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专业论文:非会计专业教学会计学论文 1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会计教学目标不明确 目前,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设置《会计学》课程教学目标时,基本是依据会计专业要求制定的,主要强调会计实务的核算和财务报表的编制,没有体现作为非会计专业会计教育培养的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目标,更没有细化不同专业具体的会计教学目标,直接将会计专业的教学目标作为非会计专业的教学目标,使得非会计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会计课程时,感到负担大,目的性不强,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2会计教学内容不合理 目前,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使用的会计教材偏重于会计核算,按照培养会计人员的方法和顺序进行讲解且以核算为目的,使得《会计学》的基础理论对于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晦涩难懂。由于《会计学》是会计专业的第一门专业优秀教材,其基础理论一般从会计的产生、发展过程开始,其余还主要包括会计要素理论、会计账户理论、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确认、计量和会计报告,以及若干个账务处理程序等。这样的教学内容对于会计专业而言,无疑是必要且合理的。但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来说,则显得会计的基础理论偏深、偏多,尤其对其中的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和账务处理程序等,就显得更加深奥难懂了。 1.3会计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的会计教学主要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虽然课堂讲授有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控制教学进度,及时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指导,但对于综合性、系统性较强的《会计学》课程,单一的讲授会使课堂教学内容枯燥无味,无法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导致学生的学习过程机械、被动,逐渐让学生失去对该课程的兴趣。 1.4学生的学习态度存在问题 很多非会计专业的学生对待《会计学》这门非专业课程,一般主观上不够重视,缺乏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他们认为整天与课本上的数字、账户、账簿和报表打交道,将来就业也不大可能从事会计专业相关的工作,会计知识基本不会用到,对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因此只有少数学生仅仅按部就班地为考试而学习,按照老师的要求参与课堂和完成作业。 2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建议 2.1明确会计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改善教学效果的根源,只有准确定位教学目标,才能引导教师教学的方向和学生学习的目的。在制定非会计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对会计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并且体现以下思想:第一,教学目标建议定位于使学生具有会计性思维和运用会计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结合财务会计信息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来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基础会计知识的目的;第二,促进学生运用和把握会计信息,熟练掌握会计报表的阅读分析方法,并灵活运用会计信息为生产和管理服务。 2.2合理确定会计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要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的需要,因此在确定非会计专业会计课程教学内容时,应针对不同专业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应注意内容适中,重点突出。考虑到教学学时有限,我们的教学内容应有针对性,在理解会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对会计信息分析的能力。具体建议:对于会计学原理,简单介绍会计的概念、复试记账等基本理论;对于财务会计,着重以会计等式为出发点,利用会计要素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资金运动的内在联系展开讲解,让学生了解会计信息在企业筹资、储备、生产、销售等不同环节间的流转,最终为学生了解财务报表的内容、结构及意义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其阅读和分析财务报表的能力。 2.3灵活运用科学有效且多样化的会计教学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受教学学时限制,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定学时的实训课,也可以成立兴趣小组,课后参观企业会计工作等。案例教学法。例如在给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介绍财务报表时,可以以某上市公司为例让学生结合本专业知识,分析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通过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思考讨论,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多媒体。《会计学》课程知识容量宏大,教学内容庞杂,我们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争取更多的教学时间;同时,会计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对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难免对课程内容感到晦涩难懂以及枯燥乏味,对会计中涉及到的账表和凭证缺乏感性认识,我们在教学当中可以通过视频或实物等演示方法,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首先,教师在课程讲授前,应让学生充分了解《会计学》课程的重要性,学习其的目的,作用及意义,让他们认识到会计学知识对自己将来工作和生活的作用;然后,在授课过程中,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随时提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解答,一方面督促学生注意听讲,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适当安排小组讨论与辅导,增加对学生思考的训练。最后,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捕捉到学生的兴趣点,充分展示《会计学》课程的实用性。 作者:徐蓉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论文 一、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会计学的教学方法一般都采用“课堂讲授+模拟实训+教学实习”的模式。对于会计类专业学生来讲,通过这三个过程的学习和锻炼,基本能够系统掌握会计基础理论、方法和技能,初步具备从事会计工作的基本业务素质。但是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来讲,由于受到教学学时的限制,在教学方法上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结果就是教师很难了解学生到底听懂与否,掌握了多少知识,教学效果如何。这种教学模式侧重于传授会计基础知识,但它忽略了教学中学生的地位和作用。教师在完成课堂讲授任务之后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开展教学模拟、小组讨论及社会调查等教学活动,而像模拟实训、教学实习等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手段也只能根据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有选择性的进行。 2.教材选择困难。目前,高校会计学教材一般选择《基础会计》或《会计学原理》或《初级会计学》的比较多,也有的高校直接选择《会计学》作为非会计学专业的教材。这类教材在市场上种类繁多,看起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是如果拿来比较的话教材内容大同小异,编写结构大多遵循“会计基本原理+会计核算方法+财务分析”的模式,将理论置于教材的前面对于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基本技能、帮助会计专业人才的掌握会计基本知识,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初学者和非会计专业学生来说,相当于把对会计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强加于非会计专业学生头上,这样势必会影响非会计专业学生对会计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是与非会计专业的会计教学目标不相符的。 3.教学评价体系善待完善。合理的教学评价系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应该集中在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评价两方面。目前,大多数高校对非会计专业会计课程主要采用传统的评价方法:根据平时的表现、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进行加权求和。例如我校会计学考试课程成绩计算公式为:学生的总评成绩=20%平时成绩+80%期末考试成绩。一方面平时成绩占比太少,另外一方面期末考试基本上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缺少具有灵活性的考核方式,不能体现创新能力,也不能检验实践能力。而对教师的评价基本以学生评教为主,不能全面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付出。 二、非会计专业会计教学改革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建设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明确教学目标的标杆地位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会计的基本会计处理模式,明确最后的会计信息是怎样产生的,而不是熟练掌握这些信息的具体生产过程及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因此,在非会计专业会计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始终秉承这一会计教学目标,即注重培养学生的会计观念,力争成为合格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让学生掌握基础会计学的认识原则和方法,了解会计信息是如何产生的,阅读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并利用会计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 (二)结合专业特点,合理确定教学内容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该依据“因地制宜”的基本教学原则确定教学内容。针对不同的专业背景应调整教学内容的重点,以满足不同行业的不同需求。将专业知识融入会计教学内容中,着眼于非会计专业的“个案研究”,以提高学生分析会计信息的能力,而不是会计信息的简单生成。例如,对于保险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讲,除了掌握基本的会计概念,还应结合金融企业的运作特点,了解金融企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在业务处理上的差异。 (三)教学方法多样化,培养学生的会计思维1.采用情境教学法,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境教学法是一种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可以既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很多高校为了配合会计学教学工作的开展,建立了会计模拟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通过模拟企业财务部门的工作场景,运用大量的案例,让学生熟练掌握从企业建账到各种会计档案归档的一系列会计基本工作的处理,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并找出理论的不足,反过来又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生,实现实践和理论教学相长。2.引入口诀教学法,将教学内容化繁为简。会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并且会计学的理论相对其他经管类学科的理论更加枯燥,导致很多学生记不住,也理解不了。为此,笔者从网络上搜集了部分会计口诀,如“记账规则之歌”、“会计核算方法”等,另外结合课本的知识自己编了一些。例如,在会计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记忆这些知识,笔者对这部分知识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会计理论并不多,12345678要牢记。其中1指会计的概念,2指会计的2个基本职能,3指3个会计等式,4是指4个会计基本假设,5是指5个会计计量属性,6是指6个会计要素,7是指7种会计核算方法,8是指8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同时,笔者将8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归纳为:“三可一相关,及实谨慎重要先”。这8点基本包括了会计学的必须掌握的知识点。有了这些口诀的帮助,能够帮助学生记忆,做到事半功倍。 (四)提高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材的适用性目前,非会计专业会计教材具备较大的通用性,但是能够结合不同专业特点编制的会计学专业教材较少,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对于会计学教材的编写,特别是非会计专业会计教材,应适当增加体现不同专业特点且实践性较强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既可以充分利用会计知识分析和处理企业通用业务,又可以熟悉一些具有专业性的业务的处理,使通用性和专业性有效结合。 (五)改革评价方法,创新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对于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会计这门课程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开阔视野,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所以在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时,不能简单地以期末卷面分数判断学生学习质量的优劣,而应由期末分数论改为以学习过程考核为主的综合评价。例如,通常的课堂教学可以用提问、分组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及论文写作等形式,加强平时学习过程的课程考核,建立了广泛的绩效评价指标。在不弱化理论学习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理论服务实践的能力,真正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初步掌握会计信息的处理能力,为实现学校和工作岗位的无缝连接打下基础。 三、结束语 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教学目标的制订、教学内容的选择、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等内容。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参考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但是不能搞“拿来主义”,直接照搬。要正确处理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和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差异,体现出非会计专业的专业特点和未来的职业需求特点。 作者:周顺奎单位:唐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 会计学专业论文:非财会专业会计学论文 一、非财会专业会计学教学目标与特点 普通高等教育进入新世纪以后,已从上个世纪的精英教育转变为普及教育,自然地其培养目标也需要重新定位。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由过去的高级设计型和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转向普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普通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在必须具有应用现代技术能力的前提下,让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认识问题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要求经济管理者必须懂财务。适应现实的要求,缩小国内与国外经济管理者的差距,自然地,“会计学”这门课程成为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优秀课程。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就组织编写了《全国高等学校管理类优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全国高等学校经济类优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对经济类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非财会专业学习会计学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规定,其目标不在于使学生成为优秀的会计人员,而在于使学生了解如何运用会计信息进行科学决策,以提高学生参与经济活动的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要求重点放在会计信息的分析和借助会计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方法的学习。在会计学教学内容的编排上采取了尽可能照顾广度而在深度方面则“浅尝辄止”的原则,其特点体现在本课程涵盖了财会专业的“会计基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三门课程的内容,建议课时共计144课时。高等教育司的要求实际上为高等院校非财会专业的会计学教学提出了极高要求,一门课程涵盖了三门课程的内容,同时又要求教学目标和重点并不能是三门课程的简单汇总,这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把握重点教学内容的重点讲解,又要让学生明白会计信息生成的来龙去脉,相关会计工作内容不可遗漏,在会计知识系统构建的基础上重在提高学生运用会计信息分析问题和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的培养。 二、非财会专业会计学教学的现实状况 1.课程设置方面。 虽然在高教司编著的《优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规定高校非财会专业的会计学教学目标不在于使学生成为优秀的会计人员,而在于使学生了解如何运用会计信息进行科学决策,并明确规定了教学内容涵盖“会计基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三门课程的内容,但现实中,由于大多数高校非财会专业教学计划的设计人员非财会专业毕业或者干脆不重视会计学的教学,根本未能按照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的基本要求,在进行专业课程的设计时会计学教学时数根本不能保证设置144个学时。以笔者从事本课程的教学为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于2002年开始招收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时,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教委的要求将本课程设置了144个课时,分两个学期进行。但这样的安排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一门课程两个学期分别登录两次成绩,这给教学人员和教务管理人员似乎带来了不便,于是我们又将本课程分解为事实上的两门课程,取名为“会计学(上)”和“会计学(下)”。但随着学校压缩教学时数、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的教学改革的推进,我们又不得不压缩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以现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管理学各专业为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的专业会计学课程设置了72课时,有的仅为54课时甚至36课时,涵盖“会计基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三门课程内容的会计学名不符实地简单化为“会计基础”加“财务会计”或只是“会计基础”,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和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2.师资建设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高校在财会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好的现实情况下,纷纷争相设立财会专业和各类经济管理类专业,而不论是否具备条件,导致各院校财会教师的紧缺。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样的从原师范类院校转向综合型院校的高校里,财会教师更是十分缺乏,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会计学的教学任务。而且,我国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一大缺陷是脱离实际,高校财会教师大多没有实际会计、审计工作经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操作技能,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在高校财会师资队伍中,既掌握学科前沿又精通公司和企业实际工作的教师严重不足,大多教师从本科读到硕士又到博士,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社会实践。在一些高校,一些有能力的会计教师到企业或事务所做兼职,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各个学校都没有明确的鼓励政策和措施;相反一些学校不但不支持、不鼓励,还认为这样的老师是“不安分”、在“干私活”,想方设法进行管、限、卡。其实财会教师从事本专业的社会兼职工作正是他获取会计实际工作经验和充实教学水平、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最佳途径,其学习效果是派送教师到企业进行一般的参观和实习所无法达到的。 3.教学方法方面。 教学,是教与学的结合,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动。教学中,不仅要求教师做到知识广博、教学有方,而且要求学生主动出击探求知识的奥秘。现实中,随着高等教育的由精英教育转向普及教育,普通高校学生的素质可以说是直线下滑,这一点在各地非重点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扩招后的学生缺乏求知欲,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只求能拿到毕业证即可。前面提及的我校压缩教学时数、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的教学改革事实上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无所事事,专业知识日益贫乏和不成系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普通高等院校教育的一项主要任务。然而,在长期的会计教学中,一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以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掌握得较好,到实际工作中却难以适应。一些教师在具体教学中照本宣科,教学内容又注重于概念和会计核算方法的讲解,过分强调会计分录的编制,忽视了财务会计报告的分析和研究,偏离了经济类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非财会专业学习会计学的教学目标和方向,没有按照经济管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项能力组织教学,不论课堂教学内容的安排还是实践教学内容的安排都滑向了财会专业基础会计的教学,使课程内容整体缺乏参与经济管理的人才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目前虽然大多数学校会计学课程增加了实践教学环节的训练,但受“通才”教育理念的束缚,仍然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实践教学重心仍然停留在会计信息的生成训练上,没有真正向会计信息的分析和研究训练方面转移,缺乏针对性,最终导致非财会专业学习会计学教学实践环节效果弱化,造成在校成绩较好的学生却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呈现出严重的高分低能、校企人才评价标准脱节现象,不利于学生就业。 三、非财会专业会计学教学的改进建议 1.课程设置方面。 适应社会经济活动的要求,作为高校教学管理人员首先应该真正认识到会计学这门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能力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必须转变以往不重视会计学的教育观念,充分理解非财会专业各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保证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按国家教委的要求进行设置,不仅内容上要涵盖三门课程,而且教学时数上要保证达到144课时。其次,当前高等院校经济类和工商管理类专业开设会计学这一专业优秀课程,虽然在内容上涵盖了会计基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知识,但并不是前三者的简单相加。那么构建一个适合于非财会专业会计学教学目标的课程体系,或者说编写出一本适合于这一目标的教材,成为任课教师面临的首要难题。虽然近十年来全国许多高校专业教师都在这个方面有过一些探索,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完全按照国家教委要求既涵盖会计基础和财务会计又包括管理会计内容的很少,笔者也在2005年曾经编纂过一本教材,但使用几年后由于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要求压缩每门课程的教学时数而被迫废弃。可见,只有教学管理人员和任倮老师达成共识,经过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起适应经济社会要求的课程体系并保证其实施下去。 2.师资培养方面。 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是对我们从事非财会专业会计学教学工作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线教学人员,首先要深刻领会高教司《优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高校非财会专业的会计学教学目标,真正认识到本课程在专业能力构建中的重要性,教学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运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的能力培养方面,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培养,变“传授知识”为“传授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更要注重自身会计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及时更新知识,掌握最新的会计、税收、审计等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以最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实际工作经验与技术手段来培养学生。在我国对会计人员知识与能力的及时培养做得最好的可能要数注册会计师一年一度的培训,高校会计学教师的培养可以参考其模式,这样才能达到教师知识的及时更新、能力的与时俱进,当然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从上到下、从制度到措施的保证。 3.教学方法方面。 适当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成为必需。教学方法应从最早的老师单向讲课,变为授课、案例操作、会计报表分析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由过去的“教师为中心”转变为“学生为中心”,从“教为中心”转变为“学为中心”。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本人认为会计模拟实践可以让学生对会计工作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直观的了解,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加深了其对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工作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分组分岗的办法,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特点由3人组成一个小组,自主创立小公司,每人担任不同的财务会计和管理角色,分担不同的岗位任务,既让他们明确了现实中财会工作不同的岗位职责和任务,又培养了他们互相监督、互相合作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他们的创业意识。比如在具体教学中,我们的来自于草原牧区的学生就有不少在创建自己的小公司时设立的是各种各样的畜牧饲养厂或畜牧业产品加工厂。这种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又相互监督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突出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学生更有兴趣去学习和探索。会计模拟实践把学生推向了系统学习和自觉实践的主体位置,提高了学生应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加学生对会计学科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相对应地在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中,会计模拟实践环节的考核必不可少,在总成绩中一般占到了40%。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非财会专业的会计学教学是高校经济管理各专业教学改革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要想得到根本解决恐怕不是任课教师单方面所能解决,必须从国家教委到各高校、从教学管、理人员到任课教师、从教师到学生各个环节、各类参与者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作者:曹霞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课程免生培养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推免生的简述;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生源;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招收;推免生的入学前教育和在读培养管理;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学制探讨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推免生是指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招生宣传不能局限在本校,更应该面向全国、招生场所,不能局限在本校内,更应该走向重点学校、招生考察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推免生考试是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研究生入学资格的一个途径。随着具有推免生资格高校逐步增加,申请推免生资格的优秀考生越来越多,推免生成为各高校争相争取的优质生源。如何做好推免生的工作,包括招生、录取考察、入学教育、在读培养成为高校研究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学专业由于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等,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操技能、较高的职业操守等有异于其他专业,因此对报考会计学专业的推免生培养工作就需要做得更细更全面。 关键词:本科生推免生会计学专业研究生培养 1推免生的简述 推免生是指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优秀毕业生必须经过所在学校的推荐才能获得推免生资格,即具有推荐推免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对本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遴选,确认其免初试资格并向招生单位推荐。获得推免生资格的考生可以获得指不经过全国统考初试,直接进入复试,即推免生是免初试不免复试。 随着具有推免生资格高校逐步增加,申请推免生资格的优秀考生越来越多。截止到2010年9月,具有推荐推免生资格的高校有261所。不同的高校,推免生资格占全校当年本科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不同(1%—50%),对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教育部还会适当增加推免生名额。推免生还可以跨专业报读研究生。 目前,推免生报读研究生成为获得研究生入学资格的一个重要途径,考生间相互竞争,也成为各高校争相争取的优质生源。因此如何做好推免生的工作,包括招生、录取考察、入学前管理教育、在读培养成为高校研究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生源 不同的专业招收不同的推免生工作不同。会计学专业由于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等,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操技能、较高的职业操守等有异于其他专业,因此对报考会计学专业的推免生培养工作就需要做得更细更全面。 随着学科专业的相互融合贯通,培养复合型、通用型人才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会计学专业人才需要跨专业、甚至是跨学科的人才,如法务会计人才需要会计学和法学专业的知识,审计人才需要精通计算机和会计学专业知识,会计电算化人才需要计算机和会计学知识等。笔者所在高校在2010年9月的招生宣讲中,不少跨专业的学生参加,并提出了申请意向。而推免生本身的素质一般都比较高,一般都是学习能力较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因此会计学专业的推免生可以录取到跨专业、跨学科的学生。推免生中选拔跨专业学生可以面对面综合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避免单独以统考成绩选拔的弊端,能够更好地选拔出适合复合型会计学研究人才的考生。今后的会计人才,尤其是有志于到外事单位工作的,更加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多学科,如经济学、法学、信息学等专业,当然基本的英语水平是不可缺少的。而从就业角度看,跨专业的学生就业时的岗位选择机会大于其他学生。 3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招收 3.1招生宣传不能局限在本校,更应该面向全国 通过专门的招生宣传,不少对方高校的师生提出9月份宣传推免生已经比较晚。国家下发的文件一般在9月中旬甚至是10月份,短时间内如在一周内就要确定具有推免资格的学生,时间紧张,有些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的毕业计划或者读书计划,匆忙申请,来不及申请的也不在少数。因此把推免生的资格审查时间提前到每年的6月是最合适,推免生申请高校时间在每年的9月举行时最合适。这个时间段中有意向考研的学生已经坚定了读研意向,开始有准备地选取学校和专业,此时招生宣讲最容易得到学生的认知。不少学生受制于经济、地理位置的原因,只能通过网络来了解招生信息,通过专场招生宣讲可以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理清读研思路,明确读研走向和研究设计。 3.2招生场所,不能局限在本校内,更应该走向重点学校 为了节省经费提高效率,也为了更好的争取到生源,同一学科甚至跨学科可以跨学科招收,管理学科和经济学科就可以相互招生,法学和会计学就可以对有意向从事法务会计的学生招生。可以组成三人招生小组,由学科带头人、研究生招生办工作人员、培养单位导师或者研究生负责老师组成,重点高校宣讲和重点招生高校结合起来。 3.3招生考察 中国的企事业单位的国际化接轨程度越来越高,“专业+英语”培养模式逐步为各个高校采用,研究生的培养作为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更加需要培养成“专业+英语”的通用型人才。为此,考察内容应该包括专业和英语知识,只是考察形式和难度更有不同而已。 3.4考生的录取管理 推免生在每年的10月份就能确定是否拟录取,也不用再参加统考,拟录取后到正式入学有近10个月的时间,有些考生会松懈学习或者选择退出读研,如果没有约束机制,就会造成招生质量的下降或则指标浪费。因此对于如何管理已经拟录取的推免生,成为一个新课题。有高校采取了后续跟踪学习管理,督促学生在获得推免生资格并被拟录取后继续加强学习,否则考生将有可能由公费变为自费生;有些和考生签订协议书约束考生不另报其他学校并承诺不放弃读研;有些把已经拟录取的推免生等同就业,把推免生放弃读研等同就业违约。 由于推免生分为校外推免生和校内推免生,校内推免生可以等同就业对待加以管理,但是校外推免生难以管理。考虑到当前的信用体系正在建立,个人信用将影响到个人的工作、生活等,建议和推免生签订协议书,视同就业。一旦考生违约退出,接收单位将在学校研究生招考网络公告栏中公布考生违约退出的事实说明并定义为不诚信行为,同时出具考生不诚信的说明书,将该协议书和不诚信说明书快件到对方的就业指导中心建议作为考生个人档案存入档案中,当然这有待于国家统一管理制度才能协调好。 4推免生的入学前教育和在读培养管理 推免生不用再参加全国统考,一般也是公费生,对推免生的入学教育和在读培养要求是否和统考生一样,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考察力度确保推免生的素质达到培养要求,适当区分培养内容和在读考察要求,例如纪律考察方面,一旦发现推免生违纪可以采取取消其公费生资格;如果是申请奖助学金方式的,采取分年制发奖制,一旦违纪就取消获奖资格,不再发放剩余奖助学金;评先方面,同等条件下,在有奖学金方面的评先项目中,自费生优先于推免生。对于跨专业的推免生,需要增加专业基础课程提高专业素质。 5报考会计学专业推免生的学制探讨 研究生的学制是近年来热议的一个话题。当前的学制有2年、2.5年、3年、弹性学制。笔者认为3年学制适合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2年学制适合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弹性学制是灵活原则,适用于2年学制的、特别优秀的学生申请提前毕业。 推免生报考和拟录取一般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就完成了,也即是在全国研究生报考时间截止当天确定为拟录取状态。从11月起到次年的9月入学,推免生处在准研究生阶段,这个阶段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完全可以纳入研究生培养阶段中,虽然有不少学校实行入学后双向选择导师制度,入学后才确定导师,但是也有实行导师组培养机制的。对推免生可以实行导师组培养机制,要求推免生在这个阶段参与项目研究、专业实习、必读书目学习、通读课程自学等,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实行了(苏州研究院)08—09学年百名优秀硕士推免生苏州见习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实施的《关于2010年研究生支教团推免专项计划相关工作的实施细则》,其中规定推免生大四专业实习在校团委进行,实习结束由校团委做出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推免生继续保留直升资格的重要依据。不少高校中的导师和学生之间会达成默契,学生提前加入导师的项目研究,正式入学后深入指导学生。尤其是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参与专业实习、研究项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的指导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可以纳入研究生培养的,对这些推免生可以实行弹性学制,优秀的推免生可以提前申请毕业论文专业和答辩,合格者可以提前毕业。 对推免生实行弹性学制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本校生源最为合适,能充分利用好教学资源,提高培养效率,也能缓解学生就业压力,拓展生源。 6尾语 会计专业是一门理论和实操性很强的专业,也是一个专业知识交叉最多的专业技能职业,需要有一定的外专业知识,应该鼓励跨专业学生报考。对推免生尤其是本校推免生实行3年学制基础上的弹性学制,要求学生提前进入学习阶段,可以满足部分学生提前就业意愿,争取优质生源,也可以尽可能地提高学校资源利用率,缓解就业压力。推免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积累实操性专业技能,考生提前进入到实操性的专业实践中有助于深化对专业的理解和认识,在正式入学后结合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加强推免生考生的管理是必须和必要的,应该施行不同于统考生的政策,对拟录取的考生建议信用档案以惩罚和减少考生恶意弃读行为,督促学生珍惜读研机会,维护学校声誉。 会计学专业论文:高校会计学专业学生实务能力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高校会计教育如何培养实务能力强的高层次会计专业毕业生,以适应社会的大量需求是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实践,就其现状及解决思路谈了一点看法,希望对高校会计教育提供一个合理的认识基础。 【关键词】高校;会计教育;实践教学;实务能力 新华网2004年2月24日发表一篇题为:“会计专业为何遭遇‘寒冬’?没有经验被拒门外”的文章,感悟颇深。这一现象从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会计专业学生的需求方向:实践能力要强。从有关的招聘信息中也不难发现:用人单位比较喜欢那些具备一定实践经验,能够合理运用税务法规、财务技术、会计准则的会计人才。可见,用人单位对会计人才的实践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就这种需求而言,目前的高校会计教育仍很难满足。这对高校会计教育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缺乏专业的指导思想 在会计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上,仍没有脱离应试教育模式,单方面强调会计知识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对专业能力培养的思考;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忽视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的体系基本没有形成。结果导致会计实践教学缺乏实验场地、设备和教师,实践内容单一,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 (二)缺乏完整的实验教学体系 1.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范围狭窄。目前高校开设的实践课程大多是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而涉及财务管理、审计、税收等课程的实习项目很少。即便是针对操作层面,也多以虚拟企业为主(如某某企业),其涵盖面及难度远低于现实企业,所以学生在校期间要掌握会计的较深理论是可行的,但获得丰富的操作经验或职业判断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2.会计模拟实验的层次较低。目前的会计模拟实验仅能完成从凭证填制、账簿登记、成本计算、报表编制的过程,而且业务无任何的复杂与不规范。这样就只能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账务处理能力,但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三)会计实验教材不够完善 会计实验教材一般内容陈旧、狭窄,不具有超前性,跟不上相关法规、制度和准则的变化。2006年我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会计准则改革,2006、2007年的会计教学(无论理论和实验教学)已受到了影响。 另外,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也是一个问题。实验教材列示的业务一般以常见业务为主,会计理论中涉及的高、深、难知识很难见到。故实验内容不能全面反映企业会计业务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 (四)教师的实践能力不足 目前高校会计专业教师中,很多人缺乏实践经验,他们有较娴熟、丰富的会计理论知识,但很多人对企业实践了解甚少,实践能力匮乏。大多数会计教师教学仅局限于教材知识,无法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案例来生动的讲授,因此会计专业教师的实务能力和处理问题的水平,是影响学生实务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务能力的思路 (一)转变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其实践地位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立足于企业实践,培养企业急需的人才。具体做法如下: 1.在现有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大实验、课程实习的比例。如在开始讲授与实践关系比较密切的课程前,首先带学生去实习基地或合适的企业进行课程实习,对专业术语有先入为主的认识。如《会计学原理》课程的实习,对了解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科目或账户等的认识会很清晰,对原材料、在产品、固定资产等的了解一目了然,对后续的学习提供了实际基础。同时可了解目前企业或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生学习就会有针对性。时间可为一周或两周。2.将会计学专业实习时间延长为一学期,可在第七学期进行顶岗实习。如同师范类专业学生一学期的扶贫支教顶岗实习。可以避免短期实习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务实的弊端,增强单位信任感和岗位的稳定性,学生也可以接触更多的实际业务和资料,提升实务能力。 3.在会计学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的模块中另辟一“机动”模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都会引发会计的变化,新增内容层出不穷,变化情况可在机动模块中解决,如增加一些新知识、新业务、新软件的学习。保证会计学专业“通才+专才”的培养目标。 (二)完善会计学专业实验室建设 1.不仅完善实验室所需的硬件设施,更要完善相关的软件实施,即构建完善的实验教学和管理体系,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验技能的实验教师师资。 2.充分发挥实验室的多功能作用。比如可利用实验室进行案例教学、多媒体演示、实物展示、模拟股市等。 3.发挥实验室的仿真功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按照现代公司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引入公司财务活动的外部环境,进行现实模拟。如企业经营实战模拟,让学生有一种亲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觉,当完成效果不错时,学生会充满成就感。 (三)自编会计实验教材或资料,完善教材体系 通过自编会计实验教材资料,满足实验教材不足和不配套的问题。可选定某一有代表性的、经济业务内容较完整、基本可涵盖制造性企业日常业务的企业作为样本,组织本专业的专业课教师以及实验教师去做实地调研,搜集资料(包括复印原始凭证),获得较完整的现实资料编写形成实验教材,用于学生实验,会增加现实感和可操作性。不仅进行实务操作,还要对产生的会计信息进行相关的财务分析,若能为企业提供决策建议,将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考虑到教材的适时性,可配合搜集实验资料来满足相应的需求。 (四)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首先要鼓励教师产、学、研结合,定期深入企业参与实践或培训,结合专业完成实践报告,作为实验教学素材,成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双精通的复合型教师;其次,教师要学会跟踪企业的成长历程,特别是会计资料的积累和分析汇总。做成会计或财务案例,以提高教师和学生了解、分析案例的能力,即便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接受教训、增加经验。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论文 摘要:高校扩招以来,会计学专业学生数量增加过快,教学质量较前明显下降,特别是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更不容乐观。笔者建议,应通过修改现行的教学计划、增大实践性教学的课时比例、加强会计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注重专业教师实践性教学能力的培养等途径,不断提高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会计专业;会计实践;教学质量 据笔者走访调查,会计专业学生毕业后工作几年,还难以胜任一般性的实务工作。用人单位均认为:这些毕业生只是“半成品”,还需“再加工”。学校方面对此也感到压力巨大。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师资队伍等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存在诸多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现阶段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状况 (一)会计学专业专科层次实践性教学的现状 会计学专科生的培养目标是应用性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但从目前的教学过程看,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尤其是在实践技能方面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存在着以下问题: 1.在会计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上,没有完全脱离应试教育模式。受过去计划经济及其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在会计课程的教学计划上,仍然偏重理论性教学,轻视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课时太少,理论性教学课时偏多。 2.在会计实践技能的训练方式上,基本上采用封闭式的训练方式,造成会计专业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既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又浪费了学生的宝贵时间。 3.现有教师队伍的现状,使会计专业的实践性教学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双师”型教师偏少,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自身就没有参加过会计实践,动手能力较差,无法满足实践性教学的需要。 4.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有的学校的毕业生,三年的实习经费每人只有100多元,根本不能适应会计专业实践性教学的需要。 (二)会计学专业本科层次实践性教学的现状 会计学本科生的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观念上,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几乎完全忽略了实践性教学。有的学校,在第一至第七学期的教学中,基本上不安排学生的实习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是将实践性教学集中在第八学期,而且是“放羊式”的,使得本科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大大减弱。虽然有的学校也开展了会计模拟实验,但由于会计模拟实验室数量偏少,不能满足所有学生实验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会计实践性教学的效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模拟资料“过于真实”或“过于虚假”,影响了会计模拟实验的可操作性。主要表现在:在选择模拟实验资料时,过于强调“真实”,将某一企业某一时期的会计资料毫无遗漏地照抄照搬,缺乏代表性。有些学校的会计实验资料与实际相差较远,完全靠几个教师凭空编造出一个虚假的企业和一些缺乏客观依据的业务,其结果必然造成“模拟实验就是会计作业的翻版”的现象,缺乏真实感,使学生失去兴趣。 2.过分强调会计核算,忽视会计监督。目前的会计模拟实验基本上都是要求学生完成“凭证——账簿——报表”的循环,即根据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再根据记账凭证登记账簿,最后根据账簿记录编制会计报表。省缺了“审核、监督”这一重要环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在学生,而是由于老师在准备模拟资料时,就没有设计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供学生选择,使学生从观念上就没有或淡化了这一重要的审核工作。 3.偏重于手工模拟,忽视了计算机模拟。目前,大多数企业均已全部或部分实现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知识和计算机知识成为会计人员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但好多学校在会计模拟实验方面,还停留在手工模拟阶段,应用计算机模拟实验的较少,学生工作后,仍然要经过较长的适应期,才能胜任本职工作。 4.过分夸大模拟实验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实践的积极意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是会计教学的组成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环节,由于时间短、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少、实习单位容纳人员有限以及实习经费紧张等原因,学校完全靠模拟实验来代替在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动手训练。事实证明,再先进的实验室也难以完全“模拟”出会计实际工作中的“真情实景”,完全取消会计社会实践,不利于会计教学质量的提高。 5.模拟实验的指导完全由会计专业的教师担任,其指导缺乏真实性和权威性,因为他们中间有些教师对具体的业务环境也未亲身经历或经验不足,在模拟实验过程中只能靠自己现有的知识和能力来应付教学,教师的水平不高,要想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谈何容易! 二、提高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对策 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认为,提高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修改现行的教学计划,增大实践性教学的课时比例 会计学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很强、实际动手能力较高的专业。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建议修订现行的教学计划,将学生实践性教学时间较大幅度的增加;将原来的“放羊式”校外实习改为校内“仿真模拟实验”和社会调研相结合;在会计专业本科各门主干课中均增加10%左右的实践性教学时间,要从时间和内容上强化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训练。特别是专科学生的实践性教学时间一定要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比一(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比)的基本要求,否则,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还是无法保证。 (二)加强会计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注重专业教师实践性教学能力的培养 一位教育思想家曾说过:“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要想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首先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为了提高教师的实践性教学水平,笔者建议,对于会计实践经验少的老师应轮换着到厂矿企业的财会部门去实习、调研,以丰富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在全体教师中开展“传、帮、带”活动,让有会计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帮助经验相对缺乏的年轻教师,使他们尽快的成长起来,以适应实践性教学的需要。 (三)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以便将来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服务于社会 应试点“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体做法是:为了使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尽快的转化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能力,学校应定期从有关厂矿企业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一线”财会人员,来学校给学生讲授会计实验课,同时,利用寒暑假时间让学生深入厂矿企业的财会部门调研实习,实习结束,每位学生将自己的收获以调查报告形式在同学之间交流,以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四)积极开展“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性会计教学法 所谓多层次、多环节实践性会计教学法,就是指在会计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增加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技能训练,以便提高实践性教学的质量。这种方法是针对目前会计专业课程由浅入深,由低级向高级,即初级会计、中级会计、高级会计这种现实存在的层次结构而提出来的。多环节是指在同一层次的不同阶段开展与之相对应的会计实际技能训练。具体的做法是:会计专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会计实践性训练由三个主要层次和同一层次的多个环节组成。 第一层次是在学生选择了会计专业之后,首先给同学们以比较充分的专业介绍,并组织学生去参观厂矿企业的财会机构,了解会计工作的基本程序、工作内容和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使学生对会计有一个感性认识和概括的了解。其二,是在学生学习基础会计过程中,按照学习进度在每一个章节配备相应的实践训练内容。例如教师在讲授原始凭证时,可以组织学生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有关原始凭证,如购买商品时的交款单、销售发票、存款单、取款单等,让学生对所收集的原始凭证进行审核,了解各种凭证的格式、内容以及填制要求,分析各种凭证具有的共性和个性,判断哪些凭证是正式发票,哪些是非正式票据,哪些可以作为记账的依据,哪些不能作为记账的依据。对于学习过程中的主要章节都要如此对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第一层次学习过程中多环节的实践性教学。其三,是在基础会计学完之后,让学生去收集一些上市公司或其他企业的会计报表,了解报表的结构、格式、内容和填制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编制出简单的会计报表。通过练习使学生不但在两个环节上有动手的机会,而且给学生创造了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的条件,从而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初步的实践技能。第二层次的多环节实践性会计教学是针对中级财务会计而设计的。根据中级财务会计的内容,多环节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大体上包括学习前、中、后三个环节。在学习中级财务会计之前,让学生将中级财务会计与基础会计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了解二者在内容上的异同,二者的侧重点及其特点,以温故而知新。由于中级财务会计主要传授的是各种会计要素的核算方法,在学习之前可以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各种会计要素的存在形式,例如固定资产,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工业企业的机器设备,生产流水线及其工艺过程等。也可以组织学生对学校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认识固定资产的特点、分类等,给学生建立基本的感性认识。在学习中级财务会计的过程中,也可以针对学生所要学习的每一项内容安排具体的、与之对应的模拟实践和直接实践活动。例如在向学生讲授销售收入的会计核算时,可以组织学生去当一天营业员,了解如何开列销货发票,如何收款,如何填写交款单并将款项存入银行,以及会计人员是如何将发生的收入业务和款项收交业务在账簿上记录的。通过这种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使课堂所讲的内容与实际衔接起来,才能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层次的多环节实践性会计学习训练是针对高级财务会计而设计的。与中级财务会计的多环节实践性会计训练基本相同,学习之前可以让学生将中级和高级会计进行比较,了解二者的异同。针对高级财务会计包括的内容如外汇业务会计,证券期货会计,合并报表会计,资产重组会计等,可以组织学生去有关业务部门了解这些业务的内容、程序,以建立学生的初步印象和基本的概念。在学习高级财务会计的过程中,可以针对学习的每一章节和环节,设计配套的实践训练内容。例如证券期货会计,可以组织学生去证券期货公司进行实习,了解证券期货的交易程序、操作过程以及有关事项的会计记录,将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与实际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差异和相同点,从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记忆。在学完高级财务会计后,可以让学生按课程的内容去企业收集各种相关的资料和报表,分析各种业务是如何体现在报表和账簿中的,它们是否符合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并写出分析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及看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笔者认为,在高校会计专业开展多层次、多环节实践性的会计教学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通过多层次、多环节实践性的会计教学,既可以增加学生对会计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学习会计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又可以弥补青年教师教学实践经验少、会计实践知识的不足,使他们在实践教学中得到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会计学专业论文:对会计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问题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会计本科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以某高校为例,该校近三年的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经分析后得知其存在学生缺乏专业学习兴趣、学习心态浮躁、论文写作实训不足等问题。应从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重视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调研工作,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着手,提高会计专业毕业生论文的质量。 [关键词]会计学 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会计专业本科教育同样也需要通过毕业论文设计这一实践环节,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的方法;提高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本文以某高校为例,从近三年毕业论文成绩评定结果以及专业指导教师的普遍工作感受来看,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完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而另一方面,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状况堪忧。我们希望能通过对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反思,并为提高现代会计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 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历经审题、下达任务书、开题答辩、撰写初稿、中期检查、定稿答辩几个阶段。最终要求学生提交不少于12000字并通过答辩的论文。一篇毕业论文要经过指导老师、评阅人、答辩组等签字审核。目前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程序和环节是比较系统、完善和规范的;程序控制及监督也是到位的。此外,师资队伍也较稳定,职称和学历结构良好;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稳步增长。在毕业论文指导环节,教师的论文指导能力毋庸置疑。 从表1来看,近三年毕业论文质量优良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中等和及格的比率上升较大。教师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普遍感受到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难度加大,学生难以提交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这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二)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专业学习兴趣 我们曾以该校2011届和2012届会计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在他们的大学二、三年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只有23.88%的学生对会计专业非常感兴趣,而70.90%的学生对专业兴趣一般,另外有5.22%的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学生对撰写毕业论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大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写作仅仅是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是毕业前的最后冲刺,只是为了完成必要的任务,可以应付了事;谈不上对所学专业的热爱,更不用说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实践环节了。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学校和教师是否考虑到学生学习的感受,并引导和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会计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导致学生学习缺乏动力,这无疑会影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学生学习心态浮躁,论文拼凑、抄袭现象严重 现代社会网络发达,在给我们的学习和收集资料带来很大好处和方便的同时,也给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机会。在各种繁杂资讯充斥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学生论文写作心态浮躁者居多,真正沉下心来写作的少。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愿意下工夫研读文献,而是急功近利将收集的资料剪切、复制、粘贴,东拼西凑成一篇文章交差,希望及格就行。不认真按导师的批阅意见修改,匆忙应付了事。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疲于参加各种应聘招考,没有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3.资料查阅、调研能力不够 要写出一篇质量较好的毕业论文,需要查阅研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进行实地调研,取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还需对自己的数据资料等做出整理和分析。就目前来看,学生在文案调研中几乎不懂如何便捷地查阅文献,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数据库进行有效检索。此外,他们也不太了解如何去拟定调研问题和明确实地调研的方法。如果作者对一个拟待研究的论题无从获知他人研究现状时,必然无法对此形成理性和感性认识,那么要写出一篇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当然无从下笔。 4.文字运用能力差,逻辑混乱,缺少论文写作前期训练 完成一篇毕业论文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能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按理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较强,但是在提交的文章中仍出现大量明显错误。比如语句不通顺,层次不分明,基本的格式不正确等问题,更不用说论文逻辑关系清楚,有独立见解且具有说服力了。即便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至少能对其他研究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表明自己对已有观点的看法及理由,但就这一点学生也较难做到。 课程论文可以说是毕业论文的日常训练形式之一。文献检索、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等都可以从撰写课程论文的过程中获得锻炼。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73%的学生认为课程论文非常有必要;35.07%的学生认为论文写作可以促使自己深入了解本门课程,有一些作用;51.49%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有些帮助,但作用不大;18.66%的学生认为其流于形式,没有必要。调查结果表明,70.15%的学生没有从课程论文写作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教师对课程论文指导不到位,过程控制松散。由此看来,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前期训练环节,其教学效果是不理想的。 二、解决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有关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据我们调查,94.03%的学生关心所学内容是否涉及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管理问题。学生在走上新的岗位前,也需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储备知识和提高能力。因此学校在毕业论文指导动员大会上,应着重宣传毕业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专业知识、独立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能力;它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的直接检验,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了许多课程,但利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不高,知识要转化为能力,必须通过实践。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多选择应用管理类的论文题目,尽量将所研究的论题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技能能服务于社会。如果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与其实习的工作内容相联系,学生能言之有物,则对研究更有兴趣,更愿意深入思考,写出的论文也具有实际价值,更能提高论文质量。因此,学校和教师都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实习阶段认真观察、仔细思考,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二)重视道德诚信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我们的大学教育一方面要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和素养培养,另一方面也需重视对大学生道德诚信的教育。诚实守信是做人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它要求人们为人诚恳、待人诚实、做事实在、追求信誉等。诚信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维持和促进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取得实际效果和实质进展的关键。 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在一定意义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高校的道德诚信教育:1.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施动者,教育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谋生手段,它还是一份培养国家、民族人才的社会责任。教师在工作中应以自身诚信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贯穿在平时教学的点滴中。2.高校需要合理协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并重。教育是百年大计,教书育人为教育之根本,短期内教学工作不能像科研工作一样其成就可以明显表现为论文、课题等成果,但是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人才培养、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这些不是论文、课题成果可以衡量的。3.学校应教育学生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信用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承担起社会、民族责任。 (三)鼓励学生了解、参与社会调研工作 一方面,高校可针对会计专业特点和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查资料、调查研究、应用文写作等与毕业论文工作相关的课程。例如可以开设图书情报学、社会调查方法等课程,使学生可以更好了解如何查阅、消化、利用文献资料,让学生知道如何合理、合法地收集和应用行业数据;使学生掌握访谈、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的技巧。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鼓励教师以自己的科研课题为轴心,在大学的后两年,吸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进来,并当作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来加以规范管理,培养学生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创新水平。例如有的高校由专业教师牵头,组织对教师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成立课题小组,利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使学生在进行文化、科技、卫生传播的同时,又可以接触社会、开展课题调研,为大学生科创活动打好基础,也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做好铺垫。这一形式有可借鉴之处。 (四)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 学位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规律和技巧,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范式。合理运用这些规范和技巧,既可以提高写作的效度,也可以提高文章的质量。会计学本科教育除了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基本技能外,平时还应该锻炼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及逻辑思辨能力、文字的掌控和运用能力。这些应该是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始终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1.引入学年论文制,注重平时科学研究的训练。从大学一、二年级就让学生尝试论文写作,鼓励并支持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通过平时的训练,增强学生科研意识,提高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熟悉毕业设计流程。2.严把课程论文质量关。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查阅资料,提高其阅读能力和效果。通过指导选题、拟定提纲,最后撰写课程论文直至定稿,进一步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设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毕业论文写作(设计)是各个专业人才培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影响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教学和主客体两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会计学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各个因素。 [关键词]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影响因素毕业论文写作(设计)是高校各个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教学环节,因此,毕业论文写作(设计)质量对能否实现人才培养计划设定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拟探讨影响会计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会计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设计)教学方面的影响因素 毕业论文写作(设计)需要储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洞察能力、掌握论文写作技巧和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思维等各种能力,是一项综合性强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毕业论文写作(设计)工作开展前,需要各个专业在人才培养计划中为保证毕业论文写作(设计)质量做好基础性工作: 1、课程设置方面,课程设置除了需要学生掌握本专业扎实的基础知识的课程外,还需要设置交叉性课程、前沿性课程、研究方法课程。对会计学专业来说,课程设置除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高级财务会计这些专业基础课程外,会计理论、财务会计理论这方面的理论课程可以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在高年级开设,有利于学生深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为进行研究打下理论知识基础;此外,研究方法课程也应作为一门必修课程予以重视,每个专业的研究方法不是相同的,对会计专业来说,会计既有理论性很强的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比如会计计量问题、会计政策问题,也有大量层出不穷的新实务问题,需要去探究,寻求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处理方法,比如BOT业务、授予奖励积分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案例需要去研究,所以,研究方法课对于学生掌握具体论文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最终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必不可少。 2、教学内容方面,教学内容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基础知识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工具,更为学生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教学内容中,要注意结合实务问题为学生介绍会计基础知识和理论怎样运用的,会计知识和理论如何来自于实务和指导实务的,引导学生对实务进行理论思考。 3、教学方法方面,教学方法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发现理论或者准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并发现令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培养探索性、创新性思维,案例型教学、Seminar式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研究兴趣,为毕业论文选题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改变学生被动的听讲为主的授课方法,变学生为主动积极参与式的授课方法,引导和鼓励学生对授课内容进行探究式学习,如引进案例教学等,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二、毕业论文写作(设计)质量的主客体方面的影响因素 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主客体是指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和指导教师,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高低直接与毕业论文写作(设计)主客体的积极性、沟通具有直接关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毕业论文选题的适当性。毕业论文选题决定着论文写作方向,论文选题适当性是指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写作要求和与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相适应。论文选题的适当性也决定着论文写作过程是否顺利,若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写作要求,偏离了专业方向,显然与教学计划目标不符,最终影响毕业论文质量;若论文选题难度超出学生写作能力,学生将无法完成论文写作,或者论文写作难以保证质量。 2、已有的论文选题知识积累。毕业论文选题需要已有的知识积累作为铺垫,具备了一定知识储备的毕业论文选题有利于深化对问题的探索,能够在已有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形成新的知识或新的发现。若无一定的知识积累,盲目选题,不仅论文选题不适当,而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收集文献资料,去研究陌生的知识领域,在通常只有一学期时间的论文写作时间内,很难写出符合专业要求,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 此外,毕业论文写作在内容方面,也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离不开已有的知识积累,引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必不可少,并且衡量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对已有研究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度,所以,要设计和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已有的论文选题知识积累是重要影响因素。 3、指导老师的选题阶段的指导效果。在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阶段,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是必不缺少的,指导老师对学生选题的指导对毕业论文最终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指导教师的指导效果体现在学生是否收集相关文献资料足够充分、拟研究的问题是否有研究价值、拟采用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是否可行、最终研究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一定价值。若指导教师对学生选题具有良好的效果,则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具有正确的方向,具备充足的文献资料,具备可行的研究方法,论文写作最终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那么毕业论文将具有较高的质量。 4、学生写作论文的时间保障。毕业论文写作(设计)通常需要经历选题、开题、写作、中期检查、论文修改、定稿六个基本环节,要保证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具有充足的论文设计和写作时间是不可或缺的。毕业论文写作在各个环节需要花一定时间;而现在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与毕业实习时间叠加,造成同一个时间段学生需要既进行专业实习,又要构思论文写作,往往难以保证毕业论文写作时间。 5、论文写作过程中,师生的沟通频率和效果。毕业论文写作对本科生来说,是一项综合性检验专业学习的系统工程,考查学生学以致用和创新能力,本科生在日常学习中缺乏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写作难题是不可少的,所以,论文写作过程中,师生及时沟通并排除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对保证毕业论文质量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学生与指导教师沟通频率越高,越能及时解决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难题,越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综上所述,会计学毕业论文写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学校层面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不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和水平;在指导教师和学生方面,双方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发挥合力,既要充分调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又要切实发挥指导教师的指导作用。 会计学专业论文:高职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文章主要探讨如何加强高职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寻求有效的实践性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出具有熟练会计核算能力、利用会计资料和软件进行会计监督、参与企业经营管理预测和决策能力的会计人才。 关键词:会计实践教学 模拟实验 实习基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匮乏,其中生产一线的技术、技能型高级人才更加短缺。近年来,各级政府调整、重组教育资源,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发展高职教育,但是高职的社会声望和学生、家长的认可度远未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对于高职教学目标及内容的定位有偏差,高职教育要注意高等性和职业性并重,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高等教育,又不同于初、中等的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基础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知识通才”;而高职教育培养的应是能解决职业岗位综合的、复杂实际问题的“职业通才”。笔者所在会计学教研室几位教师经过几年对高职会计学相关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和看法,现简介如下。 一、 培养目标的定位 作为工科院校中的财会专业,如何形成自己的办学特点,培养出有特色的财会人才,从而在众多院校的财会专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高职会计学专业提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主要是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会计人才,既要注重会计专业的理论教学,更不能忽视会计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应用型高职会计人才。所以我们逐渐调整会计学的教学计划,逐步提高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计划的比重。 二、 课堂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 会计专业在四年的本科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主要围绕着专业基础课(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应用与计算等) 和专业主干课(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等) 来进行理论教学,在课堂上,老师首先对会计理论或方法进行理论阐述,然后运用大量的案例对所阐述的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的进行论证,主要是通过运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模拟所阐述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在实际的工作是如何运用的,并提出相应的问题,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学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如会计电算化课程,教研室选派相关教师到财务软件公司挂职锻炼,去实际参与企业会计电算化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工作,然后把经验和技术带到课堂,用企业的实际数据来解释教材中的原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与财务软件公司合作,把财务软件公司的ERP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与案例教学结合方式,在用企业的实际数据强化基本层(帐务处理、报表管理、工资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模块)的教学上,开展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存货管理、财务分析、成本管理、生产计划等环节的教学,加大了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加深学生对ERP/MRPII等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建立起一套适合高职实际教学需要的会计电算化案例教学体系和技术认证体系。 三、 课后实践教学的改革 1、建立企业实习基地,开展校外实习。教师组织实习小组定期到企业的财务会计及其他业务部门实习,请企业会计人员讲解企业里发生的各项业务,这种实习组织方式,能使学生们能身临其境,接触企业的实际业务,配合实验室里的模拟数据练习,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理论知识。通过校外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到实际工作中去演练,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不仅可以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检验,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帮助学生对会计工作的整体环境和整个工作过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印象。校外实习可以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也可以由学校组织进行统一的校外实习。当然,建立校外实习基地,需要学校与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我国多是政府办学,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存在一定的难度,鉴于财务工作的特殊性,许多单位对此都抱有谨慎的态度。作为校外实习基地,学校可以为企业输送优秀的人才,与企业合作开发和研究各个经济领域的课题,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有关理论问题,提高效益,还可以作为企业财会人员的后续教育基地,提高企业财会人才素质,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践环境,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可见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可以使企业和学校得到双赢。 2、聘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企业高级会计师到学校来做报告和讲座,把企业里实际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和教师,另外我校还聘请了一定数量的校外高级会计师来校兼职,承担一些课程的讲授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校内会计教师素质的提高。仍以会计电算化课程为例,我们与财务软件公司合作,由财务软件公司的资深项目经理和工程师定期来校讲座,并向我校提供其最新的软件产品,一方面学生受益,掌握了最新的产品技术,另一方面,财务软件公司也为其产品作了潜在的和直接的宣传,因为我们的学生,将来可能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用户。 3、完善校内的手工模拟实验环境。会计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每门专业课程结束后,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所学内容,应该针对本门课程所讲述的主要内容为学生开设模拟实验。为了取得良好的实验效果,在模拟实验开设前,教师应进行大量的调研和取证工作,模仿真实企业的情况,为学生事先准备好实验资料,事先复印出所有的模拟材料。实验不要求数据材料一定是真实的,但为了达到良好的实验效果,应尽量采用真实的、或者模拟真实的材料进行实验,从而以逼真的实验资料进行教学模拟,使学生在模拟实验过程中,如同置身于某一企业的真实业务环境中,从而达到实验目的。 对于高职会计学教育,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改革力度,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我们每个会计学教师要结合本院校的实际,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又具有本院校的培养特色,以适应社会对高职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各种需求。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 【摘要】校内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是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会计学专业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应相应地采取能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方法。 【关键词】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方法 当前,不少高校会计学专业的班级多,合班上课、大班实习时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确保会计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及时监督和正确评价专业教师所上的每一门课和所带的每一项实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会计学专业具有专业理论课程涉及面宽、实践能力培养途径复杂、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的特点,为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因而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一、当前会计学专业教学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在开展了多年的教学质量评价活动之后,我们发现评价活动在提高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已经变得不很明显。为此,我们从“教学评价的作用”、“教学评价的问题”、“教学评价的改进”三个方面,对会计学专业部分高年级学生和全部专业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从问卷“教学评价的问题”这项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评价指标难以真实反映不同课程的教学质量 高校对所有专业及其所有课程均采用相同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不能体现各个专业和各门课程的特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够真实,有失公平。会计学专业不同课程的理论性、难易性差别较大,不仅对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的要求不同,而且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能力的要求也不相同。而按照相同的评价指标去进行教学评价,经常会出现理论性强、不易理解掌握的高层次专业课程的评价结果比一般课程的评价结果要差一些,使承担这些课程的教师所付出的心血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同时,也经常出现勇挑教学重担的教师的评价结果,不如多年只承担相同教学工作的教师。许多教师认为,按现有的评价指标进行评教打分,不能全面反映出教师们的工作努力程度及其教学质量的高低,还会影响到他们接受新教学任务的积极性。 (二)注重某个教学阶段的评价,忽视整个教学过程的全面评价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主要是以学生评教为主,再结合各级领导干部评教、督导专家评教和教研室同行评教几个方面综合开展的。这几个方面的评教一般都在教学中期前后进行,而没有对教学工作全过程进行全面的教学质量监督和评价,使评教结果仅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某个阶段的情况,而不能反映出整个教学工作的实际质量水平。教师们在评教重点阶段都有所防备,此时开展评教打分的结果不是真实、客观的。评教重点阶段之后,有些教师的工作热情开始下降,教学效果不如人意,常出现领导干部、督导专家、教研室同行的评教结论与学生的评价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的情形。在学生评教方面,虽然他们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但是在评教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均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评教,而不是在教学活动全部结束后进行,使得教师后期的教学工作不在学生的评教范围之内。虽然有些教师的评教结果较为突出,但实际教学工作却是虎头蛇尾的,例如,不组织期末复习、答疑,甚至不严格组织期末考试等等。教学评价应该是对整个教学工作的全面质量评价,不能忽视期末阶段,而教师们在期末阶段的勤奋工作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更大。 (三)注重理论教学的评价,忽视实践教学的评价 不少高校购置了专用的教学评价管理软件系统,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评价管理制度(范文),使得评教工作逐步规范化,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会计学专业实践类课程的评价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值得高校教学管理部门的重视。由于有些专业实践类课程,没有列入或不能列入评教范围,例如,社会实践、专业认知实习、毕业实习等等。这些实践类课程有的是由二级学院或专业教研室统一组织,有的是由多名教师共同担任的,教学评价管理软件系统还暂时难以进行这类课程的评教工作。这就导致了不少高校迟迟没有开展或只开展部分实践类课程的质量评价,有不少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严格监控,实践教学达不到质量要求,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并且造成了实践类课程所占学时的浪费,已引起了师生们的关注。 (四)注重课程教学的评价,忽视对影响教学质量重要因素的评价 影响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只注重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并不能完全揭示影响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的原因所在,也不能清楚反映出任课教师的责任在哪里。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有:教学设施的配备、教师的业务学习、教研活动的开展、与外校教学交流等等因素。只有加强对教学质量各影响因素的评价,才能更好地找出影响教学质量的原因所在,才能对评价结果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判断,才能有利于制定和采取科学的措施,确保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讲,教学质量的评价不仅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而且还是对会计学专业办学质量的评价。但是,在实际上,学生们在评教时,只依据自己的认识,直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打分,而一般不会去调查了解影响教学质量的其他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学校各级领导和督导专家在进行教学质量评价时,也把重点放在考评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和工作业绩上,一般不评价影响教学质量的其他因素的问题,也不对督促这些问题的解决负责。 二、解决当前会计学专业教学评价问题的对策 上述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教学评价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之导向、鉴定、改进、激励、管理的功能难以得到正常地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参考了问卷“教学评价的改进”部分中的改进建议,并与部分师生和从事教学管理的领导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与沟通。在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改进当前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范文)。 (一)加强全面质量控制,合理设置评价指标 会计学专业课程可分为专业课、实验课,而专业课又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不论是什么课程,当前教学质量评价主要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的。为了加强全面质量控制,在教学态度方面,应设置反映承担教学任务的积极性、开展备课工作的及时性的指标,可由教学分管领导和教研室主任进行评价打分;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设置反映案例教学、课内实验教学的指标,除学生可以评价打分外,也只有教研室主任和掌握情况的有关领导、教学督导进行评价打分;在教学内容方面,应设置反映理论前沿性、难易度,或实验复杂性、难易度的指标,主要由教学分管领导和教研室主任进行评价打分;在教学效果方面,应设置反映课程考核情况的指标,例如考试是否实行教考分离、班级平均分和及格率,并规定评分标准,主要由教研室主任、教学督导进行评价打分。这样,不仅细化了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同时还明确了教学质量评价的责任制度(范文)。同时,还应按专业特点科学地设置教学质量的控制点,并用相应的指标加以考核,才能真实反映出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优劣,才能真正反映出专业教师的德、能、勤、绩。这样的评价结果与学校的激励制度(范文)结合使用,才能更好地调动起专业教师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二)加大专业教学设施的投入,重视对实践教学的评价 为了应对教学评价,有些专业教师借用免费软件或外校实验室开展实践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会计学专业的教学质量。但是,学校在会计学专业教学设施上投入的不足,不是通过教学质量评价或者忽视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就能完全解决的。学校各级领导、督导专家在进行教学质量评价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这一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应向谁汇报应由谁来负责?还是学校经费不足暂不解决?他们也较为困惑。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开始重视会计学专业教学设施的投入,在专业实验软件购置、专业实验室建设,甚至网络资源购建方面,每年都安排较充足的预算资金,在需要时可以立即投入。但是,也存在不少高校对专业教师提出的购建要求,常常不能及时满足,甚至一拖了之。长期以往,教师们就不会再提这方面的要求了。也许现有的各项评价指标都显示在良好以上,而实际上可能有些应开设的课程、实验就没有列入学生的培养计划,或者被其他课程、实验所代替,已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学校各级领导和督导专家也应对专业教学设施的保障情况进行评估,进而进一步加大对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对实践教学评价中发现的严重问题,应及时汇报给学校主要领导,以便其制定决策,加强对实践教学质量的管理。 (三)重视对教师业务学习的评价,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专业教师的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一个专业的教学质量,各个高校都很重视专业教师的业务学习。但在当前人才流动性大的形势下,各个高校在教师业务学习方面都不能轻易地投入经费,而只好拉开不同岗位的工资差异,由教师个人去努力争取。如何让一个硕士师资成为博士师资、博士后师资,不少高校并不照顾而是事后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发生的费用常常不能及时报销,教师提高学历层次就须经历这样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日常的外出学习或参加研讨活动,也不是每位教师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一是学校有教学任务需要按时开展,二是学校规定的出外补贴标准常常不够开支。尽管如此,督促教师们开展日常的业务学习还是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学校二级学院或教研室制定学习计划并组织开展,专业教师自行申报学习任务自行开展。不管是哪种学习方式,业务学习必须落到实处,教学质量的提高才能够长久保持。会计学专业知识更新很快,从教学内容是否更新、教案讲稿是否更新、实验软件是否更新,甚至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是否更新,都能反映出专业教师的业务学习实际状况。因此,应从这些方面入手,加强对专业教师业务学习情况的评估,以督促专业教师及时更新专业知识,不断完善教学方法。 (四)重视对教研活动的评价,促进教学经验与方法的交流 教研室是基层的教学管理单位,在教学工作的安排与组织、教学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教学工作的总结与提高等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教研室开展的集体备课活动、同行听课活动、试题库建设活动、流水阅卷活动、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修订活动等等,都与会计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密切相关。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和每位教师的参与情况,都对专业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繁重,每日都在忙于这些工作,特别需要教研室这个平台来开展专业教学方面的学习与交流。若缺少了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各位教师的工作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教学质量常常参差不齐。专业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各方面,均能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而专业知识不足、教学经验缺乏的青年教师,教学工作多半开展得不尽如人意。教研活动可以为新、老教师间的传、帮、带提供良好的机会与平台,使新的专业知识得到交流、好的教学经验得到推广,教学工作的协同性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五)重视对校际交流的评价,提升专业的办学水平 与其他院校交流,能发现学校自身专业教学上的不足,并能及时地学习其他院校好的教学管理措施与方法。仅仅从教学评价指标的设置、教学评价制度(范文)的建立入手,由各级领导、督导专家、教研室同行、学生等方面按照评价指标的字面含义直接予以评价打分,即使有高的指标分值也未必有真正高的教学质量。只有与其他院校的专业教学相比较,才能真正清楚本校专业教学质量的优劣,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好的教学管理制度(范文)与方法,真正了解教学设施投入的作用,了解到教师业务学习与教研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当前,校际交流与合作常常在校级层面上进行,而专业教学与教研室层面上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则比较少,没有形成惯例。教研室一般没有专门经费支持这方面活动的开展,或者是为了节约有限的经费,较少开展这方面的活动,日常工作计划也较少作具体的安排。长期以往,教研活动常常是闭门造车,专业教学质量得不到明显的改善,专业办学水平得不到实质上的提高。因此,还应加强对专业层面上的校际交流与合作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其正常开展。 会计学专业论文:财政学会计学学科专业共性研究 一、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共性研究的必要性 (一)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学科分类 为满足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发展规划,以及科研经费、科技人才、科研项目、科技成果统计和管理服务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7年、1993年、1998年、2012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基本形成了比较科学、完整、规范的本科专业目录体系。经过四次调整,财政学专业(含:税收学)归属经济学类,授经济学学位;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专业由经济学类调归工商管理类,授管理学学位。由此,国家层面完成财政学、会计学专业(简称为两专业)学科门类区划。 (二)共性研究必要性 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好人生的同时,也成为人类本身不断学习的对象。基于生存需要,无论从生理到心理,人生来就有一种习惯认识、记忆个体差异的倾向,自然性容易忽视或不注意事物间的某些联系,惯用固有、片面的意识去思考、处理现实中的问题。但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知,要全面正确把握事物矛盾,不仅需要分析个性,还要研究共性。然而,笔者在财务实践中却发现,人们对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学科过于注重两者差异理解,已造成两专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职称评审的困难。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展示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共性,以促使人们对两专业的相通性形成全面、深入的认识。 二、财政学、会计学学科专业财务实践理解 由于缺乏财政学、会计学专业相结合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大多数时间、场合,企事业单位习惯与坚持采用国家对财政学、会计学专业的分类标准,在财务实践中将两专业作为不相关学科看待,结果正是这种看似合理或正确的理性选择,反而造成了两专业大学毕业生就业与职称评审方面极大的障碍与不公平。 (一)财政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 当前,国内两专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四个方向:一是行政单位,指国家政府部门;二是事业单位,代表为科研院所、学校与医院;三是金融机构,指银行、保险公司、投资机构;四是公司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表1是对两专业毕业生四个方向的就业情况展开的统计分析。通过分析表1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财务工作专业性强,大多数单位招聘财务人员会自然遵循国家学科分类,专业要求多限于会计学、财务管理两专业,较少招聘财政学、审计学专业学生;其二,政府、财税审计部门、事业单位是招录财政、审计学专业的主力军,但不排除财会类专业;其三,外资企业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较重视个人素质,会招聘财政学、审计学专业优秀毕业生;其四,较高层级的单位招聘财务人员会给学习财政、审计学专业人员招考机会,可能此类单位领导人与人事部门学科专业阅历相对丰富或更关注应聘人综合素质;其五,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能适合于各类型单位财务工作,财政学专业多适合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工作。这些结论本身就是问题症结所在,财政学、审计学专业就业范围远不及会计学专业广泛。从学习为最终就业目的看,会计学是较财政学、审计学更具选择价值的专业,理性应当选择会计学,如此可能影响高校财政学、审计学专业的发展,若选择财政学、审计学专业,则需要自身承受一定程度的就业不公平。 (二)财务人员职称评审问题 职称评审跨度时间长,条件要求高,牵系每个人切身利益,几乎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整个职业生涯都必须加以应对的问题。然而,相对于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财务人员却面临职称评审系列选择单一,会计职称评审困难,部分省市无正高级会计师职称等问题困扰。 (1)职称系列选择单一。笔者对四川省部分事业单位调研发现,人事部门对财务人员职称评审,通常不考虑财务人员原所学专业对应的职称类别,均要求参评会计师职称类别,即财政学、金融学专业,虽属经济学门类,可一旦从事财务工作,职称评审就只能走会计职称系列。而事实上,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所包含的内容看,财务人员更应走经济职称系列,而不是会计职称系列;更可以走经济职称系列,而不是其他与经济不太贴切的岗位却走经济职称系列。 (2)会计职称评审困难。会计职称评审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资格考试通过难。据财政部信息显示,自1992年开始至2014年22次、累计3343万人报名参加的各级全国会计资格考试中,仅515.60万人通过考试取得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年均通过率15.42%,只略高于2005年以来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所有科目14.70%的平均合格率。由此可见,各级会计资格考试难度非同一般,并且随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会计准则变革,考试内容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通过难度变得更大。二是评审资格条件要求高。职称评审包含有学历、年限、科研成果、计算机水平、外语能力与工作经验方面的要求,相对财务岗位繁忙、严格的工作特性,财务人员达到会计师职称评审所要求的全部条件并非易事。而且,相对其他学科专业,会计师职称评审的有些具体条件还会更加严苛,如经济师考试报名:获硕士学位,从事专业工作满一年即可参加,而会计师则要求两年。 (3)部分省市无正高级会计师职称。汇总分析各省、市、区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的通知或试行办法可知,截至当前,我国还有山东、四川、浙江、北京、新疆、西藏等14个省级区域未完成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试点改革工作。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省、市、区,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财经人才培养情况,均更早满足完成此项工作的条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作为这些区域的会计岗位从业人员,无论个体条件何等优秀,职称发展均没有机会达到同专业高校教师岗位教授级职称级别。 三、财政学、会计学学科专业共性分析 (一)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同一性 从研究范围、对象、理论基础与假设前提看,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应视为不同的专业,如财政学理论基础是经济学,而会计学是管理学;经济学学科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而管理学科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定义的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等等。但若从财务实践角度分析,两专业则可归为同一专业。 1.共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会计职业道德是财务人员日常工作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会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这是国家层面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的规定,也是修订后《会计法》在原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会计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规定的基础上充实、强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996年6月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进一步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进行明确,主要包括六个方面:①爱岗敬业;②熟悉法规;③依法办事;④客观公正;⑤搞好服务;⑥保守秘密。这些法规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财务人员职业道德本身及教育问题的重视,具体到用人单位则更加重视财务人员职业操守,常把之作为考核财务人员工作能力的首要指标。因此,从此意义上,作为培养财务从业人员的主力军,财政学、会计学已不再是一门单纯教授专业技术的学科,更像是一门融入整个专业知识学习过程的品德教育课。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与要求已经成为两专业学习历程的共同起点与归宿点,据此两专业就可以视为同一专业。 2.统一的发展指导思想我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财政、会计的思想由来已久,如西周时期就设置会计官职“司会”,掌管国家和地方财物。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有限,财政、会计主要是国家记量、核算经济成果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分工专业化,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财政、会计理论、方法的重大变革,两者分别演变成不同的学科专业,一个与国家经济活动相联,另一个与工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尽管如此,作为财务实践中的核算方法,两者又有统一的发展指导思想,以单位收支确认、折旧计提原则的发展情况为例,当前,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会计遵循权责发生制对经济活动进行确认与计量,并对本单位固定资产采用一定方法计提折旧;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则采用收付实现计量经济活动,对固定资产不提折旧。然而,随着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向权责发生制、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原则方向发展已成趋势,相关文件正在商讨之中。但这些仅是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部分内容,未来国家财务会计发展是一个大财务体系,即《会计法》制定大原则,各类单位财务工作都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运行。同时,统一发展思想不仅是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也可能成为国家各类经济管理制度的发展方向。 3.相同的财务核算原理会计核算管理是财务实践中最为基础,但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无论管理会计、决策会计,还是财务管理、财务审计都离不开核算管理,它是财务岗位优秀工作能力之一。按照国家学科分类,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存在明显区别,但具体到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与公司企业会计,两者核算原理基本相同:其一,经济计量共同要求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其二,报表编制都要求试算平衡;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国家相关部门正积极研讨,预借鉴企业会计报告的编制经验,将财政预算会计中的收支明细表并入资产负债表之中,统一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状况。相信,不远的将来,两者报表编制体系会变得更加趋同。 (二)“大”财务思想的提出 1.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专业相关性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相当于一人两个名称,在许多高校,两专业课程设置几乎相同,属于完全财务类专业。同样,会计学与审计学专业也属于完全财务类专业,两专业所学内容基本相同,仅差别于一两本专业书。同时,实践中会计学专业理论知识与工作经验也是实施审计监督的重要基础。因此,该三个专业都属同一类专业,均应归入财务类科目。 2.“大”财务思想观点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从财务实践角度,财政学、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专业间存在明显共性,完全可以归属为同一财务类专业,通称大财务专业。为有助于消除这些学科专业差异性的习惯认识与理解,并促进不同岗位人才交流,以上述专业间共同性为基础,本文提出财务实践中的“大”财务思想观点: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财政学专业都是大财务类专业,这些专业在财务实践中可视为等同,关于它们的一些规定不应做过度区分,反而还应简化合并与相互借鉴使用。 四、提高财政学、会计学专业共性认识的建议 (一)修订高校专业目录 国家教育部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其规定,作为各高校专业设置及其调整遵循的准绳,也成为用人单位设置岗位要求依据的指南。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满足人才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基于国家第五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笔者建议如下:其一,新目录规定中增加说明财政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都是财务类专业的内容;其二,授予学位信息中增加标注财政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都可授经济学、管理学学位的内容。通过如此调整,进一步体现科学、规范、拓宽的目录修订原则,改善以往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与模式。 (二)完善相关职称评审制度 提高两专业及大财务专业共性认识,体现在职称评审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职称评审制度。首先,国家关于大财务专业的技术资格考试规定过于条块分明,影响大财务专业共性认识提高与专业技术人才流动,若按照“大”财务思想,相关主管部门应考虑对各条块考试管理规定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大财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办法;其次,职称评审中岗位聘任存在专业过分限制,不仅影响专业间共性研究,也会造成岗位设置不公平,如会计岗位职称评审只认同会计资格考试,而不认可相应级别审计、经济、统计资格考试。并且,同一专业不同工作岗位,对应的职称级别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调整财务类专业课程设置、改变教学理念 高校作为现代教育制度最重要的践行地,在国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其规定指导下,如何具体理解、设置、调整学科专业,及安排课程教授知识,成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强调办学特色基础上,就“大”财务思想,高校可以增加两专业互补内容,如财政学专业增加会计核算、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课程,会计学专业增添财政预算、宏观经济、经济法规教学内容;同时,毕业、学位证书作为传递学生所学专业信息的重要载体,也可以在证书内容填写上有所调整,增加兼容学位、学科及有利用人单位全面选择的信息。源于财务实践中的“大”财务思想,不是抹杀财政学、会计学等大财务类专业之间的差异,而是联想到财务类专业人员就业、职称评审所面临因难的一种体会和思考。当前,经济业务的复杂度越来越高,随之对财务人员的知识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于是,高校如何培养高素质财务人才,用人单位如何选择、发展财务人才变成了时代课题。因此,笔者认为,若国家、高校、用人单位到具体工作人员,都以“大”财务思想为指导开展日常工作,也许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将会大有裨益。 作者:张世敬 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市场上对会计学专业的人才需求不断扩大,对其实务能力素质要求也逐渐提高,给各高校的会计学专业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推动着各高校不断改革并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学生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因此,本文对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策略分析 一、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逐渐加强了对实践性教学模式的重视,使得学生对会计实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从整体来看,还存在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实践教学时间较短。许多高校的会计学专业课程都设置了实验课程,但由于总课时是固定的,于是在时间的安排上,理论性课程占绝大比例,而实践性课程多数只是一周一次。在寒暑假期间则是要求学生自行寻找单位进行实习,并仅凭一张实习证明便认定学生对会计实务具备一定的认知,缺乏监督。二是实践教学内容不完善。许多高校在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上主要是依据课本进行准备,或准备一套模拟实验题让学生按照要求进行操作,最后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进行评定,教学内容不规范。三是实践教学体系较薄弱。 二、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策略分析 (一)合理规划实践性教学时间 在进行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性教学时,教师首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不断改革和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摸索出一个适合当下教学需要的模式,以学生为教学中心,发挥教师的引导性作用,进而培养更多的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其次,各高校的系部或院部应合理安排会计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时间,适当增加实践教学比例,不断完善课程体系的建构。例如,在进行课时的安排时,可适当增加实践性教学的时间,将一些可在实验中讲解的理论性知识留在实验室中进行教学,并尽量确保一周至少两次的实验时间,以逐渐加深学生对会计学专业实际操作的认识,使其慢慢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推动其展开进一步的会计实践学习。 (二)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和体系 目前,各高校中在会计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上逐步完善,并为相关课程安排了实训课程,因此,为提高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教师和学校需要不断完善实践教学的内容和体系建设。首先,在内容的准备上,教师应事先根据课本知识准备实训内容,并编写相关的实训大纲、讲义、指导书、报告等。同时,还需适当结合会计中的实际业务让学生进行模拟操作,选择合适的业务模拟实训系统或软件,并要求学生提交实验报告等。其次,在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上,第一,学校应不断完善会计专业实验室的相关配套设施,不断优化网络环境,确保实验能够顺利进行。第二,学校应加强与合作企业的联系与沟通,并积极向企业推荐专业知识和技能都较为优秀的学生到企业实习,教师也应鼓励学生要主动寻找实习单位进行会计实务训练,不断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第三,学校应完善监督体系,确保在寒暑假期间学生的实习情况属实。第四,学校和教师都应适当举行知识讲座,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企业人才等对学生进行经验的传授。第五,应不断优化实验教学系统,如会计电算化综合模拟和ERP训练等,加强学生对各种会计软件的认知,进而不断完善实践性教学模式体系。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避免两者相脱节而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会计综合能力的提升。因此,首先,教师应确保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充分,在课堂上应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会计学专业的兴趣,促使其能够快速理解并吸收理论知识,并在理论知识的讲解中能够适当引入会计实践中的相关内容如企业实际的教学案例等,逐渐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并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其次,在进行实践性教学时,教师不能只着眼于实训要求和实训结果等,还应在实验中将理论性的会计知识融入到具体的实验环节中,进而不断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四)加强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 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便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学与培养,并且由于学生对职场中所涉及到的会计职业道德以及当出现职业道德问题时会引发怎样的纠纷等理解尚不透彻,因此,就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对此,在开展实践性教学时,教师需将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融入进来,明确具体包含的内容,并结合真实发生的违背职业道德的案例进行讲解,进而为构建一个良好的会计职业发展环境、优化社会风气提供保障[2]。此外,教师还可在学生实习过程中与企业管理者联系,共同加强对学生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不断提高学生的会计综合实力。 三、总结 综上所述,会计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与创新对教学水平及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强化该模式的有效实行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在展开会计专业教学时,教师应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的重视,并与学校、合作企业相互配合,合理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时间,并坚持两者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提升学生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认知,进而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同时,还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逐渐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的发展。 作者:尹燕燕 单位:齐鲁理工学院财务处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行业特色型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目前,我国设置了会计学专业的高等工科院校达400余所,工科院校如何培养会计学专业人才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工科院校独特的办学资源特征,提出“抑数量重质量,坚持行业特色型办学,差异化人才培养,不断积累学科资源、提升办学层次”的办学战略定位,并从专业设置与特色定位、特色型培养方案设计、特色课程群建设、特色型师资队伍建设、紧盯行业财务管理实践需求的服务能力培养及搭建实践就业基地、立足行业特色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及学生培养层次六个维度详细论证及阐述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实践操作路径。 关键词: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行业特色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人才培养模式由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内容、人才培养方式方法、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内容组成。其中,人才培养目标是纲领,是战略定位,其他几方面内容都是为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近年来,针对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从大的方面讲,会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一是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社会公民,二是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合格的现代会计人才。从具体的培养战略看,叶晓玲(2011)总结了我国大学会计人才培养常见的三种定位,即:综合型大学会计学专业采用“宽口径、厚基础型”培养模式,财经类院校采用“专业优秀型”培养模式,一般工科院校采用“实践技能型”培养模式。从人才培养质量及目标看,周宏(2007)基于市场需求调查和会计人员职位能力要求的会计人员能力框架设计及杨政(2012)基于社会、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调查的会计人员能力需求认知以及其他调查研究,揭示了会计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从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看,于国旺(2012)指出地方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会计人才的需求,结合学科条件、师资力量等自身因素,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优化办学资源,避免盲目求大求全,着重在某一特定行业有所突破,形成特色。针对不同的培养战略定位,学者们为不同类型的高校设计了各具特色的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如刘惠利(2007)提出的厚基础、重实践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方案,巫绪芬(2012)提出的以分阶段能力培养和形成为重心的培养方案,以及叶晓玲(2011)提出的体现行业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等。总的来看,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信息加工技术的智能化,会计的角色正在逐步由信息的加工者向信息和经济行为的管理者和决策参与者转变。为适应这一要求,会计教育必须从以传统的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为主向以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养成教育为主转变。为此不仅要改变培养方案,还要在培养方式、培养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做出重要变革。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教育必须“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为适应新形势,会计教育界也在积极进行创新会计教育模式的探索,何玉润、李晓慧(2013)在深入考察了美国的会计教育模式后,提出了“以点播智慧为基础、以唤醒创新为优秀,完善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等新观点。邵瑞庆、张维宾(2013)全面介绍了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建设高质量良性运转的会计产学研一体化中心的新经验,指出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在于互利共赢,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应该从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为培养方的高校的资源供给能力、作为培养对象的学生的素质及能力几方面统筹考虑。其中,市场需求是优秀,是导向,主要由人才需求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内容组成。作为教育服务供给方主体的高校,应立足于经济发展对学生培养的要求,结合自身在人力资源、学科、资金、社会等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特点、优势和劣势,在人才培养教育服务方面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迈向大众化教育的今天,作为受教育者和培养对象的学生来说,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受教育者,从教育投资学的观点来看,学生更应该被看作是教育投资的主体,其对应该接受何种教育、选择何种方式接受教育和选择接受何种程度的教育已拥有越来越大的选择权。纵观目前对于会计学专业学生培养模式的研究,多着力于市场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对于高校资源能力和学生基本素质和能力对培养模式的内生性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直接影响了各类高校对自身培养模式的准确定位和选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对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培养模式的选择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透视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独特的办学资源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办学路径。 二、我国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办学资源能力的统计分析 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要实现创新,首先需要深入分析国内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办学资源现状,才能为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把好脉、定好位,扬长避短。会计学专业的办学现状,从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办学层次等几方面入手较符合逻辑。本文从国内各高校公开的数据中搜集整理了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办学资源与能力的相关数据,主要选取师资力量(人数、职称、学历)、办学规模(学生数量)、办学层次(博士、硕士)、专业细分度等方面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鉴于不是所有高校都会详细披露这些维度的数据,本文界定所有维度信息都齐全的高校才能进入样本库。同时为了便于横向比较,本文还选取了财经类院校和知名综合类高校作为对比样本。经过整理,本文建立的样本库包括47所二本以上设置了会计学专业的工科院校,其中“985”“211”高校12所,普通高校35所。对比库中包括财经类院校10所,国内知名综合类高校5所。相关数据信息整理如上表所示。在师资力量方面,工科院校在博士学位教师占比、教授占比方面,与财经类院校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工科院校中“985”“211”高校在博士学位教师占比方面接近财经类院校,但职称结构中教授占比与财经类院校差距较大。在衡量师资力量是否充足方面,工科院校并不处于劣势,主要原因在于财经类院校的会计学专业虽然教师数量不少,但学生规模较大,专业分工较细,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办学层次方面,47所工科院校中具有会计学专业方向博士点的有2所,会计学专业方向硕士点的有34所,对比样本库中的10所财经类院校,8所有会计学专业方向博士点,10所全部都有会计学专业方向硕士点,5所国内知名综合类高校全部都有会计学专业方向博士点和硕士点。即工科院校的会计学专业办学层次与对比样本相比差距较大。在专业细分度方面,工科院校的专业细分度远远比不上财经类院校,并且工科院校的专业细分度主要与办学层次相关,与学生人数及教师人数的相关度不高。本科会计学专业一般有财务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审计、税务会计等方向。财经类院校由于本科生人数众多,在校生规模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专业设置一般细分为3—5个方向,既有规模效应,又有细分培养。而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一般设置在本校经济管理学院之下,以一个系或者专业的形式办学,学生规模一般在几百人左右教师数量在10—30名之间。47所工科院校中,开设2个以上会计学专业方向的有18所,其中17所有会计学专业方向硕士点,教师规模平均在20名左右。最为极端的是个别高校的学生有700余人,教师有20多名,竟然全部集中在会计学一个专业方向,培养压力及就业自我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三、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办学定位不准、培养方案缺乏特色。通过对国内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不论是办学层次高低、生源质量好坏、师资力量厚薄,均存在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设置等方面高度雷同的现象,并与财经类院校基本一致。这种雷同一方面客观反映了会计学专业的职业特点(因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各高校财务会计课程的知识结构及内容相似,但会计明细核算及核算组织、财务管理无疑应具有行业特色),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各高校在会计学专业办学定位及学生培养定位方面,未能根据自身办学目标及资源特点实现差异化培养和在办学市场上的错位竞争。 (二)办学资源配置不足。因为自身能力及资源的限制,工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一般是立足于行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一般认为,会计是一门国际商业语言,强调其共性,因此许多高校的办学者及就业单位认为工科院校没有必要设置会计学专业,办学者在办学实践中往往将其定位于工科院校优秀学科专业的配套学科,在学科专业发展定位上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在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建设、教学和科研投入等竞争性资源方面存在配置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教师成长等方面的恶性循环。 (三)办学质量普遍不高。工科院校一般都设置了经济管理学院或类似的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综合性学院,会计学专业则作为学院下面的一个系或者专业。在与本校其他专业的办学竞争中,因为会计学专业的基础技术性,修读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比修读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的学生人数要多,生师比也远远高于其他专业,导致会计学专业师资力量严重短缺,现有教师疲于应付教学任务,科研质量、教师层次难以有效提升,限制了细分专业设置、提升学科层次,培养方式粗放,学生整体培养层次不高,知识结构雷同,会计学专业办学水平普遍不高,造成学生培养结构的单一化和在就业市场上的同质化竞争和自我竞争。 (四)学生就业质量普遍不高。由于办学特色不鲜明、同质化严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强、培养质量不高,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在国内甚至区域就业市场上普遍缺乏知名度,所办专业在用人单位缺乏认同度,直接导致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平台和就业层次不高,学生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也无法有效地为学校会计学专业持续发展积累高端校友资源,最终导致专业发展前景黯淡。 四、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的资源特征分析 除受到供给与需求的决定性影响外,资源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配置行为。高校的教育工作作为向社会提供的一项准公共产品,也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与其他类型的高校相比,工科院校也有与其办学历史和类型相适应的独特的资源特征。 (一)行业资源特征及影响。从办学历史上来看,工科院校一般具有行业渊源和纽带,办学基础定位于立足行业、服务地方,其优秀主打专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行业特点或地域特点,这些高校的专业特别是优秀专业定位于为行业发展培养人才,培养的学生行业就业率较高。教师的社会服务及科学研究着眼于解决行业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研究结果定位于行业引领或问题导向。教师通过面向行业的社会服务获取研究资金支持,建立或拓展成果应用空间,搭建学生实践就业平台。学校通过行业纽带、校友资源及相关资源整合行业和地方资源,为学校发展拓展资源空间,并直接为学生就业服务。 (二)师资队伍特征。配套性(支撑性)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定位决定了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师资队伍存在数量少、学历层次不高、职称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人数少导致办学力量单薄,不能实现专业细分化培养。学历层次及职称结构不合理导致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重教学、轻科研倾向突出。师资及科研资源的约束导致学科层次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提升,较多工科院校不具有会计学专业方向硕士点和博士点,对优秀本科生的培养缺乏目标性、连续性激励,对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激励性不强。但受益于学校主打工科专业的行业影响,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行业社会实践,能够有效促进会计理论、管理理论与行业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引导教师注重会计理论与行业运用的有效结合,并为教师研究能力的提升和教学能力的提升提供良好平台。 (三)学生特征。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学生相比财经类院校的学生人数较少,但相对本校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人数较多,生源质量因招收录取批次有很大差别。由于工科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门类无法细分以及高水平教师队伍组建困难,会计学专业学生接受高水平的综合性经济管理文化和理论熏陶的机会较少,但学生能够接受更多与本校背景相关的工学理论、实践及商务的熏陶,从而与本行业的技术特征、商业运作、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本行业会计与财务管理实践快速结合,降低学生融入实践的难度,缩短学生融入实践的进程。 五、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 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指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其制定需要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学科建设及师资队伍等培养资源、生源质量等因素综合权衡进行拟定。培养目标是导向、是指南,既受制于高校培养资源的约束,又决定了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及后续培养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因此必须仔细论证方能符合实际并有效指导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总的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推进特色型办学的大背景下,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应坚持“抑数量重质量,坚持行业特色型办学,差异化人才培养,不断积累学科资源、提升办学层次”的办学思路,摈弃以往那种“小而全、资源分散、四面出击”式的办学思路。抑数量是因为对于公办高等教育来说,规模不是出路,品牌和质量才是立足之本。而且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有限的师资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多元化四面出击。坚持行业特色化办学是在遵循会计学专业办学规律的基础上重视行业实践及行业应用,既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行业传统纽带,畅通就业渠道,又有利于加强会计实践,培养双师型师资力量,拓展应用型科学研究平台及学生实践平台,并通过社会咨询及相关服务集聚专业发展资金。行业是纽带,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多元化才是有基础的,可靠的。在渠道畅通、数量控制、质量提升、师资提升、资金及人脉资源集聚的基础上,适度细分专业、创新培养方式、逐步实现差异化人才培养和办学层次提升才是最终出路。 六、工科院校建设具有行业特色的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依据和优势 从会计的职能来看,会计首先是一套信息加工系统。从作为会计信息加工规则系统的财务会计来看,信息加工过程具有全球规则的统一性和客观性,这也是会计的立身之本。随着会计国际化趋同融合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基于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办学实力的局限性,要围绕国际化大做文章存在资源限制和提升难度。会计同时是一套管理和控制系统,除遵循专业的普遍规律外,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方向更具有实务性、行业性和创新性,因此依托行业管理特点,深化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绩效评价等在行业中的应用,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深化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行业特色,有助于商业实践与会计财务理论的有效融合,持续跟踪和引导行业财务管理实践,树立行业财务管理标杆,搭建财务理论与实践运用的桥梁,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服务社会能力及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并服务于建设实践实训基地及搭建就业平台。 七、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行业特色培养的实施路径 (一)专业设置与特色定位。会计学专业可以细分为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税务会计、资产评估等几个方向,工科院校究竟应设置多少个专业,主要是由就业市场需求、专业学生人数、学生细分培养需要、专业师资力量等因素决定的。其中师资力量方面主要应考虑数量、层次、研究方向、学缘结构等,教师数量越多、学缘结构及研究方向越多元、学历层次越丰富,专业细分的可行性就越强,专业细分的支撑力度就越大,这一点在上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有力支撑。此外,学生数量、市场需求程度、培养目标定位也是专业细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学生数量越多、市场需求越旺盛和个性化、学生素质越高,对精细化培养的要求就越强烈。学生因素决定了教师资源配置因素,并反过来对学生细分培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质量竞争、特色竞争、需求竞争、层次竞争,工科院校由于在培养力量上的局限性,不可能与财经类院校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全方位竞争,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展开特色竞争,因此专业细分不宜过度,否则容易导致力量分散,使每一个专业的建设力量及培养力量摊薄,培养质量下滑,得不偿失。 (二)特色型培养方案设计。特色型学生培养必须以特色型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设计作为支撑,由于总学分的限制,培养方案中必须精心平衡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专业优秀课程与拓展性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实验课程、会计学专业基础课程与行业特色型课程之间在课程门数、学分数之间的比例分布关系,按照精简必修课程比重、增加限选课程及特色课程比重、增加实践实验课程比重进行设计。必修课程数量少一些,会增加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修课程的自由度。必修课程中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适当,公共课程中除政治类课程外,数学外语类基础课程设置的多少,与高校学生的层次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对于学生基础好、培养层次较高的高校,增加公共基础类课程的学习对学生夯实基础、增强持续发展后劲,乃至学生考研及工作后发展方向的转换都十分有好处;对于学生基础一般、以培养应用型层次人才为导向的高校,夯实学生的会计学专业基础,适度增加其对会计学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并强化其实践应用能力则更为重要。降低必修课程的数量并不等于降低学习要求,精简必修课程的数量及学分后,夯实教学质量尤为重要,体现在强化教学内容设计、案例设计、实验环节设计、作业及考试要求等方面。此外,对必修课程教师的要求应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比如职称、学历、教学水平等方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为学生个性化发展腾出空间的同时,不降低学生的专业水平及在今后工作中的基本生存能力。通过必修课程的学习,要让学生达到知识精细化到手、专业能力精细化到位,完成学生基本知识体系的搭建及基本专业能力的搭建。增加限选及特色课程的比重,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学分,限选课程的设置目的在于增强学生某方面的能力,特别是特色能力,即让学生查漏补缺,发展某些特殊专业能力,或在某些方面深化专项能力。因此限选课程的设置及目标在于深入补充某些侧面知识、技能或者深化某些特殊知识和技能。增加限选课程的比重,一是增加学分及课时的比重,以增强学生的兴趣及满足培养特殊能力的需求。二是增加门类设置,以提高学生选课的自由度,而且增加门类设置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限选课程群。三是可以解决新专业设置因上级部门审批限制难以达成而暂时过渡性满足学生多元化培养实践的需要。限选课程及特色课程的多样化设置,教学质量必须依靠高质量、多元化的师资力量予以保证,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支持发展跨专业选课和跨学校选课的自由度,实现优势教师资源及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显得十分必要。实践实验课程的设置,对于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应用能力,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培养方案中,增加实践实验课程的课时及学分十分重要,并应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的考核。 (三)特色型课程群建设。培养行业特色型人才,必须紧密结合行业经营管理的特点,认真设计行业特色课程群。可以在限选课程模块设计两至三门反映行业产品技术特征、业务经营管理及商务运作模式方面的课程,便于学生了解行业环境及业务特点。同时设计一至两门综合反映行业会计核算、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税收管理等方面的课程,使学生了解行业会计核算及组织的特点、行业成本管理的方法及重点、行业企业预算及投融资管理的模式、行业企业税收管理的重点及税收筹划的方法等,在校期间学生就能对行业会计实务问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为学生搭建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缩短学生进入行业后的适应期。如果学生人数较多,一个行业不足以吸纳所有学生就业,可以围绕本校学生就业的几个主行业渠道设计一个以上的特色课程群,便于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及学业规划进行课程规划和选择。由于工科院校师资力量的约束,这类特色课程群数量不宜超过三个。 (四)特色型师资队伍建设。建设特色型课程需要建设特色型师资队伍,要培养一支实践能力及应用能力都较强的师资队伍。高校教师由于观念、习惯、能力的约束及高校激励措施的欠缺,大部分知识结构单一,偏理论轻实务,许多教师不愿意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财务管理实践中去锻炼自己,既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去解决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和关键问题的能力,也缺乏动力和意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实务工作中去提升和更新理论。动手能力较差的教师自然无法培养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加之会计和财务管理本身就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会计理论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理论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教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较差。因此,要建设一支特色型“双师型”教师队伍,高校应积极采取走出去的师资培养战略,鼓励教师脱产或在职学习进修、全薪挂职锻炼、科研学术休假,鼓励教师创新创业,采取加强横向科研成果奖励、职称评定倾斜等方式对教师进行激励,鼓励教师积极承接企业横向项目、科研成果转化,鼓励教师撰写实践实验教材或理论与实践兼具的专著。与此同时,积极采取引进来的策略,将行业企业中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深厚管理实践功底的财务管理专家引进高校,充实师资队伍。只有建立一支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特色型教师队伍,才能对学生素质的提升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 (五)紧盯行业财务管理实践需求的服务能力培养及搭建实践就业基地。要培养一支具有行业特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工科院校应努力为教师搭建理论联系实际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教师及其团队更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响应行业企业在行业会计信息系统、行业财务战略制定及并购重组、行业投融资管理、行业全面预算管理、行业成本精细化管理、行业财务管理诊断、行业税务管理及纳税筹划、行业内部会计控制管理、行业流程重组及优化等方面的需求,展开管理咨询服务,为企业规范管理、管理创新及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价值创造空间等服务,为行业企业财务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和知识结构创新提供培训服务。通过持续的互利合作,致力于建立共赢互信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搭建有效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探索双方建立会计学专业人才订单式培养和合作的空间,探索双方建立人才实习实验基地的可行性,并利用横向合作项目锻炼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六)立足行业特色,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及学生培养层次。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学科建设水平及培养层次的提升对于会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来说十分关键,而这需要师资力量及科研成果的双重积累。科学研究分为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二者对于高校申报硕士点、博士点都十分重要。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教师数量较少,研究方向必须有效凝练,研究力量必须有效配置,根据教师的能力及研究兴趣,可以选择2—3个理论研究方向,配置部分教师着力于进行理论性研究,其余教师从事以行业应用性为主的研究,两翼齐飞,互为支撑。理论性研究教师团队有责任为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教师团队提供方法论支撑,后者有责任为前者提供研究资金支持。对于研究实力较弱的教师,应更多地承担基础教学工作,对于创新型课程及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可以更多地配置给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教师,对于部分市场开拓意识、意愿及能力较强的教师,可以承接更多的横向项目和应用服务性、开发性研究。教师之间的分工,目的在于各取所长、通力合作进行科学研究、专业建设和社会服务,在积累研究成果的同时积累研究及培养资金,尽快提升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学科建设水平及培养层次。这不仅需要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各取所长、通力合作,更需要在团队建设中理顺和平衡团队成员在科研合作、职称评审、利益分配等多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各自发挥专长,在专业建设和提升的同时,实现团队成员的共同发展。总之,高等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应该立足于现有学校资源特点,充分扬长避短,坚持行业特色化办学,快速集聚资源,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层次,才能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发展壮大。 作者:章勇 余咏秋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财务处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与立体式评价体系研究 摘要:会计专业实习是高校会计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梳理会计学专业实习流程的基础上,制定全方位实习管理规范,包括实践教学体系、组织与管理制度、校企合作与沟通机制、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等;实施校企各方共同参与的对实习实践单位、学生、专业指导教师的立体式评价体系。 关键词:会计学专业;全方位实习管理规范;立体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一、引言 会计学专业实习岗位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助理审计岗位,各种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岗位,银行等金融企业金融岗位,其他和财会相关的实习岗位。以上岗位多属技能型,比如作为审计助理,要学会看报表、抽凭、复印底稿所需文件,编制并填写底稿、做现场实地盘点计划及报告、做一些科目的实质性测试、截止性测试等;作为财务助理,要收银、协助开发票、粘贴原始单据、做记账凭证;作为大堂助理,要学习网点内营业中服务基本流程、业务知识与规范、辅助接待客户等业务。因为财会岗位的专业性与特殊性,多数学生在一个单位集中实习的比例不大,实习地点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使得专业实习管理更显复杂与重要。实习质量如何,要看管理规范是否全面且能够执行;实习效果需要评价来监督与反馈。本文以专业实习流程为线索,构建全方位实习管理规范与立体式评价体系。 二、会计学专业实习流程与内容 (一)实习准备 实习开始前,召开实习动员会,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对专业实习重要性的认识。专业实习作为大四上学期的一门校外实践课程,有严格的课时与学分要求。同时,布置专业实习的实践与任务,选择、审核、落实校外实习实践单位,组织学生进入校外实习实践单位。 (二)实习开展 实习开始后,学生要按时进入校外实习实践单位实习,行业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和学生管理教师分别对学生校外实习实践进行指导和管理。行业指导教师是单位选派的具体指导学生实习的“师傅”、项目经理等;专业指导教师来自于会计学专业在职教师,承担与行业指导教师沟通、学生日常实习行为管理、收集实习资料以及评定成绩等事项;学生管理教师通常是校方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协助专业指导教师对实习工作进行组织与管理。 (三)实习结束 实习结束时,提交实习相关资料,组织学生实习汇报、录入成绩、评选“优秀专业实习生”和“优秀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完成材料归档。 三、会计学专业实习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选择岗位与专业不对口 专业实习不同于就业实习,需要选择专业对口的岗位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专业实习实践单位或由学校统一安排到实习基地,或者由学生自主选择实习地点与岗位。如果学生自己选择实习工作,会计专业指导教师应对实习实践单位与实习岗位进行审核,以确保学生在合适岗位实习。在实习检查中发现,有的学生虽然也提供了实习实践单位等信息,但却没有真正地或严格遵守时间参加实习;有的学生所处的工作岗位也与所学专业相差很远。 (二)实习实践单位没有尽职尽责 在实习之初,学生要与实习实践单位签订相关的实习协议。实习协议一般由校方提供,有效保证学生实习期间的权益。有的单位要划掉与人身安全相关的条款才肯签学校的实习协议;有的单位只肯与学生签订其自身提供的实习协议,条款中否定实习期间与学生的雇佣关系。实习过程中,有的实习实践单位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甚至安排学生做假账。 (三)实习指导教师的指导与督察不到位 实习教师的指导与监督是专业实习工作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在学生实习期间,行业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学生管理教师共同对学生专业实习进行指导、监督、管理。行业指导教师相当于学生在实习实践单位的“师傅”;实习期间,专业指导教师,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之外,要拨出时间进行实习指导,通过现场、微信、电话等方式定期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学生管理教师比较熟悉班里学生的家庭、性格等方面,在一些问题的沟通上比较有优势。但在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没有形成“三位一体”的指导体系,有的教师没有认真履行相关职责。 四、构建会计学专业全方位实习管理规范 专业实习的质量重在管理,管理须靠规范。规范是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长期有效的实习规范应明确主体责任、细化管理实施,具体包括实践教学体系、组织与管理制度、校企合作与沟通机制、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等。 (一)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专业实习通常按照总学时的一定比例来安排,是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不可缺少而且重要的一部分。专业实习有实践的学时与学分的要求,除特殊情况(比如应征入伍)外可以不参加。专业实习不达标,成绩将为不及格或者记为零。实践教学体系也要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考核标准与成绩构成等,便于专业教师进行实习指导。 (二)制定组织管理制度 学校或专业要设有分级的组织机构,指导、负责专业实习的顺利有效进行。组织管理制度应包括安全教育、学生自主实习申请与审批流程、实习实践单位接收公函、实习协议、指导教师指导方案、实习督导要求、学生校外实习实践手册、考核方法、实习基地建设等。制度的建设应遵循原则性、指导性、可操作性。 (三)构建校企合作与沟通机制 校企合作是做好专业实习的基础性工作,可以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师资培养、招生就业等方面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专业实习安排形式可以是集中(学生在自愿报名与面试通过之后进入学校推荐或者作为专业实习基地的企事业单位实习),也可以是分散(学生自己找单位之后由会计专业指导教师审核是否符合实习相关要求)。加强校企合作与沟通、拓展实习基地有助于会计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便于专业实习的集中指导,也为学生专业实习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四)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 专业实习中,学生同时还是单位实习生的身份,安全是重中之重。实习开始时学生要接受安全教育,树立安全意识,由学生本人与家长在安全承诺书上签字;实习过程中要注意风险防范。另外,学生初涉职场,心理方面也要有段适应期。实习规范中应有应急预案,确保突发事件能得到及时处理。 五、会计学专业立体式实习评价体系的建议 专业实习质量重在管理,管理重在过程。在实习过程中,评价实习实践单位、学生、指导教师,是实习质量管理最后、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一)动态评价实习实践单位 会计学专业的实习实践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散性的实习实践单位,一类是集中实习的实习基地。在评价实习实践单位时,可由实习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对实习实践单位进行评议,将实习实践单位纳入动态管理中。有的分散性实习实践单位经由指导教师考察、沟通,也可拓展为专业实习基地。有的实习基地在合作中可能出现一些新情况,也可变换合作模式或者终止协议。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业务淡旺季,在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需要大量实习生。但是学生要在大四8、9月份甚至更早时间就开始找单位实习。这种时间上的矛盾使得学生可能错过事务所的实习机会,单位也会出现实习生短缺的情况。校企双方可以变换思路,开拓更好的合作模式与沟通机制以满足双方的需要,共谋学生全面发展。为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可以将校外实习实践单位以动态评价方式纳入常态管理过程之中。校外实习实践单位的评价可由师生共同参与,考虑下列因素:工作环境、实习条件、实习效果、沟通与合作程度等。具体校外实习实践单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当然,表1各项指标也可以由师生采用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评定,或者是定性方法,对具体实习实践单位的评价指标进行文字说明,做出综合性评价,以实现会计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二)对学生实习过程性多元化评价 校外专业实习作为一门课程,在实习结束时需要实习实践单位与专业指导教师共同给出成绩,备选优秀专业实习生。对学生实习评价应该遵循过程性、多元化原则,力求真实、客观、完整地给出实习成绩。校外实习实践综合成绩评定表见表2。为鼓励学生高质、高效完成专业实习任务,可以按实习学生人数的10%,选取“优秀专业实习生”。推选优秀专业实习生的条件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心系学校,协助教师与实习实践单位沟通交流,建成实习基地的实习生;二是由于专业实习表现突出,促进就业的,被实习实践单位录用,签订三方协议的实习生;三是协助教师组织专业实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实习生;四是专业实习中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实习实践单位领导表扬的实习生。 (三)专业实习指导教师的评价方案 由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实习地点呈分散式布局,专业指导教师的任务更是繁重。目前,专业教师在分到实习学生名单后,需要采用电话、微信、短信和QQ指导等方式灵活督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建立定期信息通报制度,每两周通过网络指导检查学生1次;要进行不少于所指导学生10%人次的现场检查指导工作;针对所指导的每个学生填写一张实习指导巡查表;专业实习结束后,专业指导教师要按期收齐校外实习实践手册,在计划、指导位置书写评语并签字,给出学生指导成绩和总评成绩,推荐“优秀专业实习生”。实习结束后,会计学专业要组织所有专业指导教师进行实习指导汇报,每个教师汇报时间约5至10分钟。为鼓励专业指导教师认真指导,帮助学生高质、高效完成专业实习任务,实习结束后可以按专业实习指导教师的15%推选“优秀专业实习指导教师”。评优条件如下:一是心系学校,在实习现场检查过程中,注意与实习实践单位沟通交流,建成实习基地的;二是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实习岗位表现突出的;三是专业实习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四是专业实习指导中到现场检查次数较多,多次受到学生赞扬的。考虑到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之外要拨出时间进行实习指导,不宜过多量化考核指标加重教师工作压力,对于专业实习指导教师的考核,只需分为不合格、合格与优秀即可。合格只要看教师的实习指导是否符合了专业工作要求,优秀主要看是否满足了评优条件。当然,如果责任心不强或者由此引发了一些严重问题,则需要有退出或者惩罚机制。六、结论越来越多的学校将会计专业实习工作作为会计学专业一门必修的校外实践课程。根据实习流程制定全方位的专业实习规范,使得校企双方、三方指导教师、学生等各方能够有规定可依、有标准可循。同时,加强全过程监督,构建各方参与的立体式评价体系,是专业实习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作者:裴淑红 戚少丽 张兰 张文利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如何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 摘要:随着会计行业不断向前发展,会计人员要根据会计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综合能力。本文就会计专业在校生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会计学专业培养实践能力的途径,探讨了会计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评价,进而提出会计学专业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才能成为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完美融合的综合型人才。 关键词:实践型教学活动;实践能力;实务技能 随着经济日益向前发展,会计学越来越多地成为学生报考的专业,这就导致了会计学专业的毕业大学生要面临着更多的从业压力——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既要有足够的会计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能力,这往往是在校学生所缺乏的。因此,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非常关键。 一、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会计学专业成为学生热捧的专业,使会计人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会计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其实会计这一行业就业范围极广,只要涉及货币的流动就必然和会计有关,但目前的局面是用人单位招聘不到理想的员工,而会计专业毕业生又出现就业难的局面。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用人单位招聘时往往要求应聘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会计专业新毕业生只能由于经验不足而放弃。可见,企业找不到合适的财务工作人员、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的工作经验,即实践能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目前会计市场缺乏会计人才而会计专业毕业生找不到满意工作,矛盾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这反映出会计人才市场对会计专业毕业生能力上的过高期望,反映出高校对会计专业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不到位。工作经验是指能够出色完成工作的能力,是在不断的实际工作中获取的,但是,若没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作为基础,积累工作经验也无从谈起。实践能力是会计专业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满意工作的基础。毕业生若是结合学到的会计知识,同时拥有较高的实践能力,那么胜任企业实际财务工作就相对容易和轻松。这就要求毕业生在校期间努力寻找实践机会,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 二、会计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教学观念处于落后状态目前的教学观念仍是传统以书本上的知识为主,老师传授为主要方式,以考试成绩来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仍是注重考试成绩,很少注重实践能力的教育方式。整体教学缺少实践教学内容,使学生实践机会很少,在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下,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故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不能很好地结合。2.教材内容存在弊端会计准则等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但学校的教材却与会计制度不相适应。跟课程同步的模拟实习课程很少或是没有,这就导致了学生实践机会的缺失,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3.师资队伍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教师的实践能力水平。如果教师只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缺乏,则不能很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实践方面的疑惑和问题,学生实践能力就无从提高。4.教学环境不符合要求为了让学生能够提高实践能力,多数学校会计专业会设置模拟教学实验室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但是实际上这些设备非常落后,与仿真会计要求相差很大,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等更新换代较慢,跟不上会计改革的步伐,实训教对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有限。5.学生实习效果不佳目前的毕业实习期间安排在大四,学生可以自行找实习单位实习,也可以是教师安排和组织学生到特定的实习单位实习。但是即使这样,学生的实习需求也不能被满足。首先,实习单位为了防止商业机密外漏,不会让实习学生了解太多业务。其次,由于自己的会计专业的学生日益增加,使学校无法建立自己的实习基地。6.评价制度不合理传统教育制度对于学生的评价制度是以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作为评价标准,通过考试分数和平时作业作为总体的考评水平,具体是通过期末考试为考评依据。实践水平所占比重偏低。而考试的内容由教师掌握,重点由教师划定,只要认真背就能得高分,但是实习成绩却不作为参考标准,分数高的同学的实践能力并不见得比分数低的学生实践能力高,使学生理论和实践不能很好地融合。 三、会计学专业培养实践能力的途径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内容,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要性,而应用型人才的不可或缺条件就是实践能力水平。据调查,多数会计专业毕业生希望自己今后能从事会计方面的工作,因此,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1.传统教学观念应得到更新为了使会计人员不断适应会计市场的变化,教学观念必须改变。不能仅仅以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为依据对学生教学,不能只注重成绩而忽略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根据会计专业的特点,理论和实践均衡进行教学,进而改变教学模式,使理论课和实践课有比例地进行,进而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逐步适应。2.更新教材内容会计教材的内容应该全面而客观。在理论知识完整的情况下,增加会计经济业务的对应内容,使经济业务与灵活多变的具体实际工作业务相适应,使教材内容更加新颖,覆盖范围更广。让学生对于会计实际业务有全面的认识。这样,学生不仅对理论知识有了掌握,对于实务方面的知识也会进一步提高。3.加强师资队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考虑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教师的实践能力水平。因此,应该着重培养教师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这两方面的综合能力。只有教师自身掌握了熟练的实践经验,及时掌握会计市场的变化,熟练掌握会计核算业务各个环节的处理操作,才能进一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起到指导和帮助的预期作用。4.完善教学手段增加资金投入设置模拟实验教学培训教室,提高实践教学的仿真性。把实训的会计材料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不断更新,让学生对会计业务的认识和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5.改善教学环境设置标准的会计实验室,实验室必须建设完备,配备先进的实验仪器,实践材料如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会计凭证必须仿真有效,并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电算化实验室,从整体上改善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高标准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平台。6.完善评价制度对于学生的考核机制不能仅仅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要加大学生实践能力成绩所占的比重,通过对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双重检测对学生做出最后的评价。对于实践方面的考评,可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处理及对模拟经济业务的处理等方面作为依据。最后可以进行模拟答辩,教师随机对学生提问,考察学生的实际掌握能力。 四、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评价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把会计知识和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动手操作能力,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同时也为会计市场提供合格的会计人才,平衡会计市场和会计人才的供需关系。1.利于会计专业学生融入社会大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社会上每个工作岗位都竞争激烈,若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就需要自身具有超强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能力。社会对不同的人才要求不同,需求量也不尽相同,个人的综合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融入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自身的工作经验,而工作经验来自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高校必须把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教学过程重心,重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帮助会计专业学生更顺利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2.利于用人单位招聘到满意的财务人员用人单位招聘相应的财务人员首先看中的是面试者实践能力和工作经验。用人单位可以节约工作前的培训成本,节省了经费。而且,优秀的应聘人员可以自进入企业之后高效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所以,学生的实践能力高低决定了企业能否招聘到满意的工作人员,决定了应聘人员的能力能否与岗位设置相符合。3.利于教学方法和评价制度的改进传统的教学强调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传输,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对学生期末的综合考评也主要以笔试的理论知识考试作为标准,实践能力水平很少或不作为考核依据。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则要求高校对教学方法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使培养实践能力作为教学方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对学生的评价机制做相应的改进,理论结合实践,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综合能力的评价。综上所述,会计专业学生毕业时想要在激烈竞争的会计人才市场上尽快找到满意工作进而融入社会,就需要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而提高实践能力就要求学生通过不断的实践,通过一次次的实习积累经验,培养能力,争取在毕业和就业期间内花最少的时间来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与社会发展和会计人才市场的需求相适应,努力通过对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而成为用人单位和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作者:王宁 王金荣 会计学专业论文: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提要]应用型会计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必须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知识及能力,能在中小型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审计等工作的应用、复合型会计专业人才。本文从培养规格、职业岗位描述的对应链接课程、专业教育平台设置等方面,分析基于职业岗位描述的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人才培养;职业岗位 会计学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为主的人才,对于应用型会计专业教学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会计专业技能的培养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的职业胜任能力。目前,应用型会计学本科的专业培养目标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科学素养、人文精神和诚信品质,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类中小型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审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会计专业人才。本文从培养规格、职业岗位描述的对应链接课程、专业教育平台设置三个方面分析基于职业岗位描述的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规格 基于以上培养目标,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的培养规格主要包括三种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 (一)知识结构 (1)热爱祖国,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了解国内外时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熟悉从事企事业单位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3)掌握会计学专业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基本专业知识和基本职业技能,如会计核算、会计管理、财政经济、财税金融、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4)掌握一门外语及计算机应用知识,具有可持续学习的能力。 (二)能力结构 1、通用能力。(1)计算机基本应用能力:具备使用计算机实用软件处理日常事务及通过网络获取、分析及处理信息的能力;(2)外语应用能力:有较强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3)文献检索能力:掌握经济专业文献检索、查找的基本方法,并能对检索文献进行有效处理和正确使用;(4)沟通和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具有组织协调和分析比较能力。2、专业应用能力。(1)会计职业工作能力:具备会计业务核算能力,熟练掌握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等会计基础工作能力并且具备一定的涉税业务处理能力,审计业务处理能力和金融业务处理能力;(2)会计管理能力:熟悉国家相关部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同企业的企业环境和生产经营特点,依法进行会计业务处理与会计职业判断;具有管理组织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 (三)素质结构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2、文化素质。了解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不断完善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世界观。3、职业素质。坚持不懈贯彻执行会计法、财经法律、法规和有关财务制度,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具备扎实的会计理论知识和会计实务技能,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4、身心素质。恪守会计职业道德,廉洁奉公;遵守法纪,坚持原则,严格执行有关的会计法规,维护国家利益,抵制一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行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扎实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具有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二、基于职业岗位描述的对应知识、能力、链接课程 目前,会计专业的职业岗位描述包括会计主管(财务助理)、会计核算员、出纳三大类。基于以上三大类岗位描述,会计职业岗位要求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应拥有对应的知识、能力结构。针对每个大类岗位的不同的知识、能力结构开设相应的链接课程。具体如表1所示。 三、专业教育平台设置 专业教育平台分为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导论讲座、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会计电算化、中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小企业会计准则;专业优秀课程模块-财务报表分析、税法、财务管理、审计学、高级财务会计;专业集中实践模块-会计学原理单项技能、税务会计实务、会计分岗位模拟实训、会计电算化实务、会计综合模拟实训、ERP沙盘模拟实训、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教育模块,按《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和《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培养方案和学分认定暂行办法》执行四大模块。实践教学中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独立设置的实验课、创新创业实践学时比例超过总学时50%。综上所述,应用型会计学本科专业培养的是适应未来工作岗位需要的高端技能人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完成工作岗位任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就要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以职业岗位描述为导向进行会计专业课程的设置,是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课程改革的方向和必然趋势。 作者:朱琦 单位:安徽三联学院财会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 [摘要]会计学专业是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随着企业对会计人员和机构负责人要求的提高,从业人员仅仅具有会计从业资格恐怕难以胜任工作,这就要求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必须有准确定位。综合分析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企业需求以及高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等影响因素,独立学院应将中级会计师作为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通过了解企业和社会需求、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及融合职业证书教育等途径,实现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 会计学专业在独立学院专业设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独立学院275所,设置有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独立学院共计153所,占全部独立学院的55.64%[1]。同时,由于最近几年学生选择会计学专业热情较高,而独立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招生压力,因此,为满足考生志愿,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的招生人数都会大量超过原有的计划招生数。在设置会计学专业的独立学院中,会计学专业的人数均占有较大的比重。以湖北某独立学院为例,该校2015年计划招生会计学专业学生80人,最终实际录取人数为212人,占该校2016年招生总人数的15.35%。由此可见会计学专业学生数量的庞大。因此,分析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于独立学院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会计学专业教育及会计人才现状 (一)会计学专业教育现状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53所,其中本科院校1219所,设置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学校有620所[2],占比50.86%,而高职高专设置会计学专业的院校比重则更高。以湖北省为例,2015年湖北省本科高校67所,设置会计学专业本科高校33所,占比49.25%;高职54所,设置会计学专业的学校有45所,占比83.33%;没有设置会计学专业的高职院校主要集中在医学、艺术、体育和教育等院校。从会计学专业的人数来看,根据《中国会计年鉴2013》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会计学专业(含本、专科生)的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见表1.从上表可以看出,2013年会计学专业的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均占总人数的6%以上。另外,2013年本科生招生人数为381.4万人,会计学专业招生人数为本科生招生人数的3.62%,高职高专招生人数为318.4万人,会计专业招生人数为高职高专招生人数的9.10%。从实际情况来看,设置会计学专业的高校,其会计学专业的在校生人数在所有专业中人数都是排在前列甚至第一,独立学院尤为如此。鉴于会计学专业的现状,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中,将会计学专业列为控制布点本科专业,严格控制新增会计专业。从2012年至今,教育部仅新增8所高校开设会计学本科专业。 (二)会计人才现状 截至2014年,全国共有各类企业法人单位828.7万个,行政事业单位96.5万人[4],共计925.2万个单位需要大量的会计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除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现有会计人员1400万人,其中初级会计师404.4万人,中级会计师168.7万人,高级会计师12.5万人[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拥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会计人员中,取得初级会计师职称的人数较多,而拥有中级会计师职称和高级会计师职称的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规定不完全要求担任会计机构负责人必须取得中级会计师职称,但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以及依法税征的加强,企业对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仅仅拥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恐怕难以胜任会计机构负责人和相关会计工作。 二、确定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影响因素 确定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独立学院学生的自身特点 独立学院在各省高考招生录取批次中一般都在第三批本科录取,部分省市没有单独设置第三批本科,将其放在第二批本科录取。但从独立学院最低录取分数占考试总分的比例来看,独立学院录取分数一般占高考总分数的45%~60%之间。以湖北省2015年第三批本科最低录取分数为例,2015年湖北高考文史类和理工类总分均为750分,第三批本科文史类最低录取分数为415分,占高考总分的55.33%;第三批本科理工类最低录取分数为360分,占高考总分的48%。而在2002年湖北省首次出现第三批本科时,高考总分也是750分,但第三批本科理工类最低录取分数为502分,占高考总分的66.93%,第三批文史类最低录取分数为484分,占高考总分的64.543%。虽然高考分数不能完全代表学生的能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理解程度等。会计学专业在文科专业中属于知识内容多、逻辑性强的一门学科,需要学生有很强的学习自觉性和理解能力。从独立学院录取最纸分数线占高考总分的比例变化来看,独立学院生源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因此,对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必须考虑学生的特点。 (二)企业对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的完善,企业对会计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必然导致以前只需要由取得从业资格证书的会计人员来从事的工作,会逐渐过渡到由初级会计师职称和中级会计师职称的会计人员来完成。而从财政部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会计从业人员的资格显然与我国会计法的要求不符。可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事业单位对拥有中级会计师职称的会计人员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因此,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必须考虑企业的人才需求状况[6]。 (三)各类高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从各类高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可以将我国高校会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分为三类,即注册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以及初级会计师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一般来说,注册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对于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要求都比较高,一二本高校会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而高职院校则会将初级会计师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作为其培养目标。因此,将中级会计师作为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比较符合独立学院在高校体系中的定位。 三、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路径 独立学院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学专业人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积极调研,了解企业对会计人才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需求 人才最终需要得到企业认可,因此,了解企业对会计人才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需求,有助于独立学院更好设置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选择课程内容、进行学时分配,并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目标与教学紧密联系起来[7]。 (二)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会计学专业属于实践应用性较强的专业,企业在选用人才时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而且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2015年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独立学院属于向应用型转变的高校。因此,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应在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扩大实践教学课时在整个教学课时中的比重,通过开展会计模拟实训、电子报税模拟实训等实训课程,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三)培养和引进双师型教师 人才的培养最终依赖于教师队伍的素质,既然独立学院将培养应用型中级会计师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也应该注重会计学专业师资的实践教学能力,把培养和引进双师型教师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独立学院应采取适当措施,鼓励教师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会计工作现状和对人才的需求。 (四)将教学内容与职业证书考试内容有机结合 独立学院应考虑会计学专业学生今后职业发展方向,将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证书考试内容有机结合,以达到在进行专业教学的同时,帮助学生取得今后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职业证书的。 作者:姚毅 杨璐 单位: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工商管理系 会计学专业论文:开放教育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网络得到了快速普及,远程网络学习成为当前成人在职学习的主要方式。它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在学习时间、空间以及学习者等方面的局限性,充分发挥了远程网络教育学习时间和地点自由灵活、学习过程自主掌握的优势,是一种非常适合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的教育教学新模式。随着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开放教育会计学专科的入学人数受到了高职教育的巨大冲击,会计专业报名人数明显下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如从前,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乌海市开放教育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当前开放教育会计学(专科)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四点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开放教育;会计;改革 一、开放教育会计学(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性表现 (一)课程设置方面 开放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都是成人学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教育有别于传统的普通和成人高等教育,入学门槛低,实行“宽进严出”和“完全学分制”的学习制度,学生在通过入学资格审验和入学水平测试后,即可注册取得学籍。在开放教育开办之初,受到了许多成人的欢迎。但是入学后学员发现,开放教育的办学思路和普通专科院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从课程设置上来看,有许多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在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对于成人学生来说,难度较大的中央统设必修课有:英语Ⅰ(1)、英语Ⅰ(2)、经济数学基础12、西方经济学。虽然有中央电大的学习资源支持,地方电大还有老师进行辅导,但是,学员如果不能全程系统地进行学习,考试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二)课程资源建设方面 1.资源更新不及时目前,开放教育的网络资源内容相对比较丰富,可以分为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和地方电大三个层级。通常大多数的必修课程在中央电大网站上都有许多资源,主要分为“教学文件”“教学辅导”“IP课件”和“直播课堂”。从模块上来看,资源是比较全的,但是更新的速度太慢,以会计专业为例,2014年出台了新的准则,并对个别准则进行了修改,加上近两年“营改增”,需要更新的会计视频资源和理论课程资源其实是比较多的,涉及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1.2、会计电算化,可是这些课程的资源都没有进行更新,而纳税基础与实务课程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教学资源。虽然个别老师会在自己负责的课程中更新相关的资源,但是省级电大和地方电大的开放教育平台通常都会转载中央电大在线的资源,特别是视频资源,如果中央电大资源更新不及时,就会造成整个电大系统从中央到地方资源的陈旧。2.视频资源设计不合理由于教学思路的陈旧,许多视频资源根本不符合课程教学的特点。如,会计电算化是一个教学员如何进行软件操作的课程,但是没有在任何一个教学视频中出现了如何进行操作的画面,只有老师在进行理论的讲解,即使有理论操作的讲解,在视频中也没有录制老师操作的过程,这种视频根本无法起到指导学生学习的作用。以该课程的第四讲为例,截止到笔者写作时,该视频的点击量只有23136。作为资源,完全是一种浪费。 (三)教学手段方面 通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电大系统已经形成了学员学习主要利用文字教材,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央电大及各级电大远程在线教学平台,随时点播和下载网上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平时可与教师、同学进行互动学习,相互提问、讨论和交流的一套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了随时可以进行学习的平台。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利用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学习成了新的手段,目前电大在这方面利用得还不够,应该及时研发学生端,方便学生在线学习。(四)考核环节方面目前,会计学(专科)专业大部分课程的考核都是用形考成绩占20%,考试成绩占80%的方式。个别课程完全通过平时成绩的考核来进行,如,会计电算化。考试加形成性考核这种考核方式结合了学生的平时作业成绩,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几乎所有的形考作业都是通过纸质的作业来完成的,所有学员的题目都一样,那么学员抄袭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电大形考作业答案”几个字,就会有589,000个搜索结果,其中不乏专门的平台和贴吧。这种情形下交上来的作业答案能否真实体现学员的平时学习状态,笔者表示怀疑。所以,对于形考作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措施 (一)改革课程设置,侧重职业性教育 1.对课程的模块进行调整作为成人的学历教育,办学理念应该和普通专科的学历教育有所区别,应该侧重职业性方向,而不是理论研究型的教育。许多学员都是因为在工作岗位上发现自己的职业能力不足,所以报考了和自己职业相关的专业,可是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许多的课程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而且又难学,加上工作压力大,没有合理安排时间,无法保证全部课程的学习时间,自然会选择只学习专业课,放弃学习统设公共基础课,或者干脆放弃考试或选择退学。英语Ⅰ(1)、英语Ⅰ(2)、经济数学基础12、西方经济学等课程,可以放到选修课的模块中让有需要的学员自行选择进行学习。会计和税法是密不可分的,会计许多业务的处理都要根据税法的有关要求进行业务处理,所以,纳税基础与实务课程应该作为必修课进行学习,而不是选修课。在必修课中设置了会计模拟实验,那么就没有必要在选修课中再设置会计操作实务,从专业规则说明的内容来看,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差不多,没必要重复设置。2.增设专业课程的选修课会计专业的中级财务会计1,2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商品流通企业的业务核算来讲解《企业会计准则》。对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酒店业、保险业、农业等其他行业的业务处理没有进行具体的讲解。另外,在现行的会计制度中还有《小企业会计准则》,相关的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有一定的差异。对于成人学员来说,工作单位的性质会决定他希望学习的内容,所以其他行业的会计核算和小企业会计核算的课程也应该适当开设,可以开设到专业选修课中,以增加对学员的吸引力,使其提高学习的兴趣。 (二)加大网络资源建设力度 1.加快网络资源的更新速度由于中央电大负责的资源比较多,又受到所有省级和地方电大的关注,所以课程建设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任务也比较重。特别是视频资源的建设比较耗费时间,更新起来难度较大。所以,在资源更新方面,可以委托电大系统内的知名老师合作完成,由中央电大提出整体的思路和方案供制作老师参考,经过讨论后再制作相应的资源。根据会计准则和税法有关规定的变更,及时对相应的资源进行调整,录制相应课程的新资源,上传到中央电大网站。由于电大系统执行的是老师导学的思路,所以视频资源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仅局限于部分章节,对于基础较差的学员来说,自学的困难比较大,如果没有时间参加面试辅导,网络视频教学就成了最佳的选择,所以应该将所有章节的内容录制成课件进行上传,特别是优秀课程。对于更新的相关法规,任课教师要及时在课程网站上,并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链接到课程网站上,对于历届考试的原题应该及时上传至网站,以供学员复习备考。2.增加实践操作视频目前,在会计专业没有一个教学视频是针对实际操作的,全部都是理论讲解,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对于基础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模拟实验、纳税基础与实务这样的课程来说,实践操作的视频讲解非常重要。对于这些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录像,可以结合实物进行讲解,近年来随着录屏软件和手机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微课的制作已经成了很多高校制作教学录像的重要手段,电大系统的视频资源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录制,可以将冗长的章节录制成短小的独立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一定会大大提升。 (三)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手段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电大系统可以推出自己的手机和平板专用的学习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学员交费后可以在线学习,或下载资源到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学习,也可以在线留言提问,24小时内会有专人负责回答相应的问题,并利用微信公众号各类资讯。这样可以方便学员随时学习,随时与任课教师沟通,解答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另外,还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宣传电大的开放教育,随时公布最新的教育理念和信息,增加开放教育的影响力。 (四)改革考核的方式和方法 1.调整部分课程的考核内容对于职业技能实训这门课程的考核,应该将学习的内容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而不是简单地对理论知识进行重复的考核,可以在题库中将实际工作中常发生的案例作为题目进行考核,将描述类的考试题目变为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各种原始凭证,然后让学员根据经济业务做成职业判断,然后进行业务处理,这才是真正的职业技能训练。对于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这类课程,应该以考核计算题为主,舍去名词解释和简答题这样的题型。2.改变形考作业的形式由于目前纸质版的形考作业抄袭现象严重,我们应该重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好题库,让学员在线做作业,同样应该开发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作业端。这样不仅可以提供大量的习题供学员进行在线练习,还可以了解学员的在线学习时间,通过设置答题的时间期限,让学员主动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作业,同时还能杜绝学员相互抄袭的现象,督促其自学。 作者:李洁 单位: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谈非会计专业会计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摘要]随着近些年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的发展趋势,很多院校在不断的强化实践教学,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本次转型中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本文分析了目前民办本科院校中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基础这门课程在教学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能为非会计学专业的《会计学基础》教学和学习带来一些帮助。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非会计学专业;会计学基础 近两年,国家教育部一直在推行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应用型本科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而不是以科研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院校,现阶段一般包括所有的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录取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一般都是在本科第三批录取,所以不难看出民办本科院校是本次转型的主力军。作为一名民办三本院校的会计学教师,我结合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的优秀思想以及近些年的教学经验对现阶段会计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改革措施做了如下思考。 1非会计学专业会计学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不合理 对于非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基础薄弱是一个普遍问题。《会计学基础》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设置在大二上期或下期,从课程基础上来看,基本上只有《西方经济学》作为支撑,而《经济法》基本上是安排在《会计学基础》的同期或者之后,加之很多非经管专业培养方案中没有《税法》这门课,所以学生在《经济法》及《税法》方面的基础特别薄弱,这就给学生的学习及教师的教学带来了难处。此外,在教学内容方面也不尽合理,《会计学基础》这门课程作为会计的入门课程更多的侧重于会计的基础理论和业务核算,而对学生日后工作当中最有可能用到的会计报表的分析利用讲解的很少。 1.2实践教学能力不足 大部分民办高校建校时间都较短,招聘的大多是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些教师基本上只有理论基础,缺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经验,这就为实践教学带来了困难。除了教师之外,实践教学的另一个障碍是实验室建设水平落后,由于民办院校缺乏国家相应的资金支持,再加上学校对非会计专业的学生会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所以很多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基础这门课程只有理论课,很少或几乎没有实践课,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上机操作和沙盘实验,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简单的手工操作。 1.3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 前面已经说过《会计学基础》这门课程侧重于会计的基础理论和业务核算,尤其是课程的前面几个章节,理论性较强,很多学生反应这些理论比较抽象,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作为教师,讲授理论一般采用的是传统的填鸭式的讲授法,所以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提不起兴趣。 2非会计学专业会计学基础教学改革的措施 2.1完善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在课程设置方面可以考虑适当的把一些基础课程比如《经济法》、《经济学》放在《会计学基础》课程的上一个学期开设,使学生在学习会计学基础相应的知识储备作为基础。在教学内容方面,尽量减少原理性的理论,突出应用,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在教材的选取方面也应该选择实用性较强的教材,缩减基本理论和报表的形成部分内容,增加会计报表的分析利用和管理会计的相关内容,必要时可以自行组织编写适合非会计专业学习的《会计学基础》教材。 2.2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在教师招聘中倾向于招聘有相关行业经验的教师,另一方面提供机会让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此外可以多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的讲座及业务培训,以此来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其次,改善实践教学条件。众所周知民办院校大多是在本科三批次录取学生,分数在本科类院校中相对较低,所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比一本、二本院校低一些,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都有所不足,所以着力打造应用型人才才是民办院校的出路所在。尽管资金有限,也应该尽可能的增加部分实训设施,比如购买会计电算化软件,搜集企业真实业务,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完成整个公司的业务核算,包括报表的分析利用,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去校企合作单位参观或者短期的业务实习。 2.3充实教学方法和手段 会计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是专业性强、实践操作性强,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来说面临课程少、学时少、教学资源不够充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想要达到语气的教学效果就要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有所改进,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习过程的难度。笔者认为,相对于会计专业的教学模式来说,非会计专业的课堂上可以适当采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在讲授的同时多结合案例、联系实际让生涩的知识变得易懂。在教学手段上,适当将抽象理论转化为感性认识,增加直观印象,降低学习难度。比如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文字、动画、图表、视频等结合起来,生动形象的将凭证编制、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这些枯燥的内容全过程演示出来,达到简单易懂的目的。 作者:张璐 单位:新乡医学院 三全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在会计专业教学过程中,受到教学管理模式、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会计专业教学质量不高,学生积极性不高,学生综合能力较差,在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专业会计;课程教学;课程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计专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多学校会计专业设计不合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并且缺乏实际的实践教学和培训,导致整体教学素质不高,影响学生以后毕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作为学校,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会计专业特点,制定完善的专业教学计划,丰富教学模式,促进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专业问题,提升会计教学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为学生以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会计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一、会计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会计课程教学过程中,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导致会计学课程教学存在很多问题,下面就分别展开论述。 (一)整体教学素质不高 高校老师在实际教学过程,既要履行自身的教育职责,又要受到条件相对落后的制约,教学进修培训机会较少,很难提升会计教学水平,影响到会计教学质量。1.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进行,高校会计专业教学改革不断发展。但是在一些学校,会计教师安于现状,对大纲会计的要求,照本宣科,没有进行创新,导致会计教学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出学生进行会计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往往采用经验教学的方式,对会计教学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影响到会计教学的质量。另外,缺乏优秀的会计教师人才,师资力量不够,很难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教学产生不利影响。2.教学模式落后。在实际过程中,高校教师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于不同学生会计水平的参差不齐,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就会降低教学质量,导致有的学生像其他学生一样进行听课,但是到实际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的会计教师,没有创建合理的教学情境,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耐性,课程设置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导致学生只能凭借想象进行,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感到十分困难,使得会计内容空洞无物,很难达到教学要求。 (二)不重视实践教学 对会计教学而言,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践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校只重视学生的理论教学,缺少基本的课程实践环节,学生实践环节断档。会计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计理论教学如此,会计实践活动也应如此。会计专业课程在理论课结束后,缺少为巩固会计理论知识而进行的课程实践环节,使学生学习的会计理论知识无法与会计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直接影响学生学习会计专业知识的兴趣,也加大了集中实践活动的难度,学生往往学到后面忘了前面、眼高手低,动手能力较差。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相关院系基本上设置了会计模拟实验室。但实际教学中往往利用率过低,很多教学设备配置不全、实验教材落后、实践指导教师缺乏或知识单一等,无法真正发挥会计模拟实验室的作用,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 (三)缺乏具体指导性 在会计专业教学过程中,会计教学指导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会计专业教师制定了很多条条框框,学生只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会计学习,无法培养学生学习会计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二,采用放羊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照本宣科,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无法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对学生提纲编写指导不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按照会计专业的特点,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目标,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但是受到课堂教学时间的影响,会计专业教师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一一的指导,只能从大的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导致很多学生跟不上课堂进度,影响了整体教学效果。这对教师会计专业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第四,会计专业教师对会计专业教学的指导方法落后,没有认识到会计专业教学的特殊性,没有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和评价方式,要求学生必要按照考试要求进行学习,这种传统的指导方法,更多的是借鉴以往的教学经验,导致指导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科学性,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做好专业会计教学改革的措施 在实际会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重视学生的基础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下面就针对如何做好会计专业课程改革展开论述。 (一)采用行动教学模式 在进行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设计上,要控制好整个教学过程,把实际的会计任务作为驱动力,分析影响会计教学各个因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分组,提升学生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教师要坚持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原则,提升学生的基本技能。比如在会计大小金额书写和点钞验钞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掺入到填制原始凭证这一环节中,加强学科内容之间的联系,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创建仿真的职业环境 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最终是要走上社会岗位的。为了增强学生的对会计工作的认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做好基本的理论教学以外,还要为学生创建仿真的职业环境。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教学时间,严格按照企业布置会计部门格局,为教学营造良好的职业氛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会计用品,提供真实的账单等资料,比如原始凭证,账簿报表等,实现会计教学与工作零距离对接,激发学生的学习会计的兴趣,提升会计教学的效果。另外,在每一个学期末期,教师要组织学生咨询会,对学生反映的普遍问题进行汇总和分析,为以后教学提供借鉴和帮助。为了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教师要重视实训环节,提升学生基本技能,保证教学效率。 (三)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后教学为辅 就目前而言,大部分都是老师在教室里、课堂上进行授课,几乎没有在课堂外授课的,即使有,也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如有些教师在网络上进行授课,通过网络互动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和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因出差在外或在外进行课题调研无法在教室里进行授课,不得已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授课。目前在教室里进行授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的粉笔授课形式,即教师利用粉笔在黑板上将主要的授课内容书写上,然后针对主要内容进行讲解,当然由于时间限制,书写的内容不会很多,主要还是靠讲解。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不明显,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授课方式有其优点,即学生和教师基本能做到同步,该写的时候大家一起写,该听的时候一起听,协调性好,因此有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二种是利用教室多媒体进行授课,老师将绝大多数授课内容拷到电脑上,通过幻灯片放映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减少了教师利用粉笔书写的时间,提高了效率;但也有一定的缺陷,即教师站在电脑后面针对幻灯片一张张讲解,而学生既要听还要书写笔记,有可能顾此失彼,使学生对会计知识的理解程度降低,也有可能导致主次不分,该重点听的没有听,非重点内容可能听得很多,最终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为了教学效果,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综上所述,在进行会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丰富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的需要。 作者:明哲 高校会计学专业会计信息化探索 摘要:伴随ERP、SAP等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应用,熟练操作会计信息系统成为会计人才综合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会计信息化课程的建设满足了会计人才培养需求.本文结合辽宁省34所高校会计信息化课程的调查分析,对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改进课程建设的具体措施,旨在完善会计信息化课程建设,培养契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实现课程教学与企业岗位工作的无缝对接. 关键词:会计学专业;会计信息化;课程;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并要求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这意味着大学职业教育更注重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应用型会计专业人才,是指在掌握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具备较强的会计实务操作技术技能.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已全部实现会计电算化,因此,熟练应用电算化成为会计专业人才必备技能.2013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中明确指出:“会计信息化是指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会计核算,以及利用上述技术手段将会计核算与其他经营管理活动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标志着会计技术的又一次飞跃.此前教育部已于2012年12月了高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及财务管理教学标准,其中将“会计信息化”取代“会计电算化”,并使之成为七门专业优秀课程之一.通过调研发现,辽宁省高校会计学专业的信息化课程建设已经落后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落后于教育部改革的步伐,不能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1会计信息化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辽宁省34所高校会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信息化课程设置情况如表1.通过表中的数据对比,发现问题如下:首先,94%的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而只有38%的高校将会计信息化课程设置为专业主干课程,足见多数院校对会计信息化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次,虽然部分高校将会计信息化课程设置为主干课程,但是在学时和学分的分配上与其他高校的设置无异,导致主干课程的设置流于形式,没能凸显主干课程的地位;最后,该课程只有64学时,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2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2.1课程内容2.1.1缺乏会计工作必备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现行会计信息化课程内容大致包括系统管理、基础设置、总账、固定资产、薪资管理、成本管理、存货管理、销售管理、应收款管理系统和应付款管理系统.这些内容是以会计核算软件为主,以供应链为辅,但在会计实际工作中,还需要掌握软件安装、硬件维护、网络设置以及office办公软件的应用等基本常用技能,企业需要的是具备计算机网络等基本技能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因此课程内容需要添加与会计工作相关的计算机和网络基本知识.2.1.2缺少仿真实操环节教学内容辽宁省34所高校会计信息化课程均开设一学期.部分高校该课程讲授会计软件的实际操作,以软件各子系统为章节来讲解,这种内容体系设计与企业实际操作流程相脱离,导致学生不能把课堂学习的内容和工作内容有效衔接;部分高校该课程讲授会计信息系统知识,主要包括系统开发、内控或是审计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设置与会计工作需要相差甚远,更不利于学生掌握会计信息化技能.2.2课程教材目前高校使用的主流教材是用友ERP实训教程,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考试需要(由于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用的是用友T3);另一方面是因为用友软件在企业应用广泛.教材的内容体系是依据软件的开发过程设置的,与会计信息化实际工作流程不一致,而教师的讲授是依据教材的内容设计顺序,所以会导致学生的学习与软件设计吻合,却脱离了实际工作流程.2.3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大体分两类:一是具备软件配置条件的高校实行机考,参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的电算化科目考试,分理论和实务两部分,通常理论占比20%,实务占比80%,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的从业资格考试训练,也重视了实践技能形成过程的评价,但是缺乏对平时成绩的考核,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不能有效控制学生的学习;二是没条件实现机考的高校通常是让学生独立完成一个账套业务的操作,以大作业形式上交,有平时考核,但这种方式对技能形成的评价缺乏有效依据.2.4教师队伍目前,从事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的老师存在两方面问题:(1)专业背景不符合教学要求.现在从事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的老师专业背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会计学专业出身,这种情况的老师缺乏计算机技能和网络技术;一种是信息管理专业出身,这种情况的老师缺乏会计专业知识.信息化课程需要这两种专业知识的结合,因此对教师授课技能及知识结构要求更高.(2)缺乏实践技能培训.会计信息化课程属于实践类课程,要求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与实际工作中的实务操作应该完全一致,因此老师不仅需要具备会计专业知识,懂得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知识,还需谙熟企业实际操作的相关技术和流程,从而将企业的工作内容和知识内容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达到与岗位对接的目的. 3会计信息化课程建设的对策 3.1课程设置学校的人才培养要与企业的人才需求对接.企业财务软件的应用已经由实施处理阶段向管理信息系统阶段递进,并进一步向管理型网络化发展.高校的会计人才培养需要紧随市场需求的步伐,强化信息化课程重要性认识,重构课程设置,具体思路如表2.课程主要内容说明:(1)针对会计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基本计算机知识,在会计信息化(上)课程中专设计算机基础实务知识模块,以解决实务中的各种问题;(2)增设会计信息化(下)课程内容.会计信息化(上)在学习时主要是个人单机操作,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所有角色的任务,虽然这是与企业工作实际脱离的,但是限于学生第一次接触电算化,为了让学生熟悉所有业务,因此先在(上)中安排个人单机操作,在此基础上,会计信息化(下)的授课内容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联机操作,仿真模拟企业真实业务,设定每个同学的角色(包括账套主管,总账会计,出纳,工资会计,固定资产会计、往来会计和成本会计等),赋予其相应权限,合作完成一套账,然后轮换角色,反复操作,让学生熟悉每个岗位的操作流程和技能,实现与企业工作无缝对接.3.2课程教材3.2.1会计信息化(上)课程教材建议重构教材内容体系.仍以用友ERP实训教程为例,首先,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一章内容,即会计工作必备计算机基础知识;其次,按照工作流程设置教材架构;最后,整合各子模块模块的内容,按照企业工作流程设计.让学生可以真切体会到电算化工作从手工记账到启用电脑记账如何操作,以及整个业务从发生到完成到报表的形成是如何利用电算化软件实现的.3.2.2会计信息化(下)课程教材结合会计信息化(下)的课程内容,在原有的会计信息化(上)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一本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材,该教材是一套完整的企业实务资料.但是,为满足会计信息化课程的需要,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材需要重新修订,增加用户设置、权限设定、部门档案、客户档案、供应商档案等资料的补充,以满足电算化操作的需要.3.3考核方式由于本文将会计信息化课程改革为会计信息化(上)和会计信息化(下),所以在此也将考核方式分成两门课程来探讨.结合会计信息化(上)课程的授课目标,将考核分成理论和实务两部分,因为软件安装和硬件操作无法通过实际操作考核,所以以理论的形式考核,占比20%,平时成绩占比20%,分阶段及时公布,防止期末通过平时成绩调整总成绩,目的是督促学生认真努力学习,期末通过总账系统和各子系统业务处理,完成一个完整的账套上交,占比60%,突出实践操作的重要性.结合会计信息化(下)的授课目标,将考核分成平时和期末两部分,平时占比20%,期末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整套账务操作,占比80%,以此突出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3.4教师队伍建设会计信息化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性极强,因此对专任教师的要求也很高,作为会计信息化课程的专任教师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会计信息化系统软件的操作,而且需要熟练掌握信息化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维护,因此,对专业背景不符合教学要求的老师来说,只有通过进一步学习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学习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自学.自己认真备课,上机反复实践,把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寻求解决的答案;二是走出去.走进企业,考察会计信息化软件在企业的实际应用情况,了解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及如何解决;三是参加培训.定期参加软件公司组织的培训,实时掌握软件的更新情况,并及时与软件开发商交流软件存在的问题.通过以上各种途径的学习,老师可以了解课堂与实践之间的不同,便于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21世纪是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专业技术融合的应用能力成为会计人才评价的重要指标.企业需要的是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操作财务软件并具有资源价值管理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会计信息系统操作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必备的技能之一,高校会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会计信息化课程建设。 作者:孙喜云 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当前,会计学专业仍然采用单一理论教学的模式,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必须要积极探索会计学专业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了实践教学的综合改革方式,从课程教学、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多个方式对会计学专业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会计学;实践教学;课程改革 高校会计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型非常强的专业,在当前的会计学教学中,仍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在这一教学模式下,教学效率往往低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念书”,至于真正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学生在工作岗位当中需要重新学习一遍。可以看出,这一教学方式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极为不佳,已经不适应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如何培养既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具备熟练动手能力和良好会计职业道德的复合型人是当前高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会计专业教学现状 (一)缺乏实践教学的开展氛围 会计学专业当前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参考依据,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基本保持就书本学书本的现状,与实践工作脱节。在这一教学方式下,原本基础较差的学生越来越听不懂课堂内容,容易使学生对会计实践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二)缺乏实践教学经验丰富的会计教师 教师普遍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导致学生只能接受课本上的知识,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失衡。即使学生在大学期间通过实习来运用知识,然而在参加工作后,仍然需要重新学习,曾经学到的知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会计学实践教学当中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构建系统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建立完善的会计学课程体系 会计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从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及各个专业课之间的有机结合统一两个方面进行。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方面,将各专业课程分别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开展综合教学,加大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比例。具体来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实践体验等方式结合会计学各个专业的特点进行课程改革,将学生所学的知识以工作任务的方式呈现出来,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去寻找知识、理解知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丰富课堂内容。以基础会计学的教学过程为例,在以往的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当中,要将基础会计学理论知识与基础会计学模拟实训融合开展学习,即将基础会计所有的知识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将知识点重构与组合,边学边做,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在专业课程的设置方面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方向,要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保持适当的比例。例如,在课程设置中,要适度增加实践实训课程的比例,如基础会计实训、中级财务会计实训、会计电算化、ERP等相关课程,并在第七学期开设VBSE,也就是虚拟商业社会环境课程,进行跨专业的综合课程实训。在校内实训当中,让学生真正体验企业工作场景。这就要求学校在专业建设的同时,要加大对实践环节教学的投资,让学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真实的模拟操作场景。 (二)将课程实训、综合模拟实践、社会实践三个阶段有机结合 经过了校内的课程实训及综合模拟实践两个部分的反复练习,学生基本具备一定的会计动手能力,所欠缺是实践的运行,因而在整个人才培养环节,社会实践部分的内容必不可少。社会实践的完成,一方面依靠学生自己寻找可以提供实习岗位的单位,另一方面就需要学校为学生提供帮助。学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及校办企业等方式来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工作岗位。为达到更加有效的实践教学效果,课程实训、综合模拟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共同为培养复合性的会计专业综合素质人才而努力。 (三)培养一批具备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 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具备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知晓会计实务的操作。因此,学校要培养一批具备实践教学经验工作的教师。提高教师的实践经验,就要将教师推入社会。教师可以利用暑期或者工作当中的假期时间到实践单位当中进行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聘请社会优秀会计人才作为校内教师导师,让企业名人、名师为校内教师做实践指导。 三、结语 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为了更为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符合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如何更好地培养复合型会计综合人才将是今后教学改革探索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今后的探索中将不断突破,与时俱进,为更为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而努力。 作者:刘翼旸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会计学专业论文: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目前,独立学院的经济管理类专业都开设了《会计学》课程,会计教学已成为非会计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特色,以及会计学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提出明确完善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目标、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关键词: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 随着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企业管理人员对会计准则的把握、对会计信息处理方法的理解、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和利用能力是评价其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管理者也日益意识到会计信息在其日常的工作及业绩评价的地位。目前,各独立院校经管类专业普遍开设了《会计学》课程,其教学最终目标应是为其本专业服务的,显而易见,非会计专业与会计专业对会计知识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当前国内的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专业课程设置大同小异,独立学院要想获得人才培养的优势,必须考虑走差异化的路线,找准培养定位,走差异化路线,着力培养。 一、独立学院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目标模糊。教学目标决定培养人才的类型和培养方向,是制定教学方法、选择教学内容、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会计专业培养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会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会记账、算账、报账及用账的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目前,各独立学院大普遍重视课程理论性,强调其课程构成体系,而忽略了会计课程教学和各专业的相关性,未结合针对经管类学生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运用和分析会计报表的能力。所以在具体的教学中,应使学生较快地了解、理解会计是怎么一回事,会计工作是怎么做的,以及作为未来的经济管理工作者,怎样才能准确地阅读、理解会计报表,领会其中的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判断,为决策作参考。(二)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经管类非会计专业与会计专业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非会计专业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使其能理解并分析财务报表。大多数会计教师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通常按照教材目录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这种方法有其实用性,尤其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讲,有助于他们系统、全面和详尽地掌握整个会计学课程体系。但是,对于非会计专业教学来讲,就没有必要照搬,因为学生中的大部分将来未必从事会计实务操作,很可能从事会计资料的分析利用,以便为管理提供依据。由于对教学对象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特色了解不足,因而授课内容过多强调会计理论知识讲授,忽略了会计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课堂的讲授,学生对所学会计理论是比较表面化的,缺乏感性认识,对会计实务操作、会计流程不清楚。在以后的就业中,社会需要的实际操作能力也将成为他们的“短板”,因此非会计专业也应注意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此外,独立学院《会计学》课程内容设置普遍没有结合经管类专业特色,教学内容设置不能满足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专业需求。(三)教学方法单一。会计学是一门集实践性、操作性于一体的课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只按照课程的书面表达教学,只注重会计方法的讲解、会计制度的理解,没有积极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使经管类学生觉得枯燥乏味,教学效果不理想。过多强调了会计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重点突出了以教师为主体,却忽略了学生在教学中的实际主体地位和作用。 二、独立学院经管类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完善措施 (一)明确课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的取舍。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学生学习《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使学生学会阅读、运用会计报表数据,掌握报表的分析方法,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利用会计信息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满足管理方面的需求。(二)结合专业特色,整合教学内容。独立学院立足于应用型高级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经管类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内容应针对专业特色需求和重点突出实用性。要求其教学内容应突出会计信息的分析利用,因此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将会计报表作为会计教学的重点、重点突出会计要素和会计报表的教学,而教学模式则应侧重于案例分析,提高其利用会计信息来分析本专业相关问题的能力。因此,会计报表及其分析部分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来说,是学习的重点,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财务报表的理解和分析利用,不仅要介绍主要传报表的格式、内容及其作用,重点还要讲述会计报表的各种分析方法及各种经财务指标的含义及运用方法。另外,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三)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采用多种形式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模拟教学、案例教学等,把课堂教授、案例分析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重新定位教师角色、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创立“学生为主”的参与式课堂模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加深对会计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讨论、辩论、讲演、案例教学等方式,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利用多媒体教学丰富教学手段,采用真实的凭证、报表、账簿等实训材料,使学生真正完成从填制凭证———设置账簿———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声像并举,使课堂教学富有生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果。(四)强化实践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在《会计学》课程中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一方面可以加深经管类学生对会计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也能增加对实际经济工作的感性认识。《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其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关键,应结合经管类不同专业特色的要求设置具体的实践性教学,可采用上机操作、实习锻炼和现场观摩教学等多种形式,设立创新型实验项目,加强实验与社会实践结合。重点强调实践教学重要性,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设置《会计学》课程内容时,合理确定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的比重,适当压缩理论课时,增大实践课时比重,鼓励老师积极探索课程改革,设计适合《会计学》课程和经管类专业特色的实践内容。通过实践,能让他们懂得会计工作跟企业各种经济业务、企业各个部门的联系,让他们体会到会计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此外,修改传统实践教学方式,强调了校企合作环节,增加学生校外实践的机会。(五)推进课程教材建设。通过选择优秀、实用的实验教材、合理地组织实验实训环节,对教材的选用,以应用为主。同时加强组织编写适用于经济、管理类非会计学专业本科生的会计学课程教材、习题集等。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最后形成了比较科学、系统、有特色的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课程教材,确保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作者:罗萍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论文 一、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Mille(r1992)就国际贸易中的问题首次提出了整合风险管理的概念,并给出了风险的一体化框架,不仅分析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存在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等多种风险,而且还分析了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并且需要建立整合风险管理应对这些风险。Miccolisetal.(1998,2000)认为,企业应当综合考虑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及控制,集中利用企业的风险管理资源。Nottinghametal(.2002)认为,每个企业应该设计一套适合自身企业的风险集成框架,依据自己的实践,对组织的优秀资源进行整合。姜虹(2006)提出了集成风险管理以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为运行载体,以财务、技术和人文为导向,构建机构化、网络化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达到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郑雪平(2010)对集成风险管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分析了集成风险管理的理论依据,并详细阐述了企业集成风险管理的实施要素以及具体的实施路线。王清刚等(2013)在COSO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的基础上,提出风险智能管理框架的新思想,将风险管理与企业目标及价值创造联系起来,认为风险管理是一项全面系统的企业管理职能,是由特定要素构成的完整框架。不仅学术界关注全面风险管理,不少专业团体与组织等也陆续各自的风险管理框架。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简称GARP)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策略、程序、基础设施和环境四部分,并辅之它们之间的融合。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认为风险管理包括环境扫描、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集成、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七个紧密联系的步骤。COSO委员会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整体风险管理的过程以及实施的要点,是全面风险管理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由风险管理目标、要素和主体构成的三维矩阵全面风险管理框架。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是中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流程包括风险管理初始信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五个步骤。2009年,中国的第一个风险管理标准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及定义、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过程和风险管理的实施等方面作出规范。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和指导框架都提到了“全面”的本质理念是集成风险,但是没有具体阐述怎么集成。集成的内涵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目标,集成主体创造性地对集成单元(要素)进行优化并按照一定的集成模式(关系)构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集成体),从而更大程度地提升集成体的整体性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加有效地实现特定的功能目标的过程。因此,本文依据集成的内涵给出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详细阐述运用“集成”集约管理企业复杂多变的风险。 二、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 依据企业集团规模大、布局广、法人多、层级多、业务多、风险复杂多样等实际特点和国内外取得的成果,构建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它由两部分构成———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集成平面和贯穿整个集团的风险管理系统———要素子系统、过程子系统和目标子系统,其中过程子系统是三维空间。 (一)风险管理集成平面 风险管理集成平面代表了企业集团管理风险的集成方式———风险垂直集成方式和风险水平集成方式,二者组成一个二维集成平面。风险管理集成平面上有企业集团组成单位、风险和风险管理系统。企业集团组成单位的层级性和平级性是集成方式的依据,层级性为风险垂直集成方式提供依据;平级性为风险水平集成方式提供依据。风险是集成的对象,风险通过集成组成一个有机的集成风险体。集成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管理的集成思想,实现集团的整体战略。风险垂直集成方式是企业集团从集团的最低层级———所有业务单元的风险集成开始,层级递进扩大风险集成范围,将集团面临的一般风险和特有风险不断纳入到已有的风险集成范围内。风险集成范围逐渐扩大,从所有业务单元的风险集成,到所有部门的风险集成,再到所有子公司的风险集成,最后到集团的风险集成,企业集团的所有风险都被集成进来,完成集团的风险垂直集成。在垂直集成风险方式中,集成风险的范围是层级递进扩张的,低层级的集成范围包含在所有高层级的集成范围里。风险水平集成方式是企业集团从同一层级具有相同上级的所有组成单位进行风险集成,是一种平级或水平的风险集成。集团层级包含若干个子公司的风险集成,每个子公司的风险集成又包括若干个部门的风险集成,每个部门的风险集成又包括若干个业务单元的风险集成,从具有相同上级的最低层级的所有业务单元的风险集成开始,不断纳入到更高一级的风险集成框架里,直到对所有子公司的风险进行集成,最终完成集团的风险全面集成。由于集团特有的风险存在,不论是风险垂直集成方式还是风险水平集成方式,集团都应该结合当前风险管理重点和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从某种重大风险集成开始,再逐步扩展到全面风险的集成,而没有必要必须进行全面风险的集成。 (二)全面风险管理系统 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系统是由要素子系统、过程子系统和目标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都体现集成思想。要素子系统是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的基石,由主体、组织、制度、文化、信息系统等风险管理的基础条件要素构成,保障风险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过程子系统是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的神经中枢,接受风险管理信息传入,集成加工消息,然后传出信息,并且分类储存信息。它是风险管理信息加工的优秀,包括风险管理过程、价值和知识三个维度。其中,过程维是指风险管理活动的过程,包括风险偏好、风险分析、风险决策、风险控制、监督改进五个循环过程;价值维是指衡量风险管理活动创造的价值;知识维是指在风险管理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的风险管理经验、技术。目标子系统是风险管理的方向,是风险管理达到的目的,它由安全、协同、责任、发展、战略五个目标构成。下面对全面风险管理系统详述: 1.要素子系统 要素子系统是整个系统构建的基础,为过程系统和目标系统提供支持和保障,过程系统和目标系统受到要素系统的约束和限制。它由主体、组织、制度、文化和信息等子系统组成。主体是实现集成风险管理目标的人员。主体不仅实现本层级水平方向的风险目标,还要实现集团垂直方向的风险目标。组织是风险管理的层级和机构,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是企业集团风险管理得以有效开展的组织保障,体现了集团垂直性的风险管理组织和本层级水平性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是保障企业集团风险集成管理正常运行的制度基础,是由企业集团垂直的标准的内部风险制度体系、子公司水平的特色的内部风险制度体系和外部监管风险制度体系构成。风险文化是企业集团企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的世界观。风险文化通过集团垂直一致标准和本层级水平特色的两种风险管理意识组成,为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保驾护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支持,是集成风险管理实施的重要保障,是企业各部门之间无限沟通的桥梁。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从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集成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系统和业务系统,把企业集团各系统无缝集成对接,打破各系统的信息孤岛,实现风险管理集成的全覆盖和风险信息共享。 2.过程子系统 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的过程子系统是由过程维、价值维、知识维三个维度构成。它是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实现的优秀和技术关键,是实现企业集团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知识维是过程维和价值维的工具,价值维是过程维和知识维的纽带,过程维是价值维和知识维的基础。 (1)过程维 过程维包括风险偏好、风险分析、风险决策、风险控制和监督改进五个过程,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活动链,而是不断进行循环,构成完整的风险管理流程。风险偏好是依据监管要求和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目标,设置多维度的统一的集团风险限额,然后把统一的风险限额从集团层层分解到子公司、部门、业务单元,并且保证各层级风险暴露超过设定水平时及时报告上一层级。制定风险偏好时,风险偏好从业务单元层层垂直集成到集团。在此基础上,集团制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风险分析是以风险管理目标为方向,以风险偏好为界限,多角度识别、分析和集成风险,不仅识别和分析潜在的复杂多样的各类风险,还要集成风险,把集团的所有重大风险都纳入到分析的范围,通过风险集成结果,实现风险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提升风险的管理价值。风险分析不仅借助一般风险的分析方法,还要借助Copula函数等集成分析方法。风险决策是依据风险分析结果、风险资源、风险管理目标等约束条件,以风险管理价值为目标函数,求出符合条件的、优化的、集约的、实际的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策略不仅利用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抵消风险损失,还要利用风险叠加放大作用管理风险源头,防止风险放大带来的损失。风险控制是依据风险决策策略,相应责任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控制风险,保障企业集团的经营活动正常进行。风险管理策略包括避免风险策略、控制风险策略、分散风险策略、中和风险策略、承担风险策略和转移风险策略。监督改进是及时跟踪风险集成管理过程,并根据监督结果、价值维分析的结果和变化的环境对风险管理进行改进和提升。它是风险集成管理的最后环节,也是下次风险集成管理的开始。企业集团在运用以上五个过程的时候,从集团整体角度出发,通过风险集成,集约优化风险管理资源,有效控制风险,使风险管理创造价值。 (2)价值维 价值维是通过构建风险价值评价模型,衡量风险管理的价值,动态评价风险管理过程,为过程维反馈风险管理改进的方向,为知识维提供风险的管理知识和技能。风险价值模型包含三个子价值模型———风险管理能力价值模型、风险管理效益价值模型和风险管理协同价值模型,从能力、效益、协同三个角度衡量风险管理的价值,运用线性回归、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它为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发展和战略等提供决策指导,升华企业集团风险管理的价值。 (3)知识维 知识维是指在风险管理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获取风险管理知识和掌握风险管理技能的过程。知识维不仅学习吸收外面的风险管理理论、经验和技术,还要不断总结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术。它是开放的、包容的、递增的、共享的。知识维不只注重单体风险的知识,更要注重集成技术的知识。从企业集团全局来看,风险管理知识是标准的、统一的、共享的、全面的,适用于每个组成部分;从企业集团部分来看,风险管理知识是共性和特性共存,特性为共性服务。总之,价值维为风险管理知识维提供采纳标准,哪些风险管理知识需要吸收,哪些需要放弃;价值维也为风险管理过程维指明前进的方向,防止过程维不作为。知识维为过程维和价值维提供工具百宝箱;过程维是知识维不断递增的源泉,也是价值维存在的充分条件。 3.目标子系统 目标子系统是风险管理达到的目的,是对所有组成单位和员工完成风险管理工作评价的依据,是过程子系统管理风险的风向标,也是构建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的根本出发点和优秀。它的风险管理目标体系分为安全目标、协同目标、责任目标、发展目标和战略目标。目标具有层次性,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安全目标、协同目标、责任目标、发展目标和战略目标。只有实现了低层次目标才能实现高层次目标。安全是整个目标系统的基石,它要求遵循法律、法规和准则,使企业资产保值和增值。协同目标是协调员工、部门、子(分)公司、股东、投资者、债权者、客户、相关政府机关、所在地的社区等的利益关系,保障风险管理工作的实施。责任目标是企业集团实现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不仅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还要担负起社会进步的重任。发展目标是在一定时期企业集团生产经营活动预期要达到的目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世界一流”的企业和人类进步的高层次目标。目标具有现实性、清晰性和明确性,是能够实现的,不能脱离现实的客观性;目标的具体内容是明白确定的,每个员工都能清楚理解自己的风险管理职责,不能晦涩难懂。目标具有集成性和分解性。企业集团内部目标是一致的,不能相互抵触。组成单位的目标是由集团的总目标层层分解而来,反过来,制定企业集团的目标的依据是组成单位的目标层层集成而来的结果。 三、企业集团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实践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集团如何应用本文的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呢?下面以声誉风险为例说明企业集团声誉风险水平集成的具体实施方法。依照此方法,在声誉风险集成的基础上,不断纳入其他所有风险,完成全面风险的集成。全面风险管理集成的具体实施过程,从风险偏好步骤开始,经过风险分析步骤、风险决策步骤、风险控制步骤,最后是监督改进步骤,然后又回到风险偏好,进入下一循环过程。每一个步骤都要分析风险价值和积累风险知识。下面是具体实施过程: 1.确定风险偏好。 以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的五大风险管理目标为依据,结合集团声誉风险实际偏好情况———负面事件、外部事件(例如本行业的其他企业发生声誉风险事件,本企业集团的声誉也下降)、利益相关者等满意度的当前水平,制定集团的风险偏好目标;然后把风险限额层层细化到具体部门/业务单元。 2.风险分析。 这里以水平集成为例来说明。从业务单元开始,识别、分析本业务单元的声誉风险,然后把同一上级的业务单元的声誉风险水平集成到上级部门,依次类推,直到把所有子公司声誉风险水平集成到集团,得到集团的集成声誉风险。集团的集成声誉风险不是各子公司的声誉风险的简单相加。例如,集团内部客户不满意事件经过水平集成后得到内部解决,集团声誉风险损失被抵消;尽管风险限额可以接受一个子公司的1件负面事件,但是,如果有6个子公司都发生相同的1件负面事件,那么此事件可能导致集团发生特有风险———风险积聚。此类负面事件经过水平集成后,风险积聚被纳入到风险集成的范围,集团声誉风险损失被放大。 3.风险决策。 依据风险分析的结果、风险限额和集 团资源,找出使得风险管理价值最优且实际的风险管理策略,充分发挥集团协调优势,让风险管理创造价值。例如,集团内部客户不满意事件选择中和风险策略;引发风险积聚的负面事件选择控制风险策略。 4.风险控制。 依据风险决策分析的结果,由集团监督相应单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风险,使风险得到控制。例如,集团内部客户不满意事件由业务部门采取中和风险策略控制风险;引发风险积聚的负面事件由宣传室采取控制风险策略控制风险。 5.监督改进。 监督声誉风险集成管理过程中的执行情况、遇到的困难和变化的环境,并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例如,目前集团对外部事件不能应急,通过监督改进,如果未来发生类似外部事件,集团立即公开信息,使公众确信本集团不会发生此类事件,避免声誉风险带来的损失。 6.风险管理价值。 在整个风险管理过程中,都要分析风险管理的价值,让风险管理为企业集团带来价值,从价值中不断改进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过程也是不断积累风险经验、提炼知识的过程,在集团内部共享风险知识,培养员工的风险意识,让风险知识为企业带来价值。 四、结论 “全面风险管理”是以集成方式为纽带,把风险管理要素、过程、价值、知识和目标有机联系起来的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适合企业集团日益复杂的动态开放的系统。它不仅能够洞察风险之间复杂的关系,还能洞察企业集团特有的风险,为集团全面、集约、有效控制风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它的过程维从过程、价值和知识三个维度相互支持风险管理的智能化,使得企业集团能够较精确地、集约地、协调地管理日益复杂的风险、提升风险管理的价值、丰富风险管理的知识。企业集团风险管理的五大目标指明了风险管理的方向。全面风险管理集成框架充分发挥合力作用,构筑起防范风险的防线,抵御风险的攻击。期望以上研究能够给企业集团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作者:司马则茜 程莎 单位: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全面风险管理论文 中小企业是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它们广泛分布于各个领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其规模小、实力弱、风险大、融资信誉度低等弱点,导致其融资困难也更具风险,严重制约其发展。如今,中小企业纷纷建立了融资服务的担保机构。信用担保发展的实践证明:担保机构及其体系建设可以防范和化解融资风险,能较好的增强中小企业的信用。因此,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问题的研究较为迫切。 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含义 信用作为经济学名词,必须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在获取资金、物资以及服务时无需支付现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用担保。信用担保是由专门机构提供的一种制度化的保证,是一种保证和金融中介行为。信用担保的涵义包含三个要点:1)由专门机构提供的担保,法人、自然人不能提供;2)担保存在于政策、法规、制度框架安排体系中;3)只对社会提供担保,并不对内提供。第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必须依法登记注册,经过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审核批准的就是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通过信用担保,中小企业不但满足了融资要求,降低了融资风险,而且提高了企业信用意识。这就使中小企业对信用意识更加的重视,间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 二、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 全面风险管理就是在整个企业内,将承担不同风险类型,客户种类,性质业务等风险的各业务单位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并通过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和对各个风险统一标准测量的加总将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风险管理体系全球化。在当前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下,企业必须根据业务和利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中心,对国外风险的转化和转移进行预警评估,对国内风险管理体系相互衔接和配合,实现全球化。第二,风险管理全程化。现代的风险管理必须对风险的各个环节划清职责,分别把关,从宏观到微观覆盖每个环节,把合理的风险管理架构涵盖到业务发展的全过程中去,并落实与管理到位。每个环节和部门都要渗透风险管理的责任。第三,风险管理全员化。风险管理全员化是风险管理有效运作的前提,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风险管理和识别分析工作,必须由风险管理人员和各部门共同合作完成。只有员工的风险管理文化增强了,他们对风险管理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增强。第四,管理方法全新化。国际上使用各种数理统计模型来体现风险管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征,企业也呈现出对定量分析重视的新趋势。它的关键在于准确地找到每个业务暴露的风险点,通过风险计量模型加以度量,然后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分配资产、配置资本等。 三、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 对于发展中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来说,要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应从构建操作风险的管理的基本框架着手,并按照以下原则推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独立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原则是风险管理制约性的关键。风险管理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必须有独立的机构和人员,以独立的视角对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客观识别、度量和控制。在保证独立性的前提下,同时保持风险管理的开放性,并时刻注意风险管理方法的创新。这样,企业才能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断发展。第二,统一性和差别化的统一。企业承担风险的大小、多少及风险收益配比等都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任何部门和业务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一个企业风险管理的理念、战略、发展方向是统一的。另外,企业经营领域的广泛性、客户需求的复杂性、业务和产品的多样性等要求企业需要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管理原则。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业务的特点、各类风险的特征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政策。第三,控制性和服务性的统一。企业风险管理还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企业要想使收益和风险相匹配,必须要合理控制自身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风险管理从根本上说又服务于企业的业务发展、服务于客户。因此,只有实现企业风险管理的控制性和服务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企业风险管理价值的最大化。第四,矩阵式和扁平化的统一。企业只有在风险管理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的基础上,对不同业务部门实现矩阵式管理,并在原有的企业垂直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管理的层次的压缩,也就是进行扁平化管理,继而时刻强调风险管理应讲求效率。才能实现对企业整体的风险监控,从而保证业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有效性。 四、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实践模式 目前,我国的信用担保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政府出资组建的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也有商业银行和个人出资组建的商业性的担保机构,还有为中小企业缓解自身融资困难而组建的担保机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实践模式大概有以下四种: 4.1社会化组建,市场化运作 “社会化组建,市场化运作”模式是由企业或个人出资组建的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具有独立的法人、产权明晰、同时兼营其他业务等特征。这种模式针对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起步早、发展缓慢的劣势,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易于提高效率。但由于当前我国总体的信用状况较差,使得信用担保机构面临的强大的外部风险,加上投资者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4.2政府组建、政策性运作 “政府组建、政策性运作”模式是由政府组建的信用担保机构,是中小企业走向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重要组成之一。其特点是信用担保机构应充分遵循政府政策,它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以盈利为目的,接受政府机构的监管。虽然有政府作后盾,但它违背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要求。政策性担保主体单一、作风险分散、形式僵硬,且财政投入比例过高,经营水平多依赖于经理人的道德水平。 4.3政府组建,市场化运作 “政府组建,市场化运作”模式是以“政府出资为主,市场筹资为辅”为原则组建的信用担保机构。它突出的反映了国家或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构导向,具有独立法人,主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运作,不以赢利为主要目标,贯彻保本微利的经营理念。但是,由于市政府组建,难免会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和影响。 4.4自我出资,互助担保 中小企业为缓解融资困难而自发组建的信用担保机构就是互助担保。主要特征是自我出资、自我服务、自担风险、独立法人、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单个机构规模较小;大多分布在城乡社区,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通过申请再担保来分散风险;担保机构与区县级同业公会密切结合。政府应鼓励、支持、倡导中小企业自愿加入互助担保机构,使之健康发展。 五、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各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较快,因此,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时间较短,缺乏经验,从而制约了信用担保职能的有效发挥。 信用担保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资金规模较小,来源单一。大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其它渠道资金来源相对过少,主要以政府的财政资金为主,而且缺少补偿机制。这便与信用担保机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背道而驰。再加上政府拨给各地担保机构的资金有限,导致担保基金规模偏小,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对担保资金的需求,并且从而导致了担保机构放款规模小、融资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第二,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短缺。目前,许多担保机构仍未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缺乏透明度和相互制衡的机制,且担保机构专业的人才相对匮乏,严重阻碍了担保行业的发展。从担保前的调查到担保后检查的各环节,都仅仅集中在个别操作人身上,加上操作人员缺少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不能适应担保机构的需要,这些都阻碍了担保机构的健康发展。第二,风险管理机制缺乏有效性。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作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信用担保机构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中小企业在担保项目风险的预警系统上,普遍缺乏科学、明确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导致在风险发生后,对受保企业的资信状况缺乏真实的调查与准确的评判。第四,政府干预,担保机构控制少。目前,在我国的担保决策中往往会出现“行政指令担保”和“人情担保”等不良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担保机构大多是由政府出资或以政府为最大出资者建立的。在这一特殊性的基础性上,政府可对担保机构施加压力,甚至改变决策意向,这便给担保机构的运作和发展带来很大风险,甚至拖垮担保机构。 六、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对策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想要继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主要有: 6.1提高对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提高对外部风险的抵抗力。信用担保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应对担保外部风险: (l)建立受保企业资信评估系统。目前,信用担保机构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正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对受保企业进行资信评估时应考虑:1受保企业的还款能力;2资信评估应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2)自主建立担保行业联盟。主要是针对当前担保资金规模小、担保实力弱的弱点。能有效地防范担保信用风险、避免恶性竞争,达到行业自律、合作共赢,实现担保行业的有序发展。 6.2优化担保业务风险的内控机制 中小企业在信用担保机构在防范担保风险时,还应注意内部风险的发生。在担保业务流程的设置上应体现明确各业务环节的职责,避免出现权力失衡的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业务流程中,应当考虑以下的内控机制:(1)项目调查阶段的项且经理实行A、B角制度。(2)项目审批阶段实行委员会评议制度。(3)项目办理阶段实行手续落实制度,等等。 6.3设置灵活的反担保措施 反担保措施是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效控制担保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反担保措施的设计实施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着眼于灵活设置的原则,积极探索,努力发掘业务空间,从而创造人无我有的附加值。反担保的设置原则应体现几点: (l)反担保措施的设计要突出中小企业关键资源的控制。 (2)反担保措施要充分挖掘企业内部资源,避免出现第三方反担保。(3)要根据企业还款能力的来掌握反担保措施的实施,实现反担保措施的质量、数量和反担保措施组合。 6.4建立高素的专业管理团队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运作规律与基金管理公司类似,它管理的主要是特殊的、高风险的业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业务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要求担保机构的员工应具有很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可以说,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信用担保机构的优秀资源。因此,建立良好的鼓励和约束机制,组织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并具备管理、投资、技术等专业知识与从业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才是中小企业的必由之路。 6.5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政策支持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管理的可持续经营方面入手,通过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为自身的可持续经营创造条件。例如,改善政府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的投入方式;建立科学合理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特定业务风险的补偿机制。目前,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中,政府干预过多、担保机构自主经营权少。因此,防止信用担保机构日趋“政府化”倾向成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另外,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是保证其可持续经营的主要做法。政府的风险补偿政策应当针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本身,并限定风险补偿的范围。 6.6完善担保机构可持续经营的监督和管理体系 如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管理机构较混乱,资本实力与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可持续经营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明确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主体和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中小企业完善担保机构可持续经营的监督和管理体系的重要策略。由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组织形式多且政出多门,可由金融监管部门行使其监督管理职能,对担保机构的风险评价、业务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加以明确规范,建立以资本与技术能力为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七、总结 本文从信用担保的含义,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原则和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实践模式、面临的问题以及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对策深入研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管理机构未来的发展有深刻的借鉴作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及信用担保机构的健康发展。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论文 一、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含义 全面风险管理,由于其更加契合商业银行的高风险经营的特点,具有更好的风险管理效果,因此,得以在各种风险管理方法中脱颖而出,成为更为优越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 二、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基本建立健全了银行机构体系,银行基本实现了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型,各主要商业银行也基本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大大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效率。尽管如此,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快、从业人员素质较低和市场环境较差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 1.尚未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管理理念决定了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风险管理的行为模式,它渗透到银行业务的各个环节,影响到银行内每个员工的行为,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还比较落后“,重业务、轻管理”的情况比较普遍,科学发展模式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亟待建立。并且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差别化的管理理念。不同地区、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要求在实施风险管理的时候需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这种理念,这不仅不能降低银行的风险,反而容易增加新的风险。此外,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形成全员风险管理的意识,风险管理意识还没有渗透到全部员工,没有贯穿到业务拓展、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薄弱,大多数员工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够充分。 2.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 在我国,绝大部分的商业银行缺乏能够进行独立经营与有效管理各种风险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体系,风险管理需要的运行机制与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风险管理的重点仍然是信用风险领域,而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不够优化合理。除此之外,我国银行的分支行普遍存在综合风险管理部门缺失的问题,内部的审计职能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补充。 3.风险管理的方法与技术手段落后 国外商业银行为实现全过程监督和控制风险管理,大量运用金融工程、数理统计模型等先进方法,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尚处于初级管理阶段,主要依赖专家管理,主要手段是质量控制,以主观经验的定性分析为主,科学的量化分析不足。在风险识别、度量、监测等方面不够精确和科学。在国外广泛使用的一些计量模型,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并没有采用。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相对滞后,风险计量技术达不到要求。例如,许多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的细分;评级体系仍实行5级甚至4级分类法,与先进银行10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 三、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1.制定清晰的风险管理战略 风险管理战略是指从经营管理全局和长期发展的角度,对银行风险倾向和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总体安排和原则,它是银行具体风险管理政策和操作的基础。风险管理战略的主要步骤包括风险辨识与评估、风险测绘、风险定量、风险机会辨识、风险降低行动方案规划、资本调整决策等。 2.建立运行有效的风险组织结构 好的风险管理结果要靠科学的风险管理流程来实现,科学的风险管理流程要靠严谨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来保障。风险管理流程的设计必须与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相互呼应,如美国银行的6σ管理方法等。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流程大多分为风险识别、风险测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等几个环节,很少将这些流程和组织结构的职责和岗位相关联,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流程和组织之间的支持关系。这就需要中国商业银行业在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整体规划的基础上,调整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责的相互关系,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务必使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确定的部门。从组织结构方面来看,风险管理工作必须从上而下推动,有必要设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办公室”的组织架构。董事会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风险管理与控制策略、监督策略,并对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富有完全的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制定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决策、拟定银行年度风险限额、从风险管理角度审批银行重大经营活动等重大风险管理事宜。风险管理办公室则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主要承担银行的日常风险管理工作,对银行的各类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形成风险报告。 3.构建审慎的风险管理文化 商业银行管理层需要在全体员工、全体部门和全部业务流程中建立风险成本的概念,风险管理的过程应该让每个员工都参与,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人员都要有风险意识,将风险管理文化发展成为商业银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应该将风险管理融入到商业银行日常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之中,在日常的工作中创造风险文化与合规文化。 4.加大商业银行IT系统的投入,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信息系统可以为量化风险提供有力支持,而量化风险是商业银行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必然要求。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测量风险的模型,如摩根的VaR模型,目前,受到金融界的广泛认可,是应用最多的风险管理模型。此外,还有KMV模型和RAROC模型等。这些模型的应用,对于风险计量水平的要求很高,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加大对IT系统的投入,同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提高对风险的前瞻性预测的准确程度。 5.加强风险管理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最终体现为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全面风险管理对员工的素质要求很高,不仅是在量化风险的方面,还有对宏观经济走向的预测,对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分析等方面,都要求风险管理人员具备很高的理论素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风险管理对员工的理论知识和计量技术的要求都很高,这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不仅要招聘到这样的人才,还需要在银行内部建立科学完善的培训体系,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队伍建设。 四、结语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全面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我国在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方面还存在着诸多挑战。为了弥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我国银行业应该努力在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组织结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化,改正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作者:修国义王芳菲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关于我国企业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 全面风险管理 构建模型 目标 【论文摘要】 本文从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出发,结合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探索经验,指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构建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科学务实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型。 一、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 机构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简称COSO委员会)于2003年提出。根据COSO的定义,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process)。这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使之在企业的风险偏好之内,从而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 首先,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企业的各种管理和经营活动之中;其次,它的对象是企业内、外部各种来源的风险整体;再次,它的执行主体涉及企业各个层级的员工和部门;最后,它的目标是把风险控制在风险容量以内,同时为企业寻找最佳的风险、收益平衡点,最终的目的是提升股东短期或长期的价值。 二、如何构建科学务实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模型 (一)全面风险管理模型的基本框架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由此构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应该是一个多维的、立体的、连续的管理方案和过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下面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是企业的目标;第二层是全面风险管理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第三层是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及下属各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要素都是为企业的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在企业目标的指引下从以上八个管理要素出发进行风险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各个方面围绕企业总体经营目标,互相联系。这种多维立体的表现形式,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控制和管理对象,分析解决控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二)构建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科学务实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型 在构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模型的具体操作实践中,应根据各个企业的经营风格和企业文化,构建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模型。在当前国际国内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要采取谨慎性原则,以保守的态度对各类风险进行管理,并围绕风险管理目标,针对企业各项管理及其重要业务流程,执行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风险管理基本流程首先是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风险管理的优秀机构,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个企业风险管理策略及考察与这些策略相关的企业业绩。而该委员会由来自各业务部门、职能部门的专家组成,独立于公司其他业务部门。其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全面风险管理不仅仅是根据风险分析评价结果,权衡成本与效益,确定风险承受度,制定风险管理解决方案,重要的是持续关注风险,加强监督力度,做好信息分析和优化。再次是以培训为起点,开展全员全面风险管理教育,使全面风险管理融入全员的日常工作中,培育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如图1)。 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好,在制定企业风险管理策略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其一,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管好,选好和用好。坚持以经营业绩能力和优良表现作为用人的原则。其二,要特别关注行业风险和经济风险。注重企业的优秀竞争力,看主营业务是否符合产业优势;如果不符合产业优势,在重点关注行业风险的同时要寻求发展的利润增长点;有怎样的具体落实措施。其三,要管住投资。总体而言宜守。凡要投资,必须考虑三个条件:一是值不值得去做,即做好投入产出情况即利润的分析;二是能不能做,即我们有没有能力做,有多大的能力去做;三是要不要马上做,即把握好时机的选择。其四,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强调令行禁止,企业做大做强就要按章办事,讲究办事程序,体现集体领导,切忌一个人说了算。 三、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中面临的问题 (一)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不相适应 我国企业在目标的制定上有一个很大弊端就是急于求成,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获得回报,致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遭受过多自身不可承受的风险,同时缺乏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措施,导致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敏感度不够、发展后劲不足,有的企业甚至在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时毫无应对措施,导致巨额损失。 (二)风险管理人才缺乏 目前,我国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风险管理人才严重短缺,而风险管理又是一项难度大、专业性强的工作,因此要培养大批满足企业需求的、技能型的风险管理人才,尚需时日。很多企业往往选择风险管理外包的方式来缓解本企业该类人才不足现象,这种做法容易泄露企业的商业机密,应注意防控。 (三)体系缺乏有效性检验 在衡量企业风险管理的工作成效时,要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检验与企业的绩效考核工作对接,使其与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相挂钩。由于缺乏全面风险管理绩效考核体系量化评价标准的数据基础,导致体系有效性检验不到位。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中的全面风险管理 企业的社会责任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它从整个社会出发考虑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强调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那么在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应该承担何种社会责任?如何强化这方面的责任? 银行的社会责任 银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银行是高负债率的企业,自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小,资金主要来源于负债,其中广大存款者的存款又是最重要的来源。由于债权人主要目的是通过事前签订的债务契约获取固定的收益(或利息),那么银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确保对广大存款人本息的清偿力。但是,在实际中,由于银行存款人的数量众多,且资金分散,单个存款人由于能力问题而无法监督银行的经营行为,或者由于监督成本过高而放弃监督权。对策之一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代表广大存款人行使监管权,以确保存款人作为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证。从该角度而言,银行对存款人的社会责任就体现为对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责任,存款人对银行的要求外在表现为监管者的监管标准。 监管部门从安全性的角度出发,要求银行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强化稳健经营行为,保证资金运营安全,能够保证存款人的存款到期支取,并获得一定的收益。那么银行为了承担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就应当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保证充足的资本抵御风险;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审慎的经营策略;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实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同步;运用科学的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银行对债务人的社会责任:资金使用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财政投资模式,形成了目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安排,银行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作为社会资金的主要供给方,银行与资金需求者(贷款人)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银行对债务人贷款者的社会责任就主要表现为在满足社会资金需求的基础上,使得资金使用的效用最大化,这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在保证资金安全和效率的同时,将贷款公平分配给借款人。为了达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那么银行对贷款人的社会责任要求银行应关注各经济主体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加大对资金稀缺部门的信贷支持力度。换句话讲,银行应该肩负有效率配置资金的社会责任。从我国当前实际来讲,在风险规制方面,银监会主要制定若干优秀风险监测指标,如贷款集中度,以防止风险的集中与积聚;在风险政策导向方面,银监会鼓励、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小企业、农户和消费信贷,满足多方面信贷需求,有效配置资金资源,提高社会总体福利。 第二个层面是银行在选择贷款项目(企业)时,既要关注经济指标,也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以避免资源浪费,大幅降低社会效用。在国有银行市场化初期,由于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银行发放贷款时,往往只考虑贷款项目(企业)本身的性质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忽视了其真实的还款能力及其他方面的要求,从而造成了低水平、高消耗的重复建设,形成了新的信贷风险。因此,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要认真研究分析国家产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严重污染环境、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能耗高等项目的投资;控制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采用落后技术、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等项目的贷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和协调发展。 银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对政策给予支持 银行对一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的发展受到政府高度关注。银行也是政府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资源。那么银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国家政策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一点可分以下两个阶段来理解。 第一个阶段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前,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是承担部分改革成本。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强烈的投资推动的性质,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戏剧性变化,政府的财政能力迅速下降,以财政投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的机制难以为继。而在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中,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有较强的控制力, 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配置行为能按照其偏好和意志进行。那么在这段时期内,银行的社会责任概括讲就是为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承担改革的部分成本。 第二个阶段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已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银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一是要确实转换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严格按照市场原则开展经营活动,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彻底摒弃国家信用的思想,真正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二是要保持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致。宏观调控是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的,作为个体的银行,在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一定与整体利益一致。比如当前交通、电力、通讯行业的贷款是银行公认的优质资产,各类银行竞相放贷。从单个银行来看,对这些行业的贷款质量高、效益好,但是从全局看会造成信贷集中风险,风险释放最终会导致银行坏账的上升,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损害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面对宏观形势的变化,银行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严格执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避免经济结构失衡,带来巨大浪费。 银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 员工激励方面,可以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通过持股组织以股东身份向企业注入资本,在企业和职工之间结成一种产权纽带关系,职工持股通过某种制度使其代表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并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同时,职工也会因直接参与行为而得到激励,进而有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此外,除了支付与员工付出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银行还应强调以沟通来掌握员工的要求和愿望,给员工提供开发、充实新技能与积累经验的工作机会。 高管人员激励方面,应健全工作绩效考核和优胜劣汰机制,基于利润的激励、基于价值的激励与基于产权的激励相结合,强化责任目标约束,同时给予其充分发挥才智,创造价值的平台,不断提高高级管理人员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 银行企业文化也是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保障。通过创新文化、学习文化、效率文化、团队文化、诚信文化等的培育,打造富有特色的银行业文化体系,增强银行整体凝聚,维护并增进银行的形象和声誉。 银行的社会责任还包括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广义支持。比如救助弱势群体、资助贫困学生、救助灾害、赞助公共体育事业等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共、福利事业。 促进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 增强风险约束。促进隐性存款保险向显性存款保险的转变,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并支持银行体系的公平竞争。同时还应要增强市场约束,避免存款保险制度引发新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问题。 完善市场机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和资金的使用效率,积极引导银行将优秀竞争力定位于提高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 优化退出通道。对于经营出现严重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定合理的退出机制,弱化政府的隐形担保,提高市场效率,强化全民风险意识,以此促进银行改进服务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强化保障制度。社会环境对于银行履行责任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为银行贷款发放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以支持信贷资金投入到资金稀缺部门;另一方面要加大全社会信用环境的建设,严厉惩罚失信行为。 改进激励手段。在强调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正向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补偿机制的改进。采取差别监管方式和制度,定期进行评估,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银行,在业务支持和机构发展等方面多给予支持。 完善调节功能。在引导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可利用多种方式,充分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如借鉴美国制定的《社区再投资法》,以确保信贷支持力度的倾斜,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浅析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全面风险管理 【论文关键词】国家助学贷款 全面风险管理 引致信用风险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学费制度正是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特征的体现,国家助学贷款是学费制度的衍生。目前,我国实施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公益性存在价值冲突,需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使国家助学贷款持续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既不是公共产品,也不是私人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一定的效用外溢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应由政府参与提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高等教育的学费制度正是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特征的体现。收费制度的实施导致部分学生可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交不起学费的问题,为此,国家助学贷款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实施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公益性存在价值冲突,国家助学贷款的高风险性迫使商业银行“惧贷”、“拒贷”和“停贷”,成为国家助学贷款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因此,有必要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使国家助学贷款持续健康发展。 一、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分析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金融机构面向全日制普通高校中家庭贫困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的用于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商业性贷款,财政向借款人在校期间全额贴息,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银行贷款。目前,我国实施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可见,国家助学贷款既不完全是政策性贷款,也不纯粹是金融机构的普通商业性贷款业务。国家助学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即在毕业后6年内(含2年的宽限期和4年的还款期)还清贷款本息。贷款额度按照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的标准,具体额度由借款人所在学校确定。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不上浮。尽管国家助学贷款通过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等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制约着国家、银行、高校、贫困大学生四者的选择空间,并约束着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国家助学贷款中的种种风险和交易费用,然而仅从信用风险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开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中,已进入还款期的学生违约率达到了20%;连续90天以上违约的人数已达16.7%,从而迫使商业银行“惧贷”、“拒贷”和“停贷”,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主要有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两大类。 (一)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外在风险 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外在风险具体包括信用风险、经济体制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引致信用风险。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外在风险产生的原因表现在: 1.社会信用意识淡薄,信用评估体系缺乏。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大于生命。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更是一种信用。但目前,我国还是“非征信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信用风险评级机构,商业银行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信用风险信息,客户信用审查的成本极高;现有的会计、审计等信息中介机构独立反映贷款人财务风险信息能力较差,有时甚至出现提供虚假信息现象;还没有面向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的专业化公司。具体到国家助学贷款上,由于缺乏能反映个人信用的相关资料,缺乏对现有个人信用资料进行科学评估和查询的系统,导致银行和借款学生间信息不对称,银行在贷款发放时就面临较大的违约隐患;国家助学贷款采用无担保的信用方式,信用贷款按照资产风险分类属于高风险资产,风险系数100%。因此,目前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风险很大。 2.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公益性存在价值冲突。国家助学贷款现行的基本政策是:由国有商业银行采用无担保的信用方式向在校贫困大学生提供贷款;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借款人享受利息补贴,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将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的贷款利息则全部自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已完成股份制治理,虽然国有股独大,但是现代公司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国家助学贷款体现的社会公益性通过行政手段转嫁到国有商业银行上,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体制风险,尽管国家财政进行了四年贴息。 3.国家助学贷款执行基准利率,不上浮。当国家基准利率调高的情况下,或者宏观经济形势过热,通货膨胀发生,CPI大于基准利率时,商业银行贷出去的助学贷款即使本息能够按期收回,银行资产也严重缩水了。因此,商业银行承担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也较大。 4.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引致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风险。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表明,毕业生一旦开始还款,时限则为4年,如果本科四年借款的总额为24000元,则每年的还款金额至少在6000元之上(还不包括利息),相当于2008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水平29229元的20.5%,远高于新加坡的10%、澳大利亚的3%~6%和瑞典的4%。按照国际通行口径,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也同时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毕业生数量年年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离校毕业生待业的现象开始出现,且这个数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是建立在学生未来收入流预期基础上的信用,而未来收入流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贫困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地区,由于缺少家庭背景,靠自己找到一份条件比较好的工作难度很大。大学生刚毕业工资水平不高,除去生活必需费用外所剩无几,这给他们还款带来很大的困难。这些都导致其还款率低,引致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风险。 (二)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内在风险 内在风险是指银行金融机构自身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风险。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内在风险主要是管理风险和操作风险。在转轨时期助学贷款公司特有风险产生的原因有: 1.外在风险内在化。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具有社会公益性,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与社会公益性主体错位,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本位意识不强,虽然政府宏观层面对风险监管和防范重视,而微观银行企业还是被动式风险管理,因而管理风险仍然存在。 2.内控制度不健全,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完善的内控制度是现代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内部制度保障。内部控制不仅要求现代银行企业建立内部制度政策与程序,还要检查内部控制政策与程序是否得到了遵守。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一方面控制不足,表现为内控制度与管理部门衔接不充分;一方面控制分散,缺少整合性。在风险管理方面,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没有一个独立的部门有能力承担起有效管理银行全面风险的职责。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借款人分布区域广,批量大,就业不理想,工作地址频繁变动,贷后管理、贷款催收等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催收主要靠长途电话和特快专递方式,收回一笔贷款往往要增加几十元的电话费、邮寄费等额外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拖欠或逃避银行债务,从而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导致交易费用巨大,银行经营的安全性降低。因此,国家助学贷款的操作风险较大。 3.风险管理技术和工具落后。风险量化管理和模型化是现代银行企业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趋势。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量化管理技术和工具方面非常薄弱,没有建立信用风险评级系统和市场风险计量系统。总之,把我国助学贷款的风险分内,外两个方面并分析其成因,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管理风险,进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二、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控制的缺陷 现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在风险控制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表现在:第一,信用风险预防制度不健全。信用风险预防制度的规定零散,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其作用非常有限;有些风险防范措施,特别是其中较有约束的措施都还未能落实或没有条件落实;对信用助学贷款,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多依据的是现有的《消费信贷法》、《担保法》、《贷款通则》等法规,在具体操作时无章可循,特别是当贷款学生违约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裁。如,助学贷款制度中规定,不能及时偿还助学贷款的学生,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在新闻媒体和高学校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网站上公布其姓名。而对于主办国家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来说,也没有风险控制的任何措施。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违约成本明显过低。对于贷款学生来讲,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与偿还上万甚至几万的助学贷款相比,放弃偿还助学贷款似乎容易成为他们的选择。第二,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无利不起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贷款额度几乎都满足不了盈利性强的优质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优质的担保贷款,心中哪还有无任何抵押与担保、完全靠未来工作都不确定的个人信用的贷款基准利率不上调的助学贷款。第三,风险补偿专项基金负担分配不合理。助学贷款新规定初步提出了建立国家助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政府和学校各负担50%,以此来弥补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和损失,提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这一规定应该说在保障银行利益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贷款经办行的积极性。这种风险补偿机制的实质是由财政和高校对经办银行因贷款发生坏帐造成的损失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这种规定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由财政来进行补偿理所当然,因为作为种政策性贷款,本来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其他的政策性贷款也都是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由高校来进行补偿则不太适宜,高校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公共机构,不适宜承担这种政策性贷款的补贴,学生毕业后,高校也无法控制和影响他们还款,却要为他们欠还款承担责任,这缺乏公平性,影响高校配合开展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在损失补偿方面,虽然政策规定呆账贷款税前予以核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银行呆账损失,但仍然挤占了商业银行利润,因为大部分贷款损失未予以补偿。 三、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的全面风险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简称ERM)框架有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管理目标;第二维度是全面风险管理要素;第三维度是管理层级。管理目标有4个,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有8个,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控;管理层级包括整个管理对象的各职能部门及下属各子公司。ERM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都是为4个目标服务的;管理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4个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从以上8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也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蕴涵的风险管理新理念,是当今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新趋势。全面风险管理是全程、立体、动态、计量的风险控制。符合国情的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全面风险管理,目前应重点做以下工作: 1.严格防范风险。贷前,学生户口所在地相关部门应仔细调查辖区申助学贷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贷中,学校应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并学习不努力,有记过处分及退学等情况的学生及时通知经办银行;贷后,加强毕业生还款追踪工作,建立完整的个人信用体系,同时通过个人征信系统,影响其以后在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2.建立健全个人资信征询系统。银行根据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查询客户信用的历史记录、自我评估或请专业评估机构取得消费者的信用状况,评定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有效的防范和消除信贷风险。 3.建立健全国家助学贷款失信惩戒制度。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应借助高院校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将贷款学生的基本情况记录在案,一旦违约并经证实确系恶意违约,即将此记录转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黑名单,全国任一金融营业网点都可查询。那么,其以后请贷款等金融活动就要受到此“信用污点”的影响,很难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打交道。对违约人来说,此终生陪伴的信用污点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人信用法律法规,建立社会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对于失信的惩罚机制,对于失信的败德行为予相应的惩罚和制约。 4.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根据200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生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保险机构合作,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目前,华安财产保险公司率先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当贷款学生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连续三个月(或累计六个月)完全未履行还款义务,保险公司对银行的这部分贷款进行赔付。 5.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国家担保制度。政府应建立专门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用于补贴那些为此而出现较大亏损的金融机构。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全面风险管理 摘要:近10多年来,我国正兴起一股智能建筑热,但是红火兴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文章主要分析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风险因素,讨论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的特点,提出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其中包括采取全面的组织措施,对项目全部风险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 关键词:智能建筑 智能化工程 风险 项目风险 风险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 信息化 智能建筑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美国,目前,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近10多年来,我国也兴起一股智能建筑热,智能建筑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在一些大中城市,如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尤其发展迅猛,其发展之迅速和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并未因房地产市场的整顿而有所收敛,反而从社会变革和广度上更加加速地发展。 虽然这股热潮是国内外楼宇采用智能化管理趋势的必然反映,但是我们也应正视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并不风平浪静,红火兴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当前,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工程项目的规模越大、技术越新、越复杂,其风险程度就越高。尽管房地产开发商的老总们为了提高楼盘的亮点、品位和售价,拼命鼓吹其楼盘的智能化程度,并不惜重金投到智能建筑工程项目上,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却差强人意,严酷的事实与老总们的愿望大相径庭。有调查表明,在我国包括智能建筑在内的所有与信息化有关的工程项目成功率不到30%,大约有70%以上的工程项目超出预定的开发周期,功能和性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中大型项目平均超出计划交付时间20%-50%,90%以上的软件项目开发费用超出预算,并且项目越大,超出项目计划的程度越高。吃一堑长一智,随着对智能建筑工程项目混乱局面的研究分析,深入总结经验教训,人们提出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实施专业监理体制和项目管理的概念,其中包括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 1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因素的分析 不同类型的项目有不同的风险,相同类型的项目根据其所处的环境、项目客户与项目团队以及所采用的技术与工具的不同,其项目风险也是各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的基本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类: 1.1 决策风险 决策风险是智能建筑工程项目最大最可怕的风险,如果项目不可行、立项错误,造成根基不稳,就会全盘皆输,项目失败早成定局。项目决策风险包括高层战略风险,如指导方针、战略思想可能有错误而造成项目目标错误;环境调查和市场预测的风险;投标决策风险,如错误的项目选择,错误的投标决策、报价等。 1.2 行为主体风险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行为主体产生的风险也是常见的项目风险来源之一。如业主和投资者项目资金准备不足,项目仓促上马,支付能力差,改变投资方向,违约不能完成合同责任等产生的风险;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技术及管理能力不足,不能保证安全质量,无法按时交工等产生的风险;项目管理者和监理工程师的能力、职业道德、公正性差等产生的风险等。 1.3 软件危机风险 软件是保持和增强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竞争力的基础,其好坏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性技术因素。软件危机是指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维护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 1.3.1 用户需求不明确、变更过多 在智能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软件开发出来之前,不少用户也不很清楚应用软件的具体需求。用户常常在项目开始时只有一些初步的功能要求,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提不出确切的需求。随着系统实施的进展,系统开始展现功能的雏形,用户对系统的了解也逐步深人,用户的思路不断地被激发,不断涌现出新的功能的想法,就要求对以前提出的需求进行改动,应用软件的程序、界面以及相关文档需要经常修改。用户变更,软件修改,而且在修改过程中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会被发现,最后导致软件开发失败。 1.3.2 软件成本日益增长 20世纪50年代,软件成本在整个计算机系统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为10%-20%。但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软件成本日益增长。相反,计算机硬件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样一来,软件成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软件成本所占的比例增长到50%,90年代达到85%左右。 1.3.3 开发进度难以控制 由于软件是逻辑、智力产品,软件的开发需建立庞大的逻辑体系,这是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不一样的。例如:工厂里要生产某种硬件设备,在时间紧的情况下可以要工人加班或者实行“三班倒”,而这些方法都不能用在软件开发上。因为软件系统的结构很复杂,各部分附加联系极大,盲目增加软件开发人员并不能成比例地提高软件开发能力。相反,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加,人员的组织协调、通信、培训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将更为严重。历史上有关软件开发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之后,由于离预定目标相差甚远不得不宣布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 1.3.4 软件质量差 软件项目即使能按预定日期完成,质量却不尽人意,程序的一些微小错误可以造成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灾难性的后果。在“软件作坊”里,由于缺乏工程化思想的指导,程序员几乎总是习惯性地以自己的想法去代替用户对软件的需求,软件设计带有随意性,这是造成工程项目不能今人满意的重要因素。 1.3.5 软件维护困难 正式投入使用的软件,总是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错误,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软件就会出现故障,因此需要维护。但是,由于软件开发过程随意性很大,没有完整的真实反映系统状况的记录文档,给软件维护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原来的开发人员可能因各种原因已经离开原来的开发组织,使得软件几乎不可维护。对一个复杂的逻辑过程,哪怕做一项微小的改动,都可能引入潜在的错误,常常会发生“纠正一个错误带来更多新错误”的问题。 1.4 项目管理风险 项目管理风险包括智能建筑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的方方面面,如项目计划的时间、资源分配(包括人员、设备)、项目质量管理、项目管理技术(流程、规范、工具等)的采用以及外包商的管理等,因项目计划不周、制度缺乏、经营不善、技术落后、用人不当、沟通不畅、楼盘滞销等项目管理混乱而造成的风险。 1.5 项目组织风险 组织风险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项目决策时所确定的项目范围、时间与费用三个要素之间的矛盾。三要素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不合理的匹配必然导致项目执行的困难,从而产生风险。智能建筑工程项目资源不足或资源冲突方面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如人员到岗时间、人员知识与技能不足等。组织中的团队精神和文化氛围同样会导致一些风险的产生,如团队协同合作和人员激励不当导致内部不团结、人员离职等。 1.6 外部环境风险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外部环境风险主要是指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与项目相关的规章或标准的变化;组织中雇佣关系的变化,如公司并购、自然灾害,外围主体(政府部门、相关单位)等产生的风险。这类风险因项目性质的不同而对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 1.7 风险按其影响结果分类 全面风险管理有时要求按风险对目标的影响来进行风险因素分析,它体现的是风险作用的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工期风险:如造成局部的(工程活动、分项工程)或整个工程的工期延长,不能及时竣工验收; (2)费用风险:包括财务风险、成本超支、投资追加、收入减少等; (3)质量风险:包括材料、工艺、工程等不能通过验收,工程试运行不合格,经过评价工程质量未达到标准或要求; (4)生产能力风险:项目建成后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 (5)市场风险:工程建成后产品达不到预期的市场份额,销售不足,没有销路,没有竞争力; (6)信誉风险:可能造成对企业的形象、信誉的损害; (7)伤亡损失风险:人身伤亡以及设备的损坏; (8)法律责任风险:因被起诉而要承担相关法律的或合同的责任。 2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的特点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所面临的风险种类繁多,各种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所以项目从立项到竣工后运行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必须重视风险管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具有如下特点: 2.1 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作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超越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风险的普遍性表现在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存在着风险,特别是像智能建筑工程这样的高科技项目,把先进复杂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建筑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在项目的整个寿命周期内,自始至终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这些说明为什么虽然人类一直希望认识和控制风险,但直到现在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改变风险存在和发生的条件,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减少损失程度,而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2.2 风险发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风险发生的偶然性表现在任何具体风险的发生都是诸多风险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随机现象。风险发生的必然性是指虽然个别风险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但对大量风险事故资料的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其呈现出明显的运动规律,这就使人们有可能用概率统计方法及其他分析方法去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同时也导致风险管理技术方法的迅猛发展。 2.3 风险的可变性 项目风险的可变性是指在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中,各种风险在性质和数量上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项目的进行,有些风险可以规避,有些风险会得到控制,有些风险会发生并得到处理,同时在项目的每一阶段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2.4 风险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一般项目,特别是智能建筑工程项目要求高、周期长、技术新、涉及范围广、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致使其在整个寿命周期内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而且大量风险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错综复杂、各风险因素之间与外界交叉影响又使风险显示出多层次性,这是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的主要特点之一。 3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 虽然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多多,不过,人们也无须过分地恐惧风险,只要掌握风险发生的因果关系,风险是可以管理,并得到控制的。关注项目风险,掌握风险管理的知识与技能,从项目组织、职责、流程与制度上建立一套风险管理机制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前提与保障。 项目风险管理是指为了最好地达到项目目标,识别、分配、应对、减少和避免项目生命周期内风险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全面风险管理是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进行风险控制,以减少项目实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它不仅使各层次的项目管理者建立风险意识,重视风险问题,防范于未然,而且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管理过程。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有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项目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从项目的立项到项目的结束,都必须进行风险的研究与预测、过程控制以及风险评价,实行全过程的有效控制以及积累经验和教训;二是对全部风险的管理;三是全方位的管理;四是全面的组织措施。 3.1 全面风险管理的任务 由于风险贯穿于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因而风险管理是持续的过程,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以及基于风险的决策机制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风险管理是项目管理流程与规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风险管理规则、明确风险管理岗位与职责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基本保障。同时,不断丰富风险数据库、更新风险识别检查列表、注重项目风险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更是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源泉。一般,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有三方面: 3.1.1 预报预防 在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地收集和分析各种信息和动态,捕捉风险的前奏信号,以便更好地准备和采取有效的对策,包括项目投保等措施,预防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加强风险预报预防工作是项目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任务,预防措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风险发生的机率和风险损失的大小。 3.1.2 防范控制 无论预防措施做得有多么周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风险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当风险发生时要进行有效控制,防范风险损失范围和程度进一步扩大。在风险状态下,依然必须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如迅速恢复生产,按原计划保证完成预定的目标,防止项目中断和成本超支,唯有如此才能有机会对已发生和还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良好的控制。 3.1.3 积极善后 在风险发生后,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要迅速及时地采取措施以控制风险的影响,尽量降低风险损失和弥补风险损失,并争取获得风险的赔偿,如向保险单位、风险责任者提出索赔,以尽可能地减少风险损失。 3.2 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 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主要指为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目标而建立的组织结构,即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和领导人员。没有一个健全、合理和稳定的组织结构,全面风险管理活动就不能有效地进行。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组织具体如何设立、采取何种方式、需要多大的规模等问题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在时空上的分布特点。项目风险存在于项目的所有阶段和方面,因此全面风险管理职能必然是分散于项目管理的所有方面,管理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一定的风险管理责任。如果因此而无专人专职对风险管理负起责任,则全面风险管理就要落空。因此,全面风险管理职能的履行在组织上具有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特点。 此外,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规模、技术和组织上的复杂程度、风险的复杂和严重程度、风险成本的大小、上级管理层对风险的重视程度、国家和政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等因素都对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有影响。 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的最上层应该是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应该负起全面风险管理的领导责任。项目经理之下可设一名风险管理专职人员,帮助项目经理组织和协调整个项目管理班子的风险管理活动。 至于项目风险分析人员,应由有技术、经济、电脑和项目管理经验的权威人士来担任。若无合适人选,可以从外面请人。从外面请人的优点是容易使风险分析做得更客观、更公正。无论何种情况,项目管理班子成员都要参与风险分析过程。这样既可保证风险分析做得合理,又能够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对风险分析的结果做到心中有数。 3.3 全面风险管理的方法 众所周知,当某一危机发生时,通常不仅会显而易见地威胁到项目的成功,而且还会产生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轰动效应,有时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危机在众目睽睽、议论纷纷之下,会受到整个项目团队的极大重视。和处理危机事件不同,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好的全面风险管理往往是默默无闻地进行的。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注重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一丝不苟、计划有序、贯穿始终的风险管理,即采取全面的组织措施,对工程项目全部风险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 当全面风险管理非常有效时,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对于存在的少数问题来说,它也会得到更加迅速的解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要说明一个智能建筑工程新项目的顺利开发是由于好的全面风险管理所致还是运气所致,可能是很困难的,但项目团队总会知道,他们的项目正是由于好的全面风险管理而运转得更好。 智能建筑工程项目全面风险管理方法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3.3.1 风险识别 它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第一步,即预测和识别出项目目标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事件,并予以分类。对项目风险的管理首先必须明确项目都存在哪些风险,—般是根据项目的性质,从潜在的事件及其产生的后果,以及潜在的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来预测识别风险。 风险预测和识别的过程主要立足于数据收集、分听、整理和预测,要重视经验在预测中的特殊作用(即定性预测)。为了使风险识别做到准确、完整和有系统性,应从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出发,通过风险调查、信息分析、专家咨询及实验论证等手段,对项目风险进行多维分解,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从而全面认识风险,形成风险清单列表。 3.3.2 风险分析 确定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的风险列表之后,接下来就要搞清楚项目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的性质,即进行风险分析。这一步骤将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评价其潜在的影响。它的内容包括确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对项目目标影响的严重程度,如经济损失量、工期迟延量等,评价所有风险的潜在影响,得到项目的风险决策变量值,作为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般只对已经识别出来的项目风险进行量化估计,评估风险及各种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评价项目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这里要注意三个概念。 (1)风险损失量:即风险对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小。如果损失量的大小不容易直接估计,可以将损失量分解为更小部分再评估它们。风险损失量可用数值表示,即将损失重大小折算成对影响计划完成的时间表示; (2)风险概率:它是风险发生可能性的百分比表示,是一种主观判断; (3)风险量:它是指项目风险危害程度,计算公式为:风险量=风险概率*风险损失量 如:某一风险概率是25%,一旦发生会导致项目计划延长4周,因而,风险量=25%*4周=1周。 3.3.3 风险防范计划 完成了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分析后,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项目中存在的风险,以及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和对项目的冲击,因而可以对风险排序。然后可以根据风险性质和项目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制定相应的防范计划,即风险防范对策。制定风险防范对策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可规避性、可转移性、可缓解性、可接受性,基本对策有三种形式:风险控制、风险自留和风险转移,总的目标是减小风险的潜在损失。风险防范对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项目开发方案。对于应“规避”或“转移”的风险在项目策略与计划时必须加以考虑。 3.3.4 风险控制对策 风险控制是对使风险损失趋于严重的各种条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而避免或减少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各种潜在的损失。风险控制对策有风险回避和损失控制两种形式。风险回避对策经常是一种规定,如禁止某项活动的规章制度,损失控制是通过减少损失发生的机会或通过降低所发生损失的严重性来处理项目风险。损失控制方案的内容包括:制定安全计划、评估及监控有关系统及安全装置、重复检查工程建设计划、制定灾难计划、制定应急计划等。 3.3.5 风险自留对策 风险自留是一种重要的财务性管理技术,由自己承担风险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自留对策分计划性风险自留和非计划性风险自留两种。计划性风险自留是指风险管理人员有意识地不断地降低风险的潜在损失。非计划性风险自留是指当风险管理人员没有认识到项目风险的存在,因而没有处理项目风险的准备,被动地承担风险,此时的风险自留是一种非计划风险自留。风险管理人员通过减少风险识别失误和风险分析失误,从而避免这种非计划风险自留。 3.3.6 风险转移对策 (1)合同转移:是指用合同规定双方风险责任,从而将风险本身转移给对方以减少自身的损失。因此合同中应包含责任和风险两大要素; (2)项目投保:是全面风险管理计划中的最重要的转移技术,目的在于把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生的大部分风险作为保险对策,以减轻与项目实施有关方的损失负担和可能由此产生的纠纷。付出了保险费,在项目受到意 外损失后能得到补偿。项目保险的目标是最优的工程保险费和最理想的保障。 确定风险防范对策后,就可编制全面风险管理计划,它主要包括:已识别的风险及其描述、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应对的责任人、风险防范对策、行动计划及处理方案、应急计划、项目保险安排等等。 3.3.7 风险监控管理 由于智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计划后,风险并非不存在。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种风险在性质和数量上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可能会增大或者衰退。因此,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需要时刻监控风险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并确定随着某些风险的消失而带来的新的风险。 风险监控主要任务是采取应对风险的纠正措施以及全面风险管理计划的更新。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其一是跟踪已识别风险的发展变化情况,包括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风险产生的条件和导致的后果变化,衡量风险减缓计划需求;其二是根据风险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全面风险管理计划,并对已发生的风险及其产生的遗留风险和新增风险及时识别、分析,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对于已发生过和已解决的风险也应及时从风险监控列表调整出去。 最有效的风险监控工具之一就是“前10个风险列表”,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风险监控活动,是按“风险值”大小将项目的前10个风险作为控制对象,密切监控项目的前10个风险。每次风险检查后,形成新的“前10个风险列表”。 3.3.8 全面风险管理检查 全面风险管理检查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检查以上几个步骤的实施情况,包括全面风险管理计划执行情况及保险合同执行情况,以实践效果评价风险防范对策效果。另还需确定在条件变化时的风险处理方案,检查是否有被遗漏的风险项目,对新发现的风险项目应及时提出对策。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构建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机制 一、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 1、内部控制 现论界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各不相同,但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国际权威机构美国的 COSO委员会(即美国“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所属的内部控制专门研究委员会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ot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简称COSO委员会)对内部控制的定义。该组织认为:内部控制是一个组织设计并实施的一个程序,以便为达到该组织的经营目标提供合理保障。其中经济组织的经营目标包括:经营的效果和效率;真实可靠的财务报告;合规性经营。在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管理框架》中,把内部控制活动分成五大组成部分,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 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理论得到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认同和发展。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内部控制定义中,进一步强调了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组织中所有人员都必须参加内部控制过程,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巴塞尔委员会把内部控制的目标分解为操作性目标、信息性目标和合规性目标。操作性目标不只针对经营活动,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活动;在信息性目标中把管理信息也包括进来,明确要求实现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将COSO委员会《内部控制管理框架》认为并非内部控制活动的“缺陷的纠正”也归人了内部控制的范畴,并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对被监管组织的内部控制状况的检查和评价,把它也作为内部控制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内容。 对于内部控制的定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中也作了如下的解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管理目标,通过制定并实施系统化的政策、程序和方案,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评估、控制、监测和改进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它包含的要素主要有:(1)内部控制环境;(2)风险识别与评估;(3)内部控制措施;(4)信息交流与反馈;(5)监督评价与纠正。 2、全面风险管理 在多年的管理实践中,人们意识到一个银行内部不同部门或不同业务的风险,有的会相互叠加放大,有的则相互抵消减少。因此,风险的考虑不能仅仅从某项业务、某个部门的角度出发,必须根据风险组合的观点,从贯穿整个银行的角度看风险,即要实行全面风险管理。 依据COSO委员会2003年7月完成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定义: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使之在企业的风险偏好之内,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该框架有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企业的目标;第二维是全面风险管理要素;第三维是企业的各个层级。第一维企业的目标有4个,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第二维全面风险管理要素有8个,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第三个维度是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条业务线及下属各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都是为企业的四个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四个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从以上8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 现代金融领域中决定一家金融机构竞争力高低、决定其经营能力高低的关键和优秀,就是看其能否有效地对风险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能否积极主动地承担风险、管理风险、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架构和体系,以良好的风险定价策略获得利润。因此,对于一个金融机构而言,全面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优秀,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已上升到金融机构发展战略的高度,它是金融风险控制的更高阶段,是动态的、全程的、计量的、立体的风险控制。将在 2006年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蕴涵了这种全新的风险管理理念。该协议将全面风险管理概括为对整个银行内各个层次的业务单位,各种类型风险的通盘管理,这种管理要求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各种其他风险以及包含这些风险的各种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承担这些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对各类风险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测量并加总,且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它的关键在于及时准确地找到每种业务所暴露的风险点,通过风险计量模型以及测量系统加以度量,然后根据已经量化了的风险大小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设置风险限额,分配资产、配置资本等。 二、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关系 1、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是紧密相关的 (1)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由两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是为了实现经济组织的管理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合理保障,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合理保证合规经营、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和经营结果的效率与效益。而合规经营、真实的财务报告和有效益的经营也正是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应该达到的基本状态。 (2)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从COSO委员会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可以看出,全面风险管理除包括内部控制的3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战略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除了包括内部控制的全部5个要素之外,还增加了目标设定、事件识别和风险对策 3个要素。 2、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1)两者的范畴不一致。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主要是通过事后和过程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而全面风险管理则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控制的手段不仅体现在事中和事后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事前制订目标时就充分考虑了风险的存在。而且,在两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全面风险管理多于内部控制。 (2)两者的活动不一致。全面风险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并不都是内部控制要做的。目前所提倡的全面风险管理包含了风险管理目标和战略的设定、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管理人员的聘用、有关的预算和行政管理、以及报告程序等活动。而内部控制所负责的是风险管理过程中间及其以后的重要活动,如对风险的评估和由此实施的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活动和监督评审与缺陷的纠正等工作。两者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内部控制不负责企业经营目标的具体设立,而只是对目标的制定过程进行评价,特别是对目标和战略计划制定当中的风险进行评估。 (3)两者对风险的定义不一致。在COSO委员会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中,把风险明确定义为“对企业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将产生正面影响的事件视为机会),将风险与机会区分开来;而在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框架中,没有区分风险和机会。 (4)两者对风险的对策不一致。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引入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对策、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因此,该框架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偏好相一致,增长、风险与回报相联系,进行经济资本分配及利用风险信息支持业务前台决策流程等,从而帮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4项目标。这些内容都是内部控制框架中没有的,也是其所不能做到的。 三、构建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机制 由于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下,我们必须尽快转换长期以来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努力构建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机制,赋予内部控制新内容。 1、构建全新的内部控制组织体系原则。 一是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应使风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渗透到全行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内部控制要遵循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即:(1)全员管理原则,实现全体员工对风险管理的参与;(2)全过程管理原则,对企业的发展、业务操作的全过程实行风险控制;(3)全方位风险管理原则,不但要包括业务风险,还要包括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等。 二是独立性原则。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要与经营、支持保障部门保持相互独立,直接向最高决策层负责,保证内部控制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是垂直管理原则。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设置应满足垂直管理的要求,具体采取的方式可有:(1)分、支行的风险控制综合管理部门由上级行风险控制部门的直接管理,对上级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决策机构负责,以利于强化银行内部控制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2)由总行向一级分行、一级分行向二级分行派出副行长级的风险管理控制官,全面负责派驻行的风险管理。派驻行的内部控制综合管理部门向风险管理控制官负责,风险管理控制官直接向派出行负责。 四是协调与效率原则。要保证部门之间权责划分明确、清晰,便于操作;保证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方便、快捷,准确无误,保证银行经营管理系统的高效运作。 2、构建全新的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下,可在总行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内部控制管理的主要决策机构,风险管理部为主要执行机构。同时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将其明确为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评价部门,负责监察、评价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遵循性,督促管理层解决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拟定、执行控制程序,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评价控制状况,并将修正控制意见反馈前者,以完备控制体系。两个委员会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各项新要求。 3、构建符合内控要求的业务管理新制度。要在符合内部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全面梳理现有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信贷业务、财会业务、中间业务等各项业务管理制度,整合业务操作流程,建立起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体制,构筑起面向全行、覆盖所有业务品种和涉及业务全过程的内控管理体系,实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同步。要切实发挥“三道防线”的作用,构筑起全方位、立体交叉的监督管理网络。基层网点要加强对规章制度执行和风险控制情况的自查,形成定期检查的长效制度。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规章制度的完善和业务流程的再造,加大业务条线自律监管的力度。内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审计的帮促作用,促使全行逐步建立起业务管理服从规章制度、业务操作服从处理流程、业务考核服从统一标准的管理新制度。 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控制工具。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技术和经验,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部控制管理新方法,避免无谓的人力、财力的浪费。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特点,在采用信用评分方法等传统模型计量信用风险,强化贷款五级分类管理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运用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方法来度量和监控信用风险,提高信贷风险控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切实降低不良贷款率。鉴于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国外很多的许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还应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对有关的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结合中国实际的改进,或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使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度量和控制工作既能体现风险管理的要求,又能体现中国的国情。 5、构建切合实际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可以在金融机构内部广泛开展以“深化内控理念,落实内控措施”的创建活动。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上级行的要求,通过确定风险控制环节,分解、落实机构内各部门、各岗位管理职责,并对各单位、各部门的控制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和考核,强化风险管理责任,提高全员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全面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通过这一载体,可以进一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实现从风险部门的防范转向全行、全员防范,将内部控制管理由个人行为和操作行为提升到整个单位的整体行为,推进金融机构的内控管理水平不断上新台阶。 论文摘要:中国加入WTO,金融趋于全球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差距和诸多矛盾,将给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机遇和挑战。自商业银行产生,风险就与之相伴、形影不离。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业风险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作为现代国际统一银行管理标志的《巴塞尔协议》,在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银行业发展还很不成熟,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特殊,这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将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主要的新规定;指出了《新巴塞尔协议》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实施新协议的障碍与途径;并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走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当今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金融的地位与作用亦日益突出,金融在成为现代经济的优秀的同时,其风险也在不断地积累并造成毁灭性的损失。中国最危险的金融风险在哪里?专家定位:银行风险。2006年,中国银行业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依然在增加,对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形成巨大挑战。随着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 一、《新巴塞尔协议》主要的新规定 与1988年老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更加广泛而复杂,在保持了对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同时,还加大对银行监管力度以及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市场约束,这也被誉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 不仅反映了当今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及深刻变化,同时也代表着最新的银行风险监管理念,具体如下: (一)最低资本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最低资本要求仍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资本的定义、风险头寸的计量以及根据风险程度确定资本的规定。其中,资本的定义以及最低资本充足比率仍保留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定义不变,但明确了应包括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信用风险的衡量和计算方法上改变了原协议主要根据债务人所在国是否经合组织成员国来区分的标准,而是强调自律行为与外部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标准化方案、银行内部评级方案(基础IRB)和资产组合信用风险模型方案(高级IRB)体系,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新巴塞尔协议》新框架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力求具体量化与管理这些风险的办法。与原来的《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包含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内容外,还将操作风险囊括进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等于提高了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因为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采用的方法是用银行的资本净额除以其风险资产,而现在的风险资产中包含了操作风险的内涵。分母项大了,为至少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自然会提高对资本的要求。 (二)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有责任利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来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基本原则是:一是监管当局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有权要求银行具有超出最低资本的超额资本;二是银行具有评估自己相对于总风险资产结构的资本充足比率的程序,并有维持资本水平的策略;三是监管者应该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评估程序和策略以及其资本充足状况;四是监管当局应在银行资本充足下降到最低限度之前及早采取干预措施。 (三)市场纪律约束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有效的市场约束有利于加强监管和增加资本充足,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安全性和稳固性。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银行应提高透明度,定期向公众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关键数据,反映银行真实财务状况、经营活动、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活动等方面的信息。 二、新协议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实施新协议的障碍 实践中,新协议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已有所显现。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在新协议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银行已开始着手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二维评级体系;小银行的积极性也很高,力求借鉴新协议的有关内容。据悉,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实业银行这4家商业银行已不同程度地尝试采用了新协议要求的先进数据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方法。《新巴塞尔协议》对中国商业银行影响深刻,其最主要的是提升了广大从业人员对风险管理的认识;在各种风险识别、计量、控制工具的采用,《新巴塞尔协议》也给出了一些已在发达国家银行采用的方法。从管理的角度,《新巴塞尔协议》给出了针对银行业风险制定的监督检查的主要原则、风险管理指引和监督透明度及问责制度等等。在信息披露方面,《新巴塞尔协议》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 新的巴塞尔协议主要是针对“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因此对于非协议针对范围内的银行没有约束力。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银行业本身基础比较薄弱,风险管理能力距离世界领先的银行还有相当的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具备实施新协议的条件。目前中国实行新协议的条件尚不具备,分析障碍有三: 首先是因为新协议将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作为基本要求,但现实的状况是,中国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目前实行新协议,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普遍较差,如果实施新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法,其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 其次,实施新协议的第二个障碍是中国银行的内控机制不健全,内部评级系统很弱。而新协议基本是建立在评级基础上的。中国银行虽已根据1988年资本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资产风险测算统计工作始终未能制度化。要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不仅在信用风险测量方面存在工作量过大、成本过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现实挑战,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信用环境较差影响着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和推行。 最后,第三大障碍是信息披露不规范。新协议将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列入了新协议的主体框架之中。据介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一直不够完善,屡次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强烈批评。而且目前中国商业银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规范太多,造成一家银行和另一家同性质银行所遵循的规范可能不同,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而且国内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与新协议要求的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存在着很大差距。此外,对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也不规范。 三、中国商业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途径 当然,新协议的实施存在障碍并不代表对新协议采取被动的态度。事实上,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或正在准备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因为,《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世界银行业管理发展的大方向,反映了当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和指引,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的竞争限制逐步取消,国内的商业银行将同时面临来自国内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有鉴于此,尽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狠抓风险管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是中国商业银行迅速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途径。 (一)信贷风险管理 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是一项旨在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采用如下信贷风险管理体系框架,包含以下五个因素:风险策略、分析工具、组织架构、管理流程和信息系统。 1.风险策略。银行的风险策略是根据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客户、员工)的价值取向、银监会和巴塞尔协议的管理要求制定的。风险策略直接关系到银行的风险偏好、要求的风险回报水平等,因此风险策略的确定直接关系到银行会采取怎样的组织构架、管理流程与风险工具。 2.分析工具。根据风险管理策略,结合银监会和《新巴塞尔协议》的具体规定,银行选择所要采用的分析工具(如信贷风险内部评级模型),设计信贷风险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 3.管理流程。分析工具可以在监控点对管理流程提供定量指导,而执行管理流程的人员也可根据其经验对分析工具给出的结果进行一定调整,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分析工具和管理流程之间存在互动作用,即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优化模型的准确性,而模型准确性的提高又可以提高信贷管理流程的效率。 4.信息系统。根据分析工具所采用的模型和数据需要有先进的信息技术予以支持,如评级规则引擎和数据集市等。否则,先进的分析工具只能停留于书面,很难付诸实践,同时管理流程也需要在系统中进行固化,可以提高流程效率与质量,降低流程成本,同时系统本身也可以在流程中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5.组织架构。无论多么先进的分析工具、管理流程与信息系统,都必须运作于合理的组织架构(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绩效考核等)之上。因此,组织架构的设计与实施也是建设全面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对于银行来说,操作风险是一种比较难以控制的风险。目前全世界的银行业也没有一种较好的方法来控制和计量它。《新巴塞尔协议》要求2007年所有的银行都要开始按照协议规定的三种方法的一种来计算经济资本,进而控制操作风险。但据调查,到2006年底,全世界能够满足《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只有大约38%的银行。另外60%多的银行都不可能在2007年以前开始对操作风险实行管理,它们的预期实施时间是2010年到2012年。因此对《新巴塞尔协议》在全球的顺利实施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操作风险难以控制的原因在于它跟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相互关联,而人的道德风险、行为特征又相当难以控制,这一点国内和国外都是一样。目前部分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方法主要采用加权平均法,即将银行前三年的收入加总平均,再乘一个系数。当然,《新巴塞尔协议》介绍了三种方法,分别为: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加权平均法属于基本指标法类。 国内商业银行对于操作风险的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真正达到对操作风险的管理至少还需3到5年的时间。而中国人文环境的差异、地方文化特征、商业氛围又会对操作风险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新巴塞尔协议》中,明确了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从全球范围来看,操作风险已经给不少金融机构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尽管国际活跃银行在操作风险的管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迄今为止已经构建出有效完善的操作风险体系的银行却为数寥寥。银行界在对于操作风险的管理体系、流程、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探索远远落后于信贷风险管理领域。 与国外先进银行的水平相比,国内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更是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但是,国内商业银行在提升操作风险管理方面大有可为。具体的步骤包括:首先,要求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从战略上重视对于银行操作风险的管理,把对于操作风险管理的认识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制定出操作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其次,要求对银行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检查与评估,识别容易产生操作风险的环节,采取流程优化、部门与岗位职责调整等手段,从系统上杜绝或减少操作风险的滋生点;再次,还应该注重技术创新,积极设计操作风险的管理工具,在技术手段上强化对于操作风险的实时管理与追踪;最后,还需要在人员培训与激励方面构建出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的技能与文化,从而全面提升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水平。3 (三)市场风险管理 相对于全球市场,国内银行由于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金融环境,以及面对相对有限的金融产品的选择,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压力比信贷和操作风险为弱。然而伴随着国内利率、汇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来并不突出的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将会逐步放大。一方面,波动更大、变动因素更多以及种类更加丰富的金融衍生工具意味着更丰富的市场风险控制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于市场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时候,国内商业银行应当未雨绸缪,为即将要承受的各类市场风险做好准备。 四、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走向 可以看到,《新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涉及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三大风险,以及在中国的实施存在的三大障碍。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国内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走从外部完善银行法律制度监管,从内部完备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道路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整体规划。 (一)外部完善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监管 首先,立法方面,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同时,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行之有效的国家之经验,并使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 其次,规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是风险监管立法的必要补充。为保证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市场参与者获取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极为必要。如德国联邦监管局设置了公告目录单,优先公告的为风险公告,此外还有经理的委任或退休、股权的变化、法律地位的变化、可偿资本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超过25%的亏损;同时《报告规则》还规定了公告的性质、范围、时间和编制格式。我国监管法制也应对披露的有关要求进行规定。当然,由于信息公开披露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否则会损害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因此慎重确立此范围非常必要。巴塞尔委员会已建立了一个系统委员会来研究与披露有关的问题,以便为银行业提供详细的指导。 最后,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1、商业银行准入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两个方面。商业银行市场准入资格和业务范围是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体现。我国现行《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其他金融立法都将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定位于分业经营。随着银行业三法的建立,我国对于商业银行准入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已较为完善,如《商业银行法》第3条及第11-13条已做详细规定,这里不再赘述; 2、商业银行经营性监管,主要包括资本充足性监管、流动性控制、贷款集中度控制等方面的监管。《商业银行法》则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银行存贷款业务中的义务、谨慎性要求、禁止业务、财务报告、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及违反法律的责任等内容。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接管”和“破产”制度,但对于银行经营过程中的紧急情形——无足够自有资本清偿能力或危险状况时的短期性应急措施未作规定。紧急措施有助于防范个别银行风险的漫延。紧急措施可由立法授权监管主体采取如下措施:1)禁止或限制业主或股东以分配利润和用担保的方式提款;2)禁止银行将可动用支付手段参股投资等;3)禁止吸收存款、提供信贷或作部分限制;4)禁止银行管理层和业务领导人从事业务活动或作部分限制;5)派驻监督人员监督银行业务等。对于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偿付能力但面临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人民银行可直接进行贷款援助或由中央银行提供担保,以帮助解决短期困难; 3、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主要指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我国《商业银行法》已原则性地构建了银行破产制度,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未予涉及。今后的法规应完善破产程序中的破产申请程序,法律应规定银行申请破产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并应把中国人民银行定为向法院申请银行破产的唯一主体,而不能由银行直接向法院申请。因为银行的破产须谨慎为之,且需经严格审查。同时还应构筑相应的和解程序及有关期间的计算制度。银行债务的清偿、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需规范化。