确瓜分，从而减少了品牌之间的生态位重叠。一般情况下，市场中的大品牌较多采用同其他品牌进行生态位重叠的策略，以保证占有领导地位和占据更多市场资源。生态位宽度可以按照要素资源、空间利用情况以及形态差异加以考虑。不同的品牌类型可以借助于把一种资源分离为许多部分而分别占有它，这种分离可以是空间的，也可以借助于资源特化来完成。空间分离是由品牌的行为和形态特化引起的，这种特化可以使每一种品牌限定于市场的一定部位和利用特定部分的资源。同一品牌的不同产品类别也常有空间分离或占有不同的生态位。一般来说，竞争常常因为市场小生境的利用、获取市场资源的不同和活动时间的差异而大大减弱。在一维生态位状况下，每个品牌在其生态位空间内就只有两个相邻品牌。沿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位维，各品牌最终的生态位重叠通常会存在差异，不同品牌生态位各维度之间经常会发生互补，如品牌在某个生态位维上重叠较多，而在另一个生态位维上就可能重叠很少。多维生态位关系极为复杂，随着维数的增加，品牌生态位可以在一个维度上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而在另一个维上却完全分离。如果一个竞争品牌从一个市场移走，留下的品牌也会进入以前它们无法占据的市场生境，这种品牌生态位扩展也是品牌生态位释放。大多数品牌的品牌生态位是依据时间和地点变化而变化的。品牌生态位的时间动态可发生在两种时间规模变化上：一是短期的品牌生态规模变化，通常只涉及一个或少数几个品牌产品变化；二是长期的进化规模变化，至少要涉及几个世代品牌产品变化。由于品牌生态位属于拟生物生态，信息远程传递快，商业零售系统规模大，品牌在市场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市场顾客资源生态位的分离难度很大。不同品牌在市场中的生态位状态决定了品牌的发展趋势及整个市场的结构。 品牌生态位原理可以总结为：品牌生态位重叠、品牌生态位分离、品牌生态位泛化、品牌生态位特化、品牌生态位缩放、品牌生态位动态变化、品牌生态位关键因子控制、品牌生态位多维竞争弱化、品牌生态位熟化、品牌生态位协同共生、品牌生态位非平衡发展、品牌生态位最优化以及品牌生态位保护等原理。利用品牌生态位原理可以从一种新的角度对品牌成长及市场竞争规律进行分析与阐释，并为企业品牌战略制定及运作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二、品牌生态位原理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启示 1.品牌生态位熟化原理与品牌初创战略 品牌推向市场后，随着品牌经营活动的展开必然逐步形成特定的品牌生态位，由于品牌生态位的形成需要时间，而转换过程需要大量成本投入，因此品牌生态位在形成阶段须相对稳定。这段时间品牌产品销量可能很小，成长率也可能很低，但品牌在用户或消费者的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可能迅速建立，开始尝试并逐步认同，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品牌生态位熟化。之后，品牌生态系统可能迅速扩大并趋于稳定。任何品牌生态位都需要熟化的机理，我们称之为品牌生态位熟化原理。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当初创一个品牌时，必须精心策划、科学安排，掌握品牌生态位熟化周期，切不可求胜心切、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也不可朝令夕改，缺乏定力，变换频繁。由于在品牌初创期内品牌功能、构成要素以及品牌结构等均不太成熟，因而各方面呈现出不规范及不稳定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品牌成熟度将会逐步得到提高，采用较为稳定的品牌战略对于初创期品牌至关重要。 2.品牌生态位协同共生原理与品牌可持续成长战略 品牌生态位是一个超体积集合，具有多维生态位变量。相关品牌生态位必须保持协同和谐才能实现这些品牌的可持续成长。品牌生态位协同指不同品牌生态位维度或同一品牌的不同市场维度应相互依托、相互补充、相互协助以及相互和谐的状态与过程。任何知名品牌均具有良好的生态位协同特征，尤其在资源生态位上呈现出正反馈增长的超协同状态。例如，品牌市场生态位中的目标顾客群的协同、产品营销协同以及资源生态位中的资源利用协同等到对品牌成长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在任一品牌的市场生态中，目标顾客、地域、产品相关性等的协同可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放大效应，资源生态中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垂直经济均是在资源生态位协同下产生的。因此，必须实施品牌生态位协同共生战略才能最终实现品牌的可持续成长。品牌持续成长战略从某种意义讲实际上是品牌生态位的多元协同战略。 3.品牌生态位非平衡发展原理与品牌跨越式发展战略 品牌生态位受控于非平衡成长机理，呈现出非均衡发展态势。不同品牌生态位维度及整体品牌的发展常常呈现出突变、阶跃、涌现等形式。而品牌生态位的非平衡发展可能体现为不同生态位维度的发展不平衡，可能表现为主要生态位维度的变化，也可能是生态位整体突然的膨胀或塌陷等。若品牌生态位的构成及状态发生了非线性变化，则品牌必然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态势。而品牌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使品牌生态位得到快速扩张变化，产生正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品牌市场定位由中低向高端的扩张转换或产品的突破性创新等可使品牌得到快速成长。由于整体或局部的非平衡发展都有可能产生品牌跨越式成长效应，因而，品牌跨越式发展战略必须规划好品牌生态位的非平衡变化点与变化机制，或局部推进或整体推进。同时要密切关注品牌生态位的非平衡变化，严格控制不良效应的产生及蔓延，预防品牌出现严重的不可控“多米诺”危机。 4.品牌生态位最优化原理与企业名牌战略 品牌生态位是一个品牌市场资源利用集合状态，因而，不同的品牌总是在一定的自身环境条件下争取形成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最佳生态位。由于品牌生态系统具有拟生态特性，因此可通过定位、规划与抢占有利的生态空间，并随着品牌生态系统的演化而形成优化的品牌生态位——即名牌生态位。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名牌创造的关键是形成最优的品牌生态位。在区域市场中，名牌一般占据主流市场并利用优势资源。对于一般品牌来说，要实现创造名牌的目标就要不断发展并优化自己的品牌生态位。企业名牌战略从根本上说属于企业的高层战略，它以创造与保护名牌为最终目标。要实现创造名牌的目标，企业必须在市场营销、产品创新与制造、人力资源以及财务绩效等方面处于领导地位，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其生态位处于优化状态，品牌生态位最优化原理可以为企业制定并实施名牌战略提供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5.品牌生态位重叠原理与品牌竞争战略 假设两个品牌具有完全相同的市场生态位，这时就会出现竞争型排他现象。拥有完全相同的市场生态位的两个主体必然是你死我活，或你走我在，很难共生共存。这一自然规律几乎主宰了所有生物或拟生物的生态演化，因而品牌生态系统也不例外。纵观国际市场的品牌竞争，只要品牌理念、目标、市场定位、产品及营销策略完全相同，商战便不可避免。尤其在品牌产品同质、目标顾客相同时，排他性竞争就会非常激烈。在一般情况下，两个品牌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生态位，因而排他性竞争只发生在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则可能相容，品牌处于竞合状态。企业在制定品牌战略时，一定要高度关注主要竞争品牌的战略动向，尽可能在主要生态位维度上与强势品牌展开正面竞争，同时要与竞争品牌具有一定的生态位重叠，以便保持品牌的高效率运作。当市场容量受到限制时，品牌要采取有力措施打击竞争品牌，迫使竞争品牌退出市场，以便减少品牌的主要生态位重叠。 6.品牌生态位分离原理与品牌差异化战略 当两个品牌利用同一市场资源或占有其他环境资源时，就会出现品牌生态位重叠现象。根据品牌生态位排他性竞争原理，品牌必然会根据环境能力及目标选择竞争或退出，因而产生了品牌生态位变化与转移，导致品牌生态位重叠现象消失。这种变化和转移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的。我们将这种生态位分化机制称为生态位分离原理。若品牌生态位处于完全分离状态，则两品牌无竞争关系。不同类型的品牌可以借助于空间分离与资源利用分离把一种资源分离为许多不同部分而分别占有它。而同一品牌的不同品种也会存在空间与资源利用分离的生态位。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当企业安排品牌竞争战略时必须首先弄清楚现有竞争品牌的生态位重叠状况及自身优势，然后确立与主要领导品牌生态位相分离的差异化生态位战略，以便避免恶性竞争。差异化可通过在产品功能、目标顾客群、地域、价格定位等主要生态位维度上的不同加以体现。在市场空间大时，采取市场区域差异化战略；而在空间小时，采取产品及营销策略差异化战略。 7.品牌生态位泛化原理与品牌多元化战略 一个品牌所利用的各种市场资源类型的综合称之为品牌生态位宽度。若一个品牌具有很宽的生态位，那么它是以牺牲对狭窄范围内市场资源的利用率来换取对广大范围内市场资源的利用能力，这种规律即为品牌生态位泛化原理。若市场资源本身不能保证或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很快，作为一个竞争者，品牌泛化将会对品牌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目标顾客群规模很小，产品市场容量就小，因此，要使品牌得到发展必须开拓新的产品线，占据新的市场面，以扩大品牌销售规模。另外，为了规避风险，品牌主动进行生态位泛化，进入不同产业的市场，可以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稳态经营状态。生态位泛化对品牌能力要求较高，一般情况下多为强势品牌所采用。对于众多中小品牌来说，除非具有对某些资源或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一般不要采用此种战略。 8.品牌生态位特化原理与品牌专业化战略 若一个品牌具有很窄的生态位，即具有某些特定市场资源的特殊适应能力，当资源能力确保供应并可再生时，特化品牌具有特别优势，则称这种规律为品牌特化原理。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品牌特化可以形成局部垄断的竞争优势。由于品牌特化形成的垄断较高，其他品牌短时间难以进入市场，因而采取品牌专业化战略对于具有经营专长而实力中小的品牌来说意义重大。而某些大型的专业品牌也可通过特化方式取得规模成本优势或专业优势，品牌特化的方法很多，比如专注于单一市场或专注于利用专一特殊资源等，也就是要进行品牌专业化。现实中有许多生态位特化品牌，比如体育运动品牌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劳力士手表等，这些品牌专注于特定领域或专业技能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9.品牌生态位缩放原理与品牌发展战略 如果构成市场的品牌具有很宽的生态位，那么一旦遭到外来竞争品牌的侵入则这些品牌会被迫限制和压缩它们对市场空间的利用；而当品牌竞争减弱或有的品牌转移出市场时，其余品牌就可以利用那些以前不能被它利用的空间，从而放大了其生态位。这就是品牌生态位的缩放原理。品牌生态位的缩放将导致品牌竞争力及其活力的变化。有的品牌生态位压缩后可能成为一个特化专业品牌更具活力，而有的则会变得生存困难。有的品牌生态位放大后可能大大增加了其发展空间，会因过度放大而导致力量分散而失去了竞争力。品牌发展面临着复杂的环境条件，而企业能力也千差万别，因此，在品牌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控制好品牌生态位的宽度，要有明确的品牌发展战略。品牌生态位缩放过程中要使市场资源与企业能力相匹配，并保持品牌优势的可持续增长。做到生态位压缩可作强主业，生态位放大可使品牌业务关联协调，扩大市场。 10.品牌生态位动态变化原理与品牌创新战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品牌市场将发生变化，而品牌自身的变化也会导致品牌本身的特性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生态位的动态变化。品牌生态位动态变化短期内表现在品牌规模变化中，而长期内则表现在品牌演化中。如短期内由于竞争而发生的品牌生态位的缩放变化与移动，以及长期内的品牌生态位根本变化都是品牌生态位动态原理所致。品牌生态位动态变化原理说明，任何品牌均应随着市场及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对其生态位进行创新，创新的内容及时机应以是否提高品牌竞争力为基本衡量标准。通过生态位重叠与分离、生态位缩放、特化及泛化等的重新设计与改变，实现品牌成长的根本目的。基于品牌生态位变化的品牌创新战略要求品牌企业及时关注市场与外部环境变化，构建动态企业创新体系，并积极推进品牌产品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从而保持与不断增强企业的品牌活力。同时建立有效的企业预警系统，规避品牌创新风险。 11.品牌生态位关键因子控制原理与品牌资产增值策略 品牌生态位是品牌多种资源利用状态的集合，具有多维性。由于不同品牌涉及市场资源的方方面面，要全面详细掌握品牌生态位的所有维度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掌握品牌生态位的关键维度及关键控制因子。一般来说，品牌生态位是由少数资源维度与关键因子控制的，只不过不同的品牌类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会存在着不同的品牌生态位维度与关键控制原则。比如家电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生态位关键因子为市场知名度，因此要提升家电品牌价值就必须保持良好的顾客沟通、品牌忠诚度以及品牌知名度。 掌握品牌生态位关键因子可使品牌发现并占据有利的市场空间，找到品牌价值快速增值的影响因素及有效途径，在品牌资产增值过程中事半功倍。一般来说，品牌资产由品牌忠诚度、品牌知名度、品牌感知质量、品牌联想及其他知识产权等品牌资源构成。对某个特定品牌来说，品牌资产价值由上述5个方面的要素组合而成，但不同要素对品牌资产价值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品牌感知质量及其他专利资源要素决定了品牌生态位的状态，而有的品牌则取决于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度及品牌忠诚度等要素。因此，要提升品牌资产价值，就要对不同品牌价值关键因子进行调整与优化。 12.品牌生态位多维重叠弱化原理与中小企业成长战略 一般来说，品牌生态位具有多个维度，因此，沿着2个以及2个以上的生态位维度变化，各个品牌的生态位重叠通常会减弱，这种规律为品牌多维重叠弱化原理。如果2个品牌在一个生态位维度上重叠较多，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就可能很少重叠。反之，也一样。因此，品牌生态位多维重叠弱化原理使得品牌生态位重叠趋向弱化。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对许多中小品牌来说，只要做好与主要竞争品牌在市场生态位上的差别布局，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中小品牌的局部竞争优势环境，以便得到迅速发展。比如，有的中小品牌有可能与大品牌相同的产品生态位宽度，但可能在地域维上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完全分离；有的中小品牌则可能与大品牌市场资源生态位相似，但可能在品牌供给资源生态位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都导致了品牌间竞争的弱化，中小品牌存在着特有的生存空间。 13.品牌生态位保护原理与品牌价值维持战略 品牌生态位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企业不得不为保护品牌而投入成本维护其生态位状态，尤其在生态位的重要维度上。若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品牌生态位，则其生态位将因竞争品牌的挤占而失去竞争力。品牌生态位保护原理告诉我们，所有品牌都要至少对其主要生态位维度进行保护，否则其品牌价值就会流失。品牌生态位保护需要有一定的战略安排，并支付一定的预防成本，其目的是通过提高品牌忠诚度、知名度、以及品质感知度，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以巩固其生态位地位，从而维护其品牌价值。现代市场经济中，品牌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企业的生存、获利、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企业都对品牌价值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由于缺乏品牌生态位理论指导，采取的措施缺乏针对性与系统性。只有通过科学的保护与发展品牌生态位，控制品牌生态位恶性压缩，才能最终维持并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对民营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对策的思考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人们对商品需求的层次日益提升，民营企业的生产品能否适应市场要求越来越取决与产品的知名度。市场要求质量好，价格低，服务优，品牌响的产品。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迫使民营企业要打造优势品牌，实施品牌战略，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品牌；品牌战略；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中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民营企业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实施品牌战略，创建品牌经济，因而，对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寻求实施品牌战略的对策进行探讨。 在现代商品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优质品牌成为市场运营中竞争的中心。品牌被认为“用来证明所有权，作为质量的标志或其他用途”的标识，即用以区别和证明产品质量的代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竞争格局以及零售业形态不断变迁，品牌承载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甚至形成了品牌经济。 品牌：“是一个组合的概念，是指产品、商品、品级、品质的标识等。”[1]商品品牌的优秀是质量，同时，产品的包装、广告形象、色彩搭配、售后服务等，都对产品声誉有重要影响。“一个品牌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标志，更多的是产品的质量、性能、满足消费者效用的可靠程度的综合体现”。[2]品牌在商品世界中，反映出它的社会价值。品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时尚……它能获得超越商品的价值，给品牌拥有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品牌的力量是无穷的，企业拥有了品牌产品，就拥有了稳定的市场竞争力和获取最大经营效益的保障。 品牌战略，是指：“企业通过创立市场良好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知名度，并以知名度来开拓市场，吸引顾客，扩大市场占有率，取得丰厚利润回报，培养忠诚品牌消费的一种战略选择。”[2]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使自己的产品真正占领市场，必须实施打品牌战略，打造优势品牌产品，用信誉、质量赢得顾客对使用价值的追求，才能为获取竞争优势，得到丰厚的利润提供保证。 一、实施品牌战略是民营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优秀 1.创建商品的优势品牌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民营企业只有打造商品的优势品牌，才能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取胜。才有利于占领国际市场，从而为民营企业开拓发展的领域和空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商品贸易额就比工业产值的增长高出一倍以上，可见，为了赢得竞争的优势，中国民营企业必须从组织管理、企业规模、生产技术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创新，创建企业竞争优势。但无论是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营销优势，而最终都必须转化为品牌优势。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形势下，中国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打造商品优势品牌，才能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取胜。才有利于占领国际市场，从而为民营企业开拓发展的领域和空间。 2.实施品牌战略是民营企业提升优秀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优秀竞争力，是指企业拥有优秀技术、优秀产品、优秀服务、市场优势等综合的强势产销体系。优秀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发展、占领市场、走向世界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生命力强弱的基础条件。可见，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优秀竞争力。只有实施品牌战略，创建优势品牌产品才能吸引顾客，不仅有利于占领国内市场，还有利于为走出国门，占领世界市场创造基础条件。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不仅中国的出口商品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市场进入机会，并享受到有力的竞争条件，中国企业也获得了开展跨国经营的良好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可以利用最惠国待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的原材料，利用更广阔的市场，在竞争中充分把握机遇加速发展。因而，民营企业必须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优势开创发展壮大，占领国内外市场的基础条件。 二、民营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阻碍 近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迅猛。为中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民营企业发展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阻碍着民营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和与国际接轨。 1.生产关系狭小，阻碍了企业向规模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运用 民营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导致任人唯亲现象严重。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对各种专业、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就越来越大，而由于管理上的任人唯亲，就把一些高层次人才排斥在关系网之外，使其不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家长制”的独断专行在日常管理决策上，盲目性、随意性增大，这种管理模式就阻碍了企业向规模化发展。阻碍了科技创新严重影响企业优势品牌产品的诞生。 2.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民主的决策机制 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实行家族领导，企业关键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任，难以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民主的决策机制。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单靠经验管理和个人决策，难以避免决策失误，而依靠家族成员控制企业关键部门的做法，使企业更难形成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导致许多民营企业管理混乱、决策失误频繁，缺乏创建品牌产品的基础条件。 3.融资渠道不畅，缺乏创建优势品牌的经济实力 民营企业改造和创新是创建优质产品的基础条件，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受资金短缺的困扰，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而中国的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要向大企业及大公司提供贷款，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扶持力度则明显不足。由于民营企业受自身规模和现行的管理体制的限制，很难得到上市融资的机会。加之财务管理欠规范化降低了企业融资的资信度，造成了银行不给予贷款的状况，使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资本难以扩张，缺乏创建优势品牌的经济实力。 三、民营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对策 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只有创建品牌产品，才能为占领市场创造稳固条件，为此必须创建解决困难，促进发展的对策。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品牌兴业创造基础条件 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等优点，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是公司制。中国民营企业可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民营企业建立起产权明确、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通畅的现代企业制度，就能解决民营企业家族管理的弊端，促进民营企业进行第二次创业，为品牌兴业奠定牢固的基础条件。 2.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解决融资难，为培育优质品牌提供经济基础 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贷款渠道；提高自身财务管理水平，保证报表数据的真实可靠，建立良好的信誉意识，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广泛的融资渠道；充分利用企业的内部资金。中小民营企业可以鼓励员工入股，投资本企业，利用闲置的一部分资金增加资本投入总量；组建合伙或股份公司。中小企业众多，但都各自为政。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找到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加以合作，就可以把分散的资金转化成较大的规模的企业资金。此外，积极与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利用一部分大企业的资金增加资本投入总量。 3.运用优秀技术开发新科技产品 优秀技术， 是指能够降低成本、改善效率提升新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环节、技术、窍门以及差异标准等。企业拥有优秀技术， 就可以通过这些别人无法模仿的技术开发新产品， 并获得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的新价值的创造能力。民营企业家勇于创新，运用优秀技术开发新科技产品，为创造实施品牌战略迈向世界市场扩大发展创造基础和条件。2006年福建泉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的规定，对纳入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企业研发项目，同级财政分别给予项目总额20%和10%的配套专用资金，鼓励企业加强优秀技术开发。企业作为市场行为的主体，必须运用优秀技术开发新科技产品，坚持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创建品牌才能是企业兴旺发达。 4.建立实施资源整合，提升品牌产品的竞争力 由于民营企业受到区域范围狭窄、产品结构同化、竞争手段雷同等瓶颈的制约，必须提升品牌产品的竞争力， 这就要对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建立产业基地，使相关联企业组合成为一个垂直的一体化的产业网络，实行共同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使品牌产品具有丰富的个性特色增强竞争力， 同时深化企业的分工， 延长产品的价值链，有利于为不断开拓和占领国内外新的市场创造优秀条件。 5.提高企业家的形象和产品的形象 企业家的素质对员工的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管理水平、经营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的水平和能力。因此企业家是企业命运的真正主宰。企业家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增强自己的素质，才能有效地统御部下。促动员工积极向上，提高工作效率。产品的形象，产品包括质量水平、特色、式样、品牌、包装、安装、送货、信贷、担保、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内容的总和。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要保持高的市场占有率，就必须在产品还未上市，甚至还未生产出来之前，就做到未雨绸缪。这种策划首先要从创造良好品牌产品入手，企业要有超前意识，注意产品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同时还要搞好和外部公众的关系，要有长远观点，确立长远目标，在提高企业家的形象和产品的形象中创建品牌优势。 6.打造国际名牌走国际化经营之路 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向跨国界延伸，形成世界市场，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配制。它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体制的重建，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品牌产品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争创国际名牌，走国际化经营之路，加快融入国际市场的步伐，才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总之，民营企业争创优质名牌必须注重合理的组织生产、实施科技创新、运用合理的品牌营销策略，注重品牌的保护与扩张，掌握世贸组织竞争规则，企业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凭借拥有知名品牌产品，获利润的最大化。为企业持续发展创建稳固条件。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我国企业品牌战略的研究 摘要：本文从分析品牌与品牌战略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品牌战略的多元化途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企业上世纪80到90年代以来的品牌战略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剖析了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并对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的未来做了展望。 关键词：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发展历程，问题，对策，展望 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全球不足3%名牌产品却占据40%的市场和50%的营业额（注1）。由此可见品牌在企业发展战略中地位的重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品牌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而市场竞争的重点正由价格竞争逐步转向非价格竞争，形成品牌之间的竞争；特别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大多数企业同国外的强大竞争对手已形成面对面交锋。品牌的竞争也从纯粹的品牌知名度等战术层次上升到系统的品牌营销与品牌管理等战略层次。西方的品牌是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练而建立起来的，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品牌战略理论和成熟的操作手段，而中国企业从90年代初品牌战略初兴算起，仅仅10多年发展史。因此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尽管已有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何从战略的高度建立科学的品牌营销体系，特别是品牌管理体系是中国企业能否建立真正强势品牌，以直面国外老牌企业的强大品牌竞争的关键，因此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 一、品牌战略的涵义及作用 （一）品牌的概念 许多人论述过品牌的定义。美国著名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个名称、术语、标记、符号、图案或是这些因素的组合，用来识别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20世纪50年代大卫•奥格威认为：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是产品属性、包装名称、价格、历史、声誉、广告风格的无形组合。20世纪末大卫•爱格认为：品牌就是产品、符号、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和沟通；品牌是一个全方位的架构，牵涉到消费者与产品沟通的方方面面。 可以看出，品牌的概念历经一个从标志到形象再到品牌关系的过程，是一个从有形到无形不断虚化的轨迹。在操作层面上品牌(brand)是企业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所确立的名称、术语、象征、符号、设计，或上述的综合，以使自己的产品与其竞争者产品相区别。一个完整的品牌由“牌名”、“牌标”、“商标”组成。其中“牌名”是品牌的可念出的那部分。“牌标”也是牌子的一部分，但它只能识别却不能念出来。它可能是一个符号，一个设计或一个明显的颜色或字母。最后还有“商标”，也是品牌的一部分，它是提供法律保护的那部分，意味着所有者在使用牌名和牌标时拥有所有权。“创品牌”意指一种产品创立牌名、牌标和商标的过程。品牌，就其实质来说，它代表销售者(卖者)对交付给买者的产品特征、利益和服务的一贯性承诺，体现出特定的商品属性、特定的利益(如功能性利益或情感性利益)，生产者的某些价值感、特定的民族或企业文化、产品的个性及消费者(用户)群体类型，其中，价值、文化、个性构成了品牌的基础，体现了品牌间的差异的实质。 （二）品牌战略的涵义及基本模式 所谓品牌战略就是企业根据品牌在经济远行中的规律，从战略的高度创建、培育并利用品牌，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赢利能力的全过程。品牌战略选择是企业的根本性决策，也是企业品牌经营的纲领。正确的品牌战略是企业成功经营的起点；企业如果缺乏品牌整体运作的长远规划将会导致经营混乱无序，这无疑是对品牌资源的极大浪费。 不同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千差万别，所采取的品牌战略也就各有千秋。但在一些共性因素的作用下可归纳出几种品牌战略的基本模式。 1、单一品牌战略 当企业把所有产品都使用同一个品牌时它采用的为单一品牌战略。例如海尔在家电领域可以说是单一品牌战略的成功典范，自海尔冰箱风靡后海尔空调、海尔洗衣机、甚至海尔手机等等一大批同品牌产品相继涌现，而且都取得了较好的市场业绩。 使用单一品牌的好处在于：企业可以节省传播费用，利于推出新品、彰显品牌形象。但单一品牌战略也有它的劣势——只要其中一个产品出现问题就会殃及池鱼产生恶性连锁反应。 2、多品牌战略 相对于单一品牌战略，当一个企业同时经营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品牌时，它所采用的就是多品牌战略。例如世界知名的美国宝洁公司旗下就同时拥有潘婷、飘柔、海飞斯等一系列成功的日化品牌；而保健品公司健康元也可堪称是多品牌战略的典范，旗下拥有多个强势品牌如太太、丽珠、鹰牌、喜悦等，这些品牌针对着不同目标市场，在经营上也是相对独立的。 实施多品牌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实现对消费者的交叉覆盖。并且还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即使一个品牌失败对其他品牌也没有多大影响。不过多品牌战略是地道的强者游戏，如果不是强势企业不要轻易尝试。 3、副品牌战略 副品牌战略是以企业中一个成功品牌作为主品牌，来涵盖企业的系列产品，同时又给不同产品起一个生动活泼、富有魅力的名字作为副品牌，以突出产品的个性形象。 副品牌战略虽然适用面窄，但内涵比主品牌丰富。例如河南福森药业的产品有几十种，但怎样才能让消费者一一记住它们呢？副品牌战略便是解决之道。福森利用单一产品的功能属性分别为其取了非常有个性的名字。例如治痛经的产品取名福森－痛经乐，补血的产品取名福森－血源等。由于副品牌定位准确，这些产品投放市场后都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副品牌战略的过程中，品牌传播的重心一定要放在主品牌上，副品牌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4、担保品牌战略 达克宁、吗丁啉、西比灵等都是各自领域里比较成功的品牌，探究它们成功的背后人们会发现它们都是由西安杨森出品的。在传播品牌时西安杨森有意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了消费者。与其他品牌关系相比，达克宁、吗丁啉、西比灵等品牌与西安杨森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包装上“西安杨森”的位置并不突出，它只起到一定的担保作用。但人们提起这些产品一般都会马上想到：哦这是西安杨森出品的。这就是担保品牌战略的效果。 采用担保品牌战略主要是想向消费者保证这些产品一定会带来所承诺的优点。因为这个品牌的背后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它有条件、有能力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担保品牌战略尤其适合推广新品。不过一旦有一天被担保者违背了承诺，那么担保人的信誉也将受到损伤。 5、品牌特许经营战略 特许人与受许人借助同一品牌在相同模式下实现品牌扩张达到双赢或多赢目的。当特许人向受许人提供统一的品牌、技术、管理制度、营销策略等之后，受许人要向特许人支付一定费用。品牌特许经营战略可以使品牌快速扩张，并能借助受许人的资金和渠道优势降低产品上市的风险与成本。在上海家喻户晓的金师傅馄饨和吉祥馄饨就是采用的此种经营方式。 6、品牌联合战略 品牌与品牌间相互联合以实现相互借势、达到1＋1＞2的目的，这样的品牌战略就是品牌联合。例如上海的多家百货零售商联合而成的百联集团。 品牌联合战略一般通过股份相互占有、技术相互转让、市场共同拥有的方式实现联合，各方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中的生存与发展。 （三）品牌战略在现代企业中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品牌经济”，品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实物资产的作用。经历了理论教化和市场洗礼的企业，品牌意识迅速觉醒，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品牌意识已上升到品牌战略，从而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品牌战略对现代企业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快速树立现代企业品牌形象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成功的品牌战略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使品牌信息的迅速传播，如综合运用网站、电视及各种传统媒体发动强大的广告攻势，通过对消费者购买意识的引导进行成功的公关推广，同时配合提供清晰、快捷、良好的服务等，使得许多富有价值的品牌没用多少时间就建立起来。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非常年轻的网易公司就是一个成功运用品牌战略快速建立企业品牌形象有典型案例。 2、塑造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 品牌战略的实施也有助于企业塑造和宣示自身的企业文化、加强员工的团结和忠诚，可以使企业组织形成一种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有共同的具有亲和力的文化纽带。 3、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相对于单一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竞争来说，品牌竞争是市场竞争中更高层次和更具综合性优势的竞争，因为成功的品牌战略的选择与运用可以透过对市场的指导和对消费的引导来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4、强化企业与消费者的联系纽带 企业品牌的独特功能和信息特征促使它成为企业与消费者这两个市场主体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成功品牌战略的实施将通过强化这种纽带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的市场定位风险与成本，并通过无形附加价值来增强企业对顾客承诺的可靠性。 二、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发展历程 （一）品牌意识的萌芽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中涌动出生产力解放的潮流。这一时期尚没有品牌意识，更谈不上品牌战略。当时的企业是“第一毛纺”、“第二毛纺”、“第三百货”、“第四百货”，计划格局下的编号成了品牌，加上市场短缺、供不应求，竞争在层面较低的简单价格竞争层次上，甚至价格都是计划性的、统一的。直至个体私营作为“补充”才冲破了计划定价的束缚。 80年代中期，一方面进口产品开始登陆中国；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们追求一步到位的“高消费”，于是出现了认知品牌的需求。但当时的品牌意识非常幼稚，甚至缺乏鉴别能力，只能笼统地称之为“日本货”、“美国货”甚至是“进口货”，根本难以辨别品牌。于是用上几个拼音、取个洋名也非常受欢迎，买来太阳镜连上面的英文(或拼音)都舍不得揭下来，只能说是朦胧的品牌意识。 （二）从品牌意识到品牌战略 90年代初，中国市场上的商品开始丰富起来，供求关系逆转，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消费者开始了辨别与选择。而厂商方面由于技术与产品的趋同以及普遍的质量提升，消费者已无法凭自己有限的知识去判别好坏，只是根据品牌来识别和选择产品与厂商，品牌意识清晰地凸现出来。于是各种品牌专卖店在大中城市纷纷开张，品牌广告铺天盖地。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与选择，纷纷提出品牌战略。 从社会环境上讲，90年代初以后，政府大力倡导品牌战略，27个省市自治区品牌研究或促进性社团，新华社1993年创办《中国名牌》杂志，国家商标局开始评选第一批“中国驰名商标”(10个)，中央电视台推出系列片《生死悠关话名牌》，品牌被政界、商界、学界、媒介4方联手炒得沸沸扬扬。但此时的品牌战略还只是停留在尽快提高企业知名度的较浅的层次。 90年代中期开始，是强势企业通过较为完善的品牌战略设计以淘汰杂小品牌的“清理门户”阶段。中国品牌杂、小、散、乱、多，生产要素组合不合理、规模效益差是经不起wto和国际化考验的。因此，一些品牌不消亡，另一些品牌就难以做强、做大，企业必然只能在市场上作殊死搏杀，而此时往往决定胜负的就是企业能否选择并实施较为合理的品牌战略，也就是从产品生产和营销的各个环节综合地培育并利用品牌，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赢利能力为优秀目标，通过各种战术手段在市场上占得先机，击败对手。以彩电业为首当其冲。从1996年3月起，以“长虹”为首，“康佳”、“海信”、“tcl”、“创维”等主导品牌实施集“价格、质量、服务、营销”等各种品牌战术手段为一体的品牌战略发起了“七大战役”，尽管最后表现为以大降价为主要的品牌表现形式，但仍然体现了从更高层面实施品牌战略的威力。最终到2000年，彩电业200多个品牌整合淘汰为70个品牌，且前10位占据80%以上市场份额。 （三）品牌战略素养全面提高 与20多年来国内市场演进同步，中国迎来了国际强势品牌的全面登陆：“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雀巢”与“麦氏威尔”； “宝洁”与“强生”。在与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氛围中，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素养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品牌竞争能力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为中国“入世”完成了市场准备。纵观入世前的中国国内市场，尽管象通信、it等行业国际品牌优势显著，但冰箱、彩电等家电行业的中国品牌却是捷报频传，全面收复失地，冰箱国产品牌的份额高达93%便是明证。“洋烟”除“三五”尚有一定市场外，其余的均几乎消声匿迹，“洋酒”市场下滑、价位下落，“洋茶”象“三顿”已难以抗衡茶叶王国的系列名茶。国际国内品牌的全面对话和交融，使中国企业品牌战略水准不断提升。 三、目前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存在问题分析 从其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品牌战略起始于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企业生存抉择的必然结果和必由之路，并与中国的国际化过程互为因果。由于品牌观念传入中国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短，市场经济体系尚未真正形成，法制经济尚在探索和实践中等原因，决定了中国品牌的发育和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归纳起来，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的发展中有以下主要问题： 1、品牌战略设计的优秀理念——民族情绪浓重，科学理性不足 在国际跨国公司由产品进入、资本进入走向品牌进入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中带有浓重的民族情绪是难免的，无论是央视“生死悠关话名牌”，还是“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奥妮“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都表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色彩，公正地说，这是具有强大推动力和凝聚力的情感导向。但品牌战略的设计必须依赖于对产品的各种属性及面向市场对象的全面而科学的考察与分析，而不能仅直觉和简单的情绪反应。上述的利用市场对象的民族情绪就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过份强调而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了。如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仅出于民族情绪盲目提出“进入世界经济500强”、“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口号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在呼吁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以强势经济、文化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品牌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国际品牌的到来大大加剧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的成长，这是积极的，更是必然的。因此品牌战略的优秀理念的设计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必须尊重产品的使用价值及以人为本的全球共有的人性准则。 2、品牌战略决策的理性基础——追求超常跨越，缺乏专业精准 80年代的短缺经济，导致生产即赚钱的假象，为90年代盲目多元化和盲目追求超常跨越提供了社会基础。统计表明，90年代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3年（注2），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企业品牌刚刚成形，决策人在“行业厌倦症”和“投资诱惑综合症”下急切搞品牌延伸，不但影响了品牌的专业个性，而且武断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人力资源、基础管理、研发力量、营销网络都缺乏必要的准备，“超常跨越”不成，反而摔个“超级跟斗”，刚刚建立起来的品牌也毁于一旦。企业由小变大不光是量的膨胀更是质的飞跃，初创时期灵活多变、打破常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定规模以后依然管理随意、朝令夕改是危险的。小胜靠技巧，中胜靠功力，大胜靠人格，企业家必须以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建构起理念、制度的双重保障，用扎实的基础管理来保障大系统的稳定有序，用专业精准落实品牌决策的理性基础是企业真正走向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 3、品牌战略实施的战术手段——倚重媒体炒作，淡化运营规律 品牌离不开传播，传播借助于媒体，媒体需要策划，策划可能有一定炒作色彩。所以中国企业品牌战略设计与推广中，对媒体炒作是十分重视的，无论广告、新闻还是公共关系，都立竿见影。于是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一项又一项出奇制胜，从“秦池”“爱多”的“标王”闹剧，到“南德”“亚细亚”的“超常”思维，品牌借助媒体红火起来，又在媒体的指责之下消亡下去。一般来说，品牌战略本身就是传播战略，是离不开媒体的，但又必须明白成功“90%靠做得好，加上10%说得好”，在媒体炒作的同时，将品牌置于被高度放大的环境之下，如果运营水准不高，很有可能知名度迅速上升，但美誉度提高不快甚至下降，有知名度没有美誉度还不如没有知名度。品牌的创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着其内在运营规律，不知道这一切，以为只要媒体宣传上轰动了就“一俊遮百丑”，是绝对难以有可持续发展前途的。 4、品牌战略形象的创新能力——形象老化显著，创新突破不力 企业品牌形象是品牌战略的外在标志。一个成功的品牌战略形象必须是稳定与变化的矛盾统一，过多变化使品牌形象个性不清晰，过于稳定使品牌形象产生老化。过去的10年间，中国品牌战略中的创新突破不够，形象老化极其显著。以90年代初的第一代十大“中国驰名商标”为例，“凤凰”、“永久”、“霞飞”等6个品牌已严重老化，仿佛已成为久远的故事，即便是2000年评选成为的中国驰名商标，在2001年的广告与形象推广中也显得江郎才尽、后劲不足。究其原因，有许多竟是最初形象个性过于优秀，既无法突破又难以割舍所致。以曾勇夺“标王”，多年名列“中国白酒出口量第一”的“孔府家酒”为例，在《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走红中国大地时，适时推出女主角王姬作形象代言人，推出“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一贴切、温馨、极具煽动性效果的广告语，一下子提升出“孔府家酒”的品牌形象，使得品牌异常丰富而有人情味。然而正是由于这版形象过于成功，之后公司也征集过新的广告语和形象风格，总觉得难以超越，最后改了一下，成为“孔府家酒，叫人爱家”，显得狗尾续貂，加上广告播出时间过长，信息已完全抽干，根本无法产生任何震撼力，老百姓甚至随着电视剧的远去都认不得王姬为何人了，这品牌老化也就难以挽回。 企业品牌战略被重视以后，企业家们纷纷导入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而实际上则是以vis（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为主，即取个好听的名字，再设计一个漂亮的企业标志。这些东西本来应当是企业理念的外化，但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的理念则大同小异，据统计，最早一念中，有30%以上使用“团结”一词，其他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还有“开拓”、“创新”、“奉献”、“卓越”、“进取”、“务实”等等。这些类同又空洞的口号很难成为企业员工的内在力量和品牌个性的文化支撑，所以最后都演变成为外部包装，显得肤浅而缺乏生命力。 5、品牌战略内涵的完整体系——浅层亮相精彩，深层服务乏力 的确有一些中国企业品牌战略设计以后的亮相都比较精彩，往往让人眼镜一亮甚至叹为观止，但品牌贵在持续，而深层的工作则是以服务为中心的整合营销，在产品日益趋同、成本高度透明、促销快速克隆的今天，服务成为竞争的中心，但服务不是简单的微笑，她是建立在管理基础之上的，由各系统要素整合而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无论是海尔的“星级服务”、美菱的“绿色通道”、小天鹅的“全心全意”，都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管理、监控体系来保证，遗憾的是这方面我国企业做得出色的并不多。 （二）解决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现存问题的主要思路 1、品牌战略面向全球市场 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一定要考虑到开拓国际市场，而不能安于国内市场。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到了实施品牌战略的高级阶段。到了高级阶段就需要更先进的经营策略并且要遵循国际惯例。进一步说就是需要更高效的市场策略。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设计也才会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 2、品牌战略决策的科学实施 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是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正确的做事。做正确的事就是说企业发展大的方向，大的策略是不能错。中国企业传统的品牌战略决策，主要靠经验、智慧和直觉，这些方法依然有效，但是必须要加上更加科学，更加先进的一些手段。比如采用品牌形象测评体系对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总体感受进行测量和评估，进而确定品牌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而建立起科学的品牌战略管理体系或者是完善的战略品牌管理体系。 3、品牌战略的传播策略的系统整合 先进的传播策略是传播观念的根本转变，改变过去广告式的单向传播，变成与消费者间的双向传播及自愿的传播，传播的内容应该真正是消费者需要的，而不是强加的。先进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于各种传播形式的系统整合，除了广告传统包括直投，还有做一些新闻报导等等多种方法。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需要系统地整合营销传播的策略。 4、品牌战略要树立品牌营销观念 国际品牌成功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品牌营销。品牌是消费者识别企业或产品的一种依据，是为企业创造持续、稳定、独特的有形和无形利益的竞争手段。品牌营销较产品销售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品牌营销是一种文化概念的渗透，而产品销售是一种产品性能的传播；第二，理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发展性。产品具有周期性，社会公众需求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产品的永恒消失。 5、品牌战略的操作要找准切入点、明确市场定位 品牌定位，为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树立一个明确的、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形象，其目的是潜在地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企业必须重视对市场消费趋势及竞争态势的认真分析，选择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并集中企业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在目标市场上争取最大市场份额，这是品牌战略组成中的重要一环。 6、品牌战略依赖于企业优秀能力 所谓“企业优秀能力”(core competence)是指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它是通过企业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内部组织协调管理的交互作用而获得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企业优秀能力培养的关键在于知识技能的学习和积累、技术体系的完善、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信息体系的培育。 7、品牌战略形象塑造以顾客满意为宗旨 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产品、符号、企业等实力的认知印象，是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企业所有或某一部分在消费者心中的投影，所以企业应该以“顾客满意”为宗旨，结合本企业整体形象战略的科学导入，建立社会公众心中的长久形象魅力。 8、品牌战略实施动力来源于不断的品牌创新 （1）技术创新：技术是品牌的基础，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保持品牌的生命力。 （2）观念创新：品牌创新要树立“完整、高新、求实”的观念。 （3）组织创新：企业要注意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以提高企业组织运行效率。 （4）市场创新：企业要积极的创新改造市场，以利于企业经营、方向的变化。 （5）产品创新：要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消费爱好的转移，及时地调整企业的生产方向。 （6）形象创新：在品牌竞争中应随着社会观念变化，重新塑造或定位品牌形象以适应消费心理的变化。 （7）管理创新：品牌的管理创新着重表现在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理论体系，培养和提高对环境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企业应首先学会非价格竞争，学会品牌管理，懂得运用竞争以外的手段，建立品牌战略思维，从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来实现持续发展，建立品牌评估体系，真正建立全方位的品牌战略。 四、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展望 如果说，80年代是杂牌与杂牌的竞争，90年代是名牌与杂牌的竞争，那么21世纪初则是名牌与名牌的竞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预见中国企业品牌的竞争将最终决胜于品牌战略层次，品牌战略的发展有以下几个趋势： （一）品牌、企业共同进入个性化发展 如果说以往品牌战略上共性色彩多是为了提升基础水准的话，经过cis导入、iso认证等一系列整合，中国企业常规管理运行都完成了常识普及与基本建设程序。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思路必定产生分化，而分化意味着深化。以宁波两大“中国驰名商档”：“雅戈尔”与“杉杉”为例，这两家企业90年代所走的道路几乎一致：从衬衫到西服(另一家从西服到衬衫)作产品延伸；以服饰和地产作长短线产业组合；公开上市；参与金融增加融资能力；评上驰名商标；资助公益(雅戈尔大道、杉杉公园)；央视广告；加盟连锁等等。但新世纪前夕所确定的品牌战略都差异颇大：“雅戈尔”以中高档定位作全面覆盖，扎扎实实建基地并力谋向跨国公司过渡；“杉杉”则立足高档，与洋品牌分庭抗礼，打造品牌含金量并弱化生产环节搞定牌监制，比较接近与“耐克”这样的品牌公司。应当说两种发展思路均有充分的理由，谁更成功目前尚难评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她们均进入了个性化发展阶段。 （二）品牌保姆与品牌管家的作用日益增强 与90年代老总成为品牌代言人(甚至老总名声比品牌还大)相比，进入21世纪后，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品牌保姆与品牌管家正逐步全面兴起，不论是单一品牌或复合品牌、多重品牌，均从品牌诞生开始就在品牌保姆们的呵护之下成长，他们与专业品牌公司强强联合，时时监控品牌的状态，关注品牌个性的消费者评价，发现损害品牌形象的任何因素，防范品牌老化，他们的作用就象家长老师对于孩子一样，是不言而喻的。而品牌的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品牌保姆与品牌经理们之间的博奕。 （三）优秀竞争力成为品牌战略的关键支柱 “做大”必须以“做强”为前提，而“强”的立足点就是企业的优秀优势。不论是营销网络深入、规范，铺货及信息流、资金流渠道畅顺。还是基础管理扎实、职业经理人队伍优秀，或者研发优势显著，技术领先且创新能力突出。凡是强势品牌均有一方面或几方面成为企业的优秀竞争力，而这种优势是不容易被取代或被追赶的，由此支撑起来的品牌体系也才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成了基础工作，她应运而生、顺势发展，并为21世纪初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基础。但真正的品牌竞争才刚刚开始，以个性化、专业为特征的新一轮品牌战略不但对品牌格局本身而且对经济格局的影响亦是深刻而久远的。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浅析经济危机下我国企业品牌战略对策 浅析经济危机下我国企业品牌战略对策 经济危机，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市场也正处于经济低迷状态，普遍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消费者观望情绪较浓的萧条状态，让我国企业着实感到了“寒冷”。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环境里，企业如何度过“寒冬”？品牌战略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一、品牌战略 品牌是一个名称，术语，符号，图案，或是这些因素的组合，它可用来辨识一个卖者或卖者集团的产品，以便同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别。美国现代的一位企划stenphen king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产品是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品牌是消费者所购买的东西。产品可以被竞争者模仿，品牌却是独一无二的。产品会过时的，但成功的品牌却能持久不衰。” 品牌战略，是指将品牌作为优秀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与价值的企业经营战略。其本质是创造差异化的竞争战略，使企业在产品、技术与服务日趋同质化的社会背景下，谋求以品牌创造差异化来占领市场。品牌战略是企业利用品牌商品开展经营、扩大销售、占领市场的一种高瞻远瞩，使自己在商海的百舸争流中争先前进的战略性手段。 二、企业品牌战略在我国企业运作中的问题 企业品牌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所体现的质量，品牌所具有的附加价值，成为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商品市场已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许多企业提出了品牌战略建设。但是，当前国内企业在品牌战略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主要表现在： 1、国际名牌少，名牌企业市场占有率低。虽然我们已经有些企业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但是实际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名牌还很少。我国有些企业增长速度很快，有些企业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还很低。 2、对品牌战略内涵认识不够。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简单地认为品牌战略只不过是给产品取个好听的名字，拍个好广告，然后在知名媒体上砸大钱打广告。其实做广告仅仅是一种营销策略，并没有到达品牌战略的高度，自然也很难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品牌规划中不重视长期投资收益，充斥着急功近利行为，而忽略了品牌的生命线——质量。 3、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企业技术有所进步，比如用高新技术企业来装备传统工业，传统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路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好多产品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优秀技术还是从国外引进。 4、品牌缺乏持续性。我国有些品牌在一定时期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名气，但是缺乏与时俱进，缺乏持久性、持续性，在世界市场上不能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提升国内企业品牌战略水平的对策 美国广告研究专家莱利·莱特有句名言：“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品牌互争短长的竞争。商界与投资者将认清品牌才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要重要得多，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就是拥有具有市场优势的品牌。” 1、树立强烈的品牌战略意识。企业的高层领导者要通过学习现代企业营销管理知识，了解国内与国际行业发展形势，积极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只有深刻认识到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性，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夺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才能求得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才能塑造出在国际上扬名中外的国际著名品牌，才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我国企业家应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树立强烈的品牌开发战略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紧迫感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 2、提高品牌定位的准确性。品牌定位是品牌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品牌战略的基础，是品牌经营成功的前提。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独特的定位，如果没有正确的品牌定位，无论其产品质量再高，性能再好，无论怎样使尽促销手段，也不能成功。 3、确保品牌产品质量。品牌首先是建立在产品基础上的，质量是品牌成功的第一步。 4、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品牌战略的关键在于要不断创新，提高品牌的自身价值，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创新是现代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源泉，是企业发展战略的突破口。任何品牌，无论有多久的历史、多么显赫的业绩、多响的名气，如果没有创新，不给以产品或服务以新的功能，或赋予品牌新的内涵，企业及其品牌经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自主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技术创新，毋庸置疑，产品好才能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而这必须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二是理念创新，如果说技术创新扎稳了品牌的根基，那么理念创新则是提升了企业的内涵和底蕴，也创新了品牌的灵魂。理念创新不仅可以渗透企业文化、理念、规范和团队等品牌经营全过程，还可以让企业更具魅力和竞争力。三是服务创新，技术与理念的创新只是一个企业品牌创新的一个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则在于服务完善上。 5、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品牌的外形是物，其内在的精神和灵魂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只有民族的才是最好的。从渠道铺设、宣传推广到市场划分等各方面都要着眼于全球市场，研究全球的消费趋势。因为不管是正在起步的弱势品牌，还是耳熟能详的强势品牌，面临的竞争对手都不再局限于国内的企业，而是全球的企业。例如，作为全自动化套桶洗衣机和双桶洗衣机全国冠军的“小天鹅”，为弥补滚筒洗衣机的缺憾，继前几年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资成立无锡博西威股份有限公司，定牌生产“小天鹅”滚筒洗衣机之后，又陆续与松下、惠而普、罗兰.梅洛尼、p g等同行业的世界名牌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这些国际知名企业将为小天鹅生产系列新产品，并以小天鹅的品牌向世界各地销售。这种方式将有助于小天鹅迅速完善产品结构，打开国际市场。 企业品牌战略论文:红木家具企业品牌战略管理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家居用品的质量及品质有了较高的要求，这时家具行业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对象，而红木家具的出现，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红木家具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入手，简述红木家具企业为打造其品牌所具备的战略基础和条件，对红木家具企业管理途径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分析。 【关键词】红木家具；企业品牌；战略管理 具有首个家具行业的产业集群是广东省中山市的大涌镇红木家具，在过去几年就有国家相关部门授予“中国红木家具专业”和“中国红木家具雕刻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现今在中山市已有上百家红木家具企业。当我们真正回顾大涌镇红木家具的30年发展历程时，其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其前20年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阶段，其主要是扩大产业发展规模，企业增多，企业之间形成竞争态势，便会有区域性聚集的出现；第二部分，在其后10年里就不断有企业之间竞争，以质量提升与品牌创建为目标，使得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在其区域的品牌建设有一定的进步性与成就性。 一、红木家具品牌发展现状及问题 作为世界家具中的瑰宝，红木家具不仅作为人们奢侈的高档家具用品，同时也存在着保值珍藏价值。从现今看来，随着大涌镇红木家具企业的增加，真正能称得上国内的龙头产业，但其红木家具品牌的影响力得需要更多的努力，也值得我们深思。（一）品牌经营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因为国内红木家具还在发展阶段，很多红木家具企业更多的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且自行设立工厂，其着眼在于商品的制造与销售，导致品牌没能推广出去，缺乏品牌意识，造成品牌资源的缺失，导致红木家具没能销往国外，造成一定的资源损失。所以当我们制造出产品的时候时，一定要加大产品品牌的建设，这样才不会有所损失。（二）品牌价值的忽略性。作为世界家具十大品牌之一的红木家具，其独特的品牌价值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品牌的正确定位决定着它在市场上面的走势。首先，想要确立一个品牌的独立价值，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品牌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品牌调研与诊断，全面地调查市场环境、消费群体和竞争对手，为品牌提供一个正确的导向，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提高产品的品质，发展消费者能接受的品牌价值。其次，确立一个独特的品牌优秀价值，在各个管理层中都要做到植入，对于活动以前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严谨检查，看是否能把我们的品牌效益有效地演绎出来，确保做到不浪费每一分的投入，不断地累积有用的资产品牌。 二、对红木家具的解决措施 为了防止红木资源的缺失，我们应采取一些有效的管理方式，培养杰出的管理人才，授予高超的管理技巧。红木家具企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当下的企业管理偏重于抓生产、抓营销，而忽略其品牌的内部管理组织。在家具企业中，一个组织的管理层是否具备高超的管理技巧，直接影响到家具品牌的构造。尽管国外的高端品牌企业也存在家族企业，但是他们的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任用的管理者都是具备高超管理方式的人，也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参与到他们的高层管理中。我们的红木家具要想永久地保留自己的品牌，就应该真正地制定且贯彻品牌战略，把品牌管理组织上升到一个品牌企业结构的最高层次中，挑选最精英的管理人才，采用最先进的管理方式，调动各个部门以及资源为品牌战略服务。打造一个独特且个性鲜明的，丰富又具有信用且价值高的强悍家具品牌，就必须围绕以下几方面做好管理工作。首先，做到以品牌战略为目标的营销传播活动，每一个计划实施以前必须做到完全了解。与消费者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和长久的关系，以消费者为中心，建立品牌的信誉度。然后，规划好品牌战略和品牌构架，在一个企业的品牌战略管理中，一个好的品牌构架是其重要的工作。在一个新旧产品的选择上该如何选择，又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可以用我们的品牌战略来解决。其次，为品牌注入企业文化提升内涵，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让内部人员可以从中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还要将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联系起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最后，积累各项品牌的资产，拥有丰富的原材料才能打造出更优秀的品牌。品牌需要各种其他因素来衡量，也需要各个品牌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达到要制定的品牌目标，有方向地制作，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加强对品牌的指导，保证产品的品质和外观达到一致的亮丽，对于产品的情况要不断地进行检查，及时地进行调整。 三、总结 红木家具面临的竞争是各个国家的高端品牌，作为红木家具的一员，唯一的事情就是研究怎么样让红木家具品牌变大变强，成功的品牌管理之路注定不容易，坚持攻下一步步难关，让我们的红木家具品牌永久地排在世界高端家居的前列，成为不可替代的品牌! 作者:王克来 单位:海安富丽红木艺雕家俬厂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 摘 要：通过分析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以及成人教育生态的层次，探讨了成人教育生态性下的规律，即成人教育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不平衡、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如何达到相对平衡，以及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生态环境研究；成人教育规律 成人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正规教育的教育，其生态环境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生态环境。现以生态环境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成人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生态环境是指生态因子综合在一起，构成影响某种生物（包括人）的个体、群体或某个群落的环境。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 教育生态学把受教育者——成人，既看成社会的人，又看作是生物的人。在教育的周围存在着三种环境圈层，即自然的、社会的和规范的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不同于一般校园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也是社会环境，农民的自然环境在农村以及农民可能要迁移的城市，企事业职工的自然环境在企业、在其所工作的宽广的工作场所。而普通学历教育的学生其学习环境是在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象牙塔内，其受社会的影响并不太大，而且其学习环境容易控制。 社会环境又称结构环境。成人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也可以制约着成人的教育，在不同阶层的家庭环境中，可能对孩子的期望值不一样，以至于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教育与发展。而正规学校的成人教育是非常少的，大多数的成人选择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学校进行教育，因此一些政治、经济因素对成人教育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与气质、观念。在对待教育问题上，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教育观影响非常大，自然参加成人教育的成人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学习目的。而有一段时期，在“读书无用论”思想泛滥，“体脑倒挂”的社会，大多数成人则选择直接就业，以赚钱为目的。中国的民族性中，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当今社会，不仅重视人的学历，也重视人的能力，所以许多成人不仅选择学历教育，也选择了能力教育。 关于生态因子的性质和作用探讨： 在成人教育中，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这三种教育生态环境，组成多维复合的生态环境，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因素，分别满足成人生物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生活需要。当整个成人的教育生态环境由这三种环境交织融合组成时，就和成人教育相互作用，组成成人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竞争、协同进化和生态平衡或生态失调等复杂的情况和关系。 社会环境影响着成人学生的教育动机，成人教育参与者的动机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为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属于求知动力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作的要求；第二种需求仅仅是为了获取文凭，有部分成人学生为了提升职务、职称等原因而参与成人教育。第三种类型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取得精神上的享受。 成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影响着成人学生的学习基础，成人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从生源上看，成人教育的学生一般来自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各种技校的毕业生及已经踏入社会许多年的在职人员，年龄跨度较大。成人教育的学生也可以来自不同的阶层，如来自农村、来自企业、来自教师行业等等，而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学历水平，不同的年龄，决定了成人教育学生无论在生活阅历、学习精力、原有的学习水平、接受新事物的水平与层次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判断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根据社会目的不同，成人教育的形式可以是政策教育、法治教育、人口教育、妇女教育、老年教育、家长教育、培训教育等等。我国现在仍有20%的人口属于是文盲和半文盲。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具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公民，应当接受扫盲教育。因此，在某些教育不发达地区，成人教育担负起扫盲教育的任务。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成人教育的民办非学历高校，与正规学历教育竞争的问题。民办非学历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学内容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但不具备颁发国家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资格的各类培训、进修、辅导、补习等非学历高等学校教育。 总之，事情的发展变化，协调失协都是与外部和自身的因素相互作用的。 二、成人教育生态的结构层次 （一）成人教育的宏观生态与微观生态 从宏观上可以看出，国家对成人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成人教育纳到“终身教育”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将成人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鼓励公民通过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实现终身教育；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更进一步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重点为职业资格、岗位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成人教育重点放在提升劳动者素质与业务水平上；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年）》均将成人教育与就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创业教育联系在一起。国家是把成人教育与其对国家的人力资源的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的。就地方法规来看，我国仅福建、北京、上海三地制定了地方性的成人教育法规。 但是从微观上看，成人学历教育却已呈萎缩趋势。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231.7929万人，与2001年的719.0658万人相比，增长近2倍。相比之下，成人高校的招生却出现了“滞胀”，如2010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在读生总数为536.0388万人，而2001年在读生总数为455.9809万人，10年来增长不到80万。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成人学历教育已经成为学生差、层次差、学历“水分大”的代名词。相对成人学历教育的萎缩，而非学历的继续教育却如日初升，方兴未艾。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继续教育在国际化的发展上也加快了步伐，各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机构依托本校优质师资与丰富底蕴，加强国际继续教育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二）教育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 教育的个体生态属于微观生态。现代教育科学非常强调教育过程的个体化问题，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而成人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由其教育对象——成人决定的。成人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以成人的方式指导教育的过程。诺尔斯认为成人自学者拥有着和正规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的物质，他们能够系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认知能力，而且成人是一群主动学习的人。正是这样一群人影响着成人的个体学习生态。 中国的成人教育的群体生态系统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其成人教育的主体主要定位在普通高考落榜生、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职人员，甚至还有把军队的官兵作为成人教育的一部分，高校继续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多维的复合网络，在网络系统中，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使人才培养由基础向专深发展。 而现在远程教育更快捷地把分散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在时间、空间上进行组织并加以协调，使教学得以实施，并且其实施的内容和方法更加有人性化，更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与个性实施。 三、成人教育生态的规律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平衡与不平衡 1.成人教育的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 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不平衡。成人学历教育主要是指成人高考性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参加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各省、自治区统一组织录取。成人高等学校教育类型有：远程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职工医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普通高校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学习形式分脱产、业余（包括半脱产、夜大）和函授、远程教育4种。但这类成人学历教育已经不断在萎缩，甚至被许多职业大学所取代。 但是现在的培训教育却方兴未艾，针对青壮年农民广泛开展的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对农村基层干部、技术员、企业职工进行岗位培训，而且这些培训教育也不能完全满足成人对知识的渴求。这种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势必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其平衡的标准就是适应社会、广大成人对求知、求学的需求。 2.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 从湖北大学继续教育所提供的课程来看，多属于面向社会需求的，急需型的课程，如旅游管理、建筑工程管理、电力工程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学前教育、物流管理、通信技术、数据技术、市场营销等。 而本科专业则侧重于哲学与基础学科：法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材料化学、材料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正规本科的课程则还有基础和哲学方面的考虑，可能成人教育的举办者认为，满足社会的一般技能和学历需求就可以了，而人们追求更高、更精深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另外所设课程也与某些本科实用性课程一致，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本科的教师。这种课程的不平衡必然会被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所牵引，从而向更高的平衡进发。 3.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 这种拨款与收费并行的方法持续到20世纪末，此后成人教育学员的学费收入成了高校成人教育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成人教育本着“谁受教育、谁出钱”的原则，由接受成人教育的学习者支付学费。目前，我国成人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函授和夜大学费、成人脱产班的收费、中小学师资培训费、专修班或联合办学的收费等，可以说成人教育基本上没有国家拨款。而高等院校学历教育拨款虽然偏低，但是国家也按照“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来对不同类型高校进行经费分配。 （二）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径流，即比较明显的迁移，也可以把这种径流看作是成人教育中的人员流动；但在微观上表现为潜流，即不明显的迁移，也可以说是成人学生思想上的迁移、道德上的迁移。生态学上的富集作用，又称生物放大作用，意思是有益的或有害的物质，通过食物链而逐渐浓缩，使其含的浓度成几倍或几百倍的增长。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9年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和2010年工作计划的通报》记载，2009年，教育系统共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4249.31万人，与2008年统计数据比较，总人数增加300.10万人次。共有16.44万所职业、农村成人学校参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这样的人口大规模的转移，与我国的城镇化经济策略是相合的，在城镇化中，成人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成人教育中，一个人的成就受文化传统、社会风气、大众传媒、兴趣价值以及家庭环境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正规学校教育更直接和强烈。虽然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当这种思想的影响被学生慢慢地沉淀，到一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富集作用。如当一个农村成人在不断地接受教育，到一定时候，就有可能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一个学历不高的学生，在不断的接受成人教育中，可能会超过比自己学历更高的人，达到自己事业上的顶峰。 四、结语 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成人教育是正规教育后教育，是人的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从其生态学中来探讨成人教育，给了成人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摘 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凸显出文化资本重构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变革中的优秀地位。在文化资本重构与改革变革的援接中，不仅彰显出激活中国成人教育文化记忆的极其重要性，更表襮出以文化资本重构解决变革诸多难题的极端紧迫切性。本文试图从现代文化资本理论出发，着力解读成人教育文化资本重构的文化理论和文化价值、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多元文化与多极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诠释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诉求、现实困惑与未来趋势，从而开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文化资本理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作者简介：郑义寅（1959-），男，江西横峰人，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丁昶玮（1987-），女，山东烟台人，江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课题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项目”当代成人教育文化建设构架与实践问题研究”，主持人：郑义寅。 时序今日，随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文化资本重构已然成为推进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源头活水。从文化资本理论引抻，文化资本重构不仅是激活中国成人教育传统文化记忆的灵药良方，更是破解长期存在的时代使命与教育变革相隔断、社会责任与发展目标相剥离、文化传统与人才培养相鸿沟等等顽症固疾的必奉圭皋。因而，如何引用文化资本理论，对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动因、外部动力、内涵动态进行理性透析；如何以文化资本的重构，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理念认知、取向趋势、行为方式的实践变革，正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激清扬浊、革故鼎新不可迥远的重大前沿问题。 一、文化资本要义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 “文化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创造性的将“资本”的范畴由经济领域扩展至非物质的文化领域。他指出，之所以将文化称之为资本，是由于它的获得和积累都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这种特殊形式的劳动过程的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对于重廓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大有裨益。 （一）“形式转化”观念彰显变革动因 就当代中国成人教育而言，发展变革的重要性已然是社会共识，但对变革动因问题的认识却一直是仁智各异，始终未能在社会或业内达成必要的共识。有人只是简单的把变革动因归结为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有人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建中寻求答案，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从成人教育发展本身找根据。不可否认，这些对变革动因的探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又存有重大缺撼，即对变革动机的优秀内涵诉求与基本时代价值缺乏合理阐释。而文化资本关于在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形式由虚拟向实态，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化过程中，能有效促进其价值内涵的持续彰显与价值外延的不断宽阔，并能聚化成为一股强大的优秀内驱力的观点，应对解读并彰显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动因有着特殊意义。 其一，关于文化资本由虚拟形态向实质形态变革，是实现其文化价值的最重要环节的概念，诠释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从哲学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虚形向实态的跨越，将中国成人教育内涵的文化元素由隐性的默会性、整体性、情境性、个本性状态下解脱出来，蜕化为可以触摸的发展目标与发展动力，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方向、价值、范畴，有效规划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新起点、新过程、新结果，从而使“文化仍存在之本”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基石。 其二，关于文化资本由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的转化，是彰显其文化价值的必由途径的理念，鲜明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在此视阈下，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实际上是倡导构建一种“以文化求发展”的社会情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现时与未来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永葆浓厚而恒久的文化精神，更要以坚持传统文化传承，促进现代文化发展、推动未来文化变革为现实印鉴，充分发挥自身所承担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并内化为社会发展优秀价值的重要部分，继而使“文化仍发展之本”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圭皋。 （二）“内核转变”理念清扬变革动力 实践显示，要切实推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必须在变革动力问题上有所破题，尤其是要在理论界面上弄清变革动力源自何方与如何凝聚等等关键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往人们总是把眼光聚焦在教育理论甚至成人教育理论范畴之内，以致陷入了“以成教解释成教”的认识怪圈，不仅提出的理论依据苍白无力，甚至对成人教育变革实践有误导的之嫌。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内核转变”理念引入其中，也许能有“蹊径另辟”之效了。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内在优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不仅能够实现已有文化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更能够孕化出新的文化资本。由此推引，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其内涵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既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本增殖之本，更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动力之源。 一是有利于变革动力源自何方问题的解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潮下，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作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实践活动，尽管物质动力作用巨大，但精神动力却不可或缺，它不仅可以补偿物质动力的缺陷，且本身就有巨大的威力，在特定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决定性动力。而文化作为精神动力的优秀元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失去了文化根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正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活动不只是停留对外在世界的模仿或简单的摹写，一种主观创造性的活动，蕴含着人独立的精神内涵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力注脚了变革动源之何方的问题。 二是有利于变革动力如何凝聚问题的诠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由文化资本孕育而成的文化成果，不是对原先所依据的文化资源的重复，而是对原先文化资源在形式、样态以及内容的进一步缜润与提高的论点，又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变革动力的凝聚问题。既以文化资本构建为优秀，“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与“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不仅要对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必要梳理，更要借鉴、融合和吸收多元的优秀文化成果，融汇各种文化的新个性，为变革动力凝聚的内涵深厚与外延宽阔提供必要条件。 （三）“场域转化”理念明晰变革动态 长时期来，如何把握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趋势，是当代成人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争鸣问题，争议的焦点就是变革的自主性问题。有不少认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变革过程中，外因推动力量无疑大于内因的激活作用，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由外因刺激引起的非定向的随机活动状态。也有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变革是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内因是变革的主导冲动，变革动态就应该是一种自主性发展过程。而上述两种观点的此消彼长与风骚各领，就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忽而变身为市场化教育，又忽而变体为社会化教育的认识论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引入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尽管文化资本所处不同场域的特征各有不同，但自主性则是这些场域间共有的最本质特征的“场域自主”理念，或有裨益于这个棘手问题的阐微。 首先，它解释了变革自主性发展的必然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场域的自主性与场域内个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的程度成正比，因此，特定场域的自主性越高，就越容易实现文化资本的聚合。以此推廓，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这一具体场域下，自主性发展必定是实现变革各类要素聚合的认知基础，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以“敢为人先”的探究精神，主动实现自身变革目标与社会发展潮流的深度对接；还要以“敢于实验”的索隐态度，自觉寻求变革过程与社会其他系统衔接的平衡点；更要以“敢于失败”的务实传统，规划变革发展的行进空间，预测变革发展的未来前景，让变革真正成为成人教育的一种自性行为。 其次，它解注了变革自主性的必要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行动者在场域内获得文化资本价值与实现自我增值的机会也就越大。以此延拓，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领域内，这种场域自由与获得文化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呈正向发展的观点，申明了中国成人教育自主性变革发展极其必要性，没有自主性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就难以坚持重正文路的改革取向，重振文风的改革思路，重调文心的改革行为，只能在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波谲浪诡中随波逐浪，谈不上在现时发展中以文化资本的重构实现自我增值。 二、文化资本特征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问题 引入文化资本理念，不能仅局限于廓清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理念与思维，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对文化资特征的透析与把握，反思与叩问变革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一）“认知聚合”特点与变革目标困惑 无须讳言，在关于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的问题上，无论是在社会还是高校领域内，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迷惘与困惑。从我国高校成人教育领域来说，一些人片面认为推行教育市场化是变革主要目标，甚至误读为就是“发展高端且高价的市场培训”。由是乎，国内主要高校纷纷进行以做大培训收入为目标的成人（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单单北京大学每年举办的培训班个数，就从2003年的100多个，增长到了2010年的500多个，年培训人数从1万人增长到近4万人。尽管这种天价高端培训一时间风生水起，但由于只是一味关注巨大培训市场蛋糕的争夺，各高校基本上都扎堆在国学、工商管理、私募等几类所谓的热门项目内，课程模块设计几乎同出一辙，甚至连授课师资也大量重合。这种严重同质化造成当前高端培训的竞争成了单一的高校“品牌竞争”以及领先“返点”争夺市场渠道的竞争。反观这些悖相，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深度把握成人教育变革目标实质所在，简单的把变革作为一种谋求更多经济效益和更大市场份额的市场拓宽活动，而不是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文化发展活动”，导致中国成人教育“推进现代文化发展”变革目标的失落。上述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显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认知聚合”特点的判断，或是有助于这一状况的降解。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活动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群体的共同心理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塑造、传承、发展和变革之中，文化资本正是在文化活动中被赋予了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使得群体认知高度聚合其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系统。这种论述恰恰从顶架层面上阐明了，永葆自身文化资本的生机与活力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要义。深而剖之，就是要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要树立“以文化建设谋求更大发展”的变革精神、突出“重振文风、重续文脉”的变革态度，形成“以文化资本聚合为优秀”的变革意识，倡导“以文化引领变革风气之先”的变革信念，不仅以此汇聚为一盏驱散以往变革目标困惑的明灯，更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中，将新的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业风范，萃化而成为一种“文气昂然、放歌时代”变革目标。 （二）“资源聚合”特点与变革路径困忧 勿庸置疑，“通时达变”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方式的方法论选择。然而，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如何将“识时求变”作为变革路径抉择的基本尺度上还存在重大缺撼。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一些人产生了“不知该从何处入手变革”的迷茫，对如何调整现有的办学格局都不知所措，更何谈在社会转型中发掘变革路向了；还有一些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环境，产生了“不知何种路径适宜变革”的困惑，搞不清楚在变革过程中，到底是从满足市场需求入手，亦或从推进经济发展着眼；更多的人则是习惯性地在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上作文章，把大搞联合办学、变换招生宣传花样、简化教学程序作为变革主打路径，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等等诺是，这些变革路径的困忧与滞顿，所产生的直接因果就是导致成人教育变革效果消溶，无效变革或低效变革现象普遍。而要从根本上决解这个难题，关于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特点的论断或有拨乱为治这效。 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文化资本能够通过主体间的转换，将不同主体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流动、共享、互动和重组，从而使个体在这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中，丰富了文化占有、提高了资源聚合效能。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的这种“互动共享”特点，给中国成人教育探索变革路径应有光前启后之义。一是提示人们要善于在成人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对接与碰撞中发现变革路径。强调“成人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成人教育与市场经济”、“成人教育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对冲与衔接中寻求变革路径的极端必要性，期愿通过此类“金玉集糅”，照亮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路，引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道。二是喻示人们在变革过程中，要把文化资源的共享、文化价值的重组、文化信息的流动作为变革的主渠道，让“以文促新、以文求新”成为评价变革路径的基本指标，在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架设一座“殊途共轨、异路同韵”的变革立交桥梁。 （三）“效率聚合”特色与变革行为困顿 反躬自问，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历程中，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变革行为抉择问题。尽管近些年来，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内，变革政策密集出台，变革举措不断推进。或是把高等函授教育作为变革的突破口，以函授教育的现代教育技术改造传统成人教育；或把发展远程教育作为变革的主要方面，以现代网络教育改变成人教育传统结构；或在社会考试中发展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的高等学历教育作为主线，以综合课程考试改革和证书互认改变成人教育评价方式，等等难以枚举。不可否认，上述种种变革行为在短时期内确有“流火之效”，例如某个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一年就招生十余万人。但从长远上看，这些变革行为由于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不仅难以获得标本兼治的效果，一时间还很难推行下去。这些变革行为之所以“雷大雨小”甚至“有雷无雨”，溯起根本，限阈于成人教育外部表象调整应是其中主因之一。这也昭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行为，如果仅着眼于现代教育技术引进，或开发新的教育形式，或其他外延的伸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内涵文化着力。从此而言，引入文化资本“效率聚合”特点，或能为新的变革行为的甄择提供思路。 文化资本理论阐明，文化资本的获取是一个需要个体通过相关实践活动，使自身文化资本持续增加，从而保持相对优势的过程。这就要求个体在不断提高自身积累文化资本效率的同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做到“效率快”与“效果好”的有机结合。这就提示中国成人教育在确定和选择变革行为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态势，促进既往的外延式变革行为向内涵式变革行为的转变，尤其是要从文化资本聚合方面寻求行为的灵感与启示。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成人教育文化建设实践中，让文化资本聚合贯穿于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全程，进而在文化与实践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不断丰盈变革行为的科学性，拓宽变革行为的可行性，凝练变革行为的可操作性，为当代成人教育变革行为的择优拓出一条理性之路。 三、文化资本互动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趋势 时下，文化资本理论正向一个更高更广的领域推进，“三个互动”即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互动、文化信息与文化传统互动则是其优秀蕴意，而这些关于资本重构理念的引远，必然对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一）有利于变革理念的文深义远 突出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重要走向，即在凸显文化资本“文化性”优秀元素的同时，又注重文化资本活动价值的生成与增长，既考虑文化资本的本元意义，又强调这种本元价值的物化。这种无形与有形文资本的转换论述，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的变革有着举重若轻的时代意义，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目标、创新动机、创新精神与创新意志的外延得以不断完善与臻萃，更促使创新理念的内涵向着纵深展拓，即由单纯的“为了成人教育发展而创新”，抻延为力求实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的多维共进而创新，进而将“教育创新锐化为文化创新”。精而拣之，“三文重启”当是创新理念“钩深韵远”的原初因子。 “三文重启”以“文化视野重开、文化传统重光、文化精神重朔”为基本格调，强调“文化眼界决定创新高度、文化传统决定创新出路、文化精神决定创新成败”，着力在思维意识层面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打造“文长意远”之路。深而索之，不仅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漫漫修远”的创新途中，以“文化通达”的高情远志，树立起“传承传统优良文化为优秀”的创新意识，培育“推进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为主导”的改革精神，规划“创造未来文化元素为蓝图”的变迁思路，并以鲜明的文化自信对创新中所遇到的，诸如创新动机缺乏、创新信心缺失、创新意志缺陷等等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与及时校正。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迭次反省与勘误纠失的实践过程中，在深化文化价值聚集与事业发展关系的认识，精确把握自身无形文化资源向有形文化资本转化的承继节点，最终汇聚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所特有的“文化性”精粹。 （二）有利于变革取向的钩深蕴长 彰显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又一趋势。它主要倡导个体不但能够将所获取的文化知识、文化经验、文化技能等文化性资本，聚汇成为巨大的文化能量，并通过整个文化资本活动的运作实践，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文化修养。换而言之，就是在文化资本聚合的过程中，要实现“储聚能量”与“提升修养”的有机结合。以此引袂，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这种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相互连通的观点，当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取向的明确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以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影响着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思考，更有利于中国成人教育在创新中生成“成人为本、教育惟真”的质朴文风，从而确立“教书育人”与“文化修身”同存共进的变革取向。 展而言之，“三文归一”应是主要路径。一是以开阔文化视野引领变革取向。要求摒除变革中“利益决定方向”或是“跟着市场走”的陈旧意识，从根本上转变“追高、求大、涉多”的偏激倾向，善于自觉从文化角度出发，发现变革走向问题和发展态势矛盾的背后有哪些文化的原因，然后从文化的角度给以及时校正或扭直。二是以发挥文化职能主导变革取向。强调要让文化职能发挥成为改革战略贯彻的先行铺路，注重文化职能和发展战略的相互联通与相互影响，即文化职能的发挥一定要体现出改革战略目标的要求，并在文化层面上对其进行分解。无论是使命、责任、规划、优秀价值观的顶架部分，还是效益、质量、教学、科研等实践部分，都应该体现出改革战略的要求，使成人教育文化真正成为可执行性文化。三是以凝炼文化精神支撑变革取向；要求从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社会层四个层次梳理成人教育现有的文化状况，在对原有文化传统吸收、扬弃的基础上孕育新的文化精神，以此凝炼成人教育自身鲜活个性，并在与原有的价值观相融合后，聚化为改革取向确定的精神支柱。惟此，中国成人教育方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胸襟与气魄，在社会风云变幻中扬帆彼岸。 （三）有利于变革方式的境宽韵阔 强调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最终目的。它指明文化资本的不断流动和循环是其永葆动态性存在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关键，即文化资本可以纵向的从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形成从古代至未来的多极文化体系；又可以横向地在不同的范围和场域内传播，成为多样表现形式的多元性文化。这种不同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纵横捭阖、珠浸玉澜，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也对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变迁带来新思维。其中，关于如何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如何生成中国成人教育“敢为人先、敢于实验、敢于失败”的行为个性？如何将中国成人教育具体改革行为升化为特色文化行为？等等问题的演释与阐明，都是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互动的蕴涵之义。上述这些问题也正好说明，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方式变迁过程中，“三个重塑”当是要冲。 “三个重塑”主张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的“开放、笃行、克难”，强调改革行为不仅要与现实发展相适应，更要使之与未来文化发展相关联；明确改革行为不但是“发展之本”，更是“创新之本”。因而，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改革中，一要注重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塑。大力发扬文化传统的正向功能，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由此在领域内构建经由统一文化熏陶而在基本方面大体一致的改革行为调节体系。二是要重朔文化品牌。成人教育要根据已有的条件，推进自我文化个性与和改革行为有机融合，重视通过改革行为的拓展，发掘自身特色的人文资源，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激活现代文化的核裂变，在全社会树立不可替代的文化品牌，以获得的更广泛的认同感，产生更大的辐射力，更强烈的吸附力。三是要重塑文化价值。