此外,作为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重要补救措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也是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内部完备商业银行内控制度 笔者曾在农业银行工作多年,深知商业银行内控制度是防范银行风险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前提。笔者建议,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提高资本充足率。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的及现时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原因,不良资产占比高、规模大。为确保银行支付能力,防范可能的危机,应当结合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尽快处理坏账损失,补充资本金,使之符合新协议所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即全部资本金不低于全部加权风险资产的8%,优秀资本不低于全部加权资产的4%。 2、完善贷款风险准备金制度。今后,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准备金制度,首先是要赋予商业银行充分的核销自主权;其次是商业银行既要按照贷款余额计提普通风险准备金,又要按贷款的风险程度计提特别风险准备金。 3、完善存款保护制度。巴塞尔委员会明确指出建立存款保护制度为许多银行的债权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由此可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并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国际化进程逐渐加速的条件下,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应该推动的一项银行监管保障措施,同时也应当成为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4、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巴塞尔《优秀原则》中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对银行报告的内容做出规定,制定明确的会计准则,以保证银行提供财务报表等有关信息内容清楚,具有可比性。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其管理活动中,不论从遵守巴塞尔国际规则要求角度,还是从接受监管当局的统一监管角度,都应当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会计制度及方法。 5、完善综合并表控制制度。巴塞尔《优秀原则》中提出并强调了综合并表监管的原则。事实上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其内部控制中加强综合控制,并表管理。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的综合并表控制体系应包括: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的综合控制;国内业务与国际业务的综合控制;信贷业务与证券、信托、保险、租赁等业务的综合控制;国内机构与国外分支机构及附属机构业务的综合控制。不可否认,综合控制具有一定难度,因为它需要相当高的银行管理水平及人员素质,还涉及到国际协调问题。 6、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巴塞尔《优秀原则》要求各国监管当局鼓励银行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职责明确的管理结构,有能力对管理层进行独立检查的董事会,独立审计及检查执行情况的部门。据此,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公司制度势在必行。目前,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已由国有商业银行完成向股份公司改制的转变,工行与农行仍处于酝酿阶段。经验表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最佳途径。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IT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报告 一、2010年度风险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为配合风险管理工作计划的执行更好地发挥计算机在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办公自动化的整体应用水平,加强对计算机软硬件、网络及公司信息的安全管理,特制定了计算机及网络管理办法。 二、2010年度风险管理工作计划 根据计算机及网络管理办法加强对信息安全和信息系统的风险管理.(一)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计算机数据和信息包括公司计算机和移动存储设备里内存储的销售数据、活动方案、财务报表、员工资料、客户资料、生产技术、各种合同和档案资料等。 一、各种数据及信息严格控制在公司内部,任何人不得泄露公司的数据及信息; 二、涉及机密的资料处理按公司的保密规定执行。严禁将存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销售合同等信息的移动存储设备带离公司, 三、公司计算机里的保密资料文件夹不提供共享。 四、对个人使用的公司计算机中的重要数据文件,员工定期备份到移动存储设备;电脑管理员负责将服务器上的oa数据库及其他数据库每月底备份一次,每半年一次将备份数据刻录成光盘,并做好记录。 五、加强对系统服务器的安全管理,及时升级更新各系统。 (二)信息系统风险管理: 从信息处理的过程来看,一个信息系统模型大致包括几个要素:信息数据、输入、数据处理/信息处理、输出、过程控制和结果反馈。管理信息系统是特定的信息系统,是信息系统在管理中的应用。管理信息系统中包括管理数据处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it在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策略与解决方案主要表现在软、硬件两个方面。 一、计算机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或困难,使用者作简易处理仍不能解决的,由电脑管理员负责维护、维修; 二、 计算机维修维护过程中,首先确保对公司资料和个人资料进行拷贝并且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者失效。 三、计算机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或具有一定操作经验,未经培训或无操作经验者一律不准使用公司计算机。 四、计算机的使用要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要求进行,要做到人走停机断电. 五、严禁在计算机旁存放易燃品、易爆品、腐蚀品和强磁性物品,严禁在计算机键盘附近放置水杯、食物. 六、定期对使用中的软件进行软件更新检查,及时升级,保持其可用性; 七、定期对系统垃圾、磁盘碎片等进行清理、整理和维护工作。 八、严禁随意复制他人软件及使用来历不明的光盘、闪存和其他移动存储设备,以防感染病毒;。 九、严禁安装各种盗版软件,防止盗版软件留下软件后门造成的信息泄露。 十、严禁擅自修改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设置(如ip地址、浏览器的相关配置、oa的参数设置、杀毒软件的设置、操作系统的参数设置等)。 十一、如工作需要,需对计算机的软件设置进行改动的,应按程序申请同意后,由计算机管理员实施加强以上管理不断完善和改进。 三、信息安全和信息系统的风险管理现状 按照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各系统的规划、开发、管理,设备管理、网络网站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COSO ERM全面风险管理的应用研究 摘要:美国 coso 委员会提出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coso-erm)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体育营销是当前众多企业采用的营销策略,然而,体育营销过程中蕴涵了比其他营销手段高得多的风险。通过对企业体育营销风险的分析,借鉴coso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提出了企业体育营销风险管理框架思路及其应对的原则。 关键词:coso-erm;体育营销;营销风险;风险管理框架 体育营销作为一种营销模式受到企业的广泛关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品牌参与到其中。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等国际大型赛事陆续在我国举办,进一步激发了我国企业投身到体育营销的热潮中。然而,在变化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体育营销却蕴涵着巨大的风险。本文依据美国coso-erm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就企业体育营销的风险特点、风险防御、应对及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简述 自美国coso委员会《内部控制框架》1992 年以来,已经被世界上许多企业所采用,成为世界通行的内部控制权威文献。2004年9月,在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 报告方面的要求,进行扩展研究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整合框架》(简称coso-erm))。 coso-erm所强调的企业风险管理是以一种全局的风险组合观来看待风险,是一套更加全面的过程化管理模式,力求实现主体在战略、经营、报告、合规四个目标上关注企业风险管理的不同层面。而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等八个相关联的要素都适用于四个层面的目标,每个层面目标都于八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以内部环境为平台和基础企业制定和确定科学的目标为起点依据确定的目标,企业对影响目标的风险进行事项识别对相应事项进行风险评估对风险评估作出风险反应,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进一步对风险采取控制活动。当然,在每一个环节中,信息与沟通和监督贯穿于企业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 并对其他各要素随时进行修正。这是一个有机整体, 是一个彼此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该框架“为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研究讨论企业风险管理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用同样的的语言和标准统一规范企业风险管理暨内部控制。”[1]本文将coso-erm的理念引入到体育营销风险管理的研究中,对我国企业参与体育营销实践和风险管理具有积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二、企业体育营销内涵及其风险 (一)企业体育营销的特点 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赛事,是当今最受世界瞩目的全球性活动,其国际化、政治化、市场化、大众化以及商业和娱乐化等综合特征,使其具有非常广泛的关注度和巨大的影响力。“体育营销集受众广泛、意义非凡、运动理念、公益价值等多种特点于一体,企业与体育赛事的结合,自然容易快速提升品牌、树立形象。”[2]其“兼具健康动感、娱乐价值、社会责任、爱心等元素,越来越能赢得广大企业主的青睐,从而能直接吸引顾客注意、产生购买产品的意愿和动机,并最终进行购买。”[3]“体育营销具有别的营销手段所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以其特有的公益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等优势成为具有良好传播效果的营销传播方式。”[4]可见,体育营销具有其独特的特点。 调查表明,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每投入1亿美元,品牌知名度提高1%;而赞助奥运会,每投入1亿美元,知名度可提高3%[5],有着普通广告3倍的回报率。这就是奥运的魅力。“85%的观众认为奥运会的赞助商是行业翘楚,80%的人认为奥运赞助商专注于质量和完美。”[6]100多年来,以奥运会为主的体育赛事的举行,同样也伴随了著名企业体育营销的发展历程,壳牌石油、可口可乐等当今世界知名公司几乎都曾涉足其中,在体育营销方面长期不懈地投入并取得了巨大的回报。 (二)企业体育营销风险的特点分析 “体育营销是一种风险系数很高的实践活动”[7],不是每个体育营销的参与者都可以成功。“据统计,在赞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200多个企业中,大约只有25%的企业得到回报,有些企业只得到了一些短期效益,更多的企业是血本无归。”[8]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伤退”,其代言的品牌遭受重大损失。2009年,老虎伍兹“性丑闻”事件,使他及其赞助商的股票持有者的集体损失为50亿到120亿美元。“分析报告明确显示,虽然老虎伍兹这样的名人代言有着无可否认的优势,但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也相当大。”[9] 1.风险来源渠道广。体育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透过体育,人们感受和体验到人类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尤其是世界性体育盛会,更是将这些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使得体育营销过程非常复杂,覆盖的专业领域之广、面对的受众之多、相关的组织机构之庞杂,是其他营销形式不能企及的。众多因素增加了体育营销的不确定性,使其出现和发生风险的来源因素较多,导致企业体育营销风险发生率高。 2.风险种类多。由于构成企业体育营销的组成元素多,也就决定了其风险种类分类范围广。譬如,有来自企业自身的风险,有来自营销过程的风险,有来自体育营销载体的体育事件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属于外部复杂环境下的风险。显然,传统的风险分类不足理清企业体育营销的分类。 3.风险持续时间长。在应用体育营销的方式时,往往更多企业更加重视和看重体育营销的整个过程,企图透过营销方式,使更多的受众认识企业、认可其品牌,增强品牌的美誉度,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最终达到品牌的推广和产品的销售。这个营销过程往往所需的时间比较长,譬如,可口可乐与奥运会的合作自1928年起至今不曾中断过,因此伴随的风险时间就长。 4.需要的投入高。无论采用赞助还是明星代言的营销形式,费用都是非常高昂的。以明星代言为例,刘翔从2008年一级代言单价达到1 500万元人民币,伍兹为耐克代言的费用为每年1 000万美元,可见,这些顶级的体育明星代言的费用相对都比较昂贵,还要再加上广告制作、、推广等后期更加高昂的费用等。 5.可控性差。在借助大型体育竞赛进行体育营销的活动中,对于竞赛活动的进展、赛事水平、运动员成绩、裁判员执裁、兴奋剂等可能发生的风险,企业均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几乎束手无策。如代言人存在的健康问题、言行、训练和竞赛的成绩、可能服用兴奋剂、犯错甚至犯罪等具有不可控制性,导致企业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量的现实表明,因代言人的原因产生的身体和道德风险极难控制,即便是有相应的合同制约,要想防范和有效地制约,难度也非常大。 三、基于coso-erm设计企业体育营销风险管理框架的思路 大型体育营销过程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受到的影响层面众多。如企业自身问题的多样性、体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体育营销过程应对对象的庞杂性、媒体传播的不可控性、外界环境的不可预计性等,都给营销活动带来许多的困难。影响体育营销的因素有“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产业利润、监管政策、可用资源、技术变革、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购买者偏好、国内经济、公司对外部力量的回应以及公司对生产、渠道、价格、促销的控制等。”[10]通过科学的预测,风险是可以避免或减缓其危害的。 (一)意向-判断阶段 该阶段包含coso-erm组成部分中内部环境(internal environment)和目标设定(objective set ting),操作过程以企业内部环境为平台和基础企业制定和确定科学的目标为起点。 企业对某一项体育营销的投入有初步意向时,不同企业体育营销目标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提升品牌知名度、扩展国际市场业务、促销产品等,存在着单一和多元的目标需求。但是,企业预投入的体育营销项目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对企业投入的意向进行分析、判断尤为重要。这个阶段是事前风险管理、决定是否采用体育营销形式以及判断各种风险来源和存在的关键阶段。 该阶段,市场调研部门根据企业采用体育营销形式所要获得的收益目标为出发点,针对消费者、竞争者、公司、环境以及要投入合作的体育事件等的调研工作,把相关信息、资料汇总后交由经营管理部门,再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整理出可行性报告,报给相关主管,直至最终由企业决策者进行决策。主要分析投入后该项目是否产生正收益,如果判断结果是一项投入的机会,获得正收益的可能大于损失,则进入下一阶段。显然,调研的实质就是排除各种风险,是企业对影响目标的风险进行事项识别。 (二) 选择-实施阶段 该阶段包含coso-erm组成部分中事项识别(event s identification)、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和风险应对(risk response)。依据确定的目标,企业对影响目标的体育营销风险进行事项识别在识别的基础上对体育营销的相应事项进行风险评估对风险评估作出风险反应。管理层选择合适的风险应对方式 ,把风险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限和风险容量以内。 该阶段是开始具体选择、实施投入的一个完整的营销过程。体育事件作为体育营销的最优秀的关键点,包括前期的市场调研目标消费者与该项体育事件有关系的相关群体等。因此,体育营销过程的焦点不能偏离体育事件本身。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理清并锁定市场细分,正确选择目标市场,把握市场定位,并设计合适的战术营销手段。从而,实施合理的产品设计生产、制定合适的产品价格、拓展畅通的分销渠道和制定创新有效的促销活动的体育营销组合。 该阶段是具体营销实施阶段,也是风险来源因素最庞杂的阶段,因此,要对风险来源因素的把握要理清主次,针对关键点进行分析,要围绕体育事件产生的各种促销形式、广告宣传等是重点。其一,要有效利用前期营销投入取得的资源,加强营销手段的创新,提升促销效果。例如,可口可乐采用的火炬接力、火炬手选拔、奥运中国行运动路演、创意网上火炬传递等营销手段。其中,仅网上火炬传递就有高达到6 200万人参与。这些营销手段堪称体育营销的经典案例。其二,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在广告媒体的选择、内容设计、投放时段等环节都要精心设计,避免产生负面效果。该阶段以提高消费者认知度为理想目标。 (三) 投入后-风险控制阶段 该阶段包含coso-erm组成部分中控制活动(control activities)、信息与沟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和监控(monitoring)。该阶段要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进一步对风险采取控制活动。当然,在每一个环节中,信息与沟通和监督则要贯穿于企业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 并对其他各要素随时进行修正。 一个好的营销投入,由意向到判断决定投入是个严密而精细的过程;而投入后阶段的风险控制非常重要,往往存在的好机会却由于风险的管理不善而导致严重的损失。因此,在该阶段,对投入决定后的风险控制是管理的重点环节。体育营销风险管理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一直到某项营销项目完全结束后才能停止。譬如,2008年刘翔“伤退”即是企业应对风险的一个最好案例。该事件中,多数赞助商措手不及,并没有及时作出有效的应对举措。但是耐克公司显示了精湛的运营策略以及很强的应对风险和危机公关的能力。事发次日凌晨,在报纸头版以刘翔退赛为题材的耐克广告出现,动作迅速!“爱比赛。爱拼上所有的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一段煽情的文字,加上刘翔的大头照,耐克在力挺“飞人”的同时也打赢了一场公关战。这正是赞助商耐克火线换上的新广告,当天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媒体显著位置上都投放了该广告[11]。可见在体育营销风险投入后的反馈处理上,企业的风险预案和应急措施的重要性。 四、企业体育营销风险管理的应对原则 (一) 预防性原则 风险是不确定的,预防风险始终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前提,而前期的调研工作最重要。风险预防的管理机构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风险管理与快速反应机制,建立科学完备的体育营销风险分析和评估体系。不但要重视显性风险,同时更要重视隐性风险的管理。 (二)全面性原则 体育营销风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要渗透到企业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中,包括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其优秀就是要将企业的风险管理融入到企业战略、 组织结构和经营流程等各个环节,依据coso-erm的风险管理理念的基础,为企业提供一个处理不确定性和减少风险的管理框架,以提高企业价值的创造能力。 (三)合作与独立性原则 企业内控机构应满足垂直管理的要求,分支机构的风险控制部门由上级单位风险控制部门直接管理,上级单位由决策机构负责,从而实现内控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当然,各部门间要权责划分明确、清晰,便于操作,更要创造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力求方便、快捷,准确无误,以便使企业经营管理系统高效运作。要求各部门之间要协调,同时保障效率。但是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要与经营、保障等部门保持相互独立,直接向最高决策层负责,保证内部控制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四)专业化原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江明华博士曾警告说:“中国企业盲目进入这个领域是很危险的。因为对此有研究的人都不多,知道怎么做的就更少了。”因此,企业在制定体育营销策略时,一定要尊崇专业化的原则,聘请相关专业咨询公司、公司、媒体公司等协助。同时,体育营销的成功必须还要有大量相关体育营销、体育学专家,以及市场营销、品牌推广、广告传播、风险管理专家等通力合作。尤其是参与大型综合运动会的营销活动,如奥运会等。 (五) 综合性原则 企业参与体育营销的目标要做到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与联想度的效果统一,确实需要很大的技巧与智慧。在品牌定位与体育营销所体现的企业文化价值的内涵是否匹配,投入高昂的费用收益在哪里,是产品销售量提高了,还是提升了企业知名度,还是发挥了企业品牌的影响力,或者受到了消费者的关注和熟悉,这些均需要必要的评估、考核与信息反馈。如果企业一切均不得而知,就一定会在巨大的风险来临时遭受危机。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论全面风险管理(ERM)框架体系的构建 【内容提要】全面风险管理(erm)是在以价值为导向的企业目标确立过程中取代传统风险管理,承担增加公司价值使命的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和手段。erm框架体系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风险管理策略和过程,还应该包括所有支持和保障erm效率效果的六方面辅助政策和设施,统称为erm的配套设施,策略、过程和配套设施三个部分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全面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 【关 键 词】全面风险管理(erm);避险策略;风险评估;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一、全面风险管理(erm)的内涵 国外文献中关于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的词汇还有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irm)、 holistic risk management、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等。 其中“integrated”的直观解释是“综合的、完整的”,含有“整合”的意思;“holistic”为“整体的、全盘的”之意,其含义强调“整体性”。而“enterprise”的直译解释为“企业、进取心”,它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审计或过程的控制,强调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连续有效的控制过程,从管理方法上强调一种连续和综合的方法(consistent and comprehensive),企业的所有风险都应该包含在管理或控制范围内;第二层含义是投资与金融中资产组合“portfolio”的同义词,该含义认为,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是风险的集合体,组合风险不仅依赖于单个风险的性质,还依赖于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合。[1] 关于erm的定义经历了从百家争鸣到整合统一的历程。主要的定义有:kentd.miller (1992)提出的整合风险管理(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定义[2]认为整合风险管理是一种从整体上考虑系统面临的各种风险,建立全瞻性的优化组合机制的管理体系。jerry miccolis samir shah (2001)[3]指出,就一般企业而言,全面风险管理是从企业所有资源出发,对企业的商业目标形成威胁或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整体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的经济活动。就保险企业而言,全面风险管理是整个保险业风险与价值的动态整合优化,它包括为实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标而对公司财务风险和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进行评估、减低、融资或利用等技术手段的选择,以及对其所采取的财务战略和经营战略的强化、执行和控制。lisa meulbroek (2002)指出,所谓公司整合性风险管理,就是对影响公司价值的众多因素进行辨别和评估,并在全公司范围内实行相应战略以管理和控制这些风险。整合性风险管理的目的就是将企业的各项风险管理活动纳入统一的系统,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创造整体的管理效益,提升或创造企业更大的价值。[4]他在同一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强调,整合风险管理在本质上是战略的,而不是战术的。战术性的风险管理,其视角窄小有限。[5]william h. panning (2003) [6]指出,erm是新的思维方式、测度方式和管理方式的三维统一体,通过这些方式促进管理者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从思维方式上看,erm是一种理念和文化;从测度方式上看,它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性;从管理方式上看,它是一种行为。2001年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casualty acturial society,cas)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 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或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即 erm)的概念,并对这种基于系统观点的风险管理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cas(2003)对erm的定义为[7]:erm是一个对各种来源的风险进行评价、控制、研发、融资、监测的系统过程,任何行业和企业都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提升股东短期或长期的价值。随后,在内部控制领域具有权威影响的coso委员会,于2004年9月颁布了《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报告。报告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以及实施的要点[8],是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在运用上的重大突破。coso对erm的定义是: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企业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各种经营活动之中,目的是识别可能会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于企业的风险容量之内, 并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 归纳起来一个正确的erm概念应该包括下面几个关键要素,它们是:①过程:erm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企业的各种管理和经营活动之中;②对象:erm的对象是企业内、外部各种来源的风险整体;③主体:erm的执行主体涉及到企业各个层级的全体员工和所有部门;④目标:erm的目标是把风险控制在风险容量以内,同时为企业寻找最佳的风险/收益平衡点,最终的目的是提升股东短期或长期的价值。 三、全面风险管理(erm)体系的构建原则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涵盖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由此构建的erm框架应该是一个多维的、立体的、连续的管理方案和过程。要构建这样一个管理框架,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多维度目标评价体系原则。erm是以增加股东价值为导向的,而股东价值的多维性决定了erm必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活动,因此要有全面的目标评价体系,以满足具体情况下不同层次不同价值取向的需要。要实现多目标的风险管理,需要对企业的目标进行完整的表述,形成全面的目标评价体系,并且使用适当的综合目标分析方法来帮助制定决策。(2)多种管理机制配套原则。erm要求有一个综合的独立于其他业务部门之外的风险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制定针对公司所有风险活动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向首席执行官(ceo)报告;erm还要求有一个综合的风险转移策略,该策略在公司整体范围内整合所有类型风险,在充分考虑了各种风险的“天然对冲效应”后,将管理层认为无用的剩余风险通过衍生品或保险转移出去;最后,erm是管理的攻击性武器,它需要把风险管理整合到公司的业务流程中,通过支持和影响定价、资源配置以及其他业务决策来优化企业绩效。因此,erm是一个涉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部门管理、组合管理、权益方管理以及数据和技术资源管理在内的综合框架,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失误都会影响到整个erm的效率,某些关键失误甚至会导致整个erm系统失效。(3)经验借鉴和因地制宜相结合。erm框架构建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的反映企业的风险暴露情况,更高效的管理公司的风险敞口,保证公司的稳健经营和价值增长。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在框架主体上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erm框架的成功经验(如表1所示的行业经验和综合标准),这些经验从较高视角诠释的erm框架主体结构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现代企业;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具体风险评估和制度配套上还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国内消费者独有的文化、习惯、消费心理特征,充分考虑行业和企业的风险管理现状以及所面临的独特的经济、金融和监管环境,立足于中国实际和发展趋势设计出来的erm框架,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表1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主要风险管理标准 标准 行业或国家 成果 行业标准 银行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1998年的《银行内部控制框架》和2003年的《操作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良好做法》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4年出台的《新资本协议》 保险 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apra)的审慎监管标准(2001) 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rbc体系(1990-2000) a. m. best公司的erm整体模型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公司tillinghast-towers perrin 的erm设计指南 moody' s公司的新c-3arbc体系(2000) it管理控制 美国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isaca)制定cobit框架2000年第二版 上市公司标准 澳大利亚/新西兰 1995年制定风险管理过程的国家标准,1999年更新 加拿人 1994制定dey报告要求上市公司报告内部控制的充分性 英国 伦敦证券交易所在2003年更新了1998年的cadbury报告,形成“公司治理联合准则(the combined code)” 美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德国 1998年颁布强制性条例——the kon trag 荷兰 1997年颁布了peters报告,给出了公司治理的40条最佳常规 综合标准 所有企业 1992年9月coso委员会《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报告 1999年英国turnbull的《内部控制指南》 2004年9月coso委员会《整体风险管理框架》报告 四、全面风险管理(erm)体系的框架结构及说明 erm所要做的是了解企业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全部风险的同时用最小的成本去管理和利用这些风险,减少损失同时获取风险溢价。基于这个考虑,erm框架应该是从全局高度制定的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指导、各种策略和配套设施支持下的连续风险管理过程(如图2所示)。其中,erm策略是从财务上对风险的可能结果进行的事前处理,是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手段。erm过程是为了确定最优的风险管理成本和最有效的资本配置方案,这个过程要便于公司组织内部对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施,并能主动支持公司的风险管理策略,是进行风险管理决策的基础。erm过程要在目标的指导下进行,erm目标是风险管理的方向,是前面所有努力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它应该有多个层次多个维度,考虑到企业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各个发展时期。erm的配套设施是实现erm过程的软硬件准备,是风险管理效率效果的必要保证。 1、erm策略。erm策略针对的不是单个风险,而是整个公司的风险剩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包括资产规避、负债规避、股权规避和杠杆管理四个基本策略。不论风险的来源如何,也不管风险从什么方面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只要风险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影响就可以使用这四种策略来管理风险(具体见作者2008年的另一篇文章[9])。总之,全面风险管理策略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和套期保值策略,还包括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运用,并且要和公司的投融资策略以及资本结构政策结合起来,共同为股东和公司关联方利益服务。 2、erm目标和风险偏好。erm框架要求管理当局采取适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目标切合、支持该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风险容量相一致。目标制定是一切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前提,因此企业必须首先制定目标,在此之后,管理层才能识别和评估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并且采取必要的行动对这些风险进行管理。制定战略及其它目标时,必须要考虑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风险容忍度是指在实现企业特定目标过程中对差异的可接受程度。风险容忍度应该是明确的、切实可行的、可以衡量的;风险容忍度应该在整个企业的层面进行适当分配,以便于管理和监控;风险容忍度应该要企业内部外部的人都明确知道。erm目标应该包括长远的战略目标和中短期的经营性目标,coso的《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2004年9月)将erm的目标分为:①战略(strategic)目标,是较高层次的目标,与企业的使命相关联并支撑其使命;②经营(operations)目标,保证企业有效和高效率地利用其资源;③报告(reporting)目标,保证各种报告的可靠性;④合规(compliance)目标,保证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战略目标的确立把erm提高到了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高度,在市场日趋成熟的情况下,企业要想长期稳定的保持其竞争优势,必须把战略目标作为首要考虑的目标,其它三个目标要围绕战略目标来确立。同样,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也要首先满足战略目标。 3、 erm过程。一个典型的erm过程应该包括如图3所示的基本风险管理步骤。首先要在明确企业使命的前提下制定企业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远景预测,是对企业未来的一个把握,这个目标一旦确立,就像一个航标指引着企业所有的运营活动,包括全面风险管理活动。erm过程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对风险因素识别的全面性和测量的准确性,因此需要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来达到以下目的:使高层管理者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经过内部对冲之后的“剩余风险”和风险间的“组合效应”;确定用于防范实质性风险和抓住新投资机会的资源的配置方案;提供对风险进行客观、持续检测的模型。基于以上目的,风险评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识别风险因素。②风险因素排序。③风险因素分类。风险处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风险控制和风险利用。风险控制是管理不利风险的风险评估步骤,其目的是确保企业承担的风险总量与企业总风险容量相一致。通过风险处理,企业的风险/收益结构得到优化,公司的风险特征有了实际改变,股东价值得到增加,这些都是风险控制和风险利用的结果,而风险评估是实施风险控制和利用的必要铺垫。erm过程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是风险管理效果监控。因为在动态的风险环境中,各种风险以及风险对企业影响的方式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企业风险管理技能的提高原本不擅长管理的威胁也许会变成企业新的机会,同样,原本的机会由于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可能不能继续带给企业合意的风险溢价而被企业放弃,因此需要不断输入新的风险因素变量、不断对erm过程进行检验。风险管理效果监控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风险和风险管理认识的局限性造成了erm过程中所使用的模型自身的不完美性,原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和风险控制方法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许需要改进或替换。总之,erm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在实际运行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4、erm配套设施。erm的配套设施主要有六个,之所以把这六个部分作为erm的配套设施是因为这些部分各自是一个研究领域,它们和风险管理密切相关却又不完全相同,它们不完全属于风险管理却对风险管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成功的风险管理系统需要这些部分成功运作的支持。因此把这些和风险管理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统称为erm的配套设施,任何一种设施的缺位或失误都可能影响erm的效率效果,甚至某些关键失误会导致整个erm系统失效。下面分别介绍这些领域以及它们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1)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是关于金融机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股东、经理人和债权人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安排,其基本结构决定了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承担和管理以及相应风险/收益的分配,从而对内部控制甚至整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活动起到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密切相关:首先,公司治理包含了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容,许多企业的公司治理准则都明确提出风险管理是董事会的一项主要职责,戴易报告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公司治理准则公开提出,董事会有责任确保适当的风险管理系统和政策到位。其次,二者的最终目标一致,同样关注战略方向、公司整合以及来自公司最高层的动机。第三,良好的董事会常规和公司治理是有效实施企业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董事会的积极参与能促进erm的研发与成功,而公司治理的缺陷将导致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从根本上失效。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应该建立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的基础上,由高层领导制定基调并且身体力行开展风险管理工作,以保证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并且他们本身的活动应该成为监督和管理的首要对象。 (2)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活动主要表现为与业务管理密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活动,因此,内控活动和业务管理活动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业务部门承担主要的内控责任,而审计部门则负责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和监督。企业需要就各业务单位在日常运作中所面对的风险(战略性风险、业务性风险、流程性风险等)构建内部控制(包括预防性控制及觉察性控制) ,以确保企业能实现目标和符合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企业还要对其内控系统不间断地进行监控和测试,以确保其对风险控制的能力,把各类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并在这基准上赚取合理的回报。内部控制是erm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在早期风险管理中代替风险管理的职能行事,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共同保障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所有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的有效性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3)组织和部门管理。理想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是由一个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来负责实施日常的风险管理,这个部门的领导(风险总监)向上可以直接向ceo或董事会报告,以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权力和其工作的客观性,向下可以和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汇总公司的整体风险敞口(如图4)。在设置erm组织结构时,要注意处理好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关系,理想的 erm框架下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风险管理部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部门,而是完全融入到了企业的各项业务中,在业务进行的最前端(产品开发和定价阶段或做投资决策时)就和业务部门一起处理风险/收益问题,并拥有共同的目标。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现实生活中,即使尽最大努力选择和优化风险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式,分别追求业务增长和风险控制的两个部门间的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应该有一些解决双方矛盾的办法来帮助两个部门伙伴关系的形成,保证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一致行动,减少部门间的摩擦成本。 (4)关联方利益管理。关联方包括任何支持和参与公司的生存和成功的团体和个人,主要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商业伙伴、投资者、监管者、股票分析专家、信用分析专家以及评级机构等,这些关联方中的每一个都是公司成功的要素,关联方流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一般说来,公司希望各关联方保持对公司的长期的特异性投资,这些特异性投资包括员工学习只对公司有价值在公司外部没有什么价值的知识和技能、供应商为公司特供的零部件进行研发活动、顾客对公司产品价值支付隐含的信用担保等等,同时长期保持与公司的这种关联关系。而所有的这些特异性投资,在公司的风险状况变得糟糕时都会被相关关联方取消,他们觉得一个充满风险的公司可能无法履行对他们的长期利益保证。而这种特异性投资的撤销和关联关系的终止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公司进行的风险管理活动可以保证公司更容易兑现对关联方的承诺,与支付高额成本来维护关联方关系相比,对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成本更低。因此,关联方关系管理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风险管理增加公司价值的重要途径。 (5)数据和技术资源。可用的风险管理数据主要是组合数据和市场数据。组合数据包括在不同的前台后台系统收集到的风险头寸;市场数据则包括价格、波动率和相关系数。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质量,还要建立数据搜集的适当标准和流程。数据资源的两种获取途径分别是会计系统和前台交易系统,而前台交易系统可以提供许多客户的第一手资料。技术资源主要指用来进行风险量化分析和经风险调整定价的计算机功能软件,包括数据转换界面、数据转换中间设备(messaging ? oriented middleware ,mom)(帮助减少风险管理实施时间,对点对点界面的改进)、定价分析系统和erm模型实施所需技术资源等,这些资源可以通过自建、购买、定制或外包的方式来获得。数据和技术资源一起支持公司的风险分析和风险处理过程。 (6)积极组合管理。组合管理提供了风险管理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联系,它要求企业像管理基金一样对公司总体风险进行组合管理,充分利用组合内各种风险的“天然对冲”效应和分散化效应,建立组合目标和适当的风险限制以确保获得最佳组合回报率。这意味着把公司面临的诸如负债、投资、利率以及所有其它风险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管理,以实现总体风险/收益最优化。 erm中的积极组合管理的第一步是对风险进行分解。这种分解不是以单个业务为单位进行分解,而是按风险源头、风险保留和风险转移进行分解,目的是考虑公司的优秀能力在价值链的哪个部分具有优势,再决定在哪个方面进行竞争。第二步是对风险进行汇总,即汇总公司所有的风险敞口信息以及这些风险敞口间的相关性,可以将所有风险敞口直接或通过风险转移定价机制(以类似与风险转移费用的形式向转出风险的业务单位收取对冲成本)转移到一个中心部门,然后再在这个中心部门进行风险的组合管理和对冲。这个步骤可以帮助企业追踪整体风险敞口、将非对称风险对称化、综合分散化效应、利用组合内风险的自我对冲效应减少管理成本以及风险管理决策集中化。第三步再利用积极组合管理中风险限额和经济资本配置管理的思路,通过分配更多的经济资本给预期风险调整资本收益更高的业务单位,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内部资本市场”,给“好”的业务创造良好的增长环境,同时淘汰“坏”的业务,使企业的整体风险/收益特征的到优化。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论财务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 【摘 要】 财务公司在产融结合的风险环境中经营,需要通过全面风险管理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系数,最大限度地防范、控制和减少风险损失。为此,财务公司要充分认识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全面风险管理的实现,促进企业稳健发展。 【关键词】 财务公司; 全面风险管理; 现实要求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在产融结合的运作过程中,财务公司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因此,通过全面风险管理,对各种风险作出及时正确的辨识、评价和控制,是财务公司预防风险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控制风险及减少损失的重要手段。 一、全面风险管理对财务公司的重要作用 根据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制定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提出的定义,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来说,全面风险管理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风险管理是财务公司防范风险的基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各个金融机构以深刻教训,市场经济大潮瞬息万变,发生风险是常有的事。只有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才能避免风险损失,也只有充分预防才能在风险发生时从容应对。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内部的金融服务机构,它所从事的很多业务本身就具有金融风险。比如信用风险、投资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这些风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对财务公司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居安思危,通过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主动防范风险的出现。 (二)全面风险管理是财务公司稳健运行的优秀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产业资本在存量上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大企业、大集团必须寻找到能够持续、大量地获得资金的途径,支持规模经济的扩张,财务公司就是应企业集团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通过财务公司这一特殊的金融机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交叉融合、双方同生共长,产业资本实现了在相对较低的成本上获取资本和资金,金融资本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增值,扩大了金融资本的支配权。然而,在产融结合过程中,除了要保证金融资本的收益性外,还要保证金融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如果片面追求产业资本的快速扩张,而忽视金融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就会使产融结合的风险暴露出来。 (三)全面风险管理是财务公司科学发展的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使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节奏要比过去快得多,公司决策者已经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胆量和本能来做经营上的战略决策。实践证明,“拍脑袋”决策已经拖垮了无数前景光明的企业。对此,财务公司在发展中必须讲求科学,根据全面风险管理的机理,建立高效率的预警信息系统,不断监测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收集整理并及时汇报可能威胁企业的风险信息。在此基础上,公司领导要善于利用各类人才的知识、经验、智能等方面的优势,洞悉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一方面事前防范,尽可能避免或减少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即使风险发生,公司也能从容应对。 二、全面风险管理在财务公司的基本运作 按照2004年美国coso委员会颁布的《coso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全面风险管理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一是内部环境,包括管理主体的理念、员工的胜任能力以及权力分配和职责;二是目标设定,包括战略目标及相关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三是事项识别,包括区分代表风险的事项和代表机会的事项,以及二者可能兼有的事项;四是风险评估,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会发生什么风险以及风险将影响主体目标的程度;五是风险应对,包括回避风险、降低风险、分担风险和承受风险;六是控制活动,包括直接或通过对技术的应用来执行政策的行动;七是信息沟通,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广泛信息,并使相关人员及时获取和沟通;八是监控,通过自上而下和各方互动的全面监控,使全面风险管理能够动态地反映,必要时加以修正。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个构成要素并不只是一个接着影响下一个的顺次过程,而是一个多方向的循环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构成要素都能够并且将会影响另一个要素。从实践来看,由于各个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管理理念和文化的不同,任何两个主体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应用全面风险管理。就财务公司的一般情况而言,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防范、控制和处置风险,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损失,实现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统一,保证财务公司的稳健运行。为此,财务公司在全面风险管理中,要在不断改善内部环境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对尚未发生的潜在的各种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和分析,找到引起风险的主要原因,并将风险加以分类,预测风险可能引起的后果等。财务公司在风险识别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确定性严重,特别是有些因素很难定量描述,使风险识别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为了做好风险识别工作,公司除了要有认真细致的态度外,还需掌握有关识别风险的科学方法,如分析法、专家调查法、故障树法、幕景分析方法等。其中分析法是将复杂的决策问题分解成比较简单的组成过程,再把每个过程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譬如投资一个煤化项目,可能遇到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环境污染风险,还要对每一种风险再作进一步分析,如环境污染风险又可分解为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等。利用这种层层分解的分析方法,可以将一个大系统分解成若干小系统,找出风险到底在哪方面,以及引起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对特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损失的范围与程度进行量化估计。它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估计风险发生的概率;其次是测算风险产生后的经济损失。财务公司在具体风险评估方法中,随着数理统计方法及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应更加多样化,包括概率法、灵敏度法、风险价值法、集中趋势法等。根据风险评估所得出的每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公司还需将其结果归入不同的“风险级别”。一般可分为:严重但不经常发生、严重并且经常发生、不严重也不经常发生、不严重但经常发生。按照风险级别,公司要对不同的风险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尤其注意针对经营中存在的高风险业务,如资金业务、债券交易,信贷等方面的业务建立风险评价机制。对每笔贷款、拆借、投资及业务活动中涉及的不同交易对象、部门、行业、地区和国家,在开展业务之间,都应当首先测定风险指标或比率,对业务发生后的风险状况要进行追踪,随时掌握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情况及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 (三)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是对风险评估后的不同结果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财务公司应对风险的策略主要有四种:一是规避策略,即通过公司限制性制度和标准,阻止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尤其是对已预测到和意识到的风险采取回避态度。二是预防策略,即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和措施,以防范风险发生或风险扩散。三是分散策略,即将公司经营的总体风险分散和转移到各个方面。例如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要求借款人用借款资金购入的资产向保险公司投保等。四是补偿策略。财务公司的经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回避,因而必须有风险损失后的补偿措施。首先,可将风险报酬打入资产定价中;其次,建立风险损失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最后,利用法律手段对造成财务公司风险损失的法律责任者提出诉讼,争取挽回部分损失。 (四)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在选择风险应对策略后实施所需的控制活动。财务公司控制活动的主要手段有:高层复核——公司主要负责人对照预算、预测等指标来复核实际业绩,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职能审核——负责职能机构或业务的管理人员审核交易报告及数据等;实物控制——对设备、存货、证券、现金和其它资产定期盘点,并与控制记录上的数额相比较;职责分离——把不同人员的职责予以分开或隔离,以便降低错误或舞弊的风险;信息处理——实施一系列的控制来检查交易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授权,输入的数据要经过联机编辑核对或与经批准的控制文件相匹配,例如一个客户的指令只有在对照了经批准的客户文件和信用限额之后才能被接受;检查监督——通过持续性监督或专项监督,确保全面风险管理运行的持续有效,同时针对控制活动中发现的缺陷和不足,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日臻完善。 此外,在全面风险管理中,财务公司还应建立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预案,以防止或减轻风险事故的损害以及避免风险扩散和连锁反应。实践证明,在风险发生前、风险发生中及风险发生后,如果应对得当,是可以极大地防范风险和减少风险事故损害的。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全面风险管理只有“善”没有“后”。全面风险管理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善”来进行,善始善终,以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全面风险管理对财务公司的现实要求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就财务公司来说,要使全面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必须强调以下几点。 (一)强调财务公司的群体风险意识 所谓公司的群体风险意识,是指公司全员对经营风险的感受、认识及由公司利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对风险的态度。如果财务公司领导或员工对风险感受不深、认识不足,甚至觉得自身利益与风险后果无利害关系,那自然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经营和金融风险等漠然置之。反之,如果感受到经营利益与风险后果息息相关,公司上下对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必然与前者截然不同,对风险状况及其发展定会倍加关注,从而形成一种健全的、强烈的、敏锐的风险意识。许多公司的经验说明,对风险的敏锐嗅觉和预见能力是成功企业家的基本要素,也是企业持续稳健发展的根本所在。财务公司经营的风险意识还应是一种群体风险意识,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领导者的风险意识、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员工的风险意识。这三种风险意识总和构成公司的群体风险意识。如果财务公司的群体风险意识是积极的、进取的、统一的,全面风险管理就会成为公司行为的一种无形的调解器,实现全面风险管理也就有了上下同心、集思广益的坚实基础。 (二)强调财务公司的内控机制建设 要使财务公司形成积极进取的群体风险意识,除了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外,还须通过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来实现。内部控制制度是全面风险管理的优秀内容,是对公司内部各部门与人员相互制约和协调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把内控机制寓于管理活动之中,是财务公司日常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等文件精神,财务公司为有效控制风险,全面实现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必须强化内控机制建设。要制定明确的公司政策目标,对每一个工作人员给予明确的授权;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把整个公司的所有业务部门,按照其业务范围、在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彼此之间的联系、与管理层的关系等,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畅通的报告渠道,使基层信息能够及时传递上去;为各项业务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对会议记录、往来函件、签字样本等予以妥善保管;为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诸如计划、授权、开拓新业务、购买或处置重要的资产等制定出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 (三)强调财务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和员工素质的不断提高 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最忌讳的是大而化之,各项规章制度贴在墙上,说在嘴上,而实际往往流于形式和松散。正如前台塑总裁王永庆先生所指出的,提高管理的水准,必须从细处入手,凡事追根究底,不能只重视“面”和“线”,而忽视了“点”;“各事物的基本问题还是在‘点’上,而‘点’的改善是无止境的”。此外,由于全面风险管理需要全体员工的直接参与,所以必须使全员素质不断提高。要通过培训、考试、考核等方式,使员工理解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熟悉并掌握岗位操作规范,进而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确保全面风险管理的顺利进行。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试论企业全面财务风险管理体系模型的构建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理财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我国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全面财务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财务风险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主要手段是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体系。在充分研究财务风险的成因和内在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全面财务风险管理体系模型,该模型是企业全面防范与控制财务风险的可操作系统,具有可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面财务风险管理;模型;构建;企业 构建全面财务风险管理模型既是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财务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构建全面财务风险管理模型的基本思路:以全过程的财务风险管理为基础,主要由预警系统、防范与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组成。模型中还包含了全面财务风险管理的全方位、全程序、全企业的各种内在要求和财务风险管理的多种基本方法。 1企业全面财务风险管理预警系统的构建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是指为了防止企业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建立的报警系统。财务风险预警系统使企业可以利用该模型或管理活动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及早发现财务恶化征兆,采取有效措施避开或化解可能出现的财务危机,同时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有预测性、能反映企业真实价值的信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 (1)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与选择,是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建设的首要环节,具体选择哪几类指标和选择哪些指标,要根据企业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定,并根据实际成果作相应的调整。如下表1可以作为企业制定自身指标体系的参考: 具体指标变现能力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管理能力指标营业周期、存货周转天数、应收帐款周转天数、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负债指标产权比率、已获利息倍数、资产负债率、有形净值负债率赢利能力指标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净资产受益率、资产净利率表1企业使用的指标体系 该模型是以5个财务比率,将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1,x4)、获利能力指标(x2,x3)和营运能力指标(x5)有机联系起来,一般认为z值大于2.675时,表明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无财务风险可言,相当安全;当z小于1.81时,表明公司财务状况堪优,面临破产的危机;在2.675和1.81之间,说明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定,需要企业及时找出对策防范风险。奥特曼模型的预测能力也是很高的,预测准确性达到90%左右。 2企业全面财务风险管理防范与控制系统的构建 (1)筹资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 ①筹资风险的识别。 筹资风险,指由于资金供需市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筹集资金给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 企业筹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自有资金是所有者投入的资金,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其风险只存在于其使用效益的不确定上。借入资金是引发筹资风险的主要原因。借入资金严格规定了借款人的还款方式、还款期限和利息率,其特点之一是定期支付固定利息,当企业资金收益率高于负债利率时,企业通过负债筹资经营获得收益,除了支付固定利息外剩余的收益,全部归投资者所有,使投资者实际收益率高于企业资金收益率。负债筹资的这个作用称为财务杠杆作用。 ②筹资风险的衡量。 评价企业筹资风险程度的指标有多种,其中自有资金收益率和资金成本率指标分别从效益和成本二个不同角度反映企业筹资风险程度,具有计算简单且准确性高的特点,是较为实用的筹资风险评价指标。 a.自有资金收益率指标。 企业在筹资过程中,往往要同时安排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而二者比例不尽相同。自有资金收益率就是判断这一风险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自有资金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借入资金/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借入资金利息率) 式中: 投资收益率=(投资项目利润总额+借款利息额)/(自有资金+借入资金) 从上式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率、借入资金与自有资金的比例、借入资金利息率的变化决定了自有资金收益率的高低。通过对自有资金收益率指标的分析,可以判断筹资风险程度,调整筹资决策。 b.资金成本率指标。 资金成本是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所支付的各种费用。资金成本率是指资金成本占筹措资金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资金成本率=资金占用费/(筹集资金总额-资金筹集费) 如果企业筹集的资金为负债,上述公式中的资金占用费还应扣除因增加利息支出而少交的所得税额,上述公式可改为: 借入资金成本率=借入资金占用费以(1-所得税率)/(借入资金总额-借入资金筹集费) 企业多种渠道用多种方式同时筹集资金时,由于不同的资金成本不一样,为此就需要计算全部筹集资金的综合资金成本率,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资金成本率=∑各项资金成本率×该项资金占全部资金比例 资金成本率指标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拟定筹资方案的依据,通过对资金成本率变化的分析,可以判断筹资风险程度。 (2)筹资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企业通过筹资活动取得资金后,进行投资的类型有两种:一是投资生产项目;二是投资购买证券。无论项目投资还是证券投资,都不能保证一定达到预期收益。这种投入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就是投资风险。 ①直接投资风险。 a.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 造成直接投资风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和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经营风险。具体有如下3种:一是投资项目不能如期投产,不能取得效益;或虽然投产,但不能盈利,反而出现亏损,导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的降低。二是投资项目并没有出现亏损,但盈利水平很低,利润率低于银行存款的利息率。三是投资项目既没有出现亏损,利润率也高于银行利息率,但低于企业目前的资金利润水平。 b.直接投资风险的衡量。 通常用经营杠杆系数来衡量投资风险: 经营杠杆系数=息税前利润(ebit)变动百分比/销售量(q)变动百分比 该指标用来评估项目投资风险的大小。经营杠杆系数愈大,投资项目所面临的风险愈大;经营杠杆系数愈小,投资项目所面临的风险愈小。 c.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a.加强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企业如果能够在投资之前对未来收益情况进行合理预测,将风险高而收益低的方案排除在外,只将资金投向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案,对防范与控制投资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b.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防范投资风险,企业必须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及分析方法,并运用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对各种可行方案要认真进行分析评价,从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切忌主观臆断。 ②证券投资风险。 a.证券投资风险的识别。 证券投资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又称不可分散风险,是指由于全局性因素的变化,导致证券市场上所有证券的收益发生变动的风险,如经济形势变化、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变化等等,都会给市场上所有的金融资本带来损失。对于投资主体来说,它不能通过多角化投资来加以消除或降低,它的影响是整体性的,所以又称不可分散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又称可分散风险,是指因某些因素的变化,导致证券市场上个别证券收益变动的风险。图2是利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示意图。实证研究表明,科学选择30~40种证券能够在保证收益率的情况下有效地分散非系统风险。 b.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主要通过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合理进行投资组合来实现。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投资项目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越小,投资组合降低总体投资风险的能力越大。因此,为达到分散投资风险的目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注意分析投资项目之间的相关性。 (3)资金营运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 企业资金的营运过程是指从资金投入开始到资金收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主要面临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的风险。 ①现金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 现金风险主要指企业现金短缺或者现金持有过量所形成的风险。企业财务部门要掌握各部门对资金的日常需求量及资金的支付时间,来确定合理的现金余额以防范与控制现金风险。图3是现金成本分析模式,即通过分析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寻求持有成本最低的现金持有量。 (2)应收账款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 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经常采用赊销方式,但往往导致企业应收账款大量增加。大量的应收账款会妨碍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同时相当比例的应收账款由于长期无法收回而成为坏账,严重影响企业的安全性。 为了防范与控制应收账款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后果,首先,应当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规模,在采用各种信用政策的时候,注重评估对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评价其偿债能力和信誉,谨慎签订合同,综合衡量各种得失,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其次,采取适当的催收方式和力度加快应收账款的收回。如定期分析账龄分析表,紧密跟踪应收账款的还款情况,根据不同账龄制定收款政策,必要时可依靠诉讼方式,以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减少坏账损失。 3企业全面财务风险管理反馈系统的构建 全面财务风险管理的反馈系统主要由财务风险管理的后评价系统和财务风险管理的修正系统组成。 (1)财务风险管理的后评价系统。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后评价是指企业实施财务风险管理方案后的一段时间内,由财务风险管理部门对相关部门进行回访,考察企业实施财务风险管理方案后管理水平、经济效益的变化,并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通过对财务风险管理活动实践的检查总结,评价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问题的准确性、检查财务风险处理对策的针对性、分析财务风险管理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分析评价找出成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为未来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决策和提高财务风险管理水平提出建议。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后评价应有一个严密、科学的工作程序,后评价工作才能井然有序地展开,评价结果才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后评价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财务风险管理决策后评价:财务风险管理决策后评价是评价现时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状况和财务风险管理决策执行的实际情况,验证财务风险管理前做出的风险预测及对企业风险抵御能力分析是否正确,并重新评价财务风险管理决策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 ②财务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情况后评价:财务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情况后评价主要是评价财务风险管理各环节工作实际成绩,总结各环节的经验教训,找出每个阶段的工作对实际风险管理效益和预计风险管理效益的偏差程度。 ③财务风险管理经济效益后评价:财务风险管理经济效益后评价,是对实施风险处理方案后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进行再评价,并与财务风险处理方案实施前指标对比分析偏差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为今后财务风险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2)财务风险管理的修正系统。 财务风险管理的修正系统通过对后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对财务风险管理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予以保留,对不合理的指标、方法、决策程序和措施等提出改进方案,并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以不断完善企业的全面财务风险管理模型。具体来说,通过明确本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的主要目的,参考社会平均水平、行业水平、企业特点、产业政策、本企业或同行业历史经验,制定出适合于本企业财务特点的预警指标体系,以保持预警系统的先进性和有用性。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建筑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研究与实践探索 内容提要 中国建筑企业正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与市场环境的挑战,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全面风险管理从全局角度出发,采用整合的全面风险管理系统,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建筑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本文通过分析建筑企业的风险管理现状,结合最新的全面风险管理(erm)理论与实践,提出建筑企业erm体系建设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我国的建筑企业,尤其是大型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200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77亿美元,同比增长37.3%;新签合同额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7%。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建筑市场供大于求现象非常突出,这导致了建筑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同时建筑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非传统的风险。如何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和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建筑企业必须正视和着力解决的全新课题。 一、全面风险管理(erm)的实施背景及意义 自2001年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cas)提出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或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国内也译作“企业风险管理”,以下简称erm)以来,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erm的优秀思想是:企业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最终对企业产生影响的不是某一种风险,而是所有风险联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从企业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是最有效的。全美反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f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简称coso委员会(于2004年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以下简称《coso-erm框架》)强调erm是一个过程,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的影响,其包括内部控制及其战略和整个公司的应用,旨在为实现经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法规的遵循提供合理保证。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也明确提出全面风险管理,即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erm能正确识别与评估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基本依据;帮助企业避免财务危机,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降低重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减轻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害,大大减少企业风险支出;提高风险管理效率,降低风险管理成本;提高企业信誉,降低融资成本等。通过以上途径,erm能够显著增加企业价值,帮助企业成长,并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企业之间实施erm的程度差异很大,具体到我国建筑行业,企业的erm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更多的实践。 二、建筑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问题 以建设项目为推动力的建筑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大型建筑企业业务范围很广,包括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等;二是建筑产品价值运转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单件性的特点,并且项目最终盈亏不确定性程度高;三是经营业务的参与各方关系复杂;四是大型建筑企业国际化程度高;五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大。结合上述特点,建筑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可分为:经营风险、战略风险、资本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企业领导人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期货交易出现巨亏后,国资委开始重视央企的风险管理并于2006年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又于2008年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许多大型建筑企业为了遵循合规,在erm建设中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但由于缺乏对erm的深入认识,仍然难以脱离项目风险管理为主的风险管理理念,尚未形成完整的、涵盖企业各部门、各层级的全面风险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建筑企业的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项目级的风险管理上。 从coso和《指引》的定义来看,erm的内容已超出了项目风险管理的范围,并且突出了风险管理以增加企业价值为最终目标,而项目风险管理只关注某个项目本身的目标。局限于建设项目风险管理,忽视企业级的全面风险管理第一会导致不同项目的管理者不同的决策依据使得项目风险管理难以完全符合企业战略目标;第二是分散而没有组织的风险管理模式阻碍了企业高层对项目风险的总体了解,并且不利于企业资源的分配;第三是不利于风险管理信息的积累。 (二)对erm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认识不足。 企业普遍认为风险管理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没有从积极的角度来将全面风险管理作为一个改善企业绩效的契机。企业高层领导者对erm的不重视或者只是将风险管理看作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这导致erm不能得到应有的战略地位,难以在我国建筑企业内得到认可和推广。 (三)erm不能与企业经营系统结合,管理制度有漏洞。 一些企业和部门只注重erm制度设计,而忽视制度的执行。erm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偏差,有的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使得erm流程与企业经营相脱离,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信息系统等相脱离,过于依赖个人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流程仍旧不完整,多数情况下只对风险事件进行事后处理,缺乏风险管理整体策略。 (四)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建设不完全。 《指引》规定,企业应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具备条件的企业,董事会可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coso-erm框架》则提倡企业设立首席风险官这一职位。但是目前建筑企业鲜有单独设置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人员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管理并给予指导,也没有相应的奖励与考核措施。 (五)尚未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是实施erm的基础和推动力。建筑企业高层领导和普通员工对风险管理的理解还比较片面,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不强,没有意识到企业的风险管理需要全员参与、全员负责,而不仅仅是领导、审计或财务人员的工作。许多企业没有统一的风险管理语言,忽视对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没有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氛围。 三、案例分析 一个良好的适合本企业的 erm框架应达成以下目标:将风险偏好与企业战略相联系;确保风险管理战略同组织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价值相一致;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以利于鉴别和评估组织所面临的风险;提供对风险进行科学归类的工具,利用风险最优化的概念,以组合观为基础来探讨风险议题;将企业风险管理与基本的经营活动相整合,避免额外的成本支出。 本文结合国内某大型工程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案例,具体分析建筑企业在建设erm体系(见图1)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控制环境 1 发展目标 按照企业制定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与之配套的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性目标,制定erm体系建设的总目标和年度目标。a公司制定的建设erm的总目标为:立足公司整体协调发展,以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为优秀,以防范风险和提高效率为重点,建立以风险管理为主要内容,涵盖经营管理各领域,较为完善和有效运行的内控体系,促进公司实现稳健发展。 2 管理理念与企业文化 风险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企业建立erm体系最大的阻碍之一,培育建筑企业的风险文化刻不容缓。确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体现企业认知经营管理风险所共有的信念和态度。将风险管理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树立和传播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守法意识和诚信意识,将风险管理意识转化为员工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提高全员风险意识。a公司提出在继承发扬风险管理文化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发挥表率作用,中层管理人员应发挥骨干作用。 3 风险管理策略 企业应围绕发展战略,首先确定风险偏好、风险承受度,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总体策略,并据此制定风险应对方案。这其中,风险偏好体现企业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愿意承受的风险范围和风险水平;风险承受度体现企业在实现特定目标过程中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确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防止忽视风险,片面追求收益或者单纯为规避风险而放弃发展机遇。风险承受度与风险偏好要保持一致。 4 erm组织结构 不同的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或相应的岗位负责风险管理日常工作,形成决策机构、管理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四位一体的erm组织体系。企业风险管理工作应与其他管理工作、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把erm融入企业管理和业务流程中,同时应注意做到权责分明。 例如,a公司成立的由总经理担任主任的内控体系建设委员会是erm建设工作的决策机构。内控办公室是erm建设的日常管理部门和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对风险业务实施归口管理。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单位作为执行机构,按照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的统一要求,具体组织落实。审计、监察部门则行使监督职能,负责对erm体系运行状况实施测试监督。 5 人力资源政策与措施 建立完善的公司各级领导人员和各级各类人才选拔任用、管理考核和激励监督等方面的政策。通过对企业员工的培养,可以塑造一批既精通建筑企业业务流程,又懂得风险管理方法的全面人才,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识别及分析影响经营目标实现的风险的过程,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在风险评估中,既要识别和分析对实现目标具有阻碍作用的风险,也要发现对实现目标具有积极影响的机遇。a公司通过风险识别并编制风险对照表(包括企业层面的风险和业务活动层面的风险)、风险评价、选择风险应对方案,完成对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的评估工作。 (三)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确保管理层关于风险应对方案得以贯彻执行的政策和程序。企业应根据风险管理策略,针对各类风险或每一项重大风险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控制政策和控制措施。《coso-erm框架》指出,每个企业都应建立适合自身的erm制度。erm制度、流程和方法应在建筑企业高层领导确定风险管理目标、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前提下,由风险管理机构负责设计,由企业全体员工共同执行。erm制度应当是一份细化的、易于理解和便于执行的风险管理策略体系,并制作风险管理手册,这其中应该包括项目风险管理、企业级财务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法律风险管理等内容。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本身没有控制风险的能力,只有将其贯彻实施,才能发挥制度的作用。 a公司在描述业务流程并绘制流程图、对业务流程进行风险控制分析并编制风险控制文档(rcd)的基础上,落实关键风险控制点,使得全面风险管理流程有章可循、有迹可循。 (四)信息与沟通 企业建立和完善erm的信息与沟通机制,明确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形成相应的议事制度和报告机制;应建立横向和纵向相互通畅、贯穿企业整个信息沟通渠道,确保目标、风险策略、风险现状、控制措施、员工职责、经营状况、市场变化等各种信息在企业内部得到有效的传达。积累一定的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经验以后,应依托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风险管理数据库,通过实施信息系统自动控制,固化流程操作程序,提高控制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a公司已经成功建立的hse管理信息系统,可在风险管理数据库内建立统计查询模块(用于各级领导查询本单位及下级单位有关风险管理的业务数据)和业务管理模块(用于各单位输入和处理有关风险管理的业务数据)。 (五)监督 erm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改进的管理过程,监督即是对erm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估的持续过程。包括持续监督、独立评估和缺陷报告等。企业应以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重要管理及业务流程为重点,对erm体系的有效性实施监督。 四、结语 全面风险管理(erm)是风险管理的最新趋势,也是建筑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建筑企业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建立符合自身情况的erm体系,才能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工程市场。目前,erm在建筑企业中的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缺乏对建筑全面风险管理行为和过程的理解,现有erm体系模型的通用性有待改进,应充分考虑国内建筑行业和企业的风险管理现状以及所面临的独特的经济、金融和监管环境,erm实施的流程和体系还有待优化。其次,缺乏erm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目前erm的实施意义和价值还不明确,国内目前还没有研究尝试分析该体系与绩效评价之间长期、稳定、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机制。这导致许多建筑企业的erm体系建设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停留在形式上。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浅析与建议 [摘要]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是各国为了促进本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机构。随着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及其在银行业监管中应用逐渐成熟,比较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业务的风险类型和管理特点,可以理清其未来的全面风险管理的特征和思路,为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出口信用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协议 一、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概况和特点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包括3种形式:出口信用担保、出口信贷支持以及二者相互之间任意的组合。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作有明显区别的是,一般来说,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不参与商业性业务的竞争,其是专门服务于本国对外贸易活动,为促进本国出口、对外投资或出于某种外交意图而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担保与保险公司和海外投资或对外援助机构以及海外投资信用担保公司等。 首先,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特点是其具有一般贸易政策工具所不具备的扩张性和开放性,以及一般政府干预手段所不具备的易操作和低成本等特点,体现了金融发展的新潮流和新动向。其次,在金融监管方面,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不实行资本约束等监管制度。同综合性金融机构相比,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具有资产规模远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机构的员工数量相对较少、管理层级偏扁平化等特点。最后,金融创新也促进了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比如在支持基础建设开发、产业政策等方面。 虽然,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与综合性银行、大型保险企业在机构、组织、目标市场、产品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实施全面风险管理难度较大,但是,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仍将有助于提升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促进其稳健经营和管理,提高经营运行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 二、我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风险种类分析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主要风险类型可为以下几种: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债务或银行贷款而违约的可能性。信用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制定信息政策,指导和协调各机构业务活动,对从客户资信调查、付款方式的选择、信用限额的确定到款项回收等环节实行的全面监督和控制,以保障应收款项的安全及时回收。现代信用风险管理已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国际活跃银行成功的信用风险管理实践,逐渐统一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目前该方法已逐渐被多数国家的银行业采用。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其借款人的类型主要是企业、金融机构、外国主权政府,信用风险管理的特点为:①长期以来,其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局限于传统的管理和控制手段,并且主要基于定性分析,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管理成本会随着授信对象的增加而迅速上升。②与日新月异的市场风险管理模式相比缺乏创新和发展,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管理手段。③在信用风险定量分析和模型化管理方面,存在着由定性向定量化转变的困难。 (二)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实际上是由于利率、汇率、股票、商品等价格变化导致银行损失的风险,通常所指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计算市场风险的方法,主要是内部模型var值计算,即根据正常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在给定的持有期间内,计算某一投资组合预期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 利率风险,主要源于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到期期限(就固定利率而言)或重新定价期限(就浮动利率而言)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汇率风险是指为客户提供外汇交易服务或进行自营外汇交易活动,通常所做外汇即期交易,还包括外汇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金融和约的买卖等,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另外,对交易对手信用的识别,交易对手的实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是市场风险的考虑范畴。因此,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要定期审核交易对手的信用等级,并对交易产品的准入进行授权和风险评估。 (三)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客户、设计不当的控制体系、控制系统失灵以及不可控事件导致的各类风险。国际金融界和监管组织开始致力于操作风险管理技术、方法和组织框架的探索与构建,银行业界中操作风险管理目前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操作风险计量方法。 对于操作风险管理,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按照3个步骤进行。首先,要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类别操作风险的关键风险指标,建立记录风险事件的数据库。其次,加强业务系统操作平台建设,全面查找设计上的漏洞,完善系统软件。最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后,根据风险事件的数据建立相关模型,准确计量操作风险并计提准备金。 (四)流动性风险 我国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①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包括金融债券、中央银行贷款和资本金。其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资产到期不能如期足额收回,进而无法满足到期负债的偿还和新的合理贷款及其他融资需要,从而带来损失的风险。 事实上,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水平体现了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整体的经营状况。流动性风险也包含其他类风险的综合性风险,如在信用、市场、操作风险等领域的管理缺陷同样会导致流动性不足,阻碍和影响其长期发展能力,甚至引发风险扩散。 (五)国家风险 对于出口信用机构来说,其海外的项目比重较大,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国家风险。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由于债务人所在国的某些国家行为而引发的重大事件,使得债务人拒绝或无法偿付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债务,从而给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国家风险涉及的范围广,主要有国际项目贷款和企业出口流动资金贷款,风险种类除了主权政府或政府机构的行为给贷款方造成的主权风险外,还有因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或法规禁止或限制资金转移而对贷款方构成的转移风险等。 对于国家风险管理,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立场,其虽不代表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贸政策,但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外经贸工作。我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国家风险分布在多个大洲的不同国家,传统的互惠贷款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美等国,主要出口支持对象分布在发达国家。 近年来,一些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我国出口信贷支持的范围不断扩大。 根据国际银行业务的经验,对国家风险的评估指标主要由数量指标、比例指标、等级指标构成。数量指标、比例指标和等级指标是对国家风险的关键因素的不同方面进行衡量,只有通过对3类指标进行分析和综合,对一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通过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才能客观地掌握该国的国家风险的等级和程度。 (六)声誉风险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为国家的外交等政策服务,接受服务的对象多为国外政府机构、国有大中型企业,对负面信息敏感度较高。一旦发生声誉事件带来的危害性很大,甚至造成项目所在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政府的声誉。 声誉风险是由于社会评价降低而对行为主体造成危险和损失的可能性。维基泄密事件表明,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大量的机密信息可能会遭泄露,使得利益相关方对自身负面评价的风险加大,官方出口信用机构需要密切关注声誉风险事件发生和处置。 三、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辩证、务实的原则 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应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绝对地搞拿来主义,要坚持研究和实践同时进行。 全面风险管理建设不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坚持循序渐进。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要明确发展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态度,不掩盖风险或视而不见,采取主动管理的方法而不是消极防范风险的发生,并进行适度的组织机构和流程的优化调整,以尽早实现风险集中统一管理。 (二)重视计量模型开发和应用 首先,适度引入外部的评级数据作为参考,以解决内部数据积累的不足。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数据已经成为制约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乃至计量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重视数据质量问题,对数据的可得性、可用性、可靠性进行认真的推敲,从数据质量方面去找原因。 另一方面,对模型的验证要十分严格,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通过四级检验,即经济意义检验、统计学检验、计量经济学检验和预测检验,并可按照聘请第三方机构认证的程序进行。 (三)加快风险偏好等战略层面决策的确定 风险偏好是指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愿意接受的风险的数量。风险偏好的概念是建立在风险容忍度概念基础上的,风险偏好与企业的战略直接相关,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在制定战略时,考虑将该战略的既定收益与风险偏好结合起来,选择与其战略相一致的风险偏好。 对此,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应根据长期的经营实践经验,将经营理念进行总结,以摸索出可以上升为风险偏好的经营战略,从而使得模糊不清的风险偏好得以清晰化,优化和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四)风险管理要保持独立性 一方面,防止“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海外投资业务个别领域成功发展和突破,会导致该种类业务的发展在组织机构中话语权增加,风险管理应把握宏观面,服务于大局,不能为了片面地追求业绩。 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实践验证。全面风险管理首先应把管理中最短板的方面作为提升的突破口,将银行内部的管理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统筹安排,减少管理范畴中的“木桶效应”,以务实的态度推动整体的风险管理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五)加强组织建设和内部人才的培养 决策系统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机能,客观地反映着决策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并决定着决策行为的有效性程度。对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而言,要逐步完善和健全决策机制,实现科学民主、权责利相一致的决策机制,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性领导过程,避免出现各层级决策的动力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 人才的引入和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多种人才层面的培养,逐步将培养对象培养成为关键岗位的继任者和后备人才,要坚持“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培养为辅”原则,并采取“滚动进出”的方式进行循环培养。关键岗位主要指根据当前或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重要中级和高级岗位,后备人才主要是指为适应未来发展变化而储备的一些可胜位本机构某些中、高级岗位的具有培养潜质的人才。 (六)防止过度创新和过分保守 过度创新和过分保守这两个方面都将使得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定位更加困难,例如,大量的效仿商业银行的创新可能导致商业化趋势,带来新的风险可能是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无法通过自身能力抵御的。而过度保守将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发展陷入停滞,并带来结构性的阵痛。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内部审计与企业风险管理的全面结合 【摘要】 在理论界、监管层和实务界,企业风险管理已引起越来越高程度的重视。文章从内部审计与企业风险管理全面结合出发,设计了包含企业风险管理运行系统和保障系统在内的企业风险管理基础审计模式。在该模式中,内部审计能够实现对企业风险管理运行过程的持续跟踪,切实发挥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 内部审计;企业风险管理(erm);保证;咨询 自美国 coso 委员会于2004 年4月颁布《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以下简称erm框架)后,理论界对erm的研究风起云涌,监管机构对于erm的规范不断推出,实务界对erm的尝试不断增多,如北美、欧洲有11%的组织拥有了完全实施的erm,90%的组织正在建立或者想建立erm (james roth,2006);《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截至2004年底有近40%实施了erm,30%部分实施了erm;我国2006年针对部分先进企业和erm探索者的一项调查显示,7.89%的企业建立并实施了erm,15.79%的企业已经建立但是尚未运作,71%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但流程缺乏相互约束,5.26%的企业没有建立(王雅婷,2008)。可见,erm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促使企业尽快建立erm,保证企业顺利实施和完善已经建立的erm,成为当务之急。 erm的精髓之一在于全员参与,如何清晰地界定各参与方的职责决定着erm的实施成效。内部审计作为组织治理结构四大支柱之一,在erm建立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i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在《内部审计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意见书中将内部审计在erm中能够开展的活动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优秀性保证活动,包括:就风险管理过程提供保证;就风险被准确评估提供保证;评价风险管理过程;评价关键风险的报告;审阅关键风险的管理。第二类是合理性咨询活动,包括:促进风险识别与评价;指导管理层作出风险反应;协调风险管理相关活动;加强风险报告;保持和开发erm框架;促进erm的建立;经董事会批准制定erm战略。第三类是不适当的活动,包括:设立风险偏好;对风险管理过程施加影响;提供管理层风险保证;对风险反应作出决策;以管理层立场做出风险反应;对风险管理承担责任(russell a.jackson,2005)。 上述分类对于指导内部审计合理定位、提供适当形式的服务、保持独立性具有一定的意义,却无助于指导内部审计实现与风险管理过程的有机结合,容易导致内部审计与erm脱节,或者重视erm单一环节而忽视整体。为此,应设计一种能够将内部审计与erm实现对接的方式,使内部审计能够在erm循环中实现跟踪式全程审计,实现内部审计对于erm的全程监督,为持续审计奠定基础,该种模式称为“erm基础审计”。 erm基础审计模式以coso委员会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设计的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八要素为基础,考虑内部审计在erm中能够开展的活动,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erm基础审计模式(george matyjewicz等,2004)。 图示外围各项要素中,以建立和沟通组织目标为起点,依次经历决定组织的风险偏好、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框架、识别阻碍目标实现的风险或事件、评价风险发生的影响和可能性、选择和实施适当的风险反应、实施控制和其他反应活动、进行风险信息一致性沟通、监督和调整风险管理过程和结果八个环节,形成了erm的一个运行系统。在此基础上,由管理层提供对erm过程的首要保证,进而由内部审计实施对erm的独立客观保证和咨询,最终各方履行对董事会服务的职责,董事会对erm承担最终责任,形成了erm的一个保障系统。该模式将erm与内部审计融合在一个完整的循环中,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明确了内部审计和管理层在erm中的职责地位;同时,也便于内部审计通过深入各个业务环节开展对erm的全程审计。 1.建立和沟通目标。ceo负责制订组织的整体战略目标,处于不同管理层次、不同地域分布中的各业务单位、分部和子公司管理层负责制订各自的子目标,子目标必须与组织整体目标保持一致,并与组织文化、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相协调,在整个组织员工中得到全面的沟通、清晰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内部审计应为下列各个方面提供保证:审查组织目标得到有效建立(如检查目标建立依赖的信息、采用的程序、参与者的素质等);审查子目标与组织整体目标协调一致;审查目标在组织员工中得到全面的沟通和一致的理解。审计人员可以采用访谈关键人员、获取和审阅相关资料、向不同层次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实施控制自我评估等方法来开展审计工作,其中问卷设计应该提供可以由回答者进行评论的空间,以便于收集员工对目标理解情况的软性信息。 2.确定风险偏好。组织的风险偏好决定了组织能够承受的风险水平。风险偏好与目标设定有着直接的关系,体现在组织交易形式审批、资本预算限制、职责权限划分、购买事项确定等各项活动中。确定风险偏好是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责任,内部审计不能设定组织风险偏好或容忍度,但可以就风险偏好和容忍度水平的确定、量化、沟通,在政策、程序和实务中的有效实施情况提供保证。 3.建立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组织之间甚至在同一个组织不同部门之间,由于文化氛围、管理理念、工作目标、组织规模、业务复杂性以及与业务目标和风险容忍度相关的固有风险水平不同,erm框架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别。例如,信息技术部门因为其工作的性质需要有完整的风险识别、评价框架,而人力资源部门可能仅需要一个明确的政策和程序性审阅。从事常规交易的部门一般具有相对成熟的erm框架,该框架中有明确界定的风险指示,与日常的业务运行过程相结合;而战略管理部门却不具有这样正式的框架,需要进一步加以开发。某些组织拥有了较成熟的erm框架,而其他一些组织却仅处于erm的计划阶段、萌芽阶段甚至无知阶段。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建立和管理erm框架。审计人员不能参与设计erm框架,但是需要依赖他们的判断,结合组织的实际对erm框架的适当性做出结论,发现框架结构和功能中的缺陷。具体的审查内容包括:审查erm框架的组成要素;审查在组织政策、治理框架、实务操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风险观点和价值;审查风险管理政策和指南的实用性、灵活性和自我引导性;审查员工对风险管理含义的理解和对风险管理技术的掌握情况;审查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的支持、对公司文化的培育情况;审查风险管理实务按框架期望持续运行情况;审查框架动态调整、监督和自我评价管理情况。 4.识别风险。识别风险是对组织正在和将要面临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换言之,即确定组织正在或将要面临哪些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风险。风险识别是管理层的职责。内部审计在风险识别中的主要工作包括:审查风险识别的充分性,即与组织整体目标和战略相关的、涉及组织整体和分部层次的主要风险是否均已被识别出来,是否存在未被识别的风险,并提醒管理层注意;审查风险识别的一致性,风险定义、分类是否在组织中得到统一的运用。对于发现的风险识别不完全、不一致、忽视风险等情况,内部审计应采用特殊审计程序并加以报告。 5.评估风险。评估风险是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估计风险影响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排队,进而实施不同关注。实施风险评估是管理层的责任。内部审计应就风险是否被准确评估提供保证。具体可以采取两种方式:(1)对管理层的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再检验,即掌握风险评价的系统方法,对风险成因、影响后果、发生频率等作出综合分析,根据“风险值=风险概率×风险影响”的计算结果,对风险级次进行排序,对不恰当的风险评估予以更正;(2)对管理层的风险评估能力进行审查,如审查管理层的风格(激进与稳健的管理者对于相同风险的赋值往往存在较大差别)、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对成本效益的考量、对相关部门或人员意见考虑的幅度,等等。 全面风险管理论文:试析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 论文摘要:中国银行业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长期以来基本停留在实施内部控制的阶段,对风险管理的理解也主要偏重于对信用风险的管理,而从国际国内金融实践的发展历程来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是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在金融理论与实践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提高优秀竞争力,就要研究借鉴国际、国内发达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从内部控制阶段尽快向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过渡,构建切实可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 论文关键词: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一、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概念的界定 (一)内部控制的内涵 coso于1992年《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下列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法律法规的遵循性。内部控制应具备的五个要素: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控制措施;信息交流与反馈;监督、评价与纠正。 (二)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 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2004)中的定义是:全面风险管理(erm)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从而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 (三)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内在联系 1.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存在一定的差异:两者的范畴不一致;两者的活动不一致;两者对风险的对策不一致。 2.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紧密相关: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从coso委员会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可以看出,全面风险管理除包括内部控制的3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战略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除了包括内部控制的全部5个要素之外,还增加了目标设定、事件识别和风险对策3个要素;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应当由企业同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来完成,企业不能为之设置两套工作小组。为此,企业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权责分配中,应充分考试专业管理、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这三大类职责相辅相成,它们应当是每个关键岗位职责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的出发点和具体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在概念内涵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保障企业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两者的根本目标和作用是一致的。因此,二者应当实现有机融合,全面风险管理架构的构建与实施要建立在内部控制建设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二、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因素多样化 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因素多样化,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战略风险和国家风险。各银行都会因风险控制措施不当而发生损失,有的案例损失金额巨大,中小商业银行相对而言其抗风险能力不足,更易由损失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中小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存在较多弊端 各级负责人横向权力过大,为操作风险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大部分银行未设立独立的专业化部门承担操作风险管理和分配资本职责;操作风险管理现行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难以反映本行操作风险的总体水平和分布结构,与国际上要求以资本约束为优秀的操作风险管理差距不小。 (三)忽略了风险之间的联动性 目前单独、割裂的处理各类风险,忽略了风险之间的联动性。 三、国内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现状 (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治理结构 如工商银行2004年引入coso erm框架的理念,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治理标准,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全面风险管理治理架构,制定相关授权方案,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运作机制。重新调整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于2006年7月设立了首席风险官职位,为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部分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规划已经形成并在逐步推进 农业银行在制定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表、步骤和措施,在2009年底前建成内部评级初级法体系,2013年底前建成内部评级高级法体系。工商银行全面推进风险计量技术的研发,加大数据集中与系统建设力度,从公司治理、方法论、基础数据、制度政策、it系统等方面不断深化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风险治理结构日益完善,风险计量水平逐步与国际接轨,风险管理的前瞻性、科学性得以显著提高。 四、构建中小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议 结合国内外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设经验,以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实行总分行制的行政制度为基础,笔者提出要按照“集中管控、矩阵分布、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目标要求,建立总分支三级联动风险管理机制,以集中职能的风险管理部为特点,以风险总监为纽带,以分布于各业务条线的风险经理为基础的架构与职能分工。 在董事会下设风险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确定风险偏好指标和提供政策建议;在高级管理层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行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分管行长担任,其他行级领导担任常务委员;设置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常设机构——风险管理部,作为风险管理的具体执行部门,该部门集中所有各类风险的管理职能,可以设置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各团队,任命各类风险经理,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管理团队;设置风险管理总监,对风险管理事务进行综合协调,风险管理总监与首席财务官紧密合作,直接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汇报工作;在各业务条线设置风险经理岗,一方面配合业务条线负责人进行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是为风险管理部在业务条线上的派出单位,负责风险据的收集、风险状况的实时监控;建立支行风险经理派驻制,派驻风险经理是支行层面风险管理的主力军,对各支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管理,定期向上一级的风险管理部进行风险管理情况汇报,提供风险资料和数据。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现有内控管理水平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银行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起全面风险管理的架构与职能,将有利于推进中小商业银行与国际接轨,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真正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优秀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优秀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优秀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优秀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优秀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优秀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优秀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优秀,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优秀,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分析论文 一、研究开发技术 1、机械产品现代设计技术 包括建立机械工程数据库;开发动态分析和动强度设计技术;CAD应用技术和局部集成的接口技术、网络技术及建库技术;并行工程技术、动态仿真技术、快速原型设计技术、工业设计技术、反求工程设计技术。 2、机械产品可靠性技术 重点开发可靠性工程管理技术、产品和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失效分析技术、可靠性实验评定、运行监测、故障诊断等技术。 3、热加工清洁生产技术 包括熔炼自动化、利用炉废气预热和除尘等铸造清洁生产技术;高效燃气无氧化加热、温锻塑性成形等锻造清洁生产技术;切割及焊接清洁生产技术;可控气氛多用炉、连续炉和真空热处理炉等热处理清洁生产技术;电镀、涂装等表面处理清洁技术。 4、精密成形技术 重点开发以实模精密成形、刚型、准刚型精密成形、高紧实度造型(芯)等精密铸造技术;精密模锻、辊锻、热轧、热挤压多向分模锻造、热镦锻等精密热塑性成形技术;冷温挤、冷挤、冷轧、超塑性等温成形、冷精整及复合成形等机械构件精密焊接与切割技术。 5、表面功能覆层技术 包括少无污染、高效、高性能的表面功能覆层技术与装备;重大工程装备表面功能覆层制备技术;高能束表面覆层制备及应用技术;新型复合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功能材料及涂层技术。 6、数控技术 重点开发开放式体系结构的新一代数控系统;车削中心、加工中心、数控磨床、数控锻压机床、电加工机床、数控重型机床等六类主机配套的数控系统。 7、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研究开发工业过程自动化的管理控制集成技术;工业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协议的开放式自动化系统。 8、工业机器人系统技术 开发点焊、弧焊、装配、搬运、喷漆五大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传动机制、伺服驱动、传感控制及系统成套的设计和制造及工程应用技术。 9、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基础技术 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柔性自动化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及自动化单元和部分集成控制技术,开发车间级自动化系统和FMC·P-FMS、FMS三个层次典型柔性加工设备。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技术 开发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单元技术和系统;以GT原理为主线的车间级、单元级自动化成套技术;管理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与制造自动化系统;单元技术间的集成技术;质量控制技术。 11、传感器技术 研究开发力敏、磁敏、热敏、光敏、气敏、湿敏等类传感器、工程传感测量系统及基础共性技术。 12、自动测试技术 开发VXI总线、GPIB总线、RS485串行总线三类自动测试系统,VXI总线结构的电机、发动机、工业泵、印刷板产品自动测试系统;GPIB总线结构的环保自动测试系统;RS485串行总线结构的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分析仪器和智能数字采集系统。 13、电力电子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高频、大中功率变频装置和电源、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技术、新型IGBT器件生产技术,以及为重点工程配套的电力电子器件、电力半导体应用装置。 14、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 以高效超精密加工车床、CNC型超精密复合加工机床、超精密平面和外圆磨床为重点,开发超精加工技术及应用工程,带动开发出一批精密、超精密的基础功能元器件,如超精密主轴轴系、超精密的伺服进给系统、超精密的测量系统和误差自动补偿系统等。 15、高能束加工技术 开发光加工应用技术、千瓦级二维激光切割技术;激光加工机配套设备及元件;多维激光加工机及机器人;激光焊接工艺;大型复杂零件激光表面处理工艺和汽车发动机缸体激光热处理生产线。 16、高性能机械工程材料生产及应用技术 开发轴承、密封件、模具等机械基础件用新材料及应用技术;电力设备、石化设备等重大装备的自动化仪表材料和专用功能材料及应用技术;汽车工业用精细陶瓷、专用功能材料、工程塑料、新型复合材料及应用技术。 17、系统管理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精密生产技术、虚拟制造技术、企业级信息管理系统技术和设计、制造、质量、销售等方面的有限集成技术;资源管理信息库;并行工程技术、信息交换和接口通讯技术。 18、重大工程成套装备制造技术 重点开发国民经济重大工程成套装备的总体设计、大型构件加工、系统优化、参数匹配、在线监控、故障诊断、综合管理及系统可靠性等关键技术。 19、环境保护工程装备相关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烟气脱硫脱硝和除尘、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成套设备和技术;电子辐射照氨法处理工艺;厌氧生物法处理模块化技术;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技术。 20、节能节材技术 研究开发风机、泵、电焊机等量大面广产品的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发电设备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超临界技术、循环流化床和加压流化床技术、抽水蓄能技术;余热余压利用技术;高效、节能和智能化的能源管理和控制技术。 二、产业化技术 1、典型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技术 造型设计效果模糊综合评价系统、小型机与工作站计算机辅助造型系统、工作站及超级微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系统软件。已在10多个企业应用,效果显著,在机床行业有重要推广价值。 2、加工中心加工系统动态稳定性分析和计算软件 适用于机床整体静动态特性预测和结构的软件包,包括八个功能程序段及相应的接口程序。已用于6个单位,效益良好,适宜在机床行业推广。 3、树脂砂铸造成套技术 包括连续式和间歇式混砂机系列及树脂砂再生设备。对提高铸件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适用于质量要求高、批量大的铸铁件生产。 4、钢水净化技术 适合国情的钢水精炼及保证铸钢件内部纯净度的全套装备及工艺。已用于十几家企业,适用于核、火、水电及石油化工设备中的各种铸钢件生产。 5、典型精密锻造件生产线成套技术 根据企业提供的典型件和生产纲领,提供生产线交钥匙工程及单项技术、装备或软件。对节材、节约工时、节约投资、提高锻件精度有重要意义。已在4家企业使用。 6、先进模具选材、设计、制造成套技术 包括高性能模具材料及应用技术、模具的现代设计加工技术和模具的配套技术。已在4家企业使用。适用于汽车、摩托车、轻工、仪表等行业所需的各种模具制造。 7、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及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 包括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的拼焊及耐气蚀堆焊和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在焊材及工艺方面有节约外汇的效果,已在3家企业示范,适用于加氢反应器、尿素合成塔、电钻锅炉等设备的内表面堆焊。 8、激光焊接及切割加工装备成套技术 包括激光器、激光焊接及切割成套技术。对提高焊接强度和质量有重要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适用于刀具、工具等各种材质的薄板焊接。 9、氮基气氛保护加热淬火与微机控制系统 包括CNC系列变压吸附制氮机组、TC-89系列微机控制系统、保护加热淬火工艺技术。有节约投资、提高质量的功效。适用于多种碳钢、低合金钢的热处理,轴承、齿轮等零部件淬火、渗碳生产等。 10、可控气氛真空热处理成套技术 包括密封箱式多用炉生产线和连续可控热处理生产线、真空热处理设备和工艺成套技术。经5个厂试点效益显著。用于汽车齿轮、轴承和标准件、高合金钢、不锈钢、低合金结构钢、轴承钢的渗碳及淬火等工艺处理。 11、先进刀具、工具系统 用于车床和数控镗床、铣床和加工中心。经企业试用,对提高工效、节汇创汇有重要价值。适用于机械加工企业。 12、自泳涂料涂装生产线成套技术 自泳涂料是由活性高分子乳液、活性添加剂及颜料组成的新型水性涂料,与现用的电泳涂装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稳定、节能、节材和省投资、涂层性能好等优点。可提供工艺设备设计、制造及调试交钥匙工程。用于汽车车身及家电部件的底漆涂装。 13、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及关键技术 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的系统设计、成套设备、控制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大中型企业的物流管理,经多厂试用有节省占地和投资、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14、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成套工程技术 包括系统设计、成套设备和编程控制及监视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制造业的控制系统,经多厂试用有节约投资、缩短维修时间之优点,经济效益显著。 15、普及型和经济型机床数控成套系统 包括以工业PC机为基础的总线模块化、开放型体系结构和以步进电机驱动的经济型数控系统,适用于机床配套及现役机床改造。经多家工厂试用效果明显。 16、超声波涡流在线自动探伤设备 将超声波探伤和涡流探伤技术相结合,组成成套机组,可同时检测内部和外表缺陷及几何尺寸,可用于机械零部件、管棒及锅炉制造厂检测,试用效果好。 17、企业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CAPMS 该系统吸收国外MRP-Ⅱ之精华,按职能部门、业务分工数据处理方法、等分为18个模块,集产、供、销、存、人、财、物管理为一体,各模块既可独立运行,又可集成,还可作CAD/CAM/CAPP信息集成通讯接口。适用于多品种、大小批量及单件生产或混合制造。经企业试点,对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重要价值。 18、漆雾及废气净化成套技术及设备 包括成套技术与设备(3种净化装置),适用于机械设备喷漆,经厂家试用,涂漆雾效率高,符合劳动卫生标准和环境标准。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行业技术分析论文 (一)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和为人民生活提供耐用消费品的装备产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采用机械装备的性能和质量,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经过近50年的发展,机械工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中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基础的最大产业之一。1997年实现销售收入13651亿元,占全国工业的21%;利润257亿元,税621亿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5%;出口创汇3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20%。其发展速度高于同期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 近年来,机械工业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有所增强,1997年科技人员总数达48万人,技术开发经费支出达85亿元,占全行业销售收入的0.62%,有57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部级技术中心,有9%的企业建立了专门技术开发机构,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为国民经济提供成套技术装备和汽车的能力有较大提高;产品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尽管机械工业的综合技术水平近几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主要问题在于: 1.科技进步对机械工业增长的贡献率目前仅为34%,先进国家高达70%以上。 2.产品设计技术、制造工艺及装备、制造过程自动化技术、管理技术落后,是制约机械产品水平的主要因素。 3.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不高,达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8%,达到80年代中期国际水平的占27%,其余产品均在80年代以前的水平线上。 从总体上看,机械工业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基础薄弱,发展后劲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较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仍停留在掌握已有技术和提高国产化率上,没有上升到形成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度。 (二)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 以数控机床、电力电子应用及自动化技术、大型农业机械和施工机械、轿车关键技术、环保装备五个方面作为重点,以发展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为手段,以高新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为突破口,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目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到2001年,提供10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大市场需求潜力的产品。主要产品品种的40%达到90年代初国际水平,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90%的重点骨干企业产品标准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企业标准。 (三)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1.以数控机床为代表的基础机械 数控机床是先进制造业的基础机械,是最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目前世界数控机床年产量超过15万台,品种超过1500种。1997年我国数控机床产量已达9051台(占机床总产值20%以上),但由于国产数控机床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逐年下降,每年仍需大量进口数控机床,进口额度大幅度增加。1996年进口达13924台(价值12.46亿美元)。 目前我国数控机床技术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产品成熟度差,可靠性不高 国外数控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在10000小时以上,国内自主开发的数控系统仅3000~5000小时;整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国外达800小时以上,国内最好只有300小时。 (2)产品品种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国外数控机床品种已达到1500种,国内只有500多种,且性能水平低,高速、高效、高精度产品几乎没有。 (3)创新能力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虽达百余家,但大多数都未能形成规模生产,企业效益差,创新能力低,制造成本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4)数控机床行业的专业化零配件及部件的协作生产配套体系不健全,大多数企业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模式。 近期我国在数控机床的发展方面,要采取跟踪高级型、发展普及型、扩大经济型,以普及型为主的策略,重点发展: (1)经济适用、量大面广的产品 经济适用的普及型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数控铣床。 (2)高速、高效和专用、成套数控机床 高速、高效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高效数控锻压成套装备,其中包括,可自动换头冲压机床、复合式柔性冲压中心、四边折弯机等;大型精密模具数控成套装备,其中包括数控仿型铣床及龙门式数控铣床、智能化电加工机床等。 (3)数控机床专业化配套系统 新一代数控及伺服系统系列产品;数控机床高速主轴、电主轴电机系列产品;数控机床机械手、刀库及动力刀架系列产品;数控机床高速配套零部件及辅件系列产品;其中包括,高速滚珠丝杆、高速陶瓷轴承、高速防护装置等系列产品。 发展目标: (1)扶植重点企业开发经济适用、量大面广的数控机床并形成批量生产,使这些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明显提高,成为名牌产品; (2)发展数十种高速、高效、专用、成套数控机床系列新品种,以满足汽车、农机、航空、模具等行业的需求; (3)数控机床关键配套产品:数控系统,满足国内数控机床50%的配套需求;高速主轴及电主轴年产达千套;机械手、刀库、动力刀架及数控机床高速配套零部件、辅件系列产品满足国内50%的配套需求。 2.电力电子应用及自动化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是集微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技术,是节能节材的最佳技术之一。目前,国外电力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以IGBT为代表的第三代,并向智能电力电子时展,我国现在仍处于以晶闸管为代表的第二代。国内电力电子市场品种满足率仅35%,新产品市场基本上被国外产品占领。 现场总线智能仪表和总线式自动测试系统是集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于一体的新一代自动化仪表系统,已成为世界范围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热点,是当代工业自动化的主要标志。我国仍处于由模拟式仪表系统向数字式仪表系统过渡的模数混合式仪表系统阶段,水平落后10~15年,因此在低技术产品市场上还占有80%左右份额,但在高技术产品市场的占有率不到60%,新产品市场几乎全为国外产品占领。 因此,抓住当前时机在2~3年内以IGBT,现场总线智能仪表和自动测试系统为突破,攻克重点技术和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这一领域重点发展: (1)IGBT器件及其装置,大功率晶闸管及其装置 研制新一代双极晶体管IGBT、高品质大电流IGBT等大功率晶闸管制造技术,并开发变频调速装置、逆变开关电源、大容量整滤源等的工程应用。 (2)现场总线智能仪表 研制开发变送、执行、配套等类现场总线仪表。产品产业化技术开发、并开展示范工程的应用研究。 (3)自动测仪系统和设备 开发总线式自动测试系统的基础产品,形成适度规模,同时建立用于机电产品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典型自动测试系统,做好示范和推广应用。 3.大型农业机械和施工机械 (1)农业机械 工业发达国家农机产品在不断采用新技术的基础上,正向高效、节能、保护农业环境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已能生产14大类、3000多个品种的农机产品,但是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国外70年代水平。主要问题在于: 1)产品水平不高,品种不全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落后,可靠性差,寿命短。以拖拉机为例,MTBF值国外可以达到330小时以上,而我国仅100余小时。品种上:大型缺,小型杂,不成系列。 2)产品生产达到经济规模的少,重复生产、小规模生产,难以保证质量。 农机领域重点发展: 1)促进农业生产产业化的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拖拉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110小时提高到300小时以上; 2)联合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可靠性系数从0.5~0.7提高到0.9以上; 3)主要农产品加工机械(含烘干仓储机械)农村产业化和中西部地区脱贫致富需要的农产品深加工机械; 4)节水灌溉设备喷、滴灌设备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由大水漫灌的40%提高到80%以上。 农机产品的使用可靠性及寿命指标普遍提高一倍以上,主要产品的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2)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是国民经济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必须的关键设备。我国已初步具备16个大类,3100多个品种规格产品的生产能力,部分产品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但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差距还是很大。一是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不高,尤其是产品的质量、寿命、可靠性、安全舒适性等指标以及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产品结构性短缺,成套服务能力差,远不能满足需要,如路面施工机械基本上还要靠进口;三是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小,制约着行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施工机械重点发展: 1)推土机、液压挖掘机、轮式装载机; 2)汽车起重机、大型叉车; 3)摊铺机、压路机; 4)无开挖式管道铺设机; 5)江河湖库清淤设备。 发展目标: 大型工程机械可靠性指标达到400小时,寿命指标达到10000小时。 4.轿车关键技术 我国汽车工业长期以卡车为主要产品,改革开放以后,轿车产品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轿车产量达到52万辆。 我国汽车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复建设严重,造成无序竞争,难以集中形成实力,发挥规模效益。 (2)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大多数企业“九五”期间仍偏重于对生产环节进行改造,包括多数中外合资的零部件企业对产品开发能力建设几乎没有投入。目前,国内对轿车产品尚不具备自主开发能力,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零部件产品还必须引进技术。 近期轿车重点发展: (1)经济型轿车 以轿车车身为突破口,利用技贸结合、与国外公司合作等方式,先抓车身联合研制,并建立经济型轿车的公用设计数据库,与CAS、CAD、CAE、CAM等技术结合,形成我国汽车工业在经济型轿车方面的自主开发能力。 (2)轿车动力总成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联合开发,在国产汽油机上普及电控燃油喷射技术(EMS),并研究开发缸内直喷(GDI)技术,开发应用电控机械变速器(AMT)技术。 (3)轿车关键零部件 以机电一体化汽车电子部件为突破口,从引进技术、合资入手,在保证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生产的同时,要集中力量抓紧下一代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应用,重点是电控防抱死制动系统(ABS)、安全气囊(AirBag)、高效稳定的汽车尾气三元催化转换器,并达到与整车同步或超前发展。 (4)高附加值专用汽车和客车 重点开发各类高性能专用底盘。对专用汽车以低底盘车辆和沙漠越野车辆为主;客车以低地板城市客车为主,要求具有良好的动力性、操纵性、舒适性和低污染。 5.环保装备 环保产业是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的支柱产业。全世界环保机械的年销售额约2000亿美元,集中于美国、欧州、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我国环保机械行业基础弱、起步晚,年产值仅100多亿人民币。随着各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环保机械将成为机械工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环保机械行业主要差距在于: (1)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少 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具有当代水平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少,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不能满足现实市场需求。在目前3000多种环保机械产品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产品由于性能、可靠性、适用性、结构设计等原因,应该限制生产或限期淘汰。大型烟气脱硫、脱氮成套设备、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成套设备、大型城市垃圾处理厂成套设备目前主要依赖进口,高浓度有机废水、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 技术及设备发展缓慢。 (2)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20年 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行业或国家标准,产品规格型号、基本性能参数不统一,质量检测无依据。 (3)生产企业规模小、开发能力薄弱 规模小、装备条件差、检测手段不全的中小企业占全行业企业总数的78%。年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全行业的3.2%,并且主要集中在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等少数几种产品生产领域。 近期环保机械重点发展: (1)烟气脱硫设备 循环流化床锅炉及炉内脱硫脱硝技术(CFPBC、PFBC技术)、大型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及装备(IGCC技术)。 (2)城市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移动曝气法为主体的城市污水处理成套设备,以日处理10~25万吨污水处理厂为目标,提供污水处理成套设备、污泥利用和处置成套设备、控制和监测系统。 (3)城市固体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装备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焚烧、堆肥技术及装备,以日处理100吨、300吨处理厂为目标,提供垃圾处理成套装备。 (4)环境监测仪器 便携式多功能多参数水质监测仪、12种总量控制的污染物监测仪、大气环境污染监测仪器和系统以及水处理过程自动控制系统等。提高产品档次、水平、可靠性和精度。 主要目标: (1)大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一般工程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高浓度有机废水和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及成套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2)一般环保机械60%以上的产品达到90年代初水平,5%~10%的产品达到当代国际水平。 (3)发展新产品品种,开发新产品200种以上。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政策管理论文 一、研究开发技术 1、机械产品现代设计技术 包括建立机械工程数据库;开发动态分析和动强度设计技术;CAD应用技术和局部集成的接口技术、网络技术及建库技术;并行工程技术、动态仿真技术、快速原型设计技术、工业设计技术、反求工程设计技术。 2、机械产品可靠性技术 重点开发可靠性工程管理技术、产品和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失效分析技术、可靠性实验评定、运行监测、故障诊断等技术。 3、热加工清洁生产技术 包括熔炼自动化、利用炉废气预热和除尘等铸造清洁生产技术;高效燃气无氧化加热、温锻塑性成形等锻造清洁生产技术;切割及焊接清洁生产技术;可控气氛多用炉、连续炉和真空热处理炉等热处理清洁生产技术;电镀、涂装等表面处理清洁技术。 4、精密成形技术 重点开发以实模精密成形、刚型、准刚型精密成形、高紧实度造型(芯)等精密铸造技术;精密模锻、辊锻、热轧、热挤压多向分模锻造、热镦锻等精密热塑性成形技术;冷温挤、冷挤、冷轧、超塑性等温成形、冷精整及复合成形等机械构件精密焊接与切割技术。 5、表面功能覆层技术 包括少无污染、高效、高性能的表面功能覆层技术与装备;重大工程装备表面功能覆层制备技术;高能束表面覆层制备及应用技术;新型复合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功能材料及涂层技术。 6、数控技术 重点开发开放式体系结构的新一代数控系统;车削中心、加工中心、数控磨床、数控锻压机床、电加工机床、数控重型机床等六类主机配套的数控系统。 7、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研究开发工业过程自动化的管理控制集成技术;工业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协议的开放式自动化系统。 8、工业机器人系统技术 开发点焊、弧焊、装配、搬运、喷漆五大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传动机制、伺服驱动、传感控制及系统成套的设计和制造及工程应用技术。 9、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基础技术 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柔性自动化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及自动化单元和部分集成控制技术,开发车间级自动化系统和FMC·P-FMS、FMS三个层次典型柔性加工设备。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技术 开发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单元技术和系统;以GT原理为主线的车间级、单元级自动化成套技术;管理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与制造自动化系统;单元技术间的集成技术;质量控制技术。 11、传感器技术 研究开发力敏、磁敏、热敏、光敏、气敏、湿敏等类传感器、工程传感测量系统及基础共性技术。 12、自动测试技术 开发VXI总线、GPIB总线、RS485串行总线三类自动测试系统,VXI总线结构的电机、发动机、工业泵、印刷板产品自动测试系统;GPIB总线结构的环保自动测试系统;RS485串行总线结构的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分析仪器和智能数字采集系统。 13、电力电子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高频、大中功率变频装置和电源、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技术、新型IGBT器件生产技术,以及为重点工程配套的电力电子器件、电力半导体应用装置。 14、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 以高效超精密加工车床、CNC型超精密复合加工机床、超精密平面和外圆磨床为重点,开发超精加工技术及应用工程,带动开发出一批精密、超精密的基础功能元器件,如超精密主轴轴系、超精密的伺服进给系统、超精密的测量系统和误差自动补偿系统等。 15、高能束加工技术 开发光加工应用技术、千瓦级二维激光切割技术;激光加工机配套设备及元件;多维激光加工机及机器人;激光焊接工艺;大型复杂零件激光表面处理工艺和汽车发动机缸体激光热处理生产线。 16、高性能机械工程材料生产及应用技术 开发轴承、密封件、模具等机械基础件用新材料及应用技术;电力设备、石化设备等重大装备的自动化仪表材料和专用功能材料及应用技术;汽车工业用精细陶瓷、专用功能材料、工程塑料、新型复合材料及应用技术。 17、系统管理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精密生产技术、虚拟制造技术、企业级信息管理系统技术和设计、制造、质量、销售等方面的有限集成技术;资源管理信息库;并行工程技术、信息交换和接口通讯技术。 18、重大工程成套装备制造技术 重点开发国民经济重大工程成套装备的总体设计、大型构件加工、系统优化、参数匹配、在线监控、故障诊断、综合管理及系统可靠性等关键技术。 19、环境保护工程装备相关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烟气脱硫脱硝和除尘、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成套设备和技术;电子辐射照氨法处理工艺;厌氧生物法处理模块化技术;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技术。 20、节能节材技术 研究开发风机、泵、电焊机等量大面广产品的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发电设备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超临界技术、循环流化床和加压流化床技术、抽水蓄能技术;余热余压利用技术;高效、节能和智能化的能源管理和控制技术。二、产业化技术 1、典型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技术 造型设计效果模糊综合评价系统、小型机与工作站计算机辅助造型系统、工作站及超级微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系统软件。已在10多个企业应用,效果显著,在机床行业有重要推广价值。 2、加工中心加工系统动态稳定性分析和计算软件 适用于机床整体静动态特性预测和结构的软件包,包括八个功能程序段及相应的接口程序。已用于6个单位,效益良好,适宜在机床行业推广。 3、树脂砂铸造成套技术 包括连续式和间歇式混砂机系列及树脂砂再生设备。对提高铸件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适用于质量要求高、批量大的铸铁件生产。 4、钢水净化技术 适合国情的钢水精炼及保证铸钢件内部纯净度的全套装备及工艺。已用于十几家企业,适用于核、火、水电及石油化工设备中的各种铸钢件生产。 5、典型精密锻造件生产线成套技术 根据企业提供的典型件和生产纲领,提供生产线交钥匙工程及单项技术、装备或软件。对节材、节约工时、节约投资、提高锻件精度有重要意义。已在4家企业使用。 6、先进模具选材、设计、制造成套技术 包括高性能模具材料及应用技术、模具的现代设计加工技术和模具的配套技术。已在4家企业使用。适用于汽车、摩托车、轻工、仪表等行业所需的各种模具制造。 7、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及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 包括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的拼焊及耐气蚀堆焊和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在焊材及工艺方面有节约外汇的效果,已在3家企业示范,适用于加氢反应器、尿素合成塔、电钻锅炉等设备的内表面堆焊。 8、激光焊接及切割加工装备成套技术 包括激光器、激光焊接及切割成套技术。对提高焊接强度和质量有重要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适用于刀具、工具等各种材质的薄板焊接。 9、氮基气氛保护加热淬火与微机控制系统 包括CNC系列变压吸附制氮机组、TC-89系列微机控制系统、保护加热淬火工艺技术。有节约投资、提高质量的功效。适用于多种碳钢、低合金钢的热处理,轴承、齿轮等零部件淬火、渗碳生产等。 10、可控气氛真空热处理成套技术 包括密封箱式多用炉生产线和连续可控热处理生产线、真空热处理设备和工艺成套技术。经5个厂试点效益显著。用于汽车齿轮、轴承和标准件、高合金钢、不锈钢、低合金结构钢、轴承钢的渗碳及淬火等工艺处理。 11、先进刀具、工具系统 用于车床和数控镗床、铣床和加工中心。经企业试用,对提高工效、节汇创汇有重要价值。适用于机械加工企业。 12、自泳涂料涂装生产线成套技术 自泳涂料是由活性高分子乳液、活性添加剂及颜料组成的新型水性涂料,与现用的电泳涂装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稳定、节能、节材和省投资、涂层性能好等优点。可提供工艺设备设计、制造及调试交钥匙工程。用于汽车车身及家电部件的底漆涂装。 13、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及关键技术 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的系统设计、成套设备、控制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大中型企业的物流管理,经多厂试用有节省占地和投资、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14、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成套工程技术 包括系统设计、成套设备和编程控制及监视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制造业的控制系统,经多厂试用有节约投资、缩短维修时间之优点,经济效益显著。 15、普及型和经济型机床数控成套系统 包括以工业PC机为基础的总线模块化、开放型体系结构和以步进电机驱动的经济型数控系统,适用于机床配套及现役机床改造。经多家工厂试用效果明显。 16、超声波涡流在线自动探伤设备 将超声波探伤和涡流探伤技术相结合,组成成套机组,可同时检测内部和外表缺陷及几何尺寸,可用于机械零部件、管棒及锅炉制造厂检测,试用效果好。 17、企业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CAPMS 该系统吸收国外MRP-Ⅱ之精华,按职能部门、业务分工数据处理方法、等分为18个模块,集产、供、销、存、人、财、物管理为一体,各模块既可独立运行,又可集成,还可作CAD/CAM/CAPP信息集成通讯接口。适用于多品种、大小批量及单件生产或混合制造。经企业试点,对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重要价值。 18、漆雾及废气净化成套技术及设备 包括成套技术与设备(3种净化装置),适用于机械设备喷漆,经厂家试用,涂漆雾效率高,符合劳动卫生标准和环境标准。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教学论文 【内容提要】机械工业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体和缩影。本文回顾了建国50年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四个发展阶段:50年代主要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奠定了中国机械工业与机械科技发展的基础;60年代技术引进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技术引进规模较小,进展迟缓;70年代技术引进扩大到整个西方国家,出现了两次进口成套设备的高潮,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进入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章还对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 【正文】 历史昭示人们,技术引进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是从引进和模仿先进国的科学技术“起家”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的机械工业也是在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建国50年来,机械工业的技术引进在曲折前进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一、50年代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 解放初期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脆弱,以修配为主的机械工业尚未形成独立的制造业,且技术十分落后。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的需要,国家确立了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方针。由于当时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的“冷战”政策,因此5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来源国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为优秀,以引进重工业部门所需大型成套设备为重点而展开的。据国家外贸部门统计,1950-1959年,我国共签订成套设备等合同约450个,其中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的成套设备合同分别为215项和108项,与西方国家只签了3项,另外还进口了单项设备120余项。以上引进项目共花外汇约27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占用汇总额的90%以上,所有费用主要由前苏联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提供。通过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和成套技术装备的引进,中国在短短几年内便恢复和建立了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等工业,形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总体布局,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初步基础。 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有21项,原民主德国也援建了我们2个项目,另引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技术自行设计了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前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都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性、关键性项目和空白项目。除援建项目之外,机械工业部门还通过技术合作和贸易协定方式,获得了一批主要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建设的50多个机械工业项目所需的制造图纸、工艺流程、专家咨询和项目所需设备及其它技术物资。〔1〕 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成效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苏联援建下,通过成套项目引进,中国机械工业建立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和重点企业。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整个机械工业系统的技术引进工作成为通盘规划、统筹部署、协同作战的有序行动,故而这些机械工业基地建设速度快、周期短、效益高。如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3年7月开工到1956年10月验收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厂。 二是由于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附带引进了设备设计图纸和工艺技术,并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与国内设计试制及发展新产品结合起来,从而较快地掌握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装备和重大产品的设计制造技术。在“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四千多项新产品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以苏联图纸及测绘仿制为基础,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机到成套,逐步试制发展起来的。 三是学习了前苏联从选择厂址、工厂设计、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设计、人员培训、组织生产一直到开工运转等一系列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和生产技术,并积累了对外贸易的经验,培训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能工人以及留学生和外贸人员,这些都在以后几十年的机械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积极学习和推广了许多前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改变了我国机械企业工艺落后的面貌。 通过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机械工业在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从修配仿制向自行设计制造的过渡,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的机械工业体系,技术发展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直线上升。“一五”期间,机械工业总产值增长2.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9%,创造了机械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能力大增强,“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设备的自给率高达80%以上。〔1,3〕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引进技术是提高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能力,加快机械工业建设速度的重要手段。只要合理规划,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并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就能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辟新路,走捷径,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技术来源的单一性对机械工业以后的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体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施工和投产达标上,不可避免地轻忽了本国成套设备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淡化了本国研究开发力量的培育与成长,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这些问题,在50年代后期已引起政府部门的警觉,并采取措施作了一些纠正。但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有所淡化,加之1958年的“”强调要独立自主大办机械工业,使“一五”时期掀起的技术引进热潮随之也有了大的回落。 二、60年代从日本和西欧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迫使我国将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日外交的成功,中日经济技术贸易解冻。1964年,中国机械工业首次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的气动、电动量仪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1965年以后又引进了液压元件等制造技术和设备,建立了相应的工厂。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冲破了西方国家长期孤立中国的政策樊篱,中法技术合作开始升温。从1965年起,一机部从法国购买了4种重型汽车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资料,由相应的汽车厂消化吸收。这是首次采用购买软件的方式引进技术。这一时期机械行业还从西德、英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设备和技术,从而弥补了从前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之不足。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解决经济发展中“吃、穿、用”等的薄弱环节,国内有关部门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化纤、冶金、石化等方面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计84项,用汇总额达3亿美元。〔2〕这些设备的引进提高了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为了制造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在此期间,中国还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开展技术交流、组织专家出国考察、加强情报资料搜集分析、对样机进行测绘仿制等方式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使用、设计、制造和研究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同攻关,设计制造出了包括万吨模锻水压机在内的九大冶金成套设备等一批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成套设备和新产品。“”开始后,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总之,60年代是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滞缓期,引进规模较小,经济技术效益较差。由于缺乏技术贸易的经验,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原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和研究,结果比别国多花了成倍的却引不进西方国家的关键制造技术,因此很难翻版仿制。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发展,机械工业开始走上以样机测绘、仿制与自行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广大机械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依靠自身技术力量不仅完成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建设项目,而且使整个机械科技水平有大的提升,个别技术领域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三、70年代从整个西方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处于急剧动荡之中,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成新的世界格局。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1972年起,中国先后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向奉行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而向中国长期关闭的官方经济技术合作的闸门终于被打开了,技术引进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开始扩大从美国、前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规模。70年代前半期,我国尚未改变过去进口成套设备的做法。1973年1月,国家制定了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仅1973年就进口设备77项,合同成交额12.2亿美元。进口重点放在化工、石油、冶金、煤炭、电力等部门。1976年,一机部随“四三方案”也引进了一批关键设备和技术,如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发电机厂的燃气轮机等9个成套项目,对提高中国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上述这些批准建设的项目因为受“”的干扰,有些被迫暂缓执行,有些建设周期拖长,有些进口设备长期未派上用场。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亟待进行一段时期的恢复与调整,但当时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受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全国基建战线进一步拉长,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也随着经济恢复和国门打开再度掀起高潮,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在1978年的较短时间内一下就签订了成交额达78亿美元的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项目合同(其中31亿美元合同是当年最后10天突击签订的),用汇总额超过前几个时期的总和,且全要用现汇支付。成套设备的进口和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对促进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7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技术引进高潮与5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相比,项目更多,用汇额更大,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和应当汲取的教训也比较多,表现在:一是各部门热衷于从国外大量进口成套设备,对国产机械设备重视不够,抑制了本国机械制造业向其它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能力的提高;二是注意了硬件设备的进口,忽视了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引进,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没有解决好提高国内制造水平的问题;三是没有更好地组织引进单位与研究、制造单位联合对引进技术与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造成了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零配件的被动局面;四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73-1982年我国进口成套设备和签订技术许可证合同的平均成交额分别高达3287万和107万美元,比国际间高出几倍〔4〕;五是技术引进缺乏统筹规划,出现了盲目签约和大起大落的宏观失控现象。由于短期内引进项目过多、规模过大,拉长了基本建设周期,造成了进口设备的积压与损耗,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外汇支付的极度紧张。 在进口成套设备时,机械行业曾组织技术力量对部分设备进行测绘仿制,试图由此掌握其制造技术,但收效甚微。事实提醒人们,对于复杂、重大机械设备单纯靠测绘仿制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必须引进其设计制造技术。因此,自70年代后期开始,单项技术引进开始受到更多重视。从1976年起,在中国技术引进计划中列入“单项技术引进计划”,1977年列入国家引进计划的单项技术共有24项。为了学习外国技术引进的先进经验,1978年4月,一机部派出一个综合技术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考察,发现南、罗两国的做法与中国大相径庭,他们主要以技术许可、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的方式从西方国家引进制造技术,较快地提高了本国机械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南、罗两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成功经验受到我国政府部门的重视。一机部随之作出决策,把单项技术引进作为今后技术引进的重点,并在部科技局设立了技术引进处这一专管机构。仅1979年,就签订单项技术引进合同28项。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经验,走出了一条以技术许可、合作生产、技术咨询、合资经营等方式为主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的新路子,在使中国的技术引进从以引进硬件设备为主的初级阶段逐步过渡以引进软件技术为主的高级阶段方面起了先行和示范作用。据统计,1973-1982年,机械工业部门引进的单项技术项数最多,达206项,占全国同期引进单项技术总数279项的73.8%;这一时期机械工业部门仅进口成套设备37项,占全国进口设备总数的448项的8.3%。单项技术引进的总费用虽不到设备进口总费用的5%,但对提高中国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水平却大有裨益。〔4〕 四、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多形式引进消化国外先进制造技术 (一)新时期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进程及特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技术引进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开辟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同时,陆续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政策,制定了在“六五”后三年引进3000项先进技术的规划,还向省市下放了技术引进的审批权,增设了对外经济技术贸易窗口。在此大好形势下,机械工业部也加强了对技术引进工作的领导与宏观管理,使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取得长足进展,引进项目逐渐增多,引进规模迅速扩大,引进效益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具有以下几项显着特点: 1.从进口设备为主转向以引进单项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主。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对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作出明确界定,并特别强调要严格限制成套设备进口,着重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以后又了《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以保证技术引进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根据国家这些规定,机械行业加大了以先进制造技术类软件技术为主的单项技术的引进力度,其引进的单项技术占了全国单项技术引进的“大头”,引进的“硬件”也主要是国内难以制造的样机、关键设备和测试仪器。 2.技术引进全方位化。80年代初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已经突破了地区的局限,引进国别扩大到世界各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从德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引进的项目最多)。除了继续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外,还发展了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贸易关系。 3.引进技术重点比较突出。一是结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的需要,引进重大成套设备、大型设备及其设计制造技术,如50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30万和60万KW火电成套设备、宝钢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等;二是为了提高机械工业基础制造技术水平,引进“三基”(基础机械、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制造技术;三是结合“三上一提高”和企业技术改造,引进合金钢铸造技术、负压造型铸造技术等关键工艺技术;四是为了填补我国在机械科技前沿领域中的某些缺项以及配合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些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尖端产品技术,如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结合国家经委“七五”期间国家12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点项目中“数控机床国产化”项目,从美国引进了镗铣类机床工具系统的制造技术;五是结合我国各行业发展需要,有重点地引进一些重点产品、特殊产品的设计制造或组装、测试技术。〔5,6〕 4.技术引进方式多样化。70年代末以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引进方式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其中最常见的几种引进方式是: 许可证贸易。这是技术引进的高级形态,也是当前国际技术贸易中最常见的一种基本形式。在许可证贸易中,技术转让的内容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中国机械工业引进的主要是设计制造方面的专有技术。80年代以来,机械工业引进技术的半数以上是采取许可证贸易方式引进的。这种引进方式不仅花外汇少,而且容易获得先进制造技术。 进口设备带制造技术。这是技术引进的较初级形态,对引进方技术要求一般不高,因此是技术不太发达国家采用的技术引进方式,在50年代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尚薄弱的情况下也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技术引进方式。80年代以来,中国机械工业仍有大批项目是采取这种方式引进的。这种引进方式风险小,形成新产品生产能力快,在国内尚无能力设计制造这类产品或设备的情况下可起到填补设备生产能力缺口的作用。但进口设备带进制造技术的方式投资大、用汇多,也不易学到关键技术,还会增加对外国零部件和配套技术的依赖性,也制约了本国科研与设计制造能力的提高。因此,随着我国机械工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应该尽量少采用这种方式引进技术,尤其要限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 咨询诊断。这是一种灵活实用、用汇不多的技术引进方式,其内容包括产品设计咨询、技术改进咨询、决策咨询、可行性论证、企业诊断等。如80年代初,我国柴油机行业的不少厂家曾委托英国、奥地利的几家着名发动机咨询设计公司改进柴油机的设计,收到良好效果。 合作生产。通过与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合作生产,可以较快地学到国外的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于象数控机床、宝钢大型冶金成套设备、大型发电机组之类技术要求高的大型、关键、复杂设备的研制生产,我国机械工业都成功地运用了合作生产的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带进技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合资经营步伐加快,从1981年12月机械部批准与美商合作经营湖北派克密封件厂以来,到1994年,仅机械部系统就有“三资”企业2862家,外方投资金额35亿美元。随着境外资金(包括世界银行贷款)的进入和外资企业的建立,机械工业也引进了一大批较先进的设备和制造技术以及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了机械产品的档次和技术水平。 除上述引进方式外,机械行业采取的其它引进方式还有:技贸结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图制造、补偿贸易)、合作研究、购买技术资料或软件、人才培训、引进国外智力、购买二手设备以及联合引进等。 (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其成效 在80年代前半期的技术引进热潮中,中国机械工业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六五”期间仅机械部系统就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785项。因此,“七五”及以后时期,机械工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发展创新工作。根据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条例》精神,机械部也颁发了《机械工业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等管理规章,并制定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重点项目计划。1996年,机械部又制定了《机械工业引进技术项目消化创新指南》,并要求各省、市级主管厅、局和技术引进单位也要编制技术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计划。 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特别是随着90年代对技术引进管理力度的加大,中国机械工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发展创新与国产化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显着成效,表现在:〔6,7〕 1.掌握了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制造技术。1983年以来,机械工业部门紧密结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组织全国上千个企事业单位和上万名科技骨干,通过与国外合作生产、合作设计、合作研究等方式先后对30万和60万KW火电机组、宝钢大型冶金设备六大主机、2000万吨级露天矿开采系统等12项重大技术装备展开仿制和自行研制工作,使机械工业多年来没有完成的一些重大技术装备得以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运营,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完成40多项设备并在50多项重点建设和技改工程中投产应用,其中15项成套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并在30多项工程中推广应用,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中国机械行业从1978年至今共引进了二千多项先进技术,重点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引进了国外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通过80年代的技术引进,使我国机械工业50-60年代水平的部分老产品,约有1/5的品种一下跃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缩短了近20年的技术差距;而“八五”期间机械工业在引进基础上发展的新产品,90%以上达到了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50%以上达到80年代中末期的水平。许多先进制造工艺技术与设备也得到推广应用。 3.用引进技术生产替代进口产品,同时推动了机械产品的出口。在消化引进技术基础上,中国机械工业的一批关键设备和通用机电仪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有明显提高,已可替代进口和提供出口。到1990年底,已推荐可替代产品25批1911项。企业反馈信息显示,1989年替代产品销售额达22.8亿美元,并出口创汇10亿美元。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也提高了中国机械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出口额连年增长。1996年机械工业出口创汇299亿美元,机械产品出口额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中比重已由1991年的12.3%提高到1996年19.8%,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第二大支柱行业。 4.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如由原机械部牵头组织的共有47个单位参加的《“八五”国家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计划》10大项目之一的“新型推土机和装载机关键零部件”项目,以从美国卡特皮勒公司引进的推土机、装载机等五种主机关键零部件技术为对象进行消化吸收,项目完成后产品质量可以达到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主机及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分别超过80%和85%,年新增销售收入20亿元。 (三)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工业共引进技术二千多项,其中软件技术占全国的1/3以上,是引进项目最多,引进内容最广的行业,在促进机械工业科技进步,推动机械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装备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应引以为训的问题: 1.引进技术的结构不够合理。80年代以来,机械工业单项技术引进虽有明显增加,但引进技术结构中硬件比例仍然偏高,工艺技术引进比例偏低,这在“八五”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如1992-1995年,机械工业系统进口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带制造技术的项目数占引进技术项目总数的42-68%,引进费用占引进总额的80%以上〔6〕。进口设备和生产线虽省时省事,能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用汇高,也难以引进真正先进的制造技术,还得长期花外汇购买配套件。例如,仪表系统“六五”期间为生产引进技术产品,进口零配件所花外汇达5870万美元。 2.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失衡。由于只注重技术引进的投入,不重视消化吸收的投入,把主要精力和资金放在引进投产上,未能很好地组织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等单位和产、学、研各方面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加之缺乏支持装备国产化的激励政策,致使许多引进项目消化吸收缓慢,国产化程度低,发挥作用有限。就已引进的技术看,从图纸资料的翻译、转移到投入批量生产,一般要用三年以上时间,大型复杂装备的消化周期还要拉长。有的产品投产后性能指标达不到进口产品水平,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制造难度大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水平更低。例如,中国从7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石化成套装备,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国产化问题。按大型石化设备采购额计,1985年国产装备市场占有率仅为10%,1997年也只有20%左右。由于技术引进与国内消化吸收及自主开发结合不紧密,导致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仍停留在掌握已有技术、提高国产化率的较低层次上,没有上升到形成自主开发创新能力上来,因此也就难以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Zeno悖论”的陷阱。 3.宏观调控乏力,重复引进现象严重。由于宏观调控乏力,审批把关不严,缺乏权威性的引进规划和综合性、全局性分析论证,加之体制上条块分割以及长官意志作梗等原因,导致大型装备、高档消费品生产线和中小型机电产品的盲目进口和重复引进。在90年代境外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时候,这种“引进竞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如在重大成套设备引进方面,自70年代以来,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化肥生产装置就有120多套,花外汇48.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近10年来利用外资引进的;同期还引进了乙烯装置20套,聚乙烯装置21套等,共耗资达200多亿美元。重复引进大化肥和石化成套装置数量之多、耗资之巨、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绝无仅有。〔8〕大型设备引进是如此,单项技术的重复引进现象也比较严重。重复引进不仅花费了大量的外汇,加剧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紧张,更严重的是使国内的机械制造能力闲置,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窒息了民族工业及制造科技的发展。如果我们学习日本“一号机进口,二号机改进,三号机出口”的经验,按照一仿二改三创造的原则只进口少量生产线和样机并对制造技术加以消化吸收,那就会别有一番景象。 4.不讲究引进策略。不少单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出国、谈判、签约等具体性事务上,较少注意总结经验和进行引进前的可行性论证,更缺少具有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系统谋划。由于缺乏对外贸易经验,不熟悉国际惯例,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不研究引进策略,致使机械工业技术引进费用偏高,平均每项比日本高出3~8倍;有的专利已过期,有的技术已淘汰,有的产品环保部分严重不合格,却白白搭上大量外汇去引进,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五、历史给我们的几点启迪 回顾建国50年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曲折发展历程,认真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正确选择技术引进的内容与方式。目前,中国机械工业已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没有必要再象50、70年代那样为提高生产能力而花费大量外汇去进口大批成套设备,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增强本国的自主开发能力。在我国机械工业今后的技术引进工作中,必须学习先进国的成功经验,不断加大单项技术在技术引进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而单项技术又要以先进适用的设计制造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等“软件”技术为主。也就是说,凡是国内有一定技术装备基础,引进技术后自己就可以制造的,就决不进口设备;凡是购买关键设备或部分关键部件就可以配套生产的,决不进口成套设备或整机;凡是进口国内急需而又不能制造的硬件设备,必须同时引进其设计制造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引进效益。 在引进技术的内容上,要根据机械行业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技术水平、工作基础和配套能力,采用许可证贸易、技贸结合、合资经营、交钥匙工程、顾问咨询等灵活多样并有长期实践基础的引进方式,引进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盈利多、创汇高的先进成熟技术,特别是关键、共性制造技术和重大装备技术。鉴于当前国有机械企业尚未走出低谷、下岗人员增多这一国情,引进技术不能片面追求高、新、奇,而应注意其实用性,主要引进一些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就业矛盾的先进适用技术和国内已有技术所需的配套技术,对国内研究开发工作已经成熟或依靠自身技术力量短期能解决的、国内生产不急需的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暂时消化吸收不了的或难于推广应用的技术及产品,则应限制引进。 2.必须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及自主创新的关系。大家知道,科学无国界,技术却有国界,中国机械工业目前所引进的技术虽然是国际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进技术,但大部分是国外处于生产饱和期和即将淘汰的设备和技术,是“二手设备”和“二流技术”,真正先进、尖端或敏感的技术国外是不轻易转让的,甚至对我严密封锁,也无法靠技术贸易方式获取。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中国只重视引进技术和设备,满足于投产、达产,提高生产能力,而不重视发展创新,那就只能永远步别人的后尘。日本技术引进的成功经验,在于走引进创新之路,致力于消化引进的世界各国技术之长;并结合国情加以改进创新,从而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据对我国大型机械工业企业在“八五”期间开发成功的92种量大面广的典型新产品的技术来源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主要利用国外技术开发的产品占57%,立足于国内自主开发的只占43%,说明中国机械工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引进国外技术的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机械工业消化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因此,中国机械工业在今后的技术引进中,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和“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9〕,将学习借鉴和发展创新相结合,将引进先进技术与提高国内科研、设计、制造能力相结合,在加强机械工业技术创新体系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花大力气搞好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二次开发与创新工作。要本着“一家引进、联合创新、多方受益、国家得利”的原则,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组织科研、设计、制造、使用单位等多方面力量开展多学科、多技术、多部门的联合攻关,建立起技术引进的联合创新机制和消化吸收的技术联动体系。同时做好引进技术,特别是共性关键的推广应用工作,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推动机械产品与技术的出口,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创新——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3.必须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宏观调控。一是要将技术引进与我国机械工业发展战略和“三大战役”相结合,与机械企业技术改造及机械产品出口创汇相结合,制定出科学系统的引进规划和计划,明确技术引进的战略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重点任务,以指导全行业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工作;二是强化对技术引进宏观管理,在下放技术引进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权威性的技术引进管理机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宏观导向和重大引进项目的审批,减少和杜绝低水平重复引进和重大、成套项目的盲目引进,保证技术引进的先进性、实用性和效益性;三是进一步完善技术引进的政策法规体系,如产业技术政策、国别政策、消化吸收与创新政策、国产化政策等,以规范各方面的技术引进行为,体现对技术引进与消化创新的政策倾斜;四是运用税收、价格、信贷、财政、汇率等经济杠杆对技术引进加以调节与扶持,如对国内急需的引进项目和骨干企业技术引进项目在关税和产品税上给以优惠,对重大消化吸收项目给予贴息贷款,对市场容量已饱和的引进项目加征关税等。 4.必须搞好可行性论证。为了保证引进的项目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算、生产上可行,在引进前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要广伸触角,建立技术引进的信息收集与反馈网络及技术引进资料库。要赋予有资格的咨询公司一定的法律地位,规定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必须由其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在对引进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要从本国的技术、资源和经济条件出发,充分考虑自身的技术力量、消化吸收能力、外汇及资金来源、市场需求、生产条件、环保标准、材料和零部件配套状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等方面因素,并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与国产化前景及可能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作出科学预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货比三家”,选优、择廉引进,只有这样,技术引进才能做到选得准、花钱少、收效高。 机械工业论文:食品机械工业设计论文 1解析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作为人类设计活动的重要部分,它集多门学科知识于一身,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又包括美学艺术知识,以及人机工程学、经济学等。在我国,工业设计曾经被称为工业美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不断地发生变化。工业设计是市场需求、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文化艺术的结合,以现代化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一门新兴实用学科。具有的前瞻性和普适性特点的工业设计,使传统的产品散发出新颖与独特的个性特征。工业设计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主要是通过对产品的结构、工艺优化,对材料、形态及色彩的协调来改进产品的品质和功用。也就是用视觉效果来实现设计理念的表达,从而能够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从构思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能够用明确的手段表示出来。2007年2月13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和2010年8月26日11部委联合发文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这表明我国政府对工业设计这个领域的重视。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如果我们想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工业设计。企业要想长时间保持竞争力,必须采取创新性产品开发战略,才能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拥有创新性的产品。产品创新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地位。 2食品机械发展与工业设计的关系 食品机械就是将食品的原材料加工成为成品食品的过程中所使用到的机械装置与设备。食品机械也可分为食品的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这两种。食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食品机械是为食品工业提供装备的行业。作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工业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食品机械工业的发展。工业设计又是食品机械设计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工业设计能够实现食品机械产品造型、功能结构和材料的科学合理化,在提高产品的整体美与社会文化功能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食品机械产品的功能、造型形象及物质技术条件是构成食品机械工业设计的基本要素。现在一些家用食品机械的外观:简约、时尚、新颖、实用,改变了以前食品机械只能在食品加工厂的现状,现在很多外观造型时尚、操作简捷方便的小型食品机械像面条机、挂面机、和面机等慢慢的进入消费者的家庭,食品机械的发展与工业设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工业设计使食品机械产品更加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出色的工业设计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传统的食品机械产品设计是把实现机械产品本身的功能作为重点,以设计产品为目标,在传统的食品机械产品设计工业中,机械工程师是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来进行产品的设计,但由于设计出的产品大多外观造型粗糙和使用方式不够人性化,尽管能很好地满足功能的要求,但往往在销售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弊端。食品机械工业要有一个更好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在食品机械产品设计时把工业设计的方法和思想纳入其中,这样的食品机械产品不但能够满足功能的要求而且可把产品顺利的打入市场,融入工业设计的产品相比就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食品机械工业的发展。 3工业设计在食品机械中的应用 3.1工业设计创新理念的应用 创新是工业设计的优秀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对食品的追求也多样化起来。利用工业设计的创新理念,设计出新颖的食品机械来满足人们对食品多样化的需求。一方面通过分析人们潜在的需求,明确产品概念,提出食品新机械的功能定位,从而推出新颖的产品,占据市场的制高点,为企业创造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对现有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等进行优化改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赢得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2外观与功能结构的结合展示出食品机械的美 从外形图上可以看到,整个面条机外廓造型曲线优美,配色细腻和谐,按钮设计人性化。大面积外形对机械结构进行包裹覆盖,可消除消费者对机械结构的恐惧,使用操作简单和拆卸方便,无不显示着工业设计在食品机械中展示出的美。造型设计与色彩完美地展示了面条机内在的性格。一个能实现功能的食品机械产品,不仅要满足人的使用,还要适合人们的视觉审美要求,工业设计赋予面条机新的内涵。 3.3安全、可靠、人性化设计的体现 食品机械是食品的加工和生产设备,产品必须考虑安全、可靠、人性化的设计。让产品与使用者取得最佳匹配是以人为本设计的根本理念。工业设计的应用,充分考虑如何使设计的机械设备系统、人机系统或人机环境系统最大限度地适合人类的形态、生理和心理特征,以求达到安全、舒适、高效生产和工作的目的。在食品机械领域,主要考虑的有系统的可靠性和人机安全性两个方面,系统可靠性是指在预定的时间内和给定的工作条件下,食品机械能够可靠、有效地进行工作,保证无故障时间和使用寿命达到预期要求。人机安全性是指食品机械设计中采取的技术措施,不仅能够保证人体安全、舒适、卫生和健康地工作,而且能够使机械故障和卫生问题产生的风险或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工业设计在食品机械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人机工程学的应用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食品机械的竞争力不再是仅仅取决与产品技术的先进性和完善的功能,而是要考虑食品机械产品的工业设计。由于传统的食品机械设计以设计产品为主要目标,更多地考虑产品本身功能的实现,而没有把人作为设计的一个目标,没有规范化地考虑人的因素,这就很难保证机器操作效率最佳,也不易判断设计质量的高低。人机工程学强调将人和机器作为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人机系统。人机工程设计的是人机系统,是把人作为系统设计的一部分,把人-机-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总体设计。目前,我国食品机械行业工业设计还未引起企业和设计人员真正的重视。食品机械在进行设计和制造时,仅考虑功能要求而未考虑工业设计,致使有些食品机械产品表面粗糙,色彩搭配不合理,操作不符合人机工程学原则,许多零部件外露,不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显出产品的笨重和丑陋,这些因素极大的限制食品机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食品机械是生产设备,其形态应体现整体的对称与平衡、节奏与韵律美感形式,根据需要辅助以局部形态的对比和变异形式,创造符合产品特征的审美意象。这样既有利于标准化和经济性的需要,也有利于表现和谐统一、含蓄丰富的美感,创造单纯、宽松的工作环境和人文气氛,缓解疲劳和压力,可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为此,人不再是被动地去适应机器,而是与机器共同完成一个系统目标,从而可以获得系统的最高综合效能。 4结语 目前市场要求食品机械产品不光是通过技术设计对其功能的单纯实现,还要求食品机械产品外观的美观时尚以及设计的人性化。不只是要求食品机械与工业设计外在的结合,而是相互融合和渗透在一起。设计者要让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并达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只有将工业设计与食品机械设计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设计出不但拥有优秀的功能,而且还能满足人们的审美的需求并符合时代特征的食品机械产品。 作者:裴学胜 程超然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机械工业论文:高端制造助力能源装备机械工业论文 一、机械工业是为能源发展提供装备的重要产业 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及国防建设提供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目前,我国机械工业总体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茅,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占全球60%左右,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产品技术逐年提高。世界最大的单机容量泰山核电机组1号机组175万千瓦核能发电机成功研发,我国在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的充电桩、高压绝缘套管等一大批长期受制于进口的关键零部件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此外,我国在能源装备的其他方面这些年也有了长足进步,许多产品、许多关键技术已经替代了进口。但是,机械工业也是生产规模大、生产战线长的耗材耗能大户,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还有很多产品能源排放超标、技术改造乏力、工艺水平落后、高效节能等高档产品供给不足。在资源制约、能源安全与环境约束矛盾加剧的形势下,机械工业为能源产业和能源的生产、消费提供高端的产品以及加快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带头节能减排;一方面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为社会提供先进、高效、节能和环保的设备和产品,为各行业和社会做出贡献。“十二五”以来,我们按照工业转型升级的总体部署,大力实施“主攻高端、创新驱动、强化基础、两化融合、绿色为先”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创新驱动、绿色为先的战略推进中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加快发展核能、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设备,加快发展高效节能技术装备、资源循环利用装备、煤炭清洁利用及海水综合利用装备,加快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并且努力高质量地满足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等行业对高效、节能、低排放产品和装备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应用节能减排工艺设备,提高设计、制造环节的能源材料利用率等措施,加大推进自身节能减排、绿色制造步伐,促进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产品升级,努力为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当前,机械工业正在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家关于工业转型升级的总体部署在加快推进全行业深化改革和提质增效升级。 二、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 各行业都处在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面对着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重要使命,只有加强相关产业间的合作协作,拧成一股绳、一股劲,共同破解难题,实现协同创新,才能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振兴步伐,共同行使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履行责任。这次会议就是以能源市场化改革和生产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各界精英共同探讨今后能源装备发展如何适应国家能源市场生产、消费方面的需求,从而实能源装备的高端制造化。我们也将广泛听取来自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以全力推进机械行业主攻高端、创新驱动、强化基础、两化融合、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以实际行动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及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王瑞祥 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机械工业论文:技术政策与机械工业论文 1中国机械行业技术政策要点 进入21世纪的十余年来,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制定与实施得到全面开展。在我国的全局性的发展规划等技术政策中都有着对机械工业的发展方向与重点的规划与指引。而同时各政府部门对机械工业还制定了系列的相关政策。2002年国家经贸委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2009年工信部了新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这两个文件是机械工业技术政策的基础。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先后众多政策文件,其中许多政策与机械工业密切相关。(1)重大产品开发。国家发改委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发改工业(2008)224号;工信部、科技部等四部委2009年12月印发“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目录列出18个领域240项产品,可优先列入产品开发计划,优先给予融资支撑,优先纳入政府采购产品目录。(2)产业结构调整。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国发(2011)47号;国家发改委九号令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指导目录做为政府引导投资方向,制定的实施财税、金融、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其中产品分为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机械工业鼓励类60项,限制类57项,淘汰类26项。(3)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国务院下发“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号),该“意见”要求增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基本满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及国防建设的需要,明确了需要重点突破的十六项重大装备并提出振兴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规划提出依托十大领域重点工程工程振兴装备制造业;抓住九大产业重点项目实施装备自主化;提升四大产品制造水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4)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2010年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领域。涉及机械工业行业有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5)加强机械工业节能减排。国务院2011年下发关于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机械行业也编制了“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机械行业目标,到201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达到0.31吨标煤(国家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0.869吨标煤);钢材利用率达到80%以上。机械行业从基础工艺、典型产品、能力建设三个方面进行统筹和部署,以实施六大节能工程和节能技术推广应用为抓手,加强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机械工业节能的新机制。(6)加快机械基础件振兴。机械基础部件是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重大装备和主机产品的性能、水平、质量和可靠性,是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为实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装备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振兴实施方案”和“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和基础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7)积极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国务院2007年了关于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文),该文明确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优化服务业结构,调整发展布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改革,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优化发展环境等。(8)积极发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工信部2011年组织编制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工信部科(2011)320号),用于指导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装备制造业部分包括:基础机械、智能制造装备、复合材料制备、高档印刷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船舶与海洋工程、航空设备、卫星及应用共六十五项。 2中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回顾与评价 21世纪的前十余年,是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国家加强机械工业产业技术政策制定与的时期。回顾十年来,伴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壮大,技术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了中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体系,技术政策的制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也需要继续加强技术政策的发展。(1)基本形成机械技术政策体系。21世纪前10年是中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体系构建逐渐紧密、逐渐完善的时期。截至2010年末,中国机械工业相对完成的技术政策体系基本构建完成。(2)政策体系具有良好的配套性。形成的机械工业的政策体系具有良好的配套性。总体来说,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包含有发展机械工业所需求的各个方面,包括:方向上指引、导向的技术政策;从项目上给以支持的政策;从经费、财政支持方面的政策;从国家发展层面上需要发展的技术政策等。(3)政策出台具有很强的实时性。除了技术政策的系统性、配套性,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具有强烈的实时性。随着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主管部门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应对科技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体现了技术政策的与时俱进。例如,2010年国家及时的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2007年“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1年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并在机械工业各个行业、部门、地方落实。(4)促进了机械工业的飞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机械工业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技术全面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经济技术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实施重大产品开发和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政策,促使装备保障能力显著增强;通过实施产业调整政策,使得产业结构优化改善;通过鼓励企业提高优秀竞争力,促进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在鼓励科技创新政策指导下,取得丰硕科技成果;在国家产业政策总体指导下,机械工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5)还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缺乏顶层设计,政出多门,多龙治水,分散了指导管理的力度;②与机械工业运行模式错配;③机械工业产业技术政策目标实施机制尚属缺失。 3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借鉴 针对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对机械行业采取的技术政策、演进历史,并借鉴其好的做法,特别是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各国所采取的产业技术政策,也为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制定提供启发性建议。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制造业发展具有优势,但是在全球化演变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去工业化”现象,欧盟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96-2007年工业占欧盟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1%下降到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下降至17.9%,“去工业化”主要是源于第三产业崛起,其中房地产和金融业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政府缺乏政策重视及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低成本冲击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这给欧债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带来很大困难,消弱了其抗衰退的能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和警惕。2010年8月美国政府提出了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2011年实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为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设立了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制造业方面制订政策与投资安排,政出多门,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都有相关的业务,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 4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建议框架 根据对机械工业及其技术政策现状的分析、国外工业发达国家技术政策的借鉴、我国机械工业面临的形势以及确定的机械工业科技发展思路与发展目标,对今后一段时期的技术政策的制定、实施提出如下建议。 4.1加强技术政策的统一协调,成立国务院机械工业领导小组为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美国设立了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许多政策都是由办公室来制订,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值得我国借鉴。为了克服当前还存在的政出多门,多龙治水现象,加强技术政策的顶层设计,并加强指导管理的力度,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建议成立国务院机械工业领导小组,其主要的职责是:牵头总体规划,制定统一的机械工业技术政策路线图;规划机械工业技术政策的总体目标,总框架,政策的主要组成;科技部及各部委、地方部门在这个小组的统计领导下制定机械工业技术政策。协调各部门相关的机械工业的技术政策制定和执行。主要是政策的目标,实施的途径,政策配套。这样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我国机械工业。 4.2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定机械工业技术政策体系建立中央、部委、地方一体,自上而下的制定机械工业技术政策体系,形成长期、中期、短期、宏观、中观、微观政策架构体系。 4.3根据产业运行模式来制定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根据产业运行模式的不同,客观要求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在规划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政策体系、确定政策政策目标定位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机制、制定技术政策以及配套各种措施时,要充分重视根据产业运行模式特征,确定同一产业不同运行模式下的技术政策定位。 4.4完善科技部门对我国机械工业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建立科技部门、机械工业联合会、技术应用企业、技术研究机构之间封闭的资金拨付程序,整合科技部门现有的资金资源,集中力量突破阻碍制约我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中的瓶颈环节。以技术应用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合同方式建立技术应用企业与技术研究机构的责权利关系;以机械工业联合会为资金申报主体,按照机械工业发展中确需政府支持的技术发展目标完成技术应用企业技术创新需求重要程度排序;以科技部门为预算编制部门,整合分散在发改委、工信部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财政资金,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技术选择、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的相关资源,通过环环相扣的责任连带机制,确保机械工业技术发展中政府目标的实现。 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中产品设计论文 1工业设计的发展现状 在国际上,人们越来越重视机械产品的艺术性,因此,工业设计在机械产品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企业为了吸引顾客的眼光,往往别出心裁,在工业设计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品牌效应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力的巨大效应。因此,各个企业都需要通过工业设计,挖掘自己产品中独有的特质,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品牌更是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人们对品牌打造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业设计也更加受到重视,工业设计的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为了提高公司的影响力,许多国际大企业都会选择优秀的专业人员,组建专门的工业设计部门,通过各种市场调研,了解潮流动向,设计出适合公司发展的品牌产品,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但是无论发展起点,还是发展速度,与国外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工业设计领域,我国还处于探索进步阶段。由于工业设计上的不足,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遭受了不小损失,因此,国家领导人也在会议中指出,必须重视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在我国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创新性是它的主题。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设计产品缺乏创新性,借鉴的部分较多,这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业设计的发展进步。要想提高我国民族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形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结果,必须不断提高我国的工业设计水准,将更多的创新性和创造力投入到工业设计中去,生产出更多带有民族特色的产品。 2工业设计在机械产品设计中的作用 在机械产品的设计中,我们一般将工业设计应用于人机工程学方面。以往在机械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大多只会考虑机械产品本身的功能问题,大多数思路用来进行机械产品功能的设计,力求完善产品本身的功能,做到最好。然而,设计师们极少考虑使用者的感受,不会思考人们使用该机械产品时是否方便,更多的时候人们需要自身去适应机械产品的功能,使得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自己功能强大,却无法满足人们正常使用的需求。这样造成的问题是,设计者无法判断自身产品的设计质量,从而无法寻求方法提高设计质量、促进机械产品的进步提高。而人机工程学则是重点强调人与机器的统一性,将人与机器作为整体进行考虑,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人的适应性,使得设计出来的机械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生活生产的需求。一般来说,机械产品设计中工业设计的应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工业设计能够使得产品与人形成一个整体,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人类很好地匹配。人类使用这种机械产品,不仅各种功能都能够满足需要,而且还能够使人们的身心都得到满足,真正做到使用该产品时产生愉悦之感,与目前我国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完美融合。其次,工业设计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将其运用于机械产品的设计,将有助于创造出适合人们生活生产需求的机械产品,极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机械产业的发展进步。 3工业设计在机械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3.1机械产品造型设计的主要特征 首先,对于机械产品,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的功能性,在进行造型设计时,必须将功能性放在第一位。机械产品的设计生产是使用合适的材料运用一定的工艺而实现的,是各过程工作的完美结合。其次,随着现代化生活的不断推进,机械产品的设计必须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在加工方面要做到方便迅速,满足现代化生活的各项要求,能够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此外,机械产品的造型设计还应该满足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极好地与人类的生活相适应,更加有利于人类的使用,使人们使用起来方便快捷。最后,机械产品的造型设计必须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应将当下的流行元素加入到机械产品的造型设计中去,设计出更能适应时展的机械产品造型。 3.2将造型设计的美学原则融入到机械产品中去 首先,必须严格掌握机械产品设计的比例和尺寸。时代不同,人们的审美也同,生产出来的机械产品的比例和尺寸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应该根据当下人们的审美特征,设计出人们比较认可的机械产品的比例和尺寸,使得生产出来的机械产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同时,必须注重产品设计的统一和多样性。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美学原则,也是最能体现设计师水平的一部分。设计师必须在整体把握机械产品设计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细节处理,使设计的产品具有多样性。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要与技术人员加强沟通,使设计的产品能够协调统一,提高机械产品的质量和设计水平。 4总结 本文主要分析了工业设计的发展现状,将我国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国际上的发展进步进行了对比,同时,对工业设计在机械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最后,通过对工业设计特征的研究,得出了将工业设计运用于机械产品设计中的主要策略,其他的方法策略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刘军华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业论文:橡塑机械工业发展论文 1标准化促进科技创新 目前,标准化工作的进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橡塑机械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围绕“精密、节能、高效”的要求,在橡塑机械组合结构、专用化、系列化、标准化、微型化、大型化、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开发出多种新装置与新设备。例如:东华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出了新一代全电机注塑机,该机型采用国内首创伺服混合动力油膜增压锁模,将全电机和直压机的优点融合于一身,具有锁模力闭环精密控制,超稳定及超高响应速度,节能效果好等优点;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开发出的MicroP-ower15/10微型注塑机能够生产一种仅重0.003g的医疗用夹子;震雄集团开发的SU-PERMASTER超霸二板大型注塑机,突破了传统“二板半”的设计方案,实现了“真二板”设计,可大幅减少钢材用量,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减少了钢材从矿石到冶炼,再到零件加工成型等一系列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阿博格ALLROUNDERS系列注塑机采用模块化与标准化的结构可同每个注塑任务精确的匹配,通过多个可选的液压和电动扩展级别、多种带有精确级别划分的锁模和注塑单元来实现个性化、经济性的配置。特别指出的是企业在落实GB/T25157国家标准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中国塑机产品安全性能,大幅度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在CHINAPLAS2013中国国际橡塑展上,各种和安全便捷生产相关的新技术,比如机器人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可视化操作技术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成为业界展示的热点技术。自动化技术可以确保机器的各种安全功能可靠执行,使人员远离危险状态。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于机械产品以保障机械安全是一个发展方向,是机械本质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机械设备在安全方面还是主要采用简单的机械式防护,随着安全标准的推进和社会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未来的自动化技术将会有更大发展。 2标准化促进竞争力提升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标准作为创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的关键环节,成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保障产业利益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研究制定了本国的标准化战略,标准化由日常工作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战略的优秀是控制争夺国际标准战略制高点。争夺的重点领域是公益、高技术、制造业、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化。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战略为例,依据他们的国际标准竞争策略的重点领域(见表3)来分析他们的战略定位。通过表3可以看出,他们重视公益领域的标准化,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高技术领域的标准化,确保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色,争取有利竞争条件;寻找竞争空白点,先声夺人。通过以上分析,又可以归纳出标准化战略的目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橡塑机械行业与标准化战略紧密相联,加大了市场的开拓,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根据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国内注塑机的生产厂家已超过2000家,产量占到全球的60%,2011年我国注塑机等主要塑机产品进口数量13704台,同比减少8%,出口数量达51665台,同比增长16%,出口金额约14.6亿美元,同比增长28%。2011年以来设备出口呈现许多可喜的现象,以往的靠低价取胜、出口模式单一等问题,正在全面改进;以标准化为保障,向国际标准接轨,突破了国际贸易壁垒;由过去增加塑机出口数量的方式,向提高塑料机械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经济效益转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塑料机械产品增多,具有高效节能优势的产品增多。在国内市场由于中国注塑机行业在高端、精密机型技术安全技术等方面的不断进步,注塑机自给能力得到加强,进口量有所下降,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也逐渐增加。国内青岛海尔集团等多家家电企业都曾表示由于国内注塑机技术发展较快,近几年主要针对国内注塑机企业进行招标。 由此可见,标准与标准化虽没有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等那样直观,但标准化“软”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企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企业赢得产品定位和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标准化推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点是大多数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没有知识产权管理职能,尚未认识到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些企业执行标准不到位,出现“上热下凉”的状况。在执行标准方面,东华机械有限公司走在了前面。2009年初,公司最高决策层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确立要达到“双标”的开发目标:行业内率先全面采用国家GB22530—2008《橡胶塑料注射成型机安全要求》,率先全面通过《塑料注射成型机能耗检测和等级评定的规范》。2010年1月~3月,国家塑料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专家组对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注塑机产品按“双标”检测。经检测,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系列的注塑机产品均符合国家GB22530,“Se绿箭系列伺服节能注塑机”2800T以下各型号产品达到国家一级能耗标准。东华机械因此也成为塑机行业内第一家全面采用强标,及全行业系列化(Se)最大吨位范围(60T~2800T)注塑机获得一级能耗认证(亦是惟一一家能在2000T以上获得一级能耗认证)的企业。在2013年,东华机械有限公司3050JSe~4000JSe及以下机型均也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级能耗水平,进一步扩大了系列范围。 3结束语 回顾东华机械有限公司“双标”之路,实施虽然增加了成本,暂时牺牲了利润,但也为公司新增了多项优秀专利技术,为公司赢得了新的市场与美誉。节能技术、安全技术的推广使用,还将对橡塑机械的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强标的全面采用也使行业工业安全有更高的保障,健全了我国橡塑机械产品安全标准体系,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健康持续发展。“二流企业做产品,一流企业做品牌,超一流企业做标准”,企业只有共同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执行国家及行业标准,在标准上下功夫,中国注塑机产业才能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才能加快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发展。 作者:苏西庆单位:东华机械有限公司德科摩橡塑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1机械工业制造业质量的问题 1.1质量意识不够明确。目前,我国的机械工业企业更多的是把资金投入到自己的销售环节和企业市场拓展环节,很多企业对技术投入和质量管理投入却很少的,这说明我国企业特别是机械工业企业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不够,质量意识不强,很多企业没有在自己的生产整个过程和企业内部管理的过程中把质量内容纳入有效的企业发展战略中,也缺乏对机械工业企业质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2质量管理效益不够高。我国的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的效果不明显,效率不够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机械工业制造业不能仅仅依靠一些非常传统的制作方式,必须谋求新的转型发展之策,这需要极大地提升产品的质量,而实行有效的质量战略却是我国机械工业企业的一个难题,很多的企业进行了一定的质量管理,但是效果不是很理念,也缺乏一套形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以此导致我国的机械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效率和效益都比较低下,很难有真正的质量管理成就。1.3质量管理体制不健全。机械工业企业如果想有效的进行质量管理和监管,必须明确一定的工作机制,而我们的机械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体制不完善,谁管理、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突出,各个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性十分突出,有效应对质量问题的体制不健全,没有一套完善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比如:在工艺定型阶段,对一些质量特性的影响因素并未完全识别,工业化生产暴露出来;质量标准不明确导致生产各环节包括售后对质量问题判断标准不统一。这些导致质量问题的因素要在机制上进行完善,对企业内部来说的,还应做好质量管理的整体架构设计。 2现场质量管理是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的中心环节 现场质量管理的落脚点是生产现场,主力军是车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管理的主体是人员的思想教育、物资准备、设备、环境、执行工艺、半成品与成品检查(或者简称人、机、料、法、环、测六要素);从查找质量事故的危害、原因分析、解决措施的制订到保证产品的一次合格率和综合合格率,最终实现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科学地控制,从而不断提升现场质量管理的能力。 3实施有效的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策略 (1)提高管理者认识。机械工业企业各级管理者的重视与责任是推进精益化管理的关键,必须明确管理责任、以身作则,坚持“消除浪费、提高效率”理念,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企业管理遵循精益化思路开展工作,精益化管理工作才能稳步推进。(2)因地制宜,找准精益化切入点。实施精益化管理是渐进的过程,以消除工作流程中的浪费为例,首先需要系统梳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识别各种浪费;其次要围绕资源浪费、管理不畅的流程节点进行系统分析,制订整改措施;再次要明确责任人,确定阶段性工作目标、落实整改。1)机械工业企业在制造上普遍用到机床切削加工。刀具选择、进给量、进给转速、装夹及机床本身的精度和稳定性决定了工件的加工质量。应先做好工艺试验和调试工作,设计及工艺定型阶段要广泛论证;质量问题的解决要有设计和工艺人员共同参加;对质量问题的措施要标准化,文字化;定期培训相关人员,尤其是新员工和转岗员工。待质量稳定后及时总结每个细节并进行工艺固化,以确保零件加工质量稳定。2)严格控制装配质量。装配质量直接关系到机械设备功能的有效实现,对最终产品的质量影响很大。装配质量主要体现在装配精度上,装配精度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相互位置精度、相对运动精度、相互配合精度。对于轮、轴类的最后装配的质量,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看其精度,所以为了加强装配质量控制,可以制订严格的装配检验标准并据此把关检验。3)多方法解决质量问题。在控制过程中要对质量问题进行识别,采用项目管理,组成跨管理部门的质量问题解决小组。同时采用先进质量方法和工具,例如六西格玛,QC等方法分析和解决质量问题。4)及时兑现质量绩效。对质量监控和管理要全过程地精益化管理,对异常的质量问题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出解决办法,并追究责任,兑现质量绩效。 4结束语 中国必须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而机械制造业作为重要的门类,必须进一步的增强质量管理能力,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增强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必须在精益求精的指导思想下推进质量工作,确保自己的产出效率和企业效益得到提升,必须进一步增强资源节约能力,建立健全产品实现过程,更快更高效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追求质量效益最大化;实现“质量强国”的梦想。 作者:高诺 单位:中核(天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食品装备设计方案论文 1食品设备Web自动查询系统的设计方案 1.1系统开发工具的使用 在Web的数据库中实现对信息的查询,现在在食品厂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Web界面操作过程不复杂,而且Web界面能够支持多种协议,而且数据传输的效率很高,其说明语言来对数据进行定义,而且能够自动地建立数据模型,数据获取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数据的储存比较安全可靠,而且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使数据保持高度的完整性。在使用Web数据库对自动查询时,要采用Access2000作为辅助软件,通过使用PS进行设计。 1.2系统的任务分析 基于Web的食品设备查询软件的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作为信息查阅者的客户的信息,还有一个是信息提供者的信息,对于用户而言,运用Web的查询系统能够对设备的信息进行查询,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及时诊断设备的故障,及时地进行维修。而且,食品设备的制造厂家也可以运用这一系统实现对该设备信息的,让用户通过直观地方法了解食品设备的使用方法。 1.3系统设计的思想分析 基于Web的查询系统的设计能够实现在用户不连接网络的条件下对设备使用信息的查询,而且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对设备的运行状态查询,不用亲自到设备放置的地方查询,而且运用此查询系统能够实现与生产厂家的沟通,在Web查询系统中通常使用的是B/S模式。 1.4基于Web查询系统的实现 Web查询系统可以在没有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实现查询,但是该系统必须在能够对网页支持的条件下实现查询功能,只有能够实现上述的条件,用户才能够运用网页实现直观的查询。用户在使用Web查询系统时需要运用统一的浏览器,而且系统要是最新的,系统要是Win-dows98的平台。只有满足以上的条件,而且要确保计算机的内存足够大,才能够实现Web查询功能。 2机械工业食品装备的腐蚀问题和腐蚀性结构的设计 2.1机械工业食品装备的应力腐蚀 应力腐蚀是机械装备在应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腐蚀现象,当食品装备发生腐蚀现象时,装备的应力主要分为残余应力、热应力和结构方面的应力,当食品进行加工时很容易出现残余应力,当装备对食品进行加热和冷却处理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热应力,当装备由于在生产食品时发生剧烈的振动而导致零部件松动时,会产生结构应力。对食品装备的设计应该防止应力过于集中,在对食品装备的结构进行设计的时候应该控制好食品装备的最大应力,可以采用流线型设计的方法,这样能够使装备的应力能够均匀的分布,防止死角的出现。在食品装备焊接的地方,一定要将应力分散,如果焊接处的断面是不同的,应该采取对接的方法。如果食品装备结构的厚度不同,则不能焊接在一起,以免因为厚度不同不能焊接牢固。在对薄板面和后板面进行焊接的时候,会导致应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时,可以采用K形焊接的方法。 2.2机械工业食品装备的缝隙腐蚀 机械工业食品装备的缝隙腐蚀指的是设备结构内部由于强化作用发生的腐蚀问题,装备的金属和非金属之间如果存在缝隙,当杂物进入到缝隙中时,就会导致金属的腐蚀。在防止机械工业食品装备发生缝隙腐蚀问题时,在进行焊接时,尽量避免采用螺栓,尽量将焊接后出现的缝隙填充,避免大量的杂物进行缝隙中造成装备金属材质的腐蚀。在对食品装备进行焊接的时候,要将焊接的部件尽量焊接完整,在对容器进行设计的时候,应该将容器内的液体排出,保持容器的干燥。在焊接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阴极较大的材料,如螺栓,不同材质的金属部件不能直接进行焊接,应该垫上一层绝缘的材料。 3结语 机械工业食品装备的性能直接会影响到食品厂的生产效率,而且,现在食品厂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食品厂都要提高自身的生产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对机械工业食品装备进行设计是很有必要的,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出更加安全的食品。在Web的数据库中实现对信息的查询,能够实现对食品装备使用状态的自动检测,不用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及时诊断设备的故障,及时地进行维修。而且,食品装备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腐蚀问题,因此解决好腐蚀问题是提高设备使用年限的关键。 作者:王翌欢单位:阿克苏地区药品检验所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发展论文 1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现状 1.1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稳步推进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特点,是促进机械工业技术升级和发展的重要依托。随着信息装备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数控加工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高科技技术成果逐渐运用到制造产业中,使得机械产品不断高技术化,因此高端装备已成为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我国高端装备的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工业强国地位的战略重点,当前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其一,基础制造装备专项已取得一些创新成果,例如大型先进水堆核电专项已开始实施、大型铸锻件和核电配套泵阀国产化取得明显进展;其二,部分高端装备出口竞争力上升;其三,新能源设备的自主创新取得新进展,大型直驱式风电设备配套所需的变频控制系统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关键技术已不在依赖他国。但同时,我国作为一个装备制造业的大国在技术水平上还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粗放式制造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1.2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效 首先,机械制造产业在资本结构调整上已初见成效,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大大提升了行业内生产发展的活力。一方面国有大型企业在市场中继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民营企业则表现出强有力的抗风险能力,其中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柳工、山河智能等一些机械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对机械工业的稳步发展功不可没。其次,在产品结构方面,新产品发展势头良好,全行业技术创新活动呈现活跃状态。随着资产结构的调整,高强度的投资带动全行业的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促使技术产品向大型化、高参数化发展。 1.3进出口贸易逆差变顺差 随着我国机械产业对外贸易规模扩大,机械产业对外贸易已扭转逆差局面,实现外贸顺差。2008年我国达到外贸顺差的历史最好水平,虽然此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家的贸易调控作用,机械工业对外贸易顺差开始减少,但仍维持较高水平。此外,机械产业的外贸结构也不断优化,工程机械、数控机床、发电设备、汽车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发展迅速。 2我国应对机械工业发展的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机械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机械工业在运行中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各行业发展不平衡、总量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转型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等问题是企业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工作难点。 2.1世界经济复苏过程缓慢,不确定因素增多 良好的宏观经济局面是促进行业发展的基础,机械行业也同样受益于稳定的宏观经济局面。然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依然缓慢,固定投产和下游行业复苏前景仍不明朗,不利于机械行业的转型升级。此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风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流动,导致货币汇率过度波动与无序调整,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 2.2西方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将经济工作的重点由虚拟经济转为实体经济,并提出机械制造业技术融合、服务思维、全球产品开发、更新生产策略的发展路线。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并不是回到传统制造业模式而是将重点放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这种战略模式对我国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机械工业结构调整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3对外贸易摩擦增多,出口市场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在出口方面部分小企业在出口中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档次的竞争模式,这一模式使得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对外贸易摩擦增多,使得我国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对象,存在反倾销风险;其次,人民币汇改启动使得对美元汇率持续上行,机械产品进口因此继续高速增长,高端装备的自主创新困难增大。 3现阶段我国机械工业发展对策 3.1自主创新能力战略 我国机械工业要从制造强国向创造强国转变必须要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起。我国传统的机械工业存在过度依赖能源与资源的问题,因此科技、体制机制管理与人员培训上的创新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当前我国申请的国际专利仅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因此企业要力争在局部领域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突破,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其次,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问题,自主品牌严重不足。因此各个企业为了实现创新驱动这一目标不仅要加大对技术的研发投入更要将创新品牌的建设纳入工作内容,加强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3.2实施“绿色为先”战略 “绿色为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机械工业要满足节能减排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钢铁制造业为例,高耗能、高污染是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钢铁制造企业要将节约钢材和减少排污作为治理工作的重点。第二,机械工业积极发展高效节能产品,力求为全社会节能减排作贡献。机械工业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的道路不仅是当前环境保护的需求,也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3.3主攻高端战略 机械工业主攻高端战略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产品高科技化。机械制造企业要紧跟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战略需求,转变当前部分产品对进口的严重依赖局面;其二,致力传统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升级。全行业要树立起精品意识,强化质量管理和产品形象设计的力度,通过产品升级促使我国机械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形象的升级;其三,力促产业结构高端化。当前小企业、分散化的生产规模已不适应行业的发展需求,因此企业要争取通过兼并重组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而提高产业集中度。 作者:邬荣单位:武昌工学院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自动化的控制新技术论文 摘要:信息时代的高新技术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迅速发展,在机械工业自动化中出现了一些运动控制新技术:全闭环交流伺服驱动技术、直线电机驱动技术、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运动控制卡等。本文主要分析和综述了这些新技术的基本原理、特点以及应用现状等。 关键词:伺服驱动技术,直线电机,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运动控制 一、引言 信息时代的高新技术流向传统产业,引起后者的深刻变革。作为传统产业之一的机械工业,在这场新技术革命冲击下,产品结构和生产系统结构都发生了质的跃变,微电子技术、微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信息、智能与机械装置和动力设备相结合,促使机械工业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机电一体化技术革命。 随着计算机技术、电子电力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各先进国家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层出不穷。机床、汽车、仪表、家用电器、轻工机械、纺织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冶金机械、化工机械以及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等许多门类产品每年都有新的进展。机电一体化技术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它在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能源、降低材料消耗、增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运动控制技术作为其关键组成部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内外各个厂家相继推出运动控制的新技术、新产品。本文主要介绍了全闭环交流伺服驱动技术(FullClosedACServo)、直线电机驱动技术(LinearMotorDriving)、可编程序计算机控制器(ProgrammableComputerController,PCC)和运动控制卡(MotionControllingBoard)等几项具有代表性的新技术。 二、全闭环交流伺服驱动技术 在一些定位精度或动态响应要求比较高的机电一体化产品中,交流伺服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更符合数字化控制模式的潮流,而且调试、使用十分简单,因而被受青睐。这种伺服系统的驱动器采用了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SignalProcessor,DSP),可以对电机轴后端部的光电编码器进行位置采样,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构成位置和速度的闭环控制系统,并充分发挥DSP的高速运算能力,自动完成整个伺服系统的增益调节,甚至可以跟踪负载变化,实时调节系统增益;有的驱动器还具有快速傅立叶变换(FFT)的功能,测算出设备的机械共振点,并通过陷波滤波方式消除机械共振。 一般情况下,这种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大多工作在半闭环的控制方式,即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既作速度环,也作位置环。这种控制方式对于传动链上的间隙及误差不能克服或补偿。为了获得更高的控制精度,应在最终的运动部分安装高精度的检测元件(如:光栅尺、光电编码器等),即实现全闭环控制。比较传统的全闭环控制方法是:伺服系统只接受速度指令,完成速度环的控制,位置环的控制由上位控制器来完成(大多数全闭环的机床数控系统就是这样)。这样大大增加了上位控制器的难度,也限制了伺服系统的推广。目前,国外已出现了一种更完善、可以实现更高精度的全闭环数字式伺服系统,使得高精度自动化设备的实现更为容易。 该系统克服了上述半闭环控制系统的缺陷,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采样装在最后一级机械运动部件上的位置反馈元件(如光栅尺、磁栅尺、旋转编码器等),作为位置环,而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此时仅作为速度环。这样伺服系统就可以消除机械传动上存在的间隙(如齿轮间隙、丝杠间隙等),补偿机械传动件的制造误差(如丝杠螺距误差等),实现真正的全闭环位置控制功能,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而且这种全闭环控制均由伺服驱动器来完成,无需增加上位控制器的负担,因而越来越多的行业在其自动化设备的改造和研制中,开始采用这种伺服系统。 三、直线电机驱动技术 直线电机在机床进给伺服系统中的应用,近几年来已在世界机床行业得到重视,并在西欧工业发达地区掀起"直线电机热"。 在机床进给系统中,采用直线电动机直接驱动与原旋转电机传动的最大区别是取消了从电机到工作台(拖板)之间的机械传动环节,把机床进给传动链的长度缩短为零,因而这种传动方式又被称为"零传动"。正是由于这种"零传动"方式,带来了原旋转电机驱动方式无法达到的性能指标和优点。 1.高速响应由于系统中直接取消了一些响应时间常数较大的机械传动件(如丝杠等),使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性能大大提高,反应异常灵敏快捷。 2.精度直线驱动系统取消了由于丝杠等机械机构产生的传动间隙和误差,减少了插补运动时因传动系统滞后带来的跟踪误差。通过直线位置检测反馈控制,即可大大提高机床的定位精度。 3.动刚度高由于"直接驱动",避免了启动、变速和换向时因中间传动环节的弹性变形、摩擦磨损和反向间隙造成的运动滞后现象,同时也提高了其传动刚度。 4.速度快、加减速过程短由于直线电动机最早主要用于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500Km/h),所以用在机床进给驱动中,要满足其超高速切削的最大进个速度(要求达60~100M/min或更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也由于上述"零传动"的高速响应性,使其加减速过程大大缩短。以实现起动时瞬间达到高速,高速运行时又能瞬间准停。可获得较高的加速度,一般可达2~10g(g=9.8m/s2),而滚珠丝杠传动的最大加速度一般只有0.1~0.5g。 5.行程长度不受限制在导轨上通过串联直线电机,就可以无限延长其行程长度。 6.运动动安静、噪音低由于取消了传动丝杠等部件的机械摩擦,且导轨又可采用滚动导轨或磁垫悬浮导轨(无机械接触),其运动时噪音将大大降低。 7.效率高由于无中间传动环节,消除了机械摩擦时的能量损耗,传动效率大大提高。 直线传动电机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在运动控制行业中倍受重视。在国外工业运动控制相对发达的国家已开始推广使用相应的产品,其中美国科尔摩根公司(Kollmorgen)的PLATINNMDDL系列直线电机和SERVOSTARCD系列数字伺服放大器构成一种典型的直线永磁伺服系统,它能提供很高的动态响应速度和加速度、极高的刚度、较高的定位精度和平滑的无差运动;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三井精机公司、台湾上银科技公司等也开始在其产品中应用直线电机。 四、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技术 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第一台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ingLogical nbsp;Controller,PLC)问世以来,PLC控制技术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随着近代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它已在软硬件技术方面远远走出了当初的"顺序控制"的雏形阶段。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PCC)就是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新一代可编程控制器。 与传统的PLC相比较,PCC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类似于大型计算机的分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和多样化的应用软件的设计。传统的PLC大多采用单任务的时钟扫描或监控程序来处理程序本身的逻辑运算指令和外部的I/O通道的状态采集与刷新。这样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PLC的"控制速度"依赖于应用程序的大小,这一结果无疑是同I/O通道中高实时性的控制要求相违背的。PCC的系统软件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采用分时多任务机制构筑其应用软件的运行平台,这样应用程序的运行周期则与程序长短无关,而是由操作系统的循环周期决定。由此,它将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同外部的控制周期区别开来,满足了实时控制的要求。当然,这种控制周期可以在CPU运算能力允许的前提下,按照用户的实际要求,任意修改。 基于这样的操作系统,PCC的应用程序由多任务模块构成,给工程项目应用软件的开发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地按照控制项目中各部分不同的功能要求,如运动控制、数据采集、报警、PID调节运算、通信控制等,分别编制出控制程序模块(任务),这些模块既独立运行,数据间又保持一定的相互关联,这些模块经过分步骤的独立编制和调试之后,可一同下载至PCC的CPU中,在多任务操作系统的调度管理下并行运行,共同实现项目的控制要求。 PCC在工业控制中强大的功能优势,体现了可编程控制器与工业控制计算机及DCS(分布式工业控制系统)技术互相融合的发展潮流,虽然这还是一项较为年轻的技术,但在其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中,它正日益显示出不可低估的发展潜力。 五、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是一种基于工业PC机、用于各种运动控制场合(包括位移、速度、加速度等)的上位控制单元。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1)为了满足新型数控系统的标准化、柔性、开放性等要求;(2)在各种工业设备(如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等)、国防装备(如跟踪定位系统等)、智能医疗装置等设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制和改造中,急需一个运动控制模块的硬件平台;(3)PC机在各种工业现场的广泛应用,也促使配备相应的控制卡以充分发挥PC机的强大功能。 运动控制卡通常采用专业运动控制芯片或高速DSP作为运动控制优秀,大多用于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一般地,运动控制卡与PC机构成主从式控制结构:PC机负责人机交互界面的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实时监控等方面的工作(例如键盘和鼠标的管理、系统状态的显示、运动轨迹规划、控制指令的发送、外部信号的监控等等);控制卡完成运动控制的所有细节(包括脉冲和方向信号的输出、自动升降速的处理、原点和限位等信号的检测等等)。运动控制卡都配有开放的函数库供用户在DOS或Windows系统平台下自行开发、构造所需的控制系统。因而这种结构开放的运动控制卡能够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业中设备自动化的各个领域。 这种运动控制模式在国外自动化设备的控制系统中比较流行,运动控制卡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专门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有美国的PMAC、PARKER等运动控制卡。在国内相应的产品也已出现,如成都步进机电有限公司的DMC300系列卡已成功地应用于数控打孔机、汽车部件性能试验台等多种自动化设备上。 六、结束语 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工业运动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诸如全闭环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直线电机驱动技术、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运动控制卡等许多先进的实用技术,为开发和制造工业自动化设备提供了高效率的手段。这也必将促使我国的机电一体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吸收能力论文 1研究回顾 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这已得到诸多学者的普遍认可。Borenszteinetal的研究表明: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Borenszteinetal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其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相结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Olfsdotter(1998)认为除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之外,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Markusen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 我国学者赖明勇、包群、阳小晓(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度决定了对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张斌盛、唐海燕(2006)选取留学回国率和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量的指标,与传统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一起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人力资本相结合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留学回国率以及外资就业率与FDI的结合,其正效应更为显著。 2我国机械工业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的制约分析 (1)我国机械工业研发经费不足,技术基础薄弱,制约了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国际上一般认为,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达2%时,企业才可能维持生存,而达到5%时才有竞争力。比较而言,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许多内资企业还未达到2%的水平,与跨国公司存在巨大差距。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优势的来源,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供应商之间建立关联而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我国企业要想提高自身技术吸收能力,还需要进行较大的投资,这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才能做到。而我国机械工业中尽管有些国有企业规模很大,但是,真正能够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还屈指可数。目前我国机械工业多数企业经营规模小,未能形成一批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未能形成一大批专业化协作配套厂。而且生产的产品品种少,技术含量低,质量不稳定。如我国国产金属切削机床中,数控机床仅占2.8%,而日本1987年已达30%,德国1990年达54%。我国一些机械产品的质量标准总体上低于发达国家,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基础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成套供应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长期依赖进口;中低档机械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积压严重。由于我国机械工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一般都较小,在所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性能、质量稳定性和多样性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导致跨国公司难以与之建立起后向联系。而且我国企业在技术及管理水平上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大,双方难以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跨国公司觉得培植当地供应商的成本太高,从而选择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而跨国公司如果与我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微弱,其中间产品来源于国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子公司的经济活动只是充当了一个组装中心的功能,那么就很难对我国经济产生技术溢出。 (2)我国机械工业人力资本水平低对FDI技术外溢吸收的制约。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组成联合调查组于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机械行业高级技工所占比例小且年龄结构老化。据对87家机械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调查统计,生产工人中,高级技师和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无等级工分别占工人总数的2.26%、13.54%、31.77%、34.34%和18.09%。87家企业中,中级工、初级工、无等级工所占比例达84.2%。这与工业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比例相差甚远。从调查情况看,高技能人才奇缺,后继无人严重。以调查的企业数据为例,高级技师仅占工人总数的0.26%,技师占2%。而且近70%的中级工、初级工(不含无等级工)只有中等以下文化程度,这种素质状况远不能适应高、新、精设备对操作工的需要。高级人才、技术人员的匮乏必然会影响到外资企业对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跨国公司子公司需要在东道国雇佣熟练劳动力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如果当地劳动力素质与跨国公司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会加大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因此,由于人力资本的限制,我国难以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进入,同时也不能有效吸收跨国公司扩散的技术。(3)政策、体制不完善也影响到FDI对我国机械工业技术外溢的大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到位。我国机械工业比较分散,开发能力建设上过多注重行业研究所研究能力的提高,每个产品都有归口研究所,产品开发主要依靠研究所,而没有重点把产品开发能力放在企业进行。同时,对于大量尚不具备建立开发中心能力的中、小企业,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力量,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起技术开发支撑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希望提高技术水平从而进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的企业既得不到科技资源,也难觅技术支持和帮助,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遭遇不到有力的竞争。这样,技术外溢既缺乏有效的利益激励,也缺乏有力的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步伐就会相应放慢。第二,通过FDI引进技术的管理体制上还不完善。未能很好地组织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等单位和产、学、研各方面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加之缺乏支持机械装备国产化的激励政策,致使许多引进项目消化吸收缓慢,国产化程度低,发挥作用有限。就已引进的技术看,从图纸资料的翻译、转移到投入批量生产,一般要用三年以上时间,大型复杂装备的消化周期还要拉长。第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人员流动是产生FDI技术外溢的重要途径。在跨国公司的高薪诱导下,大批国有企业技术人员流向外资企业,却很少看到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回流到国有企业。在人才流动方面,主要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人员流动带来技术溢出也包括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离开跨国公司后自己创业。这需要国内存在较为健全、完善的金融与资本市场,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个人创业的困难较大,特别在融资渠道方面还不够通畅,贷款担保风险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尚显不足。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外资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的严格保密,也不能更有效地发挥我国机械工业企业在技术上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据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目前工业发达国家的新产品贡献率52%,我国仅为5.9%。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秀技术的产品少,克隆产品较多。这样的结果除了自主创新能力削弱之外,还容易遭到侵权指控。即使出现了自行研制的技术,也很容易被指责为“剽窃”。中国不久前自行研制的“CM1海豚”磁悬浮列车还没有试运行,就被德国一些媒体和企业指责为“抄袭了德国磁悬浮技术”。 3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促进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机械工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结合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实际,积极支持和指导企业对各类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强对各工种岗位技能工人的培养,通过继续教育、技术比武、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多种方式,加快提高技能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还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确实落实国家有关技术入股、技术参与分配的政策,鼓励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或应用高新技术提高传统机械产品的技术水平。 其次,努力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技术创新机制。我国机械工业企业要充分利用已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加强与国内外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并整合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利用产业集群的载体,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工业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为依托,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加快对机械行业亟待解决的科技问题、重点项目的研究和重点产品的技术升级、以及产品前沿性的研究和攻关,形成三者互相合作、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研发成果共享的创新局面。这样不但会使创新能力增强,而且还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扩散,可以使机械工业生产力总体水平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提高。 再次,增加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要解决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首先应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只有实力提高了,才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同时,政府也应有辅助投资并且给予相应的鼓励政策。在有关机械工业的科技计划中,增加创新技术研发的比重以及重大技术机械装备国产化专项基金的预算。在原行业技术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可重组成立国家产业技术基金,重点用于支持共性、基础性、关键性和竞争技术的研发。另外,要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渠道。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科技信贷业务,扩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科技投入。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行业技术发展论文 (一)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和为人民生活提供耐用消费品的装备产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采用机械装备的性能和质量,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经过近50年的发展,机械工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中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基础的最大产业之一。1997年实现销售收入13651亿元,占全国工业的21%;利润257亿元,税621亿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5%;出口创汇3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20%。其发展速度高于同期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 近年来,机械工业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有所增强,1997年科技人员总数达48万人,技术开发经费支出达85亿元,占全行业销售收入的0.62%,有57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部级技术中心,有9%的企业建立了专门技术开发机构,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为国民经济提供成套技术装备和汽车的能力有较大提高;产品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尽管机械工业的综合技术水平近几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主要问题在于: 1.科技进步对机械工业增长的贡献率目前仅为34%,先进国家高达70%以上。 2.产品设计技术、制造工艺及装备、制造过程自动化技术、管理技术落后,是制约机械产品水平的主要因素。 3.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不高,达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8%,达到80年代中期国际水平的占27%,其余产品均在80年代以前的水平线上。 从总体上看,机械工业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基础薄弱,发展后劲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较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仍停留在掌握已有技术和提高国产化率上,没有上升到形成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度。 (二)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 以数控机床、电力电子应用及自动化技术、大型农业机械和施工机械、轿车关键技术、环保装备五个方面作为重点,以发展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为手段,以高新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为突破口,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目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到2001年,提供10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大市场需求潜力的产品。主要产品品种的40%达到90年代初国际水平,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90%的重点骨干企业产品标准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企业标准。 (三)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1.以数控机床为代表的基础机械 数控机床是先进制造业的基础机械,是最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目前世界数控机床年产量超过15万台,品种超过1500种。1997年我国数控机床产量已达9051台(占机床总产值20%以上),但由于国产数控机床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逐年下降,每年仍需大量进口数控机床,进口额度大幅度增加。1996年进口达13924台(价值12.46亿美元)。 目前我国数控机床技术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产品成熟度差,可靠性不高 国外数控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在10000小时以上,国内自主开发的数控系统仅3000~5000小时;整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国外达800小时以上,国内最好只有300小时。 (2)产品品种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国外数控机床品种已达到1500种,国内只有500多种,且性能水平低,高速、高效、高精度产品几乎没有。 (3)创新能力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虽达百余家,但大多数都未能形成规模生产,企业效益差,创新能力低,制造成本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4)数控机床行业的专业化零配件及部件的协作生产配套体系不健全,大多数企业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模式。 近期我国在数控机床的发展方面,要采取跟踪高级型、发展普及型、扩大经济型,以普及型为主的策略,重点发展: (1)经济适用、量大面广的产品 经济适用的普及型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数控铣床。 (2)高速、高效和专用、成套数控机床 高速、高效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高效数控锻压成套装备,其中包括,可自动换头冲压机床、复合式柔性冲压中心、四边折弯机等;大型精密模具数控成套装备,其中包括数控仿型铣床及龙门式数控铣床、智能化电加工机床等。 (3)数控机床专业化配套系统 新一代数控及伺服系统系列产品;数控机床高速主轴、电主轴电机系列产品;数控机床机械手、刀库及动力刀架系列产品;数控机床高速配套零部件及辅件系列产品;其中包括,高速滚珠丝杆、高速陶瓷轴承、高速防护装置等系列产品。 发展目标: (1)扶植重点企业开发经济适用、量大面广的数控机床并形成批量生产,使这些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明显提高,成为名牌产品; (2)发展数十种高速、高效、专用、成套数控机床系列新品种,以满足汽车、农机、航空、模具等行业的需求; (3)数控机床关键配套产品:数控系统,满足国内数控机床50%的配套需求;高速主轴及电主轴年产达千套;机械手、刀库、动力刀架及数控机床高速配套零部件、辅件系列产品满足国内50%的配套需求。 2.电力电子应用及自动化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是集微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技术,是节能节材的最佳技术之一。目前,国外电力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以IGBT为代表的第三代,并向智能电力电子时展,我国现在仍处于以晶闸管为代表的第二代。国内电力电子市场品种满足率仅35%,新产品市场基本上被国外产品占领。 现场总线智能仪表和总线式自动测试系统是集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于一体的新一代自动化仪表系统,已成为世界范围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热点,是当代工业自动化的主要标志。我国仍处于由模拟式仪表系统向数字式仪表系统过渡的模数混合式仪表系统阶段,水平落后10~15年,因此在低技术产品市场上还占有80%左右份额,但在高技术产品市场的占有率不到60%,新产品市场几乎全为国外产品占领。 因此,抓住当前时机在2~3年内以IGBT,现场总线智能仪表和自动测试系统为突破,攻克重点技术和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这一领域重点发展: (1)IGBT器件及其装置,大功率晶闸管及其装置 研制新一代双极晶体管IGBT、高品质大电流IGBT等大功率晶闸管制造技术,并开发变频调速装置、逆变开关电源、大容量整滤源等的工程应用。 (2)现场总线智能仪表 研制开发变送、执行、配套等类现场总线仪表。产品产业化技术开发、并开展示范工程的应用研究。 (3)自动测仪系统和设备 开发总线式自动测试系统的基础产品,形成适度规模,同时建立用于机电产品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典型自动测试系统,做好示范和推广应用。 3.大型农业机械和施工机械 (1)农业机械 工业发达国家农机产品在不断采用新技术的基础上,正向高效、节能、保护农业环境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已能生产14大类、3000多个品种的农机产品,但是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国外70年代水平。主要问题在于: 1)产品水平不高,品种不全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落后,可靠性差,寿命短。以拖拉机为例,MTBF值国外可以达到330小时以上,而我国仅100余小时。品种上:大型缺,小型杂,不成系列。 2)产品生产达到经济规模的少,重复生产、小规模生产,难以保证质量。 农机领域重点发展: 1)促进农业生产产业化的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拖拉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110小时提高到300小时以上; 2)联合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可靠性系数从0.5~0.7提高到0.9以上; 3)主要农产品加工机械(含烘干仓储机械)农村产业化和中西部地区脱贫致富需要的农产品深加工机械; 4)节水灌溉设备喷、滴灌设备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由大水漫灌的40%提高到80%以上。 农机产品的使用可靠性及寿命指标普遍提高一倍以上,主要产品的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2)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是国民经济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必须的关键设备。我国已初步具备16个大类,3100多个品种规格产品的生产能力,部分产品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但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差距还是很大。一是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不高,尤其是产品的质量、寿命、可靠性、安全舒适性等指标以及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产品结构性短缺,成套服务能力差,远不能满足需要,如路面施工机械基本上还要靠进口;三是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小,制约着行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施工机械重点发展: 1)推土机、液压挖掘机、轮式装载机; 2)汽车起重机、大型叉车; 3)摊铺机、压路机; 4)无开挖式管道铺设机; 5)江河湖库清淤设备。 发展目标: 大型工程机械可靠性指标达到400小时,寿命指标达到10000小时。 4.轿车关键技术 我国汽车工业长期以卡车为主要产品,改革开放以后,轿车产品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轿车产量达到52万辆。 我国汽车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复建设严重,造成无序竞争,难以集中形成实力,发挥规模效益。 (2)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大多数企业“九五”期间仍偏重于对生产环节进行改造,包括多数中外合资的零部件企业对产品开发能力建设几乎没有投入。目前,国内对轿车产品尚不具备自主开发能力,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零部件产品还必须引进技术。 近期轿车重点发展: (1)经济型轿车 以轿车车身为突破口,利用技贸结合、与国外公司合作等方式,先抓车身联合研制,并建立经济型轿车的公用设计数据库,与CAS、CAD、CAE、CAM等技术结合,形成我国汽车工业在经济型轿车方面的自主开发能力。 (2)轿车动力总成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联合开发,在国产汽油机上普及电控燃油喷射技术(EMS),并研究开发缸内直喷(GDI)技术,开发应用电控机械变速器(AMT)技术。 (3)轿车关键零部件 以机电一体化汽车电子部件为突破口,从引进技术、合资入手,在保证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生产的同时,要集中力量抓紧下一代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应用,重点是电控防抱死制动系统(ABS)、安全气囊(AirBag)、高效稳定的汽车尾气三元催化转换器,并达到与整车同步或超前发展。 (4)高附加值专用汽车和客车 重点开发各类高性能专用底盘。对专用汽车以低底盘车辆和沙漠越野车辆为主;客车以低地板城市客车为主,要求具有良好的动力性、操纵性、舒适性和低污染。 5.环保装备 环保产业是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的支柱产业。全世界环保机械的年销售额约2000亿美元,集中于美国、欧州、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我国环保机械行业基础弱、起步晚,年产值仅100多亿人民币。随着各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环保机械将成为机械工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环保机械行业主要差距在于: (1)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少 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具有当代水平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少,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不能满足现实市场需求。在目前3000多种环保机械产品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产品由于性能、可靠性、适用性、结构设计等原因,应该限制生产或限期淘汰。大型烟气脱硫、脱氮成套设备、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成套设备、大型城市垃圾处理厂成套设备目前主要依赖进口,高浓度有机废水、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 技术及设备发展缓慢。 (2)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20年 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行业或国家标准,产品规格型号、基本性能参数不统一,质量检测无依据。 (3)生产企业规模小、开发能力薄弱 规模小、装备条件差、检测手段不全的中小企业占全行业企业总数的78%。年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全行业的3.2%,并且主要集中在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等少数几种产品生产领域。 近期环保机械重点发展: (1)烟气脱硫设备 循环流化床锅炉及炉内脱硫脱硝技术(CFPBC、PFBC技术)、大型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及装备(IGCC技术)。 (2)城市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移动曝气法为主体的城市污水处理成套设备,以日处理10~25万吨污水处理厂为目标,提供污水处理成套设备、污泥利用和处置成套设备、控制和监测系统。 (3)城市固体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装备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焚烧、堆肥技术及装备,以日处理100吨、300吨处理厂为目标,提供垃圾处理成套装备。 (4)环境监测仪器 便携式多功能多参数水质监测仪、12种总量控制的污染物监测仪、大气环境污染监测仪器和系统以及水处理过程自动控制系统等。提高产品档次、水平、可靠性和精度。 主要目标: (1)大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一般工程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高浓度有机废水和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及成套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2)一般环保机械60%以上的产品达到90年代初水平,5%~10%的产品达到当代国际水平。 (3)发展新产品品种,开发新产品200种以上。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政策研究论文 一、研究开发技术 1、机械产品现代设计技术 包括建立机械工程数据库;开发动态分析和动强度设计技术;CAD应用技术和局部集成的接口技术、网络技术及建库技术;并行工程技术、动态仿真技术、快速原型设计技术、工业设计技术、反求工程设计技术。 2、机械产品可靠性技术 重点开发可靠性工程管理技术、产品和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失效分析技术、可靠性实验评定、运行监测、故障诊断等技术。 3、热加工清洁生产技术 包括熔炼自动化、利用炉废气预热和除尘等铸造清洁生产技术;高效燃气无氧化加热、温锻塑性成形等锻造清洁生产技术;切割及焊接清洁生产技术;可控气氛多用炉、连续炉和真空热处理炉等热处理清洁生产技术;电镀、涂装等表面处理清洁技术。 4、精密成形技术 重点开发以实模精密成形、刚型、准刚型精密成形、高紧实度造型(芯)等精密铸造技术;精密模锻、辊锻、热轧、热挤压多向分模锻造、热镦锻等精密热塑性成形技术;冷温挤、冷挤、冷轧、超塑性等温成形、冷精整及复合成形等机械构件精密焊接与切割技术。 5、表面功能覆层技术 包括少无污染、高效、高性能的表面功能覆层技术与装备;重大工程装备表面功能覆层制备技术;高能束表面覆层制备及应用技术;新型复合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功能材料及涂层技术。 6、数控技术 重点开发开放式体系结构的新一代数控系统;车削中心、加工中心、数控磨床、数控锻压机床、电加工机床、数控重型机床等六类主机配套的数控系统。 7、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研究开发工业过程自动化的管理控制集成技术;工业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协议的开放式自动化系统。 8、工业机器人系统技术 开发点焊、弧焊、装配、搬运、喷漆五大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传动机制、伺服驱动、传感控制及系统成套的设计和制造及工程应用技术。 9、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基础技术 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柔性自动化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及自动化单元和部分集成控制技术,开发车间级自动化系统和FMC·P-FMS、FMS三个层次典型柔性加工设备。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技术 开发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自动化单元技术和系统;以GT原理为主线的车间级、单元级自动化成套技术;管理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与制造自动化系统;单元技术间的集成技术;质量控制技术。 11、传感器技术 研究开发力敏、磁敏、热敏、光敏、气敏、湿敏等类传感器、工程传感测量系统及基础共性技术。 12、自动测试技术 开发VXI总线、GPIB总线、RS485串行总线三类自动测试系统,VXI总线结构的电机、发动机、工业泵、印刷板产品自动测试系统;GPIB总线结构的环保自动测试系统;RS485串行总线结构的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分析仪器和智能数字采集系统。 13、电力电子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高频、大中功率变频装置和电源、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技术、新型IGBT器件生产技术,以及为重点工程配套的电力电子器件、电力半导体应用装置。 14、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 以高效超精密加工车床、CNC型超精密复合加工机床、超精密平面和外圆磨床为重点,开发超精加工技术及应用工程,带动开发出一批精密、超精密的基础功能元器件,如超精密主轴轴系、超精密的伺服进给系统、超精密的测量系统和误差自动补偿系统等。 15、高能束加工技术 开发光加工应用技术、千瓦级二维激光切割技术;激光加工机配套设备及元件;多维激光加工机及机器人;激光焊接工艺;大型复杂零件激光表面处理工艺和汽车发动机缸体激光热处理生产线。 16、高性能机械工程材料生产及应用技术 开发轴承、密封件、模具等机械基础件用新材料及应用技术;电力设备、石化设备等重大装备的自动化仪表材料和专用功能材料及应用技术;汽车工业用精细陶瓷、专用功能材料、工程塑料、新型复合材料及应用技术。 17、系统管理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精密生产技术、虚拟制造技术、企业级信息管理系统技术和设计、制造、质量、销售等方面的有限集成技术;资源管理信息库;并行工程技术、信息交换和接口通讯技术。 18、重大工程成套装备制造技术 重点开发国民经济重大工程成套装备的总体设计、大型构件加工、系统优化、参数匹配、在线监控、故障诊断、综合管理及系统可靠性等关键技术。 19、环境保护工程装备相关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烟气脱硫脱硝和除尘、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成套设备和技术;电子辐射照氨法处理工艺;厌氧生物法处理模块化技术;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技术。 20、节能节材技术 研究开发风机、泵、电焊机等量大面广产品的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发电设备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超临界技术、循环流化床和加压流化床技术、抽水蓄能技术;余热余压利用技术;高效、节能和智能化的能源管理和控制技术。 二、产业化技术 1、典型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技术 造型设计效果模糊综合评价系统、小型机与工作站计算机辅助造型系统、工作站及超级微机辅助工业造型设计系统软件。已在10多个企业应用,效果显著,在机床行业有重要推广价值。 2、加工中心加工系统动态稳定性分析和计算软件 适用于机床整体静动态特性预测和结构的软件包,包括八个功能程序段及相应的接口程序。已用于6个单位,效益良好,适宜在机床行业推广。 3、树脂砂铸造成套技术 包括连续式和间歇式混砂机系列及树脂砂再生设备。对提高铸件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适用于质量要求高、批量大的铸铁件生产。 4、钢水净化技术 适合国情的钢水精炼及保证铸钢件内部纯净度的全套装备及工艺。已用于十几家企业,适用于核、火、水电及石油化工设备中的各种铸钢件生产。 5、典型精密锻造件生产线成套技术 根据企业提供的典型件和生产纲领,提供生产线交钥匙工程及单项技术、装备或软件。对节材、节约工时、节约投资、提高锻件精度有重要意义。已在4家企业使用。 6、先进模具选材、设计、制造成套技术 包括高性能模具材料及应用技术、模具的现代设计加工技术和模具的配套技术。已在4家企业使用。适用于汽车、摩托车、轻工、仪表等行业所需的各种模具制造。 7、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及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 包括热壁加氢反应器内壁、大型水轮机转轮的拼焊及耐气蚀堆焊和宽带极高速堆焊技术。在焊材及工艺方面有节约外汇的效果,已在3家企业示范,适用于加氢反应器、尿素合成塔、电钻锅炉等设备的内表面堆焊。 8、激光焊接及切割加工装备成套技术 包括激光器、激光焊接及切割成套技术。对提高焊接强度和质量有重要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适用于刀具、工具等各种材质的薄板焊接。 9、氮基气氛保护加热淬火与微机控制系统 包括CNC系列变压吸附制氮机组、TC-89系列微机控制系统、保护加热淬火工艺技术。有节约投资、提高质量的功效。适用于多种碳钢、低合金钢的热处理,轴承、齿轮等零部件淬火、渗碳生产等。 10、可控气氛真空热处理成套技术 包括密封箱式多用炉生产线和连续可控热处理生产线、真空热处理设备和工艺成套技术。经5个厂试点效益显著。用于汽车齿轮、轴承和标准件、高合金钢、不锈钢、低合金结构钢、轴承钢的渗碳及淬火等工艺处理。 11、先进刀具、工具系统 用于车床和数控镗床、铣床和加工中心。经企业试用,对提高工效、节汇创汇有重要价值。适用于机械加工企业。 12、自泳涂料涂装生产线成套技术 自泳涂料是由活性高分子乳液、活性添加剂及颜料组成的新型水性涂料,与现用的电泳涂装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稳定、节能、节材和省投资、涂层性能好等优点。可提供工艺设备设计、制造及调试交钥匙工程。用于汽车车身及家电部件的底漆涂装。 13、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及关键技术 车间物流自动化立体库的系统设计、成套设备、控制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大中型企业的物流管理,经多厂试用有节省占地和投资、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14、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成套工程技术 包括系统设计、成套设备和编程控制及监视软件,适用于机械、汽车制造业的控制系统,经多厂试用有节约投资、缩短维修时间之优点,经济效益显著。 15、普及型和经济型机床数控成套系统 包括以工业PC机为基础的总线模块化、开放型体系结构和以步进电机驱动的经济型数控系统,适用于机床配套及现役机床改造。经多家工厂试用效果明显。 16、超声波涡流在线自动探伤设备 将超声波探伤和涡流探伤技术相结合,组成成套机组,可同时检测内部和外表缺陷及几何尺寸,可用于机械零部件、管棒及锅炉制造厂检测,试用效果好。 17、企业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CAPMS 该系统吸收国外MRP-Ⅱ之精华,按职能部门、业务分工数据处理方法、等分为18个模块,集产、供、销、存、人、财、物管理为一体,各模块既可独立运行,又可集成,还可作CAD/CAM/CAPP信息集成通讯接口。适用于多品种、大小批量及单件生产或混合制造。经企业试点,对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重要价值。 18、漆雾及废气净化成套技术及设备 包括成套技术与设备(3种净化装置),适用于机械设备喷漆,经厂家试用,涂漆雾效率高,符合劳动卫生标准和环境标准。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机械工业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体和缩影。本文回顾了建国50年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四个发展阶段:50年代主要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奠定了中国机械工业与机械科技发展的基础;60年代技术引进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技术引进规模较小,进展迟缓;70年代技术引进扩大到整个西方国家,出现了两次进口成套设备的高潮,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进入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章还对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 【正文】 历史昭示人们,技术引进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是从引进和模仿先进国的科学技术“起家”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的机械工业也是在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建国50年来,机械工业的技术引进在曲折前进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一、50年代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 解放初期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脆弱,以修配为主的机械工业尚未形成独立的制造业,且技术十分落后。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的需要,国家确立了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方针。由于当时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的“冷战”政策,因此5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来源国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为优秀,以引进重工业部门所需大型成套设备为重点而展开的。据国家外贸部门统计,1950-1959年,我国共签订成套设备等合同约450个,其中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的成套设备合同分别为215项和108项,与西方国家只签了3项,另外还进口了单项设备120余项。以上引进项目共花外汇约27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占用汇总额的90%以上,所有费用主要由前苏联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提供。通过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和成套技术装备的引进,中国在短短几年内便恢复和建立了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等工业,形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总体布局,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初步基础。 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有21项,原民主德国也援建了我们2个项目,另引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技术自行设计了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前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都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性、关键性项目和空白项目。除援建项目之外,机械工业部门还通过技术合作和贸易协定方式,获得了一批主要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建设的50多个机械工业项目所需的制造图纸、工艺流程、专家咨询和项目所需设备及其它技术物资。〔1〕 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成效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苏联援建下,通过成套项目引进,中国机械工业建立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和重点企业。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整个机械工业系统的技术引进工作成为通盘规划、统筹部署、协同作战的有序行动,故而这些机械工业基地建设速度快、周期短、效益高。如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3年7月开工到1956年10月验收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厂。 二是由于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附带引进了设备设计图纸和工艺技术,并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与国内设计试制及发展新产品结合起来,从而较快地掌握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装备和重大产品的设计制造技术。在“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四千多项新产品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以苏联图纸及测绘仿制为基础,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机到成套,逐步试制发展起来的。 三是学习了前苏联从选择厂址、工厂设计、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设计、人员培训、组织生产一直到开工运转等一系列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和生产技术,并积累了对外贸易的经验,培训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能工人以及留学生和外贸人员,这些都在以后几十年的机械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积极学习和推广了许多前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改变了我国机械企业工艺落后的面貌。 通过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机械工业在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从修配仿制向自行设计制造的过渡,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的机械工业体系,技术发展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直线上升。“一五”期间,机械工业总产值增长2.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9%,创造了机械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能力大增强,“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设备的自给率高达80%以上。〔1,3〕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引进技术是提高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能力,加快机械工业建设速度的重要手段。只要合理规划,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并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就能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辟新路,走捷径,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技术来源的单一性对机械工业以后的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体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施工和投产达标上,不可避免地轻忽了本国成套设备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淡化了本国研究开发力量的培育与成长,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这些问题,在50年代后期已引起政府部门的警觉,并采取措施作了一些纠正。但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有所淡化,加之1958年的“”强调要独立自主大办机械工业,使“一五”时期掀起的技术引进热潮随之也有了大的回落。 二、60年代从日本和西欧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迫使我国将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日外交的成功,中日经济技术贸易解冻。1964年,中国机械工业首次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的气动、电动量仪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1965年以后又引进了液压元件等制造技术和设备,建立了相应的工厂。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冲破了西方国家长期孤立中国的政策樊篱,中法技术合作开始升温。从1965年起,一机部从法国购买了4种重型汽车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资料,由相应的汽车厂消化吸收。这是首次采用购买软件的方式引进技术。这一时期机械行业还从西德、英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设备和技术,从而弥补了从前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之不足。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解决经济发展中“吃、穿、用”等的薄弱环节,国内有关部门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化纤、冶金、石化等方面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计84项,用汇总额达3亿美元。〔2〕这些设备的引进提高了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为了制造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在此期间,中国还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开展技术交流、组织专家出国考察、加强情报资料搜集分析、对样机进行测绘仿制等方式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使用、设计、制造和研究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同攻关,设计制造出了包括万吨模锻水压机在内的九大冶金成套设备等一批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成套设备和新产品。“”开始后,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总之,60年代是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滞缓期,引进规模较小,经济技术效益较差。由于缺乏技术贸易的经验,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原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和研究,结果比别国多花了成倍的却引不进西方国家的关键制造技术,因此很难翻版仿制。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发展,机械工业开始走上以样机测绘、仿制与自行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广大机械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依靠自身技术力量不仅完成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建设项目,而且使整个机械科技水平有大的提升,个别技术领域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三、70年代从整个西方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处于急剧动荡之中,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成新的世界格局。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1972年起,中国先后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向奉行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而向中国长期关闭的官方经济技术合作的闸门终于被打开了,技术引进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开始扩大从美国、前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规模。70年代前半期,我国尚未改变过去进口成套设备的做法。1973年1月,国家制定了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仅1973年就进口设备77项,合同成交额12.2亿美元。进口重点放在化工、石油、冶金、煤炭、电力等部门。1976年,一机部随“四三方案”也引进了一批关键设备和技术,如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发电机厂的燃气轮机等9个成套项目,对提高中国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上述这些批准建设的项目因为受“”的干扰,有些被迫暂缓执行,有些建设周期拖长,有些进口设备长期未派上用场。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亟待进行一段时期的恢复与调整,但当时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受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全国基建战线进一步拉长,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也随着经济恢复和国门打开再度掀起高潮,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在1978年的较短时间内一下就签订了成交额达78亿美元的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项目合同(其中31亿美元合同是当年最后10天突击签订的),用汇总额超过前几个时期的总和,且全要用现汇支付。成套设备的进口和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对促进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7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技术引进高潮与5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相比,项目更多,用汇额更大,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和应当汲取的教训也比较多,表现在:一是各部门热衷于从国外大量进口成套设备,对国产机械设备重视不够,抑制了本国机械制造业向其它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能力的提高;二是注意了硬件设备的进口,忽视了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引进,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没有解决好提高国内制造水平的问题;三是没有更好地组织引进单位与研究、制造单位联合对引进技术与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造成了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零配件的被动局面;四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73-1982年我国进口成套设备和签订技术许可证合同的平均成交额分别高达3287万和107万美元,比国际间高出几倍〔4〕;五是技术引进缺乏统筹规划,出现了盲目签约和大起大落的宏观失控现象。由于短期内引进项目过多、规模过大,拉长了基本建设周期,造成了进口设备的积压与损耗,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外汇支付的极度紧张。 在进口成套设备时,机械行业曾组织技术力量对部分设备进行测绘仿制,试图由此掌握其制造技术,但收效甚微。事实提醒人们,对于复杂、重大机械设备单纯靠测绘仿制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必须引进其设计制造技术。因此,自70年代后期开始,单项技术引进开始受到更多重视。从1976年起,在中国技术引进计划中列入“单项技术引进计划”,1977年列入国家引进计划的单项技术共有24项。为了学习外国技术引进的先进经验,1978年4月,一机部派出一个综合技术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考察,发现南、罗两国的做法与中国大相径庭,他们主要以技术许可、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的方式从西方国家引进制造技术,较快地提高了本国机械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南、罗两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成功经验受到我国政府部门的重视。一机部随之作出决策,把单项技术引进作为今后技术引进的重点,并在部科技局设立了技术引进处这一专管机构。仅1979年,就签订单项技术引进合同28项。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经验,走出了一条以技术许可、合作生产、技术咨询、合资经营等方式为主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的新路子,在使中国的技术引进从以引进硬件设备为主的初级阶段逐步过渡以引进软件技术为主的高级阶段方面起了先行和示范作用。据统计,1973-1982年,机械工业部门引进的单项技术项数最多,达206项,占全国同期引进单项技术总数279项的73.8%;这一时期机械工业部门仅进口成套设备37项,占全国进口设备总数的448项的8.3%。单项技术引进的总费用虽不到设备进口总费用的5%,但对提高中国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水平却大有裨益。〔4〕 四、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多形式引进消化国外先进制造技术 (一)新时期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进程及特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技术引进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开辟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同时,陆续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政策,制定了在“六五”后三年引进3000项先进技术的规划,还向省市下放了技术引进的审批权,增设了对外经济技术贸易窗口。在此大好形势下,机械工业部也加强了对技术引进工作的领导与宏观管理,使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取得长足进展,引进项目逐渐增多,引进规模迅速扩大,引进效益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具有以下几项显著特点: 1.从进口设备为主转向以引进单项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主。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对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作出明确界定,并特别强调要严格限制成套设备进口,着重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以后又了《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以保证技术引进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根据国家这些规定,机械行业加大了以先进制造技术类软件技术为主的单项技术的引进力度,其引进的单项技术占了全国单项技术引进的“大头”,引进的“硬件”也主要是国内难以制造的样机、关键设备和测试仪器。 2.技术引进全方位化。80年代初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已经突破了地区的局限,引进国别扩大到世界各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从德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引进的项目最多)。除了继续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外,还发展了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贸易关系。 3.引进技术重点比较突出。一是结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的需要,引进重大成套设备、大型设备及其设计制造技术,如50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30万和60万KW火电成套设备、宝钢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等;二是为了提高机械工业基础制造技术水平,引进“三基”(基础机械、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制造技术;三是结合“三上一提高”和企业技术改造,引进合金钢铸造技术、负压造型铸造技术等关键工艺技术;四是为了填补我国在机械科技前沿领域中的某些缺项以及配合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些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尖端产品技术,如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结合国家经委“七五”期间国家12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点项目中“数控机床国产化”项目,从美国引进了镗铣类机床工具系统的制造技术;五是结合我国各行业发展需要,有重点地引进一些重点产品、特殊产品的设计制造或组装、测试技术。〔5,6〕 4.技术引进方式多样化。70年代末以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引进方式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其中最常见的几种引进方式是: 许可证贸易。这是技术引进的高级形态,也是当前国际技术贸易中最常见的一种基本形式。在许可证贸易中,技术转让的内容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中国机械工业引进的主要是设计制造方面的专有技术。80年代以来,机械工业引进技术的半数以上是采取许可证贸易方式引进的。这种引进方式不仅花外汇少,而且容易获得先进制造技术。 进口设备带制造技术。这是技术引进的较初级形态,对引进方技术要求一般不高,因此是技术不太发达国家采用的技术引进方式,在50年代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尚薄弱的情况下也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技术引进方式。80年代以来,中国机械工业仍有大批项目是采取这种方式引进的。这种引进方式风险小,形成新产品生产能力快,在国内尚无能力设计制造这类产品或设备的情况下可起到填补设备生产能力缺口的作用。但进口设备带进制造技术的方式投资大、用汇多,也不易学到关键技术,还会增加对外国零部件和配套技术的依赖性,也制约了本国科研与设计制造能力的提高。因此,随着我国机械工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应该尽量少采用这种方式引进技术,尤其要限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 咨询诊断。这是一种灵活实用、用汇不多的技术引进方式,其内容包括产品设计咨询、技术改进咨询、决策咨询、可行性论证、企业诊断等。如80年代初,我国柴油机行业的不少厂家曾委托英国、奥地利的几家著名发动机咨询设计公司改进柴油机的设计,收到良好效果。 合作生产。通过与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合作生产,可以较快地学到国外的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于象数控机床、宝钢大型冶金成套设备、大型发电机组之类技术要求高的大型、关键、复杂设备的研制生产,我国机械工业都成功地运用了合作生产的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带进技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合资经营步伐加快,从1981年12月机械部批准与美商合作经营湖北派克密封件厂以来,到1994年,仅机械部系统就有“三资”企业2862家,外方投资金额35亿美元。随着境外资金(包括世界银行贷款)的进入和外资企业的建立,机械工业也引进了一大批较先进的设备和制造技术以及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了机械产品的档次和技术水平。 除上述引进方式外,机械行业采取的其它引进方式还有:技贸结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图制造、补偿贸易)、合作研究、购买技术资料或软件、人才培训、引进国外智力、购买二手设备以及联合引进等。 (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其成效 在80年代前半期的技术引进热潮中,中国机械工业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六五”期间仅机械部系统就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785项。因此,“七五”及以后时期,机械工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发展创新工作。根据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条例》精神,机械部也颁发了《机械工业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等管理规章,并制定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重点项目计划。1996年,机械部又制定了《机械工业引进技术项目消化创新指南》,并要求各省、市级主管厅、局和技术引进单位也要编制技术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计划。 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特别是随着90年代对技术引进管理力度的加大,中国机械工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发展创新与国产化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效,表现在:〔6,7〕 1.掌握了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制造技术。1983年以来,机械工业部门紧密结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组织全国上千个企事业单位和上万名科技骨干,通过与国外合作生产、合作设计、合作研究等方式先后对30万和60万KW火电机组、宝钢大型冶金设备六大主机、2000万吨级露天矿开采系统等12项重大技术装备展开仿制和自行研制工作,使机械工业多年来没有完成的一些重大技术装备得以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运营,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完成40多项设备并在50多项重点建设和技改工程中投产应用,其中15项成套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并在30多项工程中推广应用,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中国机械行业从1978年至今共引进了二千多项先进技术,重点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引进了国外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通过80年代的技术引进,使我国机械工业50-60年代水平的部分老产品,约有1/5的品种一下跃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缩短了近20年的技术差距;而“八五”期间机械工业在引进基础上发展的新产品,90%以上达到了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50%以上达到80年代中末期的水平。许多先进制造工艺技术与设备也得到推广应用。 3.用引进技术生产替代进口产品,同时推动了机械产品的出口。在消化引进技术基础上,中国机械工业的一批关键设备和通用机电仪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有明显提高,已可替代进口和提供出口。到1990年底,已推荐可替代产品25批1911项。企业反馈信息显示,1989年替代产品销售额达22.8亿美元,并出口创汇10亿美元。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也提高了中国机械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出口额连年增长。1996年机械工业出口创汇299亿美元,机械产品出口额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中比重已由1991年的12.3%提高到1996年19.8%,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第二大支柱行业。 4.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如由原机械部牵头组织的共有47个单位参加的《“八五”国家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计划》10大项目之一的“新型推土机和装载机关键零部件”项目,以从美国卡特皮勒公司引进的推土机、装载机等五种主机关键零部件技术为对象进行消化吸收,项目完成后产品质量可以达到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主机及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分别超过80%和85%,年新增销售收入20亿元。 (三)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工业共引进技术二千多项,其中软件技术占全国的1/3以上,是引进项目最多,引进内容最广的行业,在促进机械工业科技进步,推动机械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装备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应引以为训的问题: 1.引进技术的结构不够合理。80年代以来,机械工业单项技术引进虽有明显增加,但引进技术结构中硬件比例仍然偏高,工艺技术引进比例偏低,这在“八五”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如1992-1995年,机械工业系统进口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带制造技术的项目数占引进技术项目总数的42-68%,引进费用占引进总额的80%以上〔6〕。进口设备和生产线虽省时省事,能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用汇高,也难以引进真正先进的制造技术,还得长期花外汇购买配套件。例如,仪表系统“六五”期间为生产引进技术产品,进口零配件所花外汇达5870万美元。 2.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失衡。由于只注重技术引进的投入,不重视消化吸收的投入,把主要精力和资金放在引进投产上,未能很好地组织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等单位和产、学、研各方面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加之缺乏支持装备国产化的激励政策,致使许多引进项目消化吸收缓慢,国产化程度低,发挥作用有限。就已引进的技术看,从图纸资料的翻译、转移到投入批量生产,一般要用三年以上时间,大型复杂装备的消化周期还要拉长。有的产品投产后性能指标达不到进口产品水平,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制造难度大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水平更低。例如,中国从7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石化成套装备,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国产化问题。按大型石化设备采购额计,1985年国产装备市场占有率仅为10%,1997年也只有20%左右。由于技术引进与国内消化吸收及自主开发结合不紧密,导致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仍停留在掌握已有技术、提高国产化率的较低层次上,没有上升到形成自主开发创新能力上来,因此也就难以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Zeno悖论”的陷阱。 3.宏观调控乏力,重复引进现象严重。由于宏观调控乏力,审批把关不严,缺乏权威性的引进规划和综合性、全局性分析论证,加之体制上条块分割以及长官意志作梗等原因,导致大型装备、高档消费品生产线和中小型机电产品的盲目进口和重复引进。在90年代境外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时候,这种“引进竞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如在重大成套设备引进方面,自70年代以来,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化肥生产装置就有120多套,花外汇48.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近10年来利用外资引进的;同期还引进了乙烯装置20套,聚乙烯装置21套等,共耗资达200多亿美元。重复引进大化肥和石化成套装置数量之多、耗资之巨、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绝无仅有。〔8〕大型设备引进是如此,单项技术的重复引进现象也比较严重。重复引进不仅花费了大量的外汇,加剧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紧张,更严重的是使国内的机械制造能力闲置,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窒息了民族工业及制造科技的发展。如果我们学习日本“一号机进口,二号机改进,三号机出口”的经验,按照一仿二改三创造的原则只进口少量生产线和样机并对制造技术加以消化吸收,那就会别有一番景象。 4.不讲究引进策略。不少单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出国、谈判、签约等具体性事务上,较少注意总结经验和进行引进前的可行性论证,更缺少具有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系统谋划。由于缺乏对外贸易经验,不熟悉国际惯例,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不研究引进策略,致使机械工业技术引进费用偏高,平均每项比日本高出3~8倍;有的专利已过期,有的技术已淘汰,有的产品环保部分严重不合格,却白白搭上大量外汇去引进,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五、历史给我们的几点启迪 回顾建国50年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曲折发展历程,认真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正确选择技术引进的内容与方式。目前,中国机械工业已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没有必要再象50、70年代那样为提高生产能力而花费大量外汇去进口大批成套设备,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增强本国的自主开发能力。在我国机械工业今后的技术引进工作中,必须学习先进国的成功经验,不断加大单项技术在技术引进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而单项技术又要以先进适用的设计制造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等“软件”技术为主。也就是说,凡是国内有一定技术装备基础,引进技术后自己就可以制造的,就决不进口设备;凡是购买关键设备或部分关键部件就可以配套生产的,决不进口成套设备或整机;凡是进口国内急需而又不能制造的硬件设备,必须同时引进其设计制造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引进效益。 在引进技术的内容上,要根据机械行业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技术水平、工作基础和配套能力,采用许可证贸易、技贸结合、合资经营、交钥匙工程、顾问咨询等灵活多样并有长期实践基础的引进方式,引进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盈利多、创汇高的先进成熟技术,特别是关键、共性制造技术和重大装备技术。鉴于当前国有机械企业尚未走出低谷、下岗人员增多这一国情,引进技术不能片面追求高、新、奇,而应注意其实用性,主要引进一些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就业矛盾的先进适用技术和国内已有技术所需的配套技术,对国内研究开发工作已经成熟或依靠自身技术力量短期能解决的、国内生产不急需的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暂时消化吸收不了的或难于推广应用的技术及产品,则应限制引进。 2.必须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及自主创新的关系。大家知道,科学无国界,技术却有国界,中国机械工业目前所引进的技术虽然是国际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进技术,但大部分是国外处于生产饱和期和即将淘汰的设备和技术,是“二手设备”和“二流技术”,真正先进、尖端或敏感的技术国外是不轻易转让的,甚至对我严密封锁,也无法靠技术贸易方式获取。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中国只重视引进技术和设备,满足于投产、达产,提高生产能力,而不重视发展创新,那就只能永远步别人的后尘。日本技术引进的成功经验,在于走引进创新之路,致力于消化引进的世界各国技术之长;并结合国情加以改进创新,从而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据对我国大型机械工业企业在“八五”期间开发成功的92种量大面广的典型新产品的技术来源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主要利用国外技术开发的产品占57%,立足于国内自主开发的只占43%,说明中国机械工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引进国外技术的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机械工业消化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因此,中国机械工业在今后的技术引进中,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和“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9〕,将学习借鉴和发展创新相结合,将引进先进技术与提高国内科研、设计、制造能力相结合,在加强机械工业技术创新体系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花大力气搞好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二次开发与创新工作。要本着“一家引进、联合创新、多方受益、国家得利”的原则,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组织科研、设计、制造、使用单位等多方面力量开展多学科、多技术、多部门的联合攻关,建立起技术引进的联合创新机制和消化吸收的技术联动体系。同时做好引进技术,特别是共性关键的推广应用工作,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推动机械产品与技术的出口,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创新——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3.必须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宏观调控。一是要将技术引进与我国机械工业发展战略和“三大战役”相结合,与机械企业技术改造及机械产品出口创汇相结合,制定出科学系统的引进规划和计划,明确技术引进的战略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重点任务,以指导全行业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工作;二是强化对技术引进宏观管理,在下放技术引进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权威性的技术引进管理机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宏观导向和重大引进项目的审批,减少和杜绝低水平重复引进和重大、成套项目的盲目引进,保证技术引进的先进性、实用性和效益性;三是进一步完善技术引进的政策法规体系,如产业技术政策、国别政策、消化吸收与创新政策、国产化政策等,以规范各方面的技术引进行为,体现对技术引进与消化创新的政策倾斜;四是运用税收、价格、信贷、财政、汇率等经济杠杆对技术引进加以调节与扶持,如对国内急需的引进项目和骨干企业技术引进项目在关税和产品税上给以优惠,对重大消化吸收项目给予贴息贷款,对市场容量已饱和的引进项目加征关税等。 4.必须搞好可行性论证。为了保证引进的项目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算、生产上可行,在引进前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要广伸触角,建立技术引进的信息收集与反馈网络及技术引进资料库。要赋予有资格的咨询公司一定的法律地位,规定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必须由其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在对引进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要从本国的技术、资源和经济条件出发,充分考虑自身的技术力量、消化吸收能力、外汇及资金来源、市场需求、生产条件、环保标准、材料和零部件配套状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等方面因素,并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与国产化前景及可能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作出科学预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货比三家”,选优、择廉引进,只有这样,技术引进才能做到选得准、花钱少、收效高。 机械工业论文:我国机械工业吸收能力论文 摘要: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外溢的重要因素,主要分析我国机械工业在人力资本、技术基础等方面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的制约情况,提出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促进我国机械工业FDI技术外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FDI;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外溢;机械工业 1研究回顾 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这已得到诸多学者的普遍认可。Borenszteinetal的研究表明: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Borenszteinetal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其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相结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Olfsdotter(1998)认为除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之外,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Markusen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 我国学者赖明勇、包群、阳小晓(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度决定了对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张斌盛、唐海燕(2006)选取留学回国率和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量的指标,与传统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一起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人力资本相结合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留学回国率以及外资就业率与FDI的结合,其正效应更为显著。 2我国机械工业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的制约分析 (1)我国机械工业研发经费不足,技术基础薄弱,制约了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国际上一般认为,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达2%时,企业才可能维持生存,而达到5%时才有竞争力。比较而言,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许多内资企业还未达到2%的水平,与跨国公司存在巨大差距。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优势的来源,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供应商之间建立关联而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我国企业要想提高自身技术吸收能力,还需要进行较大的投资,这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才能做到。而我国机械工业中尽管有些国有企业规模很大,但是,真正能够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还屈指可数。目前我国机械工业多数企业经营规模小,未能形成一批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未能形成一大批专业化协作配套厂。而且生产的产品品种少,技术含量低,质量不稳定。如我国国产金属切削机床中,数控机床仅占2.8%,而日本1987年已达30%,德国1990年达54%。我国一些机械产品的质量标准总体上低于发达国家,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基础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成套供应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长期依赖进口;中低档机械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积压严重。由于我国机械工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一般都较小,在所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性能、质量稳定性和多样性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导致跨国公司难以与之建立起后向联系。而且我国企业在技术及管理水平上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大,双方难以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跨国公司觉得培植当地供应商的成本太高,从而选择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而跨国公司如果与我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微弱,其中间产品来源于国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子公司的经济活动只是充当了一个组装中心的功能,那么就很难对我国经济产生技术溢出。 (2)我国机械工业人力资本水平低对FDI技术外溢吸收的制约。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组成联合调查组于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机械行业高级技工所占比例小且年龄结构老化。据对87家机械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调查统计,生产工人中,高级技师和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无等级工分别占工人总数的2.26%、13.54%、31.77%、34.34%和18.09%。87家企业中,中级工、初级工、无等级工所占比例达84.2%。这与工业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比例相差甚远。从调查情况看,高技能人才奇缺,后继无人严重。以调查的企业数据为例,高级技师仅占工人总数的0.26%,技师占2%。而且近70%的中级工、初级工(不含无等级工)只有中等以下文化程度,这种素质状况远不能适应高、新、精设备对操作工的需要。高级人才、技术人员的匮乏必然会影响到外资企业对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跨国公司子公司需要在东道国雇佣熟练劳动力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如果当地劳动力素质与跨国公司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会加大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因此,由于人力资本的限制,我国难以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进入,同时也不能有效吸收跨国公司扩散的技术。(3)政策、体制不完善也影响到FDI对我国机械工业技术外溢的大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到位。我国机械工业比较分散,开发能力建设上过多注重行业研究所研究能力的提高,每个产品都有归口研究所,产品开发主要依靠研究所,而没有重点把产品开发能力放在企业进行。同时,对于大量尚不具备建立开发中心能力的中、小企业,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力量,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起技术开发支撑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希望提高技术水平从而进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的企业既得不到科技资源,也难觅技术支持和帮助,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遭遇不到有力的竞争。这样,技术外溢既缺乏有效的利益激励,也缺乏有力的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步伐就会相应放慢。第二,通过FDI引进技术的管理体制上还不完善。未能很好地组织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等单位和产、学、研各方面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加之缺乏支持机械装备国产化的激励政策,致使许多引进项目消化吸收缓慢,国产化程度低,发挥作用有限。就已引进的技术看,从图纸资料的翻译、转移到投入批量生产,一般要用三年以上时间,大型复杂装备的消化周期还要拉长。第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人员流动是产生FDI技术外溢的重要途径。在跨国公司的高薪诱导下,大批国有企业技术人员流向外资企业,却很少看到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回流到国有企业。在人才流动方面,主要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人员流动带来技术溢出也包括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离开跨国公司后自己创业。这需要国内存在较为健全、完善的金融与资本市场,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个人创业的困难较大,特别在融资渠道方面还不够通畅,贷款担保风险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尚显不足。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外资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的严格保密,也不能更有效地发挥我国机械工业企业在技术上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据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目前工业发达国家的新产品贡献率52%,我国仅为5.9%。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秀技术的产品少,克隆产品较多。这样的结果除了自主创新能力削弱之外,还容易遭到侵权指控。即使出现了自行研制的技术,也很容易被指责为“剽窃”。中国不久前自行研制的“CM1海豚”磁悬浮列车还没有试运行,就被德国一些媒体和企业指责为“抄袭了德国磁悬浮技术”。 3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促进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机械工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结合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实际,积极支持和指导企业对各类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强对各工种岗位技能工人的培养,通过继续教育、技术比武、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多种方式,加快提高技能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还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确实落实国家有关技术入股、技术参与分配的政策,鼓励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或应用高新技术提高传统机械产品的技术水平。 其次,努力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技术创新机制。我国机械工业企业要充分利用已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加强与国内外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并整合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利用产业集群的载体,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工业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为依托,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加快对机械行业亟待解决的科技问题、重点项目的研究和重点产品的技术升级、以及产品前沿性的研究和攻关,形成三者互相合作、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研发成果共享的创新局面。这样不但会使创新能力增强,而且还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扩散,可以使机械工业生产力总体水平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提高。 再次,增加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要解决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首先应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只有实力提高了,才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同时,政府也应有辅助投资并且给予相应的鼓励政策。在有关机械工业的科技计划中,增加创新技术研发的比重以及重大技术机械装备国产化专项基金的预算。在原行业技术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可重组成立国家产业技术基金,重点用于支持共性、基础性、关键性和竞争技术的研发。另外,要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渠道。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科技信贷业务,扩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科技投入。 机械工业论文:机械工业绿色制造技术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绿色制造机械制造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在节约环保的发展趋势下,推行绿色制造技术给机械工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从分析绿色制造技术的特点入手,阐述了企业在实施绿色制造技术时应遵循的原则,并指出企业推广实施绿色制造技术的主要途径。 一、绿色制造技术的特点 绿色制造是一个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的现代化制造模式,其目标是使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负作用)最小,资源利用率最高,并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1.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融产品的质量、功能、寿命和环境于一体的系统设计方法。在设计之初就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考虑产品的环境属性(如: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绿色设计方法具有绿色性、集成性和并行性:它首先是在绿色(节能、环保)设计的原则指导下,在一开始就考虑产品周期全过程的所有因素,包括产品质量、成本、进度计划、用户要求等。在设计过程中使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工艺设计、包装运输设计、使用维护设计、拆卸回收设计、报废处置设计等多个设计阶段同时进行、相互协调,各阶段和整体设计方案、分析评价结果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和反馈,从而在其设计研发过程中及时改进,使产品设计达到最优化。 2.绿色材料。绿色材料是指在选材时尽量选择无污染或少污染,易回收的材料。为此,一是要多开发绿色材料,并建立绿色材料库;二是设计选材时要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协调。 3.绿色工艺。绿色工艺是指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尽量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绿色工艺与洁清生产密不可分。绿色工艺主要还应从技术入手,尽量研究和采用物料和能源消耗少、废弃物少、对环境污染小的工艺方案。如现在的精确成形、干式切削、准干式切削、生产废物再利用、快速原型制造等都是绿色工艺的新技术。 4.绿色处理。绿色处理是指上一个生命周期报废的产品通过有效的回收又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循环中。为了便于产品的绿色处理,一是设计之初就要考虑产品的材料和结构设计,如采用面向拆卸的设计方法、模块化的设计方法;二是发展绿色再制造技术,如再制造加工、过时产品的性能升级等。 二、企业实施绿色制造技术的原则 实施绿色制造技术过程中,企业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依据ISO14001的要求事项,建立、实施并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定期对体系进行评审,确保体系有效实施;(2)在企业的全部活动中自主地制定环境目标,进行环境保护;(3)控制或减少设备开发和制造阶段使用和排放对环境负效应大的物质,推进污染预防。在设备开发、制造和废弃过程中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生利用,降低损耗。加强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管理,减少污水、烟气、噪声等对环境的影响。开展节能降耗活动,合理利用能源资源。 三、我国机械工业实施绿色制造技术的主要途径 1.建立并遵守环境保护体系,重视绿色意识教育。我国机械工业应加快建立ISO14001环保体系,并且致力于同ISO9001质量体系一体化,便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兼顾评价环境影响。通过建立环保体系,使企业员工能够针对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中伴随的环境问题进行正确识别,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有效处理,使环境控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制度化、惯性化。通过建立“善待环境”的工厂,谋求与地球环境、需求者、地域社会的共生,从而实现工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对员工进行安全意识、质量意识、节约意识、效率意识、环保意识等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全体员工对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正确理解,充分认识到绿色生产的社会责任。 2.注重绿色设计,实施绿色制造工艺技术。绿色设计是绿色制造技术的优秀,设计阶段是产品生命周期的源头,从源头控制环境要素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 目前机械工业在绿色设计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1)确定绿色设计的原则是选择绿色材料和绿色零部件进行设计,选择绿色工艺和设备进行加工,用节能、节水、省料等最优化设计规定产品的实现方式,对材料进行标识,优化可装配和可拆卸性设计;(2)确定绿色的设计评价指标是节能、节水认证和再商品化率;(3)产品绿色排序是一种表示产品绿色程度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第三方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由顾客对同行业同类产品的能耗、美感、安全、健康、警示、适用的性能、可接受的性价比、企业再商品化率、自我申明等内容进行定量评分。第三方将抽查结果结合公共环境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将排序结论向社会公告。其权威性虽往往受到质疑,但可作为顾客选购产品时的参考,因此也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满意度的一种体现,成为企业进行绿色改进的信息来源。 3.创新技术工艺,发挥环保效益。绿色制造技术应从理念落实到具体生产技术工艺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环保效益。比如在磨削加工时,采用油基磨削液会产生油气、烟雾,使生产环境恶劣,而且磨削液的后期处理成本太高,要改善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干磨削或准干式切削方式来加工。这样不仅有效地减少了资源消耗,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有利于降低对环境污染,有利于操作人员的劳动保护。 四、结束语 在大力倡导环保主题的今天,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点的绿色制造技术是一种以保护环境和资源优化为目标的现代制造模式。我国从事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加强绿色制造技术的研究,重视绿色制造技术的应用,促进我国机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我国机械加工企业的国际化成长。
货币银行论文:人民银行监管体系下的货币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探讨了我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职能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联动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1.3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也决定了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 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2对运作层面的实际考察 2.1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2.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干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是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统计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大职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强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人员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从而使货币政策部门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监管要求,使银行监管部门能够更加了解货币政策意图,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奠定基础。 (4)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执行手段上的协调机制。针对当前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较弱的问题,要把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意图纳入监管的内容、通过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等,确保货币政策意图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银行内部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为我所用,并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应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银行学授课方式方法工商管理研究论文 摘要:货币银行学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对于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生了解并熟悉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理解利率与汇率、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对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的学生来讲,接受起来比较困难。本文将探讨如何对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使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其相关知识并在将来的工商企业管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目的 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从事工商企业产、供、销及人、财、物等方面经营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而要从事这些管理工作就需要学生熟悉货币金融的相关知识。试想不懂得信用工具的使用怎样对企业产供销进行管理,你甚至不懂得怎样付款,怎样收款;不懂得金融机构的运作你怎样跟金融机构交流?不懂得利率与汇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你甚至可能看不懂报章杂志的报道。而看不懂宏观经济局势将会对企业管理带来致命的打击——看一看97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房地产投资者们的惨状吧。 而这些知识我们都可以在货币银行学课程中学到。通过货币银行学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 1.能熟悉金融工具的操作方法和流程并初步学会操作一些主要的金融工具。 2.能熟悉金融机构的运作。 3.能运用金融知识分析媒体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能读懂报章杂志的主要观点及其分析。 4.能运用金融知识分析政府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可能影响,并进而分析对企业的可能影响。 以上这些目标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中是很难实现的。 二、《货币银行学》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 传统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的课堂讲授方法很很多缺陷,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以上目标很难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的缺陷。目前国内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翻译的国外学者的教材,这类教材在理论体系上通常比较完善,而且生动性,实践性都比较好。但是这些教材的例子几乎全部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很多情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学生很难理解。另一类教材是中国国内的学者编写的教材,这一类教材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货币银行理论的,书中所使用的例子跟翻译版教材没有太大的区别;另一种就是中国学者有自己的思考,然后编写的教材,这一类教材所使用的数据和资料多数都是国内的,介绍的也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但目前这些教材的主要缺点就在于(1)过于理论化,对实践不够重视。譬如,每本教材都会谈到金融工具,介绍主要的金融工具。但所有的这些介绍都仅仅局限于文字。学生学习了汇票、本票、股票等等却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学生知道了汇票有三个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却搞不清楚企业什么时候需要申请汇票,企业收到汇票后应怎样办理结算?中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而这些才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最需要掌握的。现在来看看我们的教学对象——本科学生的情况,他们都是直接从中学上来的,之前很少接触到企业和社会经济的运作,对汇票这些工具有些同学可能根本从未听说!简单的几行文字留给学生的只能是一片空白。针对学生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货币银行学》 课程教学改革初探杨波宜宾学院管理系这种知识背景状况,我们必须加强教材的直观性和教学的实践性。 (2)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传统的教材几乎全是按章节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货币理论等相关内容一一论述,使学生接受知识总是支离破碎的,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金融知识整体。而这是不利于学生对宏观经济的整体把握的。 2.授课方式的缺陷:传统的授课方式基本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这种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学生的知识背景极端缺乏,对课程内容缺乏感性认识,课堂讲授的理性知识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理性认识,因为它缺少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过程。所以在授课方式上我们必须首先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的自我学习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3.考核方式的缺陷:传统的笔试加出勤加作业的考核方式,只能使那些善于死学的同学得到好的成绩。正如前面所讲,一个能够准确回答出汇票的定义的人不一定清楚汇票对企业究竟有什么用处。前者可以体现在文字上,而后者更多地体现在实践中。所以由于货币银行学课程对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实践意义,需要在考核上体现学生的金融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我们提出如下改革框架。 三、教学模式改革框架设计 1.教材模式改革。界于案例的重要性,我们在改革方案中将强调案例的使用。一般来讲,案例教学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案例说明理论,二是用理论解释案例所提供的现象。如前所述,传统教材以理论为章节的编排方式使得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我们采用第二种案例使用的方式。我们使用一个完整的金融案例,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金融话题——97亚洲金融危机——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随着教学的进程,学生将逐渐运用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也可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们的教材采用如下编排形式:开篇引入两篇文章,在文章中将学生不能理解的部分勾画出来,并在旁提示:链接到某页某章某节——仿网页的浏览方式符合现代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在后面的章节中按照说明某个现象的要求介绍相关理论知识。并针对文章中的内容提出相关问题。最后,将两篇文章改写,考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文章的内容。 2.授课方式改革:在授课方式上,我们在讲授的基础上大量采用其他参与式、亲验式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讨论。在不容易理解的环节,主要通过学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去弄清楚问题,教师只起引导的作用。(2)实验。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某些环节的实验。(3)实践。对金融工具要求学生实际进行操作;对某些金融市场,如股市要求学生到证券公司实地感受等等。 3.考核方式改革:考核方式在闭卷考试的基础上,加大其他方面的比重。主要有:(1)要求学生对相关文章写出阅读报告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阅读报章杂志的能力。(2)学生的实践报告和实践评价。(3)课堂讨论的参与度和质量。 综上所述,工商管理本科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应该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参与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学生对其“一门枯燥的课程”的评价,并使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提高未来企业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 货币银行论文:紧缩性货币政策下银行应对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增加局面长期存在,为对冲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央行将在较长时期内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存款、信贷、资金等业务以及银行收入、资产质量的影响利弊共存,商业银行应正确应对,做好相应的准备。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对策 近期央行不断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量,实施窗口指导等,这些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是否会有影响,成为需要加以关注的问题。本文拟研究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的内在原因,探讨紧缩性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2002年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带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而且每年新增数量不断上升。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企业和居民大部分不愿意持有外汇,藏汇于民的政策变成了结汇于官,使得企业居民的大部分外汇都变成了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2001年外汇储备增加投入的货币中93%变成了外汇占款,到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98%。强制结售汇制度下,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最终成为央行的资产,而央行资产方的增加即表明流动性的增加。当前,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数量、有价证券的数量都较少,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由此带来外汇占款快速投放,超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成为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主因。 为了控制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避免银行信贷过快扩张并可能由此带来经济过热和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从2002年起,央行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回收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利用窗口指导和上调基准利率控制银行贷款过快增长。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假以时日,没有一定的时间是难以到位,人民币不断增加的升值预期将加快投资、投机资金的进入,这些因素的长期性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因此,从较长时期来看央行将实施以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商业银行宽松的资金环境和信贷扩张的货币基础仍将维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增加利息收入有利 据测算,维持每年GDP增长10%、贷款增长16%、M2增长16%的水平,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约5000亿元左右。2002年以后,外汇占款的增量已远远超过了经济金融发展所需基础货币量。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对冲外汇占款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央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2002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额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2000年和2001年基础货币比上年增加分别为2871和3360亿元,2002-2006年,则分别比上年增加5286、7703、6015、5487和13415亿元,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经营的基础货币环境仍然偏松。 在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中央银行会把社会的超额储备的流动性控制在尽可能少的数量上。各国通行的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使得商业银行尽可能保留最低超额准备金率。但是由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以及特殊的准备金收益率制度,当前银行体系存在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仅是使部分超额准备金变成法定准备金,因此不会对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产生紧缩作用。从实际运作结果来看,2002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存贷比不断下降,银行体系并不存在资金面紧张的问题。 由于未来央行上调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些紧缩性的措施将不会影响商业银行整体宽松的资金环境和信贷业务快速扩张的货币基础。此外,由于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为1.89%,高于超额准备金0.99%的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部分超额准备金转变为法定准备金,对增加银行利息收入有利。 2、央票发行对银行贷款存在挤出效应,对银行盈利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有贷款、有价证券投资和外汇占款等三部分,2006年末,这三部分资金运用分别占资金运用总量的62%、11%和27%。从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增量来看,2003年以来,随着央行票据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央票占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2003-2006年央票当年增加值占当年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量分别为4.6%、22.8%和16%,央票对贷款的挤出效应趋于明显。 由于一年期央票到期收益率在2.9%左右,远低于一年期贷款6.39%的收益率,央票对银行贷款挤出将对银行盈利产生负面影响。而定向发行央票属惩罚性手段,发行对象主要是贷款发放较多的银行,在于抑止贷款的过快增长,其收益率要低于一年期央票,对银行盈利负面影响更大。 3、窗口指导将控制贷款过快增长态势,但对盈利的负面影响有限 2006年以来央行多次实施窗口指导,都是要求商业银行控制贷款过快增长。年初以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召开窗口指导会议,提醒各家银行要对过快增长的信贷投放保持警惕,严格控制过度投资行业的贷款;银监会则明确表示所有违规违法的信贷资金都要查处。受窗口指导的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过快增长势头将会受到控制,但由于总体上银行信贷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对银行的盈利增长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4、加息有助于扩大银行利差,增加利息收入 加息将有助于提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投资需求较为旺盛的情况下,贷款需求不会因加息而受到影响,贷款平均利率上浮水平不会因为加息而缩小。2006年央行于4月和8月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合计54个百分点,2006年1季度贷款利率为5.85%,为基准利率的1.05倍,到4季度的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升高到6.58%,为基准利率的1.08倍,4季度较1季度提高了73个基点,要明显大于贷款基准利率54个基点的提高。贷款平均利率上浮水平不仅没有因加息而缩小,反而略有扩大。 加息对于存款平均利率上调影响弱于贷款。央行数次加息没有调整活期存款的利率,仅仅提高了银行定期存款的成本,在目前存款利率存在法定上限的条件下,加息对于银行存款平均成本的影响主要由银行定活期存款结构决定。尽管加息使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利率的差距有所扩大,可能使企业和居民选择期限更长的存款,进而提高银行的资金成本。但实际上,由于居民和企业选择定期存款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利息收入,而选择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增加才是驱动活期存款比重上升的主要因素。在目前股票市场火爆,企业投资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加息不会降低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银行存款仍将呈现明显活期化的趋势,加息对银行存款成本影响不大。 由于加息使商业银行平均存款利率有所提高,但要明显低于贷款平均利率的提高,将使银行利差收入得到扩大。加息对宏观经济紧缩作用有限,并不足以降低信贷的增长,因此加息后银行净利息收入增长会有所提高。 5、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将加大,但金融市场利率走高对商业银行资金业务带来积极影响 随着外汇占款和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银行体系存款规模将不断增加,定向发行央票、窗口指导、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将起到抑制银行信贷扩张作用,加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企业信贷起到分流影响。银行体系存差规模将持续提高,存贷比趋于下降,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将会增加。 2006年以来,受货币政策紧缩预期和央行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的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央行仍将执行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带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持续走高。金融市场利率走高尽管会影响现有票据和债券的市值,但由于银行债券投资的久期只有2年左右,现有债券市值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债券市场收益率的上升会提高银行未来的债券投资收益。因此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提高,对银行资金业务收入的影响正面为主。 6、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所受负面影响有限 加息主要目的是遏制过快增长的贷款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因此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形势。由于央行加息主要考虑CPI上涨的因素,扣除CPI加息后客户实际利息负担不会增加,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影响很小,加息并不会对银行贷款质量带来负面影响。相反,由于加息会增加资金边际成本,降低收益率较低的企业的贷款需求,有助于银行对借款企业进一步优选,改善商业银行新增资产的质量。 综上所述,当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利弊共存,有利之处在于:一是银行资金面宽松的环境不会改变;二是增加银行利差和资金业务收益率;三是有利于银行调整资产结构,优化资产质量。弊端在于贷款快速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对利息收入总额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央行实施的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产生严重的冲击,不会改变银行资金面持续宽松的局面,对银行经营环境的负面影响有限。商业银行不应过分担心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应抓住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央行发行央票、窗口指导、上调利率等政策会对银行贷款增长、资金运作、资产质量、净息差和利润产生一些影响,商业银行应正视这些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好以下应对准备。 1、积极调整优化存款结构,提高存款收益贡献度 在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将推动同业存款快速发展以及企业和居民存款活期化倾向。由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银行信贷增幅居高不下,CPI高位运行,未来央行加息的可能性较大,并有可能成为今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选择工具之一。在加息周期中,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占比越高,加息得到的收益将越大。对此,商业银行应认清当前金融发展形势,抓住机遇,加快低成本活期存款业务较快发展。特别是应从强化品牌形象,加快产品开发,提升服务入手,加快企业、个人活期存款业务发展;同时应加强金融机构同业的市场营销力度,积极吸收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改善自身的存款结构,提高存款对银行收益的贡献度。 2、有针对性得加快内向型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存款快速增长的整体趋势,但是银行的信贷扩张受窗口指导等政策影响将有所放慢,而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金融脱媒使优质大企业客户,进而优质中型企业客户的贷款迅速分流,因此商业银行将长期面临资金宽裕、存贷差持续扩大的局面。在银行利差保持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获取利息收入将是商业银行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商业银行可加强细分市场研究,有针对性的寻找目标客户。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主要由对外部门的对外经济交往引起,对外部门的资金充裕,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使内向型企业面临资金面紧张的问题,信贷需求将会较为迫切。为此,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市场资金供求结构的研究,重点加快资金压力较大、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盈利情况良好的内向型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业务发展,达到较好的营销效果。 3、大力提高产品创新、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促进资金业务快速发展 随着商业银行存差的不断扩大,银行的资金运用压力将增加,但是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的加大以及市场利率的逐步走高,为银行资金业务发展提供机遇。商业银行应积极提升自身的资金产品创新、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增强资金业务获利能力。重点在于培育和引进资金交易人员,大力提高交易能力,提升盈利水平。增强营销意识和营销力度,加快本外币资金产品的创新能力,拓展资金交易产品品种,以更好得把握业务发展机遇,增加业务收入。 4、大力发展新兴中间业务,拓宽收入来源 应对流动性以及市场资金面长期宽松的局面,在贷款增长受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尽快调整经营思路,着力发展理财、基金、保险等各类中间业务,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境外上市为主的投资银行业务,将之成为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重点来看,一是加强产品创新能力,不失时机的开发与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境外投资相关的理财等金融产品,大力拓展零售业务,特别是中高端零售业务市场。二是密切对公对私、总分行、境内外行的业务联动,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促进承销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三是加快专业理财师、投资银行队伍建设,通过薪酬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培养和引进相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加快理财业务发展。 货币银行论文: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论文 摘要:20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长期不足,信贷膨胀的态势相当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宽松,特别是2005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被经济学家认为发生几率极低的“流动性陷阱”已在我国金融运行中初现端倪,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2006年,银行的巨额流动性使到全国性的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间接推动了各种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主权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应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 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 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 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 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 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 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 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要提高教学质量,自然应抓好每一个环节,而高质量的完成作业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的关键,故科学的布置作业,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而《货币银行学》这样的经济学课程,不同于理工类的专业课,需要大量的计算练习方能掌握。所以,布置作业时,除了设计一些讨论题目和学生主讲课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布置一些论文题目,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为他们四年级做毕业设计打基础。我一般是一个月布置一个题目,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计入期末总评。为了交作业,学生不得不查阅课外资料,这有助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而通过写论文,也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毕业设计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就是笔者在提高《货币银行学》教学质量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师毕生的追求和探索。笔者相信,只要肯下工夫,虚心求教,定能取得良好效果。 货币银行论文:提高《货币银行学》教学质量措施论文 论文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 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要提高教学质量,自然应抓好每一个环节,而高质量的完成作业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的关键,故科学的布置作业,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而《货币银行学》这样的经济学课程,不同于理工类的专业课,需要大量的计算练习方能掌握。所以,布置作业时,除了设计一些讨论题目和学生主讲课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布置一些论文题目,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为他们四年级做毕业设计打基础。我一般是一个月布置一个题目,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计入期末总评。为了交作业,学生不得不查阅课外资料,这有助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而通过写论文,也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毕业设计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就是笔者在提高《货币银行学》教学质量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师毕生的追求和探索。笔者相信,只要肯下工夫,虚心求教,定能取得良好效果。 货币银行论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分析论文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银行学自主学习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目前,高校学生“数字化”学习态势业已呈现,但高校现有的硬件建设和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开展因素。根据数字化学习的要素构成及特点,针对学生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困难和成因,提出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构建模式。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自主学习模式;数字化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特别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发展现代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和保证。 近几年来,各大学的校园网络建设趋于完善,电教设备和多种媒体的建设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随着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和多渠道、多方面获取知识的欲望的增强,高校目前“数字化”学习态势业已呈现。但高校现有的硬件建设和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因素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开展因素。所以,研究、分析基于“数字化”学生自主学习模式,并构建学生终身学习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数字化学习的要素构成与特点 (一)数字化学习构成要素 1.数字化学习环境 数字化学习环境包括如下基本组成部分:(1)设施,如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因特网等;(2)资源,为学习者提供的经数字化处理的多样化、可全球共享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对象;(3)平台,向学习者展现的学习界面,实现网上教与学活动的软件系统;(4)通讯,实现远程协商讨论的保障;(5)工具,学习者进行知识构建、创造实践,解决问题的学习工具。 2.数字化学习资源 数字化资源包括数字视频、数字音频、多媒体软件、CD-ROM、网站、电子邮件、在线学习管理系统、计算机模拟、在线讨论、数据文件、数据库,等等。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数字化学习的关键,它可以通过教师开发、学生创作、市场购买、网络下载等方式获取。数字化学习资源具有切合实际、即时可信,可用于多层次探究,可操纵处理,富有创造性等特点。 3.数字化学习方式 数字化学习方式具有多种途径:(1)资源利用的学习,即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情境探究学习;(2)自主发现的学习,借助资源,依赖自主发现、探索性的学习;(3)协商合作的学习,利用网络通讯,形成网上社群,进行合作式、讨论式的学习;(4)实践创造的学习,使用信息工具,进行创新性、实践性的问题解决学习。 (二)数字化学习特点 1.学习内容和资源的获取具有随意性 事实上只要网络系统具有较理想的带宽,学生和教师就能够在网络和资源库上获得所需的课程内容和学习资源。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传递呈现方式的限制,通过多种设备,使用各种学习平台获得高质量课程相关信息,可以实现随意的信息传送、接收、共享、组织和储存。 2.学习内容具有实效性 通过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国际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作为教学资源,并融入课程之中,让学习者进行讨论和利用。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信息利用,将有助于学生发现知识并加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3.对学习内容探究具有多层次性 数字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共享性,把数字化资源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对相同的学科主题内容,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的难度水平进行探索。 4.学习内容具有可操纵性 数字化学习过程,既把课程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同时又利用共享的数字化资源融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这些数字化学习内容能够被评价、被修改和再生产,它允许学生和教师用多种先进的数字信息处理方式对它进行运用和再创造。 5.学习内容具有可再生性 经数字化处理的课程学习内容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采用新颖熟练的数字化加工方法,进行知识的整合、再创造,并作为学习者的学习成果。数字化学习的可再生性,不仅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且为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三、学生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困难与成因分析 1.学习需要不明确,学习动机有待进一步加强 少数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需要不明确或根本没有自主学习需要,在这种状况下,谈学习动机则缺乏基础。学习需要不明确、学习动机不强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1)少数学生本身就没有学习需要或者根本就不想学习。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家庭方面的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习上的盲动和无奈,我们从以往的一系列的座谈中就能明确体会到。(2)一部分学生本身有需要,但需要不明确,这也不能使学生产生大的学习动力。(3)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需要是存在的,但学习需要不端正,这导致了学习动机的不端正,同样也不能产生学习动力,从而不能引发自主化学习的行为。2.对现代教育和自主学习的认知和适应尚需提高 有少数学生对现代教育和自主化学习货币银行学的认知和适应程度不够。有调查显示,调查样本中有291人不太喜欢甚至不喜欢上网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占样本量的27.6%。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宣传和教育不到位。对自主化学习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和教育不够广泛、深入;(2)传统学习方式的禁锢和少数学生自主化学习素质低。师传生受、耳提面命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已经存在几千年,并且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时间内提倡和养成自主化学习习惯,不是件容易的事。 3.对资源的整合意识不强,利用效率应最大化 调查样本显示,大部分学生能够自觉利用多媒体学习资源进行学习,而且利用的种类多、学习时间长。但是,仍有小部分学生自觉利用的多媒体学习资源种类少、学习时间也少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学生素质方面的原因。少数学生对新技术应用能力整体水平低,且存在着适应能力差的缺陷,这些学生不可能自觉地花费较多时间学习多种媒体;(2)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些地区的学生还不具有自主化学习的起码条件;(3)自主化学习资源的数量和功能也影响了学生的使用。 4.学生间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不多 在参加现代教育学习的学生中间建立和重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调查样本表明,少数学生间交流、相互学习机会不多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有:(1)对交流和相互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传统思想认为学习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去与同学就学习进行交流;(2)缺乏交流学习的一些基本条件。 四、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模式构建 针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特点,根据自主性、交互性和个性化网络教学要求,在金融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课程组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以先进的校园网系统为依托,形成了Blackboard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和货币银行学课程网络教学平台(/college/jrxy/jing.asp)形成三位一体、相互补充、互相依赖的网络教学特色,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在专业教学中的优势,弥补了课堂教学的某些不足。 参与安徽省教育厅教研课题《基于数字化的我省高校学生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2007jyxm287)和安徽财经大学教研课题《数字化下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构建》(ACJYYB200609)的研究认为,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远程教育信息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要求,目前应加快校园网络以及多媒体教室的建设步伐,结合自身现有条件积极有效地开展“数字化”学习,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水平。 在今后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做到: 1.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积极引导,提高学生自主化学习货币银行学的认同感 从学生开始接触本课程的第一天起,就要有意识的向学生介绍货币银行学的课程特征、学习形式、教学过程、使用的教学媒体和教学环节等。在此基础上,抓住时机,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强化其自主化学习观念,使其逐渐养成良好的货币银行学自主化学习习惯。 2.进一步加强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的建设和整合,引导学生自觉使用 在注意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自觉使用适合货币银行学课程自主化学习的多媒体资源,使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建设发挥最大效用。 3.注意学习方法的传授,侧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时代,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来自于知识的创造力。在货币银行学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学生能力尤其是创造力的培养,而不能仅限于知识的传播,还应进一步探索出更科学、更有效的货币银行学等课程教学模式。 4.增进学生与学生、学生和老师间的对货币银行学等课程的交流和沟通 教学双方的情感交流相对枯燥的说教而言,具有无抵抗性、直接感动等特征;同时,情感是培养学生对教师、现代教育和货币银行学自主化学习方式的归属感、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增进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和沟通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学习小组并使之良好地运行,从而更好地进行协作学习,共同提高。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研究论文 摘要:探讨了我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职能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联动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1.3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也决定了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 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2对运作层面的实际考察 2.1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2.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干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是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统计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大职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强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人员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从而使货币政策部门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监管要求,使银行监管部门能够更加了解货币政策意图,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奠定基础。 (4)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执行手段上的协调机制。针对当前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较弱的问题,要把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意图纳入监管的内容、通过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等,确保货币政策意图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银行内部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为我所用,并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应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银行学自主学习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目前,高校学生“数字化”学习态势业已呈现,但高校现有的硬件建设和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开展因素。根据数字化学习的要素构成及特点,针对学生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困难和成因,提出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构建模式。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自主学习模式;数字化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特别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发展现代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和保证。 近几年来,各大学的校园网络建设趋于完善,电教设备和多种媒体的建设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随着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和多渠道、多方面获取知识的欲望的增强,高校目前“数字化”学习态势业已呈现。但高校现有的硬件建设和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因素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开展因素。所以,研究、分析基于“数字化”学生自主学习模式,并构建学生终身学习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数字化学习的要素构成与特点 (一)数字化学习构成要素 1.数字化学习环境 数字化学习环境包括如下基本组成部分:(1)设施,如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因特网等;(2)资源,为学习者提供的经数字化处理的多样化、可全球共享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对象;(3)平台,向学习者展现的学习界面,实现网上教与学活动的软件系统;(4)通讯,实现远程协商讨论的保障;(5)工具,学习者进行知识构建、创造实践,解决问题的学习工具。 2.数字化学习资源 数字化资源包括数字视频、数字音频、多媒体软件、CD-ROM、网站、电子邮件、在线学习管理系统、计算机模拟、在线讨论、数据文件、数据库,等等。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数字化学习的关键,它可以通过教师开发、学生创作、市场购买、网络下载等方式获取。数字化学习资源具有切合实际、即时可信,可用于多层次探究,可操纵处理,富有创造性等特点。 3.数字化学习方式 数字化学习方式具有多种途径:(1)资源利用的学习,即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情境探究学习;(2)自主发现的学习,借助资源,依赖自主发现、探索性的学习;(3)协商合作的学习,利用网络通讯,形成网上社群,进行合作式、讨论式的学习;(4)实践创造的学习,使用信息工具,进行创新性、实践性的问题解决学习。 (二)数字化学习特点 1.学习内容和资源的获取具有随意性 事实上只要网络系统具有较理想的带宽,学生和教师就能够在网络和资源库上获得所需的课程内容和学习资源。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传递呈现方式的限制,通过多种设备,使用各种学习平台获得高质量课程相关信息,可以实现随意的信息传送、接收、共享、组织和储存。 2.学习内容具有实效性 通过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国际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作为教学资源,并融入课程之中,让学习者进行讨论和利用。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信息利用,将有助于学生发现知识并加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3.对学习内容探究具有多层次性 数字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共享性,把数字化资源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对相同的学科主题内容,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的难度水平进行探索。 4.学习内容具有可操纵性 数字化学习过程,既把课程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同时又利用共享的数字化资源融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这些数字化学习内容能够被评价、被修改和再生产,它允许学生和教师用多种先进的数字信息处理方式对它进行运用和再创造。 5.学习内容具有可再生性 经数字化处理的课程学习内容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采用新颖熟练的数字化加工方法,进行知识的整合、再创造,并作为学习者的学习成果。数字化学习的可再生性,不仅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且为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三、学生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的困难与成因分析 1.学习需要不明确,学习动机有待进一步加强 少数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需要不明确或根本没有自主学习需要,在这种状况下,谈学习动机则缺乏基础。学习需要不明确、学习动机不强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1)少数学生本身就没有学习需要或者根本就不想学习。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家庭方面的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习上的盲动和无奈,我们从以往的一系列的座谈中就能明确体会到。(2)一部分学生本身有需要,但需要不明确,这也不能使学生产生大的学习动力。(3)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需要是存在的,但学习需要不端正,这导致了学习动机的不端正,同样也不能产生学习动力,从而不能引发自主化学习的行为。 对现代教育和自主学习的认知和适应尚需提高 有少数学生对现代教育和自主化学习货币银行学的认知和适应程度不够。有调查显示,调查样本中有291人不太喜欢甚至不喜欢上网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占样本量的27.6%。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宣传和教育不到位。对自主化学习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和教育不够广泛、深入;(2)传统学习方式的禁锢和少数学生自主化学习素质低。师传生受、耳提面命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已经存在几千年,并且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时间内提倡和养成自主化学习习惯,不是件容易的事。 3.对资源的整合意识不强,利用效率应最大化 调查样本显示,大部分学生能够自觉利用多媒体学习资源进行学习,而且利用的种类多、学习时间长。但是,仍有小部分学生自觉利用的多媒体学习资源种类少、学习时间也少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学生素质方面的原因。少数学生对新技术应用能力整体水平低,且存在着适应能力差的缺陷,这些学生不可能自觉地花费较多时间学习多种媒体;(2)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些地区的学生还不具有自主化学习的起码条件;(3)自主化学习资源的数量和功能也影响了学生的使用。 4.学生间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不多 在参加现代教育学习的学生中间建立和重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调查样本表明,少数学生间交流、相互学习机会不多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有:(1)对交流和相互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传统思想认为学习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去与同学就学习进行交流;(2)缺乏交流学习的一些基本条件。 四、自主学习货币银行学模式构建 针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特点,根据自主性、交互性和个性化网络教学要求,在金融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课程组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以先进的校园网系统为依托,形成了Blackboard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和货币银行学课程网络教学平台(/college/jrxy/jing.asp)形成三位一体、相互补充、互相依赖的网络教学特色,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在专业教学中的优势,弥补了课堂教学的某些不足。 参与安徽省教育厅教研课题《基于数字化的我省高校学生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2007jyxm287)和安徽财经大学教研课题《数字化下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构建》(ACJYYB200609)的研究认为,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远程教育信息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要求,目前应加快校园网络以及多媒体教室的建设步伐,结合自身现有条件积极有效地开展“数字化”学习,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水平。 在今后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做到: 1.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积极引导,提高学生自主化学习货币银行学的认同感 从学生开始接触本课程的第一天起,就要有意识的向学生介绍货币银行学的课程特征、学习形式、教学过程、使用的教学媒体和教学环节等。在此基础上,抓住时机,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强化其自主化学习观念,使其逐渐养成良好的货币银行学自主化学习习惯。 2.进一步加强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的建设和整合,引导学生自觉使用 在注意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自觉使用适合货币银行学课程自主化学习的多媒体资源,使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建设发挥最大效用。 3.注意学习方法的传授,侧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时代,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来自于知识的创造力。在货币银行学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学生能力尤其是创造力的培养,而不能仅限于知识的传播,还应进一步探索出更科学、更有效的货币银行学等课程教学模式。 4.增进学生与学生、学生和老师间的对货币银行学等课程的交流和沟通 教学双方的情感交流相对枯燥的说教而言,具有无抵抗性、直接感动等特征;同时,情感是培养学生对教师、现代教育和货币银行学自主化学习方式的归属感、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增进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和沟通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学习小组并使之良好地运行,从而更好地进行协作学习,共同提高。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论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在前一阶段主要强调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的讨论中,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忽视。但是,当这种分立成为现实时,如果不清晰地把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据此建立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那么,不仅银行监管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必然会遇到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主要是宏观性、系统性的风险,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与投资者相关程度高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也是银行有效地实施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为关键性的市场环境。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优秀原则》中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的稳定。 (三)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还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发育 通常,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来说,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姑且不论当前微观层面的银行行为是货币政策的最为主要的传导途径,仅仅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其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实施的市场环境还应当包括银行风险的处置程序。实际上,如果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较为稳健,同时也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对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的依赖性显然就大大降低,此时,无论银行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是否分立,并不一定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实际状况,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似乎是当前维护银行体系突发性危机的主导性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即使分立,也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从金融结构层面的考察 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也会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互动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工具的相互依赖性 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性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因而银行体系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银行监管的合作,或者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不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就很难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另外,货币政策也受到金融监管一系列法规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 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金融监管,对于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制约。因此,在实际运作中,货币政策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的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借助银行监管的力量来予以监督落实,否则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失去实施的外部动力。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监管与银监会的机构监管之间存在显著的依赖性 在实际监管中,货币监管强调的是为保证货币政策实施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进行的监管;而机构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进行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的监管。这两个监管职能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监管、或者银监会实施机构监管的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必然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监管以实施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行为,也必然会对银监会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稳定的目标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对于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的检查、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选择性货币政策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当前经济转轨阶段采用的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现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都不仅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合作,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机构监管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管法规,直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形成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直接形成影响。因此,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首先应当清晰地区分实际运作中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业务领域划分,并在进行各自的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时,主动考虑到自身的监管行为对于对方监管目标的影响。 三、从运作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的大量信息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无疑为二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仅仅以比较典型的采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立模式的德国为例,二者之间的协作一直相当紧密。1961年前联邦德国建立了联邦银行监督局,将金融监管独立于德意志银行,以防止一直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相当独立的德意志银行权力太大。但是,德国的《银行法》也始终强调,德国银监局的功能与德意志银行的功能密不可分。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央行的机构和网点才能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因此央行事实上广泛地参与银行监管。德国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央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的监管。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银监局更需征得央行的同意。显然,德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能彻底分立,在监管职能上央行仍是主角,在监管机构上有银监局独立于央行之外,这是作为对权力过大的央行的某种制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货币银行论文:电子货币对商业银行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电子货币作为货币演进的最新形态,与传统货币相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电子货币除了具有货币的一些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其自身从发行到流通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有的属性。本文在解析电子货币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并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金融 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品货币、纸张货币和电子货币。从货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变迁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流通费用,从而降低商品交易费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一体化使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使人类社会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由于金融业对信息有超乎其他产业的特殊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这个网络经济时代,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在业务处理、顾客服务、经营决策、管理拓展方面的技术环境。这些革命性的变革无疑都必须依赖于货币及支付手段相应的电子化。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末支付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正在并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银行的经营方式。由于在降低交易费用上的巨大优势,电子货币取代传统通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商业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冲击就成了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电子货币相关概念解析 20世纪以来,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作为其支付工具的电子货币也随之产生和发展。电子货币的产生被称为是继中世纪法币对铸币取代以来,货币形式发生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应用与发展不仅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进行,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体系。 (一)电子货币的定义 电子货币就是由消费者(及相对的特约商户)占有的,存储在一定电子装置中,代表一定的货币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价值”的产品。具体而言,这里所讲的电子装置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以IC卡为媒质的智能卡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货币载体。电子货币的货币价值以数字信息的方式存储在电子装置载体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储值卡、智能卡,以及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支付的货币形态。电子货币不是纸质的,也不像电子资金划拨一样涉及到银行,这种新的货币形态可以离开银行的中介作用,在交易过程中不用同存款发生密切联系。就其现阶段而言还只是一种新的支付形式,还要以现有存款为基础。 (二)电子货币的特性 1、电子货币是以计算机技术手段为依托,通常以各类电子设备(如智能卡)及计算机存储器为价值载体的货币 电子货币主要有卡类和计算机两种载体。以卡类为载体的电子货币,卡中的芯片能够根据事先存储在里面的程序和外部销售终端或其他设备(如电子钱包)的指令存储和处理信息。借助特殊的设备和终端,卡中代表金钱的信息可以被识别,并且按照指令进行转移。而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货币进行交易时,需要借助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交易前要先下载或从发行人那里获得专门的软件,通过特殊的软件和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实现电子货币数额的计算和转移。这种强大的存储和处理能力是传统的提款卡所不具备的。提款卡主要是通过输入密码同中央数据库相联系,通过中央数据库增减相应的金额,卡本身不存在代表电子货币信息的增减。 2、电子货币是一种信息货币 电子货币说到底不过是观念化的货币信息,它实际上是由一组含有用户的身份、密码、金额、使用范围等内容的数据构成的特殊信息,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数字货币。人们使用电子货币交易时,实际上交换的是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传输到开设这种业务的商家后,交易双方进行结算,要比现实银行系统的方式更省钱、更方便、更快捷。 3、电子货币价值传送的无纸化 电子货币是现实货币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职能的虚拟化,是一种没有货币实体的货币。电子货币是在电子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无形货币。一般来说,电子货币的价值通过销售终端从消费者手里传送到货物销售商家手中,商家再回赎其手里的货币。商家将其手里持有的电子货币传送给电子货币发行人从其手里回赎货币,或者传送给银行,银行在其账户上借记相应金额,银行再通过清算机构同发行人进行结算。整个过程是无纸化的。所谓无纸化是与票据、信用卡相比较而言。而且,电子货币可以在各个持有者之间直接转移货币价值,不需要第三方如银行的介入,这也是电子货币同传统的提款卡和转账卡的本质区别。电子货币在这一点上,很类似于真正货币的功能。 4、电子货币是可以进行支付的准通货 电子货币能否被称为通货,关键在于电子货币能否独立地执行通货职能。就目前而言,电子货币可以起到支付和结算的作用,但电子货币只是蕴涵着可能执行货币职能的准货币。首先,电子货币缺少货币价格标准,因而无法单独衡量和表现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无法具有价值保存手段而只有依附于现实货币价值尺度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其次,由于电子货币是以一定电子设备为载体—智能卡和计算机,其流通和使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设施条件及软件的支持。因此,尚不能真正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最后,尽管目前电子货币最基本的职能是执行支付手段,但是现有的各种电子货币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用于个人之间的直接支付,而且向特约商户支付时,商户一方还要从发行电子货币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收取实体货币后,才算完成了对款项的回收,电子货币不能完全独立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可见现阶段的电子货币是以既有通货为基础的新的货币形态或是支付方式。 二、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 伴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银行的主要功能由依赖于存、贷款数量的资金中介功能,向为顾客提供电子清算服务和信息服务功能的重心倾斜。在这一变化中,传统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信用创造等在法律上如何定位;二是如何保证电子货币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规避电子清算系统风险;三是银行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如何向信息化经营转变,与金融电子化趋势相适应。 (一)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 目前国际间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这一金融监管的对象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欧洲大陆各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电子货币的发行应该包含在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其发行主体应该属于金融监管的对象之一。1998年,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理事会提交的指令草案中规定,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与传统意义上的“信用机构”享有同样的市场准入权利和相同的竞争条件。这体现在:第一即使电子货币发行机构无意从事传统信用机构所提供的全部金融服务,它依旧有权在整个欧盟成员国范围内自由从事经营活动;第二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只接受设立地成员国一国的管理和监督,这也使其在经营条件上与传统的信用机构完全相同。在美国和英国,占主导性的观点则是,若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进行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会损害民间机构的技术开发和创造精神,把电子货币的发行限定于金融机构还为时过早,因为一些证券公司、特殊贷款公司、非银行支付供应商、信用机构也能提供电子货币服务。如果将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限定于中央银行,则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货币主权是中央银行独有的利益,它来自货币发行权,即能使市场参与者将其负债作为货币的权利,该利益反映在对生息资产通过以发行货币的方式进行无息或者低息融资的回报上。如果法定货币被私人电子货币所取代,这部分中央政府收入来源就会丧失或者减少。如果由中央银行以某种形式发行电子货币,不仅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无风险的电子支付产品,还可以换回货币主权收益的损失。但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因为政府的介入会冲淡市场活力的发挥,抑制私营领域的发展,阻碍进一步的金融创新,而且高风险的新兴商务可能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从目前来看,各国只允许银行发行电子货币,从而有利于对其监管。 (二)银行的结算职能 随着小额结算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开放式网络结算服务使用者队伍的不断扩大,结算业务作为银行固有业务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结算业务的提供者已超出银行范围。例如电信、交通、旅游等行业发行的名目繁多的、储值性质的磁卡或IC卡,实际上已成为新形式的“结算帐户”。例如储值卡的发行公司,在销售卡时,即与购买者之间产生了借贷关系,这笔资金是在储值卡使用时逐步清算的。这种资金清算,与银行存款用作结算的作用相似。而且,如果这些行业能用更低的价格,通过电话、因特网,提供更贴近顾客需求的服务,那么在结算业务领域,银行将可能被其他行业夺去更多的机会。 另外,以往企业间交易的买卖双方,其资金授受都是通过银行中介进行的,银行可以从中收入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但是,随着金融EDI的应用,促进了货款的相互抵冲及企业间的差额结算,这对企业无疑有效地削减了手续费支出。同时,随着企业EDI应用的发展,这种结算方法必将在企业集团内部普及。其结果是,双方的交易信息不必通过银行即可相互交换,货款的抵冲也不必经过银行即可进行,银行不仅丧失了手续费的收入,而且无法掌握企业的资金流向。这对银行的结算职能及资金监督职能又是一个挑战。 (三)结算网络的国际竞争 电子货币、电子结算发展的结果,将为使用者跨越国境利用由外国经营者提供的结算服务创造了更多机会。特别是由于因特网的发展而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通信网络,以电子货币进行的结算服务,已出现无国籍化的动向,国内金融机构与外国机构之间将处于直接竞争的环境。如何增强结算网络的国籍竞争力,已成为各国银行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为了保护使用者利益,1997年5月,10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会议(G10)下设的电子货币作业部的报告书中指出:关于跨越国境的电子货币及电子结算的使用,在法律、行政、司法等方面的管辖权问题是复杂的,并且某些方面可能是不明确的,即使是对国内的使用者,其保护措施和监督体制也不尽完善。因此,由外国主体发行的电子货币和提供的结算服务,目前应限定其范围。 三、电子货币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我国已由中国人民银行为牵头单位,配合国家各主要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联合建设中国金融数据通信网和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充分利用金融系统电子化基础设施,加强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以逐步确立和完善我国支付清算体制,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银行卡跨行、异地支付业务授权及清算信息自动交换。目前,我国金融卡发卡量超过10300万张,全国金融卡信息交换中心和清算中心已建立,金融卫星网拥有646个卫星站,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700多个县,全国电子联行平均每天往来5万多笔,转汇金额平均每天达800——1000亿元,大大提高了转汇效率,缩短了资金在途时间,平均每天为企业减少利息开支500万元。金融卡的发行,使得消费群体、商业领域和银行之间形成了互相支持、简易方便、安全可靠、促进发展的紧密关系,非金融卡发卡量突破1亿张,广泛地应用于交通、水电、煤气、医疗卫生、安全保卫等方面。 (一)电子货币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冲击 1、对银行生存和经营的挑战 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使得网络银行的出现成为必然。就目前而言,网络银行有两类:一种是完全依赖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网络银行,另一类是指传统银行运用公共互联网,把网上银行业务作为银行零售业务柜台的延伸,达到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目的,并节省银行的经营成本的模式,完全意义上的网络银行即第一类网络银行。根据美国BoozAllen和Hamilton公司1996年4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网络银行经营成本仅相当于经营收入的15%——20%,而传统银行的经营成本占到了收入的60%,开办一个互联网银行所需的成本只有100万美元,还可用电子邮件等技术提供一种全新的真正的双向交流方式,而建立一个传统银行分支机构需要150万——200万美元,外加每年的附加经营费用35万——50万美元。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网络银行业务成本优势显著,对传统银行的经营已构成威胁。 2、对客户市场占有率的冲击 电子货币是通过电子网络发行并可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货币,这就使一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被打破,于是世界上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资本的机构和个人(如软件公司、电信业者、中介业者等)像商业银行一样都将发行和经营电子货币作为其主要业务。这种状况给商业银行进行信用创造的基础带来了严重冲击。如果其他公司发行了代表自己品牌的电子货币,那么这些公司就可能越过银行单独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向客户提供电子货币。电信、交通、旅游等行业发行的名目繁多的、储值性质的磁卡或IC卡,实际上已成为新形式的“结算账户”。例如储值卡的发行公司在销售卡时即与购买者之间产生了借贷关系,这笔资金是在储值卡使用时逐步清算的。这种资金清算与银行存款结算的作用相似,而且如果这些行业能用更低的价格,通过电话、因特网提供更贴近顾客需求的服务,那么在结算业务领域银行将可能被其他行业夺去更多的机会。 3、对银行经营方式的冲击 传统银行的销售渠道是分行及其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是不断追加投资和多设网点,发展的基础是资金利差。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其经营方式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一方面电子货币的使用多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这就使仅有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而没有便利的计算机服务网络的银行经营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电子货币的多样性会无形中削弱银行信贷的规模,也将使得银行赖以发展的基础发生动摇。因此一些金融界有识之士指出,商业银行如果近几年内拿不出可行的电子货币,那么其他电子货币发行单位将抢占更大的市场。这无疑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对电子货币的策略 电子货币产品的开发对银行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目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的加快,各家商业银行的竞争生存意识迅速加强,利用金融业务及工具创新来扩大市场份额的工作力度日益加大,各家商业银行都已意识到了电子货币市场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哪家银行在该领域领先一步,其就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1、加快金卡工程建设速度,开发以金卡为优秀的表外业务品种 1993年国务院听取电子部关于实施电子货币工程(金卡工程)的总体方案,并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国金卡工程的开始。我国金卡工程的应用目标是先从银行卡(信用卡、智能卡)起步,建立现代化的实用电子货币系统,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和完善银行卡授权、结算、发卡、流通、服务体系,最终减少现金流通量,以电子货币(信用卡、智能卡)替代现金流通,与国际金融支付体系接轨。实施“金卡工程”发卡银行之间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通存通兑,可以实现银行电子化、网络化。 “金卡工程”最初的重点在于推广信用卡和其他银行卡的应用。这是由于我国网络环境相对欧美而言比较差,且我国的支付工具也相对比较落后,现金交易占了交易总金额的很大部分,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确定先发展银行卡为支付工具,再在此基础上发展智能卡。智能卡是银行卡发展的比较高级的形式尤其是智能IC卡。目前在我国12个金卡工程试点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系统全面投入运行。1999年初,各商业银行卡发卡量达1亿多张,银行IC卡300多万张。我国IC卡产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IC卡在我国的生产、应用发展更是迅猛。目前已在金融、商贸、交通、电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旅游人口管理以及公共事业收费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初步成效。2002年我国IC卡发卡金融机构达55家,发卡量达3.8亿张。可以受理银行卡的饭店、商店、宾馆等特约商户约13万家,各金融机构装备的自动柜员机总计5万台,销售点终端机34万台,全国受理银行卡的电子化业务网点13万个,截止2002年交易总额为84532亿元。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的水平。我国金融电子化系统建设己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实施了电子货币(银行卡)工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种类较多,使用范围局限性较大,使用成本较高,尚不方便快捷。因此我国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应加快信用卡合作开发步伐,将现在的四大信用卡合为一卡,增强信用卡的服务功能。一方面方便客户使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商业银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同时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提供合作的条件。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可率先统一表外业务创新的标准,开发以信用卡业务为优秀的各种新型服务工具,随着金卡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电子货币的使用,同时加速电子货币创新步伐,用以抗击网络银行对其业务的可能冲击。 2、积极开发新工具,进行业务创新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扩展原来的银行业务如在柜台之外办理存款取款,开设个人理财账户如消费账户、投资账户、外汇交易账户等,以办理及个人消费信贷、教育投资信贷、投资组合工具等业务,积极与各大型商场、超市等电子货币使用频繁的单位联系,在以上单位设立POS机等,将银行、单位、政府、个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优秀的庞大的服务网络,以降低风险,增加收益,抵御电子货币带来的商业银行收益减少的危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进行网上银行业务的创新。随着以IP网络技术为主导的信息革命的深化,传统银行以存款、贷款和转帐结算为主的资金信用中介将逐渐弱化,因为新的在线电子支付的手段不断更新将不断削弱银行在结算方面降低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过程交易费用的比较优势,从而网上业务的重点将日益向为公司和个人提供理财咨询和金融增值服务方面转移,Internet网、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使传统银行在分支机构和结算体系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借助Internet网,总分行制商业银行能够在网上实时、快捷地提供个性化、互动性极强的金融服务,结算支付将逐渐成为廉价的、甚至在将来是免费的无偿金融服务,因为这是网上银行争夺客户和网上金融市场份额所内生的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网上银行将日益向网上证券交易、网上保险、网上拍卖和其他网上投资业务方面发展,网上银行在这些领域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信息增值服务,随着网上银行电子货币资金的相对充裕,网上投资理财技能将成为稀缺的信息资本,银行业与证券业将日益走向融合,关于投资咨询和理财的信息资本的运营效益将日益成为决定网上银行成败的关键。 3、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主要营销方式 电子货币的应运而生使商业银行之间和其他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对电子货币的流通总规模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商业银行的职能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商业银行之间将为争夺网上电子货币支付、结算上的市场份额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为此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地提高在线电子货币支付和结算的服务质量,甚至会导致这几项业务走向完全的免费,商业银行和其他在线金融服务企业争夺网上金融信息流的控制权更加激烈。网上商业银行争夺网上金融信息流的控制权在本质上就是争夺网上客户群,就是争夺网上金融市场份额。网上银行收回经营成本所依赖的经营收入和资本收人,将主要依赖网上广告收人、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收人和驰名品牌、商业银行的驰名网站门户的数字化品牌在股票市场增值。商业银行要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进行金融创新,提供与其需要相适应的电子货币类的金融服务。同时采用一定的激励手段,如为强化消费者信心,商业银行可以考虑对在使用电子货币中遭受损失的客户给予一定的赔偿。商业银行要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导向的营销模式,使客户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享受银行提供的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务,争取占有更多的顾客群。 4、建立完善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 安全性一直是电子货币使用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总体形势来看,为保证Internet下信用卡支付的安全性,VISA、Mastercard、Microsoft、Netscape和GTE等专门签订了Internet信用卡支付的安全电子交易协议,以期建立更加安全的Internet信用卡支付系统。目前正在运行的无条件匿名电子支付系统和可记录的匿名电子现金支付系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电子货币支付的安全性。但是由于网络安全技术的局限,目前人们对银行电子货币安全性的担忧并未减轻,任何经营电子银行业务和电子货币业务的机构都希望他们的帐户管理和风险管理系统能受到严格的控制,能够防止虚假电子货币在系统上进行交易。但事实上,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条信息途径的使用,系统的安全性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计算机黑客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网络进入电子银行系统。安全性风险的防范越来越重要。对于电子货币业务,如果安全系统被破坏,则可能导致欺骗业务发生。而对于其他形式的电子银行业务,未经授权的闯入既可为银行带来直接损失,也可以产生其他问题。例如电脑黑客通过网络闯入电子银行业务系统,寻找使用客户的机密材料,使客户利益受损。而缺乏对系统的严密控制,外部的第三者闯入系统设置病毒,会给银行带来更大的损失。电子银行及电子货币既可能遭受外来者入侵,更容易受到内部职员的破坏。某些心术不正的职员可通过在暗中获得的数据进入客户的帐户窃取资金,而另外一些职员不经意的错误也可能对银行计算机系统的运行产生危害。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继续努力,建立真正完善和安全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促进电子货币业务的发展。 结论 虽然我国金融电子化起步较晚,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距离,但近年各家银行相继推出了各种与电子货币有关的服务,主要集中在零售业务领域。例如,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银行POS系统,以及使用IC卡代替现金用于小额支付的预付式系统等。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网络用户的不断扩大,社会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业务的需求必将迅速增长。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面对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国际化、传统银行业务衰退等国际性发展趋势,重新认识银行固有的结算、信用创造、资金中介等职能,重新检讨银行业务的发展方向,制定新的经营战略,是经营管理层当前的重要任务。其中,对目前正在开展的电子交易业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与Internet结合,应积极研究并及时展开工作。首先抓紧时机上网,以防再度发生被抢注“域名”事件。网络银行业务可从信息、提供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开始,直至全方位的交易服务,分阶段逐步展开。否则,将会丧失发展机遇,其损失无可估量。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影响论文 摘要:近期,央行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连续多次调整,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和盈利能力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货币银行论文: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关系论文 摘要:探讨了我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职能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联动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1.3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也决定了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 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2对运作层面的实际考察 2.1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2.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干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是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统计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大职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强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人员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从而使货币政策部门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监管要求,使银行监管部门能够更加了解货币政策意图,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奠定基础。 (4)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执行手段上的协调机制。针对当前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较弱的问题,要把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意图纳入监管的内容、通过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等,确保货币政策意图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银行内部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为我所用,并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应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互动论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在前一阶段主要强调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的讨论中,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忽视。但是,当这种分立成为现实时,如果不清晰地把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据此建立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那么,不仅银行监管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必然会遇到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主要是宏观性、系统性的风险,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与投资者相关程度高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也是银行有效地实施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为关键性的市场环境。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优秀原则》中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的稳定。 (三)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还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发育 通常,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来说,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姑且不论当前微观层面的银行行为是货币政策的最为主要的传导途径,仅仅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其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实施的市场环境还应当包括银行风险的处置程序。实际上,如果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较为稳健,同时也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对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的依赖性显然就大大降低,此时,无论银行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是否分立,并不一定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实际状况,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似乎是当前维护银行体系突发性危机的主导性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即使分立,也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从金融结构层面的考察 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也会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互动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工具的相互依赖性 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性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因而银行体系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银行监管的合作,或者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不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就很难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另外,货币政策也受到金融监管一系列法规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金融监管,对于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制约。因此,在实际运作中,货币政策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的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借助银行监管的力量来予以监督落实,否则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失去实施的外部动力。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监管与银监会的机构监管之间存在显著的依赖性 在实际监管中,货币监管强调的是为保证货币政策实施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进行的监管;而机构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进行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的监管。这两个监管职能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监管、或者银监会实施机构监管的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必然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监管以实施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行为,也必然会对银监会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稳定的目标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对于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的检查、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选择性货币政策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当前经济转轨阶段采用的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现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都不仅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合作,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机构监管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管法规,直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形成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直接形成影响。因此,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首先应当清晰地区分实际运作中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业务领域划分,并在进行各自的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时,主动考虑到自身的监管行为对于对方监管目标的影响。 三、从运作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的大量信息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无疑为二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仅仅以比较典型的采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立模式的德国为例,二者之间的协作一直相当紧密。1961年前联邦德国建立了联邦银行监督局,将金融监管独立于德意志银行,以防止一直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相当独立的德意志银行权力太大。但是,德国的《银行法》也始终强调,德国银监局的功能与德意志银行的功能密不可分。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央行的机构和网点才能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因此央行事实上广泛地参与银行监管。德国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央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的监管。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银监局更需征得央行的同意。显然,德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能彻底分立,在监管职能上央行仍是主角,在监管机构上有银监局独立于央行之外,这是作为对权力过大的央行的某种制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主权。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主权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者:刘冰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优秀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优秀,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优秀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优秀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优秀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优秀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优秀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优秀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优秀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养老保险论文:城乡居民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论文 一、建立个人账户养老金增长机制的需求 1、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缴费积极性。 新农保自2009年实施。五年来,个人账户养老金从没调增过,根本没有保值的作用。有人说政府调增了基础养老金,笔者认为这是两回事。基础养老金账户的功能在于保障生存底线公平,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作用是在基础养老金基础上提高养老水平。要提高养老水平,必定要在个人账户上做文章,而个人账户养老金没有增长机制,就难以调动老百姓的缴费积极性。现在绝大部分人不拒绝缴费,但只选择最低档次,只是为了取得日后领取政府基础养老金的资格。 2、有利于实现社保部分待遇的增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增长,撇开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不谈,单和企业退休人员比,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了“十连增”,每年人均10%的增长,其净增额少的也有100元/人左右。我国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分工和险种的不同,有差距本无可厚非,但差距太大,与基本的财政公平原则相距太远,显失公平。 3、有利于淡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群的经济条件要比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要好,如果循轨现行制度一直这样下去,容易形成“马太效应”,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势必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建立完善个人账户管理增长机制的对策 1.加大财政投入。 各级政府在城乡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上也一直在探索、完善,现在采取的是以政府补贴的惠民政策替代建立增长机制,笔者认为应给予个人账户养老金调增机制。政府相关部门测算一个调增比例,以所缴保费为基数,缴得多的调资额度自然就高。这样既能提高保障水平,又能激发城乡居民缴纳保费的积极性。但这就需要政府拿钱出来再补贴,从目前保障水平来看,政府增加投入是趋势,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补贴的问题。 2.改既补“进口”又补“出口”为只补“出口”。 “进口”是指根据所缴保险费的多少政府给予不同的补贴;“出口”是指基础养老金。退而求其次,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涉及的面广人多,所需资金非常可观,如果调增个人账户养老金难以实施的话,建议改变补贴方式。因为老百姓看问题都比较直观,每年“进口”补贴几十元钱政策效果体现不明显,建议将“进口”补贴的钱改用在“出口”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调增上,以解决因领取待遇不变而缴费热情不高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养老水平,保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作者:陈晔楠 单位:江苏省如东县曹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养老保险论文:电子政务养老保险论文 一、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现状 电子政务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把政务实现电子化。具体来说,“电子政务”是指公共管理部门应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等一项项具体业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空间与部门分隔的限制,全方卫的、有效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的管理和服务。由于我国对于电子政务的接触较晚,因此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应用的较少,有些偏远地方甚至没有应用。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主要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人事人员能够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处理一些新增在职参保人员,养老关系接续、停保,养老保险关系从外社保机构转入,从本社保机构转出的养老保险关系以及新增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等业务。 二、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存在的问题 1.对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地位认识不足,其管理体系在地域间也存在在差异。 虽然国家的一些文件中提出了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信息化的步伐,但是没有明确“电子商务”的概念,更没有提出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因此,政府或机关对于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缺乏系统化及其在信息化建设中的地位认识,对于如何实施及扩大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中的应用的认识差异很大,群众们更是不知道电子业务是什么东西。而且在一些地区电子政务虽然应用在了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但是其组织机构不健全,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信息处理体系缺乏统一规划、缺乏统一标准。 2.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存在重硬件建设、轻人员素质教育的问题 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电子政务工程的建设中,机关往往重点加大对硬件资源的投入,而对人事人员的素质知识教育的投入比例普遍偏低。由于我国对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较晚,我国的人事人员的整体素质较差:一是对计算机的操作技能普遍较差,还有就是对于一些年龄较大的人事人员几乎不会使用计算机;二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三是对于电子政务方面的培训很少,无法满足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应用的需要。某些机关片面响应国家号召,加大硬件投入,追求高性能配置,形成的资源能力远远超过实际应用的需求。而这些工作人员的知识得不到充实和及时的更新,虽然国家电子政务应用得到了发展,但是在这些地方还显得相对落后。这就会形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人事人员的素质知识有限,即使有再高的配置到了他们手中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性能。 3.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存在“作秀”问题,并且业务死板不切实际 首先,目前国家重点对电子政务的建设,对其明确细化,加强对国家各个部门的电子化。一些地区片面相应国家政策,应付领导检查,虽然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投入了电子政务,但是其只是在做秀,表面看来他们是通过电子政务处理机关养老保险业务,但其实他们仍旧走以前的老路,这些硬件设施只是个摆设。其次,一些地区的机关在引进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电子政务时,一切生搬硬套,看到别的地区在养老保险业务中的电子政务实行的特别好,就一切拿过来就用,也不去考察一下实行的条件,本来挺简单的流程,到了自己这个地区就变得流程复杂,办起事来不是托后腿就是办的不合适,这样就会使本来目的是简单化、明了化的电子政务养老保险业务变得死板、不和人意。 三、如何提高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 1.加强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应用的地位认识,并对于电子政务体制进行统一化、规范化。 首先,我国的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这就要求我们国家要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关注的服务需求也不相同,这就需要各地政务根据地区特点和发展现状做好电子政务的宣传和建设。加大对电子政务运行模式的宣传力度,让每个参保人员都切身感受到信息网络的便利,积极营销网络服务,不断向参保人员展示高新技术在养老保险业务中的应用。还应该通过丰富服务手段,将电话、手机、电视等多终端接入,为不能上网的人员提供了解信息、参与业务办理的途径。鼓励公众选用新的办理方式,使其切身感受到通过电子政务办理养老保险业务确实比传统程序要更方便、更快捷[3]。其次,对于电子政务体制在地区之间的差异,需要国家机关制定相应的体制,对各个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应用电子政务的部门进行调制,加强其通用性。另外,需要人事人员适时的对电子政务的一些体制进行更新,满足多个地区的需要,这样就保证了电子政务体制的同用性。 2.对于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中的应用,不仅要加强硬件建设还要加强人事人员的素质知识建设。 要发展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对于一些硬件建设是前提是基础,政府要加大对地区计算机以及网络的投入。而对于人事人员不仅要具备政策业务水平,同时更要具备计算机的操作以及网络应用的技能。因此,要加强人事人员的素质教育,多进行一些培训,并对人事人员进行一些适时的考核。人事人员的知识也要得到适时的更新,对于一些陈旧迂腐的能舍就舍,毕竟时代正在变话,信息正在发展,时刻保证最新的信息和知识。这样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3.从实际出发引进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 首先,电子政务是要基于“客户导向”的理念,彰显“以民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工作人员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为公民提供优质、高效、透明、快捷的信息和服务,并不是为了向领导“作秀”,因此要不仅加强硬件建设还要更好的加以利用,达到为人民服务,实现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其次,电子政务在机关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的应用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况实行有特色的引用,不要生搬硬套,在引进的同时对当地的情况进行考察探究,制定一定的可行方案,拓展对电子政务的视觉空间,以更富战略的眼光来把握电子政务建设,立足于技术运用与管理变革结合的高度,树立新的观念、建立新的法规、开创新的局面,这样才能形成地区有特色的电子政务,以至于更方便、更快捷的处理机关养老保险业务。 养老保险论文: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论文 1双轨制弊端 1.1违背公平与效率原则 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金的不同轨,直接导致了两者之间待遇的云泥之别。企业退休的职工,其所能领取的退休金由在职时个人和单位的缴费额确定,一般为退休时工资的三分之一左右。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甚至达90%,且其在职期间无需缴纳保险费。双轨制在统筹方法、支付渠道和标准方面的差异违背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反映了同一劳动下收入再分配的差异,不利于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长远发展。 1.2将养老保险对象划分为不同群体,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 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将退休金划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同,退休金待遇悬殊。数据显示,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每个月平均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左右,机关是2.1倍左右。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导致两者之间待遇平衡衔接难以实现,若一个职工从企业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那么他之前在企业工作期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当于白交;若从机关事业单位进入企业工作,他之前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费,退休金领取成问题。如此,给岗位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很大障碍,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3违背社会保险互助共济原则 互助共济原则在社会保险基金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例如所有投保人都按同一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高收入者多缴费,低收入者少缴费,构成了统一的养老保险基金,大家共同享有养老保险金带来的福利,体现了互助共济原则。双轨制体制下,企业及其职工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领取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却领取比企业职工更多的养老金。这不利于互助共济原则的践行和养老金缺口问题的解决。 2并轨困难和阻碍 2.1我国养老保险立法工作不完善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双轨制模式受到了挑战,养老保险相关立法不完善问题也凸显出来。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制定、实施和调整,养老金并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难以得到很好解决。 2.2并轨前后机关企事业单位待遇平衡衔接问题 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引发了社会矛盾,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从我国国情出发,解决“双轨制”问题为重中之重。现今存在的不同的养老金制度,由于各自的缴费标准、配套基金、领取标准不统一,实现并轨困难重重。并轨后如何将职工过渡到新的养老金制度体制下,如何实现前后退休金待遇平衡衔接,是一大难题。 2.3机关事业单位并轨后利益受损,主观抵制改革 在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支付,退休金水平接近在职工资,福利待遇相当之高。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向企业靠拢,福利待遇将不如从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难免产生抵触情绪。有关部分执行并轨改革相关法律政策、方案制定实施和政策调整等相关工作时,若人员主观抵制,则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 3借鉴国际经验 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下,公务员有专门的退休金制度。人口老龄化加剧,财政压力加大。现行制度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养老金并轨乃大势所趋,至于如何并轨,效仿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对我国养老制度的改革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可借鉴国际经验,把养老金分成“基础养老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基础养老金由国家按同一标准统一筹集、统一支付;职业年金则由个人缴费,与职业挂钩。例如日本,在基本养老金方面统一,在职业年金方面独立。20世纪50年代,日本养老保险体系由公共部门的共济养老保险和私营部门的厚生养老保险组成,20世纪60年代建立覆盖弱势群体的国民养老保险,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轨制。20世纪70年代多轨制的弊端显露出来,国民抱怨养老金制度不公平,财政陷入困窘局面,80年代日本政府实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原来覆盖弱势群体的国民养老保险逐渐演变为国民普遍年金,海运、铁路、电信三大行业归入厚生养老保险,形成了国民年金、收入关联金、职业年金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部分独立、部分统一的制度不仅体现了公平性,还能体现职业差异性。 4并轨思路及建议 4.1注重顶层设计 现行养老金制度风险大,不可持续,亟待做好养老金制度改革顶层设计,调整法规政策,优化制度安排,实现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要兼顾全局性、系统性和战略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顶层设计的方向是“三个联动”。践行好“三个联动”即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养老制度一起改革,避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产生差距心理,互相攀比;事业单位三大类别统一行动,切忌事业单位内部分为三六九等,削弱养老金制度改革效力;兼顾事业单位改革和职业年金的建设,实现机关企事业单位并轨。为保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减小改革阻力,增设职业年金很有必要。 4.2实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 为了保证养老金制度改革前后待遇平衡衔接问题,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养老金计发对象可分为“老人”“中人”和“新人”,老人是制度改革之前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中人是改革之前参加工作,并轨后退休的人;新人是制度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新旧制度衔接过渡之时,对老人可按旧制度计发养老金;对新人则按新制度计发,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中人除按新制度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外,还应补助一定的过渡性养老金。 4.3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并行设计 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主办,国家强制执行,由财政统一支付;职业年金由财政拨款和个人缴费两部分组成。基本养老金以社会平均工资和个人指数化工资为基数,工作一年按1%的比例计发,随着生活费用指数、物价指数等动态指数做相应调整。职业年金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个人账户,个人按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国家财政予以一定补贴,也计入个人账户。基本养老金体现社会公平和制度平等,对所有劳动者一视同仁。而职业年金以个人缴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职业年金的多少由个人缴费多少和时间决定。两种制度并行作用,使得养老金平等统一的同时又能体现职业差别性。为保证退休金的稳定,还可采取待遇预定的方法,使退休金有保障,避免个人承担风险。 4.4养老保险缴费采取累进费率的办法 累进税率将征税对象的收入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收入等级实行差别税率。征税对象收入越高,等级越高,税率越高。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可借鉴此种纳税方式,采取累进费率的办法。发展论坛的调查报告称,89.17%的网友认为,养老金并轨的难点在于公务员利益的减少。缴纳养老保险费,根据个人收入状况,制定不同的工资缴费等级,工资高者多缴费,工资少者少缴费。这样的差别费率可以调节分配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小低收入者的负担,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原则。公务员纳入社会保险后,不缴费便能享受高额的养老保险金的福利不再,改革必然会受到利益当局者的阻碍,尤其占大多数的基层公务员工资不高,失去福利更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采取累进费率,低收入者少缴费,同时设置改革的过渡养老金,使公务员养老金保持稳定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改革阻力。 5结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老有所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并不能使退休老人们享有公平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养老金制度改革,养老金并轨实乃众望所归。但并轨之路,道阻且长,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决心,各级政府同广大人民群众应齐心协力,排除万难,推动养老及并轨又好又快进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刘丹霞 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论文 1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概念 本文所说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面向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老年人的一种融资性寿险产品,目的在于增加住房产权拥有人的收入,避免其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形式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房屋产权所有者通过某种制度设计把房屋抵押给保险公司,后者对房屋进行综合评估后,将住房产权拥有人的房产价值在其有生之年内提前折现,定期向房屋所有人发放固定金额的养老金,房屋所有人在获得现金的同时,继续拥有房屋的居住权。待房屋所有人去世后,保险公司获得房屋的产权,对该房产进行销售、出租或者拍卖,将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后,剩余部分按约定比例返还其家人。简称为“以房养老”保险模式。 2我国城镇居民养老面临的资金困境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快。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78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3.26%;65岁以上人口超过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我国于2000年即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将于2020年达到2.43亿老年人,2025年将突破3亿老年人。从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老年人贫困化程度高于其他年龄段,需要适当的政策进行干预和调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全体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也将随之提高,因此老年人养老资金缺乏问题已经显现,并将在今后变得更加严峻。另外,根据建设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城镇90%以上的退休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其中有两个数据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空巢老人家庭占30%,一个是独居老人超过了37%。这些老年人每户的平均住房面积是70平方米。这部分老年人空守着房子,拿着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艰难。“以房养老”保险模式就是为这些老年人的制度设计,房产将成为他们的养老保障。房产既是前半生的居室,又是后半生的养老保障。参加住房反向抵押保险制度的养老模式,能为参保的老年人盘活房产价值,大幅提高退休后的收入,解除经济顾虑,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尊重。尤其在实行遗产税后,可以成为合法避税的途径。 3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理论依据主要由以下两个理论构成:原理一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论,是指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增值,它也可被看作资金的使用成本。保险公司作为资金的供给方,需在按期支付给投保人资金过程完成后保证一定的利润水平。保险公司通过专业评估,根据现行利率、预期利率的波动以及房屋的增值、折旧的因素,计算出抵押房屋的现值;然后根据资金供给时间、预期利率、通货膨胀率、房屋预期增值等相关数据,贴现得出每期应该支付的金额。原理二是生命周期假说①。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合理的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一般人在跨入老年后通常没有收入或收入大幅减少,需要以工作期累积的养老金和储蓄来保障其养老的需求。在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社会养老保险只能作为基本养老保障,不能维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为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需要社会提供某种适当的制度安排,保障退休后平滑消费的实现。在现有情况下,房屋的剩余寿命长于老年人的预期余命,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可以实现将房屋价值在一定时间内以现金流的形式变现,满足老年人退休后的平滑消费需求。 4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4.1高房价下的房地产资产泡沫风险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房地产泡沫问题不容忽视。根据其周期性的特点,在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一过程中,房地产市场趋势向上时,房产具有保值增值作用,保险投保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房地产市场趋势向下、甚至泡沫破裂时,保险公司将面临严峻的风险。 4.2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风险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利率的调整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具有长期性和数额大的特点,利率和通胀率作为影响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重要参数,直接影响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支付的结果,影响保险公司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盈亏。 4.3长寿风险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通过确定老年人的预期余命计算养老金的给付金额。长寿风险是指由于老年人的实际寿命高于预期余命所带来的风险。虽然寿险公司的生命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寿命延长是必然趋势,这将导致养老金的给付总额大于房产价值,保险公司将承担损失。 4.4房屋土地使用权问题不明确 如果抵押房产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小于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期限,土地续期、抵押物是否需要变更问题会增加保险公司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运营成本。在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将为保险公司打开数十万亿资金的市场。中国老年人与“准老年人”房产多、价值大,现值约60万亿元。保险公司不但可与房产所有人共同分享房产增值部分,更可以对入保老年人开展多项增值服务,包括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委托理财等。 5实施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政府在政策方面应积极引导。明确法人机构可加入多人产权;适当减免入保房产交易税与所得税;实行财政贴息以提高老年人收益率;适当减免入保房产未来或有房产税。减小保险公司和参保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增大收益,有效调动各方参与这项业务的积极性,使“以房养老”成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曹凡 单位:纬图通信贸易有限公司 养老保险论文: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论文 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三个有关社会公平的问题 社会公平性问题涉及的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受众群体,根据利益焦点的不同,可以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是从职业类型角度划分,可分为雇员和自雇人;第二种是从收入水平情况划分,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第三种则是以是否参与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划分标准将雇员划分为两类群体。划分标准的不同代表有不同的利益焦点,下面将从三种分类着手来分析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所涉及的社会公平性问题。 (一)保障范围 就我国而言,雇员主要是指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和公务员;自雇人则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从理论上说,第三层次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群可涵盖全体公民。欧美大部分国家对第三层次养老保险采取自愿投保方式,民众可根据自身养老需求自由安排投保,对投保人并不设置太多的准入限制。而从上海试点方案来看,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收入信息平台,相较于政府,企业可能更能把握个人收入水平信息,因此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试点初期会采用“个人投保、企业安排”的模式,而不支持个人购买,这也就人为地将自雇人群体排除在外。从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水平较高使得公职人员对额外的养老保障需求不会太强烈;而农民等自雇人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却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享受延税优惠。结果就是,即使没有人为设限,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推出后其主要受众也只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会不自觉地将最应该得到保障的群体排出在保障范围之外,使贫富差距延展并扩大到老年时期,有悖于社会公平,也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定位相左。 (二)税收优惠产生累退效应 享受税收优惠有一个前提:个人的收入水平要够得上缴纳个税。如果个人收入水平根本不用缴税,那么何来“享受税收优惠”一说呢?以上海情况为例,上海2011年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419元,而我国目前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结合这两个数据可能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大部分人都能享受到个税递延的优惠政策。但是,根据西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我国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61。根据国际统一标准,当基尼系数超过0.6时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的收入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不容忽视。而这部分低收入人群,本身就不用缴税或是缴纳的个税很低,所以他们难以从税收优惠的安排中受益,这将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另一方面,即使对于收入水平能达到个税起征点以上的群体来说,延税安排也将滋生“不公平”。税收的社会公平性强调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纳税能力大的,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的则少纳税。国际上惯常用收入水平来衡量纳税能力,那么税收的社会公平具体来说就是收入高的人需要多纳税而收入低的人则相应少纳税。我国个税采用累进税率,在这一体制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安排就可能产生税收累退效应,即高收入群体将会因税惠政策而享受更大的税收优惠,这就背离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三)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马太效应” 根据2013年12月6日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该通知规定个人缴费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自此,我国企业年金的税收制度正式确立采用“EET模式”。按照欧美国家的划分,企业年金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都属于私人部门的养老保险,其税收优惠的模式也都基本一致。那么,政府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预示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延税模式的选择。若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选择相同的延税模式,那么对于有企业年金的群体和无企业年金的群体,就会产生公平性问题。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甲所在的单位提供企业年金,每月可投入500元,允许税前列支,开办延税型养老保险后,政府允许每人每月可税前投入500元。乙所在的单位不提供企业年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计划开办前后。在相同延税模式下,开办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后,有企业年金的雇员除了可投保企业年金获得税收优惠外,还可以投保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再次享受税收优惠,他们显然比没有企业年金的雇员获得了更多税收优惠。“凡有的,还要给予其更多”,这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并没有达到缩小不同人群保障差距的目的,社会公平性并未得以改善。 二、国外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惠模式与社会公平 国外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制度设计是否关注社会公平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德国和美国现行的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优惠模式。 (一)德国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优惠模式 德国现行私人养老金计划提供两种优惠模式:直接补贴与税收递延。两种模式只能任选其一,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和缴税情况自由选择适用哪种优惠形式。 1.直接养老储蓄补贴。 雇员和自雇人购买经政府认可的商业养老保险项目可享受养老储蓄补贴,该补贴由政府直接注入投保人的储蓄账户。为取得足额补贴,受益人必须用总收入的特定比例(称“储蓄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低于储蓄率则政府补贴相应减少。2008年之后这一比例固定为净工资的4%,金额控制在60欧元到500欧元以内。此外,国家还会对选择此种优惠形式的雇员,支付一定的子女补贴。 2.减免税和递延税。 购买经国家认可的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支出也可选择作为“特别支出”享受免税待遇。这是直接养老储蓄补贴的替代选择,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薪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这种方式。免税额度与养老保险储蓄率保持同步增长,具体额度见表3。德国法律规定,经认可的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支出可按一定额度在税前扣除,其投资收益减免所得税,而在领取阶段获得的养老金要视同为收入缴纳所得税。这是典型的EET模式,由于雇员在退休后的收入低于退休前,所以整个生命周期内因养老保险而缴纳的税收总体上还是减少了。可见,德国这种“直接补贴+税收递延”的优惠模式,考虑到了税制的公平性,几乎能涵盖所以有养老保险需求的群体。 (二)美国个人退休计划(IndividualRetirementArrangements,IRAs) 个人退休计划(IndividualRetirementArrangements),即IRAs计划,是个人自愿建立的个人养老账户,是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个人为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的私人养老保障计划,该计划根据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条例》设立起来的,最初是专门为没有被企业养老计划覆盖的雇员或自雇者所设立的养老保险计划,后扩展到所有人群,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准许70.5岁以下的人群参与该计划,并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的缴款额度以减少他们纳税收入。表4显示了政府所给予参与IRAs纳税人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最高缴款额度,50岁以上的参与人可享受更高税收优惠的缴款额度。美国政府在IRAs计划中设计了“phaseout”制度,限制已经参与了企业提供的享有税收优惠养老金计划的高收入者享受IRAs计划的税收优惠,见表5。可见,IRAs计划这种“phaseout”优惠制度,将优惠额度与是否享受其他养老保险计划税收优惠以及收入水平挂钩,如果参与人加入了企业提供的享受税收优惠的养老计划且收入越高能获得的优惠越少,当收入超过一定限额就不再享受税收优惠。这种做法能有效遏制高收入群体因为税收累退效应而享受到更大的税收优惠的问题。 三、基于社会公平的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计划的设想 基于社会公平的理念,借鉴美国IRAs的phaseout的安排或借鉴德国的“直接补贴+税收递延”的优惠模式,考虑我国的国情,本文提出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计划的设想。 (一)将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计划合起来,给予一个总的税收优惠额度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计划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都是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充,如果将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制定一个总的优惠额度,就能减弱“马太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总的税收优惠额度内,如果纳税人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已经享受了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如果他再参加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计划,他只能在该计划享受的税收优惠额度=总的税收优惠额度-已享受的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总的税恵额度,是指一个确定的最高享受税收优惠的金额,譬如一年12000元人民币,而不是以个人收入的百分比来进行计算。这样避免高收入人群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计划助长了“马太效应”的问题。下面仍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假设甲所在的单位提供企业年金,每月可投入500元。乙所在的单位不提供企业年金。开办延税型养老保险后,假如政府允许每人每月税前投入企业年金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总额为1000元/每月,假设甲和乙都愿在国家优惠的最高额度内参加私人养老金计划。对于开办前后他们可投入的养老保障如表6。在这种情形下,甲在开办前后保障水平无变化,而乙能获得的保障水平有所上涨,甲乙之间的保障差距消除。这样,既能发挥税收优惠激励需求的作用,又兼顾了税收政策的社会公平原则。也就是说,将二三层次税收优惠制度协调统一,可以达到减弱个人延税型保险“马太效应”的目的。 (二)给予低收入人群补贴,鼓励其参加个人养老保险计划 低收入人群收入低于个税的起征点,由于无个人所得税,仅仅给予税收优惠,并不能鼓励其参加个人养老保险计划,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其参加个人养老保险计划。这里的低收入人群指工薪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人群,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给予这部分人群以一定的补贴额,鼓励其参加个人养老保险计划,可以将个人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扩展到最需要养老保障的人群。但补贴制度的实施在我国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核实这部分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就是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我国个税体系采用分类税制,目前尚未建立起国民收入信息平台,政府难以把握国民的真实收入情况,要核实这部分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是真正的低收入人群存在困难。二是如果给予补贴,给予多少补贴才合适。这部分人群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数量庞大,补贴给财政的压力是否在政府承受范围内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法就是参加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群,可参加个人养老保险计划,并可得到政府的一定补贴;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如果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并想获得补贴,就必须由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出具收入证明。这样第二个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参照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贴水平给予相应或稍低的补贴额。而个人养老金计划的运作不同于政府主办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采用“政府主导和监督,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可引入金融机构参与运作。 作者:彭雪梅 刘海燕 孙静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四川分公司 绵阳师范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国外转移接续养老保险论文 一、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相同,在此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大量人员在欧共体内部跨国流动。这种大规模跨国转移就业的频繁出现,促使各欧盟成员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需要尽快形成能够满足各成员国不同利益诉求的,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在欧共体的促进下,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以《欧共体140/71号条例》和《欧共体574/72号条例》为统一的法令形式得以建立和完善。该政策能够在不改变现有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了协调制度差异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双重目标,为流动人口在欧盟内部自由择业转移其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提供了政策依据,为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缓解各方利益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遵循分段记录、累计缴费年限、最后接管、按比例支付的原则,具体操作流程大致可以分为申请养老金、核算养老金以及支付养老金三个阶段。 (一)申请养老金 申请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至少六个月,取决于申请人在各国参保经历的复杂性),应向曾经工作过的某个国家(通常是申请人最后工作国所属的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养老金的书面申请,同时详细说明个人的身份信息及参保信息。申请人能够申请领取到多少养老金,通常与其工作国所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很大关系,因为欧盟成员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各不相同。例如,某女性申请人在丹麦工作过15年,之后回到法国工作直到退休。根据相关规定,法国女性退休年龄为60岁,丹麦女性退休年龄为67岁。那么当其达到60岁时,只能申请领取到应由法国支付的养老金;当其达到67岁时,才可以申请领取到应由丹麦支付的养老金。所以,欧盟成员国这种不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就会形成因申请人不能领取到全部养老金而需要依赖社会救助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情况,结果会增加法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参保国的养老负担。 (二)核算养老金 核算养老金阶段要先后经过两个环节:一是在工作国内部核算应支付的养老金;二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核算养老金的支付比例。举例说明,如果某申请人曾分别在英国、德国、法国工作缴费5年、8年、12年,则累计缴费年限为25年,那么在工作国内部核算的结果为应支付缴费年限为25年的养老金,在三个工作国之间核算的支付比例分别为5/25、8/25、12/25,两个环节的数据相乘即可以核算出三个国家分别应支付的养老金。同时,如果申请人在某国缴费的年限超过该国规定的最高缴费年限,那么可忽略支付比例,直接按最高待遇支付养老金;如果申请人在某国缴费的年限没有超过一年,那么则由申请人退休前工作所在国接管其在各成员国的零散的参保时间。 (三)支付养老金 在支付养老金阶段,每个欧盟成员国应分别将核算认证后的养老金通过申请人的银行账户按期足额支付。如果申请人居住在欧盟,则只需开通申请人居住国所在地的银行账户来领取养老金;而如果申请人没有居住在欧盟,则需在每个核算认证后的欧盟成员国所在地的银行开通账户来领取养老金。虽然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可以跨国办理,但其人工成本和相关投入远高于国内同等事务的耗费,且跨国支付养老金的邮资与银行费用也较高,所以我国在借鉴时不能忽视其经办成本。 二、美国雇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就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我国身份差异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似的是美国制定了不同部门的养老金计划,如前所述,主要包括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PSP)以及私人养老金计划(PPP)。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参保人员在不同部门的养老金计划之间进行转移接续时的利益不受损害,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可以为我国身份差异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提供有益的参考。美国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政策,主要针对公共部门以及私部门。其中,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以1984年为界,之前为公务员退休金制度(CivilServiceRetirementSystem,简称CSRS),之后为联邦雇员退休金制度(FederalEmployeesRetirementSystem,简称FERS)。所以,当前美国雇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主要是三种计划之间的对接:一是CSRS计划与FERS计划;二是CSRS计划与PPP计划;三是FERS计划与PPP计划。 (一)CSRS计划与FERS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 虽然美国公共部门的两种养老金计划并行,但只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体现了美国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的社会化与市场化趋势。两种计划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CSRS计划只出不进,直到所有参与CSRS计划的人死亡为止。同时,CSRS计划在FERS计划引入的情况下,将会面临因为没有资金持续流入而难以为继的困境。据测算,CSRS计划的账户积累将于2026年减少为零。为了能使新老养老金计划循序渐近地实现衔接转移,政府准备通过从FERS计划的账户积累中借款来满足CSRS计划的支付需要,所借款项将由政府财政拨款分年度偿付,我国政府应学习借鉴美国政府承担改革成本的财政制度。 (二)CSRS计划与PPP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 美国公共部门的CSRS计划与私部门的PPP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主要通过公务员退休金抵消计划(CSRSOffset)实现。CSRSOffset是CSRS计划的一种特殊形式,参保对象主要是既参与了CSRS计划,又有资格参与PPP计划的人群。两种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是按照时间限制原则,用社会养老保险税来抵扣CSRS计划的缴费。例如,如一名雇员受雇于公共部门,并参与CSRS计划满5年后,离开公共部门到私部门工作超过1年,并缴纳了相应时间的社会保障税后又重新回到公共部门,并继续参与CSRS计划,那么该雇员应该参与CSRSOffset计划,用已交的社会保障税抵扣CSRS计划的缴费,同时取消社会保障养老金的福利;若该雇员离开公共部门,参保私部门养老金计划未满1年后又回到公共部门工作,则直接重新纳入CSRS计划,取消社会保障税的福利。同时,我国在借鉴时应关注这两种计划对接的三种特殊情况:一是参加CSRS计划的公共部门雇员缴费如未满5年,则不具备享受CSRS计划权利的资格,也就不能实现后面的转移接续;二是参加CSRS计划的公共部门雇员退休年龄要受到工作年限的限制;三是CSRS计划的转移接续不接受之前未参与过该计划但参与了私部门养老金计划的新进人员。 (三)FERS计划与PPP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 美国公共部门雇员的FERS计划可以与私部门雇员的PPP计划完全对接,因为两者的体系构成相似,均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联邦雇员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以及联邦节俭储蓄计划三个支柱体系构成,这不仅有利于人员在公共部门与私部门之间的自由进出,而且还顺利解决了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计划与私部门雇员养老金计划之间的转移接续问题。当参与了FERS计划的公共部门雇员在正常退休年龄以前“跳槽”到私部门,则不仅其原有的FERS计划中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计划部分的资金可以转移,而且联邦节俭储蓄计划账户也可以转为私部门的养老金计划。 三、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指导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两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部分群体的流转,但对于跨统筹区、转换身份转移的人员来说,与国外政策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吸收借鉴国外成功的对接办法,有助于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首先,针对我国当前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且各统筹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水平相差较大的现实,可以借鉴欧盟成员国经验,采用分段计算的办法来保障跨统筹区域流动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权益。其基本思想是流动人员在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缴费信息,累计合并计算缴费年限,按比例分配养老金,且养老金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进行全国结算,当流动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后可在退休地领取养老金。分段计算的对接办法可以确保流动人员在为工作地做出劳动贡献的同时,能够积累相应的养老金权益,在退休后分别计算和领取在不同统筹区域内的各缴费地积累的养老金。其次,针对我国当前“碎片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不同身份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设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的制度基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促进人口流动的居住地户籍管理服务制度;二是建立标准统一的垂直经办管理服务体系;三是搭建全国联网的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四是制定政府承担隐性成本的财政支持制度。 作者:周卉 单位:辽东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论文 1创设一致的机制 (1)养老保险细分出来的各类项目,应被归整并统一。 制度构架特有的一致属性,被表征成项目类别的互通及统一。从现状看,多元态势的多轨机制,拟定出来的项目没能统一。这样的态势下,金额项目特有的差异,凸显了没能公平地划分。为此,要创设可持续态势的养老保险,就应分出细化的项目,在这样的根基之上,寻找出一致架构下的分支项目。 (2)费基费率的更替,应凸显科学特性。 科学拟定出来的费基费率,是机制固有的中心内涵。这样的配置路径,密切关联着生命周期以内的费用负担,也关涉各个地段以内的参保者。碎片化架构下的统筹层次,让细分出来的费基费率,也潜藏着偏大的差别。经济发达的特有区域以内,统筹基金存留着的结余偏多,这样的态势下,体系能自动去调整费率及基准,从而拓展市场。欠发达的特有区段之内,统筹金额应当被缩减,从而严格依循设定好的费率政策,让个体去担负预设的保险负担,这样的负担偏高。为此,建构在一致费率根基之上的养老保险,能实现原有的机制统一。 2拟定最佳项目 养老保险范畴以内的适宜项目,是促动可持续的依托。设定出来的细化项目,凸显了细分出来的责任负担。若细化的职责明晰,那么各种主体就能彼此协作,获取更多的合作收益。政府及区域以内的个人,是这个范畴的责任主体。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分担方式,与拟定的保险项目密切相关。城乡范畴内的居民、机关及特有的事业单位,都覆盖了预设的这种机制。养老保险拟定出来的内涵,凸显了偏大的差别。不同特性的项目,缺失衔接依托的接口;经办及管控特有的权能分隔,配置好的服务资源,也缺失应有的平衡性。这样一来,不同群体接纳的保障权益,就带有不公平的弊病。为此,要平衡这个范围内的受益者,创设最佳情形下的细化项目,促动公平机制的建构。明辨了人群特有的整体需求,就要预设互补态势下的多个层级,提升机制原有的可靠特性。再分配范畴以内的手段,包含惯常提到的税收、转移支付及社保。若要延展覆盖面积,应创设均一的养老金数额、比例缴纳的职业养老金、个体激励用到的资金。例如:均一费率范畴内的基本保险金,可以分出基础特性的养老金、附加特性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存留着的这种资金。比例缴纳特有的养老金,包含事业年金、企业范畴内的这种年金、公务员特有的这种年金。依循强制化及特有的弹性原则,如上的职业养老金,应覆盖到偏大的群体。第三个层次内的养老规划,凸显了激励特性及关涉的政策指引,包含个体特有的养老储蓄、明晰的职责主体、拟定出来的款项比例、预设的支持条件。 3费率及费基的更替 养老保险这一机制,能协同化解特有的老龄风险,机制固有的优秀,包含动态架构下的机制平衡。若要更替既有的这种机制,则应明辨经济进展的态势,并考量动态特性的平衡。创设出来的最佳架构之下,均衡特性的费率,表征着金额公平;依循比例的缴纳,表征着效能特性。为此,创设公平态势下的费基费率,并限制缴纳时间及工作年段,能促动机制的持续延展。养老保险依循的费基,有着明晰的确认规则,然而,个体收入凸显出多元路径的情形下,企业平日以内的经营波动,增添了费基特有的确认难度。缴纳出来的这些费用,可看成延期态势下的偿付。养老保险预设的费率,密切关联着担负能力。若费率被预设了,那么收入偏低的特有群体,就会受到偏大的这一干扰。由此可见,费率水准依托的根基,应是测算得来的缴纳能力。 4结语 养老保险依托的金额,要经由市场化特有的运营路径,才能与资本市场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联。养老保险拟定出来的这种体系,是市场潜藏着的金额来源;它能促动良性态势的增收,创造高层次的收益。养老保险存留着的基金,在长时段内经历特有的通胀侵蚀,应能促动保值增值。只有这样,养老保险关涉的各类机制,才能凸显出保障价值。 作者:刘娟 单位:青铜峡市财政局 养老保险论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商业养老保险论文 一、我国城乡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也逐渐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不可否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养老压力,特别是新农保实施以来,参保农民人数显著上升。但是不管是覆盖率还是养老保障程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都与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养老保险存在着巨大差距。一直以来,农村参保人数明显少于城镇人口参保人数,农村保障水平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保障水平。2011年末,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城镇参保人数,但是城镇的人均保障水平却达到了农村的19倍左右。农村居民人均367.31元的养老金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与此同时,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由于缺乏参与主体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险公司和农民参与积极性都不高,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非常缓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江苏农民工就业形势回顾与展望》中指出,2008年江苏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19.4%,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4.9%,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占2.6%。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松江区2012年上半年农民工检测调查分析》显示,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上海市松江区农民工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只占6.7%。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和上海,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尚且如此,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则要更低。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新机遇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保障水平低和覆盖率低的“双低”问题,同时商业养老保险推进缓慢,未能有效发挥其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功能。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优秀理念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提供了保障,拓展了空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将受到新的冲击。例如,传统的土地养老功能被大大削弱、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导致农村老龄化问题加剧、广大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的居住方式将由散居变迁到群居、生产方式由自我雇佣变化为被他人雇佣,等等这一系列改变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1.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商业养老需求增加 土地养老是指依靠土地为家庭成员提供养老保障,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可以提供基本保障,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这一基本保障,因此土地养老是农民最后的一道养老保障,它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优秀。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一方面征收农民的土地发展集约生产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征用农民土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土地的征收直接导致我国耕地面积的锐减。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六年间耕地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国家耕地面积已经锐减至18.51亿亩;2004年初,各地城市化进程中仅开发区单项的规划面积已经超过了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到2008年底,人均耕地仅有1.37亩。2012年,又有643.65万亩农用地和389.1万亩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使得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有限,难以获得持续的养老保障。虽然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农业纯收入的绝对值不断增加,但是农业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这说明了农村家庭依靠土地获得的收益在家庭总收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土地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客观上都将造成农民失去土地,形成众多失地农民。赵丽萍(2009)指出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占用耕地约12.7万公顷,并以此推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在5100-5525万。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27%,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耕地被占用,造成更多的失地农民。对部分农民而言,失去了土地保障就意味着失业,经济来源大幅降低,养老失去保障。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482895个失业农民中,有16495位农民是由于失去土地而失业,占全部失业农民的3.42%。农民失去了养老的最后一层保障,但是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征地补偿却不能满足他们的长期养老需求。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法律规定的补偿费用并没有考虑土地征收后的商业增值。事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以较低的成本征收土地,以高额的市场价格卖出土地,获取了超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只占整个超额土地收益的5%-10%。土地是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农村土地的集约使用以及农用地和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农民养老所依赖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政府土地征收补偿较低,农民的养老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农村土地养老的替代品,农村社会养老的补充品,其养老保障功能将突显出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为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2.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年金养老大有可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生产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农庄、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新老生产组织形式百花齐放,农民由自我雇佣的个人劳作转变成为他人雇佣的集体生产。多样化的创新生产组织形式都突出体现了集体化的特征。对于农业生产组织而言,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户聚集到一起,农民专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可视为一个企业,参社农民就是企业的员工。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风险,而生产经营收入又是这些农民养老保障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他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具有共性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可以作为一个企业为所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投保,保险公司根据类别特征,提供不同类别农业生产组织的年金保险服务。而对于乡镇企业等非农生产组织而言,农民转变为企业职工,企业亦可为其投保相应的年金养老保险。众多风险类似的个体共同投保有利于分散风险,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险公司因而具有了开展年金养老保险的激励。众多风险类似的个体共同投保也利于保险公司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分别设定相应的养老保险条款,从而为广大农民提供针对性的年金保险产品和服务。农村生产组织形式集体化趋势使得发展农村年金养老保险成为开拓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年金养老保险健康快速地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是打破城乡养老保障不平衡局面的有效途径。 3.农民居住形态集中,保险服务成本降低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顺利进行,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新阶段,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试点工作被提上了日程。早在21世纪初,江苏省就已开始进行农民集中居住方案的探索。2001年,苏南地区尝试把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庄撤并到人口大村,建设公寓型农民小区。目前,全国多数省份都在通过村庄合并、征地拆迁、产业带动、旧村完善、服务共享等方式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农民居住分散的情况得以改善。邻近村庄的农民聚居到一个大村庄内,或者是村庄内农民在一起聚居,农民集中居住,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过去,由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呈点状分布,保险公司依靠保险人逐个上门推销养老保险产品的成本很高,人口的散居状态也不利于保险公司开展养老保险知识的宣传,导致了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商业养老保险意识普遍较弱。苗富春(2006)的调查表明,在农村养老问题的安排方式上,48.8%的人选择了儿女赡养,28.3%的人选择了个人储蓄,而只有16.5%的人愿意购买保险。在对保险知识的认识上,65.2%的农村居民仅了解一点保险,23.6%的人不了解,只有11.2%的人比较了解。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可以有效改善这一局面。新型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农民集中居住,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特点使得保险公司在农村展业的成本大大降低。成本的降低将使得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有利可图,激励其开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业务。随着宣传和销售力度的增加,农民的保险意识也会随之提高,主动参与到商业养老保险中,保险公司的服务成本也将进一步降低,形成良性循环。 4.农村老龄风险加剧,商业保险前景广阔 1953年,我国老龄化系数为7.32%,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增加到10.46%,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系数已经增长至13.32%,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龄化系数将进一步增加到16%,我国的老龄化风险加剧。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指出,中国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农村,最近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也显示,农村的老龄化系数为14.98%,而同期城镇的老龄化系数为11.69%,农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老龄化风险。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入城镇是必然趋势。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24.16%。农村有近1/4的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这些转移劳动力大多是年轻、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劳动力。黄怡(2010)根据福建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资料分析农村人口外出从业特征时发现,福建省外出从业人员有2/3的人员处于20-40岁年龄组,50岁以上年龄组占比最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这些劳动力将逐渐“市民化”,他们的子女和配偶也将逐渐转移到城镇,留守在农村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口。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将面临愈加严峻的老龄化风险。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4.83岁,比2000年的71.40岁提高3.43岁,而同期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长寿风险进一步加大了养老保险资金的压力,我国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养老保障问题。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展老龄事业,解决养老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农民的养老压力日益加重。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加剧是挑战,但也蕴藏着机遇。在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土地养老功能难以满足养老需求的情况下,农民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养老问题。商业养老保险应该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到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从而使自身也得以发展壮大。 5.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参保经济能力增强 我国曾提出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向商业养老保险过渡以减轻政府负担,但是受限于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尝试以失败告终。2004年起国家连续了四个“一号文件”,分别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四个主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99年的2210.3元增长到2012年末的7917元,并于2010年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支出情况,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农民在购买食物上的比例逐年递减,这反映了农民的消费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农民的消费结构将逐渐接近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农民在商业养老保险层面的支出也将会和城镇居民接近。过去,农民即使有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愿望,也受限于收入水平低下而不能实现。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行,农村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经济能力将稳步提高,这种改变是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 三、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路径 1.宣传养老保险知识,提高农民参保意识。 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各方面知识缺乏了解,很少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保障老年时期的生活,这严重影响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因而保险公司应当做好全方位的宣传工作,帮助农民树立风险保障意识,了解商业养老保险,积极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2.创新养老保险产品,提高养老保障能力。 保险公司应成立农村工作小组,深入农村地区调研访谈,从年龄结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消费水平等指标对农民的养老需求进行研究,设计出真正贴近农民需求的养老保险产品。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以及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的农民,可以设计“类城市”的养老保险产品,在保障基本养老需要的同时还能实现一定的投资理财目的;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处在平均线上下,文化程度一般的最广大的人群,他们大多习惯家庭养老,保险公司应当开发“类储蓄”的家庭养老保险产品,农民只要缴纳少量保费,就可以定期获得适中的保障,而且只要一张保单就能保全家;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低,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可以借鉴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经验,开发“类互助”的团体养老保险产品,集合众多贫困农民的力量共同投保,既可以解决单个农民无法缴纳保费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除了传统的养老保险产品,保险公司还可以将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养老保险产品出售。农民的养老需求不仅仅是定期从保险公司领取养老金,对于许多高龄、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他们需要保险公司提供更深入细致的养老服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目标。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经营养老保险的机构,可以出售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主体的养老保险产品,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来。 3.创新保险销售模式,降低保险营销成本。 在农村地区销售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要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创新低成本的销售模式。首先,随着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保险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宽银保渠道,在保持与商业银行合作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贷款农户资源、具备基础金融知识的工作人员、完备的基础金融设施来推销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其次,要与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合作,将粮食站、化肥公司、畜牧站、农机站、卫生所、移动和联通营业厅等基层单位发展成为保险公司的兼业人,或者派工作人员入驻在这些单位从事保险产品销售工作;最后,要充分利用媒体和通信工具,采用短信直销、广告直销、网络直销、信件直销等手段销售养老保险产品。营销渠道的创新,为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养老保险市场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4.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形成政保合作模式。 2012年,国家出台大病医疗保险新政,采取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的方式,承诺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有效缓解了老百姓“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困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大病医疗保险有效提升了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问题可以借鉴大病医疗保险的操作模式。保险公司可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合作,从新农保基金或财政资金中划拨部分资金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服务。 作者:孙武军 祁晶 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大学金融与保障学系 养老保险论文: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论文 1.研究目的和意义 1.1、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综合上述各国对社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其重要的内容。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或政策体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制度。 1.2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莫尼汉(Moynihan)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会保障作为近现代的社会文明和重要社会标志,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首先创立社会保障制度后,现今已风靡全世界并引发起多次改革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一样,缺乏法律体系的国家必然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伴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保障作为兼顾效益和公平并促进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这其中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1]。 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针对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洲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降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 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1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历史,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怎样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1998年我国老年系数就达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阵营。而农村老年人口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左右,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人们的观念中,子女承担父母的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养儿防老”已不太可能。而这又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全国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养老保险的经验,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养老保险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基金积累,时间越短越被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国外传统的,也不同于中国城市职工的社会养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条保障之路。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己经开始了,然而这些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真正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探索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推出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7],并在部分省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1月,民政部总结试点经验,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实践证明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制度安排,而且连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截止2003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己接近6000万人,基金积累额260亿元,共有140多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由于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中仍有许多方面函待改进和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及立法滞后等,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8]。 2.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流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着重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经验描述为主。而新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对各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上。20世纪S0年代以前是政治经济学派主导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新古典学派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的某些观点;政治经济学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精华,两派理论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已极为明显。目前,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另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很多。众多的研究都指出[15][17],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妇女劳动参与等原因导致了以妇女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16]。 3.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3.1、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农村养老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养老保险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逻辑上,首先在绪论中对本文的研究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并对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做了陈述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当前国内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对苏州市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做相关分析,并结合国外农村养老保险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3.2、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全文的理论分析主要采用了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且还借助网络进行了广泛查询和借鉴了相关研究成果。 4.主要创新 第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和改革的必要性。 第二,综合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财政学和经济分析的理论方法,以收入二次分配和财政扶持为导向,强调了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中的关键性作用。 第三,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改革角度,提出了农村养老基金的筹集、运营、增值、支付、监管等提供系统的改革框架、配套政策和实施方式的建议。 养老保险论文:公务员养老保险论文 一、必要性 2008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8]10号),并决定在5个省市开展公益类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但改革一直处于迟滞状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养老保险双轨制的存在使人们对于社会公平产生了质疑,引发了社会矛盾,而众多年轻人一门心思加入国家编制的做法也影响了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1.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 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是并轨,即公务员与企业员工一同按规定缴费基数缴纳养老金,退休时按标准领取养老金,享受平等的养老保险权益,以此缩小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差距,让付出同等劳动的劳动者获得相应同等的劳动报酬,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2.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同时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自身利益。 过高的退休金等因素引发了畸形的公务员热,大批优秀毕业生、优秀人才,无论喜欢与否,无论人生规划如何,一门心思千方百计地进入公务员系统,甚至出现富家子弟开豪车办公务的现象,而许多企业的高科技人才却在退休后领着为数不多的养老金,过着简朴的生活。长此以往,编制内人员累积过多,甚至会出现大材小用现象,必定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转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缩小社会人员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有利于改进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开放,使更多合适的人才流向市场,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和自身发展。经过改革,公务员将建立自己的个人账户,即便公务员调动工作也不会影响自身养老金的发放。自1995年国家广泛推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已有数万名公务员因为各种原因被辞退。由于他们并未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因此无法将自身养老基金随同转移,其待遇无法与社会接轨,自身权益未能得到保障。有些公务员想重新择业,却因为养老金问题不得不继续留守在原本岗位上,而制度外的员工若进入了公务员系统,那么其先前所缴养老金无法得到合理安置,以至于形成制度内外的相互流通性不足的状况。因此,通过个人账户的建立,有利于解决公务员及企业员工调动工作的后顾之忧,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实现人生价值。再者,由于公务员的养老金独立于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外,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离退休公务员不能按时发放养老金的状况时有发生,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建立将使该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 3.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 2013年,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为32045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人数为49513人。2008年至2012年,国家公务员人数分别为659.7万、678.9万、689.4万、702.1万、708.9万人,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为如此庞大的队伍缴纳养老金必定是政府的一大重担。通过改革,公务员将逐步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实现与企业人员同步缴纳养老金,按规章制度领取养老金。以2012年为例,若中等城市公务员实际平均月工资以3000元计算,政府每月约可收缴708.9*3000*0.08=170136万元养老金,如此庞大的数据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 二、弊端 我国公务员的的主要激励途径是职位晋升和级别晋升,而养老金是公务员人人可得的福利,其激励效果大大降低,已经成为其薪酬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滞后将会影响其积极性、清廉度等,因此养老金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改革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1.打击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影响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包括工资收入、非工资货币收入、实务收入、无形收入,即工资+福利。长久以来,作为公职人员,我国公务员都被要求多做贡献不求回报,而忽视了其追求自身合理利益的需求。许多研究者经过具体数据证明,公务员的纯工资收入处于社会中下水平,因此其它的福利收入成为其综合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很多高消费城市的普通公务员同样面临房贷车贷,同样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工作任务繁多,接二连三的检查应酬,其压力之大不亚于企业职工,换来的却是不够对等的微薄工资、有失公正的晋升机制、健全不足的内部管理机制。今年网上已频繁曝出公务员违规经商,甚至“弃甲归田”的事件,政府公务员中屡见不鲜的“灰色收入”和“58、59现象”都从反面证明了物质利益对公务员的重要性。如果公务员养老金改革不当,在本已不富裕的基础上每月再多缴纳养老金而无补偿措施,人为抑制公务员对物质回报的合理需求,那么,公务员的工作热情会受到严重打击,不务正业的公务员会越来越多,甚至会造成更多的非法牟利现象,导致很多优秀公务员的流失,严重影响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影响社会发展、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 2.无法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水平。 企业员工多劳多得,弹性工资制度可使其积极性十足,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对稳定,如果再让其每月按规定缴纳养老金,无任何其它弥补措施,长此以往,只会影响该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动摇其在此继续工作的信念。相比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艰苦,生活水平低下,环境相对恶劣,尤其对于西藏等高原地带,公务员更是用生命在工作。因此,在公务员养老改革中势必要关注此类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让其付出与收获持平,才能保证基层队伍的稳定,才能源源不断地纳新,吸引优秀人才的到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 3.容易滋生腐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公务员养老改革将导致公务员与企业员工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按比例缴纳、领取养老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增大了公务员的支出,对于大部分公务员而言其经济压力有所增加。如果保持公务员原有工资不变,那么势必会在公务员内部引发不满,滋长其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收入的想法,从而有可能导致其变相受贿、利用职权获取利润等,滋生腐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总之,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处理不当的直接结果是激励不足,而激励不足会导致很多不良后果:影响公务员自身职业发展;影响政府运作效率;滋生腐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社会发展。再者,考上公务员的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高文凭,寒窗苦读数十载,仅仅简单地要求其缴纳相同的养老金也定然会造成公务员内部的“军心不稳”,因此必须出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此问题。 三、措施 1.关注并理解公务员的物质需求,利用媒体向社会灌输正能量。 公务员虽为公职人员,但与企业职工一样,承担着家庭的重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没有人性的自私,社会便会失去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人们更愿意用一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与组织规则相适应的,同时也是正大光明的、体面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对物质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公务员也不例外。他们也更多地希望在服务和付出中获得自己的应得的利益。而媒体作为社会发展的记录者,应该对正直、尽责、清廉的优秀公务员多一些理解、尊重,对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予以报道,以期让更多地民众了解此类公务员的付出与尽职。其次,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引发民众的共鸣,也能引起改革推动者的注意,在实施改革中更多的考虑基层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切身利益,确保在改革后他们的生活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再者,媒体应对改革中的每一步、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如实报道,让民众了解改革中的困难,了解决策者的矛盾所在,了解改革的进程,决策制定者也应通过各种媒体手段解读每一步改革措施,前因后果面面俱到,真正做到透明、周到,从而能促进民众积极地为推动改革献力献策。 2.出台配套法律措施。 立法先行是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很难强制性开展,规范性也不够。我国目前的实践主要依靠行政机关的政策文件来推动,这种状况不仅无法使新的制度走向定型发展,而且因政策多变使制度失去稳定性,没有相关立法,便意味着这种制度还缺乏法律认可,人们便无法准确把握。①必须尽快研究制定并出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办法》,制定出台统一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政策及征缴条例、配套规章,建立完善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统一的、规范的、强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关事业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别是考虑到公务员的特点和国际惯例,它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法定组成部分,须依法强制实施。②制定专门的政策法规,对补充养老保险的权利与义务实行定位,对其运营和管理更要有配套的政策法规支持,特别是资金的来源要做出法律保证。③相应的配套措施应顺时出台,尤其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在要求其缴纳养老金的同时,加大对其工资制度的改革,弹性增加其福利制度,以鼓励其在基层尽职尽责,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3.改进工资考核制度。 公务员养老金的改革要求公务员按比例缴纳养老金,直接导致公务员收入的降低。因此,应尽快改进公务员工资考核制度,使公务员的工资具有弹性,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其工作更有效率。①建立公务员工资的平衡比较机制,在工资的总量设计和结构设计上使公务员工资收入具有外部竞争力。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部门应根据各自特点制定自身的绩效工资考核制度,加强激励额度,从而使公务员的工作具有收缩性,工资根据自身工作效果额定,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其最低工资标准应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使公务员的收入与外部市场平衡,高绩效者能得到相应的物质上的认可和满足。②政府应当定期对企业组织、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工资水平进行调研,以使公务员的工资总收入保持在合理水平。另外,对于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应予以公开,同时按季度公开各个级别的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做到透明、公正。 作者:武宜笑 吴忠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农民工可持续养老保险论文 一、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 (一)养老保险制度参与的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储蓄性质,是劳动者必须在年轻时缴纳养老保险费,年老后享受的一种制度。按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者必须至少缴费15年,年老后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不足15年,年老后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一次性支付个人账户存储金额。所以,当养老保险参保并不具有强制性时,劳动者在选择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制度时,将考虑是否能持续参保的问题,如果不能,参保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养老保险制度参与的可持续性是指劳动者参与某一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持续的参保足够年老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限。养老保险参与的可持续性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劳动者在特定区域工作或居住的年限,即劳动者在某地工作或居住年限在15年以上,就可以在这一地区持续的参与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是,养老保险关系可转移接续性或转移接续的便捷性,即养老关系随着劳动者的流动而不受损失的便捷的转移。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参保时将考虑这两个因素,如果该农民工决定在某地长期工作或居住,他可能具有参保的积极性;或者该农民工参与的养老保险关系能够不受损失的便捷的随着他流动而转移,他也可能具有参保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农民工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要具有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条件,他的参保动力将会加强,参保的积极性也将上升。反之,参保的动力不足,积极性下降,即使农民工参与了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当其工作变动或返乡时将进行退保,这也是农民工退保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养老保险参与的持续性是决定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因素。 (二)工作的稳定性 农民工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工作具有很高的流动性,稳定性很差,农民工在工厂、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业等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个地方的平均工作周期仅为2-3年。养老保险需要劳动者稳定持续的参保,即参保者最低的缴费年限为15年,年老后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极大的限制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工居住在固定的地区或城市,但工作在不同的单位间流动,甚至经常存在失业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农民工自身与单位都没有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为了寻找工作或寻找更好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省间流动,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而且缺乏合理便捷的转移接续办法,如果农民工参与了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可能随着工作的流动,养老保险的参与将不能持续,因此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最后,有部分农民工并不是常年在外打工,而是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这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更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工作时间极短,因此更不具有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条件。由此可见,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短期性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持续性、地域性存在很大的矛盾,致使不管是农民工自身,还是单位都不具有参保的积极性。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极大的限制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动力。 (三)经济承担能力 养老保险能否持续参保,经济承担能力具有决定性因素,养老保险需要持续的缴费,且缴费水平较高。农民工一般从事城市较底层的工作,收入水平有限,在参保能力方面受到制约。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经济能力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缴费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因此农民工的收入也不稳定,甚至当农民工没有工作时将暂时性失去收入,所以农民工由于收入的不稳定性与养老保险需要持续稳定的缴费要求相矛盾,限制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另外,农民工当期对金钱的需求比较高,有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是因为子女上学、就医等需要大量的现金。因此,对于这部分农民工由于当期的经济压力,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不高并且不稳定,而且当期消费需求高,极大的限制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能力,成为制约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 (四)参与养老保险的观念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养儿防老,农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养老保险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另外,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存在质疑的态度,养老保险不像医疗保险制度,缴费后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而是持续缴费直到年老后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时间间隔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对养老保险存在不信任的现象。最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相关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养老保险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权利,因此对参不参与养老保险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单位许诺不参与养老保险,可以提高工资水平,农民工将放弃参与养老保险的权利。由此可见,农民工对养老保险持有什么样的观点,直接影响其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二、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方案选择 农民工参保率不高与退保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不具有持续性,由于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低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的不完善,随着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或者返乡,致使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与中断。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降低农民工的退保率,必须保证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的可持续性。而现有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不具有参与的可持续性,而且为农民工这一群体专门制定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加剧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与我国目前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相违背,并且与我国城乡统筹,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目标相违背,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就是把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进行隐性区分,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利于城乡统筹。因此,对于如何解决农民工持续参保的问题,应该根据农民工不同的特征,在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农民工可持续参保的养老保险制度,减少养老保险制度的再次分化,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使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城市,从而取消农民工这一称呼,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一)农民工的分类与特征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在城镇工作的徘徊在城乡间或各城市间的居民,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从户籍上看,他们属于农民,但是从工作上看又属于工人。因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在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时可能面临尴尬的局面,不管把农民工纳入哪种养老保险制度中,总有部分农民工不可能持续的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应该把农民工进行合理的分类,把不同种类的农民工纳入与之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中。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农民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按照农民工是否外出可以把农民工分为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按照农民工是否具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可以把农民工分为稳定性农民工与流动性农民工;按照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划分,可以把农民工分为区域内流动农民工与跨区域流动农民工;按照农民工与农业结合程度划分,可以把农民工分为季节性农民工与长期性农民工。 1.本地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是指并没有外出,而是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打工的农民工。在本地农民工中有部分农民工工作较为稳定,这部分农民工基本脱离了土地,在固定的工厂或单位上班,或者是个人自主经营者,总之这类农民工有较为有稳定的收入;有部分工作流动性较大,但也是在本地区流动,这部分农民工也基本脱离了土地,但工作并不稳定,流动性较大,例如一些油漆工,属于哪儿有活在哪儿上班,如果没有活,就处于失业状态;还有部分农民工属于季节性的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纯属于农民,只是在农闲时或者在用工忙时,抽部分时间用来打工,挣些外快,例如在北方黄河两岸,每年在红枣成熟的季节,有大量的捡枣工,还比如陕北一些地区的摘苹果工人,这些大多都属于季节性的农民工。 2.外出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在外出农民工中有部分农民工工作较为稳定,有稳定的单位,收入稳定。他们基本脱离了故土,并且可能长期定居于某地,但户籍还在农村。有部分农民工属于季节性农民工,这类农民工只有在农闲时,例如秋收之后,有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他们这是短时期内外出打工,农忙或一项工作完成之后就会回到农村。最后一部分属于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但工作并不固定,经常变动工作,例如一些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这类农民工有部分流动只是在同一区域或城市内流动,但有部分是在不同的城市、省之间流动,哪儿有工作到那儿工作。这类农民工的特点是流动性大、工作具有短期性、没有稳定的收入。在不同城市、省间流动的农民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人几乎都在农村,大多农民工在外打工几年后都会返回农村,或者有的农民工是居住在某一固定的城市,只是为了工作而再次外出,当所做工作完工之后再返回这一城市,也属于这一城市的常住居民。 (二)农民工可选择的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目前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可以选择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各类农民工可以根据自身工作或居住的特点,选择合适自己的可以持续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选方案 1.本地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方案 本地农民工主要有工作稳定的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与季节性的农民工三类。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基本脱离了土地,具有稳定持续的收入,除了户籍之外,与城镇职工几乎无异,因此这类农民工可以纳入或者选择参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年老后享受与城镇企业职工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也几乎脱离了土地,但这类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甚至有时处于失业状态,从而使他们收入也不稳定,因此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如果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承担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其不能持续参保。在制度设计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三种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都是按年缴费,并且划分了不同的缴费档次,参保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担能力选择合适自己的缴费档次。所以,从缴费方面看,流动性的农民工选择这三种养老保险制度都比较合适,都具有参保的可持续性。但从这类农民工的居住地来说,流动性的农民工基本脱离的土地,几乎生活在城镇,因此他们参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较为合适,如果构建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应该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季节性农民工还生活在农村,收入还主要来源于土地,打工只是农闲或当地用工需求紧缺时,才充当临时性的农民工,因此这类农民工应该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2.外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方案选择 外出农民工包括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季节性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基本离开了家乡,定居于城市,他们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有房产,唯一与当地职工不同的是没有当地城镇的户口。这类农民工完全可以纳入或参与当地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管是从参保的持续性还是从参保的经济承担能力看,他们已经具备相应的条件。外出的季节性农民工与没有外出的季节性农民工相同,都是在农闲时打工,当农忙时都会返回农村,并不会脱离农村,因此这部分农民工并不需参与打工地的任何养老保险制度,因为即使参与也一定会发生退保现象,致使其利益受损,甚至可能导致重复参保,使农民工利益更加受损。外出性的季节性农民工应该选择参与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工的参保的持续性与保障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外出流动性农民工是最为复杂的一类农民工,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甚至是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经常在城乡间,城市间流动。因此这类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最难以解决的一类人群。这部分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在外打工几年之后,最终会返回农村,即在农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如果不返回农村,并且工作流动也是在固定的城市,则可以参与该地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如果虽然工作在不断流动,但居住地不变,则可参与居住地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工作地与居住地都不确定,则选择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户籍具有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参保的可持续性。总之,农民工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制度选择上看,农民工选择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实现参与的可持续性,但是否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参与,必须有相关的制度保障,例如,要减低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入门槛,特别是户籍制度;完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办法等。 三、农民工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 农民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制度选择上看,农民工选择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实现参与的可持续性。但是否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必须有相关的责任的分担与实现,才能真正使农民工持续的参与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农民工持续参保的责任主要是政府、企业与个人分别承担自身的责任。 (一)政府在农民工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 政府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者,政府有义务确保每一位公民的养老保险权益得到保障,保证每一位公民年老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因此政府在农民工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中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入门槛 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必须要降低准入门槛,尤其是对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参与户籍所在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不存在能不能参保的问题,但是对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都存在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这些制度之外。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参与工作地或居住地的相关养老保险制度,更应该降低参与的准入门槛,减少对户籍的限制或者实现农转非的相关政策,使农民工能够与当地的居民享有同等参与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利。 2.建立合理快捷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劳动力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关系必然转移。因为在我国还没实现养老保险的全面统筹,必须建立合理快捷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措施,以保证养老保险关系随着劳动力的流动而便捷的流动,并能保证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在转移过程中不受到损失。农民工虽然选择了使自己能够可持续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但农民工毕竟是流动性非常大的群体,流动是不可能避免的现象。因此,政府有责任制定合理便捷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确保农民工参保的可持续性。 3.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的责任 确保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权益除了政府降低农民工参保的准入门槛与构建健全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外,还必须承担养老保险缴费的责任,并且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承担的缴费比例或者额度。政府在承担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责任方面,主要承担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收入不稳定,收入水平不高,在经济承担能力方面不足,且单位缴费的部分也几乎缺失,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这部分农民工的缴费责任,确保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得以实现。 (二)企业在农民工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主要有企业、个人和国家,企业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其责任就是为每一位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企业对其雇佣的农民工也必须负起养老保险缴费的责任,但是由于农民工的特殊性,企业必须对不同的农民工进行区别对待。如果农民工参与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如果农民工参与的是企业所在地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必须按照农民工所参保选择的缴费档次,缴纳相应额度或比例的养老保险费;如果农民工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在企业所在地,则企业应该按照基本工资的一定比例补发给农民工,让农民工用来缴纳养老保险费。 (三)农民工在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 维护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权益,保证农民工享有与其他公民均等的养老保障水平,除了政府、企业承担的相应的责任外,农民工自身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农民工必须选择可持续参加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参保。虽然每一位公民都有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力,但我国针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还没有实现强制参保,因此要享受养老保障权益,农民工有责任参与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农民工必须履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权利,就必须履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最后,农民工有维护自身养老保险权利的责任,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有寻求正当的途径,维护自己权利不受侵害的责任。 四、结语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建设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劳动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农民工在享受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方面受到限制,即在公共服务享受方面,尤其是养老保险,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农民工几乎被排斥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虽然我国很多地区为农民工建立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农民工工作的短期性、流动性与养老保险参与的长期性、地域性相矛盾;农民工对养老保险需求的及时性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的阶段性、长期性相矛盾等原因,使农民工不能持续的参与养老保险制度,进而使农民工参保率不足,退保率居高不下。另外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与整合政策相违背,与我国城镇化发展、城乡统筹的政策相违背。因此,为了保证农民工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确保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应该根据各类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在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选择合适自己的能够持续参与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且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保障农民工参保的持续性。 作者:王树明 呼翠莲 单位: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延安市志丹县房屋征收局 养老保险论文: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养老保险论文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利用2012年在陕西省展开的“农民工劳动保障基本情况”实地调研数据,涉及建筑业、各类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55份,问卷有效率为98.2%。经过统计得出,555位被调查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有347位,新生代农民工208名,平均年龄为37.8岁。 (一)性别差异: 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占19.3%,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占30.8%,比例提高了近一倍。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二)文化差异: 一代农民工以小学初中为主,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和高中为主。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高达32.21%,比一代农民工高20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相比于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调查问到“如果权益被侵害后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时,一代农民工中有63.98%的人选择找老板谈、找老乡帮忙以及忍忍算了,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有60.58%选择找劳动部门、法院等相关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职业差异: 在择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耐受力明显比一代农民工低。54.47%的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28.37%从事,新生代从事的另一个主要职业领域为餐饮业和商业零售业。 (四)流动差异: 在外出务工规模方面,一代农民工多选择和老乡一同外出务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独立意识更强,选择群体外出的仅占38.46%;在更换工作频率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外出务工时间远比一代农民工时间短,但更换工作次数却比一代农民工高出6.89%,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预期高和职业发展能力低的现实;在城乡流动意愿方面,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时间短等自身原因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现实原因,目前还没有能力留在城市,因此有14.4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确定。 (五)养老保险差异: 两代农民工的参保程度都很低,当问到“如果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是否想过一旦年老了该怎么办”时,未参加任何一种养老保险的一代农民工中有59.93%表示年纪大了就回家养老,或者靠儿女;有75.31%未参保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参保倾向,大多数人表示年纪还小,不着急想年老以后的事。相比较而言,未参保的一代农民工的参保倾向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倍多。其中,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略高于一代农民工,而一代农民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二、模型建立与变量设定 影响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多种多样。结合以往的研究,都阳和高文书认为单位特征较之个人特征更为重要;而王冉和盛来运发现随时间推移和政策推广,个体特征变量对其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影响也会逐渐显著。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研究主要探讨个体特性与工作特征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基于前人文献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构建计量模型并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民工的参保行为,解释变量的选取则参考雍岚、孙倩、胡央娣等学者的方法,主要分为性别、婚姻状况、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工作特性,主要探讨个体特性尤其是代际差异特征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分析 先将农民工看作整体,引入所有变量,555个样本的模型的最终预测结果为81.7%,拟合效果较好,且通过了统计性检验,模型具有统计意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已分化为异质体,还将分别研究各因素对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本文还对347个样本的一代农民工和208个样本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建立logistic模型,模型的最终预测结果分别为85.8%、86.4%,拟合效果较好,且通过了统计性检验,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一)总体分析 在整体模型中,婚否对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而外出时间、劳动合同对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性别、子女个数在90%的置信度下有着显著的影响,男性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高于女性,子女个数越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越低;文化程度、月收入、流动意愿、企业性质以及在单位工作时间在不同程度上均对参保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的分析结果中,以实际值而非分段赋值的变量“年龄”的p值为0.14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以年龄为标准,故本文假设,由于农民工群体不再是同质体,存在代际差异,导致年龄在不同代农民工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下边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开估计以反映代际差异的影响。 (二)老一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79.25%的人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影响到对于养老保险的认知;收入整体程度上对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开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1501—2000元的最高水平时,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反而降低。性别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比女性有更高的倾向参与养老保险;子女人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0%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子女数越多越倾向于不购买养老保险;年龄在95%的置信度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其影响不大;有无耕地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耕地仍然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因素。在流动意愿因素中,留城在9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0.824,返乡在9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19.96,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意愿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越大,原因是选择留城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城市生活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倾向于依靠社会方式养老。因此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年龄、婚否、外出工作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在目前单位工作时间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三)新生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显著增加,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只是收入低制约了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性别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且符号为负,表示女性有更强的动机参与养老保险,主要由于外出务工锻炼了女性农民工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强性,增加了养老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子女个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个数统计得知,208位新生代农民工有148位农民工目前尚未有子女,而剩余的农民工多是一个子女,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成为人母抑或人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的牵挂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追求更强烈,因此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耕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无论对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耕地价值不仅仅承担着生产资料的功能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方面表示耕地对保障农民养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健全的时候不宜过分强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另一方面表明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化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村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越轻,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都是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更加向往城镇的生活方式,能接受现代型的养老方式,因而更能体会到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动合同对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抬头。在签订合同中注意维护自己的养老保险权利,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强的参与养老保险的意识。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所在单位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性高于私营企业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高于国有企业的员工,原因可能与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及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有关。婚否、外出时间、流动意愿以及在目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两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权利意识和对城镇生活的渴望程度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参保意愿较高,但由于年龄不大,参保的迫切性不高;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和权利意识的原因参保意愿不高,但较大的年龄导致参保迫切性比较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此方面的差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程度的增加。首先,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应根据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及不同的养老需求,对他们进行类别的划分,制定“分层分类”多元化的过渡式养老保险制度。当然,这种“分层分类”的思路并不是要强化我国的二元社会状态,等到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基本覆盖后,根据养老保险的“大树法则”,实现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建立。其次,由于农民工参保倾向和维权意识较弱,应高度重视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政府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应注意引导农民工了解和学习法律制度,培养和提高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实施,提高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程度。第三,针对耕地对农民工具有特殊价值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政策,加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弱化土地的社保功能,强化土地的经济资源功能,使得农民实现由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增强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作者:李婷 郭亚军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养老保险论文:公平角度下的养老保险论文 一、养老保险在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才开始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政府在最初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的初衷在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苏联模式,为退休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主要以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标志,建立起面向集体所有者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草案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单位包揽了工人的养老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展,我国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而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新的挑战。1984年开始,我国开始采用部分县市做国营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随后又向全国进行推广。这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比较典型的社会统筹,现收现付模式。第三阶段,是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转折点。在这前后我国的专家学者相继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出台了各种方案。1991年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1995年推出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些相关文件和规定的颁布都推进了我国养老保险的改革与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基本覆盖城镇劳动者和强调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责任的养老保险模式。 二、养老保险与公平的关系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公平是指客观的,不带有任何倾向的态度。公平分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可以看出,实行养老保险的主要意义是,当劳动者退出劳动生涯之后,养老金则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必须要使养老金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从公平的三个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的问题 1.起点不公平。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起点上的不公平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在城镇和农村的实施有很大差别。我国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将我国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导致了我国目前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格局使得城镇劳动力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远比农民要多许多,并且还有一部分农民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目前的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我国大部分城市已经基本建立了新型的养老保险,而农村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在农村,广大农民基本处于自我保障状态。2009年开始试行的新农保,覆盖面也很小,且保障水平相对于城镇退休人员来说还是很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远大于城镇人口的国家,2006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876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4131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4635万人,而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5374万人。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非均衡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没有起到弱化原有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强化趋势。两种身份的限制带来居民在享受国家养老保险方面的差别,不利于劳动者在不同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通,无法推进城市化建设,也就无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过程不公平。 养老保险过程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之间的养老金差异过大。近几年,尽管中央决定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但是并没有改善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职工退休逐步过渡到社会化养老制度,而机关、事业单位却开始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上的“双轨制”,导致了过程中不公平。严格而言,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规定仅仅是以一种预先扣除的方式来缴纳养老金,事实上不缴纳任何费用。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制度在很大程度以退休制为内容,表现为职工不需要缴纳或是交纳很少的一部分养老保险金;相比之下,由我国企业及其职工所缴纳的缴费率日渐攀升,有些地区企业的缴费率甚至到了30%以上。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每月为1100~1800元,事业单位职工为3000~4000元,而公务员为5000~6000元。虽然自1993年起,我国少数城市开始做试点机关,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改革并不成功,这也阻碍了制度的统一,引发了人们的不公正感与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3.结果不公平。 养老保险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再分配的作用,不是所有人在年老时都能“一视同仁”的得到国家相应的帮助,导致了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分配。通过对比一些资料也可以看出来我国现在存在城乡、地区和代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社会保障是依据保护与激励相统一的原则,由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设立的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经济生活的安全项目的总称,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它通过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社会成员的部分收人再分配,因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性质是社会成员的部分收人再分配。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更多体现在退休人口上,即养老金的发放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2-2008年间,社保也降低了城镇居民家庭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改善程度不高,平均改善率为0.07%。因此,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逐年加剧的初次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也致使有人误认为社会保障加剧了贫富分化。 四、推进新时期养老保险改革的步伐 1.政策制定者应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 一个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其是否缩小了社会差距。养老保险作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之下,解决老有所养问题的制度安排时,更要体现公平。以追求公平为第一要务,在新时期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可以保证全体社会公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构建以平等的权利义务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分担社会风险,调节均衡各种社会关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2.突破起点不公平,改变户籍制度,加快城乡统筹进程。 现阶段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使人们产生身份差异,无法从根本上推进养老保险一体化的进程。打破目前城乡二元分割,消除身份不平等,建立城乡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取消户籍限制,使居民在退休后都能一视同仁的参加养老保险,真正发挥社会保障平等维护社会成员的作用。目前,我国适用的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虽是提倡公平,但并不是意味着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把农民逐渐纳入养老保险,逐步建立带有社会救济性质的老年保障网络,尤其是对过去满足条件但是没有被覆盖在内的老人应一并发放养老金。 3.突破过程不公平,逐步改进现有养老保险机制。 企业与事业机关单位养老金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因此,加快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尽快实现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是缩小养老金差距,弥补养老保险过程不公平的有效手段,也是未来改革方向的主要措施。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其对居民的待遇水平必须是适度的,这样才能做到广覆盖。对于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待遇差别,应该在增强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标准的同时对现有体制内的事业机关单位人员的养老金进行改革,逐步规范公职人员的工资,即将养老保障定位在维护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上。我国应对不同的个人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推进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统一适用的养老保险政策。 4.突破结果不公平,使养老保险能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 再分配是国家为了弥补初次分配带来的不公平而实施的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即强调成果共享、提倡社会公平、追求集体福利、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我国目前养老保险被地域分割和身份限制,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被拉大的还有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尽管目前各地都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相关措施,但是由于存在执行上的差距,实际上大多数弱势群体所得到的养老金不能保证其基本生活。要强化养老保险金的再分配作用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明确再分配与个人储蓄的作用;其次,政府在坚持公平理念的同时,要坚持适度原则,将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最后,在发挥养老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时应保持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控制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 5.对我国目前在养老保险方面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 要实现上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地区之间养老负担不平衡问题,从而实现养老金账户的保值增值。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应首先立足于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问题,应在树立主体平等的基本理念基础上,更多地将政策中心和财政资金用于推动和保障养老保险的公平实现,使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尊重、确认和保障。要想更进一步推进养老保险的发展应打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单位分割,建立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的的财富再分配,是社会财富的再调整。我国养老保险政策经历了诸多变革,但因为体制和历史原因造成目前在实施阶段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了在养老金发放和享受方面较多的差异。新时期努力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未来一段时间养老保障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最终归宿。 五、结语 总之,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应确立“公平”导向,逐渐建立起统筹城乡、全国统一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作者:王璇 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论文 一、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意义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并且大多数农民常年以务农为生,没有高学历、高技能,很难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承担各种生活开销、子女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这对于本就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农民的贡献,但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我国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更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谐。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是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课题,是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对该问题加以重视,从实际出发,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补偿模式单一,养老保险缴费困难 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民的失地问题均以货币作为补偿。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在短时期内农民可以看见收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补偿资金很快就会用完,失地农民又会陷入生活的困境,不能产生持续性的保障作用,不利于失地农民的长久稳定和发展。失地农民由于学历、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在城市中立足很难。如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大学生都处于待业状态,失地农民就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尤其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就业更加困难,很多企业用人都有年龄要求,甚至是清洁工都要求在45岁以下,这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限制。他们没有工作,同时还要承担家庭生活的各项开支,所以在不能保障基本生活的条件下,缴纳养老保险更是无从谈起。 (二)征地补偿标准低 国家在征地补偿的相关规定中指出,在征地过程中要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尽管相关条例中指明了失地农民的安置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是以农村生产方式作为参考所建立的,且这一标准跟城市居民的补偿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有失公平性。而对于征地之后建筑的铁路、公路、飞机场以及房地产行业来说,其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而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却是微乎甚微。可以说,失地农民牺牲了自己的土地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理应得到应有的补偿;而现实中,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与物价水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三)养老保险立法缺失 从大环境来看,农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失地补偿问题,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对此进行规范。国家养老保险立法的缺失使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存在严重的隐患。很多问题仅仅是依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这样的工作缺乏规范性、稳定性,因此,必须要根据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制定出符合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法。 三、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一)优化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从单一性转向多样性 要积极创新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模式,不能仅仅依靠资金来弥补其损失的土地资源,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农民的生存问题。对于补偿方式可以根据当地的发展空间以及土地资源的特点,采取多样性的补偿方式,让资金补偿与其他补偿方式共存。例如,在浙江的一些发达地区,政府的安置模式除了进行货币补偿,还有调整承包地的安置方式、留地安置方式、就业安置方式、社区股份经济合作方式安置以及“股田制”安置方式。多样性的安置模式不仅让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能很好地保证农民的长远利益。既注重了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又考虑了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举两得。这种安置模式值得各个地区政府借鉴,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当地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二)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比例 目前,各级政府以及征地单位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较低,所以,要适当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比例。我国《土地管理法》对于各地区的土地补偿有不同的规定,对于沿海地区的补偿相对较高,中西部相对较低,但是跟各地区之前的土地收益比较还是微乎甚微。可以适当调整失地农民的补偿比例,重点增加土地承包30年的预期收益、集体经济空洞化后农民福利减少损失赔偿、土地相邻权损害赔偿等补偿方式。 (三)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维护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当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侵犯时,要给予法律援助,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避免出现非法强拆现象。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政府和社会都要给予支持,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妥善安排失地农民就业 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自食其力,当地政府要千方百计促进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承担起失地农民的培训就业工作,不能走形式主义,要真正教授他们相关的知识,帮助他们分析当前的就业形式,并积极举荐他们去相关岗位就业。一方面,当地政府可以和征地单位签署就业协议,协议规定征地单位如果征收某块地段必须要优先吸纳当地的失地农民就业;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应该积极设立公益性岗位,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他们创造各种优惠措施,在小额贷款方面给予失地农民还款年限以及还款利息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被征地农民以创业带动就业。 (五)精算个人养老保险费率 虽然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承担60%,个人承担40%,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失地农民仍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各级政府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住房情况、学生上学情况以及医保情况等,制定出特殊的综合配套政策,精算个人养老保险率,合理确定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使他们不至于因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过高而无力投保。 (六)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意识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强农民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让失地农民能够深刻明白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又减轻了儿女的经济负担,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要一直坚持这项工作,将失地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宣传到各家各户,使观念深入人心,让他们树立风险意识,主动参加投保。 四、结语 虽然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加以重视,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失地农民树立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作者:麻乐平 单位: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养老保险论文:个人账户投资管理社会养老保险论文 1加强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管理 做实个人账户后,未来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管理就成为了保证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是做实个人账户的根本所在。基于个人账户基金的所有权性质,以及对安全性、流动性、投资回报率等的要求,我国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管理可以考虑选择好的投资管理机构对其个人账户的基金进行运作。具体办法可以参考企业年金的相关投资管理办法,也可以将个人账户基金直接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来运作。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职工对未来养老的需求安排以及风险偏好的不同,国家对这类养老金投资管理机构可以设定最低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并要求其提供几种不同的投资方案和实施计划,由职工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选择,充分体现职工对个人账户拥有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2个人账户投资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按照上述操作,如果个人账户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基金的投资管理,其后果也可能产生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投资组合除了适当配置一些无风险资产外,还要配置相当一部分的风险资产。管理风险也可以称之为操作风险,投资管理人负责个人账户的基金管理,涉及到社保资金的吸纳和支付以及资金的保管和投资运营等多个方面。每个过程每个环节每个部门都可能存在资金的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包括营运风险和投资决策风险。营运风险一般是由于日常操作和工作过程中的失误而造成的风险。随着个人账户的资金不断增长,可投资管理的资金也会不断增多,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工作中的失误概率和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况且随着证券交易对电子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重,营运风险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隐蔽而复杂。投资决策风险是指在进行风险资产的投资配置时发生的风险。因为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保障投资收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旦投资决策不当,那么个人账户的投资管理收益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而市场风险分则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不能通过组合投资来消除,它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投资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利率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以及汇率风险等。非系统性风险则是针对行业或个别投资渠道产生影响的风险,它通常是由某一特殊的或偶然的因素引起的,不影响所有行业或整个投资市场,仅仅影响个别或少数行业或投资渠道的收益。它能通过投资的比例组合分散投资的风险,是一种可分散的风险。 3防控个人账户基金风险的对策研究 为了个人账户基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减小个人账户基金的风险,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 3.1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制度 首先应该建立由专家组成的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便确定科学的投资组合决策和决定风险资产的投资渠道和规模限制,然后由各个投资经理负责该渠道的投资营运管理。投资经理应由投资委员会进行任命,投资管理委员会有权监督投资经理的一切投资行为,投资经理对投资管理委员的疑惑要给予明确的解释。投资经理人要明确权、责、利三个基本要素,正确处理好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另外投资管理委员要建立起对投资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现行市场基金出现信用问题。 3.2引入最低收益保证机制 投资管理人要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由国家财政予以担保。即使当风险准备金完全不能满足最低收益时,国家财政也完全能够承担这部分风险金。因此,投资管理人要专门建立风险准备金,由托管银行专户存储,专项用于弥补个人账户投资的亏损。初始准备金规模可以根据受托管理个人账户基金风险投资规模的1%设定,以后按照上一年度委托资产管理手续费的20%提取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个人账户基金受托投资管理资产净值的10%时可不再提取。当投资管理收益不能满足前述条件时,由风险准备金来弥补。 3.3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 3.3.1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投资管理法律体系 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必须要有法律的指导和约束。目前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法还不很完善,不能起到指导和约束投资管理行为的作用。因此,一套完整的《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细则》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监督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制定出台,使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和监督管控有法可依,规范个人账户的投资管理和监督管控等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 3.3.2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财务监督机制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财务监督一般可以划分为基金内部监督、基金行政监督及基金社会监督三个部分。其中,基金内部监督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个人账户基金的部门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对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行政监督是指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管理职能,代表国家对个人账户基金实施监督;社会监督主要是指个人账户基金的有关利益代表对基金托管机构贯彻个人账户基金政策情况以及对具体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具体来讲,可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内部审计制度通过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可以对各级管理部门的财务活动和管理活动进行评价和监督,尽可能保证各级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也便于个人账户经办机构在人员的分工和规章制度的落实等方方面面的顺利实施。2)严格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和财务制度的要求,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切实加强财政专户的管理和监督。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财政部门与养老保险机构应建立起双方各负其责、管理有序、相互制约的机制,定期核对财政专户的余额,并相互在财政专户对账单上签字,确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3)加强会计监督会计监督应贯穿于基金运行的全过程之中,要做到:①强化会计内部监督个人账户经办机构财务部门应根据会计制度规定核算办法,按照业务管理程序设立岗位,建立会计核算岗位责任制,做到各岗位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同时应充实稽查核对的力量,进行常规性的定期稽核,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机制。②建立财务清查制度保险经办机构会计部门还应根据《会计法》的有关规定对基金的运行情况、收支账目、往来款项、货币资金等进行全面的定期清理,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完善会计核算工作。③建立会计信息质量控制制度个人账户基金会计的最终形式表现在会计信息,因此必须加强对会计质量的监督,建立会计信息质量控制制度。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如财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会计记录监控制度等,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及时、可靠和准确,保证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3.3.3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行政监督机制 1)主管部门的监督主管行政部门应对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的实施进行现场的监督检查,随时查阅、记录、复制与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相关的资料,以便及时的核实;随时对挪用、转移、侵占、隐匿个人账户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其改正;随时询问和调查与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另外,主管行政部门应加强非现场的监督工作,如加快基金监督信息化的建设工作,推进基金监管系统的实施工作,研究制定个人账户基金非现场监督工作规则,规范非现场监督工作流程,逐步建立非现场监督工作体系,加强非现场监督管理等工作。2)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督相关部门主要是指财政税务、监察、审计等部门,这些部门要积极配合主管部门进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的实质性监督。 3.3.4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社会监督机制 社会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主要是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计划、调整、决算、收入组织和支出管理等活动进行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则包括企业、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社会劳动者对基金的监督,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尤其是相关工作人员和媒体工作人员参与基金监督的工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 3.3.5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外部独立审计监督机制 对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财务信息进行独立的外部审计监督是保证基金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监督、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4结束语 有效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投资问题,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投资主体与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随之就会带来相应的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建立一套完整的投资管理制度、引入最低收益保证机制、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保证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作安全的一条有效途径。 作者:韩风贤 单位: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分公司 养老保险论文:养老保险统筹核算流程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常见的征缴稽核、支付稽核及保险稽核能力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养老保险;稽核;问题;对策 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生命线,基金问题始终是社会保障的首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由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因而客观上存在着相关的立法滞后、制度不完善、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挤占、挪用、瞒报、冒领、欺诈等手段,侵吞、蚕食社保基金。 社会保险稽核就是通过对缴费单位履行社会保险缴费申报、缴费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检查,防止和杜绝缴费单位瞒报、漏报和拖欠社会保险费;通过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者的资格、待遇水平进行核查,防止冒领、骗取社会保险费;通过对社保经办业务各关键环节进行监督、控制,防止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贪污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监督检查工作。简言之,社会保险稽核就是在社会保险领域进行反欺诈行为。 一、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难点 (一)在养老保险征缴稽核方面 1.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范、不统一 多年来,一些企业把“少报”、“漏报”社会保险费作为企业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且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除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意识淡薄,逃避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外,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范、不统一、政策缺乏可操作性也是重要原因。参保单位应以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核定缴费基数,职工个人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核定缴费基数,当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60%缴费,当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缴费,单位缴费基数不能低于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但有的单位采取职工自报缴费基数的做法,造成接近退休的职工虚报高基数,年轻职工少报缴费基数,从而导致年轻的少缴社会保险费,年龄大的以后多套取养老金的违规行为;有的单位把年终奖金、工资性福利开支等不列入工资总额,以达到少缴保险费的目的。 2.缴费稽核偏重欠费收缴,轻视基数核定 目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稽核体系已基本建立,稽核业务已逐步开展起来。但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稽核常常偏重欠费稽核,没有将各缴费单位申报的缴费基数纳入日常稽核业务。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各种统计、财务制度,工资发放随意化、多样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些企业很难统计出一个准确的职工工资总额,给核定缴费基数带来了较多的困难。目前又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社会保险事务,仅凭条例、文件等政策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 3.非公企业参保滞后,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养老保险范畴之外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企业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已基本实现。因此,一切形式的企业都是养老保险的覆盖目标,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超出其范畴之外的特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扩面进度缓慢,部分非公企业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仍游离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这就使部分缴费基数流失。同时又使部分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并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负担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公平竞争的态势。 (二)在养老保险支付稽核方面 1.养老保险实行统筹和社会化发放后,部分单位放松了对离退休人员管理,对长期异地居住离退休人员的人数、居住地的详细地址、生存状况等情况不了解不掌握,给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造成困难。 2.养老保险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社保经办机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对居住在异地的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只能由发放养老金的社保经办机构独自完成。 3.违规办理提前退休,增加养老保险负担。一些单位为了减轻负担,擅自更改有关记录,为一些要求提前退休的人员提供方便。有的单位档案管理混乱,也给退休年龄的认定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三)在养老保险稽核能力方面 1.稽核人员少,稽核队伍不够健全。按稽核办法,实施稽核必须有两名以上的稽核人员共同进行,由于目前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大多只配备了一名专职稽核人员,其他为兼职,很难抽出人员进行全面实地稽核。 2.稽核人员业务不熟练,稽核程序不够规范。社保稽核是一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稽核人员有敢想敢干、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原则、公正廉洁的品德,还要掌握财会、审计等专业知识,熟悉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现有的稽核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稽核业务不熟练,有些问题因稽核程序不规范,增加了处理的难度。 二、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加快社会保险法律建设步伐 我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法律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依法办事逐渐成为准则。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完善的缴费基数管理、稽核程序,堵塞漏洞,以强化缴费单位据实申报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此项业务核定的约束力和严肃性。 (二)将实施稽核与政策宣传结合起来,清理参保真空,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维护社会公平 目前,非公企业及从业人员游离于养老保险统筹范围之外的主要原因有:企业缴费比例高,负担重;企业和员工对参保的重要性认识有偏差;企业用工不规范,企业与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流动性大等。要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强对非公企业参保的管理,对拒不参保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要采取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纳税人资格等强制手段,促使这部分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尽快纳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 (三)加强缴费工资基数的公示制度,接受参保职工的监督,提高缴费工资的准确性 (四)加快社区建设,将实施稽核与加快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把稽核工作向社区延伸,实施全方位核查、立体化联防 (五)建立健全稽核机构,完善缴费基数核定稽核程序,规范稽核行为 社会保险稽核工作是社会保险的一项基础内容,同时又是规范社会保险业务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强稽核队伍建设,提高稽核人员素质,将企业缴费基数的核定纳入日常稽核业务,不断完善稽核程序,规范稽核行为,才能保证稽核工作的正常开展。 养老保险论文: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缺陷及措施研究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大批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大都没有达到养老年龄。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工年老体衰后的养老问题将发展为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就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制度缺陷、立法滞后、企业不愿参保、农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识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策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保障其基本权益的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城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5亿左右,由于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养老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目前还不突出,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若现在不重视,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的农民工年老体衰后的养老问题将发展为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年老后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是农民工自身、是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给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一、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99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亿人被纳入该制度的覆盖范围。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包括各类企业及其全部职工,明确规定包括1年以下的农民工,而且农民工对于养老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并不乐观,存在许多障碍。 (一)制度有缺陷 目前实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农民工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达到了规定年龄就可领取退休金。但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多数是灵活就业,也很少有单位会这么长时间雇佣他们。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造成农民工大量退保的现象。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统筹层次低。二是转移办法滞后。三是省际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遇到问题,迁出地省社保机构解决不了,迁入地省社保机构也不管,农民工不知找谁才能解决问题。 (二)立法滞后,执法不严 近年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和行政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者必须依靠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低“硬度”使维权工作缺乏力度,其存在的不少漏洞和操作性不强,以及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条款等问题,使该部法律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对于涉及农民工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问题,大多都是出现了问题或投诉举报才进行检查处罚,主动监督不足。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立法滞后、行政管理和执法的缺位,导致企业在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费用时,是逃费的多,纳费的少,主动纳费的更是微乎其微。 (三)企业不愿参保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城市脏、累、差的体力活和高危行业,这些企业人工费用所占比例较高,参加养老保险对企业的压力较大,大多数企业缺乏为农民工缴纳保费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是弱者,只要能找到一份活干就行,几乎没有可能考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等事项,农民工生存压力大,他们只能考虑当前的生存问题,因而产生部分收入低的农民工愿意企业不参加养老保险而给予一定的补贴,导致许多企业根本不给农民工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四)农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识 农民工自身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虽然农民工普遍意识到以后养老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养老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二是生存压力。目前农民工工资收入一般不足1000元,在西部地区只有600元。三是就业压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劳动力供大于求,农民工为生计满足于有活干,只能放弃养老保险等权力。四是法律意识淡薄。对不签劳动合同,克扣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侵权行为,往往持克制,忍耐的态度,没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民工中推行不力的原因之一。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措施 建立平等、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当前的城乡差异现实,决定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衔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渐消除人身差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提高国家、社会在老龄化高峰来临时承受风险的能力。 (一)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至今尚未颁布《社会保险法》,制约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加快《社会保险法》、《职工养老保险法》的立法工作,已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和迫切要求。目前,农民工参保率在低位徘徊与参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关系。由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缴费后,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保,就要设计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抓紧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2010年1月1日新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业,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出台实施,一有利于维护参保人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特别是2009年全面实现了省级统筹,劳动者在省内流动就业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有了制度和体制的基础。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城镇之间流动就业或间断性在城镇就业,只要参保缴费并达到规定条件,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这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就业,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三)强化监督和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当前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严格查处各类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工作,要走综合整理的道路,从用人单位这个源头抓起,从签订劳动合同入手,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特别是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要进行严肃查处,杜绝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现象的发生,将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四)加强社会保险知识的宣传培训,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针对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加强对养老保险重要性的宣传、养老保险知识的教育。包括: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参加养老保险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农民工应享受的权利,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办理养老保险转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关系、如何衔接等。采取各种形式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增强农民工养老保险意识,督促企业为其参加养老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 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平正义则是凝聚社会的优秀价值观。解决社会公平必须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减压阀,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主要险种之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社会的安全网和减压阀的作用。农民工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9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不相符的,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创新。 养老保险论文:区域地方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分析及建议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0%,在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进一步削弱的形势下,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贵阳市作为西部十省市中一个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研究其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研究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及实施状况具有特殊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养老保险欠发达地区政府作用 一、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 我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经济水平和社会传统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地区差异化,但就各地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贵阳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如何?现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简要分析。 1.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是人均耕地少,地貌复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下降速度慢,人均产值低。贵阳市2004年年末总人口350.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5.78万人,占全市人口数的53%。全市土地总面积804667公顷,其中耕地28897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5.91%,全市每个农业人口占有土地6.9亩,不足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5亩,为全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且多属高原丘陵,不利机械化操作。据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31.77亿元,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443.63亿元的7.2%,不难看出农村的人均产值不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2.贵阳市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总的来说是收入偏低,保障水平偏低,城乡差距大。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509元,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的31.25%,不足三分之一,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全市农村居民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达0.44。2008年贵阳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200元/人月,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最高的两城区为140元/人月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3.贵阳市农村养老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之以少数集体养老、储蓄养老、征地补偿养老、房屋出租养老、困难救助和低保养老。贵阳市农村目前社会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占63.1%以上;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绝大多数边远地区的农民根本谈不上存钱,当农民进入老年,靠储蓄积累养老的为16.2%;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乡镇企业为数不多,这一人群属于养老无保障之列。随着农村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农民养老问题逐步凸现,已到了必须研究解决、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贵阳市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结合贵阳市农村的现状,要建立贵阳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根源。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的思路决定了城乡发展的差异,贵阳市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大体各占一半,但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还不到第二产、第三产增加值的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3.2倍,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200元/月,是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70元/月的2.8倍。 2.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 解决“三农”问题的落脚点是提高农民收入,而关键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尽管近几年我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这一目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但农、林、牧、渔、服务业的结构不均衡,贵阳市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大型机械的使用,就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而言不能形成规模,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程度低,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二是种植面结构不合理,围绕省会中心城市服务的多种经济农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同区域的差异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由于贵阳市城市规划、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贵阳市不同区域的农村各方面差异都较大。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对处于不同区域农村应该区别对待。不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贵阳市经济目前呈放射状,由城市中心向边远农村逐渐减弱,经济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4.资金筹集方面存在的问题 按照目前国家制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性政策框架,基金主要依靠参保农民的缴费,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考虑到今天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进入老年期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现在交纳的数额很少的养老保险金,就会出现养老保险养不了老,保不了险的情况。如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不进行补助,其差异性和不公平性是显而异见的,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如果要让绝大部分农民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的财政补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财政支出的加大,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农村这一块。 三、解决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矛盾的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笔者认为,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主线。政府应结合贵阳市农村的实际情况,让城镇带动农村发展,从政策、经济、财政上全面扶持,即使暂时减缓城镇的经济发展,也要千方百计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特别是偏远、困难地区的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缴费承受能力才能提高,农民退休后的养老待遇才能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才能持续。反过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的份额逐渐减少,又能有力的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使城镇能全面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2.完善农村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律体系 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根据贵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险法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运营的规范性,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并通过合理运作使其不断增值,以更好的满足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需要。 3.构建多层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制度 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金的筹集应以个人为主、集体为辅、国家支持为原则。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初期,各级地方财政更应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财政在为参保农民提供资金扶持时,按照农民交费的标准进行补助,并坚持多交多补、少交少补、不交不补的补助原则;在养老金领取时,实行“多交费,多受益”的原则,这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根据目前贵阳市的情况,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应由个人、集体和财政共同承担,财政的支持力度应该大一些。在特别贫困的地区,可由中央财政进行扶贫支持,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养老保险论文:社会保障中养老保险分析论文 自Lucas(1988)以来,许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 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将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相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本文介绍了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指出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趋势,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的养老金计划和制度的设计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 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 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 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 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 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在均衡条件下,考虑到社会福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等因素来分析一种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理论研究角度得到一致的精确答案。而在应用分析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差异,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效应也各不相同。 但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证分析角度来看,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一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导向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不断创新,养老金征管和发放模式也不尽相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养老金计划也逐渐显现出重要作用,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不过,从当前世界各国教育投资主体来看,除了政府和家庭进行教育投资之外,还有一些非政府部门如企业、社团等也分担了大量的教育成本,同样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在对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前,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着许多制度性和财政性的困难,这需要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商业保险计划的发展等多角度来加强对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应用分析,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养老保险论文:农民工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大批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大都没有达到养老年龄。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工年老体衰后的养老问题将发展为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就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制度缺陷、立法滞后、企业不愿参保、农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识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策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保障其基本权益的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城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5亿左右,由于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养老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目前还不突出,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若现在不重视,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的农民工年老体衰后的养老问题将发展为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年老后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是农民工自身、是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给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一、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99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亿人被纳入该制度的覆盖范围。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包括各类企业及其全部职工,明确规定包括1年以下的农民工,而且农民工对于养老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并不乐观,存在许多障碍。 (一)制度有缺陷 目前实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农民工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达到了规定年龄就可领取退休金。但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多数是灵活就业,也很少有单位会这么长时间雇佣他们。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造成农民工大量退保的现象。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统筹层次低。二是转移办法滞后。三是省际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遇到问题,迁出地省社保机构解决不了,迁入地省社保机构也不管,农民工不知找谁才能解决问题。 (二)立法滞后,执法不严 近年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和行政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者必须依靠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低“硬度”使维权工作缺乏力度,其存在的不少漏洞和操作性不强,以及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条款等问题,使该部法律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对于涉及农民工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问题,大多都是出现了问题或投诉举报才进行检查处罚,主动监督不足。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立法滞后、行政管理和执法的缺位,导致企业在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费用时,是逃费的多,纳费的少,主动纳费的更是微乎其微。 (三)企业不愿参保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城市脏、累、差的体力活和高危行业,这些企业人工费用所占比例较高,参加养老保险对企业的压力较大,大多数企业缺乏为农民工缴纳保费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是弱者,只要能找到一份活干就行,几乎没有可能考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等事项,农民工生存压力大,他们只能考虑当前的生存问题,因而产生部分收入低的农民工愿意企业不参加养老保险而给予一定的补贴,导致许多企业根本不给农民工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四)农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识 农民工自身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虽然农民工普遍意识到以后养老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养老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二是生存压力。目前农民工工资收入一般不足1000元,在西部地区只有600元。三是就业压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劳动力供大于求,农民工为生计满足于有活干,只能放弃养老保险等权力。四是法律意识淡薄。对不签劳动合同,克扣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侵权行为,往往持克制,忍耐的态度,没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民工中推行不力的原因之一。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措施 建立平等、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当前的城乡差异现实,决定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衔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渐消除人身差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提高国家、社会在老龄化高峰来临时承受风险的能力。 (一)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至今尚未颁布《社会保险法》,制约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加快《社会保险法》、《职工养老保险法》的立法工作,已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和迫切要求。目前,农民工参保率在低位徘徊与参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关系。由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缴费后,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保,就要设计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抓紧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2010年1月1日新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下转第14页) (上接第39页)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业,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出台实施,一有利于维护参保人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特别是2009年全面实现了省级统筹,劳动者在省内流动就业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有了制度和体制的基础。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城镇之间流动就业或间断性在城镇就业,只要参保缴费并达到规定条件,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这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就业,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三)强化监督和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当前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严格查处各类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工作,要走综合整理的道路,从用人单位这个源头抓起,从签订劳动合同入手,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特别是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要进行严肃查处,杜绝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现象的发生,将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四)加强社会保险知识的宣传培训,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针对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加强对养老保险重要性的宣传、养老保险知识的教育。包括: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参加养老保险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农民工应享受的权利,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办理养老保险转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关系、如何衔接等。采取各种形式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增强农民工养老保险意识,督促企业为其参加养老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 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平正义则是凝聚社会的优秀价值观。解决社会公平必须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减压阀,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主要险种之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社会的安全网和减压阀的作用。农民工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9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不相符的,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创新。
创业管理论文:科技创业企业纳税研究管理论文 关键词:科技创业企业纳税筹划 摘要: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税负对资金不是很雄厚的科技创业企业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针对科技创业企业的特点,从六个方面阐述了纳税筹划方式,希望能够帮助科技创业企业减轻税负。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纪,数字技术、生命科学、电子商务、太空科技等高新科技名词不断冲击、改变我们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环顾世界,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风险投资热切地寻投资对象,纳斯达克不断推波助澜,微软、Google、盛大等科技公司不断创造财富传奇。这标志着一个科技创业时代的全面到来!科技创业企业一般都以某个领域的高新技术为开启财富之门的金钥匙,加上一个甘愿为梦想而奋斗的精英团队,抓住市场机会迅速崛起,最终走向成熟,走向纳斯达克,成为下一个科技创业英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前途多么辉煌,任何一家科技创业企业还必须依靠各方面的精心策划才能成功。由于科技创业企业一般在资本方面不会太雄厚,而科技企业的支出又特别巨大,一不小心,就可能因为资金问题而陷入困境,因此,如何控制成本、运营费用成为科技创业企业必须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论述科技创业企业如何降低税负,为自己降低成本和运营费用。 一.利用内外资企业性质进行纳税筹划 举办任何企业,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该企业的性质,即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外资企业仍然具有内资企业无可比拟的税收优惠。另外,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本身对科技创业企业的管理和未来到国外上市等都有重大意义。因此,综合考虑利弊,建议科技创业企业首选成立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税。(2)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的被认定为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3)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设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设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4)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5)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举办、扩建先进技术企业,且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6)税前扣除优惠很多,如在工资扣除标准方面,外资企业允许全额税前扣除;在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方面,外资企业可税前全额列支,而不受比例限制。 从上述六大方面的优惠来看,注册外资企业对科技创业企业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在2006年1月8日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将在2006年研究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方案,从而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将“两税”合并列入议事日程,但是从法律修订的程序来看,这个过程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对于创业型的科技企业来讲,好好利用“两税”合并之前的这段“优惠”时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利用企业注册地点进行纳税筹划 利用企业注册地进行纳税筹划是众多企业通常运用的方法之一。国家往往会为了促进某些地区的发展,出台一些对特定地区进行税收优惠的政策。从大面上来看,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的地区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西部地区等。 对科技创业企业具有意义的地区税收优惠包括:(1)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3)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的被认定为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4)对苏州工业园区内经省科技主管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内资企业,暂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对设在西北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当然,对于公司注册地的选择不能单纯地考虑纳税筹划,更要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进行考量。然而,从科技创业企业的业务来看,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的是高新技术,而高新技术肯定首先会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运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创业企业选择具有税收优惠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区对企业自身业务的开展也是有帮助的。 三.企业研发费用加扣的纳税筹划 对于科技创业企业来讲,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体现在技术优势上,而技术优势的保持体现在研发上,只有持续不断的对研发进行高投入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因此,研发费用是科技创业企业的一项重大支出。如何对研发费用进行纳税筹划对企业具有非常大的节税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税法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实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扣除。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工业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含10%)的,允许再按研究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科技创业企业来讲,如何进行安排巨大的研发费用支出,首先要考虑企业战略,在此基础上,就要考虑对纳税筹划的影响。特别是当研发费用比上年增长幅度接近10%的时候,再增加少量的研发费用可以为企业带来享受加扣的税收优惠。 四.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的纳税筹划 科技创业企业要把自己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推向社会,那么就必须花费相当数额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从而达到让客户购买的目的。如此巨大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对科技创业企业的纳税筹划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鉴于外资企业可以全额列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那么这项纳税筹划仅对内资企业有用。具体筹划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区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以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属于时间性差异;而超过比例部分的业务宣传费不可以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属于永久性差异。因此,如果将广告费混入业务宣传费,对企业十分不利。企业应当在“销售费用”科目中分别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并且注意广告费用的核算要满足三个条件:要经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已实际支付费用,并已取得相应发票;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 第二,通过设立销售公司增加计提基数。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都是以营业收入为依据计算扣除标准的,如果纳税人将企业的销售部门设立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将企业产品销售给公司,再由公司对外销售,这样就多核算了一次营业收入,从集团整体来看也就扩大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提基数。 第三,如果科技创业企业属于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第四,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年以上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定扣除。 五.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由于我们目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还没有合并,因此,外资企业仍会享受到很多税收优惠政策。由于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讲述了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部分就不再重复,仅讲述一下对内外资企业都适用的所得税纳税筹划。 第一,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缴纳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的软件进行转换等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可按照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有关规定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3)对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4)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二,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法定税率缴纳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技术转让的减免税政策。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缴纳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依法缴纳所得税。 第四,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业(包括科技、法律、会计、审计、税务等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开业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 第五,按核实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比设备购置的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延续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税法和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法规、条例规定享受统一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免税期间可以适当延长延续抵免期限,但延续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7年。 六.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纳税筹划 电子商务是是近年来新兴的交易方式,并且发展迅速,目前各国还没有对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达成一致,这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从我国目前来看,对于科技创业企业可以运用的纳税筹划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利用电子商务企业的性质进行纳税筹划。很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其注册地是位于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但是其营业执照上限定的营业范围并没有明确提及电子商务业务。有些企业营业执照上注明从事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销售、出口,但实际上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业务。这类企业是属于所得税意义上的先进技术企业和出口型企业,还是属于生产制造企业、商业企业,还是属于服务企业,因为判定性质不同,将导致企业享受的税收待遇有所不同。在所得税上,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以及税率上的优惠;在增值税上,作为软件企业还可以享受超过规定增值税税收负担率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属于服务性企业则适用营业税,而且,从事电子商务服务的电讯企业与普通企业执行的营业税税率不同,从事电子商务服务的电讯企业按3%税率缴纳营业税,而从事电子商务服务的普通企业则需按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根据上述情况,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被定性为什么样的企业就成为纳税的关键问题。由于在上述认定上的复杂性,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税法上的不同规定进行有利于节税的企业性质认定操作。 第二,利用收入性质的确认进行纳税筹划。电子商务将原先以有形财产形式提供的商品转变为数字形式提供,使得网上商品购销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对这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应视为提供服务所得还是销售商品所得,目前税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对有形商品的销售、劳务的提供和无形资产的使用规定了不同的税收待遇。比如,将电子商务中的有形货物销售收入视为服务收入会直接影响税种的适用和税负的大小,对货物的销售通常适用17%的增值税,而劳务收入则适用5%的营业税。此时,纳税人就应该根据平衡点的原理,决定是缴纳增值税合适,还是缴纳营业税合适。 第三,利用无纸化的特点进行印花税的筹划。电子商务实现了无纸化操作,而且交易双方常常“隐蔽”进行。网上订单是否具有纸基合同的性质和作用,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目前这点也不明确。 从上述六个方面来看,科技创业企业拥有较多的纳税筹划空间,如果企业不对自己的纳税进行周密的安排,无疑就是加重自己的税务负担,而任何支出对于资金不雄厚的创业企业,特别是资金需求比较大的科技创业企业来讲都是不利的。因此,科技创业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同样也要考虑到纳税负担问题,进行周密的纳税筹划,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投资法律研究管理论文 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亦称“风险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对于推进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加社会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但是,创业投资由于所支持的对象是未上市创业企业,不仅具有高风险性,还往往是一种权利义务高度不对称的投资活动。例如,投资于具有流动性的上市公司股票,投资者既可通过股东大会等渠道行使“以手投票”的权利,也可随时出售股票行使“以脚投票”的权利;而对创业投资而言,则很难行使“以脚投票”的权利。正因为创业投资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另一方面自身又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从法律上切实保护创业投资的权益便显得格外重要,但由于创业投资在运作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才能切实保护创业投资的权益。 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从创业投资运作的内在要求和国际经验看,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与创业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的主体按其组织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和“组织化的创业投资”两大类。前者系由分散的个人或非专业机构以其名义直接或通过委托方式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后者系由两个以上的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形成新的财产主体,再以新的财产主体的名义进行投资,由于它具备了国内所俗称的“投资基金”的本质内涵,故本质上即是创业投资基金。在以上两大形态的创业投资中,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组织化的创业投资”既有利于实现投资运作的专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专业的创业投资市场。根据创业投资的特点,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设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是发展创业投资的首要前提。由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企业具有区别于一般加工贸易类企业的特点,所以,往往需要根据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点,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适当修订;有时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关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别法。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台湾的公司法比较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并于1983年根据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特点,制定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这部专门调整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国作为最早探索发展创业投资的国家,其创业投资之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公司法》这部调整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在内的特别公司法,主要仅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却并不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按照《投资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资顾问法》的规定,投资者超过14人的投资公司,不得实行业绩报酬。这一限制虽然有利于抑制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的冒险投机动机(在证券市场上冒高风险通常能获得高收益,基金经理也随之将获得高业绩报酬;而一旦冒险失败,投资亏损却完全由投资者承担),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但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却是不够公平的。因为,证券投资基金的单位净值可以通过市场得到体现,借助于市场本身即可较好地激励基金经理人(基金业绩好时,基金经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资产;否则,基金经理将很难再管理更多的资产);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由于它所从事的是长期投资,往往要5~7年后才能体现业绩,只好更多地借助于业绩激励来尽可能地解决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收益一致性问题。正是这种人为的业绩报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导致美国的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受阻。幸亏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可以逃避“投资者超过14人即不得实行业绩报酬”的人为法律限制并被视作免税主体,加之通过数次修订《统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进了不少公司制度的运作机制;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基金得以发展起来。 二、与创业投资基金募集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且不具有公开信息的长期投资活动,所以,创业投资基金更适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资本。因此,完善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样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与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类型证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贸易类公司通过私下发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对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对募集对象的保护等方面都具有相同点,所以,世界各国均不是通过制定单行的《创业投资基金法》或《投资基金法》来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而是通过《证券法》来对“私募条款”进行统一规定。 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切实避免并不具有风险鉴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众投资者被卷入各类私募活动中,有关私募活动的法律通常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是规定私募只能针对“合格投资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资者不超过一定人数(100人)。其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通常又是依据不同的国情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在财产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通常以个人或机构的已有资产和目前每年可获得的收入来界定;在财产制度不不够健全的国家,则通常以投资者一次性以其名义购买相当规模的私募证券(比如100万美元)来界定。 三、与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关的法律制度 与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自身特点相适应,创业投资的资本来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资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长期投资理念,最好是对创业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兴趣;二是具有较高风险鉴别能力;三是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按照这些要求,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个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创业成功的富有个人;(2)大型企业;(3)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4)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以上四大主要资金来源中,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作为一种典型的风险资产,随时处于“理赔”风险中,对“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们的资金规模大,故以较小比例(如不超过5%)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并不会造成整体性风险。银行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较高,所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资金不适合从事创业投资。但由于银行具有“资金规模大、资本实力雄厚”的优势,因此,将少比例的优秀资本用作创业投资,并不会对银行总体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构成威胁。但是,由于保险基金和银行资金的使用往往要适用于特定的行业性法律,因而使得这些行业性法律制度直接影响着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所以,在考察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须将《保险法》、《银行法》等行业性法律制度也包括进去。例如,在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都倾向于禁止商业保险基金(包括人寿基金)、银行资金直接从事投资业务。而随着金融业内部系统管理技术、风险控制艺术的提高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不少国家也正在逐步放开商业保险和银行运用部分资金从事投资业务的限制,从而拓宽了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高潮,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过两次修订《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寿基金能够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记为“投资顾问”方面获得特别豁免。在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可以通过另行成立附属性创业投资公司或参股社会性创业投资公司的方式从事创业投资,故已经成为仅次于人寿基金的第二大创业资本来源。 四、与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为了分散创业投资过程中的高风险,一家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对多个项目进行组合投资,因此,只有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可能保证创业投资基金具有起码的组合投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创业投资作为一种谨慎而有耐性的投资,通常需要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谨慎调查之后才会决定实际投资,因此,在法律上允许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分期到位,对于避免资本闲置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投资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发挥创业投资家的资本经营优势,为创业企业提供包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与市场营销策略、物色战略合作伙伴和关键人才、部署融资安排和重构财务结构等多方面的创业管理服务,以培育和辅导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美国和英国的创业投资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们特别注重在为创业企业提供股权性资本支持的同时,还提供重要的创业管理服务。美国的《投资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将创业投资基金定名为“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将其界定为“投资于……非公开交易的证券,并且向这种证券的发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帮助……”(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8款),即是为了引导“企业发展公司”能够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为了使“企业发展公司”切实履行提供创业管理服务的职能,《投资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业发展公司”所必须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即:“(A)企业发展公司通过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或一般合伙人,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经后者同意确实提供了有关管理、运作、经营目标与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导与建议;(B)独自或与其他企业发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并对其经营管理与经营策略之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C)若企业发展公司是一家经小企业管理局批准并依据《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运作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则可以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贷款”(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7款)……此外,为了避免企业发展公司所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询服务,有关条款还就满足“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条件作出具体界定。若仅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询服务,则仍只能被视为“没有达到提供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要求。 创业投资公司应当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为了避免其蜕化为控股公司,有关法律又通常规定其必须按照组合投资方式进行运作。例如,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其创投公司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这样,也便于创业投资公司适度地分散风险。 五、与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区别于产业投资的显著特点是,产业投资以投资经营产品(或服务)为手段,以获取产品(或服务)销售收益为目的;而创业投资则以投资经营企业为手段,以获取转让企业股权后的资本增值收益为目的。因此,在所投资企业发育相对成熟后,创业投资就一定要适时退出。虽然创业投资退出的方式有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私下转让所持股权,整体并购、创业者回购和清算等五种,但通过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的方式实现投资退出是最利于投资收益实现的方式,由于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为成熟企业提供上市融资的场所,上市门槛较高,通常必须有持续盈利业绩,因此,如果仅仅寄希望予主板市场,不仅不利于快速成长的创业企业上市融资,也不利于创业投资比较快地实现投资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设立有主板市场的条件下,还纷纷设立创业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较低相对应,创业板市场的运行风险也相对较高,故对创业板市场往往需要另行制定专门的运行与监管规则。所以,在构建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然地涉及与创业板运行与监管规则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创业投资业发达国家与地区都建立有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不同,尽管我国已制定有与创业投资相关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这些法律时没有考虑到创业投资的特点,导致现行法律体系并不适应创业投资业发展的要求,不仅较难为创业投资提供特别法律保护,反而在若干方面构成法律障碍,具体表现为: 一、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以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不利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采用多样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创业投资公司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既可以体现在董事会与其经理班子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公司董事会与另一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公司之间。尤其是随着创业投资家队伍的发育成熟,一些规模较小的创业投资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别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顾问公司代为其管理资产。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自身资本规模小、难以请到一流的创业投资管理团队的问题,又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管理的规模效应。但现行《公司法》却仅仅为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之间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2)多重公司行政机关可能导致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过高的制度成本。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律都已实现权力结构中心从传统“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为了更好发挥经理人员的专家管理的积极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前提下,正在赋予经理人员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为了提高运转效率、降低运作成本,可以授权股东大会自行决定精简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机关。例如,当公司委托其他机构管理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时起着监事会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设监事会。但是,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一律必须同时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高效率。 (3)缺乏对经理人员或其投资顾问公司的激励机制安排。激励机制是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过程中信息高度不对称性问题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现行《公司法》并未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可以实行业绩报酬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使得许多国有控股创业投资公司很难实行国际通行的业绩报酬机制。 (4)缺乏促进创业投资公司建立责任约束机制与成本约束机制的条款。创业投资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通常必须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例如,通过设立有限的存续期(通常为10—15年),存续期一到便予以清盘,使得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很快就水落石出,从而强化出资人对经理人的责任约束。通过规定固定的“管理运营费用”,约束经理人员将开支控制在一定幅度,从而建立起成本约束机制。但现行《公司法》却缺乏针对创业投资公司特点的类似条款,从而使得一些创业投资公司有可能通过做假账的方式将亏损无限期地掩盖。一些创业投资公司刚刚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购买豪华写字楼和汽车,肆意挥霍投资人的钱。 2.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如前所述,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设立,但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却无法以私募方式设立。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设立,但这里所谓“募集方式”特指“公开募集”;除“公开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发起方式”设立。对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采取“出资方式”设立。就加工贸易类企业而言,只能以“发起方式”、“出资方式”设立倒也并不构成大的法律障碍。因为,加工贸易类企业通常可以先由少数几个创业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后,再逐步增资扩股。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而言,在设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而仅仅靠少数几个投资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以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则较难形成规模,所以,往往还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参与具体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投资。但由于这两类不同投资者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拥有更多支配权,不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权利则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应受到必要的监督并履行更多义务)来均衡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难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现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对出资方式和发起方式的规定过于笼统,才导致难以吸引民间资本加盟。目前已经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主要仅限于少数几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共同出资或共同发起,其原因即缘于此。 3.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没有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最低限额提供法律依据。为了保证公司拥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并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现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质,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做了规定。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要高于所定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创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专门从事资本经营的特殊类型的公司,显然属于需要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另行做出特别规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法规来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做出特别规定,导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规模过小。有些创业投资公司只有几百万的资本,由于抗风险能力极低,很难进行有效的组合投资,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 (2)实收资本制度造成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闲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按照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应该说,在中国现行社会信用状况与法律制度环境下,这种实收资本制度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它有可能导致资金闲置,但对于一般加工贸易类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因为加工贸易类公司完全可以以较小资本金注册,然后再慢慢增资。然而,对于创业投资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具有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现行的实收资本制将所有资本在注册时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导致资金闲置问题。 (3)对外投资限制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设立宗旨相违背。现行《公司法》第十二条所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这一规定不仅不适合于大型公司开展“公司附属创业”活动,更不适合于创业投资公司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投资能力。因为,创业投资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资本对外投资,即使对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适当范围;而且创业投资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资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贸易类公司那样对外投资只是副业,主业仍是从事产品经营。所以,要求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不仅没有必要,也有违其设立的初衷。 (4)没有为以特别股票方式投资创业企业提供法律依据。与创业投资能够以可转换优先股等特别股权方式进行投资相适应,创业企业应当可以向创业投资机构发行特别股票。但我国现行《公司法》目前还只是为公司发行普通股提供依据。尽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司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就公司发行特别股票作出过规定。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如果创业投资公司以可转换优先股等形式进行投资,就必然面临缺乏法律保护的问题。 (5)没有为创业投资公司的组合投资方式提供法律规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针对创业投资公司制定组合投资规范,导致了不少创业投资公司在实际运行中演变成了投资控股公司。 4.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关条款,公司只有具备了3年持续盈利业绩后方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这种高门槛显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长中的创业企业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融资,也不利创业投资快速实现退出。尽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另行规定”,但由于无法对“高新技术”进行准确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为公司能否上市的标准,所以,这种修改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决定分两步建成创业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推出“中小企业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门槛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 二、《合伙企业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目前国际上的合伙企业立法纷纷借鉴公司的三大机制来实现合伙企业的自我完善:一是赋予合伙企业以法律实体的地位,便于合伙企业更好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二是允许合伙人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公司股东大会的作用,从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合伙事务的重大决策;三是允许合伙人对合伙进行派生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各类合伙人的权益。但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法》还仅仅停留于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贸易类企业提供法律规范的地步,无法满足创业投资基金对企业组织结构的要求。 2.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设立的话,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业形式,而无法按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由于合伙人仅仅限于自然人,从而使得最适合创业投资基金特点的机构投资者无法参与创业投资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业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须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使得并不具体参与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由于惧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敢投资于合伙企业。 三、《证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私募作为一种与公募相对应的直接融资方式,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场上的投资者通常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较高风险鉴别能力,所以,只需规定投资者的资格,以确定谁是“合格投资者”,投资风险就完全可以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对发行主体,则通常是豁免审查。由于通过私募发行的证券仍然属于证券范畴,因而在国外普遍通过《证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规定“合格投资者”的条件,另一方面设立“发行主体豁免审查”条款。这样,既充分发挥成熟投资者的风险自担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且还能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我国,由于出台较早的《公司法》没有为公司私下发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据,导致后来出台的《证券法》也仅限于对公开发行证券进行相应的规定,对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股票在内的各类证券的私募则未能设置任何规范性条款。因此,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证券法》的法律支撑。 四、《保险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在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尽管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这一活口,经国务院批准,目前保险资金可以部分地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但要使之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则又受第三款“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的限制。尽管2002年我国对保险法作了一些修订,但修订后的保险法依然禁止保险资金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依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2003年,该条虽然被修订为“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纪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没有为商业银行可以向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投资制定特别规定,使得商业银行还无法成为创业投资资本的现实来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来我国设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许多的障碍。本来,国外资金通过创业投资公司来我国从事创业投资,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外商直接来我国投资办厂或是设立以投资办厂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种直接投资行为,可能直接控制国内企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前者却只是一种财务性投资,即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从财务上获得资本增值,一旦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长性时就会立即撤出,因而不会造成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此而言,以创业投资方式吸引外资可以说是引进外资的一种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们对外资以创业投资方式来中国投资的意义缺乏足够认识,导致不仅没有任何鼓励性政策,反而对其存在着种种歧视。例如,在我国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根据2003年出台的《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却“不得享受税法规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对策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当前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创业投资法律体系。 1.尽快出台《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部分解决创投基金的设立与投资运作问题。 从根本上讲,必须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进行全面修订,才能彻底解决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设立与运作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问题。但是,由于全面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非一日之功,比较现实的选择便是根据《公司法》中的“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另行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以部分解决创业投资基金按公司形式设立与运作的法律依据问题。 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组织结构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现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许创投公司可以聘请投资顾问机构等法人担任“经理”的条款,以实现创投公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下,分清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资顾问机构)的权利义务,通过赋予后者更多的经营权来提高投资决策效率。三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实行业绩报酬的条件与方式,帮助创业投资企业建立激励机制。四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事先设定固定的存续期限和管理运营费用比例,从而为创业投资公司建立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由于《公司法》并没有禁止可以设定如上规定,所以,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来设置如上条款,并不违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募集资本的要求,可考虑创业投资公司在发起设立和出资设立过程中,由“主要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对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主要发起人”和“一般发起人”、“主要出资人”与“一般出资人”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称性的问题。 为了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运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据“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设定创业投资公司在设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规模的资本额,从而确保创业投资公司具有起码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实行与实收资本制并不必然冲突的认可资本制,即允许创投公司在设立之初必须注册一定规模资本的前提下,可以在运作过程中随时增资扩股,每一次增资扩股之后只需报管理部门认可,而无需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这样,既减少了审批环节,又不至于导致资本闲置。三是可以依据现行《公司法》所设置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对外投资比例限制的条款,明确“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以全额资本对外投资”,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功能。四是根据《公司法》的“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股票,另行作出规定”条款,明确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企业可以对创业投资企业发行“可转换优先股”,“特别投票权普通股”等特殊类型的股票,以促进创投公司以股权形式进行投资,并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五是在组合投资规范方面,以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创投公司总资产的15%较为合适。这样,既避免其蜕化为产业投资性质的控股公司,又使创业投资公司能够相对集中地投资。 2.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相关条款的修订工作。 如果《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能够尽快出台,则可以比较从容地在《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结合创业投资的特点,研究如何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在修订《公司法》时,应积极研究借鉴国际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原则,适当下放董事会的权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对于另行委托专业性管理顾问公司管理的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不再设立监事会,而是由董事会代行监事会之职,从而降低创业投资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业法》时,应当借鉴国际社会有限合伙立法的经验,允许新创设的有限合伙制度从起步伊始即可借鉴公司的制度优势来实现自我改造,从而较好地克服传统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确有限合伙的法律实体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业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二是强化合伙人会议制度,使之有条件地发挥类似公司股东会议和董事会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合伙事务,三是借鉴美国的“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经验,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担有限责任。四是借鉴引进美国公司的“派生诉讼”制度,允许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进行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有限合伙的权益。 3.修订《证券法》,从根本上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 在适当时机修订《公司法》,允许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时,借鉴国外制定《证券法》的经验,在我国的《证券法》中规定各类证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对象,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国内尚未建立起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设立最低投资额度(比如500万元人民币),来确保只有相对富有的个人或机构成为私募对象,为了避免私募范围过大,还可设定投资者人数不超过100人。 4.进一步修订保险法、银行法,拓宽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随着国内保险资金运用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以及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应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修订《保险法》,允许保险公司可以以不超过5%的比例,将资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国内银行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还应进一步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将它的资本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商业银行法》未进一步修订前,可考虑通过《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这种特别行政法规,允许银行以不超过5%的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企业。此外,应尽快修订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商以创业投资方式来我国投资。 5.结合“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的进程,修订《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开招股条件款项,为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扫除法律障碍。 在“中小企业板”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制定一个比较适宜的创业板上市资格标准,并基于该标准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长性的创业企业能够通过创业板融资,并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于创业投资退出的作用。 我们相信,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工作,我国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一定能够扎扎实实地构建起来。至于国内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风险投资法》,则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调整范围都只能限于可以准确界定的对象,所以将包括“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在内的各种形态创业投资都囊括进《风险投资法》就势必无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对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化的创业投资需要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之类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它的组织结构外,对各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则只需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就足矣。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投资市场定位管理论文 一、引言 创业投资又称风险投资,是指专业性或非专业性投资人员为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新创立企业即创业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定期限的股权性资金支持,并通过经营管理服务对所投资企业进行全方位培育和辅导,在企业发育相对成熟后通过上市、转让等手段退出所投资企业,以实现资本增值,然后开始新一轮投资的活动和过程。 一般来说,创业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投资对象一般是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创业企业,除了二次创业之外,对成熟企业的投资较少; 2、投资者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金,而且提供技术咨询、管理经验、市场营销甚至员工培训等经营服务,以辅导其迅速成长,是主动参与管理的投资; 3、投资一般采取股权投资的形式,是一种权益投资,但并不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也不以股息为主要收益,而是等待所投资企业相对成熟、股权增值后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投资,实现资本增值并开始新一轮投资; 4、由于投资于新兴企业,且无抵押担保等安排,因此,通常是一种高风险投资。 我国的创业投资业从先期探索、初步兴起到全面加速,大致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从1985年3月,我国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我国创业投资的序幕开始,中国创业投资就开始起步并飞速发展。1985年9月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标志着我国创业投资业的起步。 2、初步兴起阶段。继中创公司之后,又有许多创业投资机构相继成立,随后各级银行也设立了科技贷款业务,以资助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全面兴起和加速阶段。90年代后,大批国际创业投资基金和公司涌入中国,为刚起步的中国创业投资业注入了新的资金,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新的风险管理技术和规范化的风险运行机制,从而促进了我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1999年8月,《中其中央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出台更是极大鼓舞了发展创业投资的热情。从1994年至今,中国已有创业投资机构250多家,资金规模达到400多亿元。虽然中国的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资金规模正以每年50%和40%的速度增长,但和其它国家的创业投资相比,中国的创业投资仍处于劣势。可以说经过了80年代中后期的初步探索,90年代的全面兴起,现在我国的创业投资已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 政府鼓励发展创业投资的近二十年实践加上发展创业投资事业的各方面先天土壤,我国的创业投资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我国创业投资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机制和体制的原因,环境条件不太成熟,无论是投资方向、运作模式,还是公司治理结构,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形成了诸多误区。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创业投资领域所存在的市场定位选择的误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创业投资的市场定位应进行重新选择。 二、我国创业投资市场定位的误区 几乎全世界的投资机构都看好中国的投资空间,据资料显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已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2002年10月18日,由清华科技园主办的首届“清华科技园暨华尔街论坛”上,来自中美两国的投资界资深人士对中国的创业投资事业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世界第二轮创业投资热将在中国出现。然而在我国存在一个非常奇怪且令人深思的现象:中国绝大部分投资公司和机构,手握大笔闲散资金,却在抱怨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外投资者对投资定位的认识不同,选择投资项目的标准也不同。目前在我国,创业投资者普遍认为创业投资的市场定位应是能取得高额利润回报的高科技热点行业,如信息通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环保、光机电一体化等高科技领域。但是,高科技真是中国创业投资的最好定位选择吗?高额利润回报必然能获得吗? (一)定位于高科技行业之误区分析 我国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中将高新技术定义为:其基本原理及概念建立在综合科学研究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对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增强国防实力起先导作用的技术群。据此,国家确定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个领域。高新技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成长和高回报等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基本特点,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态,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部分程度上正是因为国家对高技术产业的大力扶持才使得国内投资机构都将目标市场定位于高新科技产业。 其实,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其定位应该是具有商业前景的创新活动或技术,这就不仅包括高科技型的朝阳产业,也应包括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中也有新兴产业。但很多人却将新兴行业等同于高科技行业,将新兴企业等同于高科技企业。 作为创业投资的对象,高科技行业具有技术含量高,难以模仿并容易形成垄断的特点,这就是选择高科技行业的主要原因,也仅止于此而已。抛开这一层面来讲,创业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唯利是图,只要能获得高额回报,无论是不是高科技行业都可以拿来作为投资的对象,创业投资如果只把定位选择在高科技行业上,就陷入了误区。在世界上创业投资最发达的美国,创业投资家也并不是只把投资定位于高科技行业,美国有的创业投资对资源开采业十分关注,诸如采煤、石油开采等。实际上美国的创业投资真正投资于高科技、高风险领域的只占到20%,而80%的创业投资投入到了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领域。他们看重的是产品的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市场潜力,无论是开发新市场还是争夺传统产业市场,只要有良好的利润空间,创业投资家都会考虑进行投资。 (二)定位于高利润回报之误区分析 我国的投资机构在一味追求高科技的同时,还一心想有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无人问津的市场空间,自己只要投资,就能财源滚滚,这是非常片面的投资理念。而且中国的投资者往往追求暴利,轻视规模效益。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讲,国内的投资机构要认识到以下几点:首先,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回报行业必然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其次,看一个行业是否适合投资,是否能兴旺发达,应该主要看其市场前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高低;第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讲,我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在于具有成本优势,可以规模生产大量出口的产业,而不一定是高利润。事实上,很多成功做大做强的企业,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科技源头,而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管理技能有效的商业模式或者成功的品牌战略。很多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宁愿选择“一流的人才,二流的技术”,而不是“一流的技术,二流的人才”。如果投资公司只盯着高新科技高利润寻找投资项目,将会坐失许多良好的投资机会。 创业投资公司一般都是标榜“投资于高风险,获取高收益”,然而,在中国发展创业投资事业,高风险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想获取高收益却未必尽然。 三、我国创业投资市场定位的重新选择 我国作为一个同时具有发展中、转轨中和大国经济三重特征的国家,既面临一般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现工业化等历史重任,又面临转轨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企业结构重组和二次创业等问题,还面临大国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自主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等问题。因此,我国创业投资的市场定位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能人为地赶进窄胡同加以限制,更不能简单等同于高新技术投资,而需根据具体而复杂的国情加以综合和创新。我国的创业投资应定位于新兴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技术、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企业的初次创业和具有一定体制优势和经营管理优势的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的二次创业两个层面。 (一)全面服务于一般新兴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大力支持个体私营、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通过枝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实现二次创业,加速城乡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就业。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乡镇企业,它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刘易斯曾说过,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一直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就较大,农业经济所占比重偏大,工农业发展不平衡,这些都大大加剧了城乡差别。目前农村存在富余劳动力,而新兴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难题,促进我国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加之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且分布于各行各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亦可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们的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因此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也薄弱,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其中融资困难尤其突出。一些新兴中小企业拥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但初始投入资金数额比较大,企业自有资本难以承受,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普遍较大,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比较严重,信用机制比较缺乏,又没有必要的抵押担保,加上国有商业银行对它们的信贷歧视,这些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融资渠道,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如果能有足够的风险资金支持它们开展创新活动,帮助它们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力,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必然会在增加财政收入,拓宽就业渠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重点扶持高技术新技术和适用技术型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技术进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主要起步于军工尖端技术等基础研究领域,而应用领域的高科技十分薄弱,由于应用技术环节的薄弱,使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困难重重。就目前形势来看,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很大。科研成果的推广率长期徘徊在20—50%之间,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维持在30—35%之间,同发达国家的60—80%还有较大差距。而技术市场可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商品和利润,它是连接资本和技术的桥梁通道。我国每年有几万项科研成果需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我国在1996年5月1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也大力建设了一批大学科技园,但其具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对此,一方面要完善市场转化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大批愿意承担风险的公司给科技成果转化以启动的力量。这就急需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快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转化、应用,以改变目前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状,加速我国的技术进步,全面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与支柱。国有企业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与实力,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国有企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尤其是部分垄断性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存在,而垄断即意味着排除竞争,意味着低效率,这就涉及到效率改进问题。我国目前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这一任务的中心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企业的重组、兼并、破产、转型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资金的缺乏又是困扰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风险资金在这时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应该帮助企业进行内部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并通过资本运作,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步伐,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四)积极探索新型产业,扩大投资空间,促进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关头,经济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三大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的地区分布趋同,产业结构低级化以及组织结构不合理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0.18%、55.08%和34.74%。数据表明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产业结构高度化不足是我国目前产业结构面临的主要矛盾,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之间比较具有高加工度特征的部门比重较低;二是产业内部加工深度不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电力、能源、交通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基础工业产品附加值比较低,这些都给风险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应大力挖掘传统产业中的潜在商机,大力发展加工类、服务类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我国创业投资目前可进行的项目选择 虽然我国目前不具有技术优势,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不能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但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空间,只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发展速度快,即使技术含量不高,也可以进行投资。目前,我国的创业投资机构及组织除了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行业来考虑投资方向,正确地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创业投资市场定位。 (一)旅游产业 旅游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利润大、换汇多、折旧率高的特点,有“无烟工业”之称。我国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正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国的旅游业近几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获利前景看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交通的便利,这些也都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旅游的需求。尤其是我国从2000年起实行黄金周假日,居民闲暇时间增多,更是促进了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景点的开发,旅游产品的多样化,旅游服务的升级化,旅游项目的信息化,这些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商机。 (二)中药产业 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和追求,使得天然植物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相对于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大、易产生抗药性等缺点,天然植物药在这一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中药作为天然药物的典型代表,正成为研究开发新药的源泉,中药产业正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我国政府也正大力扶持中药产业的发展,2002年10月10日《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制定,更是为加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进中药现代化提供了政策保障。“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促进中西医结合,并将中药列为医药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各国政府对中药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各种政策壁垒逐步放松,国际医药巨头亦纷纷将医药制造基地迁往中国,这些都为创投资金进入中药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教育产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9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教育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原有的教育体制和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迫切需要一批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教育形式,社会力量办学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自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来,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带有地方性与行业性特征的职业教育也日益繁荣。而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环境,各类幼儿园、特色教育学校、甚至出国培训机构大大丰富了他们的选择。同时伴随着各类技能考试、资格、职称考试的出现,各类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大学科技园的加速建设,名校品牌效应的创立,这些都已让教育成为一个国内外的投资家和广大国民普遍看好的产业。 (四)娱乐产业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促进了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娱乐产品开始走俏。从国际形势看,娱乐业是一个有极大发展空间的产业。1999年美国娱乐产业的产值高达4800亿美元。现在美国的娱乐产业已超过了IT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已基本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百姓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更注重精神食粮的追求,愿意体验各种休闲娱乐新时尚。但目前市场上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数量有限,品种也不够丰富,加快发展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创业投资应定位于适用型技术,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应积极发掘传统产业中的潜力,服务于小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真正实现资本增值。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服务政策创新管理论文 摘要制度创新可以造就大量创业人才,激励人才创业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现实存在阻碍了人才创业的一些制度安排因素,所以改革和消除束缚人才创业制度安排羁绊,通过政策和服务的创新,形成有利于人才创业的制度环境,是以科技创新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才强国战略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创业 1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才的政策创新 1.1人才收入分配政策创新 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分配机制,鼓励各类人才用自己的技术、知识等要素参与分配,或实现资本化、产权化,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化分配机制。①各类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逐步实行市场工资制,工资水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岗位工资水平要努力达到国际同类岗位培训的市场水平。②在高新技术领域建立高层次人才分配特区,试行按要素分配制度,以二股、期股等股份化分配方式,推进管理、技术、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给予优秀人才以应有的报偿,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分配问题。③建立企业家报酬制度,采取股权、期权、年薪制等分配方式,明确企业家的合法收入,激励企业家管理才能的充分发挥。④在高新技术企业先试行新的工资制度改革,综合运用岗位市场工资制、要素参与分配等形式,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条件成熟后,逐步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推广。总的方向是由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与人才实际价值与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1.2人才配置政策创新 人才配置政策宜由政府主导走向市场主导。①信息化——重点发展无形市场(网络市场)。使人才市场由初级市场走向高级市场。②多元化——鼓励和支持各方力量参与人才市场。加入WTO后,国外人才交流机构也将陆续进入我国,新世纪人才市场,将形成国家、民间、合资多元化的人才市场格局。③主体化——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人才配置的主体也应在企业。通过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尽快形成人才主体集中在企业的局面。④产业化——促使人才市场形成一种产业。人才市场的产业化包括人才交流的产业化,人才评价的产业化,人才信息的产业化等。⑤国际化——建立国际人才市场。依托国际人才交流网络,引进国外人才,使人才市场在更广阔的空间动作。⑥法制化——依托管理人才市场。视人才市场的发展变化,逐步制定、出台人才市场管理方法。 1.3人才评价政策创新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评价政策的关键在于探索建立“具有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特色的用人制度”。其优秀内容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招天下有用之才,实行一种“不唯学历,就看业绩”的用人标准。形成以业绩取舍人才的用人才机制,打破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格局。要确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资源开发特别是鼓励人才创业的评价导向,一看总量扩大:超前规划,保持人才总量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发展的需求适当超前;二看含量提高:优先配置,使大中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密度高于一般民营企业的平均水平;三看质量优化:注重培养,重视人才培训,改善人才结构,倡导人才创业精神;四看动量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提高人才使用效益;五看流量控制:完善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促进正态流动;六看张量开拓:选拔优秀人才建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开展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七看能量增加:与高校开展人才科技共建共享,产学研相结合。 1.4人才使用政策创新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比较丰富的人才资源。但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并不一定形成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经济腾飞的生长极。总的来说,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使用效益并不高。我们必须实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资源效益提升战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人才的能力,使其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一是人才配置与企业需求相吻合;二是给予优秀人才与其业绩相符的激励,使人才的价值与贡献的比例适宜;三是建立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学习型组织;四是建立竞争优化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五是搞好人才资源的二次开发;六是人才培养战略。 1.5人才激励政策创新 由单一的“奖金、股份、期权”激励转向“事业激励、待遇激励、感情激励”。要在全社会倡导、增强人才资源的保护意识,创设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形成惜才、爱才、留才的社会氛围。要珍惜人才,关心、理解、信赖人才,对人才要有宽容心,容纳人才个性,允许人才犯错误。 1.6人才引进政策创新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人才引进创新提出新的要求,总的来说,就是由“本地化”走向全球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应实现人才尽其用引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 1.7人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创新 要实现跨世纪的发展,建设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队伍,必须将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专利保护放在战略的高度,制定系统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以此来保障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创业。既要保护民族知识产权,以此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要保护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以此来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还要保护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职务成果的收益权,调动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社会服务体系创新 2.1推行高等教育产业化 实现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助于高等院校面向市场,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为导向,设置学科专业、进行科研课题选项。高等院校在实施产业化的过程中,必将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经营管理知识结合起来。建议高等院校紧密结合科技产业发展的最新需求,从造就新一代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群体的战略思维出发,实施高等教育产业化战略。 2.2拓展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发展空间 一是提供创业平台。积极支持建设以企业为依托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区域性、开放性重点实验室,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构建一个稳定可靠的推动成果供需交流的信息平台,促进产销见面,促进科技信息跨地区、跨部门快捷交流。二是实行市场准入制。取消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不合理限制。积极支持民营经济投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降低门槛,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三是放宽注册资本限制。实行直接登记制度,允许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员先登记注册成立企业法人,再申办项目。同时,允许新设立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实行分期注入,分批到位,切实解决企业创办时资本短缺的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快速“繁育”。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按高新技术产业自身发展规律,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及其功能区块的布局,自觉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实行行业集聚,继续建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为高新技术人才提供创业乐园。要积极引进国内外著名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进一步营造高新技术发展的区域优势,努力增强浙江对高层次高新技术人才的集聚能力。建立高效优质的科技孵化器。高效优质的孵化器体系对于民营高新技术人才创业,特别是刚走出校门和海外归国人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北京已有30多个科技孵化器,如清华科技园、北航新材料孵化器、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激励,更多地创建一些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孵化体系。通过建立大学科技园、市场策划、技术评估、教育培训和信息咨询,降低科技人员的创业成本,促进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涌现。 2.3建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的区域创新体系 发挥区域综合科技优势,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成功的重要保障。第一,以建设科技园区为龙头,通过营建创新网络,优化创业环境,使之成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创业基地,涌现一大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群体,并形成辐射作用。第二,加强科技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和创新工程的实施,造就一支企业创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要在组织技术创新中发现、选拔、培养一流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梯队,给专业技术人才创立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三,提高整体创新能力,不断生产出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重大科技成果,带动提升产业结构调整。要建立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创造才能,从选题开始到成果转化形成完整的技术集成,使技术商品化、成果产业化。知识向技术应用转化,科技开发向生产力转化保持在高水平。第四,建立健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体系,为了进一步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的服务体系。 2.4建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的优质中介服务机构 发展人才市场和中介组织。办好各类人才市场,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许可证制度。鼓励创办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资源开发提供服务的各类中介组织,通过这些机构为企业服务,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改善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创业管理论文:小微企业创业基地运营管理论文 一、创业基地的建设现状及现存问题 江苏省创业基地开展的信息服务项目中,入驻企业对政府政策信息的需求量最大;在资金服务中,投资融资和贷款担保的需求量最大,反应了小微企业创业投融资困难以及贷款难的问题;技术提升服务方面,创业基地已开展人员培训、技术支持和人才引进服务并且入驻企业对技术方面的服务需求都很高,说明企业已经意识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从业人员的素质及能力的重要性。据调查,免费比率高于50%的服务占大多数,“高于成本收费”的比例相当小,可以看出服务基地的非赢利性质。创业基地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的,政府为其带来了资金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帮助创业基地迅速达到很大的规模,满足更多创业者进行创业的需求。但长远来看,政府的过多干预使使创业基地存在许多问题。 (一)缺乏有效的进出机制 一方面,各级政府往往要求创业基地优先接纳本地企业,创业基地无法对其进行筛选评价。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自身的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增长,政府会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让本该毕业的成熟企业继续留在创业基地内,创业基地也无法对其办理毕业手续。另外创业基地作为政府的下属单位,很可能成为部分官员展示政绩的工具,为搞“形象工程”一味扩大基地规模,不注重入驻企业的筛选和毕业制度的建立,导致基地“超载”。 (二)融资服务功能不到位 创业基地投资渠道单一,具有较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但是政府的财政能力的限制,另外创业基地内的小微企业创业初期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这样政府扶持资金分摊到每个企业就显得较少。同时创业基地的担保体制的不完善,加上风险投资机制的缺失,导致小微企业既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也无法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帮助。 (三)非赢利的组织性质 在基地创建初期,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支持,不盈利不会影响基地的运营,随着基地的发展,不赢利无法吸引人才,无法激励内部员工,导致服务得不到改善;不赢利导致基地无法自我“供血”,难以实现“自收自支”的良好循环。 (四)服务积极性不足 创业基地的运营绩效与员工的利益无关,即使创业基地的运营效果很好,在经济上也不能独立核算,事业单位编制和薪酬的限制也制约了员工的积极性,不愿意主动站在入驻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主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创业基地的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另外员工的收入有限,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二、创业基地运营管理机制的构建 分析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的运营机制,首先要对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的培育机制即培育流程进行设计。创业基地建成之后,小微企业申请入驻创业基地,创业基地通过审查批准之后与小微企业签订入驻协议,培育便开始了。接着入驻企业在基地的各项服务支持下进行孵化,此时需要分析创业基地的融资机制、收益机制以及激励机制。小微企业在基地内培育一定年限之后,创业基地根据毕业标准对小微企业进行考核,达到要求的小微企业即可毕业。从小微企业申请入驻到入驻创业基地到毕业需要一整套的跟踪筛选机制。 (一)跟踪筛选机制 由于新创企业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同时创业基地的资源有限,为了提高运行效率,筛选出具有前景的企业,需要对小微企业的整个孵化过程进行筛选。分别在企业申请入驻、企业成长、企业成熟这三个阶段对小微企业进行考核评估,考核合格即可继续孵化或毕业,不合格的将被列入“留下察看”,若继续观察仍不合格,企业将会被淘汰。设计筛选机制需要制定筛选标准,随着企业发展,其各个阶段的筛选标准会存在差异,不能完全按照初期筛选的标准。创业基地在选择入驻企业时,需要从政府的硬性规定、基地实力、该企业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在的综合素质这三个方面考虑筛选标准。入驻企业的综合能力指标包括企业是否能够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能力以及财务能力。在企业的成长期,创业基地需要衡量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与商业计划书的偏离程度,评估企业产品与现阶段市场的匹配程度,预估企业的发展态势并重新进行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经过三到五年的培育,企业到达成熟阶段,此阶段的筛选机制就是毕业机制。创业基地需要对企业进行最后的考核,具有稳定的市场、完善的管理、充足的资金以及广阔前景的企业将是孵化成功得以毕业的企业。例如,经过有效的筛选以及培育,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现有27家国家认定动漫企业,3家国家重点动漫企业,3款动漫产品为国家重点动漫产品,9家企业和6个项目荣膺2009~2010年度、2011~2012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上述指标均列江苏各大基地之首。 (二)融资机制 创业基地的初创时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专项资金以及各类优惠政策和税收政策。随着创业基地的发展壮大,基地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对基地内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进行投资。另外,小微企业可以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和吸引风险投资的方式进行融资。在小微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有形资产作为抵押而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因此,创业基地通过建立良好的信用担保机制,对技术市场较好的企业提供担保,可以帮助初创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对于暂时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创业基地对其进行诊断和建议,直至其符合条件再进行推荐。