不仅要使改革行为能够满足成人教育发展的特殊文化需要，或者能够反映成人教育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要激活改革行为的文化创造功能，在不断深化改革行为文化传承与保存功能的同时，要进一步锐化它的“文化繁殖”的文化更新功能，通过改革行为的重组，适时把成人教育改革擢升为文化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为实现中国成人教育向“面向世界、展示特色、勇于竞争、开拓未来”的跨越提供必要价值肇基。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引示 摘 要：总揽当代成人教育发展史，即可至言，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总是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影随形。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契合与互动中，不仅屹立了中国成人教育跨越发展的里程碑，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倾入了新的动源与活力。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视域下，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为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抉择提供益实参考。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引示 作者简介：曾青云（195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郭凌雁（1984-），女，河南新乡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充满激情和理性的历史潮流，它向世人宣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教育转制的亘久根基，更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优秀动力。从此视阈上，也佐证了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不断推进，中国成人教育才完成了由“工农教育”到“专业教育”再到“国民教育”发展方式的恢弘转变。同时也申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下，发展方式转变又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战略抉择。因而，如何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如何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 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应是当下中国成人教育亟待解读又必须解决的时代命题。 一、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动因与启示 建国后直至上世纪未，中国成人教育已有过两次历史性发展方式转变，每一次转变，既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由趋势，又是其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就此意义而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当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手与主导力量。 （一）“双百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一次发展方式转变 遍览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历程，细检中国成人教育的文化存遗，应该说，上世纪五十代穿空而出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呈给中华文明和世界教育最具个性的文化笺页。历史脉络昭明，中国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出现，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教育或社会事件，而是党的文化“双百方针”在教育领域的花繁锦簇。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然而，“双百方针”推进与实施，也促发了对500万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团结问题的争鸣，更凸现出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与极其紧迫性，引发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问题的战略思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对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另一方面，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全国现有高校的人才培养潜力，让更多的在职工农和干部通过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培养为无产阶级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由是，函授大学与夜大学的创办被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函授大学与夜大学创办的历史意义深沉而悠远，它不仅意涵着中国成人教育层次的提升，内蕴着中国远程教育的起足，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向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升华，显扬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联系，实现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由“普及化的工农教育”向“专业化的学历教育”的绚烂腾跃。尽管它还带浓酽的政治时味，在创办初期，全国也只有58所高校举办了函授教育，36所高校举办了夜大学教育，拢共招收了35，000函授学员和12，000夜大学员，却宛如飞鸿印雪，在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 （二）“双为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二次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后，“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定，是中国成人教育走向时代前沿和世界舞台的最关键跨越，而这个跨越的伟力源于党的文化“双为方针”。直面十年内乱后的文化凋敝，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推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双为方向”，摒弃了既往文化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文艺从属并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和观念，使“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论依据和有力实践保障。以此相适应，关于“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等论断，也升华为国家的战略思考，并聚发为党在考虑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时，对非传统意义上的成人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创造性提出了“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的主张，催生了“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国成人教育从此进入光耀华夏的发展期。 从上而论，是党的文化“双为方向”，以她的宽厚和深邃托起了中国成人教育，并以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凝远与文化基因，孕育着中国成人教育的“重生”，滋哺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展示着中国成人教育的“灵动”！其优秀价值在于，以此为界，中国成人教育“政治化”专业教育蝶变为“规范化”的国民教育，不仅校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向的几处偏差，厘清了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上的留遗的一些深层问题，纽正了社会对中国成人教育的种种认识误区，而且还为未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取向、价值、地位和脉息，笃定了一个“流传百世而不朽，放之四海为皆准”的逻辑原点。也正是这多重意义的交相辉映，中国成人教育才可能在中华文明的邈远空际，赋予“五大”教育（高等函授教育、夜大学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业余大学教育），以风云万里的充沛元气和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才有了农村教育、扫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弱势群体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远程教育、终身教育等等的百花吐艳，才有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发展。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历程的文化启示 进入新世纪，历经了“一波五折”艰辛发展的中国成人教育，又直面新一轮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天，当人们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徜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常常会与中国成人教育不期而遇，它那多姿多彩的人文衣袂，时时敦促人们深度思考，应如何将以往所积获的文化启示，汲集为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源头活水。 启示一，阐明了文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取向与趋势的优秀力量。所有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都是用它所处时代的朴质文化来刻版的。作为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共同朔造的中国成人教育，对其发展方式转变的多棱炫色，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可以感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单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必要，更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使然；也有人可以读到，一个与文化血脉情结的成人教育，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而教育与文化的神会心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风韵，让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永恒的文化魅力！在中国文化和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不仅使当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涌出了一片耀眼曙色，更雏型了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启示二，印证了文化是考量发展方式转变价值与作用的基本尺度。不同的文化个性，是每个教育类型的特征和标识。舍弃这种文化个性，此类教育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从此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式如何转变，文化总是评价其价值与作用恒定杠杆。成人专业学历教育的举办，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镌于门楣，中国成人教育正式纳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战略，迎来了发展的首期辉煌。“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立，又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化生为中国成人教育挺拔修直的脊梁，使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成人教育，从此有了规圆距方的诗意，所传承的文化涵义，得以细腻感人的展示，成就了今天中国成人教育在国际领域的风起云扬。 二、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与诉求 上述史实引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下，文化仍是现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基准符号，尽管转变的背景波谲云诡，影响转变的因素变幻莫测，但文化的操守与坚持，应是其中永不坍弛的津梁。因而，如何厘清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对接它的文化诉求，应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无法远避的实践话语。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回眸与回归 没有文化的回眸与回归，就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历史曾有幸见证与纪录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后的煌煌盛景，但见政府引领，全民勇跃、亿心凝聚、势如燎原，与现代文化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成人教育还以它独有的沉稳与持重，磊落与厚实，使人们顿悟“文化回眸”的蕴义，领略“文化回归”的逸韵，泽惠“文化正源”的灵光。使全社会认识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是中国成人教育追崇现代文化发展潮流，航向的重新调整，篷帆的重新扬起，而那蓄势待发的各类成人教育雄浑军阵，更是旗擎万众气如虹，正在翘首期盼征战的号示。 这个号示就是文化的回眸。转变发展方式，有必要重索中华文明与成人教育历史重合的轨迹，以清澈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等等个性特质，对发展方式转变的营养与滋润。同时，又需要以更为宽广的思维与视野，深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例如不重视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与探索创造之乐，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的精神等等，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干扰，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教育的纵横捭阖中，撑控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这个号示更是文化的回归。转变发展方式，还有必要向社会宣言成人教育的文化回归。这种文化回归，不是对文化简单的重复，是有目的的文化创新和文化推进，是人文精神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关切。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摒弃曾有的固步自封的意识，把已往的光辉历史作为新的发展起点，顺应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潮流，以“推陈出新、百柯争流“的气势，表征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规律和特点，促进发展方式向更高阶梯的转变。 （二）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争鸣与争翔 没有文化的争鸣与争翔，仍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成人教育作为多元现代教育的集合体，是现代文明内涵与外延持续扩展，生成了“百教齐放、百教争春”的空前盛况。从国家相关统计数据与资料细分，这种多元成人教育的竞放与竞争，不仅表现了广大民众对接受高质量文化教育日益增长的渴求，也照印了，只有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赋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以鲲鹏九天的勇气与坚韧，使它每一根骨骼（体系），每一节肢体（类型），每一条筋脉（机制），无一不贯穿着欣欣向荣的盎然生机。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鸣。长时期来，人们总是习惯从成人教育本身寻找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因，漠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与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血肉关联。因而，在回应“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诸如，为何要转变？要转变什么？怎样转变？等等关键性问题时，无法从文化制度建设与文化精神塑造的界面给予有力应答，只能“以已论已”，甚至挪用其他理念“缘木求鱼”，致使塌失了参与社会化文化争鸣的对接平台。然而，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潮涌下，只有不断强化自身参与社会文化争鸣的地位与法码，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融汇于社会主流文化领域之内，纳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构架之中，始终处于政府与社会关注焦点之下。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教育的市场竞争早已司空见惯，但社会乃至行业内的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竞争的理解，却显得片面而庸俗，把“生源竞争、效益竞争”当作市场竞争的全部寓义，而对蕴涵其中的文化竞争则表现出整体性缄默，致使中国成人教育搅入功利性的“恶性竞争”旋涡而至今难以脱身，消解了文化品质，丢却了文化品牌，从“规范化国民教育”退化为“非正规市场教育”的生存危机已现端倪。从战略高度上解析，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通过倡导和促进不同的领域文化、行业文化、事业文化、学校文化、企业文化等等的比翼争翔，在争翔中让文化成为一切领域和事业发展的软实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而绽放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盎然生机，必定是文化争翔应有之义。 （三）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坚守与坚持 没有文化的坚守与坚持，还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人教育”早在我国“元典文化”时期，就被定义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时值今天，尽管古今中外的专家与学者，对成人教育的定义林林总总，各独风骚，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若干次的发展方式的原初变体，但始终没有脱离这条“文本”主线。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成人教育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自尊、自强、自信的傲世激情，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元推力。自春秋战国，历朝历代，总有那些不沽名利、重望高名之士，以满腔热情与毕生心血，耕耘与浇灌成人教育这块园地，播种风雅，收获文明，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瑰丽奇伟的史篇。继古开今，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以文化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文明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展示成人教育生命原力的内动。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守。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种文化行动纲领，所倡言的文化的坚守，既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扬弃、又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与博采众长，使得中国成人教育所蕴藏的文化元素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在其领域内，每一种教育类型，每一种教育方式，每一种教育层次，都成为人民大众乐而忘返的“伊甸园”。同时，又可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之初，学习与借鉴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仿品”，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品”，且为以后中国成人教育，在如何对待“发展方式”这个事关成败的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真品”与“珍品”。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持。无须讳言，进入新世纪，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传统文化失忆的悖象，成人教育也身陷其中。办学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并没有成为提升成人教育文化品性的支撑，反倒成为加速下挫文化品味的累赘。其悲哀不在于本身物质条件增长多少，而在于对物质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文化坚持的力量，致使成人教育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相剥离，滞顿了与社会主义文化和谐发展的进程。因此，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所吁求的文化的坚持，既注重文化传承的开放与开明，更强调在寻获和探究文化创新的思维与行动中，再续成人教育文脉，重振成人教育文风。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是文化形式的简单复制，其优秀使命与基本责任在于，在社会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精准把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意图，为中国成人教育明确新的发展基点，寻到新的发展路向，铺就新的发展平台。 （一）在文化大发展中明确“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基点 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现代文明桁架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成人教育专有的广泛、持续、务实、多元与灵活的个性，。但作为曾经非传统的新型国民教育，如何得到全社会认可，进而得到全民拥戴，这是一个或比成人教育本身发展更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需要中国成人教育以明确的发展新基点，作为合格答卷的扉页。 “文治初兴正急贤”，在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骤合空间，“推进人的现代化”炳明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基点。这是中国成人教育基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深刻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始终没有解决好人的现代化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受过系统社会主义文化熏陶和严格受过市场经济文化教育的人才，显得严重匮乏，而再完美的制度、再先进的技术，若没有合适的人的利用和推行都如同镜花水月。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预征着中国成人教育须将以往概念模糊的“培训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实用人才”，变迁为个性鲜明的“推进人的现代化”。 就哲学而论，“推进人的现代化”应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的延抻，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发展中不拘一格的实践化与明晰化，它不仅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教育形式的不断变革，教育手段的有效更新，等等问题给予更为人文的关注，更别树一帜的把人的培养与现代文明发展密切起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范美，澄明不再培养应试教育的人，而是充分发挥流光溢彩的本体特色，以传统文化的魅力，以现代文明的张力，现代科学的重力，教育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等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禁锢，生成自强不息、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时间效率等新的观念，掌握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与技术，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专业和敬业的职业化的现代人才，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因子。 （二）在文化大发展中寻到“推进教育的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向 文化发展实践证明，教育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文化大发展的主动轮。党在擂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鼓角时，时刻鸣响起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集结号。当然，推进“教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路向。然而，就目前发展现状而言，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现代化，则必须在教育定位与教育体系两个现代化方面有破冰之举。 推进教育定位的现代化是宏章序曲。迄今，中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过而立之年，但其有教育性质与社会定位却尚在歧义之中，时时被“补偿性教育”、“市场性教育”甚至“休闲性教育”，等等主观臆断所缠挠，并由此牵引出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撤并、教育产业化思潮冲击总总的波涌浪汹。以上状况显露，发展方式转变的首发任务，就是要在社会认知与理论阐释两个层面，廓清中国成人教育的社会性质与阶段任务的本质区别，明辩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的现实差异，其中刻不容缓的是，要广泛宣喻社会和人民大众，中国成人教育的性质是现代国民教育，“补偿性教育”只是其中阶段性任务；中国成人教育的历史使命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市场化教育”也只是其中局部责任，至于其他不胜枚举的继续教育形式，具为成人教育内涵之意。这些概念决不可混淆一谈，否则，不仅贻笑后人，还会给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障碍。 推进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是黄钟主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千帆竞发，万象更新，惟有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建设却涛声依旧，仍是枯守着计划招生、依托高校资源、利用大学师资、达到全日制同等水平等等计划经济的遗风余象，凭借历史惯性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浪。这些缺失与漏隙，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神浮气短，还落为了某些人诋诘乃至颠覆成人教育的“口实”。值此时艰，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是中国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大潮的挈领下，以迈古超今的坚忍，去面对时代的挑闼、社会的挑剔、市场的挑战，以凝合与凝练现代社会发展必要的现代教育管理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必需的现代资源融投体系，现代文化建设必有的现代文明传播体系，现代法治社会必备的现代教育法律体系为抓手，锻铸为现代成人教育体系新航母，奔向未来、奔向世界。 （三）在文化大发展中建构“推进服务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平台 在”文治从今遍九州“的大势下，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义诠注，更当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尽管目前中国成人教育还是服务机构遍立，服务招牌争竖、服务宣传震天的风生水起，尤其是那些高端市场服务、高端培训服务，需求旺而效益佳，一度成为市场的热点，其他机构争仿的标本。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旗鼓大张的发展平台却没能让中国成人教育迈入文化殿堂，只能杠着“市场服务窗口”的名号，流落于社会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痛定思痛，我们似乎能达成某些共识，即中国成人教育所构建的发展新平台，不是刻意它的层次高低，规模大小、效益多少为着眼点，而是以“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教育人民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作为优秀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实施原则。 引往证今，有人或问，“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作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其究竟新在哪里？以一言蔽之，新就新在它的文德闳阔、文情深沉。首先，服务理念的现代化所张扬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贴近社会、贴近市场，贴近人民群众的服务宗旨，坚持真诚、高效、快速、周到的服务方针，坚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为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价值的服务目的，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与大气势。其二，服务形式的现代化所涵盖的，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现代学历教育服务、现代移动式教育服务、现代传媒教育服务，现代社会培训教育，等等灿若繁星，给予我们的是大对接与大视野。其三，服务特色的现代化所展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全、人全我变的时代个性，给予我们的是大从容与大变革。 唯有如此，中国成人教育才可文旨重宣，文辉重光。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时期中国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与实现 摘要：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成人教育主体与成人教育客体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文章从新经济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视野分析了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实现的思路。 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 经济功能 实现 如今以高新技术、信息、知识为优秀的新经济初见端倪，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教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教育水平的高低对一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投资的不足和教育事业的落后都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谁拥有优势人才谁将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主导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世界各国和地区更加重视对以传播知识、创新知识为己任的教育, 尤其是与经济直接交融的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训功能使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得到实现与提升。 一、新时期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 1、成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助推器； 成人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相当比重的成人教育是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 直接为产业部门培养劳动力,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和生产性特点,可以有效提高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和择业能力, 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国属于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劳动大军持续不断汲取新知识, 掌握新技术, 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艰巨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成人教育的大发展是关键。 2、成人教育是实现人全面谐发展的动力源； 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拥有的信息量无限扩大，知识更新频率明显加快，社会分工更加精细。职业的不断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急剧变动，使通过学制教育中一劳永逸获得终身受用知识或技术的做法过时，人们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进程。 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成人教育促使每个教育对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能力和行为规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使他们理解并形成社会协作所必需的共同价值观念、政治方向、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和行为方式，使教育对象在与社会相适应发展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品格，具有个体所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特征。 4、成人教育是拓宽人才资源开发的关键点 。 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半衰期的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补充新的知识，接受新的信息，加强技术培训，以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各种在职人员必须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补充新的知识。而成人教育是拓宽在职人员知识，增加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力手段。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培养和造就新经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发展成人教育既是基础，又是关键。为此，成人教育应该成为人才资源开发、创新人才资源增值最重要、最快捷的途径。 二、新时期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功能的实现 1、确立“以人为本”、“适度超前”的成人教育思想； “以人为本”指不仅尊重和满足成人教育主体作为独立的社会存在自身的合理需要，还要要考虑到教育对象作为主体的内心认同和接受问题。成人教育的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目的性较强，他们往往通过工作时间或社会交往清楚地了解自身发展需求，因此对教育教学中各个环节具有能动的影响力和潜在的作用力。因此，确认“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成人教育的实施。 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导致教育功能与本质发生变化，使教育成为事关知识经济发展全局先导性的产业。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现代化的教育―高科技的知识――高素质的人才――高质量的经济”。知识经济要求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即“适度超前”发展。 2、积极推进终生教育体系和制度的建立； 知识与智力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智力的不断提高。学习与教育是迎接知识社会来临的重要策略与措施，学校教育无法给予个人一生所要的知识，个人工作上与生活上的实用技能大多数要在离开学校后的成人生涯中获得。成人的继续学习至关重要，成年期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亟须加强，更需顽强，教育模式必须由单一的经院式封闭型，变为多样化的家庭、学校等社会一体化的开放型，把从婴儿教育直到老年教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所有的教育加以组织，形成一体化的终生教育体系。 3、制定面向个体和服经济发展的成人教育目标； 新经济时代要求成人教育的重点，必须由学历教育转向职业教育，要以个体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来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面向教育对象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即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具有符合现代技术与现代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所学的知识能快速及时地应用于所从事职业的实际工作中，知识面不仅要“专”而且要“博”，要有敏锐地选择知识、辨别知识的能力。面对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局面，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能力，应具有较强的自我知识更新能力。[1]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标又应该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成人教育要实现“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成人教育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革和调整专业结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和技能支持。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通过优质教育服务培养优秀人才，为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4、创新成人教育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 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加快，要求增强成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前沿性。成人教育应及时把握人类知识的发展动向，不断吸纳新研究成果，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补充。成人教育本身就具有开放型、现代化及覆盖面广等特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概念的“函授”，已经越来越显得乏力，前景不佳。必须加大投入，最大限度地借助广播、电视、卫星、数字通讯、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和设备，实施教育，赶上现代化步伐，追求最佳教学效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十二大趋势 摘要：21世纪的成人教育已经和正在发生若干重大变化，展现出多彩光芒的美好前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开放化、产业化、自主化、终身化、社区化、网络化、高端化、国际化、法制化、学科化等十二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21世纪；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纪望平(1957―)，男，汉族，陕西省勉县人，惠州学院成教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研究，广东省教育厅成人与网络教育科研项目主持人。 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综观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态势，具有以下十二个明显的趋势和走向。 一、多元化 成人教育作为建立终身教育大厦下的一根重要支柱，仅靠大众化的成人高校和开放化的电视大学两极支撑是不够的。在建设学习型社会、扩充成人学习机会的宏大使命中，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二、多样化 21世纪的成人需求的多样化、个性的差异化、工作环境的复杂化、职业生涯变异的快速化决定了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层次等必定是丰富多彩的。办学规格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三、开放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在21世纪初，将建设世界最大的“中国开放大学”，由教育主管部门主管或主办的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系统、函授教育单列机构等教育形式将划归中国开放大学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目前的实践特征审视，包括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广播电视大学、部分教学研究型普通高校的成教学院、网络学院、民办高校成教部门等是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开放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处于一线的开放大学，是大众化教育的主力军，将在体制的开放、对象的开放、时空的开放等方面做好文章。服务学习型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普及实用性技能，构建高等教育层次丰富专业多样的教育“超市”，努力为各类求学者、从业者的知识更新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转岗就业提供便捷的教育服务。因此，其开放的重点将在投资管理机制的改革、教学机制的优化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有所作为，在招生制度上有所突破，在课程设置上更为灵活，在学生的入学资质、学分制管理、教育技术应用及考核评价方面形成自身的特色。成人教育开放化的历史变革还存在以下潜在可能，即入学由考试录取制变为选课注册制，管理以班级和专业为主变为以课程为主，学制由学年制变为学分制或成绩累计制等。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产业化 穷国办大教育，办全民的终身教育，完全靠国家投入是不切实际的，庞大的教育需求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在短时期内也难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教作为服务产业的基本属性为成人教育产业化铺就了道路，知识资本成为生产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知识消费群蓬勃兴起，成为家庭个体仅次于住房、医疗、轿车之后的大宗消费项目。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五、自主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成人学习动机由过去为国家为人民为单位为现代化建设而学转变为为个人生存和发展而学，由过去的组织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由单位支付学费转变为自己掏腰包，学习完全转变为个体人力资源开发的私人消费行为。在职业生涯的有效管理中，结合工作实际，个人对未来学习目标的期望、学习计划的安排、学习时间的选择、学习方式的确定等带有浓郁的自发性和自主化、个性化色彩，沿袭数百年以来的班级教学制、整体化、齐步走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指定老师大规模集中成人学习指定内容的方式将不受欢迎并将逐步淡出21世纪成人教育大舞台。 六、终身化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21世纪初以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的进一步加快，社会产业结构的不间断调整，我国进入了一个职位成为“稀缺资源”的“危机社会”，个人和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准，进行终生的职业生涯开发。由此引发和带来的人们工作的流动和岗位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将伴随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落实，按照“活着生活乐活”三步曲的阶段目标追求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质量的欲望更为迫切，学习型社会的类型也逐渐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成人着力于全面提高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终生学习成为全体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终身教育与终生学习两股潮流汇聚奏响的时代强音，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的主旋律。 七、社区化 成人教育将是社区教育的主要方式，发达的社区成人教育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社区政府根据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财政力量主要举办成人学历教育、扫盲教育。社区办学机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主要举办各种满足成人职业和闲暇需求的继续教育。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社区成人教育将向全方位、多样化、实用化方向发展，将在扩大成人教育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和方式、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承担社区的科技开发、咨询和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八、网络化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成人教育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在现代远程教育方面实现突破，必须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我国的普教及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得到高效率、大范围的利用，使大众真正共享这些资源。同时，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和现代远程教育的巨大张力，为有效解决成人学习突出的工学矛盾也提供了可能，为成人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人人乐学的宽松自由个性化自学创设了条件。“国家将把发展网络教育作为国家信息化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大对网络教育的投入，大力加强成人网络教育”。67所试点高校将通过网络教育与函授教育的整合再造辉煌，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通过通信系统直接将课程或教学视频输送到单位和个人的学习终端，奋力打造E―Learning时代的新型成人教育。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九、高端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世界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经验表明，高度普及的和高端发达的成人教育是维系和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不竭动力。大学后高级进修培训、企业高级技术管理培训、国外中短期培训、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将成为成人继续教育的新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2004年以来先后取消成人学历教育，转以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的高级培训为主。持续升温的MBA、MPA热也是成人教育高端化的标志之一。 十、国际化 WTO的飓风将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屏障一举打破，成人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前沿阵地率先敞开了胸怀。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已作为先头部队以迅猛之势在我国成人教育的各个领域抢滩成功，一场输入与输出不对称竞争的序幕业已拉开。由于成人的支付能力较高,国外教育投资集团在我国高级成人职业教育方面已占据有利地位。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我国成人教育目标上培养具有开放意识的外向型专门人才和劳动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一时代命题昭示成人教育必须国际化。然而，国际化也是一面双刃剑。为避免师资及资金大量外流，我国成人教育也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十一、法制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先后批转、颁发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两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都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地位和任务。21世纪初以来，全国和各地频繁密集的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文件，国家、省（区）先后出台的成人教育机构设置管理条例、办学评估方案等，尽管尚不完备，但从法律、政策法规的层面为成人教育的发展营造了初步的法制环境，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十二、学科化 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使成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独立突出，学科边界从模糊变得清晰。本世纪之初，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创立包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在内的中央部委及省、地成人教育协会、学会、专业机构团体70余个，创办成人类学术期刊50余种，出版大型成人教育专著、译著20余部、论著文集200余种。仅2000年以来2万余篇，设立国家、部（委）省、厅（市）级成人教育类研究课题百余项。此外，以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设立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硕士点为标志，成人教育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目前，除华东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第一个成人教育学博士点外，北京师范大学等8家高校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冠盖了成人教育方向，并在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39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含方向）。以这些硕士、博士点的建设与发展为平台，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摘 要:在新中国建立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成人教育既有迅猛发展的“凯歌行进”时期，亦有迅速下滑的低谷阶段，其发展过程的高低起伏及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可以使我们高屋建瓴，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高峰中汲取经验，从低谷中汲取教训，为未来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阶段；特征 成人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教育体制中正常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城市和工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家庭、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诸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穿越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透过历史发展的脉络回看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可以得知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国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从历史的角度品评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天我国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 一、1949-1966年，中国成人教育的产生阶段，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为特征，成人教育迅猛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战后废墟上，巩固政权、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与生活水平。为此，1949年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50年，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指示，确定把工农教育列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点。针对当时文盲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严重状况，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号召。在此期间，广大人民群众欲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但苦于知识与技能的不足，因而纷纷投入到夜校与农校中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学习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前10年，急躁冒进一度使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遭到挫折，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的八大仍然明确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方针，由此，知识与人才备受尊重、“两条腿走路”深入人心、半工半读广为推广、工农业余教育蓬勃发展、函授广播教育初露锋芒，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号召：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于是，极具创造性与极富特色的事关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等各级各类教育、成人教育的“三结合”“六并举”实践，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而使得1949年至1966年间成为新中国成人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时期。 二、1977-1985年，进入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期”，其主要特征是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呈“饿汉扑食、迅猛发展”之势 1966年至1976年，因受“”十年内乱的影响，我国成人教育难以正常开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面对“”10年这场“灾难”过后的精神萎枯、文化饥渴、经济孱弱、人才匮乏、教育缺失以及与国际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艰难境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规模宏大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需要亿万劳动者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因“”破坏造成的各类人才严重匮乏、劳动者素质同现代化建设需求远远不相适应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十年积压了大量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才，这些因“”而“被耽误的一代”人的“大学梦”，出于“将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补偿心理，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求，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为满足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1980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提出“积极恢复、大力发展”高等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方针，并将函授、夜大纳入高等教育事业计划。此后，普通高校先后恢复了成人教育，到1985年全国开展夜大、函授等形式的高校达591所，各行各业举办的管理干部学院102所，电大、农民高等学校、职工高等学校迅速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在全国逐步推广，从1980-1985年，各类成教高校和办学单位已有1 800个。1979-1980年，成人高教迅速铺开；1981年报考人数突破百万；1982-1984年，报考人数持续增长；1985年达到巅峰，当年报考人数超过170万，录取新生78.8万。这一时期成人高教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为在“”中被耽误学业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平台，同期，初等、中等成教也蓬勃发展，形成了我国“第一轮成人教育热”。 三、1986-1991年，中国成人教育步入低谷，其主要特征是成人教育“泡沫化”，学员学习积极性下降、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下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1986年12月，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确定岗位培训、成人基础教育、成人高中等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文化和生活教育为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和《决定》的推动下，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相继进行调整、规范和改革，以提高质量和效益，地方、行业、部门和社会力量举办成人教育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泡沫”现象的同时，成人教育学历也开始“泡沫化”，社会上文凭之风劲吹，人们对于文凭的渴望远远高于对知识的追求，社会上乱办学、乱发文凭、办学单位乱收费等“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为文凭而学的局面。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而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在此情况下，一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加大了对职工学习的限制，加之1986年夏季开始实施的全国成人高教入学统一考试和招生计划的“刚性控制”提高了“入学门槛”、成教的“普教化”以及连带产生的“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制约了成人的学习积极性，使成人教育市场疲软，报考人数连年下滑。1986年，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降至130万，录取56.4万；1987-1991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年报考人数均徘徊在110万～120万之间，年录取人数不超过50万。成人教育的滑坡，促使成教界进行反思、调整，1990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三乱，至1990年10月全国1 300多所成人高校自查抽查结束，三乱现象得到遏制， 118所成人高校被取消建制，经过整顿，成人教育逐渐走出低谷。 四、1992-1997年，中国成人教育“梅开二度”，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齐头并进，成人教育热浪滚滚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掀起新高潮，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做出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经济建设隔几年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决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从业人员提高素质、培训技能的需求比改革开放之初更高。顺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也认识到，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就必须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此后，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成人教育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办学体制的重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为全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渠道；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制度”。政府的政策支持致使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报考和招生人数不断攀升。1992年成教报考人数144.3万、录取59.2万，“二轮成教热”初露端倪；1993年报考170万、录取86.3万，势头猛进；1994年报考189万、录取近90万，掀起热浪；1995年报考216.6万、录取91.4万，持续高涨。到1997年，成人高校录取新生首超100万。与此同时，成人高等自学考试也不甘人后，1993年秋季报考人数突破200万，1994年春季达到276万，秋季上升为295万，1995年春季增至365万，同期的岗位培训、继续教育也持续升温，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在成人教育顺应经济、社会需求蓬勃发展之时，来自传统教育观念对成人教育的种种争论也此伏彼起，引发了成教机构自上而下的撤并改组，致使从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五、1998年至今，中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成人高等学历信誉下降、招生数量滑坡，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9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要求国民素质同步提升，加之十五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精神鼓舞，也为成人教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然而，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大学在校生人数从每年500万人扩大到了每年800万人，2001年教育部又取消了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冲击了成人高考。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盲目追求文凭和高层次学历等不良办学思想，过度扩张成教招生规模，损害了成人教育的声誉，甚至出现了成人教育商品化的现象，致使成教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也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成人教育的管理体制上，政出多门、为基层服务不够，缺乏有力的宏观指导和管理，致使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正确引导，以上诸多因素致使1998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规模出现低迷，大批成教、职教办学主体陷入困境。正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竺鹏所说：“成人高校正以每年10%的速度减少。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急剧滑坡，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大政治学系教授张鸣也认为，“成教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异化了，成教文凭根本没有市场……，成教必须转型，否则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全国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比上年有所减少，招生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成人高等学校505所，不到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学校总数的1／4;成人高等教育共招生221.16万人，仅占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10，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总之，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创新的步伐，成人教育尚未真正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配置教育资源、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办学机制，仍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人教育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纵观建国50多年来成人教育的发展历史，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面对新形势、从战略的高度转变成人教育理念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中国成人教育政策法规透视 摘 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是维系成人教育生命的最关键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成人教育法规建设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体系。 关键词：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人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的历史，也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不断发展的历史。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及其特征 1.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明确地把发展成人教育作为建国初期的重要国策。1951年10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决定》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同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和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政务院、教育部分别颁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发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及《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条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等颁发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筹办扫除文盲协会的通知》、《关于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关于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等。同期，党和政府分别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1956年党中央决定按照高级党校办学模式，在基础较好的工业大学开办领导干部特别培训班，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2.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成人教育的发展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客观上使成人教育由最初的工农文化翻身的政治需要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实现了成人教育在办学方向和目的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和知识分子再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二、“”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特征 1.“”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1958年，随着“”的出现，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农村业余教育的通知》。1958年5月，刘少奇发表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跟这种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拥护和支持两种教育制度的改革构想，《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举办半工半读工人学校》的社论。此时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已经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为加强函授教育管理，196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函授、夜校教育的通知(草案)》，由此，函授教育管理步入规范的轨道。 2.“”前十年主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起初，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得当时制定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超越了历史条件，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1962年我党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提出“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有效地调整，明确了整个民族的教育制度――半工半读制度，启动了函授广播电视教育，在办学形式上提出“三结合”、“六并举”，于是，由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组织共同参与的各类各级教育、成人教育很快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 三、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其特征 1.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自1987年开始，中国成人教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多次召开成人教育重要会议，并出台了一系列成人教育改革政策。1985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87年，由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又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这在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提出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积极兴办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1)加强职工岗位培训。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同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加强岗位培训管理工作的意见》。1994年，劳动部、人事部印发了《职业资格证书规定》。1995年，中央组织部、国家教委等5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干部培训管理的若干规定》。同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规范(试行)》。1996年，劳动部、国家教委印发了《企业职工培训规定》。这一系列文件规定，推动了我国岗位培训制度的建设，成人教育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 (2)扫盲与堵盲并重。1978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正式提出“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扫盲基本方针，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以往“重扫盲轻堵盲”的错误认识和在巩固提高工作方面存在的弊端，加强了扫盲的法规建设。我国政府有关或涉及扫盲教育共制定了七部法律，它们是《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监狱法》，两部法规，即《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残疾人教育条例》。扫盲教育成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 (3)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93年，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中明确规定：“要完善和发展自学考试制度，鼓励自学成才。”1995年，国家教委了《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1996年，正式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这些指导性文件和管理措施，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4)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针对民办教育在恢复起步过程中管理和办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国家教委依次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关于社会力量办学几个问题的通知》、《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从此，社会力量办学迅猛、健康地发展起来。 (5)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深化。在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学资格审批权限、规范管理、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过程的实施、证书管理、成人高等教育评估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如：1985年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不得自行组织国家承认学历的统一考试的通知》，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审批手续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治理整顿工作的若干意见》，1992年国家教委的《成人高等专科教育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1993国家教委制定并印发的《函授教学过程实施要点(试行)》、《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统一负责制及加强管理的若干规定》及《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等。 2.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1)对成人教育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成人高等教育与社会各方面都具有紧密的联系。 (2)解决“”遗留问题。职工双补教育作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将扫盲教育与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后巩固提高的继续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3)成人教育开始履行新一轮的使命与任务。成人教育已不再是过去的工农教育，也不是对未接受学校教育的成年人实施的补习性教育，相反，它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提高素质与能力的教育。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实现了由对青壮年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向开展岗位培训的转移。加强岗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进行制度化管理。 (4)成人高等教育经过实践――调整――再实践，在办学形式、办学层次和规模上得到更大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招生、审批、管理、评估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自学考试作为一种广受成年民众青睐的新型方式在全国蓬勃兴起，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成人教育纳入绿色证书计划、星火计划。社会力量办学采取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社会力量办学应当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为重点，使民办教育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半个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始终紧紧围绕巩固民主政权、解放生产力、振兴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基本目标而展开，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任务而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依然坚定不移地与经济结构改革同呼吸，与经济制度重构共命运。同时，它又义无返顾地以践行科教兴国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神圣使命，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光荣职责，通过维系成人教育的发展，促进人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成人教育的服务对象已经从早先的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科技人员扩展到了更多的社会人群，尤其是社会转型期需要得到特别关注的失业与创业人群、妇女与老年人群、流动人群与社区人群以及社会归正人群等。因此，制定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视野应扩充到对就业、再就业、创业培训、资格证书培训、干部培训、执政管理能力培训、党员先进性教育、社区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弱势人群教育、社会归正人员教育等方面。在成人教育法规建设方面，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前景探析 [摘 要] 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正规性等特性；成人教育的类别和形式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 [关键词] 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 发展前景 中国 探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教育也出现了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成人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人教育发展迅猛，硕果累累，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将从成人教育的基本概念、特性、形式、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国成人教育壮观灿烂的前景。 一、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终身教育，是贯穿个体生命全过程的教育。其组织包括学龄前教育、学龄期青少年的各级学校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则是终身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业余、脱产或半脱产的途径对成人进行教育。终身教育的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生活质量，以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更偏重于获取学历文凭，以满足社会及个人的需要。可以说：终身教育是教育观念和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是世界潮流；而成人教育则是具体教育环节和教育方式问题，是被国际公认的“顶点教育”。 二、成人教育的特性 成人的年龄、心理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成人教育的特性。 （一）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非正规性”。这是成人教育最主要的特性。 成人教育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质的教育活动。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的、民间的教育。它的学习对象最多，并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及成人学习者教育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成人教育又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方式。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上有较强的灵活性。它能够满足社会及成人学习者的需要。 （二）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成人学习者由于工作和自身条件的不同，自主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以满足生活及实际工作的需要。成人学习以自学为主，虽然有面授和答疑的机会，但毕竟有限，因而靠学习者自觉地学习。因此，成人学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三）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成人教育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分。但当前成人选择学习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自身工作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取得学历文凭。更多的成人学习者由于学历不达标而不能从事更理想的工作，也有一部分成人学习者则是由于工作的实际压力所迫而不得不再学习以增长知识，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创造性”和“成就感”。由于年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决定了成人独特的思维能力。因此，成人教育应该体现成人的“创造性”和“成就感”，让成人学习者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及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以获得独特的见解，突出其独特性。同时成人教育学校还应该提供一定的平台，让学习者有机会把自己的创造成果展现出来，使其获得成功的喜悦。 （五）成人教育体现“时代性”和“变革性”。成人教育通过各种形式让学习者从思想上更新观念，明白今天投身于成人学习是时代的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理，成人教育更要从成人学习者的实际出发，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使成人学习者乐于学习、勤于学习而又学有所获。 三、成人教育的类型和形式 成人教育的类型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类型按其功能可概括为：补偿教育、继续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社会化生活教育。 补偿教育包括扫盲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学历教育。其目的就是使那些因各种原因失去教育机会或未完成正规基础教育的人提供第二次教育的机会。 继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那些已完成正规学历教育的人继续提供学习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能力的教育。继续教育是当今成人教育的主流。也是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成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成人就业或从业的能力。它能扩大成人就业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在职人员的职业能力。 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个人的教育需要。这是非学历的、非功利的、最自由的一种素质教育方式。 成人教育的形式也是多元的。目前我国成人高校类别繁多，其形式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职工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教育、卫星电视教育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成人中专学校、成人中学、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中专自学考试等成人中、初等教育。此外还有网络大学及各种进修、培训辅导性质的函授、面授学校。有的学者还将“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等方式视为成人教育的形式。 四、成人选择再学习的目的和心理 （一）学习目的 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人快乐。离退休的老年人，或有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或还感受到精力充沛，尚可发挥一点余热；或想为子孙后代做点表率――因而选择了上老年大学再学习的方式。他们通过学习，既可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又找到了乐趣，还充实了自己；既可关注社会和国家大事，又思考了人生，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还保持了大脑生机，延缓了衰老，促进了健康。 为学历达标，减轻工作压力。成年人读书，除老年学习者外，多数人学习的目的都在于获取学历文凭。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错过了正式的普通高校的学习机会。因学历不达标而不能进入更理想的部门工作，也正由于未能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原有的知识适应不了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需要再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文凭，从而适应更理想的工作需要。 为履职晋级，获得更好待遇。成人学习者为获得文凭，丰富知识，充实自己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因为学历不达标而职称上不去，因而只有再选择学习，以满足晋升职称的需要。 （二）学习心理 成人选择不同教育形式的心理，由其年龄、工作性质等因素决定。 1.成人选择自考是由于自考不设门槛，没有入学考试，又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及原有学历的限制。同时，考试过关一科在几年内都有效。正由于入学容易，且灵活，故而自考人数多。 2.成人选择电视大学是因为电大招生形式灵活多样。成人专科生：招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广大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成人考试，上线录取，并按学习形式（脱产、业余）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就可以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普通专科生：招收普通高校录取线下考生，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后按新规定的电大录取分数线录取。学习形式一般为全脱产，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注册视听生：招收高中毕业学历或相当于高中毕业学历的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实行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一般以业余自学为主。学习成绩合格后颁发中央电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第二学历：凡持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选择第二专业学习者，可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与成人专科相同。 开放教育生：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均可报读开放教育本科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实行免试入学，宽进严出。修完规定课程，达到毕业最低学分要求，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高等职业教育生：招收中等专业学校、职高、技校等相关毕业生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电视大学发展迅猛而且形式灵活多样，为成人考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而报考人数较为可观。当今远程教育已实现教育的全球化。 3.成人选择函授大学，是因为与自考和电大相比，函授大学是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自学为主。函授虽然要参加全国统一升学考试，但取分线并不高；每学期所学课程都由任课老师事先拟出计划，学员可在面授前按老师的要求自学并完成作业；考试过关率较高。所以成人也较喜欢这种方式学习。 成人除选择以上几种方式外，还选择夜大学、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辅导等非学历教育学习。成人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加之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方式较灵活，因此成人也较喜欢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 五、成人教育现状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教育。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在发展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教育统计： 1978年――1998年：全国扫盲769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92.21万人。 1992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81.43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91.47万人；成人初等学校在校生828.89万人；农村接受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农民达4400万人次；城市接受各种岗位培训的职工达4000多万人次。 1998年：成人初、中、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分别达到538.55万人、67122.77万人、282.22万人。 2001年――2007年：全国扫盲1200万人；全国开展实用技术培训4.13亿人次； 2005――2007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06亿人次； 2006年：参加各类培训和学历教育的企事业职工共计9174万人次； 1999年――2007年：电大系统开放教育累计招生458万人，毕业学生达238万人，在校生200余万人，电大培养的高等学历毕业生突破600万人，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超过4000万人次。 近年来，农村成人学校均规模已达到7000万人次。 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有962所，教职工20.39万人，兴办函授、夜大学历教育高等学校1311所，各类成人中等学校40余万所，成人初等学校18万所。 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然而，面对激烈变动的社会环境和日益迅猛的社会发展，面对社会竞争、潮流和变化的威胁和挑战，我国的成人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1.人们对成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缺乏一定的思想高度。2、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经费投入尚不足，许多成人学校在设施等多方面的条件都还很落后，难于适应快速发展的网络教育的需要。3、成人教育培养计划滞后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4、成人教育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5、一些成人学校办学宗旨出现变异。成人教育的宗旨在于发展成人高教事业，为那些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未能获取高一级学历文凭的各方面成人提供条件，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成人大学办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只重数量不重质量。6、管理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办学网络尚不完善。一些成人学校在教学和管理方面都不严，授课教师的随意性很强，而且教考还不甚分明。这就容易让一些平时不上课而又善于投机的学员钻空子。7、大多数成人教育学校还主要使用普通教育的教材，显现不出成人教育的特点；8、成人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很落后，还不能很好地调动学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成人教育是多元化、终身化、弹性化、动态化的。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常业安, 男,1957年生, 云南昭通人 ，高级讲师 ，文学学士。主要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及管理研究。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慕课与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转型期带来中国教育转型，教育现代化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流声音。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了成人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目标，提倡“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成人教育学者对信息化时代成人教育发展开展了多项研究，如张新、谭艳芳（2012）提出了网络化教育时代成人教育发展的策略，主张成人教育应该转变教育理念，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转变成人教育功能［1］。2012年，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简称MOOC或MOOCs，国内音译为“慕课”）以浪潮般的气势迅速在全球展开，该年被称为“慕课”元年。此后，国内外教育界迅速掀起了“慕课”建设与推广的热潮，“慕课”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领域都炙手可热。结合国内成人教育的特点，不难看出“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可以大有文章，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慕课”的发展与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的优势，并进而提出“慕课”时代背景下中国成人教育的转型策略。 二、“慕课”的发展及特点 （一）“慕课”及其发展 “慕课”，简言之就是“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2］，由乐于分享的机构或个人制作并到网络，供学习者使用。因为网络的普及，理论上它可以借助网络的传播，架构起全世界的学习者与讲授者之间的桥梁，实现教与学的无空间限制，因此“慕课”被称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3］。在网络远程教育的基础上，2008年，加拿大的两位教授大卫•科米尔（DaveCormier）和布莱恩•亚历山大（BryanAlexander）首次明确提出了“慕课”的概念。201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导论》课程被认为是首个引起全球关注的“慕课”课程，先后吸引了16万学生注册学习。2012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了“慕课”建设，“慕课”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发展之势。英国的“未来学习”（FutureLearn）、美国的三大“慕课”平台Udacity、Coursera和Edx、澳大利亚的“开放学习”（Open2Study）、日本的“日本慕课”（JMOOC）等国外“慕课”平台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的来自全世界的学习者注册参与学习。国内很多高校和机构也开始了“慕课”的探索，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等“慕课”平台也脱颖而出。慕课”浪潮已经迅速席卷全世界教育界，全球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借此分享到每一个需要的学习者手中。 （二）“慕课”的特点 与普通的远程网络教学或在线学习软件不同，“慕课”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慕课”通过全球网络的传递，实现了覆盖范围的大规模化，各类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带动了各课程的传播。哈佛大学“正义”（Justice）课程，原来平均每年只有750名选修，现在“慕课”上的学习者已经难以计数［4］。二是“慕课”的易获得性，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到其提供的所有网络课程的学习，不需要参加任何入学考试，也不需要缴纳学费，如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学习者只需要同进入社交论坛一样填写用户名和邮箱地址等内容就可以完成注册，成为正式学员。而且借助网络之力，学习者可以不受地域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注册学习，可以在工作之余进行碎片化分段学习，学习者在选择课程时也不受专业限制，可以根据学习意愿选择任何自己喜欢的课程。三是互动性，“慕课”不仅仅是教学视频的简单汇总，在“慕课”平台，学习者之间、讲授者与学习者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可以通过游戏浸入式等不同手段实现网络测试，学习者不会感到学习的孤单无助，反而可以通过相互评价等方式提高学习的参与兴趣和热情。 三、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的优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倡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定发展学历型继续教育。“慕课”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炙手可热，但是实际上在成人教育领域，尤其是非学历成人教育领域，具有独特的推广优势和可操作性。 （一）“慕课”有助手保障教育公平 中国成人教育经历了恢复调整、改革发展后，已经进入到深化改革阶段，现阶段中国成人教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太大，无法保障教育公平，某些地区仅仅把成人教育“当成是一种创收手段”，注重其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造成了成人教育质量下降，也无法保障教育资源的发展和配置，教师师资建设和课程建设投入不足［5］。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成人教育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差异一直存在，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资源短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受到制约。“慕课”的出现刚好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保障教育公平。一方面，“慕课”提供了大规模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学习者均可以通过“慕课”学习自己需要的和喜欢的课程。而且可以通过搜索，不受限制地选择实用性强的课程进行学习，并得到讲授者的指导，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共同探讨。另一方面，“慕课”提供的教育资源都遵循共享的原则，所有优质教育资源都免费开放，这为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无法享受教育的学习者保障了受教育的机会，尤其对于意图接受非学历教育的学习者作用巨大。教育公平的保障有利于成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实现，有利于终身教育的推广普及，有利于弥补教育资源不均衡造成的教育差距。 （二）“慕课”有助于保证学习便利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对象中在职教育的比例日益增大。笔者曾就某成人教育学院2012级部分接受学历成人教育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涉及5个班级，调查问卷发放143份，收回139份，其中有效问卷135份。在这135位调查对象中，男生78人，女生57人；其中在职学生105人，比例高达77.78％。在回答“你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出勤”这一问题时，39位学生选择了“经常”，占在职学生的37.14％；48位学生选择了“偶尔”，占在职学生的45.71％；只有18位学生选择了“基本不”，占在职学生的17.14％。有相当部分学生需要在下班后穿过半个城市赶到学校上课，有时到达学校，都错过了上课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成人教育效果的不理想。“慕课”的易获得性可以解决这些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保证学生的学习便利。借助“慕课”，学习者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而且在空间上也不再受到限制，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也可以在咖啡馆、地铁、卧室等任何能够连接到“慕课”学习平台的地方学习。线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与选择同一课程的学习者和课程的讲授者探讨，或者选择固定时间的面对面探讨，可选择的方式大大增多。多样化的学习保证可以促进中国成人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更好地保证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慕课”有助于教育合作推广 加强成人教育的国际合作是历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更大，各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背景不同，历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都期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成人教育合作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建设起国际成人教育的网络，为全球成人教育的提高做出贡献［6］。“慕课”使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可行，国家有关组织可以协同不同国家成人教育的机构，建设全球成人教育“慕课”平台，集中优势，打造国际水平的教育网络。除此之外，区域合作和校际合作可以借助“慕课”平台有效开展。“慕课”的建设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同一课程的反复建设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及新竹交通大学共同建设的“ewant育网”就是校际合作的成果。“慕课”的建设高校可以联盟，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最优化的“慕课”平台，其他学校可以选择已经建设好的课程直接应用到教学中，并与建设者进行互动沟通，为课程的优化建设提供建议和意见，以使课程达到最佳效果。同时“慕课”还将必然推进“学分银行”的实践，为跨校选课、合作办学提供渠道上的技术保障。 四、“慕课”时代中国成人教育的转型策略 中国成人教育的对象自然情况呈现多样化，与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形式不同，中国成人教育的学习者在年龄分布、学习需求和学习时间、空间安排的需求上都更为复杂，成人教育借助“慕课”平台加速教育转型能更好地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如何结合“慕课”的特点以及中国成人教育的现状，借鉴“慕课”发展的经验，实现“慕课”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转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转变办学观念，实践教学改革 “慕课”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尝试，它的出现，将会带来一场教学的革命。虽然可以预见它的推广将会带来诸如学生中途退课不便管理、学生学习效果检测失控等问题，但是它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使其肯定将占据成人教育转型的一席之地。“慕课”的使用与建设，需要办学者转变“以教为主”的办学理念，倡导“以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思想，实践新型教学模式，勇于实践探索“慕课”的使用、开发与建设，寻求教育现代化的最佳途径，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找到新的突破。这需要政府、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的合力转变，也需要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同时也不能跟风式全部“慕课”化，应该根据地区、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改革和探索。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学科和专业先做为试点，其他专业可以后续改革。 （二）凝练办学特色，建设优势学科 目前，大多数的“慕课”课程是由高校的优秀教师主讲，由政府与名校或者企业与名校合作开发的，以此充分保证“慕课”教育的质量。名校和名师的吸引力成为“慕课”的主要特色之一［7］。各办学单位若想抓住“慕课”发展契机，就应该凝练办学特色，建设优势学科，打造名校、名师效应。在建设“慕课”平台的同时，可以联合兄弟学校联盟，实现优势联合，提高“慕课”的质量，进而提升学校和教师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同时，也需要与企业、其他机构联合开发，实现“产学研”的结合，共同促进。在与其他单位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强调学校的优势学科，打造特色专业、知名教师品牌，以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容易造成资源上的浪费和教师重复工作的浪费，也无法保证每一门课程建设的质量。 （三）加强教师培训，提高信息素养 “慕课”的使用和推广离不开教师的创新和合作，建设学习型社会需要学习型教师，学校应该支持教师参加相关培训，尤其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以适应“慕课”时代更高的要求。很多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成人教育教师的继续学习权利，也规定了他们的继续学习义务，如美国的《成人教育法》、日本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英国的《教师工资待遇法》等都对成人教育教师的在职培训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立法保障［8］。成人教育教师在“慕课”时代需要探求新的教学模式，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他们的学术素养、信息素养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应对学习者的更高需求。同时针对某些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可以聘请行业精英共同打造精品课程，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以建设高质量的课程。 五、结束语 “慕课”时代的到来为教育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莫大的机遇，中国成人教育应该借此契机，借助“慕课”之力，加速成人教育的纵深发展。“慕课”的大规模化、易获得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赋予其在成人教育转型中的应用优势，适合成人教育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有助于保障教育公平，有助于保证学习者学习便利，有助于教育的合作推广。成人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应该转变办学理念，实践“慕课”时代的教学改革，在“慕课”使用和建设中凝练办学特色，打造优势学科，并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素养。信息时代的教育信息现代化，有助于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 作者：尚菲菲1 付景川2 单位：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1 吉林大学2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浅析中国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压力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困境;传媒社会学;对策 论文摘要：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与发展,中国的成人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只生力军,但也应看到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所面临的诸多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本文运用传媒社会学的独特理论视角对成人教育的压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对成人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成人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存在的诸多压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发展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就是与我们亚洲的近邻韩国、日本相比也存在不小的距离。同时,中国成人教育面临社会因素的多重挤压,未来的生存发展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完全有必要对目前中国成人教育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系统进行明晰化,以便为中国成人教育的进一步纵深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成人教育事业目前所面临的残酷生存发展压力,并非单一因素所造成,而是诸多社会层面的因素综合运行所形成的。 1 内部自身因素层面 1.1 办学理念亟需革新 长期以来,国家对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地位和作用认识都相对模糊,导致成人教育发展的定位也相对模糊,既不能有效区别于普通高校教育,在与职业院校以及技校的竞争中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于是便形成了“娘不亲、舅不爱”、不上不下悬在中间的尴尬境地。 有些高校为了追求办学效益,实行成人教育校外站点办学模式。这种“外包”方式,造成高校校内教学与校外站点相差很大,校外站点灵活性过大,流于形式严重,成人学历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拿文凭”,在社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恶化了成人教育的生存空间。 1.2 师资力量短板效应明显 成人教育大多数教师是由普遍大中专院校直接划拨,有些老师是从别的行业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为师的。这样的教师队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践能力差。至于教学名师,那在成人教育机构中是更加缺乏。 许多成人高校出于盈利目的,仅仅满足学生的学历需求,而不考虑其毕业后就业市场,课程内容多年不变,也不能反映目前残酷的就业市场和形势的需求。教师给成教学生上课,每次能有一半学生来听课就很不错了,即使来上课也是走走形式,纯粹是为混文凭而来,致使教学质量不断下滑。 1.3 宣传策略存在误区 招生宣传在招生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句话说得好,酒香也怕巷子深。成人教育媒体宣传媒介种类较少,既不可能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上大做文章,也不可能在每年招生时派人到各地推介,只能印刷一些简单宣传简章或者在学校的网页上进行网络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传播范围极为有限,而且网络传播受到计算机能力的极大限制,受众没有一定的网络技能不可能阅读到网络上的成人教育招生宣传。成人教育信息传播在社会上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方式进行。那些需要成人教育相关的人往往通过熟人打听来获得这些本地的成人教育相关信息。这种宣传策略上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人教育生源的规模性发展。 2 外部社会因素层面 2.1 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2008年),国家对于教育的政策指向,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一是强调义务教育,最近几年更强调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二是强调普通高等教育;三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导向。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统计局教财〔2008〕20号文件以及教财[2009]19号文件资料显示,最近几年教育投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国家的义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增长势头加快,作为教育“重头戏”的普通高等学校也是稳中有升。但对于教育的另一个“大户”成人教育,国家政策扶持以及资金投入上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这种政策与资金层面上的“短视”将直接制约着中国成人教育的纵深发展,导致了中国成人教育“缺资金、缺师资、缺设备”三缺局面的直接形成。 2.2 生源压力前所未有 成人教育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生源的规模效应。近几年,成人教育的生源数量和质量呈现严重下滑趋势。一方面,成人教育生源面临严重危机。由于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造成生源选择普通高校比例大,普通高中生报考成教的比例将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成人教育还面临着各类职业教育、技校残酷的同业竞争压力,生源数量下滑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生源质量也不容乐观。报考成教的主要生源是技校、中专、高职的毕业生以及社会在岗人员,这些学生有一定的岗位操作技能,但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甚至有些基础课程根本就未学过,录取分数较低,特别是社会在岗人员,他们一方面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参加成教业余课程学习,时间上有一定冲突。这些因素使得成教学生的生源质量和素质比以往下降得厉害。 2.3 教育教学资源受到挤压 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既挤压了成人教育的生源空间,又使一些原本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被兼并和升格,减弱了承担成人教育的任务。普通高校举办成人教育的学校,也因为普通高校的扩招过快,造成学校教学资源只能挤占原本用于成教的教学资源,造成成人教育基本设施严重不足,成教师资队伍流失现象严重,以及成教办学经费被挪用。而且对于普教招生,国家拨款加上学生收费大大高于成人教育学费收入,学校更倾向于多招普教学生,这就使得成人教育不得不给普教扩招让路。这种状况下,成人教育教学资源严重被挤占,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甚至有些地方的成人教育惨淡经营时刻面临着停止招生的生存危机。 2.4 文凭学历比较劣势大 成人教育文凭在社会中倍受歧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社会上对成人学历教育的偏见,成人教育学历在就业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不论是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持有成人教育文凭的应聘者挑三捡四。在招考公务员时,许多用人单位都将成人学历排除在外。这种学历歧视与限制的背后带来的是成教生心理上的困惑:成教文凭含金量与社会承认值到底是多少?这种学历上的“弱势”直接造成了成人教育在就业上的不公平,这对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是最严重的打击。无生源,教育也将不存。成人教育文凭的含金量越低,成人学校的生源也就越少,国家对成人教育的政策倾斜随即下降。这一切都是连锁反应。 21世纪中国教育资源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生存发展压力骤增,如何缓解这种剧增的压力以及解决下一步的发展动力问题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德国成人教育特点对中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摘要］德国是世界上成人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之一。德国成人教育的主要特点包括各层面对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社会多渠道积极参与成人教育、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我国成人教育可以借鉴德国成人教育的优秀经验，从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关键词］德国;成人教育;特点 德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战后德国经济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和重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一直以来良好的基础。德国成人教育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各层面高度重视成人教育 (一)国家对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 德国政府大力投资教育，鼓励民众参加多种多样的成人学习，降低学习费用，为成人学习提供支持。德国成人教育的场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及地方的公共预算中，有相当数额的资金投入在成人教育和学习领域。此外，国家还通过发放奖学金的方式对参加成人教育的个人给予援助。据数据统计，2006年德国在教育中的总投入为1348亿，其中用于成人教育的费用达533亿，占教育投入的39．5%。 (二)企业重视对员工的继续教育 在激烈的现代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掌握了最为先进的技术及生产工艺，并能够将技术和人力资本迅速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才能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要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人力资本是关键。因此，德国的企业非常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将对成人教育的投资看作和实物投资同等重要的投资。 (三)个体为适应知识的极速变革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更新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就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更新原有的知识，适应日趋激烈的时代竞争。另一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会带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技术、生活环境、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变革，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人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学习、扩充知识、提高能力，因此人们对于成人教育非常重视。 二、社会积极参与成人教育 (一)办学主体多元化 办学主体多元化与办学机构多样化是德国成人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德国成人教育办学主体主要有国家、政党、经济界、教会以及各种商业性继续教育企业。［2］1．成人教育中心。2006年，有974所成人教育中心遍布全德。成人教育中心得到地方政府和法律的支持，提供的课程涵盖继续教育的所有领域，主要集中于外语、文化教育以及一般性的教育。在联邦层面上，成人教育中心组织是一个地区协会，德国成人教育协会是成人教育中心在联邦层面上的组织代表。2．工会组织的成人教育。根植于传统的工人教育，德国工会联盟和德国工会支撑着德国最大的继续职业培训机构。除了职业培训，《劳动力管理关系法案》也要求工会为工厂理事会成员和工会代表提供政治课程。3．教会成人教育。教会成人教育包括家庭导向的成人教育中心、学院、农村成人教育中心(包括一些住宅区)以及其他教育组织。4．“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是成人教育中心和工会的合作团体，提供大范围的政治和职业培训。5．住宅区自主形成的培训中心。组织者不同，培训形式就不同，但主要提供持续一周及以上的合约式课程。6．产业部的教育协会经常组织与工作相关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主要与中小型企业进行合作。7．州立继续教育机构为政府雇员提供课程。在地区层面最重要的是教师培训研讨会以及为公务员服务的学院。8．一些政党的基金会有他们自己的教育组织，致力于政治教育。9．根据地域和主题不同，福利协会、地方运动协会和农村组织也会根据自己的不同关注点提供他们自己的培训。10．夜校和学院在学生完成课程后，能够颁给成人学生一般的毕业证书。11．职业技术学校提供1～3年的职业培训课程，学生可以连续式和间断式完成学习，完成后可获得国家认定的资格证书。此外，职业技术学校也提供不同种类的研究生课程和专业性的进修继续教育。 (二)投资主体多元化 德国成人教育的经费来源是多元化、多渠道的，主要有五种:1．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德国有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对职业或成人教育机构以及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培训项目进行支持;各州主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成人教育机构和成人学习个人进行资助，包括机构、项目和群体资助。2．企业资金投入。企业中这部分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为员工提供企业内部和赴外教育培训的经济资助。3．私人机构参与。私人机构会根据市场和个人学习需求设置相关培训课程，提供商业性质的培训内容。4．社会团体出资。在德国，参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团体主要有农业协会、德国工会联合会、工商手工业经济协会、基督教新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等。这类社会团体一般会得到州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成为参与成人教育和学习的主体机构，同时需要出资用以支持成人学习和保证机构的稳定运营等。5．学习者缴纳学费。在德国成人教育被理解为向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学习者提供的教育，参与者应当向提供教育的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3］ 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独立行使教育立法权、管理权。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方面的独立立法及具体实施、调整由各州根据各自实际进行操作。联邦政府主要是起统筹和支持的作用。联邦和各州在成人教育领域灵活结合，以州为主，构成了既有基本统一的原则，又有各具特色规定的、鼓励多样性和自由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4］ 四、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 德国成人教育办学形式主要有三种:(1)人民高等学校。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根据学习者年龄、性别、教育层次、所学专业、所处行业、职业经历，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和内容，达到的学习目的也各有侧重，因此，人民高等学校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成人学习需要。(2)远程教育。以其办学方式多样、学习内容丰富、授课形式灵活、时间空间不受局限的优点，在德国越来越成为现代终身学习、成人学习的重要学习方式。(3)高校成人教育培训。一些高等院校会成立专门部门用于成人教育和培训，开设专门的成人教育培训课程，包括基于个人兴趣爱好、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课程，以及专业化的职业培训和人才培养。［1］(4)专科学校。招收完成职业训练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青年。德国不同的办学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学习需求，包括补偿教育、适应性教育、升级教育、转岗教育、横向拓宽职业技能教育、满足兴趣爱好的教育等。 五、对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德国成人教育在社会重视程度、参与主体、法律制度保障及支持、办学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德国成人教育具备以上特点不仅仅出于战后恢复经济和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德国社会一贯重视实用性、重视职业教育的教育传统。德国社会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德国上至联邦政府，下至企业个人，无论是出于国家建设的目的，还是促进生产力进步以及个体发展的需要，德国整个社会对于成人教育学习特别重视。德国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办学主体、办学方式和投资主体等方面的探索。在办学主体方面，形成了包括成人教育中心、教会成人教育、“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夜校、职业学校、社区培训中心等形式在内的多种成人教育机构，并且提供丰富多样、具有实用性的培训和课程。另外，除了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投资成人教育之外，企业、教会、行业、私人机构都可参与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支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学习者个人投入相结合、多元化的成人教育投资主体。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和制度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德国成人教育获得的成功有目共睹。我国成人教育可以借鉴德国成人教育的优秀经验，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 作者:朱慧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三生教育下中国成人教育价值研究 “三生教育”包括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它是通过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目标过程。具体来说，“三生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以学生为主体，使他们在自我认知和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来认知，来实践，并培养学生具有持久的学习能力，逐渐形成主动、积极地为生命而学习的自觉性。“三生教育”在成人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三生教育”角度审视我国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匮乏。因此，从“三生教育”角度研究我国成人教育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三生教育”的整体角度审视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三生教育”观照下成人教育价值取向的应然指向。 一、“三生教育”的内涵及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三生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丰富其生活知识，使其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从本质上来看，它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从内容上来讲，“三生教育”中，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生存教育是前提，生活教育是保障，生命教育是优秀。也就是说，通过生存教育使学生提高生存能力，掌握生存规律，为其全面发展提供必备的前提条件；通过生活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性情，完善学生的生活情趣，为其完满生活打好基础，为其全面发展做好保障；通过生命教育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关爱生命、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教育应当贯彻始终，它既是“三生教育”的初衷也是其最终目标，是人之全面发展的优秀内容。 二、从“三生教育”看当前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 在“三生教育”观照下，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着过分偏重社会需求，对人本身的发展重视不够的问题。杜以德先生曾指出：纵观现代成人教育发展的历程，基本上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成人教育由于过分关注社会的发展使人之发展社会化，导致了对人的发展的冷落和偏移。成人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柱，为社会服务本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是，成人教育过分偏重社会需求，成人教育领域实用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水平下降，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出现对人本身的发展重视不够的问题和现象。具体表现为：生存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单一化，生活教育偏于物质化，生命教育几近缺失化。 (一)生存教育单一化 生存教育单一化主要是指目标和内容上呈现单一化。我国成人的生存教育在目标上以技能的提高为唯一标准，缺少心理能力培养和情操陶冶的目标体现；在内容上又以成人的外在技能提高为主，忽视内在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为只注重培训成人的言说能力，生产技能等职业技能，忽视道德素养，心理智力，兴趣爱好以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这种生存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只是教会人单纯掌握“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却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和追问，使得成人的生存教育在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形势下，目标和内容却越来越单一，导致成人在工作之余的学习和受教育变成被迫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负担和压力。生存教育目标和内容的单一化，使得成人教育单纯以完成技能传授为任务，而技能的提高又单纯以获得学历或者资格证书为唯一标准，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成人真正生存的意义所在，失去了对成人生存价值的关怀，造成了受教育者“意义”世界的缺失。这种目标和内容上的单一化还使得学历和文凭越来越被畸形地关注，也使得成人为了在现实社会中谋求好工作，好收入，通过成人教育混文凭，混学历的功利性追求戴上了合理的“为了生存”的帽子，导致成人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懒散被动，思想不集中，精神不投入的行为，最终也促使成人教育越来越流于形式，消极而无实效。 (二)生活教育物质化 目前成人的生活教育呈现物质化的表象，只注重满足成人对物质的崇拜和占有的欲望，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做人的标准，道德准则被丢弃在生活内容之外，最终使人们不再追求事物本质对其生活的意义，而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投射到物质的占有和追求上。这种物质化使得成人在随着经济蓬勃发展生活的完美倍受关注的环境下，将物质生活的丰裕作为其衡量生活标准的主要标杆。“知识就是金钱”根植于成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促使他们为了单纯满足物质条件而接受教育和学习，精神世界的改善不是随后而至，而是一味地被淡忘。生活教育偏于物质化使得成人教育功利化，成人的精神生活，个性成长，道德信仰被漠视，最终模糊了成人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标。成人读书，接受教育几乎都是为了谋得一份好工作，以便获得功名利禄从而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随着物欲的满足，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只会感到无聊和空虚。只有精神世界的充裕才能使人得到幸福的饱足。成人生活教育的物质化最终失去了培养人的终极目标和意义追求，失去了教育的终极意义。这种生活教育只能浅显教会成人生活的基本知识，而不能提供给成人追求个人、团体、家庭、民族和人类幸福的具体方法，从而使成人教育沦为“使人为之物”的教育。 (三)生命教育缺失化 当前我国的成人教育作为对成人提高自我，突破自我的主要教育途径，却对成人的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教育淡化和漠视。我们可以看到，对生命教育的缺失使成人难以通过成人教育获得多方面的滋养，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生命世界，体验丰富的学习人生来满足生命的成长。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成人对价值生命陷入迷茫，甚至导致对自然生命的轻视，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命存在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更不会去尊重他人的生命。生命教育的缺失化使得成人教育最初“教化人生”的本义变得日益功利性和机械性，使得成人失去了生存的惬意，人的欲望、精神及其自由受到限制，人的开放性、创造性被僵化和扼杀，人的生命的超越性难以体现。也将必然导致成人教育显现出一种可悲的境遇：“那种饱含着对智慧的追求，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的自由、公平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被淹没在功利主义、机械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冰水之中”。 三、“三生教育”观照下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的应然 “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的表述体现了教育应以人为本的思想。“三生教育”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教育。在它的观照下，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应以“以人为本”为宗旨，关注成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教育，使人逐渐完善并享受学习的幸福。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 虽然由于受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和时代进步的阶段性以及我国国情的约束，目前我国成人的生存教育呈现单一化，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提高生存技能，掌握更高的职业水平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与科技的进步。但是，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发展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基本保障。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人生存教育也应该得以扩展、分化，并在不同层面上展开，逐步达到全面。黄全愈在《生存教育在美国》中提出，生存教育包括体能、技能和智能的教育。体能是指生理方面的生存教育，智能多指心理方面的生存教育，体能是基础，技能是保障，智能是前提。他的这种生存教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而言。对成人来讲，全面的生存教育应该从培养人各种生存能力的角度强调，它不单单指教会成人懂得生存规则或者掌握某项职业技能，而且要教会包括社交能力，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等各种能力。只有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强调生存能力的提高，注重人本身的主体性发挥和创造性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成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丰富的生活教育为目标 成人生活教育应该是使成人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教育。它要求结合成人的生活经验，以满足成人的物质需求为前提，以满足成人的精神享受为关键，逐渐丰富其内容。 1.闲暇时间增多要求成人生活教育内容不断丰富 社会生产力进步，生产技术以及工艺得到迅速改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工作时间缩短，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促使成人工作者自我发展和提高以及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加。为了有效利用闲暇时间，使成人的生活更充实，有意义，成人教育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2.人口老龄化要求成人教育丰富生活内容 我国社会已成为老龄化社会。如何使人的老年生活健康，并富有意义，使人在准备退休时仍保持体力和智力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要求成人教育不断丰富其生活教育内容。 3.精神生活的需求要求成人教育丰富生活内容 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在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为个人的家庭生活的丰富提供了实现条件。如何实现家庭和个人更好地生活，开始成为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亟待满足要求生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例如，需要提供生活艺术方面的咨询以及使家庭幸福的技巧咨询等等。 (三)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 “从今以后，教育不能再限于那种必须吸收的固定内容，而应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进程，在这种进程中人通过各种经验学习学会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和别人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地——完善他自己”。为了这一美好目标的早日实现，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构建以生命教育为优秀的成人教育价值体系。第一，成人教育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满足成人的需要，给成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其精神世界的净化和升华，从根本上解决生命教育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精神价值的迷失，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人际关系的淡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等问题。第二，成人教育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从根本上解决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人的发展的问题，使成人逐渐形成主动地为生命而学习的自觉性。第三，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使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真正得以体现。终身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是全民学习意识普遍形成的社会。所谓“全民学习意识普遍形成”，即终身学习必须是自愿的，否则终身教育会成为压迫的工具。第四，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促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自觉意识提高，促进个体对其自然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尊重，逐渐使个体的价值生命得以体现。 总而言之，在“三生教育”的观照下，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以人为本，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以丰富的生活教育为目标，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的促使个体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使成人在德、智、体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使他们迅速成为具有良好的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拥有健康个性和丰富精神的人；使他们的主体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断满足并日益丰富；帮助成人逐渐摆脱功利主义的学习动机，形成自觉的生命意识，顽强的生存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最终过上完满的生活，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从德国成人教育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 摘 要：在推行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德国，终身教育的实践已相当广泛，以成人为对象并为之提供学习机会的主体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本文介绍了德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成人教育思想的形成、教育的类型以及经费来源等，同时介绍了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类型及经费来源等内容。通过比较两国成人教育立法，可以看出德国成人教育立法早且比较完备，而中国成人教育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尽早完成中国成人教育立法，将对我国成人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德国；中国；成人教育；立法 成人教育在以一体化和科技化进步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通过学习，成人获得了知识、技能，获得了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而且使他们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同样受益。成人教育在减少贫困、改善健康状况、提高营养水平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第一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与成员国一起为了确保每个成人拥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权而努力。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内罗毕建议书》，该建议书明文规定了各国政府有义务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将推广成人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72年“富尔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以及1996年“德洛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对推广终身学习的发展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成人教育的内涵 （一）什么是成人教育 “对很多人来说，成人教育就是为人们提供他们没有接受过的基本教育。对于许多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个体来说，成人教育是初等教育或专业教育的补充。对于那些通过成人教育来应对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教育的延续。成人教育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进一步的培训。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是获得个体发展的一种手段。” 根据人的年龄可以将人的生命历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而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终身学习是提供和实施教育与培训的连贯的、有意义的框架，朝着人人终身学习的范式转变是必然的，而成人学习和教育是这一范式转变的优秀。 因此成人教育是“有组织的教育过程的统称，不论它的内容、水平和方法怎样，不论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不论它是早起中学教育还是学院和大学教育、学徒教育的延续或替代，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教育过程，被所在社会认为是成人的人增强了他们的能力，丰富了他们的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技术或专业资质。或者，这种教育过程在个人全面发展与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下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有所改变。但是，成人教育不应该视为独立的实体，它是全球终身教育与学习计划的一个分支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成人教育的类型 成人教育学习即包括正规的、连续的教育和非正规的学习，也包括多元化的学习型社会所提供的，基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非正式的、随机的学习。 1.正规学习 正规学习是在教育和培训机构，通过有组织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和支持最后得到证书的学习活动，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正规学习具有目的性。例如我国的成人学历教育，通过学习，学生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非常规学习 非常规学习不是由教育或培训机构提供的，通常不会得到证书，但却是有组织的（在学习目标、学习时间或学习支持方面），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非正规学习具有目的性。例如新东方教育，以英语学习为目的教育。 3.非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是与工作、家庭或娱乐有关的日常活动。它不是有组织的（在学习目标、学习时间或学习支持方面），一般不会得到证书。非正式学习可能有目的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目的性的，或者说它具有“意外性”“偶然性”。例如对某国文化产生兴趣而开展的自我学习。 （三）成人教育的政策 成人教育政策一般都包含在常规教育政策里，很少在全面发展框架内成为主流。大部分成人教育政策既不连贯也不完整，更像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反应的拼凑，而不是密切关联的原则和项目的框架。在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中，有154个国家提交了国家报告，其中126个国家宣布成人教育已经直接或间接的包含在某些政府政策中。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欧洲比例最高，接下来是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国家。但是这里对政策的理解过于宽泛，从国家基本立法、宪法到行政命令和立法颁布，再到中期发展计划和十年发展计划等。 国家受困于普遍贫穷、高度的内部不平等和国际债务的程度，影响着成人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向。而每个国家的成人教育政策在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双重政策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一些国家坚持以经济竞争力为主要目标，一些国家强调“公益”模式，而且坚定地致力于将终身教育作为对个人和公民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做出人本主义贡献的事业。 因此成人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使成人教育政策在整合的终身学习政策框架内成为主流。普遍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可以为成人教育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共同的监测系统，这可以作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补充。公共政策的调整，建立起法律、经费和管理架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将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成人教育联系起来，组成连贯的体系。 二、成人教育的立法概况 各国对成人教育立法都十分重视，1997年以来针对成人学习和教育的立法也有很多具体的实例，这些立法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成人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见表1）。 成人教育的立法为将民主和可持m发展变为现实，这是一种进步。当然，要想在世界各地公平和人人有权接受教育还不能实现，但成人教育立法的开始，已经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各项配套措施逐步到位，成人教育未来必将有良好的发展。 三、德国成人教育概况 （一）德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 “德国是一个思想的国度。教育和科学、研究和发展被赋予优秀地位。在一个无国界的欧洲和一个市场全球化的世界里，教育使人们有能力利用无国界和知识网络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在推行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德国，终身教育的实践已相当广泛，以成人为对象并为之提供学习机会的主体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可谓硕果累累。 德国的成人教育开始于19世纪前半叶，1919年《魏玛宪法》第148条明确规定：“继续教育是政府的责任，民众教育制度以业余大学为主，由共和国、州和社区共同来承办。”至1932年，德国有200多所I余大学。1949年德国政府的国家基本法就对成人教育高度重视，1960年德国教育委员会通过了《德国成人教育的现状与任务》。1969年德国又通过了《继续教育法》《教育假法》《工作促进法》以及其他相关法令，使得成人教育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迄今德国已建立了兼具多元性和辅助性的成人教育体系。 （二）德国成人教育思想的形成 1970年，终身教育的思想在德国开始受到重视。1990年，德国联邦议院的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未来的教育政策：教育2000》为德国未来的教育政策提供了建议和方向。1994年德国又提出了《联邦法令规章与联邦、州、地区共同发展继续教育使之成为第四教育领域基本原则》。1995年德国的研究、科技与革新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信息社会：机会、革新与挑战》的报告书。199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了《终身学习：职业继续教育的情况与展望》报告。1998年又发表了《终身学习的新基础：发展继续教育成为第四教育领域》。 （三）德国成人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一是企业或企业联合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二是国家、社会团体和大学主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三是教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四是其他机构。私人的函授机构通过训练班提供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普通和职业领域里的进修机会。而图书馆、博物馆、社会文化中心等机构也提供众多的学习和进修机会。大众传媒机构则以讲座的方式和业余大学密切合作，进修计划通过媒体进入千家万户。 五是互联网教育。德国注重运用互联网发展远程教育，通过扩展成人远程教学服务以支持成人教育的推广。德国在1996年便开始推行“学校网络计划”。 （四）德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 德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私人企业出资、举办单位筹资以及参加学习者交纳的学费。 四、中国成人教育发展 （一）中国的成人教育制度 中国成人教育近几十年来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制度建设还尚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尚无法典形式的中国成人教育制度。部分成人教育的内容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关于成人教育的专项制度有一些如： （1）岗位培训制度：是指对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主体行为或对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活动进行规范的一系列行为规范。 （2）继续教育制度：是指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主体行为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活动进行规范的一系列行为规则。 （3）学历教育制度：是指以书面的文字形式反映在政府文件或法律法规文件中成人中、高等教育活动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包括管理体制、招生考试、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制度等。 （4）自学考试制度：是指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它是按照国家指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6）现代企业教育制度。 （7）农村成人教育制度：扫除文盲、成人学历教育、乡镇企业职工教育、农村绿色证书、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农村文明教育、农村老年教育、督导评估等。 （8）社区教育制度：在社区中，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 目前，虽然专项制度很多，但是执行起来情况不一，有的执行的较好，有的则流于形式。由此可见，没有法律形式的规定，仅靠各专项制度是不能保证成人教育的有效实施的。 （二）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成人教育学萌芽期开始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成人教育被纳入到大教育的行列中。建国初期称成人教育为社会教育，后又改称为工农教育、业余教育，1982年开始正式称成人教育。 中国成人教育学起步期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科群起步期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专著。 （三）中国成人教育的类型（图1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成人教育的类型主要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类。其中学历教育又分为初等学历教育、中等学历教育、高等学历教育，初等学历教育基本已经不存在了，主要以中高等学历教育为主。而非学历教育分为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和成人自我教育三种。类型多样，可见社会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四）中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 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而教育投入的主要形式有教育财政、学校财政、学生贷款、教育资助、教育经费筹措等。 成人学历教育的投入来源是学生的学费，由政府部门进行定价。低学费虽然为学生报考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教育成本却不断增大。成人非学历教育经费基本上是学生的学费，也包括部分社会的经费。 五、从德国成人教育立法看中国成人教育立法 德国的成人教育已经非常成熟，在金融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其发达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实体化为基础的经济配以丰富多样的人才队伍促使德国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发展，这对中国的成人教育有很大的启示。目前在中国，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并非每一个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且在边远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保障也存在一些问题，读书无用论、女童辍学率等问题常有发生。德国和中国的成人教育虽有很大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成人接受各类教育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了保障成人教育的实施，必须从更高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将成人教育立法提到日程上来。像德国一样，将成人教育纳入法律范畴，以法律的力量来保障成人教育的实施。 成人教育制度是通过公共规则和社会规范而实现的个人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权益得到保障。成人教育制度要创新，主要表现在保障性、规范性、资源性三个层面，如理论创新、创制技术创新、运行模式创新、制度监督创新等。要解放思想，完善教育体制，实现人们终身学习理想；促进基本的规范性结构的完整；保证受教育者权利的压制、歧视、阻挠都能被纠正；同时制度异化的问题得到有效抑制。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加快成人教育立法的进度和执法的力度，保证成人学习与教育的基本权利，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把成人学习与教育融入国家政策关注点之中，特别是教育决策部门要理顺、理解与成人教育相关的范畴、概念，使相关表述更准确；加大对成人学习与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各个部门协同参与成人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完善管理模式；扩大成人教育的参与度和全纳性；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成人教育队伍，提高素质；建立检测与评估机制。 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使前人制度文明的成果必须在新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体现。一个制度、一部法律本应有的形式要件不得随意缺失，它的逻辑结构必须完整，否则理念再好如果技术上随意性太大、漏洞太多，这个制度、这部法律所应承担和完成的任务就会付诸东流。另外成人教育制度规范化，需在立法和制度创制的每一个环节、在法律和制度执行的保障和督促等方面稳步跟上。 要落实成人教育依法治教的精神。第一个要义就是在成人教育的各个层面都要有保障以人为本、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通过学习开发潜能并达到自我实现的一系列制度。第二，这些制度还必须能够从虚拟的课堂上和书本里真正走向现实，具体些、细致些、以便做到可操作、可落实。 虽然，成人教育立法还存在困难，但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是巩固成人教育改革成果的需要。成人教育办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用立法的形式来巩固和确认。二是解决成人教育问题的需要。管理体制的多元、指导思想的模糊、生源的不稳定、管理技术落后等问题。三是完善教育法制的需要。制定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操作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的成人教育法对于完善教育法规，实现依法治教有现实意义。随着成人教育立法工作的进行，将有效地推动我国成人教育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樯缁嶂饕逑执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有用人才。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浅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摘要】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未来社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中国成人教育要想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使自己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未来社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增强自己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去顺应时展的潮流，那么我国成人教育在应对社会变化这个过程中，必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 多元化和多样化 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办学规格呈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2 开放化和产业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3 自主化和终身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 4 社区化和网络化 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5 高端化和国际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国成人教育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6 法制化和学科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综上所述，多元化和多样化、开放化和产业化、自主化和终身化、社区化和网络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法制化和学科化将会成为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机械设计软件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成人教育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贯彻终身制教育的有力保障。机械设计软件是从事机械行业的人员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机械类成人教育中，对机械软件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本文从机械类成人教育的特点，如何将设计软件应用到机械类成人教育中以及未来机械类成人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将机械软件应用到成人教育中的可能，为机械成人类教育探讨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机械设计软件；技术；成人教育；有机结合 1目前机械成人教育的特点 自20世纪以来，随着机械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人类机械教育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但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目前，我国开设机械专业很多院忽略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与现场实际联系不紧密，培养目标不清，课程设计不合理。随着现代科技为机械行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20世纪CAD技术的出现，使机械设计效率大大提高，也为机械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机械设计软件是促进成人教育的也是成人教育所必须的，机械设计软件有利于减少潜在的设计失误，提高设计效率。机械设计软件SolidWorks是基于Windows系统下的原创的三维设计软件。在SolidWorks的装配设计中可以直接参照已有的零件生成新的零件。不论设计用“自顶而下”方法还是“自底而上”的方法进行装配设计，SolidWorks都将以其易用的操作大幅度地提高设计的效率。SolidWorks采用与Unigraphics相同的底层优秀Parasolid，它的优秀技术OLE是在Windows的环境下生成的，有利于二次开发技术的实现。SolidWorks在手工的建模中，通过编程可以将二维图拉伸调成三维模型，对于齿轮的建模即可通过垂直于齿轮轴线的截面草图，通过拉伸放样形成一个实心齿轮，SolidWorks软件对轴系进行装配后，可以演示齿轮的轴向和周向的固定，轴的支承与固定，零件的装拆顺序和各零件的位置关系。这样的机械设计软件不仅为机械设计提供便利，还更好地实现教学上的互动，改变以往单纯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机械的结构。虽然有便利的机械设计软件，可是在成人教育中如何才能引入机械设计软件呢？ 2如何将设计软件与成人教育有机结合 2.1培养目标方面 高职高专类的机械专业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高水平、高技能的技术型工人。而机械设计软件，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CAD软件已经在行业内普遍被接受，作为一个技术性工人，即便不从事机械设计，但在工作中也难免需要解决一些实际性问题。而机械设计软件又几乎是整个机械行业的通用语言，因此将机械设计软件引入成人教育符合预设的培养目标。选择继续教育的学员大多是技术骨干或者技术工人，迫切地希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他们大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参差不齐。针对社会继续进修人员，主要以增强认识、提高专业技能为主。而机械行业未来的发展必然少不了机械设计软件的参与，引入机械设计软件也是提高专业技能的必要手段。 2.2课程设置方面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注重加强实践类课程的比例，或者在理论教学中穿插实践教学，从而增强学生实操能力。而以往类似《机械设计》、《机械制图》等这类专业课程在继续保持的同时，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适当增删和修改内容。同时，应着重增加新型设计软件的培训，如CAD软件（solidwork、UG、CATIA、PoreE）、CAE（ANSYS、workbench、Femap、Abaqus）软件等。软件在机械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替代。将这些软件应用于成人教育中，不仅培训学员能习得一技傍身，也可以为整个成人教育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学员的培训时间。选择成人教育大多是企业员工，培训时间尽量集中化，避免学员时间出现过度的冲突，要兼顾到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2.3教师设置方面 企业的机械工程师深耕一线，他们大部分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既有经验又有较强的理论水平，机械软件于他们而言早就是手中的利剑，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软件解决或者模拟各类生产问题，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与方法。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教师常年都在培训学员，他们熟悉学员特性，有丰富的实践培训经验。因此，在教师设置方面，机械类成人教育因不拘泥于高校教师，可以大胆启用企业工程师和社会培训机构教师等。 3机械类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3.1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未来的机械行业不单单只是单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会逐渐和其他行业之间互相融合。因此，机械成人教育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在当今社会，机械制造、信息、材料、生物等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其他学科必须依靠机械制造才能产生价值，而机械制造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其他行业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的所谓机械制造已经远超纯机械的范畴，而是及机械、电子、控制、生物等行业于一体。因此，未来的机械成人教育不单单只是一个行业的教育，而是与其他类型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多元化教育。 3.2信息化建设全面普及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出现突破了时间、地域甚至是空间的限制。目前的机械类成人教育方式主要还集中在小班授课的方式。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成人教育也应勇于创新，大胆突破。网上各培训学校如日中天，却罕有专门的成人教育类网校。因此成人类教育的信息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教育平台，无论是线上线下，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想学就学，既可以提升教学效果又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未来，信息化必然会普及到成人教育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作者：李继强 单位：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国际视角下的成人教育治理探讨 【摘要】成人教育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文章从国际视角探究了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模式、主体协作，提出通过政府分权和加强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来促使成人教育从“共治”达到“善治”，为推进我国成人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成人教育治理；成人教育治理模式；主体协作；政府分权；能力建设 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需要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合理而有效地协调与配合。成人教育治理的最大优越性是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在成人教育领域中积极引入治理机制是促进成人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对教育治理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但对成人教育治理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关注国际上成人教育治理的最新动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的《第二份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是调查国家最多的内含各国成人教育治理的国际性报告。通过对这份报告的研究，本文审视了全球成人教育治理的基本情况，期望为我国成人教育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为我国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一、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 “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先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用来概括当时非洲出现的“治理危机”，此后“治理”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者研究的焦点。治理是指运用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的手段在各个层面管理国家事务。治理这一概念包含了公民、团体表达利益诉求，行使合法权利，履行正当义务，调解分歧的机制、过程和体制。［1］它描绘了这样一幅图像，即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政策执行中是如何相互联系、作用的。“治理”包含三个优秀理念：﹙1﹚要建立一个体现公共利益的服务体系，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平等协商、合作管理，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goodgovernance﹚。﹙2﹚社会系统诸要素要平等协商、对话和互动，追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3﹚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运行的向度变化。［2］而教育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3］结合治理的优秀理念、特征及教育治理的含义，可得出成人教育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相关利益者和学习者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机制相互合作，共同管理成人教育事务的过程。成人教育领域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尽管引入问责原则，不同活动主体共同行使权力仍然是一项巨大挑战。《贝伦行动框架》提出了成人教育“善治”的两条原则：﹙1﹚“善治”要使教育政策的实施有效、透明、公平和权责明确。﹙2﹚为了满足所有学习者，特别是处境不利人群的学习需求，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到教育治理中。［4］为更好地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成人教育治理中，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提出了具体建议：﹙1﹚创建并维护一个用以执行和评价成人学习和教育政策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参与者包括各级公共管理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社区等。﹙2﹚采取有效的能力建设措施以便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和成人学习者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中来。﹙3﹚支持和促进部门内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5］总之，成人教育治理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于“办好成人教育”，实现成人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成人教育治理的模式 成人教育治理模式也可以理解为成人教育治理体系，其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治理的主体是谁以及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表1显示了全球视域下，不同主体参与成人教育管理的情况。不同性质的机构或组织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形成三种管理模式：﹙1﹚政府模式。仅由政府机构参与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例如，全球大多数国家成人教育的管理由教育部承担，但除教育部外，其他部级部门也会参与到成人教育的管理和服务中来﹙如卫生部、劳动部、农业部、国防部等﹚。﹙2﹚混合模式。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或组织共同参与成人教育事务。﹙3﹚非政府模式。仅由非政府组织参与。例如，每个成员国平均有四个非政府组织或机构参与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成人教育治理是以“共治”求“善治”的过程，“共治”强调成人教育治理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善治”强调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成人教育的三种管理模式中，混合模式的参与主体最多，符合成人教育治理的特点，因此混合管理模式也属于治理模式。如表1所示，在成人教育管理模式中，24个国家采用了政府模式，84个国家采用了混合模式，仅有6个国家采用了非政府模式。在采用混合模式的地区中，非洲国家的比例最高，阿拉伯地区的比例最低。因此，全球大多数国家采用混合模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成人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型。通过对国家进步教育报告的分析，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的总体趋势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混合模式﹙治理模式﹚。混合模式要求主体之间高效的协商，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活动。鉴于混合模式占主流地位，那么成人教育主体在参与成人教育事务中是如何协作的？即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成人教育治理的主体协作 各成员国极大地意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作机制的建立对于成人教育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成人教育治理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参与程度的不同致使成人教育的“善治”面临众多挑战。具体而言，治理主体根据成人教育管理活动的因素，包括多主体、多层面、多因素和多环节。多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成人学习者、教育提供者等；多层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等；多因素包括经费分配、预算、教育管理、评价督导等；多环节包括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评价等。因此，成人教育的“善治”需要建立和完善以政策为主导的行动机制，要求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加强权利和资源的纵向流动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支持协作。［6］第一份全球成人教育报告就呈现出一个趋势，即公民社会组织将更多的和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成人教育的政策和实践。［7］各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成人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目前，成人教育中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交流主要通过专门的协作机构来进行。研究表明全球86%的国家设立了专门负责成人教育主体之间协作的机构。［8］协作机构只有开展各种活动才能发挥协调、沟通、交流的作用。成人教育中政府和非政府主体之间责任的混合性发展趋势要求有效的活动机制与之相匹配，以保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的协商和调节。报告显示全球82%的国家开展了成人教育协作活动。协作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定期会议。协作活动的目的性很强，致力于提高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协作水平、促进政策的实施、提高政策的质量、有效分配项目经费。协作活动主要有两个特点：﹙1﹚成人教育服务和成人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有效的管理架构、持续的资金来源和主体的广泛参与。﹙2﹚成人教育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尽管，当前各国基本上都设立了成人教育协作机构，开展了各种协作活动，但却不清楚这些协作机构和协作活动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带来“善治”。那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协作机构、协作活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成人教育达到“善治”的对策 “善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过程，它能够有效地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并能建立向所有社会成员高效提供服务的社会规则。［9］“善治”作为一种权利管理模式，具有以下鲜明特点，即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效率性、有效性、参与性和敏感性。［10］那么，如何促进成人教育中不同主体的相互协作，如何提高治理的效果以致达到“善治”。其根本对策在于权力下放与能力建设两个方面。［11］ 1.促进成人教育权利的分立和下放 只有分权才能让多元主体参与到成人教育中来，成人教育权利的分立和下放主要是指政府权力的分立和下放。政府分权包括政府对内的分权和政府对外的分权。对内分权是指高一级政府向低一级政府的分权，即中央政府将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对外分权是指政府向成人学习者、社区等的分权。社区在成人教育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参与功能，协调关系功能，正确价值观引领功能，合理疏导功能，舆情收集和分析功能。［12］社区在成人教育项目、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2反映了全球各地社区参与成人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国家比例。其中，非洲国家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2%，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比例最低，达到了55%。政府对内分权主要是将权利分配给下级政府，即成人教育地方自治。分配的权利主要有决策权和财政权、经费分配权等。政府分权具有重要意义：﹙1﹚缩短了成人教育的决策周期，降低了决策成本和政策实施成本。﹙2﹚权利与公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可以帮助国家敏锐地觉察到地方政府、公民和社区的迫切需求。﹙3﹚基层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效率比中央更高效。［13］另外，研究还表明权力下放是达到成人教育“善治”的最有可能的方式，因为它能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权责的明确性。政府分权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益处的一面也有弊端的一面。政府由集权体制转变为分权体制的过程是复杂的，有时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同层次的决策缺乏问责，执行不力、政治经济矛盾、政策设计存在缺陷。［15］另外，地方政府缺乏教育的规划能力，缺乏对经费的有效控制，分权就极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扩大差距。［16］如巴西在2006年的分权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成人学习者经费的分配原则，但事实表明地方决策者在分配经费时，将大部分经费拨给了基础教育，这种分权改革实际上削减了成人教育的经费。之所以会产生成人教育分权的弱化，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缺乏应有的能力和素质。成人教育的地方自治伴随着获得相应的财政、预算、支出、招聘的权利，这样就强有力地推动了新的服务模式的形成，并促进了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新，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教育提供者及相关利益者加强能力建设。 2.加强成人教育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 尽管在正式教育中进行“善治”的能力建设已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但人们很少关注成人教育领域的能力建设问题。加强能力建设是权力下放的基础和前提，成人教育各治理主体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较高的协调能力才能顺利实现权利的有效分立。在分权化改革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这就要求既要加强国家层面的能力建设，也要加强地方层面、机构项目等层面的能力建设。在成人教育所有层面上进行持续的能力建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为它能保证成人教育治理的“善治”，保证人们公平的接受高质量的成人教育。在国家层面，成人教育要真正实现“善治”，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意愿，深刻的政治改革、持续的经费投入。某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每年会组织研讨会，用来提高和拓展利益相关者在成人教育中的治理能力。能力建设的积极成效只有经过许多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许多成员国仍然进行短期的能力建设，这就导致了很难培养出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行政管理者和提供者，很难保证政策在不同层级上的有效实施。在地区层面，增强地方能力建设是成人教育有效治理的先决条件，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和组织能力对于成人教育政策的实施和落地至关重要。但许多国家对成人教育能力建设的重视程度呈现出“越往基层，越减少”的趋势，导致了地方基层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水平较低，政策实施往往达不到要求。在机构项目层面，能力建设有利于保证良好的政策规划，高效的管理和教育质量的良好控制，因此需要加强机构和人员两方面的能力。［17］为实现成人教育的“善治”有必要提高相关机构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启动和保持对话的能力、动员群众的能力、应用研究的能力和意识到成人教育重要性的能力。成人教育治理需要长期的能力建设，需要政府持续的经费投入。在所有层面上，权利的下放会导致不同主体的职责具有较大的分散性，所以，对协作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另外只有治理主体将获得的能力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总之，能力建设、政府分权和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成人教育“善治”发展的早期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作为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在实践上的交流，并为我国的成人教育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张睿1;杨海平2;赵蕾3 单位：1.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湖南医药学院，3.湖北工业大学
科技管理论文:现代企业科技管理论文 1、战略 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将资金、技术、人才等各项要素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从战略的角度对这些要素进行整合，优化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促进企业发展。企业科技管理要服从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但由于科技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在企业的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竞争战略、合作战略等多个环节中也都必须要考虑科技这一因素。 2、创新 科技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创新。失去了创新性的科技就是“伪科技”，就是古董。人类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在今天看来都再通常不过、已经不再具有科技的意义。科技需要在动态中保持创新活力。企业科技管理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企业科技管理要让企业科技具有先进性、让整个企业具有创新能力，从而突破传统束缚、打破现状的局限。企业在具有稳定利润的前提下，为了保持现有的利润，经常会遵从保守的原则，让企业的各种要素遵从现有的发展惯性。比如，一些垄断性的、传统型的企业集团经常会这样做。虽然美国可口可乐的配方至今没有人知晓，但是从企业诞生至今一百多年来配方始终没变。可口可乐公司算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一般情况下，企业保持技术惯性时间一久，自身的发展就会出现瓶颈。企业科技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打造本企业的创新性。在具体实施上，突出表现为“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技术开展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2]。主要的项目有：技术改造、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新产品设计，试制新产品等。这些是贯彻科技创新的途径，也是科技创新的表现。 3、效益 从政府的角度来开，公益是科技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对企业来说，效益才是科技管理的最高目标。在企业科技管理中，要按照企业经营规律和科学技术工作自身规律，充分、合理地利用企业科技力量和资源，让科技实力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实现经济效益。近年来，我国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在2011年度颁发的北京科技奖中企业占七成，创造的经济效益明显。例如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获得2011年北京科技奖的“面向无线城市信息应用的融合业务平台”项目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2.4亿元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张已经行不通，依靠科技进步将是企业取得自身发展和良好效益的根本途径。 4、安全 科技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但科技上的失误也是最容易导致生产事故的。特别是在从事尖端科技的企业，企业科技管理必须要到位，确保企业不因技术问题出现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事故虽然有天灾的成分在里面，但电力公司在核电站上的技术设计与管理方面也是有诸多不足的。比如，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就是核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和设备老化所致。②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是人为因素作祟，不重视技术管理，如果能从技术上采取有力措施，好多重大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企业要依靠科技管理手段，制订和执行技术标准、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健全技术操作规程、做好产品质量的监督检验，防范重大事故的发生，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5、人本 科技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人是根本。企业的科技进步需要科技人员的努力，企业的科技管理需要懂得现代企业运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双料管理人员。从根本上说，企业的发展最终是为社会造福，为企业所有员工谋取实际的利益。因而，企业的科技管理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要管理好科技，也要以宏观、全面的视角管理好人，“知识经济时代员工的管理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3]。知识员工与普通员工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管理应该是服务和引导为主要的手段，让科技的创造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来自企业的温暖，感受到自身在企业里的重要性。知识员工的劳动难以形成流水线，要让知识员工发挥出创造性，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就应该给他们更大的自主性。当个人得到个性满足和发展的时候，也正是企业收获最大的时候，企业的科技水平必然也会上一个新台阶。 6.结论 企业技术管理的内容可以涵盖很多方面，但大致有战略、创新、效益、安全、人本五个关键要素。任何科学技术都是有超前性的，企业科技管理是技术超前性和管理前瞻性的结合。企业科技管理应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考虑要项，但同时企业科技管理要在企业战略管理的框架内进行规划、实施。企业科技管理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企业科技管理要让企业科技具有先进性、让整个企业具有创新能力。效益是企业科技管理的最高目标。在企业科技管理中，要让科技实力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经济效益。企业科技管理必须要到位，确保企业不因技术问题出现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企业的科技管理还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 作者：张敏单位：川庆钻探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科技管理论文:高职校科技管理论文 一、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结合密切，它围绕区域经济支柱产业、新兴行业、骨干企业人才需求，紧紧依靠行业企业办学，通过扩展和密切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开展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直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高职院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而其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大小有赖于它科研水平的发展。为了确保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适应当代科技创新要求，满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重视和提高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就成为高职院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职院校的科研活动需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提高高职教师的科研能力，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必不可少。科技管理工作应在高职院校科技发展中起着计划、组织、协调、检查的作用，在科研经费、科研质量、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监督、指导、实施作用，“其专业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高校科技工作的正常运转。”[1]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要求必须加快科技管理模式、科技管理手段和科技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转型，实现自身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对于促进高校科技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我国的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大多办学时间不长，且多数是由原来的中专学校合并升格而来，故在科研管理方面难免有着先天不足。 （一）管理观念陈旧，管理形式粗放。我国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至今仍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潜在影响，科技管理观念陈旧，手段简单，形式粗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院校科技工作的发展。在许多高职院校中科技管理部门只注重简单的程序化管理，仅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通常展示的工作状态主要是接收上级项目申报文件并将相关文件下发到各系部，然后等待科研人员前来申报项目或报送各类数据、工作计划，科技人员再把项目材料汇总上报，等待上级主管部门的项目审批等。这是一种浅表性服务和经验式的科研管理模式，它不仅不具有科学的发展规划性，而且组织协调效率低，实际执行能力也很弱。另外，由于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管理形式粗放，科研管理工作者与学院教师、科研人员沟通不足，导致无法很好的调动广大教师、科研人员对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相当部分教师都认为高职院校层次低，在科研方面搞不出什么名堂，只是为评奖、应付职称而已。他们偏重教学轻科研，即使申请到科研项目也只花少量的时间做一点表面文章；并且只求数量轻视质量，在专家评审过程中极尽所能的拉关系走门路，形成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的不良风气。 （二）信息网络化程度低。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也开始融入到科研管理领域。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注意到信息网络在科技管理中的应用，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科技管理人员运用网络化能力不足。许多科技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并不能很好的掌握科研管理所涉及的统计学、情报学、概率论等知识；不能熟练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科研管理项目和科研成果的统计、归档、资料的查阅和交流的电子化；不能利用信息手段对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和科技发展动态进行实时的业务处理，以达到提高科技管理效率的目的。二是信息网络建设不够健全，没有搭建起相应的科技管理信息化平台。信息网络不健全，不能发挥现代高新电子技术应有的优势，不能及时地研究信息，不能将工作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专门的信息数据库，并形成有效的网上信息传递机制，这使得不同地域或者学院之间信息沟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制约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联合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专利、产权保护意识弱。在我国，高职院校是知识产品的主要产出基地之一，其成果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众多领域，比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权以及其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产权等。然而，我国的高职院校并没能成为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强大拥有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对知识产权知识了解较少，对专利的内涵缺乏真正的理解。他们往往把科研工作的重心放在项目申请、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结题、鉴定以及报奖上，忽视了专利申请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许多科技人员为晋升职称而盲目，使得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丧失了专利或专有技术的保密性。二是科研人员无力承担专利费用。有些高职院校规定专利费用从科研人员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支出，这对一些科研经费相对较少的课题来说，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至使不少科研人员因为难支付以及维持专利费用而放弃了对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和产权保护。三是我国许多高职院校不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学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力，有些科研人才在调离或辞职时带走科研成果或专利，导致知识产权的流失，给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带来巨大损失。 （四）成果产业化少。我国高职院校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推出，但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被转化利用。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高职院校中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大部分的科研成果都被束之高阁。这使得大量的科学研究流于形式，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推进作用。造成高职院校科研成果未转化的原因诸多：一是许多科研人员研发不是以市场为导向，项目选题与生产实际脱节。高职院校的许多科技成果“含金量低”，没有突出专科院校的独特性，科研项目无重点、无特色，理论研究多、应用性研究少，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市场定位不准确，科研成果本身不成熟使成果游离于市场边缘、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有些科研成果虽然理论依据充分，在实验室中也能得到有效的验证，但在实际应用中不方便，不适用于推广应用。二是高职院校对自有科技成果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一项好的科技成果要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首先要让需方认识和了解。高职院校科技管理部门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担当各种科技信息的传递媒介，它是各种校企合作会议的组织者和承办者，各种科技成果会、展示会的组织参与者以及充当学校科研人员与企业技术工作人员之间的牵线者等。[2](p33-35)他们为科研成果与需求企业之间架起桥梁、连成纽带。然而目前，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监督管理、验收鉴定工作比较重视，管理也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但对科研成果的宣传推广意识却比较薄弱，与企业沟通不畅，导致企业对高校有哪些成果不是很清楚，自然就谈不上成果转化。三是科研人员与学院仅重视科研成果的学术性、先进性，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作为最终目标。无论是对学院的综合实力评价，还是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晋升考核，都是以篇数，出版专著部数，获奖成果等级和数量为评价指标，对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及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并没有明确要求。受这种考核政策的影响，很多科技人员专注于课题申报、研究过程和成果奖励的申请，而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市场漠不关心。四是企业采用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科研成果形成产品要经过小试、中试放大、小批量生产等一系列的实验，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支出，这就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中长期投资。由于企业资金不足，投融资体制不完善，导致许多企业比较注重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短期利益，不愿从高职院校购买科技成果，致使大部分科技成果游离于市场之外。 三、对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科技管理水平的几点建议 高职院校实现科技创新的能力取决于科技管理水平的高低。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创新观念，加快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根据各校自身特点制定切合本校实际的科技管理政策，促进科研活动的开展，有效增强学院科技实力，发挥其特有的专业优势。 （一）创新管理理念，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更新与观念的转变是新时期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基础。精细化管理就是将科学的管理思想、方法与认真负责的做事态度相结合，做到管理规范化，管理目标具体化。近年来，高职院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任务，学校科技管理工作相应的内容增多、难度加大。作为科研管理人员不仅要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市场意识和敬业精神，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将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灵活地运用于科技管理全过程，并且善于组织协调，做好学校、社会与科研人员的桥梁，使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善于用敏锐的目光观察、分析科学前沿信息，并作出正确、果断的决策。精细化管理需要依赖于完整、规范的制度，才能使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高职院校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科技管理制度体系，努力营造一个自由、公正与公平竞争的学术氛围，严厉禁止采取剽窃手段或请“”代劳而骗取科研奖励的急功近利行为，提倡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科学态度。对于有科研成就的人员，可以采取一定比例的项目津贴作为奖金，或在晋级、职称评定和工作考核中予以量化的鼓励政策。给他们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舞台，以实现其人生价值，最大限度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新性。有计划地组织和建设合理的科研梯队，形成持续稳定的研究队伍。科研管理部门还要加强项目检查监督，建立创新的动态追踪管理体制，组织同行专家采用定时多媒体汇报和现场查验的方式，集体评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项目评审验收注重评价科技活动本身而不是注重对人的考核评价，要能全面反映科学的内在本质，保障其所取得的成果评价的科学性、严肃性及公正性。 （二）加强信息网络化建设。信息化管理作为一种现代高科技管理模式，是高校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提高科研管理科学决策水平的重要技术工具，是学校上水平、上层次的有效手段。[3](p119-120)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方法，熟练运用各种科技统计软件，对各种科技信息进行整理、统计与分析，建立强大的“信息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科研资源的分享率，实现科研资料的共享化，为科研人员提供强大便捷的检索服务，避免科学研究的重复性，打破学校、专业界限，突破封闭性，形成群体优势，开拓高校科技创新的新局面。同时，应用最新的数据网络技术，建设好科技管理部门的在线管理系统。对科研项目的各个阶段如立项、审批、研发、鉴定验收、申请奖励或专利，成果转化等及时跟踪指导、检查评估，通过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流程，提高科研管理决策的高效性和科学性。充分发挥校园网络的优势，及时研究信息、技术成果，寻求科研合作对象，借助网络信息渠道实现高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良性流动循环，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健全院校的信息网络，加快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是信息时代科研管理手段的一种变革，对实现科研管理创新，提升科研管理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专利、产权的申请与保护。知识产权是高职院校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层次，增强高职院校科技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要做好知识产权工作，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制观念，加深他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其次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的奖励机制，也是提高高职院校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性、经济性与法制性结合起来，制定一套既符合国家科技发展客观要求又符合本学校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学院可设定专员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设立专项或配套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护的具体实施，并建立相应的专利申请与审查制度。对于授权后的专利，学院再予以相应的奖励政策，给予科研人员一定的奖励资金，并在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加大对专利成果的权重比例，同时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知识产权因人才的流动而流失。 （四）促进成果转化，强化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知识经济时代下，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新的技术成果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加以转化应用，就一文不值。高职院校及科研人员要加强市场观念，以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科研工作的出发点。科研管理部门可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走访企业，查阅网上共享资源，来加强信息沟通，了解市场动态及企业的需求，并结合院校专业领域优势来确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科研项目，减少科研的盲目性，提高成果的质量，为将来成果转化打好基础。科研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要积极把本校的各项科研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并与各系统、行业间建立大范围的技术成果互联网管理数据库，积极组织和承办各种校企合作会议，各种科研推广交流活动，为校企合作发挥好纽带桥梁作用，尽快为科研成果寻找“企业归属”。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应将科技成果转化置于战略地位，以成果产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优秀，制定一套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科技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以政策为导向鼓励高校教师重视科研成果推广、转让和产业化。高职院校还应加强与各相关院校、企业、政府等的合作，积极开拓技术转移市场。可与其他高校联合建立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基地，发展自主的高校产业；也可与区域企业建立合作开发的关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形式不仅能直接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还能通过企业的技术设施、运营和市场为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打开途径，使科学前沿性的知识成果很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作者：古小琴工作单位：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管理论文:企业创新科技管理论文 一、完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从集团层面完善下属各子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大型集团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项目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科技成果是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项目实施而产生的，且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通过市场的考验，才能称为有效的科技成果。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共同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优秀内容。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应用科技项目的鼓励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机制两方面进行考虑。1.完善科技项目鼓励机制。科技项目是为研发企业创新型产品、设备、工艺或服务而开展的一次性科研活动。组织实施科技项目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快速、优秀手段之一，其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与其它技术创新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大型央企集团在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立项积极性不够、项目成果不明显、项目实施效率较低等影响科技项目效果的不良因素。通过完善央企科技项目鼓励机制，提升央企内部或与外部合作科技项目开展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是提升央企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科技项目鼓励机制可以通过在央企集团层面建立有效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角度切入，如《科技项目申请流程》、《科技项目立项管理制度》、《科技项目节点进度管控办法》、《科技项目验收管理制度》、《科技项目绩效评价办法》等。通过建立涵盖科技项目各个环节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科技项目鼓励机制，加快科技项目实施进度，提升科技项目研发效率，以推动央企技术创新。2.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科技成果转化即将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经过生产、销售环节投放市场，为企业盈利，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是企业占据市场份额大小的关键影响因素。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是完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提升大型央企集团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可以通过在集团层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奖，按照科技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多少和科研能力效应大小给予不同级别的奖励，用以鼓励在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子公司和个人。 二、依托高校与科研院所培育协同创新机制 科研院所作为国有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企业不愿或无力开展的研发工作，例如，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科学研究工作，某些高新技术、市场竞争前技术和高难度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工作。其主要为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行业公共科技产品和共性关键技术，为实现国家目标而服务。研究性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一些前沿技术的应用研究，其科研工作多和人才培养相结合，是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基地。依托研究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央企的协同创新机制，解决一些前沿性的开发工作耗费人力、物力成本，研究难度大的问题。是高难度和高成本技术创新工作的有效模式。 1.成立协同创新研究院。协同创新研究院是充分发挥研究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央企技术创新工作中重要作用的创新性方法。通过搭建实体化的产学研服务交流平台，在协同创新研究院内汇集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技术和人才资源，对接央企优势产品和优惠政策，采取有组织的科研模式，以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优秀竞争力。协同创新研究院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目的，通过服务沟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帮助各方进行突破式发展。并从企业、产业和市场需求出发，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机制，推动央企技术升级。通过协同创新研究院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协调发展。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协同研究院框架下与央企各子公司展开技术研究，央企各子公司在协同研究院框架下展开技术应用研究，并负责技术创新成果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方面的工作。通过多种分工与合作模式，最终将协同创新研究院打造成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国际合作、聚集高端人才的国际一流成果转化平台。 2.利用信息手段搭建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除了成立协同创新研究院之外，央企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还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搭建能够协同创新的网络化创新服务平台。例如，通过微信手段搭建即时沟通和交流平台，通过物联网搭建技术、成果、人才即时共享平台等。创新服务平台可以共享央企的技术难题、行业前沿技术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形成一种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良好沟通途径，实现高校和科研院所优秀技术的创新优势与央企成果转化的创新优势良好结合。 三、形成科技项目管理的有效机制 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完善的、合理的项目管理机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资源浪费、研制周期过长、产品推出速度过慢等各种问题，在大型央企集团公司内部，通过建立完善的科技项目管理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各子公司的优势资源，实现集团内部的资源利用最大化，降低产品的开发成本，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的一种有效模式。 1.建立科技项目过程管理的完整体系。目前，国内外学者认可的项目管理体系包含九大部分：项目集成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而大部分央企的科技项目管理都没有涵盖项目管理的完整体系，一般只着重于项目成本管理和时间管理，但对成本和时间的管理也并非按照科学的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只是简单的将科技项目分为开题立项、阶段审查以及评审验收等几部分内容，对项目管理是松散的。在开题立项阶段，只要符合科技项目立项条件并通过专家论证，便可以编入科技项目实施计划。但有些科技项目仅仅只关注了市场技术难题和新产品开发，而没有为央企未来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支撑和储备行业领先技术，在短期内能够保持某类技术或产品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长远来看，由于不能拥有独有的先进技术，在以后的竞争中会永远处于行业追随者的地位。在阶段审查过程中，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跟踪检查项目的进度以及在财务方面的保障情况，实际的检查力度不足，没有完全达到科技项目跟踪与管控的目的，效果欠佳。评审验收阶段，科技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对项目研究成果及验收材料内容进行审查，主要评价成果是否按立项合同书指标完成，并没有对科技成果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有效评价。松散和单一的科技项目管理模式不利于充分利用央企内部有效资源，建立涵盖九大内容的完整科技项目管理体系，将九大内容贯穿于项目的立项、阶段评审与验收的各个阶段对于提高科技项目管理的效用，提升央企的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建立科技项目应用评价与奖励机制。建立科技项目应用评价与奖励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科技项目成果的延续性，使科技项目研发过程形成的优秀技术、人才队伍、知识产权成果等为企业发展产生持续性效应。科技项目应用评价应在项目完成的半年或应用一年后进行，通过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的技术含量、效益大小、先进性、竞争力提升水平、知识产权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不同等级的奖项，并对科研团队给予名誉和物质的奖励，并对好的研究项目进行经验总结和组织交流，促进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四、建立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 科技成果评估过程是对科技成果产生前和产生后各项活动的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研究的过程。科技成果评估过程的有效性是央企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定心丸”，而科技成果评估过程有效性的保障条件建立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央企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来占领市场，经营的优秀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在央企下属的各子公司内部，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具有市场价值，无价值的科技成果不仅浪费了资金成本，还降低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如果建立对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体系，也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应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1.市场评估指标。新产品、新设备或新工艺等只有进入到生产活动，批量投入市场，才能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科技成果评估的优秀指标是科技成果的市场推广前景，且市场推广前景指标应作为科技成果指标评价体系中可量化的、占比重最大的一项指标。市场推广前景的量化评价标准可包含新产品、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年产值、销售额、利税额等，这些实际的可量化指标可以非常准确的体现科技成果的推广前景，央企在科技管理过程中，可以清晰的评价下属子公司某项科技成果所产生的价值。 