加强与风险机构的合作可以帮助发展前景较好的小微企业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创业基地与风险机构的合作模式有:一是外部合作模式。两者在组织上保持独立,只是在业务上发生联系。例如,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定期组织“投融资洽谈会”,帮助企业与投融资机构直接对接;二是内部合作模式。创业基地与风险机构合资建立创业基地或者在创业基地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风险机构。例如,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通过引进中华软件服务投资基金等7家基金公司,形成了35亿元规模的园区投资基金,通过发挥常州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常州文化科技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两大国有企业的投融资功能,为基地企业打通融资渠道。 (三)收益机制 创业基地的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保证自身良好的运营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为小微企业服务,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创业基地的收入来源有:政府专项资金;政府优惠政策;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收入;投资收入。创业基地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投资,随着企业的成长,创业基地可以获得企业分红或者通过出让股份来获得资本收益。投资收入是创业基地的长期收入来源。例如,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通过自身的良好运营,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持续攀升。2009~2011年,基地创意产业实现营收分别为63.5亿元、109亿元、151亿元,年平均增长为55%;2011年贡献税收7.7亿元;2012年,实现营收突破180亿元,贡献税收9.21亿元。 (四)激励机制 完善创业基地的激励机制,加强对基地内工作人员的激励,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服务热情,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小微企业的成长。首先对基地内的员工进行定期考核,考核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淘汰不胜任现在工作的员工,二是对通过考核的员工进行精神奖励(晋升、培训、嘉奖等)或者物质奖励(加薪、股权等),加强对其的激励措施。同时,对员工的考核将更加注重来自小微企业的意见,创业基地的建立目的是培育小微企业,基地内的工作都应该是围绕扶持小微企业展开的,所以小微企业的意见对员工考核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创业基地的运营管理中,不同的员工承担着不同的工作,个人需求很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员工要使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对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提供专业性服务的技术人才,除了一般的升职、加薪、嘉奖的激励外,还需要给予一定的股权收益作为激励,这个股权既包括创业基地的股权也包括基地内企业的股权。例如,常州市颁布的《常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规定》规定“对高新技术成果完成者和成果转化的主要实施者,可根据其实际贡献,获得与之相当的股权收益,所占股权比例不受限制”。 三、结论 小微企业创业基地是在政府统筹规划下,政府或政府联合社会机构投资创建,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价格优惠的硬件和软件服务,能够有效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集公益性与经营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然而目前创业基地在政府主导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模式下存在着较多问题:缺乏有效的进出机制;融资服务功能不到位;非赢利的组织性质;服务积极性不足。这些问题较为严重的影响了创业基地的运营绩效,若这些问题得不到优化,创业基地的功能发挥将受到较大限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的运营管理机制,包括跟踪筛选机制、融资机制、收益机制以及激励机制进行了整体规划,以保证创业基地内的企业质量,充分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激励创业基地内的工作人员主动为入驻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实现创业基地“自我造血”,促进基地健康发展。 作者:周巧梅 梅强 赵观兵 刘冬霞 单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教育工商管理论文 1创业教育不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延续 国内的创业教育研究多从创业教育本身的规律、体系、特点来展开,对于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关系涉及不深。在创业教育的实操和模拟阶段中,有关团队建设与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与销售、财务管理与融资等,均与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紧密相关。在创业计划书中的相当部分,工商管理类专业知识和技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可或缺。如此看来,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具有天然的适于创业教育的特点,有直接的构成创业教育的部分,因而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然而,这是表面上的观点,深入探究却未必贴切。更重要的是,在明确了创业教育必须融入专业教育的观点后,二者如何相互融入,成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点。 2创业教育融入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困境 已有的诸多研究将创业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把二者视为紧密结合、彼此融通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我们需要分析创业教育关系紧密的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差异和困境。 (1)内在悖论 各种形式的创业教育正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但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方向和方式的观点却不一致。现有的创业教育经常以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为依托,必定绕不开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知识。而从理论深层分析,两者有着内在的悖论。库拉特科认为创业学是商学院的未来,创业学专业的相关教员正转变为领导人角色。商学院教育领域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辩证法:控制和创新,即服从于创造,他们是互相矛盾的两种方法,可以归类为不同的思维体系。服从导向的管理学科(如金融、会计)与强调创造和创新的创业学之间存在理念上的巨大分歧。澳大利亚的创业学教授凯文•凯德尔认为创业学教育摆错了位置,它好典型的大学商学院的教育不协调,无论是在教授课程的方式上,还是在评估方式上。新的领域必须拓展到管理学或者工程学领域之外,或许甚至是大学之外。创业学教育家戴维•伯奇认为,商学院教给你的恰恰是创业学的反面;基本上来说,商学院是教你如何为别人工作。欣德尔甚至质疑创业学专业是不是应该在商学院教授,提出创业学属于在任何地方都可教授的课程,只要那里具备了具有创业的天才想法和对待创业的正确态度。从形式上看,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属于工业时代的产物,细化的分门别类学习,而创业教育具有后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特征,强调资源整合、持续发展等。工商管理类专业大致沿着工业时代思维——工具主义——专业细分——显性有边界——传统教育模式——聚集模式的模式进行,而创业教育则是根据后工业时代特点——人本主义——专业融合——隐性无边界——创新教育模式——辐射模式的路线展开。 (2)现实困境 目前的创业教育的课程资源贫乏,内容零散未成体系。加上教材西化的倾向,不能与国情相符合,导致理论单薄,无法支撑创业教育的体系化开展。首先,创业教育的相关理论已有研究成果从数量上、质量上处于初级阶段,创业教育系统理论薄弱,导致理论研究尚不能对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教学实践充分发挥指导作用。其次,高校的创业教育脱离学科专业教育,未能融合于学校的整体教学体系中,与学科专业教育的开展并未形成有机联系,更无法做到以创业教育来统领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如能将创业和创业教育作为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特色来构建,本来就相当不容易,二者相互有机融入更加艰难。再次,高校的创业教育多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业教育,只注重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误以创业竞赛、创业报告代替创业教育。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创业教育脱离学科专业,从“点”上展开,相应地学生就失去自身专业优势的有利依靠。必须清醒地看到,创业教育决不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孤立进行,因为人的创新思维和创造精神不能如同具体的技能那样传授,而需要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所内涵的文化精神的熏陶和教化积累才能潜移默化地生成。 3创业教育的显性开发融入 创业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包括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创业教育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在显性层面进行从事事业、企业、商业等规划、活动、过程的教育,二是在隐性层面进行事业心、进取心、探索精神、冒险精神等心理品质的教育。 (1)创业教育的层面 完备的创业教育具有某种层次性的特点,并非在一个点、一条线或一个面上展开。创业教育具有某种纵向的层次性,大致包括创业思维层面(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层面(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理论、经济法、税务及知识产权等),创业能力层面(企业运营、组织协调、团队管理、组织策划),创业模拟层面(创业设计、沙盘决策模拟等)。每个层面均可由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来体现和落实,亦可提升学生的投入度。 (2)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共性 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均具有明显的外向性,即眼光向外才有效果。这种外向性表现在教师视野和实践的外向性,专业课程体系的开放性,以及学生实践的外向性。美国高校教育创业模式的典型三种模式中的“聚集模式”是传统的创业教育模式,主要面向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学生。课程内容表现为高度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创业教育的师资培养、经费筹措、课程设置等事宜都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负责、组织和实施。 (3)工商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优化 创业教育是工商管理类教育的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在创业教育的创业知识层面和创业能力层面的一部分有共通之处,因而,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可以创业教育为专业支撑,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创业教育的载体。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是按照学科门类或技术领域划分的,重在传授工商管理类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而制定展开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课程评价等。以创业教育为导向,完全可能为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专业特色,反过来塑造专业教育,并按照不同教学阶段强化课程实践。 4创业教育的隐性渗透融入 创业教育在思维层面呈现出持续性、隐蔽性的特点,学生独立意识和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意志品质无法靠显性的课程知识单独承担。 (1)隐性渗透的内容和方式 隐性渗透的创业教育融入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方式,更加具有现实性。创业教育不只是创业知识、能力,先导性的创业的思维和心理准备必不可少。我们的创业教育首先要强化创业意识、捕捉商业机会的敏锐程度,对创业激情和理性的理性关系的把握,保持创业者必须的好奇心、兴趣、激情、理想,使学生始终保持自我探索,摒弃赌博心态而保持风险意识的底线思维。这些内容可以渗透在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大部分课程中,以创业教育作为主线,会使得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立刻饱满起来。另外,对于创业管理而言,某些行业的知识属于隐性的知识,只有身处那些行业中才可以领得到,因而,隐性渗透的创业教育方式在这些方面更好的作用。 (2)创业教育目标的实际达成 工商管理类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能创业,而创业的学生中能有所成就的会更少。因而,不能把创业成功作为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学生受到的创业教育训练首先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的方面的,这是一种思维状态的提升,是对市场环境的把握和机会捕捉的敏锐度训练。需要让学生懂得创业的高风险收益特点,懂得把技术、思想商业化,构建商业模式的方法,创业思想落实到团队中并成为团队文化的运行方式等等。总之,除了培养创业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懂得创业的思路和方式,成为学生专业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为整个社会积累创业智力资本的存储量。 5创业教育融入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对策 (1)创业教育师资的开拓 事实上,创业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比普通的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师要深入而全面,除了较高的文化素质,还要具有强化的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解决企业运营实际问题能力、市场策划能力,才能完成创业教育的教学的任务。创业教育的教师应在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的基础上,具有创业教育的专业关联性,最好是具有创业实践、企业咨询经历,与社会和企业联系的交流能力、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乃至某方面的创新能力。简言之,创业教育应具备创业学和创业管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地将创业教育融入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中。从创业管理角度看,创办企业离不开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风险控制等因素的制约。有过创业和咨询经历的企业家往往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环境认知和经验总结,对于创业共性的问题会有贴切的指导。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在企业管理、运营,财务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良好基础,是指导创业和企业经营的导师;对于非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需要加强创业项目的策划运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传授。因而,创业教育开展的师资,很可能需要由富有经验的校内外指导者构成创业咨询团队。同时,应构建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进行创业实践的机制,包括培训、激励和创造条件,以鼓励高校教师创业。 (2)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靠岸” 从创业教育到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课程显性开发和隐性渗透方式,就是工商管理专业教育的改革方向。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若不与行业相结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指向性,无论从学生就业还是专业建设,都容易导致方向模糊。没有方位感的教育,必然导致迷失,如大海上的航船缺少目标,缺少前行的动力。因而,从这个角度看,以创业教育为方向的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指明航向,密切结合行业、企业热点“靠岸”。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学生毕业之前就能对某些行业特点、规律有常识和经验,对某些行业的供需价格、供应链、销售渠道等有相关了解。 (3)运用商业计划书 某种程度上,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可以成为工商管理类专业“靠岸”的出入口,它要求专业必须结合行业的环境、规律和特点来展开。商业计划书可以横贯宏微观环境分析,战略分析,生产与运营管理,人员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薪酬、员工关系,新产品策划与开发、营销策划、品牌运作、渠道和销售管理等,财务管理的成本核算、融资并购、会计统计等等。紧密结合行业的商业计划书的高质量团队化撰写既可视为创业教育和工商管类专业教育的结合点,也可成为创业教育的显性开发和隐性渗透的综合性训练,完全可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创业开辟道路。 作者:王学伍 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论文 一、战略管理与公司创业管理比较概述 (一)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的发展 人们对于企业的创业管理也开始从对创业类型与创业范式的研究转向了对创业机会与创业范式的研究。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越来越认同将创业看作是信息社会中不均衡分布的结果。因此,组织和学者也逐渐将对企业创业管理的焦点转向对企业创业活动、企业的组织绩效与企业的第三方变量这一范式中去。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创业型经济已经成为了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重要特征,企业创业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之前对理论进行研究的范围内,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与研究空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企业创业管理的重点现如今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思考上,具有雄厚发展实力的大公司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不断的对企业的高灵活性、高适应性的创业精神进行培养。 (二)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两者的比较 创业管理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创业管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同并接受了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观点。而这一现象之所以存在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由于企业创业管理理论本身就存在着理论上的漏洞,而这正好为战略管理领域对其合理性、可接受性与贡献提供了把柄。而战略管理理论的许多相关研究也在隐秘的向人们传达着企业创业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分支这样的思想,并且企业的创业管理发展历史也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说法。因此,许多学者已经开始逐渐认同了创业管理是战略管理的一个分支这样的说法。例如美国的管理学会就认为:企业的创业分支实质上就是经营政策和战略分支的一个副产品。从研究的对象上看,两个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既有组织;从研究方法上看,两个领域内的研究者都将公司绩效作为主要的因变量。表1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两者的比较企业战略管理企业创业管理研究对象从大型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从中小企业扩展到大型企业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案例研究少主要内容内外环境分析,战略制定与选择内为环境因素如何激发和保持创业激情优秀竞争优势创新成长目标进行合理的决策,选择合适的行动,获得竞争优势寻找和利用机会,创新创造维度外部环境,内部过程创新冒险先动性 二、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的关联性研究 (一)在资源上的关联性 作为企业创业管理与企业战略管理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理论基础,资源学派对虽然对企业的资源组成、资源获取与建立等问题都进行了阐释,但是企业的创业管理与企业的战略管理却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并最终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企业的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中被客户肯定的并且独一无二的资源是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利用杠杆作用对企业的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使其发挥出巨大的优秀效能是企业进行有效扩展并获得最终发展的有效方式。其中,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企业将培育、构建优秀能力及其相应的配套资产以建立和维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看作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优秀问题。然而对于企业的创业管理机制而言,企业的中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等并不是企业资源的优秀内容,更不足以决定企业创业的成功,企业的信息,社会资本、创业经验与创业能力等资源才是企业创业管理中应该关注的重点内容。并且,企业为了保障企业创业管理能够在短期内保证企业财务的稳定与对机会的长期把握,那么企业就必须建立起结构化的资源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创业管理所建立的结构化资源基础不同模式的研究就成为了创业管理课题中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网络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在企业战略管理者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一资源,人们往往将网络这一资源看作是帮助企业实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成功的一个有力工具。而在企业创业管理者的眼里,网络是帮助企业获得更为丰富生产要素资源、为企业的生产提供和拓展销售渠道与为企业培养声誉、提高企业社会形象、构建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并且企业的创业管理人员认为,企业对网络这一资源的有效运用与及时维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创业组织的生存与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而无论是企业的创业管理部门还是企业的战略管理部门,在对企业的网络资源进行维护这一问题上,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技能缺陷。在这一问题上企业创业管理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中的企业家要想建立起完善的个人社会网络,就需要其要具备良好的社交技能、准确的感知能力、快速的适应能力等,而一个人身上同时拥有这些能力是十分不易的。而且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由于在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因此在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共同分享财富创造成果时往往会吃亏。因此,许多企业的创业管理人员也正在积极努力地为提高网络共享时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而进行不懈的研究。 (二)在成长上的关联性 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两者都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成长,然而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对于成长这一问题研究内容的侧重点确是有所差异的。而造成侧重点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的成长模式不一,第二,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两种模式在提炼通用上的成长难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往往会将收购与兼并作为企业进一步成长的首要战略选择。随着世界性收购与兼并浪潮的掀起,对兼并收购对象的评价选择、兼并收购过程的管理、两个企业之间的文化融合以及企业之间的组织融合都成为了企业战略管理中的重点问题。而对于创业管理来说,企业进一步成长的机会主要是来自于下面两大方面:首先是社会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其次是现行市场中存在的技术壁垒与信息不对称等无效率现状。而要想更好的抓住这一企业创业的成长机会,就需要企业努力寻求新产品的研发、介绍、生产与组织和市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企业战略管理的形成过程往往是一个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思维过程的前提条件。而企业战略管理最主要的研究目标就是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指明道路,并帮助和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例如著名的学习曲线、波士顿矩阵以及Porter的行业竞争力量模型等也都是围绕这一个目标理念的提出而并广泛实践和应用的。而Chandler成长道路模型的提出以及Porter通用战略模型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都为这一目标的进一步实现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在国际化上的关联 为了有效的发挥自身的作用、体现自身的价值,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都会将国际化作为其发展的一项重要途径。而由于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在特性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它们在对待国际化这一问题时也是有所不同的。战略管理研究对国际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对宏观战略与微观效应的研究上。从企业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国际化的进出口、跨国经营与兼并、跨国战略联盟等模式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与财富创造能力的显著增强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所谓的国际性创业主要指的是那些利用跨国组织方式来对价值创造与创新性活动进行追求的做法。国际性创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能够被国际性创业所采用的发展模式。第二,对于一个创新性捕捉市场机会的组织而言,战略经营能力往往超过管理控制能力。如何驾驭分散的市场/组织实体是企业的现实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第三,实施国际化创业的企业需要具备在复杂、跨国组织内部传播、扩散知识的能力以及快速应对由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的能力。 (四)在高层管理团队与治理上的关联性 “高层管理团队”这一角色在创业管理领域担负着与战略管理领域不完全相同的责任。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中,人们往往将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看作是配置企业非常规能源资源与能力、利用多种手段来降低外部环境对企业威胁的主体,高层管理团队肩负着企业战略的选择与实施以及竞争优势的最终建立的责任。高层管理团队作为企业创业管理中对网络进行维系的关键性人物,其对于企业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以及企业发展的成败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在高层管理团队这一命题上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企业的治理问题不同造成的。对于企业的战略管理体系来说,治理是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方向能否满足相关利益群体期望的问题;而对于企业的创业管理而言,治理的最大问题却是在企业原有利益相关者与新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上。例如,创业投资和其他投资者会更多倾向于与高层管理团队保持距离的独立的董事会,而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创建者和企业家却偏好弱化的董事会。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大数据时代下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希望在增进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同时,促进企业创业管理与战略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者:陈迪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高职创业教学工商管理论文 一、工商管理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行业所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强调教学内容要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工商管理专业应以就业为导向培养现实社会企业所需要的,具有能运用管理理论和实践方法的专业技术人才。但是,由于高职教育的理论知识只需要“够用”就可以了,因此高职的课程教授的内容就成为本科管理类课程的浓缩。理论教学内容浓缩的同时实践教学的内容却没有增加多少。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管理中实践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重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沿袭过去的课堂讲授模式,并且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机会较少。学生除了只能从书本课堂中汲取知识和经验以外,别无它途。这就造成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够,只能“纸上谈兵”,却无法“脚踏实地”。 (三)成绩评定 我们国家传统的成绩评定是出张卷子考试(笔试),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在高校中也是这种方式来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为追求高分而死记硬背,造成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倾向。 (四)教学实践 从实践教学角度来说,高职院校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专职应用型人才。工商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在现代高职院校中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还是主要以课堂为主称为课内实训环节。这样跟实际工作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从而使学生不能直接地接触并意识到工商管理工作的珍重内容和意义。 二、高职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方法 (一)高职工商管理专业创业教育课程的实施 能否选择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实施创业教学课程,将直接影响到创业教育的效果。创业教育课程应当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模拟、校外实践等多条途径来实施。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最主要和直接的形式,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最有效途径。高职院在教学大纲中必须安排足够的课时来满足理论知识的传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授课形式,借助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专业课教学,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及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在课堂教学时,可以以问题为中心,使学生对在现实中如何有效地进行创业交流与公关、如何提高在创业过程中的正确分析和判断能力、如何激发创业个体和创业团队的创新潜能、如何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及如何制定商业计划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教师可以为学生推荐明星企业的经典案例、成功企业发展历史、著名企业家传记等相关书籍、资料及网络电视视频等资源,来丰富学生的头脑,让学生把所学的抽象的知识和企业实际活动结合起来,达到夯实基础、学以致用的目的。 2.校园模拟 首先,学校可以通过创办创业论坛、提供创业项目顾问团、举办创业大赛等方式来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实施创业教育。学生在创业作品的设计过程中,会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积累创业经验知识,培养创业能力。其次,可以鼓励学生在校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比如承包、租赁校内的各种商店从事经营活动,如学生超市、学生书报亭、学生家教部等。最后,当条件具备时,可以在校园内设立“创业园区”,鼓励学生个人或合伙创办公司,学校为其创业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3.教学实践 工商管理专业在高职教育地实践环节,应结合专业特点,利用好校企合作项目,锻炼改专业学生地实践能力,不光在课内实训,更应该地在课外进行实训。比如,让学生分组去跟企业地销售人员推销产品,请企业主要部门负责人来给上课,讲解本部门如何工作和运转,模拟企业报表等。这样操作性比较强的课程安排,是学生们能够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既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能更加深刻地使学生们掌握知识、熟练技能,也能更加形象地了解自己地专业和将来要从事地工作项目等。更主要地是让学生们觉得更加“接地气”,不是光学知识“高屋建瓴”地感觉了,也会是学生们更加喜欢自己地专业。 (二)案例教学法在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课堂案例教学其实是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最常用的就是讨论教学法。具体实施案例教学,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步骤进行。第一阅读分析案例。案例教学首先是下发或指定案例材料,并要求学生对案例材料进行仔细阅读,总结分析案例的具体内容,教师给出问题供学生学习思考。第二是小组讨论。为了更好地发挥小组讨论的效益,小组的成员人数以4-5人为最佳,讨论中要求小组中每个学生都要表达出自己主张的观点或者对问题的看法,这样大家讨论、切磋、互相补充,具体做法各有不同。讨论中可以按教师给出的问题顺序逐一发表各自的观点,也可将几个有关的问题合起来系统地说,还可将自己感兴趣的某一特殊问题单独提出来供小组成员共同讨论解决。在分析讨论阶段每组同学应有专人做笔记,把讨论中出现的不同见解、合理建议记录下来,尤其是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一定要记录下来以便提交到下一阶段进行更进一步讨论。第三是全班讨论。这一阶段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全班所有学生参与的讨论,是小组讨论的继续。它一方面讨论解决小组讨论阶段各小组遗留的有争议的问题,另一方面讨论为达到教学目标而有意设定讨论的问题。教师要保证全班讨论有效地开展,应作好充分的课前准备,要认真学习研究案例资料,结合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给出教学指南,拟定出具体地课堂教学计划。在课堂的控制上,教师要确保讨论按照预期的计划进行,并与论题要把论题与相关的理论知识结合,力争班上每个学生都有一次发言的机会,切实做到有效参与。最后,是总结评述。这是案例教学的最后阶段。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做出全面总结。对讨论中出现的好的思路与观点要加以肯定;同时,还要指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最后,要求学生写一个案例学习报告,对自己在案例阅读、分析、讨论中取得了哪些收获、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等做出总结,并通过总结反思进一步加深对案例的认识有助于实践探索。 作者:王晓磊单位: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教育旅游管理论文 一、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就业与创业教育现状 随着中国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在政策和扶持方面的倾斜和导向作用,校企合作不断深入、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学生就业和创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还存在诸多不足。 二、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就业与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1.传统教育理念的桎梏,教育专业面相对狭窄 传统教育理念对我国高职教育影响很大,如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模式,僵化了教育形式,更加注重的是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不足。此外,旅游管理作为一种服务性工作,被误认为是低人一等的行业,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很难全心全意投入进去。旅游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但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专业面相对狭窄,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实践教学更多限制在酒店和旅行社两个部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管理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如市场营销、旅游规划、景区管理等。但是当前就业、创业教育对这方面的教育相对薄弱。 2.学生对就业、创业的认识准备不足,缺乏创业观念的教育 当前我国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更加倾向于就业,对创业兴趣不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创业教育的缺乏,狭隘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简单地认为创业就是创办公司,并且将创业看作是很难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高职学校对创业观念的教育缺乏客观性,致使学生对创业认识不足,缺乏深刻理解和风险意识,没有理性的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只停留在理想认识,创业很难达到“踏实”阶段。还有的学生是因为“就业受阻”而不得不去创业。 3.就业、创业教育的支持不足,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不突出 当前中国高职教育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实验用具和教学设施的购买上,而对就业、创业教育的投入支持不足。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动机并不是来自学校的教育过程,而是自我激励或社会刺激,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没有实质性内容,父母成了学生就业、创业的支持者,特别是创业的学生认为原始资本投入应依靠父母。这一切都是相关教育的误区,学校和社会对学生创业的支持明显不足。当前高职旅游教学最大的不足是忽视了学生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培养。 4.教育环节存在漏洞,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我国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师上岗需要“双证”,不仅要有教师资格证,在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需要教师具有很强的实际实践能力,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但当前我国“双师型”教师名不副实,有的教师具有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资格证,但是却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属于“有证无业”,没有参加过旅游业实际生产、管理工作,这就造成了“双师型”老师数量不少,但是实际师资力量薄弱,质量不高。教育环节上很难做到连续有序,存在漏洞,实践教育环节不科学。 三、开展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就业与创业教育的几条措施 1.高职教学应注重就业、创业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高职教学注重就业、创业意识培养应该贯彻始终,在学生入学第一天就开始注重相关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比如开展就业、创业的校园活动,把教学课程融入实际生活中,渗透于班会、社团活动、兴趣小组、各类竞赛。同时,根据就业、创业课程目标开展各种就业、创业教育活动,如开展就业创业方案大赛,参观中小型企业,专题访问,邀请优秀就业创业人进行专题讲座。树立学生自主就业、创业的观念,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坚韧性、克制性、适应性、合作性等个性心理品质。 2.强化文化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丰富就业、创业知识 强化文化建设,加强学生就业、创业宣传,积极调动校园文化资源进行宣传,如宣传栏、校园刊物、报告会、行业专家专题讲座。组织就业、创业活动,推动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学生在进行创业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团队力量,灵活运用各方面知识。就业、创业实践工作可以通过创业园区进行实际实践培训,学生可以提出申请项目,然后根据自己能力进行实际创业,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创业平台,指导老师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不同力度的帮助和扶持,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创业环境建设需要学校各部门的相互协作。 3.改革完善就业、创业教育课程,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改革完善就业、创业教育课程,应构建具有就业、创业特色的课程结构。学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就业、创业课程体系,如企业管理、产品开发、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市场营销、企业策划等方面的课程,把创业精神和课程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而且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把创业常识、就业指导、创业心理技能、市场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互融合,从而促进学生对就业、创业的了解。 4.加大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重视实战教育 校企合作能够将教育拓宽到实际工作过程中,与社会取得多方位、多渠道的联系,为高职毕业生提供实际锻炼机会,共同创建实践基地,激励学生深入到实际工作过程中。加强学生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多方面资源,加大实践资金投入,整合理论,增加实践课时。通过扩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学校还应该注重老师的培养和教学能力的提高,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而且要为学生解惑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作者:张晓彬 单位: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指导体系构建下高校管理论文 一高校管理类专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的意义 创业教育的开展对于提高学生的创业热情、丰富学生的创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和技能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模拟创业实践活动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中真实的创业实践活动。对市场需求的过高估计、理想化的盈利预期、成本控制不到位、营销技巧匮乏、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有效的融资渠道等,都会使学生的创业尝试“无疾而终”,这种失败往往会扼杀学生的创业热情,甚至会给学生的学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生拿着父母交给的学费、生活费为资本进行创业,结果血本无归,这就给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的学生进入校门之后,就对创业踌躇满志,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结果荒废了学业,而创业又没有取得成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高校管理类专业适时开展有效的创业指导,对学生如何处理好创业与学业的关系、如何选择创业方向、如何应对创业难题、如何提高创业的成功率等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通过建立相应的创业指导体系,规范和引导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创业实践,提高管理类专业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率,保护学生难得的创业热情,促进学生素质提高和健康发展。 二高校管理类专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的思路 对高校管理类专业而言,推进创业教育的开展不能只注重创业素质的培养,仍要关注专业素质的提高,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从学生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采取差异化指导策略。从高校的角度来看,要设法建立科学可行的指导体系,充分发挥院系的功能,同时取得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具体来说,本文认为高校管理类专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应遵循如下思路: (一)全面指导与个体指导相结合 全面指导就是对管理类专业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创业的相关知识、拥有相应的基本素质和技能,知道创业从哪里入手、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如何落实和推进创业过程。全面指导面向的是所有的管理类专业学生,目的是让他们拥有创业的基本知识和素质。目前,很多高校对管理类专业全体学生进行8个课时的创业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创业的全面指导。个体指导就是对打算创业或已经开始创业的学生进行指导,依据他们创业的性质、规模、阶段、现状和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差异化指导。因为每个创业者的基本情况不同、创业实体的运行情况不同,创业者及其创业实体的指导需求也自然不同,因此需要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全面指导和个体指导相结合,既能体现对管理类专业学生创业素质的普遍关注,又能实现对部分学生创业实践的有效指导。 (二)引入指导与过程指导相结合 引入指导就是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引导学生开展切实可行的创业活动,科学确定创业的方向和领域。在引入指导的过程中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因为并非所有的学生都适合创业、并非学生的创业梦想都符合现实、并非可行的创业梦想都具备成功的基础和条件。引入指导需要高校相关部门和指导老师帮助学生进行创业计划的设计、创业方向的筛选、创业成功概率的判断、创业基本条件的梳理等,目的是科学引入、正确引入,避免学生误入“歧途”。过程指导就是对已经创业的学生进行适时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困难,为学生创业实体的管理与运行出谋划策、建言献策,助推学生创业成功。引入指导与过程指导相结合,就是要使适合创业的学生能够实现创业梦想、好的创业梦想能够变成现实、现实的创业实体能够实现盈利和获得发展。 (三)校内指导与校外指导相结合 校内指导就是在学校内部建立创业指导的机构、组建相应的团队、配备相应的师资、落实相应的责任,为学生创业提供咨询、指导和帮助。校内指导需要充分调动学校内部招生就业处、团委、学生处、院系的积极性,达成支持和鼓励学生创业的共识。通过专业教师团队对学生的创业问题进行诊断、会商,并给予对策建议,帮助学生推动创业实体健康持续发展。校外指导就是通过邀请政府和社会上的工商行政管理专家、专业法律人士、知名企业家等对学生的创业活动进行指点,从专家的角度对学生创业的战略计划、营销策略、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进行诊断,指出学生创业活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善的意见和建议。校内指导与校外指导相结合就是要充分调动校内外的资源,为学生创业提供专业诊断和专家意见,使学生的创业计划切实可行、创业企业管理有序、创业活动成果丰硕。 三推进高校管理类专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的途径 对高校管理类专业而言,创业指导体系的构建需要突破狭隘的院系视角,注重校内外资源的整合,推动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过程的创业指导体系。具体来说,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多层次创业指导 推进“学校+学院+专业系”的分类创业指导对高校来说,学校、学院和专业系应该在创业指导方面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指导范围、内容和目的有所差异的多层次创业指导。从学校层面来说,创业指导应该面向各类专业、面向全体学生,重点进行创业意识、创业步骤、创业过程、创业趋势与热点等方面的创业指导,目的是引导学生转变思想观念、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精神、鼓励学生走创业指路。为确保学校层面创业指导的效果,学校招生就业处应该在邀请企业家讲学、举办创业大讲堂、创业指导课程设置与推进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学校教务处应该在创业指导的师资、教材选择及学分管理方面做好管理工作,学校学生处和团委应该在创业典型推介、学生到课情况、日常考勤和意见反馈方面做好督促工作。从学院层面来说,创业指导应该面向管理类所有专业,在如何确定创业领域、如何落实创业的场地、如何筹集创业资金、如何进行创业组织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目的是指导和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学生谋划和启动创业企业。为确保学院层面创业指导的效果,可探索建立学院创业管理研究所或创业教育指导中心,配备相应的师资,并加大对创业指导的支持力度。从专业系(或教研室)层面来说,创业指导应关注本专业学生的创业动态,组织本专业系(或教研室)老师为学生创业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好学生创业实体的顾问和参谋,为学生创业实体的正常运行及战略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为确保专业系(或教研室)层面指导的效果,应积极鼓励专业教师“走出去”,通过到企业兼职、挂职等形式丰富创业知识和管理实践,积极培育优秀的创业指导老师。 (二)多渠道创业指导 实施“教师+专家+企业家”的诊断创业指导多渠道创业指导就是邀请高校专业教师、行政管理专家、企业家等做学生的创业导师,为学生的创业实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诊断式的创业指导。由于三者的知识结构、从业经验不同,在对学生创业实体的诊断指导的过程中,应积极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高校专业教师,特别是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师,往往具有系统全面的创业理论知识、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加之时间充足,能够对学生创业实体进行创业计划设计与完善、创业市场预测、创业团队建设、创业企业战略谋划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帮助与指导。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办的“全国高校创业指导师培训班”、教育部、一些地区(高校)推出“高校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目的就是提升专业教师创业指导的水平和能力,这一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来自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局、外经贸局、财政局、税务局、银行、法律事务所的专家或从业者,在企业审批、工商、法律、外贸、税收、贷款、资产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管理实践,能够充当学生的创业政策导师,为学生创业提供相关政策方面的帮助。但是如何取得这些专家的支持,需要高校与政府相关单位及相关企事业团体积极沟通,建立定期的“会诊机制”或“结对帮扶”,为学生创业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服务。企业家或成功创业人士在创办和管理企业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或教训,对于如何推动企业发展和成长、如何规避企业发展的陷阱、如何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如何做好团队管理等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如能在这些方面为学生创业实体提供诊断或咨询指导,对于推动这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将企业家“请进来”并非易事,特别是希望长期得到企业家的指点更加不易,高校可联系企业家对创业学生进行“一对一帮扶”,创业学生可采取“上门请教”、“定期汇报”的方式取得企业家的言传身教。 (三)全过程创业指导 落实“在线+现场+联络人”的跟踪创业指导全过程创业指导就是对学生谋划创业、创办企业、管理运行企业的整个过程实施指导和帮扶。全过程指导需要建立掌握学生创业活动的相关信息,打造创业企业运行状况的监控系统,落实跟踪帮扶的责任人,依靠全过程的帮扶指导为学生的创业活动“保驾护航”。在线创业指导就是利用网络留言、QQ、电子邮箱等多种对学生的创业问题解疑释惑,在线指导具有交流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不但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网络指导平台、QQ群等还具有受众广泛的优势。除此之外,可引导学生在众多创业指导网站中学习创业技巧、查找创业解决方案。目前,有很多创业指导网站都面向大学生创业开设了专栏,引导创业学生关注这些创业指导网站,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诸多创业问题的认知和理解。现场创业指导就是邀请专业指导老师、管理专家、企业家等经常到现场对学生创业问题进行跟踪指导与帮助。现场创业指导有助于专家在现场发现创业者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现场指导。对于高校来说,为大学生建立一支能够进行现场创业指导的高水平专家队伍,并让现场指导成为一种常态,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激励机制。联络人制度就是为每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生创业实体落实一名联系人,具体负责特定创业实体的跟踪指导,为创业活动提供咨询、诊断与谋划,帮助学生创业实体实现健康发展。联络人应当是具有丰富创业及管理知识的专业教师或管理专家,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可以采用“一对多”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多对一”的形式。目前,也有很多学生的创业活动与当地企业有较大关联性,是这些企业价值链的一部分,这时候可以设法争取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经常性的为学生创业活动提供指导,充当学生创业实体联络人的角色。无论联络人是哪种类型的专业,都需要高校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为落实联络人制度“牵线搭桥”。 四结语 帮助管理类专业学生实现创业的成功,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业指导体系。这不仅是高校管理类专业学生创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创业教育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不仅是管理类专业,对其它专业来说,创业指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高校来说,如何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科学完善、运作有效、多方共赢的创业指导体系,需要积极探索和不断实践。 作者:易伟义 余博 单位: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高职院校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论文 1连锁行业发展状况及对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连锁经营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一份来自《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按保守估计,目前全国连锁行业的管理性人才缺口至少为60万,人才需求非常旺盛。同时,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是困扰连锁经营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开展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以便于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大批适应市场需要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既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级性,知识和能力的职业性,又具有人才类型的技术性,毕业去向的基层性的特点,80%以上的毕业生到企业就业。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既要掌握连锁经营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还要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能在连锁销售促销等一线岗位工作。在与连锁企业多年的交往中,笔者发现企业选用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时,不仅仅注重学历,更注重其实践操作技能和经验。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门店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及营销策划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些和大学生创业教育培养目标有很大的一致性。创业教育具有专业性和普适性的特点,是以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等为教育内容,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思维、敬业精神、专业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素质,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企业和自己,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作为创业素质的基础,创业能力侧重于知识结构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包括经营能力、创新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推理总结能力和操作能力,因此,创业能力的培养应当贯穿于大学生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人才是指具备丰富的创业知识、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全面的创业能力,在连锁经营行业领域创造出新颖的经营形式、优质的服务或实现其潜在价值的专业人才。目前,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及创业能力的培养,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十分欠缺,难以适应目前社会变化和行业发展的需求。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创业教育课程结构和体系尚未形成,多数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仅仅停留在就业指导层面上,或开设极少量创业教育课程,而且作为选修课,课程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全过程性和系统性,教学模式也只局限于知识的传授,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实践机会,培养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创新创业精神。因此,创新高职院校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大批既具有创业能力,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需要。 3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构 3.1科学制定专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连锁经营管理人才的指导思想。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人才是建立在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能力的基础上的,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既要强化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也要突出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只有将专业能力与创业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创业能力有专业的根基,培养学生基于本专业的创业精神。根据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定位,以就业岗位任职和创业能力要求为逻辑起点,以职业岗位(群)的工作任务和创业任务为依据,综合企业专家、创业者、教育专家和教师的意见和建议,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和开发课程内容,增强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把学生的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纳入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三大模块,即基础素能模块、优秀素能模块、素能拓展模块。基础素能模块传授基础知识,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能、道德素质和创业常识;优秀素能模块主要传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基于本专业的创业素能;素能拓展模块重在传授拓展知识和创业实践能力,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3.2合理设置专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结合的课程模式 课程模式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包括课程结构体系和课程内容体系。课程结构就是课程的组织与流程,反映教学的框架与进程。根据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设置课程,构建以专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为优秀的模块式课程体系,并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分解落实到各个教学环节。立足于专业与创业的融合,围绕创业要求,整体构建课程,增加有关创业的上下游延伸性课程。将创业教育渗透到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全过程,形成三年连续式递进式的创业教育,实现创业教育在时空上的全覆盖。在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一年级开展创业意识和创业基本常识教育,培养学生创业品质,和对创业与财富的基本认识、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等,把“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和“创业基础”等创业基础理论课程放入基础素能模块。二、三年级开展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创业计划制作、融资、企业管理技巧、市场调查等创业技能的辅导。将“连锁经营与创业”、“市场营销”等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创业课程放入优秀素能模块。将创业实践课程如创业教育活动(创业大讲堂、创业创意竞赛、创业培训、创业实践活动)和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职业大讲堂、职业规划比赛、简历设计比赛)作为素能拓展模块课程。同时,紧密结合专业特色和创业需要开设优秀课程,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连锁经营市场的变化,整合课程内容,开发新课程,课程内容要重点加强学生创业意识与创业心理品质的训练与培养,着力进行创业能力的培养与创业实务知识的传授。突出岗位定位、工作任务、职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强化知识应用和技能实践、创业教育过程和创业能力。在课程形式上,做到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相结合,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 3.3大力推行专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结合的教学设计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使学生具备从事一种或一类职业或创业的能力,应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宗旨。因此,教学设计必须紧紧围绕高职连锁经营专业的培养目标,从职业岗位(群)和创业需要分析入手。梳理出哪些是从事职业岗位(群)工作所需的能力,哪些是创业所需要的能力,依此,对专业教学进行系统的规划。一方面,要及时了解连锁行业的基本情况。让学生了解和熟悉连锁专业,热爱连锁专业,且对未来职业生涯有一定的规划。将连锁经营专业学生要求应具备的时间管理、有效沟通和服务他人等技能培养融入到连锁专业技能教学中。加强职业生涯设计教育,使得学生进入企业后,愿意从基层做起,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较强的职业发展动力,增强学生职业忠诚度,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要了解从事连锁企业创业所需要的专项能力及综合能力。以此为基础的教学设计才能真正体现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宗旨的高职教育观念。同时,依托政府搭建的创业园、工业园等创业平台,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提高学生创业成功率,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创业实践。同时,将课堂创业教学与课外创业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培训,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创业实践等活动过程中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社会的需要,积累创业经验。 3.4确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途径 校企合作是培养既有专业能力又有创业能力的高职连锁经营人才最有效、最基本的培养途径。只有提高学生在实践中将获取的理论知识有效转换成职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才能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因此,加强校企合作,实现工学结合,是培养创业型连锁经营人才的关键。依托政府搭台、协会牵线、校企联手,完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校企合作不断深入。通过连锁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积极与连锁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连锁企业成为培养创业型连锁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成为学生实战应用基地,真正让学生动手操作,使学生在真实连锁环境中掌握必需的专业技能,锻炼创业技能。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有选择性地与品牌连锁企业合作,在校内建立连锁门店,开展模拟教学和实战训练。让学生学习商品陈列、销售、防损、收银、客服等前台操作技能,学习开发商品采购、配送、信息处理等后台管理技能,使学生掌握商品流通、定价、促销、配送、POS技术、数据分析等连锁专业优秀技能,这样既能使学生学到专业知识,又学习到管理知识,培养学生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号召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以此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使学生能将连锁专业知识迁移到多变的职业岗位中,以应对多变的连锁业态及市场环境。 3.5加强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专业教师创业素质的培养是创业型连锁经营人才培养的关键。培养连锁经营专业教师的创业精神,提高教师自身创业素质。大力推行“一师一企”即一名教师联系一家企业,设立“企业教师工作站”。选拔有潜质的青年教师到企业或直接参与创业实践,让教师深入连锁经营企业尤其是自主创业成功的企业进行实践学习,这样才能潜心研究案例,并能够带着自己具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和学生共同去创业,以造就一批“创业型教师”或“教师企业家”,增强教师指导学生基于本专业创业的教学能力。 3.6构筑浓郁的校园创业文化 创业文化只有立足于当地社会和校园,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引导大学生把职业要求和创业冲动内化为信念、道德和心理的力量。充分发挥校园创业文化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着力培育学生的创业精神,强化学生的创业理念,弘扬创业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素养,激活学生的创业潜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明确培养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大力倡导躬身践行、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精神。通过创业咨询日活动、创业教育校园行、创业论坛、创业计划大赛、创业教育刊物、创业文化建设座谈会、创业文化建设座谈会、学生素质拓展、学生野外训练、企业家讲座等活动形式建设校园创业文化。积极营造“想创业、学创业、要创业、敢创业、能创业”的校园创业氛围和环境,激励学生自主创业、主动创造。 作者:陈晖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一、内创业的维度 目前学术界对内创业维度研究多引用熊彼得的创新理论,当公司遇到困难时,企业家需要为公司寻求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巩固公司现有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开发市场、开发新领域的产品、服务;发展能够促进公司发展的管理方法手段(产品、市场、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管理方法),提升组织能力的科学技术水平。从广义上讲,需要组织有效的力量,超越对手的创新行为,以及实施战略的变革(Schumpeter,1912)。后人对内创业维度的研究比较一致,总结前人对内创业维度的研究,本文提取已有研究的共同认知,归纳了内创业四个维度的内容,即:(1)新业务领域风险拓展维度(newbusinessventuring);(2)创新维(innovativeness);(3)自我更新维度(self-renewal);(4)先发制人的主动性(proactiveness)。这些维度不仅相互区别同样也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今后进行内创业研究的基础。 二、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研究 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国内学者近年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内企业家的研究;员工的开发、培养、管理;柔性灵活的组织结构;适合企业再创业的战略支撑。1.内企业家管理机制。以往的研究表明内企业家在企业内创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多是研究俩者的相关性,对可以实际指导企业内创业的内企业家管理机制研究较少,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内企业家成长和识别机制。谭新生和张玉利(2004)认为内企业家自身个性、决断能力是关键。这种能力包括企业家从事创业活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能力及社会资本。这种能力符合“人力资本”基本内涵,可通过后天努力学习和培养获得。内企业家问题研究。李晶(2007)通过研究委托关系认为内企业家仍可能是雇员担当,委托-问题仍然存在,他主张适度放权给推动内创业活动的管理者和员工,促进内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同时培养适合内创业的企业文化。2.员工管理机制。员工管理主要包括招聘、薪酬考核、培训晋升、人才去留等方面内容。由于企业内创业活动对员工权责利的巨大改变,员工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也要相应的改变。何志聪和王重鸣(2005)指出企业需要根据员工的个性、才能特点进行鼓励创业式的培养,鼓励员工为了创新犯错。马一德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薪酬激励是鼓励创业最有效的方式”的结论,指出应根据企业内创业业务,设计薪酬激励体系,模拟通过个人投资分担和股票所有权、生命周期奖励、宽带薪酬、内部资本奖励,及内创业家职业生涯情感奖励等薪酬激励机制,根据具体组织环境调整内创业员工管理机制。3.内创业组织管理机制。在企业内创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组织内部僵化、官僚化现象,对此为题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谭新生和张玉利(2004)提倡设立开发新业务部门、开设内部创业基金等机制。苗莉(2005)主张将内企业家个人能力、企业组织特征和外部突发事件三方面力量有机结合。蒋勤峰等(2007)提出建立内创业运行动力、运行模式、运行结构、运行反馈系统式的架构。张健楠等(2009)提出创造内创业知识管理的环境,用良好的企业文化等保障企业内创业的成功。4.人力资源战略管理。随着企业战略问题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内创业研究开始关注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作用。赵群(2005)提倡内企业家和员工共建企业经营理念和发展远景模式。赋予员工以企业利益均沾的权利,重取人才认同企业发展远景,实现员工企业共同发展。戚振江(2006)对企业内创业人力资源组合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人力资源组合策略的四维结构模型等。吕贵兴(2007)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基于企业战略的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规划应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综合考虑,因人而异、因才管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模式。内创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业形式,在建起支持企业内创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仍有章可循,具体来说要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高层领导的支持、政策鼓励、柔性的组织架构、充分的授权、完善的沟通机制、健全的培训制度以及匹配的绩效考核和薪酬福利体系,同时这些因素应该互相联系、呼应、结合形成完整的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三、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障碍因素 企业内创业是在原有企业内部的一种创新,它包括开拓新的冒险业务、改革现有的组织构造、战略目标的更新,这些活动的开展势必改变原有的企业员工权责利体系,带来管理上的障碍。同时分析解决这些障碍,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为开展内创业创造条件,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障碍因素有:1.保守文化因素的干扰。Hill(2003)认为企业革新给员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可能让员工丧失已获得的现有利益和环境,这种对固有现状,不愿改变的心+理状态影响企业内创业的推行。2.传统组织架构造成创新惰性。多位学者(如McDermott,O'Connor2002)指出,僵化的组织架构对于已经发展成型的大规模企业是种障碍。在这种组织架构下,企业的内部系统中没有足够相应的放权去支持内创业,而且在传统组织架构下的企业通常具有短期的利益导向,对于需要关注长期效益的内创业是种巨大干扰。3.员工创新能力和意识的匮乏。颠覆式的产品需要创新才能实现(Hall,Sobel,2006)。企业组织的内创业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而我国企业员工大部分都缺乏这种能力和意识。4.绩效评价模式及薪酬体系不匹配。恰当的绩效考核模式和薪酬体系才能鼓励员工内创业实践。如果公司不能帮助员工承担内创业的风险,并适当奖励员工的风险尝试行为,那么员工的创业精神很难被激发出来。开发鼓励内创业推行有效地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模式(马一德等,2008)。 四、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景展望 综述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发现其中尚存在的空白研究范围,对以后的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能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1.研究对象的扩展。目前,内创业研究大多集中在大企业,而缺乏对中小企业的研究,研究我国中小企业有效内创业途径,是摆在研究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国中小企业普遍不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事实上,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在组织结构灵活性、激励效度快捷性具备自己的优势(Carrier,1994)。因此,通过在中小企业推广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2.内创业理论构架。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机制研究成果的回顾,发现多数研究缺乏针对整个创业型企业组织结构理论构架的研究。事实上,企业组织构架对内创业开展关系重大,设立主管创业的部门,对持续性内创业活动进行整体管理、控制、协调,这些是传统组织结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理论尚有欠缺。3.员工行为约束机制研究。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缺少约束员工行为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内创业带来的重大权责利变化,员工易于做出背离企业期望的行为,如抵制改革、群体上访、罢工、消极应对,对于这些行为不但要通过激励机制进行调整也需要相应的约束机制管理。考察研究实行约束机制前后人力资源对内创业的效能差别是未来研究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单位:陈鹏 刘保平 南华大学 创业管理论文:服装业创业风险管理论文 一、关于服装业创业风险 1、服装业创业风险 一般来讲,创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从创业者的意愿来看,主要有主观创业风险、客观创业风险;从经营来看,主要有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管理风险、生产风险、经济风险;从收益来看,主要是安全性风险、收益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2、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程序,一般是制定风险管理计划、识别风险、估算风险损失、选择和实施风险管理方案、检查和评估风险管理效果。 3、本文研究范围界定 由于本文是服装行业创业,针对进入服装行业进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预见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本文仅仅针对制定风险管理计划、识别风险、估算风险损失、选择和实施风险管理方案进行论述。本文主要是结合创业者的态度和生产经营管理角度,分析服装行业创业者的风险管理。 二、服装业风险分析 服装业创业风险,可以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进行风险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理的管理方法、技术和手段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创造条件,妥善处理风险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最少的投资成本、管理资本,获取高额的利润空间。 1、创业风险 由于服装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量巨大,利润较好。另外,服装业要求的管理、技术等相对较为低,投资相对较小,是个容易进入的行业。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宏观政策容易变化,市场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威胁因素。另外,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在逐步提高,不仅仅是遮蔽躯体,不仅仅是保暖,人们也在追求品味和品质,这样,服装业就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服装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得到提高。工业总产值由2005年4723.54亿元提高到2009年1-11月的8804.26亿元,同比增长则出现下行势头。如下图。 2005-2009年,我国服装行业工业总产值保持了整体增长的态势,本行业的增长速度远超GDP增长速度,但呈现逐渐减缓势头。本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2.50-2.76%区间中波动,较为稳定。在2006年服装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到了2.76%,2007年降到最低点,2007-2009年该比重呈现逐年回升的趋势。 2、经营风险 所谓经营风险,主要是指原材料价格与服装产品之间的价格差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利润空间的问题。 3、现金流风险 所谓现金流风险,主要是指服装业创业过程中,不仅需要启动资金,原料、工人工资等资金,同时创业到一定程度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三、服装业创业风险管理策略 1、创业制定总体战略 企业创业初期,一定要进行企业定位。所谓企业定位,就是指企业经营的产品所服务的客户群体。一般来说,刚进入服装业创业,不仅要依据自身的资金状况、技术能力等,进行科学的定位,避免出现好高骛远现象,比如国人西服,创业初期就明确定位为白领,比如美特斯·邦威就进行了良好的品牌定位,专注于18-25岁的年轻、活力的消费者。当然,进行企业定位,还需要考虑市场因素,脱离开市场进行创业,显然是不现实的。可以说,企业定位是创业者风险管理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因素,也是决定风险管理成败的关键。 一方面,企业要树立危机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观念,重视风险;分析预测,把握风险;统筹兼顾,预防为主。 由于服装业产品种类多,款式流行周期短,市场讯息变化较快。因此,创业时期,不要一步到位,不宜一次投入到位。面对企业经营能力、经营规模等问题,可以分阶段逐步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成功率,保证现金流稳定;另一方面,可以逐渐的提高组织管理水平,渐渐开拓市场。 2、如何因应进入服装行业的风险呢? 首先,要把握国家与市场动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反馈和分析功能。密切关注服装行业的动态,及时调整服装业投资、市场对策、营销策略。 其次,密切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关注行业发展的动态,在服装的设计、销售和制作理念上跟进。 最后,引进高素质管理人才。不仅是市场分析与评估人才,服装设计人才,服装营销管理人才,服装市场维护人才,而且也需要引进高端的风险管理人才。 3、经营管理要控制风险。 对策1:一方面,与原料供应商之间,与加工商之间,签订合同,保证原料、与加工费用波动幅度,完善组织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建立高效的销售与市场维护队伍,既维护既有市场资源,同时突破潜在市场。 对策2:打造高绩效的管理团队。企业创业初期,一方面人才的引进较多,企业的理念等、管理优势互补等,需要一个磨合期;另外,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市场维护等,各种团队合作效益,也需要在摸索中渐渐的提升企业的效益。因此,打造高绩效的管理团队,要有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完善的企业文化。 对策3:销售绩效的评估。对服装业来说,创业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缺少高绩效的销售队伍。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买方市场,尤其是服装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并确保销售收入及时回笼资金,为企业的正常运作、企业投资、保证现金流运转正常。因此,销售相当重要。没有高效的销售团队,则意味着企业 对策4:生产、库存和市场维护方面风险管理的策略。由于,服装业的产品是人们的装饰品,人们购买服装是提升个人的品味、品质,凸显人们的地位、心理等。因此,服装业的生产,对工人虽然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但是,服装业创业不仅要重视生产的产品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等。另外,库存的管理与市场变化、服饰潮流、国家政策、人文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禁止穿着暴露,而另一地则提倡人们追求自我,因此,服装业的库存管理也是需要重视。 4、资金管理方面的策略 从服装行业本身看,盈利能力方面,服装行业的销售毛利率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低谷,2009年随着经济形势全面向好,销售毛利率达到14.49%,为2005年以来最高,主要原因是由于2008年期间的累积需求释放呈现报复性反弹态势。销售利润率走势与销售毛利率基本一致,2009年呈现高点。资产报酬率在2006年至2008年一直保持稳定,2008年出现轻微下滑。2009年实现突破,达到8.87%,远超2008年达0.52%。综合看,在度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服装行业盈利能力整体爆发,产品盈利能力快速增长,同时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良好。 对策,由于资金要么是融资,要么是贷款,同时资金的回收和流动也存在风险。因此,在融资阶段,需要利用银行、投行等获得充足的资金,降低融资的风险,确保公司资金流动性良好;另外,通过销售等科学管理,提高资金的回收效率。 当然,任何一个公司都存在突发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对于服装行业来说,防水、防火更是责任巨大,因此,企业可以考虑财产保险,通过一定的资金来保障现金流风险,减少并控制可避免的风险,比如水灾、火灾、水渍、控制雇员不诚实、爆炸风险等。 四、结束语 服装业是个技术进入门坎较低的行业,但是存在的风险却讯息完便,影响企业创业的风险因素也是较多。因此,投资服装业,需要做到对服装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有效的风险控制管理。本文,从上述思路出发,简要的就服装业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服装业创业要慎入、投资和管理适宜摸索中进行,不可一步将投资到位,创业开始就追求大而全。 创业管理论文:大学生创业团队公共事业管理论文 1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1创业团队缺少实践经验,面对社会实际问题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无从下手。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仅靠大学期间的基本理论知识储备和部分课程的实训锻炼等来处理瞬息万变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导致创业团队内部冲突不断,感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导致决策失误和错失商机现象频发。 1.2创业团队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由于受到高校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按书本”办事的习惯,不能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发散思维和创新,使得创业团队的管理和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 2基于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习平台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 根据目前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借助我校管理学院的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习平台,模拟现实经济环境和社会最新需求与动态,让学生进行实战模拟演练,本文以公共事业管理和信息管理两个专业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问题的探讨,由于两个专业从专业特色和就业方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样既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普遍性,也可以充分验证所提方案的合理性。具体的实施方法如下: 2.1创业团队的组建。团队组建是整个实战演练的基础,要求参与者自行选择角色,角色确定后,由团队负责人在两个专业内自由选择团队成员。成员确定后,各团队需要马上确定自己的企业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知识共享与奖励机制,进而促进每个成员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 2.2确定各创业团队的管理制度,并进行规范化表示。企业制度设计关系到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要求各创业团队凝练出自己的管理制度,并由指导教师或聘请的专家进行指导和完善。团队运行过程中,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对自己的制度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完善。 2.3让多支创业团队进行联合实战演练,设计相应的竞争机制,目的在于引导团队间模拟市场环境选择竞争或合作方式。通过团队间的竞争演练,既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市场的环境,又可以让学生积极进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2.4建立明确的创业团队成员表现评价体系,构建量化的评价模型,动态显示和更新每个团队,既每个成员的表现情况。同时在团队内部和团队间进行及时的讨论与交流,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及时改正存在的不足。通过在公共事业管理和信息管理两个专业的创业团队建设演练,所提方法得到了充分验证,收到了较好效果。实战演练中,各团队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充分看出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各团队的成员通过相互合作、讨论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为了实现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创业团队模拟演练中的机制设计尤为关键,它会直接决定实战演练的效果,本研究由于时间关系在机制设计中没有进行过多关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战演练的效果。因此,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将围绕着大学生创业团队实践演练的机制设计而展开,将不同团队间的个体行为分析和团队内部成员的行为分析纳入实战演练的考核体系当中。同时下一步还将引入更加真实的市场案例作为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实战演练的背景,充分发挥我校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习平台的作用。 作者:高太光王丽敏任树伟肖昆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板市场盈余管理论文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手段的选择 创业板上市公司除了会采用一般上市公司利用的关联方交易、会计估计和会计变更、计提减值准备等来操控盈余外,还会有选择性的进行业务重组、人为操纵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股权激励不计入费用等特殊盈余管理手段。1.关联方交易是指交易的双方直接或间接受同一人控制,交易行为并不具有公允性,同时,关联方交易具有隐秘性且公司为避免被揭露也会刻意非关联化,使企业关联交易更难被察觉,因此,公司通过与关联方交易可隐蔽地转移亏损或费用,使利润被虚拟,实现盈余管理操纵。2.计提减值准备操控盈余是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应谨慎评估资产价值,在资产发生减值时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谨慎性评价的标准很难确定,一部分公司便会在盈利不理想的年度少计提准备,虚增公司利润,相反在盈利水平高的年度多计提减值准备,准备今后冲回弥补过往亏损,从而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3.有特定性进行业务重组是指公司通过置换不良资产、兼并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债务重组等方式,使公司得以实现对不良资产的转移、吸收优质资产,例如被合并、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其经营成果即视同期初存在,而被处置或注销公司的收入、费用、利润将以业务转移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主体,如果实际控制人选择不同的重组范围,创业板上市公司主体将会有不同的期初数,与之相关的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也将呈现出不同的成长性。4.不合理研发费用资本化在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都属于高新技术型企业,发展迅速且研发费用支出比较大,在会计处理上,都采用将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情况,其中部分公司为了达到虚增利润、减少费用、粉饰报表的目的,不合理地将研发费用资本化,从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盈余管理手段的选择,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公司之间会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急迫性、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从而导致盈余管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在采用盈余管理手段后提高公司的成长性。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其成长性影响的因素分析 (一)管理层和原始股东的利益驱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促进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发展,管理层及原始股东为了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纷纷运用隐蔽盈余管理手段操控公司经营活动,其动机包括:股票增值收益、管理层及原始股东获取报酬、经纪人市场声誉。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投机取巧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个特性,我国创业板市场刚刚起步,投资者素质不高、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都是阻碍发展的因素。在IPO前运用会计手段美化公司财务报表,从而实现创业板上市公司利润最大化,这种盲目的行为使得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频发,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行事,运用盈余管理手段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会计准则及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从创业板监管机制和信息时效性看,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非财务信息披露不积极,信息时效性差,中介监管机制不完善,证券交易所和监管部门监管不力都是问题的根源,其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诱惑和利益驱动。首先从创业板公司自身来看,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为一些大股东违规信息披露提供了空间,利用自身优势对公司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披露或违规披露,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内部控制和内部监管是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的薄弱或缺失也会导致信息披露产生问题。其次,根据公司所处环境,创业板市场创建时间短,相关法律法规大都借鉴国内主板市场和国外的经验,从而导致我国创业板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不规范,所以外部监管机制难免出现监管不力的情况。 三、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对策 (一)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1.加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监控以降低抑价率。高抑价一直是阻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难题之一,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获取IPO资格的公司目标很明确,即以高发行价格募集更多资金,利用与监管部门间信息的不对称与契约的不完备进行操控盈余,产生了误导投资者、降低证券市场诚信度、降低资源优化配置的消极影响,甚至有损整个资本市场的持续性长远发展。所以加强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抑制高抑价率至关重要。2.规范盈余管理手段抑制“三高”现象发生。导致创业板市场“三高”现象的客观原因在于创业板上市条件中对财务指标要求比较高,大部分想要上市的公司会通过运用盈余管理手段以达到对净资产收益率、利润增长率等指标的要求。这一现象严重扰乱我国创业板市场秩序,在现象产生的过程中,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的变更、非经常损益、关联交易等都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目的就是调增、递延利润。从无形资产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出资评估时所用的预测数据来判定股东投入时无形资产作价的公允性进而规范盈余管理操控行为。为了降低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及高超募率,政府还应对相关会计法规体系进行完善,健全监管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对IPO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控制募集资金量。3.建立盈余管理治理的法制环境。健康有序的法制环境是创业板上市公司蓬勃发展的基本要求,必须明确盈余管理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少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隐蔽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制定行业评议制度,促进审计行业对公司会计信息的监控,如果出现了包庇行为,可以采取法律手段诉讼。同时应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力度,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审计指南及审计准则,并密切关注创业板公司上市后的业绩表现,尤其是业绩骤然上升或下降的“变脸”公司。如有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交易,应首先确定其是否为公允交易,其次公开发表公允的审计意见。 (二)完善创业板市场相关制度1.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完善我国投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修改复杂繁琐的上市公司亏损处理措施,以上市公司的利润获得为主要依据实施退出机制,与此同时,还要多方面考虑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资产负债情况、经营状态和财务情况,以及商誉信用状况,全面衡量上市公司,保持投资市场的忧患意识。2.建立多层次创业板交易市场并完善相关上市制度。海外创业板市场对于上市标准的调整使盈利能力方面的财务指标趋于降低,在公司治理这些非财务指标方面的规定则相当严格。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因其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制度和有针对性的上市标准成为其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分精选市场、小型资本市场及全国市场。其中纳斯达克精选市场对财务和流通性方面的标准很高,领先于全球市场。因此我国创业板可以参考纳斯达克市场的特点,保证满足不同类型公司及不同投资者建立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及上市标准,保证有潜力的公司能够进入创业板市场融资,同时减少上市后的道德风险。3.完善创业板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现代资本市场长久发展的基础是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和市场监管者、投资者主要沟通渠道就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进行鉴别,充分熟悉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我国目前是一个后期资本市场,信息造假、信息不对称现象频有发生,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将信息不对称降低到最小化,我国创业板市场应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4.严格IPO资格审查,控制资金募集量。目前,我国在上市项目审核方面存在缺陷,公司申报项目基本上都可以获得通过。因此拟IPO公司通常使用拼凑项目或分拆项目的手段,来提高资金募集量。因此监管部门要关注募集资金的项目审核,对申请IPO公司的投资项目可行性加强审核评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控制企业资产增长的速度,避免过度膨胀影响IPO后业绩,另一方面,促使IPO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优秀竞争力1.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条件,应鼓励上市公司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学习海外创业板市场先进理念,开展专业人才的培养;鼓励上市公司加强创新战略规划、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施行对外开放研发中心理念、多种创新模式一同运用,开启全面开放的创新策略。2.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树立正确投资理念。在我国投资大环境中,真正使用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分析的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所以在我国投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存在被过分的修饰和夸大的现象,对于投资者自身权益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为杜绝这种现象,不仅需要上市公司管理者自身素质和认识的提高,更需要投资者从理性投资的角度重新审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假如大多数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并且都具有投资理性和分辨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能力,上市公司为了实现投资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就会自然削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这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知识传播来普及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意识,鼓励投资者探寻提高投资素质与能力的新途径,同时更要提高对盈余管理的关注度,防止过度盈余管理产生的不良经济后果。创业板市场的成立为成长性好、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但不应盲目运用盈余管理手段提升公司成长性,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创业板市场准则严格规范盈余管理手段,从而更好地提高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且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作者:张劲松黄梦然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 一、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与研究变量根据研究内容需要,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式中,α为需要检验研究假设的待估系数,C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其余相关变量具体解释为: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指利用Jones修正模型(Dechow,1995)估计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具体为:DA=TA/A-NDA=(NI-CFO)/A-NDA(2)(2)式中,TA为当年度的应计利润值,由当年度净利润(NI)与当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值(CFO)的差值求得,并由上年度资产总额(A)进行平滑调整,NDA为本年度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值,需通过下式计算求得:NDA=β1(REV-REC)/A+β2PPE/A+β3/A(3)(3)式中,REV为本年度与上年度营业收入变动值,REC为本年度与上年度应收账款变动值,PPE为本年度固定资产净值,而β为变量待估系数,为求得β具体数值,需要构建以下回归估计模型:TA/A=γ1(REV-REC)/A+γ2PPE/A+γ3/A+ε(4)通过(4)式求得的γ估计值即为(3)式中的β具体数值。解释变量:社会责任(CSR)参考肖作平与杨娇(2011)构建的社会责任指数衡量:CSR=a1政府贡献率(X1)+a2员工贡献率(X2)+a3股东贡献率(X3)+a4债权人贡献率(X4)+a5供应商贡献率(X5)+a6客户贡献率(X6)(5)在(5)式中,X1=(支付的各项税费-受到的税费返还)/经营现金流入值,X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X3=应付股利/营业收入,X4=财务费用/营业收入,X5=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经营现金流出值,X6=营业成本/营业收入。而a为各利益相关者指标的权重,借鉴沈洪涛(2005)的研究结果,a1=0.0053,a2=0.0117,a3=0.4637,a4=0.2516,a5=0.1138,a6=0.1539。控制变量:总资产(Size)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总资产衡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盈余操纵(ROE)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的虚拟变量,若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或位于6%-7%之间,则ROE=1,否则ROE=0;资产负债率(Debt)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衡量。 (二)数据选择创业板上市公司于2009年正式上市,同时考虑到变量指标需要利用上年度数据,因此本文样本年度选择为2010-2012年,并剔除样本期间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462个样本。 二、实证检验结果 (一)统计分析表1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社会责任程度为0.184,而且各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较为平均,3年的CSR均值分别为0.179、0.189以及0.183,并未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2012年较2011年却出现了降低。同时也发现,不同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差距逐年扩大,这说明创业板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投入不同,这与不同创业板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企业发展理念及企业实际经营能力存在差异是相关的。表2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基本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存在不同,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状况。总体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正向的盈余操弄状况,平均盈余管理程度为0.008,这与主板上市公司相比并不算高,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相对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但2010年与2012年盈余管理程度均为负值,仅2011年盈余管理行为为正值,这说明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较大的波动程度。另外,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大最小值间差异较大,盈余管理程度最大值达到0.368,而最小值为0.210,这说明不同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大,不仅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异,而且操弄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3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DA均值为0.008,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呈现正的盈余管理趋势,但不同的创业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方向均有较大差异。解释变量CSR均值为0.184,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好,但同样不同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控制变量中,变量ln(Size)均值为20.817,表明创业板公司资产规模均值约为10.983亿元,创业板公司规模相对主板公司要小;变量ROE均值为0.104,表明样本内约有一成左右的创业板公司的ROE为负值或在6%-7%之间,更多的创业板公司并没有主动操弄盈余管理的动向;变量Debt均值为0.194,表明创业板公司的负债总额约占资产总额的不到两成,创业板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高。 (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4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尤其是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较小,基本都在0.30以下,这就说明在本文实证模型中的变量间共线性问题较小,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认为后文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三)回归结果利用(1)式及样本数据,得到实证检验结果为(6)式,本文实证检验软件为EViews7.0。从(6)式的实证结果来看,首先整个回归结果的调整R2值为0.071,虽然该值并不高,但是在公司金融的研究中,通常调整R2值需要结合F统计量共同检验,并不能单纯地看调整R2值大小,而F统计量是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整个实证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实证结果可信。具体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CSR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是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这就意味着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会在短期的盈余管理行为与长期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之间,选择更加适合长期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会更加重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而较低程度的进行盈余管理操弄。也可以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更好的责任心,会为股东、为证券市场、为市场普通投资者负责,并不会高程度地操弄盈余管理。而在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中,控制变量ln(Size)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创业板上市公司更有可能操纵盈余管理;控制变量ROE与被解释变量DA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或处于6%-7%之间时,也就是说具有盈余管理迹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操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增加;控制变量Debt与被解释变量DA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负债压力越大,操弄盈余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四)稳健性检验为证明研究结论并非是因特殊样本而得到的,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样本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极端值进行剔除后进行回归检验;其次,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即盈余管理变量的测度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Jones原始模型计算被解释变量DA后进行回归检验;最后,考虑到影响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即可加入的控制变量很多,本文继续加入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大股东持股数量等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研究结论并非是由特殊样本而得到的,即研究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三、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12年间的46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与盈余管理行为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变量CSR与变量DA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创业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与盈余管理程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相应的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抑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本文的经验证据还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有显著的盈余操弄迹象及负债率越高,相应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从本文的经验证据来看,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因此,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而言,首先必须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这就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不仅要顺应当前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潮流,保证按时披露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即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而且应多参加慈善事业,比如可以以公开捐款的方式来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公众认可,扩展企业继续发展的空间,当然,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如提供一些自愿服务、设立认捐基金等。总之,要让社会公众感受到企业参与到了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其次,创业板上市公司应拒绝大幅度的盈余管理行为,这要求公司管理层要有公开与公正的经营理念,保证外部审计对内部经营活动正常与透明的监督。再次,创业板上市公司应提高自身的公司治理整体水平,如确立合理的股权结构,经常召开股东大会,保证公司的独立董事机制、职工监事机制等起到监管公司运作的作用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作者:刘秀莉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讲师 创业管理论文:创新创业计划项目项目管理论文 [摘要]国创项目正式从国家层面纳入到大学生教育内容体系,但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忽视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的教育,这决定了国创项目的管理缺少已有经验的支撑,存在不完善的方面。基于文献和相关调查,对国创项目管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管理文件、合理使用经费、激励教师指导、规范学生动机和加强质量管理等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 2010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教办[2010]3号)指出“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为“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号)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实施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3年,116所部属高校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参与到国创项目,经审核通过项目为23305项。其中,创新训练项目19741项,创业训练项目2587项,创业实践项目977项。仅2013年,国家累计投入经费约2.3亿元(以每个项目经费为1万元计算),参与国创项目的学生人数约10万人(以每个项目组成员为5个人计算),参与国创项目的指导教师人数超2万(以每个项目组指导教师为1人计算)。由上可知,国创项目从数量上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一、研究现状 国创项目的相关研究倾向于项目立项和实施等方面的可行性[1]、人才培养模式[2-5],过程管理模式[6]、具体支持措施[7]或者综合对上述多个方面进行探讨[8],等等。但是,针对项目管理过程中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傅臣家等人[9]对山东农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情况的调查分析显示:有36%的学生表示对学校开展的创业指导教育印象不深,效果不大;36%的学生表示效果非常明显,对创业课程有充分的了解;20%的学生表示感受到缺乏创业支持;20%的学生表示感受到缺乏创业平台。由此可见,创新创业教育还远未达到教学的目标,而国创项目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相关研究也尚处于积累经验、发现问题的阶段,实施时间较短,故而有必要针对国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管理文件的缺失 针对20个省级或学校级创新创业管理办法的调研发现,很多管理办法中关于项目立项、项目监管和项目结项的规定缺少详细的、可量化的目标要求或评价体系。办法中界定了如立项条件、实施过程、涉及人员及其任务和项目时间等问题,且确定了以专家评审结果作为项目管理中各个环节的评价标准,而对于各个阶段工作结果的规范要求不够。如立项申请书的填写和申请团队的标准,项目监管可形成的相关文档及其标准,以及结项报告书的填写和结项的标准等等。一般来说,项目管理办法作为项目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应对项目管理的目标、依据、内容、方法、程序以及项目管理目标的判定标准等内容进行确定。由项目管理目标的提出,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手段,能否达到最终目标,形成一个由“目标提出到目标完成”的循环过程。但是,就上述文件调查显示,判定各个阶段或过程的最终成果是否达到最初目标要求的判定规则还比较欠缺,更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经费使用不合理 2012至2013年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创项目共立项108项,从结项项目的经费报销比例来看,大多经费是交通费或者说是项目组成员之外参与调研人员的交通费,另外一部分是制作费或印刷费,而劳务费、咨询费等直接用于项目研究的费用比较少。另外,由于校财务处对于项目各项经费报销比例的限制,使得学生在结项报销时存在“虚开发票,报销非科研消费或套取项目经费”的嫌疑。项目之初,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创项目经费由中央财政平均一个项目1万元和学校配套资金1万元组成,学校配套中的2000元作为指导教师指导费,余下1.8万元由项目组自由支配。国创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促进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和能力,为创新型国家储备人才[8]。以此为目标,为防止项目负责人虚报或套取经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于2014年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央财政1万元经费由项目组自由支配,学校配套1万元重点用于教师指导费和项目管理过程中相关事宜费用或专家评审费用,加强了国创项目的过程管理和国创项目的阶段性考核。通过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完善,希望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和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为国家培养技术过硬、思想健康的有用人才。借鉴国内高校国创项目管理经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预实行通过项目认定,实施资金动态支持的方案,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检查项目或由项目组申报增加资金支持;相反,对于执行不力的项目,应适当减少或终止其项目支持经费。从而,保证项目经费使用的高效性和合理性。 四、教师指导缺少监控 在过去,由于大学课程的安排,普通大学生是很难有机会接受到创新创业教育训练的。但目前,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国家提倡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但是,大学生缺乏创新创业相关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实际经验,因此,教师指导对于实施大学生国创项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讲,项目管理的过程涉及项目立项、中期检查和项目结项等多个阶段相关的文档,就文档的填写和完成情况来看,在涉及到指导教师签署个人意见的文档中,存在指导教师意见不具体、过于简单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指导教师的态度和指导学生实施项目的情况。另外,针对20个省级或学校级创新创业管理办法的调研结果发现,办法中缺少对于指导教师更加具体、详细的要求。鉴于国创项目中指导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说,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成为国创项目有效实施的一项保障。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而言,主要通过给予指导费和表彰奖励两种方式,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教师担任国创项目指导教师。当然,不同学校的激励措施也各不相同,如广东工业大学对于优秀的指导教师会给予相应的奖励或科研积分认定[9];北京师范大学以教改立项的方式鼓励教师研究指导规律,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10],等等。总之,为了极大地激发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各高校应根据教师需求和本校的客观实际,确定指导教师的激励措施。 五、学生参与动机矛盾 国创项目倡导“以兴趣为驱动”,由学生自觉地、主动地以“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为主要动机,以“创业知识和法规的掌握、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为主要目标参与项目。傅臣家等人[11]对山东农业大学在校生创业目的的调查发现,60%的学生把创业当成成才和自身锻炼的一种方式,40%的学生把创业目的仅仅理解为赚钱,不少学生并没有看到创业的实质,仅看到成功后的物质和财富利益,缺乏正确的创业目的。王晓玲等人[12]对大学生参加创新与创业研究活动的意愿进行调查,从调查的结果不难看出,在目前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毕业就就业的学生还是占绝大多数,想进行自主创业的大学生人数有限。伴随着国家对于国创项目支持力度的加大,各高校也推出相应的鼓励措施,激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国创项目,这就使得很难判断大学生参与项目的动机,出于兴趣还是为了各高校推出的激励措施,如考研加分、评优加分等。另外,由于社会企业对于高校毕业生工作经验或项目经验的要求,使得一些国创项目参与者也可能为填充自身的实践经历而参与。如此种种情况,使得我们很难从表面上判断大学生真正参与国创项目的动机。针对上述问题,有人提出取消各类鼓励措施、淡化评奖名次,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实施项目研究,但作为项目管理者,需要通过对于国创项目的管理,实施项目评优并收集各类信息作为项目管理者服务与激励学生的主要依据和资料。所以说,如何在保障项目管理顺畅的情况下,尽量保障参与国创项目成员的利益是又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六、质量保障措施不足 国创项目质量是增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保障。目前,相关制度文件主要规定了项目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及应尽责任,但如何保障国创项目质量,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创项目负责人缺少项目经验 国创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第一责任人,但缺少项目管理的经验。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和背景,项目负责人是不可能有效地实施国创项目的。国创项目负责人是大学本科生,项目实施经验不足是必然的,而指导教师是国创项目直接参与者中最具项目实施经验的“专家”,是项目实施中的重要资源,是项目质量保障的重要因素。 (二)国创项目参与者权限不明、能力不足 国创项目参与人员均是大学普通本科生,对项目管理中的责任、义务以及技能需求等不够明确。因此,需要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明确项目组成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但需要强调的是,要确保培训的有效性,使项目组成员接受其培训内容,并在实际操作中能切实地按操作要求执行。 (三)国创项目阶段性评价标准不规范 国创项目阶段性检查或验收手段完整,但各个阶段缺少标准案例文件的提供。缺少项目经验的大学生,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模仿,而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类文件的形成和完善是项目质量保障的基础。因此,应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各类文件的基本标准、项目实施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明确这些关键点的具体操作。当然,也可以编写指导书,以方便学生自学。项目组成员参考标准案例文件,形成国创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由指导教师对项目成果进行检验、判定。从而,阶段性地保障国创项目质量。 (四)国创项目未形成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 国创项目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但就目前制度文件的调查来看,并未形成完整且系统的质量保障体系。项目管理过程涉及不同人员和环节,故必须运用系统方法,依靠必要的管理结构,把国创项目各环节的质量管理活动组织起来,将影响项目质量的关键因素控制起来,形成一个有明确任务、职责、权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质量管理的有机整体。 七、总结 国创项目旨在促进高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13]。国创项目从2012年开始,经历了3年的磨合与提高,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从经费使用、师资支持、学生参与、质量保障四个方面对国创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管理文件的完善、实施过程的监督、结项事宜的规范等系统的解决方案缓解并根除这些问题。 作者:孙杰 王淑芬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实验教学中心 创业管理论文:我国创业教育管理论文 一、创业教育管理发展的起因: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 (一)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理念 民国时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才得以建立。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并存,因而呈现出多元化教育理论,承认我国传统高等教育落后,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思潮高涨。我国高等教育学府数量有较大增长,教学内容以及科学研究有显著进步。但是由于政权更替,高等教育基本呈现自由放任的管理的状态,一方面由于缺乏资金,私立学校多开设文法学科,并且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混乱,并没有建立起学术集权式的管理体制,而仍然需要由政府来控制高等教育的模式。 (二)专才培养的高等教育理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建设需要。其中以改革开放为分界,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在国家高度集权式管理下发展,根据国民经济计划所需要的职业分工、学科分类和计划经济的构想,对学生实施专门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和专门的劳动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体制,可以说这时的教育理念是以专才培养为主,它关注的是学生职业技能方面的训练,而不是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和共性制约,导致人才的知识面较为狭窄。 (三)专才与通才培养的高等教育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高等教育理念逐渐被摒弃,国家对高等教育集权式的管理弊端凸显,政府职能转变,尝试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因此高等学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办学自主权。这时专业人才培养与通才培养理念共同盛行。 (四)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 90年代之后,国家进一步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对大学教育收费,以及毕业生就业的自主选择,积极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办学等措施,推动了高等教育成为面向市场,面向未来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总结我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教育理念不断随着国家统治意识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由单纯的工具性教育理念转变为专才教育理念,再进一步转变为通才与专才教育理念。同时从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可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是在经济压力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并非由于教育自身发展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受制于行政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缺乏与市场机制内在的联系,发挥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中的驱动作用力量非常微弱。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转换机制已不能适应如此巨大的变化。因此,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市场经济需求的人才存有较大差距,这进一步推动高校自身的教育理念发生转变。而此时为响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兴起的创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人才转换机制的冲击,同时从长远发展看,创业教育也是高等教育不断提供满足市场所需人才的过程。 二、创业教育管理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 创业教育是在以人为本教育理论前提下,以实现人类自身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方式,重在培养创业意识、创业技能等的素质教育。从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多次转变过程中,可以得出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需要国家教育理念,市场内在的经济激励机制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自身发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由此构建创业教育管理的内在机制。创业教育管理实现了三个层次的联系,其中市场内在经济激励机制是创业教育管理的动力机制,而创业教育管理最终需要依靠人才自身发展特点,才能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如此循环,必将推动国家教育理念发展,进而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特点。 (一)国家教育理念——助动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 从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生俱来依附于国家权力,慢慢在弱化国家权力,增长市场支配力量,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国家教育理念的转变影响着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而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又受市场经济机制的牵动、影响着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助动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 (二)市场内在经济激励机制——推动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 市场内在经济激励机制作用主要表现在: (1)对高等教育形成经济效益驱动力,影响高等教育理念。不难发现,现在高校已经减少了公益性而增加了商业性,例如扭曲了国家开展的“211”工程的真实意图,而成为学校招生宣传竞争的品牌资源。高校如果不能合理地引导经济利益的驱动力,那么高等教育必将沦为市场经济的工具,不能发挥人的主动创造精神,最终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故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要基于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有创新创业意识、有精深专业技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缓解就业难、创业难、招生难等现实紧迫问题,进一步为创业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 (2)对创业教育管理提供外部优势资源。市场的竞争法则为创业教育管理模式制订了实践标准:利用一切外部资源为创业教育管理服务,但是“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将检验创业教育管理的质量。比较中西方的创业教育管理实践,可以明显看出,西方在创业教育管理中输入了市场的人力资源,资本,管理经验,因而创业教育管理更具有市场适应能力,但是我国开展的创业计划大赛等,更多是高校内部资源的整合,未能很好地利用社会优势资源,发展创业教育。 (3)个人的需求将在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得到提升。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将其划分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受社会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而市场经济内在激励机制必将促使人的需求不断向上发展。综上所述,市场内在经济激励机制推动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 (三)人才自身发展——拉动创业教育管理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其需要遵循人才自身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 (1)创业意识的培养。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理念已经将人才固定为对社会有用,创造价值越大即为人才,因此受教育者总是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不断改造自己,不管自己的兴趣是否如此,打造适合社会的标准产品。因此往往出现所谓的人才过剩现象,实质只是雷同的标准产品太多,对各个人而言都失去了优秀竞争力。创业教育管理即需要改变消极地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确立积极地以人为本位的价值观。 (2)创业技能的培养。创业本身是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商机,从而利用商机吸引风险投资,创造价值的过程。创业教育既需要进行事业心,探索冒险精神的教育,也需要培养从事商业,企业等规划活动所具备的技能的教育。作为创业主体的人只有掌握了创业的必备知识与技能,才能识别创业机会,判别创业风险,做出决策如何创业,以及怎么样创业。 (3)创业行为的培养。只有创业意识、创业技能还不够,必须将其运用于实践,产生创业行为,才算创业活动的完成。本文根据对某高校大学生的创业行为调查问卷结果,将大学生的创业行为特点分为四种情况。同时按照波特SWOT理论,四类大学生采取相应的创业教育管理模式:①强化型培养对象自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创业精神,他们敢于冒险,但是他们往往缺少创业技能,因而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挫折,此时创业教育管理应当强化创业技能,通过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让他们有能力应对创业过程中的问题。②鼓励型培养对象不仅需要从心理教育或者创业成功者的讲座等方式,激发该群体的创业激情,使其能够从被动转变为主动,而且创业教育管理更应当注重该群体的社会实践能力,该群体没有自信心把握商机,最主要还是缺乏社交技能,没有在实践中思考。③弱化型培养对象即该群体对创业教育较少关注,他们所学专业可能是社会热门专业,就业几乎没有压力。当然每个高等学校都有这样的王牌专业,这些学生没有精力参与创业教育,因而创业教育管理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激发他们的创业心理。通过西方创业教育实践可知,凭借高校的优势专业资源更有利于创业,因为专业知识本身具有的高技术性已经成为风险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因此虽然该群体是弱化管理对象,但吸引他们参与创业计划项目仍然是重要的环节。④引导型培养对象是创业教育管理潜在的培养对象,对他们需要加强创业心理辅导,引导他们自主学习相关的创业技能课程,培养其自信心是关键,创业热情不是盲目选择,而是需要理性分析性格特征是否具有创业潜质之后,再鼓励该群体中的部分学生参与创业技能学习。总之创业教育管理是综合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技能之后,有针对性地培养创业型人才。 三、创业教育管理发展的建议从以上对创业教育管理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建议: (1)国家教育理念转变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以社会为本位的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位的培养理念激励创业教育的实施。社会所需人才的多样化是建立在人的教育基础上,而并非依赖高等教育不断变化专业设置以此满足社会需求所能达到的。 (2)市场的内在经济激励机制犹如双刃剑,既能促进创业教育管理的实施,但是也将会使得高等学校可能迷失在经济利益中,显失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平性等。因此高等教育开展创业教育管理需要建立监督,审计制度。创业教育管理占用了高等教育的教学资源,投入产出只有能够达到盈亏平衡才能继续开展创业教育。 (3)创业教育管理需要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从创业教育的意识、技能、实践培训等各方面科学地推进,才能使得学生真正成为合格的创业者。对于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教育管理者更应当聘请社会企业中成功的管理者以讲座形式或者互动形式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同时社会环境应当鼓励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政策优惠等方式让学生有比较强的创业愿景。对于创业技能培训,创业教育管理者一方面应当通过专业老师传授知识,同时教育管理者利用学校的人际网络为创业学生提供辅导与实践机会。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应当灵活,激励学生参与。 (4)创业教育管理者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管理团队,资深的企业家、专业的投资顾问、心理辅导老师、专业技能教授等等都应当成为创业教育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因此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独立性,保持专业间的相互联系非常必要。 作者:贾宗英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创业管理论文:创业阶段民企财管管理论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对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发展空间。我国的民营企业已经从改革初期的个体家庭经济呈现出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进入一个新的创业阶段。产业布局广泛化;企业规模集团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区域全面化;经营方式国际化。随着国家放开私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一大批私营企业纷纷转向国际贸易,迅速抢占国际市场,浙江民营经济出口已占全省出口约40%,超过国有及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出口第一军团。 一、民营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不配套,财务管理环境不佳 2004年宪法修订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氛围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长期受观念、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筹措困难;在贷款取得方面,民营企业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群体,民营资本的70%靠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二是投资环境不公,企业发展空间受限。在我国行业和领域准入方面,即使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只有42个,刚刚超过50%,而允许外商进入的则有62个,三是私有财产的安全保障有隐忧,资本外逃严重。 (二)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任人唯亲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创办人是20世纪80年代的城镇个体户,农村专业户及一部分辞职人员,相当一批人文化素质不高,40%的业主不懂财务报表,由于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大部分业主根本无法掌握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管理方法,而在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管理者中,又普遍存在着长于技术而拙于管理的现象;同时家族式管理,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出纳人员由老板的直系亲属担任,且地位高于其他财会人员,业主习惯于短期的、投机式的理财思维,存在着重销售、轻理财的现象,对财务部门的要求仍停留在记帐、算帐和报账上,在实践中集中表现为资金筹措靠关系,投资决策找感觉,发展定位凭想象,产品开发往往是一轰而上,其结果必然造成企业的财务管理混乱。 家族式管理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员工与企业主的亲疏关系易于超越个人能力,结果是企业不能有效约束自家人,管理工作难以制度化、规范化,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成本难以控制,最终使企业在财务、调度、生产等各方面出现漏洞,市场竞争力削弱,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三)盲目投资,缺乏科学性 民营企业的老板懂市场、会营销、善交际的占80%以上,而擅长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只占36%。过分集权是所有民营企业的通病,导致决策只凭一个人的智慧,家族化管理之下的公司决策实际上是家长个人决策,缺乏对决策行为的制约,其经营行为决策行为缺乏科学性、民主性、投机心理较重,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公司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加剧以后,家长独断专行的决策很可能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投资的重大失误或经营方针的重大失误。 (三)融资困难,资金严重不足 民营企业的金融资产所占金额相当小,2000年金融公司(IFC)曾在中国做过问卷调查,30%的大型私营企业认为,金融问题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40%的中小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被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所困扰。究其原因主要有:首先是企业自身的原因。由于数量众多,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财务管理科学化的欠缺,财务管理上的随意性,难以按银行的要求及时提供财务报表,而且信用等级低,资信相对较差,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取得抵押担保贷款困难。其次是体制上的原因,民营企业与国有银行在所有制上的差异,很难通过金融渠道融通资金,筹资渠道狭窄,只能依靠个人家庭储蓄,公司留存收益或者高出国家法定利率许多的民间资本拆借,其结果是融资数量小成本高。 (四)财务制度缺失,财务管理混乱 民营企业大多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的业主制,由于缺乏财务管理制度,会计行为不规范,缺少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可供选择机会较多的情况下,更容易因冲动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过多地将资金投入非生产性支出,一旦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财务危机就会显现。具体表现在会计资料不真实性不可靠;内部控制不完善,形同虚设,或根本没有设置;会计职责的分工不明确,即使是大型民营企业会计职能分工明确,没有严格的内部控制和核算程序,也无法形成对财务的严格管理;存货控制薄弱,造成资金呆滞,很多民营企业月末存货占用资金往往超过其营业额的两倍以上,资金周转失灵;应收账款周转缓慢,资金回收困难。“巨人集团”的衰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五)资金使用缺乏科学性,不注重日常现金流量的管理 1.资金使用中盲目跟风 市场调查及对未来风险的预测,往往新上项目投资效益低,结果原有项目的利润被新上项目消耗掉。有不少私营企业搞多元化经营,摊子大,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却忽视对资金成本及其运用效率的控制,结果导致资金结构比例失调,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利息负担加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之中。 2.成本管理不科学 多数民营企业为了产品成本绝对额的降低不惜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达到目的,结果损害了企业的信誉,最终降低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大部分财务人员由于管理知识薄弱,相对成本的控制方面缺乏经验和措施,不能根据企业实际状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成本核算方面也十分粗放,一旦企业出现亏损或盈利,管理层无法进行成本分析,影响了产品品种结构调整。 3.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有的民营企业主借助其绝对控股地位,操纵成本、减少利润、侵占小股东利益,大股东借助其对企业的控制权,既套取企业资金又侵害了非控股股东的利益。此外,民营企业存在着劳资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业主大多过分看重自我利益,轻视劳动者利益,企业没有合理的工资标准,提取的公益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劳动保护、职工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到位,不交社会统筹基金,劳动者的应得收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解决民营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改善外部环境,放宽市场准入 1.首先必须改善政策、法规和融资环境 尽管国家已经在法律上确立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但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社会舆论、政府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还需进一步完善。从财务管理角度出发,政策环境的完善就是要为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以促使其资金更多流向民营企业。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民营商业银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进行试点,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进而将其经验推向全国;逐步建立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开辟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新途径。组建担保公司,专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其次,改善竞争环境,改善民营企业之间的不规范的竞争秩序,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产品进行更严格的规范;同时,改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再次,要改善人事环境,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培养领袖型企业家,为民营企业引进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2.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二)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 首先民营企业家应改变观念,并能采取更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外;其二,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以保证决策民主性、科学性的前提下,尽量避免无谓的干扰,以尽量提高决策的效率。其三,财务人员的责任不仅限于对企业资金、资产的记录,其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已有资金的控制、对各项资产的管理、对企业的投资、筹资进行合理的管理上。其四,实施预算管理制度,要明确划分责任中心,包括收入中心、成本中心、费用中心等。最后,加大财务硬件投资,实现财会电算化以释放财务管理的潜能。 (三)开拓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瓶颈”难题 一是建立企业内部信用机制。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加强自我信用控制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民营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能力,以优化企业信用管理机制,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二是尝试权益融资方式。对条件成熟的民营企业来说,可以尝试采用权益融资方式,有效避免财务风险,使资本结构更趋稳健、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要实现产权关系明晰化,从而起到优化企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作用。 (四)实现财务制度规范化,减少人为随意干预 1.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管理机制 首先,在投资活动中,建立资金投入效益的保证机制,决策失误是资金投入低效甚至无效的重要原因,企业财务部门要改变目前仅限于对企业内部价值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做法,多方收集企业外部信息,主动研究市场,自觉参与企业投资项目的测算论证,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分析比较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把好项目的财务预算关;其次,在筹资活动中建立规范的资金循环机制,保持合理的筹资结构,适度负债经营,形成既要借鸡下蛋,又能卖蛋还钱的良性循环,设法筹足项目建设资金,提高企业偿债能力,规范企业融资行为。 2.要规范设置会计机构,加强财会基础工作 中小企业要合理设置财会机构,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其次,要按照会计法规、制度,规范设置账簿和进行核算,为建立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提供真实、准确的原始数据。再次,加强成本核算管理,对企业的原材料、产品、产成品进行成本核算,通过核算寻求降低企业产品成本的途径,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企业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分配制度,财务部门要监控企业资金的分流,减少非生产性成本的开支,处理好劳资利益分配关系,合理制定工资标准,保障职工福利,合理制定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政策,妥善处理个人消费与企业发展的问题。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一、当前“空巢”老人的基本状况 什么是空巢?据说“空巢”一说最初起源于一则童话:在一片茂密的山林里,栖息着很多小鸟,它们有的在翩翩起舞,有的在歌唱,然而在这片山林里,却有一对老鸟趴在窝中,它们心中感叹着:孩子们的翅膀硬了,都飞走了,剩下我们两个老的好凄凉、好孤单……单从字义上讲,空巢就是“空寂的巢穴”,比喻小鸟离巢后的情景,现在被引申为子女离开后家庭的空虚、寂寞的状态。换句话说,空巢家庭即是指无子女共处,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家庭。“老年空巢家庭”是指达到退休年龄,身边又无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家庭,其中包括单身老年人的家庭和夫妇两人的家庭。 据调查,在这些“空巢老人”中,不少“空巢老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享受着亲情的滋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也有相当部分老人孤独无助,患病时没钱看病,健康状况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患病就医难。“空巢老人”在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寂寥生活的同时,最需要“三大保障”,即:经济供养保障、医疗药费保障和生活照料保障。南京普通老职工每月退休金在1000多元,只能用于日常支出,遇到疾病等就无能为力了。“空巢老人”中,长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80%,并且不少人都是多病缠身。据了解,南京城市“空巢老人”每年平均医药费支出为5000元,很多人没有医保,因病致贫现象突出。空巢老人不同程度地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症。他们当中,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仅占50%左右。目前,多数退休工人退休金普遍不高,这笔钱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尚可,遇到重大疾病就捉襟见肘了。还有,老人一般得的都是“富贵病”,近一半的老人患病时自己买药治疗,药用久了,老人多半觉得花那么多钱也治不好病,还不如少吃或不吃药。由此对他们而言,参与医疗保险显得尤为重要。 2、孤单无助缺少交流。空巢感也就是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里又增添了思念、自怜和无助等复杂的情感体验。有空巢感的老人,大都心情抑郁,惆怅孤寂,行为退缩。他们中许多人深居简出,很少与社会交往。有的老人在老伴离去后,由于子女反对或思想观念陈旧,不敢或拒绝再婚。他们本来就性格内向,整日里又一人独守空房,心理郁闷势必影响其自身健康状况。 3、啃老现象不容乐观。据调查,虽然“空巢”老人子女中85%有收入,但70%的老人得不到子女的赡养或医疗费用资助。且由于子女下岗、购房或孙辈上学择校等原因,他们还得挤出微薄的退休金,帮助子女承担开支。 4、生活条件有待改善。部分“空巢”老人的居住环境阴暗潮湿,日常卫生保洁不到位,还把日常用品堆放于床的周围,使原本狭小的空间显得紊乱窄小。他们年老体弱,还得买菜煮饭。为图方便省事,常常煮一顿吃三餐,有的还为省钱,排队购买降价打折食物。甚至有的老人还在使用被淘汰的煤炭炉。 5、养老方式受到制约。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农村仍占主要地位。老年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子女亲人的关爱。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老人们的养儿防老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他们认为依靠社会提供养老帮助是今后养老趋势。虽然在养老观念上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收入低是影响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二、如何改善“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 在现代城市里,“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已成为一大遗憾,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关爱“空巢老人”已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不少地方都对养老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街道、社区、社会志愿者团体也对“空巢老人”的生活给予了多方帮助。针对街道 “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建议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职能部门指导下,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把“守望工程”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事 项开展,以社区作为工作的切入点,不断增强社区老龄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 (一)关心“空巢老人”健康 定时为“空巢老人”做健康检查,及时掌握“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定期开展有针对性、指导性的健康讲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定期上门为老人做免费体检,并制定社区高龄“空巢老人”健康年检表、高龄“空巢老人”健康基本情况表和高龄“空巢老人”健康随访表,这些措施的实行将有效地避免延期诊断和突发疾病的可能性发生。街道社区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开通绿色代购通道,开展为老人生活用品、保健用品和器具免费配送服务,只要拨打一个电话或直接到社区服务站登记所需要的商品和规格,即可送到老人的家中。此外,社区服务中心还可以开展一系列专为老人提供的无偿服务,如:免费办理120安全出行卡、免费发放健康杂志《社康服务》、免费发放健康食谱及食物相克表、定期上门传授居家养生保健操和手疗操等,这些服务必将受到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二)探索居家养老方式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在社区建立一个支持家庭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即老人分散在家居住,社区服务机构提供非营利的公共服务,来解决老人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依托社区、以社区服务为保障,把社区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的一种社会养老模式。与之相对的是机构养老。由于短期内我国不可能建立大量社会福利设施来安置大批老年人,即使是以后社会保障有了很大发展,考虑到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居住的愿望。因此,以社区-居家养老为基础、机构养老为补充是我国养老模式的一大特色和主流养老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秀是社区服务。 1、社区服务直接、成本低、覆盖广、服务方式灵活,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老龄问题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老龄问题大致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老龄化初期,政府大规模办机构进行养老;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养老回归社区;最后回到家庭,形成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体系。国外养老福利服务的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政府举办大中型老年福利机构解决养老问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根据老年人的心理和实际需求纷纷进行养老福利服务的战略调整,把大量的养老经费用于居家养老服务,并且制定了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法规政策。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全球共识,并进行了各国的实践探索。20世纪90年代,英国将养老纳入社区,采取社区照顾方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法国设立了老年人专业社区。美国、德国、荷兰等,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比例都超过90%。瑞典的社区服务方案鼓励老人在家生活。澳大利亚目前有提供居家养老照料的服务机构3000多个,接受服务老人50多万,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不足老年人口的5%。在推行了几年西方式的养老院养老模式不成功的情况下,80年代末,日本逐渐构建起了居家养老、居家看护为发展方向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居家养老体制。现在,日本有96.9%的老人居家养老。香港采取社区照顾的原则,强调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政府为生活在社区中的老人发展一系列的服务支援,包括家务助理服务、老人日间护理服务等2。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按照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不能自理8.81%计算,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规模为1289万人,20__年增加为1531万人,2020年达到2184万人,2030年超过3000万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假设按照10%需要入住养老院计算,仅高龄老人所需要的养老床位,为150万张,20__年为213万张,2020年为307万张,2030年则需要424万张。目前,社会能提供的养老床位数只有约60---70万张;大约有6%-8%的老年人口愿意到养老机构去养老,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因此,通过健全与完善社区照料服务体系,构建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满足老年人对设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经济供给由国家承担,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在家庭进行;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国家将居家养老省下来的公共养老设施费用,补贴给居家养老和发展社区服务,以法规形式规范化,成为一定历史阶段下老龄社会稳定的养老模式。 2、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最具有地缘和亲缘优势。中华民族家庭养老源远流长,主要是三方面: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形成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老年群体作为社区服务的重点对象,符合老年人“恋家”(把“小家庭”扩展到了社区这一“大家庭”)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是老年人子女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社区“一老一小”的生活环境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以其经济、文化、社会等特性最具有地缘和亲缘优势。正如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所说,“社区养老是目前缓解我国养老机构不足、城区土地有限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许多家庭两代人都能接受的,既可延续赡养老人的传统,又能减轻子女压力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3、居家养老服务充分考虑了老年群体自身的需求。据我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一年中经常在住地附近活动的占50.1%,在市内活动的占15.6%,去外地活动占有1.4%。这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空间除了家庭就是社区。社区成为最重要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对社区服务要求最多、需求最迫切、最实际的是老年群体。居家养老的目标就是在社区环境中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建立老年人之间的互助网络,协助老年人融入社区。在社区熟悉的环境中,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亲朋好友、熟人也能使老人精神愉悦。这些有利于恢复老年人正常的生活能力,使他们在社区里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关系。这些正体现了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助人自助”的工作目标。作为我国社会工作率先探索并取得一定经验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够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三)发挥社会力量来关心“空巢老人” 目前我国逐步形成“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养老模式,需要庞大的社会资源支付。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也是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服务要立足于社区,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逐步形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家政服务、心理咨询、文化学习、体育健身、娱乐休闲等综合性的服务网络,为居家老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发达国家在研究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问题和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时,特别注重不同群体和不同组织,即家庭、亲属、朋友、邻里和机构在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和照料服务中的职能分工。当前我国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大难题是有能力承接服务的中介组织匮乏。在此背景下,部分基层政府尝试通过建立专职队伍和依托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辐射的办法,以求突破瓶颈。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中介机构(包括部分养老服务超市),主要从 事收集养老服务信息,开展养老、维权、保健、旅游和咨询等服务。在养老服务队伍上,提供照料的主要是女性(离家近、收入稳定、工作时间有弹性、一般是老人的邻居,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有责任和感情的驱动)。 (四)鼓励“空巢老人”参加社区活动 各地要贯彻就地、小型、分散的原则,组织广大老年人开展娱乐、健身、读报、看电视、上老年大学、短途旅游等各项活动,特别要鼓励、引导“空巢老人”走出家门,参加室内外各种活动。 1、创建“星级”老年活动中心。要按照“星级”老年活动中心标准,改变过去单一搓麻将现象,设置电视、聊天、健身、棋牌等多种活动项目,组织老年人学习政治时事,开展各种趣味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空巢老人”融入其中,参与社会活动,从而消除孤独寂寞感。 2、成立老年文体组织。各社区都要成立老年人体育协会,与老年人协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组织广大老年人参加门球、气排球、健身球等各种文体活动,活跃老年人生活,锻炼老年人体魄。并经常组织开展小型文体比赛,促进群众性老年文化活动的开展。 3、设立老年大学教学点。老年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广大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养生保健知识,既增长知识,又能消除孤独感,丰富晚年生活。各级政府要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当地老年大学工作,就近设立教学点,争取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学习。各教学点要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在课前、课后开展各种趣味性文体活动,组织学员外出观光,调动学员积极性。 (五)建立“空巢老人”信息网络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还是不够。每个社区都应该掌握空巢老人情况,把他们的资料包括健康状况登记在案,方便志愿者提供及时的、个性化服务。对“空巢老人”的身体、家庭状况、思想状况有一定的了解,遇到突发性状况,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取措施联系亲属,并通过经常性走访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可以制作“街道‘空巢老人’连心卡”,上面记载街道联系人、小区联系人电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制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联系卡,发到所有“空巢老人”的手中,使他们随时都能在急需的时候找到服务人员。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也是从古到今人们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而老年群体是社会的重要构成方面,特别是对空巢老年人的关爱,应是建立和谐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空巢老人”是一个独特的老年群体,按照老龄工作方针,切切实实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社会的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才能使“空巢老人”在街道、社区幸福、快乐、健康地生活。唯有如此,和谐社区的建设才会事半功倍。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院校行政管理教学论文 一、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效果有效性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就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来讲,虽然在知识的传授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容乐观的是,其教学效果有效性提升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需调整 目前,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明晰且针对性不强,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与培养重视不够。近年来,构建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等理念日益得到公众的重视,这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中理应体现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但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或其他因素的掣肘,既未适应公众对该专业所需人才的要求,亦未依托其地方资源优势合理设定学生培养的知识体系、能力与素质结构等内容。所培养的学生较缺乏公共服务理念,专业特色不强。此外,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无论是在课程安排还是教学实施上,也都基本上没有把提升学生能力明确作为该专业的培养目标。 (二)课程设置不够科学,教学内容尚需优化 目前,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较严重,课程体系设置不够科学,教学内容尚需优化。管理类、经济类、实践类课程所占比重较小。从随机选取的河南省内几所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大多数院校的课程体系依然由政治学、行政学作为主干学科来支撑。同时,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普遍缺乏适合本校特色的专业课程和教材,教学内容杂陈,缺乏全面性和新颖性。 (三)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单一,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有效性 经调查发现,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照本宣科现象较严重,师生间缺少交流与互动。此外,随着现代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活动中越来越广泛地运用,部分教师已经能够使用多媒体开展教学,但仍有部分教师即使在使用多媒体教学后,仍是边操作多媒体边满堂灌讲授,缺乏对学生的各种感官刺激,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有些教师在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面也存在问题。部分教师教学时语言单调,表达不生动,也不善于运用手势、眼神、表情、动作等来增加教学的感染力,学生对这样的教学也感觉索然无味。 (四)传统的教学观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仍被传统教学观念所束缚,认为“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诚然,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信息的传播者和把关人,在学生心目中具有权威性。但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为学生考虑,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教学中只是老师提出要求,学生照做,学生被动的、消极的接收信息与知识,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做法会使教学效果有效性大打折扣。 (五)学生成绩分析对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影响不足 成绩是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的量化指标,考试的检测与反馈功能大致上能反映出学生对某门课程的学习状态与掌握程度,为教师反思自身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成绩分析为教师教学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反思新视野,但部分地方本科院校通过对学生成绩进行分析去探讨教师教学效果的有效性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对通过分析学生成绩来了解及优化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这一工作不够重视,对学生成绩进行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过于简单。还有一些学校过分强调学生考试的卷面成绩对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的评价功能。 (六)学校及教师本人对教学效果有效性工作重视不够 据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本科院校较少在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指导、训练、帮助教师。教师们普遍缺乏提高自身学科专业知识、教学方法与技能的机会与实践。此外,部分教师本人狭隘地认为完成了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内容,讲授完教材中所要讲授的知识即为完成了教学任务,对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培养了多少能力却不太关心,以至于对自身教学效果的有效性认识和重视均不足。 (七)学生评教在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 作为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有力手段的学生评教,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各地方本科院校的重视。教师通过学生评教的结果,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如何,从而有针对性地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采取措施。但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评教工作在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待加强。多数高校每学期都进行了学生评教,但却较少真正能在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学生评教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维度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但一些高校的学生评教工作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学生评教结果出来后却束之高阁,不反馈给教师本人,又何谈教师依据学生评教情况来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性呢? 二、实现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效果有效性优化的相关策略 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要优化教学效果的有效性,使学生不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为学生全面掌握专业技能、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一)调整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的定位 现阶段,急需调整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的定位,以此来为提高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效果有效性奠定基础。我们要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则来合理定位培养目标,把培养和提高学生能力写入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之中。我们在制订培养方案时要坚持学科建设、人才培与学校自身特色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培养学生的能力,最终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正确、清晰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定位能为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效果有效性的优化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改进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优化教学内容 提高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效果有效性离不开课程体系结构的完善及教学内容的优化。1.改进课程体系结构是优化教学效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地方本科院校既要结合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又要结合时展对人才的需求,合理构建和动态改进课程体系结构。逐步淡化政治学科的色彩,强化管理学、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专业科目的逐渐多元化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注重以市场需求为教学导向,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首先,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理念和新思想,结合市场及社会需求更新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其次,教师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中要注重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公众服务与公共责任意识,满足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要求。再次,教师还要以就业单位及就业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来动态安排教学内容,力争使学生毕业后能较好地适应就业单位的需求。最后,教师的授课内容要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环节。 (三)构建能力训练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 1.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我们要构建能力训练型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教师要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为“教学相长”的启发性教学方式,教学中能有效地使用合作学习策略,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来创新课堂教学。2.加强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互动。教师在教学中能兼顾差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参与互动与合作,在互动中教学相长,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性。3.丰富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呈现相关的图片、声音和影像资料,立体展现教学内容,大大提升了板书和课件等表达的有效性。此外,教师还要注重提升语言表达的趣味性和感染力,有效运用眼神、手势、表情、动作等非语言来辅助课堂教学,增强教学的魅力和感染力。 (四)更新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地位 1.教师要摈弃“以教师为主”的教学理念,切实贯彻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呈现知识,引导学生运用恰当的学习方法学好专业知识。2.教师要理解并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的思维方式。3.构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教师的教学要遵循关心行为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表达观点,教师对学生的需求要有敏捷的回应。 (五)强化学生成绩分析对教学效果有效性的影响 地方本科院校要对学生的成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处理,引导教师和学生运用成绩分析产生的结果和数据来探讨优化教学效果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常用的成绩分析方法及工具如等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SPSS统计分析等对学生成绩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对学生掌握整体知识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学生成绩的高低既反映出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态度,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教师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此外,要避免过分强调学生成绩对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的评价功能。不能简单地以考试的卷面分数来评价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有效性。 (六)学校及教师本人要重视提高教学有效性工作 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都意识到了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对教师认真做好教学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要求教师提高教学责任感,精力充沛,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教学工作的重视、鼓励和支持,在教学上多训练、指导、帮助教师。学校要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赴国内外高校进修,丰富和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教师自身也要重视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性工作,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方法知识,积极参加教学技能培训活动并经常反思教学工作中的不足。 (七)重视学生评教工作,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有效性 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来衡量教师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情况。学生因为是教学过程的长期直接感知者,学生通过网上评教平台对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难易程度、教学组织、教师讲课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所以,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还是可以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评价的。1.构建科学合理的评教制度。各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起符合自身情况且行之有效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并恰当设定学生评教成绩的权重。2.引导学生加强对评教工作的重视。指导学生正确对待评教工作,防止评教结果失真。3.正确运用学生评教结果。学校及教师本人均要认真分析评教结果及其产生的真实原因,把学生评教结果作为重要依据来指导教师教育工作,以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提高其教学效果有效性。 三、总结 目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已形成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但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效果有效性问题仍弊窦丛生,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要求,把教学效果有效性的提升工作真正作为重要教学环节来抓,在教学工作中勇于实践,敢于创新。 作者:古桂琴 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行政管理论文 一、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基本的职业素质,掌握和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方法和工具。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性工作,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办公辅助工具,能够掌握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所必需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为此,通过对行政管理专业引入实践教学,教授学生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数学、统计与社会调查等定量分析方法,引导学生把文献检索、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并逐渐积累,不断提高,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职业能力,以适应就业后的工作要求。 2.培养学生较强的社会公众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制度的不断推行,服务型政府、企业的建设步伐加快,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服务业意识都有较大的改善,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而实践教学不仅是让学生学习行政管理的系统理论知识,更是要把这类基本理论内化为进行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同时通过实践的锻炼,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形成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如何在职场中言行得当,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举止得体,能够为公共管理事业尽职尽责,只有形成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才能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摆脱“官僚”意识,向合格的管理人员角色转变,并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向现代的“管理”、“治理”角色转换,才能符合服务型政府、企业的要求,满足群众的愿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3.培养具备行政管理的复合型、高素质、综合性人才。作为地方民办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目的是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科,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大门类学科,而且还要求学生具备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调查研究、策划组织、协调交际等方面的能力,对学生素质要求较高,综合能力要求较强。这些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单纯依靠课堂教学传授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际的真实工作场合中体会,才会清楚自身缺点,发现问题才能具备解决问题的意识,从而真正去解决问题。 二、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实践教学是贯穿于整个大学本科的教学过程,优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交流;设立四个实践教学板块:专业实践、课堂实验、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采用六种实践教学方式: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科研课题、基地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1.教学。民办高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教学方法模拟重现典型事件的场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讲解、启发、归纳总结,让学生讲所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生活场景中,实现学以致用,并从实际的案例中获得启发,学会归纳总结基本的知识规律,得以把行政管理专业的知识内化为内化为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分析问题的推理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判断思维。案例教学法主要运用于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在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教师应当做好做足课前的功课。同时,要指导学生做好学习的准备,包括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消化和运用,启发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对案例的探讨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敢于表现,善于表达。 2.实验。实验室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实验教学主要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某种理论和假设。实验教学主要在限定的条件下进行模拟,主要包括电子政务实验、情景模拟实验。电子政府实验主要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手段,模拟政府结构组织和工作流程,形成精简的政府运作平台,帮助学生了解电子环境中政府组织的基本结构和日常工作的基本流程,以及政府通过网络平台能够实现的基本职能和工作方式,并掌握相应的处理方法。情境模拟可以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充分利用所学的行政管理基本理论知识,身临其境,或者担任模拟情境中的某个角色,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情景模拟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培养学生自我表现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 3.实习。实习分为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学年实习一般安排在大三阶段,毕业实习是大四阶段安排。学年实习主要利用寒暑假,或者学生课程较少的学年进行,毕业实习则是整个大四阶段学生自主选择合适时间自行完成。实习是学生在教师或者具备深厚实践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员指导下,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事物的具体工作,并从中得以感受、体验工作氛围,验证和修补课堂所学知识,收获相应工作感受,从而调整自身工作态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时间教学方式。实习要求学校提供丰富的实习基地,并安排专人对实习进行跟踪指导,制定实习后的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4.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实践课程。毕业论文设计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回顾和总结,它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目的,通过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联系具体实践,探索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出相关结论的重要学习反馈方式。 作者:梁妍婷单位: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研究 摘要:毕业论文,是电大远程开放教育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检查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拟就我校开放教育本科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提高电大开放教育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所稗益。 关键词:论文教学;问题原因;对策; 开放教育的质量是广播电视大学的生命。要提高教育质量,涉及到教学管理的全过程,其中毕业论文实践性环节是整个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中之重,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由于毕业论文写作有较强的实践性和专业性,加之开放教育这种独特的办学形式和教学体制,使毕业论文实践性环节成为教学中的难点。目前,我校开放教育本科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良芬不齐,整体水平堪优。现仅就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作一探讨。 1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毕业论文是学生自主学习、尝试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性环节。完成毕业论文是开放教育本科生毕业的一个必要条件,理应引起学生的重视,但是在实际的写作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1.1论文选题不符合要求 重庆电大对行政管理专业制定了具体的毕业论文教学大纲和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但是仍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对毕业论文的写作引起重视,自行其事,选题与要求大相径庭,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l)选题忽略专业性。电大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作了明确规定: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要求学生选题以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得脱离本专业范围;内容有一定的综合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明确要求写作内容是:选择同本单位、本行业的行政管理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和实际问题。事实上,每届学员提交的毕业论文选题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非专业方面的选题,或者是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没有体现本专业的特色和要求。 2)选题过大过难或过窄。学员缺乏必要的选题常识,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水平选题,如有的学员写“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电子政务建设若干问题”“论企业家政府”等之类大而难的题目,这样,导致自己的综合能力达不到,驾驭不了。同时,由于选材难度大,导致观点提炼不准,内容空空洞,思想没有深度。反之,有的学员选题过窄,无法展开论述,使论文缺乏应有力度。 3)选题陈旧,内容雷同较多。比如,“论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论人力资源管理”等,内容陈旧,雷同,不能解决本单位、本行业管理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2论文内容有明显缺陷 这一类的论文多数是由拼凑而成的,由于论文作者胸无成竹,东拉西拼,导致论文在论点、论据、论证、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无关论文主题的内容占据很大篇幅,而研究的成分很少;或论文观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不翔实,与论点不相符;或论证不严密,逻辑混乱,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楚,没有整体性;有些甚至语言不通顺不流畅。 1.3论文格式不符合规范 《重庆电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了本科毕业论文的内容及格式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有的学员缺乏严谨的学术态度,导致论文不符合规范要求。一是形式上的不规范。表现在论文字号、字距等排版不符合要求;论文中必备的要素不完整,有的无内容摘要或关键词,有的将文末注释和参考文献混为一谈等。二是内容上的不规范。论文的题目不能够准确概括论文主题,摘要与论文主要内容无关,关键词不是表达论文优秀的专业术语,参考文献不足以支撑论文的论述。 1.4抄袭现象较为严重 有一部分学员因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不扎实,畏惧论文写作,加之学术道德缺失,选材不当,致使论文要么是全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要么是上网搜索几篇拼凑整合成文。 1.5论文答辩敷衍了事 电大毕业论文的写作,是针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系统训练和考察的过程,而论文答辩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过程的考察和验证,在整个教学实践环节中尤为重要。从历届答辩情况来看,参加答辩的学员有不少人都抱着应付的态度,在答辩时对论文的内容不熟悉,对答辩教师提出的问题不知所云,答非所问。这种敷衍的态度致使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2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以上问题的产生,除学生自身原因外,与指导教师、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 2.1从学员方面来看,受条件限制,重视不够行政管理本科学生多是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学矛盾非常突出,在工作期间,对本专业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加之部分乡村和基层上网条件差,汲取本专业有学术价值的资料较为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无法按照规定来选题、提炼论点、形成思路、完成论述,便选择抄袭或拼凑完成论文。在这种态度极不严肃,缺乏应有的严谨治学精神的写作态度影响下,致使论文质量下滑。 2.2从指导教师方面来看,力量薄弱,把关不严在本科论文写作过程中,论文质量的好坏与教师的指导是否到位关系密切。中央电大和重庆电大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资格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真正符合条件的教师非常有限,对论文指导教师的培训,仅局限于常规的操作规程培训,而缺乏深人到专业层次的培训,致使教师在论文修改审定上,不能给予学生学术上的指导,从而影响了论文质量。 2.3从教学管理方面来看,论文教学的支持服务不到位目前,从中央电大到各级地方电大,对于常规教学的支持服务系统都很完善,各种教学资源也很丰富,网络学习资源十分充足。然而,各级电大针对论文教学制订的一系列文件,却没有能够从专业角度,明晰地提出对学员进行指导的要求,这必然会影响毕业论文的质量。 3解决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毕业论文是开放教育本科教学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最终体现,其水平的高低直接折射出开放教育的教学质量。因此,如何解决毕业论文教学中存在问题,确保论文的质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3.1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重视毕业论文教学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大对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切实做到把毕业论文教学放在和专业课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毕业论文教学的制度建设上,在指导教师的选聘方面下功夫,精心组织,认真安排,确保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如期完成。 3.2完善毕业论文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指导教师的培训毕业论文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建设,重在做好论文教学资源建设和加强对论文指导教师的培训工作。在市校专业教学资源建设的基础上,结合我校毕业论文工作实践,制定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指导性的文件,提供辅导材料、课件等教学资源,并将这些资源放在分校教学平台上,供学员下载和学习。此外,学校要进一步加强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培训工作。培训工作既要从宏观上着眼,又要从微观上着手,把论文指导的资格培训和常规的专题培训结合起来,把网上培训和面授培训结合起来,定期针对毕业论文中出现和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集体研讨,从制度层面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论文指导方案。 3.3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毕业论文的教学质量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是一项时间长、程序多、业务性强的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辅导和严把质量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l)规范操作,做好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一是督促指导教师严格按照中央电大和市校的要求进行写作教学指导。从指导学生选题,到收集素材、选材,形成论文思路,写出论文提纲,完成论文写作,教师都必须严格写作指导流程,扎扎实实开展指导工作。指导教师在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从初稿、修改稿和定稿等三个环节教学上应予以具体指导,在定稿后做出初步评价,并指导学员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二是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毕业论文的规范写作,尤其注意要从论文的格式、题目、署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以及字号、字距等细微处提出严格要求。 2)严把质量,搞好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毕业论文答辩是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只有通过答辩才能反映出学生论文的真实水平。因此,指导教师要把答辩看成是提高学生专业学习能力和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真对待,高度重视,严格要求,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写出答辩提纲。在答辩的过程中,指导教师和答辩教师要协调沟通,有的放矢,区别对待认真完成毕业论文和敷衍应付的学员。对不认真完成论文,敷衍应付者要从严要求,严肃考核,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1[]重仄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本科实践环节工作手册. 作者: 王莉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酉阳分校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民办本科院校行政管理论文 一、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 民办高校是把“为生产、管理、建设、服务第一线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的,决定了学校必须高度跟随社会人才需求情况,重视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基本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实践性是该专业的基本特征,在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引入实践教学,必须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职业素质为基本的目标,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培养学生基本的职业素质,掌握和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方法和工具。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性工作,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办公辅助工具,能够掌握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所必需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为此,通过对行政管理专业引入实践教学,教授学生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数学、统计与社会调查等定量分析方法,引导学生把文献检索、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并逐渐积累,不断提高,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职业能力,以适应就业后的工作要求。 2.培养学生较强的社会公众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制度的不断推行,服务型政府、企业的建设步伐加快,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服务业意识都有较大的改善,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而实践教学不仅是让学生学习行政管理的系统理论知识,更是要把这类基本理论内化为进行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同时通过实践的锻炼,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形成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如何在职场中言行得当,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举止得体,能够为公共管理事业尽职尽责,只有形成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才能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摆脱“官僚”意识,向合格的管理人员角色转变,并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向现代的“管理”、“治理”角色转换,才能符合服务型政府、企业的要求,满足群众的愿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3.培养具备行政管理的复合型、高素质、综合性人才。作为地方民办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目的是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科,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大门类学科,而且还要求学生具备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调查研究、策划组织、协调交际等方面的能力,对学生素质要求较高,综合能力要求较强。这些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单纯依靠课堂教学传授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际的真实工作场合中体会,才会清楚自身缺点,发现问题才能具备解决问题的意识,从而真正去解决问题。 二、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实践教学是贯穿于整个大学本科的教学过程,优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交流;设立四个实践教学板块:专业实践、课堂实验、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采用六种实践教学方式: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科研课题、基地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1.教学。民办高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教学方法模拟重现典型事件的场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讲解、启发、归纳总结,让学生讲所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生活场景中,实现学以致用,并从实际的案例中获得启发,学会归纳总结基本的知识规律,得以把行政管理专业的知识内化为内化为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分析问题的推理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判断思维。案例教学法主要运用于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在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教师应当做好做足课前的功课。同时,要指导学生做好学习的准备,包括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消化和运用,启发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对案例的探讨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敢于表现,善于表达。 2.实验。实验室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实验教学主要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某种理论和假设。实验教学主要在限定的条件下进行模拟,主要包括电子政务实验、情景模拟实验。电子政府实验主要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手段,模拟政府结构组织和工作流程,形成精简的政府运作平台,帮助学生了解电子环境中政府组织的基本结构和日常工作的基本流程,以及政府通过网络平台能够实现的基本职能和工作方式,并掌握相应的处理方法。情境模拟可以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充分利用所学的行政管理基本理论知识,身临其境,或者担任模拟情境中的某个角色,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情景模拟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培养学生自我表现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 3.实习。实习分为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学年实习一般安排在大三阶段,毕业实习是大四阶段安排。学年实习主要利用寒暑假,或者学生课程较少的学年进行,毕业实习则是整个大四阶段学生自主选择合适时间自行完成。实习是学生在教师或者具备深厚实践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员指导下,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事物的具体工作,并从中得以感受、体验工作氛围,验证和修补课堂所学知识,收获相应工作感受,从而调整自身工作态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时间教学方式。实习要求学校提供丰富的实习基地,并安排专人对实习进行跟踪指导,制定实习后的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4.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实践课程。毕业论文设计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回顾和总结,它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目的,通过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联系具体实践,探索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出相关结论的重要学习反馈方式。 作者:梁妍婷单位: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论文 一、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主要问题 1.专业定位与实践相脱节 狭义的行政管理是指政府行政机关依法运用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保障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求的一种最为广泛、最为经常、最为直接的国家行为。而广义的行政管理则指一切社会组织,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在职能范围内所进行的一切组织活动。目前从学科角度而言,将行政管理作狭义的理解具有普遍的共识,即将行政管理定义为政府机关的管理行为。但我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即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却与此专业定位有着严重的滞差。无论是2005年的《公务员法》还是2007年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都明确了进入公务员系统只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制度。以目前的考录比例,绝大多数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都从事专业以外的工作。因此,许多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对就业前景持较为悲观的态度,因找不到努力方向而迷茫。由于不能深刻领会专业的学科内涵及涉及领域,因而学习的积极性亦不高,甚至认为专业理论只是高谈阔论,纸上谈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学校品牌对生源及就业的影响较大 行政管理专业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在中国高校恢复设立的,其学科体系相对而言并不成熟。而各地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多为近十几年从地方政府所属的专科院校发展而来,其知名度及社会认可度均不高。行政管理专业在这些院校又多为新设专业。这些因素导致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对考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考生报考不积极。以笔者所在的金陵科技学院而言,其行政管理专业的多数生源来自于校内调剂。而在就业时,多数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还是倾向于录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高校毕业生。严峻的招生及就业形势,使得这些院校的行政管理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培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缺乏足够的实践环境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单纯来自教师的讲授。实践是学生消化、吸收及运用理论知识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实践的地位及形式不明确。虽然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十分强调实践性,但从课程的设置而言,理论类课程所占比例较高,而培养学生行政能力和技术方面的课程比例则明显偏低。另一方面,实践课程的形式亦比较单一。课内实践主要体现为案例分析,虽然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引入案例,但教师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课内实践。而所谓课外实践,由于受到实习基地等多因素的影响,学生并不能在实际岗位中真正得到锻炼,社会调查也不能充分展开,只停留于利用图书资料及网络资源完成实践报告的阶段。 4.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行政管理专业是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但该专业绝大多数均为教学型或研究型的教师,并未有行政机关的实践经验。对于不以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而言,似乎问题并不是太大。但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教师而言,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由于专业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的经验和能力,不能了解行政管理的现实,因此在指导学生实践活动方面捉襟见肘,从而导致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实习制度不健全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普遍现象。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合理设计 针对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合理的进行教学设计: 1.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定位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的人才为目标,而评价应用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则为就业率。因此,行政管理专业必须根据学生的就业方向和市场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对行政管理作狭义的理解,那么毕业生的就业将以考公务员为主,这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只有极少数在行政机关工作,而大多数却在企业中工作。根据这一特点,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为:既能胜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第三部门中公共行政管理的工作,又能在企业中从事企业行政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由于企业行政管理属私人部门,政府行政管理属于公共领域,因此企业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则是充分协调企业与公共部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就要求在专业定位中,除了重视专业基础理论的夯实,还要突出公文写作、信息处理、组织协调、政策分析等现代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培养。 2.重视专业的品牌建设 专业品牌的提升在于教师整体科研水平及对外开放的程度。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起点较低,绝大多数的专业教师基本都是在校园内进行封闭式的科研和教学,缺乏学术活动的参与和与兄弟院校的交流。因此,一方面要积极进行学科的人才建设,大力引进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及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教师进行科研活动,努力增加专业教师外出交流的机会,逐渐积累专业教师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3.强化教学中的实践环节 一方面要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力求课内教学实践的成效。尽可能多地让学生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判断,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思考问题。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在课堂中多引入一些具有时效性、积极意义的案例,如以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组的案例引导学生观察分析中国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以美国政府的“停摆”事件组织学生讨论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这些都有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特征与功用,使学生认识到行政管理并不空洞,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一门学问,从而重拾对专业的兴趣与热爱。但案例毕竟还是一种间接的实践活动,教师在课堂上还可以酌情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更加逼真的手段,增加学生对行政实践的感性认识。这有赖于行政管理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和完善,如电子政务实验室及办公自动化实验室等,学生在课堂内就可以进行模拟实践,模拟政府机关的运行和操作流程,熟悉和掌握常用的办公设备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就是要将学生的课外实践落到实处。课外实践是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应用型的行政管理人才的重要环节。因此,为保障课外实践的效果,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践时间是必须的。不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将实践安排在大四,并采取“放羊式”的自主实习方式,这造成了学生的就业、考研与实践相冲突,影响了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的接纳程度。因此,课外实践的安排应该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为宜,且应由学校组织正规的专业实践,多联系实习单位,由实践指导教师带队实习,并进一步明确实践指导教师的责任。教师要积极与实践单位沟通,鼓励引导学生去独立解决和处理问题。包括批发文件、操办会议,甚至独当一面地协调部门关系等。对学生而言,从这样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既提高了行政管理机能,又了解了当前社会的用人趋势,发现自己与实践所需能力的差距,提早认清就业形势,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还要将课外实践常态化,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或利用假期做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总之,这些社会实践的锻炼以及体验是校内学习不能得到的,学生要通过一切实践机会使自己能更快地成长和发展。 4.不断优化实践型师资结构 优化的途径就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师要走出去,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公共部门的联系。对于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有计划地聘请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资深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有针对性地实现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对接;教师应有意识地参与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过程。目前,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趋势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民主化的社会参与度越来越高。各级政府亦应积极为此创造条件,重视决策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因此,学校要创造条件,让行政管理的专业教师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如此,既为社会服务,又提高自己的实践技能;此外还要加强与公共部门的合作,积极承担公共部门的横向课题。因为这些研究项目最直观地反映了我国行政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教师通过研究,为理论向现实的转化创造了条件;学校还应有计划地派遣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师去行政部门挂职锻炼,或联系相关部门进行顶岗实习。同时将实践成绩纳入教师的职务晋升及职称评定体系。 作者:刘霆单位:金陵科技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行政管理本科生就业倾向综述 一、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两种形式。本文采用的直接调查方法有问卷法(合理设计问卷,采用开放式,封闭式或混合式问卷收集信息),文献法(通过书面材料,统计数据等文献对研究对象进行间接调查),访问法(通过交谈获得资料),观察法(现场观察,凭借感觉的印象搜集数据资料)。除上述方法外,还采用了间接调查法,如电话访问、上门访问、即时通讯、电子邮件、数据统计、文献整理等调查方法。 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就业倾向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7份,调查对象为2011级、2010级、2009级、2008级行政管理专业在校学生。被调查学生占行政管理专业总人数的77%,其中2011级78份,占总问卷29.2%;2010级80份,占总问卷29.96%;2009级55份,占总问卷20.6%;2008级54份,占总问卷20.2%。分析结果如下:第1题:您当初选择行政管理专业的原因是什么?总体来看,最初选择行政管理专业的原因中,因为喜欢而报考所占的比例较大,每个年级几乎都是35%以上。被调剂到本专业的学生也占有一定比重,说明当初招生的时候,行政管理专业并不是热门专业,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以兴趣报考和被动调剂而来学生的不同,有针对性的指导其学习、使这两类学生都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将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专业特点。第2题:您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主要优势是什么?从上图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人认为行政管理专业在考公务员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理论上或者表面上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我们通过对近几年国家招录公务员情况的观察以及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发现,目前的公务员考试科目的设立与专业教育的脱节问题造成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无任何优势,而且招考职位中对行政管理专业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三、启示与建议 “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是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市场主导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大学生择业和单位选人的自主性都增强了。所以,学校要引导大学生调整就业观念,找准定位。1.充分认识自我,做好就业决策。大学生在择业前应对自己充分了解,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擅长什么,想干什么。注意学以致用,尽量发挥自己专业优势和形象、气质、性格、语言表达能力等非专业优势。2.确立合适的就业目标。在选择职业和确定目标单位之前,应从环境分析、企业分析等方面评估职业和目标单位的各种因素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4]。“顺从”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分配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就业心态,切忌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挑选就业地域和企业类型。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民经济比较吃紧的社会环境里,应当理智的把握“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灵活的处理面临的机遇。3.树立竞争性的择业观。大学生必须树立竞争性的择业观,主动出击,把能够证明自己才能的各种软硬件拿出来,自我推荐,这样才可能被“伯乐”相中。如果一味的“等、靠、要”,结果只会是一事无成。4.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先就业后择业,求职择业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追求一步到位,如果斤斤计较眼前的职业岗位是否理想,那就会失去许多起步的机会,可以在先就业过程中积累工作经验,使自我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为以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基础。5.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大学生要争取知识广博,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创新精神,随机性、灵活性的思维方式,做到因人、因时、因事而异。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临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能视变化为机遇,视困难为坦途,有顽强的自制力,坚定的信念,对生活充满期望,充满热情。6.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能力是一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在社会中直接产生作用的那部分内容[5]。当前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培养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系统看待事物的能力、处理好人与资源的能力和运用技术的能力等。加强社会实践。大学生可利用假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积累工作经验。7.借助各种渠道,把握就业机会。当前大学生可利用各类人才交流会、网络资源等途径,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主动大胆地把自己真实才干推销出去,珍惜和抓住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 作者: 王永明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改革研究 一、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一)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 从贵州省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毋庸置疑,它已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极大的差距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欲求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任重道远。总体来看,贵州农业生产方式原始,工业发展落后,城镇化建设水平低,信息化建设滞后,经济发展面临着全面挑战。“十二五”期间,在以交通、水利、通信、能源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民生问题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人才严重匮乏。同时,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还在非公有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现代物流、旅游开发与管理等方面也对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二)地方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长期以来由于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原因,贵州省是传统社会特征保护完好的一块土地,但这也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民族间的交往受惯例的影响还比较强,严重制约着省内外信息流通与技术推广,使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停留在传统秩序之内。但在近几十年来,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民族间原有的不和谐因素沿袭下来,新的不和谐因素也凸显出来,从而导致构建新型的、健康的民族关系秩序成为地方社会建设所需。 (三)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双重自治制度使贵州省民族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表现出特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在维护政治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地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时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贵州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亟待规范和加强———明目张胆的贿选现象,民族势力、宗族势力干预选举的现象,无序参与的现象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多现象表明地方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需求:第一是基层民众的政治素质普遍有待提高,公民参与教育严重缺位;第二是缺乏有政治远见的领导人,缺乏有组织、协调和团结能力的地方精英;第三是体制弊端尚未消除。 (四)地方生态建设的需求 贵州省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地表崎岖而且卡斯特地貌占有相当比例,加之近年来在实施“跨越式”发展规划过程中,“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了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比较普遍。正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所看到的盘县煤矿开采对森林田地的破坏、龙里县发展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凯里矿产资源开发对水资源的破坏等都是鲜活的例子。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了贵州省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同时也说明贵州省生态建设难度大,生态保护的难度更大。一方面需要研发新技术,制定科学规划来改造自然面貌,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培育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 (五)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贵州省来说也是现实之需,至于说保护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在此姑且不论,仅仅针对我们在调研中所看到的具体事实作以说明。近年来,贵州省已经在逐步实施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计划,以此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此项工程的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如下一些制约因素:第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第二是专任教师缺乏;第三是学校、家庭、社会及各主管部门配合程度低;第四是各主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我们调研的惠水县好花红小学、麻江县的下司小学、花溪区的孟关小学均存在上述问题,尤其表现在师资方面,在这些学校民族民间文化虽然排进了课表,也走进了课堂,但却没有专任教师,往往都是学校临时聘请的民间艺人在承担此项工作。同时,各主管部门职责不清的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的任务究竟由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民族宗教事务局还是由学校来负责,各单位或部门分别承担何种职责,发挥何种职能,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六)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近几年贵州省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才缺口大,根据贵州省“十二五”人才开发研究报告获知,2008年贵州省人才总量已达到192.39万人。按照人才类型分解为:专业技术人才78.22万人、技能人才52.78万人、农村实用人才27.54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17.59万人、党政人才16.26万人;预计到2015年人才总量将达到249.52万人,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将分别达到85.29万人、70.73万人、51.17万人、22.74万人、19.35万人,人才总缺口为56.89万人;预测到2020年人才总量将达到307.02万人,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将分别达到91.3万人、88.1万人、79.41万人、28.2万人、20.1万人,人才总缺口为114.63万人。上述数据显示在未来5~6年时间内人才总量缺口超过百万,而贵州的实际情况表明,本省人才外流严重,弥补人才缺口的现实途径主要是依靠引进,而依靠引进必然加大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紧张。缓解这种紧张的理性选择是,一方面适量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本土高校的潜能,通过改革创新培养方式、改革教学模式来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贵州省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等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需求,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需求都是地方社会自身难以满足的,必须求助于各级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尤其是地方发展对人才和各种技术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高等教育来实现,依赖于有现代观念和技能的人才来实现。 二、行政管理专业设置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贵州省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设置状况 贵州省民族院校共有4所:贵州民族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更名为凯里学院)和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其中有三所高校设置了行政管理专业:贵州民族大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设置在管理学院,1988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每年的招生规模在50人左右;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设置在管理科学系,2001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每年的招生规模为在50人左右,该校还设置有行政管理成人教育专业,招收本、专科学生,招生规模每年在100人左右;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在政治历史学院,但是只有行政管理专科专业。由上观之,贵州省设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民族院校共2所———贵州民族大学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每年的毕业生为100人左右。 (二)专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招生、轻培养。 由于现代高等教育直接与学校的经济利益挂钩,招生数决定了财政拨款额度,所以各高校普遍在每年招生时的力求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更多招生指标,但是学校的配套设施、配套管理远远达不到现代高等教育要求,致使学生、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对学校的满意度低。贵州省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分别设置在二级学院,但是二级学院没有独立的财政支配权,致使真正的教学机构常常处于尴尬境地,很多创新计划和方案难以实现。 2.重理论、轻实践。 “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教学”是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培养模式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贵州省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也不例外。有些高校的学生进校四年时间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的实习、实训或实践,以至于他们毕业之后不清楚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能配备、财政预算、中长期规划等,他们的知识只是停留在教材之中。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便是考取了公务员或者是选调到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也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期,去学习、熟悉老一套的地方政府管理,更不用说创新地方治理模式。 3.重教学、轻教研。 虽然目前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都设置有教研室,但这些机构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常规性的工作———编写课程计划、征订教材、安排教师课程、检查教师撰写的大纲讲义、了解学生对老师授课评价、组织命题评卷登分、组织听课评课、撰写学年工作总结等,而在教学团队建设、教材体系建设、课程体系梳理、衔接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地方努力不够。其结果是没有成型的教学团队,教师授课杂乱,难以对相关课程进行深入研究;教材体系设置不科学,有些学校甚至在行政管理专业开始物理、化学课程;有些相近科目由于是不同教师讲授,某些章节内容重复教学现象普遍;照本宣科,不注重学科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等等,诸多现象导致学生厌学情绪严重,挂科现象普遍。 4.重学分、轻能力。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课程按照课程性质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等,按照规定要修满170学分左右才能毕业。前三种课程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学》《管理学》《行政组织学》《管理心理学》《西方管理思想史》《社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政府经济学》《地方政府学》《政府政策研究》《行政案例分析》《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贵州省情》《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研究》《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法学概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行政法律法规》《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社会统计学》《基础写作》《秘书学》《公文写作》以及一些公共课,修完这些课程加上毕业论文等基本上已经足够修满学分,专业选修课流于形式,无法满足学生的兴趣。同时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重心基本放在理论课上,一种象牙塔式的教育模式,难以训练学生的实际能力。 5.重目标、轻激励。 在对教师的管理方面,通常强调的是是否有大纲、教案、讲义,是否按照教学进度授课,是否给学生安排有作业,是否完成规定听课评课数量,是否按时授课,是否有旷课、迟到、早退现象,是否完成了教材安排的全部教学内容,完成了这些指标,没有出现所谓的教学事故,则年度考核就在合格及以上等次,年终可以全额领取绩效奖,而且有些学校的绩效奖是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的“大锅饭”式的奖励方式,优秀、良好、合格三个等级差异不大,人为控制现象严重。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对教师激励严重不足,致使教研、教改、创新教学几乎陷于停顿。这种管理模式无法使教师获得成就感,无法使教师把教育教学作为自己毕生最热爱的事业。 三、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改革使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能够适应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改革。 (一)更新教学理念,创新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以后,地方院校的管理权限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地方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地方院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取决于各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和水平。因此,行政管理专业建设必须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总体目标,把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作为专业综合改革的关键。在管理体制方面,秉承民主管理理念,坚持调动师生参与教学过程和环节管理,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师生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培养模式 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和学生的特点,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使课堂丰富多彩,轻松愉快。在培养模式方面,改革传统封闭式、填鸭式的象牙塔培养模式,采用“5+3+2”的“理论学习———实践运用———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在本专业学生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安排50%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安排30%分时间和精力进行实验、实习、实训,安排20%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三)整合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团队 由院系领导牵头,由教研室主任负责,认真梳理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特征和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删减一些课程或重复的章节,增加一些前沿性的、实用性的、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课程。根据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可以将开设的课程科学而又合理地进行分类,使之形成课程群。具体分类如下:管理学课程群(包括《行政管理学》《管理学》《行政组织学》《管理心理学》《西方管理思想史》《社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政府学课程群(包括《政府经济学》《地方政府学》《政府政策研究》《行政案例分析》《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等课程);民族学课程群(包括《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贵州省情》《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研究》《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等课程);政治学课程群(包括《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课程);法学课程群(包括《法学概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行政法律法规》等课程);现代技术学课程群(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社会统计学》;写作学课程群(包括《基础写作》《秘书学》《公文写作》等课程)。在此基础上组建与之相匹配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协调教学内容,这样既有助于课程体系建设,也可以避免重复教学的问题。 (四)开辟实习基地,提升实践能力 根据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尤其是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主要是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应该在民族地区广泛开辟实习、实践、实训基地。贵州省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还有其他市的自治县和民族乡,可以为行政管理专业师生进行教学实践提供很好的平台。基地建设应该采取共建的方式,由各校行政管理专业所在院系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而且要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第一是要定期开展活动,让该专业师生参与、了解、学习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研究地方政府面对的改革与创新难题。第二是要将研究的结果、方案反馈给当地政府,以便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基地建设实践,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把握学科前沿,加强科学研究 在专业综合改革阶段,还要本着“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聘请知名专家来学校指导科研和专业建设,选派贵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到合作学校考察学习。力求通过交流学习,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范围。同时在专业综合改革阶段,还要不断扩大合作学校的范围,尤其是加强与国内民族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各民族院校的资源,组建跨校科研团队,建立合作机制。 (六)广开就业渠道,引导学生分流 近年来,由于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压力,学生毕业之后能否顺利就业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培养阶段就要本着“统一培养、分类指导、注重能力、合理分流”的原则,科学预测,合理培养,便于分流。结合贵州省“十二五”规划对党政人才、企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需求实际,特别是随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的展开,大批企业迫切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广大农村迫切需要技术服务与管理人才。因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按照“4+3+2+1”模式引导毕业生分流比较合理的,即:40%的学生进入各级各类公务员队伍,30%的学生进入各种企、事业单位,20%的学生进入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行列,10%的学生考取研究生。 作者:饶义军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研究 摘要:以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目标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其实施效果,得出本科院校应健全行政管理专业化培训制度,完善人才绩效评价制度,摒弃教管兼任教学方法等。 关键词: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 我国教育领域不断强调大众教育的重要影响力,本科院校在不断扩大其规模的同时,提出以实现管理效率、成果最大化为开展行政管理的主要目标[1]。由于本科院校在发展历程中所包含的内部结构趋向于复杂化,使得行政管理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加之大部分本科院校仍然存有“教师乃立校之本”的传统观念,致使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比重较低,且许多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受自身工作经验的制约,在未能充分掌握高层次行政管理工作内涵与规律的前提下,贸然开展日常管理工作,造成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能力与学识无法满足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的实际发展需求与未来发展方向。 1专业化发展目标 对于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而言,专业化的本质为发展历程中展现的动态性特点[2]。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目标包括:其一,建立、完善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组织机构,实现该组织机构的深度成熟。其二,明确行政管理人员从业要求与标准。其三,确保行政管理人员拥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自主权。其四,引导行政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自身行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其五,促使行政管理人员掌握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教育管理技能与理论知识。其六,接受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行政管理专业培训与教育。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要求行政管理人员成功进入“专业化管理者”的行列,并促使行政管理人员在不断科学认识所属职业本质与特殊性的基础上,增强其专业理论素质、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写作能力,等等,提升行政管理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稳定性。 2专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缺乏专业性。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性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人员自身具备的知识体系协调性差,无法满足本科院校对行政管理人员管理水平、知识底蕴的实际要求。行政管理人员的学历水平较低。在我国,制约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的瓶颈在于行政管理人员的学历不高[3]。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此类问题多表现为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现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存在设置重复、层级多等现状,致使行政管理人员的职责不清、分工不科学,并且仅强调经验管理的意义,而忽视了合理管理、系统化管理的现实作用。第二,缺乏岗位专业化发展意识。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的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在自身对工作满意度低等情绪的影响下,存在离职意愿,其中,拥有处级及以上职务、拥有硕士等高等学历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较大,而其出现离职意愿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薪酬待遇等无法满足其对职业生涯的渴望。目前,我国部分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实施现状不尽合理,尽管培训项目较多,但其主要集中于政策与教育理论的探索层面,而尚未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诸如沟通技巧培训、礼仪知识培训、文件整理能力培训、公文书写能力培训,等等,所以,此类本科院校的现有行政管理人员逐渐失去了对自身工作岗位的兴趣,无法在日常工作中激发其自身的工作热情,造成行政管理工作处于低效率、低质量、低专业化的状态。第三,教管兼任问题大。受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学科研任务、行政管理工作内容脱节的影响,部分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在优秀教师中挑选能够兼任行政管理人员的教师,而此类教管兼任教师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行政工作或教学工作中,致使本科院校无法及时实现改革目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教管兼任的教学方法能够保证行政管理人员同时完成管理任务与教学任务,但是,随着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管理内容和涉及范围日益复杂,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之间经常发生角色冲突,使得教管兼任教师的精力较为分散,无法提升教学质量与行政管理水平。 3专业化发展策略 第一,健全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培训制度。推行行政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认证机制,保障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高素质与专业性。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专业化、充足的培训机会,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人员培训机构,激发行政管理人员获得更高学历的积极性。可采取建立行政管理学科的方式,相应提升其在行政管理实践等方面的培养力度,即在实施行政管理人员高学历化制度的基础上,确保行政管理人员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完成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攻读。为了提升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培训制度的有效性,院校管理人员需在此方面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增强专业化培训课程的目标性、系统性与计划性,以自身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与资源条件为基础与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培训效果与人才培养的现实作用。其二,实现培训课程内容的多样化,开展的专业化培训课程需同时涉及人际沟通、礼仪知识、管理方法、公文写作等不同层面,以确保行政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工作能力与素质[4]。第二,完善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价制度的完善与推行,有助于行政管理人员在增强自身专业化程度的同时,发挥保障与引导作用。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的本质特征要求行政管理工作具有职业性,需要各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与人员准入制度,并要求行政管理人员于入岗前参加系统培训,只有在完成规定的学习课程之后,才拥有基础的任职资格。以本校的发展需要、规模与未来发展方向为立足点,将管理、科研、教学任务作为有效依据,在可操作、实际、透明、科学的原则下,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机制的应用效果,确保薪酬待遇等能够与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技能、知识水平相吻合[5]。第三,摒弃教管兼任的教学方法。为减少教管兼任教学方法的消极影响,应适当减少或消除教管兼任现象,促使教师能够专注于研究与教学。首先明确教管兼任现象出现的前提条件,诸如行政管理人员暂时性缺失等,不可将此种教学方法发展成为普遍现象[6]。对于涉及学术范围、发展方向较小的部门或岗位,需注重聘用专职员工,以便提升学术研究教师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在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进程中,本科院校还需充分重视学术委员会的中心管理作用,充分发挥其监督、提醒行政管理人员管理行为的效用[7]。 4结语 在推动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健康发展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尽管本科院校面临内部结构日趋复杂化的现实条件,亦需注重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应根据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引导行政管理人员树立现代化管理理念,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充足的专业化培训机遇,在健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人员聘用机制的基础上,督促、保障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发展进程,有助于实现增强综合教学水平的目标。 作者:唐成龙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1996-1997年,教育部将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学大类变为隶属于新设立的公共管理学大类,并改名为行政管理。这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更名和更改隶属关系,行政学偏重理论分析,行政管理学则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而且更偏重实践性。然而,在行政管理实践教学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采取措施,不断完善。 一、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 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应用型非常强的专业,国外的行政管理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如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一半的时间在校外实践学习,加拿行政官员培训学院的学习计划超过70%安排在校外。而我国大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偏低,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导致实践教学很难落到实处,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实践能力也不高。不仅如此,实践教学体系在我国还不是很完善,如实践教学缺乏整体规划,需要什么建什么,缺少针对性的环节,毕业实习、专业实习过于单一且流于形式,实践经费支持不足等。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意识不足、动手能力较差。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 2、缺乏有力的实践教学措施 许多学校为了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特意制定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这些制度和措施往往流于形式,并没有认真的贯彻落实,执行力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践教学过程管理难度大。在实践教学中,学生是教学主体,而教师起着从旁指导的作用。无论是实践、实验还是实训,学生在完成相关的实践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教师没能给予相关信息的支持,最终容易导致实践教学过程管理的失控。二是实践教学监督管理难度大。在许多学校的实践教学中,实践教学管理多为“放羊式”管理模式,学生误认为实践教学就等同于放假,这种现象是缺乏实践教学监督和责任机制直接造成的。三是实践教学考核难度大。行政管理专业对学生实践教学情况的考核往往是通过报告的形式进行,很多学生都是互相抄袭或网上下载,在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大一统”和“一刀切”的不良反应,最终导致实践教学考核停留于纸面,起不到实际效果。 3、缺乏完备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众所周知,任何专业的实践教学都需要健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制度作保障,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很多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缺少完备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实验和实习的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学习规范建设,这是很多学校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使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一些学生会选择网上下载、抄袭或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的报告或设计,最终严重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运作效率,很难达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实践教学目的[1]。二是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缺少足够的工作人员来保证校外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常见的现象是一个老师引导学生在不同的实践教学基地完成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很难保证学生实践教学质量,并且加大了教学管理和控制的难度,实践教学目标的落实存在一定困难。三是缺乏物质基础和财力资源。许多学校增设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原因是该专业运行成本低,几乎不需要建设实验室,不需要承担校外实习费用,然而,过去传统、落后的教育条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专业发展要求。 4、缺乏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需要建设,并保持相对稳定,没有稳定的实践基地,实践效果就难以保证,虽然许多高校充分意识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与政府、企业和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许多校外实践基地往往流于形式,无法满足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一是合作单位“不需要”,由于实习时间短,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学生到实习单位不能帮太多忙,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实习单位增加“工作量”,因此,很多实习单位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二是学生到合作单位学不到“真金白银”,很多合作单位只是被动地接受学生到企业进行的实践,只让学生做一些基本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对于一些行政事务的优秀很少让学生真正理解和参与。 5、缺乏优质的实践教学师资 目前,各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师资队伍在开展实践教学中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需求,影响了实践教学成效。一是专职教师缺少实践经验。许多院校的专职教师是刚毕业的应届硕士和博士,他们学历高、理论功底扎实,但是没有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和实践经验,缺乏实践教学意识,实践教学能力和策略有待提高。二是有经验的兼职教师偏少。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聘请校外有经验的实践教学教师的制度还未健全完善,经费没有保障,导致聘请不到优秀的兼职教师,无法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三是实验人员人手不够。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高层次的实验人员稀缺,很多实验室是一人身兼数职,既是实验老师又是技术员,还同时是管理员。这些都影响着实践教学的效果和行政管理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质量。 二、完善行本科院校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策略思考 1、深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可以有效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因此,各学校应通过深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优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首先,学校要摈弃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观念,强化实践教学意识,与时俱进,树立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人才为优秀的教育理念,多角度的把握实践的内涵,树立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各种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实践教学活动。学校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指导意见、考核标准、奖励措施等规章制度。再次,将实践教学活动贯穿于课程体系中,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使实践教学贯穿于教学体系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时间和进度[2]。总之,学校要结合行政管理人才培养特点,制定完善具有鲜明辨识度和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体系。 2、细化实践教学措施,注重人才培养效果 俗话说的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实践教学应该建立健全实践教学措施,加强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和管理,坚决杜绝“放羊式”的管理模式,改善“网吧式”的机房环境,遏制“茶馆式”的教学课堂,不断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实施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注重人才培养效果。一是要进一步规范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加强学生的学习管理措施和责任追究办法,规范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生的实践行为,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二是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客观的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实践教学评价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找到一个实用型、创新型的考核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考核效果,达到实践预期目标。通过考核来调控实践教学。 3、强化实践教学保障,夯实实践教学物质基础 强化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建设是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实施的前提,也是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具体来说,应从经费投入、组织机构、实践基地等方面提供可靠地、充足的支撑保障。一是要加大对实践教学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落实分级投入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资金投入比重逐年增加。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为实践教学提供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提供教学保障基础。二是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主抓实践教学工作。该机构作为常设机构,要全面负责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过程监控、实效评价和经费使用等。 4、升化实践教学基地,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行政管理是一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学科,在实践教学中,要建立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实现校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校要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方针,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校外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逐渐形成稳定性强,类型丰富的实践教学基地群,不断满足学生社会实习的需要。同时,要切实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实践教学作用,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升华自己的理论水平,使学生的实践技能得到切实的培养和提高。此外,也要鼓励教师深入实践基地,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更好的开展本职工作[3]。 5、优化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组建一支思想作风硬、业务素质强、理论素养高的师资队伍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一是制定教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通过改善工作量计算方法、更新薪酬分配制度、优化职称评定政策,对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及时的表扬和奖励。二是建立完善高校与合作单位的交流机制。学校尽量多推荐骨干教师到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学习和挂职锻炼,并参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业务流程,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三是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定期开办讲座,或者以导师的形式承担一部分实践教学任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三、结语 总之,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问题还存在诸多问题尚未解决,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努力学习国外的优秀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教学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号入座,争取早日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需要各高校人才管理和培养者敢于突破与创新,在学校、社会、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会逐步加强,实践教学的教育效果将越来越好。 作者:刘武阳 江毅 单位:湖南警察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探索 一、许昌学院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发展概况 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8年设立,围绕学校“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理念,将专业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定为:立足许昌、辐射周边的行政管理方面理论研究的“领头羊”、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实践改革的“助推器”,为许昌市及周边地区行政管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府改革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根据许昌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扎实的行政管理学专业知识、良好的政治理论素质、科学的管理理念、较强的管理能力,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科研机构从事行政管理与研究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行政管理专业现有专任教师12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9人,教授2人、副教授1人、讲师5人、助教4人,50~59岁1人、40~49岁3人、30~39岁5人、20~29岁3人,教师的学科专业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经济学、社会学等,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人员稳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较强科研能力的专业教师队伍,有效保障了本专业日常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于2008年9月开始招生,首届招收学生67人,专业开设7年来,共招收学生381人,已毕业学生265人,目前在校学生116人。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并以河南省内招生为主,生源较为充足,一志愿上线率较高,近年来招生规模较为稳定,一般在40人左右。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为考取研究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以及在企业从事行政、文秘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作。 二、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不具体,缺乏专业特色。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定义为: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这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很多新建本科院校简单照搬照抄了这一意见,使得培养目标与规格表述不够具体。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设立之初,也采取了同样的阐述方式,使很多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的性质和特征、自己应掌握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可从事的职业等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忽视优秀能力。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置一般都是立足原有的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一是存在着“面太广、量过大”的问题,即课程涉及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看似知识覆盖内容丰富,实际上却挤占了专业优秀课程;二是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即概论和原理类理论性课程开设的比例过大,而诸如公文写作、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等操作类实践性课程开设的比例很低。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之初,而由于师资力量有限,缺乏对口专业教师等原因,部分专业选修课并没有开设起来,使得学生选择余地很窄。 (三)教学方式不灵活,脱离社会现实。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方式缺乏灵活性且创新不足,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陈旧和教学方法的单一两个方面。在教学内容上,过于依赖教材进行课程基础知识的讲授,忽视了学科和专业发展动态的引入,使课程教学缺乏深度和前瞻性;忽视了现实行政实践的发展,不能做到课程知识讲授与行政管理实践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教师理论讲授的方法,形式较为单一。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也曾存在上述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增设了专业见习、行政考查等实践教学环节,还选派教师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四)实践教学不系统,影响专业技能。行政管理是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实现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而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实践教学不系统是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是缺乏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手段;二是实验室数量少,阻碍实践教学的开展;三是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方面,存在类型单一、数量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只是在学校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开设了实习基地。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加强的过程,在制度建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方面逐年加强。 (五)师资力量不雄厚,制约专业发展。很多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师配备,多采用原有专业教师代课的形式或聘请其他院系的教师授课,导致授课内容与行政管理专业的结合不紧密。很多教师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没有直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经历,在贯彻落实实践教学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许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开设之初,专业教师只有4人,一些专业课程由法学、思想政治等专业的教师授课,而文秘学、电子政务、经济学等课程则聘请文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相关专业教师授课,目前仍缺乏有行政实践经历的教师,仅有两位教师具有高校行政工作经验。 三、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培养目标,科学进行定位。要理清培养思路,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形成清晰准确的专业定位,即明确行政管理究竟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应当具备哪些专业知识与能力,行政管理的专业优势体现在哪里,学生毕业后具体可以从事哪些职业、做什么工作等。在具体的目标表述上,在贯彻国家对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加以明确和细化,从思想观念、理论基础、职业技能和就业方向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详尽的培养目标不仅为专业建设的各个环节指明方向,还可使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清楚地知道需要学习哪些知识,未来何去何从,对自身发展有更合理的规划和认识。 (二)立足区域发展,培育专业特色。国外高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过程中大都注重突出优势,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国内部分重点高校也开始着力打造本校行政管理专业的特色品牌。新建本科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起步阶段就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充分考虑到自身的资源优势,立足区域发展,合理定位专业建设目标,并以此为方向在学术研究与特色课程建设方面有所侧重,突出自己的办学优势,打破“千人一面”的培养目标与规格,提高学生的竞争力,顺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办学特色建设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要避免因刻意追求特色而违背教学规律的偏执做法。 (三)优化课程设置,完善知识结构。要重新审视区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对原有专业课程进行编排与整合。一方面要把握住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方向,不断补充反映学科发展方向的前沿性课程,逐步形成重点突出、知识全面、前瞻性强的理论课程体系;另一方面要对专业主干课程进行不断整合、精简与强化,进一步突出专业优秀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优秀知识和专业竞争力;此外,要适当增加行政法学、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等内容,尤其注意与行政管理课程的衔接与结合,并加大工具类课程的比重,强化学生专业方法与技能素质的训练,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 (四)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应用能力。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要在巩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更加注重专业实践教学的组织和实施,通过强化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一是丰富实践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改变说教式的传统授课模式,积极探索以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保证实习质量,要加强校内实训场所和实验室建设,以及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见习和实习机会,有效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五)稳定教师队伍,优化师资结构。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加大师资建设的投入,着力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是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要积极引进行政管理专业及相近专业的教师,尤其是教学经验丰富、有一定知名度、科研成果显著的骨干教师,充实教师队伍的同时,提升教师队伍发展的潜力;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鼓励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攻读博士学位或开展课程进修,以开阔教师的视野、增强教师的业务能力;要加强与党政机关及企事业的联系与合作,聘请有行政管理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派遣教师外出参加挂职锻炼,努力构建专兼职相结合的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的教师队伍。 作者:张磊 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才培养思路 一、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构建应用型导向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性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具体来讲,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采用一定的方法,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作为专业办学理念的具体载体和实践形式,人才培养模式是专业建设的优秀问题,它是制定专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体系和改革教学方式的前提与基础。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构建应用型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必然要求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和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专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也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思学结合、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因材施教,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作为最早开展公共管理教育的美国,将现代公共管理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为公民社会的管理培养专职的优秀管理和研究人才”。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也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二级学科)归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并更名为“行政管理”。这不仅是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归属上的变化,而且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①。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是国际通行做法,抑或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作为我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其人才培养模式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成为必然选择。 (二)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宗旨所在 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需要和政府支持,地方本科院校得到较快发展。然而,由于地方本科院校大多属于教学型院校,受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师资水平、设备条件、经费支持和生源质量等历史及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无法和研究型大学以及教学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上进行竞争。因此,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地方本科院校普遍的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当前地方本科院校一般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需要的,掌握新技术并能熟练运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这意味着地方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既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高水平研究型高校不同,又与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职高专类院校不同,体现出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征,这是地方本科院校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本质特征。地方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中国行政管理教育体系中的处境,与地方本科院校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处境基本相似,这也决定了地方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必须遵循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应用为重点,以能力培养为关键,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以及教学方式上围绕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展开。 (三)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优秀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的扩招以及高校合并潮后行政管理专业的大量开设,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不断攀升,而市场上的行政管理就业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供需矛盾导致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就业压力日益显现的同时,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知识基础薄弱、适应能力不够、应用能力较差等成为许多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通病。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令人担忧的学生就业能力,如何适应就业市场的新形势、加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就业优秀竞争力,成为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重要议题。就业优秀竞争力是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所拥有的,别人不具备或无法在短期内具备的,包括学业、技能、理解能力以及个人品质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态势。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优秀竞争力是衡量行政管理专业建设水平的优秀指标。当前市场中对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又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和其运作程序,能够针对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应用型人才。根据“需求决定教学”的思路,行政管理专业应从社会需求考虑,构建应用型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比重点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地方本科院校更应该以提升学生就业优秀竞争力为优秀,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比较优势。 二、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相矛盾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相矛盾,还没有形成应用型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一)人才培养目标上,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导向不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确定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和改革的重要依据。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科学定位,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为适应计划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办学体制,其表现之一就是高等学校实行统一的专业目录和人才培养目标,导致重点院校与非重点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一个样、相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个样,严重制约了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应用性导向不明,其与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无二致,即主要依据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这一界定如果说对一些重点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话,那么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则显得十分模糊、空泛。实践中,许多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虽然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但并没有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是照搬了教育部和一些重点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做法。 (二)课程体系设置上,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缺乏专业特色从现实情况来看,多数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缺乏系统设计和全盘思考,存在课程设置单一趋同、体系庞杂、层次混乱等问题,导致其人才培养缺乏专业特色与学科优势。1.政治学类课程所占比重过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国家的专业设置目录里,行政管理专业被安排在法学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在1997年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取向转为管理取向,但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在师资力量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延续性使得行政管理专业学习的内容还是以政治学理论为主,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就是政治学类课程所占比重过大,管理类、经济类、定量分析类课程比例较低,行政管理专业出现了戴着“管理的帽子,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学方面理论知识”的尴尬状况。2.课程设置缺乏专业性。尽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设立为行政管理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契机,课程设置中大量增加了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却使行政管理专业出现了“大而全”的局面,在几乎相当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定位下,知识杂而不精,缺乏专业性,直接表现就是课程结构不合理。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类课程所占比例为50-60%,明显偏大,而培养学生行政能力和技术方法方面的专门化知识技能课程不到20%,明显偏小,课程针对性、实用性不强②。这显然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甚至出现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思想深度、理论扎实程度不及政治学专业学生,管理水平、实际操作能力又不如其他管理专业学生的困境。3.课程设置趋同且随意。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虽然拥有的资源不同、条件不等,但基本都遵循原国家教委统一的专业规范甚至照搬某些重点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地方本科院校之间以及与重点大学相比,所开设的课程基本雷同,不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市场需求变化作相应调整。而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受制于师资条件,其课程设置甚至视师资情况而定,课程设置的随意性和波动性较大。 (三)教学方式上,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性不足 教学方式是学科建设的具体手段,是制约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方式单一,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显然不利于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1.教学方式单一,以“灌输式”为主。长期以来,在“以校园教师为环境、以任课教师为中心、以纸质教材为工具、以强制灌输为手段、以试卷考试为结构”的教学模式下,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采取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讲解片面追求知识的全面性、理论的系统性,忽视了该专业的应用性、实践性等特点,不重视案例教学,无领导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的运用。2.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实践性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特征,“它是实际的、应用的、具体的……实践性是行政管理学的生命力和效用性的基础。如果不能从实践中发掘课题和解决课题,行政管理学就失去了现实意义”③。同时,作为基本的教学形式,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然而,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实践教学被作为理性认识的验证而依附于理论教学,加之教学资源的限制尤其是实践教学师资短缺,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专业培养方案中实践课程和课时较少,实验教学开展滞后,实习基地流于形式,实践教学质量不高。 三、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路径选择 现有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要求其必须立足于自身特征与优势,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式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上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一)坚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 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为培养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我国公务员实行“凡进必考”制度,且每年公务员招录数量有限,明确要求只限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报考的职位更是少之又少,竞争异常激烈,仅有很少部分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有幸考入公务员队伍。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就业市场对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非常大,这注定了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将更多地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培养在企业里从事执行性综合管理与专门服务的行政管理人才。根据目前就业市场对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重点培养两种类型的人才:一是培养能满足企业需求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如行政助理、文员、秘书、公关人员等;二是培养能够胜任市、县、乡镇、街道工作的公务员或城市社区人员、村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山区所需的行政管理人才。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执行性综合管理、应用写作、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计算机应用与网络操作、办公自动化应用、公共关系、会议活动组织管理等专业优秀能力,使学生能够善于运用办公软件、财务和统计软件,熟练处理文件、报表等相关事务,能够作为得力助手有效地辅佐领导实现科学管理。 (二)优化教学内容 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要在遵循国家规定的主干课程体系设置的基础上,发挥一定的自主性,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使课程设置与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的目标相符。1.以能力培养为优秀,构建“宽基础、活模块”的课程体系。“宽基础”就是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要体现“通才”教育的理念,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活模块”就是以学生能力培养尤其是职业能力培养为优秀,使学生具有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专业技能,具体做法是建立一个基础模块和几个方向模块(如企业行政管理方向模块、公共事业管理方向模块、公务员考试方向模块等)。同时,课程设置要体现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降低政治学类以及管理学基础方面课程所占的比重,增加与当前行政管理实际问题紧密结合的课程,如增加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电子政务、公共部门预算管理等技术性课程和一些社会统计、社会调查等方法类课程。2.课程设置应突出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突破传统的统一设置课程的思路,除了按专业性质要求和学科发展规律设置课程外,应结合地域特色,整合优势学术资源,突出自身的课程特色和办学优势,确立不同的学科取向。如财经类院校突出政府经济管理,理工类院校突出电子政务管理,农林类院校突出农林管理,海事类院校突出航运管理,矿业类院校突出矿山安全管理等。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在非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方面应体现自身的专业特色,设置一些有优势和特色的课程,逐渐形成不同特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特色创品牌,以特色求生存。如管理学取向的院校突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概论等课程;经济学取向的院校突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学、政府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 (三)加强实践教学 针对目前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存在的教学方式单一,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弊端,必须丰富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1.丰富教学方式,注重案例教学。首先,要取消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加强启发式教学,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法、开放式教学法、情景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等,并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教学工具,调动学生积极性。其次,要特别注意案例教学在教学方式中的运用。案例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方式,被视为是未来大学教改的重要方向。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要加强案例教学的理论探讨,抓好案例库建设,建设高水平的案例教学室和案例实验室等。2.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是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发展趋势,可采取的措施有:(1)在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中,设置必要的实践课程和课时量。要鼓励教师结合所授专业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加强对学生的技能训练和职业培训。(2)加强实验教学。积极开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办公自动化等课程的实验教学,加强实验室建设以及实验软件建设,如推进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室、情景模拟实验室、电子政务实验室、决策分析模拟实验室等建设,并购置相关课程管理、应用软件。(3)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推进“校府合作”、“校企合作”。地方本科院校应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加大学生岗位实习、挂职实习的力度,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4)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培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是地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加强实践教学的瓶颈。因此,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是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关键所在。地方本科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师资建设和发展规划中,应凸显对教师队伍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教师通过挂职、实习、交流等方式到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岗位上进行培训和锻炼,参与政府行政管理相关课题研究和企业招聘、培训、考核、薪酬等行政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丰富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培养更多的“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有计划地聘请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理论素养的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家为兼职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讲学、专题讲座等活动。 作者:张玉磊工作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是全面实现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但在许多高校的教学工作中却非常薄弱。本文重点论述了该类课程实验教学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定量分析能力培养的意义,剖析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为例,对实验教学环境进行设计,提出相应的教学保障措施。 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 大数据时代,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培养愈益重要,但定量分析类课程重理论教学轻实验教学,甚至实验教学缺失,在许多高校是一个常见现象,这极其不利学生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和培养目标的达成[1]。 一、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的意义 实验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实验设计,对实验材料(数据)进行操作处理,通过观察和分析实验结果以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理论知识的教学活动[2]。它对培养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定量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一般是文科生,定量分析类课程理论教学中的一些公式、定理对他们而言,常常显得晦涩枯燥[3],而实验教学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数据处理和计算机操作中,看到分析结果,容易获得一种成就感,从而增强学习兴趣。 2.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定量分析的理论知识对多数文科生而言是深奥的。一些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强记硬背,是一种机械式记忆,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掌握。通过实验教学中的实例分析,结合案例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4]。 3.有助于收获新知识。课堂讲授的知识往往来自教材,而将知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实验教学,常常会让学生学到一些教材中没有提到的知识点[5]。例如,统计课程教材主要介绍一些公式和推导过程,但实现统计分析的实验教学软件往往拥有更多信息,会让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学生进行补充性学习,获得课本外的知识。 4.有助于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定量分析过程诚然可以按照理论通过手工计算得到一些分析结果,但这在大数据时代越发显得不具可行性。实验教学一般是借助一些数据处理软件来分析实际问题,有助于将研究设想变成现实,对学生论文报告的撰写和毕业后的工作适应有巨大帮助[6]。 二、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1.实验教学环节缺失。据笔者对所在城市八所部委属高校的调查,只有两所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对个别定量分析类课程开设了实验教学,其他学校都是理论讲授。由于地方高校在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上相对薄弱,可以预见其他高校该类课程的实验教学难以令人满意。 2.实验教学所占课时比例过低。本地区开展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的一些学校,其课时量最多占该课程整个课时量的四分之一。在和同行交流时,笔者发现,多数教师认为实验教学课时量不足,很难保障学生的学习时间。 3.实验教学内容随意。目前,管理类定量分析教材较多,也有一些分析实例可供学生操作学习,但结合某一专业针对性较强的实验教学内容却非常缺乏,由此导致准备一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内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 4.实验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行政管理专业定量分析类课程的实验教学往往安排在机房,由于机位有限,为了提高计算机的使用效率,常常会安排一个专业的学生集中在某一时段上机实验,容易导致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在时间安排上并不连贯,出现所学理论几乎忘了时才被轮到上机实验的尴尬情形。 5.缺少对实验教学学业表现的有效考核。由于实验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难以简单地采用笔试方式来考核学业的表现。一些教师对这一环节的学业考核要么忽略,要么简单化,如完全依据出勤率来评定,不能准确地衡量出学生的学习效果。 6.实验教学并未延伸到知识运用环节。定量分析类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非常突出,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是检验这类课程学习效果的指导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知识和实验教学的考核,都难以真正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在课业评定时,到实验教学考核就算结束,难以督促学生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中形成定量分析能力,全面达成教学目标。 三、行政管理专业“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实验教学设计 1.教学计划中科学设定实验教学课时比例。为了让实验教学有稳定且充足的时间,在制订课程教学计划时,要设计一定比例的实验教学课时。一般而言,至少占到总课时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2.准备好系统化的实验教学内容。任课教师在开课之前须充分备课,根据单元理论知识,结合专业特点,选择有关素材和实验数据,形成一个与理论知识匹配、与专业联系紧密的系统化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 3.在相对独立的理论教学单元后及时开展实验教学。教学时间安排上,避免前期集中理论授课、后期集中实验教学“两张皮”的教学计划。在排课时,应统筹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进度,做到理论学习后尽快实施与之相关的实验教学,保证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连贯性。 4.制定合理的实验教学学业表现评价办法。实验教学学业表现既要看结果,但更要看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学生出勤、实验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果主要看编写的实验报告,它们在实验教学学业评定中所占比重分别是20%、40%和40%。 5.完善课程成绩评定方式。考虑到“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的考核包括理论知识掌握、实验操作能力、实际调查研究能力三个方面,其成绩评定应由对应的理论考试成绩(闭卷)、实验教学成绩、调查实践成绩(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构成,分值分别占到40%、30%和30%。 四、定量分析类课程实验教学的保障措施 1.严格对教学计划的执行进行督导检查。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如果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就如同一纸空文,因此,学校应健全教学督导检查制度,对实验教学和日常课堂教学给予同等重视程度的督导,保证教学计划全面落到实处。 2.加强实验教学硬件建设。实验教学需要一定的实验条件,对实验室的资源要求较高,这需要学校持续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 3.建立促进教师开展实验教学的激励机制。实验教学一般是小班制,所以在计算课程工作量时,要将大班制的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区别对待,适当提高实验教学工作量核算系数,激励教师积极开展实验教学。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研究 摘 要:新建本科院校已成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中国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但目前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困难重重,其中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是关键。通过借助双因素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的对策如下:完善保健因素,稳定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加强激励因素,提升行政管理人员水平。 关键词:双因素理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双因素理论”,即“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因素,二是保健因素。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而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这一理论是当今管理学领域的激励理论的代表之一,已经被广泛运用,对创新高校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的现状 (一)行政管理人员普遍出现职业倦怠 新建本科院校人员编制不足,行政管理更是人手少、任务重、压力大。许多新建本科院校抢抓国家高校大扩招的机遇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普遍从三五千人扩大到了一万甚至两万人以上。在办学规模翻番的情况下,师生比是办学的硬性指标,教师数量一定要保证,而行政管理人员数量没有标准,因此几乎没有增长,但因为学生和教师数量翻番带来的各项事务性工作也必然大幅度增加,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同时,因为不少新建本科院校干部队伍建设缺少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也较为落后,这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人岗不能相适应、人员内部流动不畅不能人尽其才、绩效考核方法落后不能实现奖优罚劣,导致行政管理人员普遍工作动力不足,职业发展期望渺茫。不管是年龄一般在50岁左右的升本前的老职工,还是年龄一般在35岁左右的升本初期聘用的新职工,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职业倦怠。 (二)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路径狭窄 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年龄分化严重,50岁左右和30岁左右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中30岁左右的多是升本初期规模扩招之后录用的。随着规模稳定之后,人员更替日趋缓慢,特别是因为年轻人多,每年退休的人越来越少,同时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不少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专业教师也加入到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的竞聘中来,使本来就有限的中层管理岗位更加稀缺。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职员制在新建本科院校普遍没有实行,因此行政管理人员只有职务晋升一条发展路径,但处级和科级岗位都很有限,行政人员的发展路径非常狭窄。一大批工作年限在10年左右的研究生还是普通工作人员的情况在新建本科院校很常见,职业发展受阻不仅影响了工资待遇的增长,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职业倦怠或离职现象。 (三)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发展路径不畅 自从新建本科院校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学历要求不断提升之后,新进的人员一般都是硕士,偶尔也有博士(包括一些人通过在职进修获得博士学位)。相对于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专业性比较强,因为毕竟接受了至少6年以上的专业学习与训练。但现实中,新建本科院校在招聘行政管理人员或辅导员(不少行政管理人员是辅导员转岗的)时并没有严格的专业限制,导致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专业众多,五花八门。而比较对口的专业,比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人员比例较低,一般不足30%,并且存在专业与岗位不匹配的情况;另外大量专业不对口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有专业发展的要求,希望在原有的专业上有提升、有建树,但存在需要阻碍因素。比如读博,许多学校要求行政管理人员要结合工作需要;比如评职称,行政管理人员(“双肩挑”的除外)只能评教育管理研究系列的,成果也需要以教育管理研究为主,这就让那些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园林、计算机等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们非常为难。同时,高校的不少行政管理工作技术含量低,属于简单重复劳动,对不少博士、硕士来说没有挑战性,也很难有成就感。 二、双因素理论视域下的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对策 根据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抱怨,减少消极懈怠和职业倦怠,这也是保证每一个组织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对高校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保健因素包括学校的人事管理制度、政策,如绩效考核、薪酬待遇、岗位调整、进修深造、轮岗挂职等;也包括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如上班地点的便捷、办公室的舒适度、办公设备的现代化、校园环境的整洁、同事关系等。而激励因素可以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工作本身,包括工作岗位职责、工作的挑战性、工作的成就感、工作成绩的认可、工作的自主性和职权以及职业发展等等。这些因素得不到满足会严重影响工作人员的效率和工作表现。 高校要有一流的管理才能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否则再优秀的教师与科研人员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甚至会不断流失。许多国有企业的衰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不是缺人才、缺技术、缺品牌,而是缺管理,特别是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高校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而高校的内部管理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要求高校要加快推进综合改革,积极创新内部管理的体制机制。 (一)完善保健因素,稳定行政管理人员队伍 保健因素是稳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高校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的情况下。保健因素旨在给予员工归属感和安全感,也就是使员工愿意留下来工作而不跳槽,因此要体现“以人为本”和“一视同仁”。具体来说,首先,高校要依据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改革原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现法治性、竞争性和公平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破除编制管理的歧视性和打破绩效考核的平均主义。优秀工作是建立体现工作业绩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待遇制度以及职务晋升制度。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说,当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两个突破分别是实现编制管理备案制和实行职员制。其次,高校要积极构建安全、稳定和舒适的工作环境,特别是为长途奔波的教职工提供交通班车和临时宿舍。再次,高校要为教职工提供专门餐厅、托儿所、哺乳室、健身房、心理咨询室等,建立提供培训的员工学校和丰富业余生活的俱乐部等,也可以借助自身优势与政府部门共建幼儿园、中小学,方便教职工子女入学。最后,就是针对青年行政管理人员收入低而房价高的现状,积极向政府争取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或者提供集体公寓作为过渡。 (二)加强激励因素,提升行政管理人员水平 激励因素是提升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水平的关键,也是提升高校内部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利用效果如何,是许多复杂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管理的激励作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就是激励,就是充分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就是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当前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般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工作人员比例越来越高,他们是知识型管理者。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是自我实现,即通过工作获得成功和成就感,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赢得应有的社会认可,这些是超越物质需要的更高追求。在高校,普通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工资待遇比专业教师低,社会地位和认可度也比专业教师低,而且专业发展和职业选择也比专业教师狭窄很多,他们更需要自我实现的平台和机会。为此,新建本科院校需要不断加强制度性激励,给予行政管理人员更多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岗位的选择性。 新建本科院校人事管理部门要对各个行政管理岗位进行职责梳理,编制岗位说明书,特别是要依据工作需要明确学历、专业要求,避免一刀切,特别是本科生能做的工作就不应该非要硕士、博士来做,否则既是人才浪费,也会让招进来的新员工很快就产生厌倦。高校的行政管理岗也要进行轮岗,一方面涉及人财物的关键岗位必须轮岗,一般5年要轮岗一次;另一方面一直从事同样工作,包括从科员晋升为副科L或副主任科员等但工作职责变化不大的工作人员也应该轮岗,轮岗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般8年左右,不超过10年为好。新建本科院校要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荣誉体系建设,及时对做出贡献、业绩突出或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此激发行政管理人员的荣誉感、责任心和成就感。同时,及时了解行政管理人员的诉求和对高校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体现了高校领导者对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升行政管理水平。此外,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发展也是自我实现的关键问题,尊重行政管理人员的自我选择和进行适当引导是最好的方法。给予行政管理人员平等的发展权利,在职称评审、进修深造方面给予和专业教师一样的机会,这是新建本科院校当前最好的政策选择。 三、结语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加快进入普及化阶段,重点大学无论在学科专业建设水平还是在内部行政管理上都比新建本科院校要高很多,而新建本科院校要提升学科专业水平必须依赖内部行政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此情形下,不断提升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水平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说更加紧迫和重要。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 摘要:鉴于目前国内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偏重于理论教学,而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重视不够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入手,积极探索引入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法、换位教学法等,同时对积极打造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平台、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应用型;模式 从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情况看,普遍存在注重课堂理论教学,而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由此导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缺乏实际竞争力。而目前社会层面需要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既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同时更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注重专业教学中的实践教学,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在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方面,我们应突破传统单一的课堂传授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20世纪20年代运用于哈佛商学院。目前案例教学法已经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推广。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行政学院资深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指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因此,案例教学以教师精心设计的典型问题为起点,以探寻问题解决的对策为主线,以相关专业知识的思考和应用为载体,以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为目标共同构成了案例教学的优秀理念。与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模式不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课堂主体,案例则成为教学的客体。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学生通常成为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和学生享有共同的控制权,甚至学生的控制权更大一些,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需要教师对自己的课堂角色重新定位,教师可以扮演“导演”的角色,不采取直接讲授理论的传统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客观、公正地对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观点和看法作出评价,并且采用适当的方式对课堂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案例教学法的推广和实践中,美国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美国高校案例教学和模拟案例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有1400多个案例,每一个案例都是教师精心选择、精心制作的,这已成为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精心选择典型的案例,最好能自己根据实际需要制作案例。案例的选择应紧扣教学内容,通过设计围绕具体案例的特定情景,采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导入具体的问题,促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思考和分析具体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和他人的沟通和合作,进而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题讨论法。除了典型的案例教学法外,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运用专题讨论法。教师可以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列出一些与理论相关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学生们可以自行组成不同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外时间广泛查阅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各个小组形成讨论稿。在教师专门安排的课堂讨论中,由各小组中心发言人代表小组阐述观点,并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这样的课程讨论一般每门课可进行2~3次。在培养公共管理创新人才中,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确立一种新的探索式学习方式,从传统的“知道什么”到“怎么知道”转变。在这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导读”小班课程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见下表。 根据上表的数据,我们了解到在1999至2000学年,斯坦福大学总共开设了5735门本科课程,其中21%为只有1名学生开设的课程,52%为只有8名及不到8名学生开设的课程,75%为只有15名及不到15名学生开设的课程。这种以小班教学为特色的课程创新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所喜欢学科的学习兴趣,真正做到按照学生的学习兴趣设置教学课程。而在我国的许多高校,小班课程常常因为教育投入和成本的原因被取消。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教育部门反思。 3.“换位”教学法。“换位”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主体和教学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的换位思考。具体表现为:教学中的主客体即师生间的换位;教学客体之间即学生与行政管理者之间的换位。作为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学着去扮演老师的角色,从实践中去体验接受知识的乐趣。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应积极创造机会采用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等实验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去扮演行政管理者的角色,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积极打造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平台 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它产生于行政管理的实践,又服务于行政管理的实践。因此,目前国内外各高校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专业提升学生实际能力的目标,国内许多高校从培养计划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规划、课程设置、教学设施的筹备、实验室的建设等各环节入手,为开展实践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目前,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学生毕业时实践环节的学分须达到总学分的30%。学生的实践教学集中在社会调查、电子政务实务、人才招聘模拟训练、大学生心理和性格测评、公共管理案例分析模拟、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实习等方面。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借助实验平台来进行电子政务等模拟实验。由于电子政务实验教学具有实际操作、互动体验、学以致用等特点,对提高学生借助电子政务平台处理政府事务能力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购买电子政务教学实践平台的相关软件来实施操作。通过模拟体验,让学生能切实感受到政府电子政务的具体运作流程,同时也能体验现代信息技术给政府管理流程带来的便利和高效。 2.倡导双循环教学模式。由于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非常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的操作技能,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双循环教学方式。“走出去”是指专业教师可以到政府部门、企业、公共部门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与教材相匹配的生动教案,更好地丰富课堂教学。对学生而言,可以通过见习、教育实习等方式参与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然后在实践中带着具体问题来学习和思考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这样会使理论和实践得到有效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鼓励教师结合所讲授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比较政府》课程的主讲教师带学生到厦门市监察局开展调研,实地了解现实政府运作流程,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践效果。同时,有一些高校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定期邀请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授课,通过讲座、座谈等形式,和学生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以此来向学生传授政府组织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学校也可以就目前专业培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政府、企业部门的管理者进行沟通,使学校未来培养的专业人才能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3.组织开展适合专业需要的社会调查活动。专业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把课本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真正用到实处。如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先后组织学生围绕“转型时期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变”、“乡镇行政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等课题先后在厦门市、福建省、广东省及其他相邻省份进行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并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学生们普遍反映这样的实地调研收获很大,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国外,无论是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自称是“三无”学校――无文凭、无教材、无专职教师。该校强调为用而学,学生在2年零2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一半时间是在校外学习。加拿大行政官员培训学院,更强调实践教学,其中30%在课堂内,70%在课堂外,其教学原则就是培养会做事的人。英国伯明翰大学在长期的公共行政教育过程中,形成了更强调实践导向,更注重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由重视知识到强化技能的特点。由此可见,高校应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企业的积极合作,积极搭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平台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样既可以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理论,又能迅速把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三、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没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学科建设就无从开始。对专职教师也可根据需要选送一部分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去进行挂职锻炼。同时,高校还应鼓励和选派有潜力的教师去国外的大学访学,也可以去国外的企业和政府机构进行实地的调研,使教师既通晓理论又能增加实践经验,这样即可更大程度上避免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照本宣科的现象。众所周知,目前国内高校的教师教育的角色正在被逐渐弱化。由于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使得许多教师忙于科研项目的申报、忙于科研论文的撰写,因为如果这些科研硬指标完不成,就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岗位聘任,最直接的结果是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不能得到晋升。而被我们认为教书育人的真正角色定位反而出现错位。如果长期以往势必会对学生的专业培养造成影响。以下表格数据或许能让我们看出一些其中的端倪。通过对上表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高校教师在实际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与他们的学历水平、职称高低存在明显的差异。教师真正应该扮演的教书育人的角色正逐步被过渡到边缘地带。这种角色错位最终可能会导致高校人才培养流于形式。因此,当前我们应积极促进高校高学历的优秀杰出教师、知名学者、教授向教育者角色回归,使大学教师的教育者角色与科学研究的角色实现融合,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当我们把目光投入国外的公共管理本科教育时,确实国外的一流大学都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美国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师,由在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担任。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美国著名大学中,教师中有的当过白宫顾问,有的曾担任过政府部门长官或州政府行政长官,有的至今还是联邦政府某个改革委员会的委员等。这些教师既对公共管理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有非常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这一切都为培养出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行政管理人才培养中,在不同的教学环节中渗透实践教育的理念和逻辑,将实践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切实采取有效的整合方法,把实践教育纳入培养方案中,并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师资配备、资金支持、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上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唯有此才能逐步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复合型、应用型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 作者简介:顾铮铮,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策略 摘要:随着新建本科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高校内涵建设的需求,对本科院校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政管理人员是新建本科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尽快适应学校的发展及需求。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建校时间短,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个人素质亟待提高。本文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建设的现状与目标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策略,为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本科院校;行政管理;素质提升;策略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高校在办学定位和教育目标上都在不断适应社会新需求,如亲产业化、产学研合作、高素质人才培养等。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 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高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1]高校的行政管理是实现其教学、科研两大社会功能的基础。近几年,我国涌现出不少新建本科院校,这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诸多问题,使得新建本科院校的快速发展质量和办学效果受到了影响。如今,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教育改革正向较大规模和较深层次转型,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提升,在此情况下,新建本科院校应建立起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以适应这种高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素质队伍建设也成为高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建设的现状与目标 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学校有三要素――行政管理、教育和研究。高校行政管理队伍改革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满足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高校内涵建设的需求,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也需要与之匹配。高校行政管理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教育的健康发展,只有全面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才能有效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水平。[2] 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教师队伍和行政管理队伍对高校教育目标和办学理念的实现影响更为重要,是支撑学校发展的支柱。在当前情况下,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面临着自身素质提高的需求,如需要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应变能力和政治素质,需要具备新理念和掌握新的信息管理工具。而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在建设初期发展基础薄弱,教师队伍和行政管理队伍参差不齐,影响到高校工作运转的效率和执行力,甚至影响到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水平建设。 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素质和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现代化进程。[2]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应在高校教育大目标下,立足于高校办学目标和行政管理要求,以效率、质量、专业为目标,以业务、服务为导向,构建开放性、特色型、服务型、专业性行政管理队伍。 二、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与原因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时间短,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办学困境,在科研能力方面难以和研究型大学相比,在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方面难以和高职院校相比,在办学质量提升、特色凝练、人才培养、教工队伍建设、转型升级等方面面临许多现实性问题。在新形势办学目标下,应不断深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管理改革,提升行政管理人员办学理念和创新理念,紧跟时展和办学目标需求,是新建本科院校提升竞争力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4个方面: 1.管理方面如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参差不齐,管理队伍建设水平低下,管理效率低下,一些新建本科院校为招揽人才,纷纷打出解决人才家属的招聘条件,将人才家属放置在行政管理岗位,导致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教学、科研和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贯彻执行。 2.观念方面如在高校教育改革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管理理念滞后,缺乏现代管理意识,制约了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与企业相比,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薄弱,业务专业化程度不够,服务意识改革和理念更新相对比较落后,这与高校的竞争环境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心态有关,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教育机构,高校和企业面临的环境有很大不同,也导致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缺乏以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变革,难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发展和需求 3.激励问题如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待遇与贡献不匹配,行政管理人员岗位工资细化程度不够,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存在双肩挑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强、待遇与教师差距较大,与新的办学理念有差距等等。这些问题客观上影响了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改善的动力。 4.业务问题如行政管理人员缺失专业系统学习和知识培训,学历层次相对较低,业务技能不足等,影响了高校整体办学目标的发展。 三、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策略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高校办学理念的社会化和市场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是世界各国高校建设的一种必然趋势。如今的高校办学,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在不断上升,因此,新建院校的办学初期就应重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建设以提高办学管理水平和办学的经济效益。 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该系统涉及目标层、建设层、实施层和评价层。其中,提升策略对应实施层,是一种带有具体操作的提升策略,受到目标层和建设层的指导,应以评价层为依据和信息反馈,使提升策略更加有成效。 依据图2,本文提出具体的以下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策略: 1.建立基于分类管理的激励机制 以办学目标为要求,以分类管理为出发点,构建基于分类管理的激励机制。当前,新建院校在薪酬激励机制方面都沿用高校的旧体系,导致对行政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基于分类管理的激励机制的目的在于使薪酬体系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水平、能力、责任和贡献相挂钩,注重行政管理服务薪酬水平与学校发展水平、地方政绩的协调增长,对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分类分系列制定岗位责任、业绩、贡献挂钩的绩效薪酬,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尝试推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多种薪资体系并存的工资体系,增强薪酬待遇的吸引力,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素质。 2.完善行政管理人员的保障机制 黄剑青指出,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激励存在的困境有:“行政管理工作本身缺乏吸引力、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社会地位不高以及考核机制不健全。”[3]保障机制的构建应立足长远,强调行政管理人员的长远性发展和整体素质提升,因此,前期投入成本可能会大,这就对高校提出了一些新要求,要制定长远计划安排,以保障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如带薪培训、绩效福利等,甚至脱产学习,从而为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水平提升解决后顾之忧。 3.引入企业式人员素质提升策略 新建本科院校应以企业为师,不断增强竞争服务意识,重视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可以逐步推行资格要求和岗位证书制度,如轮岗制、带薪培训、资格认证考核,对优秀贡献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奖励,增强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以企业式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素质。 4.加强岗位聘用和岗位考核制度建设 以岗位聘用和岗位考核为基础,加强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深化行政管理人员聘用、考核、评价机制等改革,突出业务服务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以岗位职责为优秀实行目标管理,树立以业绩、成果、贡献、能力为导向的岗位考核意识,采取差异化行政管理人员评价方式,建立岗位适应的多系列行政管理人员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分级流转、优胜劣汰的动态聘任管理机制。慎重引入行政管理人员,除了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外,新建本科院校还应该重视对行政管理岗位的资格要求,严格考核新聘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将行政管理人员简单地作为一种招聘教师的附属搭配,从而降低了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总体素质。 5.加强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信息管理能力建设,满足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发展要求 当前,信息管理成为高校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新建本科院校应不断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信息管理水平,注重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发展,实施岗位轮换和业务交流,加强行政管理绩效考核的评价标准和实施量化管理,提高信息化能力,适应高校信息化管理要求,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能,建立多目标的激励和管理发展机制。 6.推行基于业务内容的行政管理人员考核评价机制 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考核是激励机制的关键,应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推行基于业务内容的行政管理人员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分系列管理制度,明确各系列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择优聘任,竞争上岗,实行不同内容的支持模式,鼓励行政管理人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岗位作用。 四、结论 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提升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需要从激励机制、培训方法、管理体制、保障机制、考核机制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性改善和提升才能取得效果。基于此,本文从建立基于分类管理的激励机制、基于业务内容的行政管理人员考核评价机制、企业式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策略、岗位聘用和岗位考核相结合、信息管理能力建设、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保障机制等多方面,提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策略。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归因与解决策略 摘要:新建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其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给高校正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列举了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行政管理人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心理问题的原因,从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解决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应对策和途径。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 近年来,新建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999年至2007年,教育部先后批准建立了208所普通本科院校,占全国740所本科院校的28%。新建本科院校与老牌高校相比,发展历史短暂,经验不足,而且同类院校数量很多,一起步就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竞争日趋激烈,既要逐渐缩短与老牌高校的距离,又要在与同类院校的比拼中取得先机,不落下风,因此,必须在办学资源、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文化底蕴、行政管理体系等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1] 其中,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首当其冲,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这一切对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群体的心理冲击较大,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效调适或解决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对于提高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水平,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归因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特指高校专职从事行政工作的并不包括“双肩挑”的校领导或校部机关、二级院系中层领导(因这些人本身就具有专任教师职称)。[2]新建本科院校基层管理人员在学校跨越式的发展中,工作超负荷运转,心理压力逐渐增强,由此产生了种种的心理健康问题。 1.1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一般是指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存在的情绪消沉、焦虑、恐惧、人格障碍等心理状况。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自卑心理、倦怠心理、焦虑心理、压抑心理、压抑心理、吃亏心理、嫉妒心理、依赖心理。 (1)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主要表现为自我价值感弱化,自我价值认同感降低,难以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因为自己的岗位带有明显的服务性、从属性、辅助性,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我价值”无法实现,自惭形秽。 (2)倦怠心理。倦怠心理主要表现为职业枯竭。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长期从事简单、繁琐、枯燥的事务性行政工作,使得无法从工作中找到乐趣,对自己长期从事的职业产生一种疲倦感,具体到工作中,表现为常常会抱怨有干不完的工作加不完的班;会抱怨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会觉得身体疲劳、情绪低落、创造力衰竭、价值感降低、人性化淡漠等。[2] (3)焦虑心理。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紧张不安、急躁烦郁,甚至出现易激动、爱发脾气等过激的心理反应。现代社会工作、生活节拍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而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管理工作量大,时间长,工作质量要求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之中,极易产生焦虑心理。 (4)压抑心理。压抑心理表现为情绪低落,态度冷淡,工作缺乏主动和热情,长此以往则可能发展为郁郁寡欢,使人变得颓废、沮丧和消沉。新建本科院校枯燥乏味、循规蹈矩的基层行政管理工作限制了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体自由和创造性,极易产生压抑心理。 (5)吃亏心理。有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看到同等学历、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因从事专任教师工作或从事其他岗位很快就晋升高一级职称或提拔了职务,而自己则是“原地踏步走”,经济收入微薄,生活清苦,认为自己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吃了亏,心理上产生一种不平衡感,进而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工作缺乏积极性。 (6)依赖心理。依赖心理主要表现为习惯于长期形成的“按部就班”、“惟上是从”的工作方式,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被动与主动的辩证关系,依赖领导,一味地顺从、盲从,即使有不妥之处也不提出异议,工作毫无创造性。 (7)嫉妒心理。嫉妒心理多半是自己与周围环境失衡,某种个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迁怒与自己年龄、文化、能力和地位等条件相似,而在某些方面却优于自己的人的消极情绪。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嫉妒大都发生在同事之间,如同事取得成绩,受到表扬,得到提升等,不是见贤思齐,而是把自己的过失与不利归咎于同事,进而产生嫉妒的心理。 1.2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消极影响 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提高工作效率、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发挥个人创造性、保持个人身心健康的必备条件之一,反之则会对个人的工作、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 (1)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工作质量。非正常的心理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发挥。心境不好,人的思维活动就会凌乱无序,注意力难以集中。缺乏工作热情,失去内部动力,工作处处被动,不仅工作质量低下,还容易给单位工作造成重大的失误。 (2)影响个人与其他同事的关系。心理不健康的人往往容易自我封闭,把自己围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遇到困难和失败不能冷静对待,不能认真地剖析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而经常迁怒于他人。不能正确、诚恳的接受领导的批评,误以为领导求全责备,对待自己极尽苛刻,长此以往,必将形成一段“离心力”,损害自己与同事、与领导之间那种真诚的情谊。 (3)影响个人创造性的发挥。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自身特点是琐碎、繁杂、程序性强,长期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会处在既紧张心理压力又大的环境中,如不能及时缓解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心理压力就很容易对工作的厌倦和怠慢,逐渐消退对自身价值实现的期望,导致工作创造性不足。 (4)不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一个人如果整天沉闷在焦虑压抑、忧郁愤懑、自轻自贱之中而不能自拔,不仅精神上萎靡不振,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各种疾病也会趁虚而入,最后结果必然是身心俱衰,越来越不适应于工作需要,既是对个人事业的损失,也是对单位发展的损失。 1.3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的归因 新建本科院校基层行政工作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有着诱发各种群体心理问题的共性因素,也有新建本科院校特有的客观环境因素,同时也有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这一特定人群自身的因素。 (1)队伍构成复杂,人际关系复杂。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是多校多层次合并升格的地方院校,目前新建本科院校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原地方性师范院校升格而成,升入本科院校后以教师教育为主;二是由多个高职、专院校合并后组建的综合性新建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队伍基本上为合并前各类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这些行政管理人员结构复杂,有的是原大专层次学校的行政人员,有的是原低层次办学实体的内部员工,有的是教学岗位的转岗人员,有的是引进人才的随调家属,随着学校的扩招,还有一批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跻身行政管理工作队伍行列。[3]这几种类型的行政管理人员自然而然的分成几个群体,因学校合并、升格后的利益调整不自觉地割裂了上述几个群体,人际关系复杂,带来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不和谐。相对而言,原办学层次较高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占据了较大部分的中层干部岗位,脱离了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岗位行列,而一些原来办学层次较低的行政管理人员本来是原学校的中层干部,但合并升格后却成了一般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以上种种使得部分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滋生了吃亏心理、嫉妒心理和压抑心理,懈怠消极地对待工作中常带有不满情绪,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2)官本位意识较强,职位晋升较难。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是在地方政府行政扶植下组建的,特别是属于“省市共建,以市管为主”管理体制的学校往往被当地市委市政府当作是一个工作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管理中保留了比较浓厚的政府机关行政管理痕迹。[1]对高校基层行政人员而言,他们晋升科级、处级职位与专任教师晋升讲师、副教授的道理一样,是解决待遇的唯一途径,许多老牌高校都建立了科学化的制度,使行政人员晋升职位规范有序,充满人文关怀。但是,许多新建本科院校的干部选拔机制忽略了高校的特点,按照地方政府干部任用的理念及方式选拔任用学校的干部,使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晋升难度增大,变数增多,同时,部分学校由于干部职数问题没有与地方政府理顺或是学校组织工作没有常态化,有的学校居然数年时间里没有一名科员晋升科级职位,有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尽管工作出色,但由于组织耽搁,到了准备提拔的时候已经超龄,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使他们产生了压抑失落、愤懑倦怠的心理。许多新建本科院校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等级分明,在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上投下了“上尊下卑”的阴影,没有争取到一官半职的觉得低人一等,导致自卑心理较重,自我价值认同感降低。另外,由于自觉位卑言轻,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也容易形成依赖心理,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3)重教学轻管理,缺乏认可与尊重。新建本科院校“重教学科研轻管理”倾向较之老牌高校更明显,一些人认为行政管理是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人人都能做、会做,甚至认为只有无法胜任教学、科研的人员才去做行政,对行政管理工作缺乏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对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缺少认可与尊重,从而使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认为自己在高校里只是附属品,不过是服务于人的配角,缺乏职业认同感、工作安全感和满足感。 (4)分配政策不均,工作地位与薪酬待遇低。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是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学校在分配制度上向教学人员大比例倾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提高专任教师待遇的政策,教师与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社会上,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专任教师和中层管理干部;在学生眼里,他们的地位和专任教师也大不一样的。这使得他们心理不平衡,难以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 (5)体制改革步伐加大,工作压力大。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步伐较大,原有的人员结构已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对机构、人员进行了精简,推出竞聘制度,实行双向选择,优胜劣汰。一方面基层行政管理人员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极易产生焦虑心理,另一方面,有些人不能正视现实,保持良好心态,就会情绪低落、失落迷茫,注意力分散、工作热情减退。[2] (6)岗位考核不合理,挫伤积极性。新建本科院校许多都处于制度建设中,由于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许多高校关于教学、科研的奖励办法或条例不断推出,却难看到与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相关的奖励制度。行政管理岗位考核上长期以来一直延用着从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考察,过于单一笼统,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着“大锅饭”或“轮流坐庄”的现象,考核效果大打折扣,严重挫伤勤勉工作的行政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使他们产生吃亏心理和倦怠心理,整体工作效率降低。 (7)重使用轻培训,工作能力欠缺。新建本科院校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自于不同层次的学校,许多人没有系统地接受高校管理方面的教育,而学校的进修培训、继续教育的重心都放在专任教师身上,普遍不重视对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和进修。由于知识结构不合理,学历、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既不能适应新建本科院校建设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4] (8)角色认知不准确,自我调节能力低。新建本科院校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对行政工作的服务性、从属性缺乏正确的理解,对个人的角色定位不准确,有的人过分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当自己的某种需要(如尊重需要、待遇需要、名誉需要等)得不到满足时,容易产生心理落差。部分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自我调节能力低,不善于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正确分析,不够淡定,对诱惑的东西缺乏免疫力,心理容易被影响,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及时调节心理以适应客观环境。 2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问题解决策略 针对目前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出现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学校领导层面必须充分重视、寻找根源,制定对策;同时,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也要立足于自身,在不断增强政治理论水平、完善知识储备结构、增强办事能力的同时,努力做好自身的心理调适,培养健全的心理品质、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健康良好的心态投入到学校的改革发展大业中,实现自我价值。 2.1学校层面的解决策略 (1)优化学校环境,畅通晋职渠道。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由于是多所多层次学校的整合,因此要兼顾多群体的利益,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相互尊重、彼此关心、增进了解、共同成长的良好学校环境。建立符合新建本科院校干部队伍实际的干部选任机制,畅通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晋职渠道,以人文关怀的精神解决干部选任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心理压力。学校要发挥高校在心理学科方面的优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要适时为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举办心理健康系列讲座,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提供及时有效的宣泄渠道,让他们正确认识压力,学会一定的解压技巧以及策略,让其不良心理得以化解。 (3)合理提高经济待遇,改革考核制度。新建本科院校的分配制度随着学校的发展壮大也在不断的完善中,新的分配制度改革要顾及到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这个群体,合理提高他们的经济待遇,缩短与专任教师的距离。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新建本科院校学校应对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职级制,逐步向专业技术系列靠拢,淡化以官为本的思想。学校要依据工作性质、工作层次、工作特点的差别制定明确、具体、量化的行政管理人员考核制度,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体现岗位与职责挂钩,业绩与待遇挂钩。 (4)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综合素质。新建本科院校的基层管理人员结构复杂,层次参差,高校应发挥自身优势,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大教育培训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增强抵抗心理疾病的免疫力。 2.2个人层面的解决策略 (1)建立正确的角色认知,增强职业认同感。新建本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许多来自较低层次的学校,对本科院校行政管理有一个重新认识和熟悉的过程,因此,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要建立正确的角色认知,认清自己的角色位置,深入认识行政管理工作的性质、职责和任务,增强职业认同感。 (2)掌握人际沟通技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新建本科院校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来源多样,利益诉求多元化,人际关系复杂,因此,要掌握人际沟通的技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缓解心理障碍和压力。在工作中,同事之间的摩擦、误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应该表现出一种宽大的胸怀,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要团结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的人一道共事,以锻炼自己求同存异的能力。 (3)科学调节不良心理,保持良好心态。不良心理一旦形成,应采取科学的方法加以调控和转化。一是转移弱化法,即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令人愉快和高兴的心情上来,弱化、淡化不良心情;二是娱乐对抗法,即适当参与一些唱歌、跳舞、体育活动等娱乐性活动中来,促使不良心境自然消失;三是超脱升华法,即跳出原有的圈子,以更高、更广、更远的角度对导致不良心理的心情做出新的理解,使自己的精神得以解脱,并利用新的情绪冲动,把它引向积极有益的方向;四是自我宣泄法,即合理宣泄、自我安慰,及时把自己从不利于心理健康的氛围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处于组织的底层,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在正视现实中学会放弃,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能力、知识水平,善于把握自己的情感心态,学会在竞争中生存。[5] (4)广泛汲取各种知识,形成健康情趣。常言道:无知滋困惑,有识养精气。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要通过学习充实自己,增长才干,开发潜能,在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博学多采,广泛汲取知识营养,培养各种能力,唯有如此,才能较好适应各种工作环境的挑战,才能树立自尊自信,形成健康的情趣。健康合理的情趣一旦形成,就会对自己起着定向和激励等多方面的作用,对工作产生积极、稳定、持续的影响。 3结语 新建本科院校跨越式的发展,对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使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因而,有必要更多地关注高校基层行政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学校要及时出台合理有效的措施,以此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其缓解和消除压力,使其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有效地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效率和质量。而行政管理人员自身也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认知,增强职业认同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独具魅力的个性和坚强的心理品质,以开朗、稳健、幽默、自制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心理调节能力,去迎接和适应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力地推动学校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 作者简介:骆如林(1967―),男,福建惠安人,助理研究员。 行政管理本科论文: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摘 要:在高校各项专业教学模式不断改革以适应社会变化的形势下,笔者主要阐述了在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改革中出现的培养人才目标及课程设置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教学模式可行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行政管理;教学模式;实践教学 一、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中出现的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 国家教育部曾经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定性为:培养具有行政管理能力,具备政治、法学理论的专门人才,能够在事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中多以理论教育为主,轻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1]。 2.培养的人才社会适应性差 很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办学方针较为一致,只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而没有强调培养学生的技能。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在进入社会后针对具体的问题运用相关知识解决,无法适应社会需求,这就让行政管理专业的社会认可程度不高。 3.课程设置不合理 据统计,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中80%是理论类教学课程,而技术培养、操作能力类课程不到20%,行政管理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而忽视实用。课程设置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内容,如此比例不协调的课程设置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对理论知识掌握不错,但是动手能力极差。 二、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改革建议 1.优化教学内容 教育内容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教育目标进行,积极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增加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精选主干课程,保证学生专业知识掌握,建立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设置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优化课程设置有利于完善教学内容,所以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会出现强调课程设置改革却忽略教师授课内容方法的问题。因此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特点及经验水平制定有重点的教学计划,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讲授课理论与研究相结合,让学生学到更专业的知识;结合国外优秀教学理论,及时向学生讲述国外科研最新动态;并且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培养实用型人才。 2.改革考核方式 以期末考试作为每学期的学习成果考核往往存在着偏重考核书本基础理论的问题,这样的考核办法不能对学生学习成果起到真正的检测作用。 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2]。完善期末考核试卷的试题内容,强调试卷考核的信度以及区分度,试卷考核应综合涉及认知、理解、应用以及分析综合等各方面内容。平时考核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重点考核学生运用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在平时作业布置设计要具有科学合理性,尽量布置具有实际性和研究探讨价值的论文。 3.创新教学方式 采取案例讨论法以及专题谈论法开展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案例讨论法是要基于基本原理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锻炼学生理论运用能力。在充分讨论中促使学生对具体问题深入挖掘,对知识熟练掌握,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专题讨论法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通过学生与老师的交流,提高学生课堂积极性。讨论结束之后老师要对观点给予总结归纳,巩固课堂效果。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制定实践课程计划,联系实践教学基地,给学生实践提供平台;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形成调研报告后让教师给予评价和指导;聘请机关工作人员举办专业讲座,讲述在企业工作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和通过何种途径解决问题的具体案例,普及实践知识。 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仍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因此现有的教学模式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实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要从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目标出发,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 我国高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局限:①一是学科专业单一,知识面狭窄;二是在课程体系结构不尽合理,课程内容相互脱节与重复现象突出;三是忽视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比较欠缺;四是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脱节,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缺乏;五是缺少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从业观及能力培养。这些问题导致高等农林经济管理人才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本专业人才缺乏自己的特色和竞争力,因而需要改革与创新。 表1华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现状分析 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完善程度来看,东北农业大学最为完善。东北农业大学农经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了:②办学指导思想;分析优势所在;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方面分析办学特色;课程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具体措施和改革成效;注重实践教学和学生政治思想品德的培养。 就华南农业大学而言,农经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始终围绕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地得到调整,在摸索中日臻完善(见表1)。但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国内理论、轻国外理论。具体而言:①课程涉及面很广,但缺乏深度。课程涉及通识教育、基础教育等近70门课。老师只能点到为止,学生学得不精。②课程安排不合理。有一些学时数较多的课程集中时间上课,导致学生听课疲惫,影响教学效果。③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上与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不够。在实际教学中却以传授知识型的课程为主导,重点介绍农林经济管理的相关理论,而与农林经济管理实践结合较紧密的应用型课程则很少涉猎,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在实践教学方面,缺乏明确的教学实践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措施,效果难以保证。学生们普遍认为,学校的实习指导和实践环节流于形式,多以短时参观为主,学校对实践环节投入太少,补助标准太低,实习计划的拟定受到经费的严重制约。究其原因,一是实习基地建设滞后;二是教师的实践能力本身有限;三是学校实验设备明显不足;四是实践教学内容本身不明确。③ (3)毕业论文写作的要求相对宽松,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以“考试”为导向的专业学习模式,促使学生将重心摆在考试分数上,专注于考试范围内的知识,而非对于学术的研读深究。而对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大部分同学的重视程度不足,心存侥幸未认真对待。这一方面是毕业论文的撰写时间与找工作的时间冲突,面对就业压力,同学们将更多的精力置于后者;另一方面则与目前对于毕业论文较为宽松的考评机制有关。 (4)人才培养与社会就业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专业的就业局限性较大。学生们反映:在农林经济管理四年本科教育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都学,什么也没学。客观上,除了农口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下转第159页)(上接第129页)业生有直接需求之外,毕业生们经常遭遇招聘限制。 2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建议 2.1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1)注重合理性与综合性。注重课程结构的科学化、课程内容整合衔接的合理性和知识结构的整体性。(2)注重深度性与学术性。优化专业课的课程体系,要深入浅出分析,引导学生自主思考。(3)注重实践性与社会适应性。提供平台加强学生的实操能力,课程设置应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与社会需求的就业人才方向相适应。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农林经济管理类选修课比例,扩大选择范围,尤其是人文教育类课程比例。④二是强化农林经济管理课程的深度,打造专业化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4)注重政策性,与时俱进地关注农林方向政策的更新,通过案例分析、专题讲座、课堂讨论等形式进行分析。 2.2 创新教学管理体制 本科生导师制学长制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学生通过比较系统地参与到指导教师的科研而提高创新、分析和研究能力。华农的“红满堂计划”和“助理班主任”制度已有一定的成效,但是辐射范围不够大,约束力度不够大,仍需要改善。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可以依托“部级重点学科”这一平台,实行“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的制度,着力培养研究型人才。 2.3 完善实习制度 (1)在内容上,注重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更新,突出对农村经济研究的科研训练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教学形式的运用。(2)在体制上,要将实践教学固定到人,责任到人,每个实习由专人负责,长期在实践领域有所成就。(3)在经济力度上,加大经费投入以改善实验实习条件。⑤(4)在对象上,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可以考虑与村镇以及涉农企业磋商,充分挖掘资源,如华农经管的长期合作伙伴温氏企业等。 2.4 培养开发教师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构建公共管理框架体系,以及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教师首先需要换脑,重新学习更新知识,并在改革、更新、探索中创造新知,提高教师创新素质与能 力。⑥一是建立激励制度与机制,引导教师创新活动。要让教师有更多机会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村镇进行实际调查和研究。二是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进行创新实践。学校多给教师们创造外出进修、交流的机会,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提高教学效果。鼓励老师通过网络平台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农林经济前沿、热点问题,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农林经济管理是较早设置的专业,为国家的农林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浙江农林大学是浙江省唯一的农林本科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浙江农林大学具有办学实力和办学特色的老专业。该专业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是林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1996年林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本科生,1998年更名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3年被评定为校级重点建设专业,2007年批准为浙江省本科高校重点建设专业。近年来,对照省级重点建设专业的指标体系,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并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基本情况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隶属于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林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招生至今,已为社会培养了25届1600余名本专科毕业生。毕业生就业选择余地较大,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向,从单一的以农林业单位为主向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自主创业等多种类型转变。据不完全统计,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100多人走上了科、局级以上领导岗位,体现了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注重知识、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近年来,每年招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60名左右,现有在校生247人。现有专任教师37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2人,占教师总数的32.4%,副高级职称20人,占总数的54.1%;54.1%的专业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学科组专家1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人、浙江省“151人才”4人。 二、近年来专业建设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1.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1)多方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为了保证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小组,开展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充分收集和分析全国农林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改革情况,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召开了“农林经济管理省级重点专业建设委员会工作会议暨专业培养方案修订研讨会”、“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家研讨会”等,最后邀请专家对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 (2)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层面人才培养目标,适时调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离农倾向明显,就业去向与其他经管类专业并无差异,特色与优势不明显。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肩负着为现代农林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人才的历史使命。同时,2009年,浙江林学院升格为浙江农林大学,随即制定了《浙江农林大学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纲要》明确了学校的人才培养为:“培养品德优良、基础扎实、能力强,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此,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适时调整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具体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林业发展需要的,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技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级政府涉农部门、农林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经管单位等从事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科研与教学研究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顶天立地”的师资队伍 为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主要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措施。引进包括专任教师及兼职教师的引进。建设期内,共引进博士7名,其中国外高校1名,国内985院校3名、211院校1名。聘请4名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地方工作人员和农林企事业单位人员、3名国外著名高校的教师为兼职教授。积极鼓励年青教师到国内外名牌大学和一流的科研院所攻读博士学位、及到基层挂职锻炼。建设期内,5名教师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中国科学院1名,985院校3名,211院校1名。有10位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5位教师到农村基层或农林业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通过这些措施,使师资队伍真正做到“顶天立地”(既掌握学科前沿又了解农村实际),职称、学历、学缘结构显著优化。高级职称比例由2007年的70.3%上升为2011年的86.5%,其中副教授比例由37.0%上升为54.1%,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事教学第一线的主力军。博士学位比例由2007年25.9%上升为2011年的54.1%。教师由原来主要毕业于林业院校,改变为既来自国家重点农林院校,也有来自于国内外著名综合性大学。 (2)注重科研与教学研究,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水平 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氛围,鼓励老师从事科研与教学研究。建设期内,共立项科研课题80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38项,科研经费达440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被三大检索系统(sci或ssci、ei、istp)收录18篇;出版学术专著16部。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浙江省科技兴林奖等各类科研奖励共20项。主持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共3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4项,获得浙江省教学研究成果奖、校级教学研究成果奖共5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5篇。从近年的发展来看,专业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为科研促进教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为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 3.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强化课程与教材建设 (1)构建“理论、实践、特色”三结合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时修订了教学计划,着重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了“理论、实践、特色”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重理论。课程体系的设置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理论基础课程由两个平台构成,公共基础平台及学科专业基础平台,学分合计为40.5,占总学分的24.5%。为培养学生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提供保证。 第二,强实践。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课程设置强调实践环节。一是加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如“林业概论”、“现代农业概论”等课程设有实习环节,“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等课程均设有模拟实习。二是安排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综合实习、毕业实习等,专业综合实习主要设置了为期2周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为期1周的“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三是设置“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社会经济调查及应用文写作的能力。 第三,显特色。为了显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与其他经管类专业的差异,充分发挥学校和地域优势,在专业选修课中,按方向设计了两个模块,一是“农村经济发展”模块(选修模块ⅰ),二是“农林企业管理”(选修模块ⅱ)。 (2)强化课程与教材建设 建设期内,有计划地开展了以精品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为重点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工作。具体包括: ①重视精品课程建设。专业教师高度重视精品课程的申报与建设工作,新列入校级精品课程8门,现有校级精品课程14门,通过学校验收的8门。“林业经济学”和“林业财务与会计”2门省级精品课程,均于2010年顺利通过浙江省教育厅验收。②加强教材及教辅资料的建设。以精品课程的申报与建设为契机,鼓励教师编写教材。在已有主编《现代林业企业管理学》、《管理学案例》、《会计学基础》、《林业财务与会计》等教材的基础上,主编教材5部、副主编2部、参编2部。同时,加强教辅资料的建设,如“林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有实习环节的课程均有相应的实习辅助资料。③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首先,倡导国际参与式课堂讨论方法。如在“林业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介绍乡村快速评估技术(rra)和参与性评估方法(pra)时,设计一些主题,以行政班为单位分为5~6个小组进行讨论,每组只分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规定每组的讨论时间和汇报时间,由小组成员自主确定每组的协调人、观察员、记录员等展开。其次,采用案例教学法。如“经济法”、“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等课程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开展网络课堂网上互动。各课程组在建设网络课堂的过程中,开通网上讨论,使师生互动不断加强。 4.改革实践教学体系,重视教学条件建设 (1)构建“一、二、五”分类实践教学体系 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除课程实习外,构建了“一、二、五”分类实施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指一个中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二”指两个平台,面向全体学生的平台和面向优秀学生的平台。“五”是指五个支撑点,包括面向全体学生的“中期论文及毕业论文”、“专业综合实习”两个支撑点,面向优秀学生的“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型专题调研”三个支撑点。 一是通过专业综合实习、中期论文及毕业论文的实施,构建“基于应用性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为使学生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一般要求和规范,在第四学期至第五学期,安排专业老师指导学生撰写中期论文。中期论文的基本要求是利用所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农村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必须有实际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支撑。毕业论文是高校实践教学的必修环节。在毕业论文环节,强调选题需理论联系实际,尽量与导师的课题相结合。通过实施中期论文,强化对毕业论文的指导,使学生完成的毕业论文质量较高。2007-2011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入选校级优秀论文12篇,毕业论文的优良率达41.24%。专业综合实习主要包括“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社会经济的调查方法,提高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为期2周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为例,第1周为外业调查,第2周为内业整理和综合分析报告撰写。调查以小组为单位独立开展工作,教师轮回指导和检查。这一以专题调研为特色的综合实习,使学生围绕某一主题从“提出问题和目标-设计问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整理、分析-撰写报告”得到全过程的训练。经过多年的实施,综合实习制度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二是通过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大型专题调研等第二、第三课堂,构建“基于创新型目标的研究型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由高职称、高学历的专业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有针对性地指导社团开展学术活动,并组织学生参加两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研讨会。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研讨会上共获得了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优秀奖11项的好成绩,在校期间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篇。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积极鼓励学生申报学校和浙江省的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由专业教师负责指导申报和实施的全过程。2008-2010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成功申报项目共24项,其中省级6项。大型专题调研主要是指部分学生参与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大型专题调研。2009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挑选了共28名学生参加了农业经济相关课题的调研。通过参加大型专题调研活动,使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重视教学条件建设 建设期内,主要抓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图书资料的建设。 一是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主要依托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总面积600m2,下设6个实验分室:财务会计模拟实验分室、工商管理模拟实验分室、国际贸易模拟实验分室、电子商务模拟实验分室、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分室、金融模拟实验分室。建设期内,新增教学设备(包括软件)近158万元。现有教学设备总值近432万元。在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方面。新建实习基地11个,现有校外实习基地达21个。 二是图书资料建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所需的图书资料除由学校图书馆提供外,由学院图书资料室和专业特色资料室提供。经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每年及时采购能反映专业发展动态与趋势的图书资料。现有藏书1.5万册、学术期刊310种、报纸40余种。同时,建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色资料室1个,现有各类资料和藏书800余册。为学生研究性学习和教师从事科研活动提供了保障。 三、几点思考 首先,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后,如何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从近几年学生就业情况看,就业趋向是以非农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公务员等)为主。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为了体现特色与优势,适应现代农林业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但是,大学生毕业后是否愿意真正走上服务“三农”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如何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除通过对培养环节、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的调整与优化外,更需要加强就业指导,努力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同时打通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的路子。 其次,实践教学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同时实践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专业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密切结合,全方位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奠定稳固的基础。同时,应该注意到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突出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实习基地的作用,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最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涵盖经济、管理两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管理类课程的建设与改革。长期以来,高等农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本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都加强经济学课程,轻视管理学课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农业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本专业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了“农林企业管理”模块,安排1周时间的“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但总体来看,课程设置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综合实习的执行存在较大的难度,效果不理想。为此,需要增加涉农企业管理类课程,并较好地落实综合实习,努力提高实习效果。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浅析 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浅析 实践教学可以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培养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的重要目标。 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轻实践的现象仍然存在。实践教学居于从属地位的问题未能根本解决,目前,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现象仍然存在,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只要将理论知识掌握扎实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将来在工作中也可完成。教育思想和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专才培养”的思想根深蒂固,知识传授纵多横少,基础较窄。加之实践教学需要投入的经费较高,不愿意过多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1.2实践教学教学手段形式单一。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单一化、灌输性教学方式,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师生之间很少交流。实验实习都是采用多年形成的传统方法。 1.3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使实验和实习教学环节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招生人数的缩减。开设该专业的各高校教学院系。不愿将大量经费投入到该专业的独立实验室建设中,各教学院系之间又不能做到实验室资源共享,直接影响了本专业学生实验教学的开展由于实践教学经费一直不太充裕,学生的实习经费多年来一起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由于实习经费的紧张。不得不把本该分阶段进行的课程实习内容一减再减,以便将有限的经费集中起来,保证最后阶段的毕业实习。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开支,本该集中实习的改为分散与集中实习相结合或分散实习,“放羊式”的分散实习使学生实习效果受到很大影响。 1.4实习基地建设工作滞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单位都讲经济效益。由于学生到单位实习,给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许多单位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另一方面,校方由于实习经费不足,不能向相关单位提供优惠政策,也导致一些单位不愿意接受作为实习基地。这就使得~些实践环节只能”走马观花”。甚至因联系不上理想的实习场所将学生”放羊”,实习质量可想而知。 1.5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措施不科学 相比理论课的评价措施,实践教学的评价措施明显滞后。没有制定专门的实践教学考核标准。对实践教学的监控与评价落实不到位。实践教学沿用理论教学以学习成绩为主的考核办法,这种考核办法常常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检测到学生实践能力的水平。 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2.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 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在不断总结过去实践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教育大众化要求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构建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一个中心、三个层次、三种形式”的“133”实践教学模式。 “一个中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中心。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把依附于或与基本理论课相关的实验整合为独立的实验课程,实验课尽可能单独设课。突出实践教学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三个层次”:把实践教学划分为由低到高3个不同的实践层次,即基础技能实践层次、专业技能实践层次和综合创新能力实践层次。基础技能实践包括军事理论与军训,社会实践、基础课实验和上机(公共和学科基础课)等,这一层次重在基础技能与素质训练,对专业有初步的了解,为后续实践教学打基础。 专业技能实践包括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教学实习。实训、专业课实验和上机(专业优秀、选修课),旨在使学生了解本专业技能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强化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同时要了解社会,为综合创新性实践做准备。综合创新能力实践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科技竞赛、学科竞赛等,这一层次重在课内外创新实践训练,强化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创业素质。 3、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运作建议 3.1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的地位,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物化成果和组织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育者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紧紧围绕“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目标,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考虑。首先,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 学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学分最低不应少于总学分的20%,其次。从培养方案上保证理论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保证实践教学环节4年不断线,再次,增设创新学分。采取创新原理教学、创新实践教学和创业实践教学,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 3.2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更新实践教学方式,实践教学方式的改革要突破传统灌输式的授课法。采用引导启发和探索式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实践、实验和实习等实践环节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利于理论知识的巩固及实践能力的提高。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做到有的放矢。努力做到实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习与就业相结合。 3.3增加对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增加经费投入,其一主要是在实验室的建设上,增强实验室的硬件与软件条件,以便实验的开出有强有力的硬件保障。 3.4实验教学的实施应适应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要继续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减少覆盖面小、效率低的小而全的实验室数,加大投入,加强对实验室建设和评估,提高综合实验室服务、育人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应更新实验指导教材。减少重复,扩大系列实验课开设面。打破因理论课程分别设置而造成实验课连续性、通用性不够的局面。30学时以上的实验课应独立开课、单独考核。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要逐步减少印证类实验,增设综合型、设计型、研究性实验。应尽可能增加实验室的开放程度,以满足学生不断发展的需要。 3.5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校外实习基地是让学生直接接触社会。认识参与实际业务操作所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通过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设计性、创造性比较强的实践环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学生形成扎实的基本技能与实践能力。 3.6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实际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突出。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还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应对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深入企事业进行实际调查和研究。丰富他们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并提炼实验实习素材。二是要多创造一些让他们外出进修、交流的机会。一方面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改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也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融合,提高教学效果。 3.7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措施,实践教学的考核是确保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实践教学的考核首先是对教师的考核,可以采用学生问卷调查反馈信息、实践教学质量检查小组评价、实践教学检查组反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量化考核,实施相应的奖惩办法,进而提高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敬业度。其次是对学生的考核,要根据实践教学的特点,考核内容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操作技能,还要有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能力考核,同时理论知识的考核也应从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出发,加大分析创造能力方面的内容,考核方式可以采用笔试、el试、操作考试及实验论文等多种形式,达到培养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改革 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改革 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要求具有系统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农林企业、教育科研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方面工作。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基础专业知识,熟悉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较系统地接受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的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相关的农林科学知识和较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2)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技术经济分析、经济核算、社会调查等方法;(3)具有独立获取知识、计算机应用和信息处理、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基本能力;(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的能力;(5)了解农林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沿和农林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2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困境 2.1 生均实习经费严重不足 生均实习经费不足是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最大困难。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林院校的教育经费不太充裕,安排给每名学生的实习经费一般都在300元左右(实习时间为1个月),生均实习经费为10元/天,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实习要求。以笔者2011年参与的一次生产实习为例,实习地点安排在省内一个距离学校大约200公里的乡镇,每个学生来往实习地点的交通费为100元,住宿费为10元/天,伙食费为10元/天,为每名学生购买保险,人均花费30元,总计730元。生均短缺430元。短缺的这部分经费由学生承担,无疑会影响学生参与生产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实习效果打折扣。由于实习单位一般都没有安排专门的实习预算,如果短缺经费转嫁给实习单位,会增加实习单位的负担,影响以后教学单位和实习单位的合作,甚至导致实习基地撤销。 2.2 难以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 难以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是导致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自毕业分配采用双向选择模式以来,学生择业空间和领域大大拓宽。为了满足这些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要求,教学单位需要相应拓展实习单位和实习内容,以提高学生适应新工作的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实习模式和观念的限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生产实习还局限于为实习单位所在地农村和农民做一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生产劳动方面的服务。这样的实习内容很难与学生以后的工作联系起来,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生产实习效果不理想。同时,与以往的生产实习不同,现在的生产实习点都是依靠教学单位人员与实习单位人员的私人关系在维系。如果教学单位人员与实习单位人员中有一方调离原岗位,原实习点上的生产实习工作就会被迫中断,教学单位必须重新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这也加大了寻找合适实习单位的难度。 2.3 难以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和实习学生数量 难以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和实习任务是影响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效果的另一重要原因。按照教学单位的教学计划安排,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的连续性和方便学生学习,生产实习一般都会安排在寒暑假进行。同时,为了节约开支及便于管理,教学单位一般都会选择进行集中实习。通过与许多实习单位的交流我们发现,上述两种安排均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实习单位很难配合教学单位安排学生实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新员工的培训及考察都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而生产实习只有1个月时间,学生还没有完全培训好或考察清楚就要离开实习单位,这对学生和实习单位都是一种损失。因此,实习单位希望学生能有更长的实习时间。另一方面,集中实习往往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做同样一件事情,忽视了学生的个性需求,同时,实习单位一下子要找这么多的熟练员工来带学生也有困难。因此,大多数实习单位不愿意接纳太多的学生进行实习。此外,大多数高等农林院校都是在第七学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实习,这恰好是考研及就业的关键阶段。考研及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实习秩序和实习任务。 3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的调整与完善 3.1 细化生产实习方向 以提高学生生产实习效果为目标,细化生产实习方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可进行生产实习方向的细分,以更好地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农林经济管理生产实体上可以划分为农业企业管理和乡镇经济管理两个方向。这样的划分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使学生能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实习方向。既体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也增加了与工商管理专业的差异性竞争优势。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细化生产实习方向的前提是加强生产实习经费的投入。一部分投入用于实验室的建设,增强实验室的硬件与软件条件,使实验室可以高仿真度地模拟农业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一部分投入用于校外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和维护,在组织管理运作中投入更多的费用,让不论是集中实习还是分散实习,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3.2 增加实验室模拟实习环节 以提高学生适应新工作能力为目标,增加实验室模拟实习环节。通过充分挖掘校内实验室、大学生创新基地、科研基地等的潜力,配合学院各建设经费的使用,尝试建立农业企业管理仿真实验室。在校外实习之前,先通过农业企业管理仿真实验室进行模拟或实训,使学生熟悉企业工作内容和环节。然后,利用校外实习进一步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实习效果。校内实验室模拟实习基本不需要实习经费。因此,可以考虑适当缩短校外生产实习时间,增加校内实验室模拟实习时间,将有限的实习经费用在具有代表性的校外实习基地上。 3.3 灵活安排实习时间与人数 以满足实习单位需求为目标,灵活安排实习时间与人数。与大型涉农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与沟通关系。由企业设计培训模式,确定实习时间和人数。由学生提出实习单位类型与实习职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将企业与学生的要求进行对接,为学生安排合适的企业,并按照企业的要求在第四学年安排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生产实习。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与企业开展经常性的沟通,熟悉不同行业背景和企业管理场景及其对人才技能的需求,了解企业对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能力需求的关键点。与学校周边的乡镇建立良好的合作与沟通关系。由乡镇或村提出需要的服务和帮助,确定每一个实习点上的实习时间和人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将没有到企业实习的学生统一安排到各实习点进行生产实习,实习时间为期四周。在实习期间,学生早出晚归,先按照统一设计、不断完善的调研内容进行实地分工调研,再按进度进行数据处理,完成新的资料数据库建设,并进行反馈补充,然后调出历史数据供实习学生选题研究分析,得出各个角度的实习分析报告。 3.4 加强实践教学队伍建设 以保障生产实习教学质量为目标,加强实践师资队伍建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生产实来逐渐被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对科研越来越重视,使教师没有或者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因此,要切实提升实践教学的地位,鼓励优秀教师指导学生生产实习。要提高生产实习的效果,必须选派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通过实习中与老师的交流,可以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提高以及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同时,采用多种措施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学生实习指导,通过承担实践教学任务,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探析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探析 本文在介绍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为提高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一、《计量经济学》课程简介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用定量方法研究经济活动规律的一门应用学科。1926年挪威经济学家r. frish(弗里希)模仿生物计量学(biometric)第一个提出了计量经济学概念。1930年12月29日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和1933年学术刊物econometrics的创办,正式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首次将计量经济学列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八门优秀课程之一。现在,几乎所有的院校都已将计量经济学列为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 klein(克莱因)所指出的:“计量经济学已经在经济学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数大学和学院中,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经成为经济学课程表中最为权威的一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 samuelson(萨缪尔森)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实用化或探索实证经济规律。 通过这门课程教学,学生能够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结构分析和政策模拟评价。具体来说,一是具有扎实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功底,为经济学其他课程的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二是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提高经济计量分析能力和水平,为将来进行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存在问题 (一)老师和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 据统计,从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至2008年,一共有62位经济学家获得此荣誉,直接对计量经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达10余人。当前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其教学计划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了学生应用数学工具去思考和描述经济问题和政策的能力。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学的广泛应用,学生必须学会用数学工具描述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与国外相比,国内高校对学生的数量分析方法不够重视,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教学为例,很多老师和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无非就是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提不出什么创新的思想和成果,轻视定量分析。 (二)对计量软件学习不重视。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学生学习该课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能熟练地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预测,从定量的角度研究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相关问题。计量经济学课程涉及大量的数学理论的推导和证明,如果用手工去推导和证明,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非常复杂。如多元线性回归中,运用最小二乘法去估计参数,很难解出各参数具体的表达式。使用计量软件则可大大减少复杂的计算过程,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软件,输入程序或点击就能力建立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科生来说,学习的计量软件种类不必多,一种就足够,比如eviews,这是一个专业的计量统计软件,操作非常方便,不需要编辑复杂的程序,只需点击按钮就能完成模型的建立和数据的预测,比较适宜于本科生。 (三)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偏少。 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被并列为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优秀课程,然而计量经济学的课时却少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课时。海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仅为32学时(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48学时)。在这短短的32课时内,即使只是向学生讲授经典的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另外辟出时间供学生上机实习软件操作了。 (四)基础课程知识缺乏。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学生必须学习宏微观经济学、数学(主要是线性代数)、统计学和电脑技术等课程。实际上,大部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在高中是文科生(以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8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有近60%左右的学生在高中是文科生),上大学之前的数学基础较弱,对数学学习有厌烦心理。虽然进入高校后学习了数学、统计学等相关理论知识,但大部分学生很难掌握好。特别是统计学中关于现价与不变价的转换,环比指数与定基指数,以及定基指数之间的变换,很多同学没有掌握好。由于缺乏这些课程知识,学习计量经济学失去了一定的基础,这是导致大部分学生难以学好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偏重理论教学,轻视实验教学。 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有两种现象,一是偏重理论和方法,在教学中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缺乏实际操作;二是偏重实际应用,忽略对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讲解。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强调理论与应用并重,既强调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又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以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8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开设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只有理论课时,没有实验或实践课时。首先,从学生角度来看,不少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只是一门理论课程,与实践几乎没有关系,从而在思想上轻视实验教学;其次,纯粹的理论教学,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理论知识,导致学生表面上听懂了老师讲授的理论,一旦自己通过建立模型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无从下手,从而对该课程产生厌倦情绪。通过增加合理的实验教学,学生不仅能及时地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而且能发现问题和加深对理论理解,认识到该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让学生能够体会到计量经济学在实践中的用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六)对计量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认识不明确。 大部分老师和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认识不明确。如,不少人认为计量经济学仅仅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技术分析工具,没有意识到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定量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很多人不清楚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关系,由于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教材涉及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侧重于数学证明和推导,因此很多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就是数学或统计学。如果老师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说明,那些对数学厌烦的学生也会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产生抵触心理。 三、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率的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以适应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要求,应当从多方面探索“计量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正确认识计量经济学。 实际上,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数学、电脑技术和统计学的相结合的综合学科,经济学为计量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相关理论和经验,数学和电脑技术是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统计学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特别是数据的调查、整理、汇总和分析及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计量经济学学会的创始人fisher(1993)在《计量经济学》期刊的创刊号中指出:“计量经济学学会的目标是促进各界实现对经济问题定性与定量研究和实证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促使计量经济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使用严谨的思考方式从事研究,……只有将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三个要素互相融合,才能发挥各自的威力,才构成了计量经济学。”在对计量软件如eviews、spss、sas、stata等的结果分析中,要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对结果进行解释和检验,判断所建立的计量模型是否符合经济学理论。 (二)注重edp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的应用。 edp(exploration-discussion-practice)教学模式是指利用“探究—讨论—实践”三环节有机组织教学的一套教学模式,其教育理念为着眼于学生对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深刻掌握和灵活应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使教学过程变得富有活力和创造性。这种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教师的引导性、学生的主动性和过程的互动性,老师适时转化角色,由原来的知识授课者转变为引导者和问题咨询者,让学生积极参与到edp教学模式各环节中,教师与学生不断进行教学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与反馈,形成强烈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三)适当增加课程时间。 由于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应适当地增加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时间,可以将现在的32学时增加到48学时。课时安排上:理论课时与实验课时比例为3∶1,即理论课时32学时,实验课时16学时。这样既能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知识讲解,又能进行实验操作。 (四)加强基础课程知识的学习。 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般在大三开设,而作为基础知识的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课程往往都是在大一、大二开设。由于时间上的间断,很多学生早就忘记了这些理论知识。而这些基础理论知识的缺乏造成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产生畏惧心理。因此,应加强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基础课程知识的学习。首先,老师要求学生课后及时地对基础课程进行复习,对基本的理论和原理有所了解。其次,老师在上课期间,应对线性代数、微积分、统计学、经济学等相关知识做系统复习。特别是针对学生数学基本薄弱的特点,加强对线性回归分析的复习,使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了解和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第三,应选择优秀责任心强的教师来讲授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课程,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注重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案例教学是衔接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一个有效的中介环节,在讲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讲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从现实生活中选择典型案例,如上学期某班级某门课程学习成绩的因素分析,cpi上涨对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等等。案例教学一方面能让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能为实验教学奠定基础,学生可以根据典型案例进行上机操作,触类旁通,掌握计量经济模型建立和预测的方法和技巧,强化学习的效果。最后,教师要及时地进行总结,有针对性地指出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时要注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六)加强实验课教学,建立学生撰写实验报告制度,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计量经济学课程与计量软件紧密结合。 计量经济学课程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实验教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理论知识是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基础,而实验教学又是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延伸,反过来有利于正确理解理论知识。因此,在教学中要合理衔接理论和实验,在时间安排上,根据教学内容来合理安排教学实验,每章结束后要安排一次上机实验课。首先,由老师结合实际案例运用计量软件进行现场演示,对环节、过程和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解释。其次,老师演示结束后,由学生根据要求独立地完成实验内容,并撰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验要求,实验结果和实验心得,或实验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等等。通过建立撰写实验报告制度,老师可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了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 作者:刘强 戚迪明 张广胜 江金启 论文 关键词:农林 经济 管理 就业需求 课程体系 改革 论文摘要:从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变化入手, 总结 了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现行的专业课程体系部分课程已不能适应毕业生就业需要。针对目前课程体系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思路。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 发展 高等 教育 进程中较早设置的专业,作为农业经济和农业 企业 管理相结合的本科专业,为国家农业和 农村 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从外部条件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专业内部来讲,培养目标决定了专业的特色与定位,而培养目标的实现又以专业课程体系为依托。所以,课程体系的设置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服务,其合理性最终取决于是否满足对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基于此,试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变化来探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以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 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毕业生就业单位、毕业生就业率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变化 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本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在各类农(林)企业、教育科研单位和各级政府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 金融 财会、政策分析等方面工作。基于此,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分为四大类型即企业、教育科研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包括考取研究生、自主创业等)。其近20年就业方向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企业就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教育科研单位就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原因在于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愈加规范,竞争也日趋激烈,行政单位必须参加公务员 考试 ,事业单位也实行统一招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学历层次日益提高,导致进入教育科研单位的门槛提高,很多用人单位要求必须具有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而各类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对毕业生学历、学位的要求不高,所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目前更多就业于各类企业。 (二)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 从1996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实行完全市场化的双向选择。由于就业政策和就业领域的变化,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表2为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与经管学院近5年就业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呈一个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近2年就业率下降明显。虽然与学校的总体就业率对比处于中游水平,但是对比经管学院平均就业率而言明显较低。 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专业方向及选学课程意愿的调查 学生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学习过程中,大多选择能快速提高就业竞争力、实现毕业就能就业或对就业帮助较大的专业方向和课程。 (一)专业方向的选择意愿 为了给学生学习和就业更多的自主选择,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2003级开始,让学生在大三实行明确的专业方向选择,具体方向为农村发展和企业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方向课。近4届学生专业方向选择情况如表3。 从学生专业方向选择的情况来看,除04级学生在两个专业方向选择基本持平外,其余几届学生大部分选择了企业管理方向。经过调查了解,学生的选择专业方向更多考虑的是市场就业需要。 (二)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 为了了解学生对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农林 经济 管理教研室对三、四年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学生最喜欢的专业课程”这一选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管 理学 原理、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农产品国际贸易。其中,管理类课程占到60%,而经济类课程只占20%。 “在对就业最有用的专业课程”这一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 会计 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经济法。管理类课程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学生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目前课程设置上的一些漏洞和问题。 三、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类课程与管理类课程的平衡问题 农林经济管理是涵盖农业、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授予学生的学位从早期的农学学士到中期的经济学学士以及现在的管理学学士,体现了 教育 界对这一专业认识的不断变化过程。最初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以农业经济学为主线,强调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际上成为农业经济专业。在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前,国家更多需要具备较强经济学知识的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各级政府的农业经济部门成为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但随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变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企业 逐渐成为接纳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的是具备较强微观管理能力的学生。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变化,近年来,专业在教学计划中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管理系列的课程,但与一般的管理专业相比,从课程体系来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较大差距。 (二)“重理论,轻实务”的问题 随着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在人才培养的层面上,也由原来的宏观型、理论研究型逐步转变为通用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的转变,必然要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在当前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重理论,轻实务”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这也是全国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个通病),具体体现在:(1)在教学方式中,专业课程的讲授大多依然采用的是“教听式”,而强调实务操作、学生参与的教学方式较少;(2)在教学计划中,原有的专业课程实习较少,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三门课程;(3)考核方式中也存在一定问题,考核的方式较为传统,很难从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出发来进行。 (三)课程体系的“专”和“宽”的问题 由于农林济管理学科自身的宏观性和宽泛性,以及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 发展 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包含了较多其它学科或专业的课程:如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会计类课程;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农业保险学等 金融 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等贸易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领域,增加了知识面,拓展了知识结构,但受到学时限制,使得这些“宽”与“专”相互竞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优秀竞争力在哪里,始终是现行农林经济管理课程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一直在不断微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适应市场就业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体系构成等方面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 (一)课程体系应以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的 科学 文化素质,二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学生的目的除上述外还包含着提高自身社会生存能力,社会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就业竞争力。如果大学是“工厂”,培养的学生就是“产品”,评价这个“工厂”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产品”是否受社会欢迎。社会欢迎就意味着学生就业竞争力强,高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才算完成。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调整过程中,应时时把握学生就业需求目标,在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好的为学生实现就业而服务。 (二)把握好专业的“共性”和“个性” 从“共性”的角度来讲,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涵盖经济和管理两大学科,目前授予的是管理学学士学位。因此,在课程设置中,经济、管理通用型课程应是其主体,这是“共性”问题。但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又有自己的“个性”问题,需要有一部分专业课程来体现这种“个性”,这也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所在。 (三)细化专业方向的划分 为了更好的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全国绝大部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进行了专业方向的划分,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也划分了“ 农村 发展”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前者偏重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是为学生继续深造服务的方向;后者偏重于实践,是为学生就业而服务的方向。但这种划分可以更加细化,如“企业管理”方向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农业企业管理”、“涉农企业管理”等。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另一方面增加与工商管理的差异竞争优势,增加学生就业的优秀竞争力。 (四)增加实务类课程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属于“软科学”类专业,这类专业较大的问题就是专业实践技能的缺乏,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课程体系中,一方面应增加实务类课程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增加课程实践环节,还可以与技能类证书考核相结合,如注册会计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市场营销师、报关员等。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新时期农林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新时期农林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了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计划。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本文由术支持,更需要人才支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肩负着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人才的历史使命。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传统及优势专业。长期以来,专业人才的培养始终处于如何体现优势、特色与兼顾就业的两难境地,人才培养的正确定位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专业方向设置和课程设置上离农现象严重,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其他经管类专业相比,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及农村就业环境及政策的改善,目前该专业大学生投身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愿望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本文基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试图根据学生需求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提高学生自身能力,从而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情况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原来分为农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和林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才将这2个本科专业调整为1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不同农林高等院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侧重,通常农业院校( 如中国农业大学等) 构建的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偏重于农业经济管理,而林业院校(如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 则偏重于林业经济管理。但都有涉及农林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实践教学环节等构成,具体课程设置情况见表1。 实践教学环节 基础会计学实习、统计学原理实习、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农林业概论实习、技术经济学实习、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 暑期社会实践、中期论文、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查——基于学生的调查 本研究对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发放问卷165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51份,有效问卷率达91.52%。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体认知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情况、对专业优势及就业方向的认知、对专业喜爱程度的变化情况、未来就业方向的选择等。调查发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第一志愿的学生只有75人,占调查总数的49.7%。认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其次认为专业知识面涉及农业、林业、经济、管理四大学科范畴,师资队伍强、拥有课题多,提供的综合实习等机会多也是该专业的主要优势。对未来就业方向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2人,占调查总数的1.3%;基本了解的学生有115人,占调查总数的76.2%;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19.9%和2.6%。与刚入学相比,17.9%的学生越来越喜欢该专业,17.2%的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该专业,而64.9%的学生认为和之前差不多。在“未来的就业方向”这一问题上,选择在一般企业就业的最多,其次分别是事业单位、公务员和考研,而选择大学生村官、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自己创业的较少,另外也有少数在校学生表示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就业方向。说明目前学校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部分学生对该专业没有充分的了解。学生长期以来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投身于“三农”的愿望往往较弱,其就业去向选择绝大多数与“三农”无关。 2.对课程设置的看法与要求 (1)对课程体系总体上的看法与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4人,占调查总数的2.6%;基本了解的学生是110人,占调查总数的72.8%;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23.3%和1.3%。从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来看,仅有1.3%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41.7%的学生感到较满意,49%的学生感到满意,仅有8.0%的学生表明不满意。当问及该专业最需要加强的是哪方面的课程时,有40.4%的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实践类课程,30.5%的学生认为是农林类课程,15.9%的学生认为是管理类课程。当问及目前急需补充的知识是什么时,53.6%的学生表示急需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39.7%的学生急需补充通用知识,剩下6.7%急需补充其他方面的知识。 (2)对公共基础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体育类和思想政治类课程。其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需要加强教学力度,尤其是计算机类和英语类课程。在计算机类课程方面,学生希望可以开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库等课程。关于英语课,仅有6%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很有效果,38.4%和32.5%的学生分别认为有些效果和效果一般,认为不太有效果和没有效果的学生占23.1%。可见,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当问及英语课开设几个学期比较合理时,有56个学生选择“6个学期”,53个学生选择“4个学期”,35个学生选择“2个学期”,其余7人选了“其它”选项。当问及数学课难度如何时,认为很难的有5人,占调查总数的3.3%;认为较难和一般的分别有48人和83人,分别占31.8%和55%;认为较容易和很容易的学生占9.8%。可见,有相当部分同学对目前英语课安排4个学期不太满意,有37.33%的学生希望延长英语学习时间;有45.1%的学生认为数学课程偏难,应适当降低难度。 (3)对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本次调查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相关内容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总体上,学生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满意度较高,但相比之下,对课程的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满意度相对较低,有12.6%的学生对课程的授课方式不满意,11.9%的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满意,18.6%的学生对考核方式不满意。当进一步问及“如果对授课方式不满意时,应增加哪些授课方式”时,有68人作了回答。选择“增加案例教学”的有46人,选择“实习、实验室模拟”的有45人,选择 “综合性课程设计”的有30人,选择“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的分别有27人和21人。在回答“若不满意,认为教学内容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时,有64人做了回答。选择“知识面很宽,但缺乏深度”的有45人,选择“内容枯燥、过时,缺乏热点问题”的有41人,选择“不同课程之间,部分内容经常重复”的有27人,选择“教材不统一,不够系统”和“重经济学,轻管理学”的分别有23人和19人,而选择“重国内理论,轻国外理论”的仅有8人。在回答“若不满意,应增加哪些考核方式”时,有46人作了回答。选择“撰写小组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9人,选择“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1人,而选择“开卷测试”和“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的分别有6人和2人。可见,学生对改革目前传统的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单一的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的呼声较强,希望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多样化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3.对实践教学环节的看法与要求 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所开展的实践环节,42人认为最有效果的是“农林业概论等课程实习”,35人认为是“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实习”,也有35人认为是“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32人认为是“毕业实习”,而选择“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和“暑期社会实践”最有效果的分别仅有4人和1人,余下2人觉得以上实践活动均没有效果。由于综合实习是农林经管专业的一大特色,且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历练作用,因而对综合实习作进一步了解。调查结果显示,60人认为综合实习的时间“两周”最宜,52人认为是“一周”,21人认为是“四周”,18人认为是“三周”。当然,学生也反映目前综合实习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有:综合实习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经费不足,补助标准过低;难寻合适的实习单位;时间安排不合理;缺乏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依据;实习地点偏远;人数安排不合理等。 三、对策建议 1.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 调查发现,学生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未来的就业方向等均不是很了解,而且“轻农”思想较为普遍。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册和师生交流会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专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同时,应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尤其是就业指导,改变其传统的思想观念,增强学生对该专业的热爱,培养学生的“三农”情结,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工作,尤其是到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选择大学生村官作为将来的就业方向。使大学生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2.根据学生需求适当调整公共基础课 各类公共基础课中,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计算机课程。除《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基础》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外,建议增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和数据库等较为实用的课程。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调查显示,约37%的学生希望英语课能开设6个学期,因而可以适当增加英语学时,或者延长英语课的学习时间,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学习的机会。此外,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降低数学课的难度。 3.改革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大学生的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学生寄予了厚望。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要加强改革力度。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的授课方式,增加案例教学,实习、实验室模拟,综合性课程设计,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等授课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重视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其次,要改革教学内容,教师应经常性的开展教学讨论,注意避免不同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重复,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适时加入热点问题,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要改变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的性质,有选择地采用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开卷考试、口试等考核方式,以测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个人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起点和收入,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就业方向,个人的知识积累决定着工作中的进步。长期以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比较注重经济学和管理学,而实践类和农林类课程显得较为薄弱,调查中,70.9%的学生反映需要加强这两类课程的教学力度。 同时,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才都需要对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管理的实践具有一定认知,并具备独立解决相关问题的理论储备和实践能力,学校应把实践教学作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综合实习存在的问题,建议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适当增加实习时间,合理安排人数,避免学生走马观花;提高补助标准,调动学生积极性;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依据。此外,要丰富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项目,完善第二课堂学分制度,并建议通过与“优秀毕业生”、“优秀班干部”和入党推优等挂钩,促进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现状及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农林经济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农林经济的管理工作关乎三农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更是农林经济相关问题的重中之重,文章就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针对分析的问题提出可行性策略。 关键词:农林经济;经济管理;创新管理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林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农林经济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环节。现阶段,我国的农林经济管理问题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建设农林经济科学管理体系迫在眉睫。 二、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说,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相对落后于我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特别是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关于农林经济管理的相关问题,其在内外部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建设。首先,我国农林经济缺乏优秀竞争力。农业包含着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多种基本模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发展系统。随着我国农林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农林经济增长方式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农林经济发展仍然缺少优秀竞争力,这是由于我国农林种植面积的分散,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不足,农林经济工作效率的低下造成的。其次,我国农林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相关问题,大量的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导致我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对农林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滞后影响。此外,资金及人才方面存在缺陷。我国现阶段的农林经济发展是达不到社会发展的整体需求的,据准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土地闲置的状况,这就大大制约了农林经济的发展潜力。而且,我国的教育体制下缺少对优秀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真正专业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很少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工作,这就造成了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先进性和科学性的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林经济的发展进程。 三、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切实解决我国的农林经济管理相关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科学的规划和布局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占用,推出相应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充分激发农民的工作热情,为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生产力保障。同时,农林业应该大胆的应用现代化的先进管理理念,不断完善农林生产的物资完备,以科学的手段改进农林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艺,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土地出产率,科学的提高农林经济的综合竞争力。2.采用现代化管理,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农林经济的发展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农林经济管理体系。农林经济要切实得到发展,不论是从物质的基本条件上,还是科学技术上都要共同发展,共同为农林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人员队伍需要大量吸收具有专业素质的相关人才,这些人才不但要掌握专业的农林经济管理相关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管理的过程中更多的向农村的广大农民普及农林经济的相关科学知识。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种植和管理技术,才能实现农林经济生产水平的全面提高。另外,农林经济的管理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对广大农民在农业科技、林业信息、农业信息、生产销售等多方面进行科学的指导,充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林经济管理的快速发展。3.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林经济的管理关乎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林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促进农业集约化的建立,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国的农林经济水平向世界领先水平不断前进。针对这一方面,首先,必须大力加强我国的农业教育举措,努力提高我国农业人口的各方面素质,杜绝文盲的存在,使我国广大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水平能够满足社会对农业发展的要求。其次,要加强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技术服务和科学管理等各方面全面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以先进的农林科技和管理结构来推进我国的农林经济体制改革,以现代化的科学手段提高我国的农林经济水平。4.深化科教兴农战略。针对我国农林相关专业人才缺乏的情况,应该大力深化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生产力的素质水平是关系着农林经济切实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想我国的农林经济水平能够快速增长,就必须依照现阶段对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规划,加强农村地区的素质教育投入,全面提高我国农村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此外,还应该加强农村地区科技服务站的建设,针对具体地区的具体农业条件与农业水平,对当地的农业技术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科学技术推进我国农林经济的不断发展。5.创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农林经济急需大批的相关专业人才,对此,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创新建设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要不断加强学科特色建设,协调处理好专业中经济与管理、传统与新生、近农、非农与离农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要加大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投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最大特色就是服务三农,不断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目前,我国的农林经济正面临着几个重大的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二是从计划农业转向市场农业。总而言之,我国现阶段的农林经济建设需要更多,更专业,更适合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人才,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必须建立起全新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水平和过硬管理能力的优秀农林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国的农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农林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随着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的科学建立,社会服务系统的完善,以及科技兴农,科教兴农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的农林经济一定会具有更强的优秀竞争力,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作者:徐东升 单位:南昌市湾里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管学科渔业经济管理 摘要: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滞后、社会重视不够、就业难度较大等方面,建议构建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培养目标、树立重视基础产业学科的社会氛围和注重能力培养树立良好就业观。 关键词: 农林经管;学科建设;困境对策 上世纪末各地高校扩招扩建以来,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都在不断地调整教学方向,各自努力把高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性的大学。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的海洋水产高等院校也都积极努力地发展综合学科,努力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渔业是我国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农业总产值的9%,渔业人口达2000多万。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渔)业现代化,就应该更加重视大农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推进新农(渔)村建设,就必须解决“三农(渔)”问题,就不可忽视渔业、渔村和渔民问题,这都离不开渔业经济与管理人才的培养。作为农(渔)业院校的重点应该放在能够直接服务社会的应用型研究人才培养方面,这就要求学生应具备基本理论基础的同时,必须拥有比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将自己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工作之中。而水产(渔)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支撑,与现有海洋水产院校的学科设置不相匹配,其发展面临着困境。 一面临困境 (一)学科发展缓慢 农林经济管理中的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教育在我国历史较长,如上海海洋大学的渔业经济管理学科教育,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设有渔业经济研究室,向学生传授有关渔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1985年该校渔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招生,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唯一的本科专业;2002年随着渔业经济管理硕士点、农林经济管理硕士点和渔业经济与管理博士点的设立,成为具有全学科支撑的专业。虽然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办学的时间比较长,学科支撑有力,但与其他经济管理类学科和专业相比,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目前全国海洋及涉渔院校都开设和设立了专业,但基本培养模式雷同,形成相对单一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育内容,专业办学规模比较小,力量分散,缺乏相关学科群的支撑,使得办学力量难以集中,资源配置分散,造成学科发展不尽理想,难以形成学科特色。 (二)社会重视不够 在当今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会计、国际贸易和物流等领域,对“农(渔)”字当头的专业,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社会的歧视,认为学习农业没有意义,学习渔业更没有意义,使得优秀学生不愿填写和报考该专业,学生就学率低下,专业名额极少。从上海海洋大学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报考生源来看,2010~2012年三年间学生第一志愿报考率分别为61.1%、42.6%和51.1%,而且学生都不愿意调剂,其调剂录取率基本为零,并且在上海地区的报考生源均为第一志愿录取,其他省份的第一志愿报考率较低。同时,由于产业的因素,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其他专业能够扩大招生规模,而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招生规模难以扩容,其本科学生人数一直维持在40名左右,且入学以后要求转专业学习的学生数量较多,造成学生生源严重不足。 (三)就业难度较大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专业的局限,涉农类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实力相对较强,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在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导致学生人文教养不足,综合能力欠缺。同时,由于用人单位和部门的偏见和误解以及就业配套机制的缺乏,使得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大,削弱了学生到基层工作的意向。目前,农林(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去向主要集中在企业、灵活就业和继续就学等方面,专业对口就业率低下。根据《上海海洋大学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2013)》的统计,该校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度为46%。以2012届毕业生为例,在34名毕业生中,继续就学(国内外)的11名,占总数的32.4%;从事与专业相关、到涉农类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仅为4人,占总数的11.8%;从事经济、管理类工作的19名,占总数的55.8%。尤其在学生就业上,校院发动全系老师的力量,并通过校友介绍等途径,推动学生就业。 二对策建议 (一)构建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培养目标 涉农(渔)类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要求,注重农(渔)业经济和经营管理应用人才培养,对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设置,增加人文社会类基础课程和产业实用技能型的实践内容。同时,应根据国家对基础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趋势,增加相关实用课程设置,并跟踪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建议意见,结合国内外专业学科发展实际,积极改革教学内容,优化培养方案,构建既具有渔业特色,又包含经济与管理的教学模式,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和适应能力。 (二)树立重视基础产业学科的社会氛围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看,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国家政策一般以重农主义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发展,其政策导向逐步由重农主义转为重商主义。但在经历战争、经济大萧条和环境问题等危机之后,又出现了重视基础产业的大环境。推进现代农(渔)业建设,符合世界发展规律。只有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因此,需积极呼吁社会各界树立重视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思想,只有农业稳固了,国家才能稳固。而农业的稳固和发展,迫切需要依赖大批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需要大量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涉农院校的大力培养,需要社会重视和支持基础产业和学科建设。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对涉农院校的偏见,加大财政投入和招收农(渔)业大学毕业生力度,为人才培养和流动提供良好环境。 (三)注重能力培养树立良好就业观 随着我国现代农(渔)业建设以及渔业科技的突飞猛进,社会对农林(渔业)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期望,要求学生不仅能具备专业应有的理论知识,而且能具备实际工作的能力。针对社会需求的变化,农林(渔业)院校应改变培养方式,注重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是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积极探索既能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又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二是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三是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努力克服自身专业等方面的压力,理性对待自己的人生观。 作者:乐家华 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蓝色课程构建 1构建蓝色课程体系的内涵 在自然界中,人们会感受各种颜色。蓝色,海的颜色,具有沉静和理智的特性。给课程赋予色彩,需要依据和判别。蓝色课程的界定,一定从课程性质、课程内容、课程地位、课程目标等几方面考虑。一定突出体现涉海、涉水、涉渔、涉农的特点。构建蓝色课程体系,即所有蓝色课程的集合,并以类别和层次区分和联系,使其形成整体,形成合力,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现行的培养计划,设置了三个层次的蓝色课程。即通识教育层次、专业基础层次、专业层次。三个层次蓝色课程之间相互紧密联系,互为支撑和递进,共同构建农林济经管理专业蓝色特色。蓝色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决定的。海洋大学设置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蓝色课程群,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蓝色特色突出,定位准确,实现专业建设错位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蓝色课程体系建设,是专业发展、竞争压力决定的。增加蓝色课程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比重,通过培养方案,教学实践等诸多环节实施,体现,增强本专业的优秀竞争力。蓝色课程体系调整,是就业需求、服务面向决定的。通过蓝色课程群调整完善,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使之明确专业方向,就业目标,提高就业率与就业质量。 2蓝色课程体系构建的原则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衔接好蓝色课程之间的关系,为此,应遵循以下原则: 2.1蓝色原则 蓝色原则是蓝色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海洋大学设置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海洋与渔业经济管理培养专业人才需要体现涉海、涉水、涉渔、涉农的专业特色。因此,在培养方案中,一定要设置与其他大学相区别的蓝色课程及蓝色课程群,支撑海洋科学和雨夜科学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2.2科学原则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特有的行业背景和内在规律,是一门科学。蓝色课程体系构建本身,既要考量海洋大学的办学优势和区域经济、行业经济发展状况,又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还要符合专业建设的实际,培养应适应行业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所以,设置必须科学。 2.3创新原则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没有现成的东西拿来就用,需要创造,需要创新。创新的目的是对现行的课程体系设置进行改革,探索出一条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色建设之路,以前瞻眼光,瞄准未来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趋势,在不断创新中保持优势,使特色专业前景明朗,充满活力。 2.4适应原则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对于人才培养的质量至关重要,但再好的课程体系也要适应专业特色建设及行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适应学校发展的定位目标和师资队伍建设,适应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教学资源整合优化,适应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的提升。 2.5协调性原则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首先要与国家及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要求相协调,其次与行业、企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规格相协调,再次是与海洋大学学科特色优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协调,最后是与学院的其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等相协调。 3构建蓝色课程体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培养目标问题 解读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一定是围绕海洋、渔业、食品三大产业,培养专业人才和技术实用人才。如何做到蓝色课程体系设置科学合理,既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又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又符合行业经济发展规律,特色突出,专业定位准确的培养目标。 3.2师资队伍问题 海洋大学的师资队伍肩负着为我国培养海洋、渔业专业人才和技术实用人才的重任。在所有学科和专业中,均设置海洋科学、渔业科学教学内容。承担海洋科学、渔业科学教学任务的专业教师人数少,年龄偏大,教学任务较重,亟需调整师资结构,引进和培养海洋科学、渔业科学教师。 3.3资源共享问题 海洋科学的迅速崛起,对人才的刚性需求大幅度增加,而海洋大学的教育资源则明显身单力薄。图书馆、科研成果、期刊、网络等资源共享问题直接影响到蓝色课程体系建设。试想海洋大学建设一个系统、全面、开放的网络教学平台,不仅实现各海洋大学间的教育资源共享,而且利于蓝色课程体系建设。 3.4教材建设问题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需要蓝色教材。就目前而言,蓝色教材是缺乏的,加强蓝色教材选用及编写工作乃当前要务。首选教育部规划教材、部级重点教材、省部级优秀教材。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编写具有海洋和渔业特色的蓝色教材,包括电子教材、多媒体教材,支撑蓝色课程体系。 3.5课程设置问题 构建蓝色课程体系,是从课程设置开始的。这些课程包括通识课(含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公共集中实践)、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集中实践四大模块,既有蓝色课程,又有非蓝色课程。如何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服务面向设置蓝色课程,并处理好蓝色课程之间及与非蓝色课程之间的关系是较难的。 4蓝色课程体系构建与应用 4.1蓝色课程设置 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依据专业定位,突出特色,完善培养模式。在蓝色课程群设置上,既要科学合理,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又有符合行业经济发展规律。蓝色课程的内容相互独立,但相互衔接合理,优势互补,益于本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优化,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就业质量。设置的蓝色课程有:水产专业外语、渔业概论、渔村社会学、渔业政策学、渔政学、渔业法与海洋法、水产品营销学、水产市场调查、渔业经济学综合实习、渔村渔业调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渔业经济学、渔业技术经济学、海洋经济学、渔村经济学、渔业管理学等。蓝色课程的总学时和总学分数占整个培养计划的总学时和总学分数的15%~20%。 4.2蓝色课程体系构建 根据体系的定义,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我们设置了三个层次的蓝色课程系统。第一系统,为通识教育课程系统:包括水产专业外语、渔业概论、渔业法与海洋法、农村社会学、农业政策学课程;第二系统,为专业基础课系统:包括渔政学、农村经济学、水产市场调查、渔业经济学综合实习、渔村渔业调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课程;第三系统,为专业课系统:渔业经济学、渔业技术经济学、水产品营销学、海洋经济学、渔业管理学等课程。三个系统的蓝色课程之间相互紧密联系,互为支撑和递进关系,共同构建蓝色课程体系。 4.3蓝色课程体系应用 构建的蓝色课程体系已经纳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开始实施应用。从应用的实际效果看,明确了专业对培养目标、突出了专业特色和服务面向。调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蓝色课程体系设置,以及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之更趋于科学合理,凸显差别优势。蓝色课程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培养蓝色人才,不会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调整、改进、完善,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总结实施应用效果,有必要对蓝色课程群的教学大纲进行调整,对蓝色课程的课程内容进行增补和删减论证听证,使之更加符合我国海洋经济、渔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增设蓝色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增加蓝色实践环节,补强蓝色课程体系。 5结语 蓝色课程体系构建,是继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涉农、涉渔、涉海特色,密切为区域经济、行业经济、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的需要。通过蓝色课程体系建设,突出专业特色,不断完善培养模式,增强本专业在全国同行中的优秀竞争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有助于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蓝色课程体系构建,也是解决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中的定位不准、缺乏特色、就业困难、竞争力低等实际问题。构建具有特色鲜明、全新的蓝色课程体系,推进专业建设,需要创新,需要教育理论、专业理论指导,需要密切联系实际。 作者:孙建富 孙培立 曾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人才培养的农林经济管理论文 1调查基本情况 1.1数据来源 为掌握甘肃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有关教学需求的基本情况,设计了包含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材、教师角色、实践教学等内容的调查问卷。于2013年3至5月针对甘肃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开展了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问卷有效率93.08%。 1.2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从性别看,由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文科专业,因此女生比例较高。从年级看,三、四年级学生均有涉及,其中三年级已学部分专业课程,而四年级已学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课程,均对专业课教学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能够对调查内容作出真实回答。调查样本在性别、年级方面分布合理,具有较强代表性。 2基于教学需求调查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现状描述 2.1专业方向不鲜明、授课内容与“三农”结合度低 专业课学习对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学以致用有重要作用,因此农经课程授课内容应穿插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新举措。调查中有63.7%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授课内容比较陈旧,92.3%的学生认为教师授课中很少或基本没有聚焦“三农”问题。这一方面与教师个人学科背景、科研经历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与当前学生、家长的就业意愿相关。农业院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受传统的“跳出农门”观念影响,很多学生难以确立强烈的爱农情感、兴农责任、强农使命,不愿涉农就业;而更多地跨专业选择银行、保险、证券、投资、销售等工作。基于此,尽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方向定位于“农”,但教师在课程讲授时基于自身知识面、学生需求,较少地涉及“三农”内容,出现教师、学生“学农不知农”、“学农不爱农”现象,造成毕业生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技能特长与“三农”需求、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不明确的专业方向既影响专业特色凝炼又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有近3/5的学生认为专业知识学习对就业有帮助,但在对授课内容与教材关系的调查中,68.1%的学生喜欢教师讲课时将自己的想法与课本内容相结合,仅有3.3%的学生希望教师围绕教材讲授。 2.2专业课科目、学时设置与学生需求存在差距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合理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调查中有63.7%的学生认为农经专业课程设置不太合理,表现之一是专业课虽多但与农林经济管理相关的优秀课程较少,如无“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等课程;二是不同课程的内容有重复或交叉,如《农产品营销》与《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对“农产品的界定”。有69.2%的学生认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学时设置不合理,多数课程为48学时的理论讲授,仅有8学时甚至无实验或实习学时,所学理论知识难以通过实验形成有深刻印象的感性认知。 2.3教学组教学能力居中、师资素质满意度高 无论何种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课设置,均要由专业教师去实施。关于教学组教学能力、师资素质的调查发现,73.6%的学生认为专业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居中,但同时69.3%的学生对教师素质包括师德、责任感表示满意。反映出教师专业涵养、教学能力亟待提高,但教学中并未放松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与关心。可见对于地处西部的农业院校而言,受师资培养经费、环境相对欠缺影响,教师仅能依靠网络搜寻相关教学辅助材料,难以开展有资金、时间系统支持的脱产进修或短期学习,造成专业教师知识面单一、视野狭窄,难以及时将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新理论传递到课堂教学中,制约教学能力、培养质量的提高。 2.4授课方式多采用讲授式,学生对互动式教学意愿高 对于授课方式,有91.2%的学生认为当前专业课讲授中主要采用讲授式,案例教学、互动教学采用较少。对有助于激发学生自主思考、发挥学生能动性的讨论式、互动式甚至教师指导、学生自讲的方式学生都已有一定认识,并分别表现出63.7%、56%的参与意愿。而对于能够实现形象、直观、生动教学的案例式教学,98.9%的学生认为其能够调动个体主动性,改变教师“独唱”局面,实现师生、同学共同探讨问题,不仅便于知识的理解与思考,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2.5多媒体教学使用较多,教学效果满意度不高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作为将声音、图像、文字等集于一体的新型教育形式,在信息量与日俱增的今天,能实现直观易懂、生动形象地展现教学内容,有助于调动学生情绪、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培养创造思维。调查中有71.4%的学生反映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对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用得较多,有65.9%的学生认为其教学效果一般,有19.8%的学生甚至对其教学效果不满意,原因在于一是认为部分多媒体课件制作缺乏新意,形式呆板,教学中过分强调以计算机为中心,忽视师生互动、交流,二是部分课件信息传递量过大,难以及时消化吸收。 2.6校内外实习基地少,实践教学体系尚待健全 受经费、时间、学生管理等因素制约,农业院校普遍存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少、校内实践教学活动少的现象。调查中有92.3%的学生认为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健全,尤其是缺乏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受此影响,尽管教学计划中安排了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等环节,但却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尤其是毕业实习为实践教学中学分最高、学时最长的环节,但由于设在第八学期,与学生忙于求职、择业相冲突,致使实习基本流于形式,毕业论文鲜有实习材料支撑,质量参差不齐。 3改进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式的对策 3.1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与时俱进调整专业方向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涵盖经济、管理两大学科,若无细分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向,专业名称、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与其他经济管理专业相比缺乏就业竞争力。目前,部分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行在第一、第二学年“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第三学年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如中国人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设立了产业经济与贸易、食品经济与管理两个专业方向,沈阳农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设立了农村发展、企业管理两个方向。因此,认为甘肃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以培养既注重学生科研素质、实践能力及经管业务技能,又注重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新型农经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应以现代农业对人才的新要求为导向,设立“涉农”的农村发展方向与“非农”的企业管理方向,前者偏重于农业经济理论、政策研究,以学生继续深造为目标;后者偏重于管理实践,以学生就业为目标。就此问题的调查表明:若设置专业方向,39.6%的学生愿选择农村发展方向,而60.4%的学生选择企业管理方向。这对于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激发学习意愿、满足学生个性与职业共同发展的需求有极大帮助。 3.2优化课程体系,加快教材与授课内容更新 在调整专业方向的基础上,应优化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一方面,应合理安排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的比例关系,避免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或相互脱节。如农业发展方向应以“三农”为导向,课程设置应体现“农林为本、经管相融”,如开设农学概论、农业项目管理、农业政策学等与农村发展关系密切的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实现三者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际。另一方面,应更新、凝炼课程内容,结合农林经济管理研究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修订教学大纲、更新教材、充实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形势。 3.3加强师资培养,提升专业教师素质与技能 专业教师在本科人才培养中担任着指导者、协作者、反思者的角色,对学生培养专业兴趣、提升专业素养有极大帮助。因此,师资培养不仅应注重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硬能力的培养,更应注重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心理素质等软素质的培育。基于此,在经费受限时,应通过内部培养如教研室活动、教学观摩、竞赛等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形成传帮带、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尽可能筹集培养经费,通过选送教师到重点高校做访问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出国研修培养骨干教师,提升师资团队实力。 3.4改变教师认知,践行案例、自讲等多样化教学方式 随着信息获取的便捷,学生自主意识、知识面、视野日益开阔,在课堂上更希望有更多的双向沟通而非“被灌输”。因此,专业教师应改变传统认知中以师以教为主的“拉式”观念,实施有助于教学相长、将师生个人思考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参与式”方式,如小组讨论、课堂案例分析、学生自讲等。其中案例式教学不仅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更能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与方向,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应在与实践结合较为紧密且案例研究较多的农业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等课程中推广案例教学。此外,采用教师指导、学生自讲的方式也能极大激发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趣味性,不仅能使学生通过预先的扎实准备真正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理论知识,增强查询信息、辨别真伪的能力,更能通过模拟、演练锻炼学生专业语言表达能力、改变自我认知、提升信心。 3.5规范多媒体教学,增强多媒体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已成为现代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在横向拓展课堂教学内容、纵向深度挖掘知识点、形象直观地展示内容、调动学生兴趣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中,应借助多媒体技术中的流程图、色彩、线条、图片、文字、音效等合理搭配吸引学生注意力并加深学生感性印象,改进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深入浅出地理解并识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但多媒体教学的本质是辅助教学,在应用时不仅应严格考核多媒体课件质量,更应考核专业教师授课能力,严防“教材搬家”、“照屏宣科”。 3.6加快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健全实践教学体系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环境主要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因此,在节约经费、便于管理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与学校附近的种植、畜牧企业、基地建立合作机制。首先,通过明确工作目标、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实践内容、实践形式、合作模式、接纳学生数量、合作双方责任权利等健全校外实习基地的维护、管理。其次,在“互惠互利、双向受益”的基础上,立足高校所依托的行业优势、区域位置,建立长期、稳定的院企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和管理实践教学基地。最后,通过教师赴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员工培训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开创院企共赢局面。此外,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还应推动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引导学生参加学院举办的农业经济专题辩论赛、社会调查报告比赛、经济学知识大赛、营销大赛及SRTP科研训练等活动,通过扶持专业学术竞赛、设立创新学分不仅使实践教学得以强化,而且也使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执行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马丁丑 乔志霞 张艳荣 肖志刚 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网络教学初探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传统成人教育实践性教学存在课程作业缺乏实效性、课程实验有计划无落实和脱离学生工作实践等缺点,网络教育实践逐渐受到重视(马国刚,2008)。我国的远程教育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结合课堂”“结合工作”和“开放式远程”三种(段丽萍,2008)。1“.结合课堂”远程教育实践模式。该模式强调实践性与理论性,例如,“合作发现式”远程教育实践模式(潘美意、黄杰、周漪清,2007);根据西部远程教育特点的“两重四多”实践教学模式(郭富强,2011)和“多元组合”实践教学模式(郭富强,2012)。2“.结合工作”教育实践模式。该模式十分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例如,根据成人学生在职的优势,确立的“双控双导”的随岗实践模式(万金湖,2009);提高职业岗位能力的“职岗能力提高型”实践教学模式(叶汉英、李德华、李洪斌,2007);以“一个中心、两个特点、三个平台、四项标准、五个环节”为优秀内容的“职业拓展型”远程实践教学模式(李文斐、王学珍,2007)。3“.开放式远程”教育实践模式。该模式以远程为特点,通过网络等通讯技术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例如,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立体化的“开放式多维度”实践教学模式(郝智红,2013);基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科研———教学”实践教学模式(黎国玉,2007);将课程实践———案例演示———知识梳理等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开放式远程教育实践模式(孙德美、梁勇,2012)。 (二)研究述评 由于国外专职等教育发展较早,其具有比较成熟的实践教育模式,其“企业主导型”实践教育模式对于国内的影响较大。但是,由于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的不同,国内学者主要认同“结合课堂“”结合工作”和“开放式”三种远程网络实践教育模式,这三种模式又各自针对高职、专职或在职的不同的特殊群体,这些模式都是针对所有专业适用的。要保证实践教育的顺利进行,除了适用性,还需要针对性。但是,这些实践教育模式都针对于全日制,并没有一种适合远程网络的经济管理类实践教育模式,目前,这块研究还处于空白之中。 二、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一)“结合课堂” 1.模式概况。“结合课堂”的教育实践模式要求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课堂上将实际工作经验与技能一同教授,让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中即具有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2.典型案例。在会计本科专业中,会计实验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实践环节,但是,会计实验往往费时费力,容易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焦躁情绪,不利于实验目的的实现,为了提高会计实验的效率,中央电大开设了“会计实验室”,这种实验室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将会计实验场景设置于网络世界中,让学生在与虚拟世界的交互中完成会计实验。这种“会计实验室”不但弥补了普通会计实验的不足,还能够完成实验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的工作。 (二)“结合工作” 1.模式概况。“结合工作”的教育实践模式要求学生要将实践工作与理论知识充分的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当中。2.典型案例。从本校的学生组成来看,多数学生都从事着与在本校学习的专业相关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我校将“结合工作”的教育实践模式应用于日常的教育实践当中,就非常合适,并能使学生更加自主地参与到这种教育实践中去。 (三)“开放式远程” 1.模式概况。“开放式远程”教育实践模式是借助于网络等通信媒介,教师远程对学生的工作或教育实践行为进行指导的一种教育实践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远程与便捷。2.典型案例。一般的教育实践活动都基于固定的场所,或者是公司企业,或者是学校,而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则采用“开放式远程”的教育实践,让学生能够在实践空间与时间上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通过开设网络平台,让学生能够直接访问并利用学校现有资源,通过在网络平台上的学习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行为,而教育的职责则由实际监督转向网上指导。 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一)专业实践教学概况 1.专业概况。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归属于管理学,是管理学中重要的一个二级学科。农林经济管理结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内容,将经济与管理融入到农业经济的研究中,从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重新探究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2.专业实践教学目的。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点,网络教育实践教学开放教育特点,其实践教学目的主要是包括(1)通过合理的实践内容安排,将网络实践教学与学生的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结合;(2)有效地解决学生在工作中遇到的专业方面的典型问题;(3)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提升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3.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教育实践内容主要包括了基本技能训练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和综合能力训练模块三大模块。(1)基本技能训练模块。由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一个交叉学科,因此,它的教育实践中的基本技能就包含了较多环节,一般来讲,就有统计分析、计量分析与综合分析三个方面能力的训练。统计学教育实践要求学生利用各种统计软件,如EXCELL等,对已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与最终显示,这种基本技能的训练能让学生对数字有更直观与感性的认识。计量分析教育实践有8个小部分,主要是面向论文写作的模型处理方面。综合教育实践是将上述的教育实践内容进行有机的组合,充分调动学生全面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在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中,教育实践内容是对实际工作内容再现,要让学生在最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条件下进行实训,例如,投资项目分析模拟、电子商务实务模拟等。(3)综合能力训练模块。综合能力训练模块结合了社会调查、技能训练、素质拓展提高等内容,另外,还能加入团队协作训练、学术与假期社会调查等环节。 (二)教学模式选择———“3321”模块式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结合现有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分析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实际,探索出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3321”模块式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三)教学模式概况 “3321”模块式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中,第一个“3”指基本技能训练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和综合能力训练模块三大模块,这3大模块包括了所有专业实践的训练内容;第二个“3”指三个阶段,即理论讲解阶段、实践工作阶段和反馈评价阶段。“2”指两个平台,针对学生多为在职人员这样的假设,这两个实践平台是指“网络平台”与“工作平台”,“网络平台”是老师与学生进行理论交流与实践反馈的平台,“工作平台”是学生进行实践的平台,“1”是指一个优秀,这个优秀是指“全面提升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四)教学模式运行方式 1.理论讲解阶段。这个阶段包括整个基本技能训练模式和专业技能训练模块的前半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实践教育的理论讲解,主要依托网络平台进行。2.实践工作阶段。这个阶段包括技能训练模块的后半段和整个综合能力训练,这个阶段以学生在岗位实践为主,在工作平台进行。3.反馈评价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学生的实践成果的反馈与教师对学生实践成果的评价,这个阶段均要涉及到网络平台,实践成果与评价结果均需要通过网络进行传达。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3321”模块式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结合学生的工作实际,充分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实践内容为基础,通过基本技能训练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和综合能力训练模块三个模块的配合,能够有效地进行理论讲解、工作实践和反馈评价,具有与传统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相同的效果。由于该模式基于网络平台与工作平台,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工作、工作与学习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又具有传统实践教学模式所不具备的“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灵活性,非常适合在职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但是,该模式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与该模式相配套的实践教学硬件并不完善,例如,网络平台的搭建等;其次,与该模式相配套的实践教学软件也不完善,例如,实践内容的不匹配、网络教学师资队伍的不适应等;最后,该模式只是针对整个专业,具体到某一门课程还需进行修正。 (二)建议 1.完善网络教育硬件建设 整合学校现有网络教育硬件资源,通过结构优化、资源重组与全面建设,打破原有隶属关系,寻求多方支持,筹集建设资金,搭建与模式相配套的网络平台,包括计算机、网络与相关的教学软件,缓解硬件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升整体硬件设施水平来保证该模式的顺利实施;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对于实践教学环节的监督与管理,借鉴ISO质量管理原则与模式,构建实践教学质量的监控体系,通过明确质量管理目标、完善监督与考核平台,规范实践教学运行,搭建实践教学的网上监督管理平台,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使其正规化和制度化,提高网络教学的现代化水平。 2.提升师资力量软件支持 改革课程体系设置。以适应网络教学模式为目标,大力推进更新实践教学内容,以适合现代农林经济管理网络教育需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到成人网教的特殊之处,彻底改变传统实践模式中学生的从属地位,提高学生在教育实践中的参与积极性;培养教师对实践教学的认知。进行教师培训,加深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师对于网络教育实践教学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只有授课老师对于网络教育实践的认知得到提高,才能有意识地切实加强相关的理论积累,积极探求符合课程要求的教学方法,才能有利于教师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实践活动。可以通过聘请企业任职人员或者选派教师外出挂职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 3.加快教育模式推广应用 一方面,在整个专业模式的基础之上,通过与具体课程进行结合,探索适合农林经济管理各个专业的、兼具实用性与适用性的课程网络教育实践教学模式,以求将该模式推广应用出去,并在不断的推广应用中得到逐步改善;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模块化的实践培训机制来加强学生的实践规划与正确引导,让学生能够真正将课程所学理论与工作实际联系起来,提升学生对于实践的兴趣与积极性,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提升职业素养。 作者:刘纯龙 张世凤 吕晨钟 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经济建设取得了快速且稳定的发展“,三农”问题历来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凸显出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其中农林经济管理是“三农”的重要环节。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林经济管理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农林经济管理显著促进了我国服务三农以及农村经济建设的快速、高效、稳定发展。 一、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的现状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虽然我国颁布了一些农业扶持政策,但是相对来说,农村地区的发展显然滞后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农村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其中农林经济作为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在管理体系、政府政策支持以及优秀竞争力方面存在着缺陷,例如当前我国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育模式方面存在着不足,国家教育发展农林经济管理人才,但是显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远远落后于城市,为此大部分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地区进行农村建设;其次我国农林经济缺乏优秀竞争力,例如政府并没有专项的扶持资金支持,另外我国农林经济在现代化的工艺方面缺乏先进技术,进而相对来说,农林经济管理缺乏优秀竞争力。本文针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策略,以期完善我国的农林经济管理体系。 二、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农林经济缺乏优秀竞争力 众所周知,农业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涉及到林业、种植业以及养殖业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影响因素极多,例如自然条件、市场经济等条件。当前我国的农业结构逐步调整,我国的农林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我国农林经济依旧缺乏优秀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当前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林种植较为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集约化管理规模;其次我国的农林种植产业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种植技术;最后当前我国的农林种植的工作效率较低,农林经济管理的发展空间狭小。 (二)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缺陷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其主要表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进程务工,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的农林经济发展缺乏直接劳动力。显然,我国的农林经济管理体系政策的漏洞导致农林经济发展滞后,农林经济难以产生整体的经济带动效应。 (三)政府资金投入以及人才缺陷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的发展显然滞后于社会的整体需求,本文认为农林经济的发展落后,政府需要加强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例如据调查显示大量的农村用地闲置,无形间丧失了大量的经济增长潜力,另外就农村地区政策模式来说,我国农村地区的政策没有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与劳动力的相互协调发展模式;其次我国的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缺乏,一方面是相对来说,专业人才真正从事农林经济管理较少,其次农林经济管理政策没有吸引到专业人才投入经济建设。 三、完善我国农林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深化科教兴农战略,提升优秀竞争力 针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缺乏优秀竞争力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继续深化科教兴农战略规划,为此需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规划,发展农村现代化农业技术;其次需要进一步提升整体上农村地区的素质,例如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素质;最后需要加强农村地区的科技支撑服务站的建设,例如当前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科教支农服务站较少,且对于农村地区的农林种植来说,由于受到地区地形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的农林存在分散性较强的特点,为此难以从根本上对辖区内的农林现代化工艺进行有效的提升与改进,为此本文建议将部分农林经济建设为榜样点,以其为基准,以其为农林经济发展典型,将农林经济发展的经验由农村地区大量普及,进而有效的提升优秀竞争力。 (二)完善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缺陷 针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体制缺陷,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管理缺陷,主要包括政策倾斜与扶持,具体来说需要政府部门需求加强对农林种植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划,例如将农林的发展经济与外界进行有效的沟通,只有将农林经济发展与外界的市场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建立了信息畅通渠道后,才能够有效的改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需要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以及剩余劳动力,只有强化农村地区农林经济政策倾斜,广大农村群众在认识到自身具备的致富优势后,逐步改变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进程务工的现象,另外要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剩余闲置土地的利用,加强进一步的宣传教育,强化农村地区的发展规划,以发展农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优秀,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加大财政补贴,加强农林人才培养 针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资金投入较低以及人才培养的问题,本文建议建立完善的农村地区农林经济的融资渠道,通过社会上全方位的融资渠道投入到农林地区的经济建设;其次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农林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本文建议相关部门建议农林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的专项基金;最后对于农林地区的经济建设来说,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加强农林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优秀竞争力。 作者:哈媛媛 单位: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论文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必然趋势 1.1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 现代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实现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在我国的一、二、三次产业中,农业是最薄弱的环节。只有加强农业这个薄弱环节,才能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地向前推进;只有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将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作物有各自的生长时间,生长的环境也不同,利用现代化技术,将农作物的“时间差”、“空间差”进行科学搭配和组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逐步形成高产高效优质的生产模式。集约化、工厂化生产为基础,建设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环境,将种植业、养殖业、环境绿化及商贸、观光旅游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产业链,倡导“都市农业”。 1.2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招生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专业设置上从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向大经济管理类专业扩展,学科发展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农业院校扩大到综合院校。从承担各种科学研究任务和学科创新任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服务的对象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和传统的弱势产业,课题来源少,经费支持水平低,因此服务的力度和水平也低。从教学科研条件和基础设施改善看,虽然本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常常被看成是软学科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其它学科的差距日益拉大。因此一定要加快发展,要抓学科建设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下,学科设置应当面向市场,人才的培养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加强学科建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要有自己本学科的特色,又要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内容。各种评估和财政的支持更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哪个学科通过了国家的评估,就会获得国家的资金的支持,在同行业之间,学术地位和学科优势是参与竞争的法宝。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1.3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依赖于人才的培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实际应用,微观管理与农业教育等具体工作。因此,农业基础知识和经济理论的学习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农业技术的学习是学以致用的根本。“三农”问题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实际工作当中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和农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文理渗透,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强化综合化和通俗化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不断进行专业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适应时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2结束语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农业的产业化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大有用武之地。因此,为适应时展要求和促进现代农林经济发展,必须抓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创新。 作者:王晓丽 单位:长春科技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浅谈农林经济管理教学难点与对策 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 1.1实验教学体系 (1)实验教学方式和学生成绩考核制度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课程内实验课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大纲的规定安排根据需要安排实验课时和实验内容,实验室和教师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4]。实验课的进行很多采用教师讲解实验的原理、实验步骤等,学生按照教师讲解的方法步骤完成实验,最终学生以实验报告的形式上交实验结果。类似于理论课的课后作业练习[5]。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改革,各种仿真的计算机教学软件大规模应用于实验教学,装备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掌握了现代教学软件的实验教师在实验教学中的位置大幅度提升,实验课占整个课时数的比例已由原来的9%左右提高到现在的15%。 (2)实验教师配备 而我们现有教师队伍中90%的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从业或兼职工作经历,也没经过相关培训,只能道听途说,把自己从别人或上一辈教师那里学来的一些东西再传给自己的学生,这既不可能生动现实也必定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脱节。 (3)工作量分配制度 为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我们学校专门制定了实验教学工作量分配制度:实验课程按小班授课,每30人为一授课单位,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量=学生人数/30×0.8。 1.2存在的问题 (1)重计划轻落实,优良的实验教学体系大打折扣 优良的实验教学体系,在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管理理念的束缚,突出的表现为重形式轻考核。一是对学生实验成绩的考核,没有像理论课那样设立严格的考核标准和制度,整个实验课(包括课程内实验和独立设置的实验)基本是敷衍了事,只要参加实验,提交实验报告就合格。二是任课教师教学的随意性,有些本可以利用新型教学软件进行的实验课程,任课教师随意就变成了雷同于理论课程的随堂讲解。例如市场营销实验课,有现成的simmar-keting市场营销模拟软件可以进行实验教学,但个别教师图省事,采用课堂讲解的方式进行。 (2)缺乏优秀的实验教师,设计好的综合性实验只能被肢解 例如按照设计初衷,经济管理综合实验是在完成了“管理学基础”、“企业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和“财务管理”等课程之后,将几门课程的相关知识点融合成一个系统的知识应用链条,而进行的真正的综合性实验,但现实是根本没有能够担当该门课程的合格教师,各门课程必须进行肢解,仍然由该课程的理论教师再担任相应的实验内容,回归为先前的随堂实验,各门课程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但如此,由于将各门课程的随堂实验转变为综合性实验,必须在各门课程结束后统一进行,实验的时间人为拖后也起不到随堂实验的实时验证作用,实验效果事倍功半。 (3)部分实验的教学方法和实验手段比较落后 目前部分实验的教学方法和实验手段比较落后,如验证性的专业基本理论实验,仍然采用教师传授学生动手,统一答案、统一结果,僵化的习题式练习,缺乏权威性的定论;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固定答案的主观性实验,如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任课教师根本没有工作经验,对学生所作的管理或投资规划,是否真正符合企业实际,给企业带来效益,不可能给出权威性的评定,只能是上交实验报告就及格,分值也不敢有太大的差别。这既不能调动优秀者的积极性,也不能对落后者起到鞭策作用。 (4)不完善的实验教学工作量分配制度 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量=学生人数/30×0.8的分配制度在授课学生较多的情况下,能够增加教师工作量报酬,但是如果严格按照30个人一个单元来授课,耗时耗力,单位时间内的收益并没有提高,尤其是对于学生数较少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来说,实验课的收益未必比理论课高,而且上实验课还有实验管理制度的约束,手续较繁琐。因此导致一般学历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不愿从事实验教学,致使一些难度较大的,费时、费力的实验项目得不到落实,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名不副实。 2对策建议 2.1内选外聘相结合,全面提升实验教学水平 在学校内部实行竞争机制,选择理论和实践能力强的“双素质型”教师从事实验教学。这是目前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最简捷而又行之有效的途径。从经济管理一线聘请专家,指导高层次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对于那些需要全面运用各种相关知识,实验结果也没有定性的对与错的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只有将专业理论知识在企业的创建和运作中真正应用,并且业绩显著或稳固的高级管理专家才是真正符合要求的实验教师。在这方面可以参照国外某些名牌大学(如墨尔本大学)的做法:聘请经济管理界的高级专业人才,根据实验教材结合社会经济实际,编写出一个或若干个系统性的案例,让学生自由组合成若干团队[8];最后由他们对每一个团队提交的答卷进行评价打分。有条件的还可以针对学生答卷,采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成绩评定。来自一线的业务精英,对学生成绩评定是最客观、最接近实际,最有实用价值的。学生为了完成案例考试,还会自觉查阅实验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自然拓宽了专业面,提高了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2.2改革实验教学方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对于那些验证性的专业基本理论实验,进行彻底改革,改变教师传授学生动手,统一答案、统一结果,僵化的习题式练习,采取先讨论,再实验,再讨论的开放教学模式,讨论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先思考、分析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意识和习惯,使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2.3制定切实可行的奖励政策,调动教师从事实验教学的积极性 提高对综合性实验,特别是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的课时补贴,鼓励教师增加对实验课的投入。高校为了鼓励教师开设新的理论课,在课时补贴上均制定了优惠的奖励政策;新开设的实验课,特别是综合性及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同样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必须融合数门课程的相关知识、必须在弄清整个实验的整体路线及详细步骤的基础上预测该实验可能的创新点,以正确引导学生充分展示各自的想象力、创造力,发挥实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对新开设或更新的实验课应享受与理论课同样甚至超额的优惠政策。 3结语 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定能大大提升整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实验教学水平,形成一个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理论—实验—现实紧密融合的验证体验、设计创新过程,从根本上改变学用脱节、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拓宽学生的就业面,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 作者:薛兴利 刘桂艳 尚健 单位: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困境研究 摘 要: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具有较长历史的传统专业,在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采用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社会需求,使传统专业焕发生机是它目前面临一个全新课题。通过对东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发现该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专业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应从确立宽口径、复合型的专业培养理念、建立以研究型学习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等方面加以改进。 关键词:宽口径培养模式;通识教育;分层次教学;研究型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79-02 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的前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具有较长历史渊源的传统专业,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确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承载高校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的使命,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服务是该专业面临的新课题。为了解学生对人才培养方面的认知和问题,课题组对东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9、2010、2011三年级的学生下发了调研问卷,共下发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58份。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专业定位不明确 在问卷中,69%的同学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些知识对将来进入社会有益。但是47%的同学承认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主要原因是所学的内容和市场需求不符,将来不好找工作(60%)及对专业的本质不了解,没有兴趣(10%)。这反映出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窄口径的人才培养方式使学生的就业选择受到限制,影响了学生开展本专业知识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定位上没有找到与实际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也没有迎合这方面的需求,表现为实践和实习的比例过低,理论过强,理论知识和实践脱节,或者学习内容流于形式。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发展,必须要将专业定位、课程体系改革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立足于服务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的目标,立足地区优势,为社会输送适用性的复合型人才。 2.课程设置不科学 有66%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不科学。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反映几方面问题:一是课程设置的窄口径。在专业课与通识课的安排上,有44%的学生选择让学生尽早进入专业课教育,有56%学生认为应在早期加强通识教育,反映出学生对通识课相对比较重视。我国近年来大学教育普遍采用了分学科和分专业的窄口径专业教育模式,而且发展趋势是学科和专业越分越细。这种教育方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它只重视适应知识的高度分化的要求,而忽视了对知识的高度综合适应,它在产生凝聚力的同时,也使本部类或本专业与其他专业相脱离[1]。二是课程内容不科学。课程设置脱离现实社会实际需要、不实用、课程更新速度慢,陈旧课程未能及时淘汰,不同学科领域结合或交叉的新兴课程开设较少。许多涉农的课程如《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企业管理》等虽然带着农字,但是课程特色不明显[2]。三是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课时安排不合理。学生反映较多是理论课时过多,实践和实习课程设置得较少(38%);课程设计的学时不合理,有的课时多,有的课时少(22%);课程设计的前后顺序不合理(18%)。 3.教学方法不灵活 在问及学生你喜欢什么样的授课方式时,97%选择启发式、互动式和案例等授课方式。许多学生反映教师在授课时照本宣科、教学内容过多、内容枯燥,理论过强,学生缺乏与教师进行平等交流的机会。这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老师的观念里,教师的责任主要是授业,即讲授知识,因此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方式上只考虑按照大纲的进程讲解专业知识,而忽视了教学的效果。教学方法的应用也缺乏科学性,有的老师对如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缺乏了解,在方法应用上过于粗糙,没有进行合理规划。此外,学生反映较多的是关于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手段的应用效果。学生对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对于一些信息量大、案例多的课程如《农业经济专题》、《农业经济学》等学生认为应该实施多媒体授课。但是在实践中,多媒体授课只纯粹成为老师讲课的工具,并没有进行科学的设计和规划,在逻辑性、美观性、信息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 4.分层次教学模式不完善 2011年,东北农业大学建立了拔尖培养实验班,在大一新生中挑选优秀人才实行按需培养。建立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教育”的学习模式,实行导师制,并建立高层次的老师队伍加以保障[3]。但是通过二年多的人才培养实践来看,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首先,人才培养定位不明晰。拔尖人才培养班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研究人才。在课题体系建设方面,理论学时过多,而实习实践性课程较少。由于实行了末位淘汰机制,学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习理论上面,而缺乏对参与科创基金和社会实践的兴趣。再者,教师队伍建设也相对薄弱。拔尖人才培养班虽然设立了模块化教学模式,而且80%的老师具有博士学历,但是除个别专业外,缺乏具有较高国内外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大部分老师缺乏实行双语教学的能力。最后,导师和学生之间缺乏沟通。拔尖人才培养班设立了导师制,其目的是为学生的人生规划和科学研究提供助力。但是由于并没有建立导师和学生沟通的约束机制,实践中学生与教学的沟通较少,导师制流与形式,更不用说学生参与老师的科学研究。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措施建议 1.确立宽口径、复合型的专业培养理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平台整合已成为必然趋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实施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确立宽口径、复合型的专业培养理念[4]。所谓宽口径,是指通过拓宽专业口径,合理确立通识性课程和专业课程关系,淡化专业,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提高通识课程的比例和系统性,同时实行学科交叉渗透和整合,将学生培养成既具有较强专业理论深度,又具有较宽知识视野的适应性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以创新人才为培养重点,形成开放式的教学氛围,将课堂主动式学习和课外研究探索性学习方式相结合,通过科创基金、社会实践、校企共建形式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对学生进行系统性的科研训练,在提高学生科研水平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2.建立以研究型学习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研究型学习模式的选择反映了学生的真实需求。无论是作为教学模式还是课程形式,研究型教学与研究型学习形成了互动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方向。教学内容的重心,应该是向学生呈现一种整体知识框架,给他们一个全面的知识结构。然后,精选出必须学习掌握的优秀知识。教学内容应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和时期背景实行弹性化。同时,应向学生讲授本专业领域前沿的、热点知识,既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也有处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方法上也由“广播式”向采用案例式、启发式角色互换式、讨论式多种方法相结合,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实行个人独立研究、小组合作研究、导师与学生合作研究等。为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以上方式进行合理规划,否则就会流与形式。为增加现代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效果,一方面要加强对多媒体课件的审批力度,根据课题的性质而不是根据教师采用多媒体授课方式;一方面要加大对教师现代教学手段应用技能的培训,尤其是要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 3.加强分层次教学的制度和人才保障建设 分层次教学的主要问题是在拔尖人才培养上,一般人才培养方式有经验和历史可循,但拔尖人才班的培养模式尚须探索。首先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以引进人才形式引进专业或学科领域内的拔尖人才,或采用合作培养形式和外校的知名教授和学者联合培养学生,加强本专业与外国大学相关专业优秀学者的合作交流,建设资源共建平台,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和教师培养方面的带动作用。建立研究团队和实施青年导师制,明确教学的科研方向,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特别要加强年轻教师的出国培训[5]。其次,加强导师制的机制建设。要求导师实行按需培养,并制订培养计划,对学生开展系统性的科研训练和培训。建立导师培养的约束机制,最低要求导师和学生从高年级开始每年发表1-2篇文章,并进行科研奖励。在社会实践和科创基础上,可以建立拔尖人才培养基金,对学生的优秀成果给予资助。 4.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按照“通识课+专业+方向”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按学科而不是按专业来进行课程体系的设置。适当增加专业基础课的学时比例,更多地考虑将方向类的课程定为选修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自主选择。科学构建“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的实践实习体系,合理确定实验课和实习课的课时,增加专业基础课和骨干课程的实验课时,提高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合理安排好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提高课程设置方面的系统性、连贯性和逻辑性。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性,对教学内容和大纲进行修订,对课程中重复的部分进行适当删减。实行课程轮换制,鼓励任课老师参与多门课程的讲解。或者建立专业老师集体讨论的制度,加强课程教学内容之间的交流,这可以使课程重复的问题得到改善。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农林经济管理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的探索 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必然要改革创新。本文阐述了特色专业的内涵,结合重点农业大学建设国家特色专业实际,提出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以及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建设途径。 关键词:特色专业;人才培养;建设 本科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的基础。专业特色是质量与创新的生命线,加强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与辐射作用。 一、深刻理解特色专业的建设内涵 特色专业指充分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在教育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办学水平和鲜明办学特色,获得社会认同并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特色专业是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是学校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等特征。特色专业是一所高校所有文化要素汇聚提升的体现,是一所高校办学经验趋于成熟的标志。建设特色专业,是高校在新形势下获得持续竞争力,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质量工程”建设文件指出,建设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特色的重要措施,要紧密结合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和课程教材建设,切实为同类高校相关专业和本校专业建设与改革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主要建设原则是:强化优势,突出特色。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强化优势为根本,以突出特色为关键,充分体现办学特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改革创新,提高效益。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增强专业建设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办学效益,与相关行业领域紧密结合,探索适应社会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专门人才;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强化专业建设实践成果积累和有效经验总结,主动宣传推广建设成果,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以改革精神积极推进特色专业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历史底蕴较深厚,可追溯至1904年湖北农务学堂开设的财政、理财等课程,迄今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1981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点,1998年设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0年批准为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7年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现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5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0人。特色专业立项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1.切实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特色专业建设必须与社会背景、产业背景及行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已难以适应WTO框架下用人单位的需求。当前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实现四个转变:从侧重理论研究型向侧重实际应用型转变,从窄深专家型向宽口径通用型转变,从单科型向复合型转变,从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型向涉农中小企业管理型转变。总之,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以服务三农为特色,与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新形势相适应,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农业大学特色的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掌握农业科技发展的经营管理高级人才。 2.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特色专业建设方向、进程和绩效。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构建了“一体两翼”培养模式,注重农、经、管知识复合,突出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培养,开展课程体系研究与改革,进行课程重组、整合优化,建立了基础课模块、专业课模块、实践教学模块、专业特色课模块、通识教育课模块、前沿与特色课模块等“六大教学模块”。 在基础课中,增加数学、计算机等课程学时和难度;专业课中,对重复、脱节教学内容调减优化;实践教学中,新增创新学分,对实验教学内容整合优化,独立设课,单独考核;专业特色课模块中,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培养,增加选修门类,拓宽选修课范围;通识教育课模块中,规定学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农业科学和素质教育方面课程;前沿与特色课模块中,结合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及教师科研成果,聘请校内外专家开展讲座,进行专题讨论,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发展动态与前沿,突出专业前沿与特色,开设了农业经济管理专题、农业可持续发展专题、管理理论发展、职业生涯设计与管理等前沿与特色课程。体现“三个强化”:强化农、经、管知识复合,文理渗透,拓宽知识面;强化创新能力培养,突出实践教学,增设创新学分;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学生爱农情感、兴农责任、强农使命。 与此适应,推进以10多门国家、省和校精品课程“三级精品课程”为优秀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改变传统注入式教学方法,推进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灵活运用情景教学、互动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构建了师生“知行苑”交流平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3.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点,遵循实验实践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优秀,遵循“系统优化、整合集成”要求和阶段递进原则,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系统性,注重实验教学层次性和模块化,注重实验内容新颖性,注重实验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科学性,突出基础性、提高性、综合设计性“三层次”,建立了农户经营与风险控制模块、农业金融与贸易模块、农林经济管理与决策模拟模块、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模块“四大实验教学模块”,形成分层次、模块化、点面结合、全面开放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课程体系。高标准建设了经济管理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共建了6个功能实验室,为实验课程开设提供条件支撑。 以“感知见习—认知实习—实训体验”为路径,构建以见习为主的感知实践、以社会经济调查为主的课程实践、以管理模拟及企业实训为主的角色实践“三维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建有1个教育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和35个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为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效保障。 依托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师科研课题,积极开展经常性学术讲座,营造浓厚学术氛围,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通过教师科研课题带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立项资助、实验教学中心条件支撑,培植学生创新成果。 4.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和生命力。 先后实施了“青年教师八个一计划”、“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杰出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等,教师队伍学缘、年龄、职称结构得到明显改善。通过科学研究项目建设具有稳定研究方向的学术梯队,培养了科研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将学科建设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内容。通过对重大问题研究和探索,使他们对知识的理解、领悟和运用得到内化升华,拓展了学生专业视野,加深学生对知识体系理解的良好效果。科研项目作为本科生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学生毕业论文选题80%以上来自于科研课题,提高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学习兴趣,整体水平与质量显著提高,近几年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获奖率40%以上。高职教师100%为本科生开课,鼓励开设学科或专业主干课程,创建精品课程、“双百”课程(百门实践课、百门科研成果案例课),主编课程教材。 专业建设责任人在专业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促成学科专业良性循环发展重要协调者。通过其领导的专业团队,把握专业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专业建设规划,引领专业在国内同行中占据重要位置。专业责任人应在教学科研中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学科专业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深切体会,有能力站在更高水平上驾驭学科专业协同发展,将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和优势引导并转化为专业建设重要资源。 5.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尽快融入社会是提高学生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提高学生适应能力,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通过请校外知名人士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实习等,增强学生与社会联系,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特色专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将国际化教育融入课程、专业实习实践中,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国际化教育机制,通过联合培养、互认学分、选送学生、聘请教授等方式使每一个学生在国际化教育中受益。与山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设立了国际教育实习学分,鼓励学生走出国门,完成学业。 三、特色专业建设实践的思考 1.建设方向明确。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应突出地域特色、突出农林特色和突出人才培养“复合式、应用型与国际化”特色具体设想,围绕社会需求、区域需求,在学生综合素质和技能培养等方面多做文章。 2.建设定位准确。面对现代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两大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经营管理人才的新要求,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和改革以及学生的就业去向必须有准确定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学生知识结构须与农业科技、经济发展大趋势一致,符合国家农业发展对人才要求。 3.狠抓关键环节。在确定特色专业的建设理念、培养目标、教学团队、实践教学基地、图书资料等软硬件条件后,关键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这些软硬件条件综合运用效果,也直接决定特色专业建设成败。 特色专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后将从提高对建设特色专业重要性认识,发挥学院一级在特色专业建设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学科与专业建设之间关系,加强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联系,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努力。通过创建特色专业,增强专业生命力和竞争力,以特色专业辐射带动其他专业建设与发展,整体上提高学校办学水平。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浅谈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实验教学改革 摘 要:随着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实验教学的教学理念、实验内容、实验方式和师资设备方面普遍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 关键词:高校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实验教学 改革 我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为适应21 世纪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需要,提高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加强专业课程实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1]。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实验教学现状与问题 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受教学条件、课程设置模式和考试方式等限制,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脱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守旧的教学理念 大部分院校的教学理念因循守旧,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课堂上的知识,既缺乏对实验环节的认识,也缺乏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单一的实验教学方式 传统的实验教学方式,主要以专业计算机软件为载体的模拟实验平台,教师讲授实验目的、方法和内容后,学生自主操作,教师巡回指导,考核方式以实验报告和课堂表现为评分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师资力量薄弱 教师队伍,主要是理论课和实验课均承担的兼职教师,专职实验教师较少,此外,许多从事专业教学的教师虽然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实验经验严重缺乏,所以在实验教学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和突破。 二、实验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师应该本着系统性、效益性的原则,对实验教学体系进行整合,加强校企合作,围绕企业的用人要求,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不断改革创新教学[2-3]。 (二)设计科学的实验课程体系 设计“多平台、多模块、多层次”的完整系统的实验课程体系,依托校内模拟实验教学平台和校外实体实践平台,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加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的比重,实现从基础到综合、从知识到能力的逐渐提高。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新时期农林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摘要:本文在对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学生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体认知、对课程设置的看法与要求、对实践教学活动的看法与要求,并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一是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二是根据学生需求适当调整公共基础课;三是改革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和考核方式;四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关键词:农林经济管理 人才培养 学生需求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了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计划。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术支持,更需要人才支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肩负着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人才的历史使命。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传统及优势专业。长期以来,专业人才的培养始终处于如何体现优势、特色与兼顾就业的两难境地,人才培养的正确定位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专业方向设置和课程设置上离农现象严重,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其他经管类专业相比,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及农村就业环境及政策的改善,目前该专业大学生投身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愿望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本文基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试图根据学生需求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提高学生自身能力,从而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情况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原来分为农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和林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才将这2个本科专业调整为1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不同农林高等院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侧重,通常农业院校( 如中国农业大学等) 构建的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偏重于农业经济管理,而林业院校(如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 则偏重于林业经济管理。但都有涉及农林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实践教学环节等构成,具体课程设置情况见表1。 实践教学环节 基础会计学实习、统计学原理实习、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农林业概论实习、技术经济学实习、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 暑期社会实践、中期论文、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查——基于学生的调查 本研究对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发放问卷165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51份,有效问卷率达91.52%。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体认知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情况、对专业优势及就业方向的认知、对专业喜爱程度的变化情况、未来就业方向的选择等。调查发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第一志愿的学生只有75人,占调查总数的49.7%。认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其次认为专业知识面涉及农业、林业、经济、管理四大学科范畴,师资队伍强、拥有课题多,提供的综合实习等机会多也是该专业的主要优势。对未来就业方向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2人,占调查总数的1.3%;基本了解的学生有115人,占调查总数的76.2%;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19.9%和2.6%。与刚入学相比,17.9%的学生越来越喜欢该专业,17.2%的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该专业,而64.9%的学生认为和之前差不多。在“未来的就业方向”这一问题上,选择在一般企业就业的最多,其次分别是事业单位、公务员和考研,而选择大学生村官、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自己创业的较少,另外也有少数在校学生表示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就业方向。说明目前学校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部分学生对该专业没有充分的了解。学生长期以来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投身于“三农”的愿望往往较弱,其就业去向选择绝大多数与“三农”无关。 2.对课程设置的看法与要求 (1)对课程体系总体上的看法与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4人,占调查总数的2.6%;基本了解的学生是110人,占调查总数的72.8%;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23.3%和1.3%。从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来看,仅有1.3%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41.7%的学生感到较满意,49%的学生感到满意,仅有8.0%的学生表明不满意。当问及该专业最需要加强的是哪方面的课程时,有40.4%的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实践类课程,30.5%的学生认为是农林类课程,15.9%的学生认为是管理类课程。当问及目前急需补充的知识是什么时,53.6%的学生表示急需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39.7%的学生急需补充通用知识,剩下6.7%急需补充其他方面的知识。 (2)对公共基础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体育类和思想政治类课程。其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需要加强教学力度,尤其是计算机类和英语类课程。在计算机类课程方面,学生希望可以开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库等课程。关于英语课,仅有6%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很有效果,38.4%和32.5%的学生分别认为有些效果和效果一般,认为不太有效果和没有效果的学生占23.1%。可见,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当问及英语课开设几个学期比较合理时,有56个学生选择“6个学期”,53个学生选择“4个学期”,35个学生选择“2个学期”,其余7人选了“其它”选项。当问及数学课难度如何时,认为很难的有5人,占调查总数的3.3%;认为较难和一般的分别有48人和83人,分别占31.8%和55%;认为较容易和很容易的学生占9.8%。可见,有相当部分同学对目前英语课安排4个学期不太满意,有37.33%的学生希望延长英语学习时间;有45.1%的学生认为数学课程偏难,应适当降低难度。 (3)对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本次调查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相关内容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总体上,学生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满意度较高,但相比之下,对课程的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满意度相对较低,有12.6%的学生对课程的授课方式不满意,11.9%的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满意,18.6%的学生对考核方式不满意。当进一步问及“如果对授课方式不满意时,应增加哪些授课方式”时,有68人作了回答。选择“增加案例教学”的有46人,选择“实习、实验室模拟”的有45人,选择 “综合性课程设计”的有30人,选择“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的分别有27人和21人。在回答“若不满意,认为教学内容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时,有64人做了回答。选择“知识面很宽,但缺乏深度”的有45人,选择“内容枯燥、过时,缺乏热点问题”的有41人,选择“不同课程之间,部分内容经常重复”的有27人,选择“教材不统一,不够系统”和“重经济学,轻管理学”的分别有23人和19人,而选择“重国内理论,轻国外理论”的仅有8人。在回答“若不满意,应增加哪些考核方式”时,有46人作了回答。选择“撰写小组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9人,选择“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1人,而选择“开卷测试”和“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的分别有6人和2人。可见,学生对改革目前传统的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单一的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的呼声较强,希望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多样化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3.对实践教学环节的看法与要求 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所开展的实践环节,42人认为最有效果的是“农林业概论等课程实习”,35人认为是“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实习”,也有35人认为是“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32人认为是“毕业实习”,而选择“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和“暑期社会实践”最有效果的分别仅有4人和1人,余下2人觉得以上实践活动均没有效果。由于综合实习是农林经管专业的一大特色,且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历练作用,因而对综合实习作进一步了解。调查结果显示,60人认为综合实习的时间“两周”最宜,52人认为是“一周”,21人认为是“四周”,18人认为是“三周”。当然,学生也反映目前综合实习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有:综合实习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经费不足,补助标准过低;难寻合适的实习单位;时间安排不合理;缺乏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依据;实习地点偏远;人数安排不合理等。 三、对策建议 1.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 调查发现,学生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未来的就业方向等均不是很了解,而且“轻农”思想较为普遍。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册和师生交流会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专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同时,应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尤其是就业指导,改变其传统的思想观念,增强学生对该专业的热爱,培养学生的“三农”情结,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工作,尤其是到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选择大学生村官作为将来的就业方向。使大学生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2.根据学生需求适当调整公共基础课 各类公共基础课中,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计算机课程。除《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基础》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外,建议增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和数据库等较为实用的课程。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调查显示,约37%的学生希望英语课能开设6个学期,因而可以适当增加英语学时,或者延长英语课的学习时间,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学习的机会。此外,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降低数学课的难度。 3.改革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大学生的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学生寄予了厚望。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要加强改革力度。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的授课方式,增加案例教学,实习、实验室模拟,综合性课程设计,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等授课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重视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其次,要改革教学内容,教师应经常性的开展教学讨论,注意避免不同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重复,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适时加入热点问题,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要改变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的性质,有选择地采用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开卷考试、口试等考核方式,以测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个人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起点和收入,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就业方向,个人的知识积累决定着工作中的进步。长期以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比较注重经济学和管理学,而实践类和农林类课程显得较为薄弱,调查中,70.9%的学生反映需要加强这两类课程的教学力度。 同时,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才都需要对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管理的实践具有一定认知,并具备独立解决相关问题的理论储备和实践能力,学校应把实践教学作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综合实习存在的问题,建议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适当增加实习时间,合理安排人数,避免学生走马观花;提高补助标准,调动学生积极性;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依据。此外,要丰富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项目,完善第二课堂学分制度,并建议通过与“优秀毕业生”、“优秀班干部”和入党推优等挂钩,促进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 农林经济管理论文: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改革 摘 要 针对高等农林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困境,依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出改革现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即细化生产实习方向,增加实验室模拟实习环节,灵活安排实习时间与人数,加强实践教学队伍建设。 关键词 人才培养目标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生产实习 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要求具有系统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农林企业、教育科研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方面工作。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基础专业知识,熟悉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较系统地接受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的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相关的农林科学知识和较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2)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技术经济分析、经济核算、社会调查等方法;(3)具有独立获取知识、计算机应用和信息处理、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基本能力;(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的能力;(5)了解农林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沿和农林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2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困境 2.1 生均实习经费严重不足 生均实习经费不足是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最大困难。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林院校的教育经费不太充裕,安排给每名学生的实习经费一般都在300元左右(实习时间为1个月),生均实习经费为10元/天,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实习要求。以笔者2011年参与的一次生产实习为例,实习地点安排在省内一个距离学校大约200公里的乡镇,每个学生来往实习地点的交通费为100元,住宿费为10元/天,伙食费为10元/天,为每名学生购买保险,人均花费30元,总计730元。生均短缺430元。短缺的这部分经费由学生承担,无疑会影响学生参与生产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实习效果打折扣。由于实习单位一般都没有安排专门的实习预算,如果短缺经费转嫁给实习单位,会增加实习单位的负担,影响以后教学单位和实习单位的合作,甚至导致实习基地撤销。 2.2 难以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 难以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是导致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自毕业分配采用双向选择模式以来,学生择业空间和领域大大拓宽。为了满足这些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要求,教学单位需要相应拓展实习单位和实习内容,以提高学生适应新工作的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实习模式和观念的限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生产实习还局限于为实习单位所在地农村和农民做一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生产劳动方面的服务。这样的实习内容很难与学生以后的工作联系起来,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生产实习效果不理想。同时,与以往的生产实习不同,现在的生产实习点都是依靠教学单位人员与实习单位人员的私人关系在维系。如果教学单位人员与实习单位人员中有一方调离原岗位,原实习点上的生产实习工作就会被迫中断,教学单位必须重新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这也加大了寻找合适实习单位的难度。 2.3 难以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和实习学生数量 难以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和实习任务是影响各农林院校安排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效果的另一重要原因。按照教学单位的教学计划安排,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的连续性和方便学生学习,生产实习一般都会安排在寒暑假进行。同时,为了节约开支及便于管理,教学单位一般都会选择进行集中实习。通过与许多实习单位的交流我们发现,上述两种安排均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实习单位很难配合教学单位安排学生实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新员工的培训及考察都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而生产实习只有1个月时间,学生还没有完全培训好或考察清楚就要离开实习单位,这对学生和实习单位都是一种损失。因此,实习单位希望学生能有更长的实习时间。另一方面,集中实习往往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做同样一件事情,忽视了学生的个性需求,同时,实习单位一下子要找这么多的熟练员工来带学生也有困难。因此,大多数实习单位不愿意接纳太多的学生进行实习。此外,大多数高等农林院校都是在第七学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实习,这恰好是考研及就业的关键阶段。考研及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实习秩序和实习任务。 3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模式的调整与完善 3.1 细化生产实习方向 以提高学生生产实习效果为目标,细化生产实习方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可进行生产实习方向的细分,以更好地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农林经济管理生产实体上可以划分为农业企业管理和乡镇经济管理两个方向。这样的划分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使学生能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实习方向。既体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也增加了与工商管理专业的差异性竞争优势。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细化生产实习方向的前提是加强生产实习经费的投入。一部分投入用于实验室的建设,增强实验室的硬件与软件条件,使实验室可以高仿真度地模拟农业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一部分投入用于校外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和维护,在组织管理运作中投入更多的费用,让不论是集中实习还是分散实习,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3.2 增加实验室模拟实习环节 以提高学生适应新工作能力为目标,增加实验室模拟实习环节。通过充分挖掘校内实验室、大学生创新基地、科研基地等的潜力,配合学院各建设经费的使用,尝试建立农业企业管理仿真实验室。在校外实习之前,先通过农业企业管理仿真实验室进行模拟或实训,使学生熟悉企业工作内容和环节。然后,利用校外实习进一步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实习效果。校内实验室模拟实习基本不需要实习经费。因此,可以考虑适当缩短校外生产实习时间,增加校内实验室模拟实习时间,将有限的实习经费用在具有代表性的校外实习基地上。 3.3 灵活安排实习时间与人数 以满足实习单位需求为目标,灵活安排实习时间与人数。与大型涉农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与沟通关系。由企业设计培训模式,确定实习时间和人数。由学生提出实习单位类型与实习职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将企业与学生的要求进行对接,为学生安排合适的企业,并按照企业的要求在第四学年安排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生产实习。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与企业开展经常性的沟通,熟悉不同行业背景和企业管理场景及其对人才技能的需求,了解企业对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能力需求的关键点。与学校周边的乡镇建立良好的合作与沟通关系。由乡镇或村提出需要的服务和帮助,确定每一个实习点上的实习时间和人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将没有到企业实习的学生统一安排到各实习点进行生产实习,实习时间为期四周。在实习期间,学生早出晚归,先按照统一设计、不断完善的调研内容进行实地分工调研,再按进度进行数据处理,完成新的资料数据库建设,并进行反馈补充,然后调出历史数据供实习学生选题研究分析,得出各个角度的实习分析报告。 3.4 加强实践教学队伍建设 以保障生产实习教学质量为目标,加强实践师资队伍建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生产实来逐渐被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对科研越来越重视,使教师没有或者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因此,要切实提升实践教学的地位,鼓励优秀教师指导学生生产实习。要提高生产实习的效果,必须选派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通过实习中与老师的交流,可以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提高以及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同时,采用多种措施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学生实习指导,通过承担实践教学任务,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基金项目: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城市设计论文:基于生态理念的城市设计论文 一、城市设计的生态理念 1.对当地已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生态城市的设计和建设要优先对已有自然资源进行一个系统的了解,从而在对已有自然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开展设计和建设工作,使得现有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而最大限度的提高和利用生态资源和元素,从而使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充分体现生态城市的价值。 2.生态技术优化城市空间 目前,生态技术飞速发展,可再生的绿色能源、生态化的建造技术为生态型城市设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如重点研究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或者重点研究用绿色植被覆盖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雨水就地渗入地下等,通过先进的生态技术手段改善城市生态系统状况。 3.生态效益考核城市空间 生态效益是考核城市空间优劣重要依据。生态型城市设计应充分利用城市绿化吸附污染物、降低热岛效应,同时将简单的、实效的、成本低廉的社会公益项目融入环境中,并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 4.全面、全方位的看待生态城市设计 目前生态城市设计理论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在城市中运用生态原理,而是向城市自然生态观、城市经济生态发展观、城市社会生态观和复合生态观等的综合城市生态理论延伸,可以概括为在高效利用资源和低耗能源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使得社会和谐运转,建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从而建立经济、社会、自然三者形成和谐共生体系。 5.公众广泛参与 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与城市共兴衰荣辱。公众的参与体现了生态城市“以人为本”的宗旨,而且通过公众在生态城市规划的制订、实施、建设中不同程度的参与,可以发现在建设生态城市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从而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公众对城市生态规划的社会满意度。与此同时,这种公众参与也促进了新的规划价值观和生态意识在公众中的普及和提高,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从而给市民创建一个和谐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生态城市的设计要点 1.生态城市居住区设计要点 在进行生态城市居住区的设计时,应该要遵循生态建筑设计的相关原则,从而设计出集基础设施、生态循环和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社会生态居住体系。其设计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绿色环保、节能低碳;加大住宅区的绿化面积;合理布局居住区。 2.生态城市产业结构设计要点 生态城市的产业应当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态文明方向的产业为主,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效应。根据城市产业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生态化发展要求,科学的设计城市的产业结构。要以生态化的示范产业园区为平台,建立以高新技术为主体,以经济循环为特色的生态型产业体系。 3.生态城市景观设计要点 在进行生态城市的景观设计时,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由以园林、建筑等为主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构成。做好建筑景观的空间轮廓线的设计和规划;特别是沿主要街道建筑景观进行设计,在做好高层及超高层的建筑景观设计的同时,适当部署低层的生态建筑。做好江、海、溪、湖等沿岸园林的林带及城市广场、公园的自然和人文设计,将历史传统、人文风情、生活要求和生态环境有机的联系起来,提高生态城市景观的共享性和效益性。 三、城市生态设计的原则 1.经济生态原则 经济活动是城市最主要、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进行城市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态设计和经济相互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持续性。因此,生态城市设计应该遵循经济生态原则,具体的是在生态化城市设计时应实施节能减排、提高城市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而建设处最有效的生态城市,促进生态型经济的形成。 2.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穿着生态城市设计的全过程。只有通过对资源的合理统筹配置,才能满足当代人们对生活、环境和发展等的需要,从而实现城市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自然生态原则 城市最初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要求进行基于生态化的城市设计时必须遵循自然演进的生态规律,维护自然环境基本再生能力、自净能力和稳定性、持续性,人类活动保持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承载能力之内。生态城市设计应结合自然,适应与改造并重,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做到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共生设计目的。 4.高效原则 生态城市的设计是要减少城市中有限资源的浪费,使城市中有限的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实现城市建设的高效性。 四、总结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理念也越发深入人心。因此,在生态城市设计中,要严格依据设计的特点和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规划和设计,尊重和保护城市原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多样稳定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条件和基础,实现城市发展的生态化。 作者:葛珂陈玥晨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城市设计论文:规划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设计论文 1.城市设计导则的缘起和发展 城市设计导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斯曼的巴黎改建中及20世纪初美国纽约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即最初对建筑用途、容积率等基本规划条件的控制,之后人们又根据城市管理的实际需要陆续制定了相应的导则,这就是导则的雏形。城市设计导则最早出现于1970年美国旧金山城市规划及其实践。当时,旧金山在城市规划的实施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地规划管理部门为了确保城市环境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质量,将设计计划变成了设计导则进行控制。之后,城市设计导则在美国和欧洲迅速兴起,成为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的城市设计成果也越来越多的使用设计导则一词,并把导则的具体内容作为城市设计实施管理的成果之一。20世纪90年代城市设计导则被引入我国部分城市的规划管理中,是作为把城市设计成果落实为可操作性的城市规划控制的有效工具,并贯穿于城市规划管理各阶段。在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城市设计导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大量应用必将是大势所趋。《天津市城市设计导则》目前正处于加深探索与初步实施阶段,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于2011年3月以通知形式下发了《天津市城市设计导则编制规程》,对城市设计导则的规程、设计内容、设计要素及空间结构等进行了规范,目前属试行阶段。 2.城市设计导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价值体现 城市设计导则无论从发展时期、认识角度还是从控制层面来理解其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原则和目标却是一致的,即保障城市城市设计目标的实现;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进行空间环境控制的参考依据;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城市建设的公开平台。其现实作用就是指导城市空间形态、公共空间环境,历史人文景观的建设,从而保障城市在经济建设中和谐发展,减少城市因快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人们提供更加宜居的城市生活空间。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津南区位于天津市城市整体空间发展战略“一轴两带”的津滨黄金发展连接带上,目前正处于经济和区域建设的快速上升期,大量居住区、综合功能区、公共展示区及大型市政配套设施等快速落户于新建和未建区域,项目的快速落地使得前期策划缺乏深入的规划理论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往往是项目落地后短期内迅速实施建设。从城市规划管理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设计导则进行指导和管控,仅凭区域控规和概念性设计往往缺乏整体规划协调发展的统筹考虑,不能有效进行规划引导和控制。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组成环节,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构建比例适宜的城市轮廓,营造良好的城市体量和风格 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逐步加深的过程,城市亦是如此。城市的空间形态、街道比例尺寸、建筑风格形式构成了城市的基本骨架和轮廓,是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直观认识。有些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清新大气,充满活力,有些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压抑沉闷,缺乏生机;有些城市给人的感觉是精雕细刻、富丽堂皇。这都是由于城市的整体空间关系和体量、建筑风格和形式迥异造成的,而这些也正是城市设计导则控制的基本要素。在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城市整体空间形态的畸形生长,建筑风格的凌乱丛生。在高强度的开发建设中,过分追求项目利益最大化,不考虑周边环境空间的关系和影响。而城市设计导则正是从区域整体空间关系角度出发,统筹考虑,在空间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式风格上进行控制,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规划引导。使城市整体空间有规律成长,从街道尺寸和建筑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营造良好的城市空间体量和区域建筑形态。 2.2孕育良好的城市肌理,营造良好舒适的宜居环境 如果说城市的整体空间形态构成了城市的轮廓和骨骼,那么城市的外部空间环境就组成了城市的肌理。轮廓和骨骼从视觉上给人以直观印象,肌理在心理上给人以心灵触动,有的城市让人感觉粗犷,有的城市让人感觉细腻;有的城市让人感觉嘈杂拥挤,密不透气,有的城市让人感觉安静放松,自由愉悦,这都取决于城市的外部空间环境。现代城市的土地资源紧缺,开发者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寸城市空间,而过度的开发和建设使城市过度拥挤,居住空间环境得不到保障。从当前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看,期待在城市建设中自然性的提升城市外部空间环境是不现实的。因此,只有从城市设计导则上统筹加强对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外部空间环境的引导和控制,才能从城市的快速发展中预留和争取的一定的城市外部空间,营造宜居舒适的人居环境。 2.3凝聚提升城市记忆,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 从城市形成发展的历程上来看,对于每一座城市来说,不管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还是迅速崛起的现代都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内涵,这就是城市的记忆。有的城市让人感觉质朴醇厚,历史气息浓厚,极具人文魅力;有的城市让人感觉喧哗浮躁,人文气息淡薄,缺乏文化内涵,这些都是源于城市记忆的表达。城市的记忆也是城市设计导则追求的精神内涵,也是城市设计导则中最难以表达的价值内涵。纵观世界各地,每一座知名城市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浓郁的城市历史和人文景观会使城市的发展更具魅力和传奇。城市的精神内涵可以是城市原有历史文化的延续和提炼,也可以是城市发展中人文景观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如何让城市的历史文脉延续下去,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美好记忆是城市设计导则引导和控制城市发展的精神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城市设计导则对城市原有的历史人文等要素进行发掘和提炼,也可以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对城市的人文景观进行塑造和沉淀。从而实现对城市精神内涵的巩固和传承,为人们保留现在和未来寻找城市记忆的根源。 3.规划管理下城市设计导则存在的问题及管控建议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是城市的特色在消失,趋同化现象严重,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现行城市规划体系下城市设计导则的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规划管理部门缺少对城市空间属性的管理依据。从而造成城市建设面临这种尴尬的局面。虽然城市设计导则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导则逐渐被引入到城市规划管理,但作为规划管理过程的重要依据,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规范体系。 3.1导则的编制与实际相脱节 城市设计导则的研究和实施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编制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编制与实际相脱节、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编制的过程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特色和现状条件的分析和研究,过分注重物质形象及理想的空间形态,背离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这样就会被快速的城市发展所遗弃,成为仅停留在纸上的美丽图画和文字,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3.1.1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编制城市设计导则 结合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现状与需求,合理的导则编制结构层次为“设计目标—设计原则—设计元素控制—地块控制建设—城市设计政策”。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及现状周边环境提出最合理的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与空间布局,才是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最终目标,并从各个层次的设计要素提出具体的控制原则。从而使确定下来的目标和原则既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又能更好地为规划部门在城市后续建设中提供管控的依据。 3.1.2城市设计导则的成果应具有可操作性 导则编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可实施性,城市设计导则面对的是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实现其价值,而不是在自身的条条框框中寻找城市发展的出路。导则要想切实发挥助推城市区域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就需要编制者走出设计室,深入现场,广泛调研,认真分析区域发展实际需求,准确定位区域发展未来,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地区经济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味的遵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样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3.2面向规划管理的城市设计导则缺乏实际指导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城市规划管理中,一个项目的实施往往要经过项目控规完善、方案策划、条件或选址核提、规划方案批复、建筑方案审定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多个审批环节,而城市设计导则想在城市建设中指导具体实践就必须要以这几个审批环节为载体逐层传递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但是,在这几个审批环节中,往往起关键性作用的方案策划、条件或选址核提、规划方案审查一般都忽略了对城市设计导则内容的延续和传递,导致城市设计导则的引导和控制作用逐级递减,到具体项目实践中作用大打折扣。因此能否从规划管理中准确切入,并与各个审批环节有机融合是决定城市设计导则能够在今后城市规划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关键。 3.2.1由城市设计导则引导项目概念方案策划 在项目方案策划阶段,按照城市设计导则对区域整体空间关系要求,对项目的整体天际线、组团关系、功能布局进行引导和控制,确保项目的大体轮廓和基本构架符合城市设计导则对区域整体空间关系的要求,同时对后期项目整体的建筑形态和形式给出指导性意见。 3.2.2依据城市设计导则核提规划条件及选址意见书 在项目规划条件或选址意见书核提阶段,将城市设计导则在方案策划中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给出合理的开发强度。作为后续其他规划审批环节的重要依据,避免因个人素质、感情喜好等因素造成的建设随意性,同时也可作为专家论证等环节的评估依据。 3.2.3结合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内容审查规划及建筑方案 项目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是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的深化阶段,是项目整体空间关系和体量、建筑风格和形式、比例尺度、历史人文景观、外部环境等确定形成的阶段,也是城市设计导则在具体实践中的融合阶段。因此,再要规划和建筑方案审查中对前期策划和选址中的城市设计导则有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确保在规划审批中落实。 3.3现阶段城市设计导则缺乏区域整体性和连续性 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城市规划领域新的学科目前在许多城市刚刚处于起步实施阶段,许多城市也只是对城市的重点区域和即将建设的区域进行了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对于城市旧城区和未建区尚未编制,因此城市设计导则对于城市整体规划发展的控制和引导缺乏区域连续性和整体性,这样容易造成城市不同区域整体空间关系、外部空间环境、历史人文等彼此之间相脱节,无法很好的过渡和融合。以天津为例,海河中游作为天津城市未来发展优秀区域,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潜力无限,但目前该区域尚未有编制完成城市设计导则。虽然该区域目前基本属于城市未开发区域,但一些大型的项目如国家会展中心等已开始逐步进驻该区域,并且短期内就会实施建设,而缺乏城市设计导则的控制和引导容易造成项目的建设与未来海河中游区域的整体发展缺乏融合,不利于未来地域整体风貌。同时,在新建或未建区编制城市设计导则对于区域整体发展的控制和引导更具操作性和实施性,也更利于发挥导则的控制引导作用。因此,尽快完善城市新建和未建区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对于城市的整体建设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3.4导则的编制和实施缺乏法律保障 虽然城市设计导则在城市规划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国内目前尚未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城市设计导则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条文对城市设计导则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规范,对于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和实施,以及在规划管理中的地位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对于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和实施缺乏有力依据。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管理规定或管理条例修编时将城市设计导则纳入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或条例之中,为导则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3.5缺乏公众认识和参与 城市设计导则的宗旨是在城市的发展中提高和改善人们居住环境,所以,公众的实际参与和切身感受才是衡量城市设计导则是否能够实现其优秀价值的唯一标准。但在当前,城市设计导则更多的是被城市规划设计者和管理者所认同,对于广大的居民和群众来说还是陌生事物,对于城市设计导则的概念和价值还不了解。这就需要规划管理部门在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采取公示、公告、座谈等多种形式对城市设计导则的进行宣传、推广,使公众真正认识和了解到城市设计导则的价值,并积极参与导则的编制之中,集思广益,发挥群众创造力,使城市设计导则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 4.结语 作为能有效引导城市整体发展建设的一种长效公共政策,城市设计导则是连接设计者和管理部门的纽带,也是我国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开发建设将更需要理性可控框架的引导与管理,将城市发展的各个要素统筹考虑,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在满足成是发展的同时创造一个更具艺术魅力和满足人们生活和审美的特色城市。 作者:高婷婷单位:天津市津南区第三规划管理所 城市设计论文:地理信息为载体的城市设计论文 1基于地理信息的地理设计 用地理思维的角度去观察城市,我们可以了解城市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基于地理信息的直观表达,可以揭示城市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空间关系以及空间结构,城市中的人与环境的内在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等。用地理信息去研究城市可以跨过早期的简单因果关系直接进入现代广泛流行的相互作用关系论中。城市中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单个因素活动可能是没有规则的,如果用地理的角度去研究就会显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地理信息作为一种空间表达、空间呈现和空间关系的描述信息,为人类进行空间思维提供了交互语言。借助于地理信息清楚了解城市各种运作的规律,有助于我们对城市进行统筹,在城市的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应急救灾等方面可以做到更好。地理设计是一种将地理科学和GIS方法融入到设计过程中的系统方法学。相对于传统的城市设计,地理设计更强调了依托地理环境背景,对城市建设进行方案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功能、方法、工具和模型根据原有的空间及属性信息结合当前输入的设计方案进行动态分析评估,并把评估结果用地理的方式直观表达出来,快速地为设计者提供反馈互动,让设计者及时了解设计方案在各个方面引起的影响,进而进行设计方案的迭代修改,直到生成总体效果良好的设计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包含信息共享及协同工作机制,让更多的人和部门同时参与到设计阶段中,确保方案的优良特性。地理设计的系统方法及实现工具在日益完善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多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智慧城市有多个特征,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可持续性。城市运行维护管理的优劣也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城市的智慧化程度。城市运行维护管理的主要内容包含城市公共设施管理、城市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及城市社会管理等方面。在城市运行维护管理中,与空间位置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来进行分析处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收集城市运行维护管理信息,分析评估城市管理效果,根据分析评估的结果调适原有的管理体制、方式和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的效率、优化管理效果,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让城市的运行进入一种良性的可持续的状态中,真正实现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 2时空地理信息的获取与利用 智慧城市是依托信息科技和智能技术来实现城市运行管理的及时感知、互联传递、利用和分析,从而创新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机制,提升城市科学管理和决策的“智慧”。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包括全面感知、互联互通和融合计算等。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任何人、事、物、组织都必须依附于空间环境内,而对不同时态下的人、事、物、组织的空间存在位置的描述亦是地理信息的一种,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地理信息,是描述任何事物的位置元数据。从空间维度来看,可以将所有完整的事物主体描述信息看成是地理信息和属性信息的结合,考虑与测绘地理信息进行区分,不妨把地理信息分类为基础地理信息和泛在地理信息,而政务专题信息、卫生专题信息等社会要素则是泛在地理信息的一个个子集。可以看到,跳出传统狭隘的基础地理信息思维,整合利用基础地理信息和泛在地理信息,才可以把社会人文的所有对象结合空间思维来思考和决策,这是充分利用地理信息提供城市“智慧”的前提。时间和空间,是自然宇宙的两个维度,也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的两大通用规则。时空信息的结合,为融合利用城市海量信息指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城市可以空间为横轴、时间为纵轴,钻取城市信息,建设一个智慧城市运行监测平台,只要尽可能多地接入城市感知信息(比如温湿度与空气监测信息、水文水质监测信息、各种定位信息、城市摄像头、公交刷卡信息、POS刷卡信息、通信基站连网数据、交通卡口信息、ETC不停车收费记录等等,将感知的概念再延伸一些,还有遥感遥测信息、企业和个人去公共服务窗口办业务记录、个人住宾馆酒店的记录、乘车和乘飞机时的身份记录等等),实现城市信息的大集成,就可以展示城市现在、再现城市的过去、模拟城市未来。想象一下,坐在智慧城市的运行中心,在以大幅地图为背景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实时的城市各局部的气象环境、温湿度、PM2.5等,可以回顾城市的历史气象,还可以模拟将来气象;可以看到实时的城市人流、车流动态,可以回顾历史人流、车流,还可以模拟未来4小时、8小时、12小时内的人流车流;可以查看任何一个人或车的运动行进轨迹,还可以揭示其在空间上的时间规律;可以看到水文水质情况,可以回顾和预测水位信息,还可以及时提醒污染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实时的城市警情,可以回顾历史警情,还可以预测未来的警情波动的时间区间和空间区间;可以看到最新的遥测信息,可以获得地面滑坡、违建的智能提醒,还可以生成应急警告或清违指令;等等。从城市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以往主要着力于时间维的信息分析和利用,在智慧城市框架下,在时间维的基础上结合空间维,时空信息的融合利用,给了城市运筹帷幄的底气和智慧。城市要获得和提升智慧,需要持续提升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充分获得信息的能力,没有高度信息化的城市没资格谈智慧,所以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延伸信息感知触角、集成城市信息;二是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如果城市汇聚一个庞大的综合数据库,而不加以呈现、分析和利用,那么信息的价值度必然很低,城市也谈不上智慧。时空思维是实现城市智能与智慧的主要手段,由于时间一直是城市信息的主要元数据,因此要提升城市智慧,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提高城市的空间思维能力:1)如何把从各种途径采集、感知、分布和汇聚的海量信息进行空间化,将其转化为泛在地理信息,从而能实现对海量信息的空间呈现和抽取,为城市管理者和服务对象提供空间思维辅助。2)如何赋予计算机系统一些空间业务规则,从而实现城市的空间智能。从地理信息共享服务的角度来看,需要实现城市地理信息(包括基础和泛在地理信息)的随需共享,以支撑各行业部门及各种协同应用需求。 3智慧城市的时空信息框架设计 智慧城市的空间基础框架需要满足各种情况下的时空信息展示呈现要求,因此需要最大程度地整合城市的各种尺度、各种样式、各种来源、各种时相的基础地理信息,具体来说除了基础的矢量数据、影像数据、实景影像、2.5维等数据外,城市的基本地物,如地下空间、管网、地上城市部件、建筑、桥梁、城市宗地、城市规划定案等都应纳入为基础地理空间信息的服务范畴。基础空间数据的共享整合,优先采用数据交换方式实现数据集中,并整理好各地物实体的空间关系,比如社区和宗地的关系、宗地和建筑的关系、建筑和地下空间及管网的关系等,从而形成较完整的城市空间实体数据库,为城市提供全方位的、高性能的基础地理信息服务。一些正在规划、正在设计、正在建设的空间实体,可以通过地理服务方式,到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为满足智慧城市的时空分析需求,需要将大量的人、事、物、组织等社会人文信息进行精确空间化,生产城市的泛在地理信息。传统的基于标准门楼牌数据的匹配服务,能满足标准地址的精确匹配问题,不能满足非标数据的空间化需求,也不能解决地址描述信息的非标问题。为此,需要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智慧城市的时空框架设计: 1)建立位置资源库,构建丰富的地理标识库。 在标准地址门楼牌库的基础上,混合各种地址编码技术,采集和抽取大量的城市地理部件或人文地理标识,建立位置资源库,并不断地补充完善;大量的城市感知设备都是重要的电子标识资源,要纳入位置资源库统一规范管理。 2)提供强大和精确的位置寻址服务,支撑快速空间化的重要基础地理服务。 3)与产生城市管理信息的关键业务系统结合。 泛在位置信息在业务中进行确认是最为准确的,与各关键系统的地址登记模块进行结合,给结合系统提供选择性输入位置描述或空间坐标,能减少非标地址的产生,减少批量空间化的压力,甚至能获得一些位置资源标识。 4)建立动态感知信息接入平台。 大量的前端感知信息要进行空间呈现,需要解决动态信息接入、空间化及基于空间规则的预处理、分发和基于空间地图的动态展示等所有问题,需要一个统一的信息接入平台负责处理。 5)提供泛在化的地理信息服务。 智慧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要满足随时、随地和随需的要求,由于数据分布、保密等客观原因,大量的泛在地理信息还是分布于不同单位,但整体上要按SOA架构,实现分布式的地理信息服务和融合共享服务,满足智慧城市对地理信息的流程化协同共享的需求。 4应用案例研究———以智慧纽约为例 纽约市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与商港,也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其集中、高效、密集、多样性及无尽的创造可能性为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先天优势,智慧纽约设计内容关注于城市环境的5个层面:土地、空气、水、能源以及交通运输,期望2030年为全纽约人建设一个更加便利、美丽、健康和平等的城市。目前美国智慧城市设计所遵循的是“纽约市(2007-2030)城市总体规划”(PlaNYC),主要涵盖十大模块目标。通过纽约智慧城市设计案例可以认识到,智慧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主要体现在所关注方向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更需结合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将关注面扩展到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内容中去。而地理信息技术以其直观的空间呈现、对空间关系的计算处理能力,为人的空间思维提供了重要辅助手段,从而提升个人或组织的智慧。在以地理信息为载体的智慧纽约的设计建设中,人们通过城市部件的位置,可以找到维护保养单位;通过危急事故区域,可以找到最近的应急资源和队伍;通过环境污染的演进路线,可以找到污染源;通过传染病分布分析,可以找到可疑传染病源;通过个人的位置,可以找到最近的酒店、商店和朋友等,这些都是基于地理信息获得和提升智慧的具体表现。通过地理信息为载体的资源统筹、分析数据、构建模型,能够提供良好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政策和方法。 5结束语 人们最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哪里?到哪里去?怎么去?那里有什么?这些都可以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去解决。城市中的人、物、事都与地理空间位置相关,都可以承载在地理空间之中。用地理思维和地理科学,能有效发现这些因素的内在规律,从而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引导,让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让整个城市更加和谐、高效并可持续,让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加美好。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而基于地理信息科学的设计方法能有效地为智慧城市建设加速。 作者:王长海周晓琴陈碧宇单位: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城市设计论文:旧城改造内环地区城市设计论文 1新型城镇化解读 《新型城镇化规划》突出体现了“存量优先、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则,它的一条主线,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优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为本,就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四化同步,就是要深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优化布局,从城市的布局来看,要通过加强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连接,加强产业和公共资源布局的引导,适当疏散转移特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经济、人口的能力。生态文明,就是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能源等资源,强化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模式,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的损害。文化传承,就是要彰显城市的特色和个性。要根据不同城市的自然历史文化的禀赋,体现差异性,倡导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要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注入传统文化元素,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特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建设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城市。 2郑州市旧城区面临的问题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底,郑州全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900万人,而且,郑州市流动人口的密度约为9000人/km2,居全国流动人口密度前列。随着城市的扩张,城镇化人口的不断导入,郑州市区交通拥堵现象不断恶化,城市公用设施的老化现象不断涌现,城市污染日益加重,人民的日常生活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2.1交通拥堵成常态 郑州市的交通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主干道几乎是寸步难行,尤其是大型商场、火车站等公共设施周边,形成了“开车没有走路快”的怪异现象。据统计,郑州市的小汽车保有量近几年增长速度惊人,2012年底,郑州市的小汽车保有量达到210万辆。这使得原本就不够用的道路资源日趋紧张,更严重影响了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营。另外,郑州市中心城区的功能布局不合理,也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交通拥堵。虽然大量行政办公用地已经疏解到内环地区以外,但内环地区内尤其是火车站地区还存在着大量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另外,大量的教育科研用地也集中在内环地区。这些用地不仅占地大,交通出行量也非常巨大,加上市场必备的货运交通,更是使这些地区成为整个城区交通系统的多个症结点。交通拥堵这一表象的背后是整个城市功能结构布局的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2.2城市公用设施老化 由于历史原因,郑州市旧城区的很多公用设施已进入老化时期,尤其是地下的各种管网,经常出现爆裂等现象,加上市政公用设施各部门规划施工没有统一的调度安排,导致郑州市的道路经常处于开挖状态,不仅影响了城市整体面貌、市民的日常出行生活,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资金浪费和经济损失。 2.3城市污染严重 郑州市与我国大部分城市一样,近几年,灰霾天气的发生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据郑州市环保局监测站提供的报告显示,郑州市灰霾天气的产生主要是由燃煤、机动车尾、扬尘气等三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燃煤对PM2.5的“贡献率”为41%。 2.4旧城改造困难 郑州市内环地区人口密度高,商业经济繁荣,旧城改造的成本高,难度也大。从建筑质量看,在旧城区范围内,建筑质量较差(三类以下包括三类)的建筑覆盖总用地范围约60%以上。从改善建筑质量的方面看,旧城改造的任务重,压力大。近年来,郑州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旧城改造的政策,有力的推进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但也遭遇到许多问题:首先,旧城改造缺乏多样性的手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以推到重建的方式来完成改造,这不仅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破坏了原有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原有的社会网络;其次,旧城改造往往以谋取利益为主要目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导致容积率较改造前大幅度提高,而与之相配套的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缺被压缩到最小;再次,郑州市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对于有历史保护价值以及有文化景观效应的一些构筑物没有充分重视其作用,也统一采取推到重建的方式,对城市文化的营造产生负面作用;最后,郑州市旧城区目前的改造往往集中在有利可图的黄金地段,而一些急需更新但区位差、开发效益差的地段却无人问津,随着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升温,旧城改造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那些急需更新的地区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政府推动旧城改造将越发困难。郑州市旧城区开发建设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也是当下中国许多特大城市所急需解决的城市发展问题。 3《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的解决方略 《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2014)正是在深入学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文件的基础上,对郑州市内环地区进行的旧城改造规划设计。这次的旧城改造规划,摈弃了中国传统旧城改造的一些模式,包括大拆大建型的全盘改造模式、小打小闹型的局部更新模式,而是结合新型城镇化的优秀内涵,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理念。传统的旧城改造更注重旧城区物质空间,主要以项目开发作为旧城改造导向。《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则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提出更为丰富的改造内涵,尤其注重对存量资源的整合优化利用,以转型为发展思路,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使旧城改造成为一个动态的、可持续的、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城市复兴行为。《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的规划范围是郑州都市区的优秀区,规划总用地规模约为12km2,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10.9km2。旧城改造的四大优秀内容包括:功能复合、经济复兴、环境重构、文化沿承。功能复合是要提倡城市功能综合使用,提高市中心的生命力和趣味性,使市中心在白天和晚上都能吸引居民、商业人士、店主和游客。同时可减少交通需求,促进社区安全,带来环境效益。经济复兴是指旧城改造过程中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是要妥善利用投资来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并考虑土地的重新开发或二次开发,为现有产业提供扩展或转移的可能,并为新的产业提供良好的土地条件。环境重构是要确立合理的土地使用强度和人口密度,完善相关的生活及市政配套设施,对现有路网结构进行调整和完善,同时采用平面、立体绿化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市环境。文化沿承是指既要维护旧城历史性,又要考虑现代城市生活对城市功能的要求,注重发掘城市内涵和价值,充分释放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潜能,激发旧城的社会活力。围绕这些优秀内容,《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对郑州市内环地区的城市改造,提出了四个城市设计策略: 3.1空间策略 倡导旧城中心区空间的紧凑发展,整合城市要素,用立体化、复合化的设计手段解决旧城中心区空间密集的问题,创造优美整体的城市形态,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应用,也使旧城中心区的效率得以提高。郑州市内环地区的空间结构规划为:一核两心;一横三纵;双环三片。一核是指二七广场商业中心,两心是指商城文化集聚中心和西广场综合服务中心。一横是指沿中原东路、正兴路、东西大街形成的城市东西向发展轴。三纵是指京广路交通发展轴、德化街商业休闲轴、紫荆山路文化展示轴。双环指的是内部交通输配环和外部交通疏解环。三片指的是商贸商业集聚片、城市综合服务片和传统文化体验片。 3.2功能策略 提倡旧城中心区功能的综合化、多样化,防止大量兴建办公楼和重复建设大型商业设施后引起旧城中心区功能的单一化。除了零售商业,也要促进其他大众服务业的发展,对旧城中心区的教育文化功能、居住功能也应足够重视。郑州市内环地区规划的功能定位为:郑州城区集中展现商城历史文化与商业现代文明的商贸文化优秀区。根据这个定位要求,形成三大功能板块:一、郑州商贸中心区作为内环地区的主导功能板块,涵盖商业休闲、商务办公、商贸物流等职能;二、商城文化展示区作为特性功能,涵盖文化展示、休闲体验、都市旅游等职能;三、生态宜居内城区作为内环地区的基本功能,涵盖生活居住、商业服务、文化娱乐等职能。在三大功能板块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控制和管理的要求,规划将郑州内环地区分别以自身功能特色划分为三个功能片区。 3.3交通策略 充分利用轨道交通建设,以站点开发为主导,组合不同城市功能。利用旧城中心区发达的支路网络,促进旧城中心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郑州市内环地区规划将通过完善交通网络体系、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建立步行网络系统、增加公共空间的范围、采取TOD的开发模式以及控制小汽车的供应总量等方式,来解决目前郑州市内环地区交通不畅的问题。 3.4保护策略 旧城中心区的风貌保护与功能利用并重,使历史建筑和街区具有应变的能力,继续发挥对城市的影响。意向特色使旧城中心区区别于城市其他地域,在凸显特色中提高旧城中心区自身的竞争力,增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郑州市将着力挖掘郑州文化资源,提取华夏文化、二七文化、商贸文化等特色,结合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华夏文明根文化展示区,建设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区。另外,将依托郑州市文化特色,策划郑州内城八景,重拾历史遗珠,融入当代特色,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展现古今交融的文化新风采。《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在旧城改造规划中体现了四大创新要点:1.理念:以“有机更新”为指导的中心城区开发建设规划秉承“有机更新”理念,运用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特色、连续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对空间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等进行更新改造与延续,保留城市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延续城市文脉,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2.交通:“九大方略”指导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组织形式针对内环地区公共交通严重不足、道路系统不够完善、停车设施相对不足等问题。本次规划提出方略有:完善交通网络、提高支路密度、建立输配环网、公共交通引导、建立步行网络、加大公共空间、TOD紧凑开发、停车短缺政策、提高换乘能力。3.文化:以体验展示为主的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区挖掘郑州文化资源,提取华夏文化、二七文化、商贸文化等特色,结合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华夏文明根文化展示区,建设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区。4.景观:点、线、面相结合的网络化生态景观布局针对内环地区城市绿地相对不足,历史文化尚未展现,公共空间缺乏特色等问题。规划依托现有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规划城市公园、景观廊道等开敞空间,提高绿化用地比例,并将公园、广场、绿化廊道相结合,形成层次化、网络化的生态景观格局。 4结语 《郑州市内环地区城市设计》的规划内容充分体现了内涵式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的新要求。在空间上强调紧凑开发立体更新;在功能上强调土地复合集约利用;在交通上强调公交引导低碳出行;在文化上强调新旧共生保护利用。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将彻底改变中国旧城改造的传统模式,在物质空间改造的基础上,更加入了人的需求、环境的需求、可持续的需求。这是中国旧城改造的发展趋势,也是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 作者:张运新单位: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设计论文:安置区开发旅游城市设计论文 1相关研究综述 1.1社区旅游 社区旅游的主要内涵是从社区的角度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优化旅游社区结构,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1]。国外社区旅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社区边缘群体的机会与福利、居民利益、社区旅游影响、社区旅游游客群体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讨论[2-3]。我国社区旅游基于旅游产业起步晚,其实践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结现有社区旅游相关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1)社区旅游开发的利益协调分析。主要考虑社区旅游开发带来的在政府、居民、游客、边缘群体等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调节问题。张伟等基于乐山市旅游规划实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关系探讨具有较强的应用性[4];陈珂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沈阳棋盘山旅游区中社区居民利益因子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应建立居民参与机制及完善相关利益分配机制等建议[5]。(2)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研究。社区参与的优秀在于赋权和机会平等,给予各主体对自身的充分认识和尊重[6],是社区长远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长远发展的主要途径。刘德云结合国外相关讨论,总结出包括象征式、咨询式、物质激励式、功能式、交互式和自我激励式等社区参与的类型,并指出社区参与在旅游规划中的重要性[7]。(3)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的讨论。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科学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时域内的规划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形成一个具备综合效益的开发模式。如刘德云所倡导的参与型规划模式[7]、余向洋基于社区旅游连续统提出的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8],共同强调了社区参与及社区利益调节在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现行研究也提出并不存在统一的社区旅游开发模式,而是应该根据各区域实际,探索符合当地社区旅游及社区自身长远发展的开发模式。 1.2城市设计之于社区旅游 伴随着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开发与城市设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城市设计的新研究方向之一[9-10]。现有社区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步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利益调节等内容融入到社区旅游规划设计中,与万敏等在旅游集散为动力去构筑旅游集散区的规划设计[11]类似,其聚焦点主要还在于旅游开发区本身的空间设计,未能通过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导入旅游开发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社区旅游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城镇整体形象、地域特色、民族文化等综合吸引力。因此,社区旅游开发并非个别旅游资源的建设,而是城市整体的系统工程。旅游吸引力的形成也不仅是旅游点的培育,而且还是城镇综合引力的培养。支撑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相互联结的理论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旅游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通过科学的城市设计策略带动旅游开发,可避免单纯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短视行为,综合整体城市规划设计和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旅游规划理论则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并以可持续为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去带动旅游开发规划,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将旅游开发作为城市设计策略下的组成部分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1.3城市设计策略带动集中安置区的旅游开发 集中安置区是伴随重大灾害、国家重大工程带来的移民现象而设立的区域。一般而言,集中安置区将原本社区中的群体集中安置在新型活动区域,或对其活动区域进行改造,是社区再建设的主体。因此,对其进行规划设计和旅游开发是社区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研究对于集中安置区的讨论缺乏关于城市设计和旅游开发的综合思考,灾后重建的集中安置区研究在旅游开发和城市设计两者间呈现脱离。在旅游开发上有郑柳青等关于汶川灾后旅游重建的“汶川模式”研究[12]、司马志等对北川县国际旅游城镇的约束条件及优秀竞争力的分析总结[13]及张云霞等对绵阳灾后旅游业应对策略的分析[14]等。而在城市设计上,刘利雄就灾后威州主题性城市设计进行了论证[15],孙彤就北川新县城的规划和设计理念进行了分析[16]。可见,灾后重建方面的研究分别集中在旅游产业复兴和城市设计模式等焦点,匮乏城市设计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研究。而落脚于灾后集中安置区为主体、以社区为载体的研究几乎没有。伴随着灾后重建的完成,重建后的集中安置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因此,在集中安置区的空间尺度上,将社区旅游开发嵌入总体性城市设计中形成社区旅游带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选取水磨镇为研究载体,介绍其灾后城市设计理念及旅游开发过程,为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融合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2水磨羌城灾后重建与旅游开发 2.1水磨镇的前世今生 水磨镇位于四川汶川县域西南,距都江堰25km,距成都70km,处于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与都江堰、青城山两处世界遗产的优秀地带。水磨镇交通较为便捷,都汶高速、213国道、三江旅游快速通道穿越而过。境内多为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结构稳定,岷江支流寿溪河穿境而过。全镇面积89km2,总人口约2万人,少数民族比例较大,羌族和藏族约占总人口的1/4。震前的水磨镇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区,高污企业达到63家,工业废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同处峡谷的镇中心区域造成较为严重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污染。而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由于缺少统一规划,水磨镇面临的问题正如我国千千万万的小城镇一样,缺乏整体规划设计和无序建设,产业发展破坏生态,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少数民族特色正在悄然失去。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距震中仅4km的水磨镇受到重创,房屋全部损坏,3/4以上的房屋倒塌,2万人受灾,92人遇难。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完全瘫痪。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援建小组通过“工业外迁,腾笼换鸟”的战略决策和可持续的城市设计策略为水磨镇实现了以家庭小农业、高载能工业转变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结构,跨越式地完成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建成了一座全新的以教育、绿色居住、流通商贸为主的山水环境宜人的服务型旅游小城镇,为在灾后城市设计中导入社区旅游开发、实现产业升级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2.2水磨镇旅游产业发展 灾后重建后的汶川县实现旅游经济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使全镇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2012年1—8月期间,汶川县接待游客374.5万人,同比增长79.1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61亿元,同比增长96.07%。在汶川县的财政收入当中,目前和旅游相关的收入增长了15%以上,而在地震之前不到1%。与此同时,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在稳步上升。相较于汶川县其他集中安置区,水磨羌城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世人的关注。2010年4月,水磨镇获得联合国人居署在四川灾区唯一授予的“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其后的第三届世界文化旅游论坛组委会授予其“中国精品文化旅游景区”的荣誉称号;同年9月,通过国家旅游局4A级景区评定,进而成为汶川特大地震后城镇灾后重建中最为成功、旅游人气最旺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俱佳的特色城镇。2011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汶川县水磨羌城吸引了大量游客,平均每天接待游客4500余人次,自驾车辆达600辆。 3水磨羌城集中安置区城市设计 3.1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理念 汶川水磨羌城位于水磨镇规划范围的东北部,南临水磨大道与寿溪河,是灾后水磨镇安居工程的主体部分。在灾后重建中,水磨镇安置区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安置,并在复兴羌族文化和发展旅游产业的城市设计理念指引下,将传统羌族风貌元素融入重构城镇风貌中,结合旅游开发配套设施,将整个安置区建设成为了羌族文化鲜明的汶川新羌城。 3.1.1复兴羌族文化。羌族文化是羌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并积累起来世代相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是羌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水磨镇灾后重建是复兴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绝佳契机。水磨羌城的总体城市设计意在重建过程中促进传统羌族文化复活,在新生的城镇空间中再现传统羌族聚落的活力。通过羌族旅游资源导入的方式,促进羌族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认同感。 3.1.2发展旅游产业。旅游是购买文化、消费文化和享受文化的过程,水磨羌族城市设计立足于羌族文化,利用羌族山水环境,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在水磨羌城建设和发展中具备较强的经济性和文化保育性。以旅游开发为先导,水磨镇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保育生态环境、打造地域风貌等一系列城镇发展目标,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方法 区别于汶川县其他小镇的灾后集中安置区,水磨镇安置区在灾后重建中并未按村落分片区处理,而是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之前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形成一个集中安置社区,并且统一在河的一岸,在此基础上联结公共空间和旅游景点,形成完整的社区旅游资源系统。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十分注重传统地域风貌元素的挖掘和提取,并结合水磨镇历史实际,在空间布局、民居体系、特色建筑单体和细部构件的选择和运用上,延承了传统羌族历史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原型。此外,为迎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水磨羌城将传统风貌元素通过优化变异、尺度转换、功能置换等设计手段,完成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与平衡。完整羌城风貌形成了民族特色凸显的城镇风格,带动旅游整体吸引力的提升。在城镇风貌上,水磨羌城安置区借鉴羌族传统民居风格,结合西羌的深厚文化内涵,形成协调统一、民族特色明显的羌寨形象。具体由和谐广场、170幢居民楼、农贸市场等组成,总建筑面积4万余m2。从实施效果上看,设计方案不仅解决了安置区内灾后227户居民的住房问题,还为今后发展震后社区旅游进行二次开发进行了提前规划。灾后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并非仅将灾后重建视为安居工程,而是在城镇空间中导入旅游产业,实现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结合,带动了灾后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集中安置区居住空间改造与旅游开发结合的“水磨羌城模式”(图1)。 3.3水磨羌城安置区导入旅游的城市设计策略 3.3.1依托现有资源。依河发展的水磨镇呈现典型的山水城市形态,在充分研究规划区现状水系的基础上,新修寿溪湖作为导入旅游产业的重要生态资源,为水磨羌城开展社区旅游创造良好生态基底。以寿溪湖为水磨羌城的自然环境,错落有致的羌族特色建筑与山水之间的景观桥头、休闲广场、码头步道等一系列滨水开放空间构成水磨镇最具特色的地段,是水磨镇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通过打造湖面、绿地作为优秀景观,建成16万m2的水面和14万m2的绿地,塑造出以湖和绿地为优秀的“山地湖滨小镇”的大环境,完善了水磨镇“一心两廊四区”的空间结构。并对整个片区的总体形态、建筑高度、建筑材料、城市色彩、第五立面等要素进行控制引导,使碧绿如翠的山谷、澄静明澈的湖水与古朴美丽的民居相互映衬,形成城市统一完整的形态风貌。 3.3.2利用地形地势。集中安置区的设计主题是“现代羌城”,羌寨选址多位于河谷地区以及河谷两岸半山腰的台地与缓坡,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布局严密工整。所以羌族建筑群具有高山立体的、多层次分布的特点,自下而上形成“河谷—半山—高山”的自然形态。规划区内南北自然高差约20m;北高南低,南北纵深最宽处约160m,自然高差约35m。用地北面为连绵起伏的自然山峦,南面临寿溪河,自然的地形地势正好可以用于体现羌族建筑群依山就势的自然生长模式。合理布置安居工程中的建筑单体,凸显羌城的层叠围合感,形成了多层次的天际线以及丰富曲折的临街界面。 3.3.3梳理交通流线。羌城道路既是空间的骨架,同时又是羌城内部的血管。为了延续水磨“禅寿老街”的商业氛围,羌城安置区内的主要道路也呈东西向分布,并且结合山地地形,设计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满足以步行为主的小镇空间尺度要求。安置区虽然以现代居住功能为主,但是为了节省居住用地且符合羌寨聚落的街巷特点,主要道路宽度不应过大,否则破坏建筑群形成的层次感。 3.3.4重构公共空间。震前的水磨镇基本以老街为主要的公共空间,虽然沿河发展,但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优先,城市建设条件苛刻,单一大街的城市空间结构极为简单,因此震前水磨镇的城市空间规模小,不成体系,且与居住区分离,不易激发人们高品质的公共交流活动。羌城安置区内的开放空间在设计上采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以自然生态为主题,利用主要步行商业街之间的区域形成具有不同氛围的开放空间序列。并根据原地形标高,分段设置多个台地,形成多个高差不同的广场组,其间穿插做水景景观、开放式绿化等,满足安置区内居民的休闲、健身、商业活动等需求,同时服务旅游人群。 3.3.5打造建筑“新羌风”。水磨镇为羌族聚居地之一,打造一座复古的羌文化社区是保护羌族古老民居特色的最佳途径,也是吸引广大旅游者的兴趣所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商住混合用地形式,大部分安置房户型设计为一层沿街商铺,二、三层为住宅,真正实现“人人有就业、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商铺”。供每户独立建设带底层商铺的联排住宅,合理安排室内空间布局,避免了基地高差形成的室内采光问题。建筑风格吸取羌族民居的主要特点,利用局部退台、坡屋顶、材料对比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色彩,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效果(图3)。对于随迁入机构而迁入水磨的居住人口以及部分有住房改善需求的本地居民,规划划定居住用地,建设花园式商品住宅小区以满足住房需求。 4思考与总结 4.1集中安置区旅游导入的优势 4.1.1延承地域传统风貌。集中安置区经由合理的、统一性的城市设计,可充分发掘地域文化元素和风貌元素,将其融入于现代生活,形成地域传统和现代生活相结合的城市风貌。传统风貌是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的优秀要素,是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在集中安置区导入旅游,可应用城市设计指引传统风貌的保育,延承地域文化传统,实现自然、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2完善各类服务设施及布置。基础设施水平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创造环境、增强后劲,反之则会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相较于原受灾农户的分散居住模式,集中安置区经过统一的规划设计(图4),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完善交通网络,解决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而各类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商业、服务业进驻,增强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产业上档升级。 4.1.3人口、产业的集聚效应。集中安置区内聚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各色人群,由于乡镇地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集中安置区内的人口存在着纵横交错的联系,可以覆盖集中安置区中的旅游服务的不同环节,共同完成旅游产品从开发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在纵向上完成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部要求。尽管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环节的分离,但所有生产、服务环节都集中在集中安置区内,这样更刺激了集中安置区内多种产业发展,繁荣该地段经济,从而提升该地段区位优势,形成稳定的旅游客源市场。 4.1.4集中解决就业问题。土地资源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承担着农民的生存保障。灾后重建迁入集中安置区的失地农民面临失去土地和土地置换等一系列问题,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半径增加将直接减少农民的收入来源,威胁农民的生活保障。震前水磨镇是一个典型的高污染工业小镇,境内60多家水泥厂、铁厂、硅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支撑着约1.5万农民一般的家庭收入。而集中安置区中开发旅游产业将产生相当数量的岗位,需要由迁移至安置区内的劳动力来提供,这样既解决了灾后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也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退一进三”。 4.2结语 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灾后重建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主题。灾后重建不仅仅是一个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城镇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灾后重建的城市设计目的在于实现小城镇全面复兴,因此,水磨镇所要实现的不仅是产业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环境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复兴。“水磨羌城模式”为水磨镇带来了新的旅游经济,通过在集中安置区内导入旅游产业,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安置和生活,还为水磨镇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总体而言,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融合了社区安置工程与旅游开发,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并保障了安置区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为灾后城市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也为具有资源潜力的小镇或较大尺度的居民社区进行旅游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陈可石a罗勇彬b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a.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b.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层面城市设计论文 1现状问题 东山地区内部的现状自然资源用地约占总用地的15%,调研显示其目前面临的城市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3点。1)生态挤压。城市建设向自然要素边缘逼近,部分侵入保护绿带,甚至对自然资源本体造成占据与破坏。如,将军山东南侧,山脚下相对平缓的用地已被犬牙交错的建筑覆盖,除南侧由于“康后水库”的存在留有一处山体与城市之间的缓冲空间外,其余建筑均“贴山而建”,并造成由于建设开挖而引起的多处山体破坏;秦淮河沿线目前虽无直接“填水建设”的行为,但生态绿地被大量城市建设向河道侧挤压,滨河绿带宽度由20世纪90年代的80~100m缩减为20~40m,河湾处几乎没有考虑河道交汇点位置有更为敏感的生态要求,河道与城市的缓冲空间严重不足。2)界面私有化。东山作为疏解主城人口的先行地区,近年来居住用地的开发在几乎所有用地类型中高居首位。居住用地目前占东山建设用地的比例高达36%,居住小区数量亦从1995年的2个激增至2010年的138个。在该138个居住小区中,有81个(59%)采用“依山傍水”的选址形式,其中尤以滨河、滨湖形式居多,比例高达39%与15%。无疑,毗邻山水的生态资源为住区内部的居民提供了良好的观景平台与环境品质,但是由于安全因素,各小区普遍实施的封闭化管理也使得小区成为自然要素与城市腹地之间的阻隔性屏障,这种自然资源岸线私有化的现象既造成了自然景观视线的遮挡,也导致交通到达路径的断裂,大大降低了本应属于城市自然资源及其周边用地的活力。3)城市生态网络破损。此外,东山区域内部还拥有大量潜在的支线水系,但由于规模小(水面宽度仅2~3m),水质差,现状环境脏乱等原因,长期以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的山水体系,加之前文提及的“生态挤压”与“界面私有化”问题,目前东山地区的整体城市生态网络处于相对破损的状态:一方面,山水资源周边必要的保护性生态空间被不断蚕食侵占,资源本体对于城市的潜在生态保护能力降低;另一方面,大量山水界面的私有化开发方式人为阻隔了自然资源与其他用地之间的联系,致使诸多要素之间只能各自为政,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生态网络,发挥联动效应。 2策略形成——城市层面城市设计 针对东山自然资源现状问题,城市层面的东山副城总体城市设计①梳理了4条应对策略,作为后续建设发展中,东山境内自然资源的优化调整目标。1)策略一:织补生态网络,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对现状城市潜在支线水系的整治拓宽,将其作为诸多城市点状自然要素之间的联系纽带,结合城市绿地(包括道路防护绿地与公园绿地),形成联系更为多元、层级更为丰富的城市生态网络(图3)。2)策略二:扩大保护范围,提高生态效能。分级划定山水资源的保护界限,扩大资源本体周边的防护缓冲空间。其中山体划定两级控制线:一级控制线内禁止任何建设开发;二级控制线内除必要的公共服务小品与临时性建筑外,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开发。主要河流沿线划定两级控制线:一级控制线内(两侧约50m用地)作为严格控制建设的滨河防护绿带;二级控制线内(两侧约200m范围)结合商业、居住用地,增设大型公园绿地与节点广场。3)策略三:限制拆除并举,加强公共利用。建议运用经济杠杆对意向开发单位征收“高额景观补偿税金”[2],以缓和与自然界面直接毗邻用地的项目开发速度,控制开发数量,并严格限制住宅用地的建设。新增开发项目必须考虑与城市主要自然资源要素之间的视线联系与步行交通联系,并以此作为项目评审通过的重要依据。已有建筑现状确实对公共使用造成较大影响的,可以进行部分建筑拆除,形成必要的视线廊道与交通廊道,增加自然资源界面的公共属性。4)策略四:优化景观视线,合理设置活动。明确牛首山—将军山,方山—土山等系列城市重要的景观视线,增加观景点的可达性与公共性,保护视线通廊,维系景观质量(图4)。结合东山地区城市公共交通(地铁、公共汽车)的线路与站点位置,设置步行节点与自行车租赁点,形成以自然资源及其周边防护空间为依托的慢行活动线,结合现状特点设置公共活动,提升城市活力。 3策略衔接与深化——局部地段层面城市设计 可以认为,城市层面城市设计提出的上述策略为东山地区自然资源的优化建构了结构性的目标纲领,但是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无法在110km2的范围内一次铺开,而需要通过下一层面局部地段的城市设计①个案加以实现。无疑,这些设计个案面临着“衔接与深化”的任务,即通过对现状的梳理,明确个案中的哪些部分或层面需要与总体城市设计层面提出的策略进行衔接,同时借助具体设计将策略中的宏观目标深化落实到具体用地,与现实操作相匹配。下文所述的河定桥—土山地段、百家湖地段城市设计即是这一类型的案例。 3.1河定桥—土山地段城市设计 河定桥—土山地段位(图5)于东山老城片区,是江宁区政府所在地区,总面积约80hm2。现状用地中,中心位置为土山,高度为25~64m,土山南侧主要为行政、商业教育用地,东西两侧分别为中前村和土山村2片旧城区,北侧隶属地方部队用地,目前主要为农田和次生林带。对照4条总体策略,该地段主要针对策略一“织补生态网络”与策略四“优化景观视线”进行衔接与深化(图6、7)。策略一应对中,鉴于用地内部及周边的自然资源点众多,包括土山、南侧的竹山与西侧的秦淮河,设计强化生态网络的联系,改善多个生态要素各自为政的状态。具体包括:结合西侧中前村改造,于土山东侧和秦淮河内向水湾之间留设一条宽度约30m的滨水绿带,既作为土山的东侧入口,也将土山有效组织到城市生态网络之中;其次,通过土山南侧行政用地片区总体对称的建筑体量布局、市政广场的设计以及“土山—竹山”视线廊道的预留,强化具有东山地标性质的“土山—竹山”生态空间联系;最后,调整土山北侧部队用地为公共绿地,借助其相对平缓的坡地条件设置多种观赏与休闲活动,与东山相对较高的山体空间形成有效互补,塑造更大规模的土山城市公园。策略四应对中,设计需要具体落实“河定桥节点—土山、东山—土山”的景观廊道。经现场调研与感知体验,确定以土山为景观对象的观景点可以细分为如下5处:河定桥节点附近的2座桥体(A、B点)、内秦淮滨水绿地(C点)、市政广场(D点)以及竹山山顶(E点),并新增由北侧土山机场(F点)观景点1处。进而参照由观景点位置人眼至土山的空间视廊连线,并确保山体顶部至少1/3区域可见的基本原则,确定土山西侧、北侧用地分别为9m和12m的高度控制区,南侧广场用地不宜建设,现状建筑建议拆除。此外,考虑到目前土山被夹杂在中前村、土山村2个旧村之间,界面的公共感知度低,且入口仅与地块内部小道相连,位置相对偏僻,可达性不佳。设计提出利用用地东侧土山路作为未来城市主干路(地下为轨道交通5号线)的优势,将公园主入口设置于与土山路直接毗邻的东侧用地,便于市民交通出行;同时对于两侧旧村改造,不采用小区模式,以避免封闭式管理的小区边界对土山界面造成的遮挡,而鼓励采用街区式布局(小规模甚至单独楼栋门禁确保安全),加强东西向街道与土山间的空间渗透。 3.2百家湖地段城市设计 百家湖地区位于设计用地中部,总用地约23hm2。该片区用地中,东南角为正在施工的商住混合用地,东侧有凤凰广场城市公园一处,其余地块几乎全部是已经建设或正在施工的居住用地(包括夹在其中的水秀苑与金陵饭店两处酒店宾馆用地,图8)。1999年以前,该片区还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2000年以后,住宅建设大规模兴起,百家湖周边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优势成为各大开发商竞相争取的目标,最终形成今天由诸多高档小区占据的局面。由于居住用地与酒店用地封闭管理的需要,目前湖体界面私有率高达88%(施用地域完工后还会增至90%),除东侧凤凰广场外,周边市民根本无法接近水体,百家湖在10年发展后丧失了城市公共水体的意义而沦为高档小区的“私家花园”。无疑,该地段需要重点应对策略三“加强公共利用”的问题。其实百家湖用地在开发前曾规划设置有一条具有公共性质的、人车并行的“环湖路”,但是由于部分开发项目没有遵循该规定,导致环湖路无法连通(图9),加之环湖路内侧的滨湖区域又逐步被居住用地蚕食,原有的环湖路或其他周边道路体系的调整已难以实现公共滨水道的构想,而必须从水体一侧做重新整合考虑。但是目前周边用地的开发与滨水岸线直接毗邻,建筑边缘距离水体平均不足10m,最小处仅2~3m,因此如果要实现滨湖步道的连续,对已有建筑的改造在所难免。基于该思路,设计提出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滨水居住用地进行功能置换,并对临湖过近的约130栋、总面积约8.8万m2的建筑空间进行改造,形成宽度约20~30m的连续公共滨湖岸线;并根据不同岸线的位置与距离设置了10个步行节点,形成多处休闲空间与景观视线,同时结合周边地区自然要素,构筑起百家湖与东侧秦淮河、南侧九龙湖、北侧河定桥公共绿地之间的生态联系。当然,对已有建筑的改造面临着很多实际操作的难题,尤其是说服被改造建筑的使用权所有者进行异地安置以及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设465观景点景观视廊计提出分步骤的改造计划:首先启动改造调整量最小的中部用地,拆除原东西向桥体,在两端合适位置设置湖面临时性栈道与步行桥,形成具有一定长度规模的步行小环线,该小环线长度总体达到规划滨湖岸线总长度约50%,围合水体面积达到总面积的约70%,且与东侧秦淮河、北侧河定桥城市生态资源之间保持有便捷的步行交通联系,基本可实现设计意图;进而在经济许可条件下,启动南侧用地的建筑改造,扩大环线范围,增加与南侧九龙湖城市生态资源点的联系;最后启动改造调整量最大的北部用地,形成完整的滨湖环线。 4结语 现实发展中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往往使得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生态挤压、自然界面私有化、城市生态网络破损”成为目前东山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基于此,总体层面的东山副城城市设计提出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优化,具体形成“织补生态网络、扩大保护范围、加强公共利用、优化景观视线”的4条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策略。 作者:高源王建国杨俊宴工作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城市设计论文:园林城市设计的持续性发展前景分析论文 一、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都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 建设园林城市要求整个城市都园林化——建设城市大园林,这是城市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从最初的只用于交换和防御,发展到越来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们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还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环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适程度达到最优化,城市设计由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建设园林城市应该说是城市设计追求的根本目标;而园林城市的建设也必须通过加强城市设计来实现,二者一个是目标,另一个是手段。 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目前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十九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曾经提出过田园城市的理论,应该说这个理论是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而这个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则是以园林绿化为有机联系的城市构造原则。这个理论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理论和实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精神实质表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园林城市的概念说到底是一种城市形态标准,这种形态应该说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园林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形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其概念:园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绿化作为基本的有机纽带,艺术化地组织和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使城市形体环境有最佳的美学和生态学效果。 城市设计理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当城市规划学从空间地域规划发展到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性规划学科后,就出现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观自我表现,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忙于跨学科宏观扩展的局面。两极化的倾向忽视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与建筑的关系,冷淡了城市视觉环境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设计理论应运而生,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盲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学科。城市设计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与其他边缘学科一样,其概念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城市设计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间环境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整体效应为原则,以建立城市良好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为目的,融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中的中观设计。城市规划出于理性,城市设计则侧重于感性;建筑设计是对个体的操作,城市设计是对群体的组织。 由此看出,园林城市与城市设计都是针对城市形态进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二、构造园林城市是城市设计应该追求的根本目标 园林城市之所以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园林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级形态。之所以这样理解,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从城市发展的趋势看,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完全束缚的结果。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开始"了在自己制造的人工环境中去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和返璞归真的历程。自然因素很多,但是根本的可以营造的因素主要是园林绿化,并以此来艺术化地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所以园林城市是人们的理想目标。城市设计就是力图使城市这个人工环境更多地引入人们对自然的追求,从而“建立良好的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 第二,从园林城市的含义看,园林城市的“园林”绝不仅是指城市的园林绿化部分,同时也应该包括城市环境空间构成的各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园林应该是一个大概念,就像造园时运用亭、台、楼;阁、径、石、池、溪构景那样,把每一个建筑、每一条道路等各种环境因素都进行艺术化的组织。比如借景、框景等手段,从古典园林中走上街头,运用于整个城市,则扩大了园林的外延,这不能不说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的。 第三,从城市设计的规律看,它所追求的情景交融原则、景观集合原则、空间序列原则、环境气氛原则、品味最优原则等都是园林城市所体现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包含在视觉艺术之中的空间艺术的创作规律,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工艺品、雕塑、建筑和园林等。园林又把建筑、雕塑和工艺品等因素囊括其中,形成了综合性的空间艺术。城市设计实质上是把构造园林的这些规律拓展到整个城市,它运用各种空间环境因素、设计符号语言来表达一种文化蕴意和价值取向,表达一个城市的“神韵”,都是在把城市从一般性的功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级形态。这些物质形态一般性功能的综合地、艺术化地运用,是经过人类文明升华了的自然,也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改善环境。就像营造园林那样,城市设计所追求的,无疑是园林城市所具有的根本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园林城市对于城市设计的根本意义。 三、城市设计要以绿化为纽带组织环境空间的基本要素 视觉环境的优化是城市设计的首要任务。应该说,视觉环境对于人类所产生的心理的影响与环境污染对于人类生理的影响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说明,城市的视觉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研究表明,人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钢铁积木”等环境中,极易产生压抑、忧郁、恐慌、不安等心理疾患,这些问题只靠消除污染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园林绿化的生命系统特性在改善现代城市景观环境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绿色应该是现代城市的基调,是现代“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也必然应该是城市设计运用的主要手段。而且园林绿化的材料的“软”性与生命性,恰恰可以抵消建筑的“硬”质与无生命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不适,或者说可以形成一种对比,将这种对比进行艺术化的结构,就能形成优美的视觉旋律。所以也可以说园林绿化是城市有机体中的重要的“生命场”,发挥着整体环境协调作用,是用具有生命的色彩材料在“城市画卷”上来描绘最美好的景观,理所当然的是“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绘画是平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如果说中国画构图“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是平面艺术构图的重要原则,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园林绿化则是城市立体画卷的生动“气韵”,那么以此为纽带组织城市环境空间则必然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原则。 园林绿化,还往往起着城市再设计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设计还远远没有展开,特别是一些向现代化国际都市目标迈进的城市,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越是这样,园林绿化则越有着重要作用。即使城市设计已经全面展开,园林绿化也仍然永远是城市设计的拓展和完善。因为园林绿化可以根据建筑、街道等景观需要,用植物绿化来组织视线,分隔与联系空间,宜“掩”则“掩”,宜“露”则“露”,组织和导引方向,可以起到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所起不到的作用。目前,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有脱节现象,规划划出建设地块,建筑师只考虑建筑问题,或仅仅考虑单体建筑环境问题,而规划上对于建筑之间的关系则把握不够,形成一些不协调的总体景观环境。如有些重要街道两侧的许多现代化建筑从单体上看,都很有特点,也不失为优秀设计,但是这些建筑排列在一起,侧有互相排斥的感觉,好像互不服气、互不说话,穿着不同风格时装的一群模特。这种情况只有靠园林绿化来化解和协调。试想通过高大树木、开阔绿带的遮掩或联系的处理,使人们在视觉上从“环境视”变换到“焦点视”,或从“焦点视”转移为“环境视”,则必将缓解这种景观的不协调。有时还可以用大树、大草坪或代表某种含义的植物用作特殊的标志,赋予环境以文化情境。比如,北京二环路天宁寺立交桥中央的一株古树,就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手段完全可以在四维空间(还有时间维,园林绿化的季相变化和生长变化等)上最大限度地营造出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园林城市呼唤着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也应确立园林城市目标,这是建设一流的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规划、设计、园林等各有关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共同肩负起建设园林城市的历史重任。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的创新意识论文 摘要:本文从澄清现代城市设计的概念入手,指出创作性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并从立意与构思、分析与综合、直感与逻辑、图形与文本四个方面探讨了城市设计的一般方法。 关键词:城市设计创作性方法 一、城市设计的概念及其特征辩析 关于城市设计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予它不尽相同的定义界说,但从其总体趋势来看,现代城市设计正逐渐呈现出相对明朗的观念势态。我们认为:现代城市设计是以人为宗旨,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职能效率为动态目标,综合组织城市系统各要素,以期建立合理且优美的城市形态环境的综合性创造活动。城市设计的作业范围既涉及大范围的单系统设计,也包含细胞形态的解剖,其对象是多层面、多类别的组合,而城市区段层面是典型的客体对象。城市设计既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同时又是规划转向建筑设计的必要中介过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因而也常导致概念上的模糊。一般而言,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规划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之间的关系则时常使人迷惑,因此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获得城市设计自身明晰的基本特征: 其一,城市设计强调“人本主义”精神,即以具体鲜活的人为根本出发点,满足人的需求,以人的心理生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城市空间设计的场所感、归属感以及历时和共时的文脉连续。而控规则是以物质环境为出发点,作为城市管理的依据而制定的硬性控制指标,它较少涉及与人的感性和活动相关的环境场所问题。因此,可以说人与物的对峙是城市设计与控规的基本分水岭。 其二,城市设计要在三维的城市空间坐标中化解各种矛盾,并建立新的立体形态系统。而控规则偏重于以土地区域为媒界的二维平面规划。因此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维度。 其三,城市设计侧重城市中各种关系的组合,建筑、交通、开放空间、绿化体系、文物保护等城市子系统交叉综合,联结渗透,是一种整合状态的系统设计。控规则往往是城市各子系统的分述罗列,而且偏重于各项子系统的分别研究。因此,关系整合与要素分离是二者间又一显在区别。 其四,城市设计具有艺术创作的属性,以视觉秩序为媒界、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而控规则注重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其主要运作媒界是技术指标和工程问题,理性逻辑是其主要属性。 由上述比较中看出现代城市设计具有鲜明的创作性特征,正如培根所言:“未来城市环境质量将依赖技巧高超、感觉敏锐的城市设计师的创造性想象和智力”。 二、创作性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 一般来说,创作性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某种观念设想或作品具有新颖鲜见或超前的形式和内涵;二是指这种观念设想和作品应适应现实、解决问题并巧妙且有效地达成目实;三是对上述观念设想和作品的持续、表现、评价、完善和充分发展。创作性与创造性时常可以通用(是英文creativity的两种互通译本),但二者在语义上仍有些微区别,创造性更为强调独创和超前,面创作性强调上述三方面含义的全面包容,同时还含有过程意义。 城市设计的创作性是由其自身的目的性质决定的。设计即是把各种要素组织进入较大的连贯的整体以达到原先预期的意图。在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城市设计要实现具体的三维形态框架的建构,它必然是一个创作过程的产物。城市是市民生活的舞台,是历时态的延续,又是共时态的交溶,以人为本的场所论是城市设计理想和实践中的本质精髓。对于一个具体城市区段来说,城市设计的目的是要鼓励各种人群活动的合理交织、运动有序、生态和谐,并能给人以愉悦的整体审美感受。城市设计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清规戒律和模式范本,也不是某种先验公式的推演计算,每一个成果都是对特定城市或城市区段的独特解答。设计师在情感、智慧和经验的投入中完成理想与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是设计者各种思维方式的全面启动和复合,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顿悟相交织,而形象则是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维线索。 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同时亦是对设计者多方面知识结构的运用过程。现代城市设计者需要有社会、经济、人文、政策管理及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要有城市设计的基本技巧,精通城市职能、形体及三维空间关系的处理。 城市设计注重小组合作(cocreativity),鼓励吸纳相关学科学者、开发商、政府官员及公众代表共同参与,并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公众参与和认同。 三、城市设计创作方法论探讨 城市设计的质量直接决定于其创作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和有效。然而澄清这种方法理论却很困难,城市设计的具体方法因客观对象而异,更是因人而异,因此试图去规范其设计创作的方法似乎是徒劳的。这里我们试图以描述城市设计创作的共性特征来探寻其创作的轨迹线索。 1.立意与构思立意即主题意识的确立,这是创作的灵魂。立意的过程即是在进行现状分析、明确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现状分析提出基地现存的资源和问题,立意则需以该城市区段的定位为依据,这种定位又必须置身于城市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区段与相邻区段、区段与城市整体之间的功能互动机制,才能给出设计区段的正确定位。现存资源与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和现存环境状况与发展定位之间的矛盾直接决定了城市设计目标的确立。 构思由立意脱化出来,构思即是将城市设计的立意转化设计结构(又称概念设计),同时提出实现立意的方式构架。构思的直接结果是该设计对象的空间形态结构的建立。城市设计的立意与构思必须也包涵了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设计者对各种设计因子的权重取舍以及自身的主观理解,情感经验等因素使得其立意与构思趋于个性化,并以多种构思方案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与相关参与的讨论、评比、比较和判断确定最终的构思方案。 2.分析与整合要解决一个现实具体的城市设计问题,首先必须进行客观有效的环境分析。分析包括前后两个不同时段,其一是指设计前期的现状调查分析;其二是指创作过程中对设计方案及成果的解剖分析。现状分析是要达成对现存环境的全面认识,它包括基地、人口、建筑设计质量、交通、使用职能、民俗习惯、行为规律、自然条件、景观资源、经济投资计划等等资料。一般而言,职能分析和空间形态分析是两个重点内容:职能分析主要考察各项用地的使用状况与交通系统的联系以及这种状况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空间形态分析则涉及基地分析、图底分析、视觉序列分析、认识意象分析、类型学分析和空间注记分析等一系列技术。空间形态分析提供了设计所必需的历时性形态积淀的背景资源,它为文脉承续提供了基础。设计过程及成果表达中的分析实质是对所设计环境各子系统的分项解析和表述,如:地块功能配置、道路交通系统分析、交通换乘系统分析、形态认识系统分析、历史文脉分析等等。这种单系统的解析使创作成果的各个层面得以清晰的表达,同时也是设计进程中从各个不同层面和视角对设计方案进行剖析、质疑和修正的必要技术程序。 分析是城市设计的必要技术,而对环境各子系统和各单项要素的整合才是城市设计的本质性作为。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历时和共时相交溶的整体感受和影响,而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城市设计必须以关系组合为职责,侧重于整合结构性的职能关联、空间关联和文脉关联等,促进城市各种活动的合理交织。设计者往往扮演开发进程中的协调员,化解矛盾,综合平衡。 系统化的城市设计将改变过去仅仅由几何线条分划地块的封闭独立性。加强建筑布局、交通路线、开放空间、绿化体系和人文景观等要素的综合交叉、联结渗透将成为一种新的形态风尚。立体化是当代城市空间结构又一显在的发展趋势。随着城市职能的高度集聚与城市土地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突显,未来城市必将超于土地和空间的综合使用,即特定地段中各种用途的合理交织,相互刺激补充。空间结构的立体化还意味着对用地进行地上、地面和地下三个层面的综合开发以构成连续流动的空间体系。与此同时,立体化的形态组织方式也是化解或消减城市职能各项子系统之间矛盾冲突的良方(如机械交通与人行步道体系的矛盾,开放空间、生态平衡与土地区位价值的矛盾等)。总之,分析整合在创作过程中交替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整合。 3.直感与逻辑城市设计的过程是对城市环境的研究和创造的结合,因此必然表现出理性和感性共容互动的思维方式。研究过程首先是要素分析和理性判断,设计者运用逻辑方法对设计所及的各项要素之间各种因果、并列、互动、权重、矛盾等关系作用判断,设计目标的建立亦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但是,仅仅运用逻辑的方法无法得出具体生动的城市设计成果。城市设计是对理想城市生活情景的描绘,形态的建立最终必须依赖设计者对环境敏锐的整体感悟能力和直感创造能力,因此说形象思维是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维线索。设计者可以在经验积累中选择运用各种有效的空间形态类型,如以网格构成的,以开敞空间为中心的,以建筑实体为中心的,或是以明确轴线构成的等等原型结构,而当代城市形态所包容的广泛且深刻的复杂性为传统城市形态所无法迄及,它往往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三维立体网络的叠合结构,它可以涵括上述诸种空间结构原型,但其复杂程度和综合能力则远胜于它们。可以说这是对当代及未来城市设计者的空间组织和塑形能力提出的一项严重挑战。因此,城市设计者必须具备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为娴熟的空间驾驭技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空间结构体系中整合城市职能秩序的能力。 4.图形与文本图形和文本是城市设计者最主要的操作媒界、交流媒界和成果表达形式。 图形是设计者心智创造的外化。图形资料一般包括设计构思草图和设计成果中对环境形态的三维表述、模型、立体模拟动画、摄像等。由于现代城市职能和空间的高度复杂性,因此系统化的城市设计还必须运用一系列系统的分析图形技术。这些分析图分别展现了环境的各个导面及相关系统。各层面、各子项系统的立体叠合和联结构成了完整的环境形态。因此,分析图也是城市环境创作必不要少的重要内容,它是现代城市设计区别于传统空间形体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形实质上是对城市环境建设目标和政策的形象化三维表达,是一种明确的、可操作的形态描述方式,它使得设计地段内建筑与建筑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清晰可见,它给下一个层次的设计(如建筑设计)提出了由外向内的限定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设计的成果具有肯定性。同时又必须指出:城市设计又是一种富有弹性和动态的过程。上述图解形式并不等于环境建设的最终产品形式,而是关于形态的具原型意味的框架模型。例如街道空间轮廓线或是区段环境的立体动画模式,其实质是一种结构关系的建立,在后续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可将此具体的建筑形态置于上述关系背景之中进行检视评判,从而取得对彼此关系的协调认同,cad技术的运用为这种动态的设计和管理过程提供了方便之门。在城市设计驾驭下的一个环境层次的设计仍然具有广阔的创作天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设计成果又具有非肯定性,是一种松驰的限定。如果说最终建成的环境形式与设计中的图形之间具有内在的却又是可以被察见的同构或同质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设计达到了预期目标。 文本即城市设计成果中一系列以文字描述为主的研究报告。一般来说研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项目由来、研究程序、现状分析报告、设计依据、发展定位描述、目标描述、设计方案总体说明、各子项系统分析报告、实施可行性研究、建设程序计划、设计准则等。设立专项研究报告是现代城市设计重视理性论证的表现。 设计准则和图形文件在城市建设管理中配套使用。所谓设计准则是对城市设计客体要素的深入设计提出综合且具体的要求和建议。其具体内容包括对设计对象整体和局部的形态、位置、尺寸和指标等提出制约性的条例,对各可变因素的弹性设计提出相应的振幅范围。设计准则的制定是城市设计区别于规划和建设设计,也区别于传统形体空间设计的又一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为城市设计注入了时间维度,它为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间环境层次的转换提供了清晰的梯级承续关系,促进了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互动。设计准则的制订使得城市设计由理想导向现实的行为,它是城市的设计与管理以及建设之间的桥梁,是三者之间相互沟通协调有章可寻的媒界基础。 以上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城市设计的创作性作了粗浅的探析。成功的城市设计首先来自于精巧且合理的立意和构思,在直感与逻辑的互动中,设计者运用各种分析技术和组合技巧,在对环境子系统和要素进行充分解剖的基础上实现形态的整合,创造出宜人的环境场所,并以图文并茂的灵活形式展现给所有关心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城市设计论文:旧城改造中的城市设计特点论文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城市形象的塑造问题,并且引入城市设计理念,重视旧城环境的建设,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旧城改造中的城市设计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旧城改造;城市设计;原则;方法 一、旧城改造中完善城市设计要求的提出 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改造的新陈代谢过程,自城市诞生之日起,旧城改造就作为城市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于城市发展之中,是城市发展的综合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旧城原有物质设施的水平低下和自然老化,以及旧城功能的过于集中和用地结构的不合理,使旧城人口膨胀、居住紧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越发难以解决,而且在工业离开市中心、居住向外疏散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旧城出现功能和结构的衰退问题,亟需进一步配置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及必要的交通和市政设施,提升城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 旧城改造中的城市设计与城市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与内容要达到完美统一的结合。 二、城市设计的含义 城市设计对于城市规划的深化和营造适用、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城市设计的内容是广泛的,对于城市设计含义的理解也是广泛的,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对城市设计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城市的空间环境问题,而空间环境是由城市物质实体和空间这对互为依存的因素而组成,具有三维的概念。由空间和物质实体所组成的环境是显性的,可被感知的。 不应忽略的是,城市设计应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应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城市希望通过改善自身的形象以吸引更多的人投资、购物和工作。城市设计的目的在于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同时,城市设计也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城市发展,使城市的发展与原有部分和谐融合,以维护城市环境的质量和特色。当今的城市设计涉及的环境质量内容,除城市“美”外,正越来越扩展到其他方面,进一步的涉及到城市的物质层面,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但这种观点无疑为我们开拓了视野和思维。 三、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的三个原则 3.1探索旧城的空间布局规律因为城市的整体形象和面貌不仅仅取决于一幢幢单独的建筑。建筑物之间良好的建筑关系,细腻而独特的外部环境,以及丰富的空间场所才是城市最为重要的空间特征。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创造城市自身特色的场所。 同时,为了城市改造中新旧建设的和谐一致,我们在城市营造上需要探索和融汇旧城的空间组织规律,传统的城市充满丰富的空间,既是我们建设的基础,也是我们创造的源泉。 E·沙里宁受西特思想影响提出的城市建设三原则——表现的原则;相互协调的原则;有机秩序的原则。 针对空间艺术的分析手法,更有丰富的艺术理论交织在城市研究中,例如常见的三种理论:图底理论(Figure-groundTheory)、联系理论(LinkageTheory)、场所理论(PlaceTheory)。 城市设计的几类手法包括序列性原则、侧面封闭和边沿连续原则、综合性跨接原则、轴线和透视原则、室内外融合原则、强调和暗示原则等(R.Trancik)。借此就便于创造出具有清晰的虚实结构,完善的场所联系,并考虑人的需求和文化脉络的、有特色的城市环境。 3.2发掘旧城的文化底蕴文化特色与空间形态密切相关,同时文化特色的体现又是在艺术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场所、感受、文脉等文化性的要求,因而有着更为深入和丰富的内涵。 在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的主要关注点首先是场所,场所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了人们的感觉。对城市中各种场所的特征加以总结提升,反过来再作为规律性的东西应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是旧城改造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考虑场所优先于考虑建筑;谦虚地向过去学习并尊重文脉;鼓励社区所有层次的混合功能;在人性尺度上进行设计;鼓励步行的自由;满足社区所有层次的需求并和他们协商;建设易读的环境;建设能够持久和适应的环境;避免太大规模地区同时变化;用一切可利用的方法促进建成环境的舒适性、愉悦性和观赏性。 3.3激发旧城的生命力把促进地段复兴作为旧城改造的首要目标。通过城市形象的再塑造,整合城市风貌,推动城市的二次发展。 整体协调观念,珍惜借鉴历史传统,推陈出新,综合各行各业的需求,即维护社会平衡的要求。 四、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的要点 4.1城市设计的延续性完成一个好的城市设计需要城市各个层面的人士来关心和参与,它可能包括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以及当地的市民。城市设计也不应仅存在于建设城市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整个建设的始末,具有连续性,城市设计应和城市规划并行参与到对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于城市规划的诸阶段。如果说,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是对一区、一片、一街的局部设计,那么总体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是较详细规划阶段更宏观、站得更高、整体性更强的城市设计,它是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将各分区、片、街坊统一考虑的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是延续的,在各阶段有相应的特征和任务。 4.2城市设计引导与控制功能城市设计要有引导与控制的功能,去指导城市的具体项目的建设,并由此促成城市建设有序发展。在当前城市建设的条件下,特别是旧城改造,它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方面,目前运用较广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的要素主要为土地的使用性质和土地开发强度,其中开发强度的指标,如容积率、建筑高度、绿地率等虽在一定程度从总体上决定城市建设的环境效果,但基本还是对建设技术经济指标的反映。而相同的容积率、建筑密度要求,通过不同设计思想的引导与控制,却会形成效果迥异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目前的开发方式多为开发商投资,从本位利益出发而较少考虑社会、公众环境的效益。所以也就要求设计者能预先从整体角度出发,制定可以引导与控制城市空间环境发展方向的城市构想。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分析论文 1城市设计的涵义与内容 1.1城市设计的涵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城市设计(Urbandesign)下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形体环境所进行的设计。一般指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为近期开发地段的建设项目进行的详细规划和具体设计。城市设计的任务是为人们各种活动创造出有一定空间形式的物质环境,内容包括各种建筑、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必须综合体现社会、经济、城市功能、审美等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也称为综合环境设计。”城市设计是介于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一种设计。相对于城市规划的抽象性和数据化,城市设计更具有具体性和图形化,但是它又不等同于具体的建筑设计,它的研究范畴仅局限于城市形体环境的层面。城市设计的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城市景观和城市整体形象的艺术水平,创造和谐宜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1.2城市设计的具体内容 城市设计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总体空间设计;城市典型要素空间设计(中心广场,商业街道,居住区,滨水区等);旧城保护与更新空间设计;城市交通设计;城市环境保护设计;城市生态防护圈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城市地下空间设计;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设计等。 2现代城市设计的基本特征 1)创作性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城市设计要实现具体的三维形态框架的建构,它必然是一个创作过程的产物。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是设计者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创作灵感交织,而形象思维则是城市设计的主要思维。城市设计的创作需要有城市设计的基本技巧,精通城市职能、形体及三维空间关系的处理。2)强调以人为本。即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为根本出发点,满足人的需求,以人的心理与生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城市空间设计的场所感、归属感,追求舒适和有人情味的空间环境。3)以城市意象为依据。城市设计中强调对城市历史、地理、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对其提供有生命力的城市机理延续;要求分析城市的地形、地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城市地理位置的优劣势,与周围交通系统的联系。城市意象空间正是人对以上各类客观因素的综合反映。4)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建 筑学密切关联,而且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心理学、法学和城市管理学等学科。城市设计是这些相关学科在城市物质环境设置、使用和体验这一结合点上的综合体现。借助多学科知识,城市设计追求空间形式上的统一与完美,综合效益上的最佳与优化,社会生活上的和谐与协调。5)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的环境是没有活力的。现代城市设计在使环境美达到具体化与视觉化的设计中,除了使用传统的三维环境视觉理论外,还在大范围内把人的时间运动与空间环境视为统一系统,将时间和空间概念从建筑范畴运用到城市环境设计中。 3城市设计的原则 1)表现的原则。即城市设计要反映城市的本质和内涵,要强化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地方特色,要形成有个性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景观,使它们成为城市的典型识别标记。2)相互协调的原则。即城市和自然之间、城市各部分之间、城市建筑群之间要相互协调。另外,要协调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保证生态效益的充分发挥;协调保护与建设、景观与生态、投入与产出的多重关系。3)有机秩序的原则。这是“宇宙结构的真正原则”,生物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城市设计要为城市社区建立一种有机的秩序,包括物质秩序和社会秩序;城市设计必须在城市规划指导下进行设计,要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法规。 4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区别和联系 4.1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区别 1)追求效益不同。城市设计主要追求环境效益。城市规划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的平衡发展。 2)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城市设计强调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具体的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而城市规划是以物质环境为出发点,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依据而制定的硬性控制指标,关注是城市整体的协调发展,它较少涉及与人的感性和活动相关的环境场所问题。可以说关注人还是关注物是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分水岭。 3)形态维度不同。城市设计是城市三维空间的环境设计(如建筑群体空间布局、开放空间和环境设计、建筑小品空间布置和设计等)。而城市规划是城市二维空间的总体安排(如用地规划、道路两侧平面安排等)。因此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维度。 4)工作属性不同。城市设计工作属性属于艺术创作,强调环境人文因素,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如城市意象、室外空间、街墙界面、整体材质色彩等)。而城市规划工作属于技术经济规划,以城市建设法规为指导,注重各类技术经济因素(例如交通容量、功能分区、用地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等数据)。 5)工作成果不同。城市设计工作成果图文并茂,图纸、文本、导则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实施操作弹性,并附有具有三维直观效果的表现图纸。城市规划工作成果偏重文字性的法律条款、政策、方案,图纸是次要的。 6)参与人员不同。城市设计主要由建筑师和城市设计专家承担。城市规划是各种专家(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规划学家、地理学家等)共同合作的结果。 4.2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联系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密不可分。城市设计的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规划的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反映在城市三维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 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 5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区别和联系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是整体环境与个体形象的关系。两者在设计的规模、尺度和层次上是不同的。城市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面和线问题,它属于城市整体环境设计。建筑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的问题(单体、群体建筑在城市都是一个点),它属于城市个体元素设计。建筑设计虽然也要考虑环境效果,但一个良好的城市形态环境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设计的效果而不是建筑设计的效果。城市设计以多重委托人和整个城市人民作为服务对象,更多反映公众利益和意志。建筑设计一般以单个委托人作为服务对象(大型公共建筑除外),主要取决设计者本人和委托人的目标价值取向。 美国城市规划师伊·沙里宁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的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体现了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设计解决的问题)和建筑空间形态(建筑设计解决的问题)的连续性。 城市设计论文:景观与城市设计论文 摘要: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当代的景观设计学却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当代景观设计学要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就应该立足乡土,以反规划的途径,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回归生存地艺术。 关键字: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反规划 为了说明当今景观设计学的现状,文中将就环境问题、文化问题以及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内容展开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事关生存、事关文化身份、事关归属感,事关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而景观应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媒介。 景观设计并不是产生于园林艺术,事实上,景观设计是一门“生存的艺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位渔夫划着小船经过一条两岸开满桃花的小溪,偶然发现了小溪源头处隐藏于山后的桃花源。这里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内有阡陌交错的良田美池。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人间净土,这里的人们像一家人一样幸福地生活,老者健康矍铄,幼童也怡然自得。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食、美酒热情地款待了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现在,桃花源几乎成为了“美好生活”、“优美环境”的代名词。 1、桃花源:告诉你们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 我们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郊野。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积淀的产物。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人们在农田耕作、灌溉、粮食生产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的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美丽,而且还具有生产力。这才是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即“生存的艺术”。 5000年前的中国黄河流域,频发的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埋葬了村庄、吞噬掉了无数的生命。后有大禹,因能巧妙地利用土地,并与洪水为友,他被推举为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的第一位君主。而这种相地和与洪水为友的能力正是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以及本质。景观设计是一门融生存的艺术和君王的治国之道于一体的艺术。千百年来的经验累积教会了人们如何耕作、如何确保土地不被侵蚀、如何选择粮食生产的适宜之所。许多人都知道这就叫做“风水”.“风水”是一种中国的占地之术。在中国,“风水”一度非常盛行,它在相地方面十分有用。风水其实就是前科学时代的景观规划:在何处建立城邦,在何处修建祖先的坟地,诸如此类。 在风水的指导下,在这门“生存的艺术”的指导下,桃花源诞生了。100年前、也许200年前,一些西方人来到了中国,传教士们把当时田园般的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乐土,在这里,天地、人、神交融。但不幸的是,我们自己却不懂得欣赏这种真实纯净的美,因为这种田园情趣被视作下层文化。在这些被视作底层的劳动人民手中,诞生了平常的景观。但是在许多人眼中,这种田园景观却过于平凡了。 2000多年来,上层阶级的贵族以及官宦学者们在园中堆砌假山、摆弄花木,试图创造出一个供他们玩乐的桃花源。这种虚伪、造作的“艺术”被人们尊崇为园林艺术。圆明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名园里,没有了农田,没有了生产价值,可以说它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功用,但是它竟然却被人们描述成了桃花源。很遗憾,沉醉在园林艺术里的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真正的景观是什么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所谓的园林艺术本身,加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我把园林艺术比作“裹脚艺术”,貌似精致美丽,但实际上这种“艺术”是不自然的、不健康的。 50年前,佐佐木曾说过:“景观设计学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上。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艺术”。不幸的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中国和世界都如此。在建立明日之城的过程中,风水树丛被从神圣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栽到了大街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们试图建立当代的桃花源,而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建好新的桃花源,就连我们本来拥有的真正的桃花源也正被我们一点点地破坏了。毫无疑问,我们在找寻桃花源的过程中迷失了,所谓的“园林艺术”在误导着我们的方向,我们丢失了真正的桃花源。 2、关于桃花源的消失:景观设计学界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桃花源消失了,无数的挑战摆在了景观设计学面前,事实上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学,建筑以及城市规划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桃花源正在消失,对于我们的专业来说,对于所有设计类的专业来说,我们目前主要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即是环境的可持续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关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文化身份,那民族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个挑战是“精神家园的丧失”。随后我会向你们具体阐述我们是怎样丢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的。 2.1第一个挑战:我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吗? 未来的20年中,我国的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会移居到城市中(现在的城镇人口水平为40%),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这相当于澳大利亚人口的总和。现在,我国662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100个中国大城市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单就北京而言,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每年地下水水位都会下降一米之多。 所以,我们能够幸存下来吗? 所有的这些情况对于景观设计专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是7%,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巨大的,每年因环境衰退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是7-20%.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可能亏空了很多。不久前一场不算太大的暴雨就让整个北京城的交通陷入瘫痪。车成了水中漂浮的船。但是在同一时间,圆明园里的船却陷在泥土里动弹不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合理的规划实践造成的。而景观设计应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坚,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景观层面上发生的。但是,遗憾的是,景观设计并没有站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因为单一的目的,生态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我们的“所建”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所需”。中国600多个城市中几乎个个都有这种大尺度的广场。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广场,这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的浪费也是惊人的。我们砍掉了本地的乡土树种,种上了昂贵的异国花木,铺上了花费惊人的草坪。它们每年要用掉大量的水,其修剪整形的费用也是巨大的。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生存问题、环境的可持续问题。 2.2挑战二:我们是谁? 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抛开对于我们往昔辉煌帝国的崇拜,拨开今日西化的迷雾,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什么?穿着西服的秦始皇,这不是显得很可笑吗?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谁? 80年代开始,中国处于快速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中,中国面临着文化归属感缺失的危机。以前中国的文化身份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事实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建筑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些遗产其实都是皇权下的封建帝王文化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遗产是否还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危机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普通民众和我们的市长。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努力建立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我们彻底地丢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模仿一些“人”,我们在通过城市的整形和美容来实现这种“人”的身份。 城市景观的第一种整形手术:伪装成古代的西方大帝国。同样的轴线,同样的罗马柱廊。我们试图效法罗马帝国的气派,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第二种整形手术即是模仿古代中国的王公贵族。我们甚至把这紫禁城的东西照搬到了现代的城市市,我们试图找回往昔帝国的辉煌。我们模仿着清朝、汉朝、唐朝……但是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崭新的世纪啊。 在第三种整形手术中我们试图模仿的是现代西方帝国。在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里,人在这幢巨大奇异的建筑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其巨大的建造成本也可想而知。我只想说这是秦始皇的心态,却是西式佯装。当这些人以这身装扮、这样的心态俯瞰着整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也许忘记了还有多少普通民众在勉强过温饱的生活。 2.3挑战之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的中国变得强大、富裕了。但是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一颗树慢慢地长大,会成为精神,精灵会寄居在渐渐老去的树中。同样,虫鱼鸟兽、山水花木也会成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 我们的父辈们修建庙宇,用以表达对赐予我们幸福安康的祖先的敬重。我们一贯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因为这些信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 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面临消失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寄托。过去的十几年中,已有四千万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两百万的速度增长着。他们心灵的寄托在哪里?哪里是他们精神的家园? 前科技时代的人们就是靠在“风水”上累积的经验营建出自己的住处。但是,看看现在,因为控制洪水的需要、单纯的工程做法、仓促的城市化进程,河流被渠化了,灵秀的景观也随之消失了。 与此同时,物质主义席卷了中国大地。暴发户们、还有部分不法官员疯狂地聚敛着自己的财富。去年中国前一百位的富翁中竟有51人之多是房地产界的巨头。 上述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生存、环境问题,文化身份丧失问题,还有就是精神家园消失的问题。 3、在新的世纪里重归桃源:当代景观设计专业的使命和策略 现在到了景观设计摆正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了。天将降大任于景观设计学。 我们应该如何重建桃花源,即如何应对上述这些挑战。其实,重建桃花源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城市规划、建筑学也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3.1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 那么,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是什么呢? 要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保护和重建农业时代的“桃花源”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我们应该在新时代探索新的桃花源,建设新的桃花源,这才是时下景观设计学应该做的事情。 “景观设计学是属于未来的学科”。这句话是国际景观设计师协会主席马莎发亚多说的。但是,只有我们准备好了,未来才会属于我们。 5000年前,面对洪水,大禹学会了如何和洪水做朋友,因此,他成了君王。 150年前,奥姆斯蒂成功应对了来自城市居民休闲空间缺失的挑战,开创了现代景观设计学。 50年前,面对美国出现的严重生存环境危机,麦克哈格引入了生态规划的方法。 未来景观设计学的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如何让自然、人、精神重归和谐。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因为如果你可以成功地解决出现在中国的问题,那么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的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3.2为什么是景观设计学呢 为什么是景观设计学能应对上述挑战呢?因为景观是一个媒介,通过它各种自然的、文化的、精神的过程相互作用,它是一个聚集、协调三者关系的可操作的界面。 卓越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城市建设中,景观设计学将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遵循“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箴言,而景观应该是“本地行动”中最为可行的。 景观设计在重建桃花源的过程中一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此时也是在中国建设新的“桃花源”的最佳时机。 3.3我们的战略 那么我们具体又要怎么做呢?我们怎样才能不负使命,通过种种规划设计手段保护、重建人与土地、与精神之间的种种联系呢? 3.3.1第一个策略就是恢复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首先,如果景观设计学将自己定位为保卫人类安全的利器,重建人、地、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纽带,那么景观设计学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景观设计学应定位成“生存的艺术”、具有大禹一样的治水能力的艺术、大地景观规划设计,而不应被定位成一门娱乐性质的造园艺术。 “不要和我们谈论你们的花园。不要问我们关于你家那该死的玫瑰花的任何问题。我们将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这是麦克哈格50年前说的话,今天这句话依然正确。 回想三年前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和两年前发生的新奥尔良的卡特里那飓风,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生存的艺术”。不管是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还是现在的美国——在这个最为发达的国度里,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依然无助。故此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自己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但是目前这门“生存的艺术”却在被单一目的的工程所替代、并在装饰性的城市和花园中沦落了。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泛滥区修建这座城市(山东菏泽),那时的城市里,水网密布,有近一半的面积是水塘,水涝可以友善地被包涵在这个城市里。但是渐渐的,我们的城市设计师、我们的城市规划师却忘记了这些。于是今天这个城市完全变成了工程化的景观,水塘被填区,稍有大雨,水涝成灾。为此,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自然力带给我们的种种惩罚。 3.3.2第二个策略就是我们必须立足乡土,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 说到乡土,我指的是每天大部分人能够接触到的平凡事物,我反对盲目的豪华和异国情调。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重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可信的、真实的普通事物。土地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美。 中国从第一个皇家园林开始,异国风情和奇异空洞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园林中,而这些事物与周围真实的环境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氛围大相径庭,当然这种“移植”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其它国家的园林中。 席卷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起源于美国,但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城市美化”传统,这场城市美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园林和贵族式的收珍猎奇癖好的延续罢了,宋徽宗当年大搞“花石纲”,结果葬送了中原大地,慈禧太后大建颐和园,结果同样导致了大清领地的丧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城市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奇幻的异国情调中迷失了方向。 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重拾在处理旱涝、滑坡、土地耕作、食物生产方面的种种技术和艺术,以及重建文化身份、精神信仰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必须重归土地、真正的土地,重归真正的景观。 3.3.3第三个策略,“反规划”途径 将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底,景观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生态基础。 在应对时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景观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势不可挡,传统规划模式的种种弊端越发明显,于是,“反规划”的模式出现了。何谓“反规划”呢?“反规划”的意思就是:在城市空间发展计划制定之前,就必须通过识别、和建立景观安全格局或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城市的空间发展格局。景观基底在保障生态安全、保护给予我们文化身份和精神寄托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不考虑生态基础设施。这种扩张模式正肆虐在我们的国土上,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颠倒过来。在中国未来,每个城市都将扩大三倍以上。所以我们必须在城市扩张之前就构建起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基底。 在我们对台州的规划里,城市发展将在生态基础设施这个限制性的钢性结构上进行。宏观尺度上来讲,我们要通过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总体的城市景观格局,即在什么地方进行“不建设”。中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因该明确生态基础设施的具体位置、控制范围等内容,即确定如何进行“不建设”。微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应该通过更为详细的景观设计,使生态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深入城市机体的内部,我们的后院也能因此受益,你甚至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见到从山里面下来闲游的小狐狸。与此同时,洪水、暴雨也可以从容地从你家的后院汇集到地表水网中,再从地表水网进入整个生态网络。这就是有关生态基础设施的想法。 我们分析了海潮淹没情况,由此制定出的防洪安全格局。不管怎么样洪水都会发生,为什么我们不给洪水提供一块任容其泛滥的场地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生物提供安全的迁徙繁衍通道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文化遗产网络呢?在这个文化遗产网络上,人的精神找到了可信的寄托。当然,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游憩格局,让我们的后代能自由地行走在绿色的土地上。所有这些都必须先于城市空间扩张计划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方法就叫做“反规划”。 我们把景观安全格局叠加起来,就得到了这张生态基础设施综合成果图。生态基础设施区域以外的地方是为城市扩张预留的,你可以在这些预留的区域里面修房子、搞建设。我们有了生态基础设施这张“底”,那么城市扩张就能依“底”画“图”了,这个画“图”过程将是有章可循的城市开发建设过程。 通过“反规划”,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程序都应该倒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我们的秀美河川,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与大地母亲的精神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策略:把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底。 面对新时代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以及世界的景观设计学急需转变。在重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是这个专业站出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时候了。为了扮演好这个神圣的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恢复自己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造园艺术;必须珍视乡土,关注普通人的需要;必须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和框限势不可挡的城市扩张,这样景观作为一个界面,作为天地、人、精神之间的纽带被建立了起来。 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将在人类可持续的国际行动中发挥作用,也只有从生存艺术出发,才能回到人与土地的真实联系,在国际化的时代里找回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地域性,也才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探究论文 摘要:自八十年代初期,“城市设计”被引入我国规划建筑界以来,对城市各地段的整体面貌、建筑群体形象、环境风貌等均起到了较好作用。撰写本文不是研讨城市设计的理念、手法、对策,而是就城市设计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问题谈谈笔者的理解,希望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或许对提高规划设计的水平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规划设计误区 1关于“市民”广场 城市广场是城市最富魅力的公众空间,在城市设计中占重要地位,被誉为城市的“客厅”。城市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交通广场、集会广场、纪念性广场、建筑广场、休闲广场等,也可按所处地段而命名(如天安门广场,热河路广场等)。 事实上,自二千年前在古希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以来,广场不但是城市空间体系构成的需要,而且历来是城市进行社交往来、休闲娱乐和信息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人们接触自然、陶冶情趣的城市空间环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的多功能、多层次属性愈益强烈。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广场是多元化、复合型的。如:南京“新街口广场”和“热河路广场”均位于两条主干道交会点,转盘中央立有中山先生铜像,渡江胜利纪念碑,兼具交通和纪念性双重功能;大连“中山广场”既是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则既是建筑广场、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集会广场和纪念性广场。 但是,不论何种广场,其使用主体都是市民。因此,城市广场都是市民的广场,没有市民与非市民的区分。 个别城市把某几个广场称作“市民”广场,是混淆概念,且不合逻辑。笔者敦请业内人士不能受从众心理影响,不加分析地人云亦云。当前所谓的“市民”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实际上是休闲广场。事实上,大多数城市并未将休闲广场称之为“市民”广场,如:青岛“五四广场”,大连“星海广场”、“胜利广场”,上海“人民广场”等。 明确以上概念,有助于城市休闲广场的功能定位,有助于增强设计师的使命感,使设计师进行创作时,致力于塑造多层次、多景现、多情趣的多元空间环境,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具有高雅文化品位的多样化活动空间,从而不断提高城市休闲广场的设计质量。 2关于“下沉式”广场 解放后,江苏最早的下沉式广场出现于1985年连云港市淮海大学(今淮海工学院)校区规划设计,但未实施。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某些设计师比较热衷于“下沉式”,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的新潮。但十几年来,总的情况是规划设计多、付诸实施少,有幸实施的所谓“下沉式”广场也是不如意的多,成功者少。 造成上述情况,有诸多因素。依笔者所识,一个成功的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应该兼具尺度、深度、空间的关连度三要素。 下沉式是城市休闲广场的一种设计手法,下沉式广场是孕育于主广场(休闲广场)中的子广场。因此,其母体——主广场应当是尺度很大,视野十分开阔的大广场,为了打破巨空间的空旷感和视觉的单一感,设计师巧妙运用垂直高差的手法分隔空间,以取得空间和视觉效果的变化,这或许就是“下沉式”创作思维的原由。因此,主广场若非大尺度,设计师就不可滥用“下沉式”,否则,很容易导致在方案阶段即遭否决。 下沉的子广场,既然祈求取得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那么,其下沉量就必然需有一定深度,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的。下沉量不大的所谓“下沉式”广场,如果置身其间,视线所及,都是杂乱无章的人腿和车轮,丝毫没有空间尺度、气氛、环境、视觉和场所转换的感觉,当然也谈不上美感。不能把城市广场理解为一马平川的整块平地,况且,广场的原地形总是高低不平的。设计师进行广场设计创作时,不能把稍有高差的处理手法均称之为“下沉式”,正如没有人把建筑平台、观景台等美称为“上沉式”一样。高差略有变化的处理手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 那么,下沉量以多深为宜?这与子广场本身尺度有关。笔者以为,一般应以人在子广场内尽量少看到蓝天、白云、高大树木以外的近处地面场景为宜。 下沉式广场不宜设计成尽端式的孤立子空间,它应当与邻近地下空间串连融合,成为整个空间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孤岛感的子广场,不易吸引人流,而串连套合的序列空间方能引人入胜。 上海博物馆旁的下沉式广场,它孕育于人民广场的巨空间中,下沉深度达3米以上,并且与地下商业街相通。由宽广的人民广场(主广场)拾级而下,随着视点下降,步入相对恬静的下沉式子广场。子广场内,草地、花卉、树木、造型简洁的桌椅、别致的灯具,造就了环境宜人的庭院休闲空间,置身其间,看不到地面熙来攘往的人群、车流和近处建筑群体,小坐稍憩别有情趣,体现了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同时,通过该子广场可进入地下商业街——香港名品街及地铁站,它既是地下商业街的室外庭院,又是进入主广场前的一个富有生机的绿色过渡空间。 大连胜利广场位于市商业中心区,南临火车站广场及著名的大连客站,北、西、东为市各大商业圈。广场东北、西北分别为七层高的百货楼、美食楼,均为欧式风格。地下为三层地下商业城,总建筑面积达147,000平方米。周边城市道路人行道上有三个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地面广场。广场内,绿化与硬铺砌地面结合,配以休息椅、灯具、花台等小品,也颇耐人寻味,具有浓郁的庭院风味。广场中央成功地运用了下沉手法,籍以分隔使用空间。下沉子广场北部为舞台,有经常性文艺演出,南部为看台及小型足球场。盛大演出时,球场可兼作观众池座,而足球场则增强了大连作为足球城的体育氛围。子广场下沉量有一层楼高,使子广场与地下商业城附l层相通。整个广场(含子广场)约有20个人行通道与地下商业城相通,集散便捷,还有4个汽车通道可进入400泊位的地下车库。地下商业城内则有八个通道,使人流可不经地面直达邻近各大商业圈。整个广场动静态交通考虑周详,在处理手法上,上承与下沉浑为一体,下沉则沉而不死,各相关空间串联组合,成为人流活动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沉量及尺度适宜,不仅出色地解决了视线、功能和空间感的转换,而且满足了市民多层面的活动需要。 江阴市政广场位于新建的市府大厦南,广场尺度较大。原设计由南向北有向上微坡,以强化主楼的气势感。东部长江中路两侧各有一个下沉子广场,以地下过人通道相连。路南的子广场则与商贸中心、写字楼的地下层相通。该广场设计不失为成功之作,1998年获建设部三等奖。 3关于“小区”与“绿化率” 城市居住区的结构组成系列为组团-街坊-小区-居住区。不同级别的市民集居规模,其相应的公建配置、道路级别、交通设施与绿地等均有不同要求。其中,居住小区是指由城市道路或由城市道路与自然界线(如河流等)划分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不为城市交通干道(下转79页)(上接83页)所穿越的完整地段,区内设有一整套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在以上界限内,不仅能保证居民生活的方便、安全和安静,而且还有利于城市道路分工和交通组织,从而减少城市道路密度。具体说,居住小区规模以设置一个小学为其人口规模的下限,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最大服务半径为其用地规模的上限。以当前户均65-70平方米建筑面积,户均3.5人框算,住宅建筑面积约需20万平方米,人口约10000人,占地约15公顷以上方能称得上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小区。 应当指出,近年来住宅开发建设市场上确实存在某种混乱理念。即:不论住宅建筑量的集约规模多大,一概称之为“小区”,甚至仅3公顷左右的地块,也冠以“小区”的雅号。这种理念上的混乱,可能与当前锒牙式的住宅开发建设方式有关。 零星小地块的规划设计使设计师对全局的了解与分析不够,设计思路受到局限与制约,较易导致居住小区组织结构与居住组团不够清晰合理,建筑群体风貌不够协调,道路交通系统与公建配置选址不够合理顺畅,绿地系统布置有失均衡。因此,笔者主张:在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规指导下,按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小区进行规划设计,而开发建设则可分期分片实施之。按整体设计布局进行分片分块开发的住宅组团或住宅街坊仍可分别名为XX苑、XX村等,与当前开发公司的运作并无矛盾。 还应当指出,近年来在某些小区规划设计指标与设计要点中,屡见不鲜地出现“绿化率”这一似是而非的指标,唯独缺少“绿地率”这一必备指标。 众所周知,小区用地由住宅建筑用地、公共建筑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公共绿地组成(在小区范围内的市区级公建、工厂或单位用地,不宜修建用地等,属于其它用地,不参加小区用地平衡)。对设计师与管理部门而言,应当关心的是“绿地率”,并非“绿化率”。绿地率是指小区绿地与组团绿地占小区总用地的百分比,不包括宅前或公建绿地(此两项分别属于住宅建筑用地或公建用地)。公共绿地集中体现小区的环境风貌,也是小区居民的交往空间和休闲、游憩、晨练的场所。公共绿地的多少与内部布置已愈来愈引起各方重视。而“绿化率”,就其字面含义而言,是指空地(也可包括平屋面)的绿化百分比,它可以是零,也可以相当高,对设计而言并无实际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在规划设计阶段,“绿地率”是必备指标,不需要所谓“绿化率”;在建设经营阶段,作为房产商,在首先提供“绿地率”的前提下,可以引入“绿化率”这一辅助指标。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探析论文 摘要:介绍了城市设计的涵义、内容、特征以及原则与要求,分析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区别与联系,对城市的具体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 关键词: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1城市设计的涵义与内容 1.1城市设计的涵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城市设计(Urbandesign)下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形体环境所进行的设计。一般指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为近期开发地段的建设项目进行的详细规划和具体设计。城市设计的任务是为人们各种活动创造出有一定空间形式的物质环境,内容包括各种建筑、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必须综合体现社会、经济、城市功能、审美等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也称为综合环境设计。”城市设计是介于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一种设计。相对于城市规划的抽象性和数据化,城市设计更具有具体性和图形化,但是它又不等同于具体的建筑设计,它的研究范畴仅局限于城市形体环境的层面。城市设计的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城市景观和城市整体形象的艺术水平,创造和谐宜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1.2城市设计的具体内容 城市设计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总体空间设计;城市典型要素空间设计(中心广场,商业街道,居住区,滨水区等);旧城保护与更新空间设计;城市交通设计;城市环境保护设计;城市生态防护圈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城市地下空间设计;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设计等。 2现代城市设计的基本特征 1)创作性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城市设计要实现具体的三维形态框架的建构,它必然是一个创作过程的产物。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是设计者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创作灵感交织,而形象思维则是城市设计的主要思维。城市设计的创作需要有城市设计的基本技巧,精通城市职能、形体及三维空间关系的处理。2)强调以人为本。即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为根本出发点,满足人的需求,以人的心理与生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城市空间设计的场所感、归属感,追求舒适和有人情味的空间环境。3)以城市意象为依据。城市设计中强调对城市历史、地理、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对其提供有生命力的城市机理延续;要求分析城市的地形、地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城市地理位置的优劣势,与周围交通系统的联系。城市意象空间正是人对以上各类客观因素的综合反映。4)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建 筑学密切关联,而且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心理学、法学和城市管理学等学科。城市设计是这些相关学科在城市物质环境设置、使用和体验这一结合点上的综合体现。借助多学科知识,城市设计追求空间形式上的统一与完美,综合效益上的最佳与优化,社会生活上的和谐与协调。5)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的环境是没有活力的。现代城市设计在使环境美达到具体化与视觉化的设计中,除了使用传统的三维环境视觉理论外,还在大范围内把人的时间运动与空间环境视为统一系统,将时间和空间概念从建筑范畴运用到城市环境设计中。 3城市设计的原则 1)表现的原则。即城市设计要反映城市的本质和内涵,要强化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地方特色,要形成有个性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景观,使它们成为城市的典型识别标记。2)相互协调的原则。即城市和自然之间、城市各部分之间、城市建筑群之间要相互协调。另外,要协调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保证生态效益的充分发挥;协调保护与建设、景观与生态、投入与产出的多重关系。3)有机秩序的原则。这是“宇宙结构的真正原则”,生物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城市设计要为城市社区建立一种有机的秩序,包括物质秩序和社会秩序;城市设计必须在城市规划指导下进行设计,要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法规。 4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区别和联系 4.1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区别 1)追求效益不同。城市设计主要追求环境效益。城市规划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的平衡发展。 2)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城市设计强调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具体的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而城市规划是以物质环境为出发点,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依据而制定的硬性控制指标,关注是城市整体的协调发展,它较少涉及与人的感性和活动相关的环境场所问题。可以说关注人还是关注物是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分水岭。 3)形态维度不同。城市设计是城市三维空间的环境设计(如建筑群体空间布局、开放空间和环境设计、建筑小品空间布置和设计等)。而城市规划是城市二维空间的总体安排(如用地规划、道路两侧平面安排等)。因此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维度。 4)工作属性不同。城市设计工作属性属于艺术创作,强调环境人文因素,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如城市意象、室外空间、街墙界面、整体材质色彩等)。而城市规划工作属于技术经济规划,以城市建设法规为指导,注重各类技术经济因素(例如交通容量、功能分区、用地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等数据)。 5)工作成果不同。城市设计工作成果图文并茂,图纸、文本、导则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实施操作弹性,并附有具有三维直观效果的表现图纸。城市规划工作成果偏重文字性的法律条款、政策、方案,图纸是次要的。 6)参与人员不同。城市设计主要由建筑师和城市设计专家承担。城市规划是各种专家(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规划学家、地理学家等)共同合作的结果。 4.2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联系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密不可分。城市设计的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规划的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反映在城市三维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 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 5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区别和联系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是整体环境与个体形象的关系。两者在设计的规模、尺度和层次上是不同的。城市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面和线问题,它属于城市整体环境设计。建筑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的问题(单体、群体建筑在城市都是一个点),它属于城市个体元素设计。建筑设计虽然也要考虑环境效果,但一个良好的城市形态环境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设计的效果而不是建筑设计的效果。城市设计以多重委托人和整个城市人民作为服务对象,更多反映公众利益和意志。建筑设计一般以单个委托人作为服务对象(大型公共建筑除外),主要取决设计者本人和委托人的目标价值取向。 美国城市规划师伊·沙里宁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的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体现了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设计解决的问题)和建筑空间形态(建筑设计解决的问题)的连续性。 城市设计论文:园林城市设计发展研究论文 一、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都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 建设园林城市要求整个城市都园林化——建设城市大园林,这是城市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从最初的只用于交换和防御,发展到越来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们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还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环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适程度达到最优化,城市设计由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建设园林城市应该说是城市设计追求的根本目标;而园林城市的建设也必须通过加强城市设计来实现,二者一个是目标,另一个是手段。 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目前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十九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曾经提出过田园城市的理论,应该说这个理论是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而这个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则是以园林绿化为有机联系的城市构造原则。这个理论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理论和实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精神实质表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园林城市的概念说到底是一种城市形态标准,这种形态应该说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园林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形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其概念:园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绿化作为基本的有机纽带,艺术化地组织和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使城市形体环境有最佳的美学和生态学效果。 城市设计理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当城市规划学从空间地域规划发展到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性规划学科后,就出现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观自我表现,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忙于跨学科宏观扩展的局面。两极化的倾向忽视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与建筑的关系,冷淡了城市视觉环境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设计理论应运而生,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盲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学科。城市设计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与其他边缘学科一样,其概念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城市设计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间环境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整体效应为原则,以建立城市良好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为目的,融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中的中观设计。城市规划出于理性,城市设计则侧重于感性;建筑设计是对个体的操作,城市设计是对群体的组织。 由此看出,园林城市与城市设计都是针对城市形态进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二、构造园林城市是城市设计应该追求的根本目标 园林城市之所以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园林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级形态。之所以这样理解,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从城市发展的趋势看,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完全束缚的结果。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开始"了在自己制造的人工环境中去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和返璞归真的历程。自然因素很多,但是根本的可以营造的因素主要是园林绿化,并以此来艺术化地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所以园林城市是人们的理想目标。城市设计就是力图使城市这个人工环境更多地引入人们对自然的追求,从而“建立良好的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 第二,从园林城市的含义看,园林城市的“园林”绝不仅是指城市的园林绿化部分,同时也应该包括城市环境空间构成的各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园林应该是一个大概念,就像造园时运用亭、台、楼;阁、径、石、池、溪构景那样,把每一个建筑、每一条道路等各种环境因素都进行艺术化的组织。比如借景、框景等手段,从古典园林中走上街头,运用于整个城市,则扩大了园林的外延,这不能不说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的。 第三,从城市设计的规律看,它所追求的情景交融原则、景观集合原则、 空间序列原则、环境气氛原则、品味最优原则等都是园林城市所体现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包含在视觉艺术之中的空间艺术的创作规律,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工艺品、雕塑、建筑和园林等。园林又把建筑、雕塑和工艺品等因素囊括其中,形成了综合性的空间艺术。城市设计实质上是把构造园林的这些规律拓展到整个城市,它运用各种空间环境因素、设计符号语言来表达一种文化蕴意和价值取向,表达一个城市的“神韵”,都是在把城市从一般性的功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级形态。这些物质形态一般性功能的综合地、艺术化地运用,是经过人类文明升华了的自然,也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改善环境。就像营造园林那样,城市设计所追求的,无疑是园林城市所具有的根本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园林城市对于城市设计的根本意义。三、城市设计要以绿化为纽带组织环境空间的基本要素 视觉环境的优化是城市设计的首要任务。应该说,视觉环境对于人类所产生的心理的影响与环境污染对于人类生理的影响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说明,城市的视觉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研究表明,人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钢铁积木”等环境中,极易产生压抑、忧郁、恐慌、不安等心理疾患,这些问题只靠消除污染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园林绿化的生命系统特性在改善现代城市景观环境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绿色应该是现代城市的基调,是现代“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也必然应该是城市设计运用的主要手段。而且园林绿化的材料的“软”性与生命性,恰恰可以抵消建筑的“硬”质与无生命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不适,或者说可以形成一种对比,将这种对比进行艺术化的结构,就能形成优美的视觉旋律。所以也可以说园林绿化是城市有机体中的重要的“生命场”,发挥着整体环境协调作用,是用具有生命的色彩材料在“城市画卷”上来描绘最美好的景观,理所当然的是“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绘画是平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如果说中国画构图“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是平面艺术构图的重要原则,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园林绿化则是城市立体画卷的生动“气韵”,那么以此为纽带组织城市环境空间则必然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原则。 园林绿化,还往往起着城市再设计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设计还远远没有展开,特别是一些向现代化国际都市目标迈进的城市,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越是这样,园林绿化则越有着重要作用。即使城市设计已经全面展开,园林绿化也仍然永远是城市设计的拓展和完善。因为园林绿化可以根据建筑、街道等景观需要,用植物绿化来组织视线,分隔与联系空间,宜“掩”则“掩”,宜“露”则“露”,组织和导引方向,可以起到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所起不到的作用。目前,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有脱节现象,规划划出建设地块,建筑师只考虑建筑问题,或仅仅考虑单体建筑环境问题,而规划上对于建筑之间的关系则把握不够,形成一些不协调的总体景观环境。如有些重要街道两侧的许多现代化建筑从单体上看,都很有特点,也不失为优秀设计,但是这些建筑排列在一起,侧有互相排斥的感觉,好像互不服气、互不说话,穿着不同风格时装的一群模特。这种情况只有靠园林绿化来化解和协调。试想通过高大树木、开阔绿带的遮掩或联系的处理,使人们在视觉上从“环境视”变换到“焦点视”,或从“焦点视”转移为“环境视”,则必将缓解这种景观的不协调。有时还可以用大树、大草坪或代表某种含义的植物用作特殊的标志,赋予环境以文化情境。比如,北京二环路天宁寺立交桥中央的一株古树,就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手段完全可以在四维空间(还有时间维,园林绿化的季相变化和生长变化等)上最大限度地营造出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园林城市呼唤着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也应确立园林城市目标,这是建设一流的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规划、设计、园林等各有关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共同肩负起建设园林城市的历史重任。 城市设计论文:高层建筑对城市设计影响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张,城市的土地日趋紧张,高层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拔地而起。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使用空间,更多的绿地面积,同时也丰富了城市的轮廓线,使城市变得更加美丽。然而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高层建筑的建造忽视了城市设计,孤立的存在于城市环境中,没有亲切感,使人们对之产生畏惧感。再加之交通问题,高层建筑与周围环境关系已成为目前城市设计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解决就要以高层建筑的产生、发展作为切入点,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关键字:高层建筑;城市设计;尺度;融合。 一、高层建筑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理由 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大工业的兴起使人口集中到城市中来,造成城市用地紧张,地价上涨,城市不断向周边扩展,但城市空间仍然局促。为了在较小的用地范围内建造更多的使用面积,建筑物不得不向高空发展。也是高层建筑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高层建筑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概括而言,高层建筑类型可以被认为是土地经济、金融、城市运输、投资机遇和技术进步、再加上其他原因造成的结果。简单地讲,高层建筑是在一个不大的底层上叠加许多层。从功能上,它能使可用的楼层空间向高出堆积。从商业上,它能使其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利更多,并且可以放置更多货物、更多的人,和在一个地方收入更多租金。它在经济上的存在是土地高价的结果,土地高价与城市交通便利密切相关,也是配套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的必然结果。高层建筑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建筑类型,它的开发将增加城市的就业及生产力,促进城市的有益发展。同时由于它的发展也推动了与之相关的建筑结构、技术、材料、交通等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 二、高层建筑对城市产生的影响 高层建筑对其所在的城市街区具有重要的影响。仅以它绝对的规模和人口总量,就对城市街区的集中化、对街上的行人以及街景本身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将这些归于高层建筑的环境关系,它必须成为在一定位置上的有效的城市设计方面的主题。在这个层面上,高层建筑的发展可以由规划者通过地方规划来加以控制。一座高层建筑必须首先与城市达成的协议,就是那里的现状,例如:它如何决定体量的问题,以及新的塔楼以何种尺度才能为整体联系于城市的形象、城市的街区和周围的建筑,最重要,它必须决定如何适应于街道的边沿、周围的人行道尺度、现有的土地利用以及它所在街区的特点。 由于其相对体量和高度,高层建筑对城市已有的周围环境及尺度影响甚大。不论是独立的或是混入在城市环境里,建筑物的体量越大,影响也就越大。不断增大尺度的高层建筑的空前激增已引起环境条件不断的恶化,因而变成城市生活质量的祸害。高层建筑插入到城市环境中,这些大都市里深谷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光线、日照、和自然通风,对城市街区及其周围小气候环境的造成很大影响。诸如在阳光照到街面上的主要几个小时以内,高层建筑可能投下的阴影。这些阴影可能极大地改变着该区域的性质,影响着小气候以及遮断视景。塔楼也可能在底部造成强力的下行风和不舒服的旋风,那是很令人讨厌的。还有这些大型建筑项目的能耗过大,如空调、取暖和照明等需要较大的能量供应,从而产生大量的热量,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热平衡关系,加剧了城市的热岛现象,恶化了市民的生存环境。 总之,在城市整体环境中,高层建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高层建筑的体量大高度大,在城市设计中主要控制高层建筑的高度和体量这两方面,既建筑的尺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尺度(对城市、其系统和天际线方面) 一座城市中所有的新建筑皆对城市的形式及其系统产生影响。不过,高层建筑对于城市,以其绝对的强度,具有重要的影响。高层建筑尺度的确定应与整个城市的尺度相一致,而不能脱离城市,孑然孤立,不利于优美、良好天际线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城市景观。高层建筑对城市局部或部分产生的影响,是指从市内比较开阔的地方,如:广场、道路、开放的水系和绿地所看到的天际线,会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城市天际轮廓线不仅影响人从城市外围所看的景观,也直接影响到市内居民的生活与视觉观赏。 高层建筑对城市各构成要素也产生重大的影响,高层建筑的位置、高度的确定,也应充分地考虑该城市尺度、传统文化。不当的尺度会对城市产生不良的影响,改变了城市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改变了原来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有机协调的比例关系,如:西安市,兴善寺为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房地产开发使得兴善寺周边建设了一些高层建筑,削弱了兴善寺作为该区的标志性建筑群,从而失去了该区特色。而以钟楼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建筑高度的控制,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开元庞大的体量对其造成压迫。2、街道尺度(对城市街区、人行道和街景方面) 街道尺度是根据街道生活来确定的,显然最重要的是街道上行人与大楼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说街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临街面的尺度对街道行人的视觉影响。这是人对高层建筑近距离的感知,也是高层建筑设计中重要的一环。高层建筑的底部必须与街区的城市结构联系,并与城市的水平尺度比例相当。其设计应该对周围建筑的场地范围予以密切注意。临近街道的高层建筑部分的尺度确定,主要考虑到街道行人的舒适度,高层建筑主体因为尺度过大,易向后退,使底层的裙房置于沿街部分,减少了高层建筑对街道的压迫感,但如果退后尺度不当,高层建筑就变得与街道分离了,并可能变得与其环境失去联系,还有高层建筑物之间的地面场地不要仅仅作为行车道路,而应该加入更多的街道生活,使环境丰富生动起来。 为了保持街道空间及视觉的连续性,高层建筑临街面应与沿街的其他建筑相一致,宜有所呼应,但每个建筑都必须拥有各自的特点,这样除了丰富空间外,还可以缓解人的视觉疲劳。对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使周围建筑与之相协调,但不能过多的采用保护建筑的元素,以免削弱原有保护建筑的特征,如泉州清净寺街区的改造。 3、整体尺度(建筑本身及造型方面) 整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各构成部分,如:裙房、主体和顶部等主要体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给人的感觉。一个十分均衡匀称的建筑体,就是要通过理解和运用有数学关系的比例系统并征对实际被感受到的各种条件要求加以调节,营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愉悦、和谐的比例感受的效果。如果一座建筑的各部分比例合理且相协调,同时能够满足正常人的心里要求,那么它就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可称之为成功的建筑。因此,建筑物的整体尺度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在设计时要注意下面的两点: 1)各部分尺度比例的协调 不难看出一个美的高层建筑是裙房、主体和顶部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当其三者合理的处理比例尺度的问题,同时这种尺度比例关系应是统一的,这样建筑物才会给人舒服的感觉。然后在加入适当的装饰手法,使建筑造型生动化。总之这三部分的比例关系使高层建筑形象设计的重点; 2)高层建筑中立面细部尺度应有层次性 立面设计的结构构成必须明确划分为水平因素和垂直因素。一般都要使各要素的比例与整体的关系相配,以达成令人愉悦的观感效果。因此很自然的,较低矮而横向舒展的建筑物,其窗户开间之类,其比例必定使宽阔状为主导,而高层建筑则以修长的因素更有利于综合微型和巨型因素,使大中有小,小中有大。这一原则使高层建筑产生强烈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三、结束语 高层建筑影响一座城市环境的平衡,集中注意高层建筑对环境质量的责任,对城市及周围的影响,这和建筑本身的功能方案一样,对设计者都是根本的问题。高层建筑设计必须用协调环境的方法以尝试保持最少的环境干扰性。高层建筑是城市的主要建筑大厦,创造着城市引人注意的轮廓线,它们限定着创造城市活动场所的公共空间,为城市中人们的活动提供布景。 城市设计论文:建筑和城市设计特色论文 摘要: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都与它相邻的城市不同。通过建筑和城市设计,所有人居环境都表达了其过程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地形、气候、不同建筑材料的获取,甚至演变中的、和状况,以及的进步(这些方面也是衡量文化进步的标准),都在我们的建筑物的形式和功能中得到反映。 关键词:城市规划特色 上,有一些城镇在桥边生长起来,另一些由军事驻地、学术中心或宗教中心发展而来。其中一些是经过规划的,但大多数没有。随着化的进程,新的中心很快在原材料或动力资源附近发展起来。最终,产生了工业大国的贸易中心和首都。但无论城市最初生存的理由是什么,如何了它最初的形式和建筑,其它的功能还是迅速发展起来。当古老的工业衰落而让位于新工业时,城市的繁荣和活力取决于各种计划中或计划外的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质量和数量,尤其取决于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 在过去的世纪中,大多数建筑物是由当地材料建造的,其形式同时适应社会需求和气候。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建筑才由建筑师或建造专家设计,而他们常使用进口的和更耐久的材料。随着这些年来大规模信息交流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建筑的设计、和材料正在越来越国际化和标准化,它们更多地随着的指示而变化,而不是其实效。 就象建筑物预期的功能被(或应该被)反映在其设计中,城市的形式和特性也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当我们改变、改造或更新建筑物来更好地满足不同从前的新需要时,必须承认:要确保一段时间内一个社区的繁荣,那么一个人居环境棗村子、镇子或城市,就必须不断地通过改变其自身来适应新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只要满足制造商的设想或财政状况,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工业。 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保护 一个城市,尤其是一个古老的大城市,是思想和品的宝库,其中包括建筑、空间和各种场所。它们表达了演变的需要、时势和建造者那个的风尚。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这一资源。但这从来不容易做到,因为总有关于什么才是摵侠淼脑擞脭的争论。在城镇的发展中,情况常常会因为对旧建筑倾注的感情而变得复杂。用于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维护的钱原本可以用于为社会提供新的住房,提供新的社会、商业、工业用途房屋和新的服务设施,这是一个客观但又经常被忽略的负担。但现在的形势要求未来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什么样的发展才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需要,这必须得到检验和评估。 在制定一个已长期存在的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方针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在于决定应该依据何种原则(如果有的话),有意识地保留现存的建筑物及整个地区;在何种代价下、到何种程度,这种保留才能适应发展改变的需要。 对单独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来说,常常是其外观、建筑价值或历史上的相关意义决定其保护(或保存)与否。这还常被解释成对现状的维持。但一栋由政府保护的国家建筑,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声望的目标。这种声望是一种可怕的强力麻醉剂,使人们在考虑到艺术性时被麻痹了。如果一栋建筑内在的魅力和作为一件艺术品或文物的价值,能够配得上这种声望,那它才能被保护,太多的人想要把他们自己所看到的古老建筑作为最好的来保留。但我们认为的建筑的美并不是一个靠逻辑证明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说,保护的愿望是不合理的,尤其当要保护的建筑无法附加经济用途时。 过去,具有时代风格的建筑实践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虽然重要的建筑物都被盖得好像要永存似的。1936年,在伦敦,人们发现,除了几个被公认的有历史价值的例子,其它大多数都在30年内被更新,在60年内被重建了。现在,在这个被保护所支配的时代,总有不断的压力要求保留远远超过这个建筑时代的工业和商业建筑。这是非常昂贵的。可能倒不是要求新的用途和新的技术服务设施,而是它的材料、体量和特征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空间的尺度和比例适合当今的时代。这难道不比在昨日昂贵的立面背后设计出为明日服务的空间更好吗? 如今挽救古建筑的工作,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很少考虑它们的实际条件,甚至有时它们只代表一个因为没有特色而被人记住的建筑时代。这将会限制子孙后代显示出他们的设计或欣赏能力,这是要冒险的。但是给新的伟大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机会也要冒险。不管多大程度的保护都不能把一个设计从坏变好。50年前,如果有现在的规章和看法的话,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杰作的建筑作品就盖不起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而我们能欣赏到一些过去最富想象力的设计者最好的作品。如果决策的产生能适应也象建筑一样改变着的世界形势的话,就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建筑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审批一个发展申请中,并不一定能产生好一些的建筑或城市设计。它也许会阻止一场灾难,但如果由于官员们缺乏城市设计的眼光而错过了合适的投资时机,它同样也可能导致失去一个机会。 建筑师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而城市设计考虑的是被建筑界定的、渗透的或打断的空间。虽然也许这些建筑只是为从几个有选择性的视点观看而设计的。城市设计的关键存在于连续看到的景象中,其质量取决于空间之间的关系,它们被界定的方法,轮廓、体量、尺度、色彩和周围环境棗比如建筑或植物棗的材质。一个空间形式给旁观者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穿行于其中的运动速度。好的设计考虑它被体验时的情况;最好的设计能满足所有标准。一位穿越城镇广场的步行者有时间享受各种各样的纹理和形象:建筑表面的分格,界定空间的铺地和植物,光影的相互交叠和落叶的飘飞。这种欣赏,无论有或没有,都会受到建筑或空间的尺度与人类尺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依据与人类高度和生命长度的关系来评价尺度和年代。这反之又影响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例如我们在街道或广场中是否觉得拥挤或舒适。 保护包含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在城市的设计中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一个世纪以来的科技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城市中心总是处于适应更多用途和人口的压力下,然而许多城市中心却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特性,很容易被增长的和重建破坏。取代所有旧的事物来满足新的要求会浪费资源,而且很昂贵:这会有效地毁灭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城市。不满足今天的需要、不预测明天的需要,可能会成为经济和文化的自毁。我们必须在某处打破平衡。如何做呢?答案可能介乎一座城市和一个社区之间;或者是它们的特性值得保护,或者是一种古老的、很受喜爱的形式:又一次,是思想还是艺术品。建造什么,何时何地重建或彻底修改,保留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是一个判断力的。在实践这种判断时,应该简要地别的地方的经验。 保护,保存和选择的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用来多种多样的情况的前因后果和保护的,而且每一个都很独特,又都有只适合于某些情况的经验。应指出的是: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 墨西哥城,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有许多具有重要或建筑意义的建筑物,有些是前殖民地的。它也拥有一些有建筑价值的区域,比如佐那罗萨(ZonaRosa),在这里,保护措施正在付诸实施。但它也有一些最肮脏的贫民窟和混乱的地区,对许多人来说都没有逃避的希望。应优先考虑什么呢?投入到国家遗产的建筑维护中的财力越多,用来建造住宅和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要为明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保护的范围相当宽广,就好像实现它的可能性相当低一样。 在过去的40年中,新加坡进行了一项突出的重建住宅的项目。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传统建筑的毁坏,特别是城和小印度。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这里生存了几代人的社区。但优先权在于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我认为这很正确。直到最近,才通过一个保护项目复原了老城区的许多残存的商住式的房屋。历史条件下的花费当然高但却对有益。这是一个有眼力、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有勇气、有决断的速度和足够的财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城市。 中国的建筑和规划因为其空间相联系和相承接的方式受到特殊的尊重。原来的皇宫-紫禁城、颐和园、北京的园林、苏州和承德的园林都在尺度和用途上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显示出对实和空、遮挡视线、造景和尺度的处理的娴熟掌握,别处极少有能相比的,在西方更没有。每一个设计都很适合它初始的目的和它的使用,虽然它们大小不同。几百个人在紫禁城里几乎不会被注意,但如果在苏州的一个小园林里,就会造成堵塞。大小和尺度总是应该与用途相关,与房屋周围的环境相关的。这些地区的保护具有巨大的社会、建筑和历史的重要性,它们需要耐心、敏感,并且是很花钱的。 住房和保护 许多建在欧洲和整个前殖民地领土的宫殿和豪宅有了新的用途,比如做旅馆、会议中心、学校或医院,这样就保证了它们在可预期的未来不断地被维护。但并不是这些伟大的建筑物赋予了城镇它们的特征,而是无数的更谦虚的居住建筑。它们并不时髦,不能满足化的要求;但却用最少的材料取得了最大的优势,在苛刻的条件下倾全力于提供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在沙漠地区,厚重的墙挡住了正午的阳光,又保住了寒冷夜晚所需的温暖;内院被安排来利用气流提供制冷;在南亚,建筑物造得很高,以保证通风,避免突然的雨季泛滥;在中国,摲缢當的不同流派依据这些制定了实践的标准。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中,不仅仅这些奥妙的方法被一扫而光,而且更让人无尽沮丧的是,几乎所有建立在数代人的经验积累上的优良的实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那些极少考虑社会需求和气候要求的标准住宅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这么多可用的资源,却仍然有这么多低质量的房屋在这么多国家建造起来,就不让人惊奇了。解决办法必然存在于一种建设性的保护方针中。 生活方式,尤其是家庭内部的,随着外部条件,特别是情况的变化而演化。新的工作方式、城镇规模的增长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从一套接受地面的独立住宅或公寓,到需要靠电梯到达的多层公寓单元,这种住宅形式上的骤然变化,破坏了家庭生活,摧毁了社会的结构和邻里、社区的外貌。通过比较,经验会告诉我们,常常是那些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模式的邻里的居民,会对经济发展和其它社会变化带来的契机有更好的反应能力。这样,遵循那些已被接受的形式的新住宅就应受到赞赏,因为它包含了人们熟悉的东西,帮助重新发展的邻里地区保留了一种摴槭舾袛,又帮助新发展起来的地区建立这种感觉。 曾经有这样的论断,说满足房屋需要的任务是现代建筑(相对于摵笙执鷶和其它短暂的风尚而言)的源泉,并且正是从这方面来说,现代运动中的作品才与早期的不同。如果经济和社会的考虑也包含、当然也应该包含在这些任务中,设计的原则就更紧密地与更乡土或传统的建筑相吻合。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恰当设计的当代房屋能欣然坐落在旧的居住房屋旁边。因为它们显示了保护和建筑原则的,确保了一种当新旧并置时常常被遗忘的使它们和睦共处的措施。 定义和赞同一种原则是一回事,而实现它们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不仅仅公众和家更喜欢时髦或便捷的方式,而且当面临基础时,技术问题也更突出了。想要以可行的方式来适应城市中不可避免的高密度问题,会带来几乎无法抵抗的问题:如何才能经济地提供已被社会认可的改善的服务设施。 在北京的菊儿胡同,吴良镛教授通过庭院式住宅,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既容纳一个相对高的人口密度,又同时给每一个家庭提供一小块私密的室外空间和绿地,且只与他们的近邻分享。当住所只有三、四层高时,就不需要电梯,维护也不需使用精密的机械设备。较高的单位成本,被使用时降低的花费和灵活的布局平衡了。这种布局给保护区域内和历史性建筑附近的小片地段提供了发展和再发展的可能。对局外人来说,这种方法以适应今天的需要的方式,保护了传统住宅的原则。这种住宅,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建立在胡同的体系上,这种体系确定了北京的许多住宅布局。当然,还有许多方法来适应重要保护地段附近住宅的承德、北京和其它历史中心的问题,有一系列实际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从经济的角度看,使用电梯的房屋,至少应6层高;更高一些时,就会有建筑上的重要意义:当它们相当高并形成组团、仔细选址时,就会对城市的结构设计造成一种冲击。在一栋历史建筑或古城的中心的近处,在低层建筑比较受欢迎的地方,如果建起高楼群,通常是不合适的。在很多情况下,这指出了解决历史城镇的边缘或边缘以外的发展问题的可能性和愿望。这样可以延长古老建筑和园林的寿命、使用期限和特性。维护的费用降低了,因为制造污染的随之迁走了,沉重的交通负担转移了,震动对古老结构的危害减轻了,拓宽道路的需要也消除了。通过这些和其它类似的方法,新式的发展也可以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 结论 每一个人类的居住地都有它独特的品质,源于它所处位置地理因素的,它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以及之后的历史发展。这被反映在它的地段和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多年来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常常至今为人所不知,但代表了每一个时代在城市演化中起的作用。留下来的一些无法估价,另一些却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我们不应抛弃任何一个,直到它们对将来可能做出的贡献得到评价;因为一旦毁掉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但同等重要的是,资源不应投入到试图维持那些不可能被维持的事物中去。一座城镇的特色,不仅仅来自它的街道和空间带来的特色,也源自每一栋个体建筑的设计中;那么最好的,为城市发展进程和保护的依据提供服务的办法,就是确保这种变化,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进化着的变化,既尊重着历史又考虑到未来的变化。在被规划的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中心地区,维持了严格的高度控制,使它保持了设计的原意而又有高层建筑。主要的公寓楼,都在郊区。在罗马中心,所有高层建筑都被禁止。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中的误区论文 摘要:自八十年代初期,“城市设计”被引入我国规划建筑界以来,对城市各地段的整体面貌、建筑群体形象、环境风貌等均起到了较好作用。撰写本文不是研讨城市设计的理念、手法、对策,而是就城市设计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问题谈谈笔者的理解,希望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或许对提高规划设计的水平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规划设计误区 1关于“市民”广场 城市广场是城市最富魅力的公众空间,在城市设计中占重要地位,被誉为城市的“客厅”。城市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交通广场、集会广场、纪念性广场、建筑广场、休闲广场等,也可按所处地段而命名(如天安门广场,热河路广场等)。 事实上,自二千年前在古希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以来,广场不但是城市空间体系构成的需要,而且历来是城市进行社交往来、休闲娱乐和信息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人们接触自然、陶冶情趣的城市空间环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的多功能、多层次属性愈益强烈。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广场是多元化、复合型的。如:南京“新街口广场”和“热河路广场”均位于两条主干道交会点,转盘中央立有中山先生铜像,渡江胜利纪念碑,兼具交通和纪念性双重功能;大连“中山广场”既是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则既是建筑广场、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集会广场和纪念性广场。 但是,不论何种广场,其使用主体都是市民。因此,城市广场都是市民的广场,没有市民与非市民的区分。 个别城市把某几个广场称作“市民”广场,是混淆概念,且不合逻辑。笔者敦请业内人士不能受从众心理影响,不加分析地人云亦云。当前所谓的“市民”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实际上是休闲广场。事实上,大多数城市并未将休闲广场称之为“市民”广场,如:青岛“五四广场”,大连“星海广场”、“胜利广场”,上海“人民广场”等。 明确以上概念,有助于城市休闲广场的功能定位,有助于增强设计师的使命感,使设计师进行创作时,致力于塑造多层次、多景现、多情趣的多元空间环境,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具有高雅文化品位的多样化活动空间,从而不断提高城市休闲广场的设计质量。 2关于“下沉式”广场 解放后,江苏最早的下沉式广场出现于1985年连云港市淮海大学(今淮海工学院)校区规划设计,但未实施。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某些设计师比较热衷于“下沉式”,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的新潮。但十几年来,总的情况是规划设计多、付诸实施少,有幸实施的所谓“下沉式”广场也是不如意的多,成功者少。 造成上述情况,有诸多因素。依笔者所识,一个成功的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应该兼具尺度、深度、空间的关连度三要素。 下沉式是城市休闲广场的一种设计手法,下沉式广场是孕育于主广场(休闲广场)中的子广场。因此,其母体——主广场应当是尺度很大,视野十分开阔的大广场,为了打破巨空间的空旷感和视觉的单一感,设计师巧妙运用垂直高差的手法分隔空间,以取得空间和视觉效果的变化,这或许就是“下沉式”创作思维的原由。因此,主广场若非大尺度,设计师就不可滥用“下沉式”,否则,很容易导致在方案阶段即遭否决。 下沉的子广场,既然祈求取得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那么,其下沉量就必然需有一定深度,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的。下沉量不大的所谓“下沉式”广场,如果置身其间,视线所及,都是杂乱无章的人腿和车轮,丝毫没有空间尺度、气氛、环境、视觉和场所转换的感觉,当然也谈不上美感。不能把城市广场理解为一马平川的整块平地,况且,广场的原地形总是高低不平的。设计师进行广场设计创作时,不能把稍有高差的处理手法均称之为“下沉式”,正如没有人把建筑平台、观景台等美称为“上沉式”一样。高差略有变化的处理手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 那么,下沉量以多深为宜?这与子广场本身尺度有关。笔者以为,一般应以人在子广场内尽量少看到蓝天、白云、高大树木以外的近处地面场景为宜。 下沉式广场不宜设计成尽端式的孤立子空间,它应当与邻近地下空间串连融合,成为整个空间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孤岛感的子广场,不易吸引人流,而串连套合的序列空间方能引人入胜。 上海博物馆旁的下沉式广场,它孕育于人民广场的巨空间中,下沉深度达3米以上,并且与地下商业街相通。由宽广的人民广场(主广场)拾级而下,随着视点下降,步入相对恬静的下沉式子广场。子广场内,草地、花卉、树木、造型简洁的桌椅、别致的灯具,造就了环境宜人的庭院休闲空间,置身其间,看不到地面熙来攘往的人群、车流和近处建筑群体,小坐稍憩别有情趣,体现了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同时,通过该子广场可进入地下商业街——香港名品街及地铁站,它既是地下商业街的室外庭院,又是进入主广场前的一个富有生机的绿色过渡空间。 大连胜利广场位于市商业中心区,南临火车站广场及著名的大连客站,北、西、东为市各大商业圈。广场东北、西北分别为七层高的百货楼、美食楼,均为欧式风格。地下为三层地下商业城,总建筑面积达147,000平方米。周边城市道路人行道上有三个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地面广场。广场内,绿化与硬铺砌地面结合,配以休息椅、灯具、花台等小品,也颇耐人寻味,具有浓郁的庭院风味。广场中央成功地运用了下沉手法,籍以分隔使用空间。下沉子广场北部为舞台,有经常性文艺演出,南部为看台及小型足球场。盛大演出时,球场可兼作观众池座,而足球场则增强了大连作为足球城的体育氛围。子广场下沉量有一层楼高,使子广场与地下商业城附l层相通。整个广场(含子广场)约有20个人行通道与地下商业城相通,集散便捷,还有4个汽车通道可进入400泊位的地下车库。地下商业城内则有八个通道,使人流可不经地面直达邻近各大商业圈。整个广场动静态交通考虑周详,在处理手法上,上承与下沉浑为一体,下沉则沉而不死,各相关空间串联组合,成为人流活动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沉量及尺度适宜,不仅出色地解决了视线、功能和空间感的转换,而且满足了市民多层面的活动需要。 江阴市政广场位于新建的市府大厦南,广场尺度较大。原设计由南向北有向上微坡,以强化主楼的气势感。东部长江中路两侧各有一个下沉子广场,以地下过人通道相连。路南的子广场则与商贸中心、写字楼的地下层相通。该广场设计不失为成功之作,1998年获建设部三等奖。 3关于“小区”与“绿化率” 城市居住区的结构组成系列为组团-街坊-小区-居住区。不同级别的市民集居规模,其相应的公建配置、道路级别、交通设施与绿地等均有不同要求。其中,居住小区是指由城市道路或由城市道路与自然界线(如河流等)划分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不为城市交通干道(下转79页)(上接83页)所穿越的完整地段,区内设有一整套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在以上界限内,不仅能保证居民生活的方便、安全和安静,而且还有利于城市道路分工和交通组织,从而减少城市道路密度。具体说,居住小区规模以设置一个小学为其人口规模的下限,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最大服务半径为其用地规模的上限。以当前户均65-70平方米建筑面积,户均3.5人框算,住宅建筑面积约需20万平方米,人口约10000人,占地约15公顷以上方能称得上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小区。 应当指出,近年来住宅开发建设市场上确实存在某种混乱理念。即:不论住宅建筑量的集约规模多大,一概称之为“小区”,甚至仅3公顷左右的地块,也冠以“小区”的雅号。这种理念上的混乱,可能与当前锒牙式的住宅开发建设方式有关。 零星小地块的规划设计使设计师对全局的了解与分析不够,设计思路受到局限与制约,较易导致居住小区组织结构与居住组团不够清晰合理,建筑群体风貌不够协调,道路交通系统与公建配置选址不够合理顺畅,绿地系统布置有失均衡。因此,笔者主张:在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规指导下,按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小区进行规划设计,而开发建设则可分期分片实施之。按整体设计布局进行分片分块开发的住宅组团或住宅街坊仍可分别名为XX苑、XX村等,与当前开发公司的运作并无矛盾。 还应当指出,近年来在某些小区规划设计指标与设计要点中,屡见不鲜地出现“绿化率”这一似是而非的指标,唯独缺少“绿地率”这一必备指标。 众所周知,小区用地由住宅建筑用地、公共建筑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公共绿地组成(在小区范围内的市区级公建、工厂或单位用地,不宜修建用地等,属于其它用地,不参加小区用地平衡)。对设计师与管理部门而言,应当关心的是“绿地率”,并非“绿化率”。绿地率是指小区绿地与组团绿地占小区总用地的百分比,不包括宅前或公建绿地(此两项分别属于住宅建筑用地或公建用地)。公共绿地集中体现小区的环境风貌,也是小区居民的交往空间和休闲、游憩、晨练的场所。公共绿地的多少与内部布置已愈来愈引起各方重视。而“绿化率”,就其字面含义而言,是指空地(也可包括平屋面)的绿化百分比,它可以是零,也可以相当高,对设计而言并无实际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在规划设计阶段,“绿地率”是必备指标,不需要所谓“绿化率”;在建设经营阶段,作为房产商,在首先提供“绿地率”的前提下,可以引入“绿化率”这一辅助指标。 城市设计论文:城市设计美学探究框架论文 摘要摘要:试图从范畴、结构和观念三个方面建构起城市设计美学的探究框架,并从真、善、美,自然、人工、社会,环境美、空间美、生活美等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美学的主要探究内容。 摘要:城市设计城市形态美学环境 一艺术范畴 1“真”的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指的是城市的空间、建筑、环境和人所共同形成的整体的构成关系。它直接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结构形式和类型特征,反映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历史图式,反映了城市的文化特征[1。 总结城市形态探究学者的探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城市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拼贴式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的会合;真的城市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产生渐进式、碎片式的变化,通过这种渐变,既可以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又能不断地更新;在城市形态的图底关系中,虚体形态(城市空间)往往比实体形态(城市建筑)更重要。 城市具有了真的形态,就具备了创造美感的基本条件。一个城市假如结构合理,我们便说它在美学原则上体现了合规律性。它能够为人们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种基本需求条件,就能为人们的审美活动构筑广阔的舞台,从而在美的层面体现出城市设计美的合目的性来;一个城市假如形象真实,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在心理功能上就具有了认知的基础。城市的艺术形象是城市形态美的外在表现,它是人们接受美和培养美的媒介,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同时也是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思想情感的表现和表达。 有些城市具有诱人的形象条件,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但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却认为城市的结构有新问题,生活不便,所谓的吸引力纯粹是一种城市的作秀表演;有的城市看起来没什么非凡的地方,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备感亲切、温馨,居民不肆张扬,乐得逍遥。在这样的城市中待得稍微久一些,你就能感受到舒适、舒适带来的愉悦和快感。很多欧洲城市和我国江南的一些中小城市之所以让人难忘,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说明了一个城市美的新问题摘要:高层林立、“现代化形象”突出的城市未必就能给人们带来美感,而结构合理的城市却可以让人得到美的享受。也就是说,城市形态的真,必须要首先做到结构合理,然后再考虑在真实的形态下去塑造形象。只有惹眼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和城市的结构完全脱节,那这个城市的形态就属于不真,而不真的城市是无法创造美的。 2“善”的城市环境 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环境,主要指的是城市的文脉环境。 城市的文脉,是城市赖以存在的背景,是和城市的内在本质相关联的那些背景。一切决定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城市形态的显性或隐性的东西,都可以列入城市文脉的范畴。城市的显性形态是由那些可见的要素组成,包括人、建筑、景观以及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而城市的隐性形态指的则是那些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潜在的深刻影响的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社会习俗、心理行为等。显性的形态,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体验,可以感知,非凡是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形态,它的使用和体验,决定着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的感知,强烈地影响着对城市的使用;隐性的形态是设计者所不能控制的,它受文化形态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很复杂。凯文·林奇指出,认知是城市生活的基础,城市设计应以满足人们的认知要求为目标。人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城市形象是人的一切感受的合成,因此,我们必须将建筑、城市和人的知觉三者拉近,放在文化和哲学的高度加以看待,强调人和环境的统一[2。 善的城市环境除了要在文脉环境上为人们创造连续的、可以使人感受到历史变迁和生活场景变化的文化背景之外,还要为人们创造一个可以从容应对生活的功能背景。假如一个城市功能不健全,效率低、质量差,而消耗又大,就无法满足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那又如何能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呢?有些城市和地区,虽有着良好的环境资源,但是连衣、食、住、行等基本条件都无法保证,人们也就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美。城市应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也就无法体现城市环境美的合目的性,因而也就无法满足人们对美的事物的欲求。 3“美”的城市意象 艺术的创造,首先需要构思。而构思的中心,就在于建构意象、经营意象,其目的还是要实现审美意象。审美意象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设计者对实际生活的体验,对人类生活价值的感悟。 人类对城市的建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当然,城市不是作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的艺术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艺术的创作角度讲,城市设计关注的多为城市环境艺术的组合,关注街道、广场、建筑、园林、雕塑等元素的相互关系,确立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并将它们的美体现出来,表达出来。 在艺术构思中,意和象如何结合为意象,是创作者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矛盾。“象”是客体对象的映像,无论是直接感知的映象,回忆过去而来的表象,还是由联想而来的印象,尽管各自的清楚度不一样,但都要求符合客体对象,要按照客体的外在尺度来再现对象,要求真实。“意”则是艺术家、设计者主体自身的意向。主体依照自己的意向来感知、改造客体对象,把客体的外在尺度和主体的内在尺度统一起来,按照美的规律把意和象结合为审美意象。 美的城市意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设计师对审美意象的建构。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世界,决定于设计师的审美意向,生活中布满了真、善、美,同时也存在着无数的假、恶、丑。好的城市形态塑造,应该是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审美快感,设计师的审美意向直接和审美理想、审美观念相联系,而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处于审美心理结构的中心,对审美意象的经营起着重要的制约功能。 城市形态、城市环境、城市意象是城市设计美学艺术范畴的三个主要方面。真的城市形态是人们认知城市的基础;善的城市环境是实现美的合目的性的关键;而美的城市意象表述的是城市形态的艺术创造和情感体验。总之,城市的艺术形象不是城市各个要素的简单拼合,而是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艺术处理。因此,一个好的城市形态,应该是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艺术综合体。 二物化结构 1自然要素 既然城市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那么城市的规划和设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自然状态和人工物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由于平原、峡谷、盆地、丘陵、滨水地区等的自然环境状况不同,城市形态的构成手法和美学意境也不尽相同。城市设计应把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突显出来,包括峭壁、山峰、高原、河流、湖泊、地平线上的连绵轮廓等。这些特征景观是城市建筑形式的补充,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持其自然状态。 园林艺术是城市形态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城市风景区、公园、绿化等。城市设计美学不但要探究园林艺术的特征和基本规律,还要探索园林艺术和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关系。城市园林绿化的功能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在城市形态的构成和环境美化中,园林绿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公园、绿地、绿化带、林阴道等,除了它们自身的生态功能之外,对于营造城市景观、丰富城市色彩、提供休闲场所、创造舒适环境等都具有重要功能。 现代城市建设中,如何使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协调统一起来,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并不断开拓城市自然景观,使生活环境更接近于大自然,已成为城市设计者的重要课题之一。解决好这个新问题,不仅有助于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使城市环境美大为增色,而且有利于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平衡。 2人工要素 城市空间是城市特性和特征的物质表现,是城市中最易识别、最易记忆的部分,是城市魅力的展示场所。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往往是通过对城市空间的认知来实现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一样,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整体空间,也可能是相互有联系的序列空间。和建筑空间不同,在城市空间中后者占主导地位。它是由不同功能、不同面积、不同形态的各种空间如广场、街道、园林、绿地、居住庭院等相互交织的具有一定体系的序列。”[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城市空间的设计主要应考虑的就是秩序新问题。 建筑是城市人工环境和人文景观的主体,是构成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城市环境和乡村环境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建筑的高度密集,这是形成城市景观特色的主要部分。沙里宁干脆说摘要:“城市设计基本上是一个建筑新问题。”可见建筑在组成城市形态和城市景观的诸要素中占据了优秀的地位。建筑实体对于城市整体美的贡献不在于建筑个体,而在于建筑群体和空间的组合。沙里宁在分析了欧洲中世纪闻名城市和它们的建筑设计之后得出结论摘要:这些城镇之所以能形成如此生动、美好的面貌,不是仅靠多建漂亮的房屋,而是得益于这些房屋在形式上的相互协调[4。现代建筑从整体观念提出摘要:不但建筑个体的形象要尽善尽美,而且建筑和建筑之间、建筑和整体空间环境之间也要和谐统一。城市建筑设计要根据城市形态的总体要求,仔细推敲城市空间的比例、尺度、序列和建筑群的色彩、高低、体形、质感和韵律等,遵循统一、变化、协调的美学原则,创造既统一又有变化的城市建筑艺术美。通过对建筑实体负责任的设计,可以成功创造出任何形式的城市空间。 环境艺术,顾名思义包括环境和艺术两个方面,是利用各种艺术方式和技术手段,对实体环境进行总体艺术设计,以创造空间形态美的一种综合艺术。它的创作一方面是依托实体环境,从实体环境出发;另一方面又要将实体环境艺术化,以创造出某种艺术氛围或艺术境界,从而使城市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达到统一。按艺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按艺术方式改造环境,就是环境艺术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城市环境艺术几乎涉及所有物质形态的环境构成要素,诸如自然景观、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工艺美术、广告装饰等等。但是,环境艺术并不是这些构成要素和门类艺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人为中心,以创造空间形态美为目的,将各种要素和艺术手段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 3社会要素 城市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会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积淀。历史不仅仅只出现在教科书中,更反映在有生命、有形体、有质感的城市中。作为城市发展的象征、历史文脉的体现和文化特色的反映,对观赏者、游览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功能。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开发建设和改造中急需重视的一个新问题。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集约文化的空间系统,是一定地域中的经济实体、政治社会实体、科学文化实体的统一。城市设计美学和城市社会生活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应从审美角度探究城市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行为规范的新问题,以及它们和城市设计、城市建设的关系,探索城市社会美的构成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审美价值标准。 城市大众既是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也是城市审美活动、审美关系的主体。他们不但参和城市形态美的欣赏,从美丽的城市环境和生活中得到美的享受,而且也参和美的创造。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居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同时,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城市居民的社会闲暇时间总量以及闲暇休憩在社会总时间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而为居民按照个人喜好参加各种文化娱乐、艺术、体育等审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因此,城市设计美学既要探究作为审美对象的城市形态的客观存在,也要探究作为审美主体的城市居民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城市大众的审美意识包括在城市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等。它们是城市大众在感受、认知、欣赏和创造城市形态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同时又反过来对城市形态美的欣赏和创造起支配功能。 三观念体系 1环境美论 我们经常会因为一幅画、一张明信片或一幅照片赞叹自然的美,而当你真正身临其境时往往会觉得失望。这是因为,在先验的意义上,人们对自然美的感知给予了一种理论化的图式,把自然美恒定为一个概念,其结果必然是相反。自然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对它的审美感知应当是一种分析的结果,而不是先验的标准。 环境的艺术性需要自然的要素,也需要人工的要素来实现。为打破传统上生活和艺术相隔离的状态,需要创造出一种能使观众有如置身其中的艺术环境。这也对现代环境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功能,同时城市园林化思想的提出和城市园林艺术的发展,环境设计以及大地景观规划等学科的进展,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环境艺术观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艺术和人的生活空间是结合在一起的,人的行为的改变会带来视点的改变,由此形成的空间环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并具有了时间的顺序。这样,空间不再是三维的形式,而将以四维的形式出现,环境艺术因而就同时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序列。随着审美主体欣赏角度和视点的变化,在静态和动态的发展关系中,环境艺术就会表现出多样变化的形式和形象。 2空间美论 美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城市空间的美体现在空间的各组成部分——自然环境、园林绿化、建筑、小品、雕塑、壁画、装饰艺术、广告艺术等的相互关联、相互功能上。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协调组合是形成城市环境整体美的重要条件。 首先,整体观体现在对场所精神的理解和传承上。只有当空间从它所处的历史事件、社会文化、人类活动等特定条件中获得了文脉意义时,它才能被称之为场所[5;其次,整体观表现为对城市空间可变化形态的控制。城市不可能停留在固定的形态上永久不变,“拼贴”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变化和拼贴的过程中,城市需要有一些固定不变的东西存在,它们是城市认知的关键点;最后,整体观是城市空间特征的统一和协调意识。很显然,没有特色的城市,哪里能谈得上美呢? 人的行为是从感觉、知觉、认知到空间行为的一系列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指人的外显行为。例如知觉和认知虽不是外显行为,却是人们熟悉和使用空间的重要因素,人们对空间环境的审美过程也主要在视知觉中进行,因此,建立正确的行为观对空间环境的创造将会起到有益的帮助功能。人对空间的体验和感知程度也就决定了空间创造的成功和失败。 行为体验是人们形成环境意象的唯一途径。积极的行为体验能够有助于人们形成头脑中的认知地图,了解空间的意义;能够扩大和深化人们的活动范围,增加人们对环境的信赖感和依附感,鼓励人们相互交流,减轻环境的压力,并积极参和到环境的改造之中去。积极的行为体验可以激发联想,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并密切环境和行为的互动关系。 3生活美论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对不同城市的评价,比如野蛮、粗俗、文雅、得体、素质高等等。其实这些词语描述的都是城市居民在文化观念和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城市居民既是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也是城市审美活动的主体。他们不但是城市美的欣赏者,也是城市美的创造者。因此,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形态美的创造。 美丽生活的体验要求城市居民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审美意识,这样才能感知到城市环境、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美之所在。而审美意识的形成关键在于教育和培养。城市审美教育是通过城市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来陶冶人的情感、美化人的心灵。它和城市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对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铸造城市居民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功能。同时,艺术的表现还要依靠创作者的感觉、想像、情感和对艺术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就等同于艺术家,他们必须深入现实生活,获得深刻的社会体验和生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去发掘美,才能把生活中的美加以提炼、凝聚,同时加上丰富的情感,从而创作出艺术的典型形象,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这既符合一般的艺术规律,也同样符合城市的艺术创造[6。 城市设计论文:信息时代下城市设计论文 论文摘要摘要: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设计上应该突破传统的“城市街道摆设”概念,引入互联网技术,使之具有更多功能,做到以人为本,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高效。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多种多样的公共设施有力地支持着人们的室外生活,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已显得相当迫切。 二、城市公共设施目前状况 城市公共设施,通常是指候车亭、座椅、垃圾桶、路灯、各式商亭、公共厕所、公共布告牌、地图指引牌、电话亭等为人们提供生活方便的固定设施,是在城市中使用最多,分布最广,且和人群接触最为密切的公共设施,它以其特有的功能特征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 人类社会在21世纪到来前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中国城市建设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文化和形象的标志,不应该单单成为城市的装饰品,创造舒适的环境;在功能上应该多样化,满足现代人的多种需求,引导城市的发展。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公共设施的设计新问题。事实上,发展公共设施领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城市开发项目的设计原则,并且也被认为是当代建筑师应该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 三、信息时代对设计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智能化和信息综合化的程度得到了很大发展,人的许多最高明的知识和本领都可以编成程序输入机器之内,并可以根据指令毫无差错地将其重现出来时机器变成了人的辅导者。人们所进行的设计是从“信息”着手,将人们通过感觉和知觉而获得的对事物的认知功能及其效果功能作为设计的基本价值,促进了产品的智能化和人的亲和力。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上看,设计实质上是一种人工造物的创造行为,是“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使用)方式”。现在社会对于可参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表现在公共设施上就是人们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些公共设施,享受这些公共设施带来的乐趣。可参和性好的公共设施,用户体验品质高,使人难以忘怀,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使用的乐趣。“体验时代”的来临使人们对产品使用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用户体验功能就成为未来产品的必要功能。 四、信息时代下公共设施发展趋向 现代公共设施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有机概念。人们过去经常把它们简单的分解为实用或装饰等两大类,实际上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有四个特性摘要:基本性,环境性,装饰性,复合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资源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功能,因此仅仅把公共设施作为城市必备的“硬件”来处理是远远不够的,在未来的设计中应该更多注重“软件”的应用。下面通过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来谈谈信息时代下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趋向。 (一)城市指示系统设计 指示系统属于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公益性视觉传导系统,具有帮助人们对于具体目标对象,空间位置及环境特性等进行有效的指引和识别功能,同时也提供给人们对活动于其间的环境形态及功能功能的直接认知和帮助。成功而有效“城市设施”的视觉传导设计必然构成城市环境中不同时期的公共性功能设计和公共性文化理念的复合体。它们在为市民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把艺术和文化最为生活化地融入到任何一个社区、公园、剧场、博物馆、医院、商厦、学校、公司、车站。 在现代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技术支持下,天天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我们,对于出行的要求,更多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完成仅仅依靠记忆来到达目的地的过程。而且交通工具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大洋到达不同的国家或地域。换而言之,将来的社会在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和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交流也将不断的扩大。同时我们出行的时候,对于在完全生疏的环境中,如何简单地获得急需行动支援信息也是出行之前必须检讨的一个新问题。所以,仅仅凭借传统上以形象传达为目的的VI系统,将很难完成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的行动支持的功能。 为解决这一新问题可以考虑在城市街道上设计一些定位导航设施,现代城市虽然在一些公交站牌上配置了地图和车站线路,但是许多方面指示并不是明确,而且对于国外旅游者来说,语言文字不同,信息也无法识别,拆除不合理的标识牌,设计电子定位导航设施是发展的趋向,其应用软件方便、高效。设置不同语言版面,满足不同地域人们的需求,触摸式屏幕使出行者更快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以及怎么到达目的地,不仅满足了城市人们的生活需求而且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味,给世界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二)手机的街头归宿——新式电话亭 随着手机的普及,曾经备受宠爱的街头IC公用电话正渐渐地被人冷落和遗忘,甚至被恶意破坏。 据统计,2004年至今,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天天平均有2部半公用电话遭破坏,被盗设施的价值累计达500多万元。同时,大部分电话亭都陈旧破烂。亭子污迹斑斑,电话卡插口处已大块地掉色生锈,亭盖里贴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办理车牌、办理证件、招聘电话等。亭盖上原有使用方法的说明介绍被“牛皮癣”遮盖。这样的电话亭没有起到应起的功能还影响城市面貌的。一部分市民认为应该取消电话亭的设置,但是我国究竟还没有达到“手机人手一部”的发达程度,电信部门还得为外来工和异地求学的学子们多加考虑,他们需要IC电话亭。 因此电话亭摆放位置以及功能全面化新问题是设计者应该考虑的重点。手机使用率远远高于电话亭,但是考虑到一部分群体的需求,电话亭不能取消,因此可以考虑电话亭功能多样话,在有电话亭的地方设置手机街头充电设施和销售手机充值卡的自动贩卖机,设计者要考虑到平安性,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可以设置密码箱存放手机,以免机器丢失。设计新式电话亭可解决人们在外通讯的新问题,保证信息的准确快速传送。 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在日本,人们可以看广告免费打公用电话,两家公司计划用三年时间在日本全国设置10万部免费公用电话。据了解,在拨打这种免费公用电话时,用户首先拿下话筒拨打电话号码,之后液晶画面上会出现约15秒钟声像并茂的广告,广告结束后电话就会接通。假如你拨打的是固定电话,你可以免费通话9分钟;假如你拨打的是手机,则至多只能免费通话1分钟。这种理念无疑可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值得借鉴。 五、结束语 在21世纪,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很大变化,公共设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对于体验和互动的要求逐渐增强,设计的趋向要满足人们的要求,做到以“人”为优秀,创造有序、和谐、合理、人性化的公共设施,并且在设计中应用高科技元素,方便城市居民的使用,使公共设施脱离摆设的定义,真正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同时体现出城市的特色,对城市起到很好的宣传功能。 城市设计论文:园林城市设计管理论文 前言:创建园林城市是我国近几年开展的一项有关提高城市总体景观和生态水平的活动,这项活动就是要把各个城市建设成为风景优美、品味高尚、生态健全的现代化城市。而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城市设计(urbandesign)的进行。本文试图对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都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 建设园林城市要求整个城市都园林化——建设城市大园林,这是城市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从最初的只用于交换和防御,发展到越来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们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还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环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适程度达到最优化,城市设计由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建设园林城市应该说是城市设计追求的根本目标;而园林城市的建设也必须通过加强城市设计来实现,二者一个是目标,另一个是手段。 园林城市和城市设计目前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十九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曾经提出过田园城市的理论,应该说这个理论是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而这个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则是以园林绿化为有机联系的城市构造原则。这个理论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理论和实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精神实质表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园林城市的概念说到底是一种城市形态标准,这种形态应该说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园林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形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其概念:园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绿化作为基本的有机纽带,艺术化地组织和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使城市形体环境有最佳的美学和生态学效果。 城市设计理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当城市规划学从空间地域规划发展到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性规划学科后,就出现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观自我表现,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忙于跨学科宏观扩展的局面。两极化的倾向忽视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与建筑的关系,冷淡了城市视觉环境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设计理论应运而生,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盲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学科。城市设计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与其他边缘学科一样,其概念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城市设计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间环境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整体效应为原则,以建立城市良好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为目的,融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中的中观设计。城市规划出于理性,城市设计则侧重于感性;建筑设计是对个体的操作,城市设计是对群体的组织。 由此看出,园林城市与城市设计都是针对城市形态进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二、构造园林城市是城市设计应该追求的根本目标 园林城市之所以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园林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级形态。之所以这样理解,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从城市发展的趋势看,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完全束缚的结果。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开始"了在自己制造的人工环境中去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和返璞归真的历程。自然因素很多,但是根本的可以营造的因素主要是园林绿化,并以此来艺术化地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所以园林城市是人们的理想目标。城市设计就是力图使城市这个人工环境更多地引入人们对自然的追求,从而“建立良好的视觉效果和提高城市综合环境质量”。 第二,从园林城市的含义看,园林城市的“园林”绝不仅是指城市的园林绿化部分,同时也应该包括城市环境空间构成的各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园林应该是一个大概念,就像造园时运用亭、台、楼;阁、径、石、池、溪构景那样,把每一个建筑、每一条道路等各种环境因素都进行艺术化的组织。比如借景、框景等手段,从古典园林中走上街头,运用于整个城市,则扩大了园林的外延,这不能不说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的。 第三,从城市设计的规律看,它所追求的情景交融原则、景观集合原则、空间序列原则、环境气氛原则、品味最优原则等都是园林城市所体现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包含在视觉艺术之中的空间艺术的创作规律,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工艺品、雕塑、建筑和园林等。园林又把建筑、雕塑和工艺品等因素囊括其中,形成了综合性的空间艺术。城市设计实质上是把构造园林的这些规律拓展到整个城市,它运用各种空间环境因素、设计符号语言来表达一种文化蕴意和价值取向,表达一个城市的“神韵”,都是在把城市从一般性的功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级形态。这些物质形态一般性功能的综合地、艺术化地运用,是经过人类文明升华了的自然,也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改善环境。就像营造园林那样,城市设计所追求的,无疑是园林城市所具有的根本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园林城市对于城市设计的根本意义。 三、城市设计要以绿化为纽带组织环境空间的基本要素 视觉环境的优化是城市设计的首要任务。应该说,视觉环境对于人类所产生的心理的影响与环境污染对于人类生理的影响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说明,城市的视觉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研究表明,人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钢铁积木”等环境中,极易产生压抑、忧郁、恐慌、不安等心理疾患,这些问题只靠消除污染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园林绿化的生命系统特性在改善现代城市景观环境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绿色应该是现代城市的基调,是现代“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也必然应该是城市设计运用的主要手段。而且园林绿化的材料的“软”性与生命性,恰恰可以抵消建筑的“硬”质与无生命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不适,或者说可以形成一种对比,将这种对比进行艺术化的结构,就能形成优美的视觉旋律。所以也可以说园林绿化是城市有机体中的重要的“生命场”,发挥着整体环境协调作用,是用具有生命的色彩材料在“城市画卷”上来描绘最美好的景观,理所当然的是“城市画卷”上的“主色调”。绘画是平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面造型艺术,实际上城市设计也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城市这个大空间的造型艺术,而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韵。中国画论对于传神多有论述,西方绘画也讲究“肌理”、“调子”。如果说中国画构图“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是平面艺术构图的重要原则,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园林绿化则是城市立体画卷的生动“气韵”,那么以此为纽带组织城市环境空间则必然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原则。 园林绿化,还往往起着城市再设计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设计还远远没有展开,特别是一些向现代化国际都市目标迈进的城市,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越是这样,园林绿化则越有着重要作用。即使城市设计已经全面展开,园林绿化也仍然永远是城市设计的拓展和完善。因为园林绿化可以根据建筑、街道等景观需要,用植物绿化来组织视线,分隔与联系空间,宜“掩”则“掩”,宜“露”则“露”,组织和导引方向,可以起到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所起不到的作用。目前,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有脱节现象,规划划出建设地块,建筑师只考虑建筑问题,或仅仅考虑单体建筑环境问题,而规划上对于建筑之间的关系则把握不够,形成一些不协调的总体景观环境。如有些重要街道两侧的许多现代化建筑从单体上看,都很有特点,也不失为优秀设计,但是这些建筑排列在一起,侧有互相排斥的感觉,好像互不服气、互不说话,穿着不同风格时装的一群模特。这种情况只有靠园林绿化来化解和协调。试想通过高大树木、开阔绿带的遮掩或联系的处理,使人们在视觉上从“环境视”变换到“焦点视”,或从“焦点视”转移为“环境视”,则必将缓解这种景观的不协调。有时还可以用大树、大草坪或代表某种含义的植物用作特殊的标志,赋予环境以文化情境。比如,北京二环路天宁寺立交桥中央的一株古树,就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手段完全可以在四维空间(还有时间维,园林绿化的季相变化和生长变化等)上最大限度地营造出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园林城市呼唤着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也应确立园林城市目标,这是建设一流的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规划、设计、园林等各有关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共同肩负起建设园林城市的历史重任。