2.R D能力提升评估指标。科技成果所产生的价值不仅包含立竿见影的市场效益，其产生过程中所带来的研发（R D）能力提升也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价值，R D能力是央企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对央企未来长远发展所带来的是其他影响因素无法比拟的影响，是央企保持长久活力和拥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关键。央企下属子公司R D能力的评价标准与通常R D能力所包含内容类似，一般为科研人员学历构成、科研人员职称结构和专利拥有数等指标。通过R D能力提升力度评估实现对科技成果的有效评估活动，主要包括评价该项科技成果产生之后所能够培育出的科研人员构成，所能够提升高水平科研人员的数量以及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数量。 五、搭建成果转化快速通道 经过合理的科研项目管理和科技成果评估，可以确定各子公司内部可快速投放市场的科技成果，在对于大部分的子公司来说，由于传统机制的流程复杂，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产业化市场推广的速度较慢，通过科技管理模式创新，在集团层面形成具体的保障制度，搭建成果转化的快速通道，是央企科技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1.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制度。在集团制度层面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是央企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畅顺通道的基础条件。科技成果转化快速通道的构建涉及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企业多个环节，在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需涵盖所有与成果转化相关环节，科技成果首先经过严格的试验检测和小批量装机验证，才能大批量投放市场，在生产制度建设上，对于科技成果中新产品的生产构建合理的样机试制制度，对于小批量装机构建合理的产品小批量试装制度，等，都是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重要组成。为了保证科技成果投入生产活动之后，能够得到有效产品改进和市场扩张，此时，能够直接获取客户产品体验的售后服务环节对于产品的评价就显得非常关键，通过有效制度将售后服务环节获得的有效信息迅速采集，才能促使科技成果有效改进和快速进入下一轮新的科技研发，产生新的科技成果。 2.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建设保障制度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条件，有效的激励机制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科技研发基金是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的一种良好方式，其可以用于资助或奖励央企内部从事新产品、新设备或新工艺研发的科研工作人员，按照不同的科研成果类别，分别确定资助的形式和资助金额。同时，为了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在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的畅通无阻，也可以将科技研发基金这种良好“润滑剂”添加到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这种科技研发基金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好的“锦上添花”作用。从科研氛围上拓宽了科研工作发展的道路，也从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 六、结语 企业的科技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于央企这种包含众多子公司的大型集团企业来说，如何构建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形成有效和完整的科技管理机制，促进央企技术创新高效、有序推进和可持续发展，是央企提升优秀竞争力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笔者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将会对科技管理创新模式在央企内部的应用实践展开深入研究。 作者：郭健1夏利锋2王绍丽2工作单位：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论文:地区特色科技管理论文 1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1.1国际形势 为了竞争的需要,各沿海大国均已制定国家长期海洋发展战略,调整政策,把海洋作为重点突出。总之,制定科学的战略指导海洋经济发展,是世界范围的海洋竞争的大势所趋和海洋开发的基本走向。未来寻找、探查海洋深处资源,将会对海洋科技仪器、设备等提出更好高要求,这些科技产品不断创新与发展,必然引起海洋科技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也将会成为各国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舟山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东海区域的建设、建设海洋强国和国际科技竞争中,应发挥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竞争态势特别是科技领域的海洋经济竞争加剧,要求政府广泛参与推动决定海洋强国建设的科技发展。国际上主要沿海国家科技发展的经验表明,科技管理就是生产力,海洋科技管理能力和水平体现了一国的海洋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 1.2舟山群岛新区自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舟山群岛地处我国大陆向大洋延伸发展空间的海上要冲,以海促陆、以海引陆、海陆联动的海洋经济开发格局基本形成,海洋产业取得较大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与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相比,舟山的海洋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 1.2.1面临机遇 (1)国家海洋战略。从国内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许多年里,海洋经济将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领导及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海洋产业更是成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1]。全国沿海地区的海洋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新一轮时期,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海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上海浦东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开发试验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等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相继实施,东部率先科学发展对海洋科技的需求更加凸显。可以预计,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期,海洋经济发展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立也将会随着全国海洋经济政策的不断改变而盈利啊更大党的机遇[2]。 (2)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大改革试验。试验区的建立,对于国海洋战略空间拓展和经济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舟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是舟山富含有丰富的海滩、港湾、海涂湿地等资源,都有利于增强海上能源、海洋矿产、船舶工业等产业实力,提升海岛城镇军民宜居水平,有利于我国打造向太平洋拓展战略空间的国防前哨和海上基地,开发、拓展和保护我国海洋空间和油气、海底多金属结核等海洋战略资源,确保我国包括石油、矿石、煤炭等大宗散杂货储运中转和远洋集装箱物流的安全,确保我国南北连通、江海直达、东出太平洋、南下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另外,舟山要研究制定战略创新产业与国家和长三角科技发展规划对接的思路与对策;要积极参与和衔接长三角区域科技规划的实施,借智、借技、借力发展,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努力掌握优秀技术和关键技术,争取进入全国乃至世界产业前沿。浙江舟山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的建立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 (3)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的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实要求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要以优化海洋经济结构,着力深化改革为动力,加强海洋文明建设,提高海洋综合发展能力;同时,要需求体制创新,加强海陆统筹发展,推进海洋文明建设,建设空间配置合理、综合实力较强、优秀竞争力突出、体制机制灵活、生态环境良好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战略指出,要把浙江建设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统筹协调发展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及清洁能源示范区。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下,大力发展海洋科技将成为实现目标的有利武器。加快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是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的战略部署,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决策,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是统筹陆海、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3]。 (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战略。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要依据海洋特色,充分发挥优势,将新区建设成为浙江海洋经济中心。对把舟山建设成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现代海洋产业基地,部级海洋科教基地,群岛型花园城市作为首要目标,舟山群岛新区是国家一项海洋经济战略决策。新区的建立,要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基础上,加大舟山海洋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建设,作为中国首个群岛新区,舟山群岛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要不断发展渔港,海洋旅游等各种产业,要拉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 1.2.2面临挑战 随着国家将舟山群岛新区设立为全国的第四个新区,这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舟山群岛新区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海洋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要体现新区作为海洋实验区的真正意义,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新区的主要目标,在探寻海洋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努力为建设新型的海洋新区而努力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诸多挑战。 (1)要应对海洋开发和海域使用综合管理能力滞后的挑战。浙江省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但资源的开发利用多由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独立组织进行,存在无序、过度使用海资源的现象。不论是海洋开发的难度和风险上,和陆地资源开发,它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都比前者大。海洋资源从前期的调查、观测阶段,还是更进一步的勘探、开发利用阶段,对科学和技术合理运用都十分依赖,要不断实施科技创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海洋资源科学管理和开发的总体技术水平、规模和效益。在基层管理力量,管理制度上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从基层海洋管理基础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海洋管理体制。近年来,虽然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二十几项,为海洋基础管理打下了基础。但是更所的人已经意识到,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今的不少法律、法规已经难以跟上步伐。因此,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制定《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法》等海洋法律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管理机制还应加快与国际法接轨,积极参加国际海洋会议,通过会议不断完善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体系。最后,在海洋管理上,还应加强海上执法队伍建设。我国海域面积十分宽阔,国家应加大投资,组建一支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法效率高的队伍,从而优化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治化机制,真正做到依法治海[4]。 (2)要应对海洋产业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海洋生物作为可再生资源为人类提供大量的食品、药品和工业原料,同时,海洋生物在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中也具有举足轻重。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与人类的发展生存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是海洋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本前提。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在海洋里得到了丰富的资源,使得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减少了许多磕绊,但是,人们在向海洋索取的同时,又无形中破坏了海洋环境,也没有更多的去进行反思自己并加以改正。如今,海洋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正糟受着巨大的破坏,其中许多破坏正改变着海洋生态群落的结构和组成[5]。大规模的海洋开发尤其是过度捕捞、海水养殖污染、围海造地、船舶/航运污染、石油开发、临海产业污染、海洋和海岸工程等将会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甚至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失衡[6]。 (3)要应对海洋产业发展智力科技支撑薄弱因素的挑战。与上海、广东等海洋省市比较,浙江海洋科技力量还是存在较大不足。舟山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拥有高学历、高技能、高职称的人才来支持发展,但实际上这样的人才比例在舟山还是较低。适用于海洋产业发展的科技,目前还是依靠引进,舟山相关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还是较为薄弱。另外,由于发展环境的原因,人才吸引力不足,没有建立相关的人才保障制度或者相关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综合起来,浙江海洋科技人才匮乏,系统水平较低,产业配套不完全等,这也造成了没有足够的科技来支持海洋产业发展。 (4)海洋产业结构内涵层次较低。近年来,浙江省的海洋产业层次结构渐趋合理,但就以舟山群岛新区来说,其内涵层次依然较低,创新理念,深化内涵,提升层次都亟待完善。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海洋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等重工业型海洋产业和海洋生物药业、海水利用业、深海产业、海上风力发电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在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比较低;第二,目前仍以资源初加工为主的海洋传统产业,产业链比较短,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少;第三,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科技、通讯、咨询、设计、广告营销、保险、法律服务等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同时,目前浙江海洋经济各产业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传统产业升级缓慢、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绝对萎缩,而政府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浙江的新兴海洋高科技产业市场竞争激烈,潜在风险增加,发展前景难于乐观。而且浙江对海洋类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政策性倾斜及研究开发投入不高,导致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缺乏实在的动力[7]。 2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特点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由1390多个岛屿组成,占拥有港众多湾,航道纵横,水深浪平,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舟山素有“东海鱼仓”和“中国渔都”之美称,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海洋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舟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特别是一些关系着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重要环节,关系到整个海洋战略性科技资源,都开始往舟山群岛新区聚集,使得舟山的科技资源和科技发展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和规律。 2.1科技与现代海洋产业紧密结合 在舟山的经济中,海洋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标志。舟山新型海洋产业的发展,对于舟山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舟山科技资源与海洋产业联系非常的紧密,海洋工业、渔业,旅游业的发展中,科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要求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结合机制,必须发挥企业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与科研教学单位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协作与联合攻关,提高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组建产业发展联盟,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海陆协作,依托龙头企业,引导重点突破,培植壮大新兴海洋产业集群,强调集群在技术、物流、产品配套等方面的互补和共享,推动尽快形成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加快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形成。依托新区丰富海洋生物资源,进一步提高海洋生物科技研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化妆品、海洋生物药品。牢牢把握新型海洋产业革命趋势,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围绕我区经济转型升级,努力培育新能源、海洋新兴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网络、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努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8]。 2.2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 综合比较,舟山海洋科技与上海、广东、山东等相关海洋省市较为薄弱,舟山科技发展慢,海洋科技人才稀缺造成了在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的前提下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目前的舟山海洋产业中,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规模小,配套条件、资源共享性差和产业链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独立研发的技术与产品不多,各种产品的科技含量整体水平不高,在国内市场上可以称为优势产品的更少,尤其是海洋能源开发、船舶工业、港航物流等。多以中低技术为主,高新技术比重较小,多数属于小项目、小产品。同时,舟山自身开发研制的科技运用在海洋产业中较少,技术依靠引进,人才也依靠引进,自身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不足。因而海洋高新技术对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新的海洋产业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9]。 2.3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科技的辐射性 舟山的科技发展是以长三角经济区为中心辐射到的边缘区域,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区域科技资源的海洋性。作为浙江海洋科技的重点城市,舟山地区几乎涵盖了海洋科技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科技问题,在发展中机遇中,强大海港、航运行业,会带动舟山-宁波港的海港物流业经济发展,并从中带动一大片物流、海港企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因为地理位置原因,舟山享受整个长三角的创新科技较少,科技力量薄弱,高校和海洋科技研究院较少,舟山海洋科技的辐射范围不大,但对于东海的海洋发展以及未来全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却起着重要的作用[10]。所以,舟山科技资源的战略意义从社会角度看是非常重要明显的。 3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在海洋科技竞争和新区建设需要的背景下,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舟山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也是部级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其科技发展必须要有“先行先试”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舟山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技发展作为重要支撑。因此,舟山政府科技管理的定位必须服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舟山市科技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政府干预科技活动、进行科技管理更具有效率。 3.1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标 要以支撑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推动全省海洋经济发展、服务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为总目标,通过五年的努力,使全市科学素养普遍提高,科技创新环境条件明显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使舟山成为浙江省海洋科研和教育中心,成为国内重要的海洋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海洋科教基地。同时,进一步完善海洋科学城基础设施,优化空间布局结构,有序推进主要功能区块开发建设,基本建成科学城空间总体框架;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集聚众多海洋科技研发孵化机构,形成若干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一批龙头骨干高新技术企业;努力成为浙江省内海洋科技、人才、高新企业的集聚高地和“海上浙江”示范基地。中远期,建设成为全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中心和海洋科技创新、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成为全省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经济高新区和“海上浙江”优秀区,成为国内一流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内独具特色的海洋科学城。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目标是政府科技管理定位的前提因素之一,政府要提供科技活动者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以浙江海洋学院、海洋科研单位以及企业为创新力量,为科技物品提供创造条件。同时,结合舟山市科技发展和科技管理的独特的海洋特点构建完善舟山政府科技管理系统。 3.2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则 市场的缺陷需要通过政府的科技活动干预与弥补。要使市场能够自由并充分对科技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就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干预,政府只有在市场效率低下或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才应该加强科技干预。另外,政府干预科技活动手段应该多样化,要依据市场调控能力的大小,来控制干预程度的强度,同时,也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中得作用,要提高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效率。根据舟山独特的管理特点,具体原则包括以下方面。 3.2.1突出海洋重点 要重点抓住以海洋创新为主,优化配置跨区域、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海洋科技资源,构建政府—企业—高校—院所紧密合作、联合攻关、优势互补的科技兴海模式,集中抓一批带动性强、关联度大、作用突出的关键共性技术及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示范。3.2.2创新技术结合舟山科技的特点,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大力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自主研发的关键技术和优秀技术,提高创新能力。 3.2.3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市场在科技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旦市场失调,政府必须加强管理,以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科技兴海创新体系,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提升科技支撑海洋产业发展的能力。 3.2.4注重社会服务 科技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大众,要使科技管理真正服务于大众的科技需求,促使科技发展惠及民生。要从以往单纯关注科技对GDP的贡献,逐步转变为利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必须处理好舟山与国家科技资源之间的关系,为国家科技活动提供服务。 3.2.5海陆统筹发展 舟山海岛众多,以沿岸陆域为依托,海域发展为空间、海洋资源为对象、海洋产业为主体,实行港口、滨海滩涂、海岛与海域为一体的综合开发,海陆统筹、以陆带海、以海补陆、综合利用,通过示范工程和基地建设,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培育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提高支柱产业优秀竞争力。 3.2.6可持续发展 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并举、海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确保海洋经济发展建立在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资源利用集约化、海洋环境生态化,增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4舟山群岛新区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定位 政府科技活动的基本范围是那些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科技领域,但是,由于科技发展状况的不同,不同政府间的公共科技领域所包含的内容也肯定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带来的便是政府介入科技活动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当前舟山市的整体科技能力较差,各项制度没有完善,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不能明确划分,这里面也包括了私人领域的科技产品不能够得到有效供给。因此,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在纯公共科技领域、准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都应有所介入,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领域介入不同的力量。 4.1全面支持纯公共科技领域 纯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产品,其本质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包括:基础科学研究、部分共性技术、科技基础设施、减灾、国防、科学普及,竞争前技术研究等,作为政府部门,一定要全力支持纯公共科技领域,因为政府是这些的主体。政府在参与科技管理的过程中有时直接充当了消费者角色,因此,政府的作为,在纯公共科技领域中便成为了关键,尤其是可以防止其他外部条件的干扰。政府是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代表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此,舟山在纯公共科技领域中,政府要充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于舟山市现阶段来讲,有两个方面的科技活动需要政府全面支持:第一,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要将创新海洋科技放在第一位,对于主要研究基础研的科技创新,它完全属于纯公共科技的范畴,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第二,科技普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立要求政府进行科技普及,全面提高人的科学素养,科技普及具有战略性和基础性。 4.2适当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 所谓准公共科技领域,是指科技活动中和科技产品具有部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样的特性会导致活动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活动,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组织和投资,也就是在依靠正常秩序的同时要加强政府对准公共科技领域的扶持。现阶段舟山的准公共科技性质突出的领域有以下几类:第一,高科技,关键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企业和个人层面无力承担,而科研院所改制后存在供给缺位;第二,公益技术,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等;第三,具有生产的弱竞争性和消费的弱选择性的公共服务:如技术扩散、专业技术服务等。对于以上的相关领域,其特点是外部性强。因此,政府在准公共科技领域需要发挥作用,应该适度扶持准公共科技领域的科技活动。 4.3着力扶持海洋科技领域 在未来的舟山科技活动中,海洋科技领域作为重要领域来对待。舟山海洋科技存在高端人才匮乏,先进技术稀缺,制度不完善等不足,而对于舟山群岛新区来说,海洋科技将是舟山经济发展赖以生存的根本。要加快高深技术研究,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海洋经济保障服务能力。政府作为海洋经济的主导部门,加强对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和发展潜力的海洋中小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从中培育一批有专业技术特色的小巨人。要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以多种形式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创办海洋技术开发中心或组建海洋科研生产股份制企业。把产学研联合拓展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全程。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化的科技竞争的不断激烈和我国海洋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舟山市科技发展的进步,舟山市要依靠海洋的特点,明确舟山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则、定位和目标,结合舟山科技管理和科技发展的特点构建并逐步完善舟山市政府的科技管理体系。因为现今全国和舟山市的海洋科技能力薄弱,各类海洋科技领域,科技产品和科技活动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机制不完善,供给主客体不明确,使得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的科技产品难以有效供给,因此,舟山市政府的科技管理在纯公共科技领域、准公共科技领域和海洋科技领域都应有所介入,只是介入程度的大小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定。 作者：郭力泉崔旺来工作单位：浙江省舟山市科技局 科技管理论文:农业科技管理论文 一、我国农业科技管理的现状 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是依据农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对各项农业技术活动进行组织和策划，以求在时间和经济上最合理、最有效地达到预定的农业技术发展目标。它是现代科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业经济功效最大化的有效途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实行的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战略，把业中的资金强制性地转移为工业化积累，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我国的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而相比较而言，农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整体徘徊不觚，发展艰难。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资金的投入，加强了科研院所的组建，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农业科技专利成果交易。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除了对国家政策的需求外，关键要靠农业科技的支持。然而由于一些体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经济总体不相适应。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管理的主体不明晰。现代农业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把传统农业的旧“四靠”转变为一靠科技、二靠人才、三靠投入、四靠管理的新‘四靠”。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科技的管理主体是以各级政府纵向调控和直接领导为主，农业科技管理机构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应有尊重。同时，一部分农业科技投资主体和收益地位不明晰，产权关系不明确，使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没有产生出应有的效益，也严重制约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政府的行政指令为转移，农业科技管理需要管理者遵循科技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制度化的前提下也应该赋予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以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农业。二是地方农业科技管理资金匮乏。国家每年都会在财政预算中拿出相当部分资金用于农业科技的改革和完善，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投入部分财政资金以支持本地农业经济发展。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预算，而地方自留可支配财政资金并不多，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大量资金投入效果并不明显、对GDP增长贡献不高、且见效期长的农业科技的热情自然不高，也就造成了一些具备发展高新农业的地方因缺乏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而错过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三足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采用高新成果缺乏热情。农民是农业关系的主体要素，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是要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基本还是由政府主导和垄断，政府对农业科技的宣传缺乏力度，加之市场化的农业科技交易体制没有完全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同时，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对采用高科技的热情商。是农业总体的机械化水平不高，资金匮乏。严重制约了农业机械的发展，唰时也影响『．农业科技的研发和转化，我国农业机械化低水平层面运转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农业新技术规模效应的发挥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二、构建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新体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含量的高低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损耗、提高效益、占领市场的关键，因此提高科技的研发速度，改革传统的科技管理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构建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新体系。 (一)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制订长远科技发展战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科技发展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做出再瞻性的部署，打破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农业科技管理的立法和执法，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重奖取得重大成果转化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公共资源保障机制，完善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必须将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层面，把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看成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和维持农业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制订长远科技发展战略不仅是农业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在要求。国家农业、科技主管部门和地方都要从长远出发，对业科技工作做出合理规范，形成三个层次力量最优配置，为我转型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二）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技成果转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至今我国在这方面尚无满意答案的现实难题。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涉及到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宏观看，科技成果转化是由科技给、转化、需求和科技环境系统等构成的大系统，其运行要求立、健全相关的动力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调控机制等。微观看，科技成果的转化包括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工业性实验、工厂化生产等环节。因此，必须规范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和成果转化衔接体系，实施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和地方的科技联姻，动员各类农科教研机构和私营企业参与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科技的研发必须依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运作，以生产的实际需要为契机，而且科技成果也只有在转化为产力时，才能为社会增加更多价值。企业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和引进，成为创新的主体和技术推广的载体。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农民要形成密切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优良品种推广的生产基地，有效发挥科技辐射、带动效应。2003年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与连云港市共同发起的“百名教授科技兴百村小康工程”活动(简“兴百村活动”)已初见成效，该活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科研院校与农村的直接联系，避免了中间环节所产生的烦琐程序、信息中转误差和资源丢失现象，实现了事业单位职能和服务型观念转变，而且农民也可以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地反馈给专家，力求把问题解决在最先发现环节。 ㈢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完善农业人才市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教育是基础、科学是关键、人才是优秀。拥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的高素质人才，如今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衡量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而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及中介人才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只有这些人才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政、企、校、研、资”多维互动。因此，必须要建立和健全以知识产权为资本的入股机制，切实加强知识资本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降低知识资本准入门槛。同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建立地方人才储备库，并将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稳定下来高校与科研院所应该为地方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成人教育中定向地为急需农业人才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大专或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实施远程教育和各种专业讲座，及时地把各种最新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到农业地区；农业高校要设立农业推广硕士点，定单式地为基层培养农技推广人员；地方政府也要为农技推广人员提供各种条件，避免人才流失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真正地在我国建立人才激励要素流动、市场选择的新机制，形成市场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制度化的多维互动的创新模式，促进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改革和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是决定现代农业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技站早已变成了只有部门、没有人员或只有机构、没有作用的空架子或纯营利机构。现代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发展，基层推广站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建设好现代意义的农业推广体系将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我国现行农技推广体系不仅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应对加入m后世界农产品贸易对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因此应在确保农技推广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能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应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各地应从实际出发，深层次地发掘地方农业发展潜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帮助农民抵御各种风险。 （五）建立现代信息平台，实现农业科技“高速公路”科技信息平台是指综合社会业已存在的科技与信息，为快速合理地利用科技资源提供一个可供随时查询利用的信息资源库，为建立农业数字信息“高速公路”，实现资源共享，应在各县建立以农业部门牵头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业科技‘‘l10”系统和专家库；要切实转变政府观念，合理设置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避免多头管理和相互推委、扯皮现象发生；还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筹建高水准的农业情报信息体系组建统一的农业预警机制。平台的建立单纯依靠行政部门无疑是不够的，没有广泛非行政力量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整合现有资源，采取多媒体信息交流手段，抓好农业基础建设、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即科技的产前、产中与产后三阶段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的双赢。 农业科技信息“高速公路”功能的最大化，3s技术是优秀因此合理利用3S技术则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变革传统农业管理模式和以信息科技促进传统农业朝“两高一优”的现代农业转变及变革传统农业的最佳途径同时，政府要鼓励和扶持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科技的转化率与应用规模，并始终坚{寺“谁建谁管”的原则，注重发挥经济杠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引导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结柬语 进入新世纪，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科技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科技进步将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成为农业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当从宏观上总体把握现代转型农业发展的全局，全面把握好农业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性机遇，勇于开拓创新，构造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新体系，为建设一个生机盎然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论文关键词：农业科技管理现状与成因新体系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农业科技管理现状的阐述，对新形势如何构建中国农业科技管理新体系进行了探讨。 科技管理论文:中小学教育与科技管理论文 一、引言 在人口太多，人均资源极其缺乏的，与技术的重要是谁都清楚的，它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有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几千年的传统和与此有关的悠久的科举制度，也有最关心、重视教育的民众，中国的父母都会尽一切可能来让自己的子女受最高最好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前所未有地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要“科教兴国”。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不合格的教育和水平较低的科学技术，却还大幅度滑坡，而且出现了教育的下滑降低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下滑降低教育水平这样一种相互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已经使中国又一次陷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只不过现在是在上落后挨打而已。 虽然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理应导致中国的经济退步落后，但中国的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原因何在？与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有关。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指出[1]：中国的情况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既没有反映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一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相反，环境越是污染，资源消耗得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 本人将在文中讨论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落后的真正关键原因，并将指出：中国教育不合格，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极差的巨大缺陷，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比起八十年代全面大退步的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不恰当的方式砸教师、科研人员的铁饭碗和引入了降低中国、教育水平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 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的眼中，中国的教育很多，如素质教育不足，创新教育不足，如人文教育，如公民教育，等等，本人并非人文、公民教育等方面的行家，因此主要讨论科学教育问题，讨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也主要讨论中国中小学教育在培育学生科学研究素养方面的巨大教育缺陷。 二、中国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极差即创新教育的巨大缺陷，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 中国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的巨大缺陷，大多数论者（最著名的是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词语不同而已，以为我国的教育普遍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重视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缺乏创造性的培养，这是由在中小学盛行的应试教育和大学狭隘的专业教育造成的。提倡死记硬背，实行题海战术，使用标准答案，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把教学过程单纯理解为对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在教学和制度上也是重继承轻创新、重灌输轻发现等等，这是当前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流弊。中国的学生知识基础扎实，但缺乏创造力，如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考试都是很好、最好的，但做创造性的研究却不如美国的学生。学生之所以创造力匮乏，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教育长期忽视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的培养，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学生作业负担、考试负担过重，中国的教育成了考试地狱。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中国的教育的巨大缺陷是只教已有的知识，不教学生创新。因此，现在中国在创新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尝试，一般围绕着教学生进行创造的各个方面进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创新精神，保护、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主动性，进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多思考，等等。 但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此。本人从多年研究创造性心的结果出发，既不相信创造力能够被教师教育出来，也不相信“智力开发”等模糊的想法和办法。本人认为创造性成就是科学家等人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后自然而然的突破（部分请看我的《论科学创造（全文）》），如何产生这样的突破也就是如何创造，不是教师能够教会学生的。教育能够做好的只是为学生的未来的创造打好基础。 朱清时院士在《生要上质量，出精品》[2]中说：“国外一流大学都在着重培养人、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直觉或者洞察力，厉以宁教授讲得很好，他讲：‘学生入学时的成绩都相差很少，但毕业之后或若干年以后相差很远’，我想补充一点，厉先生讲了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这个学生培养出洞察力和对直觉，他就可以寻找好的方向，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他今后就有后劲；如果学生没有培养出洞察力和直觉，他对科学没有感觉，只能老师教他什么他学什么，这样的学生今后就没有多少后劲。什么是直觉和洞察力呢？是他的含义非常难解释，杨振宁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讲过这样一个，他说：‘学好别人已经消化好的知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要使研究工作真正成功，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把当时一流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品味、直觉和洞察力结合起来，冒出新的方向，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的洞察力和直觉是如何形成的呢？杨振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说：‘同时都走到一类道路上的人，后来所做出的结果往往又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出其基本原因，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讲的直觉和洞察力，而这个直觉和洞察力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和学生，我认为这个人幼年或青年时代，他所接触到的学科、学到知识和他的环境跟培养他洞察能力和直觉很有关系。’这件事情杨振宁先生这样解释还需进一步理解，就是国外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直觉和洞察力，他们的办法是在学校营造一种浓厚的研究气氛，周围都得做研究，学生处在研究气氛中去，看老师如何分析事情、洞察事情、提出新思想，从中悟出一种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洞察力或直觉，这个‘悟’就是传统话顿悟。洞察力和直觉不可能由老师在课堂上写在书上或黑板上。如果培养一步一步行走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飞跃，那种飞跃只能在很浓厚的研究气氛中才能顿悟培养出来。国外的一流大学都努力做到学校营造出一种很浓厚的研究气氛，具体说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在做研究计划让学生从大学阶段就开始有时间接触到科研，让研究生与大学生一起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科研人员，一起讨论，一起体会他们环境，这样从学生时代就培养出他们的直觉和洞察力。由此，一个学校要把研究生直觉和洞察力培养好，需要在学校营造一种很好的研究气氛，这研究气氛有两类，一类是科学研究基地，一类是好的教学实验室，让学生有新思想可以随时都能在实验室动手做。” 笔者之所以大段摘引朱清时的话，因为这是本人所见过的国内讨论创新教育的文章中水平最高的，模糊地判断、猜测到了创新教育的关键：在进行研究、参与研究中培养洞察力、直觉、品味。但由于杨振宁、朱清时缺乏对心、教育学的研究，没能够全面、仔细阐述什么是洞察力、直觉和品味、为什么必须在研究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为什么对科学创新如此重要，而且没有区别两种性质的直觉，错误地认为这些要顿悟出来。其实，洞察力、直觉性的评价判断力和品味都是由科学鉴别力决定的，即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直觉常常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直觉性的创造，一种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直觉性的创造我认为是不能够培养出来的，但创造性心理学的争论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打算把本文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有争议的论点上，宁愿从共同认可的基础出发进行讨论。 毋庸置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创造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还要进行钻研才能够作出创造。没有具备这些，不可能作出创新。如果把教育学生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为他们未来的创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不是让学生厌恶这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并把这样的教育称为创新教育（广义的创新教育）的话，下面将进行的详细分析将说明，中国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以科学创新为例，如果对科学创新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教育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科学研究教育方面几乎是空白或有很大问题。客观地说，中国教育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必须对学生进行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教育，并让学生了解科学家如何做科学研究，而且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性教学，但既没有意识到它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极其重要，也没有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地安排让学生学会做科学研究的步骤，更没有对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性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协调。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创新，在实验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在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研究、讨论有关理论、实验、经验材料，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这些科学研究程序是任何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清楚或者了解的简单的常识。但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步骤，在任何一个步骤出错误就会导致科学家的研究失败或成效不大，因此，要让学生能够进行创造，学生必须具备必不可少的科学知识，懂得什么是科学和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还要知道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也就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知识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教育、训练。 在科学研究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懂得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就能够在随后或同时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鉴别力。品味自然是运用高水平科学鉴别力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而表现出来的。从事多年的科学研究后，有些科学家就能够迅速地对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产生直接的评价判断，这就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科学家具备高水平科学鉴别力，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作出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就能够更清楚现有研究的成功与不足，就能够更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研究方向，成功了就是具有洞察力，失败了也很少有人苛求，因为科学研究必定会有失败。 所以，仅从科学教育来看，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科学鉴别力教育都应该进行。中小学教育起码应该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逐步学会科学研究基本功：如查阅、掌握资料，理解知识，学会做科学实验，并且学会讨论实验结果，初步学会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并初步了解如何所学到的知识，初步了解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和适应这个世界。到了大学阶段，就要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全面掌握科学基本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应用所学到的知识，能够独立、客观地看待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并适应这个世界。到了研究生（主要是博士）阶段，就要学到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如：高水平的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怀疑，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例如只要自己的研究是从实际情况或科学实验出发，又是严密的理论逻辑推理得到结果，就应该对自己的成果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独立完成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能够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当然，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往往是博士后时期的训练。 这样的能学生与毕业后的学者能够在必须共同遵守的、程序、学术规范上达成共识，而且对于已经获得的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评价态度。 但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应该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目标出发，的教育，不管是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是很不合格的教育。这样的广义的创新教育，它的目标：教育学生掌握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够主动地进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客观地进行评价、讨论，钻研、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直至能够进行创新，也应该是普通的知识技能教育的要求。因此，如果中国现行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也就是中国教育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缺陷。 谁都知道：中国的教育除了研究生教育外，根本不在意这些，并且，真正的科学研究教育必须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参与一整套科学研究的过程，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一直到自己撰写论文。但中国的中小学几乎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训练，最多还看重什么奥林匹克竞赛，而中国的大学，一般是在大学本科毕业做毕业论文才开始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教育，这样太迟的训练还常常因为学生要找工作而收效甚少。 所以，不足为怪，中国的学生掌握了很多的已有知识，但不知道这些已有知识是按什么途径、方法产生的以及具体地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作出良好的评价判断，更没有科学鉴别力，那么，学生成了研究者，在需要自己独立、主动地去创新（创造新知识）时，就不能够至少不熟悉如何按照科学研究正常的途径、方法去做研究、创新，更不知道如何对已有的成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就不能够发现已有成果真正的不足，创造常常是从发现真正的不足开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研究中无从下手，无法开始创造；这样，研究者同样也不能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也就不能够客观地评价判断自己偶然产生的新设想（也有一些创造是从偶然的新设想开始的）、所作出的研究的意义如何、缺陷何在，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的水平如何、是否具有重大的进一步研究的潜力等等。这样，研究者就无法将一个有缺陷的设想或研究结果，通过不断的努力变成扎扎实实的真正的创新，也不能够尽早放弃毫无意义、错误的设想。这一切的情况，就是研究者创造力低下的表现。 结论：科学研究教育是培养科学鉴别力最重要的办法。不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就不具备必要的科学鉴别力，学生和研究者必定创造力低下。 三、欺骗的素质教育口号与逼迫教师搞分数教育的中小学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负担、作业负担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就成了政府到教师一致赞成的口号，出版了很多论文、著作，但少有真知灼见。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学生天天忙于做作业、应付考试，学生负担（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太重，教师与学生都没有时间也无法自觉主动地让学生自学扩展知识面，提高素质，提高动手能力等等，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满堂灌的情况下，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知识面等等是极其重要的素质，但现在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根本不让或者没有时间让学生自我发展这些素质，学生的素质比起八十年代是大退步了。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3]：素质教育是目的，应试教育是选拔手段，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中国的高考压力并不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坏处，而是争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所必定导致的竞争压力。解决办法是开放民办教育，还是要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不坏的办法），等等。本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是教育界和媒体发明的能够大肆炒作的假问题。应试教育是一个含义混乱、不正确的概念，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最不坏的考试选拔办法，准确地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的教育，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 秦晖的看法确实是真知灼见，但他也没有看出中国中小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教育，而在于非常缺乏对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优秀（或者说是狭义的科学素养）当然是科学研究程序、方法和科学精神，还包括具体化的科学研究的技能，科学的批判思维方式，科学的态度以及科学的价值观等等。有一句话说：当学生把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忘记后，剩下的就是教育。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肯定会被学生忘记，学生学到的技能也会生疏，唯有学生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如何主动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等还会是学生受到的教育中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素养也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素养达到高水平后的表现，笔者称之为科学鉴别力，杨振宁先生等人称之为洞察力。 学生的科学基础肯定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素养，国人可能还包括杨振宁先生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准确地说，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的训练、教育。而据黄全愈说，还有其他的资料说，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很强，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而且非常看重，一直进行到博士后阶段。美国还制定了高水平、严密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笔者认为：中国必须在中小学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培养科学研究素养。中国条件好、应试压力不大的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小学，应该能够做到接近美国那样的科学研究教育，因为中小学教育只要做到初步的要求就够了，而且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如科学基本功教育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如何查阅资料，掌握资料，并且学习如何写文章、论文，以及资料引用，小学五六年级和中学，逐步学习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讨论、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这些简单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和知识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基本上是：小学教师受过专科或本科教育，中学教师受过本科或硕士教育。 但中国的中小学中，这些教育几乎全部都没有，大学一般是在大学本科毕业做毕业论文才开始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教育。目前中国的中小学，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的水准与所受过的训练，也达不到要求。这些缺陷是会起作用的。 到了高级层次的硕士、博士等级，这些能够转变成高水平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就很重要。在科学上，只有新想法，而没有扎扎实实的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是不能够被接受为创新的。创造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的积累的突破，需要非常扎实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基础。中国的教育是在大学本科毕业时、硕士、博士等级才开始进行美国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连续进行的科学研究基本功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等于是重新打科学研究基础。这样，美国杰出学生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基础扎实，中国杰出学生的科学基础却缺少了重要部分，美国的杰出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与中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但科学研究素养方面，如基本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等，美国的杰出学生远远超过中国的杰出学生，而且科学研究素养达到高水平能够转化为在科学创造中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中国学生进入硕士、博士等级，开始进行创造性研究了，却缺乏科学鉴别力，必须重新打科学研究基本功方面的基础（恐怕中国文科的相当多的导师和研究生还没有去做），科学的创造是需要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素养基础的，这样，中国杰出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科学研究的基础有重大缺失，在科学研究上的创造力怎么能够与美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因此，中国的教育越到高等级，越没办法和美国比，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小学上，吝啬下来的每一元钱，没有进行的每一项必要的训练，都会在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毕业后的工作阶段需要加倍补偿。 的中学受美国而开始进行的研究性，笔者看了一些资料，发现现有的研究性学习，其它不说，在科学基本功的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资料引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很不够，几乎没有，在科学研究方面，读、讨论文献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研究性学习就没有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但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当然，从接受并鼓励创造的环境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利于创新的，虽然口头上都在大叫鼓励创新。但从个人而不是从社会接受并鼓励的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不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如科学研究的基本功），科学素养达到高水平后的科学鉴别力更是欠缺。象中国所独有的“业余科学家”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在延续。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科学家”们，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这样，不过是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 （方舟子的《从“民间科学家”到科学爱好者》中说，“中国之所以盛产这类‘民间科学家’，我觉得跟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中国上没有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而技术问题有时候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解决的，让一些国人也觉得科学研究就这么简单。二是中国历来就没有专业性的概念（甚至连的professional一词都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欣赏全才、通才，而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三是、时对专家、学术权威的蔑视达到了顶峰，无限夸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方舟子的看法很有道理，但不是关键原因。） 例如：《发明与革新》2002年第6期第36页发表了郝建宇的《评〈再谈"同时性的相对性"〉》，作者犯了没有理解掌握现有知识，不知道实验是科学依据的常识性错误，他否定的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文章中根据大家熟知的爱因斯坦火车路基模型，却首先给出了这样的公式：t1=L/(c+v)，和t2=L/(c-v)，他给出的公式中的光的速度(c+v)、(c-v)已经违反了通过实验确定的光速不变原理，作者提出了这样的公式，光速不变原理已经被作者在没有实验依据的情况下否定了。通过毫无必要的推理讨论后，郝建宇还自以为正确地得到结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思维实验‘恰好’证明‘光速不变原理’不成立。”[4]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低，加上一流学生学理工，二流学生学文科，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影响，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所谓“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无独有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中国人民大学学博士学位的韩德强，在他的经济学研究本行里面一样犯了这种太业余的错误。 韩德强在《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5]中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本人是读了程晓农的文章才知道韩德强的垃圾文章的，什么叫“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以我非常业余的经济学知识，我都知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知识分子的的收入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根据西方经济学，劳动参与创造财富，知识分子的的收入也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还有，知识分子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尽自己应尽的批评义务，韩德强的这个错误太业余，被人家指出后不但不收回自己的错误还狡辩。中国如果再出几个韩德强这样的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这块金字招牌会被他们自己砸得臭不可闻的。笔者非常担心韩德强这样的情况是中国硕士、博士中出现“业余科学家”现象的开始。 与此有点类似，中国的一些职业学者，没有充分查阅资料、占有资料就进行研究，拿出来的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的“研究成果”，不足为奇。 研究者缺乏科学研究素养，连必要的、起码的科学鉴别力都没有，自己的研究结果有常识性错误都鉴别不出来，这样的“新思想”、“新理论”能够说是创新吗？当然不可能是创新，而且这样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创新。 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公认的评价是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创新精神不如美国的学生，原因何在？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谁不想作出创造？中国学生不是没有创新精神，但创造不是想做出来就真能够做出来的，有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后，不能够作出创造的关键常常就是个人的科学研究基础缺乏导致的科学鉴别力低。具体地以经济学为例：钱颖一描述过中国经济学留学生进行研究的情况：贪大和无从下手并存，也曾经提到中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的原因是美国的研究生在大学生时就做研究，而且是高水平教授带领着做，中国、俄罗斯的大学却不进行这些教育。但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原因远不止如此，美国学生在研究方面的优势是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中国学生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优势又不存在，中国学生可能只拥有高考和留学筛选出来、万里挑一的智力优势而已。 创造是从发现不足、错误开始的，这就需要较高的甚至高水平的鉴别力来发现真正的不足，针对真正的不足之处进行创新，并运用鉴别力评价判断自己的结果。但的留学生到了美国，由于缺乏从小学到大学打下的科学研究基本功的基础，在美国开始初步打好科学研究基础了，一般也就只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估计除极少数留学生外不会有高水平的鉴别力，这样，要么发现不了真正的不足，做研究就感到无从下手，或许就会被认为缺乏创新精神；要么是雄心超越了科学鉴别力带来的谨慎，还没真正掌握如何做科学研究就想开创一个体系，没走稳就开始跑，结果是难于步入学研究正轨。女留学生则先天地习惯从小开始，反而易于进入研究状态并获得成果。 至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生和经济学家，既无一流教授为他们补打科学研究基础，又无严厉的学术批评，经济学在中国又是显学，有充足的条件让他们出洋相，有的人也就尽情地丢乖现丑，而且有时候还出业余爱好者都能够发现的错误。结果不过是让理工科的研究生看不起文科的研究生。需要经济学素养、科学鉴别力高才能够发现的错误不算在内的情况下，仅我所知道出错误的就有：刘伟，盛洪，汪丁丁，左大培（？），不过还好，他们还没有犯韩德强那种太业余的错误。当然，人免不了犯错误，其中盛洪的表现最不错，有错就改。 虽然本人的在中小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阐述看上去有些理想化，但美国能够在小学就已经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中国肯定也能够做到。 而且，中国现在由于高校大扩招，高中毕业生平均50%以上的升学率，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已经使得高考不再是“一考定终生”，与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相比压力不大了，应该能够全面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了。 但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学，让学生受到这样的合格的科学教育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它首先需要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实验设备，也就是更多的资金，国家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谁都知道：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至少有九年是义务教育，一些论者指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政府至少要做到免收学生学费，但在这一点上，在很多地方中小学学费、杂费越来越高，义务教育却变成了家长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尽的的义务都没有做到，地方上的党和政府组织却有逼迫家长以及他人的交费的权力（一些地方乱收费，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样，在资金上能够做到对学生进行合格的科学教育吗？ 其次，中国现在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量化考评制度、砸教师铁饭碗的弱智改革，把中小学教师都变成了一年，几年任期的临时工，教师们比拼学生成绩如平均分等等，成绩下降就要被学校或主管上级解聘或者低聘，哪个教师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在这样的逼迫下，考评标准所要求的成绩对教师的压迫空前残酷，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变成了对普通教师良知的拷问。量化考评制度对教师的压迫必定会转移到学生。教师学生都是不得不为了考试成绩教和学，教师上课就是满堂灌：讲课，做练习，讲练习，考试，讲试卷，这样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但这样肯定是比八十年代还不如的不合格的教育。在八十年代，教师拿的是铁饭碗，没有这样的负担，而且高考是尖子生的竞争，而现在，高校扩招，中等的学生加入竞争，独生子女政策使家长别无选择，加上教师的决定性，所以现在学生负担与竞争空前残酷，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教育水平相应地也比八十年代大幅度下降。所以，在中国，素质教育只是欺骗人的口号，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却最为低下。举个简单例子就够了：八十年代哪个教师会不顾师道尊严去教学生作弊？但现在本人和同事在外县监考高考以及通过教师之间的交谈，已经听到了某些班主任教学生在高考中作弊的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再有问题也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然教学生作弊的。所以，那时的学生作弊情况等远比现在为好。教师的职业道德已经开始了大滑坡，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正在走向灭亡！ 本人一九八二年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九八六年起担任中学教师至今，作为一个既经历过高考又已经从教十六年的教师，本人坚决反对上和教师中的流行观点，即认为全国的统一的高考是分数教育的原因，是使得素质教育成为空谈，是考试地狱、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的原因。这观点似是而非，完全错误，因为八十年代的高考对中学生、学校的压力远比现在大：录取机会比现在少，在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利益比现在强很多，高考考试失败后的就业机会比现在少，上级、社会、学生作出评价更容易、压力更大，那时的高考对教师学生的压迫程度、考试地狱程度以及追求分数的程度却远不如现在。 八十年代那时的高考比现在更加“一考定终生”，机会更少，高中毕业生录取率不到20%，甚至更低，而且是尖子生之间的竞争，一旦在高考中出现失误就非常残酷，理科生复读很少能够比应届考试正常发挥的情况考得更好，文科复读略有优势；但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录取率大约是50%甚至更高，学生复读往往能够考到更好的学校。那时的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学生比现在要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家包办一切包括分配，不交学费住宿费等等，还有助学金，孩子能够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现在学生要交高额的学费住宿费等等，不包分配，有可能毕业即失业。那时高考不被高校录取的话高中毕业生就业门路少，而现在就业门路更多。那时和现在的中国的每一位学生、教师、校长、教育主管机关、家长都十分清楚，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是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八十年代的高考招生数量相对稳定得多，一旦学校高考成绩进步或者退步，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作出评价很容易，评价影响大，压力极大。但这几年高校大扩招使得高中毕业生考取高校的人数连续大幅度增加，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的评价不断面对重新定位，较难作出准确评价，社会、主管机关评价的压力大大降低。因此，与八十年代相比，高考的压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高考获得好成绩的获利剧烈降低，但同时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幅度提高，考试地狱空前残酷，把中国的分数教育、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等等的原因归咎于高考，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中国只有高考压力、考试压力不存在才能够进行素质教育？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高考或考试的压力必定会存在的，就算高中毕业生能够象美国那样百分之百升入大学，也必定会有进入一流大学等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早就进行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教育，所以，高考、考试压力肯定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不能够进行素质教育的的理由。 与八十年代相比较，现在中国的中小学唯一的大变化是：不知道哪些自以为是的官员发明并执行了砸教师的铁饭碗和量化考评制度，教师受到过分而且不应该的巨大压力，这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是分数教育、考试地狱、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并且全面大退步的真正原因。 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至关重要、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教育、素质教育，也不考虑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主动性、积极性，不考虑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则量化考评制度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学生的成绩好，标志着教师的教学情况良好，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紧。这个标准客观而且公平。但这些是不能不考虑的，这样，目的是提高教育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成了导致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降低的制度。 因此，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中学教师，笔者清楚丰捷等人描述的情况非常正常[6]：据报载，武汉市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在上学期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上含泪向家长致歉，曾经使学生各科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的她，本学期因为按照上级规定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减少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使班级综合成绩滑至年级倒数第二名。痛定思痛，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减负了”。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也明确表示，他们万万不会“减负”，因为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减负”就意味着吞食“双输”的苦果。尽管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在仍以考试、升学论成败的今天，素质教育的推进何其艰难。 因此，徐友渔以下的话语更是可怕的现实[7]：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达到上千遍，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本人估计是以30人的考场为单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徐建新注）。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教师的教学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搞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都发生了。这既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说了一句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在这样的非常普遍的情况下，由于学生的基本功是几乎不能够在中考察并体现的，因此，即使大家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而且即使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教师也不会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 的管理体制如何做到既能够客观考察教师教学效果，让教师能上能下，有进有出，自由流动，教师有压力、动力又不至于逼迫教师到眼中只有考试分数，这非但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而且目前弱智的改革办法，量化考评制度考评教师业绩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但加上各地五花八门的砸铁饭碗的举措，而且有些地方的程序与操作都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还带来了许多更大更麻烦的问题，教师、学生、教育的状况全面恶化（大城市的情况本人不清楚，小县城、中小学情况大致如此）。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只会是很不合格的教育。 但是，如果北京、上海等城市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教师再培训等做到了这一切，而其它地方做不到，北京、上海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极其坚强有力的理由抵挡全国范围内高涨的呼声：要求根据高考考分或参加高考考生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配教育部所属大学的录取名额。这又会强化不平等吗？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如果把教师和学生投入的时间入成本，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仅是投资回报递减，而且越增加时间，所增加的时间得到的回报是亏空越大，是降低学生素质的。教师教、学生学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让学生增加做习题的熟练程度，更加懂得小心地避开考题中的陷阱，更加熟练地辨析那些没有什么意义、陈旧的概念。学生被考试、作业压得疲于奔命，降低了对知识的兴趣、主动性、思考的积极性，甚至对知识与思考都产生厌恶感。学生和教师却没有时间去学去教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动获取信息，学会如何处理信息，学会如何评价、判断并作出决断。 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由于没有认识清楚问题之所在，污七八糟的劣化改革不少，如计算机派位等等，这些改革还不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中学教师申报高级职称必须考，毫无必要和用处，不是浪费时间，就是让教师抄袭作弊。如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和计算机培训，不是走过场，就是普遍的作弊。唯一的好处是上级教育主管机关和官员能够多收钱而已。 中国的中学教育，不可不提的是中国文科的教材太陈旧落后和谎言太多，文科教材中一些教育接近于教学生说谎。例如中国的中学生，的知识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学习哲学，是一种思想格式化，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相结合的科学哲学或者是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而中国的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太多的谎言。因此，中国的文科教材，有太多连教师都不相信的陈腐落后的东西，有太多连教师都非常厌恶的谎言，虽然本人清楚中国的高考最好是不分文理科，因为文理科分开的结果是文科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很低下，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很有问题。但如果贻害学生的文科的教材不改变，而且总有少数学生特别适合文科或者理科，加上降低学生负担的考虑，我强烈反对高考不分文理科，认为高考还是文理科分开为好。 教育是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但中国的文科教育就是要学生做服从的工具和掌握死板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观念，而不是首先学到真实有益的知识、能够进行客观的考察等科学基本功和科学精神等等。无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但这样本已落后又大幅度退步的中小学教育，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有未来吗？因此，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改弦更张，乌七八糟、一塌糊涂的量化考评制度必须改变。学校教师必须定员定岗。不依据学生考试分数，无大过不得解聘、开除，而且必须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进行。教育主管机关（学校？）必须将各个学校的各种信息如以班为单位的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以及教师获奖等情况通报，让学生与家长获得信息，自由选择。这样，普通教师没有了学生考试成绩不高就砸饭碗的压力，却有社会与学校同事之间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适中，我预计这会是更好的办法。 中国中小学如果要进行本文所提出的科学研究教育，目前小学教师、初中教师的学历与水准基本上达不到要求，但也只能够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逐步进步、改变，逐步更换，以及通过再培训的办法来提高水准了。 此外，高考目前还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因此，需要由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看看能否找到良好办法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并运用于高考。实实在在地说，中国各级都很不合格的教育之所以还能够选拔人才，在世界上还有声誉，除了依靠学生、教师自己的天分与努力外，就是仰仗中国的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最不坏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四、逼迫学生花大价钱购买的很不合格产品----大学教育（撰写中） 五、研究生教育----中国教育中相对水平最低下的教育（撰写中） 结语： 中国的教育出了太大的问题了：素质教育的骗人口号叫喊得震天响的同时，中小学教师却被迫只要分数，体罚学生，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学校成了考试地狱，却不培养学生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素养；大家却还傻乎乎地以为是中国高考压力带来的问题。大喊科教兴国的同时，高校大扩招，学生收费大幅度提高，学生家长都难于承受，大学里面行政机关却是更加无比重要、油水丰厚，官员能够不做任何科学研究就当教授；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用处的论文、专著，有本事的教师只愿意做研究不愿意教学、应付教学；中国的大学既没能够做好精英教育，又没有做好实用教育，大学生能够学到什么？好的情况下学到一大堆、实验，差的情况下学习空洞的理论、甚至垃圾而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精英的教育，官员却能够免试成为研究生，中国的研究生普遍需要补打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应该广泛向各个教授学习，博采众长，才能够配得上硕士、博士称号，中国的情况却是研究生成了导师的学徒，一个导师带几个研究生甚至二十多个，研究生大扩招，研究生素质大幅度下降，教育水准大幅度下降，还缺乏必要的研究资金，却要求研究生在缺乏科学研究基础与经验、缺乏研究资金的情况下出成绩，，否则不能毕业，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与博士生比小学生还轻松的现象共存于中国；研究生考试不取消被人诟病的政治考试也就算了，却偏偏取消一门专业课考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退步成了中国教育中相对水平最低下的教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在几十年前的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学生比野兽还不如，殴打教师、批判教师、毒打教师在地上象狗一样爬、甚至把教师活活打死。中华文明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现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在自以为是却实在无知的官员发明并执行的量化考评制度和砸铁饭碗的威逼利诱下，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一些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意义的论文、专著，师道、尊严又一次面临荡然无存。这一切却不能够引起教育主管机关的重视与反思，除了国际互联网以外，从媒体上看到的太多的是粉饰太平，歌舞升平。教育水平大滑坡、教师的道德将要面临的大崩溃对中国教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教育即将到来的大崩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教育大崩溃，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华文明还有明天吗？中国教育部是干什么的？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就凭这样很不合格的中国教育，也有资格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别做白日做梦、痴人说梦了，醒醒！ 科技管理论文:广电技术科技管理论文 一、新的形势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订购网络下载现场收集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图一）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根据电视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可将陈旧资料的淘汰期定为五年、七年或十年不等，淘汰的资料可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和收集保留需要自行保存。淘汰的资料将取消其电子检索表。淘汰资料的范围仅仅限于技术期刊和产品宣传品。 科技管理论文:广电技术科技管理论文 一、新的形势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根据电视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可将陈旧资料的淘汰期定为五年、七年或十年不等，淘汰的资料可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和收集保留需要自行保存。淘汰的资料将取消其电子检索表。淘汰资料的范围仅仅限于技术期刊和产品宣传品。 科技管理论文:防洪减灾科技管理论文 新春伊始，全世界防洪减灾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几乎都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情，踏进了新世纪的门槛。 回首过去的百年，人类借助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水利科学知识与工程技术手段，大规模兴库筑堤，修闸建泵，整治河道，发展水文测报与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防洪工程体系，空前地提高了控制洪水、除害兴利的能力，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然而，受人类活动加剧与气候波动的影响，世纪之交，人类不仅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发展中的新问题，而且治水这一古老的问题也正在变得更为严峻与复杂。在过去的100年中，社会文明与科技进步，为人口增长、经济繁荣突破了种种的制约，使得世界人口爆炸式地从16亿增长到了60亿，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奇迹般地从10%上升到了50%，以往天然调蓄洪水的洪泛区土地被广泛开发利用。人口爆炸、快速城市化、洪泛区中人口、资产密度急速加大，被认为是全球水灾损失普遍增长的内在因素。严峻的防洪形势与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现行有效的防洪手段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减灾十年，充分说明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防灾、减灾问题不仅引起了人类更为高度的重视，而且需要全人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开展，在推动自然灾害的研究、防灾意识的普及、减灾体系的完善，新技术在防灾领域中的应用，以及促进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来自全世界的事实都在表明，就在这10年之中，水灾损失仍在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向更为显著[1]。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与社会经济特征，决定了水灾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自然灾害，决定了防洪减灾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世纪之交，我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日益受到重视，同时也进入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新阶段[2]。未来20年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种种迹象表明，特大洪水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提供防洪安全保障，除害兴利，依然是水利发展的首要任务[3-4]。近10年来我国水灾损失剧增的严峻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现有防洪体系与全社会日益提高的安全保障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治水方略必须作出战略性的重大调整，防洪减灾将更加依赖于科技的进步。 二、新世纪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及防洪减灾领域科技发展的需求与特点 对于新世纪中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可以作出以下的基本估计： （1）至新世纪中叶，我国人口预计将从13亿增长到16亿，粮食与土地需求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洪水高风险区域土地的有效利用不可避免，人与水争地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2）新世纪中，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可能由30%上升到60%，城市中小河流的整治与现代社会中“城市型水患”的防治将日益重要，治理难度与所需的投入将大为增加。 （3）流域中洪水自然调蓄功能与河道行洪能力下降，导致小流量高水位的现象更加频繁，水涨堤高，洪水风险总体上将呈增大的趋势，摆脱“拼实力”治水的窘境，建立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 （4）现代社会对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等生命线网络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一旦遭受水灾，影响的范围将远远超出实际受淹的范围，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大大超出直接经济损失，灾后重建负担显著加重。 （5）全社会的防洪安全保障需求将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面对大洪水，人民将不仅要求确保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而且要求大灾之中能够基本维持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防洪安全保障的难度大为增加。 （6）21世纪初期，我国以水灾害加剧、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为标志的水危机仍将趋于激化[5]；人与自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更为敏感，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利害关系的冲突使得不同治水方案之间可协调的余地大为减少。 （7）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防洪体系建设的投入能力会相应增强。通过加强管理，有望提高洪涝灾害的抗御能力、承受能力、应急反应与恢复重建能力。 新世纪中我国防洪形势的演变趋向表明，世纪之交，我国防洪体系的建设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时期。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从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向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发展。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立较为完善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水利部：《全国水利发展“十五”计划和到2015年的规划思路报告》）。 20世纪的防洪是以控制洪水（floodcontrol）为主要目标的，防洪工程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带动了水利科技的蓬勃发展。主要江河流域的洪水特性与发生规律，大江大河整治与防洪方略，大型防洪枢纽工程的规划理论、计算方法、施工规范与建造技术，洪水预报调度的理论与技术等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大科技问题。支撑水利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以自然科学中的理、工科为主，并显现出学科越分越细的特点。 世纪之交，从“洪水控制”到“洪水管理”（floodmanagement）已成为当代社会防洪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综合运用工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形成更完善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以达到防洪减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洪水的管理，涉及到人与自然两大类因素，要求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与社会公众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洪水是自然现象，当其运动超出一定限度，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和损害时，才成为洪水灾害。洪水灾害所具有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确定了洪水风险的不可消除性与可管理性[6-7]。洪水管理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既包含了哲学理念的层次，又有大量支持技术方面的需求（图1）。 因此，21世纪中，防洪减灾领域的科技发展必然体现出两大趋向：自然科学中各有关学科的深入与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在交叉领域的开拓与跨学科的交融。同时，为防洪减灾管理与决策科学化服务的信息监测、处理与分析系统，将成为新技术发展最活跃的领域。 