科学理论论文: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理论论文 【摘要】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传统的管理理论、思想、方式、方法都将面临变革完善、创新发展的问题。因此,对管理科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并在分析论述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到哲学高度上来思考,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发展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赤裸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5.组织模式:从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根据物流程序设计的。专业分工和职能部门是物流的基础和程序。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分工越细、越专业化,企业协调监督就越复杂,导致了管理环节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业效益降低,官僚主义突出的问题。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与信息开放性和企业快速应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信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标准化的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适时处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业决策中凡是属于标准化的信息,如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现电脑操作;而非标准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环境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给人脑进行分析决策。这样,企业管理的部门和层次可以大大减少,使“企业流程再造”成为可能。 6.效益模式:从规模、质量型效益转向速度型效益。在工业经济时代,以规模求效益、以质量求效益,是企业管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创新。规模和质量型效益模式虽然都是成功的管理创新,但它们毕竟是工业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还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个性化和对市场的迅速反映问题。因此,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崛起,美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迅速求效益的迅速型效益模式。速度型效益规模要求:第一,把效率作为衡量企业组织功能的首要标准-第二,提高企业的预测力、判断力、决策力,健全应变机制;第三,企业应在利润增长、市场份额、企业成长及社会责任三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在技术和市场双重驱动下实现效益增长。 可以预见,管理科学的任务更加繁重,管理科学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 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科学理论论文:民族声乐美声唱法科学理论论文 一、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 1、民族唱法 从广义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声乐相关艺术,主要囊括了曲艺说唱、民歌说唱和戏曲说唱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演唱艺术,从这点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唱法指的就是在进行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的歌曲和演唱民歌时所运用到的一些声乐的技巧,主要涵盖了不同种类别的歌唱形式。在对传统的民歌和戏曲等之中精髓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同时,又对西方美学唱法中比较先进的优秀的技巧加以和借鉴,这有效地集二者于一身。这样的唱法其特点就是在演唱时音色清脆明亮,语言准确,因此,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 2、美声唱法 美声的唱法主要是从西欧中比较专业的且具有古典声乐特色的传统唱法中不断演变而来的,是在文艺复兴展开之后渐渐才形成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比较完备的歌唱体系,它对喉咙和气息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音域比较开阔,同时各个声区之间的连接也比较自如灵活,在转音中也十分流畅且能够精准的协调发声器官,在此过程中,很多比较高难度的技巧都可以完成,进而使音色得到美化,因此,这种唱法普遍被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歌唱方法。 二、民族声乐的传统韵味 我国地域十分辽阔,且有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因所在的地理环境不一样,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也都大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域的民歌都有着不一样的民族特色。有人曾说,韵味指的就是在演唱时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色彩。由此可知,在民族声乐当中,韵味充分体现了民族声乐中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声乐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中一般都是把演唱者在演唱时是否有“韵味”来判断其演唱水平。而润腔这一技巧就是充分地将“韵味”给表现出来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让演唱的曲目更富有表现力,让作者更有自身的感染力。润腔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运用哭腔,注重字的缓慢轻重等,也就是说,在演唱中加入润腔能充分的将韵味给体现出来,而韵味就相当于一部作品的灵魂,我们必须将其保留下来。 三、借鉴美声唱法中的科学理论 1、声部划分 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每个人具有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不只是因为演唱者声带宽厚度不同,也主要受到演唱者共鸣腔大小和体积胖瘦等因素的左右,这样每名演唱者都具有不一样的音域和音色。而美声唱法关于声部划分这一理论就是经过划分不同的人的声部,确定其各自的类型,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也就是注重“因材施教”,让演唱者将自己的嗓音发挥到最好,因此说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的民族声乐中缺乏这一方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声唱法这一理论来提升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唱法。 2、科学且合理的发声体系 在美声唱法中其发声体系主要起着将演唱者的唱歌能力加以提高的作用,在这种体系中不但包涵了怎样训练声乐的方式方法,而且这也跟“由浅入深”这一原则相吻合。在进行声乐教学中将这一手段运用其中,可以使教学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利于将教学质量加以提高。在我国的民族唱法中同样也缺少这一理论的引用,因此我们借鉴这一理论在民族唱法中,就提高教学质量来讲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与此同时,在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中其基本原理还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可以使二者互相学习各自的方法,进而将我国的民族唱法的理论体系不断地加以完善。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不一样的社会背景就会使中西方产生不一样的声乐艺术,进而形成二者各自独特的声乐文化。对于传统的民族唱法来说,将民族传统声乐中的精髓加以继承,同时广泛吸收优秀的外来声乐文化,也就是以我国传统的声乐美学思想为主,将西方声乐技术理论为辅,从而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声乐发展。 作者:王琨 单位: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推进大众化科学理论论文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关键是抓好党员的理论学习工作和科学理论的普及工作。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工作是加强理论学习必然要求,它既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具体举措。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肩负的责任。从政治层面讲,科学理论是我们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锐,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抵御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发展角度看,科学理论是我们明确发展方向,把握科学方法,坚定发展信心,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科学理论可以提升自身素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无论思考问题,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必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必须做一个理论上的明白人,否则,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迷失奋进的目标。基层党组织与职工群众联系广泛,最了解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最了解职工群众想听什么想知道什么。对此,各级党组织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切实肩负起理论大众化的任务,努力使科学理论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优秀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从基层职工队伍现状看,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接受能力各异,这是科学理论普及化大众化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科学理论一旦被职工群众接受,就能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普及科学理论,必须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这是我们必须树立和遵循的一个基本工作理念。要通过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浅显直白的表述,深入浅出地阐述理论的深刻道理,使职工群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吸引力。中央近年编发了大量适合基层职工群众学习的理论学习材料,如《理论热点面对面》、《六个为什么》等可读性强的学习材料。我们要充分运用好这些基本资料,大兴理论学习之风,切实形成职工群众自觉学理论、信理论、用理论的生动局面。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关键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骨干队伍。理论骨干是普及科学理论的中坚力量,承负着重大责任,加强专兼职理论骨干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培养理论骨干摆上重要位置,从各个方面为理论骨干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经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守得住阵地。“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各级专兼职理论工作者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理论水平,要系统地研究理论、掌握理论,切忌粗枝大叶,浅尝辄止,零打碎敲,一般性的了解。要讲究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简单的道理讲复杂不是水平,深奥的道理变简单才是能力。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难度很大、要求很高,它要求既要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理论工作者必须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人民群众学。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必须要坚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任何事物被认识和了解都有一个过程,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把普及科学理论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基本任务,大张旗鼓地讲,理直气壮地讲。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积极采取领导干部讲理论、送理论下基层、热点问题大家谈、理论知识竞赛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要提高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尤其在一些重要时期、重要阶段,对一些重要理论、重要论断,要有针对性地组织理论报告宣讲,使职工群众及时准确地把握科学理论报告的深刻内涵。职工群众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通过集中学习实践,普遍受到了一次科学发展意识的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示我们,对重大的科学理论,集中开展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普及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还要注重理论研究,及时追踪最新的理论动态,搞好调查研究,使科学理论尽快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成果的转化。 作者:胡伟强 单位:哈尔滨铁路局 科学理论论文:从信息论到信息科学理论论文 (一) 在科学史上,对通讯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牛顿以前,这类问题就在物理学中出现了,特别是在费尔马、惠更斯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出现过。 然而,信息作为具有一般性质的科学概念的提出乃是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它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世纪。随着奥地利物理学家玻耳兹曼把统计学彻底地引人物理领域,使物理学家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不得不加以考虑,从而把研究偶然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最早引入物理学。玻耳兹曼把嫡(H)函数引人统计物理学,对嫡首先作了微观解释,指出墒是关于一个物理系统分子运动状态的物理量,表示系统的混乱程度,并且首次把嫡和信息联系起来。在物理学领域中,把研究偶然性作为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并且把嫡与信息联系起来,就为信息的料学概念的产生、信息量的测度提供了方法与理论前提,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已经涉及到有关信息方面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未能明确地定义信息概念。 在19世纪,除了物理学中引人统计方法外,在通信领域中,在处理编码问题上也包含有统计的思想,这就是1832年莫尔斯(5.F.B.M。rse)提出的点•划莫尔斯电码,当时有意识地引入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统计的观点。莫尔斯在设计他的电码时,将常用字的码编得短些,不常用字的码编得长些,这样可以节省传输时间,提高传输效率。不过当时未能对此进行科学的总结,未能应用相应的数学工具予以定量描述。 本世纪20年代奈奎斯特(H.Nyquist)与哈特莱(L.Hortley)最早研究了通信系统传输信息的能力,提出用对数作为信息量的测度。1924年,奈奎斯特发表了《影响电极速度的某些因素。。四年后(1928年),哈特莱发表了仅信息传输、,首次提出了消息是代码、符一号,它是具体的,代表着信息的具体方式。消息中载荷着信息,信息是包含在消息中的抽象量,从而区别出信息和消息在概念上的不同。并且提出用消息出现概率的对数来度量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如从s个符号中选出N个符号组成一则消息,则共有S”个可能性,其信息量用对数表示则为:H二NlogS。哈特莱的这一理论可以看作是现代信息理论的起源,从而为申农(c.sh。nn。n)的信息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人40年代后,随着雷达、无线电通讯和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相继出现和发展,以及防空系统的需要,促使许多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_L对信息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正是由于实践的推动,使得许多科学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论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得出一致的结论。维纳在t控制论,一书中指出,单位信息量的思想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由好几位科学家提了出来,其中有统计学家费希尔(R.A.Fisher)以及申农和维纳本人。可见,信息概念、信息量以及信息理论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 1948年申农发表了著名论文《通讯和数学理论》,1949年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在噪声中的通信,。当时,申农在贝尔电话公司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为了对信息进行数学处理,就需要把通信系统中的信号、消息等等具体内容(如信息的语义)舍弃,把信源发生的信息仅仅看作一个抽象的量。同时,由于通信的对象—信息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因此申农把用于物理学中的数学统计方法移植到通信领域,从而提出了信息嫡的数学公式,从量的方面来描述信息的传输和提取的问题,并由此给出信息的定义,提出了信息量的概念。中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把信息定义为“两次不定性之差”,通信就是减少或消除通信者的某种不定性,而收信人被消除的不定性的大小就表示其所收到的信息量。对信源自身的信息量用什么名称表示呢?申农采用了嫡这一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申农曾征求过著名数学家冯•诺意曼(J.v.Neumann)的意见,当时申农曾想把它称为‘不定性,,诺意艾建议可以称它为“嫡”,其理由之一是‘不定性,函数在统计力学中已经用在墒的概念下面。可见申农的信息嫡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他用来表示信源信息量的墒公式与热力学嫡公式有一区别,在信息量公式中冠以负号,而热力学中则没有。维纳曾说过:“信息量是一个可以看作几率的量的对数的负数,实质上就是负墒。”①这一点恰恰说明,它与热力学公式所代表的方向相反,不是表示系统的无序状态,而是表示系统的有序程度,表示系统获得信息后,无序状态的减少或消除。除了上述贡献外,申农还提出了通信系统模型以及编码定理等方面有关信息理论的问题。申农的这两篇著作奠定了现代信息理论的基础,而申农也因此成为信息论的奠基人。此后,信息论就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 40年代通信工作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怎样从收到的信号中滤除各种噪声,以及在控制火炮射击的随动系统中如何跟踪一个具有机动性的活动目标,而噪声的瞬时值或射击目标位置的有关信息都是随机的,这样,也就要求用概率和统计方法进行研究,用统计模型进行处理。维纳正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差不多和申农同时发表了两本著作:《控制论,(1948年)与。平稳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和平滑化,(1949年)。维纳从控制和通信的角度研究了信息问题,主要是从自动控制的观点研究信号被噪声干扰时的信号处理问题,建立了“维纳的滤波理论”(通信与控制中的滤波问题,指的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接着在1950年发表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在上述著作中,维纳提出了测量信息量的数学公式,叙述了信息概念形成的思想前提,同时把信息的概念又进一步推广,认为信息不仅是通信领域的研究对象,而且与控制系统有密切联系。维纳正是抓住了通信与控制系统的共同特点,站在一个更为概括的理论高度,揭示了它们的共同本质,即通信与控制的共同特点的关键并不是环绕着电工技术,而是环绕着更为旅本的信息概念。因此维纳把信息概念在更为一般化的形式中概括为“信息是组织程度的度量”,“是负墒”,“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在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内容的名称。”从维纳给出的信息定义中可以看出,维纳把信息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控制论领域,把信息看作是人、动物或机器等控制系统与外界进行调节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换的内容。控制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流信息,达到实现最佳控制的目的,因此信息论成为控制论的一个基础理论。美国的另一名统计学家R.A.费希尔则从古典统计的理论角度研究了信息理论,提出了单位信息量问题。 由上可知,申农、维纳、费希尔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申农从信息编码方面、维纳从滤波理论方面,费希尔则从古典统计理论方面)研究了信息概念、信息量以及其他信息理论问题。虽然角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之处:他们认为通信的对象带有随机性,通信的目的在于消除收信人的不定性,因此信息就是消除不定性,即负嫡,要对消息作定量的研究,就必须略去其具体质的方面和相应的具体内容,把信号的共同特征抽取出来,单纯从量的方面进行度量,为此就要用统计平均信息的概念来量度它的概率分布,从而提出用统计数学方法处理通信的理论问题。维纳和申农各自证明,如果某事件具有n种独立的可能结果:x,,xZ,“一x。,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别为p(x:),P(x:),“一p(x。),且有艺P(x;)=‘,则该事件所具有的不‘。l定性数量H(x)(嫡函数)为:.H(x)(嫡函数)一艺p(x、)‘ogp(x;)1.1当对数底为2时,H(x)的单位为比特(Bit)a信息量等于被消除的不定性的数量,这是申农等人信息理论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从此,通信科学就由定性阶段进人定量阶段,并为信.良论及信息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申农、维纳等所提出的信息、信息量的概念及信息理论,只能对某些信息作定量的描述,而对信息的质和其他方面则未予考虑。如信源所发出的信息,它的语义(意义)如何:怎样对它定量描述r信宿收到信息后的效用如何,价值如何,怎样定量?这些问题涉及意义信息、有效信息、相对信息、主观信息等等问题,这些正是申农理论不足之处。正如韦弗尔(w.weover)于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指出的,申农信息论所企图解决的是技术问题,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953年哥尔德曼(5.Goldmon)也曾经指出过申农理论的缺点,提出申农的信息理论并没有考虑信息的内容以及接受者对它的使用价值和重要性。这些问题,申农当时虽然知道,但限干历史条件,却未能加以解决。 (二) 任何信息都包含三个方面,即从客观描述信息量的统计模型、语义(意义)信息和有效信息(信息价值)。早在1949年,韦弗尔与申农曾经共同提出过信息问题可分为三级:第一级即申农所研究的向题,称通信的技术问题,第二级是信息的意义问题;第三级是信息的实效性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申农的理论只是从通信的技术角度,解决信息的客观量度问题,而对第二级、第三级问题,即语义信息和有效信息,申农假定对任何观察者只是一个常数,未能予以研究。 进人70年代,申农的信息理论已经越过通信领域,而广泛渗人其他学科。特别是随着系统科学的进展,人们所研究的领域已经进入复杂系统、大系统、超大系统,如航天、人脑、社会经济、智能等各种复杂的大系统,这类系统不仅结构与功能复杂,涉及大量的参数与变量,而且具有模糊性,因而不能不考虑信息的产生、使用,从而涉及信息的语义和信息的效用,以及模糊信息等问题。所以仅仅研究给定的信源以及它所发出的信息统计特性是远远不够的。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即研究对象的扩张,因而对信息概念、信息嫡以及语义信息、有效信息等问题,要求有比以前更为确切的理解和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从而出现了信息科学。可见信息科学的提出是与大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的发展、系统科学的产生分不开的。它们在实质上都是以大系统和复杂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不过研究的角度不同,这意味着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在新的水平上重新对整体性的对象加以研究。 正是因为信息科学是在新的水平上以整体性的复杂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它所研究的范围不只是通信领域中有关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处理等问题,它必须克服原有的局限性,以已有的申农信息理论为基础,并与计算机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等各门学科紧密联系,加以发展,所以它所研究的领域要比申农信息论的范围广;同时要克服申农理论的缺陷,研究申农理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语义信息、有效信息、模糊信息等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也有一些人在进行研究。 语义(意义)信息是指信源发出的信息所包含的意义。任何物体所发出的信息必须具有一定的意义。如用语言表述,则指信息的语义。从广义方面看,人、动物、机器的行为和动作都有一定的意义,如体育教员的示范动作,蜜蜂的舞蹈,昆虫分泌信息素的气味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从信源发出的信息,如果只从客观的量的方面看,信息量可以相等,但是信息量相等的信息,其意义可以完全不同,比如人们发出“0”的声音,频率不变则没有意义;音调如有变化,当变成阳平(第二调)就表示“哦,怎么啦?”,这里带有疑问的含义,如再变为去声(第四调),那就表示“啊l我明白了l”,说明问题得到解决,同样三个“0”,其嫡(H)从客观方面看是相等的,但意义却不相同,而且这些不同意义的信息是否能够为信息接受者所理解,理解的程度又如何等等,也因信息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关于信息的意义问题,涉及信息发送者发出消息的含义如何定量,同时也涉及信息接受者对发送者的意图的理解程度如何定量,因而涉及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双方的主观因素。 有效信息是指信源所发出的消息被收信人收到后所起的效果和作用(亦称信息、的价位)。同样的消息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其价值和效果可以完全不同,所以有效信息亦称相对信息。信源发出某一消息,其内容相同,信息墒(H)相等,但对不同的人具有不相等的价值。而同一条消息,对同一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其价位也不一样。 1968年贝里斯(M.Belis)和高艾斯(s.Guia,u)①对信息的量和质(信息的效用)统一迸行考虑,首先提出信息的“量一质”统一量度。他们在已有的有关参量外引人新的参量,即在申农的信息结构中,引人表示实效性的“有效分布”u这一新的重要参量,U=(u、,u:”一u.),每一个u。是第i个事件出现的效果,有效信息的结构S为EUP。。。。。。E::::::…{E姚仇EulPIree..‘wesell‘﹄一一其中,E={El,E:,……En子代表抽象的随机事件集,p={pl,p:,上的概率分布。由此可以推导证明,得到有效信息I(P,U)为……pn蛋为遍于事件Em1(p;u)一k艺uip“ogp其中。会。,工p,一1,k的意义同于申农信息量公式中所用的,它是与选用的信息单位有关的常数,如取以2为底的对数时,单位为比特,则k二1o当系统对所有事件有效性之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时,则u、=u(对所有i),就有:n1(p;u)一ku艺Pi‘ogPi==uHj=1该式表示这时的有效信息是“量”的信息u倍。当有效性都是1个单位,即u,=u=1(对所有i),则I(P;U)=I(P)=H该式表示还原为申农的负嫡,可见“量”的信息是有效信息的特殊情况。①后来有人把贝里斯和高艾斯二人所提出的量质统一量度信息称为“有效信息”。 1977年加拿大的詹马利(G.Jumarie)研究了“相对信息”,他把信息、信源和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地进行考虑,在数学上作为一个三元组进行处理,由此导出与观察者相关的四个变量以及相对于另一个观察者的相对信息。他认为,对于给定的某个实际总体U(它可以是生物总体、社会总体•一),给定的观察者R(即信息使用者),给定了观察者R的一个系统(SIR)—它是总体u的某个子集,系统(sIR)同它的环境(515)交换信息,可以由四个状态变量来描述:内嫡H;(sIR)一R拥有的关于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量,外嫡H。(sIR)一s拥有的关于它的环境(乳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量,它具有相对论中的时间性质;目标V(sIR)一系统希望执行的目标,变换势W(SIR)一信息在系统内转换的效率。所有这四个变量都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观察者R,被它所制约。这四个变量类似于相对论中的时空变量,因此可以对它们施行洛伦兹变换,由这个变换就得到另一观察者R‘的相对信息:内相对信息I,(SIRIR’)一由R提供给R’的关于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外相对信息I。(sIRIR’)一由R提供给R’的关于S的外部结构的信息。同样可以进行多级变换,从而得到多级相对信息。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申农信息是相对信息的特殊情况,而模糊信息也可以看作是相对信息的特例。这样,对相对信息的描述就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语义信息和主观信息(它们随观察者不同而不同)进行研究。②关于语义信息、有效信息、相对信息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总的说来,还不够成熟,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模糊信息是指现实世界中有一类事物的信息其界限是模糊的,呈现出亦此亦彼性,没有明确的界限,如疾病信息:血沉快、心率慢、胆固醇高、血压低等等,这种快与慢,高与低的界限都是很不明确的。模糊信息对应的不定性是由消息本身内容与含义的模糊度的性质引起的,而模糊度则由模糊集的测度来定义。所以把建立在模糊集合论基础上,研究由于消息①王鼎昌:““量一质”信息与控制系统”,《信息与控制,,1981年第1期,第5一6页。②钟义信:“信息的现状与未来”,《北京邮电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一73页。本身内容与含义的模糊不确定性而引人的信息称为模糊信息。 1965年美国控制论学者(L.A.Zodeh)提出了模糊集的概念,开辟了模糊数学这一重要研究领域。1968年他在另一篇题为:《通信:模糊算法》中提出模糊数学可以用于信息处理。他说:“所要介绍的概念在性质上虽然是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但最终将证明它在很多问题,例如信息处理、控制、系统辨别、人工智能,或是更一般地说,在包含不完全或不肯定的数据决策过程中都是有用的。”①以后不少学者对模糊信息进行了不少工作。1972年意大利人A.德路卡(A.Deluca)首先研究了纯模糊性所引入的不定性,将申农的概率嫡的概念移植到模糊集上,定义了建立在模糊集合上的非概率的模糊嫡。②由于模糊性与随机性在本质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一般模糊性是指事件本身内容及含义的不确定性,而随机性则指事件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在实际活动中,研究模糊信息是否发生,既要考虑消息本身内容的模糊不定性,又要考虑模糊事件是否发生的随机性上的不定性,有人把这种具有双重不定性的信源称为广义信源,其信源嫡称广义嫡,要用概率、模糊集合、模糊事件概率对其进行定量描述。③当然,在模糊集合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嫡”和信息概念,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许多方面并不统一,因此,要建立系统的模糊信息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作者:周桂如 王雨田 单位:北京邮电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科学理论论文:基于先验性的科学理论论文 一、考察科学理论的两种哲学观念与共通的同构式表达机制 理论陈述的恰当性(尤其是它的真值)则取决于它或它的推论是否恰当地描述了这些事件,或者说我们可以对如何确定这类陈述的真值持有一种符合论或接近于符合论式的观点。这种直接的描述或间接的、通过对应规则和逻辑推理转换的描述都表明在理论的陈述观看来科学理论具有表达作用。而且,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用于表达的科学理论陈述诸成分与被表达项应该具有某种映射关系。还有,哲学可以进一步对理论陈述的被表达项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进行探讨。比如,我们可以讨论理论陈述中的名称是否可以指称实际存在的科学对象(特别是不可观察对象),理论陈述所描述的情况如何符合我们人类所观察到的经验现象,等等。而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观提供了对科学理论的表达功能与表达机制的另外一种刻画。首先,理论模型观认为科学理论的本性就是一个模型族,而且这些模型一般都会被视为一种数学结构,这些数学结构相互之间至少具有部分的同构(isomor-phism)关系———大多模型观的支持者都追随结构主义(sturcturalism)的刻画,认为理论模型是一种集合-结构(set-structure)。于是,科学理论的表达功能就应该由这些模型来行使。比如,Sneed认为理论的表达就是以拉姆塞(FrankRamsey)式的方案通过集合论谓词的刻画来给出理论的经验性断言(empiricalclaim)。在他看来,理论所蕴涵的拉姆塞语句(Ramseysentence)就是它给出的一个经验性断言:对于一个包含两个部分的理论F(珔T,珚O)而言,典型的拉姆塞语句就是“tF(t,珚O)”。需要注意的是,与陈述观对拉姆塞语句的看法不同,珚O不是陈述观意义下的一阶语言中的可观察词项/谓词(相应的,珔T也不是单纯的理论词项),而是一个特殊的只含有经验性内容的集合论谓词(set-theoreticpredication),而这个集合论谓词其实就是对一个集合-结构或模型的定义。 因此,这个拉姆塞语句的意义事实上就是表明,对于该理论而言,存在一个特定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模型,而且它与理论模型有重合的部分珚O,因此显然也与理论模型族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还有,因为集合-结构本身只是一个数学结构,由它刻画的“经验模型”就未必符合传统哲学对“经验”的理解,所以这种“经验模型”其实首先是一种数据模型(data-model)。从上述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理论观在表达层面上确实具有显著的区别。陈述观认为理论陈述直接就表达了某些特定的项,这些被表达项之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具有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而模型观则认为只有模型才能进行表达,而且被表达项仍然是结构化、模型化的,并不能刻板地采用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概念去刻画这些被表达项。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两种理论观的表达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有那些显著的差别,可是其机制仍然具有一种共通的特征———同构性。尽管同构性是模型观显明地引入的概念,可是根据陈述观的刻画,理论陈述在进行表达时,它的各个成分应该对被表达项形成进行某种映射,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在表达成功时理论与被表达项应形成同构关系:名称应指称实在的对象或至少指向某个语言实体,谓词应精确地描述对象、事件的状态与相应的现象等经验内容,由这两者组成的完整句子应该符合相应的事实并因此而为真。即使按照反实在论的观点,理论实体的名称并不指称任何对象,理论陈述也并不字面地为真———比如遵从范•弗拉森的看法它的真只表明陈述具有经验的恰当性,谓词仍然应该精确描述现象、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内容。这一点也仍然预设了它和经验内容具有同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模型观有可能提供与陈述观不同的语义学-形而上学刻画方式,包括指称与相应的科学的对象/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论断、以及对理论陈述真值的刻画,可是它更加强调了理论模型应同构于经验或数据的模型,这种同构关系也因为经验数据模型的结构化而显得更加清晰。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进一步地讨论模型自身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也就是说,无论采取陈述观还是模型观的方式理解科学理论,也不管这种理解背后所遵循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只要这种理解要求科学理论有所表达并且至少表达某种具有经验意义的事物,那么这种表达机制的基础就是同构关系。表达的恰当性标准其实就是理论与被表达项的同构程度能否达到预定的标准。 二、表达、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与怀疑论 无论理论的陈述观和模型观采取何种方式刻画理论的表达机制,我们都无法否认表达本身在对科学理论的哲学考察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论表达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能恰当地表达”这样的问题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对理论的被表达项进行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刻画和阐释;相反,当我们需要对科学理论进行哲学式的阐释和刻画时,这种阐释和刻画通常都会和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科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时候,它的理由通常都会被认为是科学理论必定在进行恰当的表达。传统知识论通常给出一个命题何以是知识的JTB(justifiedtruebelief)条件,即某个人具有命题知识P,当且仅当他相信P,而且P是被证成的真命题。在这三个条件之中,真值条件与证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都与表达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科学理论而言,这两个关键条件其实通常都需要引入表达及其恰当性来进行刻画。如果我们以陈述观来理解它,那么一个科学理论陈述为真是因为它恰当地表达了某一类事实、因果机制、物质对象的性质、关系等等,而对它的证成则相当于以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论证表达的恰当性。这种论证即引入确证(confirmation)或证伪(falsification)等方法论,其原则都是根据理论陈述的某个逻辑后陈是否恰当地表达了某项事物(如特定的经验现象)来考察理论陈述本身的真值。这一点即使在模型观看来也不会有根本的转变———尽管在模型观看来理论陈述的真并不与表达直接相关,它也不可能被表达直接证成。可是如果把一个理论模型看作知识,那么引入、使用这个模型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仍然被持有模型观的学者归为模型表达的恰当性,对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同样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基于表达恰当性的证成过程。总之,将知识与表达、尤其是将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实质性地归因于表达、而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和传统,这一点不会由于我们将理论刻画为陈述还是模型而有所改变。在此之后,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通常被认为是处于物质和知觉世界中的对象、现象或经验、感知,或者是对上述事物的模型化刻画。 即使是物质世界中的对象也同样是那种只能通过观察与感知等经验手段为我们所知的对象。于是,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知识就是一种经验的或后验(aposterior)的知识,对它的证成自然也是一种验后证成。这最终还可以导出由科学理论知识所可能具备的其他特征也与表达有关,如客观性说明被表达项(对象、事实、经验现象或模型)在形而上学上独立于理论和对理论的认知、使用;合理性之前其实已经提到,说明理论应该通过对其逻辑后陈等表达的考察而得到恰当的证成;普适必然性则同样归因于被表达项的某种形而上学特征,而且理论应该试图表达出这种特征。尽管JTB条件因为盖梯尔问题等而受到挑战,可是回应这种挑战的方式其实并未实质性地超越这种将科学理论知识属性直接归因于表达的传统。典型的回应对JTB条件挑战的方式包括内部主义(in-ternalism)和外部主义(externalism)。内部主义的方案即修改JTB条件或在此基础上增加新条件,以更严格地刻画什么是证成。但这只是试图更加严格地刻画知识拥有者应该如何论证知识的表达恰当性而已,在科学哲学对确证理论的讨论之中也早有类似的方案。外部主义的实质都是将命题知识的真与证成诉诸于可靠的认知心理与神经机制。可是,这其实只是在直接使用特定科学理论知识去描述那些知识的发生学过程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于是就并不是一种对命题知识属性的辩护,更加不会实质性地挑战科学理论本身的知识属性与表达的关系。这就更能够说明科学理论知识与表达形成了看上去牢不可破并且非彼莫属的紧密联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大量围绕科学理论的哲学争论都可以被重构为针对科学理论是否是符合表达恰当性要求的知识这一问题的怀疑论挑战,以及对抗这些挑战的相应辩护。这些怀疑论质疑的都是科学理论在进行表达时,被表达项是否具有客观性(如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普适性(如关于定律的争论),科学理论的表达机制是否恰当、可靠、能够得到客观有效的检验(如关于经验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等等。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为,关于科学理论知识的各种怀疑论挑战其实都是对科学理论的表达能力、表达机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挑战。 三、成为对抗怀疑论根本困难的同构表达机制 事实上,知识与表达、同构如此的密切关系不仅提供了怀疑论得以产生的温床,同样也给对抗这些怀疑论设置了几乎难以解决的障碍。如前所述,由于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评估科学理论的表达是否正确与恰当的方式无非就是确定那些理论可能表达的语义内容确实是否具有如同理论语言结构所给出的那些成分与结构。可是,那些语义内容的成分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告诉我们的。比如,对于某个对象及其性质而言,我们确认一个理论恰当地表达到它的方式无非是确认到该对象与相应的性质造成了一些特定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经验效果。可是这个由对象、性质产生效果的事件中仍然包含理论试图表达的那个项,而且恰恰是这个理论本身告知我们这个事件确实是如此发生的,否则我们最多只能得知其经验效果。于是,以那些只能通过理论表达的方式提供的知识去为表达的恰当性辩护就成为了一种循环论证。面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反应似乎就是确定一些不需要通过表达即可以被“直接”获得的项(比如感觉材料sensedata)以作为表达的基准。这些被“直接”获得的项应该是足够清楚的,或者说即使可能不够清楚,对它的确认与辩护也与表达无关。于是,科学理论至少可以没有疑问地同构表达这些项。具备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项似乎就是人的知觉经验,即认为可观察现象等经验内容是认知者能够“直接”获得的,因此它很可能清楚而分明。 有些比较极端的论点甚至会认为科学理论最多只能表达它的经验内容。这也是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或科学理论语义学中的工具主义、建构经验论等观点的基础。不过,那些“经验内容”是否确实能够被清楚而分明地获得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经验的本性是什么仍然需要关于心灵、感知与认识论之哲学的讨论;其次,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活动的某些特殊性,科学中“经验内容”与哲学传统中的所谓经验很可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导致对科学中“经验现象”组成与结构的确认、辩护方式都需要新的理解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种新理解来重新刻画一般哲学中的经验是什么)。比如,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等已经试图对感知给予自然化的、甚至是基于特定神经机制的解释。如果这种解释能够彻底地刻画人的感知,那么所谓“经验”无非是那些神经机制在接收特定刺激时给出的输出而已。不过这样的解释恰恰在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去同构地表达某一类特殊的因果事件,这种同构表达本身就需要辩护。即使感知不可能被完全自然化,可是科学中的“经验内容”严格地说并不完全是(甚至大多数都不是)人感知到的那些东西。比如一种特殊的仪器,它的液晶面板会显示红色的、被某些科学概念所命名的数字,于是使用这种仪器的实验者会感知到一些红色的具有特定形状结构的数字符号。可是任何实验者都不会将这种感知本身视为本次实验所给出的经验结果,有资格成为“经验内容”的只能是那个数字所代表的特定科学概念的值。而且,如果极端地强调任何经验内容都只能是人自身感知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关于科学的知识观将陷入主观主义的境地,“观察渗透理论”问题即反映了这一点。这一问题恰恰说明如果将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局限于人自身感知到的东西,那么其表达的正确性、恰当性将最多只有感知者自己才能确认,而且第三者了解被表达项的方式同样只能是借助于理论的表达。从而,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失去了可在第三人称下交流的客观知识属性,对它的辩护又只能是那种循环论证,这就正是怀疑论所希望造成的后果。如果科学中的“经验内容”只能是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中特殊仪器的输出,这同样面临为科学理论同构表达提供辩护的困难。这种“经验内容”至少应部分脱离人自身的感知而受到实验仪器、实验观察手段等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现象仅仅由一个孤立的科学理论表达。为了使理论能够正确地同构表达该实验观察结论,我们应该考虑到实验仪器、观察手段等对结论的影响以清楚地刻画实验观察结论的样貌。如果这种样貌本身是清楚的,作为表达项的目标理论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同构表达这个实验观察结论。可是,对这种样貌的刻画本身就需要引入对实验仪器的工作机制、实验观察手段的工作机制的描述,而这些机制本身就很可能由另一种科学理论同构表达(尤其是那些精密、复杂的仪器)。比如上一段提到的那个仪器,它有能够显示红色数字的液晶面板。那么为什么它显示了这样的红色数字,并且可以认定这种显示就反映了实验需要获取的经验性结论?这就需要由液晶面板的工作原理和仪器的输入端经过一系列仪器因果机制链条的传递对液晶面板的影响机制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恰恰需要相关的理论表达。于是,这种对理论“经验内容”的理解同样不可能绕过如何辩护表达中的同构性这一问题。还有,从科学理论的模型观来看,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局限于上面提到的哲学传统中的感知觉范畴并不恰当,甚至会造成很多混乱。之前已经提到,理论的模型观会认为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数据化的)模型,于是它不可能是那种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 相反,考虑到两种理论观之间的差别,如果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刻画为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那么其附带的后果就很可能是不得不只接受理论的陈述观———而且如果强行认定即使理论满足模型观,其“经验内容”的实质也是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这也很可能相当于认为理论的模型观与陈述观没有实质性区别。可是,模型观本来就应该与陈述观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相比之下模型观还有很多优势。例如,在科学实践中有大量模型事实上并不表达自然界中的对象或人的知觉经验,如质点、理想气体、经典牛顿力学下的黑洞等,可是这些模型依旧给我们提供或至少启发了大量的知识。而且如今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已经高度数学化,而相对于陈述观而言,模型观能够从理论结构的方面更加恰当地刻画科学理论的数学特征,而且可以从这些数学特征出发更好地理解理论的变迁与发展。最终,在哲学上,前两点很可能说明从科学理论的语义学和解决科学统一、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等问题的角度来看,模型观对科学理论的刻画是更加恰当的。比如,对于科学理论的经验证据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模型观对所谓“经验证据”的模型化、结构化处理方式很可能比陈述观给出的简单表达关系更满足科学实践,尤其是更符合模型和实验设计、测量的实际关系。由于模型观已经将科学理论的语义(如它的“经验内容”)视为具有特定结构的模型,仅从表达本身来说表达中的同构关系是非常显明清晰的,可是为何其语义是这种结构的模型又成为了问题。尤其是理论的语义内容毕竟应该要么是某种客观存在,要么是某种心理内容,而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纯粹数学形式的结构。因此,在波提迪斯看来实际中的科学理论模型和实验的关系要比理论模型观给出的数学形式刻画更加复杂。这就表明科学理论的模型化确实应该具有相应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根据和理由,而且这种根据和理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模型在恰当地表达某些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或人的知觉经验。否则,这就不但会重新混淆模型观与陈述观,而且仍然还是会引入表达及其同构机制,当然也就同时面临之前提到的所有相关辩护困难。总之,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集中于对设想中被理论表达的项是否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以及理论是否真的与这样的项同构的怀疑。为了消除这些怀疑论,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说明被理论表达的项确实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可是这就相当于我们需要获得关于被理论表达项的相关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证成科学理论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于表达(甚至是与辩护目标理论直接相关的表达),也就是一种后验知识。论证的目标则恰恰都是为作为后验知识的科学理论知识提供合理性辩护(也就是证成),这最终都会导致循环论证。如前所述,即使通常被认为最基本、最清楚的所谓科学理论知识的“经验”内容都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证或者即使勉强摆脱也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将科学理论知识刻画为基于表达的后验知识并认为对科学理论知识只能给出验后证成,这在本质上将无法摆脱怀疑论的困绕。 四、超越表达: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和先验证成 如前所述,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在根本上都针对于科学理论知识作为一种后验知识和对它的验后证成的合理性、有效性、充分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以基于同构性的“表达主义”理解科学理论知识很可能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一组相互关联甚至等价的概念:同构性表达后验知识验后证成其中,同构性与表达是理解这个概念组的语义学角度,而后验知识与验后证成则是知识论/认识论的角度。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怀疑都可以追索到对整个概念组的怀疑。如果要对抗这样的怀疑论,我们就不得不认为科学理论知识除了具有基于表达的后验属性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既说明科学理论知识在语义学上不仅仅是在表达,同时它应该有助于刻画、确认与辩护科学理论知识进行同构表达的恰当性。那么,这样的知识属性到底是什么?由于这种知识应有助于为理论能够有效地进行同构表达提供刻画、确认与辩护,那么它必定能够以不借助于表达的方式刻画被理论表达项的结构、组分,当然它同时也应该解释、确定为何理论能够和这样的被表达项同构。而之前已经提到可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一个选项———“直接”的感知经验其实并不能满足进行这一系列辩护的最终目的,这其实也就说明直接借助于经验的其他论证都不能满足要求。于是,这种知识属性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那些先于经验的即可成立的属性,并且这些属性应该成为论证理论进行恰当同构表达的前提、条件,其实也就是科学理论成为恰当后验知识的前提、条件。 这就说明科学理论知识应该具有先验的特征,这种特征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即理论应该具有并不需要被表达的语义内容。而且,这种特征也进一步说明除了对科学理论进行验后证成以外,还需要对科学理论进行先验式的证成,两种证成的结合才能够完整、充分地证成一项科学理论知识,甚至应该强调的是先验证成是验后证成的基础。如何刻画满足上述要求的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根据上述提示,这相当于回答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科学理论同构地表达某种语义内容是何以可能的。”我认为科学理论的模型观已经为回答这一问题给出了一定的提示。理论模型观的语义学实质就是将科学理论的语义内容进行结构化、模型化的处理,这本身即有助于确定理论和它表达的内容的同构关系。问题无非在于如何以先验的方式刻画、论证这种结构化、模型化的恰当性,从而避免仅仅将它们视为借助于数学的特殊形式化处理而已。而且可以注意到,理论模型观以模型和结构去刻画其语义内容,这本身就说明这种理论观并不完全遵从“表达主义”。那么,只要不将模型化的理论语义内容简单地视为物质世界的对象、性质或经验现象,这样的模型本身就很可能具有先验的特征,于是对这种模型化的恰当性论证也就成为先验证成。更具体地说,我们很可能在以下的两个方面发现理论模型知识所具有的先验特征:1.理论模型通常是数学结构或抽象的概念结构,如果它应该具有先验特征,就很可能说明这种数学或概念的结构是一种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存在;2.在第一种特征的基础之上,由于模型观中理论陈述的真值应满足模型论语义学的要求,这就说明我们应该对理论陈述的真与真值采取和“表达主义”并不相同的理解方式。 作者:谭力扬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初中英语科学理论论文 一、实施过程及效果 1.做好语音教学 要先让学生掌握好语音知识,这是基础中的基础。梁仪在认为,“语音是学习语言的基础。”英语语音是七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重点,在第二学期的期末阶段,全班应该有超过90%的学生能够将48个国际音标正确地读出来,而且还能够做到根据音标读准单词,还能根据所听到的读音来写出较为简单的词汇。在课堂教学中要有计划地落实语音教学:学26个字母时,教师可以先从归纳字母读音入手,能够将字母以及音标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且还要讲授部分比较简单的发音要领;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分解单词的音标,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开音节、闭音节,分清辅音以及元音,能够准确地朗读长元音以及短元音;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运用单元综合技能训练课,最大限度地配合教材的单元语音练习任务,有步骤地学习相关的语音、语调内容,例如,重读、连读、浊化以及字母组合和失去爆破等。从人教版《新目标》英语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来看,在“Isthisyourpencil?”这个语音教学片段中,要掌握的主要内容是辨别元音音素[i藜]以及[e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如下操作:首先教师讲解双元音[i藜]以及[e藜]的发音方式,然而开始相应的听辨音训练。它要求学生能够听辨音标,而且教师也要向学生朗读以下成对出现的单词:hair-hear,ear-air,dear-dare,fare-fear,beer-bear,chair-cheers,然后让学生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所听到的元音,可以按照下面步骤进行T:hair;Ss:[e藜];T:hear;Ss:[i藜];然后让学生听辨单词,教师要随机地朗读以下的词汇:hair,hear,ear,air,dear,dare,fare,fear,beer,bear,chair,cheers,而且还要让学生能够根据所听的内容圈画出教师所朗读的单词。在此基础上,要开展相应的口头训练。要求学生熟练朗读下面的句子:(1)Dear,IhavetwoearsandIcanhearyou.(2)Pleasedrinkthebeeronthechair.Let’scheers!(3)Dareyoucutyourhairintheair? 2.善于复习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要在将记忆内容遗忘之前,尽可能早地、有规律地进行复习以及运用。教师和学生可以听、读,也可以写,还可以说出来,这样不断重复以及运用,就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些单词。例如,学生在学习单词apple时,可以说,Applemobilephone,也可以假想吃苹果时想起apple,教师也可以向学生讲授俗语,“Oneappleadaykeepsthedoctoraway.”这样以来,不仅掌握了知识,还想起了现代科技,还学到了如何养生。 3.语境学习法 在运用语境学习法开展词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初中生的认知特点有清楚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教师要能够熟练地创设多种语境,这样就能够为学生借助不同的句式或前后文学习单词提供较好的语言氛围。例如,教师在讲到新单词water时,可以拿来水瓶浇花、也可以喝水等,这些场景都是学生们很熟悉的。教师要及时地向学生展示下列句子(1)Iwanttodrinksomewater(.2)Imustwaterthemeveryday.学生从这两句话中就能够大体上把握住(1)句中的water含义是可以喝的水,(2)句指的是动作“浇水”。在这种语境下,学生能够很好地接受water一词的用法以及词性。 4.开展实物、图片、游戏教学 考虑到初中生的认知特点,他们更能够接受实物以及图片。那么,运用这些方式,可以让学生学会更为丰富、生动、形象、直观以及立体的词汇,学生也会牢记这些单词。从初中英语来看,绝大部分名词以及动词都是用来表示非常详细、具体的时间、人物、地点、事物以及动作,如watch,clothes,cup,smile,jump,run等。这些单词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场景、实物或多媒体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还刺激了学生的诸多感官来感知词汇,从而加深对词汇的印象。因此,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搜索、选取和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素材。例如,在教授七年级下Unit11Whatdoyouthinkofgameshows?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浏览当地影院首页的相关内容,学会talkshow,soapopera,sportsshow,sitcom,gameshow等词语,这样不仅很好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还较好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5.教授构词法知识 初中阶段很多英语词汇的构成和含义有着较强的规律性。因此,如果教师能够向学生教授一定的构词法知识,就能够很好地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在猜测词义方面的技能,从而不断提升学生词汇学习时的自信。比如,可以利用已经学习过的单词health来推断出healthy、unhealthy的含义,也可以根据teacher推测出teach、teaching等派生词的含义;利用非常熟悉的meeting与room,class与room,让学生推断出meeting-room以及classroom的含义等,这都能够很好地让学生迅速而有效的掌握相关词汇。 6.让学生自由交流 从英语学科来看,它属于语言学科,不仅要听读、写译,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也就是交际。交际是语言学习最为主要的目的之一。因此,人教版教材仍然坚持了“交际教学法”。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Freetalk的教学模式来引导出一些生词。例如,在教授七年级下册Unit9Howwasyourweekend?时,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询问学生:“Didyouplaysportslastweekend?”“Whatdidyoudolastweekend?”“Whatdidshedolastweek-end?”学生往往就会脱口而出一些词组,例如visitaperson,gotothebeach,stayathome,dosomereading,studyforatest,playbasketball,cleanherroom等。通过此过程,就能够很好地引导出本节课的一些生词,而且也能够引导学生在自由交流中学会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二、总结和反思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词汇教学却又不仅仅是需要理论支持,而且还要依据学生的认知特征、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教师科学的方法和指导等相关因素。因此,对广大初中英语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实施初中英语词汇教学,要尽可能地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更好地提升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实效性。当然,广大教师要结合本地区、本校、本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具体情况,做好针对性分析与调查,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词汇教学方法。教师也一定要勤写教学反思,分析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式、手段以及途径等是否能够真正帮助学生迅速地掌握词汇。如果效果好则要发扬下去;如果效果不好,则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便更好地开展初中英语词汇教学。 作者:钟灵娇 单位:广东省紫金县附城中学 科学理论论文:病例导入式科学理论论文 1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基本概念及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将生动形象的典型内科病例应用于理论课教学,有助于抽象的医学理论具体化,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学习动机,改变既往“灌输式”教学中单纯理论知识的堆积,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在病例导入式教学中,结合代表性病例适时提出问题,可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并分析讨论,做到医学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有效启发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 2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2.1精心选择案例 典型病例准备是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成功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教师选择病例时,必须紧紧围绕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充分考虑病种、发病机制和诊治的典型性、针对性,精心选择合适的病例。按学生现有知识水平,如有一定的临床知识积累时,可以适当选择一些稍难的病例,给予学生一定的临床思维训练,有助于其理清疾病的诊治思路,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2合理准备问题 问题的准备与设计既需要考虑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又需有一定的发散性与挑战性,注意问题的难度与知识掌握之间的平衡,使其有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学生刚接触内科学时,可以设计基础问题帮助其熟悉临床诊疗程序与思路;而后,随着临床工作的逐步开展,可以设置一些复杂或疑难病例,使学生通过主动学习与思考,达到深入理解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目的。 2.3理论实践相结合 单纯病例介绍与理论讲授难免枯燥乏味,因此在理论课讲授时,要让学生有由理论到实践、再结合理论的过程。因此,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首先给出典型病例、提出问题,再对疾病的发生机制及临床诊治予以深入阐述;随后,在教师带领下,让学生接触代表性病例,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整理疾病诊治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展开讨论;最后,学生分组总结该病种的基础知识与临床诊治要点,分享学习体会,教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发言加以点评和归纳总结,并对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4课后案例提高 理论授课的完成不代表教学任务的完全结束,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有助于其对学习内容的强化,有助于学生巩固已学知识,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既往多布置选择题、名词解释和问答题,注重知识的记忆,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临床思维的培养。为此,我们建议在课后布置思考题时,设置简单案例,并将教学大纲所要求掌握的内容结合案例设置为问题,促使学生将分散的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有序的梳理和应用。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3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实施经验总结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对教师与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教师必须对所提供的病例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与掌握,并且能够引导学生对疾病本身以及疾病背后隐含的知识加以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其形成解决问题能力,而这对于病例导入式教学法的开展非常重要。其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重要理论概念的讲述不能忽视,不能光讲临床诊治而忽视教学大纲的要求,必须注重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的结合与融会贯通,因此,合理的教学计划至关重要,必须兼顾理论讲授与病例讲授。 再次,在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引导非常关键,病例导入式教学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病例问题的创设和课堂讨论的开展,病例讨论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很多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论或尚未阐明之处,这就需要教师把握好问题讨论的具体环节和进度,在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 最后,师生的共同协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包括理论学习、接触患者以及探寻病例所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法等,从而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思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不断地调查研究、释疑解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 4结语 总之,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引入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可使学生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从而系统学习临床医学知识,培养临床思维,形成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 作者:蒋炜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科学理论论文:中医系统科学理论论文 1系统科学概况 系统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自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系统打交道;在人类知道系统科学之前,就已经在进行辨证的系统思维了;我国古代的农事、医药、天文、工程等方面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朴素系统科学思想的自发应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结构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概括已有科学技术分支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和创立的。他从三个层次概括了建立系统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指导;二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在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为认识、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的学科结构包括一门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三门技术科学,即控制论、运筹学和信息论;以及一门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总体而言,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到研究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只要具有系统的特点,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淫、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3展望 迄今为止,中医医案的系统研究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地改良以适应中医医案研究的需要还应不断探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运用系统科学建立医案结构化模型并进行规律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开展这一研究,能够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医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风格,充分展示其临床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和思维特质;亦能够变革中医医案的现有形态,使医案的研究和学习真正成为与中医学性质相一致的系统工程。总之,这种研究方法能够集中医专家、系统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共同智慧,为医案研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余地,也为医案研究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综上所述,系统科学对思维科学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将医案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医医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作者:熊丽辉 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教育的现况和教育理论简述 作者:冯羽 单位:上海科技馆 HPS教育理论 H(HistoryofScience)指科学史,P(PhilosophyofScience)指科学哲学,S(SociologyofScience)指科学社会学,HPS教育旨在扩展科学教育的视野和科学教育的内容,提倡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多个视角来筛选、编排科学教育内容,以期使科学教育能真正地、有效地、全面地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HPS教育的三个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裴新宁认为:“缺少了史学和哲学,不会形成完整的科学概念,我们接触科学,一定要看到科学的真实”。科学最起码可以从三个纬度去解释,作为知识的科学,作为探究的科学和作为社会交往的科学。第一个维度,科学不仅仅是静态的知识,它还包括认知的过程。要想真正理解科学知识,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同时也知道它怎么来的,这就是哲学,科学哲学(P)就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第二个维度,科学需要探究,需要花时间,甚至五年八年二三十年进行研究都是可能的,这样一个探究就是史(H)的维度。现在中小学强调科学探究,就是为了探究这个知识怎么来的,科学家当时怎么研究的,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去再现这个过程。第三个维度,科学是社会对话的结果,是共同体,这就是科学社会学(S)的维度。一个成果为什么二十年后才能得到诺贝尔奖金?这是因为科学是与社会不断对话的结果。比如,虽然我们现在科学非常发达,iPhone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但是这个和大众的距离似乎并没有缩短,为什么?就是科学与社会的对话没有做好。我们不懂为什么要iPhone4S,不懂每个技术背后都有哪些创意的历史和文化,而事实上法国人、美国人在用iPhone的时候不只在用技术,而是让技术真正成为生活中潜在的一种工具和文化。 HPS教育如何推进科技馆科学教育 我国的展览往往是单一强调Communication(互动性)、Scientific(科学性)或Philosophy(哲学性),很少有一个整合在一起的展览。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用HPS教育理念才能推进科技馆科学教育呢?第一,内容策划方面。科技馆里任一展示主题的说明和展教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人们了解过去、认识当代和思考未来,所以做一个展览内容策划,一定要有科技史的展教内容,只有做到以史为荣、以史为鉴、才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深入思考和智慧启迪。展览中孤立的知识点的解读和实物的展示还不如翻阅资料或网上查询更方便,因此,我们在做内容策划上要紧紧围绕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三个维度来阐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建立用三维的角度去看科学、看世界的方法。第二,教案编写方面。要打破科学教育长期以来只关注“科学知识的结构和逻辑”的这样一种封闭的学科本位思想,提倡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多个视角来筛选、编排科学教育内容,提倡在科学教案编写中适当加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科学元勘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学习到完整的科学,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提高科学素养。在科学教案中融入HPS教育理念,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背景,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对概念有更深刻地理解;而且有了人、事、情感的参与,使科学教育沐浴在人文关怀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拉近了学生与科学以及科学家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学生对“科学的仰慕”变为对“科学的投入”。第三,科普老师培养方面。科技馆里的科普老师对科学的想象可以直接影响学生到科技馆参观学习时对科学的理解。高水平的科普老师队伍是普及科学教育、提高科学教育水平的前提,科普老师也是HPS教育引入科学教育的重要传播者。因此,我们科技馆管理者要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培训科普老师教育思维方式和观念等紧密相连起来。四、结语HPS教育基本思想就在于:坚信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教育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这些学科的有机融合,才能使科学教育变得更有效。我们用HPS教育的方法来推动科技馆的科学教育建设,不是单纯欣赏或是崇敬科技工作者那些建树当代惠及后代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在科技发展的足迹中去体悟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探索的智慧和方法。回望和审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源流,特别是在源头,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是不可分的。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作者:王曰飞单位: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指导民俗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民俗学优秀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等,具体请详见。 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优秀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优秀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议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 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带来文化教育的大发展,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会在下一个世纪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届时,人们的文化意识将会普遍提高,对于民俗文化的重视程度将明显加大,民俗学将会在未来社会科学发展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评价标准分析论文 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凡卓有成效的科学家,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对科学理论评价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科学大师,他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还是那么引人入胜。本文主要就爱因斯坦的有关见解作一阐释,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两个评价标准——“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 晚年,爱因斯坦把自己在科学实践中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和提炼。在“自述”(1946年)这篇有名的回忆录中,他在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之前,论述了批判各种物理学理论的普遍观点。爱因斯坦明确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有两个标准。他认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薹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分别称这两个标准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它们可以看作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 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地少。”(pp.5~6)就这样,爱因斯坦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评价科 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而且认为内部标准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科学史上和哲学史上,像这样径直从两个方面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标准的,恐怕很少有先例。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对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文献中所谓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后验标准和先验标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爱因斯坦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有相通之处。 二、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 爱因斯坦曾多次论述过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像所有的自然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对理论的“外部的确认”。他认为,即使观念世界是不能用逻辑的工具从经验推导出来的,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但这个观念世界还是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正像衣服不能离开人体的形状而独立一样。他强烈反对那些先验论哲学家,他们把基本概念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他并不认为思辨比经验高超,并明确指出:“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p.106) 在爱因斯坦看来,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是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他这样说过:“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地必然的,或者是先验地正确的。惟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p.118)我认为,这里的“惟一”,无疑是就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经典力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绝对同时性、绝对速度、绝对加速度等等,在相对论中之所以被抛弃,正因为它们同实验之间不可能有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平面”、“直线”等概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命题: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真理性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p.6)。他后来还说过:“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p.523)这说明,理论的真理性的确立必须在实验检验之后,它是一个后验问题,而不是先验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未受实验检验)时不具有真理性。试问,难道麦克斯韦1864年提出的电磁场方程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才使它具有真理性?难道狄拉克1928年预言正电子的理论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安德森1932年通过实验在宇宙线中发现了正电子才使它具有真理性?这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时本身就具有真理性,它们只是不具有所谓的“现实的真理性”。与此相对,我们不妨称科学理论在未受实验检验时本身所“固有的”真理性为“潜在的真理性”。通过实验检验,这些潜在的真理性就转化为现实的真理性,从而使科学理论焕发出它的现实性和力量。也许可以说,“内部的完美”标准,恰恰就是用来评价科学理论的“潜在的真理性”的。 外部标准固然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是了如指掌的,这也是他相当重视内部标准的原因。综观爱因斯坦的观点,内部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之所以必不可少,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第一,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一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爱因斯坦敏锐地觉察到:“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p.10)爱因斯坦认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由此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构成的,前者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在用外部标准对理论进行评价时,常常可以引入人为的补充假设把反驳事实变成非反驳的事实甚或有利的证据,从而保持理论基础不变。这正如迪昂(P.Duhem,旧译杜恒)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的,预言出现某一现象涉及到若干个假设,即使这类情况的先行条件陈述无误,未能观察到所预见的现象,也仅仅是否证那些假设的合理。为了恢复与观察的一致,科学家可以随意改变出现在前提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拉卡托斯后来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研究纲领有内部结构即“硬核”,它对应于爱因斯坦的基本观念;研究纲领的外部结构即“保护带”,它由各种辅助性的理论假设构成。因此、当经验事实与理论不相容时.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来使理论适应经验事实,从而使“硬核”免遭否证。例如,斐兹杰惹和洛伦兹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的收缩假设就是这样的人为的辅助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判决实验”。我在一篇短文中通过历史事实表明,就连许多人认为是判决实验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当时既没有驳倒一般的以太理论,也没有驳倒流行的静止以太说。奎因也认为,科学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命题和理论组成的大网络;这个网络的四周是具体科学和应用科学,它们与经验事实直接联系;而处于网络中心的是高度抽象的数学和逻辑,它们一般不受经验事实变化的影响,尽管它们并非绝对不可修改。这就给直接应用外部标准检验科学理论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二,爱因斯坦发现:“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以致在两种理论中间难以找出彼此不同的推论来。”(p.115)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关于物种由于生存竞争的选择而发展的理论中,以及在以后天获得性遗传这一假设为根据的物种发展理论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以牛顿力学为一方,以广义相对论为另一方,又是两种理论的推论非常一致的实例,它们都受到同一经验材料复合的支持。尽管这两种理论的摹本假定完全不同,但是要从广义相对论中找出能加以检验而为相对论以前的物理学理论所得不到的推论,为数还是很少的。显而易见,这不仅对理论形成中的“归纳万能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为依据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要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首先必须确定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即确定该理论可用实验事实证实的命题.然后才能着手进行实验,对命题进行评价。但是,这井非总是立即可以实施的,科学家当然也不能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把理论思维停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标准就能够发挥它的特殊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惟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 第四,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部的完美”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p.12)。例如,牛顿力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都与日常经验相一致,它们距离那些可否证它们的直接可观察的东西相当遥远。但是,当人们用内部标准来衡量它们时,却会发现它们是不自然、不简单的。面对牛顿力学,善于深思的科学家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空间是力学过程的无所不在的积极参与者,而它自身为什么不受物体及其运动的影响呢?惯性参照系为什么比其他一切刚性坐标系优越呢?为什么速度是相对的而加速度却是绝对的呢?运动定律中出现的惯性质量也在引力定律里出现,但为什么不在其他各种力的表示式里出现呢?把能量划分为本质上不同的两部分(动能和势能)是自然的吗?爱因斯坦正是从这些问题入手批判牛顿力学的,而不是主要依据实验事实进行评价的。这是他创立相对论的思想基础。 第五,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必须把理论同观察到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在这里,恼人的问题出现了:观察并非是中性的,事实也不是赤裸裸的。观察者是能动的主体,他的观察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一览无余,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观察是受理论指导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观察同一现象,也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观察到的事实要用语言陈述才能与理论比较,才能进行交流,观察陈述本身就包含着理论。这就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因此,用外部标准来评价科学理论,实际上并不是把理论同赤裸裸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而是把理论同通过渗透理论的观察所得到的、包含着理论的观察陈述进行比较,这势必造成了运用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爱因斯坦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同海森伯的一次谈话中承认:观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在我们能够宣称已经在最低程度上观察了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必定能够说出自然界是怎样起作用的,必定至少用实践的语言知道了自然规律。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当我们宣称我们能够观察某种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应当是说:虽然我们就要提出同旧规律不一致的新的自然规律,可是我们仍然假定,这些现存的规律——包括从现象到我们的意识这整个途径——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使我们可以依靠它们,从而才可以谈论“观察到的结果”(p.211)。 第六,实验的检验当然是任何理论的有效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去试一试;由于材料、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设计好的实验都能在短时间内付诸实施。这也是科学家对“自然性”、“简单性”等内部标准感兴趣的原因。 在科学实践中,爱因斯坦十分看重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而且也善于运用这个标准,无论对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都是如此。前面已谈过,他用这个标准评价和批判了牛顿力学,下面再谈谈他运用内部标准对自己的相对论的评价。 谈到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备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p.113)这种说法也完全适用于狭义相对论。由于爱因斯坦深信相对论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即相对沦的逻辑前提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因而他在提出相对论时,就对自己的理论满怀信心。1905年,德国实验物理学家考夫曼(W.Kaufmann)完成了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的质量与速度相依关系的实验,他于1906年宣布,他的实验数据支持亚伯拉罕(M.Abraham)和布赫尔(A.H.Bucherer)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和爱因斯坦的基本结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当时,早在1902年就明确提出了相对性原理的彭加勒马上动摇起来,认为该原理并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样重要的价值(他在1904年把相对性原理作为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之一)。洛伦兹更是十分悲观失望,他在1906年3月8日给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我的电子扁缩的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于是我必须放弃它。因此,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面对考夫曼的实验否证,爱因斯坦并不以为然。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表示,考夫曼的实验数据同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他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总结丁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事实果然不出爱因斯坦的预料,1916年,两位法国物理学家指出考夫曼的实验装置是有毛病的。对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实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是十分自信的。他曾这样说过:“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p.284)转三、“内部的完美”标准的丰富内涵 作为内部标准的“内部的完美”,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外部的确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爱因斯坦虽然赋予内部标准以前提(爱因斯坦又称其为逻辑前提、理论框架、理论基础、公理基础等,它包括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基本关系;爱因斯坦又把基本关系称为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基本定理、基本公理;他有时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统称为基本观念)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的含义,可是他并没有把它确切地表达出来(他认为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竟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能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p.10)。爱因斯坦在“自述”中承认,我们不能立即或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明确的定义来代替这些提示,但是要作比较明确的阐述还是可能的。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在“自述”中并未对作为内部标准的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怍明确而详尽的阐述。因此,在下面我们拟从爱因斯坦在其他各处的言论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出发,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探讨一下“内部的完美”的丰富内涵。 在爱因斯坦看来,前提的“自然性”即是“逻辑的简单性”,而他使用最多的字眼还是后者。所谓“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努力,它要把一切概念和一切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尽可能少的一些逻辑上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公理。”(p.384)显而易见,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是对科学理论形式体系的基础的要求,而不是对形式体系本身的要求;它既不是指理论内容的简单性(相对论的内容是深奥的),也不是指数学形式的简单性(广义相对论用了连爱因斯坦起初也不甚熟悉的绝对微分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惟恐一般人误解他的意思,因而曾直率地表示:“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p.299)他在对玻恩的《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的最后一章所作的批注中写道:“惟一事关紧要的是基础的逻辑的简单性。”(p.442)爱因斯坦在“基础”和“逻辑”二词上加有着重号,其目的正是为了强调他的本意。 爱因斯坦在创立和评价新理论中,十分注意逻辑的简单性。霍耳顿(G.Holton)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代表了一种要把基本假设限制到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少数量的企图。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论文中。除了通过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猜想”(即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以外,只作了四个另外的假定:一个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则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而洛伦兹1904年的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却包含了十一个特殊假设。最近.霍耳顿的学生米勒(A.I.Miller)指出,爱因斯坦不需要把两个观察者A和B的公共“时间”tB-tA=t’A-t’B称为定义,因为它们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同样地,对于光传播来说,惯性参照系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也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各向同性的,那么某些方向就会是优越的;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均匀的,那么某些点就会是优越的。从逻辑基础上看,广义相对论比狭义相对论更简单,但是它的包容量却更大。在广义相对论中,狭义相对论中的不变的平直时空度规失去了独立的逻辑元素的地位,而成为由物质分布的引力场所决定的相对论可变量;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基本原理也不再是独立的逻辑元素了,而成为引力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黎曼时空过渡到欧几里得时空的特殊结果。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p.15) 正由于相对论在逻辑上的简单性,从而使爱因斯坦深信它的正确性。爱因斯坦甚至把逻辑简单性看作是理论物理学和科学的目的之一。他说:“理论物理学的目的,是要以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来建立起概念体系,如果有了这种概念体系,就有可能确立整个物理过程总体的因果关系。”(p.170)他还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p.344) 爱因斯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美学的,他本人也经常谈到科学美,并把美学标准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不妨称其为准美学标准。实际上,美也是简单性,只不过美是从美学角度来讲的,简单性则是从逻辑角度而言的。罗森在谈到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时说得好:“他采取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当衡量一种理论的要素时,他总要提出尖锐的问题:‘这是理智的吗?’一种理论不管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如果在他看来不是理智的(他使用德语中Vernunftig这个词),那么他便认为这一理论不可能对自然界提出一种真正是基本的理解。”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对于一个独立的逻辑元素最少的理论,他从科学家的眼里看到的是简单性,而从科学艺术家的眼里看到的则是美。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彭加勒的名著《科学与方法》。在该书中,彭加勒集中论述了科学美。他认为自然美在于其“深奥的美”,即“潜藏在感性美之后的理性关”,也就是与科学有关的美。彭加勒虽未对科学美的含义做出十分明确、十分肯定的回答,但他把“统一”、“和谐”、“对称”、“简单性”等内容赋予科学美。彭加勒还认为,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科学家投身于长期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彭加勒的这些看法在爱因斯坦思想上引起了共鸣,他说:“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而且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p.204)爱因斯坦也同意彭加勒赋予科学美的内容,这有大量的言论和事实可以佐证。 爱因斯坦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理论的统一。对于没有任何经验体系的不对称性与之对应的这样一种理论结构的不对称性,他是无法容忍的。他把逻辑简单性视为科学的目标。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评价,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和谐”、“统一”似乎是就理论的内容来说的,“对称”似乎是就形式而讲的,至于“简单性”则是针对逻辑前提而言的。例如,在1905年的相对论论文中,爱因斯坦从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就要引起并非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入手,把相对性原理从力学推广到电动力学,不仅达到了逻辑的简单性,而且也使力学和电动力学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达到了统一、和谐。在构造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主要用的还是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此后,尤其是在闵可夫斯基的工作之后,他已逐渐从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看待问题了.这就是要求普遍的自然定律对于洛伦兹变换是协变的。这是他能达到广义相对论的关键之所在。 其实,作为“内部的完美”的逻辑简单性标准或准美学标准也不是没有一点客观基础的。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表示:“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p.214)他还说过这样的原则性的看法:“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p.380)。海森伯在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他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如果自然界把我们引向极其简单而美丽的数学形式,即假设、公理等等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形式是“真”的,它们显示出自然界的真正特征(p.216)。事实上,真理是与客观逻辑体系一致的。在数学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非欧几何和数理逻辑就是明显的例子,它们刚出现时,被许多人视为荒谬的东西,但后来却分别在广义相对论和电子计算机领域中找到了用场)。在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内部的完美”标准,实际上也是前人的以及他本人的科学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性升华。说爱因斯坦 的内部标准相当于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并不意味着它是主观主义和先验论。其实,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的意思也不是那样。例如,先验标准和后验标准之说是针对评价在实验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而言的;主观标准也是就实验检验这一客观标准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客观标准也有主观因素的介入,主观标准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爱因斯坦的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正反映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理与客观逻辑体系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还在“自述”中把他的评价理论的内部标准(逻辑的简单性)进一步加以引申,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意见。其一是:“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的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p.10)其二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p.11)我们不妨称前者为“限制的严格性”,称后者为”构造的确定性”。 像“逻辑的简单性”一样,作为对“内部的完美”标准的补充的“限制的严格性”和“构造的确定性”,也存在着在不可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困难。因而在用内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时,难免带有较多的心理因素和人为色彩。所幸的是,“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部的完美”时,他们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至于对“外部的确认”程度的判断,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外部的确认”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毕竟不能代替“内部的完美”这样一个辅助标准的特殊作用,更不应排斥后者而“惟我独尊”。一个明智的科学家.应该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二者的有效作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把科学认识推向前进。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分析论文 摘要: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究了简单性的内涵、分类、简单性不是什么、简单性和经济性的关系、简单性与科学美、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简单性与真以及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等重要问题,并对简单性的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科学理论简单性功能 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性原理贯穿在科学的整个历史中。卡西尔开宗明义:“科学开端于对简单性的追求。简单标志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在前科学时代,就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此后,牛顿的节约原理、莫佩尔蒂的最小作用原理、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彭加勒的力戒特设假设、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惠勒的质朴性思想,就是绵绵不绝的简单性思想潮流中的有代表性的浪花。在19和20世纪之交,简单性观念在科学中相当流行,乃至成为一种智力时尚,这种遗风一直绵延至今。数学家外尔这样说过: 在自然定律中,正如我后来将要更精确地确立的,简单性是本质的。如果我们不添加在数学上受简单的定律支配的陈述,那么自然受严格定律支配的断言就缺乏一切内容。这件事类似于化学中的倍比定律:除非我们添加组合以相对原子量的小整数倍数发生,否则它就丧失了一切内容。莱布尼兹在他的《论方法》中已经指出,当容许任意的复杂性时,定律的概念就变成空洞的。因此,简单性在自然科学中变成工作原则。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科学中的简单性本身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到底意指什么,它的内涵都有那些东西,也许在运用和鉴赏它的个人的心中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下面,我们将集中诸家诸派之洞见和智睿,尽可能地厘清简单性的内涵。 简单性的一种比较简洁、比较直观的涵义是,理论中包含的假设、概念、关系、实体、属性等在数目比较少。例如,赫兹所谓的简单性意指,在同样适当和独特的两个理论中,“包含较少数目的多余的或空洞的关系那一个图像更简单”。彭加勒和爱因斯坦对简单性的理解大体上亦是如此;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要求作为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假设是基本的、普遍的,并且在数量上尽可能地少。当今有人认为,O-R简单性(奥卡姆剃刀简单性)比若干其他类型的简单性较少规定性,而且较多地与我们的许多直觉协调。也就是说,给定两个与事实一致的可能的假设或理论,当一个假设或理论比另一个有较少的原理、定律、属性或实体时,则说它是较为O-R简单性的。 不少学者对简单性的特征和标识罗列得比较详尽,使我们能够领略简单性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N.麦克斯韦认为,简单性显然意指定律或理论的形式的简单性——理论的函数、方程简单的程度。但是,它也意指这样一些东西的程度:理论是非特设的,或说明的,或雅致的,或统一的,或在概念上融贯,或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内在的完美,或在另外语境中的美,或可理解性,或明白易懂。他特别提及目标取向的经验论(aim-orientedempiricism)对简单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物理学中的基本理论Tn是被接受必须满足的非经验要求的更强的统一理论。因此,关键的概念是统一——基本动力理论的全体内容的统一。给出两个竞争的总括理论Tn和Tn+1,Tn+1比Tn简单,当且仅当Tn+1比Tn更好地作为物理主义的例子,即Tn比Tn+1更不统一。麦卡里斯特同样也强调这一点: 简单性概念与统一能力的概念密切相关:科学理论可以在这样的程度上称为简单的,即它们确定了原先认为不同现象之间的统一。 他还说:“科学家希望理论显示出的简单性的最简要的可能说明,必定固定在两个参量的值上:他希望在理论中看到简单性的形式,以及理论应该显示出那种简单性的形式的程度。这两个参量是相互独立的。”拉德纳(R.Rudner)则把理论描述的简单性分为:从一个理论使用概念的特点如概念的个数来判断的客观记法的简单性;依概念的优雅、我们对其熟悉的程度、操作的有效性、方便和其他美学特征来判断的主观记法的简单性;人们主要讨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简单性,后者是人们对理论逻辑结构是否简单的主观评价。记法简单性是因人为的记法不同而造成的表面的简单,逻辑简单性是理论由其内容决定的较深层结构的实质的简单。再则,古德曼从计算谓词的复杂性值,凯梅尼从陈述或陈述的逻辑测度出发,探讨了理论的简单性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对简单性的指标列举得相当具体。雷舍尔表示,当各个理论的其他情况等同时,对简单性的偏爱是建造科学理论的普遍实践。例如,一维的描述模式优于多维的描述模式,定量的特征描绘优于定性的特征描绘,较低阶多项式优于较高阶多项式,线性微分方程优于非线性微分方程。总之,x比y简单,如果它们相互之间处于如此这般的描述种类的关系中。撒加德(P.Thagard)提出衡量理论T的简单性的定量量度:T的简单性=1-(T的共存假设数/被T说明的事实数)。两个例外是,理论的共存假设(cohypotheses)数目比它说明的事实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简单性规定为零),理论未说明任何事实(该理论的简单性未确定)。他把共存假设定义为要完成对该理论的说明必须联合到T中的辅助假设。从这个公式得到的简单性的度量能够给已有的理论排序——排序是客观的——而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审美情趣。还有人概括了科学中的简单问题或一种理论所确定的简单现象的七个特征。 为了对简单性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不妨涉及一下简单性的分类。邦格把简单性分为四种:句法的(syntactical)、语义的(semantical)、认识论的和实用的简单性。他进而又把实用的简单性细分为算法的(algorithmic)、记法的(notational)、心理的、实验的和技术的简单性。句法的简单性把我们带入语法领域而非韵律领域,即考虑形式的而非内涵的要素。邦格本人称此为形式简单性。在科学中,线性定律在句法上比非线性定律简单。语义的简单性实际上是理论的能力,即预设的经济,因为比较普遍的命题自然地经济,它把线性的几个无明显联系的陈述浓缩为同一线性的一个陈述。然而,最终的能力寓居于这样概括正常承担的说明和预言的范围之广度。于是,狭义相对论在语义上比电磁理论简单。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形式的要素而是内涵的要素。认识论的简单性并非总是可以达到的或称心如意的,因为它有时导致肤浅。事实上,物理学家常常选择在认识论上是复杂的(和在经验上达不到的)术语,像弯曲时空,因为它们具有语义的简单性。认识论的简单性把现象还原为违反我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它向我们提供知识的更确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认识论的简单性向我们提供比较简单的答案,以回答我们对科学的终极题材的疑问。实用主义简单性的算法方面可以等价于理论的雅致的一个方面,因为算法的简单性或计算的容易属于理论的风格。在这里,我们有形式的要素,该要素未谈到理论的较大意义。记法的简单性同样是这样,它往往有助于理论的雅致或(形式的)简明。它不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要素。实用主义的简单性的心理方面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主观的要素。心理的简单性或同化(assimilation)的容易已经在18世纪就被克鲁萨(Crousaz)避开,他相信在某些场合,我们的情绪变活跃,以致能享受不同的观念或命题的阐明的乐趣,从而引起审美的愉悦。我们能够把心理的简单性的特定要素这样描绘:它不需要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我们对(假设或定律或)理论的正确性的直观感觉。它也包括与理论的适意与和谐地生存的能力;因为在这个要素中,主观的东西如此突出地显露出来,以致它实际上近似地落入内涵的要素之内。至于实用主义简单性的实验和技术方面,望文即可生义。邦格还认为,不存在总括的简单性,因为意识几个方面根本不能相互共存,也不能与科学的某些必要因素共存。麦卡里斯特的分类比较简明,他以物理学为例,认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有四种形式: 一是像狄拉克希望的,由于赋予系数和指数以简单性而表现出数字方面的简单性;二是像信奉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希望的,由于广大范围的现象引用同样的解释性定律而表现出解释方面的简单性;三是像马赫期望的,由于只要求数目很少的不同物质实体而表现出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四是像爱因斯坦期望的,由于只以数目很少的独立公设为据而表现出逻辑上的简单性。 由以上关于简单性的内涵和分类的考察,我们对简单性的面目已经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严格界定其中每一个的确切含义,要断定它们的主次和整体结构,依然是比较困难的。况且,关于简单性还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处理的难度。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可能充分和准确地肯定简单性是什么,但是却能够以否定语句说出简单性不是什么。其一是,简单性不是形式简单得容易记忆和书写。广义相对论描述引力场要用10个位置和时间函数,而万有引力理论仅用一个;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比牛顿的反平方定律繁杂得多,难以记住和写出。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简单。这是因为,在牛顿理论中,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即有两类质量;可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中,二者的区分从未出现,即质量的概念是统一的,这实际上也包含在该理论的两个公设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中。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具有逻辑简单性。其二是,简单性不是内容简单得容易理解和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比牛顿理论难以把握。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发表后,遭到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人们对离奇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掀起了一场“保卫以太”的运动,直至1911年该理论才越出德语国家的国界。广义相对论在问世后,情况更为糟糕,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懂得它(除了两位作者之外,连验证光线弯曲的爱丁顿也不知道第三个人是谁);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承认,他直到1950年前后才真正掌握了广义相对论。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并非日常意义上的简单性。 在讨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时,人们往往把把简单性和经济性等同,或作为类似的东西相提并论。雷舍尔就持有这种观点:“简单性偏爱经济原理。”在他看来,经济和简单性的观念是归纳推理的指导原则。其程序是理性的基本规则的程序:“用与供你支配的信息之恰当使用相容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你的认知问题。”我们对简单性的爱好容易立足于经济的根据加以辩护。他甚至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说:“我们并不是为简单性——因为事物的美学——而追求简单性,而是因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这是而符合成本-效益的。”他的结论是: 我们偏爱均一性、类似、简单性等等,因为这减轻了认知努力的负担。我们避免了无论何时都困难的不需要的复杂,因为这是努力的经济进程。归纳的辩护恰恰在这里,因为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归纳向我们提供了完成必不可少的认知任务的满意手段。 其实,思维经济原理(简称思维经济、经济原理等)的滥觞是马赫,马赫的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为简单性思想的体现。马赫认为,“科学可以被视为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他反问道:“用尽可能少的工作,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多的永恒真理部分,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他还说:“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描述。”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内涵包括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关于知识(认识)的生物经济学。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意蕴深远、真谛微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简单性的内蕴。就连马赫本人也强调:“思维的经济、和谐和有组织被认为是生物学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逻辑连贯性的要求。” 批判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推崇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并在某种意义上把它视为简单性。彭加勒说:“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应该是我们对准的目标”。这是因为, 每一个命题都可以用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因此,我们被诱使如此行动,仿佛简单的定律——其他事情都相同——比复杂的定律更概然一样。 迪昂指出:“有助于构成理论的抽象和概括的双重工作导致双倍的思维经济;当它用定律代替众多事实时是经济的;当它用少数假设群代替庞大的定律集合时再次是经济的。” 简单性不仅与思维经济有重合之处,而且简单性与科学美也往往被等量齐观。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的艺术家在构造理论时,倾心追求简单性和美——在他的心目中,美在本质上终究的简单性。米勒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美学就是数据。他对美学十分敏感,以致他把与美学冲突的东西藏在心底。1905年,他对当时关于电磁感应的不同解释变得实在“难以容忍”,“被迫”提出了一个推广了的相对性原理。1907年,他选择了一个统一的质量定义,而不是牛顿运动理论里假设的两个定义。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极简主义是一条美学原则——一条公理。自然界不是冗余重复的;因此我们要揭示自然法则就得消除冗余重复。解释中的冗余重复掩蔽了相对性原理,而质量概念中的冗余重复模糊了重力和加速度之间的等效。美学和自然的基本法则之间有一种联系。许多哲学家对简单性也是这样理解的。石里克表明:“简单性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它表示的选择性质上,部分地是实用的,部分地是美学的。”他还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简单性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当科学家成功地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一系列观察时,他立即确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定律。麦卡里斯特甚至断定:“简单性形式是一类审美性质。特定的简单性形式,例如本体论的节省,是理论可能显示出的审美性质。” 对简单性与经济性、科学美之间的关系的了解,毕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简单性的认识。但是,这三个本身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困难。尽管如此,科学家在实践中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利用简单性(以及经济性和科学美)作为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理,充分发挥简单性原理的功能。外尔一言以蔽之:“简单性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重要的。”若格则具体地揭示出简单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 简单性原则表现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简化形式的多样性乃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在科学理论中,各种不同的简化类型的存在,体现了通过比较求简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寻找数学公式时,在表述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时,起着启发性的作用。简单性运转经历过一定的进化:起初对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分析抱着朴素实在论的态度(用自然的简单性来论证简单性理论的作用);现在则把简单性理解为一条有启发作用的方法论原则,简单性表现为要求用实验来论证科学知识中的理论原理。现在,简单性原则最普及地出现在数学简单性这个概念之中。 尼采这位哲学怪杰甚至把简单性视为思想家的“本能”:“他是思想家,这意味着:他善于简单地——比事物本身还要简单——对待事物。” 可见,简单性成为科学理论的禀性,显然与科学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作为科学的追求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禀性和追求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的关系——为了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则必须追求简单性,追求简单性的结果即可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究竟有那些呢? 首先,它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些学者相信,理论主张的简单性是理论未来经验成功的征候,因此应该把简单性的考虑看做是理论选择的经验标准。另一些作者坚持,理论的简单性与它的经验完成不相关——这自明地为真。其中有人认为,由于简单性是与观察者有关的特性,不同的观察者将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它存在于理论之中。也有人认为,理论的简单性是它的审美特性,因此科学家求助于简单性的考虑相当于诉诸审美标准。也就是说,关于简单性标准流行三种观点:作为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作为与观察者有关的理论评价的标准,作为审美标准。依我之见, 严格地讲,简单性标准不是经验的或实证的标准——尽管它可能显示出在经验上成功的征兆以及似律性或规律性的迹象——也不是逻辑的或传统理性的标准。它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智价值标准或价值理性标准之一,可以视其为一种美学标准,因而是评价科学理论的辅助标准——它无法断然地和惟一地决定理论的是非正误,却可以估量理论的长短优劣。 其次,它是启迪科学发现或科学发明的源泉。在科学发现或发明的关键性时刻,对简单性或科学美的鉴赏和感悟,往往能使科学家突破平素难以逾越的壁垒,进入柳暗花明的胜景之中。从哥白尼、开普勒到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其后的科学大家,对这一点无不有浃髓沦肤的感触。爱因斯坦就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激励和伴随下,一步步走向狭义相对论,并一鼓作气攀登到广义相对论的颠峰的。施雷德-弗雷谢特使用了三个论据证明,“O-R简单性”没有为接受或拒斥科学理论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能够用它产生假设和理论。它的作用与其说对辩护的上下文,还不如说对发现的上下文更合适——O-R简单性能够给予我们以良好的基础,朝着科学进步的方向急剧前进,它是发现的逻辑的良好运载工具。 最后,它使科学理论更接近实在。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各种大小、各种深浅的理论的杂乱堆积,而是有等级秩序的。具有更大简单性、特别是具有更大逻辑简单性的理论,则处于更高的水平。这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统一性,更多的经验涵盖性,更强的理性说明能力,在形式上也显得更雅致、更优美。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理论更接近实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逻辑前提愈简单的理论虽然愈远离感觉经验,但是却能更深刻地揭橥实在。若格也指出:“简单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解释一系列现象,因而可以把它比作已经解释清楚了的东西。相应地,复杂就意味着在简化世界图景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 关于简单性,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涉及,这就是简单性与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美与真——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暂且在下述意义理解真或真理:理论与经验事实在某种程度符合或对应,理论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是合理性的。当然,有人否认简单性与真有关联。例如雷舍尔认为: 我们把简单性、融贯性等当作较好理论的有效的因素和对其的巨大优先和偏爱,这不是因为我们获悉,较简单的理论是较真的或更可能真的理论,而宁可说因为我们通过经验获悉,这种实践对探究行为来说是充分的(合乎成本-效益的)。 他还说:“简单性不是真理不可避免的标志(简单是真的印记),而仅仅是探究的方法论工具——程序的指导标杆。当某种简单的东西像某种比较复杂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一样完成了手头的任务时,采纳后者就是愚蠢的。”“我们在探究中选择简单性(一般而言系统性),不是因为它是真理的指示,而是因为在比较有效地实现探究目标方面,它在目的论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考尔丁也坚持,简单性与真理不同,它甚至不是真理或精确性的检验。例如,爱因斯坦的行星轨道公式比牛顿的更精确并且更复杂。科学中的简单性观点可以远离正道。简单性在科学系统中是优点的理由,是因为它方便核验理论和设计新实验去检验它。它在把握一个已知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判断两种不同理论精确性的直接工具。 然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简单性的科学理论有可能为真,但是并不能保证它必定为真;也就是说,简单性充其量只是科学理论为真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征兆。赖兴巴赫对此的看法是:“在归纳简单性的案例中,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经济。……我们做出假定:最简单的理论提供最好的预言。这个假定不能用方便来辩护:它具有真的特征,要求在概率论和归纳之内辩护。”麦卡里斯特则从目标分析和归纳投射为之辩护: 简单性的程度标准或形式标准应该被看做是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有两条路线能用来辩护,特定标准可以促进具有高程度的经验适宜性的理论的选择。一条路线是目标分析:经验适宜性概念的逻辑阐明能够揭示,理论的某些性质能够有助于它们具有高度的经验适宜性。第二条路线是归纳投射:一旦我们拥有挑选好理论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归纳地识别其他特性,这些特性的存在与理论是好的相关。 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善于“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大科学家。对于简单性预兆真理,他有一段原则性的经典论述:“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他进而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命题:“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并非必须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但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即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其实,要真正理解简单性与真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换句话说,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是否是简单的?若回答“是”,则具有简单性的理论为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若回答“否”或“不确定”,这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和认真讨论的问题。 科学家牛顿和菲涅耳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牛顿在他的伟大著作《原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自然不做徒劳的事,解释多了白费口舌,言简意赅才见真谛;因为自然喜欢简单性,不会响应于多余原因的侈谈。”菲涅耳也认为:“自然并未因分析的困难而烦劳,它仅仅避免手段的复杂性。它似乎已经决意以少做多:物理科学的完美不断地以新的证据支持的正是这个原理。” 第二种回答的人也许要多一些:自然在本体论上不是简单的,简单性是我们的心理的需要和科学的需要。简单性思想的滥觞奥卡姆的威廉反对把简单性思想置于自然界中的倾向,他认为,坚持自然界总是遵循最简单途径这一点,就是限制上帝的力量。上帝很可能选择用最复杂的道路来达到这些结果。由于这个理由,奥卡姆把简单性的重点从自然过程转移到所提出的关于自然过程的理论上。他利用简单性作为形成概念和建立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应该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议在说明某类现象的两个理论中应该选择更简单的(后来的作者常常称这个方法论原理为“奥卡姆剃刀”)。雷舍尔自问自答:有任何理由认为比较简单的理论具有实际为真的更好的指望吗?很清楚,在这里存在着困难。自然显示出简单性的爱好吗?确实没有。我们不能说,仅仅在某种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这个世界——实在世界本身——必然地必须是简单的世界。也不存在如此做的任何需要。巴什拉直截了当地断定: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当今的学者也持有与奥卡姆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观点:简单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学理论,简单性作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是行之有效的。考尔丁表示,简单性是一个有名的误导概念:仿佛我们能够先验地确定,自然的行为必须是简单的,最简单的定律必然是真的定律。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观点的理性基础,似乎很可能,像科学中显示出来的简单性,是由于科学家自然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相对简单的对象。雷舍尔这样写道:偏爱简单性是否合法?或者,有什么健全的理由认为自然倾向于简单性吗?人们对此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人们从方法论的观点而不是从真实存在的观点趋近该问题时,它就变得不怎么成问题了。我们确实应该容许对问题的最简单的可行的解决占优势——无论如何可以暂时占优势——直到它明显地站不住脚、复杂被迫强加于我们之时。在简单的解决能够容纳资料的情况下,没有充足的理由转向其他地方。在各种其他方面同样完好的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最简单的——这是理性程序的基本原则。不管自然可能还是不可能喜爱简单性,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程序,我们肯定应该这样做。他进而表明:简单性偏爱基于严格地方法取向的实践考虑:对于在我们的意图的与境中,使用简单的假设最方便、最有利。因此,不存在求助于自然简单性的实质性的(或在描述上构成的)公设。求助于手段经济的规则性的(或实践的)方案足矣。因为归纳系统化的参量——简单性、均一性、规则性、常规性、融贯性等等——都表示认知经济的实践原则。在我们努力实现探究目标的过程中,它们避免复杂的、不节省劳动的设计。简单性偏爱的基本原则是径直的。它在于一个词——经济。 彭加勒这位超级哲人科学家对“自然界是否简单”持审慎态度: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做出断然的回答(不承自然界本身简单但又有部分保留),而是强调对简单性的偏爱和追求是人的心智需要和科学需要。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坦白地表明了这一信仰,并且宣布自然界喜欢简单性;从此以后,自然界十分经常地指责我们说谎。今天,我们不再承认这种意向,我们仅仅保留必不可少的那么多的意向,以使科学不致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相对少量的、表现出某些偏差的实验的基础上形成普遍的、简单的和精确的定律时,我们只不过是服从了一种需要,人的心智不能使自己摆脱这种需要。”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透彻,我们便会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然后在简单的东西之下发现复杂的东西,接着再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如此循环不已,我们不能预见最后的期限是什么。然而,“我们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要使科学是可能的,当我们找到简单性时,我们就必须停下来。这是惟一的基础,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概括的大厦。”在此处,彭加勒提出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简单性仅仅是表观的,该基础将足够牢固吗?他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诉诸本体论的自然简单性为之辩护。 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说:我们就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大体可以做出判断,因为它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客观性和价值理性,是能够进行理智评价的;相反地,自然或自然秩序的简单性也许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实证的和理性的方法证明这个形而上学论题,它至多只能算做一个准科学预设。尚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在科学中把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科学发展中是交替出现或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分化和整体化、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统一过程。只是在科学的结果中,我们应该在其他条件等同时尽可能选择简单的理论,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务必引起注意: 要把手段的经济与成果的经济区分开来,即把方法论的经济与实质内容的经济区分开来。简单的工具或方法在合适地应用时创造复杂的结果。简单的认知方法诸如“试错法”,最终能够产生对困难问题的复杂答案。反过来,简单的结果有时是用复杂的方式产生的。探究或解决问题的复杂方法可以产生容易的和不复杂的问题解。在科学探究中,我们对简单性的信奉归根结底并未妨碍我们发现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实际存在着。 这七个特征是:(1)简单现象必须是在自然界可实现的现象。(2)简单问题必须是能够用简单方法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简单回答的实际计算必须能够用一个容易而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完成。(3)简单现象的实验认识必须是容易实现的。(4)容易的问题必须是在科学实践中常常发生的那些问题。(5)容易的问题应该是对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是有兴趣的那些问题。(6)容易的问题应该是那些对科学以外的东西有意义的问题。(7)简单问题的界限应该是实现能限定的,这是一条特别重要的标准,甚至需要在该理论的实验检验之前就要实现。复杂问题的性质有两项标准:(1)理论中的复杂问题至少在原则上是能够解决的,或者至少在原则上理论能够提出回答困难问题的一种方法,否则这种问题就不能被看做是完全的。(2)或许通过大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复杂问题应该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过得去的精确度的回答。参见莫拉夫希克:科学中的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岳效竹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6期,第160~165页。 N.McMorris,TheNatureofScience,FairleighDicknsonUniversityPress,1989,pp.86~88. 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李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6~137页。 N.麦克斯韦举出了“简单性是什么”问题的不同方面。(1)术语问题。理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似乎依赖于理论是如何被阐明的、阐明它使用的术语或概念。但是,这样的依赖术语的简单性概念在科学中如何能够扮演有意义的方法论或认识论的角色呢?什么决定“正确的”术语呢?——借助这样的术语理论必须如此阐述,以便它们的简单性可以被称赞。如何能够存在像“正确的”术语这样的事?如果不存在,理论的简单性整个概念崩溃了吗?一方面,理论的简单性或复杂性看来必须依赖于阐明它所使用的术语,但是另一方面,这看来不能是简单性是否作为真理的指示是否有意义的案例。(2)简单性的程度问题。理论如何按它们的简单性程度整理?(3)变化的简单性概念问题。简单性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4)简单性的多面本性问题。“简单的”是一个普通词语,科学哲学家倾向于把它用于整个家族概念,而科学家求助它估价理论的非经验的优点。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应当恰恰选出一个概念作为基本的,但是同时要公平对待在评价物理学理论时其他概念所起的作用。(5)意义不明确问题。一个理论在明显的方面比另一个复杂,但是同时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却更简单,这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比较可以看出。合适的简单性理论必须解决这种令人困惑的事态。(6)公正对待物理学家的直觉问题。物理学家就理论的简单性判断绝不是一致的,但是存在显著的一致水平。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必须公正地对待这样的一致的直觉。(7)物理学家的直觉的改善问题。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应该在物理学家的直觉方面能够有所改善。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分析论文 摘要: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究了简单性的内涵、分类、简单性不是什么、简单性和经济性的关系、简单性与科学美、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简单性与真以及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等重要问题,并对简单性的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科学理论简单性功能 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性原理贯穿在科学的整个历史中。卡西尔开宗明义:“科学开端于对简单性的追求。简单标志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在前科学时代,就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此后,牛顿的节约原理、莫佩尔蒂的最小作用原理、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彭加勒的力戒特设假设、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惠勒的质朴性思想,就是绵绵不绝的简单性思想潮流中的有代表性的浪花。在19和20世纪之交,简单性观念在科学中相当流行,乃至成为一种智力时尚,这种遗风一直绵延至今。数学家外尔这样说过: 在自然定律中,正如我后来将要更精确地确立的,简单性是本质的。如果我们不添加在数学上受简单的定律支配的陈述,那么自然受严格定律支配的断言就缺乏一切内容。这件事类似于化学中的倍比定律:除非我们添加组合以相对原子量的小整数倍数发生,否则它就丧失了一切内容。莱布尼兹在他的《论方法》中已经指出,当容许任意的复杂性时,定律的概念就变成空洞的。因此,简单性在自然科学中变成工作原则。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科学中的简单性本身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到底意指什么,它的内涵都有那些东西,也许在运用和鉴赏它的个人的心中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下面,我们将集中诸家诸派之洞见和智睿,尽可能地厘清简单性的内涵。 简单性的一种比较简洁、比较直观的涵义是,理论中包含的假设、概念、关系、实体、属性等在数目比较少。例如,赫兹所谓的简单性意指,在同样适当和独特的两个理论中,“包含较少数目的多余的或空洞的关系那一个图像更简单”。彭加勒和爱因斯坦对简单性的理解大体上亦是如此;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要求作为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假设是基本的、普遍的,并且在数量上尽可能地少。当今有人认为,O-R简单性(奥卡姆剃刀简单性)比若干其他类型的简单性较少规定性,而且较多地与我们的许多直觉协调。也就是说,给定两个与事实一致的可能的假设或理论,当一个假设或理论比另一个有较少的原理、定律、属性或实体时,则说它是较为O-R简单性的。 不少学者对简单性的特征和标识罗列得比较详尽,使我们能够领略简单性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N.麦克斯韦认为,简单性显然意指定律或理论的形式的简单性——理论的函数、方程简单的程度。但是,它也意指这样一些东西的程度:理论是非特设的,或说明的,或雅致的,或统一的,或在概念上融贯,或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内在的完美,或在另外语境中的美,或可理解性,或明白易懂。他特别提及目标取向的经验论(aim-orientedempiricism)对简单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物理学中的基本理论Tn是被接受必须满足的非经验要求的更强的统一理论。因此,关键的概念是统一——基本动力理论的全体内容的统一。给出两个竞争的总括理论Tn和Tn+1,Tn+1比Tn简单,当且仅当Tn+1比Tn更好地作为物理主义的例子,即Tn比Tn+1更不统一。麦卡里斯特同样也强调这一点: 简单性概念与统一能力的概念密切相关:科学理论可以在这样的程度上称为简单的,即它们确定了原先认为不同现象之间的统一。 他还说:“科学家希望理论显示出的简单性的最简要的可能说明,必定固定在两个参量的值上:他希望在理论中看到简单性的形式,以及理论应该显示出那种简单性的形式的程度。这两个参量是相互独立的。”拉德纳(R.Rudner)则把理论描述的简单性分为:从一个理论使用概念的特点如概念的个数来判断的客观记法的简单性;依概念的优雅、我们对其熟悉的程度、操作的有效性、方便和其他美学特征来判断的主观记法的简单性;人们主要讨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简单性,后者是人们对理论逻辑结构是否简单的主观评价。记法简单性是因人为的记法不同而造成的表面的简单,逻辑简单性是理论由其内容决定的较深层结构的实质的简单。再则,古德曼从计算谓词的复杂性值,凯梅尼从陈述或陈述的逻辑测度出发,探讨了理论的简单性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对简单性的指标列举得相当具体。雷舍尔表示,当各个理论的其他情况等同时,对简单性的偏爱是建造科学理论的普遍实践。例如,一维的描述模式优于多维的描述模式,定量的特征描绘优于定性的特征描绘,较低阶多项式优于较高阶多项式,线性微分方程优于非线性微分方程。总之,x比y简单,如果它们相互之间处于如此这般的描述种类的关系中。撒加德(P.Thagard)提出衡量理论T的简单性的定量量度:T的简单性=1-(T的共存假设数/被T说明的事实数)。两个例外是,理论的共存假设(cohypotheses)数目比它说明的事实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简单性规定为零),理论未说明任何事实(该理论的简单性未确定)。他把共存假设定义为要完成对该理论的说明必须联合到T中的辅助假设。从这个公式得到的简单性的度量能够给已有的理论排序——排序是客观的——而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审美情趣。还有人概括了科学中的简单问题或一种理论所确定的简单现象的七个特征。 为了对简单性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不妨涉及一下简单性的分类。邦格把简单性分为四种:句法的(syntactical)、语义的(semantical)、认识论的和实用的简单性。他进而又把实用的简单性细分为算法的(algorithmic)、记法的(notational)、心理的、实验的和技术的简单性。句法的简单性把我们带入语法领域而非韵律领域,即考虑形式的而非内涵的要素。邦格本人称此为形式简单性。在科学中,线性定律在句法上比非线性定律简单。语义的简单性实际上是理论的能力,即预设的经济,因为比较普遍的命题自然地经济,它把线性的几个无明显联系的陈述浓缩为同一线性的一个陈述。然而,最终的能力寓居于这样概括正常承担的说明和预言的范围之广度。于是,狭义相对论在语义上比电磁理论简单。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形式的要素而是内涵的要素。认识论的简单性并非总是可以达到的或称心如意的,因为它有时导致肤浅。事实上,物理学家常常选择在认识论上是复杂的(和在经验上达不到的)术语,像弯曲时空,因为它们具有语义的简单性。认识论的简单性把现象还原为违反我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它向我们提供知识的更确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认识论的简单性向我们提供比较简单的答案,以回答我们对科学的终极题材的疑问。实用主义简单性的算法方面可以等价于理论的雅致的一个方面,因为算法的简单性或计算的容易属于理论的风格。在这里,我们有形式的要素,该要素未谈到理论的较大意义。记法的简单性同样是这样,它往往有助于理论的雅致或(形式的)简明。它不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要素。实用主义的简单性的心理方面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主观的要素。心理的简单性或同化(assimilation)的容易已经在18世纪就被克鲁萨(Crousaz)避开,他相信在某些场合,我们的情绪变活跃,以致能享受不同的观念或命题的阐明的乐趣,从而引起审美的愉悦。我们能够把心理的简单性的特定要素这样描绘:它不需要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我们对(假设或定律或)理论的正确性的直观感觉。它也包括与理论的适意与和谐地生存的能力;因为在这个要素中,主观的东西如此突出地显露出来,以致它实际上近似地落入内涵的要素之内。至于实用主义简单性的实验和技术方面,望文即可生义。邦格还认为,不存在总括的简单性,因为意识几个方面根本不能相互共存,也不能与科学的某些必要因素共存。麦卡里斯特的分类比较简明,他以物理学为例,认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有四种形式: 一是像狄拉克希望的,由于赋予系数和指数以简单性而表现出数字方面的简单性;二是像信奉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希望的,由于广大范围的现象引用同样的解释性定律而表现出解释方面的简单性;三是像马赫期望的,由于只要求数目很少的不同物质实体而表现出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四是像爱因斯坦期望的,由于只以数目很少的独立公设为据而表现出逻辑上的简单性。 由以上关于简单性的内涵和分类的考察,我们对简单性的面目已经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严格界定其中每一个的确切含义,要断定它们的主次和整体结构,依然是比较困难的。况且,关于简单性还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处理的难度。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可能充分和准确地肯定简单性是什么,但是却能够以否定语句说出简单性不是什么。其一是,简单性不是形式简单得容易记忆和书写。广义相对论描述引力场要用10个位置和时间函数,而万有引力理论仅用一个;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比牛顿的反平方定律繁杂得多,难以记住和写出。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简单。这是因为,在牛顿理论中,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即有两类质量;可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中,二者的区分从未出现,即质量的概念是统一的,这实际上也包含在该理论的两个公设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中。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具有逻辑简单性。其二是,简单性不是内容简单得容易理解和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比牛顿理论难以把握。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发表后,遭到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人们对离奇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掀起了一场“保卫以太”的运动,直至1911年该理论才越出德语国家的国界。广义相对论在问世后,情况更为糟糕,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懂得它(除了两位作者之外,连验证光线弯曲的爱丁顿也不知道第三个人是谁);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承认,他直到1950年前后才真正掌握了广义相对论。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并非日常意义上的简单性。 在讨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时,人们往往把把简单性和经济性等同,或作为类似的东西相提并论。雷舍尔就持有这种观点:“简单性偏爱经济原理。”在他看来,经济和简单性的观念是归纳推理的指导原则。其程序是理性的基本规则的程序:“用与供你支配的信息之恰当使用相容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你的认知问题。”我们对简单性的爱好容易立足于经济的根据加以辩护。他甚至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说:“我们并不是为简单性——因为事物的美学——而追求简单性,而是因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这是而符合成本-效益的。”他的结论是: 我们偏爱均一性、类似、简单性等等,因为这减轻了认知努力的负担。我们避免了无论何时都困难的不需要的复杂,因为这是努力的经济进程。归纳的辩护恰恰在这里,因为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归纳向我们提供了完成必不可少的认知任务的满意手段。 其实,思维经济原理(简称思维经济、经济原理等)的滥觞是马赫,马赫的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为简单性思想的体现。马赫认为,“科学可以被视为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他反问道:“用尽可能少的工作,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多的永恒真理部分,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他还说:“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描述。”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内涵包括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关于知识(认识)的生物经济学。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意蕴深远、真谛微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简单性的内蕴。就连马赫本人也强调:“思维的经济、和谐和有组织被认为是生物学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逻辑连贯性的要求。” 批判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推崇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并在某种意义上把它视为简单性。彭加勒说:“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应该是我们对准的目标”。这是因为, 每一个命题都可以用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因此,我们被诱使如此行动,仿佛简单的定律——其他事情都相同——比复杂的定律更概然一样。 迪昂指出:“有助于构成理论的抽象和概括的双重工作导致双倍的思维经济;当它用定律代替众多事实时是经济的;当它用少数假设群代替庞大的定律集合时再次是经济的。” 简单性不仅与思维经济有重合之处,而且简单性与科学美也往往被等量齐观。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的艺术家在构造理论时,倾心追求简单性和美——在他的心目中,美在本质上终究的简单性。米勒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美学就是数据。他对美学十分敏感,以致他把与美学冲突的东西藏在心底。1905年,他对当时关于电磁感应的不同解释变得实在“难以容忍”,“被迫”提出了一个推广了的相对性原理。1907年,他选择了一个统一的质量定义,而不是牛顿运动理论里假设的两个定义。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极简主义是一条美学原则——一条公理。自然界不是冗余重复的;因此我们要揭示自然法则就得消除冗余重复。解释中的冗余重复掩蔽了相对性原理,而质量概念中的冗余重复模糊了重力和加速度之间的等效。美学和自然的基本法则之间有一种联系。许多哲学家对简单性也是这样理解的。石里克表明:“简单性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它表示的选择性质上,部分地是实用的,部分地是美学的。”他还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简单性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当科学家成功地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一系列观察时,他立即确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定律。麦卡里斯特甚至断定:“简单性形式是一类审美性质。特定的简单性形式,例如本体论的节省,是理论可能显示出的审美性质。” 对简单性与经济性、科学美之间的关系的了解,毕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简单性的认识。但是,这三个本身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困难。尽管如此,科学家在实践中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利用简单性(以及经济性和科学美)作为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理,充分发挥简单性原理的功能。外尔一言以蔽之:“简单性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重要的。”若格则具体地揭示出简单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 简单性原则表现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简化形式的多样性乃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在科学理论中,各种不同的简化类型的存在,体现了通过比较求简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寻找数学公式时,在表述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时,起着启发性的作用。简单性运转经历过一定的进化:起初对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分析抱着朴素实在论的态度(用自然的简单性来论证简单性理论的作用);现在则把简单性理解为一条有启发作用的方法论原则,简单性表现为要求用实验来论证科学知识中的理论原理。现在,简单性原则最普及地出现在数学简单性这个概念之中。 尼采这位哲学怪杰甚至把简单性视为思想家的“本能”:“他是思想家,这意味着:他善于简单地——比事物本身还要简单——对待事物。” 可见,简单性成为科学理论的禀性,显然与科学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作为科学的追求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禀性和追求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的关系——为了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则必须追求简单性,追求简单性的结果即可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究竟有那些呢? 首先,它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些学者相信,理论主张的简单性是理论未来经验成功的征候,因此应该把简单性的考虑看做是理论选择的经验标准。另一些作者坚持,理论的简单性与它的经验完成不相关——这自明地为真。其中有人认为,由于简单性是与观察者有关的特性,不同的观察者将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它存在于理论之中。也有人认为,理论的简单性是它的审美特性,因此科学家求助于简单性的考虑相当于诉诸审美标准。也就是说,关于简单性标准流行三种观点:作为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作为与观察者有关的理论评价的标准,作为审美标准。依我之见, 严格地讲,简单性标准不是经验的或实证的标准——尽管它可能显示出在经验上成功的征兆以及似律性或规律性的迹象——也不是逻辑的或传统理性的标准。它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智价值标准或价值理性标准之一,可以视其为一种美学标准,因而是评价科学理论的辅助标准——它无法断然地和惟一地决定理论的是非正误,却可以估量理论的长短优劣。 其次,它是启迪科学发现或科学发明的源泉。在科学发现或发明的关键性时刻,对简单性或科学美的鉴赏和感悟,往往能使科学家突破平素难以逾越的壁垒,进入柳暗花明的胜景之中。从哥白尼、开普勒到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其后的科学大家,对这一点无不有浃髓沦肤的感触。爱因斯坦就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激励和伴随下,一步步走向狭义相对论,并一鼓作气攀登到广义相对论的颠峰的。施雷德-弗雷谢特使用了三个论据证明,“O-R简单性”没有为接受或拒斥科学理论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能够用它产生假设和理论。它的作用与其说对辩护的上下文,还不如说对发现的上下文更合适——O-R简单性能够给予我们以良好的基础,朝着科学进步的方向急剧前进,它是发现的逻辑的良好运载工具。 最后,它使科学理论更接近实在。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各种大小、各种深浅的理论的杂乱堆积,而是有等级秩序的。具有更大简单性、特别是具有更大逻辑简单性的理论,则处于更高的水平。这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统一性,更多的经验涵盖性,更强的理性说明能力,在形式上也显得更雅致、更优美。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理论更接近实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逻辑前提愈简单的理论虽然愈远离感觉经验,但是却能更深刻地揭橥实在。若格也指出:“简单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解释一系列现象,因而可以把它比作已经解释清楚了的东西。相应地,复杂就意味着在简化世界图景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 关于简单性,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涉及,这就是简单性与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美与真——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暂且在下述意义理解真或真理:理论与经验事实在某种程度符合或对应,理论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是合理性的。当然,有人否认简单性与真有关联。例如雷舍尔认为: 我们把简单性、融贯性等当作较好理论的有效的因素和对其的巨大优先和偏爱,这不是因为我们获悉,较简单的理论是较真的或更可能真的理论,而宁可说因为我们通过经验获悉,这种实践对探究行为来说是充分的(合乎成本-效益的)。 他还说:“简单性不是真理不可避免的标志(简单是真的印记),而仅仅是探究的方法论工具——程序的指导标杆。当某种简单的东西像某种比较复杂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一样完成了手头的任务时,采纳后者就是愚蠢的。”“我们在探究中选择简单性(一般而言系统性),不是因为它是真理的指示,而是因为在比较有效地实现探究目标方面,它在目的论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考尔丁也坚持,简单性与真理不同,它甚至不是真理或精确性的检验。例如,爱因斯坦的行星轨道公式比牛顿的更精确并且更复杂。科学中的简单性观点可以远离正道。简单性在科学系统中是优点的理由,是因为它方便核验理论和设计新实验去检验它。它在把握一个已知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判断两种不同理论精确性的直接工具。 然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简单性的科学理论有可能为真,但是并不能保证它必定为真;也就是说,简单性充其量只是科学理论为真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征兆。赖兴巴赫对此的看法是:“在归纳简单性的案例中,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经济。……我们做出假定:最简单的理论提供最好的预言。这个假定不能用方便来辩护:它具有真的特征,要求在概率论和归纳之内辩护。”麦卡里斯特则从目标分析和归纳投射为之辩护: 简单性的程度标准或形式标准应该被看做是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有两条路线能用来辩护,特定标准可以促进具有高程度的经验适宜性的理论的选择。一条路线是目标分析:经验适宜性概念的逻辑阐明能够揭示,理论的某些性质能够有助于它们具有高度的经验适宜性。第二条路线是归纳投射:一旦我们拥有挑选好理论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归纳地识别其他特性,这些特性的存在与理论是好的相关。 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善于“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大科学家。对于简单性预兆真理,他有一段原则性的经典论述:“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他进而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命题:“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并非必须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但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即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其实,要真正理解简单性与真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换句话说,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是否是简单的?若回答“是”,则具有简单性的理论为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若回答“否”或“不确定”,这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和认真讨论的问题。 科学家牛顿和菲涅耳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牛顿在他的伟大著作《原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自然不做徒劳的事,解释多了白费口舌,言简意赅才见真谛;因为自然喜欢简单性,不会响应于多余原因的侈谈。”菲涅耳也认为:“自然并未因分析的困难而烦劳,它仅仅避免手段的复杂性。它似乎已经决意以少做多:物理科学的完美不断地以新的证据支持的正是这个原理。” 第二种回答的人也许要多一些:自然在本体论上不是简单的,简单性是我们的心理的需要和科学的需要。简单性思想的滥觞奥卡姆的威廉反对把简单性思想置于自然界中的倾向,他认为,坚持自然界总是遵循最简单途径这一点,就是限制上帝的力量。上帝很可能选择用最复杂的道路来达到这些结果。由于这个理由,奥卡姆把简单性的重点从自然过程转移到所提出的关于自然过程的理论上。他利用简单性作为形成概念和建立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应该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议在说明某类现象的两个理论中应该选择更简单的(后来的作者常常称这个方法论原理为“奥卡姆剃刀”)。雷舍尔自问自答:有任何理由认为比较简单的理论具有实际为真的更好的指望吗?很清楚,在这里存在着困难。自然显示出简单性的爱好吗?确实没有。我们不能说,仅仅在某种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这个世界——实在世界本身——必然地必须是简单的世界。也不存在如此做的任何需要。巴什拉直截了当地断定: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当今的学者也持有与奥卡姆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观点:简单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学理论,简单性作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是行之有效的。考尔丁表示,简单性是一个有名的误导概念:仿佛我们能够先验地确定,自然的行为必须是简单的,最简单的定律必然是真的定律。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观点的理性基础,似乎很可能,像科学中显示出来的简单性,是由于科学家自然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相对简单的对象。雷舍尔这样写道:偏爱简单性是否合法?或者,有什么健全的理由认为自然倾向于简单性吗?人们对此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人们从方法论的观点而不是从真实存在的观点趋近该问题时,它就变得不怎么成问题了。我们确实应该容许对问题的最简单的可行的解决占优势——无论如何可以暂时占优势——直到它明显地站不住脚、复杂被迫强加于我们之时。在简单的解决能够容纳资料的情况下,没有充足的理由转向其他地方。在各种其他方面同样完好的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最简单的——这是理性程序的基本原则。不管自然可能还是不可能喜爱简单性,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程序,我们肯定应该这样做。他进而表明单性偏爱基于严格地方法取向的实践考虑:对于在我们的意图的与境中,使用简单的假设最方便、最有利。因此,不存在求助于自然简单性的实质性的(或在描述上构成的)公设。求助于手段经济的规则性的(或实践的)方案足矣。因为归纳系统化的参量——简单性、均一性、规则性、常规性、融贯性等等——都表示认知经济的实践原则。在我们努力实现探究目标的过程中,它们避免复杂的、不节省劳动的设计。简单性偏爱的基本原则是径直的。它在于一个词——经济。 彭加勒这位超级哲人科学家对“自然界是否简单”持审慎态度: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做出断然的回答(不承自然界本身简单但又有部分保留),而是强调对简单性的偏爱和追求是人的心智需要和科学需要。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坦白地表明了这一信仰,并且宣布自然界喜欢简单性;从此以后,自然界十分经常地指责我们说谎。今天,我们不再承认这种意向,我们仅仅保留必不可少的那么多的意向,以使科学不致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相对少量的、表现出某些偏差的实验的基础上形成普遍的、简单的和精确的定律时,我们只不过是服从了一种需要,人的心智不能使自己摆脱这种需要。”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透彻,我们便会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然后在简单的东西之下发现复杂的东西,接着再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如此循环不已,我们不能预见最后的期限是什么。然而,“我们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要使科学是可能的,当我们找到简单性时,我们就必须停下来。这是惟一的基础,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概括的大厦。”在此处,彭加勒提出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简单性仅仅是表观的,该基础将足够牢固吗?他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诉诸本体论的自然简单性为之辩护。 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说:我们就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大体可以做出判断,因为它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客观性和价值理性,是能够进行理智评价的;相反地,自然或自然秩序的简单性也许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实证的和理性的方法证明这个形而上学论题,它至多只能算做一个准科学预设。尚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在科学中把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科学发展中是交替出现或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分化和整体化、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统一过程。只是在科学的结果中,我们应该在其他条件等同时尽可能选择简单的理论,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务必引起注意: 要把手段的经济与成果的经济区分开来,即把方法论的经济与实质内容的经济区分开来。简单的工具或方法在合适地应用时创造复杂的结果。简单的认知方法诸如“试错法”,最终能够产生对困难问题的复杂答案。反过来,简单的结果有时是用复杂的方式产生的。探究或解决问题的复杂方法可以产生容易的和不复杂的问题解。在科学探究中,我们对简单性的信奉归根结底并未妨碍我们发现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实际存在着。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实在基础论文 近代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1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优秀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主义所感知到的现象,还是人文主义把握到的所谓自在之物,都决不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实在。它们是一体圆融、内在统一的整体。如果说科学主义专注于物质世界,人文主义则钟情于精神世界,然而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实在世界本身。因为这两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以人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倘若一定要真实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实在,则它既不是传统实在论所痴迷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也不是古今唯名论所执着的现象、质料或殊相,而只能是参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且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本身。正是人的出现使现象与自在之物呈现分离,也只有人才能够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科学理论作为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产物,不同于形形色色人文主义说教的地方,正在于它经受住了现象世界的严峻考验,它是理念知识与现象知识相融合的产物,其中的魅力显然是那些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为原始思维笼罩着的土著居民所无法想象的。
中外教育论文:浅析中外教育观念 【摘要】本文从教育观念的本质出发,先以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人物孔子为代表分析儒家教育思想。其次,把现代我国的育儿观念和国外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而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后,提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关键词】教育观念 教育模式 成功 一、中外教育观念比较研究的背景 中外教育观念具有很强的差异和互补性,其原因应该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传承有关。教育观念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在教育实践中却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制约教育活动的方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学记》是世界上最早比较系统论述教育学的专著,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中国教育应该站在统观世界教育的制高点上。审视和反思我国教育的成败与得失,不断创新,毕竟,教育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二、我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中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故而能做到因材施教。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孔子对学生有教无类,关怀备至。在《论语・卫灵公》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有单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有身穿蓑衣为其父推车的闵子骞,有躬耕瓜圃的曾参,有贫困交加的原宪,也有父为“贱人”的仲弓,还有“衣敞绣袍”的仲由,等等。不仅如此,孔子对待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对谁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孔子正是在这种“有教无类”的原则指导下,平等热情地爱护学生,关心和培养学生。所以,当时天下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有志青年。都纷纷投入孔门就读,使其聚集了三千多弟子,七十二贤人。教学相长是孔门师生关系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三、家长育儿观念的国际比较 儿童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基础阶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性格、思维、语言是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形成的。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对于儿童教育的目标,西方家长认为是“快乐”,以中国家长为代表的东方家长则认为是“成功”。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 教育专家徐国静在北京一所中学采访时,曾做过一个调查:回家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看她啥反应。 孩子甲:“她在看报纸,没理我。我又说:妈妈,我真的爱你。妈妈才理我,说:你不爱我,你爱谁?我整天给你吃、给你喝,大鱼大肉伺候你,鞍前马后陪着你,我容易吗?看看你这次考试……” 孩子乙:“我妈说:你从哪儿学得这么坏?” 孩子丙:“她正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我说第一次她没反应,听完第二遍,她把毛衣一放,道:说吧,你要多少钱?” 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只看分数。徐国静总结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错误定位有:讨债者、牺牲者、追赶者、鞭打者。父母总跟孩子做这样的想像推理:“你在班上要考不了前三名,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得不到高收入;得不到高收入,就过不上幸福生活……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条梭子鱼放进一个有许多小鱼的水池里,任何时候梭子鱼饿了,只要张张嘴,把小鱼吞进去就行了。过了一段时间,科学家用一个玻璃瓶罩住了梭子鱼。开始时,小鱼在瓶子外面游来游去,梭子鱼就迎上去,但每次都撞在了瓶壁上。慢慢地,梭子鱼的冲撞越来越少,最后,它完全绝望了。放弃了捕食小鱼的所有努力。这时,科学家取走了套住它的瓶子,备受打击的梭子鱼沉到了池底,一动也不动了。无论有多少小鱼在它的身边甚至嘴边游来游去,它都不会再张张嘴。最后,这条可怜的梭子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 梭子鱼原来并不笨,捕食小鱼是它的拿手好戏,它是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正常的鱼。可是,无数次地碰壁后,梭子鱼开始怀疑自己的捕鱼能力,后来,它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是一条笨鱼――这种无能感最终害死了它。 美国幼儿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生了类似梭子鱼的现象,他称之为“习得性愚蠢”。他说,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并因此而丧失了信心。 在家庭育儿方面,美国家庭推崇如下三句话: "Stand behind.Don''push"(站在后面,不要推)。 在美国,父母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美国的父母不会替孩子选择,而是给孩子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道路,使孩子真正变成社会人是美国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正是这个目标使孩子过早地拥有了家庭中的许多权利。 …To enter the room,key is more useful than your help”(“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美国教育界基本上有一种共识。那就是父母、教师不应给孩子灌输某种既定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去选择,教育的重要职能在于引导他们怎样进行选择,“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Have a try'’(“去做”、“去试试”)。 父母在给予选择的自由的同时,对选择的后果提供证据。他们特别重视提供择友、订婚、结婚这类选择的后果,希望孩子不完全凭第一印象或直觉办事:父母鼓励孩子“付诸行动”,“去做”、“去试试”,坚信实践能缩短认知与行为的距离。父母永远静然地站在孩子身后,给予信心,强调对待孩子应“用你的眼睛去观察”。无论何时,父母的双眼总是反映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 四、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1990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而后,这个教育方针写进了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执行,其中第五条即为教育方针,比《纲要》中的叙述增加了十个字,具体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此,我国的教育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国教育要发展,需要教育家,需要开垦适合教育家成长的土壤,而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中,基本上已经快把有个性、有思想的教师消磨没了,教师正直、诚信的基本品质也快消失了!拯救教师,拯救广大的学生,使教师的个性可以在自己的教学天地展现,让教育回归其塑造人、发展人、提升人的本真,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及启示 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让教师继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积极采取各种方式筹措经费,为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提供财力支撑,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这为我国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在经费保障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 作者简介:王玉良(1982―),男,汉族,湖北省十堰市人,广西财经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及比较教育研究。 2007年8月31日,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关键在教师。要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和培训,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对教师进行培养和培训,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是前提和基础。我们应积极探究各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方式,完善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教师继续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 1.美国――分层次筹措,经费充足 美国为教师在职进修制定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涉及到带薪培训、经费补助等。如1965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加强教师进修的重要性,并斥巨资资助各州和高校开展各种教师在职培训活动。 美国教师继续教育采用的是典型的分级经费资助形式。教师在职培训主要由各州推行,主办单位有州教育部、县学务局、教师协会等,举办机构有教师进修学院或教育研究所,每年公布两次教师进修计划,有各种的讲座的规定,包括时间、差旅费用支付情况等。每次进行教师培训的费用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培训学校或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如以每学年进修一门课程学费以300美元计,联邦政府资助65美元,州政府资助15美元,地方学区资助70美元,教师任职学校也会有一定的资助,而教师本人则承担不到50%的费用。美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已实现了四方、甚至多方资助的分层次局面。 2.英国――专款专项资金较多 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政府逐渐加强对在职教师继续教育以来,就不断制定一些保障教师进修机会和费用的政策及文件,并拨出专款用于教师的继续教育。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1979~1990年),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并发表了《教学质量》白皮书,其中就教师的在职教育问题,文件明确指出由国家拨出专款,教育大臣亲自负责此项专款用于教师进修。文件还重申了70年代以来政府有关教师在职学习进修的政策,特别强调应保证教师参加进修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等。1986年英国教育科学部公布“地方当局培训补助方案”,分别对国家指定的培训项目和地方行政当局指定的项目进行资助,以此来调动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分配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用以支付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教学、科研以及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费用。同时还设立诸如“最佳实践研究奖金”(Best Practice Research Scholarships)和“专业奖金计划”(Professional Bursaries Scheme)等专项奖学金,鼓励教师进行研究和培训。 3.法国――经费、经费政策双重保障 法国的教育经费一直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自1964年至1984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1997年仍占7.3%。但是由于国家和教师本人在内的各方面对教师的继续教育重视不够,法国的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有限。但自20世纪7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在法国流行后,教师的在职进修受到了普遍关注,国家不仅亲自组织教师进行进修和培训,而且教育部还向各级各类培训组织和机构,如县区、民间团体等提供经费支持。现在,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科研与资料方面的经费就在10亿法郎左右。同时,法国专门颁布了《法国职业继续教育法》,该法规定:“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公立公益机构、公立与私立教育机构、职业组织、工会组织、负责家庭福利的组织及各个企业共同为职业继续教育提供保障。”法国教师继续教育也纳入了这一法律体系。 4.日本――政府财政资助力度大 日本的教育经费体制决定了其经费的来源。日本《学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学校的设置者……除法令特别的规定以外,应负担起学校的经费。”这是对学校经费来源的基本规定。因此,国立院校的经费由国家负担,列入国家预算;公立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家根据地方交付税制度等采取措施使其保持必要的水平。但这二者都是政府,因此,经费来源政府占主导。日本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家,国家的教育投资一直处于高水平,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也非常重视,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投资巨大。如截至1979年,日本的所有都道府县全部都设置了教育中心,均由国库资助,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用于对教师的进修进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教师接受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俄罗斯――政府主导,多方募集 在俄罗斯,国家财政拨款也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自2004年以后,在高等教育领域,俄罗斯实行有条件的国家义务拨款。高校自身对拨款的处理拥有自主权,一部分可以用来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和再教育。 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教育基金也是促进教师继续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教育基金是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一种补充形式,这种基金组织是由政府牵头组成的一种专项教育资金募集、发放管理机构。目前,俄罗斯主要有“俄罗斯教育部教育支持与发展基金”、“俄罗斯教师支持基金”等形式,目的是吸纳社会资金,广开渠道为教育和教师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企业自主投资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如俄罗斯最大的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在契尔克斯克、萨列哈尔德、马斯尼托尔斯克开设了三个新的网络教育中心,数千万俄罗斯教师在这里接受了培训。 6、中国――四级保障体系雏形初现 在我国,国家一直是教育包括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但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却很有限,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教师培训发展的“瓶颈”问题。但是,教师年人均培训经费也在不断上涨。据教育部2004年组织的一次学校问卷调查统计,1999~2001年三年内,高校投入的年校均教师培训经费中南地区达到55.1万元。同时,教师本人也本着“受益支付”原则,开始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培训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我国在这方面也在不断的努力,国家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奖、科研基金以及教师发展基金等,还有很多计划促进教师的继续教育发展。目前,在我国,一个由国家、地方、学校和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的教师继续教育资金保障体系正逐步形成。 二、积极借鉴经验,多重措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良性发展 众所周知,经费是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是保证教师接受培训的一种重要资源。教师继续教育需要经费投入,从发达国家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筹措渠道却是多方面的,只靠一条(例如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国家的单独投入为主)渠道是不足的,很难让所有教师都受到较好的培训和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要扩大融资渠道,多方筹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1.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思想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方法受观念的制约。要推动教师继续教育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意识要先行。只有从思想上、观念上重视起来,才会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探索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的新途径、新渠道,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2.健全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政策法规保证 政策法规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和价值认同。纵观各发达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法规政策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以及教师享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经费方面的规定。我国应该积极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在政策上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专款专用,避免擅自挪作他用,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 3.强化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多层次筹措教师继续教育经费高等教育事业是“准公共事业”,决定政府必须在高等教育投入上占据重要地位。我国尽管历来是政府拨款为主,但总体上经费不足,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同时,积极吸取诸如美国的多层次资金筹措渠道的经验,拓宽融资渠道,由国家、地方、高校和教师本人“分级投资,共同承担”,努力拓展筹资空间,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渠道,这也符合各方受益、各方均摊的做法。此外,要积极鼓动和争取社会团体的参与或是个人捐赠方式为教师继续教育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构建多方资金筹措体系,保证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投入。 总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才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差异浅析 摘要:通过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从课堂纪律,课堂教学形式,考试制度,教师角色定位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外教育的差异。 关键词:中外教育;教育差异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则新闻:北京农业展览馆,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青年科学节的开幕式。领导在主席台上热情洋溢地讲话,下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中国学生头顶着骄阳,排着整齐的队伍,认真倾听;而来自APEC其他国家的学生,却三五成群,一堆一堆地聊开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坐到了地上。 一个中国学生说:“集会场合就应该遵守集会的纪律,这是我们从小就培养的习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学生说:“青年科学节本来就是一次交流的活动,不能不让人说话,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感受。既然演讲很长,就应该给我们坐的地方。在我们国家,很少有这么长的演讲,除非是专题讲座。” 还有一个故事说得也很透彻:某学校出了这样一道题: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时针与分针在哪一刻交会?在场的中国孩子马上拿笔列式计算,同班的美国孩子却轻松地拨动自己的手表,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中国孩子在动手能力方面与国外孩子存在相当差距。到底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杨振宁教授曾说过:“主要是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这两则事例都反映了观念和思维的碰撞,反映了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不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 一、课堂纪律 课堂纪律是课堂上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的确,进行课堂教学没有一定的纪律是不行的。试想,如果在课堂上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岂不乱了方寸。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怎样看待课堂纪律?什么样的课堂纪律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有一位教师曾经形象地比喻某班级课堂纪律好:“我上课时,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此言虽然有些夸张,却足以证明其课堂上相当安静,如果教师不讲课,就没有别的声音了。对比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教育,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的培养。在中国,课堂纪律井然有序,保持安静。上课坐要身直、双手要平放在课桌上,两眼要盯着老师,规规矩矩,学生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学生的任务是听和记。中国的教师认为这是良好的课堂纪律。在教学中整齐划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回答问题要异口同声,答案要标准,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应考作文,以达到思路统一。即使学生偶有独特的见解,教师往往以教材作为评判标准,循循善诱,于是学生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确,这种令人沉闷僵化的教学气氛使学生丧失了自由表现的机会,抑制了学生进行创造的内在动机。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日本的学生有着宽松的课堂纪律,充裕的课余时间。美国的课堂纪律甚至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他们的中小学生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自由选择的娱乐活动中度过的,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教育氛围中,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创造力得到培养。日本近年来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的学校注重在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下,开展轻松宽裕的教育活动,同时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中国的中小学生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无限关怀而设计的种种作业中度过的,正是这种关爱,使孩子失去了个性、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隔了孩子的自由梦想,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创新力。 二、课堂教学形式 中国的课堂以班级为一个集体,以组为一个单元,固定不变。并且集中、统一授课,时间限定,整个形式过于单调、沉闷,对于中学或许可以,但对于小学就不大合适。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好动、个性四射的特点,多少会被这冷冰冰的课堂组织形式所压抑,在课堂上,课堂纪律井然有序,安静得如同公堂,上课坐要身直、手平放,两眼直视,学生言行受到严格控制。一位美国教师曾评价中国幼儿园:“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国外的课堂以班为集体,但每个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授课内容的不同而经常改变,并且不一定是集中统一授课,而是有序地轮流完成课堂任务。这种授课形式活泼有趣,趣味性、艺术性强,形式多样,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其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不仅如此,国外课堂的实践课程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譬如上厨艺课,课堂就设在厨房中;汽车修理课就在汽车旁进行,鲜有先讲书本理论而不实践的课程。这与国内的课堂组织刚好相反,先在课堂上理论课,而鲜有实践课。国外课堂教育组织形式灵活、新颖,注重个性与人格培养,善于将课堂教育与实际创造相结合,挖掘孩子们的创造力,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三、考试制度 我国是世界考试的故乡,也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在古代中国,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考试制度在选贤用能、兴教育才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明清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逐步僵化,成为禁锢教育、束缚人才的枷锁。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在国外,考试只是一个学习效果的检验工具。然而在中国,考试主要是作为筛选工具,分数不上录取线,就意味着被现行教育体制所淘汰。中外学生都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方法却不一样。国外的学校考试多采用等级制,而中国学校的考试则习惯于用百分制,认为百分制的区分度高,一分之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学生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升学就业。而在国外,考试的意图是鼓励创新思维,除数学外是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只要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取得某个答案的合理理由,即便答案不正确或不完善,一样可以拿高分,考核学生的能力素质和创新水平是外国教育的唯一目的。例如,国外的作文考题一般不定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因为小孩子的阅历本来就简单,写这种文章只会让学生“捏造事实”。题目一般都是有知识性的,而且能激起学生对这方面学问的兴趣,这些题目把作文的知识性、趣味性全部体现出来,还能激起孩子们的求知欲。而国内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还要训练学生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学生一写作文就觉得愁眉苦脸,毫无兴趣。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它重视的是应付考试,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而国外的教育重视的则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教育为主,重视的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中。由于这种差别,使得各自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能力上大不相同:国外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远强于中国同龄学生,中国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记忆能力远远高于外国学生。 四、教师的“角色定位” 中国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贯扮演“严师”形象,“教不严,师之惰”,老师越严厉,越能管住学生,才有威望,才能使学生服从自己的命令,顺利完成教学内容,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生看到老师跟老鼠看到猫,能躲多远就多远,这难道不是老师的悲哀吗?在学生看来,教师是绝对权威,极少有商量的余地,听话才是好学生的标准,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被无情抹杀。我们国家一般采用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外教师在课堂上扮演三种角色。一是“引导者”,教师很少照本宣科传授知识,而是向学生提出问题,提供主要资料,让学生自行完成。二是“指导者”,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进行点拨、提醒、指正,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不至于偏离既定学习目标和任务,也能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德、智、体、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协调发展;三是“朋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地位始终平等,师生可以互相探讨问题或争执,保留自己的观点,教师尊重学生,维护学生的人格与尊严,很少出现体罚学生、斥骂学生的现象。国外师生极为融洽,甚至有点自由、散漫,对学生限制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师生的关系显得较为呆板、生硬、紧张。” 纵观中外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如何把中外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知识经济依靠的是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如何点燃隐藏在青年人头脑中的智慧火种,让它燎原中华大地,出现一批又一批富有“梦想、创造性思维、发明”能力的年轻人,如何结合实际创新我国的教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作者简介:章佳玲(1987年-),女,汉族,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本科生,专业为科学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对比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教师继续教育作为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传统的教师继续教育做出多方面的变革,并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给我国当前的教师继续教育改革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发达国家 教师继续教育 启示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比较 世界各国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多样化表现为培训模式、培训形式和培训机构的多样化。培训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教师中心”模式。指通过设立专门的教师继续教育基地,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为主的模式。 2.“高校本位”模式。高等院校除保留传统的脱产进修高学历等方式外,还开办“教育诊断医院”、“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大力推行远距离教育,送教上门。 3.“学校本位”模式。由教师任职学校自主制定培训规划、自主组织培训活动。“以学校为中心”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是在原“以学校为基地”的教育模式基础上改建起来的。 4.教师职业发展学校模式(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简称PDS)。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大学教育与中小学合作创办的一种新型教师继续教育学校。其主要目的是改善大学教师教育的培训计划和给予在职教师职业发展的机会。 我国教师培训主要有学历培训和职业培训两大类。学历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教育机构(主要是高校)组织学员通过在职学习来提高学历层次的培训模式。职业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另一途径,其特征是形式灵活多样,因地因时制宜,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培训内容注重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的介绍,轻知识积累而重实践应用,尤其重视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的提高,培训方式主要有机构培训和校本培训。 二、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的立法比较 很多国家都通过教育立法提供多种多样的优惠,建立机构并制订教师教育的长期计划,让广大中学教师去学习和进修。在英国教师继续教育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对加强政策法规建设来提升教师继续教育的社会地位的认识,是经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并由此逐渐体现出政策法规的建设对教师继续教育发展所起的保证和推动作用。从1862年开始,为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颁发《毛利法案》,在建立职业学校的同时,要求任教教师进行技术知识的进修学习;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 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规定:“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是教师的义务之一。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99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这是我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全国性法规。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我国的继续教育立法一方面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不够完善。 三、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投入比较 各国在制定教师职后教育的有关制度和法规中对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英国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师入门训练、就业,以及在职进修的政策发展和实施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不断发展的、专业化途径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组织。1998年英国启动IT培训工程。布莱尔首相决定投资总额为6亿英镑的信息技术培训计划,力图通过培训教师学会计算机和掌握因特网来提高教学质量。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财政对继续教育的投入都相对少一些。虽然近两年国家一再提高对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但对于飞速发展的高等院校群体也是捉襟见肘。目前,全国的多数高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这种经费短缺的局面必然会造成教师继续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调查中,40%的教师反映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承担,25.7%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和个人承担,但也有17.1%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教师的经济能力有限,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势必在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同时带来经济的负担。 四、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立法工作,确保经费投入。 国家应完善教师继续教育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义务、条件、经费,使之制度化、立法化。经费保障是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有力支持,除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部分经费外,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继续教育费用的分担,逐步形成谁收益谁承担的观念。同时应该完善继续教育监督、激励和反馈机制。近年来,上级教育主管部分出台了许多提倡教师继续教育的措施,但是仍然停留在号召鼓励层面,硬性措施和规定较少,可供具体操作的措施少,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难以制度化。学校在支持鼓励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同时,应多渠道了解市场、高校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高校教师的培训计划,使教育资源的使用获得最优效果。同时应该广泛征求教师对于继续教育的要求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培训计划、内容和形式,使继续教育和培训能够得到实效。 2.构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的多样化。 除了进行学历补偿和提升,还可以利用本校教育资源,在校内进行对口学习进修,以满足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和需要。校内培训的优越性是:以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又以其具体的教学实践为落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各种知识讲座、校际观摩、案例研讨,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帮助骨干教师加速知识技能更新。去企业顶岗实践也是培训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养“双师”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有计划地分批安排教师去企业实习,更好地了解生产实际;与相关企业或者经营实体合作开展科研课题,开发产品,促进教师增强实践能力。 3.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模仿师范院校来设置自己的专业和课程。以教育学课程为例,“在职教师教育(包括专科、本科两个层次)的教育学课程实际上只是普通中师和高师(专科)的一种重复教育;也导致了培训内容只是零散式的,侧重于消除职前教准备不足的专业(文化知识)补偿。”一些教师在进修过程中学习相同或相似的教育学课程可能要达到三次。不难想象,这对教师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学习机会的浪费。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之一在于教师继续教育未能从整体上设计有特色的课程。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并对其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需要充分研究教师职后培训的不同需求,对目前实施的各种职后培训形式进行归类、分层建设,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并与职前培养贯通的各有侧重、彼此衔接、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比如骨干教师培训、中小学校长和行政干部培训等就可采取在教师教育机构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并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供受训教师选择。我们认为,一些已经被国外实践验证为行之有效的教师教育方法,例如,案例教学、工作坊、行动研究、反思日记、生活史(自传)分析、微格教学等都值得我们尝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 【摘 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近30年来中外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于的一个教学课题。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大众化,这就会引来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对此,教育工作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文章主要是就外国(以英国为例)的高等教育保障体制与中国的相比较,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中外教育;高等教育保障制度;重要性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的 (一)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保持和提高。随着接收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高等学校的层次性也在不断增加,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就是将各种教学、管理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保障达到预期的教学质量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有了高等教育保障系统才能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教育质量的双方面的问题。 (二)增加群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随着高等教育越来越大众化,对大学生的稀缺感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现在的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致使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产生了怀疑。高等院校之所以建立高等教育保障体系,也是为了能够向政府、雇主、学生以及家长提供质量证明,证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英国是构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比较早的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点是从内外两部分对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保障。 (一)外部监督。1.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QAA即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主要负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各方面的事宜,提供一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合理化改革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开的、公平的、客观的评定方式。以便教育相关者能够直接的、明确的得出高等教育质量的结论。2. 专门的课程认证机构。与中国不同,英国的课程认证是由专门的机构对学生进行统一的评估,例如,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毕业的时候他们会接受医学总会对其进行的专门的鉴定,以便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比较公平的得到毕业生能够胜任的工作。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大学及其课程进行鉴定。 (二)内部保障制度。1. 高校内部的部门。由于英国政府对各个高校的财政支持的大幅度的缩减,为保证财政的正常运作,学校采取了增加学费的措施,进而学校也将再度提高对教学质量的重视。QAA和高等教育界进行合作,制定一系列有关教育标准和教育质量的文件,高校的各个部门将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履行文件规定的义务。2. 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机构的监督只是一时的,并没有深入到每节课,而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的职业道德决定着授课的质量以及对学生的负责程度。英国教育部门对老师的职业道德约束是很高的。3. 学生及学生雇主评议。由于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学生和学生雇主的权益意识越来越强,以此在对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的时候,会充分的考虑学生及学生雇主的意见。 三、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 (一)内部质量保障体系。1. 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高考的成绩,这就进一步的强化了高考在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决定生源质量的因素不仅仅是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非智力因素,双方面的考虑才能决定生源的质量。2. 师资队伍及教师素质。现在大学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普通的本科学校对教师的最低要求是“双211”毕业的老师,主要的专业课任课老师则要是博士毕业生来担任。不过尽管入校授课的门槛很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教师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由此看来,各高校的教师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3. 师生比。师生比是决定一个学校的部分教学质量,一般规定1:14是优秀,1:16是良好,1:18是合格。 (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估方面,评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的比较权威的评估,另外一种是民间非政府机构对大学的排名。 四、英国质量保障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加强宏观监控。政府是外部监管单位中权力最大的一方,政府应该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管工作上更加注意细节,在宏观上更加具体的对教育质量进行监管。例如,出台一些监管细则或者建立专门专项的监管机构等。 (二)质量保障部门的密切关注。目前我国的一些省份已经建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成为教学质量的外部评估单位正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在督促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的同时也维护了学生的权益。 (三)高校内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年的积累,因此,学校内部实施全面的质量监督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都有教师评估制度,但是这项制度的准确性不高,一方面评估形式太过单一,另一方面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在增加评估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重视教育。 (四)建立毕业生反馈制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家长学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查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毕业生的水平,这将成为评估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因素。同时也会督促学校多加关注学生的就业情况。 五、结语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仅是为了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向前发展,而且还可以增强教育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就英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看,外部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以及专门的课程保障机构,内部同样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完善的制度和措施。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过于简单,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各种漏洞,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长处,来服务与我们的高等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思维异同比较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以大力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大量优秀人才,大家都为之交口称赞。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思维已经落后,无法跟进时展需要,在对比中外教育思维方面,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将讨论中外教育思维异同比较,为我国教育事业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教育事业中外教育思维异同由于人地理、历史、文化的不同,各个不同民族,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这些差异也广泛地反映在教育中。教育观念虽然作为一种无形的形态,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并且制约教育的活动方向。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成就最高的在《论语》中体现。大教育家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故而能做到因材施教。当他的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因此控制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原则。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的教育事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显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个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传统、教育观念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教育的落后牵扯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作为当代中国,教育应该站在统观世界教育的制高点上,审视和反思我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思维的异同,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改进,进行创新研究。 一、中外教育思维都强调以学生为本 目前的中外教育都强调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重在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实现其自我价值,学生不但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教育的对象。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主张从教育本身去考察教育的本质,揭示教育的规律及特点,发挥学生的价值及潜能,发掘学生的个性。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在《假如我当教师》一文中明确申述了以学生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他说,教师不应仅仅将自身的职业定位为教书,教师应当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而学生到学校来也不应仅仅是为了“读书”。法国一位成人教育专家曾经明确指出“教育并非终止于儿童和青年期,它应当伴随人的一生而持续进行。教育应当借助于这种方式,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永恒要求”。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认为,重视知识的考试和偏重智育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制造某种人格类型的工厂,培养同一种类型的人。马斯洛则指出,教育的本质是发展人的潜能,尤其是那种成为一个真正人的潜能;教育要在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实现需要的发展;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人的经验和个人体验的不同,每个学生都是有个别差异的,因此,人本主义教育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和个人价值观。 我国新课程改革突出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改变以往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这一局面,关注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的等相关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健康的身体及心灵的培养,使学生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责任感,使学生具有优良的品质,科学和人文素养,培养其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使学生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重点培养其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独立行为,让学生不过分依赖父母,鼓励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让教育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去适应教育;教育是单一的教会学生一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会自主,强调他们的表现力、主动性、创造性、好问态度、向权威挑战,以及各种活动能力、交际能力的培养等。学会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发现,学会合作,所以在美国学校有开设了不少选修课,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操作课、活动课、调查研究课等选修课,以供学生更好的自己学习。 西方有名的学府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早在15世纪就开始实施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因此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导师的照顾及关心。这些高等学府信奉学生的头脑并非仅仅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等待点燃的火种,而导师就能起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这一重要作用。 由于个体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因此每个学生心中的“火种”也不尽相同,教育过程中,只有集思广益,依靠各个方面的力量将不同的火种点燃,才能有效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这也说明了学生的中心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二、中外教育思维的差异 1.中国教育注重的是教学的单一性,外国教育注重的是教学的多样性。中国教育存在单一性特点,学生入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断的考试,考入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而国外并不是像中国一样把考试看成重点,美国初中升高中不用考,直接就升上去。高中升大学不像中国的高考,难上加难,即使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都不会有人考了满分,而美国比较简单,就是申请式的。中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单一的特点,是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在群体文化中,群体的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群体文化中把群体的整体利益当成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成了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同,中国人更关心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及看法,因此,常常会用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来获得群体的认同,达到统一性。这种求同的群体文化意识必然会投射在教育思想上,教师在评价一堂课怎样才叫上得好时,他们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教师在内容的讲解上,能做到层次分明,突出重点、条理清晰、板书规范整齐,便可视为标准化得教学,而学生只要能做到认真听讲,记好笔记,谦虚恭敬地回答教师的提问,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包括坐、立、举手的姿势都有统一要求规范,做好这些便能被视为好学生的标准。 学生在平时训练时也表现出单一性,采取“纸笔训练”,曾经就有这样一名考官在读题时,提示学生,让他们注意听题的时候,而学生们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拿起笔来在纸上做记录,一字不落的记录,这一动作给考官印象深刻,他感叹的是学生集中精力去倾听题目,然后他们就在纸上书写答案,整理出回答问题所需要的条目,不是用脑子独立加工信息。这些几乎是统一性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在平时的训练中造就的,小学到中学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参加各种笔试,做大量的家庭作业,根本就没有“无纸化的大脑直接反应性训练”。大学里的案例教学以参观为主,很少参与其中实际操作。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学生只是懂得理论知识,怎么用这个理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不能熟练掌握,以至于在工作时,对于领导的口头问题,很难解答。单一性的教育在实践中表现非常明显。 外国教育更多的是注重“多样性”教学,美国非常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其教育理念也强调个性化的差异及特征,因此美国人很小就开始接受独立的个体化的教育,其教育鼓励学生拥有自身的个性及独特的风格,提倡新颖的观念及做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自己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他们所接受的理念中观念也不一样,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群体中的一员,就好比是家庭、宗教群体、部落、民族或其他组织中的成员一样。所以能够在教育过程中,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及特点,自由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教学设计、方式及内容,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进行无压力地学习,备感轻松自由,其内在的活力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得以充分激发出来,达到了“多样性”教学目的。 2.教育上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孟子》卷五《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理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等级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上。教师作为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被塑造成学生顶礼膜拜、不可平视的对象,人人都有其适当的角色和位置。这样的等级、权威观念使得教育具有不平等性。学生没有置疑的可能性,对于不理解、不赞成的结论和观点在教师的教育下必须接受,使得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特性、自尊心和自制力逐渐被销蚀,没有了开拓和创新意识。 而外国文化则不同,他们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追求“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外国人坚信,每个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在教育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友好的伙伴,必要时刻教师给学生充当向导,学生从来不会屈就教师的权威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也没有受到不平等观念的制约,所以他们敢想、敢问、敢说、敢做,敢于向权威发起勇敢的挑战。 3.中国强调的是应试教育,外国强调的是实践操作教育。我国在教育改革下,一直以来强调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是改革这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本质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学生的成绩远不如中国留学生,然而数年后,其科研成果却比中国留学生多了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学生不仅仅是在读书,更注重自身的动手能力与创造精神的发展。 分数在中国成为老师的命根子,是家长的晴雨表。教师考核的标准是以学生的成绩作为标准,而孩子的成绩也成为家长考核孩子的标准。他们始终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而中国的升学标准也是以应试教育的标准而定的,所以家长的思想就有“不能上重点小学就不能上重点中学,不能上重点中学就不能上重点大学,不能上重点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幼儿园就让孩子学“藕、酱、凳、舞”这样复杂的字,美其名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孩子的综合性成长就被这些考试所埋没了,他们只是在考试上成绩优秀,对于现实的实用性,创新性,探索性等方面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人才已经严重与社会脱节了。 而外国在教育的思想上,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更为注重,加拿大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学校的基础教育不仅仅要给学生传授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应对社会,并能立足于社会的能力,要为学生走向社会做好准备,加拿大学校基础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人。教师在组织实用性课程教学时,对教材内容并不全部讲解。对某些章节,会让学生自己思考、动手实践。而基础教育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们常常从学生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做起。例如,加拿大进行基础教育的学校都将家政课作为必修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上,学生学校缝纫、烹饪、使用家电并学习对其进行简单地维护,学习喂养孩子,等等,其学习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在学习这些内容的同时,学生加强了自我参与意识,其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也得以有效地锻炼,与此同时,学生因此更加热爱生活,提高了其贡献社会的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与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中国教育价值观和中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比较与反思,分析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并对我国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 教育价值观;中国;西方;素质教育 一、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的教育价值观同样丰富多彩,包括有儒家的“以教治国”思想、墨家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道家的无意志自由理论、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但总体上,中国古代从西周的“学在官府”难以维持,学术向下转移到私人手中开始,在教育价值观上曾有过众家争鸣的局面,但自此以后,是儒家的教育价值观取得了统治地位。因而儒家的教育价值观整体上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其中尤重教育的政治价值和教化价值。 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是以社会需要为中心,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进入近代,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被延续下来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敲开了紧闭的国门,又由于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生,教育价值观已经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在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同时,比较注重经济实用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教育价值观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随着外国教育思潮的不断影响,后期也出现了注重个人发展的趋向。 我国当代的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达成了一个普遍认识,那就是“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要促使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本体价值认识的更新。到了90年代,我们大力倡导素质教育,教育的本体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还要体现在促进群体素质的提高上。今天,我们倡导创新教育,实际上也表明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的又一次进步,从21世纪的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来看待今天的教育改革,教育没有创新不行,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创新的素质也不行。 (二)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从人类自身需要出发,认为教育的价值应当由人的本性需要来决定,教育的目的只在于唤发人的天性,启迪人的智慧,完善人的个性,使人成为完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在西方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教育家的责任就不仅是为特定的国家培养公民。为了公正地对待人的天性,教育家还要培养青年为美好的生活作准备。”并且认为后者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而,他们把教育看成是逐渐实现人的本质规定和自身和谐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到中世纪,教会在西方社会占了统治地位,认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在于拯救灵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运动一反中世纪对人性的摧残,倡导人性的尊严和自由,把学校办成了远离社会尘世的“快乐之家”。因而人文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使人的天赋能力得到和谐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自然主义思潮涌起,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社会和个人都应“归顺于自然”,提出了“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的命题,主张要“回到自然”,顺应儿童自然本性。 20世纪初杜威试图把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综合起来考虑,他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教育就是生活”,因此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这种教育价值观一直延续到今天,存在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是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反,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教育价值不应该由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满足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是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人自身来培养人。 西方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就是教育的理想价值和教育的工具价值这两种教育价值观不平衡演进的历史,前者以个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主张教育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个体不断发展和完善方面,尤其是促使个人在人格、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自我实现。后者则以教育“社会效率”为出发点,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具有从事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并在道德上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富强。 二、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嬗变中不难看出,中西教育价值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方式来看,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之中的。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处于手工操作的水平上,这种以经验和体力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生产方式,客观上决定了当时生产力的维护和稳定对学校教育没有直接的要求。这样,学校教育始终远离生产,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所独占。另一方面,与古代中央集权和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适应,我国古代文化体系是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优秀的,而政治与伦理道德结为一体。而教育则是实现德政和教化的手段。学校教育始终以灌输伦理知识、进行道德训练为中心任务和内容,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教育价值观左右了人们的教育价值取向。 西方社会历来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这就使得西方的文化传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抗主义的色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着竞争,以竞争为特质的传统文化渗透于西方教育理念,从而决定了西方社会建立的是一套重视个体,重视权利,崇尚个人自由发展的“民主”教育。 三、我国素质教育价值取向的思考 通过中西教育价值观嬗变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人们教育价值取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汲取中西教育发展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的合理因素。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会引起教育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或革命。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我国应该建立的教育值价观念体系,并不是单靠理论的建构所能完成的,而需要通过历史和实践的洗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素质教育最终成为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价值导向、一种政府行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对教育的发展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自此,素质教育也就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追求的教育价值取向。[4] 素质教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从功利化、政治化时代走了向科学化、理性化时代。素质教育对人们多年来在处理教育价值冲突上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几年来的教育践中,存在着“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问题,使素质教育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而未能深化,特别是对素质教育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在社会的教育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个基本方面,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何使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协调统一起来,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和个体的需要,使素质教育成为能够兼顾社会与个体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许换(1985-),女,广东阳江人,硕士,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关于中外教育理念的比较和思考 摘要: 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是我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于中外一些现存的教育理念的比较和思考,并进一步分析其存在原因,旨在通过比较,寻找我国教育理念的不足,以促进我国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中外;教育理念;比较 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教育的历史悠久,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教育理念和管理体制与外国相比有诸多需改进之处,我们需要学习和分析他国教育理念,以便促进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1]。 通过对于一系列中外教育现象以及教育体制的学习探讨,不难发现中外教育的一项重大差别:我们以课本为世界,而人家是以世界为课本。学生教育亟需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课堂教学应加强“课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学生的视野能从狭小的“课本世界”扩展至广阔的“生活世界”。 一、个性化与社会化 有一项关于“中美学生道德认识比较”的调查,内含若干涉及道德认知的问题,当我们对中美两国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比较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学生社会化之差异。从中美学生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可发现两个基本现象: (一)美国学生对同一问题总是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其回答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而中国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这表明美国人在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没作统一要求,即没有向学生灌输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 (二)从美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攻击性。从中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一定的“体谅他人”的倾向,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忍让性。 这项调查显示出,中国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比美国学生高,而美国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学生高。 总之,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效益的社会化必然不是一律化,社会化的目的绝不是把所有个体都训练成一个模式。社会化也绝不是个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单纯的消极适应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应当包括个体对社会的积极适应与创造。在强调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2]。 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学生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学生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 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与社会相连的,了解社会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法国,除了日常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一般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组织学生每年到外地去,离开家长的照顾讨一段集体生活。 学生都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准备行装。时间为2—3周,或去乡村、山区,或去海边,而许多地方都有政府开设的类似夏令营的基地,长期供学生们使用。 也学些文化,但更多的是参与爬山、骑马、游泳、采集标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活动,充分接触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学校之外的广阔世界。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意识到,学校里所学的内容是与自己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使学生主动而且全面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向“广”的方向发展,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役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教科书上,学校生活则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3]。 二、关于考试外国压力也很重不仅考还要公开排名 杨福家教授谈中外教育差别在哪里,提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进学校的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的来讲,从古代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考试。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种贬义,实际上认为不然。考试要不要?要!考试本身其实并不坏,但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教育是一卷定终身。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杨福家教授,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99分。杨福家教授不认为99和100有什么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同事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就要公布今年最低录取分数多少,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 而在美国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有个sat考试,一年考7次,随便你什么时候考,满分1600分,进哈佛大概要1400分。但是没关系,负担不是太重,高一你就去考吧,你高兴什么时候去考就什么时候去考。 第二,高中四年要学220个学分,至于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个学分,每一门课5个学分,属于学分制。 第三,他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什么叫比,不是一张考卷是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一半,你考卷全部对了,给你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25分、30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都算分,这样子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中国很多学生总是要出国了,就找一些名人写推荐信,甚至于把草稿已经写好,我感到都是废话。杨福家教授介绍一个同学到了斯坦福,老师一看就行,为什么?这里面写了一句话,杨教授说,这个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一看这里有他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他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第五,个别来谈,很多同学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 在不少人印象中感觉国外的孩子很轻松,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考试的压力比我们的中学生还大。据南京外国语学校董正?校长介绍,以麻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初二到高二年级每年都会举行数学、英语、科学三门课的全州统考,不仅统一试卷,统一阅卷,还在媒体上公布排名。如果学校考不好,不仅校长,教育局长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整改之后仍不见起色,校长要么遭免职,要么学校因为声誉差学生纷纷转学。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是,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价会很贵,择校的家长也很多。英国孩子就更不轻松了,夏副校长介绍,英国学生在7、11、14、16岁时要参加4次全国统考,成绩优秀的进入a水平预科阶段。国家会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所有中小学生在网上公开排名,由于出生率在逐年下降,学校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三、关于选修课:即使一个学生想学也开 虽然美英的学校和学生都在背负巨大的应试压力,但对素质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却倍加重视。董校长说,他在美国“跟踪”了夏伦中学的校长整整5天,发现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交往、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形式来实现。美国一些名牌高校对学生综合能力非常看重,比如麻省理工今年就拒收了一半sat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满分学生,原因就是因为综合能力不过关。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也是如此,学校有58个社团,选修课设置非常多,可以说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争取开设,没有老师就请辅导员,比如让警察来教防卫知识,让医生来教紧急救助等,即使是一个学生想学学校也会开,比如:演讲、集邮、冰球、中文等。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和别人相比,对生活自信,交往能力强,伊顿公学已培养出了19位首相。 四、制造神童与保护天性 曾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是幼儿园老师教的。这位母亲一纸诉状将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而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这种能力就丧失了。这位母亲以幼儿园剪掉了孩子一只幻想的翅膀而限定了孩子的能力为由,要求幼儿园赔偿孩子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结果是,法庭判幼儿园败诉。在这里,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高校中也是如此。而相比较之下,深圳一名五岁女童在其父母的训练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现已能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020位,创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 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加大学习量是我国教育中最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目前我国的超常教育其实只是“使常态学生变成超常学生的教育”。以牺牲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代价,仅获得昙花一现的辉煌。在过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有没有想象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学业知识[4]。 以绘画交流举例,中外学生的绘画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外国学生的画从题材、画风、构图、色等方面来看都显得很自由,而中国学生的画面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教过的痕迹特别重,画面中凸显不出学生自己的风格。 原因在于什么呢?我国的教育方法是先画出示范画或者给所有的学生指定同一个参照标准,模仿着画,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们的模仿程度来评价谁画得好,画越相似就越好。 把既有的审美标准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看法,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即定的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刻意模仿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化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丧失了天然的想象力与原创性。 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不应过早地告诉学生某一种既定的标准,否则会使她们的思维缺乏弹性而定型化。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培养艺术技能和熟练技巧,创造力与想象力受到忽略,他们只能模仿而难以走向创造。中外美术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是美术技能重要还是自我表现重要。 放眼于世界,日本的教育具有大国的风范,注重培养学生关注世界。譬如,在活动室里挂着巨型世界地图。当学生们吃中国豆腐时,就在地图上找中国;吃西班牙海鲜饭时,就以最快速度在地图上找西班牙;吃麦当劳时则顺便将美国介绍一番。日本的学生唱各国的民谣,唱到哪国的民谣,就同时介绍该国的相关知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时,人家在教学生放眼全世界。 五、关于班级尽管没有班主任但秩序井然 和我们不同的是,英国学校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班级,但学校秩序井然,学生习惯良好。让夏副校长疑惑的是,难道他们的老师比我们能干?难道他们的孩子就那么听话?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他在中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老师要求学习好的学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共同进步,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而在英国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英国的孩子同样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课堂教学为例,中国学校强调学生要乐于助人,而课堂的学习过程是个人独立的,而英国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一直是合作的。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也往往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教方式,但现在则寻求完整的教育,渗透的教育。虽然没有固定的德育课程、德育老师、班主任,但实际上每一堂课,每个老师都承担了这种教育的职责。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中外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种种差异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教育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沉淀和融合,虽然本文没有提到,但对于国外的教育理念,也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国内的也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在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应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听从学生们的心声,在考虑教育发展大局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人性化思维、“人本位”理念,取长补短,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完善我国的教育事业,从而促进我国教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模式对比探究 一、几种不同教育实习模式介绍 1.美国的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州全部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未来教师由各大学师范学院或师资培训机构培养。到60年代末,人们发现,美国这一“开放式”的教师培养模式并没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美国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专家们对如何培训高质量教师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教育专家将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引入教师培训之中。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知识都可以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回答世界“是什么”问题的知识,被称为陈述性知识。第二类为回答“怎么办”问题的知识,被称为程序性知识。后者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熟练的技能,被用于经常出现的情况;第二类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认知策略”,被用于新颖的,需要创造性的情境。第一大类知识可以通过看书或教师的传授获得;第二类知识因涉及“怎么办”的个人经验,必须通过实践和个人体验才能获得[lj。研究者按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专家和新手对比的方法,分析专家教师和新教师之间的差异,发现专家教师和新教师陈述性知识不仅内容有差异,其组织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导致二者的教学能力有显著的差异。 师资培训正是为了缩小新手与专家教师之间的差异,对新教师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训练。这种训练模式应用于教育实习,形成了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由于教学能力的形成是由受训者所具有的两类知识决定的,为了丰富学生的陈述性知识,美国教师教育机构采用增设教育理论课程的方法,使这部分内容占教师职前培训内容的25%。同时,为丰富程序性知识,将教育实习时间加长,占职前培养内容的12%。具体操作是:将整个教育实习分成三种类型:模拟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模拟实习:基本上在教育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采取微格教学的方法,利用声、像手段对师范生应掌握的各种教学方法、技巧进行选择性模拟,对学生的讲授录像后由指导教师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使学生形成清晰的自我图式,并最终熟练掌握整个教学过程的各种技能。教育见习:主要让学生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协助中小学教学工作,并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在某些学院,这项活动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并贯穿于二、三学年。教育实习:在一名校方指派教师的指导下,每个实习生到校方认可的一所公立中小学开展教学。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出每月和长远的教学计划,一开展教学和评定中小学生等,并从中验证和再现己得出的结论,进而形成自身的教学风格。大学则派视导人员进行不少于6次定期视察,评估教学进展情况。教育实习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时间长短各州不等,一般都规定了最低下限,有的州总教育实践时间为1年。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实习的内容被进一步拓展,表现在实习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强调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方面。 2、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 随着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师人数相对过剩,教师质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英国政府在1983年向众议院提出“提高教师质量”的白皮书,对新教师的培养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对师资培养的要求,严格选拔学生,明确课程标准,重视实践经验[2j。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发现师资培训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范生教育胜任能力,突出中小学在培训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霍依勒就指出:中小学教师具备的知识和实际运用知识的方式与师范生在高等学校发展起来的一些知识和运用方式有所不同。两类知识属于不同类型,都是师范生应掌握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否己具备参与培训师范生的资格,而是如何合理地综合两类知识,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培训师范生。 在1992年到1994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制定有关教师的培训条例,明确提出教育胜任能力应包括:组织教学内容和制定教学计划能力,课堂教学和管理能力,会使用教学策略,具有教学评估能力:指出教育胜任能力是衡量培训效果的“优秀标准”;中小学方面要在教师教育胜任能力的培养上负“首要”责任。这一条例的实施,逐渐形成了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其一是大学的教育学院培养本科学历的新教师:其二是一种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生完成培训后可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第一种类似于我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实习方式上,大学与中小学校在双方互惠基础上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成立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局及大学教育学院组成的“伙伴关系指导小组”。实习生指导教师有两类四种:一类来自实习学校。其中一种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实习生的教学实习,并同大学的指导教师合作指导实习生:另外一种是专业指导教师,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学科指导教师的工作,对实习学校工作的总体进行布置。另一类来自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中一种负责联络:另一种为教学指导教师,负责对实习生所授学科的评价和指导。在实习时间和要求上,由于实习的要求明确具体,实习过程中突出“重负荷教学训练”的特点,实习生需承担教师工作量的1/3,约每周10节课。实习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不少于20周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第二类培训模式是针对第一种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实习生无法透彻地领悟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不能完全掌握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教育教学方法,而提出的教师培训模式。如莱斯大学的师资培训计划[3j,它通过对本科生经过一年教育专业的培训,使其获得硕士学位。 3.德国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 德国历来重视师资培训,每次重大教育改革都把教师培养的改革作为重要课题。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的必经阶段,在德国自从建立师范教育以来就很重视教育实习工作。1696年,弗兰克创设了教师研习班,选择优秀的学生施以5年的课程,其中包括见习、试教及每周定期的教学问题讨论。1826年普鲁士皇家“通谕”首次在法令上诏告设立实习教师见习研习班,并正式确立取得教师资格须经过两次考试,在两次考试中须经3年的实习。1970年以后,西德各邦均实施实习教师体制及第二次国家考试立法。规定任教者必须通过修业和见习两个阶段。修业阶段是学完规定的课程,包含作为“学校实践教育实习3次共12周”,要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再进入见习阶段,见习包括教学见习和教育实习,时间在1年以上。实习期间每周上12课时及制定教学计划,学习教授法等。实习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获得教师资格。 4.我国的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教育起步较晚,第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学校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高师教育实习的理论及实践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成果引入教师培训,对教师行为及课堂监控能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具体成效。[5:[63在实践方面,教育实习的改革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有了新要求,使教育实习时间有所增加,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至6周,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并明确规定了新教师试用期为1年。实习方式多样化,有校内的模拟实习及到中学教学见习、教育实习:实习地点由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校带队教师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实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外,还增加了课外活动指导,参与中小学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师范生的综合素质[7:。 二、几种教育实习模式的比较 教育实习模式主要用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教育实习形式、教育实习的方式、教育实习的时间来表征,现将4种教育实习的特征。由此表可看出,在教育实习的形式上几种模式没有多大差异,但在实际运作中,教育实习所经历的时间,实习的方式及达到的目的大不相同。在教育实习目的要求上,美国、英国的两种模式对学生的各项技能要求比较具体,便于教师的指导和评价。德国则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通过部级的考试方能任教[8j。我国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则过于笼统,不利于对实习生的评价。另外,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并开始实施通过1年或1年以上的教育实践,培养教育硕士的计划,这说明其师资培养逐渐向“研究型”方向转变,使职前培养与在职进修界线日益模糊,体现出终身教育的思想。而我国尽管教育实习形式、方式趋于多样化,但仍处在理论一应用层次,且在较短的教育实习期间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教学研究能力。在教育实习的时间安排上,美国、英国、德国的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绝对时间长,对教育见习都有明确的任务,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而我国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特别是教育见习时间仅仅为几课时,是结合教育学及学科教学论等课程的学习所开展的活动,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生无法真正了解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学校的教学实际。 从教育实习的方式上看,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基地较稳定,且师范生所选择的实习学校往往是毕业后就业的场所,因此中小学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而我国的师范院校虽然也建设了一些实习基地,但对众多实习生来说,稳定的实习基地相对太少,且中小学由于受到升学压力,担心教育实习影响其教学质量,对教育实习并不热心。因此每年教育实习时,高校组织者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实习学校,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出现实习难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部分师范院校对教育实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重视模拟实习,延长实习时间,建设稳固的实习基地等,但总体上讲我国的教育实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我国的教育实习理论研究滞后,目前仍处在理论一简单应用层次,实际上理论与实践呈分离状态,从而教育实习改革不教育实习的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仅仅是实习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不断分析总结基础上,从课程设量、实习目的要求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改革,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实习模式。三、改革我国教育实习模式的建议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两段式螺旋上升的教育实习模式。即:将理论一单应用的模式按学生的认识顺序扩展为感性经验一理性认识一实践应用一理论提高的模式,将教育实习分成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两部分。 具体操作是: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布置教育见习的任务,让学生明确目的要求。在第七学期开始就进行为期3周的分散式教育见习。这种见习主要参照英、美的见习方式,制定详细的见习计划及任务表,并延长见习时间,使实习生有章可循,可避免我国的盲目走过场的见习方式。让实习生了解中学教学过程,观摩专家教师的教学活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3一4课时的实际教学。见习结束后学生回校学习学科教学论,实现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同时学习美国的模拟实习,采取微格教学的方式分别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至第七学期结束时每位学生都必须参加教学技能考核,考核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第八学期的教育实习。至于考核的内容、范围及标准则主要利用我国有关教学技能训练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德国部级考试的有关标准来制定,使之适应我国师范生的现有水平。教育实习排在第八学期开始,为期8一10周,吸取英国的教育胜任能力内核制定较详细的实习目标,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这样可避免我国实习目标模糊,不利于考核和评价的缺点。在实习同时实习生必须进行教学论文的设计。要求学生采用调查法、问卷法、谈话法等各种方式收集相关信息。教育实习结束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使每位学生完成教学论文,并开展教学论文的评选活动,使学生的认识实现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再一次飞跃。有条件的学校,在此基础上还可挑选一批师范生经过进一步的教育理论学习及实践的锻炼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思想差异研究 摘要:校训是学校治校精神和宗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指导性、稳定性,体现一所大学所追求的教育和治学的价值观。本文通过中西大学校训的考察,以此来探求中外教育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大学;校训;差异 一、大学校训的内涵 校训,一般定义为:“学校制定的全体师生需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从解释中可看出,校训具有规范性、指导性,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师生的行为与道德,使之符合学校所追求的教育理念及价值取向。学校精神和文化的灵魂是校训,因此,中外大学都十分重视校训的制定与诠释。不同学校的校训各有不同,反映的不仅是一国的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的差异,更体现的是不同学校的教育文化理念及精神的追求。 二、中西校训思想内容的比较 (一)中国校训的思想内容 中国大学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也随之传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德思想、教育理念等思想和社会现实制约的影响,导入我国的西方教育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现代与传统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不断的调适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我国大学独有的充满自身特色的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和宗旨,这在校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引经注典,承续传统 各类大学不约而合地引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著作和耳闻则诵的名言警句,有湖南大学、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源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1];南京师范大学的“笃实敏行”出自《论语•子张》;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出自于《礼记•大学》……这些都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着大学教育和治学精神的培养,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伟大生命力[2]。 2.顺应时代,紧随潮流 通过深入分析和考察各类大学校训拟定的历史发展及校领导对其内涵的解释,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在一方面坚持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将其发展,使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浙江大学将“求是”作为校训,并将其在学校的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扬与倡导。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院为浙江大学的前身,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3]。1938年11月,当时的校长竺可桢提出并决定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在此后的多次会议和演讲中对“求是”进行深刻阐释,并于1941年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就“求是”的内涵解释为牺牲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对此,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竺可桢校长赋予“求是”的时代气息,即要求大学教育要紧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追求科学真知,服务社会[4]。 3.中西合璧,相辅相成 在中国教会大学的校训中尤为显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与西方大学理念的融合。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的一语,其英语校训“光和真理”则是来自西方传统格言,这两则格言的结合反映出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璧,这是一种在结合古典儒家的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又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体现,表明了中国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质[5]。 (二)西方校训的思想内容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尤其受基督教的影响深刻,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强烈倡导“独立”、“自主”、“自由”等教育理念,这些都在西方大学校训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如牛津大学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以“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为“让真理与你为友”、普林斯顿大学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定为校训[6]。将校训进行解读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校训多为简练语言,寓意深刻,丰富蕴涵各类大学的价值观,如求知、求真和捍卫学术自由与独立等。同时,紧随时代的步伐,将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理念在校训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三、比较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大学,仍然受传统思想“大学之道”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从大学校训中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在了当代大学教育凸显出来的问题上。目前的高校教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以死记硬背为主、重分数和理论轻实际,教育方法和思想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常见。另外,受本文主义思想影响,校园里缺乏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而在西方国家,如哈佛大学,在进现代100多年的发展中,尤其重视借鉴和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优秀的先进的教育经验,开拓创新,开创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新时代。其成功之道在于掌握并发扬了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等教育精神。俗话说的好:“借他山之石,可攻玉”,我国大学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必须要向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自身特点,进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虽然中西大学的校训在思想内容方面受各自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都真实的体现出各自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其校训内容都蕴涵了各所大学教育的宗旨、理想、精神、责任、价值观和质量观等,也都体现出现代大学的目标:各类大学都应在“自由”和“自治”精神的引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唐薇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探究 【摘要】笔者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系统研究在二语习得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研究表明,在高职英语教育中实行该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外教师自身的发展,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育 中外教师 合作教学 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信息的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007年,教育部提出“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聘请国外学者和专家来华从事专业课程和双语教学工作”的建议。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于2012年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承担英语教学工作,积极探索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之路。 一研究背景 1.理论背景 在有关二语习得的理论研究中,克拉申的语言习得理论最具影响力,其理论体系的优秀为“习得—学得区别假说”,这一理论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习得—学得区别假说”提出,习得是潜意识的过程,它是注意的是自然结果。而学得则是有意识的过程,即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讲授,再加上有意识地进行联系和记忆等辅助性活动,从而使学生掌握和了解语言的过程。克拉申指出,习得可以直接促进学习者发展其第二语言的能力,而学得则可以在其语言运用中发挥监控作用。习得和学得两者若能协调好,就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在高职英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注重学生系统的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学生英语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高职英语教师应努力为学生营造“习得”英语的自然环境,激发学生的英语交流欲望,让学生在交流的语境中自然地习得英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能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习得”和“学得”有效整合,中外教师利用自身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方面的优势,为学生创设立体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有效“学得”的同时,通过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提高其英语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合作教学是指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教师协同担任统一群组学生的教学任务。合作教学通常有6中模式: (1)一个教,另一个观察; (2)一个教,另一个巡视; (3)站点教学; (4)平行教学; (5)交替教学; (6)小组教学。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是在高等学院大量引入外籍教师参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指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中方教师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共同合作,完成一定教学内容的形式。 2.实践背景 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自2012年9月引进第一名外籍教师至今共引进了14名外籍教师,现在共有6名外教同时任教,她们分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外籍教师授课的班级集中在教育学院、旅游学院和工商学院,主要教授的对象为各学院大一新生,主要教授的课程为职业英语。在职业英语的教学中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为平行关系模式,即每周的职业英语课时由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各承担一半,我校英语教师主要负责英语语法知识的讲授以及英语等级考试的培训,外籍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进行英语听说训练。学生英语成绩的评定采取两位教师的评定结果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我校英语教师的评定结果占70%,外籍教师的评定结果占30%。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之间除了教学对象相同以外,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几乎没有交流和合作,各自为政。外籍教师由于对中国学生的性格、学习方式、习惯、需求不了解,对中国英语教学现状不了解,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因此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把握重点、难点,只能一味地依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教学,随意性比较强。我校是高职院校,职业英语课程应该是为学生将来在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实用性人才,英语教学应贯彻“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方针。外籍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我校教师的引导,很难把握这一尺度。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充分发挥外教资源优势,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我校外教资源,提高高职英语的教学质量呢?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过程 1.实验前提 在实验中,笔者为了研究中外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先假设:我校教师比外籍教师更了解我校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和具体学习情况,但外籍教师则要比我校教师在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英语文化的了解方面更胜一筹。因此,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模式研究就在于寻找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的最佳结合点。传统的职业英语课堂,大多是教师滔滔不绝,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按部就班,课堂氛围单调。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英语教学的单一模式,中外教师同时深入英语课堂教学,能够进一步加强师生间的语言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在中外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语语言教学方法的交融。 2.实验对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酒店管理专业、会展策划专业、国际商务专业、计算机应用专业2014级新生,共13个班,639人。3.实验时间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4.实验内容以二语习得理论为指导,构建高职职业英语教学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我校教师负责英语语言知识的系统输入,外籍教师负责英语语言技能的操练输出。中外教师就合作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形式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采用中外教师交替授课的方式,即我校教师授课(每周四节)讲授教材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而外籍教师(每周两节)以口语课的形式,介绍教材中每单元内容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及与专业相关使用的英语口语。同时建立中外教师共同评估的教学反馈机制,中外教师共同对合作教学的课堂进行观察和巡视,测评课堂教学效果。实验具体实施如下: (1)中外教师合作备课。中外教师基于所教学生的特点及专业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每周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上的具体分工。 (2)中外教室合作上课。在职业英语课堂教学中,中外教师主要采取平行教学、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这三种合作方法进行教学。在合作教学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主要采用的是平行教学的模式。通过合作备课,我校教师主要负责讲授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要点,外籍教师则主要负责对每单元的文化背景进行讲解,并对与课文内容和专业相关的主题进行口语训练。同时在平行教学的过程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还穿插采用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的教学合作模式,即当一位教师在讲课时,另一位教师在教室后听课,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教师的授课情况,并且在不影响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课的前提下,在教室中巡视,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 (3)中外教师合作答疑。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定期同时为学生辅导答疑,为学生解决英语语言知识及英语文化方面的疑问。 (4)中外教师合作课后拓展。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课后及时沟通,定期开展教研活动,讨论课堂教学效果,建立即时教学反馈机制,共同主持与参与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营造丰富的英语实践环境。 (5)中外教师合作评价。学生的职业英语课程评价最终由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在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根据其课堂参与情况、作业汇报情况、口试成绩以及笔试成绩共同评定。 5.实验结果 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由于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教师,受教育理念、认知及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质量评估难度加大。因此,本次实验没有采用量化的指标,即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来判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班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提高。而是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学生在英语学习积极性和英语应用能力方面进行评定。笔者随机选取了实验对象中的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是否喜欢职业英语教学中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二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是否有明显提高,三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有明显提高。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98%的学生表示喜欢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90%的学生表示在中外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语言环境轻松自然,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也有了明显的提高;92%的学生反馈其一年来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方面。 三研究结论 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外籍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又能够发挥中方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中的优势,使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角色和中外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这种高职英语教育中新的教学模式可以充分提高高职专业英语教学效果,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1.合作教学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 中外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特点和教学方法,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弥补中外教师之间的教学差异,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首先,中方教师长期在国内执教,非常熟悉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了解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因此,中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入浅出地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进行指导。在中方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系统有序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从而保证了语言输入的质量。其次,外籍教师更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和历史,熟悉各种环境下的英语日常用语,英语语言的驾驭能力强,因此能够更好地进行英语口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语言输出的质量。 2.合作教学可以促进中外教师的自身发展 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教学水平。就中方教师而言,可以学习外籍教师从学生角度出发,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思考,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教育理念;就外籍教师而言,可以学习中方教师对细致处理教材和明确规划教学进度的方法,使教学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语言水平。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互动机会增多,在合作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中方教师可以学习到外籍教师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纯正的英语语音,这有利于中方教师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水平。中方教师也可以帮助外籍教师提高其汉语水平。 3.合作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根据语言习得理论,人们习得语言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信息的理解,即理解性的信息输入和理解性的信息输出。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系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同时也能增强其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在合作教学的课堂上,外籍教师可以很自然地把语言知识的教学与语言文化本身结合在一起,课堂氛围轻松愉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比较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同时,外籍教师幽默而又极具鼓励性的课堂语言,能帮助学生克服英语学习中的焦虑、缺少自信心等负性心理情绪,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学生以自信、愉悦的情绪参与到合作课堂中来,必定能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总的说来,在二语习得理论下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为高职英语教育提供新的思路,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师理念和视野的国际化,最终提高高职英语教学的质量。 作者:高英 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模式对比 一、几种不同教育实习模式介绍 1.美国的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州全部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未来教师由各大学师范学院或师资培训机构培养。到60年代末,人们发现,美国这一“开放式”的教师培养模式并没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美国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专家们对如何培训高质量教师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教育专家将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引入教师培训之中。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知识都可以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回答世界“是什么”问题的知识,被称为陈述性知识。第二类为回答“怎么办”问题的知识,被称为程序性知识。后者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熟练的技能,被用于经常出现的情况;第二类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认知策略”,被用于新颖的,需要创造性的情境。第一大类知识可以通过看书或教师的传授获得;第二类知识因涉及“怎么办”的个人经验,必须通过实践和个人体验才能获得[lj。研究者按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专家和新手对比的方法,分析专家教师和新教师之间的差异,发现专家教师和新教师陈述性知识不仅内容有差异,其组织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导致二者的教学能力有显著的差异。师资培训正是为了缩小新手与专家教师之间的差异,对新教师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训练。这种训练模式应用于教育实习,形成了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由于教学能力的形成是由受训者所具有的两类知识决定的,为了丰富学生的陈述性知识,美国教师教育机构采用增设教育理论课程的方法,使这部分内容占教师职前培训内容的25%。同时,为丰富程序性知识,将教育实习时间加长,占职前培养内容的12%。具体操作是:将整个教育实习分成三种类型:模拟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模拟实习:基本上在教育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采取微格教学的方法,利用声、像手段对师范生应掌握的各种教学方法、技巧进行选择性模拟,对学生的讲授录像后由指导教师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使学生形成清晰的自我图式,并最终熟练掌握整个教学过程的各种技能。教育见习:主要让学生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协助中小学教学工作,并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在某些学院,这项活动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并贯穿于二、三学年。教育实习:在一名校方指派教师的指导下,每个实习生到校方认可的一所公立中小学开展教学。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出每月和长远的教学计划,一开展教学和评定中小学生等,并从中验证和再现己得出的结论,进而形成自身的教学风格。大学则派视导人员进行不少于6次定期视察,评估教学进展情况。教育实习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时间长短各州不等,一般都规定了最低下限,有的州总教育实践时间为1年。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实习的内容被进一步拓展,表现在实习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强调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方面。 2.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随着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师人数相对过剩,教师质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英国政府在1983年向众议院提出“提高教师质量”的白皮书,对新教师的培养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对师资培养的要求,严格选拔学生,明确课程标准,重视实践经验[2j。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发现师资培训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范生教育胜任能力,突出中小学在培训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霍依勒就指出:中小学教师具备的知识和实际运用知识的方式与师范生在高等学校发展起来的一些知识和运用方式有所不同。两类知识属于不同类型,都是师范生应掌握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否己具备参与培训师范生的资格,而是如何合理地综合两类知识,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培训师范生。在1992年到1994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制定有关教师的培训条例,明确提出教育胜任能力应包括:组织教学内容和制定教学计划能力,课堂教学和管理能力,会使用教学策略,具有教学评估能力:指出教育胜任能力是衡量培训效果的“优秀标准”;中小学方面要在教师教育胜任能力的培养上负“首要”责任。这一条例的实施,逐渐形成了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教育实习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其一是大学的教育学院培养本科学历的新教师:其二是一种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生完成培训后可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第一种类似于我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实习方式上,大学与中小学校在双方互惠基础上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成立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局及大学教育学院组成的“伙伴关系指导小组”。实习生指导教师有两类四种:一类来自实习学校。其中一种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实习生的教学实习,并同大学的指导教师合作指导实习生:另外一种是专业指导教师,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学科指导教师的工作,对实习学校工作的总体进行布置。另一类来自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中一种负责联络:另一种为教学指导教师,负责对实习生所授学科的评价和指导。在实习时间和要求上,由于实习的要求明确具体,实习过程中突出“重负荷教学训练”的特点,实习生需承担教师工作量的1/3,约每周10节课。实习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不少于20周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第二类培训模式是针对第一种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实习生无法透彻地领悟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不能完全掌握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教育教学方法,而提出的教师培训模式。如莱斯大学的师资培训计划[3j,它通过对本科生经过一年教育专业的培训,使其获得硕士学位。 3.德国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德国历来重视师资培训,每次重大教育改革都把教师培养的改革作为重要课题。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的必经阶段,在德国自从建立师范教育以来就很重视教育实习工作。1696年,弗兰克创设了教师研习班,选择优秀的学生施以5年的课程,其中包括见习、试教及每周定期的教学问题讨论。1826年普鲁士皇家“通谕”首次在法令上诏告设立实习教师见习研习班,并正式确立取得教师资格须经过两次考试,在两次考试中须经3年的实习。1970年以后,西德各邦均实施实习教师体制及第二次国家考试立法。规定任教者必须通过修业和见习两个阶段。修业阶段是学完规定的课程,包含作为“学校实践教育实习3次共12周”,要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再进入见习阶段,见习包括教学见习和教育实习,时间在1年以上。实习期间每周上12课时及制定教学计划,学习教授法等。实习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获得教师资格。 4.我国的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教育起步较晚,第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学校—南洋公学师院建于1879年。由国家正式办理师范教育,则从根据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随之产生了近代师范教育实习。1916年颁布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规定,要增加教育实习时间,“教育实习,除各科教授外,凡关于管理等事项规章应随时指导”。匡这种理论一应用型教育实习模式到80年代仍在使用。其教育实习目的在于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检验所学专业知识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熟悉和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及管理情况,以尽快实现由学生到教师角色的转变。教育实习的时间专科4周,本科为6至8周。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高师教育实习的理论及实践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成果引入教师培训,对教师行为及课堂监控能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具体成效。[5:[63在实践方面,教育实习的改革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有了新要求,使教育实习时间有所增加,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至6周,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并明确规定了新教师试用期为1年。实习方式多样化,有校内的模拟实习及到中学教学见习、教育实习:实习地点由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校带队教师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实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外,还增加了课外活动指导,参与中小学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师范生的综合素质[7:。 二、几种教育实习模式的比较 教育实习模式主要用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教育实习形式、教育实习的方式、教育实习的时间来表征。在教育实习的形式上几种模式没有多大差异,但在实际运作中,教育实习所经历的时间,实习的方式及达到的目的大不相同。在教育实习目的要求上,美国、英国的两种模式对学生的各项技能要求比较具体,便于教师的指导和评价。德国则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通过部级的考试方能任教[8j。我国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则过于笼统,不利于对实习生的评价。另外,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并开始实施通过1年或1年以上的教育实践,培养教育硕士的计划,这说明其师资培养逐渐向“研究型”方向转变,使职前培养与在职进修界线日益模糊,体现出终身教育的思想。而我国尽管教育实习形式、方式趋于多样化,但仍处在理论一应用层次,且在较短的教育实习期间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教学研究能力。在教育实习的时间安排上,美国、英国、德国的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绝对时间长,对教育见习都有明确的任务,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而我国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特别是教育见习时间仅仅为几课时,是结合教育学及学科教学论等课程的学习所开展的活动,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生无法真正了解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学校的教学实际。从教育实习的方式上看,美国、英国、德国的教育实习基地较稳定,且师范生所选择的实习学校往往是毕业后就业的场所,因此中小学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而我国的师范院校虽然也建设了一些实习基地,但对众多实习生来说,稳定的实习基地相对太少,且中小学由于受到升学压力,担心教育实习影响其教学质量,对教育实习并不热心。因此每年教育实习时,高校组织者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实习学校,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出现实习难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部分师范院校对教育实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重视模拟实习,延长实习时间,建设稳固的实习基地等,但总体上讲我国的教育实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我国的教育实习理论研究滞后,目前仍处在理论一简单应用层次,实际上理论与实践呈分离状态,从而教育实习影瞥改革不教育实习的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仅仅是实习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不断分析总结基础上,从课程设t、实习目的要求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改革,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实习模式。 三、改革我国教育实习模式的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两段式螺旋上升的教育实习模式。即:将理论一单应用的模式按学生的认识顺序扩展为感性经验一理性认识一实践应用一理论提高的模式,将教育实习分成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两部分。具体操作是: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布置教育见习的任务,让学生明确目的要求。在第七学期开始就进行为期3周的分散式教育见习。这种见习主要参照英、美的见习方式,制定详细的见习计划及任务表,并延长见习时间,使实习生有章可循,可避免我国的盲目走过场的见习方式。让实习生了解中学教学过程,观摩专家教师的教学活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3一4课时的实际教学。见习结束后学生回校学习学科教学论,实现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同时学习美国的模拟实习,采取微格教学的方式分别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至第七学期结束时每位学生都必须参加教学技能考核,考核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第八学期的教育实习。至于考核的内容、范围及标准则主要利用我国有关教学技能训练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德国部级考试的有关标准来制定,使之适应我国师范生的现有水平。教育实习排在第八学期开始,为期8一10周,吸取英国的教育胜任能力内核制定较详细的实习目标,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这样可避免我国实习目标模糊,不利于考核和评价的缺点。在实习同时实习生必须进行教学论文的设计。要求学生采用调查法、问卷法、谈话法等各种方式收集相关信息。教育实习结束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使每位学生完成教学论文,并开展教学论文的评选活动,使学生的认识实现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再一次飞跃。有条件的学校,在此基础上还可挑选一批师范生经过进一步的教育理论学习及实践的锻炼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实习改革方向 一、中国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是高师教育实习改革向纵深发展的10年。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对加强教育学科课程和教育实践环节的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二年制师范专科8个专业教学计划》,将教育实习时间由原来的4周增至6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改变专业设置偏窄的状况,拓宽专业业务范围,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和训练,发展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培养,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高师教育实习的改革从转变观念,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教育教学基本功的要求,有了新认识、新措施,高师教育实习也有了新的起点。主要表现在教育实习内容、时间、形式、管理和实习基地建设上。 (一)教育实习内容扩展 由主要是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扩展到课外活动指导、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方面,以培养实习生教育教学能力、社会工作能力和初步的教学科研能力。有的高师院校还结合教学计划,安排平时的见习、观摩,形成经常性的基本功训练和分阶段的教育实习相结合,并撰写教育论文。 (二)教育实习时间略有增加 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到6周,师专一、二年级的见习、观摩时间结合教学计划另行安排学时,其它实践环节的训练机动安排,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有的顶岗实习还延长为一学期。 (三)教育实习形式多样 这一时期的实习形式体现了多样化、多渠道的特点。从实习地点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师教师带队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从部分分散委托地方教委及所管辖中学的实习到全部分散到生源所在地中学或回到中学母校实习。还有将教育实习与新教师试用期结合,在试用期一年满后成绩合格才发给毕业证书,这种形式也有和预分配结合的。 (四)教育实习管理走向联合 由于实习形式的改革,管理方式也随之改革。实习中学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与高师院校成立实习领导组,共同负责协调、督导、检查、总结等工作,三方都把教育实习当作份内大事来办,高师的教育教学质量也从实习生及往届毕业生的适应状况表现出来,得到多方面的反馈信息。 (五)教育实习基地共建 教育实习改革的深化,促进高师适应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发展,促进高师与中学的联系和协作。实习基地建设是教育实习有关三方的共同任务,三方有优势互补性。建立并稳定实习基地,发挥实习基地的多种功能是教育实习改革研究的新课题。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实习改革为例,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方案、模式也各具特色。辽宁省抚顺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方案①获1990年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项改革取得的突出成果包括建立教育实习合同学校,聘任教育实习和教材教法兼职讲师团,密切与中学教育改革的联系;实行教育课程论文答辩制度,初步培养了学生教育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教育工作能力;对毕业生教育工作适应性跟踪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学生培养规格”和“学生中学基本教育能力训练纲要”。该成果在加强教育实习过程控制,实行教育实习质量评价的分段离散式考核方法等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借鉴、应用价值。 笔者所探索的“从模拟实习到教育实习两环节三步指导模式”②,该模式有具体简明、易于操作的优点,又有概括相关、系统有序的长处,既是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具体操作,又是教育实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联系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纽带。三步指导模式中共有的一项是反馈评价,评价最主要的功能是反馈、调控和改进。课堂教学评价六条主要指标体现教学诸要素的动态相关、层次有序、整体功能。运用这六条指标(或称标准)指导教师示范评课,用图表规范评课,有效地培养了实习生的评课能力。笔者从1985年开始参与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此项实验由语文自学辅导教材编著者、语文教育专家、特级教师颜振遥先生主持。在实验中,结合师专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改革和教育实习改革,提出了分年级、分层次、分阶段的“两改三分”职前培养模式③,探讨了教学实验教师的超前培养,具体方法和研究思路如下:从颜振遥编著的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材入手观摩自学辅导教学讲授自学辅导教学理论初步掌握其教材特点与教学模式见习试教、模拟实习反馈评价、研究教法和学法的结合教育实习、规范教学运用教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教学研究。追求目标———使学科教学法课的教学过程具有教育科学研究的性质,使学生得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和应用训练。“为研究而培训”对未来教师和在职教师都是高质量的培训,也是教师培训应当追求的目标。 二、世界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80年代以来,教育实习的改革呈现出综合化、多样化、一体化等特点。 (一)更新课程体系与实习内容综合化英国在“教师职前培训改革”中,突出了培训教师职业技能,提出教师应具备的27种职业技能及建立教师技能档案。课程门类相应增多,开设应用性较强的教学技能课,充实教学法课程内容,包括表达技巧、评估方法、备课、教学材料的选择与准备等。美国师范教育的教育专业课程中2/3为教育理论课程。美国的学者主张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一体化,强调师范教育各部分———教育理论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学科教学法及临床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日本的实习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特别活动、学生指导等,使实习生直接掌握学校各个领域的经验。日本还安排“临界”教育见习,以利于实习生把握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身心发展变化过程特点。 (二)教育实习时间延长与实习模式多样化英国教育学院学生要参加约15周教育实习,采用以中小学校为基地培训教师模式,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重视师范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改革突出特点是“重负荷的教学训练”,实习生承担教师平均工作量的1/3,约每周上课10余节。德国实行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第一阶段是大学负责的修业阶段,包含作为“学校实践的教育实习3次共12周”。第二阶段是教育行政当局负责的实习阶段,实习阶段长短不一,一般是18~24个月。德国的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结合紧密,实习阶段通过与第一阶段学习的学科建立联系,并将该阶段学习的教学法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以此保持两阶段的连续性。美国的初等师资专业训练中,教育实习占师院全部课时的8·7%,在普通学院教育系占7%,在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占6.6%。美国实习教师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完成一年的实习。美国采用集中实习并分为临床实践与现场实践两种形式。临床实践基本上在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主要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实践活动。现场实践到学校现场实习,目的在于应用和验证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讨的问题。 有的高校采用实习生制,一半时间在校内,一半时间在实习学校。毕业教育实习,要求在完成文理科、专业学科与教育专业三方面的必修课和实习前的各项实践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申请参加。前苏联采用连续性教育实习模式,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连续4个学期,每周学校实习课4小时,4个学期共256学时,新教学计划使不同科系的教育实习比原来增加28%~47%;低年级的实习活动作为教学———教育过程的必要环节,作为培养教师职业准备的初步训练。法国师范院校新教学计划规定的实习连续性强,改变过去把实习放在最后的传统做法,共486学时,占两年培训总时数的25·7%,此外,还加一周不占课时的“校外教育机构实习”。欧美发达国家师范教育对教育实习的重视单从所占总学时数的比例可以得到验证,约占总学时数的7%~8%。与欧美发达国家教育实习时间相比,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实习时间太短,又要全面顾及教育实习内容,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时间太短而要求提高,两者是不相适应的,这也是我国教育实习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三)教育实习合作管理与实习基地稳固化教育实习管理由大学、实习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合作管理已在许多国家实施。实践证明:“要使师范教育改革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和有效途径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在进一步开展教育研究与教育发展活动中携手合作。”⑥大学聘请出色的中小学教师进入大学参加未来教师的培养工作,大学中从事师范教育的教授则应该走出大学,与中小学教师一起总结、整理目前学校中最好的经验和措施,使教育科学研究植根于基础教育实践之中,使教育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英国教师职前培训制度的改革要求实习生深入了解当前中小学教育的实际,要求大学与中小学密切联系,这种合作管理形式是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当局和大学教育学院的代表组成“伙伴关系指导小组”,作为领导机构,并为师资培训制定指导培训原则和目的。同时,还要求实习学校的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都能更多地参与对方的工作。中小学也由过去作为师范教育被动的实习场所转变为主动和积极的参与者。以“中小学为基地”是师范教育重视师范生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培养师范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日本培养师资院校的教育实习机构比较完善,建有许多附属学校作为教育实习和研究基地。有些大学还成立了实习指导中心,下设研究、指导、实践、调查四个部门,推动教育实习研究,并对培养教师教育能力进行科学研究。 (四)职前培养、试用期和在职培训一体化教育实习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其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成为合格的教师。然而合格教师的目标不是一次性教育实习所能完全达到的,教育实习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以教育实习为桥梁,把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连接起来,实现职前培养———试用期培训———在职培训一体化是符合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从终身教育观点来看,教育者所受的教育不是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前世界各国培训师资的趋向是既重视职前师资培养,又特别关注在职教师进修培训。把教师的在职培训作为职前教育的继续,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之朝着一体化发展。美国师资培养采用的一个新模式是“教学法中心”,把培养教师的三方面主要内容———普通人文学科教育、教育实践研究以及教学的艺术、科学和技巧结合在一起,并协调、连贯地组织起来。主要目的是对教育科学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使教育的职业活动避免呆滞、走向更新。“教学法中心”一般需要20到30个合作或教学学校,以便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和(见)习场所。日本创办的新教育大学的特点是:毕业生既应具有与综合大学基本相符的学科水平,又要成为教育的“行家”,集“学术性”与“师范性”于一身。它是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实验园地,又是教育理论的研究机构,它代表着师范教育发展的方向。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高质量的培训意味着未来的教师应与有经验的教师以及在其各自学科中工作的研究人员进行接触,在职教师也应经常有机会通过小组工作会议和在职培训实习来提高自己。……鉴于教学和教学法质量改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教师培训还应包括为研究而培训这一强化成分,教师培训机构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也应进一步加强。”⑧“师范教育和师资继续培训应当有所发展并与一套适宜的‘课程’的所有新要求相适应。很有可能,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都会以教师的继续培训或教师培训者的教学法培训的方式提出来。”⑨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已形成这一发展态势,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师教育的职前、在职及新教师实习试用期一体化,在培训制度、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组织的方式方法等都有较大的改革和进展。我国师范教育改和师资培养培训从制度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教师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有一些可贵的探索和研究。高师院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如何提高未来教师的素质,如何面向中小学实际,加强和中小学联系,参与中小学教育实验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理念对比考究 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教育的历史悠久,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教育理念和管理体制与外国相比有诸多需改进之处,我们需要学习和分析他国教育理念,以便促进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 通过对于一系列中外教育现象以及教育体制的学习探讨,不难发现中外教育的一项重大差别:我们以课本为世界,而人家是以世界为课本。学生教育亟需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课堂教学应加强“课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学生的视野能从狭小的“课本世界”扩展至广阔的“生活世界”。 一、个性化与社会化 有一项关于“中美学生道德认识比较”的调查,内含若干涉及道德认知的问题,当我们对中美两国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比较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学生社会化之差异。从中美学生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可发现两个基本现象: (一)美国学生对同一问题总是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其回答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而中国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这表明美国人在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没作统一要求,即没有向学生灌输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 (二)从美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攻击性。从中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一定的“体谅他人”的倾向,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忍让性。 这项调查显示出,中国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比美国学生高,而美国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学生高。 总之,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效益的社会化必然不是一律化,社会化的目的绝不是把所有个体都训练成一个模式。社会化也绝不是个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单纯的消极适应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应当包括个体对社会的积极适应与创造。在强调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学生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学生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 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与社会相连的,了解社会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法国,除了日常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一般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组织学生每年到外地去,离开家长的照顾讨一段集体生活。 学生都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准备行装。时间为2—3周,或去乡村、山区,或去海边,而许多地方都有政府开设的类似夏令营的基地,长期供学生们使用。 也学些文化,但更多的是参与爬山、骑马、游泳、采集标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活动,充分接触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学校之外的广阔世界。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意识到,学校里所学的内容是与自己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使学生主动而且全面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向“广”的方向发展,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役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教科书上,学校生活则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 二、关于考试外国压力也很重不仅考还要公开排名 杨福家教授谈中外教育差别在哪里,提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进学校的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的来讲,从古代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考试。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种贬义,实际上认为不然。考试要不要?要!考试本身其实并不坏,但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教育是一卷定终身。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杨福家教授,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99分。杨福家教授不认为99和100有什么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同事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就要公布今年最低录取分数多少,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 而在美国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有个SAT考试,一年考7次,随便你什么时候考,满分1600分,进哈佛大概要1400分。但是没关系,负担不是太重,高一你就去考吧,你高兴什么时候去考就什么时候去考。 第二,高中四年要学220个学分,至于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个学分,每一门课5个学分,属于学分制。 第三,他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什么叫比,不是一张考卷是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一半,你考卷全部对了,给你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25分、30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都算分,这样子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中国很多学生总是要出国了,就找一些名人写推荐信,甚至于把草稿已经写好,我感到都是废话。杨福家教授介绍一个同学到了斯坦福,老师一看就行,为什么?这里面写了一句话,杨教授说,这个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一看这里有他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他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第五,个别来谈,很多同学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 在不少人印象中感觉国外的孩子很轻松,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考试的压力比我们的中学生还大。据南京外国语学校董正?Z校长介绍,以麻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初二到高二年级每年都会举行数学、英语、科学三门课的全州统考,不仅统一试卷,统一阅卷,还在媒体上公布排名。如果学校考不好,不仅校长,教育局长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整改之后仍不见起色,校长要么遭免职,要么学校因为声誉差学生纷纷转学。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是,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价会很贵,择校的家长也很多。英国孩子就更不轻松了,夏副校长介绍,英国学生在7、11、14、16岁时要参加4次全国统考,成绩优秀的进入A水平预科阶段。国家会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所有中小学生在网上公开排名,由于出生率在逐年下降,学校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三、关于选修课:即使一个学生想学也开 虽然美英的学校和学生都在背负巨大的应试压力,但对素质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却倍加重视。董校长说,他在美国“跟踪”了夏伦中学的校长整整5天,发现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交往、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形式来实现。美国一些名牌高校对学生综合能力非常看重,比如麻省理工今年就拒收了一半SAT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满分学生,原因就是因为综合能力不过关。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也是如此,学校有58个社团,选修课设置非常多,可以说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争取开设,没有老师就请辅导员,比如让警察来教防卫知识,让医生来教紧急救助等,即使是一个学生想学学校也会开,比如:演讲、集邮、冰球、中文等。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和别人相比,对生活自信,交往能力强,伊顿公学已培养出了19位首相。 四、制造神童与保护天性 曾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是幼儿园老师教的。这位母亲一纸诉状将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而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这种能力就丧失了。这位母亲以幼儿园剪掉了孩子一只幻想的翅膀而限定了孩子的能力为由,要求幼儿园赔偿孩子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结果是,法庭判幼儿园败诉。在这里,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高校中也是如此。而相比较之下,深圳一名五岁女童在其父母的训练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现已能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020位,创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 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加大学习量是我国教育中最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目前我国的超常教育其实只是“使常态学生变成超常学生的教育”。以牺牲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代价,仅获得昙花一现的辉煌。在过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有没有想象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学业知识。 以绘画交流举例,中外学生的绘画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外国学生的画从题材、画风、构图、色等方面来看都显得很自由,而中国学生的画面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教过的痕迹特别重,画面中凸显不出学生自己的风格。 原因在于什么呢?我国的教育方法是先画出示范画或者给所有的学生指定同一个参照标准,模仿着画,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们的模仿程度来评价谁画得好,画越相似就越好。 把既有的审美标准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看法,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即定的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刻意模仿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化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丧失了天然的想象力与原创性。 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不应过早地告诉学生某一种既定的标准,否则会使她们的思维缺乏弹性而定型化。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培养艺术技能和熟练技巧,创造力与想象力受到忽略,他们只能模仿而难以走向创造。中外美术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是美术技能重要还是自我表现重要。 放眼于世界,日本的教育具有大国的风范,注重培养学生关注世界。譬如,在活动室里挂着巨型世界地图。当学生们吃中国豆腐时,就在地图上找中国;吃西班牙海鲜饭时,就以最快速度在地图上找西班牙;吃麦当劳时则顺便将美国介绍一番。日本的学生唱各国的民谣,唱到哪国的民谣,就同时介绍该国的相关知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时,人家在教学生放眼全世界。 五、关于班级尽管没有班主任但秩序井然 和我们不同的是,英国学校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班级,但学校秩序井然,学生习惯良好。让夏副校长疑惑的是,难道他们的老师比我们能干?难道他们的孩子就那么听话?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他在中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老师要求学习好的学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共同进步,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而在英国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英国的孩子同样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课堂教学为例,中国学校强调学生要乐于助人,而课堂的学习过程是个人独立的,而英国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一直是合作的。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也往往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教方式,但现在则寻求完整的教育,渗透的教育。虽然没有固定的德育课程、德育老师、班主任,但实际上每一堂课,每个老师都承担了这种教育的职责。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中外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种种差异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教育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沉淀和融合,虽然本文没有提到,但对于国外的教育理念,也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国内的也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在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应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听从学生们的心声,在考虑教育发展大局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人性化思维、“人本位”理念,取长补短,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完善我国的教育事业,从而促进我国教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家庭教育中浅谈中外教育模式的异同 摘 要:曾在火车上发生过这样一幕:一个4岁的外国小女孩在火车的车厢内玩耍,突然火车发生意外,本来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小女孩头部撞到了车厢内的一个茶几上。这时她的妈妈闻声走了过来,于是她……如果你是那位妈妈,遇到此事你会怎样做?你心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关键词:爱的方式;中外教育;走进孩子 大部分家长遇到如此紧急的突发事件,会在第一时间把摔倒在地上的宝宝抱起来,连忙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确认没受伤后,部分家长还会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故意假模假样打着桌子说:“都是它不好,都是它的错,害我们宝宝摔跤。”如此一来,孩子的情绪是得到安抚了,可她失去了什么? 一、爱孩子好比放风筝,线短线长是风筝起飞的高度 当孩子想用小勺吃饭的时候,有的家长索性将饭菜喂到孩子嘴里,而不是示范给孩子怎样拿小勺;当孩子想脱衣睡觉的时候,你是否比孩子快了一步?当孩子想看看毛毛虫是怎样变成蝴蝶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和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当孩子为了一个玩具而和别的小孩吵架时,这时,孩子需要的不是你的斥责…… 孩子好比风筝,有风,线的长度适合才能飞得更远,而爱孩子就像放风筝,刚起飞的时候线拉得很短,只是为了让风筝适应风的强度与变化无常的天气,而当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来临的时候,你是否觉得手中的线越来越紧,那是风筝想起飞,而作为家长,你是否准备好了让风筝起飞? 二、爱孩子就如在装修房子,只有走进才知选择怎样的材料 当您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时,问孩子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将中外父母的问话进行了对比。 在中国,父母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时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 1.今天在幼儿园吃什么了? 2.你们今天学什么了? 3.有人欺你吗? 4.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 国外父母问孩子的那一句话通常是: 1.今天你快乐吗? 2.今天你向老师提了几个问题? 3.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4.你有什么作品吗? 5.今天和大家玩得高兴吗? 不同的问话体现了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中国的父母更多地关注孩子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而国外的父母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孩子的情绪情感、兴趣、能力以及孩子自身成就感的建立和与伙伴交往上。我们的父母太爱孩子了,但又太不懂如何爱孩子。您走进过孩子的内心吗?现阶段孩子需要什么?我给予的是孩子需要的吗?父母认为孩子比同龄孩子学得多,认识得多,就是聪明,这是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原本快乐的童年被一些美术班、音乐班、乐器班、舞蹈班所代替,这些负荷是否是孩子现在所能承受的?所该承受的? 爱孩子是连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所以教育孩子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懂得如何去爱。 三、爱孩子就像在栽树苗,保持合适的距离才是茁壮成长的前提 “一个好的教育家,应该是半个心理学家。”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认识。有一位父亲准备在自己屋后的地里栽种20棵桃树。他的孩子看见父亲在果树与果树之间挖下一个个土坑,准备把半年积攒下的猪粪、牛粪等肥料埋进去。这个孩子很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在果树之间弄上个土坑,那样有什么用处?”“小树正在长身体呢,不补充营养不行。”他的父亲满眼怜爱地看着树苗说。这个孩子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挖了两三下,父亲看见了说:“这样不对,你挖的坑离树太近了,你应该保持半个锄把长的距离才可以。”他的孩子反驳说:“太远了,小树还能吸收到养分吗?”父亲却说:“太近了,小树一下子吸收不了这么多的养料,会把它“肥”死的。而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小树一点一滴地进行消化和吸收,有利于根须生长。因为要吸收到更多的肥料,树根就只有拼命地往有肥料的地方钻,这样小树才能长得又壮又高。” 四、爱孩子就要带孩子走进大自然 走进大自然是孩子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选择一个适合孩子、能让孩子感兴趣的目的地,让孩子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清凉与惬意。烈日炎炎,带孩子走进清凉的树林,看碧绿的田野,听泉水叮咚,孩子一定会精神振奋、心旷神怡。给孩子带上小桶、小铲等,在山上可以挖到很多平常找不到的东西。 所以作为父母,平时一定要抽时间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亲身体验、亲身实践,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孩子才能张扬自己的个性,不但锻炼了孩子的注意力,而且在游玩中可以获得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五、爱孩子,从点滴开始 爱孩子是需要智慧的,智慧的父母是不断学习的,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还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求,给孩子正确的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以聚合为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 一颗小树苗,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也可能单薄无力甚至枯萎,由此及彼之路其实并不漫长,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方法,一点点耐心,一点点改变。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变迁与可视化对比 摘 要:《电化教育研究》和《计算机与教育》分别是国内与国际教育技术学领域的权威期刊,所刊发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进展。本文利用CiteSpaceIII对两刊在2006年-2015年所刊发文献进行了统计、对比与分析,绘制出文献共被引以及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近10年国际与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同步演进,同时在基础理论、方法策略、环境资源、媒体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中外对比;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研究现状、发展脉络和前沿趋势,对促进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Welch利用引文分析对《计算机辅助学习》杂志在2002至2011年间的文献进行分析,发掘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1];胡小勇等学者利用CiteSpace对2002至2012年间SSCI收录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揭示了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情况[2];同时对2002至2012年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期刊M行了可视化分析[3];兰国帅利用Bibexcel和Histcite对2004至2013年间两本国际期刊《计算机与教育》与《英国教育技术杂志》进行分析[4]。不难看出,目前学界特别重视文献的定量研究,然而将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研究热点等同时进行可视化分析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少有。借鉴国际教育技术学研究经验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本文将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III对国际与国内两种权威期刊近10年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标示出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变迁以及前沿等,通过横向对比发现国内外研究的异同,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的来源与分析的方法 布拉德福(B.C.Bradford)早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文献离散规律,又称布氏定律”,即“大多数关键文献往往集中发表于少数优秀期刊”[5]。因此,本文选取《Computers Education》和《电化教育研究》两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热点、发展脉络及前沿趋势。《Computers Education》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来源期刊,且为国际教育技术顶尖权威期刊,影响因子高达2.556,位居国际教育技术领域期刊排名首位,题录数据源自“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所提供的“Web of Science”(简称WOS),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选择“全纪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并以纯文本的形式下载《计算机与教育》(Computers Education)2006-2015年间的文献题录数据,选择论文(Article),共收集到文献题录数据1920条。《电化教育研究》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且为国内教育技术优秀期刊,影响因子高达1.975,刊发在其上的论文基本上象征着目前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6],题录数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以“电化教育研究”作为关键字,时间段设定为2006至2015年,选择“论文”类型,共收集10年间《电化教育研究》文献题录数据2267条。文献题录数据包括各文献的标题、作者、摘要、来源出版物与参考文献等。 基于收集的文献题录数据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III的“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这两项功能,对近10年中外教育技术领域的两本代表期刊刊发的文献进行分析,概括并比较中外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异同,从而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为我国教育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共被引分析 在CiteSpaceIII中,研究Time Slicing(时间跨度)设定为2006-2015年(10年),Year Per Slice(单片时间分区)设定为1年。在Selection Criteria中设定阈值Top=30,即每个时间分区选取30个高频词,这样一来在保证高被引文献突出显示的前提下,提高了网络的清晰性。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Cited Reference(共被引)。 1.《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共被引分析 《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共被引分析如图1所示。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284个节点,引文之间共有1424条连线,图中圆圈大小代表了被引频次的高低,带有紫色外环的节点意味着该文献拥有比较优秀的影响力。根据知识计量学相关知识,一定时间内被引频次高的文献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不难看出,这些被引频次高的节点往往集中在几大领域,也就意味着这几大领域的文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从图1文献共被引图谱中还可以看出引文数量激增的一些术语(又称突现术语,即图中标示出的红色圆环),Connolly, T.M、Ertme, P.A、Kirschner, P.A、Azuma, R.T、Ottenbreit - Leftwich, A.T、Kebritchi, M、Shute, V.J等作者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在很短时间内激增,即说明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图2的文献共被引时间序列图可以看出,这几大区域的主题分别为:“empirical study(实证研究)”、 “e-junior project(虚拟学习环境,例如MajaWrzesien所开展的E-junior项目,通过虚拟学习环境来帮助学生学习自然科学课程[7])”、“web-based conferencing(网络会议)”、“instrument(技术工具)”、“competence(竞争力)”、“review material(复习材料)”、“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scale construction(量表编制)”、“gender(教育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等。经过进一步统计发现,被引频次高于50次的文章有13篇,其中高于100次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Vygotsky(维果斯基)的论文“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1978,被引120次)”、Cohen(肯恩)的文章“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988,被引108次)”以及Davis(戴维斯)的文章“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MIS Quart)(1989,被引103次)”。由此可以看出,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维果斯基、科恩、戴维斯等著名学者及其经典作品在当今仍有较高的影响力。 2.《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如图3所示。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385个节点,引文之间共有663条连线。从图中可见共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不难看出,优秀文献亦集中于几大区域。从图3文献共被引图谱中所标示出的突现热点(图中的红色圆环)可见,何克抗、南国农、吴明隆、许良、余胜泉、李克东、乔纳森、陈琦、盛群力等作者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在2006-2015年间激增,即说明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被引频次激增的文献主要为何克抗2002出版的书籍《教学系统设计》,南国农的《电化教育学》、《教育传播学》以及《信息化教育概论》,吴明隆的《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许良的《技术哲学》、余胜泉的《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李克东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陈琦的《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盛群力的《现代教学设计论》,祝智庭的《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 根据被引频次的数量从高到低排列,得到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被引次数在10次以上的有9篇,其中被引频次在20次以上的有6篇,即6大节点所代表的6篇优秀文献,分别是南国农的著作《信息化教育概论》(2004),何克抗论文与著作“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2005)以及《教学系统设计》(2002),南国农的论文与著作“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国道路”(2006)以及《电化教育学》(1985)。从中可以看出,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偏向教育技术理论以及整合技术与教育的研究。 三、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CiteSpaceIII对文献题录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在Selection Criteria中设定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选择Pathfinder算法,得到高频关键术语共现图谱,即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1.《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Computers Education》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如图4所示。共得到109个节点,关键词之间存在1373条连线。年轮大小代表频次,紫色的年轮表示高中介中心度的关键节点。中介中心性数值的高低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的重要性。[8] 将关键词进行中介中心度的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从频次排序上来看,“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一词频次最高(353次),在图中的年环最大;从中介中心度来看,“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烧咧行亩茸罡撸占据领域研究的优秀位置。综上所述,2006~2015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相关研究最广泛,但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post-secondary education”等研究。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图4的结果,即2006-2015年间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教与学策略)”、“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互动学习环境)”、“students(学生)”、 “pedagogical issues(教学法话题)”、“education(教育)”、“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technology(技术)”、“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介通讯)”、“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合作/协作学习)”、“performance(成绩)”、“media in education(教育媒介)”、“design(设计)”、 “elementary education(初等教育)”、“knowledge(知识)”、“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 从图5中可以看出,关键词主要分为6个聚类,分别为:“young children use(青少年技术使用能力)”、“revisiting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重审TPACK)”、“re-examination(复审)”、“designing(设计)”、“collaborative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协作知识建构环境)”、“student practice(学生实践)”、“online self-correction(在线自查自纠)”、“review material(复习材料)”。 2.《电化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共得到262个节点,关键词之间存在514条连线。在图6中可以看出,2006-2015年间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教学设计”、“远程教育”、“电化教育”、“教学模式”、“教育研究”、“网络教学”、“网络课程”、“高校”、“网络环境”、“教学改革”、“大学生”、“网络教育”等。 将这些关键词进行中介中心度的降序排列,如表3所示,从频次排序上来看,“教育技术”一词频次最高(237次),在图6中的年环最大;从中介中心度来看,“教学模式”、“教育信息化”以及“教育技术”这三者中心度最高,占据领域研究的优秀位置。综上所述,2006~2015年间国内教育技术领域中,“教育技术”相关研究最广泛,但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教学模式”、“教育信息化”、“电化教育”、“信息技术”、“远程教育”等研究。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变迁 利用CiteSpaceIII以关键词作为节点,选择节点类型为“burst term(突现术语)”,设定Top N% per sliced值为30%。同时选择“citation burst(标注突现术语)”,进行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 1.《Computers Education》研究前沿及热点变迁 《Computers Education》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如图7所示,图中标注的热点即当时的研究前沿。并生成Network Summary Table(网络汇总表),对突现术语的频次、突现率、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跨度进行整理,见表4。由此可以得知,在这10年中《Computers Education》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有:“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 (教育技术系统架构)”、“country-specific developments(特定国家发展)”、“computer games(计算机游戏)”、“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分布式学习环境)”以及“comprehension(理解)”。 结合表4与图7可以看出,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类研究主题在2006年或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静态与稳定性。2006~2015年间除了对原先研究主题的深化研究外,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2006年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教学策略以及各类学习环境(例如交互式学习环境、分布式学习环境);2007年则集中在技术、设计、多媒体系统、模型等的开发;2008年主要由技术的开发转向对课堂等环境中技术的应用;2009年侧重于教师与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情况的分析;2010年继续深入分析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满意度等的研究;2011年关注技术应用策略以及用户技术经验等;2012年开始侧重教学设计、性别的差异、技术应用技巧等更深入的话题;2013年研究目标更多落在高等教育、技术接受模型的开发等。值得一提的是,“computer games(电脑游戏)”作为突变专业术语,即该关键词在2013年的出现频次激增,表明学者开始大量关注电脑游戏的教育应用。2014年研究社交工具(例如Facebook)的应用,还包括学生信念、参与度等方面。2015年聚焦移动学习、元分析、大学生、情景学习以及严肃游戏等方面,其中严肃游戏是指以计算机游戏和视频游戏为主,能够使参与者的某些知识或能力的提高的游戏,是一种不以娱乐为最终目的的游戏[9]。同时,2015年 “metaanalysis(元分析)”作为热点术语,表明这一分析方法在不断受到广泛运用。元分析是用统计的概念与方法收集并分析前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找出问题与变量之间的明确关系模式,可弥补文献综述的不足[10]。综上分析可以看到,2006-2015年间,国际上教育技术领域的优秀研究热菥历着一系列的变化:研究重点从技术层面转向用户层面,更加注重情境因素对学习者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主题逐渐偏向学习者或者用户的技术体验,利用各种新型技术手段以及新型学习理念来更好地促进教育教学。 2.《电化教育研究》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 《电化教育研究》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变迁分析如图8所示。图中所标示出的热点即研究前沿。并生成Network Summary Table(网络汇总表),对突现术语的频次、突现率、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跨度进行整理,见表5。 由此可以得知,在这10年内国内教育技术界的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有:“教育研究”、“翻转课堂”、“教学研究/改革”、“网络教学”、“课程整合”、“云计算”、“教育信息化”、“TPACK”、“大数据”、“实验研究”、“教育游戏”等。 结合表5与图8可以看出,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类研究主题同样在2006年或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静态与稳定性。当然,2006~2015年间除了对原先研究主题的深化研究外,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2006年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以及教学设计等话题,其中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学习环境等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研究对象更多定位在高校,关注网络环境下师生生态,协作学习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等;2008年主要探讨研究方法、研究中小学教育、教育技术能力等;2009年开始关注各类教学策略与模式、内容分析、技术应用等愈加受到关注;2010年移动学习作为突现热点,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还包括技术使用的影响因素、网络的应用等。2011年关注互联网、网络课程开发、知识建构以及教育游戏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2年研究热点聚焦个性化学习(学习者特征)、云计算(教育云)、虚拟现实等,各类社交平台(微博、博客等)的教育应用,以及个人学习环境方面的研究。2013年国内重点聚焦翻转课堂、电子书包、大数据领域的研究,也兴起了对各类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与效果反思。同时,各类在线学习相关的话题(在线学习活动、学习设计、web2.0、协作学习)也不断涌现。2014年研究关键词为在线学习与大数据,这与国际上各类网络教育学习平台(Coursera、Udacity、Edx)的兴起不无相关,研究关注学习模式、学习方式、学习效果等方面,实验研究成为新的主题词,交互式电子白板等新兴技术不断整合进入课堂。2015年更多落在开放教育资源的设计,关注知识共享、信息加工、问题解决,聚焦泛在学习、深度学习、自我效能感。同时,引文分析以及可视化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目前甚至未来研究热点趋势。 五、结论 综合上述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外代表期刊存在如下的鲜明特征: (1)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方向的作用。国际教育技术学界聚焦“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教育技术系统的体系结构)”相关的研究,具体包括“distance education(远程教育)”、“education(教育)”、“self-efficacy(自我效能理论)”、“e-learning(数字化学习)”、“gender(教育中的性别差异)”、“motivation(学习动机)”等相关研究;与之相比,我国教育技术学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则重点关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与学理论”,其中包括“教育信息化”、“教学设计”、“电化教育”、“远程教育”、“移动学习”等相关研究。