3新世纪我国防洪减灾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 我国各地不同江河洪水特性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恰当把握我国防洪战略调整的时机、方向与力度,围绕新时期治水的指导方针、管理体制、推动机制、法规政策、规划体系、技术措施等，需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科技问题。 （1）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 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他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曾面临防洪战略调整的重大问题。美国地广人稀，正处于洪泛区被侵蚀的阶段，选择了以强制性洪水保险为导向推动洪泛区管理的模式，形成了以非工程措施逐步取代工程措施的防洪方针。日本占国土面积10%的洪泛区中聚集了50%的人口与70%的资产，洪水具有源短流急、暴涨暴落的特点。在推进综合治水的模式中，推行了以高投入、高技术建设更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为主，以非工程措施增强应急能力为辅的方针。 对我国防洪形势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分析表明，未来20年仍处于新一轮大规模防洪工程建设的黄金时期。目前急需研究的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规划、设计、建造有利于人与自然间良性互动的工程体系。此类工程的特点是满足整体与长远的防洪利益，需要长期坚持，与局部地区追求短期最大利益的方案相矛盾，往往不是任何局部地区自愿接受的措施，因此需要科技手段的大力支持，法律手段的强制实施，经济手段的补偿诱导，行政手段的推动落实。如何建设这种将工程措施与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无疑是21世纪初摆在我国水利科技工作者面前最具有挑战性、最需要与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部门与建设部门协同攻关的重大课题。 （2）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洪水风险管理理论与体制。 洪水风险管理是洪水管理的模式之一。在防洪问题上，要么以高投入大幅度全面提高防洪标准，不许洪水再泛滥成灾；要么严格限制洪水风险区的经济发展，即使淹了也没什么损失，都是无风险管理的模式。无风险管理显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通过适宜的工程措施将洪水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结合风险分担、风险补偿等措施提高风险的承受能力，将有利于谋求到与自然和谐的治水之路，最终谋求到更具有全局性、更为长远的利益。 洪水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与工程手段，适度处理好客观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涉及洪水的利害关系。其根本的问题是在治水方面如何为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与利益需求的人们寻求到和解、和谐与合作的基础。因此，洪水风险管理的理论就是指导我国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然而，洪水的风险管理，从基本的概念、基础的方法到具有实践意义的管理体制与推进机制，至今在我国仍然处于模糊的、探索的、急待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3）研究开发防洪减灾工程体系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方法与技术 20世纪中我国各大江河流域已经初步建成了防洪工程体系。今后需要根据新的防洪形势与要求进行完善、配套、改造、更新、巩固与提高。现有防洪工程体系实际防洪能力的评价、未来系统防洪标准的确定、成本-效益分析与方案可行性论证的理论与方法均有待研究。现有防洪工程中病险水库与堤防的除险加固技术与未来城市河流整治技术急需发展。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防洪工程体系的调度、运行方式迫切需要调整。 例如，大量以防洪为主要目的水库承担城市供水任务之后，应急泄洪的风险加大；再如海河流域提出，水库应由过去的“上蓄”改成“上调”，合理安排下泄，既保障下游安全，又使洪水发挥造床、冲沙等作用[8]。但是调多少为合适？调少了于改善环境无补，调多了又不能充分利用珍贵的水资源。显然，这些都是需要多学科知识与多样性手段解决的问题。 （4）防洪减灾管理与决策支持技术 未来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管理现代化与决策科学化，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分析能力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洪水预测预报新技术、各种防洪体系规划方案与应急反应计划的情景分析技术、洪水风险分析与风险图制作技术、洪水灾情评估技术、防洪优化调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必将极大地带动各种高新技术在防洪减灾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目前，我国防汛指挥现代化系统的建设，已经对新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又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现有管理体制中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作出调整与改变。例如目前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封锁现象，对防洪减灾系统的管理现代化与决策科学化已经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实现社会公益信息的共享，不单纯是技术问题，也已经不仅仅是科技人员的呼声。 4结语 踏上新世纪的征程，我国水利科技工作者在防洪减灾领域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继往开来，实事求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创建我国更高层次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 在新世纪治水方略的探索中，我们须遵循这样的理念：既尊重自然，又合理利用；既尊重历史，又开拓创新；既尊重个性，又能够自律。 科技管理论文:教师创新意识科技管理论文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和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取决于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是持续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的根本宗旨是：启发青少年认识科学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培养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科学的美好情感，引导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活动中学习科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提高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活动发现、培养自然科学的后备人才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未来劳动者。我在辅导小学生开展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围绕“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主题，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的探索实践，以“讲究科学，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态度，使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能力都得到加强，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青少年科技活动要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选题立项是关键。根据本人辅导学生开展活动的经验，就如何进行“选题立项”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选题得当，论题新颖。 考虑到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为他们选题既要有科学性，又是他们力所能及完成的。因此选择在学生身边发生的而且是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题材，最好是由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活动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去年获得佛山市科学论文二等奖的《大自然冰箱》，是一位学生在乡下外婆家中，见到外婆上午从市场买回来的猪肉吊在水井内，傍晚取出来时好象刚从电冰箱中取出来一样，保鲜效果十分好。她问外婆是什么道理，外婆只说以往都是这样做，说不出为什么，回学校向我提出了水井为什么能保鲜肉和蔬菜的问题。于是我为该生设计了实验方案，要求她利用暑假去外婆家住下，连续一个星期内每日三次观测、记录空气温度和井水温度。从记录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空气温度有大幅度的变化，却只能引起井水温度小幅波动，因而井内能保持恒温；而井水的蒸发对周围环境具有致冷作用，可以令井中水面附近的温度比地面气温低10℃左右，保鲜效果正是由此而产生。这种“由学生提出问题——共同制订实验方案——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活动过程，学生乐于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很高，成功率也比较高。学生通过独立完成实验，培养了观察、分析和实践能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得到扩展和提高。 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向和质量。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自觉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是科技活动的义务和责任。我今年开展的课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应该分类收集》，有40多位学生参与了相关的活动。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到环卫所调查访问，了解城区每天生活垃圾的数量、收运、处理的情况。 2、到垃圾堆填区实地考察垃圾填埋情况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向学生发放调查表，让学生记录一周内家中每天生活垃圾的情况。 4、举行环保专题班会，由学生发表处理垃圾的意见和如何保护环境的建议。 学生参与了这一系列活动的全过程，接触了社会的不同层面，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思维能力，初步养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严谨求实作风。这项活动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进展十分顺利，还在建议栏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密切了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和沟通，促进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三、善于捕捉灵感。 青少年科技活动，选题的范围十分广泛，要使开展的项目既能吸引学生参加，又能在各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决定因素在辅导老师的水平和能力。辅导老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线索，加以提炼，发掘出新颖的题材。我女儿的同学给她寄来一封信，因为信箱没有经常开，当她收到信时已是三个月后了。她当时说：“如果信箱中有信件时能自动报讯就不致于发生这件事了！”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想，在信箱中安装一个有信件放入后能发光或发声的装置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于是提议她向爸爸请教。在爸爸的指导下，女儿做成了《发光指示信箱》的发明创造，并获得了去年佛山市发明创造三等奖。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勤观察，多动脑，这样的“意外”就显得很正常了。 一个成功的青少年科技活动辅导老师，要具有强烈的环境意识，敏锐的信息意识，卓越的领导意识，执着的开拓意识，严谨的科学意识，才能在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中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活动的领域，就能使活动越办越好，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科学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一代新人。 科技管理论文:供电企业科技管理论文 1科技管理各阶段工作简介 科技项目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工作包括立项、实施、验收到成果的全部过程． 1．1项目可研立项阶段 科技项目可研立项阶段的主要工作有:科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与上报;科技项目经费估算编制与上报;科技项目可研汇报有声幻灯片的制作与上报;科技项目计划简表的填写与上报等．科技项目立项要求按照相关科技项目管理规定进行，以供电企业的发展重点为重点，不得与本企业发展战略、法规相违背．重点应明确项目的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成果形式和经费预算等． 1．2项目实施阶段 科技项目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有:科技项目任务书的编制与签订;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与审查;项目物资和服务采购材料的制作与审查;项目外委合同签订等．实施阶段要求科技管理部门依照上述形成的文件，根据有关科技项目管理规定，及时了解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并进行监督和检查，与项目下达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等及时沟通有关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1．3项目验收阶段 科技项目验收阶段的主要工作有:完成全套科技项目验收文档的编制与审查，包括工作报告、技术报告、经济效益分析报告、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报告、经费决算报告、审计报告、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项目验收报告(草稿)，以及项目验收汇报幻灯片等的制作，在项目验收材料准备完毕并自查合格后，请示项目管理部门组织验收．科技项目验收阶段要求项目承担单位组织有关结题验收事宜，并及时向科技项目管理部门请示，根据科技项目下达方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组织、协调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科技项目验收后还需要为科技项目档案归档，具体内容如下．(1)项目实施阶段审批文件、任务书、合同书、重要的会议记录和来往文函，项目(课题)实施方案．科研实验的主要原始记录、源程序、设计文件、图纸和技术工艺、基础资料、计算材料、阶段研究实验报告．(2)验收阶段项目(课题)工作报告、技术报告、论文和专著、测试报告、项目(课题)经费决算、验收报告、经济和社会效益证明、专利文件．(3)与各阶段有关的文件专业会议文件、样品目录、照片、声像材料等．科技项目结项阶段要求档案归档材料全面真实及时． 1．4成果管理阶段 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研究活动所产生的，并经过同行专家评审或鉴定，确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果，它具有新颖性、先进性、实用性、重演性和完整性．科技成果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技成果评价、成果登记、成果奖励，以及成果推广和转化等，其中评价是基础，奖励是中心，成果推广与转化是目的．成果管理主要是对科技成果评价和科技奖励的管理，二者紧密相联，科技成果评价为奖励提供支撑，科技奖励是对成果评价工作的进一步肯定和认可，这两项工作往往集中在年终年初进行，对管理者来说工作量大、时间短、要求高，因此做好该阶段的工作非常重要．地县一级科技管理部门根据本单位科技项目验收结果，以及基建、大修、技改等方面形成的科技成果，针对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推广意义大的项目，依据查新报告等资料确定需要成果评价的项目和推荐科技成果申报，待明确成果评价或报奖项目后，通知项目负责组按要求准备资料．科技成果鉴定文档的汇总和审查工作，包括科技成果评价或报奖申请书、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报告、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报告、成果鉴定证书、项目验收报告、查新报告、形式审查汇总表等． 2科技管理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主要做法 科技项目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工作对立项、实施、验收、结项制定了工作流程，每个阶段设置了组织架构．科技项目执行过程全程包含4个阶段，按照顺序依次为立项阶段、实施阶段、验收阶段、成果管理阶段．为确保流程的正常运行，规范科技项目管理，抓好项目关键节点的控制，保证科技项目顺利实施，每个阶段都需要组织相关部门，对科技项目进行审查，对项目研究内容、预期目标、实施计划及费用概算等进行重点审查，以确保各阶段专业工作的顺利完成． 2．1立项阶段 科技项目立项阶段组织架构包含如下3个工作流程．(1)科技项目管理人员在收到上级科技管理部门做好《20××年科技项目储备的通知》文件后，拟定本单位储备项目的通知．留给各项目准备可研资料整理的时间为1个月．(2)项目组收到通知后按照可研及简表模板填写相应的文档，经本单位审核通过后，再按要求制作有声PPT并按时上报科技项目管理人员．(3)科技项目管理人员组织项目可研内部审查及修改．一是科技项目管理人员汇总各项目可研资料后，组织召开局内部可研审查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各项目申报人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好可研资料，并提交科技专职．二是复审合格后的项目可研材料，各单位科技网络成员在“科技项目管理平台”上进行申报．同时电子文档由市局科技专职人员上报省公司归口部门． 2．2实施阶段 科技项目实施阶段组织架构包含如下3个工作流程．(1)科技项目管理人员收到上级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关于下达20××年科技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后，拟定本单位的通知，要求项目组上报项目实施方案和省公司任务书，留给各项目组准备实施方案和任务书准备的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项目负责人在收到通知后组织项目组按照模板及典型范例填写相应的文档，按时上报科技专职人员．项目组需要上报的文档包括项目实施方案、项目任务书、项目服务采购相关文件．(3)科技项目管理人员在收到项目组上报材料后，组织项目实施方案、任务书及服务采购资料内部审查及修改，主要是汇总各项目实施方案、任务书及服务采购资料后，组织召开局内部审查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各项目必须在一个星期内，修改好资料，并提交科技专职人员．然后由市局科技专职人员审核后将实施方案转化成PDF格式，下发各县局及直管部门．复审合格后的项目任务书及服务采购材料、电子文档由市局科技专职人员上报省公司归口部门，并与省公司签订任务书．由省公司对限额以上的服务采购统一组织招投标． 2．3验收阶段 科技项目验收阶段组织架构包含如下3个工作流程．(1)科技项目管理人员收到上级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年度公司科技项目验收计划的通知》文件后，拟定本局项目验收计划通知，然后下发《××××年科技项目验收计划的通知》．(2)项目负责人在收到通知后，按照通知上的时间要求进行合理安排，并组织项目组按照模板及典型范例填写相应的文档，按时上报科技专职人员．项目组需要上报的文档包括项目工作报告、技术报告、经济效益分析报告、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报告、经费决算报告、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项目验收报告(草稿)，以及项目验收汇报幻灯片等．(3)科技项目管理人员在收到项目组上报材料后，一是组织内部形式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返回各项目并要求相关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修改，修改好后再提交科技管理人员．二是汇总各项目验收资料并经审查通过后，组织召开验收会议，项目如通过验收，则出具验收证书．凡是省公司验收项目，应将资料上交省公司，由省公司组织验收． 2．4成果申报阶段 科技成果申报阶段组织架构包含如下3个工作流程．(1)科技管理人员依据查新报告等资料确定需要成果评价的项目和推荐科技成果申报，待明确成果评价或报奖项目后，通知项目负责组按要求准备资料．(2)项目负责人收到拟成果评价的项目和推荐科技成果申报项目的意见后，按照模板填写相应的文档，按时上报科技管理部门．(3)科技管理人员在收到项目组上报材料后，一是组织内部形式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返回各项目组，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修改好的资料再提交科技管理部门;二是汇总各项目资料并经形式审查通过后报成果评价机构或将成果资料报送评奖机构，由成果评价机构组织评审会议或由评奖机构组织评奖． 3结语 近年来，科技项目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工作模式保证了对该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按期实现了项目进度目标和资金进度过程的控制，从而保证了科技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楼平徐国华汪卓俊张页赵俊郑城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司国网浙江安吉县供电公司国网浙江长兴县供电公司国网浙江德清县供电公司 科技管理论文:电网企业科技管理论文 1传统电网企业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电网企业的科技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电力科技情报获取比较困难。目前的电网企业管理模式对外界电力技术的发展现状缺乏及时了解，造成企业内部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不仅不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还浪费了本就紧张的研究资源。（2）专利信息管理不完善。无论是对内部电力科技成果的专利申报，还是对外的专利检索及保护，都存在严重的时间延迟现象，具体表现为审批不及时或所更新的检索信息缺乏时效性。（3）电力故障情报上报不及时。电力故障发生时，其故障信息的上报往往会延迟，错过了最佳处理时机，给电网的快速恢复运行带来不利影响。（4）信息交互机制不完善。电网管理经验、电力相关知识以及一些事故案例的信息没能得到充分共享，这不利于电力工作人员的学习和提高，给电力科技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困难。 2如何创建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 2.1搭建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硬件环境 为确保电网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使所搭建的科技综合管理平台应充分体现其管理高效的特点，首先就应搭建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硬件环境，建立专业化的工作站。工作站应配备高端的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服务器，能够满足电网企业的多用户并发数量。配备的数据服务器要能支持大数据量的存储，并采用高端容错体系结构的设计方案，从而确保整个数据存储有较高的容错能力。此外，还应根据实际的访问需求，采用高带宽的光纤接入Internet，确保理论上100%在线功能地实现。最后，还应配备高性能的防火墙以确保科技管理综合平台运行的安全性，例如经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推荐的天清汉马USG一体化安全网关系统等。以上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硬件环境，为确保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的顺利运行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2.2研发应用性强的业务管理软件 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运用高效的业务流程管理理念和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适应电网企业科技管理业务高度分散的特性，基本达到了科技业务管理的网络化。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综合门户登陆、电力科技信息检索、专利管理、电力情报编辑、课题协作解决和科技论坛交流等。在科技综合管理平台之上，研发的业务管理软件主要包括门户登陆和检索系统、情报信息的创建和检索系统、专利信息的申报、审批和检索系统、课题和研究协作系统、科技论坛交流、检索和评价系统等。通过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以及管理业务数据库和管理业务系统，实现了电力故障情报及时通报、电力科技发展信息及时公布、企业对内部电力科技专利及时审批、对外部电力科技专利信息及时更新、研究成果和管理经营得以充分交流等。 3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架构 3.1体系结构 系统采用B/S架构，即浏览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三层结构。其中，浏览器对应于系统的表现层；Web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对应于系统的应用层；数据服务器对应系统的数据层。各层在逻辑上互相分离，通过标准接口和传输信道实现联系，便于后续功能的扩展。在这种体系结构下，系统在逻辑上由四部分组成：客户浏览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3.1.1浏览器 浏览器是大多数互联网用户访问Internet的接口。与C/S架构相比，将浏览器作为客户端具有简单易学、易于实现的特点。系统中的客户端软件可以直接采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浏览器软件产品，而主页界面则可以采用Java、VB、C#等语言制作美观、操作性强、动态交互的界面。用户通过浏览器以超文本（HTML）的形式向Web服务器发出请求。 3.1.2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负责将用户提出的请求与具体应用服务器相连接，使浏览器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应用，可以根不同的客户类型跳转到不同的主页。Web服务器可采用专用的WWW服务器。3.1.3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负责数据管理和维护，其作用是为各种应用提供相应的数据访问服务，它可以以分布式的形式被布置在多台服务器上，根据实际需求增加服务器的位置和数量以达到平衡负载的目的，从而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3.2应用架构 电网企业科技管理综合平台是一个高效性、安全性、功能可扩充性要求很强的综合管理系统。整个平台分为互联网和局域网两部分，其中电力科技信息采集和电力科技专利检索等应用服务器与Internet相连；而门户登陆、电力故障情报检索编辑、电力科技专利申报、科技论坛交流等应用服务器设置在局域网，通过用户登录到不同的门户主页来为其提供不同的服务。平台从功能组成上可以划分为1个门户和六大应用模块（综合门户、信息检索、专利管理、情报编辑、课题协作和科技论坛），从而形成平台应用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4平台功能设计 4.1建立各个部门的资源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电力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必要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能需求建立相应的资源库。资源库负责追踪并更新国内外电力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知识和一些典型案例，并在用户进行检索时能够及时反馈给用户。这极大地方便了电力工作者对最新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节省了大量个人在资源查找上所浪费的时间。 4.2建立课题研究协作平台 建立课题研究协作平台就是为广大电力工作者提供一个协作研究课题的平台。这个平台支持任意用户将自己所感兴趣或缺乏合理解决方案的课题到其上，然后通过众多电力工作者的共同研究与交流，得到一个最完善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课题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通过协作交流这一模式提升了参与者的相关电力知识层次。 4.3建立电网管理模式 当前电网企业的科技管理需求要求企业与电网部门深入合作，并对合作项目、电力科技专利、学术研究成果（例如论文）等进行合理管理。而科技管理综合平台则完全能够适应这一需求，它可以对不同类别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应用，并对其应用质量进行分析汇总，这不但有效地落实了电网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还对预防腐败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哈晓瑛单位：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公司 科技管理论文:法律诉讼中的科技管理论文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管理 （一）知识产权的含义 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在从事智力劳动过程中，如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由于创造了优秀出色的精神财富得到肯定，从而获得了一种权利。知识产权包含内容广泛，如发明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等。知识产权从性质上划分，可以分为人身权利（亦称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亦称经济权利）。其中，人身权利包括署名权和荣誉权等，不能转让、继承与赠与；财产权利是指发明人获得的经济收益，可以转让、继承与赠与。 （二）科技发明、科技管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1、科技发明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科技发明是知识产权的前提与来源，只有创造者参与智力创作活动，并且其创作成果得到肯定，才产生了知识产权。反过来，科学技术的发明最终要走向市场，得到广泛的推广和有效的应用，才能真正产生价值。这个推广的过程又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保障，因此二者密不可分。另外，知识产权肯定了发明创造者的智力劳动，激励了他们创造的热情与积极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更新，层出不穷。 2、科学管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本身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是对创造的智力成果进行保护的有效手段。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有序。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行政管理相互辅助，扬长避短，从而推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二、科技管理中知识产权纠纷常见类型 （一）科技成果署名权的纠纷 科技成果产生之后，需要经过鉴定成果、奖励发明、、申请专利几个环节，在这几个环节中，常常由于署名或署名顺序产生纠纷。例如一些单位领导人并未参与某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活动，却执意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便侵犯了发明人的权益，极有可能造成纠纷现象。 （二）职务与非职务发明成果权纠纷 职务与非职务发明成果权纠纷指的是发明成果是属于单位所有还是属于单位职工所有的纠纷。我国有明确的法律对职务技术与非职务技术作出规定，但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职务技术发明与非职务技术发明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三）科技成果在推广和转让过程中存在的纠纷 1、权纠纷 是指因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所发生的纠纷，在知识产权方面一般表现在：未经发明者允许，将他人的成果进行生产与销售，以获取经济效益；或假冒他人的成果，用于不正当的商业竞争。 2、合同纠纷 目前我国科技管理中仍存在以上诸多知识产权问题与纠纷，对于这些纠纷，要采用恰当的途径进行有效地解决，例如可以友好协商解决、请求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有效解决，或者诉诸法律，请求人民法院进行解决。 三、科技管理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几点意见 （一）积极依靠法律、仲裁、行政管理等途径有效解决纠纷 当今时代，科技发明日新月异，更新速度飞快。在科技发展与繁荣的背后，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纠纷。当合作过程中产生纠纷时，双方或多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得到和平解决。但不能做到友好协商时，各方要积极采用法律手段及时解决。知识产权诉讼包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和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为此，我国也要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二）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和资讯 合作双方在签署合同之前，首先应当做到检索已有文献，调查研究当前的研究成果。这样做有两个优势，一是在了解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再进行科技发明，防止对某一个方面进行多次反复研究，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合作一方在检索并了解文献结果之后，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知情一方无权对结果进行隐瞒。 （三）正式签署合同，明晰责、权、利 在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出现的很多法律纠纷都与合作双方责、权、利划分不明确有关。合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分别投入科技成果与现金投资，在签署合同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双方的责、权、利进行明确划分，例如对所有权归属问题的划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说明等。双方要严格遵守《合同法》，按照法律法规明确双方责、权、利，这将为双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合作的正常进行，避免产生法律纠纷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 （四）重视国有无形资产，防止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 国有无形资产是国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交易过程中，国有无形资产流失的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我国要高度重视国有无形资产的价值，重视对国有无形资产的保护，防止流失。单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保护国有无形资产：一是对全体员工加强法制教育。单位要经常对其员工进行法制教育与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二是加强制定并实施规章制度。在员工离职、退休期间，规定员工上交相关材料，防止国有无形资产外流。 （五）专利人、诉讼人有效运用科技法律与法规 科技开发合作具有复杂性、投资高、风险大的特点与性质，这对诉讼人的专业水平要求更高。只掌握一些法律皮毛知识与常识的诉讼人决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因此，诉讼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有效地行使自身的权，保证法律讼诉的及时解决。对于专利人来说，不仅需要具备有关科技专利方面的知识，而且也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只有精通二者，才能在专利申请中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四、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科技管理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予以重视。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有利于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面对我国科技管理中知识产权法律诉讼问题以及各种纠纷现象，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采取恰当措施，不断推动科技管理中知识产权的保护。 作者：于向阳单位：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科技管理论文:激励机制下高校科技管理论文 1掌握激励机制原理是促进科技管理的前提条件 从一定角度说作为高校必须教学、科技发展两手都要抓，而且是两手都要硬。世纪伟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高校科技管理部门肩负的是科技管理的责任，就必须思考科技管理的策略，让管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笔者以为，高校科技管理必须以激励为上策，而作为高校科技所管理的特殊群体，首先必须优先思考激励机制原理。我们业已充分发现：在高校科技管理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极大地开发科技人的潜能，充分调动科技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以最大的热情投入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发展学校的主人公工作。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的是：万事都必须考虑其两重性，从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讲，如果激励机制掌握得不够科学，实施过程不够又欠艺术，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会制约高校科技的发展。针对这样的情形，作为高校科技管理的机构或者职能部门则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激励机制，努力追求科技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的有利因素是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全球信息村促使我们能够快速借鉴到他人的资源，有利于我们实现借他山之石攻科技激励之玉的效果。这就从一定意义上讲倘若科学引入科技管理的激励方式，并探究适应自身科技人才以及科技活动开展的途径，达到灵活运用激励技巧的效果，则能比较完善地构建高校科技管理的激励模式，比较完美地发挥高校从事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化且最优化地提高高校科技工作绩效。 2围绕学校发展目标是促进科技管理的客观要求 学校科技的发展也在一定层面上促进学校的发展，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会拉动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促进学校科技进步发展的激励机制的形成乃至完善、完美都必须从学校发展的大局考虑，紧紧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施行科技管理的激励性措施应当说是科学的、合理的，可操作性也比较强。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学校的优化发展总凝聚着许许多多有功之臣———科技人员的汗水、心血和智慧，我们要施行的激励就是要达成这样的目的，让那些力已足用、才已足展的科技人员在获取一定激励以后自觉努力地朝着更为顶峰的预期目标奋进。作为学校科技管理部门则必须协助学校完善一个充分调动学校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实施的动态组织系统。因此，在平时科技管理的激励方向的制定、激励措施的实施，我们都坚持使得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功能能够起到引导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且十分符合学校的发展目标，尤其注意形成这样的导向，即使得学校发展目标通过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吸引力和凝聚力得到逐步增强，使得全体科技工作者都能为实现学校发展目标去进行高效率地工作，去获取更为优秀的创新创造科技成果。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学校的发展既有集体智慧的凝聚，也有充满个性特长的佼佼者的特别智慧。那么我们高校科技激励机制的确立，要注意结合学校总体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设置，注意把群体激励与个人激励比较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科学的有效应当体现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原则，要注意考察激励机制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要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激励方式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多一些积极作用的发挥，努力地少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3注意激励机制的灵活运用是科技管理的实践需要 高校科技激励机制的建立或实施，需站在具体操作层面的人群正确地认识激励理论、科学引入激励机制、灵活运用激励技巧、适当选择激励方法。在激励机制的灵活运用上，我校科技处主要考虑了这样的几个层面。 3.1灵活施以精神动力激励 我们也比较有意义地发现：从事科技工作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都想早出科研成果,也都想快出成果。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于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而言，除去自身的努力外，还必须要有一种外在的精神动力，这样的动力也完全可以说必须赖于一定的精神激励。科技工作者都有积极向上、不甘落伍的心理，尤其想要受到管理人员的首肯和同事们的尊重等。鉴于此，在平时的科技管理工作中，我们尤其尊重科技人员，尊重人才也应当是我们管理人员的天职。对科技工作者我们尤其需要的精神激励应当是多关注他们在科研活动中的需求，为他们多解决一些实际遇到的困难，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同时还必须为其搭建科研成果的展示平台和推广应用的舞台。 3.2巧妙运用稳定激励 时代的发展，势必导致人才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大了高校人才的流动和不稳定性，这种现象应当说在一般高校的顶尖科技工作者的身上极易发生，一些名校经常性地应用一些伎俩不择手段地抢人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现象导致我们一般高校似乎变成了流动客栈，经常性的会发生人才奇缺现象，这也给我们以深刻意义的启示。作为科技管理者也要学上一招，那就是比较巧妙地利用激励稳定我们的科研队伍，促使学校的科技人员不至于严重流失。在稳定科技队伍的操作实践中，我们主要采取的策略是利用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科技人员增强集体荣誉感，自觉为集体增光，为单位争荣，争先创优，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于一体，集体利益为先的大好局面。尤其发挥我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凝聚力，影响一般科技工作者，则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学校科技队伍的效果。 3.3合理加强提升激励 一般说来科技工作者从事创新创造的发明性的探究都比较繁忙，他们是无暇顾及自己专业水平尤其是跨学科知识提升的。我们有着不少的科技人才，在本单位基本算不上是拔尖性的人才，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创新创造，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结出比较丰硕的果实。对于这些同志，我们不能不闻不问，任其碌碌无为。平时的科技管理，我们力求让这些同志得到比较理想的思想和业务水准的提升,经常给他们以继续深造的机会。这对我们学校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在科技研究上，我们的骨干还在一线进行研究，而让这些同志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深造以后，既增加了这些同志发展的后劲，也为我们学校的发展带来了后劲。在提升这些同志的时候，我们也适当带有一定倾向性的学校保护主义，达到保存学校发展实力的目的。在提升科技发展实力的过程当中，运用激励机制能够优化学校科研队伍结构。 作者：赵苏单位：江苏省苏州市职业大学 科技管理论文:人力资源与科技管理论文 一、当前我矿人才与科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必须把人才与科技工作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和力度,形成人才培养、考核、选拔、使用等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机制,让想干事的有平台、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名利双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更好地为矿井建设发展服务。 二、创新机制,突出重点,努力打造一支适应矿井科学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涡北矿立足当前,兼顾长远,以满足@北又好又快永续发展为方向,不断健全完善良好的选人、育人、用人机制,全面抓好党政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新老衔接、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突破一切制约人才成长的观念和障碍。按照“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职称、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要求,打破常规思维,坚持“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搞论资排辈和求全责备。重视青年人才,大胆选拔任用优秀年轻人才,打开专业技术人才职务层次上升的“快速通道”。注重选拔年轻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重要岗位,以“重担压快步”的方式,加速青年人才的锻炼成长,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事创业铺路搭台,把用事业留人落到实处,促使青年人扎根矿山,在艰苦岗位上加快锻炼成才,成为独当一面的管理行家。二是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以用好和留住现有人才为重点,积极培养,大胆使用,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提升人才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切实做到用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分配原则,探索建立宽带薪酬激励机制,对不同类别的人才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形式,建立完善拔尖人才奖励制度和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按照成长通道制定各层级薪酬标准,充分体现技术、能力、贡献在收入中的比例。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优先考虑各种福利待遇。三是突出重点,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以能力建设为优秀,切实抓好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三支人才队伍的建设。以提髙管理能力为优秀,加快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在重要的岗位、重要的工作上,让他们承担重任,充分发挥潜能,把管理人才打造成搞好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培育企业文化的中坚力量。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不断优化班子结构,增强班子活力,不断吸纳各方面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到党政管理人才队伍中来。以提高创新能力为优秀,围绕科技攻关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培养一大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努力形成专业技术人才加速聚集的良好局面;加快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队伍建设,尽快建立一支由技术带头人和高级技能人才组成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四是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任用机制。以“素质、能力、业绩”为优秀,建立起促进人才健康成长的考核评价机制。以“结构合理、配置科学”为原则,建立选人用人的监督机制。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目标,建立干部职工充分施展才能的激励保障机制。以“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为尺度,建立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机制。五是加大人才培养使用的力度。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手段,在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和教育管理三个基本环节上下功夫,以内部实践与外部培训结合,专业培养与全面培养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开放式的人才培养体系。抓好学历教育,鼓励职工参加髙校继续教育,?抓好技能培训,完善职工培训计划,创新培训模式,?抓好职业资格培训,鼓励职工多拿特殊工种操作证多学技能。善于挖潜特长,有意识地把各类人才放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环境中去磨炼,把优秀人才放在关键岗位去锻炼,促其学习创新能力和品德素质修养在实践中得到升华。六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按照集团公司建设“民主团结、开放开明、干事创业、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要求,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来引领,坚持把“年轻有为、积极上进、品行端正、作风过硬、德才兼备、有群众基础”的人才选拔出来,努力营造适合人才健康成长的“廉洁自律,风清气正”的用人氛围,以正气引导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矿井的健康发展培育有用人才。 三、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为矿井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持 一是找准突破口,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上结合矿井实际,找准突破口,紧紧围绕制约我矿安全生产发展的难点、重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近几年来,把大倾角综采放顶煤开采,提高原煤产量,提高采出率,控制煤炭灰分作为科技攻关的头等大事来抓;重点针对煤巷掘进施工中抽冒、自然发火、瓦斯异常等难题进行攻关;大力推广应用综掘新技术,努力提髙单进水平,解决掘进效率低、工作面接替紧张的难题;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加强对掘进工作面爆破的研究,努力提高爆破效率和安全,为安全生产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持。二是创新机制,激励创新。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工作出色就是人才”的人才理念,引导鼓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岗位成才,尽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科技投人上建立保障机制,确保科技项目资金到位,为科技人员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宽科技创新的渠道,延伸科技创新的触角,引导更多的职工投入到科技创新的工作之中;推行科技创新目标管理,做到科技创新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使科研人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做好广大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技术人员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业务上培养,切实调动广大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广大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三是营造环境,鼓励创新。几年来,始终坚持在工作中鼓励创新、宽容失误,为各类人才营造宽松、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积极为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条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新项目研发、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和聪明才智的空间,用广阔的事业平台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帮助技术人员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引导广大技术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摆脱一切影响人才科技发展的陈旧观念束缚,树立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思想,做到观念上先人一步,思路上高人一招,举措上胜人一筹,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四、加强对人才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 实施人才强矿、科技兴矿战略,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较多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统筹协调好各方力量、各种资源,为人才强矿、科技兴矿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坚强保证。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重视人才科技工作,多关心、多过问、多研究,真正把人才强矿、科技兴矿战略落到实处。政工部、经营管理部、生产技术部等部门在推动人才科技工作中肩负重要使命,必须认真履行好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的职责,强化人才科技工作目标考核;其他部门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形成人才科技工作的强大合力。大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把着力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塊,作为实施人才强矿、科技兴矿战略的基础工作来抓,为人才成长和科技进步尽好心、服好务,有效地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队伍。广造声势,大张旗鼓地宣传各类优秀人才的先进事迹和科技成果,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i加强人文关怀,及时解决各类人才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使涡北矿成为科技创新的硅谷、人才聚集的高地、干事创业的乐园。 作者:张磊李若平单位: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涡北煤矿 科技管理论文:制度建设与科技管理论文 1.科技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科技管理的重点是科技项目管理。需要一个系统的管理制度，在每个环节需要做工作流程。让科研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明确每个环节的管理流程。 1.1科技项目立项阶段管理 在科技项目立项阶段，必须做好科技项目的筛选和顶层设计，坚持科技项目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单位学科发展战略；确保科技成果的实用性。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发挥科研人员的作用，积极参与立项活动，并做好科技项目储备。科技项目立项申请工作流随着社会、市场的需求，科研院所研究的内容和类型越来越复杂。主要分为科技研究，应用研究两个部分；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技术攻关、技术现场试验、高技术科业化以及科技平台建设等，有区分、有交叉。项目申请材料完成后,按照工作流程，单位组织申报材料的初审活动，技术专家必须认真、公正，确保申报材料符合本单位的研究方向和定位、符合项目上级主管部门的成果要求和科研技术的先进性。审查的重点包括：项目的目的、意义、重要性、必要性、创新性,对学科的发展、国内外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探讨，研究的方向、内容、技术路线和经费预算、预期成果等。进行全面审查后并提出修改建议。科技管理人员对编写的申请材料按照申请指南等进行形式审查。做到详细了解项目主管单位对项目的立项政策导向及相关信息，仔细阅读、理解申报通知，如《项目申报指南》和《项目申请书填写说明》等技术文件，同时查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结合科研院所自身需求，尽量做到有的放矢，提高科技项目立项的成功率。 1.2坚持项目实施阶段的质量管理 当申报的科技项目获得批准立项后，各项目组按照任务书、设计的要求，开展项目实施活动。为确保项目研究工作的质量，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必须实行三级质量检查，即：自查、互查、单位组织抽查。建立项目工作进展情况的定期报告、质量检查、年度的技术总结评估制度，年度部门成果交流、原始资料检查制度。科技管理部位通过这些管理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矛盾，为项目正常运作创造良好环境，为按时完成项目结题起到保证作用。科技项目野外、原始资料质量抽查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1.3加强科技项目结题阶段的管理 根据项目进展实施时间的安排，科研项目进入结题阶段。项目结题质量，能反映科研项目水平、项目管理的能力和本单位科研水平。能为以后项目的延续研究和申报奠定基础。因此，研究管理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的成果审查工作。根据工作流程，科研管理部门要组织项目成果初审，邀请相关的专业技术专家对照项目任务书或设计书对项目的完成情况和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检查。包括：技术路线、任务目标、实验数据等，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对需要更为深层次研究的项目，提出继续申报下次课题建议。推动科研项目的延伸和管理水平。科技项目结题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科研管理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和项目评审的基本过程，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评审工作。 2.其它工作管理流程 2.1科研协作合同管理流程 在科技项目整个过程中，外协是一个重要过程。外协包括：科研、实验测试、工程、施工、购买软件、设备加工等。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合理的合同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合同管理流程分为合同书的签订和外拨经费用的过程。科技管理部门不仅要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了解科技研究的工作过程，有为单位、科研人员负责的工作态度，按要求组织好合同的签订活动。合同管理流程如图5所示。 2.2科技奖项申报工作流程 科技奖项的申报是科技项目成果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推动科技项目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另一方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整合和集成重要科技成果，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前景。每年国家、省、部、局、院和专业协会开展各类的科技奖申报工作，科研院所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申报质量。研奖项申报的科技奖项申报工作流程如图6所示。 2.4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流程 为达到科技项目承担单位资质的要求，应开展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认证审核，以促进单位质量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整体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工作流程见图7。4.与时俱进，创新管理思路科研院所做好科技管理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管理理念、管理结构、工作流程、管理的手段和人。管理理念是单位追求的目标，一个明确的目标，决定了管理的内容和管理的效果，采取相适应的管理结构和架构；工作流程和制度好比法律，可以起到强制性的作用；科研管理部门制订制度的目的是规范、指导员工的行为，制订工作流程是明确自己行为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为了科研院所的学科建设能适应新形势，需要我们科研院所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管理思路。作为科研管理人员，是科技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专业知识、国家法律法规等等。为了与时俱进、管理创新，管理规范化，搞好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工作。第一，要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学习新科技管理理论和技术方法，增加遵守法律法规意识。第二，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做合作单位、研究处室、项目组、各部门之间的“调合剂”、“润滑剂”。第三，必须要加强服务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针对单位的实际问题，实现科技管理的制度创新，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规定，对科研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康艳丽冯卉渠洪杰陶涛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科技管理论文:基于文化生产的科技管理论文 一、文化生产视阈下的科技创新 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科学技术创新集中表现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创新和普及。回顾中西科学技术发展史，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以电器发明应用为代表的电力革命和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在科学技术发展演进的历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科技创新的主体逐步由个体过渡到团体机构，由单一学科领域研究过渡到多学科领域交叉共同研究，主体间相互协作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所使用实验仪器等科学技术工具由简单逐步发展得更为复杂、精密，人类认识和获取自然界信息的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所使用的思维方法不断演进，由感性直观逐步发展为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复杂性思维等多种思维方法，对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法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自身显著的特点，体现为多种属性的辩证统一。1．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任何一种科学技术创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其他科学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科技创新就可能成为无水之源、猜测臆断。同时，科学技术创新是在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对自然事物的规律进行的新探索和创新，正如波普尔所说：“理论是我们自己的发明物，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它们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2］165现代西方理论界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在分析科学发展演进时，都体现出科学技术发展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特性。2．个体性与社会化统一。科技创新需要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与科学家自身的兴趣、爱好、知识、灵感等紧密相关，如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体现出科学创新中科学家自身的鲜明个体性特征。同时，科技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特别是随着当代科研领域的扩大与深化，科技的研发不仅需要科学家之间的紧密配合，也越来越需要多个科研机构、多个国家政府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体现出社会化、全球化的特性。3．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技创新是科学家认识和把握自然界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科技生产者在不断探寻未知、进行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始终探索着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也遵循着科技创造生产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当然，科学家进行科技创新不只是追求真理、认识世界，他们直接或间接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社会，提高人自身的能力水平和实现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体现出科学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1．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作用，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科技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先后提出一系列科学判断和重要思想，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将科学技术作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提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86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把高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国在这一时期先后推出“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展战略举措，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越。2．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观点。以为优秀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4］500，坚持将增强科技观念、推动科技发展作为大事来抓。在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将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3．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加强和改进科技工作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联系起来，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突出强调将科技进步创新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增强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秀，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5］，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4．提出“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继承了我党以往的科技创新思想，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6］，要求科研工作者要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三、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充分调动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创新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科技创新成果，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1．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和长足发展，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大批前沿科技领域获得突破，科技实力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研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性能计算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实现突破，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获得大幅跃升。二是科技基础领域研究获得较大发展。国家通过组织实施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措施，取得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使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据统计，2003年至2013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0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709．88万次，排在世界第5位［7］。三是科技体制改革成果斐然。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原有封闭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过渡为以开放的市场机制来配置科技资源，科技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极大增强，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四是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不断涌现。据统计，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8］。随着政府对科技投入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化科技投入体系的建立，各类实验室、科研仪器和科技文献等科技基础条件逐步完备，“千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杰出青年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先后实施，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结构日趋合理。五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从1993年颁布实施《科技进步法》开始，由各项科技政策法规组成的科技创新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同时，科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府间双边和多边国家间科技合作框架，初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正是在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任务，明确提出要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任务。2．当代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现实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还不算高，还不是一个科技强国，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世界各国间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更趋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基础继续领跑于世界科技变革浪潮，且继续针对我国实施“技术壁垒”政策。由于我国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时间相对较晚，仍处于后发追赶状态，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仍将面对发达国家科技占优势的压力，且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存在着被继续拉大的可能。另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科技发展状况来分析，我国公众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素养依然偏低，优秀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和前沿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同地区、行业间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水平偏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亟需提高，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市场转化机制、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等与科技发展水平还不相适应；科研机构条块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科学研究的功利化、行政化现象仍然存在，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质量有待提升、经费管理使用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的优秀人力资源仍显不足，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需要进一步激发。 四、加快推进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现实分析 着力增强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我国科技整体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的目标与要求。要落实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我们应当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系统、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和扩大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是解决我国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应当是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且能够实现科技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9］108改革科技体制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出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在构建人才激励机制、塑造良好人才环境、优化人才比例结构和提高其综合素质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支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同时，科技体制改革应当不断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相应的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整合各种科技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再次，要加强科技管理体制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理顺科技创新中的各种关系，强化政府宏观决策和科研机构、企业的内部管理。另外，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引进竞争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对民生的推动作用。2．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一国的科技创新系统从动态过程来看，主要包括科技的创造、推广、转化和普及等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完善与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就要求“建立科技创新机制、科技推广机制、科技专利保护机制和科技教育普及机制。”［10］310与此同时，要从系统整体出发，协调处理好一系列矛盾关系：要统筹基础领域研究与前沿科技突破，合理安排资金投入，既要重视对基础研究的积累，又要勇于在关键性应用技术上有所突破；要统筹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科技装备平台建设，既突出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培养，也要加快科技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统筹科技创新与现实生产力发展，在组织形态上不断创新，形成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为骨干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要统筹高科技领域研发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既要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注重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加快我国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3．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精神是推动科技发展进步最深厚的社会土壤。科技创新文化以创新价值理念为优秀，在全社会塑造倡导科技创新的环境氛围，形成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培育科技创新文化，要着力培育科技工作者勇于创新的价值观念，大力提倡求真求实的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其创新意识与能力，提倡开放合作的创新价值观，引导社会尊重个性创造价值，整合个体与团队的创新能力。同时，应逐步确立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的人文环境，要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既加大对创新人才的奖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又要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允许和保障科技创新的失败；要着力构建科学的科技工作考评机制，制定相关法规政策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既要形成科研经费投入保障等物质环境，也要创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尊重创新的软环境。4．扩大科技交流合作。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相互影响、不断融合，国际合作业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渠道，支持我国科技人员积极参加国际性科学计划和工程、担任国际科技组织相关职务，要采取举办重要国际科学会议、签订科技交流协议等多种措施，加强与国外科技人员的双边或多边交流合作。要紧跟科技创新国际化潮流，加强国际科技人才交流，既注重发掘和利用国际科技教育资源培育我国科技人才，同时注重吸收引进国外科技专家学者，凝聚一批全球科技拔尖人才。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把外资先进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实施科技“走出去”战略，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技术企业向国外发展，鼓励科研机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科技项目合作，通过分享国际学术成果和经验为破解我国重大科技难题作出贡献。当然，在国际技术交流中要处理好吸收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必须以提升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根本点，与吸收、消化、再创新相结合，进而提升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作者:高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科技管理论文:知识产权科技管理论文 一、我国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总体现状 (一)我国专利发展总体情况 由图1所示，我国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历年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44万件增长到2013年的237.7万件，尤其是在1999年之后，专利申请量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而专利授权量从1985年的138件增长到2013年的131.3万件，尤其在1999年之后，专利授权量也加速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对专利保护的意识正逐步加强，科技创新战略作用日益彰显。图1我国专利历年申请与授权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公报整理。 (二)国内商标总体情况 由图2所示，我国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国内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数量也是连年递增，从1982年的1.7万件增长到2013年的173.33万件，尤其在1999年之后，商标申请量更是加速攀升。这反映出我国在商标方面的意识正逐步增强。同时，在国外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上，据统计，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来自中国企业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为2，273件，比20，12年增长8．2%，居马德里联盟各国第六位，并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这与我国专利申请的态势比较相似，这反映出我国自20世纪末以来，知识产权意识明显增强。 (三)其他知识产权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还涵盖了技术标准、版权(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动植物新品种等，但由于统计数据难以找到，因此很难就这几个方面进行定量描述。但从定性的角度看，广东在技术标准和计算机软件方面已走在全国其它地区的前面，而上海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方面优势明显。 二、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创造问题 政府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技术储备力量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我国R＆D/GDP投入比例虽然逐年增加，但发达国家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我国的2倍左右，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很大部分研发投入是倾注在基础研究上，而我国大部分研发投入则主要在技术引进及开发上，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程度不够，这客观上导致了我国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不足，以致原始创新能力不强［2］。企业侧重技术引进，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二次创新投入不足。我国企业技术引进的费用与消化吸收的费用极不平衡，从消化、吸收占技术引进的比重指标来看，全国仅达0．069，东北的比例更低至0．022。我国由于在技术的二次创新方面的投入不够，许多地区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集成创新有一定基础与成绩，但整体上实力还不强。在集成创新方面，广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广东的专业镇经济是广东经济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形成是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集成创新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各专业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正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带动着各特色产业群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意识不强，创新主体不突出。专利意识体现在技术的法权壁垒上，获取国家法权垄断是取得市场优势的前提。企业是专利技术的创新主体，只有企业才更能将技术产品化、商品化，也只有企业才更具备转流实施的条件。而在我国专利的申请与授权中，个人占比相当高，普遍高于50%，高达80%以上的也比比皆是［3］，而真正应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所占的比重则十分之低，这样使得本来可以产生大量原创性的发明专利没有产生，本来作为主体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没有成为主角，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我国专利的质量不高。以重庆为列，去年发明专利仅占16%，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高占84%，而发达国家其发明专利通常都超过60%，美国更高达70%。 (二)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应用问题 知识产权市场发育不良，交易不发达。专利、商标的转让和授权许可，版权贸易，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评估等中介服务都是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主要内容，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规模。在技术转让中企业往往不明确交易标的的知识产权归属，造成不少侵权产品流入市场。由于知识产权市场发育不良和中介服务的缺乏，使得在众多的会展上销售或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产学研合作机制不畅。主要体现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及开发等相互协同艰难。究其根源，关键在于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利益分配关系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在技术价值的认识、谈判地位认可以及市场化等方面，常常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知识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部分企业或个人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该部分企业利用社会大众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一些直觉，认为专利多的企业乃至其产品的品质相对高，因此故意申请众多低层次的专利，以达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日趋增多。从我国当前知识产权的总体环境来看，我国现阶段实质上实行的是弱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侵权行为存在有一定的空间。但侵权行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得我国能以极低廉的价格提升我国的生产力，但同时对我国的本土科技创新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从长远和动态的角度看，逐步规范企业行为十分必要。在现实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最为广泛的是计算机软件行业。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大搞“软件园建设”，但却没有一个软件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众多软件企业因侵权的威胁而面临生存危机［4］。 (三)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意识薄弱。知识产权既是投入要素，又是产出品，其在投入产出的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值。知识产权的发展不仅是创造，其运营与管理更为重要。我国众多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知识产权认识不到位，在管理上缺少重视。许多企业的经营思路和理念比较保守，一些能够申请专利的技术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保护，造成大量无形资产流失。有的企业拥有一定量的知识产权，但缺乏运转机制，导致知识产权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难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利润。由于知识产权投入巨大，而短期内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再加上管理保护不力，企业对知识产权失去信心，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5］。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低下，这一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职能转换进展缓慢，往往出现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专利管理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不健全。多数企业缺少知识产权管理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尚未将专利管理纳入研发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企业活动的全过程。一些知识产权具体政策执行不到位。国家在知识产权政策的顶层设计还面临诸多的问题。例如: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紧缺;相关的高素质管理人员不多;部门之间的协同难度大。 (四)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集体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位，使得许多职务发明变成非职务发明。从我国大部分地区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看，非职务发明通常远高于职务发明，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大部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集体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申请发明专利相对困难，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专利，没有一定的支撑很难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不足。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专职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缺乏，加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投入少，这也是导致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足的原因。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国内企业集体维权意识不够，行动迟缓。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市场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跨国企业纷纷抢占、深化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加上我国已加入WTO，在TRIPS的条款下，知识产权成为跨国公司攻城掠地的重要手段，国内企业面对的知识产权纠风不断增多，维权成本高昂使得国内单个企业与跨国集团之间的对抗始终处于被动状态［6］，因此，国内企业集体维权变得十分迫切与必要，但当前我国企业之间的联合维权往往难以落实。 三、政策建议 (一)知识产权创造对策 加大对重点行业知识产权创新活动投入力度，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在源头上保证各区域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以广东为例，对于四大高新技术行业，电子通讯行业优势明显、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知识产权优势，对这两个行业应该在保证现有投入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使这两个行业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医药制造业产业基础好，具有一定的专利优势，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装备制造业的一部分，其专利优势增长明显，政府应加大对这两个行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增强其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形成更大的专利优势，积极推进这两个领域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7］。实施重大项目招标，突破高新技术产业重点行业的优秀技术。重大科技项目招标是广东在科技创新手段上的一个大胆尝试。从广东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科技计划管理过程中引入重大项目招标制度，突破制约广东主要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为广东建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因此，其它区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利用重大科技项目招标这一科技创新手段，进一步提高政府资源的产出效率。将自主优秀技术和技术标准作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评价指标。自主优秀技术是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来源，技术标准是优秀技术的延伸。必须把自主优秀技术和技术标准纳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评审和验收指标。通过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引导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注重自主优秀技术和技术标准的创造和管理，增强产业知识产权优势。加大对技术标准的研发力度，营造良好的技术标准创造环境。拥有优秀技术并不代表拥有技术标准。科技部门不但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主体在优秀技术研发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增大对创新主体在技术标准研发方面的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经费支持等手段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积极参与研制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使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更多地反映本区域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尽快形成高效、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的技术标准研发机制，探索专利技术向技术标准转化机制［8］。建立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以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为主导的技术标准体系，把科技成果、优秀技术、专利以标准形式在高新技术产业中进行普及。 (二)知识产权应用对策 加速知识产权公共科技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各专业信息网的互联和整合，让科技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信息，降低科技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效益。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技术市场，整合科技信息网络资源，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和物流，拓展技术交易渠道，形成虚拟交易和实体交易的有机结合。规范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监督和审查，采取前置式告知和后置式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规范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运行，即通过设置相应的门槛，取消或减少审批，同时又通过市场监督机制设立后置式监督，取消市场竞争中不规范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主体资格来保证市场竞争的正常开展。逐步完善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体系，构建涵盖技术交易、评估、、财务、融资等方面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务。发挥生产力促进技术创新示范中心等科技中介机构的辐射作用，推进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投融资机制。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实现多元化。主要包括:政府、企业、银行、社会、民间和引进外资等。政府要健全税收、担保、补贴等宏观措施，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和市场预期。加快知识产权的转移、扩散平台建设。一是利用自身渠道进行网上交易或组织发明人参加各种展示交流会;二是开办专门的期刊或网站为产权流动搭建平台，为高校和企业等知识产权单位提供沟通平台;三是建立专利申请资助制度，提升专利申请量，建立发明专利费用资助资金，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方向或属于地方重点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技术，申请专利后给予一定数额的费用补贴;四是对知识产权交易给予税收优惠。 (三)知识产权管理对策 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需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形成人员、场所、经费三落实和管理人员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包括组织机构、技术秘密审查、专利申请及保护、产权归属、档案管理、人员流动、奖励、人员培训等。结合科技体制与科研机构改革，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应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宏观管理中，实现对本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的统一管理，将知识产权贯穿于整个科研、开发及生产活动全过程，力争创造和依法获得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9］。重视知识产权的过程管理。包括:建立前期产权归属问题管理制度;技术研发阶段的知识产权论证报告管理制度;研发过程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研发后技术保密管理制度等。处理好质量、效益和数量的关系。根据协同创新战略，高校、企业、中介和个人之间应协调好技术数量、质量和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关系。加强对科技人员流动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完善成果奖励制度。加强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机制的建设。加大对区域内支柱行业、重点出口行业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机制的研究，政府通过行业协会或其它方式对该领域的一些重点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或指导，使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通力协作，以集体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来自知识产权方面的维权挑战。鼓励企业进行国外专利申请。鼓励区域内企业大力申请国外专利，尤其是国外发明专利，政府应成立专门的国外专利申请基金，给申请国外专利的企业提供资助，同时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 (四)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1．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主要包括:(1)确定重点预警产品(产业)和重点预警企业;(2)确定预警工作的侧重点和内容;(3)引导企业建立预警机构;(4)预警信息反馈与利用。2．加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设(1)加快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进程。首先梳理和完善现有科技政策法规，在立法层面确立知识产权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将对知识产权和保护和管理纳入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考虑，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来保障知识产权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是出台《知识产权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权责，为落实知识产权工作提供政策保障。(2)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知识产权纠纷专业性强，而当前各区域从事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较为匮乏，因此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具有专业基础的审判人员。具体工作包括:通过开展执法专项行动，培养、锻炼执法队伍;加强有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增强应对国内外新形势的管理能力;提高执法水平，公正执法，等等。(3)建立知识产权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预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协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联席会议要建立例会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并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召开联络会议，互通情况、交流信息、总结工作经验，研究在协作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办法［10］。(4)建立行政机关对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及时追责制度和机制。结合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合力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防范。保护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名优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名牌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5)进一步强化法院执法与行政执法互补的知识产权执法手段。司法保护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公平性、效力的终极性和注重赔偿等优点，但执法时间长、成本较高。行政执法具有灵活性，程序简单、成本低、效率较高，对一些简单的纠纷，许多企业愿意寻求行政保护途径。因此，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执法需要坚持司法与行政执法并举。 作者:石磊单位:重庆大学 科技管理论文:托电公司科技管理论文 1托电公司科技管理体系的涵义 作为国内超大型火力发电企业，建立合理有效的科技管理体系，依靠科技管理创新，提高托电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非常急迫的。2010—2013年，托电公司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明确了各级责任主体的科技创新工作职责，编制了托电公司人才培养规划，启动了技术创新信息收集平台创建工作，建立了科技成果及论文评审体系，开展了年度科技成果的推荐、评审工作，丰富了科技项目攻关与合作形式。托电公司各级科技管理人员非常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尤其是在火电机组脱硫、脱硝、空冷、干除渣、水处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针对科技人才制订了完善的激励制度，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激励。科技管理体系在推进托电公司安全生产、促进节能减排、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托电公司科技管理体系实践分析 2．1创新科技人才培养方式 科技创新人才是科技管理体系建设实践的基石。在人才培养方面，托电公司一直注重人才培养环境的创造、人才成长平台的搭建和人才选拔、任用方法的研究，以培养岗位胜任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培养高技能领军人才和提高全员素质为目标，建立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任用的良性循环机制。(1)建立人才快速成长的流程化和专业化培养模式。按专业、分层次设计各类人员的培训项目和培养目标，确保进入托电公司的员工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企业，技术水平和专业技能达到岗位需求。(2)发挥技术、技能专家的作用。技师和各级专家统一实行“日常积分制”业绩管理，制订技师及高级技师的日常考评方案。在培养人才、科技攻关和科技创新方面针对专家实施“量化积分管理”，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在科技攻关“摘牌”的同时，提升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3)创新实操培训模式。托电公司建设实操培训中心，开展内部取证，以提高员工安全、操作和检修技能。开展厂内技术比武和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为发现技术人才搭建平台。(4)后续学历教育管理。在人才培养方面，利用网络办学的优势，采用进校不离岗方式，与相关高校配合，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用函授站、办学点等方式，消除职工在职学习的不便，满足职工层次提升和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托电公司的人才队伍建设已初具规模，实现了培养技术、技能，管理多专业、多层次人才团队的目标。3人荣获“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称号，2人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优秀技能选手”称号，42人次荣获“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和“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称号。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2创新科技信息成果收集方式 企业相对于高校、科研院所来说，存在信息滞后、信息来源少、新技术实验数据短缺等劣势，这种劣势将会导致低科研水平的科技项目、改造方案的出现，进而导致企业内部技术力量、科研经费、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根据这一情况，自2010年起，托电公司创新科技信息收集交流方式，将原有的“现场出现隐患咨询相关院所了解相关资讯”(如图1所示)这一被动接受外部信息的方式改变为“主动收集外部科技信息”(如图2所示)。原有信息收集方式存在被动、信息传递迟滞等缺点，创新后科技信息收集方式具有数据全面、传递及时的优点。(1)每月收集中国电科院科技快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及其他系统的科技动态，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重大设备厂家及各类科技信息网站的信息，面向技术人员公开。(2)每年收集系统内及电机工程学会的获奖成果及论文信息。(3)随时收集各种会议资料及外出培训、调研资料。要求每一位外出培训人员提交培训期间学习、调研的资料，并在公司内部进行相应内容的培训，扩大新技术资讯的覆盖范围。(4)积极与主机厂家以及国华、京能等同型机组电厂建立长期合作、交流关系，开展对标学习，互相促进;及时在厂内交流大唐集团系统科技创新和先进经验，发挥集约化优势，共享科技进步成果。托电公司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并指导专员使用。这些有益信息一方面以OA公告形式对全体技术人员公开，另一面以内部数据库形式存档，方便技术人员随时检索查询。除了创新科技信息收集方式外，托电公司还对以往的科技成果、论文、专利收集方式进行了调整，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科技论文成果申报常态化。截至2014年6月，《一种新型五防挡板》等77项实用新型专利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证书，《高压试验信息管理系统V1．0》等3项软件著作权专利取得国家版权局授权。目前，托电公司的专利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下一步要实现专利数量与质量齐头并进，不断催生自主创新的动力。 2．3创新科技项目攻关形式 在科技管理体系项目攻关方面，以解决现场实际问题、培养专家为指导思想，通过现存技术难点和专业课题确定科技项目，实行挂牌招标制攻关研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手段，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和攻关项目。科技课题来源如图3所示。对科技课题进行分类，个性问题派专人承担，共性或疑难问题进行网上挂牌招标，由员工自主选取课题摘牌，并提供攻关方案，保证选出的课题有代表性、有研究价值，为整个科技活动指明了方向。项目进行中，按节点进度进行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提供试验数据、总结报告等材料，归口管理部门和公司专家管理委员会对攻关成果进行审核、确定评定结果，攻关后对形成的论文和成果进行评比、奖励。2013年“科技项目管理平台”在托电公司正式上线，实现了网上便捷的流程化管理。通过落实责任制，建立“课题—责任人—闭环—奖励”系统化的科技管理模式。引入科技项目“后评价”［3］方式对科技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在科技项目完成及应用一段时间后，对科技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应用情况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后评价”情况，如果科技项目成果应用情况良好，则在公司范围内进行全面推广，如果应用情况不理想、不如预期或是应用一段时间后技术需要升级，则反馈为新科技需求转换为“攻关课题”，进入新一年的科技工作计划中加以攻关。这样，科技项目管理进入了“滚动”规划状态，使科技项目有了不断论证、开题、立项的良性循环，可以确保每项科技项目“物尽其用”。建立和完善科技管理制度，实行有效的激励政策，使科技经费向解决生产难题倾斜。2011年至今，托电公司科技项目直接资金投入达943万元。经过3年的积累和沉淀，2014年托电公司计划投入726万元共计开展13项科技项目。 2．4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 (1)将高校及科研院所尖端技术与生产实际结合。2013年托电公司与高校进行产、学、研结合，完成《汽轮机转子寿命损耗在线监测系统》，对托电公司机组汽轮器转子不同工况下寿命损耗状况有了准确把握，应用该成果将提高汽轮机转子寿命监测准确性，进而提高整个汽轮机管理水平。(2)与地方科委、科协、行业协会交流与沟通，学习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和理念，提高托电公司科技创新管理能力。(3)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行业内知名专家教授，讲解行业发展动态，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2．5科技成果转化 将科技成果运用于实际生产，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才能使科技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托电公司将科技成果作为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成功转化、复制推广、助推托电公司的安全生产作为检验科技创新工作的标准。托电公司对多项成果进行转化，应用于全厂10台600MW机组，先后进行了“自动调节与控制系统优化(URO)”“汞在线监测装置”等多个项目的攻关。URO项目运用Ovation控制系统的预测控制和过程模型改进机组负荷响应速率，协调锅炉和汽轮机动态特性，提高负荷响应速度，同时兼顾机组稳定性，单台机组创造了月均47万元(600MW机组)的经济效益。“汞在线监测装置”更作为国家环保部在托电公司的试点项目，落实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为针对汞问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谈判提供了可靠数据。通过“脱硫、脱硝、除尘改造”等一系列环保类成果的转化，几年来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大大降低，仅氮氧化物就由改造前的600mg/m3降低至240mg/m3。2013年，托电公司专利技术《汽机高调门十字头止动板》经验证可以极大提高机组高调门可靠性、安全性，目前该技术不仅在兄弟单位中推广转化，并在东方汽轮机厂同型高调门生产中成功应用。 3结束语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管理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安全效益等，提升了托电公司的科技管理水平。自2010年始，托电公司将创新型科技管理体系与生产实际结合，将科技管理纳入发展规划，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强化管理创新，推进科技创新、鼓励成果转化，科技实力逐步增强，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托电公司安全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燕雨虹单位: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管理论文:水利科技管理论文 一、水利科技档案工作在水利科技管理中的作用 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水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的水平，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水利部门都没有认识到科技档案工作对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使得水利科技档案工作与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相脱离，严重阻碍了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的进展。水利科技档案工作中对科技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和归档及科技管理归档以后的利用等过程都是水利科技管理工作必须开展的步骤，所以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的水平。 二、新形势下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现状 新形势下水利档案管理工作虽然得到了水利部门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水利档案工作方式比较落后，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水利部门的管理者都没有把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管理基础比较薄弱，很难将最先进的档案管理技术运用到水利科技档案工作中。其次是水利科技档案的质量难以做出保证，因为水利科技档案工作与水利科技管理工作曾经处于分离的状态，所以不能对水利科技档案的质量做出保证，例如有些水利科技档案资料较少或者是留存的资料不具有代表性等。还有就是缺少最原始的水利科技档案，目前留存的大多都是复印件，因此不能保证资料的质量。 三、加强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措施 （一）加快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新形势下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主要方向，所以我们应该转变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方法，加快水利科技档案的信息化建设。首先是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相关的软件的建设，及时对现有的档案管理软件进行更新，确保水利科技档案管理软件的先进性。其次，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信息化基本上都是由计算机来完成的，在网络化的环境下实现水利科技档案资源的共享，提高水利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率。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在确保网络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二）加强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首先，相关水利部门应该把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放在水利工程开发的整个阶段当中，与水利工程的开发过程一起进行，明确水利科技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类的程序，确保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程序化。其次是应该配置专门的水利档案工作小组，根据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分类收集整理不同时期的水利科技档案，项目的负责人应该积极配合档案工作小组成员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加快速、高效的做好水利科技档案的归档工作。 （三）加强对原始资料的保存力度 原始水利科技档案资料是最重要的资料，而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是人工将一些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系统，在人工录入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小错误，所以原始档案资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加快水利科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还应该做好水利科技档案的原始资料的保存和管理工作。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水利科技档案在水利科技管理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相关水利部门一定要认识到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逐步实现水利科技档案工作的信息化，这样才能提高水利科技档案工作水平，提高水利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率，促进水利科技管理工作的发展。 作者:伍琳单位: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环境与发展论文: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优秀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因此，应该采取切实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优秀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环境与发展论文:可持续性发展与企业环境营销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不断深入及消费者对环境因素的日益关注，环境营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渐显著；由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环境营销越来越成为市场营销重要的内容。本文研究了可持续性发展使营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营销策略的相变化状况。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营销战略 可持续性发展与企业环境营销 可持续性概念较早是由生态学家首先提出的，1991年在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编制的《关心世界——持续性战略》报告中，对可持续性的定义是：指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或状态。1989年在举行的15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性的发展声明》，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其优秀内容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当前的决策不应该对保护或改善将来生活水平的前景造成危害，因而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必须有“限制”的因素。发展的协调性。即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或者说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大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发展的公平性，即当代人群间、国际间，资源利用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要效益-费用分配和负担的公平。 营销对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需要，激活、促进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不断深入，需要营销观念和行动的改变和适应，即营销必须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多地工作、服务。 为了促进可持续性发展，营销需要实现两个转变：首先是引导顾客需求和期望的转变。按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容，在满足顾客需求时应对一些因素加以限制，使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因而营销必须导入环境营销的观念，即营销工作在满足顾客需要的基础上，应该让顾客（市场）了解商品和劳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通过宣传、教育和营销沟通把顾客的需求引导到符合生态需要的产品、服务和活动上来。真正发挥营销满足市场和在可持续性发展中的作用。 其次是向研制开发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改善环境状况的产品和服务，即社会——生态型产品的转变。全社会应尽快的明白新产品产生考虑的决定因素既不完全是用户的满意，也不全是公司、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是所有因素的总和。真正的社会——生态型产品成为消费者首选的原因是它在满足一个人的消费要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他（或她）对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这里应清楚，顾客的需求不会也不应该和环境需求相冲突，人类和自然是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因此营销工作在引导顾客的需求发生改变的同时，按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设计和制造一些新产品，并关心、培育、扩大产品的销售，即进行“可持续性营销”。 总之，可持续性营销要求企业采取对自己、消费者和社会都有利的战略，把顾客的需求和消费转向对生态和社会有利的方向，并为顾客和市场提供社会——生态型产品，从而引起企业营销观念及工作的转变。 市场观念与企业环境营销 市场观念是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是企业处理与消费者（市场）、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的原则。市场观念不同，企业营销工作的出发点、采取的营销措施、对市场、企业、社会的影响都可能不同。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观念的内容不同。 市场营销策略与环境营销 由于导入环境营销的观念，使市场营销的战略和策略发生变动，具体表现在： 营销目标 开发、生产生态型产品，培育、宣传、促使市场消费生态型产品。 产品策略 产品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是天然的，对消费者生命和健康没有损害或尽量减少损害；产品处理对环境的压力较小。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少或处理污染的能力强，对消费者生存的空间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产品对人类的有害因素小、营养价值高，对消费者生活质量提高有利。产品处置的技术高，资源的可利用率高，对环境的压力小。研制、开发环保生态型新产品。 价格策略 对原材料、辅助材料丰富，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产品实行低价渗透策略，增加消费量。反之则采取高价策略，限制其消费量。 利用消费者对健康的关心和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对生态型产品制定较高的价格，促使人们向往、追求此类产品。 利用全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对生态型产品采取心理定价法，一般需要广告的配合。 营销者对使用功能相同、价格等方面相同但对环境影响不同的产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促销，鼓励消费者首先选择生态型产品。 促销策略 树立生态型产品的品牌形象，强化其特点和优势，争取竞争的主动性。 利用人类与自然相协调的景观对生态型产品进行造势，有效刺激需求，并扩大其消费数量。 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特别是其在营销工作中将环境营销观念贯穿始终。如介绍消费者识别环保型产品，用“环保”的销售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用“回归自然型”装饰零售卖场。 促销组合策略 引导、培养全社会尤其是营销从业人员环保的意识，为生态型产品市场的扩大奠定基础。 在公共关系方面树立资源、人类与环境相协调的形象。 制作环保广告强化企业与生态型产品的关系。诸如： 产品导向类强调产品或服务所具备的环境友好特性。广告：我们的产品可以通过生物降解。 工艺过程导向类指出企业内部技术和方法能给环境带来好处。广告：制造本产品的原材料20％是可回收利用的。 企业形象导向类把企业和产品与公众广泛关注的某个环保活动联系起来。广告：我们一直努力保护森林。 环保事实类在广告词中陈述与环境或环境有关的事实。广告：世界上的森林正以每分钟2公顷的速度遭到破坏。 政府立法、支持与环境营销 政府及其机构必须选择一个国内统一的管理机制来为企业提供一些环境及营销的指导。诸如对塑料包装材料的生产应提高税收、减少资金等供应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同时政府应立法保护生态型产品的生产与营销。德国政府就建立一条法律要求生产商收集产品包装，并进行再利用。德国环境部长克劳斯·托夫坚定的表示处理废弃物不能继续成为国家的任务，尽管起初遇到了来自制造商的抵制，计划还是得到了实施。 由此可见，政府立法或采取措施鼓励生态型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是非常明智的。它将引导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与发展论文: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的进步，而环境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关注，成为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相对较新，协调两者发展的问题还未得出明确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寻找保证贸易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有效协调机制。 理论上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贸易与环境都是人类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均致力于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和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但由于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现实中也会出现贸易与环境的不协调，体现在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因而要求将贸易与环境统一考虑，寻求统一的协调体系。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消除环境资源特性引发的不协调的根源，结合政府权威和市场规制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 协调工作是长期的有序的过程，为保证顺利的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明确地行动纲领、系统的依据、科学的协调途径作为指导。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产权界定，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制定合理的价格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工具，运用有效的税费政策，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主体的目标函数中，使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结合配套机制保障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数学模型，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行理论分析和福利分析，探求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而反映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工作原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具备的优势，试图验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选择。论文网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失灵；政府失效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出现，成为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贸易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贸易与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1.1.1问题的提出 国际贸易与环境本来是两股平行的发展潮流，但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课题。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逐渐高涨，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全球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称为“经济发动机”的国际贸易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1]。从而，贸易与环境两股潮流开始不断碰撞，人们开始探索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贸易增长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建立起协调发展的机制，实现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贸易同步发展。 1.1.2提出的意义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这一热点问题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深层次看，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又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一角度来说，解决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因而将环境纳入到贸易中已成为必然趋势，探索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协调两者关系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建立为以解决环境资源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冲破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不仅深化了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理论内核，而且将贸易与环境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为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找到了新工具。从而，切实保证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作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贸易与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1.2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环境作为主体，以环境保护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二是将贸易作为主体，以自由贸易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 将环境作为主体的研究，认为只有进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才能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托马斯·安德森(Thomas.Anderson)、卡尔·福克(Folke.C)、斯蒂芬·奈斯德姆(Nystrom.S)都认为人类是生态环境的寄生虫，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美国经济学家Garrett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使环境保护主义者观点的最有力实证。美国另一位环境学家Christian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和不可占资源，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空气、大气等，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自由贸易无法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的恶化。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Vogt)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Ehrlich)等，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单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100年内地球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据此可以推论出他们对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由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采取自由贸易而不进行环境保护必将引起环境的恶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建立的“环境禀赋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贸易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总结其主要观点得出结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是贸易所得长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的负效应。 将贸易作为主体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实行可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以美国学者赫曼·卡恩(Herman.Cahn)和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Jullien.Lincoln)和西蒙(Siemon)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延伸，认为近200年来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水平要比两个世纪前的状况好得多。经济学家吉·曼·凯恩斯(J.M.Keynes)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个好事，而且还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该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性具有缓冲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Copeland和Taylor对贸易的“避风港”提出了怀疑，认为贸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引起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主要是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对环境产生影响。Antweiler，CopelandAndTaylor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三个方面对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SO2的浓度变化作了分析，结论是：贸易的规模每提高1%，平均每个国家的SO2浓度提高0.25%-0.5%；但竞争促进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世界财富增加，有利于发展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刺激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消费者选择较高质量和有效的环境服务，从而使SO2的浓度下降1.25%-1.5%；并进一步推断自由贸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是污染程度下降1%。环境乐观主义者的主要观念：人类将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彼此分离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其发生的时候通过开发新的技术而加以解决。基于此社会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环境污染的投资，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既有利于环境保护。论文网 (2)关于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研究集中在生态环境产权问题和补偿制度工具和资源价值的评估研究上。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的产权问题，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同时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执行要依靠具体的政策工具，只有对资源价值准确评估，才能明确生态资源环境的效益。 环境与发展论文: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论文 摘要：中国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势高峻，地理特殊，野生动植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这里不仅是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 关键词：生态建筑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为加强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展示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状，昭示西藏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有助于澄清人们对西藏生态环境问题的误解，增进对西藏的了解。 一、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面积12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西藏的气候自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向寒冷干旱呈递次过渡，自然生态由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到荒漠呈带状更迭。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营造了天然乐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旧西藏，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西藏生态环境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谈不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外国探险家和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过各种考察和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也在青藏高原进行过考察和调查，但总体上说，他们对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还不全面、不系统。 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起步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并随着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和积极建设西藏生态环境的进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为了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促进西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就组织“政务院西藏工作队”（195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对西藏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和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和评价，提出了科学开发利用的意见，从而开启了科学认识、利用和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进程。 与此同时，改善西藏高原生存条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开展起来。国家派遣林业技术人员对雅鲁藏布江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并在拉萨市西郊七一农场开展育苗造林试验，为在西藏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奠定基础。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以乡土树种为主，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植树造林工作的开展，使西藏人民实现了由千百年来被动适应自然，进入主动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伴随着人民民主政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纳入议事日程，得到组织上的保证。1975年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1983年正式成立自治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此后，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有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全面铺开，对西藏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入，生态建设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科学院制定了《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于1972年在兰州首次召开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研讨会”，其后，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类综合性、专题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仅一套《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就达31部42册，约1700万字。这些科研成果，为西藏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1977年，国家农林部组织了对西藏全区的第一次全面森林资源清查。1978年起，为适应造林绿化的需要，各地先后建立苗圃近50个，引进、驯化、培养了数十种适宜西藏生长的造林绿化树种。 ━━改革开放使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随着西藏现代化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得到发展。1982年到1994年的十三年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地方性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共计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从内容上看，既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如《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也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各个领域的，如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森林保护、草原保护与管理、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基本上涵盖了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 国家直接投资建设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项目，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政府专门制定了在荒山、荒坡、荒滩地区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鼓励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和种草，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改善生态方面应有的权益。西藏相继开展并完成了对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植物资源和昆虫资源、湿地资源等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监测和跟踪，开展了如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西藏粮食中有机氯残毒污染普查、工业污染源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措施。 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深入人心。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传媒体都把造林绿化、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作为重要栏目，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世界湿地日、植树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纪念日受到西藏各界的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知识进入课堂，“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全面开展。 中央政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的阶段。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西藏环保能力建设，帮助建设了自治区、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地区环境监测站，帮助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管理人员，帮助编制了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规划。国务院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原则。据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政府于2001年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生态建设投资力度，西藏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把发展旅游、绿色农业等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国家加大对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监督。统计表明，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仅在西藏生态建设项目方面的投资就达3.68亿元。与此同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拉萨市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生态工程项目相继实施，有效地改善了西藏的生态环境。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的质的飞跃。据国家有关部门2000年公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西藏的环境质量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为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 ━━天然草地得到合理利用，草原生态保护积极有效。西藏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有天然草地8207万公顷，约占全国天然草地面积的21％，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68.11％。根据全国首次统一草地资源调查，西藏拥有草地种类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首，在全国18个草地类中，西藏就占有17个草地类。保护好草原生态，是保持青藏高原生态链完整有序的重要一环。 西藏的草地面积虽大，但载畜能力较低。在旧西藏，由于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自然灾害频繁，每逢雪灾等天灾来临，往往造成大量人畜死亡，草场超载现象并不突出。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草畜矛盾开始出现，保持草原生态平衡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为解决好人畜和草畜矛盾，西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一是重点对天然草地开展围栏和水利建设，全面提高草地的产出水平和单位面积的载畜能力；二是实施草场责任制，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划定轮牧期、轮牧区和禁牧区，加大牲畜出栏，严禁草场的超载过牧，使天然草地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建设人工草地，减轻牲畜数量增加对自然草地的压力；四是运用科学手段，采取人工和生物等技术，加大对鼠害、虫害、毒草的预防和治理，维护草地的自然生态平衡；五是为加强西藏牧区草原建设，转变游牧民生产方式，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从2001年起开始在西藏实施牧区草原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又确保了草原生态的良性发展。 ━━保护天然林资源，开展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西藏森林面积717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达20.91亿立方米，保存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政府实行限额采伐，以严格控制森林的采伐规模，每年的商品性采伐量一直控制在15万立方米以内。同时，对采伐基地进行及时更新，恢复森林植被。在影响长江下游生态的江达、贡觉、芒康三个县实施西藏长江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总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28个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规划退耕地造林5.2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5.3万公顷，2002年已实施退耕地造林0.67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0.67万公顷。政府还大力推行能源替代建设，营造薪炭林，推广太阳能以保护天然灌木植被。 植树造林已成为西藏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西藏自治区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区造林绿化规划》和《关于加快造林绿化步伐的意见》，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从改善人们的周边生活环境做起，从绿化庭院、街道、城市环境，到建设人类活动集中的河谷地带及各主要公路沿线绿色走廊，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据统计，五十多年来，西藏人工造林7万多公顷，“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9000多万株，种植经济林木150多万株。 工程造林和生态工程项目不断实施。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芒康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程、日喀则林业治沙示范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从1996年开始，国家开始在西藏实施长江上中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截至2000年，共投入资金370多万元，积极支持西藏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累计造林面积达1.3万多公顷，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隶属“一江两河”农业开发重点项目的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实施后，形成了从上游的日喀则到泽当几百公里的人工林带，成为西藏一道新的亮丽景观，对雅鲁藏布江的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西藏天然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植树造林，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5.93％，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有关部门监测，由于人工植被增加，西藏的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如：目前拉萨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日喀则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4天；泽当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西藏高原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土保持能力差，水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近五十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等综合措施，西藏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加大了治理水土流失的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2001年底，国家在西藏已投入3680多万元，种植水土保持林5.3万公顷，种草6.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66平方公里，并启动了拉萨市曲水县热堆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开展了江孜、尼木等县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西藏自治区制定了《西藏水土保持规划》等多部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颁布了《西藏自治区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办法》，把预防、监督、保护放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首位，防止因人为活动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为了使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更加科学，2001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投资6000多万元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对全区的水土流失进行全面监测。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积极效果。西藏的风沙活动历史悠久，特别是受全球气温变暖、造成臭氧空洞扩大的影响，近几年西藏出现雪线上升、湖泊干涸、草场退化的问题，局部地区出现草地退化、石质化、低质化等自然退化现象。为了有效遏制和治理草场退化、土地沙化，西藏以江河整治为基础，以小流域治理和退化草场荒漠化治理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和草场生态体系为目标，采取乔、灌、草以及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相结合的措施，在江河周围以及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的地区，大规模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工程。2002年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1.3万多公顷，当年中央补助种苗林费1000万元，给退耕还林农牧户补助粮食1500万公斤，生活费200万元。在拉萨周边地区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在重要农业区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西藏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是保障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目前，西藏有野生植物9600多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珍稀、濒危植物39种。西藏现有各类脊椎动物798种，昆虫类近4000种，已有125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三分之一以上。约有600余种高等植物、200余种陆栖脊椎动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 五十多年来，国家和西藏地方对西藏生物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清了情况，制定了科学的保护西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规划和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有效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西藏自治区建立了森林公安执法机构，成立了武警西藏森林总队，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交界处组织开展了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盗猎行为。同时，国家每年投资数百万元用于西藏森林公安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2002年还从国债投资中投入366万元专门用于打击盗猎藏羚羊重点整治工程建设，并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如今，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西藏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一度十分猖獗的盗猎藏羚羊活动已基本得到控制。 五十多年来，西藏没有任何物种遭到灭绝，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物种类不断丰富。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二十世纪就已经绝种的西藏马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并且种群不断扩大。随着西藏不断扩大开放，一些过去没有的物种，如鲤鱼、鲫鱼、鳝鱼、泥鳅等水生动物，一些高产、优质的牛、羊、猪、鸡、鸭等家禽家畜，玉米、西瓜及各种蔬菜等高效农作物，都已从内地引进并在西藏蓬勃生长。 ━━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西藏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相继建立了70多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3处（西藏还将新建部级自然保护区4处），自治区级（省级）自然保护区15处。这18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0.1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3.4％，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30.8％。此外，各地（市）还建立了50余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类型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合理的自然保护网络。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要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实施《西藏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6━2010）》，预计在2010年前在西藏建立28个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届时，除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外的自然保护区在西藏均有分布。 在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内，严格限制经济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多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趋于稳定，并逐渐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使珍稀濒危物种的繁殖地、栖息地以及重要的生态系统，候鸟迁移的重要湿地以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自然景观、地质遗迹和生物遗迹等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西藏拥有的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典型的地质遗迹，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西藏自治区有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4.9％，名列中国首位，其高山湿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根据有关部门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野生动物资源储量增长30％以上。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又开始重返家园。在羌塘自然保护区，根据近几年的监测，西藏野驴、盘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数量都有了不同程度增加，尼玛优秀保护区藏羚羊就达4━5万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到此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加，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80％左右。 三、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西藏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干扰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五十多年来，西藏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使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据最新监测结果，西藏目前的水环境、大气环境仍基本没有受到污染，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均值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3━268之间。全区没有发生过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大多仍处于原生状态。 ━━农业生产和开发注重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步进行。西藏农业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粮食产出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为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把改善农业的生态水平作为农业生产和开发积极追求的目标，西藏注重通过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来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千百年来传统的撂荒式的“白色休耕”等不利于保持水土的耕种习惯，实行粮草轮作等生物手段，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涵养能力。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经过不懈努力，西藏中部农业主产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侵蚀程度明显下降，支撑农作物生长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得到改善。2000年，专家测定，这一地区农业综合生态环境评价指数比十年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农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高，到2001年，西藏农业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98.25万吨，基本实现了自给。 国家投入巨资在西藏先后建设了一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始终注意土地开发与改善生态相结合，做到土地面积的扩大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2亿元建设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都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项目建设的重点。有关部门对“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综合开发十年来的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结果显示，由于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使开发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利用率和人工植被面积显著提高，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普遍提高1－3个等级。农业综合开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择优选择工业项目，加强污染防治。西藏的工业是和平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工业企业仍然很少，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西藏自治区政府对工业发展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绝不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填补空白而盲目上马工业项目。为了有效防治污染，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确保不因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技术改造进行工业污染治理，如拉萨皮革厂在从德国引进先进工艺设备的同时，配套引进了环保设施；拉萨重点水污染企业拉萨啤酒厂在技术改造中投入400多万元用于污水治理，现已实现达标排放。二是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格整顿。按照“上大关小”的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关闭了拉萨市区的六条污染严重的机立窑水泥生产线，并严格禁止污染严重的企业开工生产，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落后工艺设备。 ━━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80％以上。西藏的罗布莎、香卡山铬铁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都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作为资源开采的重点工作加以落实。举世瞩目的西藏羊卓雍湖水电站，从项目的确定、设计到施工建设，均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保护。该电站自运行以来，没有因发电而造成湖水水位的下降，影响羊卓雍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重视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善人口密集区域人类生存环境。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历来是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大气环境质量，西藏在城镇中积极推广使用无污染能源，逐步淘汰柴草、牛粪、燃煤、燃油等居民生活燃料，大力提高民用燃料气化率。到2001年，拉萨市、日喀则市石油液化气用户已发展至4.46万户，用气普及率达83％。同时，西藏还积极利用水能、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初步形成了以水能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建设利用格局，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区对太阳能的推广使用，目前年折合标准煤13万吨。在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方面，拉萨市、日喀则市的绿化覆盖面积已达1693.6公顷，公共绿地面积有47.48公顷，建成区绿化率为23.5％。加强城镇上下水管网道建设和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建成供水管道679.46千米、排水管道392.77千米；投资5127.94万元建设拉萨市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其他各城镇的垃圾处理设施也正在积极规划建设中。 ━━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特色产业，一直是西藏加快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西藏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把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2001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旅游者68.6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5亿元人民币，创汇4638万美元；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6506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旅游业在西藏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提高。与此同时，对旅游业这类污染小的行业，西藏也十分重视其发展中带来的破坏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景区（点）产生的垃圾，旅游和环保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收集、分类、处理，防止污染生态环境。就连条件极其恶劣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都专门修建了垃圾箱，收集登山者和旅游者带来的生活垃圾，定期由专人清运和处理。 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青藏铁路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没有一条公路，区内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全靠骡马驿道、人背畜驮。如今，西藏已建成了包括2.4万公里公路网、10多条空中航线、1000多公里运输管道的立体交通网。但是，西藏仍是目前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区，交通一直是制约西藏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修建青藏铁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夙愿，不仅是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推动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1年6月29日，经中央政府批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动工修建。该铁路全长1142公里，预计总投资262.1亿元，工期六年。“建成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是青藏铁路在建设论证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 ━━在前期研究工作阶段，切实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在铁路建设前期，针对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部门确定了多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按照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要求，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对青藏铁路建设的生态与环境影响进行了科学、严密的论证，分别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并进行了认真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评价要求，确定了项目建设“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以生态环境评价的结果指导设计、施工、环境管理。为了保护好沿线的生态环境，青藏铁路全线用于环保工程的投资将达12亿元，创下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 ━━铁路建设的设计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工程方案的决定因素。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青藏铁路设计的基本理念，在铁路的线路选择上，尽量避开野生动物栖息、活动的重点区域。如原设计路线要通过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了避免对野生动物的干扰，经过多方论证，决定选择经过羊八井的线路方案，绕避了黑颈鹤保护区。对于无法避让，必须经过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路段，如穿过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索加等自然保护区的线路区段，在设计中进行了多方案比选，研究提出工程保护对策，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在调查研究沿线野生动物的习性、迁徙规律的基础上，在不同地段布设了25处不同类型的野生动物通道，在桥涵和隧道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野生动物穿越铁路的需要，在许多地段还专门架设了旱桥，作为野生动物迁徙过往的通道，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分布在可可西里的国家濒危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每年6━7月都集结成群，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青藏铁路有关参建单位为此停止施工四天，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撤离工地，拔掉让藏羚羊警觉和恐惧的彩旗，确保了藏羚羊顺利通过工地，前去繁衍生息。为了不破坏草地、湿地等自然环境，设计中大量采用了以桥代路的方法，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就为此专门设置了累计13公里的桥梁。 建成后的青藏铁路各车站，取暖使用以电能、太阳能、风能为主的环保型能源。车站的废弃物收集后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经处理达标排放，尽量用于绿化；客车采用封闭式车体，车上垃圾装袋，运至高原下交车站集中处理。管理上适应高原特点，采取中心站的管理模式，全线设置七个中心站。每个中心站管理控制半径在80公里左右，对行车和维修全面负责。尽量采用远程自动化控制，机械化维修，减少高原上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最大限度地保护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了把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章，设立环保管理部门并配置专、兼职管理人员。必须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科学，施工作业方案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由国土、环保、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各有关部门，联合确定取、弃土和砂石料场，并根据日照、冰溶情况，确定取、弃土场与铁路路基的合理间距，划定施工人员和车辆的行走路线，严格按指定范围施工及活动，以保持冻土层稳定。保护江河源头水源和沿线湿地，避免因施工引起水源区沙化、湿地萎缩、草场退化和水质污染。做好地表植被的保护与恢复，植被难以生长的地段、路基和施工车辆所经之处的草皮要保留下来，逐段移植，易地保存，待后覆盖到已完成的路基边坡或施工场地表面，使地表植被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精选适合高原生长的草种，辅以适合的播种繁育技术，尽最大努力恢复地表植被。对自然条件稍好的地段进行人工培植草皮试验，辅以喷播、覆膜等技术，在沱沱河长江源区，高原路基植草专项试验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建设者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力争建成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的关键是保护好铁路周边的生态环境，各参建单位在施工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例如中铁十四局在进行科技攻关的13个施工工艺难题中，涉及环保施工的就占了一半。他们设置了六名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员，负责施工现场沿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要求在营地设置、人员设备进场、施工道路开设、采石、取土场、路堑开挖等施工活动中，尽量缩小工作面，对生活区范围进行划线监控，力求保护好高原的脆弱植被。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作业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污染。为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建设单位尽量选用高性能、低噪音、污染小的设备，采用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式，尽量减少现场的管理和施工人员，对混凝土结构尽量采用预制构件，运至现场拼装。桥梁施工中为减少泥浆对桥位处的环境污染，尽量采用旋转钻机干法成孔。为防止施工作业造成水的污染，建设指挥部要求所有施工污水和营地生活污水均经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施工固体废物和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成分尽量回收，不可降解成分运至环保条件允许的地点集中处理。 ━━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青藏铁路首次实行了全线环保监理制度，由总指挥部委托第三方对全线环境保护进行全过程监控。为加强全线全过程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国家环保总局和铁道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藏铁路建设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施工期内的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国家环保总局、铁道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派出检查组检查施工中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旦发现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即予以严厉处罚。 有理由相信，经过努力，青藏铁路将作为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高原铁路，真正造福于西藏各族人民。 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十多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不仅使西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的西藏，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山川秀美、河流清澈，动物多样、植物繁茂，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 尽快摆脱落后面貌，迅速走向现代化，是西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良好的调节能力，确保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既不能用停止发展来维系，又不能用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只能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举，在发展中重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必须是积极、主动、动态的，而不能是被动、保守、封闭的，不能以保持脆弱的原始自然状态为由，拒绝一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互动，阻碍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西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西藏的发展经验昭示，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自然规律，兼顾长远利益与全局利益，避免急功近利，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该开发利用的绝不开发，需要开发的必须目标明确、方式科学，坚决防止对生态功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西藏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西藏各族人民是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参与者，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主要受益者。发展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及子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出发，以对子孙后代和全世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促进和发展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无视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在国际上到处散布谣言，指责中国政府“破坏西藏生态环境”，“掠夺西藏自然资源”，“剥夺西藏人的生存权”，等等，妄图借此欺骗国际舆论，丑化中国的形象。其实质是打着关心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幌子，妄图阻碍西藏的社会进步与现代化发展，为其在西藏图谋恢复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和实现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制造舆论。 诚然，西藏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西藏脆弱的生态首当其冲，泥石流、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雪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土地沙化正在威胁着西藏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中一些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为了确保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防患于未然，西藏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制定并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计划。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将投资22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16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藏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毫无疑问，西藏人民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创造更加优美的环境，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环境与发展论文: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论文 河西内陆河流域由东到西包括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按流域等级划分，这三大水系均为三级流域，马营河作为黑河干流最大的支流，应为四级流域，在这里，重点探讨一下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9、对于上游特别是军马场收取水费的同时，收取污染防治费，控制面源污染，恢复和保护好大马营滩地的植被，涵养水源，发挥湿地的自净功能，减少上游对下游的污染，以水环境承载力的提高推进水资源承载力的提高。 10、积极争取外流域调水，增加资源总量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用水，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境与发展论文: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论文 摘要：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自然环境，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我国重大的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重点开展研究方面的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与对策。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 海洋工程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自然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湍流模型为基础，针对水温和盐度分层流的流动特性，考虑浮力对紊动的影响，建立用于模拟同时存在温度和盐度梯度这一类密度分层流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计算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现代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如1969年渤海冰推倒“海二井”平台，1989年风暴潮损失超6亿元，1991年DB29销管船在南海通台风翻沉等）。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渤海和北黄海），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海洋平台、钻井船、人工岛、输油及输气管道等）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以下的一些研究内容将是为解决海洋工程设施抗震措施中的关键技术所必需考虑的，如近海环境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动参数和频谱特性，强震海底多维地震动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地震波传播特性及地震动输入机理；海域中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考虑周围水介质影响的结构振动破坏机理、振动控制、地震动时颇联合分析模型和输入机制、非线性动力分析和动力破坏试验；核电站海域工程建筑物抗地震性能，海洋采油平台及地下输油管线与地基土动力相互作用，码头及护岸建筑物地震稳定性；海域中水工建筑物的性能设计和地震设防标准等。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规律、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与对策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现代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鉴于黄河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依退所带来的国土面积减少、陆上设施受到威胁甚至破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条件的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及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开发、滩涂围垦和岸滩保护及整治工程对水域影响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以主要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海岸带地区以及主要海域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拟系统。与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一样，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与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针对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海域环境水污染的恶化、海洋自然灾害（台风、巨浪、风暴潮、地震、冰害、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数字手段统一地加以处理，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将会是决策部门进行宏观决策和具体规划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环境与发展论文:电子商务论文-欧美国家电子政务与信息化政策法律环境发展的启示 电子商务论文 从2000年起，国际上掀起了“电子政府”建设的热潮。2000年3月，作为日本千年工程中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实施电子政府工程，同时向日本国会递交了“电子签名与认证法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于2000年6月6日提出建设电子政府并把这项建设的意义提到了“第二次美国独立革命”的高度，很快，参众两院迅速以高票数通过了“国际与国内电子签名法”。在2000年7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与会的十五国元首通过了针对21世纪政府管理的“电子欧盟计划”。此外，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也在积极推动本国的“电子政府”建设。“电子政府”的建设已经成为国际上新一轮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衡量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推动全球IT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近几年国际国内电子政务发端与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政策、纲要、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往往在电子政务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创造先决条件的作用。重视电子政务必需先从创造良好的电子政务政策法律环境入手，电子政务的启动，发展、普及和其对电子政务等相关一系列活动的带动等过程都需要科学、合理、有力、有益的政策环境激励和法律法规规范。基于这样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从政策法律环境与电子政务发展的关系角度分别对国际电子政务发展中政策法律环境所起的作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及解决建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1、美国 前不久美国布什总统签署了《2002电子政府法案》。按照该法案，美国将建立一个电子政府基金，头一年——2003年这一基金将被投入4500万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1.5亿美元。此外，还将建立一个新机构“电子政府办公室”，以便对电子政府基金进行管理。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时候，美国电子政务工程的金额之巨、规模之大令人咋舌。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电子政务工程正在一步步落实布什前任克林顿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理想。 美国的电子政务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很大，国会和选民都要求政府削减预算，提高效率。1994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了《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前景》报告，要求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电子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获得政府服务的机会与途径。并于1997年制定了一个名为“走近美国”的计划，要求从1997年到2000年，在政府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完成120余项任务；在21世纪初，政府对每个美国公民的服务都实现电子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工作的效率有极大的提高。1998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文牍精简法》，要求美国政府在5年内实现无纸工作，联邦政府所有工作和服务都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为确保这些应用目标的实现，近十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文件，其中包括以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电子信息自由法案》、《个人隐私保护法》、《公共信息准则》、《削减文书法》、《消费者与投资者获取信息法》、《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电子隐私条例法案》等等；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1996年电信法》；以计算机安全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保护法》、《网上电子安全法案》、《反电子盗窃法》、《计算机欺诈及滥用法案》、《网上禁赌法案》，等等；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国内电子签名法》、《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网上贸易免税协议》等等；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还有，属于政策性文件的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议程》与《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这些法律和文件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程度相关联，从而从整体上构成了电子政务的法律基础和框架，这其中，可以说信息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主要内容,信息安全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重点，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基础，而电子商务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又是电子政务立法的必要补充。 纵观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围绕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法律和文件，其共同具有的几个显著特点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它们是： （一）：完善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发展的基础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发展。无论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还是总体的信息化，都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实质是把某一层次的技术或某一系列的新技术全面地应用到社会产生和生活的各个层次，而这一工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应用推广的条件是否具备，环境是否成熟。也就是说，电子政务系统工程的涉及面极广，所以所需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要求的环境也较复杂，除技术的成熟度、可靠性外，社会的认可程度，资金的支持与供给的力度与稳定性，管理机构的参与和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是十分关键的，会直接影响到这一系统工程能否推进。而尽快创造这些各方面的软硬件社会环境的着眼点往往就是快速地颁布各项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反过来，完善基础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发展也就成为这些法律和文件的首要目的。 美国的《1996年电信法》、《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等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和原则。在其《1996年电信法》中，打破了由原来的法律所设置的长期以来使电信业受到部门和地区限制的困扰，为促进计算机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方面的竞争排除了法律上的障碍，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直接酿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因特网服务、广播电视等信息业务各个领域内的收购兼并风潮，加深了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达到了整合力量、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更是一部通过完善基础环境，促进发展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分别就关税与税收、电子支付系统、统一商务法则、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电信基础结构、内容和技术标准等九大方面阐述了政府的立场，并提出了私营企业应起主要作用、政府应避免不恰当的限制等基本原则。 （二）排除法律上的障碍，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法律总是落后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领域，这种情形更为突出，而在这些技术与法律的一前一后、一快一慢之间，就产生了法律空白、法律盲区、法律滞后甚至法律障碍，这些空白、盲区或障碍一方面给予了探索者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使很多商业行为和模式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或者成为了这些商业行为和模式推广的阻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与信息化领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市场准入这一类规则方面，旧规则是以旧的经营模式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商业模式往往很难对号入座，如果严格按照旧的要求对其进行约束，那这些新经济商业模式不仅会无所适从，其长处也会荡然无存。 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在其《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中作了这样的阐述：“由于因特网的用途不断扩展，许多公司担心政府将对因特网和电子商务加以性质完全不同的范围广泛的管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税收和关税、对传送信息类型的限制、控制标准的制定及对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公用设施加以管制。各国政府应当认识到，因特网的精华化和爆炸性的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其非集中化特性和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各国政府还应当认识到，因特网独特的结构向现有的规则模式提出了保障和技术方面的重大挑战，因而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为消除电子商务在行政和法规方面的阻碍，我们将： A、鼓励政府认可和接受正式的电子通信（即合同、公证文件等）； B、鼓励国内和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以更支持电子签名和其他身份认证的可接受性； C、建立电子注册处； D、推动建立其他形式的适当的、有效的国际商业交易的纠纷调解机制； E、建立软件和电子数据的许可证交易、使用和权利转让； F、有关的标准和任选的合同履行规则。” 当然，这些措施只是众多排除障碍的办法中的一小部分。总之，在这些方面，各国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家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通过立法建立信息化的法律体系，为其飞速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支持，包括确立在网络上虚拟的环境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规定信息法律关系主体的各项权利义务，赋予以电子化、数字化形式所体现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有效性及证据力，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等等。从而构筑旨在有效促进和保障国家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涵盖其内存规律、外在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的支撑体系。 （三）坚持技术中方原则，在立法上为技术发展留有空间。针对信息技术领域乃至所有高新技术领域的所有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如何使千变万化、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适用单一的、稳定的法律规范。达到这样的要求的法律会与技术实现良好的包容共生关系：一方面，不同体系和模式的技术方案会在抽象的法律规范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另一方面，法律的良好的包容性又会为技术的发展留有充分的空间，不会把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视为异物而排斥于外。在目前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化的发展状况下，这一类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二个方面： 第一，在法律范畴的概念中，一个词汇往往有其比较明确固定的含义，较少二义性，违法就是违法，犯罪就是犯罪，容不得半点含糊和犹豫。但针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法律概念，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一些法律词汇指代的明确性和固定性受到了挑战。比如近年来，在著作权法领域，由于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广泛应用，著作权法中“复制”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和难以认定了。因为以前复制的概念比较明确，大部分是指复印、拓印等行为，但在互联网上，复制的形态有了变化，在原作品和复制作品之间有了以“0,1”的二进制数码的形式存在的数字化的作品形态；复制的方式有了变化，在无限联接的互联网上，从服务器到终端有无数个节点可以产生复制行为；复制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复制作品如果存在缓存中，并不能实现稳定的复制品，从而直接挑战复制的“重现并固定”的内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也就是说，至少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在信息网络技术领域，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复杂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直接对一些法律术语的明确性、固定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冲击，产生了如何使一些法律术语适应一种动态性、复杂性更强的范畴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技术中立原则第一层面的含义。当然，这样的问题肯定不仅仅只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存在。 第二，技术中立原则中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在一些法律系统中要包容技术规范，法律系统在对这些技术规范的选择上要做到不偏不倚，要为技术的发展预留空间。高新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技术规范或技术方案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上升到标准再上升为法律的，或者说，这样的法律只是用法律化的语言表达了某种技术方案，运用法律原则和形式承认了某些技术方案的结果。最为典型的就是数字签章法，它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技术解决方案成熟与使用到亟需相应的法律予以认可和保护的时候，相应的数字签章法或电子签章法也就应运用了。而在这个法律中，除明确这个技术解决方案中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法律责任外，它们很多条款和原则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法律的威信依赖于技术的成熟，需要稳定的技术的保障，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更清晰更易于控制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又要求其必须摆脱特定技术的束缚，运用于更广泛的空间。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技术中立原则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中普遍存在，而且可能会随着时间与技术的前进更加显著。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计算机千年虫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技术的、具体的、偶然的问题，但基于其严重性和危害的广泛性，许多国家都为此专门出台了法律或规定加以应对，这样的法律就是信息技术领域法律法规中就事论事或完全以技术为基础的典型。 （四）在信息化立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积极的推进者与参与者的角色定位，积极推进信息化的发展。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首先于1997年提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电子商务是至关重要的，在促进电子商务和电子行政管理原则协调发展方面应建立有效的对话方式；政府应调整现行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和法规，使其不仅适用于“有形”产品的需要也适用“无形”产品的需要，而且还应就制定政策和实施方面达成一致。在美国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政府起引导作用，企业起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很好地为新技术及新经济的引进创造了条件，做出了榜样，启动了市场和需求，更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信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不仅可以为政府解决筹集巨大资金的困难，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获取相当的技术和经济效益。为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开拓发展积蓄力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种引导作用还体现在美国通过政策和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国家的信息化发展中的宏观规划指导作用，从战略的角度使用立法规划的手段对国家的信息化建设予以和支持，充分利用自由化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规则，动员企业及其他机构成为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大力推广普及信息技术，保护和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建立全民参与信息化发展的机制。 2、欧盟 欧盟自成立以来，已制定推出了关于构建新型科技信息社会的一整套政策，如《有关实施对电信管制一揽子计划的第五份报告》、《电子通信服务的新框架》、《电子欧洲——一个面向全体欧洲人的信息社会》等政策性文件；还有《关于聚焦电信、媒体、信息技术内容及相关规范的绿皮书》、《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利的绿皮书》等对信息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此外，欧盟还同时出台了《促进21世纪的信息产业的长期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应的行动计划。这些政策性文件涉及到因特网、电信、推行开放的通信网络、关于ISDN的数字网集成服务、卫星通讯、广播频率、通信和信息服务市场、许可证制度、信息保护、税赋及电子商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欧盟成为一个在技术、市场、资本、政策法律等方面具有集合优势的新的联盟体，与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成为全球信息服务的一支领军团队。 除了这些政策性文件，欧盟还陆续了一系列用以规范和指导各国信息化发展的“指令”，初步建立了欧盟的信息法律体系，其中包括：《欧洲电子商务提案》、《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协调信息社会中特定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指令》、《著作权/出租权指令》、《远程消费保护指令》、《电信部门的隐私保护指令》、《卫星广播指令》、《软件保护指令》，等等。同时，欧盟的各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在欧盟统一法律规范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旨在促进本国信息化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如英国2000年的《电子通讯法》、爱尔兰的《电子商务法》、德国97年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和《数字签名法》，意大利的《数字签名法》和2000年的《电子信息与文书法》等等，欧盟法律指导多成员国的法律，各成员国的法律服从和补充欧盟的法律，从而构成了由欧盟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各成员国各自的法律规范两个层面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特有的法律规范体系。 纵观欧盟及欧洲各国在信息化领域的政策法律环境，我们认为，除前文已经概括的与美国的信息政策环境相同的一些特点，如完善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发展的基础环境；排除法律障碍；坚持技术中立原则；注重全球一体化原则外，欧盟及欧洲各国还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较为突出的特点： （一）采取注重欧盟整体信息化推进、法制统一与充分发挥各国特长和优势相结合的原则，从不同角度推进信息化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与西欧建立了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网络大潮面前，欧洲各重要国家都十分积极，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特别是近二年来，欧洲各国之间大型IT企业购并合作此起彼伏，日益融合交流，使得其网络与通讯业迅猛发展，估计到21世纪初，全欧洲上网人数将达到1亿左右，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欧盟要在今后10年内建成欧洲信息社会。 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欧洲各国各有所长，如北欧各国长于无线通信技术支持下的网上服务，德国、英国长于多媒体、数据库的开发应用服务，法国长于基于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容服务，等等。借助于这种优势互补的模式，加之欧盟在宏观上对政策法律环境的建立和完善，突出既注重整体推进又充分发挥各国特长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信息化，欧洲的信息化与美国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 （二）利用欧洲一体化的优势，协调各国的法制环境，为信息化与贸易、交流等创造无障碍的法制环境。欧洲一体化的优势在其信息化的政策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其各种各样的“令”的模式、效力都是极具特色的。如《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协调信息社会中特定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指令》，等等。不仅如此，这些“令”在内容上也都有其突出的特点，比如，在欧盟《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中，明确表示：“本指令的目的是保障内部市场的良好运行，重点在于保障信息服务得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为实现这个目的，本指令致力于在如下一些领域使各成员国关于信息服务的国内立法趋于统一。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内部市场制度、服务供应商的设立、商业信息传播、电子合同、服务中间商的责任、行业行为准则、争议的非诉讼解决、司法管辖和成员国间的合作；本指令旨在补充完善欧洲共同体关于信息服务的各项立法，但并不降低包括有关内部市场运行在内的其他一切欧盟立法业已确立的对公众健康和消费者的保护水平。” 这些特色在欧盟的《电子签名统一框架指令》中也得到体现。电子商务的本质决定了电子商务相关的服务必须逐步显现国际化的趋势，与电子签名相关的电子认证服务也毫不例外。从长远的角度看，电子认证在国际范围内的统一和标准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不断的协调、相互渗透、竞争和兼并，这是电子商务自身的要求，也是市场竞争的要求和结果。针对这一趋势，欧盟的该指令分别在第三条和第七条中对电子认证书服务的市场准入、电子认证服务管理的国际协调进行了规定。明确规定成员国不得为证书服务规定任何事先授权；认证服务管理应坚持客观透明、适当和非歧视的原则；成员国应保证在第三国设立的认证机构配发的资格证书能和在联盟内设立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一样在法律上被承认。 （三）重视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信息服务内容的管制和净化。为净化因特网的内容，欧洲各国及欧盟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努力的工作，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借鉴的榜样。 比如，针对信息提供商（ISP），很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管制的态度。96年5月，法国逮捕了两家网络公司的主管，原因是在这两家公司的网站上提供了大量的儿童色情照片，而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所以，目前在ISP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特别是在有人在ISP提供的主页空间上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名誉权等行为时ISP究竟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态度差距很大。欧盟采取的是相对严格的责任原则，而美国则更多地运用了非严格即宽松的责任追究制度。例如，美国在其《数字千年版权法》中，规定ISP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关闭其服务器上客户的侵权网页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该法对如果ISP没有做出相应的行动是否要承担责任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相比之下，欧盟则严厉得多，如果ISP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不立即做出有效行动关闭侵权网站，就会承担法律责任；有的成员国甚至规定ISP必须及时把侵权者的有关信息提供给权利人。 还有，在英国，96年9月，颁布了《三R互联网络安全规则》，用于规定消除网络中的非法资料，特别是色情淫秽内容。其基本措施为“分级认定、举报告发、责任承担”，即“3R”（以上三项的英文词头）。此后，英国政府于99年9月工作计划，提出将由政府带头发展方便且容易使用的过滤技术，以保护公民免受网络有害内容的侵害。 在法国，97年3月提出《互联网宪章》，将“明显非法的网络内容及行为”定义为：“明显有悖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或行为，诸如对儿童进行性引诱、煽动种族仇恨，教唆谋杀，作淫媒以及交易，危害国家安全等；对敏感内容定义为：并不明显违法，但实质上对某些人造成伤害的内容。” （四）重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欧盟对于网络个人隐私的保护主张订立严格的保护标准，并通过设立特别委员会，敦促各国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网络稳私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冲突可谓由来已久。欧盟对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框架文件有四个：一个是为配合经合组织的《关于隐私和个人资料的跨国境流动的保护指引》制定的《关于在自动运行系统中个人资料保护公约》；二是95年通过，98年10月生效的《关于个资料的运行和自由流动的保护指令》；三是97年7月欧委会个人资料保护工作组制定的《关于个人资料向第三国传递的第一个指导——评估充分性的可能方案》；四是99年部长会议关于互联网隐私保护指引备忘录中规定的《关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收集和传送个人资料的保护》。欧盟网络隐私保护的特点在于该指令对于与欧盟有电子交易的他国的网络隐私保护情况提出要求，将欧盟所确立的网络隐私保护的标准提升为国际标准，这使得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隐私保护和立法活动。 环境与发展论文:循环经济发展与环境税建设探讨论文 我国循环经济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政策的不完善，一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暴露出来，其中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原因主要有： 一是价格障碍。由于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在我国矿业生产中，存在着矿藏资源价格过低和矿业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而在原材料回收、加工、再生环节中却要付出较高的环保成本，由此造成了原材料价格显著偏低，再生资源价格没有优势。因此，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形成。 二是成本障碍。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的效益就不能显现，成本也很难收回。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消除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需要尽快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环境税体系。 一、我国当前环境税费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税收政策方面，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产品（相机、剃刀、塑料袋等）以及煤炭等。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同时也无法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从而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由于规定不健全，税率过低，征税范围狭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例如，自然资源的范围很广，可分为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源等。而我国目前资源税征收范围仍主要限于不可再生的矿藏品，对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大都没有征税。这使非税资源的价格由于不含税收的因素而明显偏低，以非税资源为主要原料的下游产品的价格也偏低，从而导致对非税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需求畸形增长，使自然资源遭受严重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可持续发展。 我国现在施行的是排污收费政策，由于收费的非强制性且费额很低，不足以弥补污染物的负外部性，也起不到对排污的约束作用；同时，污染物收费依据为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收费的方法。 二、环境税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及意义 环境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环境目标、调节纳税人行为、筹集环保资金而征收的税收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保护环境、资源为目的，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及浪费资源的行为而征收的专门性税种，它是环境税收的主要内容；二是在其他一般性税种中为保护环境和资源而采取的各种税收调节措施，如对纳税人治理污染、综合利用资源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加重税收负担。 1．环境税符合循环经济要求。 通过对自然资源征税达到减量化。环境税征收直接针对行为或产品对环境污染的破坏程度，而不是针对行为或行为的受益标准。这样一来，一些高环境成本而低效益的行为或产品就没有了生存空间。由于环境税专门设有保护自然资源的税种，这样使厂商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受到约束，促使厂商控制投入的数量，提高生产效率，做到循环经济要求的减量化。 通过对废弃污染物征税达到再循环。向废弃污染物或污染产品课税，将促使厂商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对废弃物进行多次循环使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通过对厂商给予税收优惠达到资源再利用。环境税对环保企业和节能行为进行优惠，不仅给厂商继续开展循环经济的激励，而且使厂商有更多的资金在企业内部继续挖掘利用废弃物、变废为宝的渠道，在企业内部形成循环经济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环境税筹集资金，建立社会资源循环体系。