工业信息化论文:物流信息化建设烟草工业论文 一、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建设现状 我国烟草工业物流体系包括18个工业公司、99个生产点,以及33个省级商业公司和367个商业配送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烟草工业物流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但发展至今仍一直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在观念、标准、技术、设备、人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形成完整的物流服务链条,已经成为制约烟草工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各工业企业物流信息化水平偏低,尽管陆续建成和实施了一些物流信息系统,如运输管理系统、仓储系统、GPS系统等等,但信息系统建设不完整、信息资源浪费严重、数据缺乏统一标准、现有系统之间相互孤立、信息化建设发展极为不平衡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烟草工业物流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速度。 二、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建设目标 依据行业物流发展要求,遵循国家局“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一标准,深度集成;快速拓展,持续推进”总体思路,依据“统一平台、统一数据库、统一网络”的技术要求,工业企业物流应以流程梳理和优化为基础,统筹数据采集、业务处理和管理决策三个应用层面,搭建一个覆盖全面、各向畅通、反应便捷、运作高效的物流信息化体系。 三、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应用架构设计 a)烟草工业物流战略架构。根据行业战略发展规划,物流将作为支持性的业务进入企业优秀价值链,与原料、技术、营销三大优秀业务共同构成各工业公司优秀竞争力。在这种架构下,要求各工业企业物流提供整体服务,同时与三大中心一样,作为优秀单位,承担工业物流管理职能,乃至部分供应链服务职能。b)烟草工业物流运作模式。烟草工业物流普遍采用“集中管理、分级实施”的业务运作模式。根据生产、销售、采购需求,制定物流计划,物流中心(公司)根据计划实施运输、仓储等物流作业。上述模式要求对工业企业的各类物流信息实现统一管理,并通过物流中心(公司)实现整体运作和管理。通过对工业内部的信息流和物流的统一管理,将采购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环节由物流中心(公司)实行统一组织,打通供应链物流环节,构筑成为一体化物流体系。c)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应用架构设计。基于优秀物流业务发展以及物流中心(公司)运行的需要,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建设应充分考虑自身特点和需求。同时,物流信息化系统的规划及应用与行业系统、工业公司相关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遵循行业和各工业公司的信息化总体规划和技术标准。依据对相关工业公司信息化现状的分析,物流信息化总体应用架构可以按下图进行归纳:整个应用架构可分为工业物流信息化应用架构及相关外部系统两大部分。就烟草工业物流来说,主要应用应包括决策支持、综合管理、业务管理、业务协同、作业执行以及自动化支持等六大功能板块,以实现整个工业物流不断发展的运营和管理需求。d)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应用系统设计。基于对物流中心(公司)信息化应用架构的设计内容,整合各项应用之间的关联要素和共同点,物流中心(公司)的关键应用系统设计如下图所示:整个应用系统设计包括三个主要层次,一是决策管理层:它是针对业务管理及决策支持等应用功能而设计开发的物流综合管理系统或模块,可以与国家局行业物流系统实现对接,同时也为工业公司物流运营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二是业务处理层:包括智能运输调度与数字仓储管理两大优秀系统,以及相对独立的商务结算系统。三是物联网数据采集层,包括GPS/LBS/GIS系统、车载及手持系统、RFID系统、监控系统等。 四、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技术架构设计 a)整体技术架构。按照国家局提出的“统一平台”要求,烟草工业物流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架构应以安全、可维护、易拓展、高效率为设计基础,促进技术构架与业务的相互融合、协同工作,使得物流应用系统能够随需而变,满足业务部门的需求。通过对相关工业公司的调研和需求分析,对技术架构进行了如下设计:整个技术架构通过基础资源层、数据交换层、信息资源层、服务引擎层、业务应用层、展现层来搭建物流信息体系,并通过信息安全保障、运维保障体系来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稳定。b)关键技术设计i.服务引擎层设计。服务引擎层设计主要采用工作流引擎技术,支持BPEL标准,支持SOA架构,支持子流程、流程分支等基本的工作流功能。ii.业务逻辑引擎设计。业务逻辑引擎使用工厂设计模式,通过XML配置文件,运用类反射机制,完成系统业务逻辑部分的定制工作。物流信息系统通过内置的业务逻辑引擎,可以实现业务逻辑部分的高配置性。iii.调度规则引擎设计。采用高效、灵活的调度规则引擎,对于自动配车、自动配载、订单拆分等优秀规则的调整或优化,可通过前台可视化配置或定义,无需要后台编程实现,支持热插拔规则变更,易于维护。iv.持久层管理组件设计。采用Cosconetwork.DAO库数据库持久层组件,通过对JDBC进行轻量级的对象封装,来完成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之间的交互操作,使得系统在更换数据库时将花费更小的代价,也为系统数据权限的实现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性。 五、总结 本文根据烟草工业物流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对工业物流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和技术架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系统总体框架和建设思路,并结合实际工作将其运用到了某工业公司的物流信息化建设规划之中。该设计方案贴合实际,灵活方便地实现了物流信息化建设目标和要求,通过近一年的设计和调整,依据设计方案进行的信息系统建设已经开始实施并取得了较好效益。 作者:毛凡楷王如龙单位: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背景下工业设计论文 一、在信息化背景下,系统设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在信息化的环境中,特别是智能化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工业设计成为系统化的设计过程。信息化首先使人们经常使用的产品成为一个依靠软件维系起来的体系,而非以前的孤立、无关联的单个产品。从手机到电脑再到其他电子设备使用的是类似的软件系统,可以互相兼容。以苹果公司为例,其产品ipad、iphone、itouch等使用的都是ios操作系统,只是由于应用的产品不同而有所侧重,各类产品之间可以很好地兼容,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在传统的产品设计中,往往强调产品外观上的统一性,具有相同的产品外观“基因”,比如宝马车的前格栅、现代汽车的“流体雕塑”等。这些外观上的特征共同构成企业的产品形象(PI)。信息化的现代产品设计不仅强调外观上的统一和风格一致,更要强调软件的兼容和一致。这不仅是信息化对产品设计的要求,更是消费者和时代的要求。软件成为串联“产品线”最有力的纽带,而不仅仅是外观造型特征上的某些传承。国内目前迅速崛起的小米手机,其外观特征不是最大的卖点,而是在于其数代产品在软件设计上的改良。 有一点与传统经典设计一脉相承,软件的这种系统性不仅表现在横向上,而且表现在纵向上;不仅同一个时期的不同产品之间软件是类似的、兼容的,而且在不同时期的产品之间也是传承和逐渐发展的。其操作系统伴随着硬件的不断更新而不断改进和完善。事实上,随着软件在产品使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软件的改进比硬件更加明显。要认识系统化的发展趋势并在设计中适应和引领这种变化,一是不能再孤立地看待某一个设计,而是以一个关联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和考虑设计;二是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考虑设计。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孤立看待任何一个设计,都不可能维系设计的延续性。传统的工业设计本身也强调产品设计的系统性,设计必须考虑文化背景、用户、技等多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与环境的协调。更多的是考虑与产品的家族性相一致。信息化则使这种“不孤立”的思考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款产品,其软件设计如果自身没有认识到信息化所带来的变化,依然只在单一的功能上强调“可靠”,而与其他大多数产品不能兼容,将不会被消费者所接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诺基亚在智能手机上的挫折。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在智能机到来之前是非常经典的设计,其稳定性和良好的性能受到长时间的追捧,也是在这一系统下,其曾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商。然而操作系统在手机上的应用打破了这一局面。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讯功能已经不是问题,手机已经成为一个通讯终端。使用者可以借助其随时了解、参与网络中的各类活动。手机上的操作系统将手机和互联网融为一体,这就要求各种不同的终端设备具有高度的兼容性。 这种系统性在纵向上表现为对应用系统不断升级,同时,在操作系统之下,软件的不断更新与开发成为可能。如安卓系统、ios系统等都是在硬件升级的同时,软件也在不断升级。软件的升级与外观的不断改进,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区别。相似之处在于基本特征和产品家族特征会一直延续;软件的改进更多是功能上的增加和用户体验上的优化。除了操作系统外,这种更新是持续不断的。如ios系统的APP商店会不断有新的应用软件加入进来。 二、在信息化背景下,工业设计成为一个综合的设计过程 信息化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设计变革的根本原因。从工厂的数控机床到日常使用的电器,从公共场所的信息查询系统到私人手中的手机,信息化正在将他们连成一个整体。可以用一个词——“全息”来形容信息体系。只要有一个信息终端,人们随时可以进入信息化的海洋,完成寻找信息、参与交流、操控硬件等。工业设计并非万能,并不能完成所有的设计,但是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并将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在进行某种产品设计时,既要考虑到产品的外观,又要考虑到其界面和组成架构,还要考虑到兼容性和与其他产品的兼容性。 以家庭与设计关系为例,更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根据传统的理解,工业设计所设计的对象可以认为是家里的家具、电器、生活用品等具体的对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是如此单纯。由于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如何方便地使用和控制家中被信息化连接成整体的这些产品成为我们要考虑的新问题。当客厅的电视、书房的电脑与厨房的冰箱都连成一体,当我们在工作单位即可通过网络控制家中的电器,当人们对生活的便捷与舒适提出更高的要求,工业设计就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设计一把椅子或一台电视机的外观那样简单。事实上,由于信息化带来的影响,在工业设计内部分工也变得复杂和明确。比如,很多院校将交互设计归入到工业设计的范畴。交互设计与传统的产品外观设计交集甚少,成为工业设计外延新的延伸。外延的变化对工业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化的背景下,工业设计更需要具有全局观、系统观和以人为本的设计出发点。 三、在信息化背景下,工业设计与其他设计门类的界限逐渐模糊 传统的工业设计本身就涉及很多学科,比如人机学、心理学、机械设计等。信息化更增加了这种交叉和重合。由于工业设计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其综合化的趋势更加模糊了与其他设计门类的界限。比如,界面设计可以认为是传统视觉传达设计的设计对象,而作为工业设计重要组成部分的交互设计,又与界面设计息息相关。再比如,数控设备的广泛应用和联网,使机器的交互设计越来越重要,机械设计和工业设计产生了交集。这种交集还广泛地体现在汽车、航天、计算机、电器等的设计与制造中。可以说,正是信息化这根“线”穿起了各个设计门类,并使其界限越来越模糊。工业设计所创造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或某类具体产品的造型。综合化与系统性成为工业设计的重要特征。用户体验成为判断设计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正是由于这种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才使工业设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侯可新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工业信息化论文: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论文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工业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其中,财务信息化体系的构建就是重要的部分。那么,构建工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化体系对于工业企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挑战,这些挑战应该如何解决等,以上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在信息化时代,把信息化的手段引入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对于提高工业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够提高财务数据的处理速度,相比单纯的靠人工或者计算器进行数据统计,在程序控制下,计算机能够以多倍于人工的速度进行数据的汇总、计算、分类,财务管理的速度自然而然的提升了。其次,能够提高财务管理的准确度,相对于人工数据处理,只要财务管理的计算机系统程序没有问题,那么工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处理就会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不存在因人工的疲劳、失误而导致的财务数据错误。最后,能够加强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在传统的财务管理过程中,工业企业更加注重的是对财务数据的统计、核算,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的分析,包括企业财务状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很多报表都可以直接由计算机生成,财务人员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余的部分,为公司决策提供参考。 (二)有利于企业有效的成本控制 加强工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化体系建设,看似在前期增加了公司的成本投入,特别是在购进财务管理信息化硬件、软件的时候,确实需要相当大的投入,但是,从工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一笔相当值得的支出。首先,财务的信息化体系构建直接减少了财务管理人员岗位设置,特别是对于大型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是非常庞大的部门,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如同在工业生产中引入机械化,能够直接减少人力成本的投入。其次,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管理成本,原本的财务申请、使用、报销都需要专人负责,每一个部门都要有专人对接,这个过程中的人际沟通成本是相当大的,不利于及时的监督管理。通过财务信息化建设就能够把各部门、各业务的财务管理进行线上处理,问题也可以及时发现。 (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管理效率 加强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能够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而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另外,企业财务的信息化建设还能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主线,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看似只和财务管理有关,但它涉及整个工业的内部管理更新,能够促进企业各部门、员工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企业的高层也能够通过财务信息化系统加强对各部门的监督、指导。当然,加强工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能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如财务管理的信息化使得财务数据管理从简单核算走向深入统计分析,这对于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制定、经济决策制定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财务信息化体系的构建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而是企业财务管理不断完善的重要工具。 二、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一)转变思想认知,提高企业财务信息化的重视程度 尽管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对于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提升、成本控制的有效、整体管理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依然在很多的工业企业没有被充分重视并加以应用。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领导对财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简单的认为财务信息化建设就是把原本的纸质性财务报表变成计算机处理,所以没必要太多的进行投入。另一方面,部分工业企业认为,财务信息化建设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认为只是财务管理人员“偷懒的借口”,将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拒之门外。所以,应转变工业企业的思想认知,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财务信息化对于企业的巨大裨益,可以通过参观成熟的财务信息化企业以及财务信息化系统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工业企业看到信息化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巨大改变。作为工业企业的管理者,要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要能够发现信息化、互联网给企业发现带来的机遇,不能永远只是以传统的眼光来审视新事物,财务信息化建设也是如此,有多大的开放度就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二)加强内部控制,增强企业财务信息化的风险控制 当然,我们在看到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给工业企业带来发展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并制定对策,这时,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一是控制信息化系统存在的潜在风险,毫无疑问,计算机能够解决很多人工没法处理的问题,也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进行处理,但也存在系统崩溃、数据丢失、信息泄露等潜在风险,所以,工业企业不能完全依赖财务信息化体系,要建立相应的预防与危机干预制度,对于引入的系统要定期进行系统更新与维护,确保系统不存在较大的漏洞;对于财务数据要有相应的备份与授权制度,最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数据丢失、泄露的风险,一旦发生风险也能够及时处理,把损失降到最低。二是要形成完善的财务信息化管理权限控制机制,信息化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企业员工接触财务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时更容易导致越级操作、信息泄露等问题,对于同等级别的工作人员要有相应的授权限制,即授权应该是落实到人而不是到部门,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发挥财务共享的同时回避管理权限不清晰、信息泄露等问题。 (三)加大保障力度,确保企业财务信息化的作用发挥 构建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需要企业从技术、人员、制度等方面加以保障,才能确保财务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首先,要有先进的技术保障,工业企业要引入最新的财务信息化技术,最好能够建立起整个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比如ERP系统),另外,技术的保障不应该是一次性的,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也要随时更新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避免因为技术滞后而给企业管理带来损失。其次,要提供强大的人员保障,虽然工业企业财务的信息化建设能够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投入,但并不是不需要人力投入,而且,它对财务管理人员的要求也有所变化,即需要集财务管理与信息管理于一体的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所以,企业要通过内部财务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或者直接引入专业的财务管理信息化人才,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支持。最后,要有必要的制度保障,财务管理的信息化要加强系统维护、数据管理,还要建立全方位的财务管理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必要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培训,让财务管理的信息化体系建立起来,并能真正发挥作用,为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提供助力。 三、结语 加强工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旨在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为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经济效益的提升服务,在看到利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只有在确保企业财务安全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探索、创新,才能让工业企业走得更远、更安全,关于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构建的探索也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作者:杜祥壮 单位:江苏沂州煤焦化有限公司财务部 工业信息化论文:工业制造企业信息化管理论文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现代各行各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进步。制造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与管理的信息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信息化成为现代制造企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设计、制造、生产和管理的数字化,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工业制造企业;信息化管理;信息技术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市场中的重要支柱产业。先进的制造技术是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优秀要素,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将数字技术与产品设计、制造、生产和管理相结合,是现代工业制造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就我国目前制造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来看,仍存在着许多问题,限制了信息化管理的应用。因此,文章主要针对工业制造企业实施信息化管理展开研究与探讨,报道如下。 一、我国工业制造企业的现状 (一)缺乏优秀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许多制造企业为了符合市场需求,生产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多元化生产中,导致企业经营复杂,也导致企业管理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无法通过专业经营和合作来提升经济效益,存在缺乏优秀竞争力的问题。 (二)制造企业缺乏信息应用能力 随着经济市场不断变化,许多制造企业由于缺乏信息资源,加之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在信息时展中,没有注重开发信息渠道,也没有重视信息的利用价值,只注重企业的短期效益,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三)管理方式单一 在我国制造业企业中,企业在成立初期快速的发展会使得经营者忽略了企业管理活动,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问题,对企业的管理能力造成了影响,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此外,管理模式的单一,也导致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下降,管理问题更加明显。 二、工业制造企业实施信息化管理的优势 (一)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制造企业缺乏优秀竞争力容易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于他人,而许多大型企业则注重产品创新和自主技术的研发。因此,制造企业通过利用信息技术,能够形成企业自主知识产前,并不断创新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1]。 (二)优化内部管理 制造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会对其市场竞争的优劣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外制造企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满足市场对不同型号产品的需求,同时具有降低生产成本、大批量生产的优势。因此,通过应用信息化管理模式有助于实现制造企业管理的进步,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提高生产效率 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人力资源、财务、材料、生产、客户等数据库,在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的同时,也要注重外部信息资源的收集,充分利用互联网,为企业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企业也可以利用局域网实现企业信息资源的共享,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 三、工业制造企业实施信息化管理的策略 (一)提高管理者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水平 在目前制造企业中,许多管理者没有认识到信息化管理对组织管理和业务流程的影响,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2]。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领导,导致各部门在信息化管理中缺乏科学的衔接渠道,导致资源浪费现象的出现。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信息化管理制度,从而消除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需要加强管理者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从而提高信息化管理的建设水平和应用效果。利用信息化管理能够实现外部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收集外部组员,实现对企业采购、生产的合理调节。因此,管理者要重视转变自身的管理意识,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水平。 (二)企业需要增加信息化管理的投入 许多企业由于没有认识到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也没有重视信息设备的购入,对信息化管理建设的投入较少,这也是影响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原因。因此,企业要增加信息化管理的投入,增加计算机、打印机、服务器等设备的购入,同时也要重视设备的养护和维修,从而保障设备的使用年限。企业应当确定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可以通过检查管理流程是否实现信息化来考量。例如生产、供应、销售业务是否连贯,财务处理是否符合流程。尤其要注重电算化与信息化的区分,仅通过用计算机来取代手工作业都只能被成为电算化,而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的基础,实现传统业务流程的改变,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的企业利益,这也是信息化管理的主要目的。信息化管理的任务在于加速工作处理的效率,若不对传统的工作流程、规范和标准进行更新与改变,则无法与信息化管理相适应。 (三)健全配套管理制度 企业管理信息化不仅仅在于引入信息技术,而是在于实际应用,尽量将企业各种资源数字化。部分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导致统一产品在不同部门的命名不一致,从而引发了问题。信息化管理主要是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企业生产、销售、人力资源等企业活动进行信息化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过程。在信息化管理推行的过程中,管理者对于信息化管理的战略目标、人才资源配置、实施过程是其能否取得应有效果的重要前提。在企业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者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减少建设成本,从而推动信息化管理的建设。此外,企业还需要建立一套于是相匹配的管理模式,从而制约信息化管理的应用。 四、结束语 制造企业在实施信息化管理时,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来思考,保持步调统一、逐步实现的方针政策,才能够获得信息化管理带来的积极影响。 作者:蒋正华 单位: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信息化论文:老工业基地制造业信息化试析论文 论文摘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化指标体系方案和国家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现状,利用属性层次分析法导出企业适度发展信息化的步骤,设计了一套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企业综合信息化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将有助于老工业基地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规划工作. 论文关键词:属性层次分析法;信息化;指标体系 1引言 为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整体竞争能力,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我国信息产业部推出了企业信息化基本指标试行方案.但这些指标体系都是从宏观上对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评测,企业自行制定发展信息化对策.这样造成的盲目性,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不能使信息化很好地服务于企业战略. 本文借助现有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及其评价方法,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企业的现状及其发展战略,利用属性层次法的球赛模型对企业重要的信息化指标进行比较,提出适合企业信息化发展的模式. 2企业综合信息化指标设计 2.1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信息化发展目标 通过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可以改变传统老工业的内部环境.包括企业的特征,企业的优势与劣势.尤其是挖掘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企业独特的潜在竞争优势.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仍具有其一定程度的产业优势、科研优势和产业技术工人优势,主导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在全国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技术研发能力不强,缺乏优秀技术,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能力较差,产品增值服务较弱,迫切需要加强综合能力.振兴东北迫切需要尽快将以降低成本为主要手段的推式生产模式转变为一切以市场为出发点,重视客户满意度的客户拉动式产品生产方式. 针对东北制造业企业目前信息化发展的现况,企业应以综合信息化为发展目标,其特征是以优秀业务信息化为目标,把焦点集中在优秀价值上,向综合化、网络化的方向延伸和扩展,强调信息化与业务类型匹配,与自身业务发展阶段匹配,与企业的管理基础、企业资源匹配.在合理投入的基础上适度发展,实现整体最优. 2.2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构造东北企业信息化发展规划,目的在于从微观推进综合信息化,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服务.具体做法就是以整体的价值链信息化为发展路线,以主导产品生产过程信息化做为重点,然后向上游集成研发过程信息化,向下游延伸到市场,在集成和优化的思想指导下,去实现基础信息化.在实现基础信息化的同时,部分地选择有用的集成和优化的应用,正确引导企业信息化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2.3老工业基地企业综合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设计具体选取的指标如下: 1)信息技术应用普及率指信息技术在企业各个部门,有关领域及业务工作中普及应用的程度,用百分比表示. 2)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指信息技术设备完成的业务量占企业总业务量的百分比. 3)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应用率指标适用离散加工制造型企业工程技术水平的评价. 4)网络化程度及企业信息网络的规模与水平指企业联网的计算机台数占企业计算机安装总量的百分比,企业上网及网站的数量与质量,企业计算机应用系统网络化程度. 5)集成化程度(管理控制一体化)据龚炳峥方案改信息集成,过程集成,用户集成. 6)优秀业务流程信息化水平指优秀业务流程信息化的深广度,主要业务流程的覆盖面及质量水平. 7)管理信息化的应用水平(分)管理信息化的应用水平(分),反映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状况,管理信息化应用覆盖率及数据整合水平. 8)产品和服务信息附加值指标指是否系统地确定了顾客需要或将从中获益的信息产品或服务是什么?(灵捷审计). 9)ERP应用覆盖率指ERP完成的业务量占企业资源规划管理总业务量的百分比,ERP覆盖率是指企业由ERP完成的管理工作量占企业资源规划管理工作总量的百分比. 10)新技术信息吸收能力(董景荣方案). 3运用属性层次模型的企业信息化指标排序 3.1方法的选择 1997年,程乾生教授创立了属性数学,在属性测度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属性测度和属性判断矩阵的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无结构决策的方法——属性层次模型AHM.与Saaty在1977年提出的层次分析法相比,AHM既不需要计算特征向量,也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运算量小,科学性强,是简便有效的决策方法,两种决策方法皆分3个步骤,即建立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相对权,计算方案对系统目标的合成权以进行决策.用比赛模型刻画这2种方法,层次分析法相当于举重模型,而属性层次模型方法相当于球赛模型,2种方法皆是合理的.用例子说明属性层次模型相比于层次分析法计算更简单有效. 3.2建立属性层次模型 1)建立现阶段东北企业信息化层次结构(只考虑第一层),如图1所示. 2)以下的标度法确定判断矩阵中的元素 3)构造判断矩阵,计算相对属性权 由标度定义AHM的判断矩阵元素应满足以下条件: 由以上的排序得出:W6 W8 W5 W10 W4 W9 W7 W3 W2 W1.其中:W6代表优秀业务流程信息化水平的权重;W8代表产品服务信息和附加值的权重;W5代表集成化程度的权重;W10代表新技术吸收能力的权重;W4代表网络化程度的权重;W9代表ERP应用覆盖率的权重;W7代表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权重;W3代表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应用率的权重;W2代表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的权重;W1代表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的权重.这些权重说明,老工业基地企业在发展信息化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提高自己优秀业务的信息化水平,这是企业获得优秀竞争力的关键;其次,要着重提供产品服务信息和产品的附加值,这体现了企业要以市场为重心,注重顾客的需求,使企业的特征由原来的生产推动型向需求拉动型转变,适应市场变化. 4结语 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和技术的比较优势,信息化工作初见规模的状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将信息化重点放在适度提高优秀业务流程的信息化水平上,以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为企业的改造和虚拟企业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2)优秀业务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要注重产品服务信息和附加值的信息化建设,加快企业市场反映速度; 3)企业信息化要均衡发展,信息化发展应由过去只注重点效率向注重线效率发展,以线带面实现企业的全面信息化; 4)企业的信息化不应该只强调覆盖率,应沿着企业的供应链来进行信息化建设,注重供应链上各个环节信息资源共享; 5)企业的信息化一定要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服务,不能为了信息化而发展信息化,所以不同时期不同企业的信息化发展规划是不同的.企业要根据战略需求来调整信息化的重点和规模.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论文 关键词:信息化新型工业化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信息化、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从论和时间的视角,研究信息化在新型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实际,针对如何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提出了对策建议。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速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未来相当长时期指导各项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许多地方的实践中看,在对什么是新型工业化、怎样才能走上新型工业化路子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上还有差距。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信息化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如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问题提出建议。 一、对新型工业化的理解和认识 党的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的完整表述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首先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信息化、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概念及其内涵。 所谓“化”是指由一种特定的力量引起的持续的、内在的改变,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进程。在“化”的过程中,这种力量与被作用的事物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混合,而是通过渗透达到融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使事物发生某种质变。信息化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以信息作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的一种持续的社会改造和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而工业化是相对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不断增加工业经济比重,普及工业产品的应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过程。它是就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包括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等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信息化与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信息化既不能超越工业化,更不能代替工业化,但是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并使其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在处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站在战略高度提出来的,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的一种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信息化模式;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是适应时代变化,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决策。 所谓新型工业化是就工业化的实现方式而言,是对工业化的质的描述和要求,它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六大明确表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途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既不是工业经济比重的简单增加或工业内部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是单纯的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而是像党的十七大强调的那样:“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信息化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贯穿于新型工业化的始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一切方略都必须围绕“信息化”这个优秀手段展开。离开信息化,无论怎样的高技术化,怎样的经济结构,都不可能成为新型工业化,只有用信息化武装起来的工业化才是新型工业化。及时而有力地抓住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为此,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 我省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必须强化各方面对新型工业化的认识和理解,统筹考虑经济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的各种因素,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统一起来,落实到各项方略和实际工作中去。 二、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过程表现出极为强大的普适性、扩散性、渗透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信息技术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无处不在,信息化能够持续地、全方位、全过程地进行,并不断深化对工业化的影响,形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新型工业化。因此,信息已经同能源、材料一样成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并且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的优秀和关键要素。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明工业化的方向。新型工业化必须在信息化的框架内进行,以信息化为方向,不能脱离信息化的思路。二是促进工业产业的增长。信息技术的引入,带动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增加制造能力、丰富产品、适应个性化需要,扩大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直接带动整个信息设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三是促进结构调整。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改造原有的工业格局和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和销售,使整个工业领域资源配置有效、结构合理。四是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通过信息化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企业运转效率,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升整个产业的活力。五是节约交易成本。通过电子商务,打破地域限制、缩短交易时间,减少交易成本。六是扩大市场需求。通过信息技术的采用,可以创造需求、创造市场,带动工业化的更大发展。 三、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着力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技术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管理落后、市场效率低、竞争力差等突出问题上,并以此作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着力点。 1、以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突破口,加速制造业信息化 产业升级是个渐进的有序流动过程,传统产业正在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这种产业的转入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走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新路,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只要大力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加以优化改造,就能够大大节约传统工业升级换代的时间和成本,后来居上,发展出先进的工业生产力。 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对传统制造业最具有革命性作用是导致了制造系统智能化。现代智能化的企业并不全是高科技的软件企业,大量的智能企业是依靠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消减成本、节约能源、减少浪费,生产传统产品如奶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甚至水泥等的企业。 要采用各种措施,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一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在生产、制造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原有装备进行技术升级,以适应工业生产智能化、柔性化、高速、高效的要求。二是用信息技术改造工业流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生产能力。三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品的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优化价值链,延长传统产品生命周期。 2、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手段,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信息技术作为管理的工具加入到了管理领域,导致了管理由科学管理向信息管理转变,实现了管理学的又一次革命,使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得以实现。现代的信息管理革命的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几方面:一是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信息技术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实现了信息传递、处理的电子化,导致了管理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二是管理方式柔性化。大量规范化、日常管理被模块化的电子信息系统替代,能够很容易地根据管理的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调整,以适应形势和管理的需要。三是管理过程民主化。信息化打破了信息的少数人垄断,使管理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成为可能。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尚处在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时期,进入到信息管理层次的企业还不是很多,这说明在我省用信息技术改进管理还有很大的空间。 3、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扩大市场渠道,提高交易效率 现代电子商务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商务活动中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所创造新的商务模式。一是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交易活动中的产品搜寻和价格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二是信息网络与传统交通网络相结合形成的现代物流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化和整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活动中的物流成本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物流的时间。中小企业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通道难以建立,交易成本巨大,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电子商务是解决这类企业市场通道的最佳选择,也是成功之路。 4、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的信息化 我国信息化的硬件投入十分迅速,但是在信息化进行大量投入的同时,信息化对传统工业化提升作用不明显,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信息化不到位。 因此要尽快促进人的信息化。一是采用组织手段,提高各级领导对信息化战略地位的认识,加深他们对信息化作用、如何发挥信息化效能的理解和把握,提高他们的信息化决策能力。二是提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知识水平,增强他们把信息化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相结合的能力。三是提高全社会对信息手段、工具、设备的利用能力,提高全社会对信息化管理的适应性和自觉性。 工业信息化论文:知识经济土木工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建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的技术和控制信息系统;建立土木工程标准、行业管理、工程管理、企业管理的信息系统;建立土木工程基于互联网的方案优选、施工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人才招聘的企业商务贸易信息系统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土木工程也同样存在信息化建设问题、实现土木工程的信息化将引起土木工程企业管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信息技术是计算机、通信、控制及信息处理等技术的集成、有效地完成用传统控制方式难以实现的高难度施工项目、信息技术是一项各行业普遍适用的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给实体的数字化、时间的缩短、空间的缩小、项目计划的编制、项目跟踪过程、网上招投标相当规模业务的开展将会更加规范市场行为、人才上网,网上各专业专家组在网上会诊技术难关和质量难题、木工程信息化建设要与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的“三改一加强”相结合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当今时代,全球进入到经济的全球化,进入到知识经济的年代,世界上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经济速度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我国土木工程也同样存在信息化建设问题。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以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西部大开发和国家能源交通原材料基础设施项目,以北京奥运工程为代表的各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量大面广的城乡住宅建设项目正处在建设高潮之中,再加上我国已加入WT0,进入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实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大战略,土木工程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重要的发展机遇中肩负重任,必须把握住大课题,即土木工程的信息化建设,实现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和素质提升。 土木工程的信息化是用计算机、通信、自动控制等信息汇集处理高新技术对传统土木工程技术手段及施工方式进行改造与提升,促进土木工程技术及施工手段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土木工程的信息化将引起土木工程企业管理方式的深刻革命,必然推动企业团队的重组及施工流程的优化,促使企业管理理念和手段的革新;土木工程的信息化是土木工程市场发展的高级阶段,必定融入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业和信息产业,从而实现土木工程的高效益、高效率。 土木工程的信息化建设须致力建设三大系统。 一、建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的技术和控制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是计算机、通信、控制及信息处理等技术的集成。应用信息技术系统及设备,现代建筑师可以充分直观地展示新时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美学,可以尽情地表达大胆的创意和神奇的构思,超越时间和空间,塑造并优化创作成果,使其创作成果达到传统创作方式无法比拟的新境界。例如以模型为对象的三维协同设计模型,采用了模块化的模型设计技术,使得设计方法从平面设计走向模型设计,由于模型设计采用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而实现了共享的集成化工作模式,设计人员(多专业)在同一个模型上工作,减少了不必要的条件传递和确认,信息资源得到了充分共享。这些信息资源将贯穿于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设计、采购和施工),图形由计算机系统自动产生,使得设计人员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优化设计方案上,设计过程更为直观形象。而以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设计环境,在三维模型设计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可视化技术以及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技术,以专家库、知识库为支撑,研究新的设计管理和设计模式,构造一个更易于操作、具备智能化的设计环境。目前许多工业项目的模型设计过程已初步应用了可视化技术,比如,实体建模,使设计过程更为直观有效,并易于修改;可视化的设计校审,使校审更为形象,并可与设计深度交叉;可视化的进度审核,将设计的三维模型与项目进度资源数据库相连,从项目进度资源数据库抽取信息来可视化地展现和分析项目管理的各种状态。 在施工中推广应用自动化控制技术,可有效地完成用传统控制方式难以实现的高难度施工项目。例如高层建筑的垂直度的控制;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质量控制;预拌混凝土的上料自动控制;采用同步提升技术进行大型构件和设备的整体吊装和安装控制、整体模具的爬升和大型脚手架的提升控制;大型桥梁悬索受力的控制;幕墙的生产和加工控制;高温高压的焊接质量控制;建筑物的爆破、整体搬迁、以及沉降观测和数据采集,大型工业设施的三维空间管线布局的计算机模拟等等。信息化技术将全面革新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其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应用程度将越来越深,建筑工业化水平将越来越高。 二、建立土木工程标准、行业管理、工程管理、企业管理的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是一项各行业普遍适用的高新技术,必须与行业技术有机结合方能发挥作用。为使信息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中规范、有序、健康、高效地向前推进,须准确高效地制定土木工程技术应用标准和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及时修编标准,便于检索查询和管理有关标准,随时随地选用标准和对标准的执行进行检查验收,从而有效地推进标准化管理。 土木工程行业涉及的门类很多,例如土木工程、房屋工程、设备管线安装业、装饰装修业,以及相关的房地产业、勘察设计业、设备半成品、钢结构加工业等,包含的企业众多,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业信息集合,其信息量非常大。没有一个规范有效的行业管理体系和高效的运作机制,将难以保证这个行业的各项工作健康、有序、高效地发展。传统的管理方式及信息处理手段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行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管理方面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方便有效地对行业的有关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条件与可能。目前,信息技术的应用已使得全球产业信息的获得非常便利,可非常方便地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时研讨,掌握人类最新管理成果,使得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关联的土木工程业的管理提供了前瞻性、战略性和更为科学的依据,使建筑行业管理上一个新的水平。 信息技术给实体的数字化、时间的缩短、空间的缩小,对实体本质的把握更为科学,工程项目的单件性、时代性、环境性、多要素性决定了项目信息的大规模性、变动性、多门类性,信息技术使工程成为数字工程。而数字工程的建立,使工程管理进入新阶段,包括项目融资拓宽渠道、项目策划优选优化、项目设计电脑化,项目施工管理中运筹学在工期控制上的应用,多因素分析在质量控制上的应用,动态进行投资分析等。信息化使工程管理档案化、数字化、动态化,为工程的策划和融资、设计、施工、运行和维修等全过程的管理提供便利的条件、全新方法和手段。 信息技术实现更宽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准确的会计管理、成本管理、融资管理、投资管理,更优化的决策管理、计划管理,更高效的项目施工管理。信息技术也使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以及项目经理的信息更为丰富,为新产生的团队合作关系甚至跨国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前提。高技术的办公环境,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力管理理念的创新,对更有效地提高生产率提供了可能,也促进了企业文化的升级。关于工程项目管理,正如山西太原化学工业设计院于万里同志的文章《从国外工程项目管理软件看国外工程项目管理》所言:工程项目的管理是一个多目标、既分别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工序、多复杂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一个大型复杂的工程项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利用能够控制的资源(人力、机具、材料、资金、工期)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一个既定目标(进度、质量、费用)进行科学的计划和以更多的定量数据做深入动态分析,对于工程实施有效地调整控制,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工程项目的管理必须依靠整套先进的管理理念,这种管理在国外的工程项目管理软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软件的基本功能主要有: 1.项目计划的编制。 在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阶段以及中标授标之后的合同条件都要求承包商编制切实可行的“细化的施工进度计划”,对工程进行详细的剖析。软件对一个工程项目的所有任务做出精确的时间安排,同时还对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原材料、劳动力、设计和投资进行分析和比较,在千头万绪的任务中找出关键要紧的任务(关键线路)以及对任务做出合理的工期、人力与物力、机具等资源的安排。 2.项目跟踪过程。 软件对于工程进度能够进行动态管理和控制,它要求项目各级管理人员根据所制定的计划和目标,要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对影响项目进展的内外部因素随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及时、连续、系统的纪录和报告并输入计算机,也就是真实、实时地反映工程进度,分析工程进度数据,及时反映工程项目的变化。 3.项目的分析、控制与优化。 由于管理软件实现了广义的网络技术,项目管理者根据跟踪提供的信息,对比原计划(或既定目标),找出偏差,分析原因,研究纠偏对策,实施纠偏措施。软件不但考虑时间问题还根据资源和费用进行分析求得一个时间短、资源耗费少、费用低的计划方案,并通过软件进行网络计划的优化,也就是利用时差不断改善网络计划的最初方案使之获得最佳工期、最低费用和对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软件有对工程数据与作业活动的强大过滤功能,将现行计划执行情况与目标计划进行数据库比较,然后再将滞后于目标计划的所有工作活动过滤出来,进行单独的追赶或特别跟踪。对于发现工期滞后的工作项目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制定相应的追赶计划。对于现行超前于目标计划的工作可有意识地放慢部分超前工程项目的施工速度来降低工程成本或使总体计划更趋于合理。 三、建立土木工程基于互联网的方案优选、施工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人才招聘的企业商务贸易信息系统 互联网正在逐步深入土木工程,既在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发挥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同时又为设计方案、施工组织方案、技术措施方案、种种合作方案有效进行比较,高效进行优化,将大大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水平。 通过电子邮件、互联网传递,使建筑项目和承建商、材料供应商的信息沟通有效克服招投标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同时增强透明度,推进公开化,网上招投标相当规模业务的开展将会更加规范市场行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使招投标的竞争在更广范围更高的层次上进行。 电子商务对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机具的采购显得更为宽范围、广领域,甚至会进入货物及其流通的细微部分,使需求方对货物的质量、价格、生产方式、供货方式、市场信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透彻的把握。网上交易为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果、监督交易全过程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为买卖双方的合作经营伙伴关系起主导作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诚信失缺行为进行有力遏制,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人才上网,网上各专业专家组在网上会诊技术难关和质量难题,对土木工程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巨大的力量。也可以说,现代建筑企业更加依赖网上技术研发,依赖网上人才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企业做大做强。 利用项目管理信息平台、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系统三种体系,为项目提供了一种先进的现代化信息传递和交换手段,使项目信息共享更及时、更灵活、更广泛,并具备了实施异地交互讨论的环境,参与项目的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方便的查看项目管理信息,总部管理人员也可以同时访问其他地方项目管理信息,随时了解项目总体情况,通过这个数据库把公司本部、公司分部、施工现场、分包商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异地协同工作的环境,并可实施异地指挥和控制。 土木工程的信息化,既包括建筑管理的信息化也包括建筑技术开发的信息化,建筑管理的信息化应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即在土木工程行业管理信息化、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土木工程企业管理信息化。土木工程行业管理信息化是根,体现了行业的经营特性和行业的市场特点;土木工程企业信息化是杆,必须建立在对行业深层次的了解上,必须符合行业运作规律;工程信息化是果。 土木工程信息化建设要与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的“三改一加强”相结合,与企业的科学管理、技术进步相结合,要借鉴全球信息产业推进的经验,学习各行各业推进信息化建设成果,从产业、企业和工程实际出发,研究开发一般解决方案和个别解决方案,遵照“政府推进、市场引导、企业主体、行业突破、区域展开、稳步推进”的方针,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作用,特别是相关学会、协会要不断开拓创新,努力使自己伴随着土木工程的信息化建设走进新时代,充分发挥跨行业、跨部门专家荟萃的优势,做出新的贡献。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研究论文 一、对新型工业化的理解和认识 党的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的完整表述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首先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信息化、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概念及其内涵。 所谓“化”是指由一种特定的力量引起的持续的、内在的改变,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进程。在“化”的过程中,这种力量与被作用的事物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混合,而是通过渗透达到融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使事物发生某种质变。信息化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以信息作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的一种持续的社会改造和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而工业化是相对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不断增加工业经济比重,普及工业产品的应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过程。它是就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包括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等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信息化与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信息化既不能超越工业化,更不能代替工业化,但是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并使其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在处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站在战略高度提出来的,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的一种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信息化模式;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是适应时代变化,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决策。 所谓新型工业化是就工业化的实现方式而言,是对工业化的质的描述和要求,它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六大明确表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途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既不是工业经济比重的简单增加或工业内部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是单纯的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而是像党的十七大强调的那样:“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信息化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贯穿于新型工业化的始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一切方略都必须围绕“信息化”这个优秀手段展开。离开信息化,无论怎样的高技术化,怎样的经济结构,都不可能成为新型工业化,只有用信息化武装起来的工业化才是新型工业化。及时而有力地抓住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为此,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 我省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必须强化各方面对新型工业化的认识和理解,统筹考虑经济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的各种因素,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统一起来,落实到各项方略和实际工作中去。 二、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过程表现出极为强大的普适性、扩散性、渗透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信息技术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无处不在,信息化能够持续地、全方位、全过程地进行,并不断深化对工业化的影响,形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新型工业化。因此,信息已经同能源、材料一样成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并且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的优秀和关键要素。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明工业化的方向。新型工业化必须在信息化的框架内进行,以信息化为方向,不能脱离信息化的思路。二是促进工业产业的增长。信息技术的引入,带动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增加制造能力、丰富产品、适应个性化需要,扩大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直接带动整个信息设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三是促进结构调整。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改造原有的工业格局和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和销售,使整个工业领域资源配置有效、结构合理。四是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通过信息化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企业运转效率,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升整个产业的活力。五是节约交易成本。通过电子商务,打破地域限制、缩短交易时间,减少交易成本。六是扩大市场需求。通过信息技术的采用,可以创造需求、创造市场,带动工业化的更大发展。 三、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着力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技术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管理落后、市场效率低、竞争力差等突出问题上,并以此作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着力点。 1、以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突破口,加速制造业信息化 产业升级是个渐进的有序流动过程,传统产业正在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这种产业的转入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走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新路,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只要大力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加以优化改造,就能够大大节约传统工业升级换代的时间和成本,后来居上,发展出先进的工业生产力。 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对传统制造业最具有革命性作用是导致了制造系统智能化。现代智能化的企业并不全是高科技的软件企业,大量的智能企业是依靠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消减成本、节约能源、减少浪费,生产传统产品如奶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甚至水泥等的企业。 要采用各种措施,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一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在生产、制造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原有装备进行技术升级,以适应工业生产智能化、柔性化、高速、高效的要求。二是用信息技术改造工业流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生产能力。三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品的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优化价值链,延长传统产品生命周期。2、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手段,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信息技术作为管理的工具加入到了管理领域,导致了管理由科学管理向信息管理转变,实现了管理学的又一次革命,使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得以实现。现代的信息管理革命的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几方面:一是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信息技术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实现了信息传递、处理的电子化,导致了管理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二是管理方式柔性化。大量规范化、日常管理被模块化的电子信息系统替代,能够很容易地根据管理的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调整,以适应形势和管理的需要。三是管理过程民主化。信息化打破了信息的少数人垄断,使管理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成为可能。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尚处在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时期,进入到信息管理层次的企业还不是很多,这说明在我省用信息技术改进管理还有很大的空间。 3、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扩大市场渠道,提高交易效率 现代电子商务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商务活动中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所创造新的商务模式。一是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交易活动中的产品搜寻和价格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二是信息网络与传统交通网络相结合形成的现代物流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化和整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活动中的物流成本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物流的时间。中小企业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通道难以建立,交易成本巨大,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电子商务是解决这类企业市场通道的最佳选择,也是成功之路。 4、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的信息化 我国信息化的硬件投入十分迅速,但是在信息化进行大量投入的同时,信息化对传统工业化提升作用不明显,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信息化不到位。 因此要尽快促进人的信息化。一是采用组织手段,提高各级领导对信息化战略地位的认识,加深他们对信息化作用、如何发挥信息化效能的理解和把握,提高他们的信息化决策能力。二是提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知识水平,增强他们把信息化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相结合的能力。三是提高全社会对信息手段、工具、设备的利用能力,提高全社会对信息化管理的适应性和自觉性。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思想形成与发展 摘要:分析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过程、思路,探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概念、融合的思想、融合的理论体系,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是从支持生产力到支持生产方式的升级,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融合发展在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上实现了创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信息化 工业化 深度融合 发展 0引言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到十六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再到十七大“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反映出我国对信息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抓住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发展、紧密依存的逻辑本质,强调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从支持生产力到支持生产方式的升级。我国信息化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信息化的成果还没有发挥到最大,还有很大的潜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要从现代化全局高度看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趋势,从人类社会活动特征看融合本质,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1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程 我国信息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年以前),主要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为主,特别是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二阶段(1993年至1997年),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并启动了“三金”工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开展信息化建设。第三阶段(1997年至2005年)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首次召开了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初步形成了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思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把信息化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化的战略意义,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崭新命题,大部制改革中将工业与信息化部合并,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1]。 2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思路演变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思路逐步明朗和完善,是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是支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先后作出“要广泛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指导方针思想。 1997年4月,深圳会议通过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指出我国的工业化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必须发挥“后发优势”,把工业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支持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进,是我国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在九五计划中“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被列为一项重要目标。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信息化的总体方针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了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思路,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并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提高到“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的高度。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应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新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解决了信息化中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工业化中工业发展之间的隔离,指明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方向。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1]。反映出我国对信息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抓住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发展、紧密依存的逻辑本质,强调信息化带动产业的发展,是从支持生产力到支持生产方式的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优秀竞争力,进入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重要指导思想。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3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是坚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础上,更深层次上的迅速发展;更高阶段更高起点上的迅猛发展;触及信息化与工业化本质程度上的迅猛发展。 3.1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信息产业与工业发展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工业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工业大而不强,一些优秀技术和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工业行业管理分散,一些行业管理弱化、缺位,严格的市场规范和诚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的形势要求我国工业化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一方面,工业发展对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信息化为工业企业的业务发展起到了技术支撑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管理手段,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 3.2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来自技术推动、需求拉动、政府引导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资源、能源、信息等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信息社会,信息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信息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程度,可以反映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程度。如通过信息化减少库存,节约工业用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管理成本,加快资金流转;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力投入,通过信息化减少原材料损耗,优化流程工艺进行节能,提高智能设计水平、自动化水平,增加产品高技术含量,增加价值。 3.3 两化融合催生新兴产业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融合,不仅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于两化融合的行业在快速成长,如电力电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软件产业、生物芯片、工业电子、金融电子等新兴领域都在迅猛发展;信息通信、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容易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不仅前景广阔,还可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形成信息时代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没有信息产业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的。以信息的技术传播和生产为特征的,非常典型的是新浪、百度、淘宝网等用了典型的信息时代的现代服务。发展现代物流,我国与先进国家相比只是他们的1/4。我国物流业约占生产性服务业的18%,是服务业重要支柱产业。因此,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非常重要。要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举措,因为很多中小企业的两化融合,其实中小企业自身没有能力去做,这就需要靠生产性的服务业去帮助它。另外,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使得生产工业自己做强做大,最后形成我国的新兴产业,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 两化融合最终达到发展和形成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目的。 4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思想体系 4.1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特征是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一体化。信息化不只是与某个门类工业融合,而是与所有工业门类都融合。信息化不只是与工业企业的某个环节融合,而是与采购、设计、生产、销售、客服等多个环节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仅体现在技术、产品层面,还体现在管理、产业层面。此外,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把生产和管理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管控一体化。分类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可以分为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衍生四个层次。 4.2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显现。在全球蓬勃兴起的IT产业中,就是既包括通讯、软件设计、网络交易、网络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又包括电脑硬件生产、通讯设备制造等微电子机械设备制造业。集成不是融合,协同才能算做融合,无论是大型企业或是中小型企业,都可以突破车间、企业、社会、国家的界限,通过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业务过程协同,异地协同的设计制造、网络营销、供应链管理等,实现产品商务协同、产品设计协同、产品制造协同和供应链的协同,从而缩短研制时间和费用,提高整个产业链和制造群体的竞争力,构建协作为基础的产业链,形成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产品协同制造。融合发展在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上实现了创新。 5结束语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地实践,形成了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深度融合发展的概念,概念形成思想,思想形成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优秀竞争力的要求,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理论体系将会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工业信息化论文:柳州市工业化和信息化模式与推进策略选择 摘 要:为改变柳州市在工业发展中的技术、能源、环保等的窘迫局面,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发展已尤为迫切。对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基本现状、内在动因进行分析,从企业、产业、社会、区域四个层次提出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分层模式,并对各层次策略选择给出建议。研究结论,切合柳州市两化融合需求,可操作性较强,研究成果对于柳州市推进两化融合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柳州市;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 1 引言 柳州市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重镇,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泛北部湾经济圈战略的实施,在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资源、环保等棘手问题日益突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是转变柳州市工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柳州市在两化融合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并未总结出一套成功的可供推广的应用模式和经验。鉴于此,文章在深度分析柳州市两化融合现状和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提出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分层推进模式,并从区域、产业、企业、社会的角度提出相应的策略,旨在为促进我市走柳州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创新调整、产业升级、三年四千亿、工业再翻番”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基本现状 2.1 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具备良好基础 2.1.1 国内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蓬勃健康发展为柳州“两化融合”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趋势深入发展,信息化浪潮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些都为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发展处于中期向后期发展这个关键时期,必须要改变传统产业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源型发展模式。针对各种突出问题,推进“两化融合”的已势在必行。国家近些年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2.1.2 工业已成为柳州经济发展的优秀力量,为推进“两化融合”夯实了基础条件 柳州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柳州市工业已经形成了汽车、机械、冶金等支柱产业和化工、建材、制糖、造纸、日化等优势产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工业结构。柳州市累积的产业基础是柳州市加快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领跑器。 2.2 推进柳州市两化融合的主要问题 我市两化融合的程度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缺少产品信息化关键技术,信息化各要素融合度不强、缺乏对工业化的支撑力,距构建新型工业体系尚有较大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推进“两化融合”的投融资政策不完善 由于有关部门对“两化融合”的规律认识不够,对工业化信息化的统筹规划力度不强,进而使现行的规定和做法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求。 2.2.2 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缺少复合型人才 “两化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具备懂工程、技术、经济等多种知识结构的人才组成团队来合作完成。目前,柳州市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还不健全,许多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市场定位不够清晰,很多专业知识和能力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学习和提升;再加上面向行业应用信息技术的培训及认证体系不健全,阻碍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以上原因造成了两化融合过程中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匮乏,这成为制约“两化融合”的重要因素。 2.2.3 中小企业对“两化融合”信息化程度低 柳州市规模以上企业普遍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有60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均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以上数据表明,这些企业大多技术水平较低,企业还停留在“两化融合”的初级阶段,信息化基本是空白的,影响了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发展。 3 柳州市两化融合的内在动因分析 3.1 两化融合是改造和提升柳州市支柱产业的重要技术支撑 柳州市三大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仍存在研发能力、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技术改造与信息化融合程度以及企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特别是大量的配件企业更是目前仍处于靠规模生产实现效益的阶段,迫切需要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产业优秀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使两化融合成为企业由生产制造型向服务制造型、由产业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转变的利器。 3.2 两化融合是推动柳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加速器 尽管近年来柳州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与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难以适应柳州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科技含量不高,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工业服务体系尚未成熟,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不合理、档次不高,无法满足柳州市工业发展对信息化服务更深层次的需求。应适时地抓住重点,尽快建设一批服务基础设施,切实提高服务业的水平与能力,加速与泛北部湾地区产业转移的对接,能够更好地吸引到泛北部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我市产业的跳跃发展。 3.3 两化融合是引导柳州工业节能减排,向低碳型发展模式转变的突破 目前柳州市具备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但大部分的传统产业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能耗高,亟需将信息化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因此,推进两化融合,以钢铁行业、化工行业以及建材行业为重点,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有利于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型发展模式转变。 4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本模式选择 根据两化融合的基本内涵,结合柳州市两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现状和内在动因分析,确定我市两化融合采用企业―产业―社会―区域的四层分层推进模式。在分层两化融合推进时序上,企业、产业、社会、区域四个层面必须同时推进;在推进空间上,其四个层面不可分割,相互渗透,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区域和谐。 5 柳州市两化融合推进策略 5.1 企业推进策略 对柳工、五菱、柳汽等行业龙头企业,推进建立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商业智能和直复营销系统。依靠信息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和整合物流流程,推动RFID技术在工业生产和物流各个环节的融合渗透,并适时地开展支付型电子商务。对于柳钢,重点推动企业建立信息共享的物流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ERP)和开展网上询价、采购和营销等非支付型电子商务来改进其业务流程。 总的发展思路为:以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信息化为中心,带动相关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并为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树立标杆和典型带动作用,最终使柳州市大中小型企业的两化融合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5.2 产业推进策略 以汽车、钢铁、机械、化工、制糖、建材、造纸、日化等高耗能行业为重点,支持重大耗能设备的智能控制系统改造,促进工业领域节能减排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应用节能控制和污染治理信息技术和设备、促进节能增效和清洁生产。 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鼓励IT企业和新兴产业对接合作。加快工业软件的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汽车电子、交通电子、智能终端等领域的优秀嵌入式软件平台,逐步形成工业软件开发、生产和服务体系。加快下一代通信网络增值业务、云计算技术和应用服务系统的开发。推进物联网在设备进程监控及检修、智能电网、产品质量追溯等方面的应用,加快物联网技术产业化。 5.3 区域推进策略 柳州市两化融合区域推进策略为:以县域为起点的城乡互助策略。其主要内容为:以鹿寨县为突破口,优先实施两化融合;鹿寨县成功后,将其推广到其它五个县;加强六个县与市区的信息化整合,以信息整合促进柳州市两化融合。 6 结束语 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又反过来对信息化提出更高的需求,这必将有利于柳州市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柳州要把握两化融合的良好机遇,结合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良好实基础和内在动因,采取分层推进模式,并提出推进策略,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摘要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关键词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协同演化;机理;能源强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化浪潮迅速兴起并逐渐渗透融合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的渗透和融合改变了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运作方式,提升了产业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并重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是这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涵。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压力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我国整体的能源强度已有明显下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按2000年可比价格计算,2012年我国每万元GDP标准煤消耗量为1.13 t,比2000年的1.46 t降低了22.60%。然而,这一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DP单位能源消耗”测算,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美国高45.09%,比日本高94.11%。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理论研究中探讨的影响国家和地区能源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价格、进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1-4]。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Sue Wing和Eckaus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资本投入在美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促进作用[5]。Romm指出,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扩散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水平,推动了能源使用效率提升[6]。Collard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资本投入从总体上降低了法国服务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7]。Chou等对韩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投入降低了一些电力消耗量较大的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但却提高了服务业部门和多数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8]。胡剑锋基于我国1997-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证实,信息化资本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地区能源强度[9]。李雷鸣和贾江涛利用1961-2008年的数据探讨了我国信息化与能源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化对能源效率提升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10]。樊茂清等基于中国1981-2005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提高了各产业生产效率,降低了能源强度[11]。现有研究多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切入,关注的主要是信息化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直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陈庆江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 第1期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降低能源强度、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中已取得初步共识,但这种影响和作用机理却鲜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困难是经验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谢康等借鉴协调发展系数的概念构建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利用经验数据探讨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质量问题,这是涉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与能源强度关系为数不多的前瞻性研究[12]。上述方法考虑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但协调发展水平测得的只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偏离程度,并不能准确反映融合水平。换言之,如果一个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在两个方向上的相互影响系数相对均衡且处于较低水平,则按照谢康等以协调发展系数为基础构建的测度方法,该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反而会相对较高,存在一定不合理性。上述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没有得到经验数据支持,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相背离。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困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本文以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谢康等构建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而提出我国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西藏自治区的年度能源消费数据缺失,故将其剔除)。 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作用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能源强度。 机理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首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轻量化”发展,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信息网络技术与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能源节约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促进了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发展[13]。尤其是在能源需求相对较高的重工业部门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为显著。其次,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的能源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在家电、交通、市政等领域中的渗透和融合,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程度,从总量上减少了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机理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了不同能源密集度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加速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13]。这一过程中,能源要素密集的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下降,对能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相对上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同时催生了新服务业态的产生和成长,加速了产业体系的高级化进程。另一方面,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了第二产业的能源密集度。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过程中,一些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工业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提高了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产业部门在第二产业中的相对比重。 机理3: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有效降低了要素配置和使用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生产要素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和环节,优化了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和企业内部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提高了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进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另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有偏技术进步导致能源和其他要素边际替代率的变化,改变了能源要素的相对投入量,推动了能源强度下降[14]。 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2.1.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做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5]。从系统论的角度,可以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视为经济系统内信息化和工业化两个子系统之间协同演化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和信息化的拉动作用两种力量交互影响的结果。 2.1.2 回归模型 为考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构建基于资本、劳动和能源的C-D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形式为Y=Af(K,L,E)。其中,K、L、E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A为技术水平,则与生产函数相对应的成本函数形式为: 其中,c是模型常数项,u是随机扰动项;因变量ENERGY为能源强度,以各省区能源消费与相应年度不变价格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优秀解释变量I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CV是影响能源强度的其他控制变量,除式(12)中涉及的技术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外,考虑到产业结构特征和政府相关规制政策也对能源强度有重要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两个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能源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19]。不同产业部门能源密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第二产业对能源依赖程度最大,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最高。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能源密集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这种结构变化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在模型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并以各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该地区产业结构特征。 (2)政府干预。政府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相关规制政策直接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另外,经济运行中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影响产业演进和技术创新,进而影响能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在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变量,并以各省区财政支出与相应年度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程度。 (3)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能源强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1]。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各省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在模型中引入技术创新变量,并以各省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授予数量衡量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4)对外经济贸易因素。以各省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影响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另外,对外经济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能源强度[18]。在模型中引入出口比重、进口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三个控制变量,并分别以各省区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三个指标与地区GDP之比衡量上述三个变量。 (5)能源价格。由于能源的要素替代效应,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20-21]。在模型中引入能源价格变量,并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2000年=100)”衡量能源价格水平。 2.2 数据来源 (1)能源消费。 各省区2000-2001年能源消费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2)》,2002-2005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2)信息化发展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采用《中国信息年鉴》中“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作为各省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2000-2005年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0)》,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4)》。 (3)工业化发展水平。 以陈佳贵等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与权重为基础[22],将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按相应权重赋值后测得各省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指标:①人均GDP;②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③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⑤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相关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①。 (4)各省区名义GDP、GDP折算指数、三次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数量、发明专利授予数量、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和“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地区年度数据或根据上述数据折算。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表1分别给出了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和分位数(中位数)回归模型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②。三个模型的结果均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技术效率提升,提高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各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有显著影响。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也就越低。政府干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别较大,导致FE模型与其他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不一致。从能源强度各影响因素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弹性系数相对较大。综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2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能源强度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分析结果。不同区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力大小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分区域回归结果也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模型是稳健的。 3.3 不同时期回归结果 2008年前后,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出现较大变化。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战略部署,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国务院整合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原有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压力凸显,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高我国经济发 ① 本部分利用王群勇的门限回归程序包完成数据分析(程序包:Stata Journal,volume 15,number 1:st0373)。展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为考察2008年前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变化,将整体数据分为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3是两个时间区间内OLS模型和FE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对比两个时间段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有增强趋势。2000-2007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2008-2012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每提高1%,地区能源强度下降0.840%。 2008年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逐步走向深入,对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的作用也更加显著。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整体环境不断改善,相关长期发展规划逐步清晰,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推进力度也明显增强;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企业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节能减排的实践从少数环节应用向整体集成应用转变,融合效益逐步显现。 3.4 面板门限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能源强度作用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受益于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变化、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以及融合环境改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也应存在显著变化。为检验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过程中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为门限变量进行面板数据门限回归①。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表明(表4),回归模型存在单一门限,门限值为0.756 8,95%置信区间为[0.745 0,0.758 5]。换言之,当某一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超过0.756 8时,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会发生显著改变。 表5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相对较低阶段(低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存在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中,仍有14个省区(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青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尚未越过这一门限。据此发现,当前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门限效应主要源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渗透融合,各产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发展质量快速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加显著。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制造维修服务、建筑工程服务、环保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源节约效应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远远超过第二产业。由于能源消耗最大的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可能会减弱,甚至不再显著,从而出现另一个门限。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但仍高于第三产业占比[23]。上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特征是理论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门限没有得到现有经验数据支持的主要原因。 4 对策与建议 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1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3)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宏观层面上融合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微观层面上融合实践的不断深入。 (4)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门限效应主要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的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 现阶段,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在推动通信、交通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软环境。 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措施: (1)根据不同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及其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特征。中西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应在加强互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重提高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东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应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效益。 (2)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提高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智能工厂和智能产品是“智能制造”的两大优秀要素。实践中,应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为指引,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信息技术改进制造工艺,提高生产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加快推动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研发与市场化应用,提高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 (3)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营造良好的基础环境。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对现有互联网基础提出了挑战,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厂”、“智慧车间”、“云制造”等智能生产方式成长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应积极推动部署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企业移动宽带接入能力,为“智能制造”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环境。 (4)推动基于信息技术的能源服务产业发展壮大。能源服务产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信息技术与能源节约技术的融合为这一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产业成长空间。实践中,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和法律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专业化能源服务企业将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合同能源管理等业务中,发展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服务企业创新商业模式 工业信息化论文: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几点探讨 【摘 要】为促进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应重视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应用,这是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与效率的重要途径。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应用,不同于以往的财务管理方式,其实现对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完善与突破,借助信息化平台能实现对财务数据的全面整合,还可借助该平台实现财务信息的共享,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是提高企业行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就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 而今,我国的工业化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工业集团若想从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强化对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合理化应用,强化对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规范性操作,是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实现,能实现对企业财务现金流、信息流、业务流与物流等的科学性管理,能实现企业重要财务资源的共享,最终达到财务与资金集中性管理的目的,是企业财务管理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 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工业集团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应渗透信息化技术,打造电子商务模型,强调集团财务与业务的协同运作,是达到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信息技术在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上的应用,对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产业都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当前,财务管理信息化已经逐渐取代了以往的财务管理方式,新型财务管理模式生成,进而使得现代工业集团的生产与经营流程发生了改变,财务管理的实效性得以实现。然而,目前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实施还存在着部分缺陷,具体表现如下: 1.财务信息失真 从目前工业集团财务管理现状来看,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相对突出,导致财务系统陷入困境,严重威胁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财务信息失真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所致,且缺乏相配套的审核与监督机制,最终会威胁财务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另外,财务管理人才缺失,人才素质偏低,导致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与意愿,为对财务信息进行科学的审计,最终引发财务数据失真、错误的问题,导致财务数据准确率大大下降。 2.内外部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工业集团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内外部信息孤岛问题较为突出,而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若未对内部结构进行系统性管理,使用以往的方式开展信息画系统构建,尽管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信息化系统,但是各个部分协调不一致,未做到整齐划一,最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最终会对财务信息收集、传递、整理与共享形成制约。此外,企业内部与外部信息的连通性不强,信息共享与传递力度不足,工业集团、政府部门等都无法及时获得重要数据。 二、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架构 1.明确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目标 财务集中管理目标会伴随着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发生转变,若想达到理想的财务管理效果,相关人员必须对企业运行问题予以明确分析,及时了解待解决的问题在何处。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总目标,前期应打造集中式、统一式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与平台,强化对财务的合理性监控,最终实现远程财务信息的实时共享;其次,应打造全面预算管控机制,还要对预算执行状态开展系统性的监督与管理,进而实现预算目标;再者,应构建财务预警机制,借助该系统对工业集团的理财状况与经济活动等进行实时的监测与分析,并对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问题进行评估,例如,可构架风险评估模型、风险预测模型与失败预测模型等。 2.强化对财务资源的统一规划 为打造更为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应实现对财务资源的系统性与统一化管理。第一,应强调编码的科学性与规范化,在开展编码操作时,主要包含的编码信息有人员、科目、部门、项目、物资与固定资产等。企业应从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制定统一、标准的编码规范,对相关编码进行合理编制,旨在根据企业的实际运行需求进行财务资源的合理化管理。第二,应严格控制好财务数据。在财务数据管理上,应做好基础数据、历史信息与收集工作,保证数据管理与处理的规范性,为保证财务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应建立相配套的财务数据收集机制,严格规范与约束收集的内容与渠道等,进而制作各类清单、证件等,最终可大大提高收集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第三,应从业务处理层面着手,强调对工业集团业务处理与流程的规范化处理。在业务处理上,应指定会计核算、成本核算与预算编制体系规范,还可制定绩效考核与财务数据分析的规范性,注重对资产与资金管理的科学性,制定固定资产管理规章制度。 3.打造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 开展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应明确信息化建设目标,主要强调对工业集团人员的全面管理,强调对集团价值与资金的科学性管理,进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与经济效益,最终能达到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构建,应强化对信息系统、信息化技术等的合理应用,合理配置IT资源,选择适合工业集团的软件与硬件,是保证整个网络系统信息安全性的重要方式。为保证信息的安全性,可将防火墙技术,以实现对网络系统、Web服务器的安全性管理,使用安全协议、数据加密技术等实现对数据传输的科学性管理,可大大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工业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还不够科学,财务管理质量问题相对突出,成为制约企业财务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集团财务的进一步管理,注重对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应用,运用好信息协同机制的现代化思路,财务信息化之后能实现对企业财务信息来源的拓展,还能达到信息的全面共享,能大大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作者简介: 郑宇琪(1987―)女,上海人,学历:本科。 工业信息化论文: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思考 [提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的兴起,会计技术逐步向信息化方向转变,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成为企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对财务信息化建设在机械制造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介绍,分析企业中影响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策略 一、引言 机械制造业属于工业类,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与经济水平的标准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反映企业的竞争力。实施好财务信息化建设对于机械制造业等工业企业内部环境的优化,提高企业财务工作效率和质量,规范企业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所以,重视财务信息化建设,认识到当前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更好更快地进行财务信息化建设是工业企业当前的首要任务。 二、工业企业进行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提高财务管理效率。财务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结合财会业务的特点,通过财务信息平台处理一系列记账、报账等琐碎业务,从而减轻财务人员的工作量,节约了人力,财务人员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财务管理当中,使得财务工作更加规范和标准,提高了财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率。 (二)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传统机械加工制造企业一般采取粗放型的管理方式,财务管理方面信息量大,冗杂繁琐,利用率不高。实现财务信息化之后能够实现企业资源信息的整合和共享,工业企业的各部门联系更加紧密,减少工作中的失误。管理者也可以实时掌握动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针对企业内部环境的发展动态及时做出决策,对于企业内部环境的优化,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财务工作的科学性。传统企业财务工作多采用人工操作,在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有时一些小的错误甚至会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实现财务信息化之后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将财务工作中的信息数据进行汇集、处理、分析等一系列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业务的准确性,提高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科学性。 (四)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信息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要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如果能够掌握更多量、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做好财务信息化建设可以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确保企业能够在发展大潮中不被淘汰的重要途径。这是满足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 三、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财务信息化建设认识不足。机械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行业,虽然很多企业也进入了信息化的建设中,但是大部分都属于纸上谈兵,不能将信息化建设切实作为企业的发展重点,甚至很多企业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依然采用传统财务管理方法。纠其根本是因为工业企业对财务信息化认识不足,不够重视,对财务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造成了财务信息化建设缺乏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支持,从根本上阻碍了财务信息化的建设。 (二)财务人员工作能力不足。首先,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不能及时更新观念,信息化建设在资金和人力方面都受限;其次,大多数财务工作人员只能进行简单的财务软件应用,做一些简单的核算工作,大部分仍然依靠手工操作和运算,不能完全掌握信息化中具备自动结转、辅助合算等复杂的软件,使得财务信息化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严重限制了财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 (三)财务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机械制造企业的财务信息化建设意识不强,在财务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因此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会出现电脑设备陈旧,系统更新不及时,出现问题也不能及时解决等问题,这样不仅不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信息化程度,发挥应有的作用,还给原本冗杂的财务工作带来更大的负担,不利于财务信息化的建设。 (四)财务软件的选择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大多数工业企业在选择软件时都选择该行业的通用软件,能够解决财务工作中的大部分业务,包括报表核算、成本核算等。但是,不同企业具有各自不同的业务特点,在解决企业的生产、采购、经营等具体环节中的财务问题时应用则十分有限,大多数依然采用人工操作。财务软件选择不当,不能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进行财务处理,使得很多业务依然不能实现信息化,限制了企业财务信息化的建设。 (五)财务信息共享程度低。很多机械加工制造企业虽然也在实现财务信息化方向上不断努力,但是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不能全面合理地考虑问题,使得信息不能够在部门间实现充分共享,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很多企业只在财务部门推行财务信息化建设,却没有普及到其他部门,使得信息无法实现实时获取和分析,不利于部门间良好合作,也不利于企业管理者做出决策;二是虽然各个部门都进行了信息化建设,但是没有统一的信息化建设标准,无法实现数据信息的很好衔接,阻碍了业务的进行。 四、工业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策略 (一)加强对财务信息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首先,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增强对财务信息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加快和推动财务信息化建设团队的组建,将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其次,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财务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宣传,提高企业工作人员对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培养他们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热情,营造良好的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氛围。 (二)明确财务信息化建设目标。针对机械制造企业的特点,结合信息安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硬件采用虚拟技术实现快速响应。对人、机、料、法、环、测等各方面数据进行采集,重点是对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加工数据的实时输出和接收。开发符合自身特征的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MES),推动功能型的ERP的实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构建以成本为优秀、市场为导向、产-销-研一体化的管理业务链,全面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三)培养高素质综合性财务人员。财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财务人员在具备基本财务知识的基础上掌握相应的计算机技术。企业需要投入资金,为财务人员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养,保证财务人员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能够熟练运用企业财务软件,实现财务工作的信息化,成为在财务基本工作、计算机技术、管理三方面都能够驾驭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企业应该重视对财务人员的培养。 (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企业在拥有具备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之后,也要加强基础设施如电脑、信息化软件等方面的建设,组建相应的管理小组,负责基础设施的采购、维护、更新等工作,确保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在硬件方面的保证。 (五)选择适合企业的信息化财务软件。首先,企业需要拥有配合财务信息化建设的相应财务软件;其次,企业应该选择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财务软件,运用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或对软件进行改进,提高财务工作的处理能力。当前,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制造加工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其功能包括财务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物料需求计划、存货核算、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存货等,帮助企业建立人、财、物、产、供、销科学完整的管理体系。 (六)规范财务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共享程度。机械制造企业的工作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等一系列过程,每一环节都会有财务工作需要处理,所以管理者应该使所有部门都参与到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并且制定统一的信息化建设标准,保证信息数据能够在部门之间快速准确地流通,提高信息共享程度,也为管理者及时做出决策提供依据。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在水泥生产企业应用的探讨 【摘 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部署,两化融合成为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已从最初的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发展到目前的产业衍生阶段。水泥工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和降低污染物排放为目标,本文从水泥行业信息化规范建设,水泥企业软硬件创新,两化融合评估机制等方面论述了从规划到实施的一整套水泥企业两化融合解决方案。 【关键词】水泥工业 两化融合 实施方案 信息化与工业化 1 水泥生产企业两化融合背景 技术融合是指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推动技术创新以产生新的技术;产品融合是指将信息技术或信息产品融合到工业产品中,增加产品的信息技术含量;业务融合是指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通过建立ERP、CRM、SCM等管理软件促进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产业衍生指利用信息化、工业化融合催生出新兴产业,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两化融合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1.1 水泥生产企业两化融合现状 虽然国内水泥企业的自动化技术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全线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应用也比较广泛,但管控衔接水平较低,水泥行业两化融合评估工作结果显示,在控制系统、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管理系统数据交换方面,42.25%的企业不能实现数据自动交换,54.93%的企业可实现部分数据自动交换,仅2.52%的企业全部实现数据自动交换。在企业管理系统和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的集成情况方面,71.83%没有实现集成,多数企业没有实现管控衔接,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非常薄弱。近10年来,面临着能耗高、物耗高,市场、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两化融合是解决水泥行业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的唯一途径。 1.2 水泥生产企业特点 水泥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原材料工业,属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工业,一方面大量消耗能源,同时又潜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在生产过程中既污染着环境,却又是全国消纳固体废弃物中量最多、为保护环境做出重要贡献的产业,水泥行业吸收、消纳了我国70%的工业废渣,具有良好的发展循环经济基础。 1.3 水泥生产企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水泥产能总量过剩,落后产能尚未完全退出。(2)一些水泥生产企业没有自备矿山,采用民采民运方式,对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3)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尚未成为多数水泥生产企业的战略方针,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与企业社会责任感。(4)多数水泥生产企业,二氧化碳减排意识薄弱。(5)目前水泥行业对工业废弃物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替代原料的使用上,固废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 2 水泥生产企业两化融合解决方案探讨 水泥生产企业的行业特性,决定它不能照搬其他生产制造业的解决方案,做好水泥生产企业的两化融合,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 2.1 做好统一规划、标准体系及网络软硬件环境建设 水泥生产制造是传统产业,科技含量低,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需要有适应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个方案就能解决企业全部问题,短期内完成水泥生产企业的两化深度融合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规划是分三阶段进行: (1)应用渗透阶段,对信息化建设落后的水泥生产企业,可以先采用单项技术应用,引进更多的自动化设备,利用机器的可靠性和高效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为事故概率。(2)综合集成阶段,在此阶段可以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流程优化,提升管理能力,建立生产管理系统,将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优化。(3)融合创新阶段,在此阶段企业可以将信息化技术与工业要素进行全面融合,可以建立企业综合管理系统,将生产管理系统、流程管理系统、风险管理系统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BI系统,进行集成创新。同时,建材行业缺乏行业信息化标准,是行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企业在建设自己的标准体系时,必须满足国家和行业的要求。 除此之外,基础软硬件环境是水泥企业实现两化融化的基础保障,必须遵循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的原则,保证网络架构的合理性,软件平台的稳定性。 2.2 确定本企业两化融合重点举措 两化融化可以提高水泥生产企业的生产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和协同能力,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管理的发展方向是管控衔接,优秀是制造执行系统,难点在于生产状态监测,原燃料质量控制和窑炉专家系统工程。在线检测和监控对生产制造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质量管理信息化系统也至关重要,必须着重解决上述问题。对资金预算充足、技术条件具备、人才储备充足的企业可同时进行,而对资金压力大的企业,可以先进行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和协同能力的建设,即建设相应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然后再改造企业生产线,提升智能装备在生产线中的应用覆盖率,提升智能化生产能力,通过精益化生产管理,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标。 2.3 选择合适工作切入点 以2025中国制造为抓手,非常符合水泥生产企业现阶段的管理需求,是水泥生产企业实现两化融合的理想切入点。2025中国制造内涵是以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通过深度融合机械、电气、自动化、电子、计算软件等技术以及企业管理过程,实现对整个企业商业模式与生产运营模式的彻底变革。 2.4 建立两化融合保障体系 水泥行业的两化融合涉及生产制造过程重构、上下游供应链进行整合,对企业的资金能力和从业人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建立如下保障条件: (1)设立专项资金。持续投入是做好两化融合工作的有力保障,必须将其纳入企业预算管理,编制两化融合总体资金规划,建立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争取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发展专项资金,建立企业稳定的资金投入增长机制。(2)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应落实机构和人员和工作机制,提升信息化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级别,明确信息化发展战略。(3)培养两化融合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大多水泥生产企业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专职人数占比仍较低,培养一批既熟悉企业生产工艺,又懂现代信息技术,还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的复合型人才,是推进企业两化融合的当务之急。 工业信息化论文: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摘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下称“两化”融合)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时代命题,在“两化”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挑战与机遇并存。文章在文献分析基础上,分别从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探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方向,旨在适应“两化”融合对信息人才和工业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两化”融合;职业教育;变革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崭新命题”,要求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地融入信息化,实现一体化。信息化在技术、产品、管理、资源等多个层面实现与采购、设计等多个环节的融合,在技术支撑、管理手段与自主创新等方面挖掘潜能,达到管控一体化,加快实现行业产业转型升级。“两化”融合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关键是对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作为职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之一,有义务变革自身特质,肩负起“两化”融合所需人才的培养任务。 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现状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命题的提出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工业发展过程的问题,智能化、精细化以及高效率等关键要素的缺失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两化”融合是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现阶段,我国实现“两化”融合是可能的,我国不断推行新型工业化机制,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与效率,使工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以互联网络、高新科技等为主导方向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发达国家产业演变等都为“两化”融合提供了经验借鉴。 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实现“两化”融合还有诸多制约因素:第一、我国信息技术水平较低,尤其是包括信息安全在内的优秀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不高,缺乏信息化产业的支撑环境;第二、“两化”融合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信息等主导资源的缺乏;第三、缺乏全新的管理体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二、“两化”融合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要求 (一)信息化产业方面 信息产业是基础性的产业,是推进“两化”融合的战略基础,我国的信息产业增长迅速,从GDP所占比重,到高技术产品出口额都逐年增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如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尚未形成、高层次复合人才缺乏、优秀产业基础落后等。信息化产业是职业教育服务一大产业,信息技术人才也是职业教育所重点培养的人才,在“两化”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学不仅仅注重对学生信息素养等基本能力的培养,更要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技术研发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学校层面成立“两化”融合技术研发中心,创新研发优秀信息技术,提升信息化产业。 (二)劳动者信息素养方面 “两化”融合需要不同岗位的劳动者、管理者都要提升个人的信息素养,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甚至技术研发能力,基于劳动者信息素养提升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对学生的基本信息检索、处理与加工、信息传输与共享等能力与意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与训练。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内容、学习手段与认知工具三个层次,通过课程教学、网络教学、移动学习、第二课堂等方式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干预,在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以应对“两化”不断深入的融合。 (三)信息技术发展方面 “两化”融合不仅对劳动者、管理者的个人信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生产力的提升手段,用于企业生产的各项信息技术也要不断进行换代升级,在生产各个流程环节都融入信息技术,用信息技术替代传统生产工艺或者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是一项庞大的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发展密不可分,职业教育不仅仅为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更要承担起企业转型升级对信息技术的多方面需求,随着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快速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对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所以,信息技术的自我发展要求职业教育积极投身到对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研究中。 (四)管理与评估手段方面 管理与评估是企业提高生产绩效的重要手段,但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企业对管理与评估的准确性和高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便于对生产流程、人力资源实施准确干预。如何优化企业管理与评估手段,作为与企业具有产教融合、深度合作关系的职业教育应该加强研究,把信息技术手段与企业的管理理念与评估策略进行融合,形成一套高效的管理与评估信息化系统。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两化”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 信息化融入工业化,不断实现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培养新兴产业。电力电子、汽车电子、汽车美容、金融电子、信息通信、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移动银行等与先进信息技术结合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扩大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迎接产业发展的新形式,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要发生变化、学生的培养标准与方向要进行调整,开设新专业,淘汰旧专业;加强师资引进与新技术培养,以适应新专业与人才培养需求;对现有实训资源的改造以及新资源的重新购置,等等。只有努力适应市场规律、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职业教育才能办出特色,才能助推“两化”融合进程实现工业化的升级改造。 (二)“两化”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 “两化”融合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大力推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断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逐渐深入,在质量、计划、财务、生产、设备、人力资源、安全保障、绩效管理等环节加强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在“两化”融合进程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最重要的一环,国家也依托高校、研究所等建立一批培训基地围绕两化人才需求加强人才培养,面对这良好的机遇,高职院校要努力创办人才培养基地,针对周边行业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企业信息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使职业教育在顺应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据有利位置。 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内容的重新梳理 “两化”融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需求,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标准进行重新梳理,各专业不仅仅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还有加大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只有提升了信息素养,学生才能有技术再造和技术迁移能力,才能突破技术更新升级带来的瓶颈问题。所以,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要紧密结合“两化”融合的新背景、新要求,重新梳理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 在非技术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增加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包括信息道德类课程、基于互联网搜索有价值信息的课程、对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加工处理的课程、利用应用软件开展内容创新的课程以及传输共享信息的课程,等等。使学生在一定信息道德的基础上,具有搜索信息、获取信息、加工处理信息、传输信息的能力,努力提升个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时代的高效学习能力。 在技术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在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对学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结合该专业的市场需求和岗位职责,加强学生专业软件的技术创新和团队协作,使学生能尽快适应行业企业的信息化进程,适应新兴产业的技术要求。加强产教合作,加强与企业工作岗位的对接,让学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提升个人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创新能力。 五、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职业教育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形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两化”融合进程的深入,现代学徒制不断创新发展,在学生培养中取得良好效果。 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的重新整合,根据合作企业的岗位需求,学生从学校招生,并成为合作企业的学徒,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最终考核由企业实施,即学生通过企业各项考核,尤其要完成企业综合项目的考核后才能从企业毕业,并正式成为企业员工。 立足信息能力的培养,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的学生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资源建设、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学手段的选择等方面,都渗透着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联合合作单位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按照岗位标准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联合构建课程体系、开发岗位课程,增设信息技术专项课程,搭建校企共建共享的教学资源信息化平台。同时加强对学生的信息化管理,现代学徒制培养的学生坚持企业的教育主体地位,但学校要参与到学生的教学与管理中,借助信息化手段监控学生的学习进程,实施远程教学与管理,提供人才培养质量。 六、人才培养实施过程的信息化设计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灵活性比较高,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根据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做多样化教学过程设计,但在“两化”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过程需要增加信息化成分,包括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设计、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信息化教学与学习手段的选择等,学生只有在各个环节中尽可能多接受信息化熏陶,才能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一)教师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教学内容 减少传统文字形式的教学内容呈现方式,采用图片、动画、视频、音频、三维造型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信息化体系化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课程、视频公开课、MOOC等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载体。学生的学习对象不仅仅是课程内容,还包括课程内容呈现方式。 (二)教师借助信息技术教学 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前提下,教师还要通过组织教学活动实施教学,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得到普及,教师借助QQ软件、微信、微博等技术实时发送教学活动组织指令,结合数字化资源实施教学活动。 (三)学生借助信息技术学习 信息技术已经全方位实现与教育教学整合,学生借助信息技术学习已经成为现实,包括因特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学生以喜好的方式学习,并进一步打破学习空间和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有学习行为发生,这不仅仅完成学习任务,还能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七、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变革 职业教育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教学质量的评价也围绕学生实践技能的学习效果展开,但随着“两化”融合的推进,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与标准也要随之变革,评价内容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还包括信息素养和学习方法等,评价标准要依据企业各个岗位的岗位要求,侧重于信息技术相关规范,评价方式要立足于真实的综合实践项目,注重基于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过程性评价。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跨领域的,信息化要与所有工业门类融合,渗透到工业企业的采购、设计、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成为企业管理的常规方式与手段,是工业企业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两化”融合,大力推进现代产业的新形势下,培养一批精通信息技术的工业技术技能人才和精通工业技术的信息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的使命,所以,在“两化”融合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需要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实施全面的调整与变革,以适应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工业信息化论文:大数据时代下工业企业的信息化应用 摘 要:近几年来,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的出现成为了一个必然事件。所谓“大数据”描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一种现象: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规模庞大到需要用“海量”来形容。各类企业应用数据的快速积累推进了企业进入大数据时代的速度,我们的企业要抓住大数据技术发展的机遇,紧跟信息化时代潮流。本文在阐述了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的基础上,介绍了企业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化应用以及企业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企业信息化应用;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TP39 在各种媒体的连篇累牍的报到和宣传下,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对“大数据”一词想必都不陌生。无论是对于走在社会发展前沿的互联网、IT产业,亦或是传统的医药、交通行业,大数据必将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如果掌握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可以在今后的信息化发展应用上取得领先地位。面对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正在进行信息化改革的工业企业要把握好大数据带来的机遇,紧跟信息时代的潮流。 1 大数据时代 1.1 大数据的定义。百度百科中说,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由于数据量的庞大,大数据的单位不能用G或T来衡量,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1000个T)、E(100万个T)或Z(10亿个T)。大数据是一种海量的、高增长率的以及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它需要新的处理模式来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应用。 1.2 大数据的4V特征。大数据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数据量巨大。各种智能设备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数据量从TB级快速升到PB级别。二是数据类型繁多。如网络日志、图片、视频等。三是价值密度低。以视频为例,连续不间断监控过程,可能有用的数据只有一两秒。四是处理速度快。因为数据存在时效性,所以大数据要求能够快速处理。“1秒定律”,这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业界将大数据的特征归纳为四个“V”,即Volume(容量)、Variety(种类)、Value(价值)、Velocity(实时)。 2 大数据时代下工业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传统的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企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大数据的时代下我国的信息化系统在传统企业的应用效率却得不到较大的提升,传统的工业企业在节能降耗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由于信息系统得不到其应有的应用,产品的开发力度也不高,开发新产品的速度和能力也得不到应有的提升。 2.2 工业企业缺乏利用信息化来增强市场应对能力。在国外市场,高新技术企业在利用数据化来增强企业的市场应对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地成果,但是从我国来讲,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创业的阶段,应对性不强,在通过数据来增强对财务、营销以及库存的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如何通过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化的发展进步来增强我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周转能力以及市场反应性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不断通过建立起企业的网站来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的知名度,以帮助更多的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2.3 大数据时代下传统产业与当地产业的融合度不高。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的一些企业在实施数据项目时,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与当地的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没有用高技术新信息来服务于客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传统产业企业与当地企业脱节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条件下,工业企业更要利用好信息化来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 2.4 企业信息化建设对政府存在较大的依赖性。由于机构不够完善,加之部分企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较为落后,使得企业的信息化投入的风险性较大,转化的成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企业在技术和人才培训方面也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这样一来企业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对于政府的依赖性仍然较大。 3 明确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化推动工业企业加强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3.1 加快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提升我国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来不断推动企业的工业化产值,是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更是我国利用信息化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在当前来讲,我国的企业信息化就是通过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企业信息化的,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企业深度,不断加强企业的信息转化能力,不断以新的信息、新的技术进步来推动产业的发展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信息化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产耗,更好地适应起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加快技术进步的脚步,以信息化来带动产业化,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带动企业的创新性发展,这对于我们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工业企业的带动作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数据发展的今天,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的信息化,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进步,也是我们更好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3.2 推动我国工业企业发展进步的战略思想。我国工业企业实现现代化,不断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实现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实现示范企业的发展为新的目标,来大力推广现代化技术,不断以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推动企业的优化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 4 大数据下的企业信息化建设 4.1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数据安全管理。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系统之间是互连的,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息息相关的生态圈。大数据的环境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比如:企业自身的商业机密在数据共享时会被泄露;很多敏感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被明确界定;数据量的存储和安防措施不够有力等。数据具有共享性,我们在保证数据在大环境下共享的同时,还要注意数据的安全性。我们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保证数据在传递过程中不会被篡改和泄露。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时,要加强对数据安全问题的控制和管理,以解决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的数据安全性问题,所以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管理任重而道远。 4.2 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大数据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完善的信息基础平台,而现有的供电局信息基础架构还不足以满足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我们在进行信息基础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时,不仅要增加信息系统的计算能力和数据消化能力,还要重视对数据资源的扩展和融合。业界普遍认为,现今的云计算技术能够搭建一个信息基础设施平台,满足各类工业企业对数据服务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供电局如果要搭建和完善信息基础平台,应该利用好云计算技术,把自身对大数据的存储和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4.3 企业信息应用系统逐渐迈入整合化、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技术最吸引工业企业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大”,而在于数据的“用”――整合、分析、利用等。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总是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此时,如何将那些海量的数据加以整合和利用是目前企业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遭遇的必须要解决的拦路虎。大数据信息应用系统对如何利用好数据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在大数据应用系统发挥作用前,企业急需对系统模型和数据规范进行统一和整合。我们的企业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将信息应用系统推动到智能化的阶段。 4.4 加强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为工业企业信息化提供环境保障。建立起企业现代化建设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加大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推动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加强技术合作领域的创新型发展,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创新发展的实例来促进企业信息化,不断推动企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改造落后的生产管理模式来加强企业的发展进步,使得信息技术能够真正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力量,为企业信息化创造条件。在大数据时代,工业企业也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媒体来加大企业的信息宣传力度,增强企业的最新信息技术的更新普及,使得企业形成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另外,企业也可以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来建立起网络化的服务平台,使得工业企业的形象以及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5 企业在大数据时代下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5.1 信息化建设中的缺陷。首先,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都仅仅是对信息技术的简单应用,而没有意识到数据将带给我们的巨大价值。其次,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因为受到政策的保护而导致自身危机意识薄弱,在信息化建设中会慢半拍,落后于其他外资或合资企业。还有,许多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对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企业管理上缺乏对大数据的应用,导致企业管理高成本、低效率的局面。 5.2 把握住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会给企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企业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优化自己的信息管理流程,逐渐变成精细化、数据驱动型的管理。企业传统的管理和运营模式会被改变,大数据将成为企业的决策中心,并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大数据发展中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总的来说,就是大数据技术应用越深,企业吸收的价值也越大。目前来看,企业主要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水平,并积极挖掘大数据的应用。 5.3 应对大数据的挑战措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们的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企业可以做出以下措施来应对:一是加强领域的合作,各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要加强合作与共赢;二是开发高效的数据密集型计算方法,科学家们需要加大研发力度;三是在信息化应用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遇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6 结束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际上许多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哪个企业能最快地适应和习惯新形式下的数据模式,熟悉和掌握最新最有效率的数据处理方式,那个企业就能在信息化建设中占得先机,取得主动权。大数据时代是针对国际来说的,所以为了紧跟国际步伐甚至超越某些国家,我国的许多企业开始投入到大数据技术的研究中,以期能够尽快的建立和完善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并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寻找有力的支撑。 作者简介:郭凯成(1980.09-),男,江西南昌人,研究生,中级职称,信息主管,研究方向:信息安全。 作者单位:大唐华银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湖南冷水江 417505 工业信息化论文:浅谈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 摘要:随着当前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工业中的不断应用,工业设计相关设计方法和理念等也因此得到高速发展。本文通过对数字化与工业设计关系的论述,指出工业设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是趋势,并根据当前的数字化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分别从设计理念、设计展示方式、信息获取途径、设计效率以及设计推广等方面总结并预测了工业设计在数字化技术推动下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趋势,为未来工业设计研究提供了一定方向和借鉴。 关键词:工业设计;数字信息化技术;重要性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当前的一些诸如CAID、CAD/CAM、RP、3D打印等先进技术和诸如生活形态研究、人机研究、市场信息研究等可共享的设计成果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与工业设计整合,通过优化各种设计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全面和高质量的设计服务,并使得工业设计得到高速发展。 1.数字信息化工业设计的涵义 数字信息化工业设计, 即在数字化技术和工业设计相结合后形成的系统支持下, 进行工业设计领域内的各类创造性活动与传统的工业设计相比,数字化工业设计在设计方法、设计过程、设计质量和效率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它涉及了CAD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并行工程、敏捷制造、优化技术、模糊技术、人机工程学等许多信息技术领域。 2.数字信息化推动工业设计变革的具体表现 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日益普及,电脑、平板、手机等电子产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依赖,无论是人的生活模式、工作习惯还是意识形态均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应的,工业设计领域也与时俱进,发生着巨大变革: 2.1向营销推广扩展的工业设计创意模式 产品推广成功与否与营销模式有着紧密联系,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和物联网营销均成为了当前重要的商品营销模式。这一趋势要求工业业设计在进行创意设计时必须考虑后续营销推广模式,进行与之对应的细节设计,因为当前的创意思路与营销有着紧密联系。新型的、扩展到营销推广的工业业设计创意模式将成为未来重要设计模式之一,尤其对创新型产品而言。 2.2时尚的个性化与定制设计趋势 个性在数字化时代受到空前的强调与尊重,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与差异化成为大众消费者日益明显的需求特征,与此呼应,设计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标准化、大批量化设计逐渐向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与定制设计调整。时尚的个性化与定制设计趋势在数字化时代日趋明显,而正在快速成熟的众多数字化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趋势的可行性。 2.3为产品宣传和展示提供多样方式 在传统的产品展示和宣传模式中通常需要用户到现场了解商品,且有相当大一部分不能试用或触摸,导致用户无法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同时进行现场展示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准备场地、布展和宣传等,局限性比较大。而数字化设计的相关成果如多媒体技术和虚拟展示、虚拟现实、3D打印等技术等为厂商和设计师提供了更多选择。 2.4为设计师获取信息提供新方式 网络在当前时代已成为各类信息和知识的集散地,也成为每个人认识世界或被世界认识不可或缺的部分。设计师的设计工作和设计方式同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其一便是扩展了设计师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加快了知识获取的速度,这使得中国的工业设计师们能及时全面地获得最新信息资讯和知识。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国界的,国内设计师可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在信息获取的层面上与国外设计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缩短国内设计师因技术资料不完善和信息资讯滞后而产生的差距,为设计师开拓了更广的空间,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2.5提高了工业设计开发效率与品质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设计过程中的大部分事务性、重复性工作已逐步由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物联网为主导的设计系统和工具承担,设计师只需要完成机器难以做到的以思维性和创造性为主的工作。借助CAID相关技术,设计师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分析与创意等方面,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设计师大量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状况。在当代工业设计趋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下,市场人员、设计师、工程师以及经济师可以把整个设计项目的策划、设计、制造、营销等活动体系整合,达到更紧密的合作,从而极大地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了设计效率和品质。 3.数字信息化下的工业设计发展趋势 数字化技术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多样的数字平台,它为概念设计提供了虚拟空间,引入了数字化空间,将设计师从繁琐的传统手绘设计过程中解放出来,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笔、纸、尺、规等传统草图绘制工具。促使工业设计从传统的二维空间拓展到虚拟的三维空间,促使工业设计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以信息化技术为特征的产品智能化构成了人一机界面符号认知系统新语境,使人对产品的认识和操作改变突破了以往人与产品硬件的密切接触,从而使劳动强度、工作效率、以及环境安全得到了根本改善。并将有以下的发展趋势: 3.1可以利用网络设计机构本身的如服务范围、主要客户、优秀成果、设计师构成等信息。 3.2可借助网络建立国外设计机构设计专家库,建立长期合作沟通关系,了解国际最新设计技术和趋势。 3.3可以建立各设计院校资源库,使院校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利用,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也使设计人员资源得到丰富和最大限度的利用。 3.4可以改变常规的工业设计流程。 另外,伴随3D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设计合作模式与设计流程或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4.结论 现代工业设计不可能脱离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从技术层面到理念层面再到应用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数字信息化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设计技术与理念的创新,将促进工业设计的巨大变革,进而保证工业设计的跨越式发展。而作为工业从业者更应该有责任和信心去寻找一条恰当的设计道路,使得数字化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我们实现设计意图的有效工具,能更好地为工业设计服务。 工业信息化论文:转型期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布局规划研究 摘要:当前南京市正处于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第三次重大机遇期,科技、教育、人才等优势资源,最终要助力南京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本文从分析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入手,洞悉产业发展机遇,按照“全市一盘棋、一区一主导、一园一特色”的创新发展思路,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空间布局系统,最大限度地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转型期 创新型经济 南京 工业和信息化 南京市工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特征,本世纪以来,围绕“工业第一方略”,南京市加快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具有南京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二五”时期以来,面对创新型发展的新要求,如何将科技、教育、人才等优势资源融入工业发展,是本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 1、现状及问题分析 1.1、现状 1.1.1、产业基础 2010年南京市实现工业增加值200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新兴产业产值2308亿元,占全市的27.2%,风电装备等新兴产业居全省领先。 1.1.2、工业用地分布 2010年全市工业用地240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沿江带状走廊和宁高公路轴线地区。 1.1.3、分区经济及园区情况 现状工业进一步向郊区集中,2010年江宁等六郊区工业总产值达到5526亿元,占全市的65%。现状11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实现工业产值4232.47亿元,占全市的49.8%。 1.1.4、科技创新能力 现状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1.4%提高到2010年的1.8%,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1.2、问题分析 1.2.1、工业经济总量不高 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仅占江苏省的9.4%,是苏州市的35%、无锡市的66.8%。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是苏州市的25.9%、无锡市的47.8%,且低于徐州等苏北城市。 1.2.2、工业用地总量小、开发粗放 2010年全市工业用地是苏州市的34.7%、无锡市的88%。全市地均工业产值35.4亿元/平方千米,地均工业增加值8.4亿元/平方千米,地均产出低、工业用地效益不高。 1.2.3、园区实力不强、主导产业不明晰 2010年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产值不及昆山开发区,4个部级开发区工业产值远低于苏州工业园区,与无锡高新区大体相当。部分开发区不能形成有效的招商选资机制,主导产业不明显。 1.2.4、园区管理创新不足、竞争力不强 南京市部级开发区面积小、发展空间受限、管理体制难以有较大突破,园区发展理念大多停留在开发区发展中级阶段,且园区功能单一、缺少配套,难以对高端企业、人才形成吸引力,缺乏竞争力。 2、产业发展机遇 2.1、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向纵深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从一般加工业转移向先进制造业转移过度,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度。新时期,南京参与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和全球要素分工仍有一定的优势。 2.2、国内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冲击,工业发展将围绕“自主创新、绿色环保”原则进行创新。 2.3、时代要求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围绕“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形成的产业群将成为下个经济周期的支撑点,并有可能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新一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将促使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带来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 2.4、实施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南京面临加快发展创新和服务经济的第三次重大机遇,这为工业和信息化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5、青奥会和城乡统筹推动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 青奥会的举办将提高南京的国际知名度,为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带来重大契机。南京城乡统筹进入加快推进期,“三集中”策略将进一步释放产业空间。 3、产业发展策略与重点 3.1、发展思路 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以战略性产业优秀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辐射区为框架、以特色产业园区为支撑的空间布局体系,把南京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及软件信息服务业基地。 3.2、发展策略 3.2.1、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 以工业化引领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转型,依托副城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依托新城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以新市镇作为先进制造业发展配套区,统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3.2.2、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结合 加强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使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走开放式创新发展路径,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形成以创新为特征的内生式增长模式。 3.2.3、空间拓展与功能提升结合 加大园区整合力度,拓展省级以上开发区发展空间,使其成为全市工业发展的主载体。加快推进开发区“二次创业”,逐步建成现代产业园区。 3.2.4、高起点定位与自身优势结合 改变“基于现状谋规划”的传统思路,深度挖掘资源禀赋,把握发展机遇,明确高起点,建设一批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园区。 3.2.5、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结合 继续发挥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高可持续能力。 3.3、发展重点 3.3.1、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国际化 确立以软件谷为优秀、以南京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为两翼的“一谷两园”发展格局,向世界软件名城迈进。 3.3.2、支柱产业高端化 加快南京液晶谷、未来网络谷、无线谷以及物联网基地和北斗基地建设,促进电子产业高端化发展。依托部级石化基地,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以新能源汽车为重点,加快上汽、长安汽车建设,引导相关企业向江宁、浦口、溧水基地集聚。促进南钢、梅钢两大基地产品升级,打造国内精品钢基地。 3.3.3、新兴产业规模化 加快发展以新型显示为主的新兴电子产业、以输变电为主的智能电网产业和以风电装备为主的装备产业。依托南京开发区和化工园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群及新材料产业,依托生物医药谷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依托“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园”,构建产业集群;依托空港为中心的产业基地发展航空航天产业。 3.3.4、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化 以紫东创意园为载体促进工业设计发展;依托现代物流体系及苏宁、苏果电子商务平台提高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 4、产业空间布局规划 按照产业转型和“梯度分布、专业集聚”要求,以绕城公路、绕越公路为界,形成“1+2+4+6” 圈层式产业布局框架。“1”即主城;“2”指两条创新带;“4”指四大战略性产业优秀区;“6”指六个先进制造业基地。 4.1、主城 利用工业退出的机会,在提升医疗卫生等服务业质量的同时,积极发展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研发设计、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4.2、创新带 依托科教创新资源,打造南北向的“仙林大学城―麒麟科技园―江宁大学城创新带”、东西向的“模范路创新街区―高新区创新带”,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4.3、战略性产业优秀区 依托部级开发区,打造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最主要的载体,包括软件谷、高新区、南京经济开发区、江宁经济开发区。战略性产业优秀区应坚持“产城融合”理念,规划面积达到100平方千米。 4.4、先进制造业基地 依托新城及重大交通枢纽,布局六个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承载地,培育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基地与新城融合发展,规划面积达到50平方千米。 5、小结 今后一段时期是南京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工业产业布局体系完善的关键时期,本文围绕转型期国内外发展形势,剖析现阶段南京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从产业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和发展策略上进行全市层面的产业发展统筹,进而按照“全市一盘棋、一区一主导、一园一特色”的创新发展思路,通过产业空间布局规划落实产业发展的诸多新要求,期待南京能够把握创新型经济的第三次重大机遇期,将科技、教育、人才等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笔者认为本文是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认识层面的初步共识,具体实施还需要很强的创新意识培养和配套政策指引,因此在文章最后我们再次希望南京市能够建立工业和信息化空间布局协调的领导机制和制度,统筹工业产业布局的重大问题;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园区综合配套能力建设,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重大项目建设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制定并落实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产业集聚的政策措施。 工业信息化论文:基于VAR模型的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研究 【摘 要】工业化和信息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而金融发展又是两者的强力支撑,三者能否同步发展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本文以新疆为例,采用1995―2012新疆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并通过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新疆地区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工业化;信息化;金融发展;VAR模型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不断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新四化”相互促进,四化同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工业化与信息化是一对“孪生子”,其深度融合决定着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不可或缺,更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总而言之,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表征;信息化更是深刻改变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金融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金融发展提供理想的土壤。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西气东输的起点、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阵地,也因其资源丰富、民族复杂、地域广大而备受关注。新疆城镇化和信息化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较低,作为边缘地区更需要吸引更多金融资源和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为城镇化、信息化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因此有必要理清新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不断推动深层次体制改革,有助于促进新疆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维持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的研究较多,姜爱林(2002)认为工业化是信息化的源泉,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派生物,后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特殊表征[1];吴敬琏(2006)指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2];俞立平(2009)研究得出现阶段工业化对信息化的影响速度大于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影响速度,且工业化对信息化的影响更加稳定的结论[3];谢康等(2009)认为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研究较为零散的原因在于我国二者融合的环境和基础与欧美不同[4]。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的研究更多地是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也有一些是单独探讨金融发展与工业化或信息化的关系,很少把三者放在同一范围内进行研究,黄海清(2012)利用VAR模型对广西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5],但本文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虑西北落后民族地区,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指标与数据选取 (一)工业化指标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或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不断上升的过程,也跟从业人数在总从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密切相关。但是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总是与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和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一般用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发展水平[6]。 (二)信息化指标 信息化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以物质与能源为结构的重心,向以信息为结构重心的转变的过程,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通讯的现代化和计算机化。一些研究参照国家信息化测评指标来对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但由于数据的繁琐和公认程度不高,我们一般用邮政与电信业务总额占GDP比重替代,是典型的信息化指标[7]。 (三)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发展一般分为金融增长和金融深化,涵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行业。国际上常用金融相关率说明经济货币化程度,但由于新疆金融市场起步较晚,银行业占据主要投融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年底存款余额加贷款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1995-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来源于1996-2012《新疆统计年鉴》和2012年新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统计数据具有年度一致性,所以未做转化。为了统计方便和消除异方差,本文做了对数化处理,结果不会对时间序列产生影响。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ADF检验 时间序列分析要进行平稳性检验,以消除虚假回归等问题,一般可以通过散点图、样本自相关函数和ADF检验。本文对新疆工业化、信息化和金融发展指标,及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1的ADF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化与金融发展指标对数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显著,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一阶差分序列后,三者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LNInd、LNInf、LNFin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时间序列上的统计特征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曲线围绕平均值上下波动,通过平稳性检验。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一阶差分使得时间序列变得平稳,但也容易丢失一部分总量的长期信息。而协整检验研究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和共同的随机性趋势。从ADF检验得知LNInd、LNInf、LNFin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我们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LNInd、LNInf、LNFin指标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采用第四种形式(有线性确定性趋势,有截距项,有趋势项),得出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一)Granger因果性检验 由Johansen协整检验我们得知新疆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存在共同趋势,存在关联性。现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性检验探讨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该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夫?格兰杰提出,但检验结论只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性,而不一定是一种真正的因果关系。 表3 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结果 滞后两阶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检验接受工业化不是信息化Granger原因的假设,但概率仅为0.06652,若在10%的置信区间下则工业化是信息化的Granger原因,信息化也是工业化的Granger原因,表明工业化与信息化互为影响,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检验工业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也接受金融发展不是工业化Granger原因的假设,但10%置信区间下金融发展是工业化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但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相互不是对方的Granger原因,因果关系不明显,可能和数据样本的选择有关。 (四)VAR模型估计 通过前面的ADF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认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就此构建VAR模型,对新疆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时间序列的关系进行估计。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在一阶差分下新疆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指标时间序列下平稳,通过估计得到VAR模型如下: 从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工业化指标受到滞后一阶的工业化指标影响明显,受滞后一阶的金融发展和信息化指标影响不明显;信息化指标受到滞后一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指标影响明显,受滞后一阶的金融发展指标影响不明显;金融发展指标受到滞后一阶金融发展和工业化指标影响显著,受滞后一阶的信息化指标不明显,与前面Granger因果分析基本一致。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VAR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VAR模型稳定,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得出脉冲响应分析的合成图。左图中,工业化指标对于自身的响应最大,后一直下降,对信息化指标的响应先上升后下降但作用一直为正向的,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响应起先为负向的,后转负为正。中图信息化指标对自身响应最大,随时间推移不断趋向于零,对工业化指标的响应先上升后下降,先负向后正向,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响应趋势相反。右图中,金融发展指标对自身、工业化指标、信息化指标响应的程度与趋势基本与中图信息化指标对自身、工业化、金融发展的响应保持一致。 (六)方差分解分析 对所建立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考察变量扰动项对变量变动的贡献度。图2中横轴代表滞后期数,中轴代表贡献率。左边的图中,LNInd的方差在1990年工业化指标贡献率为87.6%,之后不断下降,2012年为60.6%;LNFin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12.4%下降为2012年的6.8%;LNInf的贡献率从无到有一直上升到32.5%。中图LNInf的方差分解中信息化指标的贡献率一职保持在90%以上,但一直呈下降趋势,LNFin、LNInd贡献率虽小但却上升趋势明显,保持在较低水平。右图中,1990年LNFin的方差贡献率全部来自于LNFin,后一直下降到92%,LNInd、LNInf上涨缓慢,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VAR模型对西北民族地区新疆地区1990―2012年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并进行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同时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平稳性与协整检验发现,新疆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是平稳性时间序列,并长期保持均衡状态。通过Granger因果性检验发现,工业化与信息化是高度融合的过程,是新型工业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力。金融发展对信息化的作用、信息化和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均不明显。 2.通过对VAR模型估计结果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与金融发展对工业化都有正效应;金融发展对信息化具有正效应,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对金融化为负效用。 3.通过对VAR模型估计结果的方差分解分析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工业化、信息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率都有弱微增长,但在低水平处徘徊;工业化对信息化的推动作用在显著增强。 通过建立向量自相关模型,并进行相关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新疆地区工业化、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为进一步推动新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更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互为因果,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增长引擎。必须要在继续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发挥后发优势,着力推进信息化,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2.推进金融深化和市场化发展,促进工业专业化进程,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积累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深化金融服务功能,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加强创新与监管,加强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工业信息化论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 摘 要:厘清和把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对四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云南省四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较为明显的单项因果关系;四化变动在短期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差异较大;然而,从长期来看,工业化和信息化对于农业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而城镇化则削弱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关键词:四化互动;熵值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多变量协整检验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强调四化同步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紧迫性。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然而,要做好“四化同步”,就必须从国情、省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四化之间关系。研究四化之间的关系,寻求四化统筹的突破口,对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不少文献对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各自的水平测算较多,也讨论了各化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在“三化同步”概念提出之后,关于三化互动、协调发展的研究开始增多。“四化同步”是我国特有的命题,在“三化同步”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发展要求,反映了现阶段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时代特征。 当前,大多数文献仍然集中在“四化同步”的理论分析,少有关于四化水平的测度、四化互动关系的检验。其中,黄安胜、许佳贤基于熵值法对全国各省域四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且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和离散系数分析。袁晓玲、景行军等通过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两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总结提炼出了“新”四化互动关系理论模型,并运用熵值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新四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测度和评价。以往文献中关于三化互动的研究较多,但缺乏信息化的新内容,并且衡量各化水平度时局限于单个指标,没有突出各化的内涵和外延。另外,在无论三化还是四化研究中,都过于研究理论分析或者是全国范围内的互动关系研究,缺少对于特定地区的四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区域间四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互动关系有所差别,尤其是在四化发展水平不高的欠发达地区,其表现的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与其他地区不一而足。因此,本文选取云南省为例,分别建立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基于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云南省四化发展指数,并进而对其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另外,相对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日新月异的城镇化和风起云涌的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是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四化同步最薄弱的环节依然是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特定进行了农业现代化对其自身和其他三化的变动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以分析四化的发展对其他的发展影响与否、影响方式及影响程度。 三、来自云南省的实证检验 云南省处于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均较低,在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如何推动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厘清四化之间作用的关系将有重要意义。 1.四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本文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设计体系,用以综合测度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1)四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集中反映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本文选取人均GDP、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单位GDP能耗等6项指标来衡量其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指数用IND表示。 为突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确保城镇化水平能全面反映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每万人医生数、人口密度、城市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6项指标。城镇化发展指数用URB表示。 基于对农业现代化现状的认识,本文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劳均耕地面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有效灌溉率、每公顷耕地农用化肥施用量、每公顷耕地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成灾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等10个指标来综合测度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用ARG表示。 在衡量云南省信息化发展水平方面,本文选取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从业人员数、电话(含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视覆盖率、邮电业务总量等5项指标。信息化发展指数用INF表示。 (2) 评价方法说明。熵值法是一种用于多对象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根据各指标传输给决策者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得到的结果是基于指标自身所传递的信息,因此能克服多变量间的信息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使评价体系更科学合理。 (3)数据来源说明。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1990-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针对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指标数据进行采集和计算。 (4) 熵值得分结果。根据熵值法计算出的权重,分别计算得出中国在1985 ―2011 年间各年度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分,得到图1。 图1.1990-2011年云南省 四化水平变动情况 2.四化互动的关系检验 首先对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的数据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三个数据列属于同阶单整,则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具有协整关系则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进一步分析各化影响程度。 (1)单位根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判断变量之间协整关系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本文运用Eviews7.2软件对IND、URB、ARG 和INF这四组数据分别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 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AIC 和SC值最小原则确定。云南省的四化发展指数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IND、URB、ARG 和INF的一阶差分均在5%显著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表明其同阶单整, 这表明之间可能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IND和D(IND)分别表示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分别表示10%、5%水平下的临界值。 (2)多变量协整检验。由于本文存在多个变量,可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分析。检验是基于VAR型进行的,因此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本文采用AIC和SC准则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从而在协整时滞后期的选择为2,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注:滞后阶数为2) 由表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r=0的零假设, 表明这三个变量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其中的一个协整关系式为: [ARG=0.34012×IND+0.28191×INF-1.784337×URB (6)] 由上述协整方程可知,工业化、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有正相关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呈负相关性。其中,工业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农业现代化水平就能分别增长0.34%和0.28%,而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农业现代化水平则减少1.78%。并且城镇化的提高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要比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程度要低,这表明云南省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更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农业现代化水平才不至于降低。 (3)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构表明了四化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在这里,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对四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在滞后三期、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现代化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信息化不是其他三化的格兰杰原因。各化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云南省的城镇化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有对农业现代化有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对信息化有促进作用。 一是农业现代化对其他三化变动响应考察。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模型当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2显示了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脉冲响应。 从图2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农业现代化1个百分点的正冲击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自身反应起伏较大,在第2期农业现代化水平直接降到最低值-0.001517, 随后就逐步提高,并在第6期开始呈现正响应,而后迅速变为负响应,之后逐步提升,最后在第10期衰减至0附近。纵观整个响应期,总响应值为-0.0005133,大部分时期为负响应,且持续时间较长。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农业机械设备在投入使用后,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使用,在更新它们前不会再投入同样的设备,因此对自身冲击的响应最初为正,在相当长时间内为负,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了抑制作用。 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动对工业化水平变动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最初为正,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为0.0015%,接着逐步下降变为负值,在第3期达到最低为-0.000155% ,而后逐渐上升。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正响应,其中在第6期开始逐渐衰减稳定于0。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初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装备支持,表现为响应函数最初为正值,但随着工业化的大力推进,一部分劳动力和用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金迅速被转移,响应函数一度出现了负值。但纵观整个响应期,大部分时期为正响应,总响应值为0.00534023,工业化在较长时期中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城镇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冲击从一开始的前几期就明显抑制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在第四期达到最低值,之后开始在0值附近起伏,末期出现在0值附近的正响应区域。纵观整个响应期,在一开始明显出现负响应之后出现正负响应交错的情况,然而总响应值为-0.0009446,表明城镇化在较长时期中还是抑制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可以理解为城镇化的过程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向城市部门外流,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来自于信息化的冲击则不太明显。在第五期之前,冲击带来的影响正负交替,在第五期之后信息化的正响应开始显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期末。纵观整个响应期,大部分时期为正响应,总响应值为0.0008673,信息化还是在较长时期中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信息化带来的信息技术革新,对于农业部门来说有一个适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之后信息化水平持续地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二是农业现代化对其他三化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通过进行方差分解,得到图2所示结果。由方差分解图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了其他三化的冲击,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冲击对其自身变化的相对贡献度在第1期为100%,随后逐步降低,经过7期之后,稳定在64%左右;来自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相对贡献度在第1期为0%,随后分别以不同程度逐步上升,经过7期之后,工业化对其的影响分稳定在27%左右,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贡献度上升至6.7%、2.96%,工业化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影响。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在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四化之间的互相作用路径,然后选取云南省为例,分别建立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基于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了云南省四化发展指数,并进而对其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从中可以看出,四化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但是作用方式和强度有所差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1.四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存在单项因果关系 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之间的发展进程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长期协整检验看, 云南省的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弹性均为正数,而城镇化前的系数为负,且这与之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结果也一致。应该注意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作用,要超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负向作用。可见,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需有更强有力地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才能抵消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带来的负效应。 在滞后三期、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四化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云南省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变化未必会改变城镇化的水平;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有促进作用,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提高却未必会引起工业化的增加。农业现代化对信息化有促进作用,但是信息化的变动未必会引起农业现代化的提高。 2.四化的变动对农业现代化对四化变动的响应趋势和贡献程度出现很大差异 从整个观察期来看,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和城镇化的冲击,对农业现代化有抑制作用。工业化和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冲击效应为正。其中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冲击短期正效应较为明显,来自工业化的冲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将对农业现代化持续有较强的正效应。来自城镇化的冲击在短期和长期都持续表现为负效应,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短期效应不明显、长期将产生正效应。因此,云南省在四化协调背景下推动农业现代化,除了要不断增强农业现代化自身水平外,要把握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注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发展的负作用,加强工业化的推进,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力度;积极提高信息化建设力度,建立促进农业信息化的长效机制,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与民主综述论文 摘要:干部必须在政治、品德、知识、科学、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修养。然而,少数干部借手中权力一边大肆敛财,一边恶意打击异己,为政之道令人发指。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实施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干部素质民主 1引言 一个单位,事业是否一帆风顺乃至飞黄腾达,其关键在于干部素质,尤其是一把手的素质。然而,“开会一言堂,财务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决策一脑装”的现象却比比皆是。直接影响了群众情绪,影响了该单位的效益,因此,谈谈干部素质非常必要。 2领导干部的必要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一下基本素质:政治素质、品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科学素质管理素质等。 一)、政治素质: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决定领导的性质、方向和立场,决定领导者举什么旗和为什么人服务。因此,干部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创业精神;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二)、品德素质。它包括领导干部的伦理知识、道德规范、情操、品行、严于律己和正派的作风等。领导干部有良好的品德素质,才会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利用手中的权力,时刻想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为人民谋利益,领导者有道德,才会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实现领导目标。优秀的道德素质包括:一是有责任心。领导者在享有相应的权利的同时,付出相应的劳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宽容。领导者只有豁达大度,能容人、容言、容事,才能团结上下、左右,成为一名成功的领导者;三是诚实。;四是信赖。领导者要充分信任下属,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去完成任务,以充分发挥下属的作用;五是廉洁。领导者要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正弄明白“用权做什么,奋斗图什么”,切实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而道德素质上的问题,是不正之风的重要根源,也是腐败的主要根源。确保不了道德素质的质量和品位,就一定会使领导者迅速走向腐朽和崩溃瓦解可能因为道德问题而自我毁灭。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依靠手中权力,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而沦为阶下囚。 三)、知识素质。主要包括:1、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这是一个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优秀,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首先应当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2、一定的专业知识。现代领导者必须是本部门的内行和专家。3、扎实而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相当水平的科学文化知识,既是领导者学习和把握其他知识的基础,也是领导者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获得群众尊重和支持的重要条件。 四)、科学素质。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作为领导者,如果不重视科学,不尊重科学,领导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 五)、管理素质。包括三个方面: 1、总揽全局的战略头脑。2、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3、指挥协调能力。 3某些领导干部的反差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某些地方的干部的任用制度,造成许多干部相比之下形成反差。 一)、干部的政治素质要求干部有良好的党性修养,清正廉明,一身正气,不搞特殊化。有些领导也教育手下:钱是身外之物,别为金钱多少而烦恼!而他自己呢?却是能捞钱出切捞钱:大揽工程建设、大揽经营项目、大揽进货渠道、大肆敛财、大肆改进“自己的办公”条件。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 二)、品德素质要求干部道德规范、品行端正、正确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群众谋利益、为单位谋发展。而且宽容大度、诚实有信。然而少数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在重要位置,作为耳线,到处探听群众的私生活,拿到把柄就肆意攻击、诽谤,这种手段成了他征服群众的唯一办法。 三)、知识素质。要求干部不但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扎实而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某些干部只有权利意识,没有专业意识。不管你有什么专长,只要在我手下,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专业。 四)、科学素质。要求干部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然而,极少数领导尊重的是“自己人”,什么科技人才,不是自己人就得提防,一旦怀疑他对自己不利,就得狠狠打击,不能让他翻身! 五)、管理素质。某些领导干部知道自己应该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就绞尽脑汁,到处安插“自己人”,已掌握全局。殊不知这恰恰起到相反的效果,只有信赖群众,群众才真心实意为“您”服务,否则,广大群众是不好管理的。 4解决办法 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关键在于干部的来源,这些干部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于他们是当官的“自己人”,有当官的保护,一级又一级爬上来的。一旦自己当了大官,他又开始把它的“自己人”培养成“当官的”。所以,要解决这些毒瘤,必须实行民主,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官员才真正来自民主选举,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受人民拥的护。 5结论 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决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用实际行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滥用权力、贪钱贪色不是党对干部的要求,因此,必须重视干部素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措施。 领导素质论文:市场经济环境下领导素质提升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领导干部;素质;精神变换 论文摘要:社鲁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市场垃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廉洁公正的高尚情操、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素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领导干部都是各项政策的最终确定者和未来前景的设计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命运。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可以宦民一方,可以搞活一个部门,可以拯救一个企业;而一个平庸的、蠢笨的领导者,则可能搞乱~个地方,搞垮一个部门,断送一个企业。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挤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的素质高、能力强,领导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得到健全和发展;如果这些人素质低下,能力差,领导无力,甚或盲目乱抓,瞎指挥,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可能使其遭到某种程度的挫败。 一、现时期领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时的失误或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有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问题,却人为地出现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一些企业的盲目上马.设备的重复引进.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内部承包者的掼公肥私,以及一哄而起的股票热、经商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种种“发热”、“发烧”现象。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退,物价失控,社会治安混乱这些缘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决策失当造成的失误.说到底,还在领导干部本身要么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在落实过程中走形,要么认识上有偏差,在执行中没有及时予以纠正。那些因领导干部素质低下而形成的,备受群众指责的领导方式,归结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不是因地制宜.制订符台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而是盲目地敝样画葫芦.别^修集贸大市场他也修.别人建开发区他也建.别^搞房地产生意他也搞,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使自己陷于被动的窘境。 二是心中无数,不求进取。不是积板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锐意开拓新局面,而是消极地满足于过去那种“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的老规程。没有想过发展战略,说不清未来目标,固步自封,远远落伍于时代大潮 三是摘形式,走过场。不是实实在在、兢兢业业地干些有益于群众的实事·以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是走形式,讲排场,以所谓的“新点点”、“新经验哗众取宠,谋图个人升迁结果是;为官一任,误事伤民 四是拉帮派,搞投机在责与权面前,不求责任,而是拼命抓权}对待人与事,不是想方设法谋事,而是掏空心思搞宗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抓机遇求发展.而是伺机寻求个人私利。总之,这种领导对工作敷衍,对同志猜忌,对上级瞒和骗。 五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看目前.不计长远,但求能快出成效,早见“政续”,不管投入再大,收益甚微。 二、市场经济呼唤高素质的领导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D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②并指出:“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集体③因此,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利的要求,已成为目前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性.必须全面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及时把群众引向正确的轨道。 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这里的关键是“廉洁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有、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显著特点,基本形成市场开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与资金接触的机会更多,实际的经济权力比过去更大。而商品交换原则又极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切实做到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和惩治腐败,做端正党风的模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彳亍,更需要一大批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更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更加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保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要像xl~d-.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领导干部,要悉心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像、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邑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要熟悉和掌握蠹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基本知识,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能力其次要有一定的统揽全局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垒局在胸,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盏与全局利益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全局I必颁吃透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安排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再次要有用人本领,自古至今,“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干部更要有容人容事的恢宏气度和兼取并蓄的政治胸怀。萄子有旬名言“君子善假于物”,④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方面.要善于用^所长,尽可能发挥部下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广招人才,在用人上螭“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琉疏,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会无往而不胜。 第四要有敬业精种。一是进取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武可资借鉴,只有勇于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地甸,大胆地试,不断地撵索新路子;冲能保证甫场经济快速地向前发展,晟终将理想变为现实。二是长久性。专L-是千好任何事情的先决蒸件既在岗位上.就要力戒短期行为,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排除一切干搬,安下丹L下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千好一项工作,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须经一番科学韵分析,严密的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使计划不断充实完善议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第五,要有广博的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掌握科技进步的一般规律,自觉运用科学理论、科技知识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效率要高.节奏要恢.设备要精,信息要新,l管理要科学,用人要得当。所以,领导干部又必须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除精通业务.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信息理论等知识外,还要懂得心理学,善于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渊博的知识-会使领导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将比较容易地看清伺题的本质,迅速雨准确墙赴淫各种矛盾。公务员之家 第六,要唷竞争煮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竞争促发展,竞争出效益竞争包括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市场的竞争,当然还包括观=盘=的竞争谁的观念转变快.能跟上形势发展,他就可以走在别人前边,争取到工作的主动权。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摒弃封阿保守思想稽怕担风险的作风,确立机遇意识和时效观念。同时还要有危机感.随时使自己处于临战获态,以便大跨步地向前赶超要勇于创新,具有敢为人先.,敢胃风险的魄力,勇敢地面对挑战,荆吏竞争成为每个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只有不停地竞争,才能不落人后,才能摆脱受销手的被动禺面,使我们的民族永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第七,要树立法制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去规范和保障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具有艟垒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善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从事领导工作和公筹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约束自己的部下和有关部门遵守法律规程秉公执法创遗出一种公平竞争、有和于各种经}弃成协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以充}}发挥市场经济的现有能量和巨大潜力,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总起来说,领导干部应具备思想家、理论家的一些素质。我们知道.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需要以创造性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进行非强制性精神变换为前提换句话说.领导干部所从事的领导,主要是依赖于品格因素、知识因素、能力田素,感情囡素等这些非权力性的因素,进行非强制性领导;而不是这些以外的权力性因素即传统因素、职位因素、资历因素等来进行强制性领导领导干部首先应从思想上入手.提出代表群众意志与利益的先进思想.用以策划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转迷为悟,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同时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只有创造符合客理规律韵系统理论.才能指导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顺理成章..成少失误固之.领导干部更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整套思想和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而且要将这种思想和理论变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达到启迪灵性、开发理性、把握规律、统一意志的目的.从而领导人民共同完成既定的远大目标。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策略论文 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是指在领导活动过程中,由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知识、才能等素质所衍生出来的,影响改变下属群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力量。它虽不像职位影响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但对下属群众能产生潜移默化、持久广泛的影响,对于树立、巩固领导权威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下属群众的“领头雁”,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言谈举止、精神面貌,影响着下属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素质影响力,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要加强自身“官德”修养。’‘官德”即为官从政的基本道德,它是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的基础。 所谓“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只有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础上的才华、才干,才能造福于人民,也才能受到下属和群众的崇尚和敬重。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官德”修养,要着力从“公、宽、舍、勤、仆”五种居官德性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第一,居公无私、秉公办事。正确处理好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义”指的是思想和主义,即共产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的政治原则;“利”是指个人私利私欲。面对孰先孰后的价值选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够超越自我,努力达到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融合一体,秉公办事,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第二,正大光明、胸怀坦荡。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涵养,务必做到豁达大度,宽宏雅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决策上发扬民主,团结上顾全大局,用人上任人唯贤;要虚心听取多方面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到虚心纳民谏,真心集民智。第三,舍得放弃、敢于牺牲。能够正确对待个人自身利益,当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视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不能私字当头,更不能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而且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要敢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第四,勤政廉政、勤俭节约。勤政廉政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立足自己的岗位,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干出实绩.既要干事又要干净。勤俭节约就是不奢侈不讲排场,在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今天,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第五,以民为本、乐当公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掌权、用权,都要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把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从实际出发,求实、惠民,做到使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二、加强学习增强自身真才实学:真才实学是领导干部从政为官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还要有较丰富的经济知识,能掌握经济规律,有较强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内涵。领导干部不仅要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还要适应当前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紧跟自己专业领域知识更新的步伐,求新求深,做到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通过学习把自己由单一的政治型人才塑造成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型人才,并且学以致用,把知识尽快地运用于实践,转化为能力。作为领导干部,要具备洞察力、自我扩展能力、自我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灵活应变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在实践中尤其要注重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使下属群众信服自己、敬佩自己。新的历史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努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三、不断提高自身品位。为官要有高品位,领导干部作为下属群众的模范和榜样,务必追求高品位,拥有高素质,这样才能服众,并且对群众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首先要有高格调的言行举止。 一是语言要规范。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作报告不看对象,不分场合,语言不规范,词不达意,甚至满嘴脏话、粗话,与自己的身份相差甚远,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公务员之家: 二是行为要端正。领导干部要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首要的就是要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三是言行要一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为了盲目追求政绩,制造轰动效应,虚报浮夸、空话套话连篇,言而无信,只说不做,群众对此深恕痛绝,这极大地损害了领导干部自身的形象,更不用说对群众产生感染力、号召力。其次要有高雅的兴趣爱好。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爱好”广泛,但格调低下,在下属群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有的对琴、棋、书、画不屑一顾,而对麻将、扑克却厚爱有加,“白天打到鸡进笼,晚上打到东方红”;有的则以下基层指导工作为名,利用双休日要下属公款请吃请洗请按;有的甚至洗头洗脸成了“业余爱好”,有事没事要往美容美发厅里钻。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多培养一些高雅的兴趣爱好,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应酬,多一点学习,少一些玩乐。再次要有高尚的精神境界。作为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克服几种不良心理,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是攀比心理。一些领导干部今天与这个比位置的好坏,明天与那个比级别的高低,心里总是不平衡,而不是看自己的品德怎样,能力怎样,工作绩效怎样。二是狭隘心理。主要表现在不能容人容事,怕别人超过自己,危及“宝座”,而想方设法压制。决策上搞“一言堂”,不允许下属和群众提不同意见;用人上搞“小圈子主义”,任人唯亲;工作上凭感情亲疏,不敢坚持原则。 三是自私心理。有些领导干部,一当了“官”,就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家属调到“油水大”的单位,把子女安排到重要岗位,把亲朋好友“扶上马,送一程”,编织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网”。所有这些,都不是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境界,也有损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望。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素质影响力,必须正人先正已,以身作则,首先改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心理,努力培养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班子建设的特征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领导班子建设;个性与共性关系 论文摘要: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对领导干部素质与班子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领导班子应当是团结进取的坚强集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理顺领导班子建设中的个性与共性关系。 新世纪新阶段,各方面的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也给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和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能不能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领导干部个人修养问题,培养一支素质良好、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是领导班子的整合力问题,建设一个民主议事、团结协作、默契协调的坚强领导集体。笔者仅就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作些探讨。 一、领导干部应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个领域的活动越来越复杂多变,社会化程度也日趋提高,对各级各类领导管理人才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适应这一新形势新要求,领导干部应大力加强自身良好素质的培养,以应对社会的挑战和任职岗位的需要。结合当前实际,应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一)思想品德和作风良好 班子中的成员都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其一,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忠诚坚定,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地认真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所制订的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爱岗敬业,具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献身精神。这要体现在:热爱本职,忠于职守,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勤于思考,深谋远虑,不断进取;坚毅顽强,勇于创新,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自信心。其三,具有高尚的良好品德与情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四,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这表现在: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办事公正,不主观武断,不形而上学;眼睛向下,扎根于群众,关心爱护群众,诚恳正派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责人宽、责己严,“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 (二)文化专业知识丰富 现代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良好的科学理论和文化专业知识素养,整个班子是一支具有党性意识和执政意识同时又具有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表现在:其一,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注重学习创新,积极求知进取,既要学历层次高,更要知识渊博扎实。其三,具有领导科学(包括科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具备健康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三)领导能力强 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是一个保持党的先进性,懂得运用政治、道德、知识、技能和经验等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比较强的领导者。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优秀内容抓紧抓好。”…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身为领导干部,理应具备这些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其一,在计划决策能力方面:善于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或部门)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和办法等,主要体现在观察敏锐,思考周密,想像和独创丰富,意志坚强和行为果断。其二,在组织指挥能力方面:有鉴别评审能力,精通人事管理,了解下属之所长并用其所长,容下属之所短并帮其所短;有协调沟通能力,善于用全局统一的目标和理想团结大家,使本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最佳的结合;有科学实施的能力,能根据工作的性质、特点及任务要求,科学系统地实施监督检查和指导帮助。 二、领导班子应是团结坚强的集体 领导班子建设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它所从事的领导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实践。现代领导班子,应该是一个求真务实、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坚强集体。当前,要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一)民主议事,科学决策 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决策能力,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优秀。实践证明,领导班子决策能力如何,与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班子机体的和谐程度有直接关系。其一,好的领导班子是一个民主议事典范。只有在班子机制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才有助于促进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贯彻民主集中制要求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策,班子每名成员都能在重大决策中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互相启发、互相提高。通过讨论后,统一意识,博采众长,从而搞好团结,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决策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要明确议事范围、议事原则和议事程序,坚持做到会前充分论证酝酿,会中深入讨论、集中民意、统一思想,会后贯彻执行、落实到位。其二,好的领导班子是科学决策的团队。科学决策,是指领导班子作出的决策(这是一种有选择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必须来源于客观实际,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采用科学的程序、方法、技术和手段。古往今来,成功的领导者,无不重视总结决策的实践经验,研究决策的学问,追求决策的效益。 (二)团结务实,开拓进取 领导班子应该是团结战斗的堡垒,是求真务实、不断开拓创新的团队。各级班子应该营造一个“团结协作、顾全大局、争创一流、亲政爱民”的良好风气。防止各行其是、上下梗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的发生。在领导班子中分工不同是一种工作需要。但当主官的要真正信任班子其他成员,放手让他们工作,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和认可。班子成员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严格律己、宽以待人,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以促进班子和谐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坚持“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原则,构建科学的干部择优选拔和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班子成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比如年度考核、届中考核和届满考核等。除了对其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定性的考评外,还可以用民主测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以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建设工作的整体水平,形成“班子成员齐努力,千斤重担大家挑”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风清气正,民心所向 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高不高,作风正不正,人气旺不旺。风清气正,形象就好,威信就大,政令就畅通,执政能力就强。反之则权力再大,威信也难以树立,政令也难以畅通,执政能力也难以施展。领导班子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抓作风、抓正气上。在用人问题上,注重从身边挖掘典型,积极倡导“干事业有位、干事业有功、干事业光荣”的思想和政策导向,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全力营造积极主动想事、扎扎实实干事、千方百计成事、廉洁从政不出事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工作奖惩机制,坚持以政绩论英雄,鼓励重用干事的、教育批评看事的、诫勉调整整事的、惩治撤换坏事的,通过制度来督促大家干好本职工作。在工作路线上,坚决走群众路线,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正确处理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 领导班子应是一个和谐健康的有机统一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既要打好班子成员间这个班子建设的基础,更要抓好个体与整体间这个班子建设的中间环节,还应夯实整体和谐这个班子建设的要求和目的。结合当前班子建设实际,要特别强调处理好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 (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和谐共事 一个团队要团结协作,一个班子更要和谐共事。和谐:共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正职与副职的矛盾。一个称职的正职,应把副职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限度。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既要真正放手放权,通过高超的领导艺术把副职的内在潜力挖掘出来,使其内在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同时又要对副职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督,将不良的倾向消除在萌芽之中。当主官的要谋划大局,提出思路,要对本地区、本单位(或部门)当前和长远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整体思路,这个思路要体现民意,集中民智,要凝聚班子各成员的集体智慧。作为副职,最基本的是要有负责意识,既要对一把手负责,也要对班子整体负责。虽说各负其责,工作互有交叉,但仍需要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副职之间要相互理解,在各自履行职责时,出于公心,力求公正,不能只顾所分管部门的利益而不顾相关部门的利益,也不能凭个人好恶和主观情感草率行事,要善于进行平衡和协调,尽最大努力去寻求各方面的“共赢”。副职之间更要相互信任,要有真诚感,不要兜圈子、耍手段,更不能下绊子。只要以诚相待,敞开心扉,就没有解不开的矛盾,没有处理不好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二)个人与班子之间要求大同存小异 领导班子不是领导成员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有序的结合整体。就班子整体而言,是由富有活力、创造力的个体按照班子整体的规范和要求有机组合而成。就班子中的个体来说,则要充分体现整体的要求,要按照整体的目标发挥各自的作用。换句话说,班子中的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无不体现出整体因子,而整体是靠有活力的个体凝聚起来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工作只是大局中的一部分,要在大局中找好自己的位置,给自己定好位。在总的原则和目标之下,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各显其能,和谐相处,使班子的个体活力在工作实践中竞相进发,班子成员的指挥才能像源泉一样充分涌现。同时,又要充分展现个体活力,实现个人的价值,从而使班子整体更富先进性、更富活力、更富激情。常言说得好:“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班子成员应该和谐相处却又不盲同,互相补充配合但又不失自我,在共性前提下充分发展个性。 领导素质论文:基层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研究论文 摘要: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培养过硬的理论素质和较高的管理素质,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管理素质理论素质精神状态 同志曾多次强调:“保证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石油石化行业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领导千部队伍,是保证油田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迫切需要。基层干部应该努力培养以下三种素质: 一、必须有过硬的理论素质 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只有提高理论素质,才能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生产经营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更需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进而有创造性地解决和回答油田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创油田发展的新局面。要努力在基层干部中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使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做到学习与运用、学习与探索、学习与行动、学习与创新的始终统一。 另外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先,要把理论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最根本的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化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同时,我们要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其次,要把理论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要坚持把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分解成具体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工作步骤和工作措施,努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水平。三是要把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经常剖析自己的思想,严格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过硬的素质,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进油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必须有较高的管理素质 管理素质是形势发展对各级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出众的管理素质,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实现事业的成功和发展。 第一是要提高专业技能知识。专业技能是领导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能否跟上时展步伐,及时学习和掌握油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已经成为基层领导必备的素质要求。因此,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时代大局的高度来学习知识、研究现实、解决问题。要勤求新知,博采众长,注意扩大知识面。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重任,越是担子重、责任大,越是要学习新知识;越是公务繁忙,越是要抽出时间学习理论和业务,全力投身到改革发展中去,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第二是要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基层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组织和管理本单位、本部门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任。从全局来说,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只是一个局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合格的基层领导必须具备全局意识,把本单位和部门的工作融人油田发展的大格局之中。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必须从全局出发,把握大局,驾驭局势,牢牢把握诸多复杂条件和重大机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这就要求基层领导干部要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学会运用辩证法观察研究各项具体事物,观察分析各种矛盾,认识其特点和规律,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取得各项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是要提高开拓创新能力。面对重组改制的新形势,油田企业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有效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基层领导干部应当敢想、敢说、敢干,努力使自己分析形势有新视野、研究情况有新见解、部署工作有新思路、解决问题有新办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还必须善于创新。善于创新是智慧的发挥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善于创新,就是积极借鉴、利用前人积累的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使之转化为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基层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掌握创新的科学方法,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工作上的飞跃。公务员之家: 三、必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 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事业的基础。企业的发展任务要靠基层领导干部去落实,去组织,只有以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去努力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组织赋予的重任。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以身作则,带头求实、求真、求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为油田发展和职工群众谋利益为目标去创造政绩;用正常人的心态和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好本单位的工作。 要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面对成功与挫折,能否做到宠辱不惊,这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重要环节。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敢于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摔打和磨练自己;以寻常心处事待人,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培养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始终以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 要有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人前进途中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深厚的感情,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明白,党组织给你一定的领导职务,实际上也就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当拥有权利的时候,勿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勿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决策办事情,应该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素质途径论文 论文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管理素质理论素质精神状态 论文摘要: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培养过硬的理论素质和较高的管理素质,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 同志曾多次强调:“保证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石油石化行业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领导千部队伍,是保证油田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迫切需要。基层干部应该努力培养以下三种素质: 一、必须有过硬的理论素质 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只有提高理论素质,才能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生产经营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更需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进而有创造性地解决和回答油田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创油田发展的新局面。要努力在基层干部中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使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做到学习与运用、学习与探索、学习与行动、学习与创新的始终统一。 另外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先,要把理论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最根本的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化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同时,我们要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其次,要把理论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要坚持把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分解成具体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工作步骤和工作措施,努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水平。三是要把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经常剖析自己的思想,严格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过硬的素质,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进油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必须有较高的管理素质 管理素质是形势发展对各级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出众的管理素质,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实现事业的成功和发展。 第一是要提高专业技能知识。专业技能是领导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能否跟上时展步伐,及时学习和掌握油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已经成为基层领导必备的素质要求。因此,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时代大局的高度来学习知识、研究现实、解决问题。要勤求新知,博采众长,注意扩大知识面。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重任,越是担子重、责任大,越是要学习新知识;越是公务繁忙,越是要抽出时间学习理论和业务,全力投身到改革发展中去,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第二是要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基层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组织和管理本单位、本部门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任。从全局来说,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只是一个局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合格的基层领导必须具备全局意识,把本单位和部门的工作融人油田发展的大格局之中。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必须从全局出发,把握大局,驾驭局势,牢牢把握诸多复杂条件和重大机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这就要求基层领导干部要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学会运用辩证法观察研究各项具体事物,观察分析各种矛盾,认识其特点和规律,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取得各项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是要提高开拓创新能力。面对重组改制的新形势,油田企业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有效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基层领导干部应当敢想、敢说、敢干,努力使自己分析形势有新视野、研究情况有新见解、部署工作有新思路、解决问题有新办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还必须善于创新。善于创新是智慧的发挥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善于创新,就是积极借鉴、利用前人积累的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使之转化为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基层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掌握创新的科学方法,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工作上的飞跃。 三、必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 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事业的基础。企业的发展任务要靠基层领导干部去落实,去组织,只有以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去努力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组织赋予的重任。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以身作则,带头求实、求真、求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为油田发展和职工群众谋利益为目标去创造政绩;用正常人的心态和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好本单位的工作。 要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面对成功与挫折,能否做到宠辱不惊,这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重要环节。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敢于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摔打和磨练自己;以寻常心处事待人,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培养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始终以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公务员之家: 要有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人前进途中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深厚的感情,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明白,党组织给你一定的领导职务,实际上也就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当拥有权利的时候,勿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勿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决策办事情,应该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领导素质论文:培养高校领导干部素质措施论文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际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校实力的竞争与高校领导干部管理水平密切相关。作为高校领导干部,应该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增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紧迫感,以高素质为目标,高标准要求自己,力求以观念更新加快素质养成,以素质养成促进观念更新,进而提高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以实现学校办学层次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 关键词:高校领导干部干部素质干部素质养成 近几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联系不断加强,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等任务不断加重。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高校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校领导干部要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的办学规律,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其中观念更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观念更新是高校领导干部自觉提升综合素质的基础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导观念是领导者的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的直接体现,是领导者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工作、组织和管理能力等等的综合反映。”观念更新是指领导干部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只有观念更新,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摈弃不合时宜的观念,树立全新的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观念,才会有一种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紧迫感。笔者以为高校领导干部应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实现观念上的更新,并努力实践之,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领导,从而也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奠定基础。 1.人才是高校品牌战略的保证。人才观念,即以人为本,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爱护人才、重用人才是高校领导干部必须拥有并努力为之的基本观念。吸引考生靠什么?靠学校品牌。学校品牌靠什么?靠高质量人才。要打好高校品牌战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必须依靠一支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 高校建设需要大批人才,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高校领导干部,肩负着选拔人才的“伯乐”工作、培养人才的“园丁”工作和使用人才的“开发”工作。这就要求高校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以实现高校的品牌战略。 确立了正确的人才观念,高校领导干部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创造一个事业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下功夫,努力创设一个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和校园环境,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进行双重规范管理,坚持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用人制度,将干部或师资的选拔聘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以史为鉴,惟才是举,任人惟贤。要坚持人才使用与培养教育相结合,绝不能重使用轻教育。同时应坚决避免和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2.创新是高校提升品位的关健。高校人文荟萃,英才云集,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所在,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往往首先源于高校。高校的创新不仅会促进高校的发展,也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教育思想创新是提升品位的前提。教育思想创新的意义远远大于教育发展。要坚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注意研究和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人探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更新教育观念,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开拓新方向。一所创新氛围浓郁、品位较高的高校往往得益于一批创新意识强、敢想敢干敢闯的领导干部。理论创新、观念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科技创新应是高校创新的主要内容。 当前高校存在着诸多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如: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因循守旧;文化熏陶薄弱,学生的人文素养不高;功利主义导向偏重,学生基本技能训练不够;专业设置太窄,学生视野受限等。高校领导千部要确立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克服上述存在的不利因素,努力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使创新成为每一个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落实到学校的每一项工作中,落实到每一次奖惩考核中。通过每一次讲座、每一项竞赛、每一个社团、每一本刊物来刺激校园里每一个创新的欲望和细胞,引导学生热爱科学,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创新意识强、创新机制健全的高校,必然是一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校,也必然会吸引各方优秀人才,不断提升学校的品位。 3.学习是高校内涵发展的基石。一所注重内涵发展的高校必须是一所学习型的高校。为了促进学校发展,我们不仅要注重学校建筑、设备等“硬件”的建设,更要注重思想、观念、管理、文化等“软件”的建设。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所学校是仅以其独特的建筑规模而成为名校的。“学习一般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获取经验并导致行为变化的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智力和能力的提高。学习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旷日持久,不断深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产生、传播、使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知识本身浩如烟海,再加之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学习成为直接影响个人或组织发展的工具。高校领导千部担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除了要立场坚定,行动自觉,还必须要掌握基础理论,更新传统观念。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惟有坚持不懈,不断学习新知识。知识更新是观念更新的基础。有了勤于学习的高校领导干部,学习型的教师、学习型的学生也会应运而生,而高校的内涵发展也就能够顺利实施。 4.开放是高校充满活力的根本。随着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快,中国加人WTO后经济逐渐融人全球化的浪潮,高校作为文化领域最为前沿的阵地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化的冲击。只有开放,只有交流,才是高校充满活力和希望、青春激情飞扬的根本所在,思想解放是学术自由与繁荣的前提。仅以南京大学为例,他们每年在校园里要举行数百场讲座,邀请的专家学者也早已不满足于国内,而是请来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请来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大师,请来了世界名校的知名教授,这些人物的到来为南京大学的校园注人了永久的活力,对学生,对教师都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滋润。开放的内容还包括国际间的校际进修交流、师资流通、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只有将高校置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中,我们的眼界才能日益开阔,我们的办学才能日臻成熟。 观念更新可以使高校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始终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主动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况,努力使学校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观念更新对高校领导千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有较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的观念相对也较容易更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提升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高校领导干部更新观念 素质的内涵一般是指一个人的品格、知识、毅力、兴趣、能力、气质和风度等。管理者的素质至关重要。国外对优秀管理者素质的界定一般指勤于思考、善于决断、言辞敏锐、宽容大度、公正精干等。作为高校领导干部,面对高等教育和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具备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等优良素质,才能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确立新观念,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提升高校领导千部综合素质,可以促进观念更新,有利于提升学校管理水平,从而有利于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和综合实力,实现学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1.提高政治道德素质。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立身之魂。政治道德素质强调加强党性修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思想觉悟,甘当公仆,勤政敬业,廉洁自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领导者的思想道德水准从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下属的思想道德状况,影响着这个单位的风气。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知识层次高,对道德的要求更高,作为高校领导干部,更要以突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师生员工示范。高校领导千部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具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能够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带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要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为民族勤奋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科学民主、求真务实的作风;要有奉献精神,淡泊名利,将个人发展、学校发展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好领导,好千部,才能赢得师生员工的信赖。 2、增强业务技能素质。优良的业务技能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业务技能素质强调不断拓宽视野,勤于学习、善于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坚持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列宁说过:要管理就要成为内行,就要懂得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技专业修养。作为高校领导干部,就要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要有真才实学,要树立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理念,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富于创造性,熟悉高校现代化的管理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程序。管理本身就是一门科学,要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待管理工作,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成为本专业范围内的专家学者。 高校领导干部还必须了解新兴学科知识,掌握多媒体网络技术,对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科技发展史等学科也要有所涉猎。这样的领导者必然在具体工作中更有前瞻性、针对性,更能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更能得到基层人员的理解与支持。 3.培养综合能力素质。杰出的综合能力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综合能力素质强调战略思维能力,主要指领导干部深人实际调查研究,加强实践锻炼,不断研究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综合能力素质可细化为领导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观察思辨能力、信息捕捉能力、创新开拓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协调统筹能力等。这些能力是领导干部开展领导活动,完成领导任务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综合能力如能在高校领导干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落实到具体实践,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高校管理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调查,即“就某一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校管理的有关现状进行的广泛、深人和细致的实际调查,得到有关实际数据和调查资料,从中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并进而对症下药,提出相应的对策性措施。具体的调查方法有观察法、案例法、抽样调查法、测验法、座谈会法、文献法等。这些方法无一不是从实践出发,强调实际情况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高校领导干部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最有效最准确的数据往往都是亲自实践得来的。 4.优化身体心理素质。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必备条件。有关身体心理方面的素质往往是我们考察一个领导干部时最容易忽视的方面,但这又是高校领导干部素质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领导干部从事的工作是一项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于一体的繁重工作,需要长期超负荷的运转。健壮的体格与健全的心理是出色完成工作的前提保证。面对长时间的工作,身体要能扛得住;面对疑难问题,心理要能承受得住;面对种种诱惑,意志要坚强;心态要积极,心境要开阔;要有成熟的心理态度,敏锐的认识能力,卓越的思维能力,坚强的意志,健全祟高的人格力量;要有艰苦奋斗、务实肯干的作风,要关心体贴下属,有很强的亲和力。领导干部具有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就能冷静理智地分析和处理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间题,这就有力地保证了高校管理工作不断上新台阶,不断达到更高的层次。公务员之家: 高校领导干部要提升这些素质,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当前尤其要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知识素养。综合素质的提升,能使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及时更新观念,从而敏锐地洞察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坚持正确的发展观,为学校的发展找到准确的定位,发挥优势,发挥特色,实现快速高效发展。 领导素质论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论文 【论文关键词】执政能力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摘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一次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按照中央提出的总体部署,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上来,体现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环节中,落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为此,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关键。 我们党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最终都应当体现到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上来,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时期的要求,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增长执政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自身建设所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总体部署,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上来,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环节中,落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关键。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是基础 干部素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这是因为干部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国家政权工作的效率,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更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再则提高干部素质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从党的执政方式看,干部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政权工作的效率。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来实现和加强的。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只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才能自觉地把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同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统一起来,把实践党的宗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高度统一起来,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高度统一起来,把执政兴国与执政为民高度统一起来,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二)从党的执政使命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我们党的执政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富民强国,就是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政之道,要在得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与时俱进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参照,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其成败关键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既有领导水平、又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 (三)从党的执政经验看,贯穿执政党建设的任务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之所以始终能够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站在时代前列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他们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我们党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持续执政5O多年、并将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必须看到干部队伍的变化,要把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来抓。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十六大对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科学内涵、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而对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一)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大环境中进行的。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受到时展和环境变化的制约。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更加频繁,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然要融人国际社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必须加强战略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高。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全面观察和审视世界,用世界眼光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善于从历史和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和审视问题,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局,从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要正确把握时展的新趋势,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是要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确立科学的政策和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进行理性思考、理论创新和战略规划,正确把握时代的特征,主动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专博兼备、善抓机遇、智能决策。既要掌握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又要了解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既要懂得领导学、管理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又要在钻研市场经济理论、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方面下功夫;既要熟悉工业、农业商业、外经外贸等工作,又要把握城镇规划、市镇建设、教育、政法等环节;既要搞清宏观经济的发展规律,又要知晓微观经济的运行法则。领导干部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善于学习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努力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自觉运用市场的基本知识的规则和要求来规范经济行为。二是要善于强抓机遇,应对挑战,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期,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是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只有具备这些科学知识的素质,领导干部才能在通观全局中把握局部,在纵览全过程中,才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卓有成效地抓好全面工作;才能以科学的知识与正确的方法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险处站得稳,在高处看得准,做到危急趋势早预测,防范对策早布置,实现决策与领导的智能化。 (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见微知著、处变不惊、应对有方。要立足自身的发展,关注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牢牢把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趋利避害,把机遇抓住用好,把风险规避化解。一是要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有所作为”的方针,积极应对复杂形势,有效抵御各方面的风险,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集中力量搞好建设。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善于协调群体关系,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困难和问题,引导群众自觉地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另外,要注意研究“四个多样化”背景下和各种社会矛盾呈现的复杂情况,以及由此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特点和发展趋势,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提高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自觉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形成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强大合力。 (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一是要增强法制观念,牢固树立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法律的监督与制约的观念,树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知违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念,使自己自觉而坚定地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的优势,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的特点,只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党依法执政的能力。三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的方针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既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国理政。各级领导干部在牢固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和法律制约的观念,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的基础上,更要积极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办事,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五)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立足全局、协调各方、勇于创新。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险和困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一是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三是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很大的创造性。没有创新,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坚持不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永葆党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先导。因此,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全局性问题上,各级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得到落实的前提下,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在不断创新中推进党的各项事业。 三、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 (一)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完善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机制。我们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党的集中统一性,这为实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系统的培训提高奠定了组织保证。作为靠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特别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今天,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建设学习型社会,既要继续发挥好这些优势,更要发展和创新,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机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受到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掌握指导工作实践的科学理论知识,还能学到胜任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历史、经济、法律、科技等知识。公务员之家: (二)发挥党的政策优势,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政策导向,是最具影响力的。我们党始终重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建设,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制度和政策。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调整,选人、用人标准也在进行着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这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既是我们党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的政策优势。时代呼唤人才,在人才辈出的今天,如何正确识才、选才、育才、用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仍然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在改革。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三)发挥党的传统优势,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我们党历来重视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这是我们党长期保持的光荣传统。通过走群众路线加强群众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派监督,对于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具有十分的积极的意义。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要把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活动纳入组织管理的视野,避免出现管理真空,实现对领导干部的全方位监督和管理。 总之,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增强“五种能力”作为重点,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我们党在激烈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成功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神圣使命。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提高;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创新力 论文摘要:要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西安率先发展,就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是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西安率先发展的关键;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主要提高四个方面的能力,即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和创新力。 一、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形势,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学习力 学习力是一个人、一个组织学习的动力、毅力和能力的综合体现。纵览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善于学习。不断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始终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动力。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学习也能使一个政党始终充满蓬勃的朝气,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加强和提升,也是与我们党一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的。对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是领导干部成就事业的根本途径,学习力是领导干部首要的最基本的能力。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酷爱读书、重视学习的人。古人讲“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志”,一个肯读书、肯学习的干部,总会给人以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涵养深厚的印象,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精神境界,与不爱学习、不爱钻研的干部相比,往往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现实工作中,有些干部之所以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畏难发愁,甚至束手无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平时不重视学习、不勤于学习、不善于学习,欠缺良好的学习力。 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学习力,提高学习力应该着重把握三个环节: 第一,要自觉学习,有动力。学无止境。一个爱学习的人,越学习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和修养越不够,就会更加自觉的学习,就会有学习的原动力。在这方面,同志是最好的典范。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还是转战陕北期间,书籍都是最珍爱的宝贝。在延安时期,经常约10来个人开学习座谈会,窑洞里摇曳的烛光点亮了延安干部学习的热情,照亮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产生了思想,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苦难深重的命运。因此,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必须培养学习兴趣,把学习作为一种自觉、一种快乐、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不断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始终保持学习的钻劲、挤劲和韧劲,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读书中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增强党性。 第二,要坚持学习,有毅力。学贵有恒。“一曝十寒”不是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算学习,锲而不舍、滴水穿石才是真正的学习。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同工作一样,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只有意识到不学习的危机感,才能真iE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领导干部只有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坚持学习,才能紧跟时展的潮流,才能保持 思想上的先进性,这既是履行职责的需要,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不坚持学习,就会失职;不坚持学习,就会有辱使命;不坚持学习,就难以成就事业,完美人生。 第三,耍善于学习,有方法。作为领导干部,平时工作比较忙,要搞好学习,就要采取多种方法,拓宽学习渠道,实现“全面学习”。首先要挤时间向书本学习。领导干部事务多、会议多、文件多、应酬多,占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但不论工作多忙,任务多重,都要挤时间学习。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领导干部应该学会同志所提倡的“挤”和“钻”的精神,先“挤”出时间来学习,然后再“钻”进去。没有一股自觉的挤劲和钻劲,是学不好的。欧阳修的“枕上、厕上、马上”读书作文的精神值得提倡。其次要深入实际向实践学习。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向实践学习。宋代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清代思想家廖燕提出“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讲要“与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处读书”。实践是最生动的课堂,蕴含着最丰富的知识和道理,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读好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书”。向实践学习,就要深入到基层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坚持向实践学习,才能见微知著,获得真知灼见,才能了解社会,体察民情,领会书本上、理论上从未讲授的社会和人生哲理,才能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增强自身本领,推动工作发展。再次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还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向知识道德修养高的人学习。在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许多难于解决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找到解决办法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干部要对群众有敬畏之心,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向自己身边的人学习。一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而群众的知识和智慧是无限的。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甘当学生,善于向周围的人学习请教自己所不懂的问题,善于总结他人的经验,善于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执行力 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就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简单说,就是落实能力。对执行力重要性的认识,古今中外都有鲜活生动的事例。“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最早提出的关于“执行”的思想。《致加西亚的信》一书中的主人公罗文,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在不知道送信地方的情况下,忠于职守,不怕艰难险阻,完成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任务,这是西方关于执行力的一个经典故事。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发展也是一样,光有意图、决策、战略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执行。执行有力、执行到位,工作就会事半功倍、圆满完成;执行不力、执行不到位,工作就会失职、出乱子,去年下半年发生的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石家庄三鹿毒奶粉事件,深圳龙港9.20特大火灾事故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的背后,既暴露出企业道德的缺失与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的严重缺乏,更暴露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不到位、相关领导干部的执行力缺失。 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就是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领导干部在本部门本单位具有直接“带兵作战”的职责,同时领导干部正处于干事创业的重要阶段,因此,执行力是领导干部最优秀、最重要的能力。提高执行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讲效率,追求一个“快”字。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干部身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是精神状态不振,缺乏干事创业的激情、气势和干劲;二是行动迟缓,效率不高,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三是遇事只从自身角度出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有利怎么干,致使一些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和推进。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如果不认真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就会贻误西安的发展。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强烈的效率意识,力戒优柔寡断、办事拖拉或推诿扯皮。对研究决定的工作,要立即干、马上办,对可预见的工作要早安排、早动手,做到主动服务、超前服务、高效服务。 第二,要求实效,讲究一个“细”字。细节决定成败。工作不抓细,就成就不了大事;不抓细,小事就会影响大事;不抓细,工作就执行不到位。在工作方法上,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具体问题抓起,使每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方向和标准。比如拿招商引资工作来说,如果因为领导干部在与外商洽谈中某些环节考虑得不细致,可能就会使良好的商机擦肩而过,给招商引资工作造成损失,进而就会影响西安的发展。此前,我市因为工作不细致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所以,只有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抓好细节,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第三,要抓作风,突出一个“实”字。“打铁先要自身硬”。提高执行力,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真抓实干。目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各类棘手问题接踵而至,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因此,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少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工作职责和思路不清、基本情况不熟、精神状态不佳、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对解决上述问题意义十分重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做到“实”,一是必须讲实话,要对党、对组织、对同志讲真话,对工作成绩不夸大,对存在问题不回避;二是必须察实情,要在工作实践中多深入实际、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克服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浮躁情绪,克服高谈阔论不见行动、轰轰烈烈不重实效的不正之风;三是必须干实事,就是要深入工作一线,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切实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城市建设管理和民生中的突出矛盾。 三、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协调力 协调力足协调各个方面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是一种自我修正能力和推动部门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的掌控能力。领导干部是机关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战略决策”的执行者和“战术决策”的制定者,起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因此,领导干部所处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协调力是必备的主要能力之一。 在日常工作中,有的干部协调能力不是很强,主要表现在领会上级领导机关工作部署、工作意图不深、不透,在执行过程中,降低标准,出现拖拉、扯皮、延误、走样等现象,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人员之间、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领导干部重点要增强三方面的协调能力: 首先,要做好对上协调,确保单位和地区重大工作部署的顺利实施。领导干部要做好对上协调,一是要尊重上级,维护上级的威信,为上级分忧。在工作中要坚决支持上级领导的工作,坚决服从上级领导和指挥,坚决贯彻、落实、执行上级的决议,真实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二是要注意把握上级会议精神和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把上级的精神和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创新中干事,在干事中创新,掀“浪头”,起“浪花”,不断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为自己的工作、学习、进步等营造更加和谐有利的环境。三是要注意多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坦诚地向上级领导亮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真诚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思想、交流看法、疏通感情,即使存在一些分歧和意见,也应该开诚布公地向上级领导讲明情况,说明原委,消除误会,赢得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在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意图时出现偏差。 其次,要做好对下协调,确保部门内部正常高效运转。领导干部要有做好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善于把自己身边的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思想统一、精神振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还要有科学安排、统筹规划的能力,使下级能够明确不同阶段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努力营造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的工作氛围;领导干部更要有带好本部门队伍的能力,要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为下级部门发展和普通干部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领导干部要通过自己的带头表率作用,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带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保证工作意图的实现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再次,要做好同级协调,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处理同级之间的横向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协调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关系,使整个管理更加完善和高效,也有助于领导干部获得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同级与上、下级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同级之问不像上、下级那样具有领导权和统御权;另一方面同级之间既是天然的合作者,又是潜在的竞争者,由于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同级之间难以和睦共事。因此,协调同级关系比协调上、下级关系更难。所以,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在心理上要以诚相待,与人为善。同级之间都期望有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工作。而要达到这个境地,同级之间就要以诚相待,与人为善,以自己的“诚心”和“善意”换取他人的“实意”和“友善”。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之所感,触处皆通”就是这个意思。同级之间是为着同一目标工作的,没有理由不以诚相待、与人为善。要以较高的思想境界,真诚地对待同级、关心同级。当同级取得成绩、得到发展时,应当真诚地祝贺;当同级受到挫折时,应当主动地关心;当同级遇到困难时,应当积极地帮助。把自己取得的成绩要看作是同级之间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总之,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同级之间应从心理上树立以诚相待,与人为善的意识,这样才能为相互间协调沟通奠定良好的感情基础。公务员之家: 二是在工作上要相互支持,积极配合。所谓相互支持,积极配合,就是同级之间工作上既要有合作精神,又要有“补台”意识,还应有原则立场。在工作中,同级之间常常会遇到一些工作上的交叉,也会有一些需要共同处理的事务,对于这些工作和事务,需要共同研究商量解决的问题,要多通气、多沟通,集中集体智慧,发挥团队力量,合作解决,不要擅自做主,否则就会影响同级之间的关系。工作上的相互支持,积极配合,还要求同级之间应强化“补台”意识,采取行之有效的“补台”措施。当同级有困难时,要热情地帮一把;当同级有问题时,要尽力的挽救一下;当同级出了差错时,要主动的弥补一下。而不要视而不见,更不能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欣赏”同级的困难、问题和差错。另外,同级相处也要讲原则,应当分清职责,不推卸责任,属于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决不干预,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也决不推诿,特别是那种有利的事就干,无利的事就推的行为,即会严重影响同级之间的良好关系,更会造成工作上的困难。 三是在方法上要讲究艺术,巧妙应对。如果说协调是一种能力,那么善于协调就是一门艺术。实践表明,在同级相处中,光有美好的主观愿望和正确的行为准则,往往还不能完全收到良好的客观效果,还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掌握科学的协调艺术。在实际工作中,但凡善于协调的人,工作推进就快,工作效率就高,否则就慢就低。比如在需要其它部门协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时,要语言委婉,态度诚恳,不能让协助方感到你盛气凌人;在其他同级部门需要你所在的部门协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时,能协助的要积极协助,不能协助的要给对方讲明原因,取得对方的谅解,防止对方产生误会。再比如,面对工作中的分歧或矛盾,同级之间应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良好愿望,对于无关紧要的小事,“相逢一笑”就可“泯恩仇”;即使是非要辨清是非的“大事”,也要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如果分歧或矛盾比较严重,并且一时难以解决,不妨暂时“回避”、“等待”一下,暂时“回避”和“等待”不足逃避和妥协,而是为了防止矛盾激化,并在回避中等待解决矛盾的时机。这样做,随着问题的妥善解决,同级之间不但不会伤和气,反而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牢固的团结关系。 四、面对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创新力 创新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完成某种活动所具有的创造性的能力。创新力是现代领导的必备能力,是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综合反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和不断创新的时代,一个单位没有创新力,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一个干部没有创新力,成长进步就没有希望和后劲。 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有的干部缺乏创新力,主要表现为:有的干部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犹豫观望,不愿意通过创新提高工作绩效;有的干部受一些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怕人说闲话,怕惹麻烦而不去尝试创新;有的干部对别人的一些创新思想和创新做法,有着一种“先天性”的排斥心理,总是持怀疑的态度,总认为别人的创新做法是标榜和表现自己,对于别人的创新做法,经常嘀咕,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针对创新力不足的情况,我觉得主要应从以下几点改进: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所谓“法宝”,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领导干部提高创新力,也要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手,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态的振作。当前,西安发展面临许多机遇,也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面临许多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领导干部是否研究新情况,是否有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思想是否解放,观念是否超前,这都对西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西安的实际来看,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方面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清差距,克服小成即安、小进则满、盲目乐观的思想,增强又好又快发展的紧迫感。二是与时俱进,克服四八稳、怕担风险、因循守旧的思想,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三是攻坚克难,克服害怕困难、缺乏胆识、没有魄力的思想,树立开拓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真正摆脱小农经济、盆地意识、本位思想的束缚,克服懒、散、慢的习惯,形成聚精会神谋大局、全力以赴办大事、持之以恒求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使西安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关注民生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要博采众长,开阔视野。博采众长,开阔视野,这是提高领导干部创新力的重要条件,一个见识短浅、鼠目寸光的人是谈不上创新力的。要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视野,一是要向历史学习,也就是学习前人所创造的知识,学习他人积累的经验,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二是要向先进发达地区学习,通过学习考察掌握发达地区的先进思想理念、科学管理方法,拓宽我们的思维,创新我们的思路。三是要向同行学习,建立同行之间的横向联系,注意学习同行的好做法好经验。 第三,要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勇于探索,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探索精神,人类社会就不会走到今天,就不会实现现代化,没有探索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化,就不可能有神七飞船上天,中国人就不可能迈向太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领导干部,要不甘落后,要引领时代潮流,就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只有不拘泥于传统思维和做法,在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才能称之为有较强的创新力。领导干部既要勇于探索,又要善于总结。总结是激发创新力的重要基础.是推进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总结,才能发现问题和差距,才能发现和掌握规律,才能把思想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把工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否则,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思想和工作就会停步不前,就会失去发展的大好机遇。 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和创新力,为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率先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领导素质论文:浅谈新媒体舆情对领导干部素质的要求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 论文摘要:当前,新媒体技术正改变着社会舆论场的生成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新媒体环境特点对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是个挑战。对此,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舆情引导能力的基本素质,还必须具有一些特殊素质,在新媒体环境中才能提高舆情引导力的有效性。 新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新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维模式、语言特点、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媒体正改变着社会舆论场的生成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的素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一、新媒体舆情特点对领导千部素质的挑战和要求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如何正确规范、调控和引导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挑战。 (一)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的传播,如同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每个人把自己得到的消息通过手机或者互联网转发给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充当意见领袖。引导别人的倾向.不需考虑是否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社会角色的限制,每个人都是传者和受者的统一,在传播活动中都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今年2月9日晚20时27分,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随后159米高的大楼被裹挟在熊熊烈火之中,很多人将现场记录的第一手资讯在网络媒体上发出。最早反映这场火灾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他自称在事发时恰好路过现场,随即用带摄影功能的手机拍下火场照片。2l时04分,这些照片上传到博客空间.之后l2小时内,照片访问量超过37万次,跟帖1700多条,形成了舆论热点。可见,新媒体的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人们在网上匿名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出舆情的多元与多变。例如,网络中的“盖楼”现象(即大量的回复同一个主题帖为“盖楼”)已成为网络文化诞生的源头。今年7月16日.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一位匿名网友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内容为空。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被“顶”到了近7000页,有近20万个回复,点击量超过450万!之后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让人哭笑不得。新媒体隐蔽性传播特点使言论者处于无身份、无顾忌的状态,也容易滋生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使真善美与假恶丑等搅在一起。如何甄别,并以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元舆情就是一种挑战。 (二)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风险性和艰巨性。 新媒体具有组织、引导、控制和制造公众舆论的功能,其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的特点,对公众行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新媒体及时传达了党和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正确决策,并以海量信息、即时更新、可检索、互动性、宽频多媒体的效果真实、透明地报道了地震的废墟、灾民的痛苦、伤亡的惨烈以及震区军民的顽强坚持.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可贵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营造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艰辛、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党和政府借助新媒体传播所凝聚的赈灾力量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新媒体的作用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弊端也不容回避:同样在5·l2汶川大地震期间,一条谣传“成都市民饮用水源受污染”的消息,通过短信迅速“串联”,引发市民抢购饮用水,扰乱了社会秩序。新媒体“领跑”舆论的功能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异化”成谣言传播的扩散器,就会增加舆情引导的风险性和艰巨性。如何建立以新媒体平台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模式。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服务大局是十分重要的。 (三)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冲击性。 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BBS)、博客/邮件/个人空间、即时通讯群(QQ群、MSN群)和移动电话短信等各种新形式聚集的舆论,对社会具有冲击性影响。2008年3月“两会”期间,新华网通过“两会手机报”和飞信服务,首创推出“亿万手机读者向总理提问,为总理分忧”大型手机互动活动,累计吸引上亿人次参与,提问达到26万多条,每一条短信都表达着一个普通国人对国家发展的期盼。同年6月20日.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民在线交流,表示党和政府会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由此,领导干部网上问政成为新风尚。新媒体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而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却在下降。今年以来,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飙车案,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和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等腐败问题,还有新疆乌市“7·5”事件等汇聚的舆论压力,时常冲击着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如何引导新媒体舆情,是一道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总书记在200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不仅需要显著增强把握正确导向的自觉性,而且需要显著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要提高领导干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引导力的有效性,必须正确认识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的素质。 (一)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优良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当代领导干部有着政治性与时代性的双重意义。作为干部队伍中的一员,应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全面掌握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新时期的一员,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必须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讲新话,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要不断把政治知识转化为政治智慧,顺应社会转型,把握机遇改革。要关注和协调三种冲突:这就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优秀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聚焦重大主题,形成具有冲击力的舆论引导强势,化解三种冲突。正如列宁所说:“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益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2.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领导干部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掌握着政治决策权甚至是特定社会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既要有能力也要有责任心。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能力就干不好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即使有能力,也很难做好工作.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和酿成大事件。今年以来类似河南郑州市某副局长“替谁说话”和农民工“开胸验肺”等事件的发生.就充分暴露了少数干部严重缺失工作责任心的问题。因此.责任胜于能力.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是领导干部起码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质。领导干部要有责任心,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周易》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掌握主动、未雨绸缪锐意进取的精神境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严峻的挑战:国内关乎民生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少数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为此,一定要具备忧患意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3.