环境税为政府筹集了资金，政府除了使用部分资金治理环境之外，可以用其扶持相关产业，例如对原材料回收这种“力气大，收益小”的行业进行财政支持；同时逐步在社会上建设生态园，将相关行业、相关企业构建在一个生态园当中，为资源的相互利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循环提供更大的便利条件，实现由单一企业的循环经济链向全社会循环经济的升级过渡。 通过环境税促使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征收环境税，提高资源的价格，使污染者必然要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以求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另外，相互的竞争使整个产业朝着资源和能源生态化适用的方向发展，使先进的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技术迅速传播。 2．课征环境税可以扫除制约循环经济的两大障碍。 在处理价格障碍时，环境税由于有专门针对自然资源的税种且税率较高，同时对于再生资源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税收优惠，将纠正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使用价差，促使厂商在使用资源时从自然资源更多地转向再生资源，扫清阻碍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障碍。 在处理成本障碍时，环境税由于以污染物或污染产品为课征对象，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收回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并且促使厂商减少污染物排放，扫清阻碍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本障碍。 3．新贸易保护主义、WTO规则要求我国尽快发展循环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在资源、环境方面，设置了不少自己容易达到、而发展中国家目前还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这些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环境与发展论文:城市规划与环境和谐发展论文 摘要：基于“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通过对当代城市规划实践的深入调查，并结合环境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批判性地指出了当代城市规划领域中所蕴藏的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通过对相应问题的实证分析，基于“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在今后城市规划中所应采取的环境保护的相应策略。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一、理论基础 1．1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三、实例分析 3.1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3.2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四、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与发展论文:城市规划与环境和谐发展论文 摘要：基于“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通过对当代城市规划实践的深入调查，并结合环境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批判性地指出了当代城市规划领域中所蕴藏的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通过对相应问题的实证分析，基于“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在今后城市规划中所应采取的环境保护的相应策略。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一、理论基础 1．1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三、实例分析 3.1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3.2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四、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与发展论文:电力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分析论文 一、电力企业信息安全风险分析 随着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等经营活动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如果这些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数据损坏,信息泄漏,不能提供服务等问题,则将对电网的安全运行,电力企业的生产管理以及经济效益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高技术在带来便利与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和问题。 1、电力公司信息安全的主要风险分析 信息安全风险和信息化应用情况密切相关,和采用的信息技术也密切相关,电力公司信息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计算机病毒的威胁最为广泛：计算机病毒自产生以来,一直就是计算机系统的头号敌人,在电力企业信息安全问题中,计算机病毒发生的频度大,影响的面宽,并且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也列在所有安全威胁之首。病毒感染造成网络通信阻塞,系统数据和文件系统破坏,系统无法提供服务甚至破坏后无法恢复,特别是系统中多年积累的重要数据的丢失,损失是灾难性的。 在目前的局域网建成,广域网联通的条件下,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一台计算机感染病毒,在两三天内可以感染到区域内所有单位的计算机系统。病毒传播速度,感染和破坏规模与网络尚未联通之时相比,高出几个数量级。 （2）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网络的联通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企业有许多应用系统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用电营销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系统等,通过广域网传递数据。企业开通了互联网专线宽带上网,企业内部职工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地收集获取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 网络联通也带来了网络安全问题。企业内部广域网上的用户数量多且难于进行管理,互联网更是连接到国际上的各个地方,什么样的用户都有。内部网,互联网上的一些用户出于好奇的心理,或者蓄意破坏的动机,对电力公司网络上的连接的计算机系统和设备进行入侵,攻击等,影响网络上信息的传输,破坏软件系统和数据,盗取企业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等,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更有极少数人利用网络进行非法的,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活动,造成很坏的影响。 如何加强网络的安全防护,保护企业内部网上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的安全,保证对信息网络的合法使用,是目前一个热门的安全课题,也是电力企业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安全问题。 （3）信息传递的安全不容忽视：随着办公自动化,财务管理系统,用电营销系统等生产,经营方面的重要系统投入在线运行,越来越多的重要数据和机密信息都通过企业的内部广域网来传输。同时电力公司和外部的政府,研究院所,以及国外有关公司都有着许多的工作联系,日常许多信息,数据都需要通过互联网来传输。 网络中传输的这些信息面临着各种安全风险,例如被非法用户截取从而泄露企业机密;被非法篡改,造成数据混乱,信息错误从而造成工作失误。非法用户还有可能假冒合法身份,发送虚假信息,给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带来混乱,造成破坏和损失。因此,信息传递的安全性日益成为企业信息安全中重要的一环。 （4）用户身份认证和信息系统的访问控制急需加强：企业中的信息系统一般为特定范围的用户使用,信息系统中包含的信息和数据,也只对一定范围的用户开放,没有得到授权的用户不能访问。为此各个信息系统中都设计了用户管理功能,在系统中建立用户,设置权限,管理和控制用户对信息系统的访问。这些措施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加强系统的安全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应用系统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过于简单,不能灵活实现更细的权限控制,甚至简单到要么都能看,要么都不能看。二是各应用系统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户管理,企业的一个员工要使用到好几个系统时,在每个应用系统中都要建立用户账号,口令和设置权限,用户自己都记不住众多的账号和口令,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更不用说账号的有效管理和安全了。 如何为各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服务,是我们开发建设应用系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共性的安全问题。 （5）实时控制系统和数据网络的安全至关重要：电网的调度指挥,自动控制,微机保护等领域的计算机应用在电力企业中起步早,应用水平高,不但实现了对电网运行状况的实时监视,还实现了对电网一次设备的遥控,遥调以及保护设备的远方管理。随着数据网的建设和应用,这些电网监视和控制方面的系统逐步从采用专线通道传输数据转移到通过数据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下发控制指控令。由于这些计算机系统可以直接管理和操作控制电网一次设备,系统的安全可靠,数据网的安全可靠,信息指令传输的实时性等直接关系着电网的安全,其安全等级要求高于一般的广域网系统。 同时,这些电网控制和监视系统中的许多信息又是生产指挥,管理决策必不可少的,需要通过和生产管理局域网互联,将数据传送生产管理信息系统中,供各级领导和各专业管理人员察看,使用。数据网和生产管理局域网的互联带来了不同安全等级的网络互连的安全问题。 （6）电子商务的安全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随着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电力市场,用电营销,财务管理等业务中的深入应用,电子商务在电力企业的应用开始起步。例如:电力市场系统中发电厂和电网公司之间的报价,电力交易,电费结算等都将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来实现和完成,这可以视为电子商务中常提到的B2B模式。用电营销系统中的电费计费结算,用户买电交费,银电联网代收电费等,是典型的电力公司和用户之间的电子交易,可以视为电子商务中的B2C模式;以后还有物资采购等方面的电子商务系统。 随着电子商务在电力企业中的应用逐步推广和深入,如何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可靠,即电子商务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 二、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要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绝不能一哄而上,必须分清需求的轻重缓急,根据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结合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的步伐,统一规划,分步建设,逐步投资。 1、做好安全风险的评估。进行安全系统的建设,首先必须做好安全状况评估分析,评估应聘请专业信息安全咨询公司,并组织企业内部信息人员和专业人员深度参与,全面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找出问题,确定需求,制定策略,再来实施,实施完成后还要定期评估和改进。 信息安全系统建设着重点在安全和稳定,应尽量采用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不能过分求全求新。 培养信息安全专门人才和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必须与信息安全防护系统建设同步进行,才能真正发挥信息安全防护系统和设备的作用。 2、采用信息安全新技术,建立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企业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可以根据安全需求的轻重缓急,解决相关安全问题的信息安全技术的成熟度综合考虑,分步实施。技术成熟的,能快速见效的安全系统先实施 3、计算机防病毒系统 计算机防病毒系统是发展时间最长的信息安全技术,从硬件防病毒卡,单机版防病毒软件到网络版防病毒软件,到企业版防病毒软件,技术成熟且应用效果非常明显。防病毒软件系统的应用基本上可以防治绝大多数计算机病毒,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 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能够提供集中管理,服务器自动升级,客户端病毒定义码自动更新,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平台,多种应用平台杀毒的企业版杀毒软件,是电网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的首选。个人版本的杀毒软件适合家庭,小规模用户。 4、网络安全防护系统 信息资源访问的安全是信息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信息系统建设的设计阶段,就必须仔细分析,设计出合理的,灵活的用户管理和权限控制机制,明确信息资源的访问范围,制定信息资源访问策略。 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信息系统,可以通过采用增加安全访问网关的方法,来增强原有系统的用户管理和对信息资源访问的控制,以及实现单点登陆访问任意系统等功能。这种方式基本上不需要改动原来的系统,实施的技术难度相对小一些。对于新建系统,则最好采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技术,来实现不同系统通过同一个用户管理平台实现用户管理和访问控制。 5、开展信息安全专题研究,为将来的应用做好准备 电网实时监视与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应开展专题研究。 国家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对电网实时监视与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专门发文要求确保电网二次系统的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安全,要实现调度控制系统,数据网与其他生产管理系统和网络的有效隔离,甚至是物理隔离。 6、电子商务安全需要深入研究和逐步应用 电子商务的安全牵涉很多方面,包括严格,安全的身份的认证技术,对涉及商业机密的信息实现加密传输,采取数字签名技术保证合同和交易的完整性及不可否认性等。这些方面又与信息安全基础技术平台密切相关,因此安全基础平台的建设对于电子商务的安全应用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已经有电子商务的应用系统投入在线使用,我们必须加快对电子商务的安全的研究和应用,否则将来会出现因电子在线交易不安全,不可靠的而导致电子商务系统无人敢用的局面。 7、依据法规,遵循标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信息安全的管理包括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任的分化,策略的规划,政策的制订,流程的制作,操作的审议等等。虽然信息安全"七分管理,三分技术"的说法不是很精确,但管理的作用可见一斑。 三、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电力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国内其他电力企业也在积极研究和探讨,以下是一些粗浅的看法。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国家在信息安全方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对信息网络安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信息安全的管理和执法。企业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企业也必须依据这些法律法规,来建立自己的管理标准,技术体系,指导信息安全工作。学习信息安全管理国际标准,提升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国际上的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比我们先进,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起步比我们更早,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和经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提高水平,少走弯路。 信息安全是企业信息化工作中一项重要而且长期的工作,为此必须各单位建立一个信息安全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常设机构,明确领导,设立专责人长期负责信息安全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长能保证信息安全工作长期的,有效的开展,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2、开展全员信息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 安全意识和相关技能的教育是企业安全管理中重要的内容,信息安全不仅仅是信息部门的事,它牵涉到企业所有的员工,为了保证安全的成功和有效,应当对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用户,技术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减少人为差错,失误造成的安全风险。 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还应该注意安全知识的层次性,主管信息安全工作的负责人或各级管理人员,重点是了解,掌握企业信息安全的整体策略及目标,信息安全体系的构成,安全管理部门的建立和管理制度的制定等;负责信息安全运行管理及维护的技术人员,重点是充分理解信息安全管理策略,掌握安全评估的基本方法,对安全操作和维护技术的合理运用等;用户,重点是学习各种安全操作流程,了解和掌握与其相关的安全策略,包括自身应该承担的安全职责等。 3、充分利用企业网络条件,提供全面,及时和快捷的信息安全服务 山东省电力公司广域网联通了系统内的各个二级单位,各单位的局域网全部建成,在这种良好的网络条件下,作为省公司一级的信息安全技术管理部门应建立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的信息与技术支持平台,安全公告,安全法规和技术标准,提供安全软件下载,搜集安全问题,解答用户疑问,提供在线的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并为用户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经验的场所。网络方式的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是信息安全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式。 4、在发展中求安全 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技术和防护系统黑客技术,计算机病毒等信息安全攻击技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掌握也不是完全的,安全防护软件系统由于技术复杂,在研制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势必决定了安全防护系统和设备不可能百分百的防御各种已知的,未知的信息安全威胁。 不是所有的信息安全问题可以一次解决 人们对信息安全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不可能一次就发现所有的安全问题。信息安全生产厂家所生产的系统和设备,也仅仅是满足某一些方面的安全需求,不是企业有某一方面的信息安全需求,市场上就有对应的成熟产品,因此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5、解决信息安全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 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安全的需求也是逐步变化的,新的安全问题也不断产生,原来建设的防护系统可能不满足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这些都决定了信息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定期对信息网络安全状况进行评估,改进安全方案,调整安全策略。信息安全是一个伴随着企业信息化应用发展而发展的永恒课题。 摘要:根据电力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和问题,本文提出了信息安全工作开展的一般原则,从信息安全技术上和安全管理上提出了解决安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后阐述了信息安全问题随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而发展,应在发展中求安全的观点。 关键词:信息安全管理对策 环境与发展论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 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优秀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环境与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1.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优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环境与发展论文:贸易与环境发展研究论文 近年来，国际上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其中贸易自由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各执一词，贸易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本身并不会损害环境，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是市场和政府失灵；环境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是对环境最大的破坏(Esty，D.C，1999).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发展与环境大会上，环境问题首次成为一个世界议题。为了寻求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生态和经济可协调的长期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于1987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不损坏地球生命系统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发展”(WCED，1987)。此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概念形成进入战略发展与制度创建阶段。1987年达成《蒙特利尔协定书》；1989年达成《巴塞尔公约》；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森林原则声明》和《里约政治宣言》；1997年达成《东京条约》；2002年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更是一次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会议，在有效的机制保障和规范的管理上进一步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可以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近20年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人们对环境可持续问题的关注，有关贸易与环境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环境与贸易在1996年成为WTO关注的一个新议题。 一、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和现实冲突 贸易与环境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贸易是经济层面的概念，环境则是社会生态层面的概念。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克服人类行为的负内部性(即由于人为设置障碍而产生的内在于交易系统的成本)，把内部成本外在化。WTO正是通过大量的贸易协议促进贸易自由化，增进各国的经济利益。环境可持续问题则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环境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实质是克服人类行为(主要是生产和生活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把外部环境成本内在化。可见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并不相同。然而现实中，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冲击和贸易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不断交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争论的内容和范围也由于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延伸和扩展。 1.理论冲突 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冲突集中体现在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对立上。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是有利的。首先，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这样通过自由贸易的全球产出耗费的环境成本最低。例如，那些对农业高保护的国家每公顷的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是低保护国家的10倍。其次，自由贸易能使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效益更大；最后贸易自由化还有利于消除扭曲的贸易政策措施如补贴和税收，由于这些措施扭曲了环境的成本，使得自然资源失去合理的配置，不利于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不利。一方面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增加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在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环境标准的前提下，不同的环境标准就如要素禀赋一样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这样，自由贸易的结构会赋予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竞争优势，其结果会出现各国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环境高标准国家的厂商将向环境低标准国家转移，出现“污染庇护所”(BaumolandOates，1988) 2.现实冲突 (1)环境保护还是贸易壁垒 贸易和环境现实冲突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一项贸易措施是属于环境保护还是属于贸易壁垒。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法制等差异很难将各国的环境标准达成完全的统一。发达国家迫于国内环境保护主义者强大的压力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需要，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防止环境恶化，贸易手段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则担心环境保护会成为发达国家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既绿色保护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制造障碍。为此，以印度和马来西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多哈会议上同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近十几年来，从最著名的美墨金枪鱼一海豚争端、美国对泰国虾的贸易禁运到欧盟的牛肉争端等源于环境问题的国际纠纷不断出现。 (2)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MEAs) 虽然WTO正试图将环境规则纳入其议程，但由于WTO规则与环境保护规则的制定在现实中相互独立，双方的条款经常出现不协调。如何处理多边环境协议中贸易措施和WTO规则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存在明显的分歧。如1996年欧盟提出放松GATT第20条款的限制条件，建议在这一条款中增加一条有关MEAs措施和WTO规则之间关系的备忘录。凡是MEAs中违反WTO规则的措施都将作为例外来处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欧盟的建议旨在使其贸易措施合法化，实质是以贸易作幌子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3)环境货物和服务开放还是保护 如美国以自由贸易为由试图将环境货物和服务纳入贸易与环境的议题，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环境资源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是剥夺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合法和正当的权利。 (4)环境标准统一还是灵活 关于环境标志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在于环境标志的制定是否应该以工艺和生产方法(PPM)为标准。即如果产品的生产方法对环境不利的话，即使这种方法对产品的性能没有丝毫影响，这种产品也将被看作是不利于环境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标准对各国也应不一样，发达国家企图将本国的环境标准和生产方法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二、贸易与环境相关性的经济学分析 1.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效应 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可以用U=F(0、I、S、P、T、R、K)函数来体现。其中U为环境质量，Q为经济生产规模，I为收入，S为生产结构(主要由生产技术决定)，P为产品成分，T为产品技术扩散，R为环境监督，K为其他因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上述因子而最终作用于环境。 (1)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贸易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即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消费的扩大以及收入的增加，污染也可能会增加。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Q的扩大，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会造成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由此造成环境质量的降低。U与生产规模体现为负相关，贸易扩大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贸易理论中，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贸易品的重要投入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在商品贸易中的投入量虽然呈显著下降趋势，但自然资源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最敏感(UNDP，2003)。 (2)收入效应 收入I的增加可能从多方面影响环境。首先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导致生产增加，对环境不利，但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购买高环保产品，由此对高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低环保产品的需求下降，结果促使厂商加大环保投入，增加对环保产品的生产，提高环境质量，同时收入提高也使得厂商有更多资金投入环境保护，环境质量上升。如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巴西随着GDP的增长，环保投入也明显增加。在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和环境的关系呈现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U”曲线，该曲线表明，在：正业化进程的早期，环境条件会不断恶化，而当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后，环境状况将会逐渐好转，人均排污会逐渐下降。 最近的统计表明，当前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政策增加了贫困和不平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人口占世界10%的世界最贫穷49个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4%。联合国估计贫穷国家因为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每天损失2千万美元(UNCTAD，2001)。贫困是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Melnick，2003)。可见，贸易通过收入的不均等分布间接导致环境恶化。 (3)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指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与国家产出污染密度的影响，即贸易结构倾向于更加环保的产品。在不存在市场和政策失效的情况下，开放经济下自由贸易的产出结构比封闭经济下的产出结构更符合环境资源的禀赋。在收入和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业结构从资源型到轻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提升。Hettige、LucasandWheeler(1992)的研究表明内向型经济国家更趋于发展资金密集型制造业，有毒密度比外向型国家要高。 (4)产品和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贸易对产业技术的影响，即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贸易的扩大，一国可以获得更有利于环保的技术T，从而实现更加洁净的生产过程。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产品、技术在国与国之间的跨境移动，其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产品和技术的特征。如果产品和技术对环境不利，则环境质量下降，但现在各国都对污染产品或产业进行管制。据OECDl996年的资料，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每年在3千亿美元左右，而且增长非常迅速，这些环保产品提供了有效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由此提高了环境质量。3／4的技术扩散是通过产品来进行的，尤其是机械设备。这些产品80%来自发达国家，1／3是由发展中国家进口，因此通过产品的技术扩散或服务贸易技术许可等方式的技术扩散对提高环境质量都有很大贡献。贸易不仅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转移，还通过实现规模、刺激创新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技术发展。Porter和Van.Der.Lide(1995)年提出“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政策可以鼓励创新，其节约的成本可以部分弥补甚至超过坚持环境标准带来的成本。 (5)环境监督效应 贸易自由化能提高收入，由此提高环境监督R的水平。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4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监督是正相关的。Dean(1991)的研究表明，降低环境标准所节约的成本对一个公司的总成本来说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公司的竞争力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环境成本对企业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低标准会吸引发达国家的环保产业更多地投入该地区，而实际上1995年美国直接投资中只有5%投入到发展中国家，24%投入到环境监督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对3000企业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33项影响他们投资决策的因素中，环境监督排第22位。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有赖于上述几种效应，这些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因此，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很难精确预测。OECD的一个研究(Sprenger，1997)表明，总体而言经济规模对环境是不利的影响，技术和收入对环境是有利的影响，他们的净效果取决于这两者的对比。Strutt和Anderson(1998)通过定量分析，对贸易自由化与环境借助GGE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认为，贸易政策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减少资源消耗。通过贸易改革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环境和资源政策来降低一些严重的危害，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福利。 2.环境保护对贸易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保护如何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笔者借助H—O的要素禀赋模型进行分析。 H-O理论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一国应出口本国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在H—O模型中并未考虑环境要素。在环境要素越来越重要的当今，环境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考虑进去(Siebert，1992；ThomasAnderson，1998)。为了分析环境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笔者对H—O模型修正后的前提假定为：两种要素即环境和劳动力；生产的两种商品即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低污染产品；其余的假定与H—O相同。 假设I国为环境富裕国家，H国为环境稀缺国家，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 图1考虑环境要素下的贸易结构变化 显然，在封闭经济下，I国由于环境为富裕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高污染性产品X，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下，A为I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Ⅱ国由于环境为稀缺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低污染性产品Y，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i)下，C为Ⅱ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显然P(i) P(ii)。在开放经济下，国际交换价格P(int)必定位于P(i)和P(ii)之间。这时，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I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C转移到D，两国新的最佳消费点为F。 可见，由于环境要素的不同，影响了两国产品的竞争力。I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充裕(如环境保护标准低)获得比较优势，将扩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Ⅱ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稀缺(如环境保护标准高等)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下面，笔者进一步分析实施环境监管措施对各国的影响。 现实中对各国环境标准是否会影响竞争力的争论较多。笔者认为，在H—O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宽松的国家为环境要素富裕的国家；环境监管、环境保护严格的国家为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 对小国而言，作为世界价格的接受者，由于实施环境监管，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即生产要素从高污染产品转向低污染产品，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生产上升。 图2环境要素下最佳生产点调整 对于大国，由于实施环境监管，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生产上升，将导致国际高污染产品价格上升，低污染产品价格下降。 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消除环境污染的成本和环境标准不同，环境要素在各国存在明显差异，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生产要素。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要素充裕的国家，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将扩大对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高污染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对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由此环境要素通过改变比较优势影响到两国贸易结构。 环境与发展论文:水利事业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研究论文 水利史是人类利用水土资源，与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作斗争，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存环境的历史．各时期的水利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一自然地理背景下的多种水利类型 我国水利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类型多种多样，这是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使然。 基于所处地理纬度、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水土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各地水利工程的类型、数量和规模有很大差异。在各种自然地理条件中，对水利有直接影响的是气候和地形条件。 (一)气候条件与水利 我国是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优点在于大部分地区雨热同期，适于植物生长；而其缺点则在于全年降水量的季节分布和地区分布有很大差异。此外，我国从青藏高原向东呈阶梯状向太平洋倾斜的地貌特点，进一步加剧了气候的地区差异，加剧了降水的不均匀性。我国大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年降水量从1600毫米以上递减到不足200毫米，多寡悬殊。东部地区不仅降水多，而且全年降水量的60％—80％又集中于6月至9月的4个月里，其中最大1个月的降雨，又往往占全年降水的30％—50％，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常常发生暴雨 ①徐光启在《勾股义序》一文中说到，大禹平治水土时曾应用数学勾股计算，此后历代制定历法无不依赖数学，但“独水学久废，即有专门名家，代不一二人，亦绝不闻以勾股从事”。见《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洪水。而旱灾的发生更遍及全国，即使是雨量丰沛的两广地区和东南沿海也不例外。这是由于降雨分配往往和农作物生长需水期不相适应。①这是现代的情况。古代的情况也相类似。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人们对灾害的定义是“天反时为灾”，即认为风、雨、寒、暑不依时令，与作物生长季节不相适应，就会导致灾害。 历史气候在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②也有灾害群发期出现，③但从百年左右的时间尺度比较来看，相邻时间段一般只有不太大的量的改变，并没有重大的差异。当然，随着种植区向环境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扩展，种植制度的改变(例如由一年一作到一年两作，或作物品种的增加)，以及城镇的扩大和人口的繁衍等，也会导致水旱灾害的增长。 气候条件的差异，主要是降水量的不同，促成了相应的各种类型的水利工程。干旱地区，例如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主要依靠坎儿井引取地下水进行灌溉；半干旱的宁夏、内蒙古地区，多为引河水灌溉的渠系工程，作物多为旱作；半湿润的东北和华北平原也以旱作为主，其中华北平原因有大面积盐碱地，还要注意排水；而在湿润地区，则多种水田。 水利虽有益于社会，但它的发展也要有所节制，首先是要受水资源条件的限制。有些地区，由于政治或经济的需要，亟须发展水利，但由于水资源不足，人们兴修水利的努力，最终只能是画饼充饥。例如，元明清三代建都今天的北京，为了缓解首都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的紧张，曾多次仿效江南水田的办法，在今河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最后终因“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④而告失败。即便有条件进行灌溉，也往往限于水资源不足，只有依靠加强水利管理，严格水利法规来平衡地区之间的用水矛盾，以及依据各自的重要性的不同，因地制宜地确定城镇供水、灌溉、航运、水力机械等部门用水的先后次序、时间和水量。例如唐代郑白渠就有许多合理分配用水的有代表性的事例。 水资源条件也并非千古不变的，在历史时期中往往存在丰水和枯水间隔出现的情况，水利建设也需要借鉴历史规律，作出相应的改进。例如汉晋时期，淮北地区就曾反复出现丰水和枯水的情况，当地水利工程也曾借鉴历史经验，相应地采取或注重灌溉，或在发展灌溉时注重排水的工程调整。 (二)地形条件与水利 从地貌条件来看，我国总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地形复杂。在各类地形中，山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3％，高原约占26％，丘陵约占10％，平原和盆地约占3l％。而河流大都顺着地势自西向东流。在复杂的地貌条件下，历代劳动人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工程类型。为了贯通大江大河之间的水路运输，我国的运河大都是南北向的。山区则有沟通相邻流域的跨岭运河，例如沟通长江支流湘江和珠江支流漓江的灵渠，就是这种工程的典型。从防洪角度来说，暴雨洪水主要分布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据目前统计，我国的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等七大江河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平原的约占国土面积8％的地区的地面高程在江河洪水位以下，可以认为，这些地区都是从江河洪水下面争夺出来的土地，因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②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③高建国，自然灾害群发期的发现和进展，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1994年． ④《清空稿·河渠志四》，康熙四十二年匕谕。 洪水威胁严重。但这些地区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区，目前居住着全国40％的人口，分布着35％的耕地和60％的工农业产值。历史上这些地区也是我国财富集中的地区。可见，防洪除涝自古以来就在我国水利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清代防御海潮的海塘工程竟长达4000千米之多。①至于农田水利的多种类型，更直接取决于各地区的地形和水源条件。见表1-1。 表1-1各种地形和水源条件下的灌溉工程类型 对各种地形水源条件下的灌溉排水类型古人有系统归纳，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其所著《农书》(成书于1300年前后)中指出：“地上有可兴之雨，其用水有法”田，有引江河水的渠道，有蓄水的陂塘。渠道陂塘工程都有闸门、涵洞来调节水量，以利自流灌溉。如果灌溉水源位置较低，可以用机械提升。如果水源较远，可以修建渠道输水。渠道跨越丘陵沟壑时，还可借助渡槽倒虹吸、隧洞等输水设施。此外，相应于各种水源条件，也有不同的用水方法。徐光启(1562—1633)系统概括旱地用水有五种情况：即“用水之源”，有六种方式；“用水之流”，有七种方式；“用水之潴”，有六种方式；“用水之委”，有四种方式；“作原作潴”(指利用井水和用水池储存的雨水和雪水)，有五种方式。他认为：“尽此五法，加以智者神而明之，变而通之，田不得水者寡矣，水之不为田用者亦寡矣。”③ 总之，水源、地势条件不同，水利工程类型也不同，“今欲修沟洫，非谓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势地势之宜，纵横曲直，随其所向”④。 ①据张文彩，中国海塘工程简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王祯：《农书》卷18，农业出版社，1963年，第349页。 ⑧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00~406页。 ④转引自宋湛庆，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特点，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 二社会进步与水利发展的相互影响 (一)社会发展需要水利 春秋时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前645)对于治国必先治理自然灾害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何谓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疾病)一害也，虫一害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①。可见水旱灾害自古以来就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威胁最大的灾种。怎样减轻水旱灾害呢?古代有许多应对办法，例如储备。由于灾害的发生难以逆料，“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②一般备荒要有三年的储备粮，所以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此之谓国备。”③又例如，使农作物品种多样化。汉代人认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④。这是由于不同品种作物生长季节不同，耐水旱能力也不同，而水旱多为季节性灾害。杂种五谷可以做到这种作物不收，收其他作物；这季不收，收下季，以减轻灾害对社会的损害。当然，抗御水旱灾害的积极办法首先是兴修水利。所以管子说：“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⑤也就是说，要在中央政府内设置专管水利的官员，令熟悉治水业务的人来担当，并且要配备一些技术人员(“都匠水工”)具体组织和指导施工等等。可见，在古代，由于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在中国的气候条件下，发展水利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水利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水利建设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水利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变革又反过来影响水利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是大禹治水。那时社会已进入原始公社末期’主要经济形式由狩猎、畜牧向农耕过渡，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因此，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必然由丘陵向平原转移。而在黄河等大江大河下游平原生产和生活首先遇到的是洪水的威胁’在一次范围广大的洪水之后，发生了可歌可泣的史诗一一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治水是各部族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禹由于指挥成功，使他具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在当时生产力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禅让制遂转变为世袭制，禹的儿子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治水活动在这次社会变革中，起着某种催化剂的作用⑥。 ①《管子·度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征引诸子语录均用此版本，不另加注版本． ②《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卷3，丛书集成本。 ③《墨子闲诂·七患》，诸子集成本．类似的说法还见于《春秋穀梁传·庄公二十八年》、《淮南子·主术训》等文献。 ④《汉书·食货志》卷24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⑤同①。 ⑥周魁一，先秦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及其含义的初步解释，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8年。3—4期． 水利发展受社会制度的推动或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革中，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春秋战国期间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科学技术水平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进一步促进了水利，特别是工程规模巨大，涉及更大范围的治河工程和运河建设的发展，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保持着这种势头。不过，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失去活力，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妨碍了水利的进步。例如，清代乾隆年间钱泳在分析水转筒车难以推广的原因时说：“一(水)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①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缺乏改革和进取，很难提出超出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要求，水利发展受到制约。经济的发展对水利的依赖尤其显著。隋炀帝开国之初就征发劳役二三百万兴修通济渠和永济渠，完成了全国航运网的贯通。开河劳动是极其艰苦和残酷的。隋炀帝开河的主观动力也曾一再引起讨论和争议，但一般对兴建大运河的实际效果却认识一致，杜佑(735—812)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②，是客观的评价。与隋代情况相类似，元代开国之初，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的形势，更迫使它必须尽快兴修南北大运河，以沟通南北联系，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 农田水利的规模一般比防洪和航运为小，常有地区性的进展，并能取得更快的社会效果。例如，即使在分裂时期，地方割据政权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也不能对关乎百姓生活和国力增长的农田灌溉事业掉以轻心。在战国时期，秦代为保证统一战争的胜利而于公元前246年兴建的郑国渠起到了“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③的作用，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三国时，魏、蜀、吴各自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以为兼并战争的资本，其中魏国邓艾在淮河南北发展灌溉屯田，不多几年就取得相当的成绩，“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④。唐末五代也是分裂时期，吴越国盘踞太湖流域一带，为了站稳脚跟，“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盖当是时方欲富境御敌，必以是为先务”⑤。进一步奠定了太湖地区农业和地区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甚至某任清明有为的地方官，也能领导当地群众，通过兴建农田水利工程，使当地经济面貌和社会秩序焕然一新。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唐州(今河南唐河县)曾因经济落后，许多居民或外迁或遁入山野与朝廷对抗，社会秩序混乱。曾有人建议撤消这个州的建制。嘉祐中(1056—1063)太守赵尚宽领导群众奋发图强。他们首先从水利人手，遵从西汉召信臣的做法，“引水溉田凡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又向农民借贷耕牛和农具、种子等，只一年多时间，流民返乡和淮南、湖北内迁居民达2000多户。⑥赵尚宽也因此受到嘉奖。农田水利与地区经济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①清·钱泳：《履园丛话》卷3，笔记小说大观第2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 ②杜佑：《通典》卷l0、卷177． ③《史记·河渠书》卷29。 ④《晋书·食货志》卷26． ⑤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⑥引自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开明书局二十五史本二千作二十，误。 (三)水利管理在水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水利与社会政治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水利工程一般规模较大，涉及不同行政区划，更加需要政府出面来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所以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代政府都把水利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并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在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典籍中，就有水利机构的记载。《尚书》记载“禹作司空”，“平水土”①。《苟子·王制》记载司空的具体职责有：“修堤渠，通沟浍，行水涝，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即管理防洪、除涝、蓄水、灌溉等水利工作是司空的职责。 水利机构的设置，实在是抗御水旱灾害和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较早的亚洲各国，都把水利管理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②一文中就曾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他在这里所说的亚洲，具体指的是古代的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国。也包括非洲的埃及。 中国的水利管理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在逐步加强，除中央政府中有专管部门外，地方政府也兼管水利，重要灌区还有专门官员负责监督。水利部门所辖治河、航运、灌溉等主要方面的管理逐步分工。唐宋以后，中央政府一般只负责治河、航运建设和管理，农田水利则主要由地方政府甚至由灌区管理机构自行负责。水利管理中，除行政管理之外，古代也重视制定专门法规，唐代《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管理法规。后代治河、航运又进一步单独制定相应管理条例。灌区的管理章程一般由民间依据历史习惯制定。水利法规和行政管理的完善，是中国水利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水利的突出优点。而中亚地区许多古文明发祥地，之所以日后水利荒废，以至耕地沙漠化，管理松弛是否是原因之一?这个牵涉环境演变的问题，仍是目前许多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三科技和文化进步与水利发展 (一)水利与科技进步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水利建设的规模和类型也首先决定于生产工具和材料。但在170万年前形成人类(云南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以后，直到距今约l万年前，人类才进入新石器时代，并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水利也才有了原始的规模。最初的水利工程大约是池塘和井，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井大约距今5600年左右，③那是汲取生活用水的。进入原始公社末期开始使用铜器。出现了大禹治水那样大规模的水利施工。使用简陋的工具完成了艰巨的治水任务，不能不使后人景仰。至商代中晚期和周代，青铜冶铸技术达到成熟阶段。青铜工具普遍使用，促进农业和水利的发展。那时已开始用井水灌溉，并使用桔槔提取井水。井的衬砌质量也由木圈进步到瓦圈。《管子·乘马》还记载有依据地下水埋藏深度和相应的抗旱能力，把农田分作几类，并据以征收相应的赋税，可见井水灌溉已较普遍。此外，地面沟洫灌溉和排水也已开始普及。《周礼·考工记》中记述有相应于井田制的沟洫灌排系统。《周礼·职方氏》还对分布九州的适宜灌溉的地表水资源有系统的介绍。 ①《尚书·舜典》，四部丛刊本。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65页。 ③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中，在第二文化层发现一口生活用水井。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600年。参见梅福根、吴五贤《七千年前的奇迹一一我国河姆渡古遗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首先是基于铁工具的出现和应用。特别是战国时期生铁柔化等技术的发明，比欧美各国约早2000年以上。①它使我国钢铁产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其他文明古国，也使生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成为可能，这或许是我国先于其他文明古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铁工具的使用，使大面积的开垦荒地和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也为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我国水利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今安徽寿县的芍陂、河北临漳县的漳水十二渠等大型灌溉工程；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和沟通淮河和黄河的鸿沟等大型运河；黄河大堤等防洪工程；以及至今让我们引以自豪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一一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水利的发展基于科技进步的背景，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又反过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了达到自流引水和排水的目的，必须进行地形测量。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已经开始应用原始测量技术，即所谓“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②，并由此推动了数学的进步。相传勾股定理就是在大禹治水过程中发现的。③而从《春秋左传》中记载的宣公十一年(前598)和昭公三十二年(前510)的两个修建城池的事例，可以看出当时对城墙和堑壕的土方量，所需人工和材料，劳工往返里程和所吃的粮食都有准确的计算。工程进展顺利，反映出当时数学计算已有较高水平。至于水利科学的产生，生产的需要更是直接的巨大动力。《管子·度地》是战国时期水利科学的代表作。其中记载了明渠水流坡降的计算方法，有压管道输水的基本原理，水跃消能的直观描述等水力学知识；最佳施工季节和土壤含水量掌握等土力学知识；堤防横断面设计和滞洪区设置；水利施工组织和工具配备等。其中的流体力学知识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此外，与农田水利有关的节气和物候知识也有系统地归纳。二十四节气中有关降水的就有雨水、谷雨、小雪、大雪以及白露、寒露、霜降等节气，而反映物候的惊蛰、清明、小满、芒种等，也表明了作物生长期和需水状况。 (二)水利与思想文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与思想和学术气氛有关。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制的蓬勃兴起，形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科学的促进。同时，科技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思想解放。例如，在奴隶社会古人对于水旱灾害的控制能力较低，把水旱的自然现象看作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的意志。当干旱严重威胁到来的时候，不得不企求上苍的保佑。这种迷信的仪式叫作“雩”，“雩”礼还作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种，规定在国家典礼的《周礼》中。到了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大量兴建，人们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对水旱灾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荀子(前313—前238)就曾一针见血的揭穿雩礼的虚伪，直截了当地指出“雩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④，既然求雨无益，为什么 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②《史记·夏本纪》卷二。 ③西汉时期的天文著作《周髀》认为数学起源于大禹时代，三国吴人赵君卿注解说：“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勾股之所由生也。”参见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页。 ④《荀子·天论》，诸子集成本。 还要行此大礼呢?他认为那是政治家为粉饰自己统治的缺陷而杜撰出一个超自然力的神，以欺骗百姓。并进而归纳出著名的唯物主义命题：“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①他对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力的赞颂是难能可贵的。晋代的傅玄(217—278)进一步表述了水利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他说：“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②。这里所说的水田，泛指有灌溉效益的耕地。傅玄关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不认为是水利改造自然的实践在人们思想中的正确反映。 对于先圣，古人有另外一种迷信。例如把大禹治水时因时制宜采用的疏导的方法，后人多视为经典和不可逾越的教条。战国时代的慎子公然对这种迷信提出批评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③痛快淋漓地指出，遵从水的自然规律和社会需求是治水的惟一法则。时代进步了，治水方法应该相应改变，不必拘泥先圣当年合理而现在过时的治水办法。当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未就此完结，在整个封建时代，反映在治水领域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持续不断。 (三)中外水利科技的独立发明与相互借鉴 李约瑟(1900—1995)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性有时使人很为难。某些概念、某些学科和某些复杂的发明，有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习性，即它们的出现(甚或消失)在旧大陆的两端几乎是同时的。”④他所举出的实例是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同时出现的齿轮和在公元前后在小亚细亚北部沿海和中国大约同时出现的水轮等发明。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往往源于生产的实际需要，但独立的抽象思维和缜密的科学推理，无疑也是科学发明的重要源泉。确实，中国和欧洲某些科学发现的同时性是大量的、令人费解的，甚至某些自然现象的解释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例如，东汉时王充(27—97)在解释日月与地球作相对运动，表现为东出而西没时，以转动的石磨上爬行的蚂蚁来比喻。⑤而在大约同时的古罗马《建筑十书》中，对于天象的解释也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⑥又如勾股定理的发明也大体是同时的。西方最早提出直角三角形三边比的特例，即3：4：5的人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约前584—前496)。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记载了这一发现。⑦ ①《荀子·天论》，诸子集成本。 ②宋·《太平御览》卷82l引《傅子》其中佚失的水字，据唐·马总，《意林》卷五，四部备要本，引《傅子》文补充。 ⑧《慎子》，诸子集成本。 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524—525页． ⑤汉·王充：《论衡》，《说日篇》，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第110~111页。类似的比喻会更早一些，因此《晋书·天文志》在用同样的蚁行磨上的比喻解释天象时，没有以王充为依据，而是举出更早一些时候的周髀算学家的认识，“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 ⑥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维特鲁威在这里也以放在制造陶器的转轮上的蚂蚁运动为比喻，“尽管蚂蚁对辘轳(转轮)的旋转是反向的，但必然会完成所要走的道路。而且靠近中心的蚂蚁当然很快地走完一周。在辘轳端部的圆周上行进的蚂蚁，尽管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可是由于圆周较大，完成它们的运行就要迟缓得多。” ⑦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 而我国最早记载勾股定理的是西汉时期的数学著作《周髀》，约当公元前100年前后。“但勾三、股四、弦五这个特殊例子的发现，可能是很早的”①。可以认为，中西方发现大约也是同时的。 在水利学方面也有中西方同时发现的事实，熟知的例子就是坎儿井。在波斯，“这种灌溉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6年以前”②。而中国，《史记·河渠书》记载类似的施工技术在汉武帝元狩至元鼎年间(前120—前110)在引洛水灌溉的龙首渠上已经应用。《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一引地下水出流的水利工程在半个世纪后(神爵元年，前61)已传至敦煌．③至于水静力学的阿基米德原理，世界公认是古希腊科学家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年发明的。而类似的水浮力的应用实例，在中国则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初年。至于浮力理论的定性表述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出现在《墨经》之中。④ 李约瑟在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我们最后的结论大概是这样：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⑤不过，从科学技术领域来说，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则几乎完全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东西，从水利工程界来看，差不多是全盘的“西化”了。那么，有过数千年辉煌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思想还要不要深入研究，是不是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传统科技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中有没有自己的地位，这将是本书作者在第六章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环境与发展论文: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需求和改善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环境恶化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无论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等，还是后起之秀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环境问题。有过经验和教训。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统计调查论文:人口问题统计调查研究论文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优秀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优秀。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优秀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优秀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统计调查论文:物流统计调查试析论文 一、物流统计调查的必要性 物流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等职能，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均涉及到物流。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使原来分散于不同经济领域和环节的相对独立的物流功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统一为综合物流系统，这不仅提高了物流本身的运作效率，而且更好地适应了市场上用户对物流的要求，使物流业发展成为有别与传统运输、仓储行业的新兴产业。现代物流业一般由交通运输、储运、货代、流通加工和配送等行业构成。交通运输行业包括各种运输方式所实现的货物空间转移，也包含与之相关的起支撑、保证、衔接作用的许多辅助作业，如相应的装卸搬运、仓储、送货上门、上门取货、联运等；储运行业以储存为主体兼有与之相关的运输等功能；货代行业是介于货主和运输业之间的第三方，专门从事托运和货运委托业务，既为货主提供物流服务，又可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流通加工、配送行业是商品流通中从事的物流增值服务，如消费品的拆分包装、生产资料的套裁等辅助加工活动，以及商品配货、送货等多种物流服务。其中交通运输、储运、货代是物流业的主体，流通加工和配送是与商品流通密切相关(集商流和物流于一体)的行业。张文杰教授认为运输业是物流产业的主要行业，美国运输成本占物流成本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看法。美国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的比重从1980年的46．5％上升到1999年的59．6％，是用于物流的最大费用支出。仓储费用是仅次于运输费用的物流开支，通常占物流成本的30％-36％，与运输费用合计约占到物流费用的95％以上。可见，运输和仓储是物流的主要行业。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互相分割，各项物流功能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虽然物流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对物流的认识主要处在理论分析和研究阶段，这期间尽管有过实际应用，可范围和效果都有限。近两年企业自发的对物流的需求，引发了一轮空前的物流热，物流热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我国极度缺乏有关物流产业的经济统计资料，也没有全面的物流需求统计数据，使我们对物流的理解始终处于定性的认识水平上。物流企业在经营中因不掌握市场需求而存在盲目性。在物流的定量分析中，有关物流的统计指标选择是首先遇到的问题，相关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量确定是进行研究的第二大难题，通过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年鉴书籍获得所需要的数据绝非易事。有时为了分析问题的需要，只能利用现有的相关统计数据，如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因为运输是物流过程中实现货物空间位移的中心环节，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物流规模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却不能真实反映物流的全貌。另有研究人员根据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结合国际经验来估计我国的物流需求量，这仅仅是从宏观上对物流需求的简单估算，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因为不同的研究人员采用不同的比例估计物流需求，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不等，其间的差额较大，给理论分析带来了混乱，使实际工作无所适从。因此应该加强物流统计和调查，全面及时地反映物流供求状况和变动情况，准确掌握物流供求的规模和水平，反映物流供求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物流业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从已经掌握的国内外文献来看，还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没有提出过通用性强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具体测量指标。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探讨，对物流供求的概念及其计量进行分析，使之能够作为物流产业规划、物流市场发展和企业市场经营的工具得到初步应用，或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物流统计指标选择 要进行物流统计调查，首要任务是选择和设计物流统计指标。西方国家主要采用就业人数、资本总投资构成、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三个指标进行服务业统计。据估计，有13％的劳动力参与物流过程，约19％的国民财富投资于物流产业，物流成本一般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5％。物流还创造了国民收入，产品的价值量因物流过程中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物流服务新创造价值的追加而增加。为了全面反映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和物流服务供求状况，其统计指标的选择即要结合国外经验，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第一类是反映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服务供应的指标即物流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1994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货运和仓储部分。有研究报告即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数及其比重、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的比重说明物流业的发展趋势。但是不能以这些数据完全代表物流业，因其中含有客运及邮电通讯成分。 第二类为反映物流需求和物流支出的指标。物流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对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商品以及废旧物品、废旧材料等的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物品在空间、时间、作业量和费用方面的要求，涉及运输、库存、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需求等物流活动的诸方面。反映物流中运输需求的主要指标有货运量、货运构成指标，反映库存需求的有仓库容量、商品库存量等指标。根据统计资料的可得性确定物流需求的基本指标：货物运输量、货运量构成、商品和物资库存量。 物流总成本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用于物流的支出。控制物流成本是宏观物流管理的目标之一；就微观而言，降低物流费用是企业物流管理的重要内容。 其它相关统计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人均收入、产业结构构成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会从单纯的商品需求向服务需求转化，从而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达一定水平时，消费物流服务的需求即可出现，随后不断增长。也就是说，物流需求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物流需求作为商品需求的派生物，与消费品销售、生产资料市场直接相关，商品市场的规模直接决定物流需求的大小，因此物流需求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密切相关；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等产业中的物流需求主要是生产资料的位移、储存和流通加工等，这类产业物流与各行业的产值产量存在涵数关系。从宏观来看，由于物流活动遍布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相应地物流业的产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各个产业的物流支出决定了物流成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应的比重。目前受基础数据的限制，特别是由于我国有关物流行业的产出及物流成本的统计数据缺乏，上述相关关系是不明确的。很难定量分析物流成本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GDP的相互关系，相信今后随着相关数据的完善，或者通过大量个案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的结果。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和测算，物流成本占GDP中的比重呈降低之势，这是物流管理水平提高和先进物流技术应用的结果。表1和表2为美国物流成本构成和近年来美国物流成本情况。 对美国物流成本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物流成本(X)与GDP(Y)的相关方程：Y=13．478X-3075．5，相关系数R2=0．9957。其经济意义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物流支出也越多，对物流需求越大。这里的负截距有特定的经济含义，表明如果物流支出达不到一定的水平(X 228．19)，则不可能有GDP产出。 美国颇有影响的罗伯特·达勒内物流年度分析报告自1990年首次以来，已连续进行了11年，是一份确定运输市场实际规模、反映物流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唯一一份长期报告，报告中提供了美国物流成本所包括的项目和计算方法：物流成本一般包括库存／运送成本、运输成本、货代方面的费用(货主费用)和管理费用，其中：库存／运送成本：利息、仓储、税收、折旧、残损、人力和保险费用；运输成本：货运成本(公路、铁路、水运、空运、管道)；货代方面的费用(货主费用)；管理费用：4％x(库存成本+运输成本)(1999年管理费率为4％)。 从市场供求的角度看，物流成本是各行各业用于物流的费用支出，即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物流市场空间的大小。 三、物流统计指标的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基本的货物运输量和货运周转量统计，其他物流业的相关指标均没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也没有权威的统计方法和基础数据，这种状况与当前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和物流热的经济环境不相称。目前，我国部分省市纷纷制定和规划物流产业发展的项目，急需市场需求的统计数据作为物流业发展的可靠依据，以避免出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从而使物流业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对于物流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物流从业人员比重、物流业投入产出成果，可根据我国的历年统计资料进行分离、整理得到初步结果，较为具体的详细数据则需要进行必要的普查或专项调查。物流规模是从数量上反映物流产业和物流需求的指标，主要包括运输、包装、装卸搬运和流通加工等物流作业量，物流量是上述作业量的累计。实际上并不进行多个环节量的累加，通常以物流服务费用支出或物流成本来计算物流规模，这样做可操作性强，便于统计。如果以作业量表示则会出现反复装卸搬运、重复倒装、迂回运输等追求数量的弊病，有悖于市场经济追求效益、讲求质量和提高效率的基本原则。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与物流相关的有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工商企业库存、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销售额等，其中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物流规模，再以货运量为依据，结合货运价格或费率，可得运输成本：运输成本=∑货运量x运价同样，根据工商业年末库存额和全年库存周转次数，以及利息、税收、保险、货损、折旧、仓储费率、人力费用可统计库存成本：库存成本=∑库存量x各项费率管理费用可根据上述二个数据，按一定管理费率计算得到，其它费用有货代费用即货主的费用，可根据运输和货物费率分别计算得到，这样物流规模即可推算出来。当然，开始时受可用数据的限制误差可能比较大，相信随着基础数据的全面，加上第三产业普查、抽查和必要的物流专项调查，会使之越来越接近于实际。 物流需求可从物流基本需求、产业物流需求和消费物流需求等不同角度进行统计调查。物流中运输、仓储等基本需求容易确定，如货运量、货运结构、工商业库存额有可利用的统计资料。产业物流需求和消费物流需求需要进行分行业、分品种的专项调查，现行统计资料中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行业分类，是按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制造业、农业生产者、其它行业进行分类的；另有按地区、城乡的分类，据此可进行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及城乡商品流通中物流需求的调查和统计。同样，按GDP的产业分类，也可进行整个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物流需求统计调查。超级秘书网 在无法获得统计资料的现时条件下，可依据经验数据大致估计我国的物流成本。与物流直接相关的是商品流通，即市场上的商品交易量可作为参考依据，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李严锋在对我国第三方物流末端服务市场需求的预测中便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依据，认为我国商品流通的物流支出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1：5，对未来的物流支出作出如下预测。见表3。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的统计，我国当年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6．9％，在表4中所列国家和地区中物流成本比例最高。国际经验表明当物流成本相当于GDP的15％以上时，其下降潜力较大。假定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左右，那么1999年的这一比例约保持在15％上下，以199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82054．3亿元计算，则物流成本的估计值为12308．1亿元。 当然，上述比例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还需进一步证实。 有关物流业的状况特别是物流成本在经济发达国家已有较完整的统计数据，有学术机构或物流企业对其进行长期跟踪调查。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亟待统计部门、研究机构和物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统计，以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更为准确地反映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统计调查论文:林业统计调查体系分析论文 中国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近年来，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统计调查体系逐渐得到调整，全面报表制度的基础地位有所削弱，而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等方法日益得到广泛应用。由于调查现象的复杂性和调查目的的多样性，林业统计调查不能采取一两种调查方法，而要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多种调查方法结合运用，就构成中国的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中国长期以来所采用的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其采集统计信息的方法主要是统计报表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调查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必须建立一套适应当前林业统计工作需要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即以必要的统计报表制度和周期性的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的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为主题，结合运用重点调查和科学估计与预测，建立这样一种新的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的，是对现行的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重大改革[6]。同时还必须注意各种林业统计调查方法的相互衔接。在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中，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7]。 中国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 所谓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就是按规定要求完成整个林业统计调查过程的工作体系。在林业统计调查工作过程中，其运行轨迹涉及到四个方面：即主体、客体、宿体和载体。显然，要想使林业统计调查活动得到有效开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把林业统计调查主体、客体和宿体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林业统计调查活动的动力，实现三者的对立统一。不难看出，完善的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以下四个部分所组成：①林业统计调查组织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林业统计管理体制它提供如何处理委托关系。另一方面是林业统计调查组织架构，它提供统计调查信息流动的途径，涉及到林业统计调查机构与林业统计调查客体之间、国家林业统计调查机构与地方林业统计调查机构之间等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组织体系。②林业统计调查信息技术，即采用什么样的信息技术使林业统计调查资料按所设计的途径得到及时的传送、整理、储存和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在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中，这部分是脉络。③林业统计调查监督保障体系，即如何对林业统计调查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监督、评价和跟踪反馈，确保林业统计调查个体的合法权益。在统计调查运行体系中，这部分是保障。只有以上这三个方面都建立起完善的运行机制并实现有效的衔接协调，林业统计调查运行体系才能畅通无阻。①林业统计调查管理体制。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8]。这种管理体制既非集中型，也非分散型，并且与其他一些国家的集中分散型也不一样。初看起来，这种管理体制具有双重领导、双重保障，但实际上却是统计不到位，责任不清楚。就林业统计调查运行角度看，林业统计工作常常受到干扰：一方面，统计业务、编制、经费由国家林业局统一领导，主要考虑党和国家要求，考虑国家林业统计为制定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的需求；另一方面，调查数据由基层统计部门搜集提供，而地方党政领导要求统计为地方管理服务，形成了统计信息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不仅增加了统计调查无法满足各级政府需求的现实问题，而且还因为利益需求，在统计数据上甚至在统计报表上做文章，虚报假报等现象。②林业统计调查组织保障。基层林业统计工作人员素质不高。根据《林业统计管理办法》，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专职、兼职统计人员。但由于编制限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9]：首先是专职人员学历不高的多，缺乏林业统计专业知识的多；二是基层人员对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三是上岗前的培训实施不到位，接受培训提高的不多。由于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善了统计业务工作环境，从而为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创造了良好客观条件。但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林业统计信息的传递手段滞后，社会化程度不高，林业统计的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组织，缺乏专业人员队伍，难以为新时期的林业建设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保障。硬件设施和软件工具不配套，系统集成化程度低，完整的林业统计数据库体系尚未形成。信息资源管理不规范，设备的利用率低、配置低、性能不高，难以对大量统计信息进行处理和管理。致使林业统计调查的数据对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低。同时统计业务流程的规范化和统计信息的标准化工作的滞后也严重制约了林业统计调查办公自动化的建设。林业统计调查资料的真实可靠，是林业统计调查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依法统计很困难。虽然中国早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使中国的统计工作有了法律依据，但离真正的依法统计还有很大差距，而据此制定的《林业统计管理办法》的颁布同样没有很好的对林业统计调查的实施起到法律保障作用。②利用社会舆论对林业统计调查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批评的机制尚未形成。③林业统计调查质量评价、跟踪体系不健全。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研究这个课题，但还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林业统计调查评价、跟踪体系，其结果就是对一些林业统计调查数据的来源和合理性难以做出解释，对一些林业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难以做出说明[10]。 中国林业统计调查体系的基本框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中国林业统计工作的日趋完善，中国林业统计调查体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系统，而是一个由技术、组织、管理等多种要素紧密集成的社会技术系统网。统计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搜集、处理、传递和提供信息，林业统计数据就是林业统计调查的产物，而林业统计指标就是林业统计数据的载体。在林业统计调查过程中，统计调查方法是整个林业统计调查体系的优秀。这三个子系统，体现了统计自身的职能，要真正实现统计职能还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保障系统。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管理体制，还必须有统计法制系统，保证统计信息的处理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另外，还需要有统计科研、教育系统，不断壮大统计的科研力量、积极培养统计后备人才。这样才能使系统及时、有效的运行。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把中国林业统计调查体系构建为7个部分（见图2）。即林业统计调查标准体系、林业统计调查指标体系、林业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林业统计调查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林业统计调查组织保障体系、林业统计调查法制保障体系和林业统计调查办公自动化体系。 本文作者：于兴新王哲工作单位：山河屯林业局 统计调查论文:统计调查方式中抽样调查研究论文 一、抽样调查在统计调查体系中的地位 统计数据是统计工作的优秀，是进行统计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我们如何得到统计数据，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科学地搜集统计资料，也就是统计调查。统计调查的组织方式有统计报表、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各种调查方式各有其特点，又各有其适用条件。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以全面调查为主，非全面调查为辅，统计数据上报方式以统计报表为主，其他方式为辅。是适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分级管理的要求。各级统计力量与统计任务的矛盾越发突出，即使近年来统计网络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入世以后，外围的公司、企业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不会理解，也不会去应付按月、季、年填报的统计报表，因为这与国际惯例不一样。统计部门再以全面报表作为信息的主渠道，已不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年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42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国家普查制度改革统计调查体系请示的通知》，明确提出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为补充的统计调查体系的改革模式，并将其纳入国家《统计法》。抽样调查在统计调查体系中的地位突显出来。 二、抽样调查是最完善、最有科学根据的非全面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是一种专门组织的非全 本文出自公务员之家/面调查。它是按照随机原则，在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观察，借以推算总体指标数值的一种调查方式。抽样调查及其推断分析方法不同于其他调查的方法。首先它选取单位的时候，是按随机原则抽取调查单位，抽取的组织方式和方法又有多种如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机械抽样、类型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等。其次，抽样推断是建立在概率论的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基础上的科学推断方法。 抽样调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原则上讲，取得大量现象的数量方面的资料，在许多场合都可以运用抽样推断的方法取得；在某些场合，甚至还必须应用抽样推断的方法取得；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1、对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查的现象总体，必须应用抽样推断的方法。对于无限总体的调查是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查的。也不可能对具有破坏性的产品质量检查和检验等进行全面调查。只能使用抽样推断的方法。2、有些总体可以进行全面调查，但实际上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例如，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统计数据是反映中国基本国情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从建国以来我国进行过五次大型的人口普查，掌握了大量的人口数据。但是，人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 本文出自公务员之家/口的变动情况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3、抽样推断的方法，可以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的监控。抽样推断不仅广泛用于生产结果的推算和估计，而且应用于对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监控，经常监督和检查生产过程是否存在某些偏差，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以便于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预防。4、利用抽样推断方法，可以对于某种总体的假设进行检验，来判断这种假设的真伪，以决定取舍。5、抽样推断得到的资料，可以补充全面调查所得到资料的不足，从而对全面调查的质量进行检查和修正。6、抽样调查还适用于这样的场合，调查对象总体中包括的单位很多，而且缺少原始记录可供参考。这样的场合很难进行全面调查。如果需要了解情况，取得全面资料，那就必须依靠抽样调查。 三、抽样调查在统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如今书刊和报纸上，经常有抽样调查分析报告及相关的文章，但绝大多数没有说明进行的是什么性质的抽样调查。是概率抽样还是非概率抽样？因为两种抽样的样本的代表性和适用条件是不同的。理论上非概率抽样是我们对研究的问题掌握的不够充分或问题本身比较特殊，很少有人涉及时运用。它不是按照同等机会原则抽取样本，而是根据人们的主观经验或其他条件来抽取样本，样本的代表性小，抽样误差比较大且无法估计。概率抽样要求把人为的主观因素全排除在外，使抽样过程客观而自然，让样本趋近于总体。要力求客观决定，概率抽样就要有一套严密思索和符合数理原则的程序。否则就会在实践中产生一些非概率抽样。 与经济发展相伴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调查风起云涌，与传统的方法比较，它时效性强、能降低调查费用、调查范围大、调查形式多样和利于管理等优点，对于收集大量的数据也十分方便。但是网络调查本身也存在着不足。1、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充分。当抽样框不能涵盖目标总体的全部单位，或者包括了非目标总体的单位，这会造成目标总体与抽样框不一致，而产生抽样框误差。2、调查回复率较低。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抽样时，要科学地设计调查方案，正确确定目标总体。以更好的发挥网络调查的优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本文出自公务员之家/展，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的复杂化，使抽样调查方法的难度有所增加。被抽查者出于安全考虑，对调查者身分持怀疑态度等原因配合调查的程度逐渐降低，入户调查的难度大十分突出，拒访户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调查的组织方式和内容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如采用邮寄问卷、电话访问和入户登记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调查者的心理负担，提高回答率等，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统计调查论文:浅议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管理问题 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是指为收集人口计生工作情况及其事业发展情况制发的各类定期、不定期报表和组织的各种专门调查,包括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开展的调查。开展人口统计调查是人口计生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全面掌握人口计生情况、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决策,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政策性、业务性比较强,必须加强管理和监督,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必须科学设计调查方案,确保实现统计调查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1.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管理 人口计生部门是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实施主体和管理主体。并不是任何单位都可以开展人口计生统计调查,人口计生部门开展人口计生调查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必须按照规定的设计原则和标准。责任单位报请统计调查时,应当就统计调查的目的、内容、方案等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说明。相关人口计生部门应当对统计调查方案进行认真审核,对符合规定的统计调查项目批准实施,对不符合规定的统计调查暂缓批准或不予批准,需要责任单位修订完善的提出修订完善意见。关于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审批管理,国家计生部门和地方计生部门都有具体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应当严格遵循。需要注意的是,当今经济社会,受各种利益驱动,个别地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借助人口计生部门的资源,组织开展所谓的有关统计调查,极易带来不良社会影响,必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如果责任单位制定的统计调查方案不合理,按照该方案调查可能出现错误或失实的结果,也将不能科学指导工作开展,可能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此外,我国人口计生工作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关工作搞不准、搞不好,极易引发国际有关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对人口计生统计管理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审批、监督和管理。 2.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组织实施 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项目得到审批后,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一是严格统计调查的原则要求。要对统计调查工作进行可行性分析,涉及重大问题的统计调查,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统计调查的内容和范围不能超出组织统计调查的部门的职能;拟调查资料能从已批准实施的或其他部门已进行的各类统计调查中收集到的,不进行重复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或抽样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进行全面调查;一次性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搞定期调查;新制定的统计调查不能与已制发的统计调复、交叉、矛盾。二是科学设计统计调查方案。统计调查方案包括内容:(1)调查名称、调查机关、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式、调查时间、调查内容、资料上报、调查结果运用等;(2)统计调查所需填报的各类报表、调查问卷和各项指标的解释、逻辑关系、计算方法及相关的技术问题;(3)统计调查需要的人员和经费预算及其来源;(4)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案等。特别需要注意,各类报表、调查问卷指标的计量单位和编码,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确定,没有颁布标准的,由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的单位自行制定,但不得与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的原则相矛盾;涉及国家秘密事项的报表、调查问卷,在标题之前标明相应的密级;报表、调查问卷的名称与主要内容要一致,各项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当明确,各项指标要有相应的计量单位。三是注意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指标意义。在统计调查过程中,需要用到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指标,而有些指标只在特定环境或一定人口规模才有实际意义,需要科学把握和应用。例如性别比指标问题,只有在较大人口基数范围内计算才有意义,有些地方对乡镇计算这一指标是不够科学的;再如人口自增率指标问题,是从宏观上分析人口变动的重要指标,这一项指标也要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才具有现实意义,规模小了不能反映一个地区较长时间的人口变动规律。像这样的具体问题,责任单位要进行具体认真研讨论证。四是认真组织实施人口统计调查工作。实施调查是关键环节,是统计调查项目能否实现目标的保障。责任单位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层面等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予以保障,并对调查进行全过程监管,及时纠正偏差,确保调查科学到位,达到预期目的。要加强调查人员队伍培训,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作风扎实、工作负责的高素质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队伍。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 3.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结果应用 人口计生部门应建立“统计调查项目库”,对有关重要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项目调查结果纳入项目库。责任单位根据调查目的对调查结果进行应用,不得随意扩大和应用范围。对涉密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要严格管理,防止发生泄密问题。擅自公布统计报表数据或专项统计调查结果,造成不良后果的;为国外的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统计调查结果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的执法监督检查,对违反有关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统计调查行为予以纠正或处理。社会机构或有关部门使用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数据,应当向人口计生部门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和用途;人口计生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申请方使用数据目的,提供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数据,并在规定范围内使用。要加强对人口计生统计数据的科学化分析,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和人口计生统计指标,对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找出规律和特点,提出工作意见建议,指导推动人口计生工作的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资料和结论,可向上级人口计生部门进行报告。 总之,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是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人口计生部门要注意加强管理和指导,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积极研究分析形势需要,确保人口计生统计调查不断科学规范,促进人口计生工作持续健康开展。 统计调查论文:现代交通运输统计调查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交通行业 现代运输 统计调查方法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阐明了现代交通运输统计的基本任务；继而论述了统计调查的概念及统计调查方法分类；最后分析了现代交通运输统计调查方法选择，以期对我国当前的交通行业运输统计调查方法的选择提供一点可借鉴之处。 1 现代交通运输统计的基本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交通行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交通运输统计是社会运输统计和国家经济发展整体统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交通行业运输统计的确定必须满足国家统法计对统计基本任务的总体要求。现代交通运输统计的基本任务可以确定为: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先进适用的统计手取，对交通行业提供现代运输服务的相关活动进行统计调查、收集整理、提供统计资料、开展统计分析、行使统计监督，为国家了解交通行业对国民经济和现代运输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制定交通行业和现代运输业发展规划、进行宏观调控和决策提供依据；为交通行业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交通现代运输发展的规划建设、运行组织、经营管理各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2 统计调查的概念 所谓统计调查就是根据统计研究预定的目的、要求和任务，运用各种科学的调查方法，有计划、有组织地搜集有关现象的各个单位的资料，对客观事物进行登记，取得寡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的工作过程。统计调查搜集来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对被调查单位未做任何加工整理的原始资料，又称初级资料；另一种是搜集次级资料，也称间接资料，是指已经经过某个部门或地区加工整理过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总体数量特征的统计资料，一切次级资料都是由原始资料加工整理而来。统计调查与了解、查明原因的一般性调查，既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相同之处表现为，它们都是为了认识、把握客观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进行的资料和情况的了解、搜集工作。区别表现为：①对象范围不同，统计研究运用大量观察法，需向较多的总体单位做调查，一般性调查的单位较少。②资料性质不同，统计调查以数字资料为主，一般性调查以情况资料为主。 3 统计调查方法分类 根据不同的调查目的，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和组织方式是统计调查的重要问题。统计调查方法按调查对象可分为如下几类。 3.1 普查 普查是为了了解某种现象在一定时点上的状态而专门组织的一次性的全面调查。普查适用于不必要或不可能经常调查而需要得到全面统计资料的现象。普查是一种大量的、一次性的、专门组织的调查，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由于普查涉及面广、对象多，调查的内容和项目就不能太多太复杂，所以，普查项目只能限于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的描述，主要应用于较大范围的对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调查了解。 3.2 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是按照一定的表格和要求，自上而下统一布置，自下而上提供统计资料的一科统计数据采集的方式。统计报表制度是我国管理部门搜集统计资料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统计报表，可以全面系统地搜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统计资料，是反映国情国力的主要资料来源。 3.3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非全面调查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它是按照随机原则从总体中抽取部分单位作为样本进行观察，并用观察结果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的一种调查方式，适用于不可能或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的现象。利用抽样调查资料可以检查、补充、修正全面调查的资料。抽样调查与其他非全面调查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按照随机原则抽取调查单位；②以推断总体为目的，而且能够对推断结果的可靠性做出数学上的说明。 3.4 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是专门组织的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在所要调查的总体中，只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调查。重点单位在全部单位中，虽然只占一部分，但它们在所研究的现象的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能够反映全部总体的基本情况。重点调查主要采用专门调查的组织形式，有时也可以颁发定期统计报表，由被调查的重点单位填报，定期观察这些重点单位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其变动。重点调查搜集资料的方法，主要采用以企、事业单位的原始资料为依据的报告法。 3.5 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任务，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取若干个有典型意义或具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深入调查，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与解剖认识同类事物的本质及发展变化规律，并用以指导和推动总体现象的发展。典型调查可以弥补其他调查方法的不足，为数字资料补充丰富的典型情况。典型调查的具体方法通常有直接观察法、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其中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和比较可靠的方法。这种调查是讨论式的，即由调查者召集若干了解情况的人，按预定的调查提纲，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把调查过程和研究过程结合起来，从中掌握第一手详细材料，达到预期的调查效果。 4 现代交通运输统计调查方法选择 上文介绍的各种不同的统计调查方法，各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统计对象日趋复杂，必须用多种统计调查方法，才能搜集到丰富的统计资料；而且任何一种统计调查方法都有它的优越性与局限性，有不同的实施条件，单独采用某一种方法，难以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真实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及我国统计工作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的原则，现代交通运输统计宜采用抽样调查与普查相结合的统计调查方法，并辅之以统计报表方法，来获取所需的统计资料。 4.1 普查为基础 交通行业至今还未对运输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统计调查，因此统计部门很有必要对交通行业从事运输的基本单位进行普查，以了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本发展情况，并为今后相应的统计推算工作打好基础。如对于交通行业运输基础设施、投入产出、人力资源等，就有必要进行定期普查，了解其基本的发展状况。 4.2 抽样调查为主体 运输普查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而且无法及时反映交通行业运输日新月异的变化状况，因此大量的统计信息还需要通过抽样调查，依据部分企业的资料，来推断总体的相关情况。如对现代交通运输效率及质量调查，就没有必要采用普查来反映其运行水平，可采用抽样调查方法，抽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统计、计算，从而推算交通行业运输发展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抽样调查的调查单位少，可以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去完成，同时也便于对交通行业运输经济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样既可以节省调查费用又可以满足对统计时效和统计数据质量的要求。即使在未来我国运输统计信息体系建立以后，仍然还需要采用抽样调查来弥补统计分析体系本身的结构性缺陷、细分市场的信息不足和信息时效性的滞后。 4.3 辅以统计报表制度 对于现代交通运输统计，可以适当采用统计报表制度掌握全面情况。日常报表是交通行业运输统计的主体部分，大量的运输统计数据可以从日常月报(季报、年报)中得到。目前，我国相关运输统计报表制度基础比较薄弱，尚不能由此全面获得所需数据，可在目前交通运输统计制度和运输统计制度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报表单位，再设置相关的统计报表来满足现代交通运输统计的需要。 统计调查论文: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管理 人口计生调查是指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为调查对象，通过计算机网络等科技手段的运用，来进行的定期与非定期性的社会调查。人口统计调查的结果往往通过报表的形式进行呈现。人口计生调查是人口统计部门主导进行的，有助于政府全面掌握人口状况，进而根据调查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人口工作决策。由于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的特殊意义和特殊地位，所以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进行规范管理，确保调查工作的正常规范进行。 一、制定规范的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制度 人口计生管理和调查是人口计生部门的职责，也是其权力，任何个人和其他部门都不得越权进行人口计生调查。同时，人口计生调查也不是人口计生部门想进行就进行的，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批和报备，必须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来进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计生部门不按照规定随意调查或者调查过程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制定规范的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制度来规范人口计生部门的行为，使得其人口计生调查统计的过程能够科学顺利的进行。 制定规范的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制度，首先要对人口计生统计工作的申报进行规范，做到人口计生统计前必须申报，没经过申报一定不能进行人口计生统计工作。其次，要对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中统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定，使得工作人员在统计中能够有技巧的进行询问，得到真实的统计数字。[1]再次，对统计结果的使用进行规范。人口计生统计是国家政府相关部门指导的为了了解人口情况和制定相关人口政策而进行的统计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泄露统计结果，更不得将统计结果拿来牟利。对于违反者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最后，制定相关的监督制度，对于统计中的不文明不合理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及时改正和反馈。 二、规范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组织行为 人口计生调查是由政府主导的严肃行为，在调查的实施过程中应该认真、严谨、科学进行，避免因为个人行为的失当影响统计结果，并且对国家和政府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首先，在人口计生调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人口计生统计原则。对于影响较大、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进行统计时应该事先进行充分论证，然后进行合理、详尽的规范来指导调查行为；调查应当在人口计生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不得调查与职权范围无关的或者超越调查目的的行为。其次，人口统计调查的内通过应该科学合理。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人口统计调查前，应该先明确调查的目的，然后根据调查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调查并非是内容越全越好，而应该在已收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节省人力物力。再次，统计调查方案的设计应该规范、科学。统计调查方案应该包括：（1）调查名称、调查机关、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式、调查时间、调查内容、资料上报、调查结果运用等； [2] （2）统计调查所需填报的各类报表、调查问卷和各项指标的解释、逻辑关系、计算方法及相关的技术问题；（3）统计调查需要的人员和经费预算及其来源；（4）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案等。最后，明确相关指标的意义，在调查的过程中灵活选取应用。[3]由于调查的范围较大，涉及的调查内容较多等，很多指标是为了考虑到部分地区的特殊情况而设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地区情况；还有些指标人在人口基数较大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的，对于人口少的地区意义不大，如果对这些指标进行统计非常有可能使最后的统计结果产生误差。 对于统计人员进行规范性调查的培训业也是规范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组织行为的重要内容。统计人员是人口计生统计工作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对于计生工作的认识、对于统计指标的理解、在统计过程中的各种行为等都对统计工作的科学、顺利进行，对统计工作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统计人员进行培训。[4]首先应该培训其对统计工作的认识，让统计人员充分明白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认真地对待，严格按照统计程序来进行统计。其次，对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指标的解释。让统计人员充分理解每个指标的含义，使得其统计工作能够正常顺利进行。最后，对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行为的培训，使得统计人员在统计过程中能够合理规范操作，顺利得到统计数据。统计人员在统计工作的进行中要做到严肃认真，不弄虚作假。 三、规范人口计生统计结果的应用 人口计生工作是国家相关部门主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以提高人口政策的制定效果为目的的政府行为，其调查结果当然也应该充分合理的运用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中去。首先，应该对人口计生统计结果进行建库，方便统计结果的存储、更新和调取，通过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人口计生统计结果能够更好的为政府部门运用。其次，人口调查统计是由政府主导的，应该由政府在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下使用。[5]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使用人口统计结果。对于需要运用人口计生统计结果进行科学研究等行为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手续进行审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泄露统计结果，不得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使用统计结果。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应该按照相关的政策法令予以处罚。最后，在对人口统计结果使用的过程中不得断章取义，歪曲统计结果，误导大众。 综上所述，人口计生统计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和每个公民的行为，统计结果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必须对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予以重视，通过制定规范的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制度、规范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组织行为、规范人口计生统计结果的应用等来解决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人口计生统计工作能够顺利，规范地进行；人口统计工作的结果能够充分、科学、合理地运用。 （作者单位：南宁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计调查论文:统计调查方案的设计 摘 要：统计调查方案是统计设计在调查阶段的具体化，是统计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正确制订统计调查方案，才能保证统计调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同时也是准确、及时、完整地取得调查资料的必要条件。本文就统计调查方案的设计包括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统计；调查方案；设计 统计调查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在调查工作过程中统一认识、统一内容、统一方法、统一步调、顺利完成任务，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制订一个周密的统计调查方案。统计调查方案是统计设计在调查阶段的具体化，是统计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正确制订统计调查方案，才能保证统计调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同时也是准确、及时、完整地取得调查资料的必要条件。一份完整的统计调查方案，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确定调查目的 统计调查的目的和任务，应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各级领导提出的任务要求以及实际工作的需要，结合调查对象本身的特点来确定。 二、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单位和报告单位 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是统计总体和总体单位在统计调查阶段的新称谓。调查对象是在某项调查中进行调查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确定调查对象，首先要根据调查的目的，在对现象进行认真分析、掌握其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科学地规定调查对象的含义；其次要明确规定调查对象的总体范围，划清它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界限。只有调查对象的含义确切、界限清楚，才能避免资料登记的重复或遗漏，保证统计资料的准确性。调查单位是在某项调查中要登记其具体特征的单位，即调查项目的承担者，它回答的是向谁作调查，或者说要登记的资料在谁身上。调查单位的确定决定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如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城市职工家庭收支的基本情况，那么全部城市职工家庭就是调查对象，这要明确城市职工家庭的含义，划清城市职工和非城市职工的界限。调查对象确定后，调查单位自然就明确了，即每一户城市职工家庭就是调查单位。 明确调查单位还要把它和报告单位相区别。报告单位也叫填报单位，它是负责向上填写和报告调查资料的单位。根据调查目的的不同，调查单位和报告单位在实际调查工作中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如进行工业企业设备普查时，报告单位是具体的每个工业企业，而调查单位则是各种单台设备。当进行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调查时，具体的每个工业企业既是调查单位也是报告单位。明确报告单位在于明确资料的报送责任。 三、确定调查项目，设计调查表 调查项目就是调查中所要登记的调查单位的特征，这些特征统计上又称为标志。确定调查项目解决的是向调查单位搜集什么资料。调查项目是调查方案的优秀内容。确定调查项目时要注意：首先，所确定的项目要本着需要与可能的原则，需要就是实现研究目的，可能就是能够取得确切资料的；其次，调查项目的含义要确切、明了和具体，以免产生歧义，避免由于理解不一，致使资料不准和无法汇总；再次，调查项目之间应尽可能地保持有机联系，便于核对和检查；最后，尽量保持现行调查项目与过去同类调查项目之间的可比性，以便于动态对比，分析和研究现象的发展变化趋势与规律。 调查表从内容上看一般是由表头、表体和表脚三部分组成。 1.表头。由核对项目构成。包括调查表的名称、填报单位的名称、性质、隶属关系及表号等。这类项目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项目，是我们对资料进行核实和复查需要的项目。 2.表体。由调查项目所构成，是调查表的主体。包括调查项目的名称、计量单位及其将来登记的标志表现等。 3.表脚。由调查者项目构成。包括调查、审核人员签名、填表单位等。这类项目也不是统计研究的项目，它是明确调查责任的项目。 调查表按每张（份）表上是否登记一个单位，可分为单一表和一览表两种。单一表是指每张（份）调查表上只登记一个调查单位的表式，它可以容纳较多的调查项目，内容较详细。一览表是指每张（份）调查表上登记若干个调查单位的表式，它容纳的调查项目有限，但填写集中，能节省人、财、物力和填写时间。调查表设计好之后，需要编写填表说明，其内容包括调查表中有关项目的含义、所属范围、计算方法及填表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等。填表说明要简明、清楚、易于理解。 四、确定调查时间、地点和方法 调查时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调查登记资料的所属时间和调查工作的期限。调查资料所属的时间有时期和时点两种。如果所调查的是时期现象，就要明确规定所登记资料的起止时间，例如，调查工业企业某产品产量，就要明确是月产量，还是季产量、年产量，哪个月、哪个季、哪年的产量。如果调查的是时点现象，就应明确规定统一的标准调查时点，例如，调查某商业企业的商品库存额，就要明确是月末库存，还是季末库存、年末库存，哪个月末、哪个季末、哪个年末的库存额。调查期限是整个调查工作的起止时间，包括搜集资料和报送资料的整个工作所需要的时间。统计调查工作及时性的要求就是要求遵守这种时间。为保证资料的时效性，调查期限不宜过长。 所谓调查地点是指直接登记调查内容、填写调查表的场所。调查地点和调查单位所在地经常是相同的。例如，我国执行统计报表制度的企事业单位填报统计调查资料，就是在它们的所在地进行。对于专门组织的统计调查，调查单位所在地有变化时，就要专门指出调查地点，如人口普查，对居民是按常住地点来登记的，而不是按暂住地点来统计的。显然，在调查组织安排中严格规定调查地点，是提高搜集资料准确性和完整性，避免重复和遗漏的重要保证。调查方法包括调查的组织形式和搜集资料的具体方法，它要根据调查的目的要求和调查对象的特点而定。 五、制定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计划 为了保证整个统计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调查方案中还应该有一个周密考虑的组织实施计划。其主要内容应包括调查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调查人员的组成、调查资料的报送办法、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干部及人员培训、调查文件的准备、调查经费的预算和开支办法、试点及其他工作等。客观情况是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所以，不论我们制订方案时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在其实施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编制重大的统计调查方案时，需要进行试点调查。通过试点以检验、修订统计调查方案。 作者介绍：李晓磊（1984.10-），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学本科学历，军事经济学院襄阳士官学校教员，财务管理方向。 统计调查论文:论统计调查方法的结合运用 [摘要]：统计调查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不是单一的统计调查方法能够完成的，需要各种统计方法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合理结合、充分的发挥综合和效益才可以有效地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使各级各类的企事业单位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与数据，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制定决策提供科学的、准确的依据。 [关键词]：结合运用 模式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比较复杂，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统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的统计方法最初是照搬外国统计经验开展的，而国外的统计方法是根据自己本国的需要制定的，很难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国的统计工作者在实践中根据我国经济的特点，打造出适合中国情的统计方法。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以抽样性调查为主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并且以与重点调查、统计报表等调查方法相结合的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1 统计调查方法 一、统计调查方法的主要结合模式 经济发展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经济形势对统计方法进行变革以适应各级政府以及各类企、事业单位了解收集各类信息，及时的了解新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新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是对过去单一化的统计方法的完善，也是统计方法的重大变革，根据实践经验可以将调查方法下列几种模式。 （一） 重点调查与普查相结合 这种调查方式适用于只需掌握总体数量特征不需要详细的进行了解，而且变化比较稳定的少数的重点单位。 重点调查与普查相比具有具有速度快、投入少的特点，而通过定期普查可以确定统计调查的单位名录，或者是重点单位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便于工作的开展。这种调查方式是计算重点单位的标志比重、数量比重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重点调查的作用在于不仅可以在非普查年份，对重点单位相关的调查资料获取需要的资料数据，并且利用这些数据与资料与其他的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有效地推算；还可以对非重点对象进行调查以获得需要的数据或者是资料。其结合点可以从结果、过程、时间或者是指标等方面着手。 （二）抽样调查与普查相结合的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专题性的统计调查或者是国情国力方面的调查如物价指数的统计调查、工资总额的增减调查等。 抽样调查与定期普查相结合是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内的一个最基本的框架。人们把这种结合起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名字叫做长短表结合，两者相结合的优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抽样调查需要的辅助变量资料、抽样框名录以及排队标志可以通过多标识分组的普查获得。第二，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普查进行之前需要了解的必要情况，，通过普查还可以对普查资料进行修正或者 补充，除此以外还可以为普查提供更多的翔实有用的非普查年份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为制定普查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这种结合方式由于其比较稳定、规范所以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可以根据调查的需要采取区域结合、指标结合、层次结合或者是质量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 （三）重点调查、普查、抽样调查相结合，‘” 这三种方法结合进行调查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保持调查资料的连贯性而且还可以相互验证、及时获取准确的资料，还可以不间断的观察现象总体的变化进程，以便及时准确的对现象总体进行监控，并以此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三种方式的结合可以完成多个调查目的，所以应把这种结合方式在第三产业统计以及工业统计等方面进行大力的推广，使之应用的更加广泛。 （四）统计报表与抽样调查结合 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使用于变量离散程度大、高度偏态而且具有识别标志的社会经济现象总体。 抽样调查和统计报表的结合从表面上看是两种统计调查方法的结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其实是抽样调查、统计报表、重点调查三者调查统计方法的结合，与原来采用单一的全面统计报表相比，这种结合方式使统计调查工作具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其主要表现是既可以掌握重点单位的情况，又可以掌握宏观情况，这种结合方式与单一的统计方式相比还具有投入少，产出多的优点，也就是用比较少的投资获得比过去更为准确的资料。而且还弥补了使用重点统计调查的方法的缺点，所以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可以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领域、工业以及批零贸易业等进度性统计等方面广泛推广与应用。除此以外这种结合方式还可以使用在层次结合中，即不同的层次使用不同的统计调查方法，对于规模比较小的企、事业单位可以使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统计，大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采用统计报表的方式进行调查统计。比如，对县级以上进行增加值统计的时候可以采用统计报表的方式进行调查统计，而县级以下则可使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需要的数据。 二、提高抽样调查的使用效果 在所有的统计调查方法中抽样调查是一种使用频率较高的调查方法，其在具体的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概率抽样法与非概率抽样法。这两大类下面又分为四个小类。如右图： 图2 统计抽样方法 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除了要与多种形式的统计方法互相结合以外，还可以利用自身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与估算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结合也可以有效地提高这种方法的使用效率。主抽样调查的组织形式要根据统计调查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比如把整群抽样与等距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加强群抽取的合理性；提高估计的精明度可以把整群抽样与分层技术结合起来这两种组织形式结合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除此以外还可以样本轮换、多项抽样、穿插样本等专门技术与组织形式都可以极大地提高抽样调查的使用效果。 抽样估计方法的适当运用可以有效地精简工作量，还可以提高抽样调查的精确度。主要的估算方法有回归估算法、一般估计法、比率估计法等。组织形式与估计方法的结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在进行实际的抽样操作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一种、两种甚至三种估算方法，二者的结合使抽样调查的效益达到了最大化，进而推动了抽样调查的推广运用。 三、结语 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统计调查，目前统计调查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广大的统计工作者充分发挥每种统计方法的特点，通过不同统计方法的结合使之在各个行业与各个政府部门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改进，进一步完善不足，从而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使统计工作更好的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服务。 统计调查论文:当前统计调查存在的几个问题 摘要：我国目前的统计调查信息范围非常广，其形式也非常丰富，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本文现就当前统计调查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统计调查 问题 建议 统计调查是一项以数据为主的调查活动，在其调查过程中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图表及其数据来记录调查结果，其中饼状图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图表来反映统计调查的结果，如图1所示，数据及其内容一清二楚。但是，单就我国目前的统计调查过程来看，还存在很大问题，需要我们尽快解决。 一、当前统计调查问题现状分析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决策离不开统计调查工作，其存在给这两者之间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但是，尽管统计调查的发展比较快，但是问题的存在也是一直都有的，如统计调查体制不健全、调查方法落后、决策依据较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给与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不断的改善这些问题才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创造更多更有利的价值。 （一）制度不完善，基础工作差 我国目前统计调查的管理制度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这也就是说统计的业务主要是有国家统计局来领导，而统计的机构、经费、人员则是由每个地方政府来负责。这种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统计机构之间出现了脱节，致使其权威性和独立性不强，而统计部门中的很多重要工作基本都是由相关的地方政府直接决定，很难满足公平、公正这一要求。我国现有的政绩考核体制随着级数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没用作用，很多考核体制都是越到基层所打的折扣越来越大，很大的影响了统计公正的顺利开展。 统计公正的基础工作差是很明显的问题，在政府和部门之间的分工并不明确，很多统计调查工作都出现了不必要的重复，这样既直接导致政府统计数据不够权威。这里所说的基础工作差主要有以下四点分析： （1）处罚手段不强；统计调查的开展是需要经过政府统计调查部门审批的但是很多没有经过审批就直接调查的现象多次存在，政府并没有出台相应的处罚措施，直接加重了基层单位统计调查人员的负担。 （2）统计调查标准不统一；我国很多统计调查工作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其调查的范围也非常不明确，其统计调查市场很容易出现比较混乱的状况。 （3）数据的出处较多；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要保证其数据能够统一，但是数出多门的情况直接威胁到了统计调查数据的权威性，很多统计调查的用户都难以选择真正有效的统计数据。 （4）利益矛盾；不同的统计调查部门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信息进行封锁，导致很多有用信息都不能进行交流，很多信息都需要自己部门自我查询，这样就造成很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二）思想不稳定，业务不强 我国目前统计调查工作存在的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制度、方法不够完善，导致统计调查这一系统内部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如思想不够稳定、业务能力差等等，其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中： （1）经费不匹配；目前，基层政府统计调查部门中的人。事、经费都不足，工作的压力反而很大，对其统计调查工作的要求也FIC高，致使很多统计调查工作人员很难承受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很容易产生一种厌烦和畏惧的情绪，进而不利于统计工作的开展。 （2）调查对象复杂；统计部门在调查过程中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但是调查的时间又比较紧迫，没有类似于特权部门的优势就导致其工作难度增加很多，相对而言也比较复杂。 （3）系统培训不足；统计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很多时候都需要他们埋头苦干，加班加点，这样就导致了统计调查人员之间必要的交流减少，给与他们选拔的机会也不多，直接导致了统计调查队伍中思想不稳定，队伍不团结。因为交流不多，导致其系统的培训也不够，很难保证统计调查工作完成的质量。 （三）数据处理不当，决策错误 我国之前较为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主要是全面调查，将统计调查得来的数据以报表的方式上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统计调查的方法存在问题，所调查得来的数据指标数值也不是原指标的想法；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所调查得来的数据很难满足要求，甚至会出现逻辑混乱的数据；每个不同的数据和项目之间甚至会出现矛盾，并不统一；就算是调查同一个指标，其调查的范围、口径、内容、方法、单位和价格都会不一样，直接导致数据没有可比性；再者就是因为调查单位存在的问题，导致数据不完整，资料搜集不齐全等等都是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阻碍统计调查工作开展的主要矛盾。 （四）监督难、手段和方法落后 在绝大多数统计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其监督体制很不健全，监督力量也不足。很多单位在统计工作展开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管理力度，甚至会 缺少科学的统计调查数据质量评估和监控，造成统计调查数据不同层次脱离实际的偏差， 给决策带来极大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统计手段和方法还不算很超前，即使是利用计算机处理数据也大多数都只是处理一些较为简单地数据，没有对数据做出必要的分析整理。直接导致统计调查预测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对统计调查工作的建议 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是循序渐进的，必须有一定的流程，计划生育流程调查审批图，其过程必须要一步一步，按照规章制度来。所以，统计调查工作的进行一定要有约束。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高标准的约束才能确保统计调查工作可以正常有序的开展，并且能够保证调查的质量。所以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进行综合数据库的建设，尽量将其资料进行统一的整理分析。规范且统一的管理方法可以让统计调查工作走向正常轨道，才能够保证不会因为政府综合统计调查和部门统计调查的重复统计调查而造成的数据混乱。 （二）创新队伍的培养 我国目前统计调查队伍的建设还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大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统计调查队伍，使之思想得到解放，能够冲破传统的思维，懂得借鉴其他国外的优秀方法，从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统计调查分析法。作为创新型的队伍，一定要能够吃苦耐劳，能够用于奉献自己，最好是能够深入到基层组织，了解其事态的发展动向，真正的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 （三）使用正确方法 错误的统计调查方法会严重阻碍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所以使用正确的统计调查数据处理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统计调查工作要能够以周期性的普查为主，结合经常性的抽样调查，运用重点调查、科学推算和少量的全面报表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案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能够运用比较先进的统计调查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合理设计统计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方法。 （四）加强领导力量及监督管理 所有的统计调查工作都要在合理且合法的范围内执行，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能够加大领导力量和监督管理方法，使统计调查工作能够诚实守信的开展。相对于那些口径不一致或不完整的资料， 需要进行调整、补充；对于相互比较的资料，必须要注意有无可比性；一旦发现数据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应进行核实，避免有质量问题的资料进入汇总处理阶段。 三、总结 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所牵涉的问题非常多，身为统计调查工作者一定要真正的从问题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提出高质量的解决办法，使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能够更有力度更有意义。 统计调查论文:开设工业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统计调查 【摘要】本文先介绍工业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背景，从国内外的培养教育来分析。然后基于统计数据从中国高等院校的IE部门出发，分析IE硕士在中国的教育，以及从工程硕士的统计数据出发来提出我国专业学位的一些思考建议。从不同方面来分析我国工程硕士领域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工业工程 工程硕士 教育 专业学位 一、介绍 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简称IE）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它以现代工业化生产为背景，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工业工程是对人、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等所组成的集成系统，进行设计、改善和实施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结合工程分析和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对该系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确认、预测和评价。 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两个类型，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于1991年在我国产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学术性的工程技能太差，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为此，专业学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它是我国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而诞生的。 二、IE硕士在中国的教育 虽然我国从1993年设立IE专业以来，每年的设立IE专业的数量都在增加，但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还是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对IE领域的工程硕士培养急需增加。 （一）IE硕士的主管部门 我们收集了122所拥有IE有关的工程硕士学位的大学，而这些大学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其统计数据结果如下表表1所示： 表1 IE硕士的主管部门 行政管理部门 大学数量 比例 教育部 37 0.303 省或市教育部门 74 0.607 其他机构 11 0.090 总数 122 1.000 在表1中，其他机构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央军委、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工业和信息化部（7所）共11所高校。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高校截止到2012年也只有这7所，由表中数据可知，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高校都设立了工业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硕士学位。而教育部主管的高校截止到2012年4月已经达到了73所，而在教育部主管高校中，开设了IE专业教育部所属高校比例约为0.507，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20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对IE领域的重视。 （二）工程硕士所属高校性质 我们也从高校的性质出发来分析我国开设IE领域相关的工程硕士的发展状况，从而可以看出IE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其统计数据结果如下表表2所示： 表2 工程硕士所属高校性质 高校性质 “211”工程高校 “985”工程高校 “211、985”工程高校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 省属重点高校 数量 54 25 25 11 67 在表2中，并没有统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所大学，共计121所。截止到2011年3月底我国拥有“985”工程的高校总共有39所，而拥有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的“985”高校有25所，所占比例约为0.641。“211”工程高校（总共114所）所占比例约为0.474。“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总共约为24所）所占比例约为0.48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所占比例比较大，国家对这方面的投入比较多。 （三）IE硕士的比较 截止到2005年的时候，我国高校拥有IE专业的有54所，而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的高校有66所，两者的比例约为0.429。到2009年我国高校拥有IE专业的学校有191，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的高校有81所，其比例红为0.424。从本科教育来讲，2005年到2009年来，本科IE教育的增长率约为0.240，而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教育的增长率约为0.212.两者增长率基本相同。而到2010年的时候，我国新增了大约42所与IE相关的工程硕士的高校。到2012年4月份时，我国拥有的本科院校已有841所（数据来源与教育部），开设IE专业的本科院校达到200余所。从这些数据就表明我国近年来对IE专业的发展有所进步。 三、我国专业学位的一些思考 从我国工程硕士的统计数据中来分析我国专业学位的发展现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我国专业学位的发展改革还需要力度。基于IE相关领域的工程硕士的统计数据出发，以下是对我国专业学位的一些思考建议： （1）转变思想理念，理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定位。近年来，国内专业学位的质量受到质疑。这主要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定位问题，学校的培养目标应该转变为以职业为导向，坚持以提供专业学习和科研实践为基础，坚持以市场观念、市场竞争、品牌意识为前提。社会看法也会有所改变，大家会明白专硕与学硕区别只在发展方向不同。 （2）确定培养目标，优化培养环节。学校在课程开设及教学应与传统理论教学有所区别，需根据时代信息以及专硕的培养目标设立合理的课程体系。最后要充分发挥企业、行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参与到专业学位的办学中来，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方式，强化专业学位以职业为导向。 （3）建立合理的评估体系。我国的大多高校的测评主要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行政评估网络，由政府主导，没有给社会评估留下一定的空间。纵观他国经验，由社会力量介入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进行客观的评价，是我国专业学位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政府应引导民间组织来尽快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信息。从而提升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 （4）专业学位国际化。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对交流和合作的需求，对人员流动的需求，以及信息交流的便捷，这就使得专业硕士的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应加强国内外合作，加强学科合作，以开放的姿态来办我们的专业学位教育。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认识分子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而作为IE专业硕士的蓬勃兴起，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将会有更多的高校设置有关的专业。我国教育的发展将会更上一层楼。 统计调查论文:在华巴斯坦留学生单字调的声学实验和统计调查分析 [摘 要]本文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考察学生在不同阶段对汉语拼音声调的学习情况，对在华学习汉语的8名巴基斯坦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利用声学实验和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了他们的声调特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留学生对声调的习得程度，并分析其声调偏误。实验分析得出巴基斯坦学生的上声调最标准，其次是阳平。阴平和去声偏误较大。 [关键词]声学实验 分组统计 单字调 稳态段 1.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的研究概况和研究目的 声调是汉语表达意思的主要手段之一，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但没有声调。因此，巴基斯坦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和其他大多数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对声调的学习有相当大的困难。他们在学习声调时，往往会发生偏误。随着在华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多和研究的深入。 对巴基斯坦学生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但从语音实验角度研究巴基斯坦留学生声调的相关研究还不多。声调格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声调分析，比如二字组、三字组、四字组等声调的连续变调。狭义的即只是静态的单字调格局。其中唐智芳、祁辉主要针对其汉语静态声调习得的偏误情况，探究偏误产生的原因。 2. 研究的方法及过程 2.1 抽取发音样本 本次调查是针对渤海大学在校巴基斯坦留学生声调习得情况进行分析。 为了体现历时的变化，调查对象的学习阶段分别为零基础和非零基础（学习时长达半年）。调查对象人数共8人，每4人一组（a组，b组）。其中a组为a1、a2、a3、a4 四人（零基础）；b组为b1、b2、b3、b4四人（非零基础）。每组每人录音两次。a组中每人的两次录音编号为a11、a12，a21、a22，a31、a32，a41、a42，b组中每人的两次录音编号为b11、b12，b21、b22，b31、b32，b41、b42。然后从a，b组中各抽取具有代表性（录音效果明显，语音清晰）的三位学生，其中又从每位学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录音。再从每次录音的每个声调中选取7个音，即每组一 、二、 三 、四声各计21个样本。 2.2 语料选取 每个声调选择八个汉字，四个声调共计32个汉字拼音。打乱顺序，即不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来排列。汉字、拼音和声调皆打印成文稿形式。其中，不选择多音字，声母是鼻音、边音以及零声母的字不作为选择对象。 3. 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过程 3.1 提取声学数据的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了南开大学的“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 Speech Lab）”对21*4*2=168个语音样本进行了语音实验，分别测量出每个样本的音长和频率值，以及平均音长值、频率值、T值（五度值）和标准差（Hz）。 由软件自动的计算功能，从每个声调曲线上取九点，对应的横坐标平均被分为八个段。T值个数共计168*9=1512个。我们采用石锋老师（1986）的T值计算公式，如下： T=[（lgx-lgminb）/（lgmaxa-lgminb）]x5 这样就得到了T值范围在0-5之间，可以和五度值相对应。其中，T值的0～1为五度值的1度，1～2为五度值的2度，以此类推一直到五度。在后面以将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出来。X为测量点的频率，b为调域的下限频率，a为调域的上线频率。 3.2 对声学数据的统计及语音上的分析 对声学数据的统计及语音上的分析，我们还采用统计学当中的标准差和EXCEL软件对其进行统计计算和绘图。标准差公式如下： 我们知道，标准差是反映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由此，我们也可以借助其在声调曲线上的运用。前面提到在声调曲线上取的九个点。这九个点的平均频率值、标准差（Hz）已经由“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 Speech Lab）”软件对其进行了计算并得出结果。又因为每个点的频率值和五度值也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对每个点上的频率值的标准差分别同时除以一个数，其标准差同样可以反映其离散程度。因此，由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每个声调的走势以及偏离和趋向程度，从而对其进行偏误分析。 4.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统计分析 从声学空间上讲，声调的调型曲线不是单一曲线。石锋（1991）：“声调曲线不应该只是一条线，而是带状包络的主线。”由于前面提到标准差（SD）可以反映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它是反应一组数据离散程度最常用的一种量化形式，也是表示精确度的重要指标。因此，由标准差的大小可以反映出每种声调的离散和集中程度，声调曲线的主线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加减曲线的复合图可以显著地反映其具体的变化。也就是每个测量点上，标准差较小的点数据是比较集中，分布范围是受到制约，这就是石锋（2006）在北京话声调的主体分布中提到的稳态。标准差较大的测量点数据比较离散，分布范围广泛为动态段。 5 小结 从总体上讲，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首先，从横向来讲，巴基斯坦留学生在学习声调的过程中对上声把握最为准确，掌握程度最好，其次是阳平，再次是阴平平。对去声的辨识和发音不太容易掌握，存在较大的误差。从动态上看，其声调中大多有上扬的趋势。无论是阴平还是去声都有上扬段位存在。其次，从纵向上的分布来看，学习时长为半年的B组学生较零基础学生在发音上要相对准确一些，只有个别声调的少部分不如零基础学生。例如对阴平的掌握程度。其发音的调值低且调段相对较短，较A组学生来讲，没有A组学生发得清晰明亮。总之，在教学上我们应该加强对巴基斯坦学生去声和阳平的练习。对调值频率低、音高不够高的声调发音要加强提升。 统计调查论文:统计调查在市政施工企业中的应用 【摘要】文章围绕着统计调查在市政施工企业中的应用问题，首先介绍了统计调查的概念，其次就详细分析了统计调查在市政施工企业中的应用方式、步骤以及对工程的促进作用等，希望对相关人员能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关键词】统计调查；市政施工企业；应用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竞争进一步激烈。无论是企业、行政机构还是个人都会不定期、有针对性的开展统计调查，从而调整对策和战略，进而解决现金存在的问题或增强自身的实力。 1统计调查的概念 统计调查是根据调查的目的与要求，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有计划、有组织地搜集数据信息资料的统计工作过程。统计调查不仅要有明确的调查对象，而且调查对象是由具有某一或某些共同特征的许多个体构成的总体，同时构成总体的个体数要足够地多。除此之外，还要求调查的个体单位数也要足够地多。统计调查对构成总体的许多独立个体的调查不是目的，综合与提炼许多独立个体信息资料才是统计调查的真正目的。因此，统计调查所获资料的真实、准确与否，直接取决于个体提供的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准确。而统计个体之所以有可能提供不真实、不准确的个体信息资料，是因为统计个体担心一旦提供了个体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可能会为自己、他人或相关部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统计调查的真实目的来看，统计个体的信息资料根本不是统计调查所关注的信息资料，个人信息资料只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出现，仅起到显现总体一般属性或数量特征的作用―――从对个体信息资料进行深入的加工、综合中提炼出总体的一般属性或数量特征。 2统计调查在市政施工企业中的应用 统计调查在统计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贯穿于市政施工的整个过程，本文只对施工前期的调查进行举例。 目前我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道路建设，我公司系国家一级市政公用施工企业，几十年来在道路施工方面探索了一些好的办法和措施，为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我市住建委下达任务要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组织人员运用统计调查方法，在某市政道路工程修建前期的准备工作中设计调查方案，进行细致的统计调查。从设计统计指标体系，对修建路段的周边环境进行现场勘查，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到汇总分析得出详尽正确的结论，指导我们的施工建设。此项调查的希望路跨伊河桥建设工程位于洛阳新区伊滨区，西起龙门大道，东至西环路，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Ⅰ级，道路规划红线60m，全长5211m，为贯穿伊滨区的东西向主干道，与本段希望路相交的道路主要有焦柳铁路、伊河东西大堤防汛路、二广高速。现状沿线大部分为农田，在槐树湾村、西马村有部分民房拆迁。 2.1 设立工程管理组织体系 为保证顺利完成工程任务，为工程实施做准备，我公司设立工程项目部，对工作权责进行明确划分，形成项目经理责任网络体系，在工程施工前期负责组织、协调及工程项目统计调查，在项目实施阶段负责工程施工。深入了解项目的性质、目的、具体实施要求，制定计划，实施督导和调查，负责全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控制。 2.2 设计统计调查方案 根据工程情况，在施工调查方案设计过程中，统计技术的运用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对于现场施工沿线地质、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资料进行调查。（2）对照施工图纸，了解道路地下地上各种管线情况、水电供应情况。（3）查看道路交通状况，附近居民出行及周边环境。（4）进行市场调查：查看各种材料、机械市场价格及其供应能力等。（5）针对人力供应的调查：如施工队伍、技术力量等能力的需求。（6）为工程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的情况。（7）居民拆迁工作的进展情况。施工企业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的统计资料。在宏观经济环境中，把握行业动态，围绕工程，制定调查方案，规范调查表项，安排专门调查人员，现场工作，记录调查结果。通过对以上设计方案开展调查研究，实施统计分析，合理安排任务。 2.3 统计调查实施阶段 统计调查，是通过各种调查方式，取得准确、及时、全面、系统的原始统计资料。如果在调查阶段，搜集的原始统计资料，出现较大差错或资料不全，那么，无论后期如何进行认真的整理和分析，也不能保证统计信息的质量。统计调查是整个统计认识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统计认识过程及其结果的成败，决定着施工方案的制定，决定着工程的成败、成本的大小、利润的高低。 利用全面调查方法，现场搜集勘查施工沿线的地质、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资料。对道路修建范围的军用与民用光缆、地上地下管线、水电供应情况要与相关管理部门沟通，查看有关图纸、确定平面位置与高程。使用测量仪器进行路基中线、边线放线，熟悉图纸，了解道路线形特点，布设现场水准点位置以满足施工控制需要。调查原有路面、管线接头平面坐标、高程，分析调查结果与设计是否存在出入。按施工安全要求建立防护、隔离设施。对各种原材料进行抽样调查，查询材料价格、质量、性能、规格等。调查人员采用观察法、访问法、计量法、抽样调查等多种统计方法，采集统计信息。 该路段调查概况部分数据列举如下： 该路面类型为沥青砼路面。道路横断面形式为5米人行道+6米非机动车道+6米绿化带+11.5米车行道+3米中央绿化带+11.5米车行道+6米绿化带+6米非机动车道+5米人行道=60米。道路沿线与9条灌溉渠相交，设置圆管涵2座，倒虹吸6座，道路在与焦柳铁路相交处设17.2米箱涵下穿焦柳线，在伊河两岸K1+330.872和K2+380.139处各设两孔W×H=12×5m箱涵一座。 路段水文地质情况：局部有杂填土、深度２ｍ以内，－7.0m以上为粉质轻亚粘土，施工期地下水位－４．３ｍ，施工时需人工降低地下水位。该路段内有国防光缆１道和长途通讯光缆１道与道路交叉，施工时应与保护。这条道路的拆迁工作已完成二分之一，其他正在拆迁中。 2.4 统计调查的整理及分析 调查人员把各路段原始数据、信息进行记录、汇总，将搜集的资料输入信息化网络，统一分析、规划，分步实施，将生产活动纳入统一管理平台，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工程实施提供可靠的依据。市政施工企业要精心施工，确保项目推进，使道路建成就能充分发挥效益。 该路段如果按期通车，对市民出行观念、交通组织和产业布局有着深远影响，充分发挥其缓解交通拥堵、带动城市开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该道路的建设对于完善洛阳市路网结构、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改善城市形象，展现洛阳市自己的个性，打造城市精品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2.5 运用统计调查取得的成效 该路段通过施工前运用各种统计调查方法，实施资料汇总，做出统计分析，为后期道路的顺利施工及今后保质保量按期竣工，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有着重要的作用。该路惯穿我市城市的东南部地区，于2012年5月中旬正式开工，截止2012年12月，此路段已建成大半。此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政建设企业及我市的发展都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建成通车后会让洛阳市又添城市亮点，美化洛阳的城市环境，方便居民的出行，缓解道路拥挤、堵车现象，减轻道路压力，为道路两边的商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提高我市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力改善居民日常出行的环境，为城市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3结束语 总之，建设市政道路已取得的成绩都与前期施工企业的认真调查密不可分，将统计调查数据整理及做出确切的统计分析，运用到市政施工建设中，利用详细的数据帮助城市道路建设施工，做到施工生产安全文明。质量优、成本低，是统计调查方法在市政施工企业运用的较好体现。 统计调查论文:乡镇居民文化生活的统计调查 摘要：受经济地域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与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相比，乡镇居民的文化生活仍处于落后阶段。本文在深入研究乡镇居民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对乡镇居民200人展开了问卷调查与实地访问，在分析其文化生活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具体论述如下。 关键词：乡镇居民 文化生活 存在问题 完善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乡镇文化建设已步入正轨，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文化建设是提高乡镇居民思想认识、促进乡镇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乡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乡镇文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本文结合乡镇居民文化生活的实际状况，从乡镇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完善乡镇文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城镇居民文化生活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结合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能够看出，乡镇居民文化生活贫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若从理论上讲，乡镇居民文化生活具备以下几种特点： （一）乡镇居民在文化上具备一定的封闭性 乡镇居民文化交往封闭性的形成，主要受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外在因素在于几十年的“城乡二元”机构作为一种制度结构的同时，还在长时间的演化中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多数乡镇居民在城市人面前感觉到自卑，在选择交往对象时也局限于和他们身份类似的其他乡镇居民。其次，内在因素与乡镇居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有着直接联系。在本次的调查显示中能够看出，乡镇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23.5%，初中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41.2%，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29.4%，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5.9%。由于文化水平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乡镇居民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沟通，对其进入城市工作、生活造成了影响，这也是其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圈的主要原因。 （二）乡镇居民群体消费意愿弱、期望值低 在造成乡镇居民群体消费意愿弱、期望值低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乡镇居民自身的水平不高，文化消费作为一种具备选择性的消费行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多数乡镇居民不会轻易选择，如：订报纸、补习班等。其次，繁重的体力支出与强大生存压力，客观上对农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产生了极大的抑制。 二.乡镇居民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因素 （一）基层文化生活贫乏 结合本次的问卷调查结果能够看出，乡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工作以外的活动分别是：睡觉（36%）、看电视（33.7%）和聊天（24%），此外还有15.0%的人读书看报，16.1%的人将闲暇时间花费在打牌或打麻将上，较少乡镇居民会上网（9.5%）、看电影（5.5%）、看录像（2.9%）和上歌舞厅（2.5%）。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乡镇居民在业余活动上不存在固定的组织或制度约束，在选择文化休闲活动时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即使业余生活相对缺乏，也无法掩盖乡镇居民群体对文化休闲活动的需求。在本次的调查中，按照乡镇居民群体文化休闲活动的喜爱程度，其排列顺序依次为：看电视（34%）、睡觉（18.9%）、聊天（17.4%）、读书看报（17.2%）、打牌打麻将（13.4%）和上网（12.0%）。值得注意的是，有12%的乡镇居民喜欢上网，且这一数字也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上升。 （二）乡镇文化建设中人才缺乏 在整个乡镇文化建设中，乡镇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且开展工作时经常出现专职不专用的现象，有时还需兼顾其他工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精力上都无法全身心投入，更不用说对乡镇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与协调。此外，这些乡镇干部多数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导致在文化建设中无法借鉴城市文化建设的经验，乡镇文化的发展措施也就无法有针对性的制定，这些都阻碍了乡镇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行。 （三）公共文化设施不足 调查统计显示，23.7%的农民反映所在政府或社区给他们提供了阅报栏，除此以外，政府或社区依次提供了招工就业信息（20.5%）、图书室（12.7%）和技术培训（1.61%）等文化设施或文化项目。而乡镇居民则希望政府和社区提供技术培训（40.5%）、免费或便宜的电影和文艺活动（分别占26.9%、27.5%）、图书室（30.7%）、阅报栏（25.3%）、电视录像厅（25.5%）等文化项目与文化设施。 三.完善乡镇居民文化生活的途径 （一）加大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首先应明确乡镇政府的领导，形成以村镇建设为基地、乡镇居民委对象的文化活动阵地及群体，确保乡镇文化有针对性的开展；其次，加大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建立起一定的文化活动阵地，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其添置必要的文化器材；最后，乡镇领导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职能，通过激励手段对乡镇企业进行鼓励，使其参与到乡镇文化建设中，并对多种参与资源进行整合，加快乡镇文化的建设步伐。 （二）发挥城市文化建设对周边乡镇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随着城市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文化在建设形成的过程中，对周边的乡镇有着一定程度的引导与促进。因此，在完善乡镇居民文化生活营造上，应全面利用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结合乡镇文化自身的特点，充分利用民间社团的优势，在乡镇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同时，还能改变乡镇居民对城市居民的认识与看法，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三）强化培训，提升乡镇文化建设人才的专业素质与人才数量 首先，强化乡镇文化建设事业相关人员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的应对文化建设突发事件；其次，加大专业人才的招聘力度，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化建设骨干，使其能全身心的投入到今后的乡镇文化建设中。 （四）转变乡镇文化建设的观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呈现出以乡镇为基础、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趋势，然而在长时间的积累下，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与乡镇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如何转变文化建设理念，注重乡镇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发展中急需完善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提高乡镇精神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乡镇基础领导干部能够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思想认识，将乡镇文化建设作为日常工作中的重点来对待。 总 结： 综上所述，强化乡镇居民文化生活建设，是推动乡镇地区经济发展、拉近城乡差距、维护乡镇稳定的重要措施与途径。这就要求乡镇文化建设的领导人员能够结合着自己所在乡镇的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乡镇文化发展路线，确保乡镇文化建设思想能够渗透到乡镇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出乡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为其今后的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统计调查论文:浅谈统计调查及统计调查误差的种类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计调查作为各信息的来源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更多地关注，也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统计调查活动中来。从统计调查的概念出发，通过对统计调查和其它调查的区别解释统计调查，并正确区分统计调查与非统计调查、理解统计调查的种类、统计调查误差的种类及其特征和产生的原因，这些问题是参与和搞好统计调查、提高统计调查质量的基本前提。 统计调查 误差 统计调查质量 一、统计调查的概念统计调查不仅要有明确的调查对象，而且调查对象是由具有某一或某些共同特征的许多个体构成的总体，同时构成总体的个体数要足够地多，除此之外，还要求调查的个体单位数也要足够地多。统计调查对构成总体的许多独立个体的调查不是目的，综合与提炼许多独立个体信息资料才是统计调查的真正目的。因此，统计调查所获资料的真实、准确与否，直接取决于个体提供的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准确。而统计个体之所以有可能提供不真实、不准确的个体信息资料，是因为统计个体担心一旦提供了个体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可能会为自己、他人或相关部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从统计调查的真实目的来看，统计个体的信息资料根本不是统计调查所关注的信息资料，个人信息资料只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出现，仅起到显现总体一般属性或数量特征的作用―――从对个体信息资料进行深入的加工、综合中提炼出总体的一般属性或数量特征。 二、统计调查的种类众所周知，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主体是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的获取建立在统计调查的基础之上。统计调查搜集到的个体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质量。统计调查获取个体信息资料的方式方法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种类的统计调查获取个体信息资料质量的差异。统计调查按是否对构成总体的全部个体进行调查，可以划分为全面统计调查与非全面统计调查两类。全面统计调查指的是对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进行的调查，即要搜集总体中所有个体的个体信息资料的一种调查。再按对总体中个体信息资料收集方式的不同，全面统计调查又可以划分为普查和全面统计报表两种。普查通常通过调查员借助普查表直接向个体搜集其信息资料的一种调查方式。非全面统计调查指仅从构成总体的全部个体中选取部分个体进行的调查。非全面调查又因从全部个体中所选部分个体的方式不同，分为抽样调查和非抽样调查。所谓抽样调查指从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中按照随机性原则选取部分个体的调查。同时，抽样调查又根据随机性原则在具体使用上的差异可以将抽样调查划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系统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整群随机抽样以及多阶段随机抽样等。另一方面，若从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单位中没有遵循随机性原则而选取部分个体单位进行调查，则这样的统计调查称之为非抽样调查。生活中常用的非抽样调查主要有重点调查、典型调查和滚雪球调查等。因此，无论在抽样调查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抽样调查的实际应用中，抽样调查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统计调查误差的种类及特征1、统计调查误差的概念通常人们把由统计调查获取个体信息并综合得到的总体规律性与总体实际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这种统计误差反映在统计调查指标上，就是由调查个体所得总体指标数值与总体实际指标数值之间的差别。2、登记性统计调查误差、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统计误差通常可以分为登记性统计误差和代表性误差两大类。所谓登记性误差就是指由于调查者或被调查者的主观原因而导致调查所得总体指标与总体实际指标之间的差异。登记性统计误差具有如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登记性统计误差从理论上而言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在实际统计调查中，登记性统计误差又不可避免。二是登记性统计误差一旦产生，误差的大小又不可以计量。另一方面，即使被调查的个体提供了真实、准确的个体信息资料，也可能因调查者数据记录不熟练、责任心不强造成记录错误，或者发生数据丢失以及分析、整理个体信息资料有误等，也会产生登记性统计误差。最后，不论何种原因一旦导致了登记性误差的产生，登记性统计误差的大小是无法准确计量的。这是因为被调查者提供的个体信息资料中不真实、不准确的程度有多大、调查记录中有多少差错、个体信息资料整理、分析中又有多大差错等，在实际统计调查中均是不可测度的。综上所述，由于统计调查区别于非统计调查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对构成总体的个体进行独立地调查，因此不管是全面统计调查还是非全面统计调查、不管是抽样调查还是非抽样调查都会产生登记性统计调查误差。3、代表性统计误差、特征及产生的原因所谓代表性统计误差指仅对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中部分个体进行调查，且仅仅根据这部分个体提供的信息资料综合提炼出关于这部分个体的一般数量特征（如部分个体的均值），并据此对总体实际均值做出判断所产生的一种差异。代表性统计误差可以根据它是来自抽样调查还是非抽样调查区分为抽样误差（也称随机误差）和系统性误差两类。由抽样调查所产生的代表性误差称之为抽样误差，由非抽样调查所产生的代表性误差称为系统性统计误差。因此，人们在实际统计调查中，如果能有意识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自觉地遵循随机性原则抽选部分个体，就可以避免系统性误差的产生。 四、结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各个阶层及个人对信息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统计调查作为各种信息的根本来源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更多地关注，也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统计调查活动中来。通过分析不同调查现象总体的具体特征，根据统计调查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调查方式方法，分析各种统计调查误差产生的可能原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手段防范某些统计调查误差的产生，从而实现在调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地提高统计调查的数据质量。 统计调查论文:城乡住户一体化统计调查改革之我见 摘 要 城乡住户一体化统计调查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一项统计调查方法改革，新的调查体系和方法的设置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现有城乡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本文就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改革作一些简单的思考。 关键词 城乡 住户一体化 统计调查改革 民生问题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数据，是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也是测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数、核算地区GDP、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制定调整惠民政策的重要基础资料，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城乡住户调查是分开进行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指标、口径、范围、标准、方法都不尽相同，这种调查体系造成城乡住户收支水平等调查数据不完全可比，难以精确测算全体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2012年，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实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通过调查制度和方法的改革，可以更加科学、完整地反映全体居民的收入、支出情况，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依据。 一、进行城乡住户一体化统计调查改革的必要性 一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长不仅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水平、结构以及增长情况。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调查的指标、口径、范围、标准、方法都不尽相同，难以精确测算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因此统计部门要提供按照一致的标准、口径、范围、指标、方法调查取得的城乡居民收支数据。 二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客观需要。只有加快建设收入信息监测系统，改进收入统计方法，提供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一标准的收入数据，及时反映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变化情况，才能为国家扭转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各项决策提供扎实依据，才能有效满足国家制定关于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对统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提高住户调查数据质量的必要途径。目前住户调查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急剧增加，农民工的调查方法和收入归属问题已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统计的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城镇自有住房户比重明显提高，需要改进对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统计方法；社会公众的隐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这要求调查者更加关注住户的配合程度，同时住户调查样本中高收入户的比重不足，需要改进调查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人口大规模流动，需要相应扩大样本规模、调整样本分布，提高对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代表性。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就是要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努力提高住户调查数据质量。 四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要求。从我国社会发展情况看，城乡统筹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地区取消了城乡户籍分类以及户籍对教育、就业、社保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地区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社会保障政策的覆盖范围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要求将其按城市人在常住城市中进行统计。唯有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因此我们要进行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为制定城乡统筹发展政策和民生改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二、城乡住户一体化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的具体做法 一是统一调查指标，完善调查内容。将统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为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设置农村、城镇和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建立城乡可比的、以可支配收入指标为优秀的居民收支指标体系。规范居民收支指标口径，增加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指标和调查内容，细化政策性转移收支指标的分类，健全社会保障参与和受益情况、就业状况、社区环境以及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等内容。 二是统一抽样方法，提高样本代表性。依据全国统一的住户抽样框，按照统一的方法，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选取调查户，实现所有地域和人群不交叉、全覆盖。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较大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依据抽样理论测算，适当增加样本数量，调整样本地区分布，科学抽取样本，提高对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代表性。 三是统一调查过程，规范调查行为。通过全国统一的调查网络，采用统一问卷和记账格式，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实施常住地调查，直接采集原始数据。健全住户调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定期开展对住户调查数据质量的电话抽查、实地回访等。进一步加大对分市县住户调查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 四是改革农民工收支调查方法。提高居民收支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政策适用性。一是改革抽样和数据采集办法。传统住户调查以住户为抽样对象，抽中住户如果离开抽中调查社区，就很难参加调查。一体化改革后，住户调查改用“盯宅不盯户”的办法，对传统住宅以及宿舍、工棚、工作地等非传统住宅进行抽样，对抽中住宅中的住户进行调查，提高农民工收支数据的准确性。二是增加被调查农民工的特征指标，对农民工实行“统一调查、分类汇总”。因此，一体化住户调查中，可单独对农民工进行分组汇总，从而与相关政策的实施范围和人口口径保持一致，提高农民工收支数据的政策适用性。 通过以上统计调查方法的改革，可以很大程度上实现客观、准确反映城乡居民收支的真实情况，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统计调查论文:浅谈广告认知检测的统计调查方法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广告作为一种广为认同的营销宣传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广告的效果和广告的投入是否成正比、投资回报率具体有多少，确定广告营销方案的时候该制定多少的广告预算以及是否应该追加预算等都是广告主难以明确的问题。本文从我国广告应用的现状入手，介绍了广告认知检查的统计调查方法，希望可以对广告主有所启发和帮助。 关键词：广告；认知检测；统计调查方法 一、广告认知过度简析 所谓广告的认知度，同品牌认知度反映了消费者对品牌的回想类似，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广告的回想人数比率。 而能够影响广告认知度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创意。不夸张的说，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创意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消费者对广告的回想率。广告的创意是一种艺术，但是影响广告认知度的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干扰。在当今社会，人们每天的信息量是十分巨大的，人们能够储存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在广告信息的传输过程中，出现了干扰，就会降低广告信息的接收和吸纳，也就很难激起回想。 二、我国广告认知检测应用现状 我国的广告也起步比较晚，因此，发展到现阶段，广告的认知检测还不是特别完善，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广告认知检测是十分有益于广告主对于广告投入产出比了解掌握的方式方法。广告认知检测的结果，也有助于改善广告认知度的提高，帮助广告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广告认知检测的统计调查方法，按照广告的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针对广告的传播媒介是以视、听为主的广告，采取收视率调查和收听率调查，并加以分析。第二类是针对广告的传播媒介是以报纸、杂志为主的阅读率调查。这两种统计调查的方法过于简单，因而也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调查结果不全面 对这两种方式的调查结果收集过程中，都难免会遭遇调查对象拒绝接受调查的情况，而且并不在少数。若是调查对象不配合调查，那么调查就无从进行下去，因而被中断。面对实际广告认知检测的调查中，调查对象不配合和直接拒绝的情况，上面两种调查方式并没有给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难免造成调查结果的局限性。 2.调查对象态度不明确 在实际的调查结果采集的过程中，即使是遇到可以配合的被调查者，也多少是带有情绪的进行配合调查，这样难免会对调查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左右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广告公司会采取有奖调查的形式，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诸如调查巡防员私扣奖品等情况。并不能从根源上治理调查结果局限性的问题。 三、广告认知检测的统计调查方法 当下新兴的广告认知检查统计调查方法称为信号检测法。其原理是根据经验分析决策理论框架中的两个统计指标测定调查对象实际认知的一致性和可靠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若是针对报纸进行调查，那么首先应该从市面上相同类型的报纸为切入点，把需要检测的广告上去，同时在连载中的版面加入另外一组作为对照广告，并注意增加娱乐性内容以达到增强其娱乐性的目的。我们暂且可以将这个需要检测的广告简称为目标广告，将起对照作用的广告成为对照广告。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我们可以计算出目标广告的概率，可以简称为命中率。而计算出的对照广告的概率，我们简称其为虚假警报率。计算公式如下： 我们从检测中得到的命中率和虚假警报率就是信号检测方法的基本构成元素。信号检测就是基于这两种数据来对调查对象进行实际认知的估计。其中，我们认为，命中率是调查对象的认知阶段的认知参数。 当然，即使应用了信号检测方法，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消除调查对象的应答偏倚。那么这个认真性的差异，我们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 为了等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信号检测方法对数据的修正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计算公式： 在信号探测理论中，对调查项目即广告受众有较大的实验数要求，用以削减误差和保持稳定。但是，面对调查对象拒绝调查导致的调查受众数量较少的情况，辛苦探测理论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将各个调查项目的数据加以联立，综合分析。 当综合撞击率+综合虚假警报率≤1时： 当综合撞击率+综合虚假警报率 1时 在信号探测理论的实际应用过的过程中，针对单项的广告认知度检测，通常考察的是撞击率。而面对联合广告的检测，通常是对英大便宜综合探测率进行考察。 事实上，广告认知检测的统计调查方法多种多样，信号探测理论也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有待开发。广告的认知检测调查是一门学问，也是与消费者之间的重要交流手段，是消费者反馈的重要途径。不断寻求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广告检测理论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朱云英（1972-），女，汉族，浙江诸暨人。 统计调查论文:浅议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管理问题 【摘 要】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是人口计生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全面掌握人口计生情况、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决策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要注意规范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管理工作，严格审批管理、组织实施和调查结果应用各个环节的管理运行，提高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人口计生统计调查 管理工作 科学规范 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是指为收集人口计生工作情况及其事业发展情况制发的各类定期、不定期报表和组织的各种专门调查，包括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开展的调查。开展人口统计调查是人口计生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全面掌握人口计生情况、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决策，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政策性、业务性比较强，必须加强管理和监督，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必须科学设计调查方案，确保实现统计调查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1.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审批管理 人口计生部门是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实施主体和管理主体。并不是任何单位都可以开展人口计生统计调查，人口计生部门开展人口计生调查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必须按照规定的设计原则和标准。责任单位报请统计调查时，应当就统计调查的目的、内容、方案等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说明。相关人口计生部门应当对统计调查方案进行认真审核，对符合规定的统计调查项目批准实施，对不符合规定的统计调查暂缓批准或不予批准，需要责任单位修订完善的提出修订完善意见。关于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审批管理，国家计生部门和地方计生部门都有具体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应当严格遵循。需要注意的是，当今经济社会，受各种利益驱动，个别地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借助人口计生部门的资源，组织开展所谓的有关统计调查，极易带来不良社会影响，必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如果责任单位制定的统计调查方案不合理，按照该方案调查可能出现错误或失实的结果，也将不能科学指导工作开展，可能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此外，我国人口计生工作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关工作搞不准、搞不好，极易引发国际有关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对人口计生统计管理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审批、监督和管理。 2.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组织实施 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项目得到审批后，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一是严格统计调查的原则要求。要对统计调查工作进行可行性分析，涉及重大问题的统计调查，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统计调查的内容和范围不能超出组织统计调查的部门的职能；拟调查资料能从已批准实施的或其他部门已进行的各类统计调查中收集到的，不进行重复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或抽样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进行全面调查；一次性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搞定期调查；新制定的统计调查不能与已制发的统计调复、交叉、矛盾。二是科学设计统计调查方案。统计调查方案包括内容：（1）调查名称、调查机关、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式、调查时间、调查内容、资料上报、调查结果运用等；（2）统计调查所需填报的各类报表、调查问卷和各项指标的解释、逻辑关系、计算方法及相关的技术问题；（3）统计调查需要的人员和经费预算及其来源；（4）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案等。特别需要注意，各类报表、调查问卷指标的计量单位和编码，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确定，没有颁布标准的，由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的单位自行制定，但不得与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的原则相矛盾；涉及国家秘密事项的报表、调查问卷，在标题之前标明相应的密级；报表、调查问卷的名称与主要内容要一致，各项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当明确，各项指标要有相应的计量单位。三是注意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指标意义。在统计调查过程中，需要用到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指标，而有些指标只在特定环境或一定人口规模才有实际意义，需要科学把握和应用。例如性别比指标问题，只有在较大人口基数范围内计算才有意义，有些地方对乡镇计算这一指标是不够科学的；再如人口自增率指标问题，是从宏观上分析人口变动的重要指标，这一项指标也要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才具有现实意义，规模小了不能反映一个地区较长时间的人口变动规律。像这样的具体问题，责任单位要进行具体认真研讨论证。四是认真组织实施人口统计调查工作。实施调查是关键环节，是统计调查项目能否实现目标的保障。责任单位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层面等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予以保障，并对调查进行全过程监管，及时纠正偏差，确保调查科学到位，达到预期目的。要加强调查人员队伍培训，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作风扎实、工作负责的高素质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队伍。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 3.严格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结果应用 人口计生部门应建立“统计调查项目库”，对有关重要人口计生统计调查项目调查结果纳入项目库。责任单位根据调查目的对调查结果进行应用，不得随意扩大和应用范围。对涉密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要严格管理，防止发生泄密问题。擅自公布统计报表数据或专项统计调查结果，造成不良后果的；为国外的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统计调查结果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的执法监督检查，对违反有关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统计调查行为予以纠正或处理。社会机构或有关部门使用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数据，应当向人口计生部门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和用途；人口计生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申请方使用数据目的，提供有关人口计生统计数据，并在规定范围内使用。要加强对人口计生统计数据的科学化分析，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和人口计生统计指标，对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找出规律和特点，提出工作意见建议，指导推动人口计生工作的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资料和结论，可向上级人口计生部门进行报告。 总之，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是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人口计生部门要注意加强管理和指导，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积极研究分析形势需要，确保人口计生统计调查不断科学规范，促进人口计生工作持续健康开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计生服务站；山东 日照 276800） 统计调查论文:完善当前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几点措施 摘 要 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作为林业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具有准确性、实效性以及科学性的特点，这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较为严格，在具备良好工作能力的同事，必须要根据统计调查体系以及统计调查结果及时的发现统计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并积极的进行完善和优化，才能够真正的确保统计调查工作实际质量。本文就如何完善当前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展开分析和研究，希望对于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林业部门 林业统计调查 林业管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方面对于林业发展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林业产业发展环境得到了良好改善，据林业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林业产业总产值不断攀升，2011年我国林业产值达到了3.06万亿，中国林业产业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作为林业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加强对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优化和创新，对于提升林业部门工作质量，落实林业部门工作指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当前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来说，在统计调查体系和调查方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严重影响到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最终结果。 一、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主要问题 （一）调查手段单一，调查准确度不高 调查手段的单一，是当前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主要是以专业统计为主，由于对林业统计调查作用认识的不足，使得林业统计调查手段较为局限，林业统计调查整体缺乏合理的规范，最终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准确度。同时，就林业统计调查工作来说，统计范围较广，统计内容较多，工作量相对较大，这就使得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加，多数林业企业和部分林业统计调查往往无法准确的反映地区林业发展情况，也无法有效的反映出相关问题和不足。林业统计调查是林业部门的重要工作，部分林业部门领导将林业统计调查结果同个人政绩相挂钩，导致林业统计结果同林业现状存在很大差距，虚报、瞒报以及伪造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地区林业发展起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二）信息化程度较低，统计技术落后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实现了信息的高效交流和传输，信息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然而，就目前我国大多数林业企业和林业部门来说，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许多部门硬件设计以及统计软件非常欠缺，系统的集成化程度也非常差，从而导致部门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难以实现，并且严重影响到统计调查工作的实际质量和效果。 （三）统计调查工作重视程度不足，人员素质低下 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对于地区林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林业统计调查结果能够有效的反映出地区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然而，就当前林业统计调查工作来说，普遍存在重视程度不足的现象，部门领导和员工认为林业统计结果只是基本工作，仅仅反映出经营规模，缺乏对林业统计结果的有效认识，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较为不足，最终使得统计工作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此外，就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人员来说，由于企业内部对于林业统计调查工作重视度的不足，林业统计调查人员也素质也较为低下，在部分林业企业当中统计人员甚至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学习。 二、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优化措施 （一）创新统计调查手段，提升统计调查质量 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内容较多，工作量较大，传统林业统计调查手段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林业发展需求，为此必须要创新统计调查手段，最大化的提升统计调查质量。首先，必须要结合工作现状，结合多种统计调查手段和方法，构建全面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同时，对林业统计调查报表制度进行改进和优化，对统计区域以及统计内容进行合理的划分，改变当前统计混乱的局面，借助科学的统计分类，不断提升林业统计调查的准确度。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林业统计调查结果，提升调查效率来说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林业企业工作要求也不断提升，林业部门要积极进行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引进，加强对硬件设备的采购，并保证软件的统一和配套，以保证功信息的共享和沟通。林业统计调查结果应该及时的录入信息化资料数据库，对历年统计结果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估，及时的寻求调查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的进行改善和纠正。 （三）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人才引入 林业统计调查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调查工作，林业统计调查结果对于林业产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林业企业必须要提高对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林业统计调查工作作为企业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企业必须要重视对人才的引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拓展企业的人才引入渠道，使更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的人员进入到林业统计工作当中，促进林业统计质量的显著提升。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普及，对林业统计调查人员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林业企业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之掌握先进的统计手段和方法，对于相关工作的开展也是极为必要的。 总结：目前我国林业统计调查工作存在较多问题和不足，林业统计调查结果准确度不高，对于企业的发展以及地区林业产业发展都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为此，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关注，提高对林业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进行专业人才的引入，不断提升林业统计调查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统计调查论文: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策略 摘 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致力于研究经济未来发展走向，以此来达到抢占经济市场，把握经济命脉，谋取高额利润的目的，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高瞻远瞩的。那么他们高瞻远瞩，分析当前经济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各地区，各个国家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调查分析报告。根据报告上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进而了解接下来的经济走向，为接下来的投资等经济活动指导方向，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文章将对经济统计调查报告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的最佳策略 关键词：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 1 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的意义 从现在来看，对经济的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认清现状，及时改正，通过对过去的数据的统计调查和分析可以发现已经存在的问题，并可以就其中的联系进一步剖析和研究，发现问题真正的原因，对于没有收益或者收益日渐下滑的项目应该马上停止，把不适合企业发展的部分剔除掉，保证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二是抓住机会，创造利润，大多数我们得到的都是数量上的，表面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分析，将数量转化为质量。我们要通过对当前经济的分析来找到在当今社会大多数行业市场饱和的情况的商机，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创造更大的利润。 2 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策略现存的问题 2.1 经济调查中存在的困难 在调查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地区，所有企业的经济都进行一遍盘查，那样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会使得到的调查数据太过冗杂，不便于分析，那么如何正确的进行抽样调查，保证选择的样本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大多数的经济状况，而不具有特殊性就成为了经济调查的难点。而且调查得到的数据繁多，如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到有用的数据，成为了重点和难点，由于统计调查人员的个人素质和统计数据的繁多，给统计调查工作带去了很大难度，在数据的统计调查上，如何保证调查得到的数据的正确性也是一个难点，经济的统计调查是一切数据分析的开始，如果统计调查得到的数据出现错误，将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2.2 经济统计分析中存在的困难 如果说统计是基础，那么对经济的分析就是得出我们需要的结果唯一手段，经济分析、就是运用当前所有的数据，把数量上的东西，把一些数字化的东西变成结论，变成指导下一步运作和计划的准则。如何根据现有的大量的数据，得出正确的，对企业，国家经济发展有力的分析结果，就要看分析人员的素质了，分析人员要有超前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才会真正地得出有用的结论。 2.3 经济统计报告中存在的困难 经济的变化是十分迅速的，上一秒还在盈利，也许下一秒就已经亏损，在得出经济分析的结论之后，有效，快速，及时的送达分析报告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怠慢等原因很有可能耽误信息的送达，导致不能对当前经济已经发生的错误做出及时的改正，造成亏损。 3 经济统计调查分析报告策略 3.1 经济统计调查策略 在经济统计调查中，要建立统一的机制，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各个部门及时沟通在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根据国家的统计报表制度，建立自己的半年或季度统计报表制度。从制度建设入手，健全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培训制度，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调查工作更好更快地开展。还可以建立考核制度，对调查人员的工作进行及时考核，以监督和激励调查人员的工作。 3.2 经济统计分析策略 对于经济统计的分析的重要性已经不用再强调了，那么如何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呢？首先要使用正确的分析方法，由于统计分析的复杂性，所以在分析中要用到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现有的统计分析方法有静态经济分析，动态经济分析等多种方法，采用正确的，适合的分析方法是得出分析结果的首要保证。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分析体制，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按照不同的分析体制进行分析，力求更快，更好的对数据进行分析。再次，要提高分析人员的素质，正因为分析工作的复杂和困难，对分析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分析人员要了解当前局势，要了解各个学科方面的内容，要能够正确运用分析方法，能够变量分析，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很好的运用到一起去，才能统揽全局，得出最正确，最客观的分析结果。 3.3 经济统计报告策略 经济统计报告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最好解决的，但是我们也要引起重视，在得出了分析结果之后，要把它体现在报告书上。首先要规范报告内容，要严格按照报告书的格式，根据分析结果填写，要保证报告书将分析结果清晰明了的呈现出来，做到全面不丢失分析结果信息。其次，要提高报告人员的意识，要让他们做到及时的将报告送达到上一级领导手中，保证分析结果的不延误，以免影响下一步的进行。 4 结束语 金融危机正在缓解，全球经济再一次全面复苏，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掌握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对其进行正确，有效，客观的分析，无疑是把握经济前沿的一种手段，只有正确的了解已经发生的经济上的相关情况，才能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调整经济发展策略，来适应国际形势下的经济大繁荣。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