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艺术。在逆境中能把人心凝聚在一起的往往是信心和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危机中也最能体现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例如,在5·l2大地震发生后,当日深夜总理就代表党和政府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视察灾情,看望受灾群众。他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松。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简单的话语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这不仅体现了伟大的人格魅力,而且表达了与群众共患难的公仆之心和息息相关的情感沟通。可见,“在一个组织中,当领导者用出色的语言、真诚的行动感动组织成员的时候.他将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当领导者巧妙地解决纷争、恰当地处理矛盾时,他将会得到人们的钦佩;当领导者理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搞活一盘棋,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提高经济效益时,他将会得到人们的敬重。可以说,大凡有领导艺术的高手,都是深谙沟通之艺的人”。 (二)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独特素质。 1.要有果断的政治决策与处理危机的能力。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突发事件及敏感问题,领导干部常常面临能否果断决策的考验,从而体现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而那些问题往往也是群众最为关注的和最需要舆论来引导的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影响总是先人为主的.“一旦当政府的声音不能主动在第一时间传播的时候,……任何声音在第一时间占据了人的脑海,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后面想再用新的正确的声音去覆盖它是非常难的事情,你已经变得非常被动了”。例如今年6月,湖北石首市政府在对一名酒店青年厨师的命案处理过程中就错过了最佳时机: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可见,领导干部如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表现犹豫不决或不敢担当,甚至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面对突发事件只有快速了解和把握舆情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才能掌握舆情引导权,控制事态的变化。 2.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与反应能力。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相互交叉,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呈现出来.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善于从大局出发去分析和研判问题,并在新媒体环境中作出快速反应,引领舆情,“先声夺人”,赢得主动。例如今年新疆乌市“7·5”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党委和政府领导在果断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处置的同时迅速组织媒体人员赶赴现场.收集拍摄了大批宝贵的资料,第一时间赶制出了“7·5”事件专题,及时、有效、准确地将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并通过媒体公开指出,新疆“7·5”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公众通过新媒体了解到这一事件深刻的政治背景,明确了这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严肃政治斗争。7月7日下午,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大阿訇就“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网、中国民族报、人民政协报和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的采访,陈会长明确要求新疆的穆斯林做到:不听信谣言、不上分裂分子的当,不参加打砸抢烧违法活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做一个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穆斯林。通过舆论导向以正视听,穆斯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司法机关以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打击暴力犯罪.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新疆各族人民也迅速行动起来,谴责和制止这种暴力犯罪的行为。由此“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成为共识,使民族团结更加牢固,形成万众一心反分裂、求稳定、谋发展的强大力量。公务员之家: 3.要有正确面对、充分驾驭新媒体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要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善待新媒体。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与改革开放前那种“两报一刊”的单一媒体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可能因领导干部的“一声令下”就达到“舆论一律”的程度。如果领导干部不正视这种变化,遇到紧急情况时,要么心中无数,被动地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要么仍用“封杀令”,强捂严盖,“一刀切”地管住新媒体,邪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激化矛盾。其次,领导干部要提升运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善用新媒体。要运用新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科学发展营造声势;要学会公开、透明、坦诚地面对新媒体,接受新媒体的舆情监督.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树立形象:要懂得在虚拟空间与网民“屏对屏”地互动,了解和引导舆情走向;要善于在发生公共危机性事件时,与新媒体和公众共同形成合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再次,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善管新媒体。一方面要研究与新媒体受众接受的习惯和心理相契合的方式,形成“意见领袖”,巧妙地带动意见和引领言论;另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舆情监控技术,对热点问题和网站信息比较集中的领域进行24小时监控,对社会有害信息进行及时干预和引导,不断探索符合新媒体特点的舆情管理新模式。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重要性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执政能力 【论文摘要】党的执政职能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身上,他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主要有-组织培养,制度把关,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加强监督,自身努力。领导者本人要从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九个方面下功夫。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面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与治国理政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本领和执政作风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 1、执政意识有待增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淡薄了,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缺乏”:(1)缺乏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2)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执政资格是以生俱来,一劳永逸的。(3)缺乏创新意识。观念陈旧,按部就班,一切凭经验办事,缺乏创新精神。 2、执政本领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 (1)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善于用世界眼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去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把握时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增长新本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3)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事故多发期”、“矛盾凸显期”,处理突发事件和突出问题时,手足无措,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低;(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不善于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执政能力有待提高:(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揽全局的能力欠缺。 3、执政作风有待改进。存在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为政不实;群众观念淡薄,“主仆”关系错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贪污腐化。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培育高尚的政治品格,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修养如磁石,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唤起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神服务于人民;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四是有现代法治意识。领导干部应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本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是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只有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才能抵制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和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倾向。六是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才能紧紧抓住“黄金发展期”的历史机遇,才能从容应对“矛盾凸显期”,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七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应对繁重的工作、复杂的情况;才能力戒心浮气躁,潜心实干;才能容人、容事,集思广益。 2、综合能力素质。首先要善于分析判断。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高度的分析判断力,捕捉形势和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揭示问题的本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上去研究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做到深谋远虑,处事果断。其次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要通过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及时发现苗头,了解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到前头,提出相对科学的对策,掌握工作主动权。再次要善于组织协调。要求领导干部能科学、合理、高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使各部门高效运转,各环节丝丝相扣,工作有条不紊,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 3、基础知识素质。第一、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相互割裂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坚持并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第二、较高的专业水平。“专业化”是干部“四化”方针重要内容之一。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精通有关的政策、方针、规定、方法,同时要掌握相关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必备知识和业务技能,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第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哲学、心理、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以充实自己开阔眼界。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底蕴,拥有广泛的知识面,才能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三、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1、组织培养。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之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抓好理论和业务学习;制订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措施,使领导干部培训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创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培训官员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领导干部的学习更加有效,对提高素质起到实效。 2、制度把关。制度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3、加强监督。加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例》的出台实施,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4、自身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除需要“外因”,更需要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学习上下功夫。学习是素质的源泉,是知识的源头活水,是前进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当今社会,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业务、新情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学习,就难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难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在思考上下功夫。理性思考是沟通学习与应用、实践的必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勤学,更要善思。要善于着眼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求发展,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寻求工作新举措和发展新思路,谋求改革新突破和开放新局面。 三是在实践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成长的最广阔道路。领导干部强化抓落实意识,牢固树立“重在落实,功在落实”的观念,强化抓不出成绩不撒手的狠劲,工作不落实就不罢休的韧劲。 四是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学习思考的实践升华和价值体现,也是促成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对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对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公务员之家: 五是在团结上下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凝聚力和新的生产力。不善于团结别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的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好领导、好干部。领导干部之间善于进行换位思考,遇事多商量、多沟通,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相互帮助关心、相互配合补台,真正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六是在为民上下功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同样,我们领导干部的执政资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选择我们,人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信奉“老百姓比天还大”,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不断强化从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识。 七是在奉献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要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让党放心,使人民满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吃苦在前,而是享受在前;不是吃亏在前,而是占便宜在前;不是奉献在前,而是索取在前。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才会相信你、理解你、拥护你。 八是在律己上下功夫。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要自身硬”,严才能树立好形象,才能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发挥骨干、示范和带头作用。“自身正”才能“自身硬”,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意义。 九是在敬业上下功夫。敬业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忠诚党的事业,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事业上,爱岗敬业,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领导素质论文:浅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执政能力 【论文摘要】党的执政职能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身上,他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主要有-组织培养,制度把关,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加强监督,自身努力。领导者本人要从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九个方面下功夫。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面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与治国理政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本领和执政作风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 1、执政意识有待增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淡薄了,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缺乏”:(1)缺乏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2)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执政资格是以生俱来,一劳永逸的。(3)缺乏创新意识。观念陈旧,按部就班,一切凭经验办事,缺乏创新精神。 2、执政本领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 (1)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善于用世界眼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去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把握时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增长新本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3)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事故多发期”、“矛盾凸显期”,处理突发事件和突出问题时,手足无措,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低;(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不善于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执政能力有待提高:(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揽全局的能力欠缺。 3、执政作风有待改进。存在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为政不实;群众观念淡薄,“主仆”关系错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贪污腐化。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培育高尚的政治品格,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修养如磁石,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唤起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神服务于人民;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四是有现代法治意识。领导干部应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本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是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只有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才能抵制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和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倾向。六是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才能紧紧抓住“黄金发展期”的历史机遇,才能从容应对“矛盾凸显期”,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七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应对繁重的工作、复杂的情况;才能力戒心浮气躁,潜心实干;才能容人、容事,集思广益。 2、综合能力素质。首先要善于分析判断。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高度的分析判断力,捕捉形势和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揭示问题的本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上去研究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做到深谋远虑,处事果断。其次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要通过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及时发现苗头,了解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到前头,提出相对科学的对策,掌握工作主动权。再次要善于组织协调。要求领导干部能科学、合理、高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使各部门高效运转,各环节丝丝相扣,工作有条不紊,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 3、基础知识素质。第一、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相互割裂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坚持并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第二、较高的专业水平。“专业化”是干部“四化”方针重要内容之一。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精通有关的政策、方针、规定、方法,同时要掌握相关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必备知识和业务技能,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第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哲学、心理、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以充实自己开阔眼界。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底蕴,拥有广泛的知识面,才能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三、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1、组织培养。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之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抓好理论和业务学习;制订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措施,使领导干部培训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创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培训官员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领导干部的学习更加有效,对提高素质起到实效。 2、制度把关。制度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3、加强监督。加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例》的出台实施,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4、自身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除需要“外因”,更需要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学习上下功夫。学习是素质的源泉,是知识的源头活水,是前进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当今社会,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业务、新情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学习,就难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难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在思考上下功夫。理性思考是沟通学习与应用、实践的必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勤学,更要善思。要善于着眼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求发展,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寻求工作新举措和发展新思路,谋求改革新突破和开放新局面。 三是在实践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成长的最广阔道路。领导干部强化抓落实意识,牢固树立“重在落实,功在落实”的观念,强化抓不出成绩不撒手的狠劲,工作不落实就不罢休的韧劲。 四是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学习思考的实践升华和价值体现,也是促成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对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对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五是在团结上下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凝聚力和新的生产力。不善于团结别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的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好领导、好干部。领导干部之间善于进行换位思考,遇事多商量、多沟通,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相互帮助关心、相互配合补台,真正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六是在为民上下功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同样,我们领导干部的执政资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选择我们,人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信奉“老百姓比天还大”,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不断强化从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识。 七是在奉献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要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让党放心,使人民满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吃苦在前,而是享受在前;不是吃亏在前,而是占便宜在前;不是奉献在前,而是索取在前。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才会相信你、理解你、拥护你。公务员之家: 八是在律己上下功夫。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要自身硬”,严才能树立好形象,才能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发挥骨干、示范和带头作用。“自身正”才能“自身硬”,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意义。 九是在敬业上下功夫。敬业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忠诚党的事业,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事业上,爱岗敬业,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边远地区领导干部素质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学理念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挂职重塑 论文摘要: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普遍缺失大学理念,这是制约这些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又是观念塌陷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因此,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选送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到国内中心城市重点大学对口挂职进修,不失为一种重塑他们大学理念的有效途径。 大学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基础工程。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级各类大学党委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边远地区高校来讲,怎样将大学精神融入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更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迈克尔·D·科恩与詹姆斯·G·马奇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大学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是否道出了大学管理的本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而是以大学理念为灵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较特殊的管理。这是因为“大学享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的知识属于人民;大学是崇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捍卫者;大学既创造知识,也传播知识;大学对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给予了保障;精神和文化是人类尊严的实质内容,而大学则是维护精神文化的中心。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除了一般管理的原则和机制外,优秀的问题就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具有明晰而正确的大学理念。换句话说:“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着这所大学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方向,更决定着它的明天。”对于什么是大学理念这个问题,学界争议颇多,我们赞同如下观点:“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间之所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知识及其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组织基础,因而“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个性,它决定了大学应当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应当把文化机制作为大学运行的主导机制。同时,“应当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基和维持其活力的源泉,以人文、理性、品德和学术价值作为其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所以,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管理的基点是文化机制而非行政机制。因而,大学精神是大学管理的灵魂和统帅也就成为逻辑必然。 边远地区高校是指省会城市以外,远离中心城市,地处老、少、边、贫地区的高校;高校领导干部是指高校院(系)部(处)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这些高校一般来说,所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学术文化环境差,传统观念、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很难吸引外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优秀人才,因而其教师和管理干部长期以来主要靠本校毕业的留校生来补充,明显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恶性循环的严重局面。具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以至一般干部,大多数是本校留校的学生,学缘结构单一;二是学校管理干部包括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本专科学历,高学历者很少;三是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学校所在地区,或者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地缘结构十分单一;四是这些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其管理思想和方法陈旧落后,甚至缺乏对大学管理基本常识的认识。许多学校实际上已完全用行政本位取代了文化机制,权力大于学问,官职大于职称,大学文化严重缺失,科研教学长期低水平徘徊。 这些问题还只是表面的现象,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边远地区的高校一般都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80年代因陋就简而创办起来的,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更谈不上大学应有的文化积淀。其初期的领导干部,甚至主要领导干部,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没有办学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大学理念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所以,他们只能以管理机关的理念和模式来管理大学,而这种地方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又陈陈相因,成为这些大学管理干部的思维定势,有着很深厚的观念和情感基础,这就使得用行政本位取代文化机制成为一种必然,形成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又直接造成了这些大学领导干部普遍而严重地缺乏大学精神。因此,边远地区高校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有意识、有组织、有力度的大学精神培育。 大学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念的更新有赖于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不同的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碰撞过程中,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有接触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促进提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作纵向比较时,很容易对今天的成果感到自豪和满足,当人们作横向比较时,才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边远地区大学那种较为封闭的环境,没有鲜明的对比,没有强烈的反差,旧的传统、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很难经受由文化移入所带来的巨大撞击力和粉碎力,很难打破那种超稳定的结构和平衡。因为间接的文化撞击,总是以某种载体为中介,因而较容易受到人为的控制和阻断,其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所以,观念的塌陷与重组,直接的文化撞击,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所谓直接的文化撞击,是指载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对方面前展示出对方所不熟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形成较为鲜明的反差,产生较为强烈的震撼,因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直接撞击,对于落后文化的震撼力是难以估计的。对于载有落后文化特质的人们来说,在这种撞击中,就很可能出现一种洗心革面的效果,促使其固有的文化观念迅速地塌陷与重组,较快实现对新观念的吸收与对旧观念的扬弃。公务员之家: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选派边远地区大学领导干部到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挂职进修,是培育他们大学理念,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状况的一项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西安等大城市,集中了一大批办学水平、管理水平堪称国内一流的知名大学,如果能将地处老、少、边、贫地区高校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有计划、有系统、分期分批派往这些一流高校对口挂职进修一至二年,并长期坚持下去,将这些学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普遍轮训一遍。那么,对于提高这些学校领导干部素质,重铸他们的大学理念,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于提高这些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为所在地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使这些高校成为所在地区新思想、新技术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真正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库、思想库、人才库、决策支持系统和创新基地,发挥智力、人才、科技、信息等方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实行边远地区高校干部到中心城市重点院校挂职进修制度,是一项涉及面较为广泛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首先,国家和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和协调工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还要有必要的经费投入。边远地区高校党委也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将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放在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将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从事务圈中解脱出来。要将挂职锻炼作为干部晋升的必备条件,切实提高干部素质。接收挂职的院校,要建立正规的培养教育机制,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和接收培养的高校,还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性,必须保证较长的挂职和培训时间。因为大学理念没有长期学习、研究与熏陶是难以形成的;二是必须“融入”,也就是说,那些对口挂职的干部必须是实质性进入职位,进入所挂职高校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不能“融入”就不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直接撞击,更不可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塌陷与重组。总之,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更新观念,重铸大学理念,提高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为基础和突破口,努力将边远地区高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使其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领导素质论文:西部大开发中领导干部素质浅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西部开发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几篇报道的启示,提出了提高西部太开发中领导干部素质的问题厦有关建议。 一、几篇报道的启示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人们常说的这句话反映r广大群众对领导干部的重视和期望。的确,领导干部,是国之中坚、民之所望,肩负民族振之重责,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无疑会在广大群众中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同样也是这样。前不久在《科技日报》上看了两篇报道,一篇题为“西部大开发到底需要什么的文章谈了百名博士西部行”在西部某省举行科技成果演示与项目洽谈会,轮到“压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吴敬东博士成果时,这里的企业家已走得寥寥无几,带着2o多个开发项目和满腔豪情来到这里,却无人理睬,吴敬东博士的心凉了另一篇题为“何时才能睡醒”的文章中谈到前不久,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应邀到西部某省作题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报告,当地省市常委极为重视,提前下发通知要求所属各部委、各厅局、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部分干部和科技人员、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参加报告会,就在这样机会难得的精彩的报告会上,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很不珍惜这种机会,有的竟然四仰八叉头枕椅背昏昏大睡,有的还不时发出鼾声。还有报道谈到基层一些领导干部的科技素养更加堪忧,说某县的一位主抓科技的副县长,被邀请到市里参加一个工业科技项目论证会,回来后大为不满,说:“这么具体的一个小会,也让我参加。”言外之意.参加这样的小会,掉了他副县长的价;还有一个县委书记“实话实说”:啥‘第一生产力’?在我的议事13程中.能排到第六都算不错。”结合我们最近进行的科技发展现状与对策问卷调查”当问到“科技工作是否真正提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回答只是一般号召的占绝大多数,即8405%,回答变为领导的实际行动的仅占I5.95%。可见,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确实值得认真考虑了。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抱着满腔热情,带着许多项目和成果.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了西部,想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增光添彩,然而却遭到了如此的冷遇,不能不让人感到寒心。当然以上所谈到的场面可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西音地区的绝大多数的干部形象,但是也不难看出.在西部开发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素质亟待提高。在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因素的今天。试想,让对科技人才、科技成果如此淡漠、如此不在意的领导人去带领群众进行西部大开发,西部开发将会发展到什么方向?后果实在令人担忧! 二、西部大开发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人谈到要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而十分必要的。但是我认野.提高西部地区人口素质,首先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这是凼为琊大开发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1、创新精神是大开发取得成功的灵魂。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也就是开拓精神,勇为天下先的精神。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领导干部是大开发的决策着和组织者,西部开发的好坏或成功与否.领导干部起着关键作用。大开发需要创新精神,创新精神首先要有思维剖新,而思维创新必须领导思维先创新。翻开人类历史,任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快的年代,无不是以思维观念创新为先导。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思路”。什么是新思路?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传统发展模式想问题。这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灵魂,也是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进行大开发必备的素质。 2、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保证。 领导干部首先要保证良好的政治素质。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箨人来实现、靠队伍来保证。以间志为核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标准。具体地说,大开发需要先进的人才制度环境,如何用好人、管好人关键在领导。只有领导干部的良好的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开发中,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瓣,任人唯贤,廉洁勤政,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凝聚各种专业人才为西部大开发共同奋斗 3科技素质是大开发科学决策的根奉领导干部应在提高科技素质上下功夫。 提高西部大开发凑策的科学性,是西部开发的关键。科学的决策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个人基本要求主要为:高等数学在R D某一领域中的实践、计算机基础知识、现代管理方法、外语知识、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等等,而要具备这些知识,成为知识型领导干部,就必须加强学习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领导干部在思维方法、决策手段、现代科学知识方面存在不小差距,这些现实的差距也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加强学习。正如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图书馆时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人类的进步l都离不开知识。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人们多读书.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如果十二亿人民中.读书的^越来越多.大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秘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就大有希望按照江总书记的要求,领导干部尤其要走在前面,成为学习知识的带头人。同时也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把找们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落到实处。 三、西部大开发中提高干部素质的几点建议 I、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领导千部的政治素质。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迈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更是当前西部大开发中一件头等大事同时江总书记提出了对领导干部的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和三个代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达到领导干部的五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必须学习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西部大开发中,自觉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约束自己,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纪律规范自己.增强各缓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要以“三个代表”为目标.规划和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措施的实施;并以三个代表”为强大思想武器.在西部大开发中.大胆探索与“三个代表”要求相适应的新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前进.让“三个代表”思想真正在西部大开发中落至实处。 2、加强科技知识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科技素质。为加强西部大开发中决策的科学性.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人、财、物的浪费.各级领导必须要成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学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带头人:为此.各级领导要把加强科技知识学习提高科技素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身体力行。一要激发领导干部对学习的兴趣。有丁在西部大开发中创新的使命感、紧迫感,自然就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动力.就会对新知识有一种永不餍足的爱好,这是所有好的革新者、创造者的特点=在学习的内容上要广泛、适用。 陈了学习必学的专业、科技文化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外,要特别把创造性思维与方法的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必修课,不断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要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学以致j_fj三要注意学习方法的刨新。领导日理万机的工作重担和知识型领导必须学习的高标准、高要求形成锟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除了要求领导见缝插针及刻苦学习的精神外.学习方法的创新报重要,大家不妨看一看《学习的革命》一书中,使学习效率提高5倍的加个起始步骤,就会大大提高你的学习效率。四要创造知识化的学习环境首先应加大知识投资,尽快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针对不同程度、不同职业的领导干部.采用适宜的组织培训、进修形式和方法,分层次培训和进修;其次要尽可能配备现代化的学习设施和手段.如电脑、网络等,使他们每天不停地接受最新的信息、最新的资料,学会用最新的处理程序过滤和加工变成知识和智能的本领,尽快成为知识型的领导干部。 3、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强化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创新精抻,首先表现在思维创新,就是在加快西部开发中要有新思路。一是要在开发机制和开发模式上实现新的突破。西部开发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要变计划经济下,政府投资为主开发自然资源导向为国内外厂商投资为主市场导向开发自然资源,政府转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变过去由于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观念落后、开放意识差的封闭式开发模式为多渠道、多类型、多侧面地全方位开放型开发模式;变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在西部大开发中注重知识资源开发。知识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今后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要把知识资源开发放在重中之重。公务员之家: 使人们逐步跨越低知识含量的传统的资源定位观,确立知识创新,科教兴省的科学定位观;跨越靠资源导向、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落后的发展观,确立从资源型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发展观;跨越轻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的旧观念,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和回报创新的价值观;破除陶醉于“作日黄花抱残守缺、安于现状的保守观念,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三要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部分省区水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对有限的自然资源采取有水快流“、竭泽而渔,不注意资源保护以及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开发模式要科学规划,从长计议,把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科学地结合起来,实现西部开发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使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领导素质论文:新形势下领导道德素质建设途径探讨论文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其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任务,掌握着一定的权力,领导干部们自身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和影响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关系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主要从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摘要: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确立科学明智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前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加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础,自觉接受教育、严格行为规范、主动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严格自律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 关键词: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途径方法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任务,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其自身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和影响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关系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量事实证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培养人,也可以腐蚀人;既可以构筑社会大众利益的丰碑,也可以开掘人类自我毁灭的坟墓。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尤为重要。 一、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与重要标志。道德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所谓权力道德,就是指一定社会权力支配者行使权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是权力支配者在权力运作和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它既表现了社会对领导干部运用权力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又反映领导干部在权力过程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政治至善性的追求,认为权力在运行中合乎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表明的是“一切社会团体均以善业为目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则强调:“政者,正也”,所表明的也是要求权力为谋取众人之事服务,不要偏向从政者个人私的一方,一切掌权者都应本着公正的原则,正直地做人,在其为官的行为中做到公正、廉洁、为公、爱民、不阿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和决定者。共产党的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权力直接属于普遍武装的工人和农民自己”。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公务员之家 权力道德亦称“官德”,也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内容。首先,权力道德在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中居于优秀地位。领导干部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管理者地位,忠诚、勤政、公正、廉洁、奉献是其道德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是这种特殊的职业的最大特点,领导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就无所谓领导。领导职务的高低,不是由其他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职位权力决定和体现的,因而,权力道德在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中居于优秀地位。其次,权力道德决定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就是领导干部当“官”为什么,掌权干什么?是利用掌握的权力为民造福,还是为自己谋取私益。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把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职业道德才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再次,权力道德是人民群众评价领导干部职业道德水准的主要标志。人民群众对领导于部职业道德水准怎么看,看什么?就是看他们为谁掌权,如何用权。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其他方面,如思想道德、政治品格等等,都可以通过其怎样对待权力和运用权力,即通过权力道德得到集中的体现。 二、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是重要要求之一。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理论水平和加强道德修养指明了方向。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用政治的眼光看道德,其从政目的特别是权力道德,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人民的命运、国家前途相一致,才是正确的、有前途的。 (一)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权力价值观问题 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价值观决定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有什么样的权力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权力道德。权力价值观指导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权力道德行为。它的优秀是以个人还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即权力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是人民的,那他就会正确运用权力,为人民办事;如果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是自己的,是用来谋私的,那他就会滥用权力,败坏权力道德。共产党的干部、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性质,决定了为人民服务是各级领导干部权力价值观的优秀。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而不能做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和官吏,权力是人民给的,就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而不能以权谋私。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价值观,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遵守权力道德规范。 (二)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突出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肩负的历史任务更艰巨。要全面把握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因此,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尤其是权力道德,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用人格力量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影响群众,感召群众,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民群众树立典范,才能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被人民唾弃。 (三)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是新形势下权力道德的现实需要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特别要求每个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要有正确的权力价值观和良好的权力道德。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才能为实践党的宗旨奠定思想基础,也只有养成良好的权力道德才能为实践党的宗旨提供正确的权力行为保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开放性、竞争性、等价交换等原则直接、广泛地渗透和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西方一些腐朽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领导干部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考验而败下阵来,他们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权力道德滑坡,在商品、金钱、利益等物欲驱动和“从众”、“随俗”等消极心态诱导下,在公务活动、社交和处理人际关系上,放弃党性原则,冲破道德堤坝,产生社会生活中政治关系金钱化、人际交往唯利化、公务活动实用化、权钱关系市场化等非道德行为。一些领导干部把权力商品化、私有化,权力欲望膨胀,揽权、专权、滥权,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无视党纪国法,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国家、人民利益之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甚至腐败,堕落成人民的罪人。严峻的社会现实迫切要求领导干部要强化权力道德修养。 三、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所谓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就是指领导干部自觉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领导干部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涵养锻炼,是领导干部养成高尚品德和情操、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的重要途径。道德品质形成规律表明,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可以通过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实践道德行为,养成稳定的习惯来培养的。从根本上说,加强领导干部权力道德建设必须依靠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努力,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权力道德修养的自律对于防止与消除权力异化变质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干部都要自觉加强权力道德修养,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清正廉洁,严以律己,不计名利,淡泊人生,要善于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一个具有高尚权力道德的人。 (一)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 领导干部必须遵奉更为严格的“道德戒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道德的本质特征。领导干部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权力道德修养的原则,其基本要求是:一要有勤政爱民,公正廉明的从政修养。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实。要克服官僚主义,切实增强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二要有忠诚积极、乐于奉献的奋斗精神。领导干部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已奉公、甘于奉献,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人民好公仆。三要有以民为本、接受监督气魄和勇气。领导干部要做到以民为本,一切想做人民,一切为做人民,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积极干;凡是不有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以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为根本标准。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 (二)自觉接受道德教育,严格遵守行为规范,主动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道德教育是培育人的内在品德,造就理想人格,调节人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教育,就是自觉接受有关部门依据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对领导干部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和施加的道德影响,使之了解、接受道德规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人格,这是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品德的中介。通过自觉接受道德教育,掌握必要的道德知识,形成相应的道德情感,磨练自己的道德意志,最终使道德要求化为领导干部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愿望。同时,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从政行为规范。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对其从政行为和道德,包括权力行为和道德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自觉遵守,不得违犯和越规。 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修养建立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大环境之中,监督是权力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极易导致腐败。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修养同其他道德现象一样,在本质上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在自觉接受外在教育和遵守从政行为规范的同时,还要主动接受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虚心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群众和舆论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抑制权力私欲膨胀,杜绝权力腐败。 (三)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础 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的大局,这是提高修养的基础条件。学习造就自己,学习完善自己。荀子曰:“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意为学习是一个陶冶性情、加强修养的过程,学习的目的不在于求得显达,而在于能够窘迫时不困惑,遇忧患时意志不衰退。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从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中汲取营养;要学习其他一切有用的知识,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武装头脑;还要认真学好历史知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权力运用行为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明于心中,广博精深的知识文化融于脑海,积淀成明辨是非的道理,升华成催人上进的志向,凝聚成豁达开朗的品性,转化成勤奋工作的力量。思想境界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就会淡泊名利,就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自觉地、最大限度地把精力奉献给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就会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更不会把手中的权力当做与民争利、牟取私利的工具。 (四)确立科学明智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前提 领导权力是领导活动的基础,没有领导权力,领导活动就无法进行。领导权力的作用,就是确保领导者和领导集团的领导活动正常进行,以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任务。权力观就是关于权力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权力观问题,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出了问题,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确立正确的权力观,优秀是解决为谁用权,怎样用权和如何自觉接受对权力监督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也只能用来服务人民。权为民所用的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领导干部要用权力来实现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员。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防止渎职、失误和滥用权力。当前,领导干部的树立权力观应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属于人民群众,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运用与行使主体,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将手中的权力用之于谋取私利。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是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的。二是权力与责任是对应关系。权力是承担责任的保证,责任是行使权力的目的。领导干部受人民之委托和信任,担负着相应的领导职责,这意味着对人民负有一种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如果不认真负责,不正确使用权力,就是对人民缺乏责任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淘汰。三是不能搞特权,防止权力滥用。特权和权力滥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干部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和权力滥用作坚决斗争,自觉抵制、反对特权和权力滥用,自觉做拥权自重、受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的合格“公仆”。 (五)严格自律,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 自律,就是领导干部按党纪、国法、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调整,这是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环节。康德有句名言:“我畏两样东西,一是头上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律令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规范,也是行为评价的准绳。领导干部对从政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律令的敬畏、信仰、归服,实际上是一种庄重、神圣、深沉的自律意识和情感。有了这种自律意识和情感,才能将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自觉,想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慎独、克己、奉公,并矢志不渝。 严格自律,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自重,就是领导干部要自爱自尊,尊重自己的人格,注意自己的品行,珍惜自己的名誉。不滥用权力,不以权谋私,不为私欲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自省的实质上是不断扬善祛恶,逐步培植优秀思想品德,树立高尚情操的过程。自省,就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自省、检讨自己的言行、权力运用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要求,是否符合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道德水准,是否符合从政行为规范和规则,是否符合当今社会公认的和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惟有经常自问自省,才能及时洞察自身的锈迹和斑点,把任何违反权力道德的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自警,就是领导干部自我警惕、自我戒备、自我管束。随时自己警示、告诫自己,是为自己、为亲属、为他人,还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民掌权,为民服务。自励,就是领导干部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要明确自己肩上的重担,不断激励自己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思考论文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 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优秀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 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优秀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优秀。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优秀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优秀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优秀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法律素质的引导与塑造。如果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⑩的话,那么干部法律素质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有依赖于政治体制对法治精神的倡扬。
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地域特色景观设计论文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藏大学新校区主入口景观设计案例的分析,探讨如何在现在的经济可行的条件下,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设计出既能反映地方民族特色又能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还能改善校园面貌提高其认可度的校园入口环境。 1项目背景 随着西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自治区首府的拉萨其城区范围不断扩大。西藏大学新校区作为拉萨市人民政府东迁项目之一,极大地解决了藏大老校区办学条件不佳、面积狭小,没有发展空间等问题。西藏大学新校区位于拉萨市东城区、拉萨河的北侧、藏大路的尽头,被拉萨河环抱,环境清静宜人是读书育人的好地方。项目所在地块位于新校区北侧,紧邻藏大路,正对西藏自然历史博物馆,为藏大新校区的主入口。本地块为两块呈南北走向的平行四边形地块,地块内侧地势平坦,相对高差不超过0.3m,为现有的草坪。地块外侧地势不平坦落差很大,相对高差介于0.5~1m之间,规划总设计面积为9132㎡。 2体现地域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校园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也是学生、教职工生活的主要场所。大学校园的景观设计要充分的体现校园的文化气息,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使校园的景观环境对学生产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作为大学校园的入口景观设计,尤为重要,不但要为本学校师生服务提供休闲场所,也是外界了解、衡量本校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标准。从地域的角度出发,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其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本地区藏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5%左右,加之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建筑样式都散发出浓郁的藏式特色。在对本地块进行设计的时候,既要考虑如何去体现大学校园入口的庄严、浓浓书卷气息和朝气蓬勃的精神,又要考虑如何去体现本地区的民族地域特色,还要兼顾生态原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景观设计原则。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上思考,还是从地域特色的角度来说,西藏大学新校区的入口景观都至为重要。为体现西藏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其所处地的地域民族文化,以藏式建筑中常见的元素作为设计出发点,赋予时代特点与大学校园的独特精神风貌,并将形象展示、休闲等功能融入其中,营造朝气蓬勃又具有浓郁地域民族特色的大学入口景观空间。 3设计原则 (1)注重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尊重当地历史文脉,体现西藏地区的地域民族特色。(2)以人为本,从师生的需求出发,满足师生休闲、健身活动的需求。(3)注重生态原则,营造四季景异的景观效果。(4)可持续的设计原则,在材料的选择及植物的配置选择等方面,充分考虑学校的资金状况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情况,因地制宜,以获得最佳设计效果。 4设计方案 4.1功能布局 由于该设计地块被现有的主要入口道路划分成为独立的两部分,且包含部分已建成区域。在设计上设计者采用了常用的对称设计手法,利用现有的主要道路作为本区块的主要景观与功能轴线,以起引导视线和疏散缓解交通的作用。同时在对称的两个小区块内部分别设计两条景观次轴线,在这两条次要轴线周围合理安排景观视线节点和景观界面,使这两个小区块内部各点有机的组合到一起,创造出生态式的校园入口景观。入口景观不但具有引导景观视线,满足校园众师生精神生活和求知的需求,并应具备西藏地区的所特有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两个分区内又分别进一步细分为两个片区:一片主要软质景观区,也是设计中的静区,采用各种色相的植物对入口进行装点,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二片主要为硬质景观区,也是设计中的动区,地面采用硬质铺装为主,并设一‘S’型喷泉水池,为整个景观区域增添生机与活力。并且静区基本包围动区,利用植物形成围合空间,避免和弱化动区对校区主轴及周边建筑物产生影响。 4.2设计元素 4.2.1吉祥结。藏式吉祥结为藏传佛教八吉祥徽(又称八瑞相)之一,其外形与中华民族的中国结(又名吉祥结)极为相似。吉祥结在中国是代表吉祥如意、吉祥平安、吉祥康泰是长寿、永恒、爱和和谐的象征。而藏式吉祥结作为佛教思想的象征物,原为“室利的钟爱之物”,是一个自然的吉祥符号。扎雅.罗丹西饶活佛在其著作《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中解释吉祥结是一种密闭的交织状生动装饰物,其“自成一个密闭的没有缝隙的整体,以最简单和充分协调的方式代表了运动和静止”。藏族人民确信吉祥结代表了最高意义上的吉祥如意。同时他们认为吉祥结的运用,是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吉祥如意的桥梁和氛围。也有藏民认为吉祥结代表了道路,寓意一路平安畅通无阻,也寓意了自然界的轮回。在设计中将吉祥结巧妙的融入到景观之中,演变为植物种植的容器和休闲的道路。从图书馆及各教学楼俯视时,效果极为明显。 4.2.2藏式砣砣。砣砣是藏式建筑的一大特点,其原为旧式建筑中突出墙面的为楼面的结构性支撑,现普遍用于本地区建筑外立面的装饰设计。在植物种植坛的侧面也借鉴藏式建筑的做法,设置简单的砣砣并绘制为蓝色,犹如普通人家的屋檐一般。 4.2.3色彩运用。藏式建筑的另一大特点———色彩运用大胆。红,黄,蓝,黑,白,是藏式建筑用色最为广泛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颜色,尤其是红色。白色为普通民居建筑的主基调,常大面积使用;红色和黄色为寺庙建筑的主要色调,在寺庙建筑中大面积使用,在民居建筑中常用于柱、梁及女儿墙部分。在本景观设计中,白色是本设计的主导颜色,红色为主要的点缀颜色。地面的铺装采用本地产大理石碎拼,在经济节约的基础上展现地方特色。座椅等的设计也借鉴运用藏式建筑的体量、色彩,尽量突出民族地域特色。 4.2.4植物配置。植物的配置是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尤其是在西藏地区植被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植物的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在植物的配置上,既要考虑景观设计效果的展现,又要兼顾高原气候的特殊性———强烈紫外线、昼夜温差大等,尽量选择拉萨地区的乡土植物和已经证实了可以在拉萨地区良好生长的植被。本设计中在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配置了在西藏地区生长良好的美国兰草,旱柳和云杉等一系列易于存活生长的植物。为实现四季景异的景观效果,并丰富该景观区域的植物种类,在重点花坛内栽植了牡丹等花卉,并移植了两棵大型的左旋柳以凸显地方特色。通过乔木、灌木、地被及花卉植物的合理搭配,充分利用各层空间,达到饱满的景观效果。 4.2.5循环喷水池。由于拉萨地区的空气非常干燥,为营造一个良好舒适的休闲入口环境,改善本地块的空气湿润度,为整个景观区域增添生机与活力,借鉴了藏传佛教中轮回的概念及相关符号设计了一‘S’型喷泉水池。同时为节约水资源,将喷泉水池设计为循环水系统。喷泉水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后即可循环使用,极大地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5结语 西藏大学新校区主入口的景观设计案例,以西藏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设计的出发点,在充分提炼和运用藏式元素的基础上,将地域、民族特色融入到环境中,既满足大学校园主入口的功能要求又良好地展示了西藏大学的形象。项目建成后,入口区域绿树如茵、空气湿润,良好地融入了校园环境,基本达到设计者的景观设计构想。 作者:魏琴 单位:西藏大学工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课程教学论文 一、推崇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方式 现今的景观设计必须从培养技术型人才转向培养创造型人才,而个性则是创造的原动力,它要求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能力,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方式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在各个教学环节上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用单一化的模式去套用多元化的人。[1]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课程环节应以学生为中心。在规定的范围内让学生自己确定景观设计任务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设计基地也可由自己选定,教师只是做适当的引导,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更容易出现较有个性的设计方案,形成百花齐放的教学效果。图1、2所示为某游园设计平面及节点示意图,教师只是要求以植物为主题进行景观设计,一个学生选择某市的一块基地进行研究,由于该市的市花是梅花,故以梅花为主题进行设计,构思巧妙,从植物配置、园路安排到小品设计等方面都体现出较强的设计个性;在设计辅导时,不应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甚至允许走一些弯路,要让学生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在方案设计阶段,也不宜规定景观设计表现的方式,模型、手绘及各种软件的应用,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方案特点及表现特长自由选择。当然,模式化和个性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如果一点也不谈模式,也就无所谓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了,这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应避免走向模式化和个性化两种极端,模式只能是相对固定,个性是在此基础上的尽量发挥,从而真正做到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有法,而教无定法。 二、重视提高景观设计的动手能力 以往的景观设计教学中,教师会非常重视景观设计理论的讲解。课堂上,有些教师会根据教材及讲述的条理性,对设计内容、设计方法、风格流派及大师风范等采取系统的方式进行详尽讲解。这种讲授方式突出了理论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比较景观设计作品,但若仅此而已,迟迟不动手,不重视自己的设计方案,就容易眼高手低,整天陷于高谈阔论,成为景观设计的“空谈家”。要让学生知道,景观设计毕竟是做出来的,景观设计课程学习成果的好坏,不以理论说了算。在辅导学生设计的过程中,教师不能习惯于以自己为主,沉湎于景观设计知识讲解的过程;学生则不能觉得教师不讲就无所事事,要改变来上课就是来“听课”的习惯。景观设计课堂应以师生间的互动为重。景观设计的语言是图纸和模型,要引导学生养成想到那里就画到那里、做到那里的习惯,必须要求学生不仅是在进行设计成果表达时要动手,在与教师、同学交流时更要动手。设计辅导时要紧紧抓住能力教育这个优秀环节,使资料收集、调查研究、问题判定、地形判读、勘查分析、策划创意、方案综合、决策优化、社会协商、讨论组织、图形表达、多媒体表达和计算机运用等能力同时获得进步。景观设计教学宜采用以项目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项目如是拟定的假题,缺乏真实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老师讲解得再多,学生也没有直观感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求学生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环境中进行设计,这样,地形设计、植物配置、建筑营造、道路交通组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因素,可进行“真题真做”或“真题假做”;如果条件允许,也可结合景观设计竞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图3、4、5为第七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展园设计参赛作品的部分图纸,由学生结合课程设计完成,设计任务书由竞赛组织单位提出,学生兴趣很大,因地制宜进行设计方案构思,在设计阶段查阅各种资料,提出设计理念,根据要求完成各种图纸的绘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品。方案以“步履3600”为该区域设计想法的基点,让游人从城市生活居住的“盒子”中走出来,步行于3600全景的空间环境中去怀抱大自然,将“精彩园艺、休闲绿洲”博览会展园主题诠释于空间景观中,总体上安排合理,功能、生态、形式综合考虑,节点设计构思新颖、独特。经过这一环节,学生感觉在设计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在景观设计课程中,并非说可以忽略理论知识,关键在于把握好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的关系,要将理论知识付之设计实践,再用设计实践完善自我的理论知识,两者相辅相成。景观设计课程中一些基本理论的讲解是不能缺少的,有一些景观设计思潮如美国城市公园与国家公园运动、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的景观设计、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大地艺术景观设计、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解构主义景观设计、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等非常重要,但授课应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课,可结合学生自己的景观设计课题,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样能最大地调动学生探究有关问题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形式可不拘一格,如师生问答型、随堂讨论型、专题研讨型、课题研究型等[2]。可由教师提出问题,也可由学生参与或独立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进行思考,以研究性的思维去查阅资料,通过分析、资料证明、理论验证,提出相应观点和解决方式,让学生在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中获得进步。这样也有利于学生课程设计方案的形成。 三、丰富景观设计相关科学技术知识 景观设计课程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园艺科学、生物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种学科,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但从教学现状看,学生在学习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重艺轻技”的现象,在设计作业中过分重视外观造型及设计成果表现,而忽视相关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从而很难处理好景观与环境、景观与实用性的关系。有些设计作业,乍一看美轮美奂,但只是停留于花哨的表面,事实上难以实现。图6所示的是一个学生的屋顶花园设计方案草图,设计建议移栽大树植于屋顶,并在构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力求营造富有自然意趣的景观氛围,纯从外观上看还是能吸引人的,但实质上这样的方案是不科学的,大树生长需要很厚的土壤层,屋顶上难以满足这一条件,不可能达到设计的效果。中外高端丝巾品牌的包装设计情形能给予很好的启示。国外经典丝巾品牌包装盒多采用经典的方型或圆型,常见天地盖、翻盖、抽屉式三种方式,看似平淡,实则大巧。这种包装便于保护产品、方便运输,消费者打开容易且能久藏;而国内丝巾品牌包装会有多种花哨的造型,表面看来很漂亮,但有些既不能很好地保护产品,运输又占空间,拆开还得费一番功夫。牺牲设计的技术性而求其艺术性,实则本末倒置。其实,设计要同时依赖科学技术和艺术创意,两者缺一不可。光有艺术创意,没有科学技术支撑,景观设计就不能完成,变得虚无缥缈;但只有科学技术,没有艺术创意及美妙构思,也就无所谓景观了。具体教学过程中,除把握好景观设计课程自身的各个环节外,必须加强与其他技术类课程的联系。技术类课程如景观工程学、园林植物学、景观生态学等应该理解为支撑课程,都是为景观设计课程服务的,掌握与否直接关系到设计的深浅与优劣。教师在设计辅导中应有意识地使学生的所学知识在设计中得到运用,强调景观设计综合知识掌握与运用的重要性,提高学生学习技术类课程的兴趣。这要求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同时能自如地运用实地教学法。教师在教学、辅导时,应同时学习、补充自己的景观设计与其他科学技术知识,这样才能从整体上辅导学生,培养他们形成景观与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园艺、工程等科学的整体观。实地教学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在讲述具体景观案例时,可有选择性地让学生置身景观实地,让其亲身体验景观与环境,景观与实用,景观与人文等的相协与悖离处,然后悟出景观设计与其余科学技术必须协调的道理。实质上,从目前景观行业的发展趋势看,技术含量在不断增加,教师在安排课程时应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认识到景观设计从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都需考虑景观与其余技术的协调性。 四、加强景观设计教学过程控制 以往的景观设计辅导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往往看重最后的设计成果,即重视正图的绘制,却常常忽略景观设计方案形成的整个过程,对景观设计作业的草图,即作业进行过程中用来研究讨论和调整方案、记录设计过程的构思草图、工作模型、电脑模型等不够重视。教师常以学生最终提交的设计成果作为评价学生成绩的主要依据,教学和评价将正图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成为教学和评价的优秀,这样给学生带来一种误导,学生会过于关注方案结果的优劣和图纸是否漂亮,而不在意方案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其实,不管是经典的文学、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还是流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工业品,虽说最终是以成果震撼、吸引人,但背后莫不经过百千次的修改、调整。景观设计教学中过分强调结果的重要性,最终会适得其反,让学生设计能力的提高无从谈起。其实,从辅导设计的角度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景观设计教学和评价的重心应该从正图转移到草图上来[3]。设计方案的成熟往往需要不断修改草图,教师务必给学生明确各阶段图纸的基本要求,明确逐步完善方案的重要性(图7、8)。强调草图设计整体进行非常重要,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效果图要同时考虑。对草图该有正确的理解,它可以是方案不成熟、考虑问题不全面,但并不等于可以草率,学生交的草图经常有比例失调的现象,有的用线条、色彩修饰图面,掩盖设计不足,使设计草图失去原有的意义。草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技术语言,应能有效、清晰地表达设计意图。草图设计过程中,方案不可能一步到位,优秀的设计几无一次成型,调整是必须的,方案往往是在曲折往复、不断修改中寻求完善。师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有些问题必须在互动中解决。除此外,学生之间讨论能起很大的作用,可在每次草图设计完成后实行学生分组互评,不直接告诉其答案,由学生讨论解决,使学生能在与其他同学的设计作品的比较中认识到自己设计中的优缺点,这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并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帮互学的竞争氛围。 五、结语 景观设计课程改革牵涉的问题很多,对教师来说,最需要思考、研究的就是如何在景观设计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自信的个性追求,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设计动手能力,避免“重艺轻技”的现象,丰富相关科学技术知识,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设计过程的重要性,草图比正图更为重要。课程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在每个教学环节中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作者:周玉明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城市景观设计教学特色论文 【摘要】随着景观学科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各艺术类高校纷纷设立了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或相关专业。因此,本文对环境艺术专业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进行了思考,针对课程教学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分析,以及对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体系构建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教学体系教学方法 近年来,随着景观(LandscapeArchitecture)学科的蓬勃发展,以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景观设计方面的人才急需,于是各地各艺术类高校纷纷设立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或相关专业。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形象的树立及其内涵建设的新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是城市空间视觉形象的整体设计,涉及到城市室外空间规划、室外环境设施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绿化与种植设计、色彩计划、照明计划、水体设计等诸多设计内容,应该说是艺术设计领域的新拓展。他有别于建筑和规划设计专业的教学范畴,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将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乃至城市设计等涉及到城市空间及城市景观的部分设计内容统一在一起,是更高层次的综合艺术创作和“新”的城市景观环境的创造活动。因此,作为一名刚刚踏入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针对这种状况,对于如何搞好环境艺术专业景观设计教学工作提出一些设想,以供探讨。 一、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以及课程教学现状 1.1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现状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人们对物质、精神生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人们开始逐步重视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而其本身也在当今城市发展中起着维系经济与文化、科技与生活等的重要纽带作用。但是,目前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基本上存在着设计周期短促,前期深入调查不彻底等问题。只重开发,不重保护,盲目的跟风与抄袭现象严重,不顾地域特征及原有浓郁的乡土风貌或特定的自然景观,以致破坏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事件屡屡发生,一些具有民风民俗的老街区、重点文物、人文遗迹、标志性建筑以及承载城市文化的历史文化遗存只能在图片中找寻回忆。同时,大量的城市景观设施功能定位不准确,公共空间尺度巨大、非人性化,使得许多城市的景观设计呈同质化、理性化和工具化的趋向发展,最终无法成为城市生活中“真正”和“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背离了其服务的对象——“人”,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 1.2国外城市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景观设计学起源于美国,是现代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雷德在1857年监督纽约中央公园时所创造的专有名词。目前,绝大多数的美国高校的景观设计专业是从农学院的园艺专业中发展出来的。20世纪,农学院继续发展,景观设计从园艺专业中逐步发展成长并分离开来,但在有些院校里,景观设计还只是建筑或规划专业下的方向。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1900年奥姆斯德与舒克利夫在哈佛大学首开景观设计课程,1929年哈佛大学成立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形成了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三足鼎立的格局,并发展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哈佛大学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哈佛大学的景观设计课程体系分为三大类:设计课、讲授课和研讨会、独立研究。主要课程以园林景观史、景观技术、植物配置、景观规划与设计理论为主。在景观设计教学上,一方面,哈佛大学有近30%的国际留学生,各种文化思维方式的交流必然给学习景观设计学生带来灵感和启发;另一方面,学习景观设计学生与学习建筑学、规划学生接触,知识面更为广阔,可以对其设计有所裨益。 1.3国内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目前,国内的景观艺术设计专业开设的范围主要在艺术、农林、建筑等高等院校中。并且其发展速度令人惊讶,从最初的几个到目前的近千个,但是与其发展速度不对称的是专业理念及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随意性大,无体系性;师资素质有待提高,结构不合理,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理论与实践脱节和教学内容陈旧等问题。因此,如何使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反映时代特点,满足城市建设对艺术的需求,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所培养人才的素质,已成了急须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体系构建思考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景观设计教学有着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则。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作为一个年轻的、应用型专业方向,其教学体系的建构既要符合设计艺术教学的基本规律,又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而他的教学内容首先是应该重基础、善应用;其次,作为一个交叉性特色浓厚的专业方向,他需要吸取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园林设计、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专业和学科的成熟理念和方法。因此,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中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内容应由三大层面的知识体系组成。 2.1专业基础 基础层面的学习是指学习和掌握设计艺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等内容。主要涉及绘画、设计基础、设计表达、形式美法则、赏析、制图、创意、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相关内容,是学习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重要基础。 2.2专业设计、设计理论与方法 专业设计和设计方法与理论层面的学习是指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教学主体,是整个教学的优秀内容,设计原理、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以及设计修养等课程涉及例如各科设计原理、设计哲学、环境生态概论以及中外建筑史等内容;专业设计包含空间设计、园林与景观艺术设计、城市公共环境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等内容。这个层面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未来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专门人才,具有综合的设计能力,是专业方向的重要支撑,因此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2.3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层面的学习是指教学与市场应用相对接部分的教学内容。该部分的内容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设计能力和协调工作能力以及合作精神的主要途径。主要涉及了景观艺术设计考察调研、景观艺术设计实践课题以及到专业设计公司实践实习等内容。 总之,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教学内容组成应具有艺术性、科学性、实践性等特点,突出专业方向的基本特征,明晰培养目标,做到重应用、善实践。 三、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方法思考 3.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建立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和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对于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和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建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对教师的启用局限于两种情形: (1)由学建筑专业的教师组成,在教学中全盘套用建筑学的理论,而忽视了美术造型基础的训练,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 (2)由一些学纯艺术专业的教师组成,在教学中只注重纯艺术的表现,而轻视对工程技术知识的传授。 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所涵括的范围除了室内空间外,还包含了室外环境的景观艺术设计。因此,要求教师队伍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即景观艺术设计的教育工作者宜以本专业出身的教师为基础,辅以园林、环境工程、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师资力量,共同构建景观艺术设计的教育队伍。同时,景观艺术设计本身又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调整的学科,许多从事景观艺术设计教学的教师受限于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知识储备不足,这对教学是很不利的。因此,应不断更新教师的知识储备,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教导学生。 另外,景观艺术设计是一门注重实践设计能力培养的课程,要求专业教师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能结合自己设计实践的专业背景更好地指导学生完成课题设计,从而真正使知识传授与实践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在师资的遴选方面,应大胆地跳出现有的教育模式,聘用著名公司、企业单位或其他教育机构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甚至可以聘请资深匠师作为教学辅佐,这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教学方法。 3.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2.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传统的教学方式局限于学校生活和课堂教学之内,影响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思维发展。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教学中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样不仅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培养他们在实践中增强自主性和自信心,发展创造性的品格。例如在讲到“居住区景观艺术设计”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学生对其没什么设计概念,但是有着好奇心和新鲜感,于是我们就让学生走到生活中去,每人找一个口碑较好的楼盘进行现场调研,然后从学生拍回的照片中,从整体的规划布局、空间布局、造景手法、景观小品等方面加以分析,评判优劣。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而得到激发,大部分学生也都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地表达了独到的见解。又例如,通过讲述居住区中的公共设施设置,有的同学就提出不仅应该“以人为本”,还应该为居住区中宠物们建立更多的活动场地与方便设施等。尽管许多想法并不成熟,但这些都是经过学生思考得来的。因此,我都给以鼓励,并留出专门的课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所以,只有提供给学生自由表达、自由思维、自由思考问题、自我评价的机会,才能使他们能够自由创造,开发创造性思维。 3.2.2开展双向交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思维的创造性与思维的独立性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而“注入式”教学完全抹杀了思维的独立性,学生在课堂上充当听客和看客,处于服从、接纳、受支配的地位,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实施创新教育,必须转变传统教育“唯师是从”这一专制型的师生关系的观念,建立起相互尊重、信任、理解的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提高思维的表达能力。据在美国洛杉矶艺术设计中心任终生教授的王受之先生介绍:“目前几乎所有的美国艺术院校发展的特点就是突出观念和思维,轻视传统表现技法;假如你在世界上极具前卫地位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你问该校的研究生花了这么多钱来这里到底学到了什么,他们会回答,我们学到了思维。在该校中没完没了的讨论会成为一大特色”。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经常针对某一讲授内容让学生先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如讲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改造设计”这一章时,专门让学生课后去采访一下当地的市民什么样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才能使他们认同或下次还会再来拜访,或市民心目中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设计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学生对此兴趣很浓,纷纷发表他们的调研结果和自己的见解。这样在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加强了交流,师生相互启迪,相互激励,相互修正,使创造性思维产生共鸣,并发生连锁反应,从而启发诱导出更多的新见解、新观点。并在教给学生知识点的同时,更注重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使学生由学会变成会学,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3注重文脉延续思想 城市是历史的积淀,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建设与改造,使得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风貌产生。从城市文化的形成来看,特定城市文化与其地理位置、气候、生产方式、经济状况乃至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从城市文化本身来说,城市文化应是城市历史积淀的具体与直接的显现。而城市的景观也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宗教、民族个性、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体现了城市的文化精神。正因为此城市具有这样的人文环境特点,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研究范畴也从原先的物质形态、视觉艺术扩展到行为、社会、心理、生态等多学科理论。因此,作为引导学生进行城市设计的景观艺术设计教学,也应从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出发,注重城市文脉的延续,体现城市的人文环境的个性和特点,创造城市的地域性特色。 3.4注重实践环节 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具有较强的专业特点,教学中应十分重视实践的过程。因此,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尽量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与实践保持紧密联系。如在课题设计之前,除了介绍有关课题设计的知识和方法外,适当增加设计案例的介绍。另外可以通过参观一些相关的优秀实践作品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设计作品的建成效应并对其进行评价总结,从而对设计课题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在设计课题的选取上,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设计,如鼓励学生将公司或企业的课题带到学校里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或让学生参与教师接纳的工程设计项目,在设计的实践中,将课堂内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设计中,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是一门对自然环境及已有环境的分析、规划、设计、管理和维护的学科与艺术。因此,作为一门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学科,景观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的全面发展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正适应了当前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设立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中的景观艺术设计应形成自己的景观设计教学特色,以更好地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科建设而服务,同时为社会培养基础理论扎实,设计能力全面,实施组织能力强的新型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高级人才。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探讨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外围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校园景观设计论文 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人居环境质量亦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以人为中心的复合环境。对于人们来说,其理想的环境应该是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是一个以人为本,创造宁静、优美的自然环境。人们在其中学习和居住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舒适感,起到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重塑城市自然生态的功能和作用。 近些年,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由此也引发了发展高校新校园建设的热潮。本文着重运用景观规划设计原理到校园规划设计的工作中,探索能够适应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的思想,指导学校走“以人为本”的环境生态化,符合学校建设百年大计的新型景观型校园之路。 1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综述 21世纪是回归自然的世纪,随着城市的进步,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与城市地域不断扩张,加剧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大气、河川污染及热岛效应等不良现象接踵而来,人居环境矛盾突显⋯⋯。城市渐渐成为了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人们渴望绿地、渴望森林、渴望回归自然,城市景观生态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校园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同样重视景观生态建设,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已成为今后校园规划设计发展方向。 1.1校园规划设计的特点 校园是育人的环境,它应是积极向上、充满知识和趣味的室外大课堂。校园环境应寓教于绿、寓教于乐。它应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1]。校园规划设计是要给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美丽的环境,使它既有视觉效果,又会使置身于此环境者产生心理联想,它尤如一个无声的课堂。在这大自然的课堂里,一花一草一木都孕育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高度的启迪感[2]。它们对学生的道德、品格、修养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校园中良好的教育环境、自然环境,能满足他们生理及心理上的要求,从而使学生心地平和、情感端正、使其个性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根据校园的具体情况将其划分成不同功能区,并发挥各自的作用,为师生服务。 1.2景观型校园特点 通过道路、建筑物、植物的合理规划布局,营造出生态环境优越的绿色网络体系,更适合师生的工作与学习。 (1)校园规划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 (2)校园道路系统完善,便捷,步行空间与非步行空间关系处理得当。 (3)建筑物尽量选用新型环保、节能无公害材料。 (4)校园内部绿化自成网络系统,具备自我调节、发展、循环的功能;绿化植物丰富多彩,力求做到四季有花,四季常青,达到以点带面的绿化效果。同时多采用对人体有益的植物,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 (5)生活服务娱乐设施齐全,方便师生购物与休闲。 (6)整个校园具备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 (7)校园采取先进技术和严格、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校园内的空气、噪声污染、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进行监控,污水、垃圾等有害物质的收集与处理符合国标。使校园内形成一个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学习、生活环境[3]。 2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的内容 2.1规划设计思想 通过环境景观布局,美化校园,装饰建筑,创造一个以静为主,具保健功能、净化空气功能,建筑自然生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景观型校园[4],适合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景观场所。 2.2规划设计原则 (1)体现园林景观与生态保健相结合的原则。 充分利用具有生态保健功能的植物来提高环境质量,杀菌和净化空气,以利师生身心健康。 (2)体现景观型学校的原则。在布局上增设建筑和园林小品,强化校园的园林氛围;在绿化上以常绿树为主基调,适当穿插四季花卉,力求树木高低错落有致、疏密有序,形成优良的植物总体和局部效果,真正达到绿化、美化、净化、亮化、香化和静化,从而产生一种安静优雅的绿化格调[5]。 (3)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作指导,尽可能进行乔灌草复式绿化,增加单位面积上的绿量,以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其可持续发展。 (4)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平面绿化和景观并进行垂直绿化和布景,同时在一些建筑天台布置空中花园,组成一些立体图案,形成立体景观。 (5)以人为本的原则。生态景观规划上考虑以人为本,体现个性化:①空间组织与规划依据不同层次需要,组织不同的活动空间。②为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渴望,各种空间中设施的设置、材料质感的应用,景观的创造充分考虑人们钟情于自然的心理需求。③关注人的审美习惯,以园林山水布置景观,并赋予文化内涵的思想情感。④植物配置选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保健植物,各种消除疲劳的芳香植物[6]。 2.3规划理念 通过环境景观布局,美化校园,装饰建筑,创造一个以静为主,具有保健功能,净化空气功能,建筑自然生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艺术式校园,适合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生态景观场所。 根据功能定位,景观规划设计的理念确定为:环境效益上追求大生态;绿化布置上追求大绿化;艺术构思上追求大景观。基本定位:“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技能和方法。大学不仅提供用于传授知识的课堂,还必须提供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启发智力的场所[7]。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到来,现代教育已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大学的职能已有了新的内涵:综合教育治学场所;科技研发中心和综合发展实验室;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展示中心。 3校园景观设计决定因素 3.1气候 气候包括温度,湿度,降水量,风速风向和日照时间,日照强度。气候是影响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 3.2规划 规划有助于设计形式区别化的调查。中心区要求景观形式和特征持久耐用,并且具有纪念性意义。而学生宿舍区以宁静,安全,社区形象为特征,运动场和娱乐场按游戏和竞赛规则设定其大小布局,停车场可以按规定标出管理区和便利区。 3.3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同样重要,因此也是一个设计决定因素。设计树木和草坪都要考虑生态问题。草坪就是校园的象征。要避免使用单一树种,苗圃尽量多样化。 3.4校园的面积,布局与周围环境 比例,周围环境,面积,布局是重要的校园景观设计因素。校园景观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的[8]。校园所在地的面积,布局及周围环境的特征是决定校园景观的要素。 3.5风格 无论是校园整体景观还是局部景观,风格的选择是设计的一个决定因素。从风格上讲很少有校园是单一形式的。各部分景观表达形式各不相同,风格上的多样性也许具有教育价值。 3.6植被 气候影响植物的选择和利用,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外观,颜色和质地。研究它们的特性,把设计理念与实际的视觉效果结合起来。树和草是校园景观中必不可少的。树木是“健体强身,放松神经和刺激灵感的工具”。绿色植被在校园景观设计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9]。排列成行的树木能清晰表明大路,小径,界限的位置与方向。如果恰当选取树木,校园路线会更加明晰。在校园周围种植的树也许会像绿化带一样的密度,但树木形成的屏障可降低噪音,如同悬浮粒子过滤器一样提高空气质量。树木能加强建筑群的整体结构感,无论是按传统还是现代的观点,校园树木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4结束语 校园环境要求完整性、稳定性和统一性,要求一种具有严格理性和有意义的设计。校园环境应是恬静和充满文化气息的空间,它的设计应创造一个户外学习、休息、思考、交流和集会等适应学生要求的活动场所。现代教育理念提倡以人为本,注重功能、技术和使用特点,打破对人发展的禁锢,解放人的个性,由重“教”转到重“学”上。校园规划设计应本着人本主义原则、生态优化原则、创新开放原则及地方性原则等理念,为学生提供表达情感、启发智力、培养兴趣、提高素质的场所。 景观设计学论文:当代景观设计学研究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外围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分析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外围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与风景园林论文 摘要:关于Landscapearchitecture学科和名称之争论,必须从内容理解和中西文的名称翻译两方面来澄清。对LA的混乱认识,绝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中国的园林或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客观上远不如国际LA,两者不可等同;而主观上的“唯审美”论,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主要障碍;唯艺术论,使许多人士陶醉于园林国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专业及学科混同于行政管理行业,导致对LA专业性的认识不足;LA的名称问题必须从学科发展和语境来认识,字典和《大百科全书》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解决之道在于走向土地和景观的完整设计。必须尊重中国社会对一些关键词的约定俗成,用历史发展观认识:LA的过去叫园林或风景园林,LA的现在叫“景观设计学”,LA的未来是“土地设计学”。 关键词:景观,争议,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科 本刊2004第五期登载了作者关于“《景观设计:职业学科与教育》导读”的文字,表达了对景观设计学科的理解和希望中国的风景园林学科能得到更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更蒙本刊同时发表了恩师陈有民、孙晓祥等教授和倍受学生敬仰的多位园林届老前辈李嘉乐、王秉洛、刘嘉麒先生的批正意见和谆谆教导,其中争议多于认同。作为晚辈,感激涕零,恍惚回到当年学生时代,如沐甘瀮。作为一个愿在课堂上提问题的玩皮学生,尚希望就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望前辈和同行切勿因此而误认为学生对老师和前辈的不敬,实则希望前辈们所开创和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园林事业能有更光辉的前程。 考查本次及以往相关争议(也有认同),我将明确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必须声明,由于专家们的观点本身也存在分歧,所以以下讨论是针对持有相应观点者,不是针对所有人士的): 1.问题的根本所在:不仅仅是LandscapeArchitecture的翻译问题 客观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远不如国际LA,主观上和社会认同及中国文化语境上将“风景园林”局限在审美意义上的“景致”或“景物”,是中国目前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LA的根本所在;也是风景园林师不能等同于国际意义上的Landscapearchitect的根本所在。 1.1皇帝新衣:自认为国内“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等同于、而客观上却远不如国际LA 多位前辈学者都强调,目前国内的园林专业或风景园林专业在实质内容上与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LA是对等的,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差别,因而,包括本作者在内的一些人用“景观设计”来代替园林或风景园林,纯属对国内行情不了解,甚至有扰乱视听之嫌。果如是,则大快亦哉!然而,只要对国内外的专业实践和学科及教学课程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早已与国际接轨”的、风景园林即国际LA的自我陶醉,却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将使面临空前发展机遇的中国LA专业在无尚的自我优越感中坐失良机。 比如,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整体规划设计,在美国是LA(景观设计)的一个主要业务,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在其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一些著名的景观设计公司和景观设计师如SWA(由前哈佛大学的两位景观设计学系主任HideoSasaki和PeterWalk创办),Sasaki(由HideoSasaki创办),EDAW(由GarrettEckbo等创办),WMRT(由Wallace和McHarg等创办)等都以擅长设计新城镇和新开发区而著称。更早的设计事务所也在美国的新城镇设计中起领导作用,如美国的最早的高尚新区、芝家哥郊区的Riverside就是由Olmsted主持设计的。由SWA规划设计的大型社区加州Irvine的Woodbridge等,都是其中千万个由景观设计师主导设计的社区和新区典范。在中国当今如此大规模和如火如荼的新城镇、新区开发建设中,斗胆试问,有多少以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院在这样的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总体设计中(不仅仅是园林绿地设计)发挥过类似的作用?这样的综合型设计实践还包括北京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城市建设工程:中关村的多个科技园(生命科学园,软件园,丰台科技园等)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非森林公园)。规划部门和开发商都明白,为什么在做这样的规划设计国际邀请赛时,多用景观规划设计,而不用“风景园林”?扪心自问,我们能将自己的风景园林等同与国际意义上的LA吗? 或曰,我们有能力,但人家没有邀请我们去参与。果如此,正说明了在类似新城镇的规划领域,国内的“风景园林”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社会的认同。当然,国际上的LA还包括更广泛的领域(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因此中国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与国际LA。 1.2“唯审美”论,主观上限制了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 客观上中国的园林或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美国的景观设计(LA),是因为我们的许多风景园林学专家主观上就没有把Landscape的整体和全部作为风景园林设计师的工作对象。在这一点上本人与这些学者有根本分歧。在众多的学者中,刘家麒先生的观点应该是具有代表性(如果刘先生所言反映其观点的话):“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有风景、地学和生态系统三种概念(俞孔坚,1998)。如果认真分析:地学的景观,是真正的景观概念;生态系统的景观,即景观生态学,是地学和生态学的边缘学科,Landscapearchitecture虽然有一部分工作要应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但LA到底还不是景观生态学;到目前为止,LA学科的研究内容和业务领域还属于风景范畴(刘家麒,2004)。”刘先生的这一观点早在2002年《城市规划》上刊登的另一位先生的一篇辩论文章中已有更明确的概括:“风景园林规划是指人居环境中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规划”(姚亦锋,2002)。当时本人不以为然,未做更多反驳。但既然象刘先生这样的前辈都普遍持有同样看法,甚至已被人们当作园林基本术语的标准解释来对待(见李金路,王磐岩,2004):即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的对象—景观,理解为审美活动的对象,把园林学科中所说的景观理解为审美意义上的自然和人工的地表景色,我因此觉得有必要做些讨论,主要澄清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果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理解为审美活动,而不是将风景园林等同于国际的LA,我本人没有意见;因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LA的前身,即LandscapeGardening(风景造园,或风景园林,如果说园林等同与造园的话),或更早期的造园(Gardening),确实就是以审美、娱乐为主要目的物质空间营造。本质上是农业时代贵族们的休闲娱乐空间,它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是唯美论的,关于这一点,作者早在1998年就有专文论述(俞孔坚,1998)。因此我们的园林史学家把中国的园林起源推溯到苑囿,即皇帝们的最早休闲娱乐场所,这也就顺理成章的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将一个强调以“审美”为优秀的“风景园林”,等同或翻译成在国际上早已不是唯审美论的LA,那就不敢苟同了。 第二,如果先生们强调把Landscape翻译成风景,把LA翻译成“风景园林”,我本来也没有意见。但是,同样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的许多先生们偏偏又要取风景的景色和审美意义,而我们的业外人士和全社会又偏偏认同于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这就使“风景园林”无论从先生们的主观愿望上,还是在中国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的文化语境下,只能被理解为审美活动了(不管先生们主观上是否承认,但中国的文化语境是不可逃避的),甚至被业外人士等同于街头巷尾的绿化美化和后花园、广场上之花草园艺之能事。最多也只是城市绿地系统和风景区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而已,反正难以超越“风景园林部门”管理的范畴。如果认定风景园林就是LA,那这显然是与国际本专业的认同大相径庭,这种画地为牢的所谓LA专业认识,也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 1.3唯艺术论,使许多人士陶醉于园林国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我看来,中国风景园林专业在业内人士的手中就像一捧干沙,被攒的紧紧的,深怕漏失,而事实上,它正在流失,于是人们就越攒越紧,结果是流失更快,最终恐怕连老本的“园林艺术”也将不幸漏失。 我敬重那些把中国园林艺术发扬光大、并从事设计实践的人们。如果不把“园林”或“风景”混同于现代意义上的Landscape,我完全同意许多专家的意见,即:“园林归根到底是营造风景的艺术”(金柏苓,2004),因为,正如金先生所说:“人们不会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园林”(金柏苓,2004)。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现代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中,人们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景观,而不是它的形式。如果对国际的LA学科的这一点都不明白,而硬要将LA混同于国内的园林或风景园林,那么我们所有的讨论将失去基础,只能说明我们陶醉于“国粹”太深了,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严重人地关系和环境问题太漠视了、离我们时代的需要相距太远了、对现代城市化过程赐于我们专业发展的机遇太无动于衷了。这正是“园林”或“风景园林”归根到底不能等同于LA之所在。 早在1950年代的美国,面对当时与当今中国同样的学科争论,已故景观设计泰斗佐佐木(HideoSasaki)就曾告诫景观设计学界:“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些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在这里,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的秀美山川。 谁都承认中国有着最优秀和独特的风景园林艺术传统。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祖先预先编制了程序,来解决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天人合一”的“审美”志趣的高尚和小桥流水造园艺术的精湛,但是当这种精湛的艺术被用于茫茫祖国大地时,能使我们的千万条江河变得更清更美、能使我们的千万倾土地变的更安全健康和秀美吗?不能!如果承认“园林学科已从传统园林、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向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同时,认为,“大地景物规划远不止风景名胜区规划一项”(刘家麒,2004);如果承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风景园林、甚至是园林的一个根本宗旨(当然也是LA的根本宗旨),那么,解决人地关系的问题又怎就一个“美”字了的?又怎能是“艺术”了得?而没有国土生态的安全、没有区域和城市及社区等尺度上的土地的合理规划布局和利用,“美”又从何而来?既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早以用景观的概念来描述和研究“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和空间所构成的整体”(俞孔坚,李迪华,2003,P。6),作为应用的科学和艺术,风景园林设计师为什么非要将一个完整的Landscape限制在“景色”“景物”“风景”之类的表象层面上? 悲呼,当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停留在景观的审美意义上)甚至还不如四十多年前,程世抚前辈刚到北京时从事的专业范围,在当时程前辈的眼中和实践中,城市规划仍然是“风景园林师”的一个本职工作(见周干峙,1998)。事实上在美国的LA发展史中,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CityPlanning)本来、也一直就是LA专业的一个主要职业范围。在美国的设计学科中,是先有LA,再有UrbanPlanning(见俞孔坚,1998)。而LA与后来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分野在于,后者走向了更偏向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都市计划。 更进一步讲,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McHarg的《DesignwithNature》(1969)为代表的(景观)生态规划,早已赋予LA学科从拯救城市走向拯救人类、拯救大地的历史使命。你家后花园的月季花死了管我什么事!正如McHarg所说:“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和Pardal,1992,P30)。从这一点来说,孙晓祥先生的观点,即“大地规划”(孙晓祥,2004)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LA并不排斥Gardening,造园的内容仍然是LA的一部分知识。哈佛大学的LA系里照样有人研究花园,美国的LA设计师中也仍旧有以花园设计为职业的(关于这一点与孙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之处)。LA的出现并没有使传统的园林造园和风景造园职业消失,世界各地也都有Garden(花园)或Gardening(造园)杂志。正如现代医学并没有令中国悠久的藏医和中医消失一样。 1.4行政管理行业混同专业及学科:缺乏对LA的优秀内容——“设计”的认识 学科的发展和专业化使LA成为一门以规划设计为优秀的科学和艺术。LA决不应该是一个由政府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下的一个行业,而是学科和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其优秀内容是设计。 诚如李嘉乐先生所言,风景园林建设不仅需要规划、设计,还需要施工、养护、植物培育等各个环节,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2004)。正如建筑行业需要由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建造师和施工企业等等一样,本人所提倡的景观设计也并不是排斥包括施工、养护、植物培育在内的其他学科和专业。但LA是一个以设计为优秀的学科和职业,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行业”,更不是一个大大杂烩。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LA产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大工业和社会化。 作为一种职业,Landscapearchitect是以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职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农业时代的知识分子是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是画家又是设计师和规划师,同时是风水先生,还是个法官。园林“师”和建筑“师”仅仅是匠人。这是因为农业时代的科学知识是有限的,通才可以掌握。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的建立,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专业化技术的需求,要求有职业化的人才来适应。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化运动,注册建筑师,会计师,律师等职 业纷纷出现,因此也有了注册景观设计师的运动。景观设计师不是建造师,当然也不是园艺师。这些“师”自然都会有人去做、去注册,而且,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注册建造师的工作。职业建造师和职业预算师都同样值得尊重。 当然,强调LA学科的“设计”优秀,决不是“画图”意义上的,设计也有大量相关的科学研究、理论方法、实验,等等。 美国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是专门对应与LA的,相反,注册景观设计师是由民间的专业协会管理的。LA专业人员就职于任何一个与土地和景观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包括国土、森林、环境保护、土壤、流域、国家公园以及各类私人企业,特别是设计事务所。关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孙晓祥教授的观点:“中国当前,在政府体制中,建设部城建司下设风景处和园林处,各地省市都有相应机构,我们的学会是''''风景园林学会''''。所以中国只能称为''''风景园林学''''(孙晓祥,2004)”。如果这样,那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悲哀。殊不知,这是一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极其落后的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春风已经迫近。这种狭隘的行业和学科意识,是风景园林甚至不能涉足城市规划和更广阔的土地,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个司(局)、部门管理的范畴。难道国土部门、农业部门管理的土地就不属于LandscapeArchitect的设计对象了吗? 景观设计学(LA)首先是科学,然后才是艺术;景观设计学是要解决问题的,什么问题?“一切关于人类使用土地及户外空间的问题”(西蒙兹,2000)。其实,观点很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不要把“风景园林”混同与LA,安心做“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要么大胆、坦诚地走出现行学科内容、职业范围和教育体系的束缚进行全面深刻的革新,其中包括改变“风景园林”目前的社会认同局面。相比较而言,如果接受前者,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会容易些,但留给我们的后代的发展空间则是不堪启齿的“园林艺术”的犄角旮旯;如果接受后者,意味着要改变“风景园林”的称谓,同时对学科内容、特别是教育,要进行洗心革面。 2.关于LA的翻译和名称问题 2.1缘木求鱼,后谕意识造成对LA的曲解 为了论证“园林学”就是LA,有多位学者追溯了LA的发展与传统园林的渊源关系(王晓俊,2002;李嘉乐,2002;朱有介,1985)。这种渊源关系谁都不能否认。但如果就此而得出LA就应该称园林学,或风景园林,那就毫无道理了。如果按此逻辑,西方的相应名称就应该一直保持Gardening,为何又先后出现了Landscapegardening和Landscapearchitecture?道理很明白,因为以花园的营造为优秀的Gardening,显然没法表达以英国自然式风景营造为优秀特征的Landscapegardening的内容,同样,Landscapegardening也没有能够充分表达以土地的综合规划设计为优秀的Landscapearchitecture的内容。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可以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哲人那里找到源头,也可以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实践中找到源头。人们甚至把易经和八卦当作现代二进制和计算机技术的源头,当然也是现代预测学的源头。但除了算命先生外,谁又会同意把预测学等同于基于八卦推算的占卜? 我们可以说,园林和风景园林(Gardening和Landscapegardening)、甚至园艺是LA(景观设计学)的重要前身或始祖之一,但决不能等同于或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LA。(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风景园林不能包含(关于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上的)LA。所谓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至少包括:景观作为风景的视觉审美意义、景观作为人类生活其中的境栖居地的含义、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景观作为符号的意义、当然也包括景观作为“神”的含义(俞孔坚,2002;2004)。 顺便说一句,孙先生对我关于“天地-人-神”的理念的批评是在没有完全了解学生所云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略做解释,再请先生斧正。我所倡导的神是“土地之神”的含义,是人对于土地的寄托与信赖,也包含是对土地的敬畏之意,而这也正是“神”的本质。对待土地的傲慢和不敬是带来当今中国人地关系危机的主要根源。这一点科学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在当代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土地,找回对土地的敬畏,重建关于土地的伦理。 2.2语境和名称:字典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吗? 理解一个词汇需要考察其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理解一个学科的名称,更应该如此。 有学者发现目前所有字典中找不到“景观设计”的注解,而强调字典上说:Landscape就是风景(且不说还有其它含义),因而强调Landscapearchitecture就是风景园林,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先有实践和客观存在,才会有语言和意识,这是基本常识。如果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要从先于时代、老于我们的专业实践的词典定义中找名称,那这个学科的落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字典能告诉现代学科发展和名称的话,我们岂不永远生活在甲骨文的时代?是社会实践的不断进步、是学科的发展丰富了词典的条目和内容,而不是反过来。细胞、计算机、信息等等词汇,都不曾在词典中出现,首先是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而非字典编辑家发明了这些词汇。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字典关于Landscape和Landscapearchitecture的解释,肯定是落后于Landscape学科本身的发展的。因而,字典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 2.3祖宗之法不能变”呼? 有多位学者试图从大百科全书(园林、建筑卷)来说明,园林名称不能变,风景园林名称不能变。大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含义。殊不知,“风景园林”也是前辈孙晓祥等人所提出对园林的改变。又有学者嫌学科名称变得太快,而强调慢慢变。可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深刻体会一下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内,人口翻到了三倍,而城市化程度将从过去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十几,猛增到今后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六十五,这是一个三千年一回的巨变,难道谁还会说我们的学科变得太快了吗?不,是变得太慢了,以至于我们的学科体系和教育没能适应中国社会大发展的需要、也没能适应中国人地关系巨变的需要。 或曰,为何Landscapegardening中的Landscape译成风景,而Landscapearchitecture中的Landscape要理解成景观,这就需从当时当地该词语的产生背景来理解,不能从字典里找答案。因为Landscapegardening产生的时期正值英国画意园林盛行时期(1785-1840),以乡村牧场的自然美景作为艺术再现,创造一种画意的天堂美景,所谓Picturesqueparadise(Fleming,LaurenceandGore,Alan,1988)。这时的Landscape等同于Scenery,是花园围墙外的自然美景的意思。关于这一点,Landscapegardening一词的发明者HumphryRepton在其《TheoryandPracticeofLandscapeGardening》一书中描写得很清楚:“花园的外面,应该营造成公园般的景色(parkscenery),或者说是自然风景(Landscapeofnature)”(Fleming,LaurenceandGore,Alan,1988,P。149)。也就是说,在当时,自然风景是等同于公园景色的,而且是为了烘托花园围墙中人工化和艺术化装饰的背景环境。顺便说一句,在这里,Repton所谓的公园(Park)仅指英国牧场风光中房子周围的林子和草地。 而在美国,用Landscapearchitecture替代Landscapegardening的时代,正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如果说在Olmsted时代的Landscape概念尚保留较多的田园牧场的英国浪漫主义情调的化,到了McHarg时代,则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和生态学及环境运动主导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的设计。这里的Landscape当然不仅仅是自然风景,而应回到景观的完整含义,包括作为风景、人类栖居地和场所,生态系统等(俞孔坚,2002)。这种演变过程,孙晓祥教授和本人都有过较系统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孙晓祥,2002;俞孔坚,1998;)。 必须认识到,Landscapearchitecture是一个学科(不是个具体的动名词),“architecture”原义是建筑学,本质含义是组织和结构,即设计的含义,与Landscape结合成词组,当然就不能译成“景观建筑”。正如Computerarchitecture是指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设计一样,Landscapearchitecture是指景观的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的空间结构关系和功能的布局。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土地的规划和设计。关与它的来历,本人已在其他论文中阐述(俞孔坚,2004)。而Landscapegardening和Gardening都仅仅是一种技艺和实践,是动名词,都以-ing作尾。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绍增先生(2004)提出的用“景观营造”,来对译LA也是不妥的(2004)。因为:第一,景观营造显然没能涵盖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等含义,而这是不是现代LA的一个重要组成;第二,景观营造(Landscaping)之于Landscape,正如造园(Gardening)之于Garden,都没有摆脱作为一种动名词的技艺和动作之感。而且,Landscaping在英语国家中等同于房前屋后的园艺美化,在中文和英文语境下,都无法等同与LA所涵盖的广泛内容;第三,LA强调的是职业化的设计,而非建造和园艺。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 3.解决之道:走向土地和景观的完整设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Landscapearchitecture和“风景园林”的争论,实际上在名称和内容两个层面上展开,与之相应,解决之道也须针对两种情景提出: 情景A:如果将“风景园林”等同于LA,则必须设法改变目前风景园林专业内容,同时设法改变国民对“风景园林”局限于“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 情景B:如果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目前的专业范围,则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对应,它将同时包含“园林”和“风景园林”作为祖始学科的含义。一个现实的名称是景观设计学,而未来更科学的名称是“土地设计学”。 2.1一厢情愿:推翻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冲破“园林”围墙,捣碎风景的审美界定,强迫社会接受LA即风景园林的解释 关于情景A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走通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把园林或风景园林扩大到大地景观,这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裳罢了。关于这一点,王绍增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王绍增,2004)。连的“大地园林化”的号召都没能改变普通大众将“风景园林”认同于种花种草之能事,我们的少数专业人员和教授们又怎能改变大众和城市决策者关于“风景园林”的认同。 记得当年有我幸考上大学,却不知园林专业为何物的时候,可敬的中学班主任绘声绘色如此给我描述“园林就是那个有鲜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花园,是造花园的”。当时是农民,那天刚从稻田里除草回来,听到此翻描述,自然感觉无上奇妙,便头了此胎。试问,除了您们教研室的几个人也许还明白风景园林是怎么回事外,还有多少人对园林的理解超过我那位可敬的中学班主任?更有甚者,连业内的许多专家们都还在坚持和风景审美论、园林艺术论,又怎能令业外人士不能把我们“关在园林的围墙之内?” 要改变目前风景园林的“种树、种草、美化环境”的形象,意味着必须推翻千百年来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在设法改变目前风景园林教学大纲、专业内容的同时,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对“风景园林”词组的认同,即“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也就是从字典和小学课本开始,重新将风景及园林词组的内涵和外延拓展,把一个文学和日常审美意义上的描述词,变成科学意义上的词组。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2.2名称的历史发展观:LA的过去叫“园林”或“风景园林”,LA的现在叫“景观设计学”,LA的未来是“土地设计学” 关于情景B的解决之道——改名称,是建立在对LA的内容和职业范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些业内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国际LA学科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审美”论,而将生态学的应用和土地的利用规划设计作为优秀内容,关于这方面,本人非常敬佩李嘉乐和孙晓祥等先生的见地(见李嘉乐,2002;孙晓祥,2002)。学生与两位前辈的不同认识不是在内容上,而在于:如果意识到LA专业内容大大超越普遍认同的“风景园林”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沿用“风景园林”来对等Landscapearchitecture的问题。我的观点是鲜明的,那就是革新也要洗面。 王绍增先 生说得好:“其实,对于内涵改变了的事物赋予新的名称,比起坚持老名称要好的多……在事物发展变化很快的现代社会,传播一个新概念比等待一个老概念在人们心中慢慢改变要迅速和容易的多”(2004)。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前提是:当实质内容发展了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将现在意义上的“风景园林”改为“景观设计”,那是名不副实的,正如李嘉乐先生所言:“把劣质酒装到了名酒的瓶子里去卖,反把别人的真酒诬陷为假酒。”(2004) 针对目前中国的专业发展现状,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目前的专业范围,同时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ndscapearchitecture对应,它将同时包含“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含义和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包含和预示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景观和土地设计的意义,其中包括孙晓祥先生一再强调的“大地规划”(Landscapeplanning)。这个新名词是什么?《大百科全书》不能告诉我们,《辞海》和无论多高级的《英汉字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需要懂得这个学科和专业的人士共同创造一个词汇。 孙晓祥先生在推动这一学科的进程中奔走呼号可谓不遗余力。除了对名称方面的分歧外,学生赞成孙前辈在“关于《中国园林》俞孔坚等《景观设计、职业与教育》导读的审稿意见”一文中的绝大部分观点,以及其他场合的关于LA学科发展的观点(孙晓祥2002,2004),而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深受其观点的滋育和启发。他提出用大地规划与Landscapeplanning对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大地规划”又装进“风景园林”的老瓶子,则是把美酒放进了老醋罐。而且要明确的是,LandscapeArchitecture(景观设计学)同时包含LandscapePlanning(景观规划或土地规划),及LandscapeDesign(景观设计)两个方向:前者回答做什么和在什么地方(whatorwhere),而后者回答怎样做(how)。 本人在Simonds的《景观设计学》的译后记中曾强调:尽管本人将其译为景观设计学,但Landscapearchitecture更为直接而恰当的含义是“土地设计学。”这个理解受已故LA历史学家Newton的关于LA的认识的启发,他因此把LA的发展史归结为土地上的设计史(DesignontheLand)(1971)。 所以,从LA的历史发展观来看,LA在中国称呼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1)风景园林,或园林学,属于LA的过去,审美和艺术论是优秀。 (2)景观设计学,属于LA的现在,面对中国现实,优秀是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及人口膨胀带来的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还景观以完整而全部的含义,它将解决所有关于人们使用土地和户外空间的问题(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 (3)土地设计学,更为科学的名称,体现Landscapearchitecture的本质含义和优秀内含,但在中国属于LA的未来。所谓“未来”,是因为要在中国接受“土地设计学”的名称,尚需要等待更多人对LA的深刻认识,真正彻底抛弃唯美论,回到景观作为土地的完全含义,并认识到景观的本质含义是土地,把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作为设计的优秀。在这个意义上,对LA的起源问题的认识将决不在于园、囿,而在于人类设计改造土地的所有活动,从水利工程到道路、城市、绿化,甚至农业。在一个以远离“土”为荣耀的现实中国背景下,这种理解和称谓显然是缺乏市场的,就像当年我刚从稻田里出来,不愿意听土地,而更愿意听“花园”和“城市”一样 结语 我们处在一个三千年难得一遇的伟大的变革时代。日新月异的土地与社会变化,迫切需要以土地设计为己任的LA学科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要么我们固步自封,陶醉与风景的审美与造园的艺术之中,而等待被挤进“园林旮旯”,远离时展的大潮,自嘲“拙者之政”,欣赏“留得残荷听雨声”;要么,勇敢地面对人地关系和学科发展的危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担当重任。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关于国际LA与风景园林的问题,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统一认识: 第一,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社会发展、人地关系的变迁、以及学科的自身发展动态各个方面,来认识国际LA目前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如果连国际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都没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理解,一味讨论其是否对应于中国的风景园林或别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自人为中国的风景园林在历史上曾经领先过国际,而因此来乐观地判定,目前中国的风景园林与LA的关系,是对LA的不理解。要统一认识,必须打开心灵的窗扉,以谦逊的态度,引进西方LA学术著作和实践案例。学术问题是不能以武断的和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礼记》说得好:“虽有佳肴,弗尝不知其旨;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第二,如果认为LA就是中国的风景园林,那就必须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目前中国风景园林专业与学科,尤其是教育的落后状况,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改变的动力和支持改变的社会氛围。还是《礼记》说得好:“知不足然后自反,困然后自强。” 第三,充分理解目前中文语境下,社会对“风景园林”认同于“审美和绿化”和“园林艺术”的现实,汉语词汇的约定俗成是当代专业人员所没法改变的。因此如果继续用“风景园林”来卖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的酒,那就不妨还用“风景园林”的名称,只是不要混同与英文的Landscapearchitecture。否则,真的LA会卖不出去。 相反,如果能酿LA的新酒、也想买LA的新酒,那就不如换个新瓶子来装,否则,这新酒是不好卖的。就学科来说,这个瓶子的标签是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就职业来说是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就标签所指的酒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景观规划(Landscapeplanning)和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 第四,积极而正确地看待中国优秀园林艺术传统的继承与中国LA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情况来说,LA称为景观设计学,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为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以及与国际交流,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必须认识到LA的优秀内容是土地设计。无论是景观设计学还是土地设计学,都没有必要抛弃中国传统风景园林艺术。相反,传统的园林艺术和风景审美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LA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源泉。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带有浓厚的农业时代“大百科”特征的园林、或风景园林的“行业”(行政管理分工意义上的),分化出专业的景观设计师,当然还有建造师、观赏园艺师等等,是社会的进步,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表现。切勿用中国目前落后的行业条块分割管理方法作为划定学科和专业的依据。 最后,我要参照佐佐木先生当年告诫美国同行的那句话来告诫中国的同行们:要么正视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和专业创新的机遇,勇敢担当起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任,为我们的后代开辟 一个体面而堂皇的专业领地,要么就做些所谓“艺术”和“美化”的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让我们的后代责怪他们的祖先竟然对21世纪的中国当代问题如此漠然而坐失专业拓展之良机。 景观设计学论文:当代景观设计学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外围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分析论文 叙事,是一个事物被人们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是事物产生之前的虚拟描绘、消亡之后的历史性纪录,还是现实事物的传播,叙事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宣言可以理解为叙事的强势表达方式之一,它与新的事物有关,在某些关键时期,新事物通过宣言得以确立,宣言意味着改变。 当代的景观设计学正处于频繁叙事的时期,并且许多叙事正逐渐演化为宣言的形式,无论是舒缓的文笔还是激烈的措辞。对中国而言,景观在近十年来正逐步成为一个从公众到专业层面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体现了公众对美好景观的希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专业领域对创建景观设计学本体文化的渴望。一个新的事物从不为人知到被公众接受,宣言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除宣言之外,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和社会性实践同样是叙事方式的体现。本体理论是一个学科能够自立的基础,它的不断扩充与发展是学科生命力的体现。对社会性实践而言,景观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的实践,设计行为与社会和自然的各个层面有关。很多时候,本体理论与社会性实践以及宣言叠加在一起就呈现出一种整体叙事的特征。 宣言 关于宣言,查尔斯·詹克斯在《当代建筑的理论与宣言》一书的导言《火山和丰碑》中这样论述到,为什么政治家和建筑学家都写宣言?当卡尔·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并非想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正如他所说,不是诠释这个世界,而是去改变它。于尔里克·康拉德在他的《20世纪建筑的纲领与宣言》(1964年)一书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将建筑学宣言变成了可预言的事情。一个建筑学家若不能或不愿做广告就必须要在除建筑之外的媒介中成名。矶崎新这样理解现代主义运动:我们需要从近代艺术是一项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是运动,所以要提出宣言来明确其方向,在朝这个方向迈进的过程中,前卫产生了。所谓前卫就是向外界发出宣言,表明自己是走在最前头的,即通过展示一个乌托邦来确定目标,没有宣言的运动几乎没有。即使自己没有宣言,也会有其他人跳出来代你做出宣言,比如印象派和立体派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从未来派开始都是为自己发起的运动做出宣言的。在建筑界,不论是勒·柯布西耶还是密斯都是通过宣言登场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宣言将近代艺术运动的形态运用到建筑界中来。构成主义、风格派和表现派都有各自的宣言,一直到包豪斯的功能主义,都是宣言不断。因此把各种宣言收集起来编辑出版,那一定是一部近代建筑的运动史。 查尔斯·詹克斯运用火山与丰碑这样的比喻来概括宣言,火山寓意情绪的爆发,丰碑代表法规和理论。而火山与丰碑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即为什么要写宣言?查尔斯·詹克斯认为是危机。他以后现代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带来的环境中紧迫的危机感,而且接下来的每种传统也都显示出类似的倾向。危机,或者说是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预感,是“火山”成为如“丰碑”——纯理论——一样深奥比喻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动机就没有人写下宣言了。 查尔斯·詹克斯进一步论述到,第一部建筑学宣言或者规范准则是上帝的《十戒》。柏拉图将上帝比喻成“万物的建筑师”,当建筑师们一时兴起做出某一决定,采纳某一理论时,他们就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尼采在他的宣言中宣扬:“燃尽你所爱,爱你所燃”,勒·柯布西耶在他的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一句。虽然人们发现罗伯特·文丘里的宣言透着文雅之气,但字里行间仍蕴含着血腥。最成功的宣言,如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1923年),经常称呼读者为“你”,并反复在连接处用到“我们”,知道在创造者和皈依者间建立起一种默契影响力。一部宣言必须亲自将它的思想传达给你。 关于宣言的形式,查尔斯·詹克斯认为宣言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形式,似俳句一般,有着简洁、智慧和准确的用语。对于当代宣言,他这样阐述,与基督教派或现代主义时代相反,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可以通过讽刺的方式反映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相互否认的宣言之间表现出多元性和辩证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不再可能有纯粹的现代派作品集(如于尔里克·康拉德)的原因。但詹克斯所阐述的这种方式还是被打破了,严肃和直面的宣言依然存在。对西方世界而言,美国的9.11事件后,产生了各种严肃的政治文化反思。无论是反讽还是正面陈述,只要危机存在,宣言便不会消失。 对景观设计学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丹·凯利的“设计就是生活”使景观设计摆脱了单纯的审美意义,后来又经历了以人为本的功能主义和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程。可以说,当代景观设计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应对危机的学科。从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对景观设计学学科的定义演变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从1909年到1920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称景观设计学是一种为人们装饰土地和娱乐的艺术;20世纪50年代,景观设计学被定义为安排土地,并以满足人们的使用和娱乐为目标;1975年称景观设计学是一门设计、规划和土地管理的艺术,通过文化与科学知识来安排自然与人工元素,并考虑资源的保护与管理:1983年称景观设计学是一门通过艺术和科学手段来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自然与人工的专业;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又申明,景观设计学其内容是灵活的设计,使文化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构建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平衡。 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对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本身就是一部宣言变迁的历史。这类宣言内容被查尔斯·詹克斯描述为有别于建筑学的第二种类型的火山:我们现在正处于理论对变化的世界、全球经济、生态危机以及文化混淆做出响应的时代。因此第二种类型的火山出现了,它打破了正规的建筑学理论,激起了雷姆·库哈斯、伊恩·麦克哈格以及克里斯蒂安·诺伯洛——舒尔兹的回应。 其中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发表于1969年,那是个带给西方人环境噩梦的时代,同期重要的与环境主题有关的文章还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设计结合自然》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源于生态学的有说服力的总原则与实际的设计方法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在书中,麦克哈格写到:经济价值体系必须扩展成为一个相关的包含所有生物物理过程和人类雄心壮志的体系。在人类谋求生存、争取成功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生态学的观点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洞察力。他为人类——生物圈的催化剂兼管家——指明了道路,加强了人与环境之间极具创造力的适应性,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种种设计。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叙事方式同样呈现出宣言的特点,比如俞孔坚近期发表的《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文章带有强烈的宣言特征,将危机的阐述和理论准则融合在一起,并且叙事的话语带有感情色彩。这种宣言出现的原因及方式在查尔斯·詹克斯的《火山与丰碑》中有着印证。而查尔斯·詹克斯所论述的宣言产生的原因——“危机”似乎在中国的程度更深。 本体理论叙事 本体理论的传达也是一种叙事方式,什么是景观设计学不可缩减的内核?即景观设计学拥有多少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自足性,从而凭借这种自足性更有力地参与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现代化日程中?这在于景观设计学本体理论的探索。景观设计学的理论性问题一直处于持续的争论中。景观设计学存在一系列的理论类型,并且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景观设计学需要的和适合的理论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景观设计学的理论和批判必须把人文理念、美学法则、社会行为和生物物理与空间的场所现实、生态系统与区域联系起来,以创造能扩展人性的景观(Jellicoe,1986)。 对学科理论本质性的关注也存在大量的多样性。霍维特(Howett,1987)把她认为的景观设计学中心知识确定为三大区域:系统生态学、符号学和环境心理学。同时回顾最近英美文献的理论著作(斯瓦菲尔德Swaffield,2002),能够确定五个优秀主题:设计过程、对于有含义的形式和过程的解释、景观表现、生态设计和美学以及位置、场所和区域的综合。这些范畴横跨很多知识领域,并且连接一系列不同的学科。 西蒙·R·斯瓦菲尔德将景观设计学的理论知识概括为:客观主义、构成主义和主观主义三个类别,这几乎囊括了景观设计的知识。 客观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假如有一个随后提出的合适方案,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知识(真理)。它符合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斯瓦菲尔德Swaffield,2006)。对知识的效用而言,客观主义是带有工具性和预示性的,理论观点的实例是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景观设计学中的实例是心理物理学和认知模式、感知和景观生态学。其中景观生态学(Forman,1995)是景观知识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景观设计学本体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景观设计学的基础学科。景观生态学决定了景观设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客观性的。客观主义的典型的研究方法论包括试验法、准试验与调查。研究方法则是测量法、问卷调查、空间分析和后占有评价,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数学符号,并带有文字解释。 构成主义(常常伴随着前缀词“社会”)假设可能存在一个“真实的”物质和社会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由社会环境所塑造(建构),它支撑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断被交叉学科的研究者采用。景观过程的组织,和对景观特征以及场所精神的理解(Jakson,1997)是与构成主义范例结合更紧密的理解性范畴。社会构成主义是解释性的,所采用的理论观点包括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理由、解释学、批评理论、象征的相互作用和现象学。在景观设计中用到的实例包括:设计过程、生态美学、模式语言和场所精神,这四个实例几乎涵盖了与实际设计行为有关的各个方面。其中,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主体,有着自己的评价体系,美学受到生态伦理的影响带有了伦理性,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带有了社会责任。模式语言,也即适应于景观设计自身的语言体系,也是景观的本体语言,有别于其他的设计实践,如建筑设计。场所精神,一直是景观设计学所强调的概念,虽然其更多地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场所精神也较难解读,需要运用感知来描述,但场所精神还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上四个实例,同样是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的组成部分。社会构成主义典型的研究方法论包括行为研究、讨论分析、历史地理、人种学。研究方法则包括观测、访谈、文献分析、案例研究、设计专家研讨会,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文字叙述,带有描绘性图表和照片。 主观主义主张所有的知识都以文化性和个性的方式界定,我们仅仅能够知道我们的文化和经历预先安排给我们知道的事情,关于真实世界和客观知识的想法是一个谬误。这一思想方法在高雅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广泛流行。关于“表达主义”理论(Thwaites,1995)和“批判性的视觉研究”(Dee,2002)的提议就是主观主义观点的例子。主观主义是批评的,理论观点的实例是:批评的质询、后结构和女权主义。景观设计学中的实例是“表现主义理论”“批评视觉研究”。典型的研究方法是修辞学和论证,研究方法是文学结构、图形试验、批判反思和创造性干涉,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各种媒介——文字、图像、听觉和表演。依赖于主观主义而产生的理论也是景观设计学重要的本体理论之一,从批判反思到理论的准则,都受到主观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学科的定位,发展还有历史和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斯瓦菲尔德推崇的是构成主义方法,认为构成主义方法是将理论和批判联系起来的途径。社会构成主义既包含着客观主义的内容又包含着主观主义的内容。社会构成主义有可能占据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范例之间“桥梁”的位置。社会构成主义对一个学科的帮助之一是它能够适用调查理论、知识形式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社会构成主义”的分析框架强调集合知识,采用该框架把批评家当做对个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以及学科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协调人。 我们借用斯瓦菲尔德的框架将最观设计学的知识并置在一起,便可以发现,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带有众多社会学的特点,并且在许多层面上依赖社会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景观设计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其重要的学科基础理论之一——生态学,其本身就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系统之间矛盾的产物。这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出为什么景观设计学的众多理论很容易呈现出大叙事和宣言的特征,特别是在当下人类发展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时期。 社会性实践叙事 景观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的实践,其责任在于为人类营造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建筑学的社会责任,一些理论家如塔里夫认为在某些历史关头,当建筑语言探索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时,建筑师只有勇于挑战自身行业的传统限制,积极介入城市规划甚至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等层面的工作才有可能使建筑的智识有助于社会进步。但景观设计师的表达似乎更加干脆。景观设计师HideoSasaki在谈到景观设计学的发展时这样表述:“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一些装点门面的皮毛性的工作”(1952年)。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恩·麦克哈格,他这样认识景观设计职业:”人们必须得听景观设计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关于花草的事情以及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以及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Miller PardaI,1992)。卡尔·斯坦尼兹这样阐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随着我们对所规划的景观有着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其政治也越来越复杂,因而我们所做的规划也会越来越复杂,这就造成大多数人既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如果存在潜在的危险,我们就很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否则他们将不会做出改变以避免危险。”景观设计学被定位为应对人与自然危机的一门学科,其中设计实践中的众多不可见的因素,特别是生态学上的意义,使得实践本身需要具有完备的解释性,叙事从而随着作品一起出现。 中国当前具有现代意义的景观设计实践,除以物质的方式在现实中存在之外,在很多时候呈现出话语叙事的特征,作品的内容和意义成为设计表达的要诀,当然这并不削弱作品本身的品质。很多时候,作品带有宣言的意义,并且对社会现实和当前设计状态起着警醒的作用,而且还带有启蒙式的色彩,作品自身的形式也逐渐演化为带有隐喻的符号。 分析几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当代作品便可以看出这样的特征,这里以俞孔坚的几个作品为例。他较早的作品中山岐江公园从形式、空间到美学的演绎,都堪称经典,他赋予作品的概念“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同样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野草之美”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观念;在接下来的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案例,作品表达的理念是将“书声融于稻香”,而在不断的叙事与表达中,稻田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一种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的符号。同样的场所和构图,由于景观主体材料的改变,由需要维护的植物置换为具有生产功能的水稻,设计从而演变为一个可持续的宣言;浙江永宁公园被称为“漂浮的花园”,作为一个运用生态防洪理念建成的景观案例,漂浮意味着不定,人与自然在退与守的博弈中实现了一种平衡:最近的作品秦皇岛汤河公园,设计理念是“最少干预,绿阴中的红飘带”:首先,红飘带随机的形式实现了对场所中树木的合理的避让,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的关照和对生态平衡的维持;其次,作品将符号和隐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红色在中国隐喻着活力和生机,在这里隐喻着城市,而这一色彩对于场所的使用者或者说主人,对城市充满美好期冀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当地居民,具有符合语境的审美意义,就如同罗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中所表达的民间的寻常的活力。 上述系列作品都在讲述着什么,就像建筑师刘家琨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叙事变得与设计作品本身同等重要,这也是当前中国景观设计实践的显著特征。 结语 景观设计学在当代中国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从摆脱传统概念的束缚到建立自身的学科理论,再到学科的自我表达,都作为一种叙事话语呈现了出来。景观设计实践本身也呈现出叙事的特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叙事的意义超越了作品自身的意义。无论是叙事还是叙事的终极表达方式——宣言,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中,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现实背景 景观设计学论文:项目教学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一、实际项目驱动教学法在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精心挑选实际项目 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挑选实际项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实际项目的选择应以专业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为依据,必须是真实存在的项目。选取的项目还要具有典型性,将实际环境项目、课题设计以及创新思维设计调研融入教学中,能够反映同类设计项目的一般特性,从而掌握这一类项目设计的方法和程序。园林景观设计真实项目最好位于学校周边的场地,让学生到达现场进行踏勘和调研,通过对实地考察分析和研究等手段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职业能力,不断加强学生对园林景观设计的理性认识,也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 (二)有效监控实际项目的实施 实际项目教学提倡独立自主探究和互助学习方式,达到“教、学、做”一体化目标。教师给出实际项目设计课题,学生通过分析、调查和讨论提出问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启发,做好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咨询者和组织动员者。教师要从全局掌控课程的进程,要求学生以研究小组的形式开始着手项目设计,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要参与者,教师组织好课堂教学,明确各组内成员的工作内容,要及时了解每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度,对设计方案方向有偏差的小组给予必要的指导。这样的实际项目教学方法既满足了课程对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也符合了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三)提高教师素养,组织好课堂讨论 园林景观设计课堂讨论项目教学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组织学生课堂讨论之前,教师需要大量阅读相关参考文献,还要对学生的每一个设计方向进行全面了解,也要全面把握本学科的知识。教师采用的不是传统的一言堂讲授方法,是由单向进行变为双向进行的面对面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师生交流互动环节,发现教与学中的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讨论方案过程中,需要教师能将课堂讨论实际项目扩展开,给学生新的视角和思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这对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营造一种宽松的讨论氛围,让学生在实际项目驱动教学中成为主角;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中提升学生的创造力。 (四)项目成果汇报、评议、总结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园林景观设计理论课程结束后会布置相应的作业,学生做完作业后直接交给教师,缺少项目成果汇报、评议、总结等重要环节。通过项目成果汇报让学生演示方案设计和讲解自己的想法非常重要,旨在诉说一些在园林景观设计图纸中无法表现出来的巧思和创意及锻炼学生语言组织的逻辑性、连贯性。评议是教师根据各个园林景观设计作品进行的点拨和评论,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教师利用多媒体软件展示全部或部分学生的制作成果,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业作品进行评价,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思考、研究、创新的时间和空间,然后让学生自己提出修改意见或是做出具体的修改方案。教师从整体上对成果进行检验与评价,在学生在自评与互评的基础上也给予点评,指出不足,最后师生共同总结以达到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结语 让实际课题走进园林景观设计课堂的教学模式,是为了更好地培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有助于学生在借助理论知识操作各项园林景观设计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企业和行业的用人需要。实际项目教学法要求我们不断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思考,对当今园林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也将成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发展趋势。 作者:蒋卫平 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校内实践教学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一、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研究现状和意义 通过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建设来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实课堂内容,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与社会接轨。对改进园林景观设计类课程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具有应用价值。园林景观设计教育面对社会、面对市场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对学生专业设计技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研究,把设计实践放在设计基础教学上进行映射思考,创造新的更有涵盖力的教学方式。 二、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 建立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将课程内设计方案中的局部景观进行实施,并将好的设计应用到整个校园的景观中,使整个校园景观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充实园林景观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将园林景观设计教学模式分为:理论教学、探讨研究、方案绘制、动手实践、总结报告五个环节。理论教学由教师来完成,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探讨研究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在基于园林景观理论教学模式中,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设计思路分析,并将植物、铺装、水体及园林小品等应用于方案当中,并在校内实践基地内完成实践环节,把图纸上的设计真正的展现出来。在实践过程中将学生进行合理的组合,完成相应的实践内容,并进行分析和总结,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关专业的老师将学生的成果进行点评并打分,选出优秀的设计作为整个校园景观的更换和补充。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方便学生完成课程内的实践操作。学生在校园里生活,可以给学生增加学习氛围,使校内的景观更加丰富。学生在课程内实践动手设计出的优秀景观可以应用到校园景观中,体现校园景观特色,同时也可以直观的体现学生的设计能力。通过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来解决一味在教室里进行教与学的单一形式,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充实教学内容,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实施方案 制定新的教学模式。对照社会需求对园林景观设计方向学生能力和知识的要求,将对过去的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面的差距和缺陷,为建设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做好准备。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的内容,了解园林景观设计教学对学生个人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扎实地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展开教学,拓展外延思维,使学生自觉地学习、主动地参与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水平。 (二)可行性分析 根据现有的艺术设计大学本科四年制来进行分析,实践基地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为苗木培植区、第二部分作为成品苗木储存区、第三部分作为景观设计课程实践区。其中第一部分又大一的学生来完成,第二部分由学校的工作人员来管理,第三部分由大二大三来使用。因为大一的学生大多涉及的是素描、色彩和三大构成等课程,让他们来培植苗木有足够的时间,也可以尽早的对景观植物做个初步的了解。而大二大三的学生开始涉及相关专业的设计课程,他们可以利用实践区来完成课程内的实践作业,其中应用到景观植物的可以到植物储存区挖取。设计好的景观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应用到校园景观中。由学生自己设计的景观会使校园景色不那么单一,形成丰富的校园景观,学生把应用到校园中的景观进行挂牌,牌上标明培育设计者的姓名、班级、设计理念等资料,供其他学生学习、参观,形成校园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四、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取得的教学成果 园林景观设计通过两年的校内实践教学,已体现出它的优势所在。首先它能够提高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兴趣,能够亲自参与课程的实践环节。在动手做景观之前,他们会自己查找相关资料,比如植物的特性与配置、铺装材料的种类与铺设方法等,这些都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地去学习园林景观设计的相关知识,并且加深记忆,这比在课堂上仅仅是讲些理论课,然后虚拟的做一些方案效果要好很多。再者老师在指导学生事件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更有利于提升老师的指导能力。同时学校又可以节省部分的绿化资金,将这部分资金用来奖励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以作为对他们的鼓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年复一年,好的设计作品会越来越多,校园的景观会越来越丰富,既美化了校园,又达到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教学目的。 五、结语 总之园林景观设计教学通过这次校内实践教学取得了初步的教学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希望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校内的场地资源提升教学水平,加强学生的动脑与动手的能力,办出更有特色的园林景观设计教学模式。 作者:丛林林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培养学生设计创作能力景观设计论文 一、学生设计创作能力培养模式 景观设计需要结合多方面因素,综合性极强,对于设计学生天资固然重要,设计创作能力的培养也很重要,高校应结合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 1.开展设计竞赛模式 开展形式多样的设计竞赛,可与设计院联合举办,扩大竞赛影响力和认可度。这样既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培养学生创作能力,同时还能检验学校教学效果,为社会推举出一批优秀的景观设计人员。如参加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等比赛,锻炼学生的创作能力,培养其创新性。 2.开放思想模式 高校教育应该充分释放学生思想,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自由选题,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不过分依赖老师,老师也不过分限制学生选题,鼓励学生创新。比如在实践教学中,对某一具体场地进行快速的多方案设计,要求学生一人一作,独立思考,在掌握设计场地的场所原则的基础上,以不同风格、不同手法、多样形式的设计,表达设计概念,表达场所的精神,使学生思想放开,或者以某一主题为例,不受场景、材料、技术等物质条件的限制,采用讨论会的形式,任学生发挥并发现学生思维的闪光点,并鼓励深化。 3.专家座谈 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国内外景观设计知名专家来学校开展讲座,使学生了解专业的研究前沿和新的设计理念;或邀请相关设计院的著名设计师开展项目设计交流,开阔学生视野,为提高学生设计创作能力打好思维基础。 4.现场实践 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到校外实习,让学生了解专业设计的应用情况,是学生毕业后能将设计和工程实际想结合,了解社会最本专业的能力需求,对以后工作有所了解。 二、结语 教学中应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因人而异,充分挖掘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培养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作者:崔勇利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植物形态美学景观设计论文 一、植物形态美的构成 植物形态的表现,是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信息传递给感官的体验,游览到创作者的感情,理解,氛围和乐趣,大气蕴涵和景观植物一起构成的植物景观的艺术语言。植物景观艺术语言是一种精神的美学效果,它的含意是主观想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植物景观之美,是通过植物个体和群体的形式,颜色,气味,变换和其他元素表达出的魅力,以及人们给它一个拟人化的性格,所以充满灵性的植物景观立体而生动的印象展现在人前。设计师在创作中,他的情感体验融会到了植物景观设计中,为他的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体会到设计师们思想和情感,感受到同样的视觉美感以及不同的情感洞察。植物景观中的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既有形态特征,又有生态特征的各方面的差异,足以产生不同的设计效果,艺术体现。不同的植物通过不同的设计者的喜好、思考、灵感,以及人们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组合效果,不同的意境。其中既显示了植物的自然之美,也要体现出其意蕴。因此又可以通过不同形态的植物以艺术手法来达到想要的效果,更有通过将其剪裁成一定的姿态者。其中有特殊质感的植物大面积的种植,可以形成一种气势,给人以磅礴的姿态,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统一的姿态则又可以给人以平静和舒适的美感。环境设计中的植物的形态通过色彩表达。心理学家认为视觉美最敏感的是色彩,不同色彩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人热爱玫瑰的火红热情,有人却喜欢百合的纯白无暇,更有人只偏欣赏那一抹清新自然的绿。植物的赏心悦目很大程度上因其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春季欲滴的青翠、夏季蓬勃的盛绿、秋季灿烂的金红、冬季寂静的冷绿,使造型和空间环境变换出生动的表情,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心理和视觉感受。植物形态的四季变换是景观设计构成重要的一部分。植物随着四季的变换,色彩更是千变万化,姹紫嫣红,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景观四季变幻的姿态、颜色使空间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并在各个季节呈现出不同的丰姿和魅力。春之桃李、夏之荷、秋之桂花、冬之腊梅,营造出美妙动人,充满情调的环境里,形成不同的审美体现,亦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和特别的情怀。 二、植物形态美的运用 植物景观的审美主体和对象,分别为人和环境空间,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感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植物景观的艺术是感官与感受相辅相成,感官上符合人的审美的同时也要使人得到心里上的满足,心理上所需要的满足感不同于身体上的,他是人们很难解释,但又说不清理由的会一味追求。人们对景观的心理感知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思维传达到感官,从而对眼前的景观做出评价,因此心理感知是景观感知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会从已知的前提下推出的判断是未知的推理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从整个推理得知整体,反之人们也可以部分地推断出近似总体的结论,有利于系统地看待景观的整体细节,是通过想起以前的事的这一心理过程,从而所引发的相关联想。所以植物形态运用多是由特定寓意或形式作为基点进行设计,在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让人们触景生情,使“情”升为“意”,这时“景”升为“境”,即“境界”,成为情感的升华,以满足人们享受高水平的文化精神需求。以植物的特点出发,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视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必须回归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植物形态本身出发,探索植物的根本,发现更多新的可能性,回归最初通过对其形态、质地、颜色等的研究、探索,方能对植物的属性有了全面的认识,并综合艺术理念,才可以做到在植物景观的营造中保持植物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创造丰富的地域特色。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兰鹏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校园景观设计论文 校园景观应力求表现学校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给予老师和学生学校精神的感染,并为之而奋斗。大学校园景观的设计应从学校的整体出发,所以要先了解校园景观的建设背景并通过先进科学的方法,合理地为之规划设计。 1校园景观的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大学又是激发创新,孕育科技,传授知识和鼓励实践的高等教育学府。而校园环境也将反映一所大学的校园精神,学习风气。在起初的教育,只限于教室内知识的传授,而不关注教室外的环境。如今的学校教育,大学生在课外的时间占到50%以上,校园外部环境也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国家对于教育得内涵要求也在逐步的提升,因此,大学校园景观的设计也成为重要的环节。 2校园景观设计原则 (1)功能原则:大学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因此要满足一个基本的功能—学习。良好的景观与学校建筑的结合来创造出一个适合学生驻足学习,研究探讨的地方。譬如建筑之间的适当尺度,适中的公共广场将给学生更多的思考,学习的空间。大学里,学生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人交流也很重要,而一个良好的校园景观规划将会更好的提供场所以便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且在大学,学生将是自己自主的学习,学生将拥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事,锻炼运动是大学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放松身心,消除日常琐事的烦恼以及在人际交往与学习中的压力。同时,老师也可以在一天的忙碌疲惫中得到放松。因此在校园景观中中结合运动的活跃,休息的宁静将是学校师生的乐事。总之,校园景观不仅要满足教学,学习等物质功能,还要满足增进师生交流,培养情操,激发灵感等的功能。(2)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景观设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除了给人以视觉享受以外,还要提供良好的活动空间和人际交往空间。在学校,老师与学生是主要的人群,所以要充分的掌握其的时间行为规律。例如,在进餐时段,食堂附近的道路应该尽量宽些或者在绿地中设置捷径等等。(3)校园文化特色景观原则:在大学,学生了解学校的历史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而看书听人了解未免过于呆板生硬。校园景观应义务担当这个责任,利用景观规划将校园的文化体现,学生将在休闲中获悉校园的历史与文化。不知不觉的得到这些知识将是一大成就,而且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士,学生,居民等等将可以了解学校的情况,也将成为学校的一大亮点。利用一些雕塑,石碑等等并结合富有特色的植物来强化校园的文化气息。(4)生态原则:生态原则即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是一所优秀大学必不可少的,而且生态思想融入校园景观,将人们从人造的绿色环境走向自然的生态环境,最终以达到生态效果为目的的校园景观是很成功的。在追求生态的的时候还要兼具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判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提倡的。利用当地本有的资源,进行巧妙的利用回收,创造生态和谐校园。而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校园,将给大学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5)艺术原则:艺术是人们通过借助一些特殊的材料和辅助工具,运用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设计技巧,在精神与物质、心灵与审美的相互作用下,进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创造性劳动。而校园景观将主要通过视觉与听觉艺术进行校园文化的传承。在大学校园中,毫无艺术感的景观人们只是一扫而过,因此,现在的校园中也应该利用艺术的手法,建造一些富有学校特色的建筑小品和景色。假如在拐点处有着精美,可能会让学生在其中领略惊喜,激发创新,而且校园景观的艺术性也是评价一所高校校园景观设计质量的标准。 3校园景观建设途径 (1)正确的设计方向:每一所学校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寻找一种适合学校自身并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景观设计尤为重要。而且在景观设计中,过多的堆砌可能会显得繁琐复杂,相比之下,广阔的蓝天白云,清新怡人的空气要好很多。在设计中,要充分的结合校园内的建筑,外部的景观看成是建筑外部的延伸。在内部景观设计中,可以利用一些手法,让师生宛如置身于一片绿色环境中。利用成排的树木形成幕墙的形式还能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而且绿色植物有助于学生缓解疲劳。(2)“以人为本”环境的建设:校园景观并非观赏物,它是为其使用者即师生而服务的。如同建筑一样,是提供学习、交流、照明等等完善的功能系统。而“以人为本”的环境建设着重于合理化、生态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育人环境,人际交流。只有环境要求都满足时,才能建设出和谐校园。(3)文化景观的建设:学校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校园景观应该与文化结合起来。利用一些雕塑、石碑等方法或者利用一些抽象的、现代感强烈的材料建造校园的标志物来反映校园历史、杰出的人物来帮助学生更好认识校园文化,在吸收前人精华的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鼓励学生向更高攀登。(4)坚持主流方向,发掘自身特色:校园内的空间合理化,功能完善化,并且充分地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创造别具一格的特色环境。其中,校园文化融入景观将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学生有一定的教育性质学生长时间呆在建筑物中不免无聊,乏味。在室外环境中设计可观与可触、可赏与可听的景观,富有文化和审美的价值。而且在绿化环境中摆放一些休息的设施,构成轻松的环境。在中国园林中常有一些石头小径,校园中一样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起到指压板的作用,让学生可以赤足走上去,享受石头的按摩,将有利于身心的放松。 4结束语 中国俗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句话的意思是可以凭借声音来判断一个人,而大学校园也是一样,凭借校园的环境便可以判断出这所学校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因此,校园景观是评价一所高校校园品质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校园景观设计中,不可忽视的是人文,生态,健康这些理念。在这些理念基础上,挖掘校园的特色,才能形成优秀的校园景观文化。如今,大学也在不断地发展,校园景观的设计也应该跟随校园的发展,才能创建和谐统一的校园。同时,校园的景观文化是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校园景观的发展也将带动城市景观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 作者:任慧敏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论文 1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企业会计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会计信息。管理会计信息是指由管理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企业管理层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以所处的内外环境为基础,运用不同手段从不同渠道搜集的有效信息,经过筛选和分内部控制视角下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探究林建标(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28251)析,得到企业决策相关的信息。另一类是财务会计信息。即是会计人员通过记账、编制财务报表等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会计信息对企业来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不但能够显示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使投资者能够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对未来的运营进行预测,调整投资决策,同时可以向管理层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以利于做出合理的决策,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原因 2.1不合理的企业结构 很多企业都存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例如多层次的委托关系,这将导致企业自我管理困难,难以形成企业约束力,进而致使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企业的结构不合理,则董事会和经理、监事会之间的权责不够清晰,他们之间不能达到一个平衡,不能进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有效监督。这就为企业管理者暗中篡改会计信息提供了便利,致使会计信息失实,可能产生为自身谋取利益的现象。 2.2不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企业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将会导致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和财务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不能完成职责内的工作,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敷衍应付,极不认真。企业经理人和会计人员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当事人,会计人员直接接触并总结分析会计信息,经理人则可以依靠职权影响会计信息的形成并根据会计信息做出基本决策,当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时,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当事人不能形成有效约束,没有办法保障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优良。 2.3不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经营者管理好企业才能创造经济效益最大化,所以,只有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才能保证股东和企业的利益。但很多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恰当,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不够,相对于他们对企业做出的贡献,得到的激励太少,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营者通过不合理的手段从企业获取利益;企业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当,在企业中经营者的权利过高,没有适当的约束机制,就会致使企业经营者通过篡改会计信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4不完善的内部审计体系 和西方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内部审计体系还不够完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够。内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与企业有不同形式的利益关联,审计工作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当发现企业的会计信息存在虚假行为,也不会明确指出。比如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是在政府和国家审计部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但在企业中的地位却没有那么重要,这就造成了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依靠财务部门的现状,导致内部审计部门不能发挥其价值,不能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监督,不能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3.内部控制视角下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3.1创设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只有创设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才能有效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可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调整企业结构。先要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组织,只有健全的董事会制度才会执行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保证企业和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第二,完善企业监事会制度。监事会是检查企业财务,监督企业董事和经理是否履行职责,并且维护企业利益的机构,只有完善的监事会制度才能在公司治理中起到良好的监督和制衡作用。第三,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只有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才能保证企业的经理人和会计人员收到一定的约束,才能保证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减少会计信息造假的概率。第四,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只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才能促使企业内部人员迸发出力量,全体员工以企业利益为重,维护企业利益,形成统一战线。第五,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才能保证股东和企业利益,从源头上清理会计信息虚假的现象。第六,独立内部审计部门。只有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才能使审计工作公平公共,才能使企业会计信息得到有效的监督。 3.2加强风险防范 企业要加强对风险的防范,对企业中的员工进行定期培训,将理论知识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进而从中发现不足之处,发现可能发生风险的环节,并进行改良。企业要走在时代的前端,及时更新技术与知识,对风险进行预测与控制,并制定计划,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3.3落实内部控制 企业要保证内部控制能够落到实处,企业的各个岗位的员工职责分工明确,形成一个平衡的整体,企业加强对会计的控制,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善自身的管理,加强对财产的控制,定期对财产进行清点、记录,确保企业财产的安全。同时,加强对成员的绩效考核,将部门的任务与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和真实性。 3.4组建优良的信息系统 要想组建优良的信息系统,首先要选择最便捷的沟通网络,可以减少信息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消耗的时间以及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企业要有良好的氛围,保证消息在传递的过程中真实,不被有心人篡改,给企业带来错误的引导;同时要注意反馈信息,确保沟通是双向的,利于企业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沟通。 3.5加强自身内部监督 只有企业加强对自身的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予以高度的重视。明确个人职责,出现问题有人负责,可以迅速找出问题原因,使企业内部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重视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可以监督会计信息质量,发现会计信息的弄虚作假现象,并及时进行更正,不耽误企业经营者做出以财会信息为依据的决策。 4.结语 会计信息质量的优良与否会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决策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作者:林建标单位: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建构论文 摘要:会计信息能否最大程度上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文从会计目标入手,在研究比较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提出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构建建议。 关键词:会计目标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是人们进行各种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水平。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等八项质量要求。这些质量要求,既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也保留了我国原有会计制度的一些规定。但尚未提出完整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一、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一)会计目标。会计目标,是从事会计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境地或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规范学派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前者认为:会计目标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应以历史的、客观的信息为主,强调可靠性;后者则认为:会计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强调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一般认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采用的是决策有用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采用的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会计目标倾向于以受托责任观为基础,兼顾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所应达到或应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定性约束,也是会计主体进行会计选择所追求的质量标准。与普通产品不同,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人们常用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相关等标准作为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三)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关系。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般认为,会计目标应包括并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而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反过来维护或服务于会计目标,为实现会计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即具备高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能促使目标的实现。如FASB明确提出:会计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将决策有用性置于最高层次,这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具备的两种主要质量标准——相关性和可靠性。 二、国内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比较 (一)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状况。国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此后,国际会计组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下面,以美国、英国、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加以分析。 1.美国。美国会计学会(AAA)首次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联系起来研究,此后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均未提出完整的框架体系。直到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SFACNO.2),首次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框架图。 2.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9年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指出,会计信息四项主要质量特征是: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归类为主要特征、次要特征等不同层次。 3.英国。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其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与会计信息内容有关的质量,与报表表述有关的质量,对信息质量的约束。各部分又由不同的质量特征组成。 (三)研究成果的比较综述。将上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加以比较不难发现,FASB、IASC、ASB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比较接近,都是在财务报告框架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三者都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其主要的质量特征,并且考虑了成本效益原则,即以“利益大于成本”作为普遍约束条件。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是并行列示的,没有区分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但是,上述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都没有包括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等特征。事实上,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是直接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其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增强财务报告透明度应成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想 (一)我国的会计环境。我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选择也有差异。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股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由众多投资者拥有,公司由专业经理人员管理,加以活跃的接管市场和经理市场,形成了强大的会计信息使用群体,其会计信息强调对外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而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仍不够完善,股权主要由国家和法人控制,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依然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真实作为基本的质量要求,并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二)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说明。会计信息内容的质量特征,我国仍要坚持真实有用,即在讲究客观性的基础上,兼顾相关性。这里,客观性比真实性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包括了真实、可靠、可验证等含义。至于相关性特征,可以借鉴FASB的解释,不再详细阐述。在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关系上,不能将二者对立,相反,只有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的会计信息才更具有相关性。将可比性、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作为辅助的质量特征,对主要质量特征加以补充,共同支撑会计信息的真实有用性。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特征,主要强调信息的透明度。高透明度意味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根据企业所提供的信息,使用者能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风险程度等。现实中,经营者粉饰报表,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对使用者来说,信息的透明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透明性特征实质上强调了企业对外部信息使用者的诚信程度。当然,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是一个综合的质量指标,又包含了充分披露、可比性、易于理解等内容。 最后,将重要性作为承认信息质量的起端,即只有符合重要性的项目才需考虑其质量 特征。所谓重要性,是一项会计信息被遗漏或错误表达时,可能影响依赖该信息的人所做出的判断,换言之,该信息的重要性足以影响决策。 当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讨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企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逐步健全,投资者素质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会计目标将发生变化,由此引起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体系也将随之改变。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失真降低信息质量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及危害;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探讨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会计信息失真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消除会计信息的失真要治本治表双管齐下、从外部宏观上看、要按市场要求,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用人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程序办,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完善财经法规制度,加强会计理论研究,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加大外部控制力度,强化政府和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财会管理和监督权、从内部微观上看,企业可通过加强会计控制建设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加强会计控制,拓宽对会计控制的认识、充分发挥会计控制的作用,改变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当前,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会计信息失真已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本文主要对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作了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探讨,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几点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办法和措施。 【关键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对策 1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及危害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的形成与提供违背了客观的真实性原则,不能正确反映会计主体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是对会计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却大量存在,其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约效应,也已经逐步显现。 1.1会计信息失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1原始凭证失真。有些单位的原始凭证填写不完整、不规范,有时甚至采取制作假原始凭证的方法来制作假账,从而使一些非法的会计业务变成“合法”的会计业务,导致了会计信息的失真,这是会计信息失真表现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且又是最难遏制的一种现象。 1.1.2记账凭证的科目填写不准确。科目的填写错误就会使资金的收支渠道不能够正确地被划分,混淆了成本、费用、资产和收益等的界限从而使随之产生的报表信息也就大相径庭,这也就使会计信息与合法的真实的会计信息发生了偏离,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1.1.3财务账目管理混乱。在会计账簿设置和会计科目的使用上,没有严格按照财政部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来设置和使用,会计核算缺乏系统性、统一性和准确性,所以致使账目混乱,账证、账账、账表、账实严重不符,从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1.1.4会计报表虚假。其主要表现在撇开账簿,人为地调整报表数字,有些单位甚至编报两套报表,一套自用,一套对外提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账外账,这无疑导致报表使用者不能够真正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致使会计信息失真。 1.1.5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失真。其中收入的失真主要表现是资金的截留、转移、坐支收入;成本失真的表现是通过多列或少列成本,或者通过人为方式调整损益,就是故意地将成本费用化,以根据目的不同而达到虚盈实亏或虚亏实盈;费用失真的表现是将该进入费用的直接进了生产成本从而达到调整利润的目的;资产的不实主要表现为企业资产账面价值不能反映企业各项资产的实际拥有数额和其实际价值,资产管理的混乱,造成家底不清、账实不符,于是就形成了资产夸大或低报资产的假象,从而使会计信息也随着人的“愿望”的不同而变化着。 1.2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 会计信息在微观管理、宏观调控以及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会计信息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是否合理有效。然而,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程度日益严重,不少企业的管理者通过会计做“假账”来掩饰自己的劣迹,而这些行为将给国家和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其主要的危害有以下几点: 1.2.1会计信息失真会造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干扰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秩序,致使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够真正进行宏观调控,使其失去应有的效力。 1.2.2会计信息失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使国家的资产流入个人的腰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也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使国家财政收入锐减,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1.2.3会计信息失真使企业的相关部门不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和了解企业真正的运营状况,使企业在宏观管理上陷入被动,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失去竞争力。 1.2.4会计信息失真会给投资人、债权人、潜在的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决策的误导,难以发挥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中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投资者、债权人等带来决策上的损失。 1.2.5会计信息失真降低了会计人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其认为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的必备,更有些会计人员因其制造的虚假会计信息没有被查处而感到骄傲,这都影响了会计人员的行为从而使其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 1.2.6会计信息失真也助长了腐败行为,促使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求不正当利益,而滋生腐败观念导致堕落,败坏社会风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2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探讨 消除会计信息的失真要治本治表双管齐下。从外部来说,要净化外部环境,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完善法规;从企业内部来说要加强会计控制建设,从管理层抓起,抓好源头,并要提高财会人员思想品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做到标本兼治。 2.1从外部宏观上看 2.2.1要按市场要求,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只有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才能使企业自觉遵守经济规律,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 2.1.2企业用人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程序办,充分引入竞争机制,要建立起能客观公正地反映企业经营者业绩和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单独依靠未经核实的“数字”来评价企业经营者的业绩的做法。 2.1.3完善财经法规制度,加强会计理论研究,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要加强会计工作的理论研究,根据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提出会计信息形成与提供的规范或准则,克服会计信息失真。并通过会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会计工作紧跟社会时代的潮流,为企业经济发展服务。 2.1.4加大外部控制力度,强化政府和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财会管理和监督权,确保会计信息真实。 2.1.5加大处罚力度。新《会计法》进一步明确了单位负责人为会计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检查机关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应严格依法执行,改变以往工作中“重查轻罚”的作法,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促进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并大力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制建设,做到账目清晰,账证准确,定期编制财务报表,按时上报。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一旦发现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就要依法严肃处理,做到打假不手软,包括对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进行处罚。对违规企业实行经济制裁,令其对因会计信息失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对那些来自行政方面干预的压力所致的作假,要层层追究有关领导人责任,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使作假者和指使作假者无处藏身。使企业行为规范化、法制化,切实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2.2从内部微观上看,企业可通过加强会计控制建设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2.2.1加强会计控制,拓宽对会计控制的认识。传统的会计控制是指会计人员通过对反映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的复核与检查以证实其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各项客观的经济业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记账凭证、各类账簿及报表的相互核对及审阅,实现对经济业务的监督与控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情况下,单一的控制环境使会计履行控制与监督职能比较容易,会计信息输出也较客观。但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与经营者客观上存着利益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及激励不相容三大矛盾,使得现行会计管理体制下,会计反映失实,会计控制弱化。在承认“人都是有限的理性经济人”这一前提条件下,会计代表谁来控制经济业务这种主体选择的不同,必然导致其控制内容与方法的不同。代表经营者的控制或再监督显然不同于代表所有者的监控,所以两权分离环境下会计控制的利益代表及控制目标需要重新审定。 2.2.2加强会计控制,优化会计控制的环境。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出一套使经营者在获得激励的同时又受到相应的约束,以保障所有者权益的机制。激励与约束的有效结合,将使经营者行为与所有者目标实现最大程度的一致。对经营者的约束,所有者可以利用业绩评价,或通过董事会利用公司章程规定经营者的权限范围,还可以派出监事会直接监督经营者的权,以维护所有者权益;对经营者的激励可以尝试推行年薪制与股票期权计划,使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相结合。 2.2.3充分发挥会计控制的作用,改变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由所有者委派财务总监,领导会计机构及会计工作,财务总监对所有者负责,会计人员对财务总监负责。公司业务运行则由经营者全权负责,财务总监与经营者相互配合相互监督,通过财务总监使所有者与经营者达到激励相容。财务总监制的会计管理体制下,会计控制的范围不仅仅是账、证、表的相互核对与审阅,还应包括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设计与控制、业务处理过程不相容职务的控制、事后的复核与分析控制、财产清查核对控制。此外,各公司可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结合经营战略、管理方法设置其他必要的控制点。通过关键控制点的有效运行,实现会计控制的目标,使会计提供的信息具有相关性与可靠性。 2.2.4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职业道德,使会计控制有效发挥作用。首先,应重视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的聘任和年度考核工作。将对外提供真实信息作为聘任、考核会计人员的重要内容。其次,要切实抓好会计人员的经常性管理。主要是加强对会计证的管理,以保证持证会计人员真正具备从事会计工作的能力,保证会计证的权威性、严肃性。再次,要切实抓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高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修养。一个财会人员不仅要精通业务、熟悉法规,具有高超的会计水平,更要品质好、思想过硬,真正与企业共命运。因此,财会人员需要不断充电、回炉,提高自身素质,这样才能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为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提供前提条件。 总之,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一要从宏观方面入手,真正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监督制度,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加大执法力度,使企业、单位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营;二要从微观角度入手,加强会计人员的管理和继续教育,加强单位内部制度的建设,强化内部监督,遵守国际规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把握好这两个方面,真正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将指日可待。 会计信息的失真必然降低信息的质量和使用效率,而且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社会经济秩序。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教授提出的“天下欲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先治”的精辟见解,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经济越发展,管理越重要,会计越重要。会计信息越来越为广大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重视,成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会计领域的突出问题,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所以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多次强调“不做假账”。“不做假账”看似一句很普通的大实话,然而仔细体味,却寓意深刻。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会计造假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达了全社会要求会计人员不做假账的强烈愿望。会计工作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是把守“钱袋子”的重要一环,其最要紧之处就是如实记账,同时要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会计信息质量意识,要让观念深入人心,使会计信息回归它本来的面目。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实施新准则规范市场会计信息质量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债务重组定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探讨;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一些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把债务重组视为保牌、摘帽的法宝、国际上对债务重组所下的定义从总体来讲反映了两种思路、债务人没有发生财务困难时发生的债务重组的会计核算、公允价值的概念、公允价值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用以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恢复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意义、恢复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意义、债务人的处理、债权人的处理、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问题、关于重组收益的问题、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债务重组获取额外的重组收益及巨额利润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为适应会计国际趋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各种复杂的现实经济业务,2006年财政部对准则进行了修订,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本文以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为依据探讨了有关债务重组的定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等债务重组中的会计准则问题。 [论文关键词]: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现值 一、引言 为规范债务重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1998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1]。该准则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基准,债务重组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然而实际工作中,许多公司却利用准则中的这种规定进行盈余管理,一些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把债务重组视为保牌、摘帽的法宝。为了利润操纵,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2]。将非现金资产抵债的计价基础由公允价值改为账面价值,债务人因债务重组产生的差额不再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而是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从而避免了对公允价值的滥用,抑制了部分利润操纵行为。但是这种规定有悖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难以协调。在充分考虑到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修订前准则实施情况的基础上,2006年财政部对准则进行了修订,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3],重新定义了债务重组的概念,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文根据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称新准则)和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以下称旧准则)探讨了有关债务重组的定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等债务重组中的会计准则问题。 二、债务重组定义 国际上对债务重组所下的定义从总体来讲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广义的债务重组,一种是狭义的债务重组。广义的债务重组认为所有涉及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都应视作债务重组。最能体现这种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会计指南第11号将债务重组定义为:“为了改变或解除债务人对现存债务的责任而采取的行动,其中不包括债务的消除和可转换债券转为股权”。狭义的债务重组认为只有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且债权人对债务人做出了让步事项的才视作债务重组。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美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号公告的定义是:“债权人因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基于经济上或法律上的原因,对债务人做出的平常不愿考虑的让步事项”。 新准则[3]把债务重组定义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准则把“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作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条件,把“让步”作为债务重组的必要条件。而旧准则[2]的定义是:“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可见旧准则是广义的定义,而新准则为狭义的定义。 笔者认为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⑴债务人没有发生财务困难时发生的债务重组的会计核算,其实质属于捐赠,适用其他准则;⑵企业破产清算时发生的债务重组,属于非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务重组,非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务重组不属于债务重组准则涉及的范围,其会计处理由相关的会计规范子以规定。在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时,情况比较复杂其债务重组无论是否属于持续经营,本准则也不予涉及。⑶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时所进行的债务重组,如果债权人未做出让步,则不涉及会计的确认和披露。因此将债务重组的定义恢复为1998年准则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虽然新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在文字上与1998年准则的定义[1]一样,但新准则的适用范围比1998年准则的适用范围广,这是由于债务重组定义对“让步”的判断标准不同,1998年准则未采用现值计算,而新准则借鉴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号公告的做法,采用现值计算来判断债权人是否做出了“让步”。 新准则规定,以修改债务条件(包括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进行债务重组中,债务人将来应付金额的现值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损益。对于债权人而言,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收到现金、受让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享有股权公允价值、将来应收金额现值的差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先冲减减值准备),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受让非现金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入账。现值更能真实反映债务人、债权人在债务重组活动中的利得和损失,现值概念的引入,使得债务重组具体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 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一)公允价值的概念。 公允价值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各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指出:“公允价值,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的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中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而不是在强迫或清算拍卖交易中,交换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所使用的金额。”我国将其定义为:“以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二)用以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 债务重组采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计量: (1)非现金资产属于企业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确定其公允价值。 (2)非现金资产属于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其他资产且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其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其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仍不能确定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合理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值。 (三)恢复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合理、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①公允价值更能体现某一时点上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②有助于全面反映债务重组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正确分析企业的经营成果。如以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资产转让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的性质不同应分开核算,只有公允价值的运用才能清楚地将其区分开来。 恢复公允价值,保持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在新的会计准则中由于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企业合并》等具体准则中部分引入公允价值,为了保持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在债务重组准则中应引用公允价值计量。 恢复公允价值,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企业要开展世界贸易,就要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计量通常被认为能为决策者提供最为相关的信息代表了财务会计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公允价值已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采用。 四、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一)债务人的处理 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超过清偿债务的现金、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时,将其终止确认,计入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非现金资产为存货的,应当作为销售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非现金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非现金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二)债权人的处理 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将其终止确认,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等。重组债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上述差额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后仍有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后减值准备仍有余额的,应予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债权人收到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非现金资产的,应当以其公允价值入账。 五、新准则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中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准则已有几十个之多,公允价值会计在各国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也正显示出蓬勃生机。同时,我国的市场环境和会计人员的素质正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将是必然的。而且会计本身就是要传递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应该是最真实、公允地计量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它之所以会被利用来操纵利润,往往是因为市场环境和人为因素。而在目前市场经济不完善,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缺陷的条件下,公允价值的取得和现值的计算在实际操科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实际操作时能做到的只能是选择最接近公允价值的计量,尤其在资产或负债不存在公平市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探求公允价值的情况。大多数时候,公允价值的确认只能来源于双方协商,那么公允的程度就有待提高了;同样现值利率的取得也会存在具体困难。这些都给公允价值计量留下可选择的空间。在日前市场机制不健全,投资者还要以企业财务报表指标作为投资决策依据,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合理的情况下,不排除因受自身利益驱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利用此进行利润调节和会计造假的情况。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注重相关辅助机构的工作质量,如评估机构、工商管理部门、物价部门、税务部门等,建立好相关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想办法提高这些部门的工作质量,把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减到最低,恢复公允价值的公允。 (二)关于重组收益的问题 新准则规定,以债务转为资本清偿某项债务,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目期损益。相比旧准则而言,重组收益最终计入了目期损益,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作为资产转让损益。然而就如98年准则,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债务重组获取额外的重组收益及巨额利润,以使亏损减小或是扭亏为盈,维持报表利润,使会计报表不真实。这就需要修改现金流量表的相关项目。由于债务重组不是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它的损益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现金流入或流出,因而对当前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把由于债务重组产生的收益或损失从补充资料的净利润项目中扣除,这样对净利润调整后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才会是真实的数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现金流量表的主表和补充资料中所反映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相一致。因此为了保证新准则的顺利实施,应在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中增加一项债务重组净损益,作为净利润的调整项目,专门反映债务重组产生的损益。这样处理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债务重组收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提高会计数据的质量。 六、结语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是在2001年修改1998年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修订,它更能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特点,同时与国际会计准则在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更为其体,更其有操作性。新会计准则体系的贯彻和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我国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建立和完善企业制度,促进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制度排斥高质量会计信息诱发会计信息失真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红光实业:案例介绍;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讨论与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诱导个体的行为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对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以四川红光实业公司的案例为分析对象,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本文分析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不仅仅是一部《会计法》或相应的会计技术规范所能解决的,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等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 一、引言 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问题在于:上述法律法规中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从事后披露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因而,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更多地将侧重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即:执行与违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对比问题。 三、红光实业:案例介绍 1.“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 红光实业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97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600083.其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该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 经成都市体改委(1992162号文批准,1993年5月,由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联合四川省信托投资公 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红光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9]019号文),技术中心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经贸技(1995)374号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府函[1995]517号文)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246号文和[1997]247号文批准,红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0.43%,实际筹得4.1亿元资金。 2.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与渠道中,“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是主要部分。此外,相关渠道(从当时来看,主要是证券类报纸和电视、广播评论)的介绍与评论,也构成信息来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等,主要取决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经相关中介机构认定的财务资料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也构成了“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主体。因此,下面对相关信息披露的介绍,主要基于红光实业上市前所公开披露的这两份文件。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1996年1995年1994年主营业务收入42,49295,67683,771利润总额6,33111,6859,042净利润5,4287,860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起诉讼都被以“起诉人的损失与被起诉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起诉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骇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3.中介机构 目前,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必须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主要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师。其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拟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进行价值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上市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券商将负责上市申请的全过程,包括上市前的辅导、上市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最后上市发行;律师主要负责对相关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事后经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资料看,红光实业上市过程支付的各项费用为14%万元,其中,支付给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山万元、中兴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后者为红光公司的财务顾问)100万元、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10万元、蜀都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23万元、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扔万元。中国证监会事后的处罚包括:没收上述中介机构在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的全部收入;对中兴信托罚款200万(为业务收入的25%)、中兴企业托管50万(业务收入的50%)、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蜀都会计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人的200%)、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国方律师事务所60(业务收入的200%);吊销中兴信托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许可,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此外,所有直接参与红光实业上市的各经办人员都被吊销相应的资格,禁入证券市场。 上述处罚是中国证监会自19光年开始对石油大明(0406)缩股事件查处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中,取消中兴信托的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及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两个机构高利润的证券中介业务资格。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就此退出了上市公司发行与年度审计市场。而在此之前,对会计师事务所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涉及琼民源事件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暂停证券业务6个月可以说,在红光事件处理之前,中介机构对协助或认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各种虚假信息的行为,风险意识薄弱。 进言之,即便中介机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由于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198年之前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以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信息质量风险感受最为直接的中介机构——为例,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7],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Defond、Wong、Li还验证,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审计质量不断提高,一些执业标准较严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其市场份额下降,而执业标准相对较宽松的小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上升,这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目前我国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的冒险意识。在美国,巨额潜在诉讼风险,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稳健的假设已得到验证。巨额赔偿责任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签发虚假会计信息的门槛要求。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末建立这种法律制度,红光事件之后,上海、成都两地的股民曾向当地法院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和中介机构,要求赔偿损失,但被法院拒绝受理,这实际上保护了中介机构的造假收益。 4.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事故的处理。 中国证监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它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而上市前的虚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当然是其自身工作的失误乳就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会计信息上市。 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1999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证监[1997]13号)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0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 1997年6月上市的红光实业,就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 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国际资本市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其中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已有251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9%;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7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7%. 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比如,在红光实业事件中被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包括红光实业在内的所有公司上市,都经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查),那么,它完全可以不关注会计信息是否造假,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需要。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表明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Aharony、林舒和魏明海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上市前的过度包装,影响到上市后的效益。 五、讨论与结论 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诱导个体的行为。当某个个体的行为不符合现有制度的规范时,法律应当能提供足够有效的强制力,如通过惩罚使得个体行为不经济。在我国,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是现行制度的规范性要求。这一要求通过《公司法》、《会计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指南、财政部的各项会计准则与制度等加以体现。但相应的制度执行、监管与惩罚力度却不明确,惩罚对象也不具体。往往出现受益者、授意者不受罚,执行人员却“代人受过”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期望上市公司全面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真实且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不现实的。 1999年底颁布、2000年7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次修订),将会计信息的责任主体界定为企业管理当局,这对改进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下,企业管理当局、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大,但政府部门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责任主体不明现象,仍然存在。 即便明确了责任主体,但现有法律制度对民事赔偿责任的限制,客观上起到“保护”责任主体“造假收益”的作用。这从中国证监会事后对中介机构的处罚以及资本市场上红光实业的股东起诉红光公司而不被受理也可得到支持。其中,中国证监会本身是一个责任主体乳但它不仅不需要承担责任,反而以一个超然的权威机构身份,处罚红光实业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对红光实业的经济处罚(罚款100万元),实际上是对红光实业股东的处罚,而股东、特别是流通股股东,是最终的受害者,他们不但投诉无门,还要代人受过——承担红光实业管理者的错误而导致的罚款。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必然诱导更多的公司想方设法通过“包装”等手段上市。 当然,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过程中责任最直接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1999年起逐步被强制要求与原挂靠单位脱钩,并改制为合伙制的机构,这将大大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风险意识。同时,相关会计、审计准则的不断颁布,也为注册会计师完善职业行为、明确法律责任,提供依据。可以推测,2000年起,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提供过程中的“不良”作用的程度,会越来越低。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鉴美国政府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改革我国财务报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报告的发展与内容;对我国的启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是可持续的,反之是不可持续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已存在不可持续的危险、披露持续性会计信息可使公众了解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对财政开支加以监督、基本财务报表、信息披露、建设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规范、及时的财政可持续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实现、对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进行补充与完善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提高相关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文章在分析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有关可持续性信息披露的意义和目标的基础上,回顾了其历史发展轨迹,提出了可供借鉴之处。 【关键词】社会保障;信息披露;政府财务报告;可持续性 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报告的发展与内容 财政可持续性指的是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是可持续的,反之是不可持续的。当今美国政府对财政可持续性十分重视,美国联邦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于2008年9月了名为“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的准则公告(征求意见稿),要求联邦政府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必须提供相关信息,以说明政府在未来是否有能力维持公共服务以及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相关信息以基本财务报表以及信息披露的方式体现。 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委会如此重视可持续性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已存在不可持续的危险。有资料表明:美国联邦政府2008财政年度的净营运支出突破了1万亿美元,是2007年同期的4倍;财政赤字为4548亿美元,是2007年的3倍,而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缺口则由上年的45万亿美元增长到49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前景堪忧。如,医疗保险项目的支出将从2008年开始超过该项目所能获得的资金来源;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将从2017年开始超过该项目所能获得的资金来源;到204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占GDP的109%;到2080年,政府的全部支出将是收入的四倍。美国联邦政府也已意识到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2007和2008连续两年的年报前言中都呼吁,“必须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保障其可持续性”;其二是披露持续性会计信息可使公众了解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对财政开支加以监督,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一信息披露将使公众了解,在一定期间内,政府的财务状况是否恶化、政府的运行是否对国家的福利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判断未来的预算资源是否足以维持公共服务的提供、是否足以偿还到期债务。因此,可持续性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报表的使用者作出评价:在不改变联邦公共服务以及税务政策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是否可持续。即延续当今的政策,政府未来的预算资源是否能足以维持公共服务及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 美国可持续性会计信息的披露,最早只要求体现在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补充信息”中,即在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补充信息”中应提供社会保障各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信息,以评估在现行政策下,社会保障项目是否具可持续性,以及项目对政府整体财务状况的影响。为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联邦会计准则咨委会开始着手筹备财政可持续性项目的研究工作并于2006年7月确定了项目组的成员,初步拟定了项目研究的纲要草案,也就是将财政可持续性项目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进行研究,并于当年10月了“社会保险会计准则(修正稿)”的初步意见,向社会各界征求反馈意见,拟对社会保障项目的负债确认及其他信息披露相关问题做出修订。委员们一致认为,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应遵循应计制的原则,都要求要有可持续性报告。 按照已的联邦财务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中已提供了有关财政可持续性的信息,例如社会保险报表、报表附注及其相关的补充信息。联邦会计准则咨委会于2008年9月所的“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实质上就是“美国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报告”的征求意见稿。 财政可持续性报告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基本财务报表,二是信息披露部分。 (一)基本财务报表 基本财务报表中应列示的内容:包括社会保障项目在内的联邦政府所有活动的预期收入、支出的现值,收入支出现值之间的差异即“财政缺口”,这些数额占预期GDP的比重,及其同上一年份相比的变动值。 征求意见稿提供了一个基本报表的范本(如表1所示)。 (二)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部分应解释并说明以下几个问题:联邦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间的关系、财政赤字或盈余、公债(国债)占GDP的比重等,并对其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同时还应说明:预测所基于的假设、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其变化趋势、各期预测值之间的重要变化、当采用不同模拟方案时的可能结果、在财政缺口存在的情况下,推延正确的行动将导致的可能后果。 对于信息披露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与规范。在政策假设中“保持当年政策不变”指的是:在不改变联邦公共服务以及税务政策的情况下,延续当今的政策。而将当前的政策推衍到未来的方式有许多。对可自由支配开支①的预测而言,可假定它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也可假定其人均支出水平保持不变;还可假定其按通货膨胀率的增长率来增长(通货膨胀率的增长率可能不同于GDP的增长率)。显然按这三种假设计算的预测值都可能不同。联邦会计准则咨委会认为,对于“保持当年政策不变”的各项假设,可由报表制作者选择判断、审计人员复核。但是,不论使用何种假设,信息披露中都应为报表使用者提供相应的解释材料,包括对所使用的假设、相关的模拟情形的解释。 当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披露了显著的不平衡时,那么是否还应当给出弥补财政缺口的相关政策建议呢?联邦会计准则咨委会认为,为不影响信息披露在阐述美国政府财务状况上的中立性,没有必要披露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于代际公平的信息披露问题,征求意见稿中给出了披露范例,但并不作为统一的格式规范,具体的披露模式由报表制作者决定。 二、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一进程中,美联邦政府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视以及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一)建设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 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是现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的支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在建设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中,要从制度创新和管理理念创新的视角高度重视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当前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2%,并将以每年平均800万人的规模增长②。随着人口老龄化,严峻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使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上海市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亿元~180亿元,2009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121.4亿元③。可以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将日益突出。为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高度关注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二)规范、及时的财政可持续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实现 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披露首先有助于评估我国社会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及时调整政策,以切实落实政府的责任;其次有助于向公众和监督部门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对于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监管制度,建立制度、经办、监督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与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不相适应,预算会计制度不能从财务的角度全面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在防范财政负债风险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所披露的财政负债规模及财政负债风险都远低于实际存在的负债规模和负债风险④。由于缺少必要的财务信息,难以对政府的财务状况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进而造成对财政政策的选择缺乏科学的依据。 如果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利于立法机关和公众了解政府的财务状况,也无法进行必要的监督。因此,当前首先对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进行补充与完善,对其中与财政预算管理不相适应的内容进行调整与规范;并研究制定我国政府财务会计报告制度、规范财政可持续性报告,以推进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2009年3月20日财政部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数据⑤,公众可以从中了解到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的安排方案。这是财政部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预算草案的第一时间将其向社会公开。这表明政府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和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决心。但是,对于规范、及时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职业道德健全制度提高素质改革体制会计监督宣传教育 论文摘要: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危害及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结合会计工作的实践,对进一步依法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提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几点对策。 随着改革放开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会计信息质量在经济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一个单位一定时期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体现各种利益关系的界限和分配结果,被各管理层、投资者、债权人及职工个人广泛关注。因此,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会计工作中,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仍然存在,琼民源数亿之巨额亏损可以做成数亿的盈利,做假帐做成一个弥天大谎。郑百文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百货文具批发居然可以做成在深沪两市所有商业公司中主管规模和资产收益率名列第一,而一年之后原形毕露,累计亏损18.21亿元。因此,依法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及危害 1、会计信息失真成为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以权谋私的保护伞,通过做假帐,使某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得以蒙混过关。如人为调节收入,造成收入失真;虚列成本,造成成本失实;虚增、虚减利润,虚列投资收益,虚假负债等调节利润指标。由此助长了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的发生,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2、导致税收和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目前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缴纳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很多企业帐面盈亏不实,通过造假帐、虚增支出、隐瞒利润等手段使帐面亏损,逃避国家税收。 3、资产帐实不符。如人为调节、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造成固定资产价值与实际不符;企业存货积压严重,变现能力较差,其帐期价值低于市价,会计核算仍按历史成本计价,没有反映变现净值;开办费,递延资产、待处理财产损益等名不符实等,这些严重违反会计原则的行为,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危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误导投资者与债权人,破坏投资环境等不良后果。“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帐猖獗,连累得真帐也没有人信了,假帐蔓延的结果必须是会计信息失真,经济信号失灵,经济秩序混乱,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干扰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法制观念淡化,有法不依。新《会计法》对会计人员的行为作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对违规行为作了相应的量化处罚的规定。但在以往的较长时间内,经济领域的法制是不够健全和不够完善的,由此造成了会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对每项经济业务的处理不够严谨;另外,在我国目前状况下,许多职能管理部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甚至存在着权钱交易,从而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比较普遍。 2、会计人员自身素质差。有的会计人员不熟悉国家政策、法规,甚至对于专业知识也达不到要求。业务素质低,缺乏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在日常的会计工作中,或是不自觉地违返了国家政策、法规;或是对经济业务不能够进行正常的帐务处理和会计核算;或是在会计处理的过程中马马虎虎,缺乏应有的责任心;或是唯上司意志是从,丧失原则。无论是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都与会计工作规范化,法治化要求在较大差距。 3、企业管理部门、企业领导人的非法干预造成主观意识上的会计信息失真,企业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授意并指使会计人员编造虚假的会计信息,以达到控制、占有或骗取国家及企业、出资人资产的目的,出现贪污腐改、群体犯罪等行为,从而导致大量造假案件的产生。虽然会计对于做假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大多数假帐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会计,而在于有权支配会计的人,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无论怎么说,会计是受命、受制、从属于单位领导的,领导要求怎么做,会计不敢不那样做。如果胆敢抗命,会计就只有下岗的份。虽然会计也可以以《会计法》为武器在一段时间内使领导的违法指令受到抵制,但这种情形断难长久。领导岂是吃素的,会长期容忍一个敢于和他作对的会计吗? 4、对政府干部的政绩考核,多是以上交国家财政收入为主,很多干部出于个人利益动机,就给企业下达利税指标,若企业完成有困难,就暗示甚至鼓励企业在会计报表上作假,其结果是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而个人得益。这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问题。 5、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大部分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会计人员的配备,不但资格条件达不到要求,而且岗位分工不明确,岗位牵制弱化,重要经济业务的 批准与报告制度得不到履行,根据经营者意志改写会计记录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使内部失控。内部审计受单位领导控制,很难发挥其作用。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够独立承担起“客观、独立、公正”的执业责任。少数事务所受自身利益驱使,执业态度不端正,风险意识淡薄,审计过程中搞人情风,搞私人交易,走过场,甚至违反职业道德为客户作弊,出具假报告,为会计信息失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1、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会计法》从1985年首次出台实施到1993年初次修改,直至这一次的再修改,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会计信息的质量,必须从健全法规制度着手,必须从源头抓起,把《会计法》的执行落到实处。这是从法制角度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2、进一步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经济全球化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吸取、更新会计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成为熟悉政策、精通业务、遵守法纪、清正廉洁的合格专业人才。同时各个管理层次要投入相当的财力、物力,加大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力度,组织好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促使会计人员不断更新、补充、拓宽业务知识与技能,以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不断提高。 3、改革现行会计队伍管理体制。现行体制下,会计人员与单位领导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从属与依附的关系,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于依法办事,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及单位的各项经济指标、财务状况,传递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实行委派制,是对会计队伍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偿试。它可以摆脱会计与单位负责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依附与从属关系,增强会计工作的独立性,保证会计人员依照《会计法》办事,正确行使会计职能,公正、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提高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实行委派制,可以把会计人员放到市场竞争的氛围中去,这将促使会计人员认真努力工作,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依法履行自身的职责。 4、健全会计监督体系。首先,企业内部要建立以内部审核为主的内部监督体系,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发挥对会计信息的内部监督、监管作用。其次,要加大财政、税收、审计、工商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部门依法监督检查的力度,严格执法,对于查出的违法、违纪案件决不姑息,依法处置,并坚决杜绝检查中的钱权交易,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提高监督检查的质量,第三,要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队伍,发挥其社会监督职能。要搞好会计师事务所的自身建设,提高职业质量和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及法律责任意识,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依法执业。要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管理和监督,严格规章制度管理,约束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财政部门应加强监管,以保证其执业质量。财政、税收、审计、工商等政府职能部门要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支持注册会计师依法执业,从而建立起内部监督体系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的约束机制,确保会计信息质量。 5、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进行新《会计法》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自觉成为知法守法者;二是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三是对全体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员进行新《会计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法制观念,促使会计信息规范化、真实化,从而达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目的。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提高探究论文 近几年来,谈论会计信息失真的文章可谓是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只是“蜻蜓点水”,对会计信息失真仅从表面现象上进行简单研究,没有触及会计理论体系自身,有的文章对会计信息失真的真正涵义都弄不明白,所以,提出的解决对策也是“五花八门”。本文试图从会计理论体系方面,首先明确“真实的会计信息”与“不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内涵,然后研究基于我国实际国情的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观与客观原因,并提出根治问题的措施。 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失真,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性问题(会计信息失真已经给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计理论问题(会计学界对应的理论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与会计规则及其制定权的合约安排密切联系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合约安排是指关于会计规则由谁来制定,由谁来监督其执行的制度安排。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方式一般是:政府享有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制定权,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会计专家(即注册会计师或特许会计师)来监督企业经营者对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遵循和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不体现在会计信息本身是多么真实,而在于它是否依照该国公认的会计规则及其合约制度安排权进行加工处理,如果是,那会计信息就是真实性的;如果不是,那会计信息就是非真实性的,就是所谓的“会计信息的失真”。这是从会计理论体系给“真实性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失真”下的定义。在会计实践中,会计信息失真情况有许多类别,我们从失真产生的方式对其加以归类: (1)从失真产生的过程,可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导致的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导致的失真。前者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后者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营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 (2)从失真是否由主观所导致,可分为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意造假和无意失实。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营活动和会计事项。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营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 (3)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失真。前者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营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后者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分析 对于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本文重点在其他文章没有涉及的方面进行探讨,主要是从经济学和会计制度两个角度来研究。 (一)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 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 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产权安排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目前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就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可变因素很多,企业内外部各项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能有效实施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经营者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在无形中“鼓励”了经营者的违规行为。 (三)企业中存在委托——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关系有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四)会计准则、财务通则等内容存在缺陷 会计准则应有长远的适用性,不能经常进行修订,因此会计准则中的定义应力求准确,会计准则的内容规定应力求操作性强而且严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在这些方面还有差距,如会计准则中的重要性原则和重要事项的规定,没有从质和量的方面对重要性进行说明;对应收账款只规定可以计提坏账准备,什么情况下应计提坏账准备,但什么情况下可直接转销没有做出说明。另外,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的规定也有缺陷。对于以上这些情况,企业经营者就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随意选择对己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而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五)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外部监督不力 第一,我国还未形成健全的财务、会计、审计法律法规体系,许多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已建立的法律法规又不严密,法律法规之间又有许多矛盾、不协调之处,执行起来就有很多漏洞可钻。第二,外部监督不力。执法部门执法不力。执法部门往往有章不循,以权代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作假付出的代价大大小于产生的利益,对有关责任人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各执法部门重复监督严重,单位不堪其扰;社会审计没有起到应有的中介作用。目前我国从事社会审计的人员还很少,力量不足,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总体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偏低,加上挂靠体制的影响,使得独立性不强,存在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为争夺客户,出具虚假的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未能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客观、公正的鉴证作用。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 (二)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首先,要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入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三)建立企业内部会计信息质量责任保证体系 在会计信息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单位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人员及业务当事人在会计产品质量管理中的任务、职责、要求和权力。 1.企业经营者的会计责任。企业经营者必须代表单位对会计产品的质量特征和特性负主要责任,应当保证本单位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迫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坚决避免单位负责人超越会计法制的约束,出了问题又追究会计人员的做法。 2.部门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企业会计部门负责人应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质量具体的、全面的领导责任。主要包括:选择和运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奖惩制度;保持完整的会计记录;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对生产和提供符合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的整个过程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对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无权处理的,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请求查明原因,做出处理。 3.企业会计人员的会计责任。会计人员的会计责任其实也是一种道德责任。1996年6月财政部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其说明,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责任、职业道德作了具体的规定,新修订的《会计法》第五章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也明确规定了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对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者,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吊销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因此,会计人员必须严格按规范要求办事,自觉地进行质量控制,认真做好自检、互检工作,保证不合格产品不流入下道工序,并对自己加工生产的产品负责到底。 (四)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一,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会计法》,尽快出台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加大《会计法》的执法力度,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会计秩序混乱的局面;《刑法》应对涉及到会计问题的经济犯罪做出相应规定,以对利用会计进行经济犯罪的当事人进行足够的威慑;对《质量法》《计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使对会计事项的计量适用于《计量法》,对会计产品的质量要求适用于《质量法》,对会计信息用户的保护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会计信息质量真正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和制约。 第二,加强会计规范建设。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是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措施之一,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尽早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是唯一的选择。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使各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反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论文 摘要:会计信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需要而有着多种质量特征,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相关性和可靠性。深入分析其相关性和可靠性特征并充分认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至关重要。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因素中,诸如货币价值变动、会计模糊性等固有性因素是无法消除的,只有充分认识并尽力降低其影响才是正确和客观的选择。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影响因素 前言 会计信息是用于体现特定会计主体价值状态及其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和增值过程状况的经济信息,具体而言,它反映其服务的会计主体在一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和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内容。正是由于会计信息能够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所以会计信息在加强其主体内部经营管理,满足国家宏观调控,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服务于相关利害主体进行规划决策等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由此,我们应该重视对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研究。 一、对会计信息质量及其特征分析 (一)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制度认识 比较并分别认识中外会计权威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规定,是全面认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种常规方式,下面我们将在初识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制度上的认识及分析。 1.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所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或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进行的约束,它是确立会计目标与实现会计目标之间的桥梁。在会计目标被定义为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使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特征。投资者把资金投资于企业的理论目的在于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股利和资本利得等,因此,投资者需要依据会计信息做出持有还是出售的决策,债权人需要依据会计信息做出是否贷款的决策等,这些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有用的会计信息,即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对其预测未来时会导致决策差别的会计信息。所以,相关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拥有更充分的信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所以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他们都需要可靠的信息,任何虚假和误导决策的信息都比没有信息更有害,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可靠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另一重要质量特征。在感性认识到会计信息重要质量特征的前提下我们比较一下国内外对其所进行的制度性规定。 2.我国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我国于1993年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以一般原则的形式规定了以下质量特征:客观(可靠)性、相关性、一致性、可比性、及时性、明晰性、谨慎性、重要性和完整性等。2001年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明确了以下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真实(可靠)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一致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完整性、谨慎性、及时性和权责发生制等。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借鉴了国家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该坚持的会计质量要求,这一要求基本上也体现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主要内容,并且也将真实(可靠)性和相关性作为要求之首,表明了其重要性。 3.国外会计组织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规定 从规章制度上认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相对规范和确切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总结了各会计职业团体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性地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财务报告目标区分开,在其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会计信息必须符合的一系列质量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包括可检验性、中立性、如实反映)、可比性(包括一贯性)等,另外把重要性与成本效益原则作为两个主要限定因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对于会计信息提出了可理解性、相关性(包括重要性)、可靠性(包括如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与完整性)、可比性等质量特征,并将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作为四项主要质量特征,另外把及时性、效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作为两个限制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相关性和可靠性是国外会计组织所共识的重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基本特征的分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制度规定可以看出,其内容有相同的部分,但也各有侧重点,这也与不同的会计环境有关。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重要性上分析,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应该包括主要质量特征和次要质量特征两部分,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以及国内外会计权威机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规定不难看出,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特征要求是相关性和可靠性。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等其他信息特征也是良好会计信息应具备的质量,我们将其称为次要质量。 1.关于相关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 关于相关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是指与决策有关,具有改变决策的能力。我国会计准则中对于相关性的要求是指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分析相关性,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谁是会计信息使用者,这不仅关系到会计目标的定位,还关系到会计信息能否达到特定的质量特征,满足相关性的要求。相关性最初是指一般相关性,也就是将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都作为与使用者经济决策有关的信息,向使用者提供通用的会计信息。显然,目前的会计财务报告都达到一般相关的要求,基本能够满足一系列信息使用者的基本信息需求。但是,具体使用者除一些共同的信息需求外,还面临一些特定决策问题,相比之下,他们更需要能够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信息。例如,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报酬和投资风险。财务会计信息只有真正满足了使用者的特殊需要,才能真正具有决策相关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在提供通用信息和特定信息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2.关于可靠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 对于可靠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其是指确保信息能免于错误及偏差,并能忠实反映它欲反映的现象或状况的质量。一项信息是否可靠,可就其三个组成因素加以衡量,即真实性、可验证性和中立性。对于可靠性,我国会计基本准则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会计信息如果不可靠,不仅无助于决策,而且还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所以,可靠性是会计信息重要的质量特征,是相关性的前提。会计信息只有可靠才相关,相反,不可靠的会计信息,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3.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两难选择 相关性和可靠性都是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有用的信息要可靠并且相关,这早已成为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共识。然而,如果说信息的有用性是其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函数,那么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就不一定是互为函数关系。在某种情况下,有的信息相关性很好,但可靠性较差;有的信息可靠性很好,但相关性较差。相关性和可靠性并非总在同一方向上影响信息的有用性,但又必须尽可能统一于信息有用性的原则之上。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不能离开可靠性去谈论相关性,也不能离开相关性去谈论可靠性,它们总是在同时影响或决定着信息的有用性。我们必须对两者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当两者不能同时兼顾时,是牺牲相关性还是牺牲可靠性?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取舍,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某一时期突出对相关性的要求,而在另一时期则突出对可靠性的要求。 我国现阶段的会计信息在相关性和可靠性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在决策主体主要不是依据会计信息的情况下,或者说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并不是很高时,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更为突出。我国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一直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最重要标准,而多年来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总是在困扰着各方面的信息使用者,我国现行会计财务报告的改进应以提高可靠性为主。 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几点固有性因素分析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会计信息本身普遍的主要质量特征却是相同的,主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等。会计信息只有满足可靠性的要求,才有助于使用者正确决策。可靠性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可靠性得不到保证,会计信息失真已成为困扰我国会计界,影响国家宏观管理,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重要问题。为此,会计界提出很多种对策,但仍不能彻底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力造成的,但是部分存在于事物本身必然性的影响因素却是不可更改的,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这部分原因,我们只能努力降低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充分理解其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辩证原因,使会计信息能更好地为使用者所服务。以下就几类特殊会计环境因素和非环境影响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如下。 (一)社会道德观念、伦理修养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会计的目标之一是对社会经济单位———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所以会计工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活动,同样道理,会计人员也是社会的一员,必然存在于社会大环境中,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不断地影响和作用于会计人员。现阶段,社会上种种不良的思想倾向,社会整体修养素质由于受文化水平、传统思想因素的影响还不能普遍达到一个较高的水谁,思想觉悟千差万别,在这种状况下,部分会计人员不能建立起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必然的。既使会计人员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但会计工作的社会性,也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必将受到种种不良思想道德因素影响,如业务经办人提供无法核实的虚假原始凭证,领导在会计审批中带有倾向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会计工作的进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鉴于此,我们不可能仅通过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达到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目的。只有通过提高整个社会思想道德觉悟,重视整个社会道德修养,净化整个会计道德环境,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才可能降低会计信息受到此种环境因素影响程度,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也决定了这种环境因素影响的长期性。 (二)会计工作的惯性和会计改新的滞后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社会经济环境并非凝固不变,而是不断运动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尖锐化和复杂化,企业间的合并、收购、兼并等形式将会形成一种潮流,公司向集团化、巨大型化方向发展又使市场竞争显得更加激烈,在占领市场、分割资源和搜集人才的竞争中会因为许多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受经济环境影响巨大的会计不能很快地适应经济环境变动而变更,传统的会计确认标准,计量手段、核算方法、报告方式都可能因为出现了新的经济情况而不适应,一些传统的会计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会计改革也总是由经济新情况———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实践应用这一规律进行的,会计改革的滞后规律决定了这一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三)会计信息的供需矛盾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商品,也应该适用于商品的供需规律。作为一种商品化的社会资源———会计信息同样也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会计信息商品的载体为现行的会计财务报告;供给方为提供会计财务报告的会计主体,是单一的;需求方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广泛的,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也可以从数量上划分出成千上万个团体和个人。所有需求者都试图从财务会计报告中获取所需的信息,用于决策,因此需求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广泛的会计信息真实的企业资料。供给者却不能提供满足所有使用者需求的所有信息和真实情况。因为供给方的情况如下:(1)会计主体只能对外报送按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的通用会计信息。(2)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都不愿披露诸如产品成本资料、企业未来财务计划等有关商业秘密的信息。(3)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盈利能力下降、暂时财务困难时往往希望回避披露真实情况,维护企业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质量从供给者角度难保其真实性和全面性,是质的低下;从需求者角度会计信息还难以达到满足需求的量,是量的不足,所以会计信息的供需不平衡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相对性的不足。 (四)货币价值变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货币是衡量一切价值资源的尺度,货币对会计的影响是彻头彻尾的,因为货币的计量属性构成会计计量的优秀,会计离不开货币计量,货币为会计提供了计量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尺度,在许多经济业务中,货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计量经济事项的特征,因此,货币是会计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既然会计计量实质上是货币计量,把货币单位视为会计计量的尺度,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单位货币的价值是否稳定。从理论上讲,要得到正确的计量结果,用作计量的尺度,其本身应当是不变的。不幸的是,虽然货币单位被人们普遍地用于会计计量,它的价值实际上是不稳定的,长期不变或较小变动是极为罕见的,多数是变动的,有时甚至剧烈变动,在这种条件下,通过传统的会计方法,用价值变动的货币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会计信息是不准确的。针对普遍存在的物价上涨,币值下降状况(即通货膨胀),会计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加以补救,这是还未很好解决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这样由于货币变动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就仍具有长期性。 (五)会计信息固有的模糊性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的模糊性一般指会计信息在对会计对象作量和词语表达上所体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不统一性和不准确性。由于会计对象在形式上千差万别,在类型上种类繁多,所以在质和量上都难以用完全客观和精确的词语或数字来表示。鉴于此,会计上往往通过假设、估计、预测来解决,加之会计核算方法上的多样性和程序上的可选择度等等,这就形成了会计信息模糊性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导致会计信息的模糊性普遍存在。具体说来,其产生的原因:(1)会计对象是会计主体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资金运动借助于种种物质形式,会计对于资金运动采用货币计量方法,计量往往以物质价值为轴心绕价值上下波动,所以以价格为基础以货币为尺度记录的物质形式下的资金运动不是价值量的准确运动,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以货币为计量尺度的会计信息具有必然的模糊性。(2)会计主体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是会计主体产生后持续的绝对性连贯,而反映资金运动的会计形式———会计信息却是期末的汇总在时点上的连贯,会计信息的连贯性是相对的,间断性是绝对的,由此而产生会计信息的模糊性。(3)对于某种经济业务或会计要素项目理论上存在着多种处理方法,实践上应用着多种核算选择,从而导致会计信息的模糊性。(4)经济业务发生与会计核算处理时间上的差异,导致核算滞后于实务,产生会计信息的模糊性。 会计信息的模糊性决定了会计信息不可能存在绝对精确,当然我们应该辨证看待会计信息的模糊性。既然会计信息的绝对性精确不可能存在,那么采用相对正确和比较可靠的方法、手段、形式来核算、分析、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就成为一种可能和必然,并且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而言,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有助于其正确决策,而不在于会计信息是否具有绝对精确性。由此看来,只要会计信息的模糊性不影响使用者的正确决策,相对精确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实际意义。 总之,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和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会计信息要求上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精确。由此看来会计信息失真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在整顿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要科学界定可控制和不可控制因素,最大限度地追求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但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出现形而上学观点,搞烦琐哲学,反而不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及监管问题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企业;会计;质量;监管 【论文摘要】: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确保企业改革和国民经济稳健推进的重要条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客观上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以财政部的名义向社会公布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抽查结果,曝光了一些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有的问题甚至很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质量和市场经济秩序。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要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监督,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程度。 一、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及原因 (一)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具体表现形式 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集中表现,其具体形式五花八门、错综复杂,主要可以归纳为: 1.资产不实。主要有人为随意虚增资产;资产损失未进行及时处理,如期末不进行盘点,该处理的存货损失不处理,虚增资产;资产应摊未摊,如待摊费用、低值易耗品等不摊销或少摊销,虚增资产;少提折旧以虚增(减)资产。 2.所有者权益不实。一些企业为了扩大影响和提高企业信誉,注册资金很大,而实收资本长期不到位,甚至有的企业随意抽逃资金,形成资本空壳;有的任意高估无形资产价值,虚增资本公积。 3.利润不实,主要有多计收入。一些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追求政绩,采取多结转收入的办法;另一些企业领导为了逃税,采取隐瞒转移收入、多列支费用、多转成本,企业为了达到少缴所得税等各项税金的目的,挤占虚列成本费用。 4.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一些企业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也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 (二)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分析 1.企业领导和财务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不够,《会计法》贯彻落实得不到位。虽然新《会计法》颁布以后,普遍对企业领导和财务人员进行了《会计法》的培训,但应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习不认真。同时,《会计法》的贯彻落实是一个过程,致使企业没有真正按照《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会计工作。 2."委托-"制的固有缺陷。企业所有者将经营管理企业的权利委托给经营者,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制。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效用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等特性,从而形成了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内在原因。 3.财务人员素质偏低。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主体行为日益多样化,会计程序和技术方法不断科学化,对财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企业中的财务人员多数对会计理论缺乏系统地学习,对会计的核算原则、方法认识不全,理解不透,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二、对加强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监管的建议 针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失真的问题,作者建议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加强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其目的是通过惩治违纪、纠正失误、治理失真、严肃法纪来促进企业强化财务核算,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一)加大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政府监管力度 在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在实现公司制改造的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中,国家控股企业也占多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股的比例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所有者,理所当然地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政府一方面出于研究制定和调整完善政策的需要,要获取充分依据;另一方面,要了解和监控企业执行财会、财政、税收政策情况,以维护所有者合法权益,使国有资产良性运行,发挥最佳经济效益。另外,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已经发展多年,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机构投资者相对较少。上市公司中,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分散的投资者力量不突出,他们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和牵制力不是很大。因此,作为政府部门的证券管理机构,在证券市场既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也是对会计信息进行规范、监管的职能机构。 因此,最关心企业会计信息的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他们最能对企业会计信息施加影响,同时也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监督的主体。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经济综合职能部门,是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也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者,这在新《会计法》及有关规章制度中已有明确规定。因此,对企业会计信息及其质量的规范、监督和管理,是财政部门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各级政府要建立监督检查制度,财政等会计监管部门要定期对企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其他财务专项检查,实现会计检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和执业监管 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是注册会计师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外一批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由兴到衰、直至消亡的例证,往往是毁于注册会计师失信问题,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诚信体系建设,提高其执业水准,是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1.逐步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体系。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入手,着力解决好注册会计师行业抓业务和抓职业道德"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和业务培训,使广大从业人员增强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自律意识,使之能规范执业,正确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更好地行使社会监督职责。 2.加强行业监管体系建设。会计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要按照分工,认真履行职责。会计行政管理部门侧重严把审批会计师事务所入门关口,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坚决不予审批;行业协会侧重严把注册会计师入门关口,严肃考试制度,严肃查处弄虚作假骗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行为,对年检不合格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要撤销注册。 3.建立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体系。制定会计师事务所考核评价指标,并据此定期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为政府部门、企业选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信息平台,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经营,诚信执业,使当前存在的出具虚假审计验资报告、卖牌子卖章子卖签字、滥设分支机构、挂名兼职、跨所执业、抵毁同行、以个人名义挂牌为他人举办会计师事务所等有损行业形象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三)多措并举,完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 1.推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和会计委派制。对国有企业采取财务总监委派制和会计委派制的办法以控制企业内部人造假等行为,是克服"委托-"制缺陷的有效措施。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和会计委派制,能有效地降低监督成本,避免经营失败的突发风险。同时,还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2.增强企业领导的法律意识,提高财务人员素质。企业领导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还有利于财务人员依法理财,提供优质的会计信息。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基础保证。 3.加快会计电算化和会计网络建设,推进"阳光会计"建设。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其工作手段有密切关系。督促企业把会计信息作为"厂务公开"、"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广泛接受相关部门和群众监督。改变传统的会计记账方式,积极推进会计电算化。实现会计电算化后,由于采用了国家统一规定的财会软件,将使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和生成具有统一的规范,能有效地防止人为舞弊行为的发生,提高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和可靠性,使会计信息更加准确、及时。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论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由于会计制度不完善。产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以及委托一关系所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最后提出从明晰产权、加强会计规范建设、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以及强化契约关系等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中博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博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学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由于会计制度不完善。产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以及委托一关系所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最后提出从明晰产权、加强会计规范建设、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以及强化契约关系等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中博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博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近几年来,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会计信息失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上市公司的社会形象,挫伤了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使信息使用者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因此,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一个从政府到社会公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下面笔者就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相关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采取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的质量及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指会计信息产品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或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即会计信息为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特征和特性要求,它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约束。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特征的本质,必须认识到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信息的使用时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本质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相对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概念,即要求内含的质量特征和特性均满足用户需要,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诸特征的最佳组和。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它是联系会计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桥梁,对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起约束的作用,是提供信息符合会计目标的要求。在会计目标被定义为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使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特征。投资者把资源投资于企业,目的在于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股利和资本利得等,出于这一目的,投资者需要做出持有还是出售的决策,债权人需要做出是否贷款的决策,等等。这些人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有用的会计信息,即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其预测未来时会导致决策差别的信息。所以,相关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拥有更充分的信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他们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可靠的信息,任何虚假和误导的信息都比没有信息更有害,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可靠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另一重要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有:可比性、重要性、及时性。 二、新经济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目前并不十分明晰,但主要体现的是“受托责任观”,这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但所有者缺位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实现。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委托人等相关各方,因此“决策有用观”实际涵盖了“受托责任观”。根据新经济时代的特点,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大大增加,“决策有用性”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会计目标应定位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二者的结合,这样才能与会计信息使用者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变化相适应。 3.构建多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模式,但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应多层次化,第一层次为总体质量特征,即有用性;第二层次为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透明度、可比性和充分性;第三层次为次要质量特征,包括如实反映、公允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的制约因素包括及时性、成本效益原则及相对性和动态性。 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采取的对策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有赖于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生产与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其中,企业会计信息生产是企业会计师在企业经营者领导下,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利用会计劳动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如实反映。为此,若将经营者对企业会计工作的蓄意干扰、企业会计师的业务素质低两因素搁置不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由于审计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的焦点,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着重从会计信息的生产方面来考虑,如何更好的生产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一)必须建立严格而不繁琐的会计准则 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向IAS看齐,力求制定出一个通用,简约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2001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中期财务报告、固定资产和存货的三项会计准则,并且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还正在起草《企业会计准则每股收益》和《企业会计准则终止经营》这两项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也先后出台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002年,证监会、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公司治理准则》,并且首次组织了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联合大检查。这些事件准则的制定正是在我们的证券市场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及时的提出来的,同时也以较为简约的风格顺应了IAS的特点。我们国家这几年会计准则的制定、出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别的国家来比较,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从质量上看,我们目前已经非常迅速地在接近国际规范的水准,这应该说也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非常大的成绩。所以世界会计师大会在中国召开,是对中国会计行业的认可。包括对会计准则制定的认可。(二)必须保证会计准则严格执行,及时披露 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和创新精神在会计界的影响,为了适应一些行业的特点,我们制定了相关的一些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实践,往往造成被一些套利企业所误用,这些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借着新方法手段,借以取代会计准则,这些公司无不是其财务人员在CEO的授意和逼迫下,利用自己熟悉会计制度、熟悉审计稽查的思路和方法大肆造假,大肆违规。 会计准则实质是一份“社会契约”,是企业的各外部产权主体与经营者通过谈判达成的关于通用会计规则的约定,是与企业剩余有关的各利益主体的代表进行博弈的结果。既然大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不折不扣的予以遵守,否则就不适合再在游戏里出现,也就是必须被“除清”。 (三)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是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心智结构,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责任。其次,要加强会计人员和职业人员的后续教育,使每一个经营者和会计人员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管理经营知识和手段。再者,要求每一位经营者和会计人员要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道德理念,一方面要增强法制意识,另一方面要增强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道德责任心和责任感,保持职业良知。 (四)改善会计人员的从业环境 重拾会计诚信必须注意到在现在所发生的很多财务事件中,尽管会计人员是很不光彩的,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来自更高层领导的压力的。会计人员的地位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并且一直会争论下去,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高级管理人员,尤其是公司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从公司长久发展来考虑的话,就会给予会计人员一个没有任何压力与合理要求的会计环境,使得会计人员可以独立行使和发挥其专业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高质量的信息。如果我们的CEO们继续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大肆逼迫财务人员造假,就会如美国一样,股市暴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通等一连串公司欺诈案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目前,美国投资者的普遍感受是“玩股”等于“玩火”。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近一段时间,美国投资者有的转而投资房地产,有的转向国库券,有的转向黄金市场,还有的转向投资艺术品。财务“造假”公司股价一夜之间由几十美元跌到几美分,吓走了股市投资者。从而导致公司失去血液,从而走向灭亡。为消除美国股市的信任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945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提交有本人签名的财务报告,如有不实之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个人负有法律责任。可见公司财务问题绝对不仅仅是CFO,而且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于CEO。尽管美国进行多方努力,以化解这场信任危机,但仍有很多分析家认为,恢复信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伴随着股市的暴跌,美元也明显贬值,美元与欧元的比价已经跌到1∶1的心理界限之下。股市和汇市的动荡互相交织,可能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只有我们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我们的会计人员一道,共同营造一个高效的会计环境,才会真正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重拾投资者的信心,建立一个诚信的会计环境。 (五)改进与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 从可靠性谈会计信息的披露。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建立健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法规法则,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其次,会计信息来自于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如果企业能按现代企业的要求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大大减少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若年终财务报告采用企业内部公示的制度,对预防会计信息的作弊也是一种有效方式;第三,要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的会计制度,对于不负责的注册会计师,要进行曝光,追究其法律责任,给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一个较好的经济和法律环境。 从相关性谈会计信息的披露。现行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与需求者相关,对决策分析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用户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拘泥于目前这种通用模式的财务报告必然满足不了使用者千差万别的需求。因此,必须改进和完善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突出其相关性。首先,要解决历史信息滞后性与信息需求超前性的矛盾。其次,要建立表内信息与表外信息互补的财务报告体系。第三,规范和完善分部信息的披露。 (六)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施的间接控制,或称外部治理结构,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兼并市场等等。其二是为实行事前监督而设计的直接控制或称内部治理结构。它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在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外部所面临的产品市场变得激烈了,但是仍缺乏来自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因此外部治理结构是不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国有公司形成了六套组织机构(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等老三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新三会),但相互之间责权界限不清,运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会计不是兼顾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而成为经理人直接操纵反映其意图的工具。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1)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逐步培育经理市场。这些外部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构成了对经理人的威胁机制。(2)规范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要对复杂的新、老三会进行责权的明确划分,必要时可予以整合,形成有效的权力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3)建立和完善对经理人的绩效考评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七)加大处罚力度,建立民事赔偿制度 凡是由企业经营者个人行为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应由企业经营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了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外,还应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民事赔偿。民事赔偿的主体应是会计信息失真的责任者即企业经营者,而不是企业法人实体,更不是会计行为主体。民事赔偿制度可以增加企业巨额潜在的诉讼风险,使得会计造假成本升高,从而遏止经营者造假。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思考论文 摘要:目前,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存在造假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众多原因中。会计人员在审计中缺乏独立性是一个重要而且关键的原因。为此,本文从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公司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四个方面进行认真分析,确立了证监会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优秀作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证监会;会计造假 注册会计师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著名的南海公司出现了重大财务舞弊案,一名叫查尔斯·史内尔的教师临危受命,负责审查南海公司内部财务状况。他根据对该公司深入细致的调查,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实的审计报告。从此,真正意义上的会计师制度诞生了。从注册会计师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一直担负着审查公司经营状况、保护所有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他们被誉为“经济警察”,维护着经济领域的公共秩序。 但是,自从本世纪初美国的“安然”舞弊案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会计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这些案件给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例如,仅“安然”事件就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瞬间蒸发,大量工人失业。一时间,注册会计师成为众矢之的。不可否认,注册会计师在这些会计舞弊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妥协、软弱甚至贪婪。为那些会计造假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另一个不为人们关注的原因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漏洞。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分析漏洞所在。以便完善制度,这可谓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一、原因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大力提高注册会计师自身专业素质,提高职业判断力,加强对其职业道德的培养力度,也就是从正面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做到客观公正。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关注注册会计师的实际困难。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在审计过程中缺乏独立性。他们在审计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有些压力是无法回避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给予注册会计师充分的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制度中的漏洞之一。也是频繁发生会计舞弊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分析,便可理解当一个人在处理一件与自己毫无利益关系的问题时,总能够保持中立者的公正性。但是当他处于某方的制约中时仍然要求他保持这种公正性是很困难的。当今的注册会计师便处于这种尴尬境地。 在股份制企业中,大部分股东退出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外聘的职业经理人成为公司的实际管理层。因此,聘请注册会计师的实际控制权也落到了职业经理人手中。很多情况下,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并非一致,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冲突。那么,管理当局在选择注册会计师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且。他们在拥有选择权的同时,无形中也掌握了注册会计师们的“经济命脉”。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老板”在感到雇员“不称职”时,可以随时解雇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二、对策研究 注册会计师之所以没有充分独立性的原因,是管理当局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权,而且控制着他们的“经济命脉”。因此,可以考虑将这两项重要的权利从管理层手中收回,至少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首先,聘请注册会计师的费用理论上应由股东来支付。但在实际操作中,管理当局把这部分钱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管理当局拿着股东的钱来控制注册会计师。显然,这种状况是十分不合理的。在现实生活中,商家为他们的“上帝”——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而顾客以金钱作为回报,顾客既是“受益者”,又是金钱的付出者。同理。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审计业务就等同于“商品”或“服务”,那谁又是“受益者”呢?谁最渴望得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呢?(1)公司的大股东。现代的股份制中,大部分公司股东是不实际参加公司经营活动的。他们最渴望通过审计报告来了解自己公司的运营状况和资产的保值状况,并由此来总结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因此,注会的审计报告对公司股东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2)股市股民。在股票市场上,投资决策的依据很大一部分来自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公司财务报表。如果这些报表是不真实的,他们的投资方向就会受到误导,给他们投资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股市股民同样离不开注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位特殊的需求者——政府监管部门,因为政府获得审计报告的目的是更好的进行监督和管理。其次,注会的费用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支付?由谁来监管?通过以上的分析,已经找到了“受益人”大股东,那么聘请注会的费用理所应当的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那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费用如何在他们中间分配,资金由谁来管理。公司大股东可以按照出资比例由其个人负担,然后将这部分资金交由证监会管理。这里所提的个人负担不同于由公司负担,虽然两者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由股东出资,但是形式上的变化(有原来的公司出资后管理层管理改为股东个人出资后由证监会管理),有效地避开了管理层的舞弊行为。证监会可以把股东的资金设立专项基金。用来支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费用。对于股市股民,证监会可以考虑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把这些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公司的专项基金上。由于证监会管理资金,能使注册会计师真正的感到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而是社会公众和企业真正的所有者,而且,这样还可以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产生一种约束作用,譬如证监会可以暂时扣留一部分资金,当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的案件时可以将资金返还,如果出现问题则可以视情节轻重罚没部分资金。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公司管理层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权进行制约。以往,企业具有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这种制度有助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能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竞争对手,又来自企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独立性。所以对于企业在选择权上给予一定的限制已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从理论上来分析,由企业自身来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此。仍保持由企业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同时,应加强证监会监管力度。具体的措施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严格控制企业不正常的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有些企业在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时,就随意更换。因此,证监会应要求企业说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并允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申诉,在证监会批准之后,企业方能更换。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削弱企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控制能力,避免出现对注册会计师的不合理要求。而且,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诉很可能发现企业的某些不正规的做法。甚至很可能发现一些大案要案。二是定期强制企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一些企业可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因而他们很乐意为了共同的“利益”在一起工作。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那么发生舞弊案的机率将大大增加。因此,证监会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规定不同的时期)要求企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企业内部,股东应积极限制管理层的权力。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应在公司股东的手中,但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东已经很少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这种权力就落在了管理层。但是,考虑到公司的会计报表对股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注册会计师又是会计报告的把关者,因之股东还应积极参与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至少要严格限制管理层不正常的更换这种权利。争取把这种权力重新拿到手中,最终能够找到公正无私的注册会计师。 三、问题与思考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上述制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赋予证监会太多的权利。把控制资金和监督管理层的权力交给证监会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可能对证监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证监会的工作本来就非常繁重,能不能高效的履行好职责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且。证监会在得到资金控制权后,能否保证有效而安全的管理好这部分资金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证监会在得到这些权力之前,应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其次,注册会计师得到了以前不曾得到过的权利。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他们在审计中的独立性问题。但是随着注册会计师权力的增长,使得他们在与公司管理层或股东之间的博弈中获得了重重的砝码,这会将已有的博弈平衡打破。最终可能导致一小部分的注册会计师不正当的利用这种权利。最后,上述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压力。从而阻碍它们的快速发展。 总之,上述措施可以有效的解决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从而进一步遏制会计造假现象的发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值得进行尝试。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期待着在以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得以解决。 会计信息质量论文: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学论文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中博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博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投资风险论文:石油化工投资风险评估论文 摘要: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不同行业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都曾经进行过大量深入的研究,然而关于石油化工码头的投资风险评估文章几乎没有。本文以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项目的建设为例,对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的理论依据以及建设发展环境进行了初步的讨论,通过石油化工码头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引入,增强了投资风险评估模型构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投资;风险;评估 1项目投资风险评估的基本理念及评估的内容 因为有自然、政治、经济政策等相关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在经济学的层面上,投资风险评估就是对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先的识别、估计,从而对使投资方对整个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能够进行合理评估的过程。评估项目投资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量化项目投资的风险是企业在项目投资决策之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2投资风险评估的流程与方法 2.1投资风险的评估 投资风险的评估流程:(1)投资风险的初级认识。(2)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引入。(3)投资风险指标权重值的组合。(4)投资风险指标价值的再分配。(5)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求解。投资风险评估过程包括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对研究对象潜在投资风险的识别,是项目投资风险评估的基础工作,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确定评估指标权重值、确定评估指标标值的重要环节,构建和求解项目投资风险评估模型是重点。 2.2投资风险评估的探索 2.2.1投资风险的评估指标 投资风险的评估指标见表1。根据美国NewYorkUniversity企业研究中心对100多家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投资评估的决策所作的调查,几个考查要素里,第一为“企业家自身奋斗的天赋”;管理者能力、产品市场前景以及投资回报率等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风险评估的关键指标。表2列出了该项调查反应的前3个评估决策考查因素。 2.2.2投资评估考虑因素风险投资家是将管理能力 (Management)排在首位,同时对财务的管理、权益的比例、企业的发展阶段也是要考虑的关键要素。在定性的阐述评价标准的基础之上,TyebjceandBruno(1984年)利用问卷调查法和因素分析方法建立项目风险评估模型。因此认为对预期收益影响第一的是市场吸引力,第二是产品的独特性,管理素质和环境威胁抵抗素质对预期风险有影响,兑现能力对两者没有影响。 3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投资风险的掌控 运用因果分析方法对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风险相关因素进行探索,根据具体的风险来源提出对应的防范建议,期望投资企业能够变事后风险补救转为事前防范。 3.1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风险之因果分析 按照因果分析法的基本理论,深入探究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的风险因素和风险因素之原因所在,充分显现这些原因因子并筛选出影响较大的原因因子,根据具体的投资风险因素之原因因子提出正确的防范建议与应对措施。 3.2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风险之防范对策 3.2.1市场规模化风险之防范 近年来由于相关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石油临港工业对化工码头增值服务能力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延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了满足临港工业发展需要并控制石油化工码头的投资风险,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需借港口开发建设的契机,提高港口对大型化工工业、出口型加工业的引进和集聚作用,促进石油化工产业以及各种相关资源往港口和周边地区集聚,引导临港石油化工产业往规模化、产业化之路发展,形成产业与港口良性互动的局面,进而升级烟台市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区域生产力布局。 3.2.2技术风险 石油化工码头之技术和实施风险发生的机率高低,关键要素包括实施人员专业程度高低、技术是否成熟与实施的难度,这也是石油化工行业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危害性决定的,石油化工码头投资行为天然具有相对的风险性。因而,聘任专业技术与实施人员才可以把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技术和实施风险防范工作做好,首先可通过招投标方式保证从设计、技术实施上达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的准确性、专业性、科学性,其次要做好详细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加强审核跟踪工作,防范和消除设计、实施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再次,制定关于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相关控制目标,保证控制目标在技术上合理,在实施上可行,从而充分调动设计和技术实施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力。 3.2.3财务风险 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所需建设资金数额很大,建设信贷资金比重大,投资企业的财务风险也相应增大,若财务管理工作不善必将直接导致项目建设延迟竣工以至停工。因而,需做好烟台石油化工码头财务风险之防范,需提高财务管理人员专业技能,使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的认识能力,能确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明确利益分配各方责、权、利的分配比例;同时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石油化工码头财务管理的理念,完善内部控制的规章,防范财务管理中出现漏洞,保证项目建设运营资金高效、完整、安全使用。 3.2.4融资风险 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融资方式较少、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有银行信贷及自筹资金等方式筹集用于技术改造项目与基础项目投资的资金,假如银行贷款利率、信贷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就会造成烟台石油化工码头资金运作过程中出现融资的困难。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烟台石油化工码头投资方需要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和策略,包括自由融资、设立专项基金、银行信款、外国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企业间的合资等方式,在确保烟台石油化工码头项目建设资金运行基本正常的条件下,尽量分散项目建设融资风险。 4结束语 投资风险评估的指标一般为定性指标,研究使用的数据信息都是依赖专家们的个人经验,数据信息缺少准确性、完整性的研究,且还未考虑有的专家学者在认知方面以及个人偏好上的局限性引起的结果偏差,如何弥补这些不足将是今后探讨和深入研究的方向。 作者:杨曙光 单位: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炼油厂生产调度科 投资风险论文:投资风险管理商业银行论文 一、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概述 (一)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简介。1.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定义。商业银行投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将资产让渡给其他经济主体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由于某种或多种因素发生变化,引起投入的本金和收益的结果出现变化的风险[1]。例如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可能会有违约风险,投资贷款业务存在资金不能按期回流的风险。2.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分类。立足于商业银行的角度考虑,它的投资活动主要包括贷款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贷款业务按照行业划分,分为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科技贷款和消费贷款等;证券投资业务的按对象划分,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地方债券、公司债券等。投资风险普遍存在于投资活动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投资阶段,投资风险影响因素不同,商业银行面临的投资风险的类型、风险的性质、风险可能导致的结果也会发生改变。根据影响因素的不同,商业银行投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二)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的概念。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是指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投资活动中风险发生的概率,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以求获得最大资金安全保障措施的总和。具体来讲,主要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风险的分析预测、评估考量等程序,找到投资活动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对风险进行防范,降低其可能带来的损失,从而保证投资资本的安全,实现最大收益的目标。 (三)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的流程。1.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识别。风险识别是指商业银行通过运用多种方法对投资项目中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和归类。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只有全面、准确、及时地将相关风险识别出来,商业银行才能根据风险的类型及其性质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保障投资活动的安全性。2.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分析。一是收集数据资料,是投资风险分析的第一步。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与投资项目、风险因素相关的资料。要求资料直观、真实、准确,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统计性;二是风险度量,是投资风险分析的关键步骤,根据前期收集的数据资料,通过相关风险度量程序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考量,进而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作出定量、定性的描述;三是风险评价,风险分析的最后一步,风险评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投资活动的展开情况。在这一环节中,银行将上一程序的风险估算结果与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预期收益进行匹配,从而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3.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应对。在进行投资方案的风险评估后,就需要针对风险发生的各种因素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应对方式有以下四种:(1)风险回避。风险回避是指通过改变项目的部分计划,从而排除风险条件,使项目避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一方式主要针对投资项目中风险较大并可能带来严重损失的部分,例如商业银行面对一些高风险的债券投资项目,虽然可能会失去由此带来的高额收益,但从整体收益的安全性考量,适当消减是较为理性的选择。(2)风险接受。风险接受是指商业银行已经尽可能降低了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但是对于一些难以消除或者不可能消除的风险因素只能选择被动接受,在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中,由于投资项目的复杂性,经常会出现人为力量难以消除的风险因素,此时商业银行就只能采取接受风险的办法。(3)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商业银行投资活动中常用的投资方式,是指将风险的后果连同相应的责任都转嫁给能够承受风险的第三方。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商业银行将部分投资业务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将会承担此项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损失以及相应的责任,于是商业银行就将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这类方式主要适用于风险发生可能性较小,但是后果较为严重的投资项目。(4)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自身的风险偏好相适应。例如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方式达到降低风险目的,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定期对网络系统进行检修、对职员进行培训,也是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4.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监控。投资风险监控是指对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定期评估监控,在这个程序中,要求商业银行的监控人员要做到全面、准确地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风险,进行考察评估,一旦其风险的大小可能超过商业银行的预期,就需要立刻作出相应调整,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2]。 二、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制度执行力度差。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商业银行有效识别和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内部控制失效是造成投资失效、案件损失的一个直接原因,而隐藏在内部控制失效背后的则是内部控制要素的缺失和内部管理机制的紊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对投资业务风险认识不足,内部控制薄弱,部门及岗位设置不合理,规章制度错略、模糊,相对业务发展滞后,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风险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及操作规则,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 (二)投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落后。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资业务时过分重视对盈利能力的考量,而忽视对风险管理和控制的要求,导致我国对于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的相关基础数据积累有限,银行无法建立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型。同时,由于大部分商业银行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针对投资业务的电子化建设缓慢,缺乏相应的业务处理和风险管理系统,很多投资项目由于信息失真,从而直接影响投资业务决策的科学性,也为投资风险管理方法的量化增添了困难。 三、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规范薄弱环节,加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是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健全的风险信息管理系统是银行开展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只有经过科学的风险估算才能将风险的大小使用定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加强风险管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需要尽快建立高质量的、先进的数据库,同时加强相关数据的补充更新,提高信息的使用价值,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度量和评估提供理论和数据的支持。在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过程中,规范风险管理信息时还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要把握有效性和充分性原则,有效性是指信息系统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实,为风险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充分性是指对全部的信息形成完善的系统,对所有信息进行全面性把握;二是要对信息系统的内容、格式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风险管理的统一化、标准化。 (二)树立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存在于商业银行业务的每一个环节,这种内在的风险特性决定了银行在投资风险管理中必须体现在每一个员工的习惯行为中,所有涉及到投资业务人员都应该具有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自觉性。投资业务风险管控,绝不仅仅是投资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无论是董事会、高级管理层,还是业务部门,乃至营运部门,每个人在从事其工作时,都必须深刻认识潜在的风险因素,并主动地加以预防。而不少银行因投资风险控制不当而造成损失的案例中,原因大多不是因为它们缺乏风险控制的机制,而主要是由于员工投资风险管理意识薄弱。所以,商业银行内部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文化至关重要。树立风险管理文化一是从提高员工法制观念入手,使员工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各项内控制度,使其风险控制观念成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加强自我约束能力,养成按照规章制度要求办事的习惯;二是加强员工对投资业务风险识别、计量、评估理论学习,培养员工对风险的敏感和了解,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形成防范风险的安全屏障。 (三)落实风险管理三道防线,有效降低投资业务风险。商业银行在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同时,要加强风险管理的基本环节,特别是“三道防线”建设与落实,一是投资业务部门作为第一道防线,处在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的最前端,应当掌握最新的风险信息,并切实落实各项操作规程,遵守限额管理等风险管理政策;二是风险管理部门作为第二道防线,要对业务及其所承担的风险有清晰的理解,还要跟得上业务发展的步伐;三是内部审计作为第三道防线,不仅要对前台如何盈利等业务问题有深入理解,而且要对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有正确的认识,确保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切实履行风险管理政策及相关程序。 作者:常晓丽单位: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邢台办事处 投资风险论文:国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论文 一、抓住整合初期的黄金时期,提前做好“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 “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一般情况下应由收购方在交割前准备好,其制定应依据项目法律、财务、技术各方面的尽职调查报告来制定,然后交易各方在交割后的100天之内按照计划认真执行,完善并购目标公司的运营,从而达到各方的并购目的。实施100天运营改善计划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并购好比两个人相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结合,但毕竟之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存在太多的差异,初期肯定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与其在未来各方心生嫌隙,不如就利用好这100天的磨合期尽快相互适应。笔者曾经提供服务的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就从实际上印证了这一点。项目的股东协议对于合资公司的产品销售做了原则性约定:股东有权按照各自股份比例分配合资公司的权益矿产品。合资公司成立后,运营整合未能及时跟上,关于销售的详细流程迟迟未能制定,在市场尚好的时候,各股东还能彼此协商,分销合资公司的产品,但是遇到市场不景气时,外方个人股东单纯追逐利润的本性充分暴露,不肯再接受合资公司的产品,甚至出现认为:按照股份比例享有权益矿产品是权力,但是却无义务支付上述产品货款的“荒谬”论调,导致合资公司一度资金短缺,频频告急。合资公司已经成立3年有余,各方股东利益几经较量,股东间的信任基础一再动摇,在此情况下,不够具体的销售模式难以为继,成了公司存续的一块“绊脚石”。而此时中方想按照章程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变更销售模式,却遭遇外方股东无理拒绝。试想,如果在3年前,大家合作伊始,制度先行,丑话当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现在的处境轻松些?通常情况,“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层的变更计划,在作出调整时应尽可能的考虑到“激励机制”与“价值提升可能”相连;业务连续性的风险避免计划,要尽力确保目标公司交割后供货商、客户、人员的稳定性;明确交割后公司战略的计划;价值捕捉计划,即如何做,如何实现公司的战略?协调和动员计划等。 二、做好人员队伍的建设和配置,尽快完成投资团队向运营团队的转变 项目交割后,合资公司设立,就需要一支专门的运营团队全面接管,该运营团队应由运营董事、专家、咨询顾问等专业人员组成。尤其是海外投资,运营团队最好应是跨职能、跨条线、跨国界的执行团队,同时最好在项目的交割前就可以充分的了解项目背景和进展情况,将投资团队和运营团队的衔接期尽可能缩至最短。另外还应注意,海外投资在当地的运营应当充分借助并购国当地专业中介的力量,尤其是当地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一直以来极力主张海外公司设立后应该及时聘请当地的法律服务机构作为合资公司的法律顾问。 三、正确认识家族企业作为合作目标的风险 基于海外资源类项目的特点,合作目标公司往往是家族企业控制的公司。这种情形下,私营家族企业在战略决策、公司治理及长远发展等方面与国有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谈判和后期运营整合过程中对太钢这样的国企充满挑战,很难控制其失信的风险。家族企业通常内部控制相对较弱,多存在以下问题:缺乏有效地财务核算系统,有关财务信息的编制主要为了满足税务需要,为达到避税的目的在收入、成本及人力方面存在严重的操控行为。通常和关联企业进行资产和人员共享、或者发生代垫费用时不按照合理比例在各方间分摊或者确认合适的承担方。缺乏内部审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松散,某些家族成员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人随意性大。国企的经营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利润和效益目标,还有许多不易公开的非经济目标,比如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就业目标、规模目标等。这种机制上的缺陷和国企盲目扩张规模、通过国际扩张在政治上增加业绩的冲动,势必与以利润为最重要并购目标的外国合作伙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表面反映为文化冲突,但实质是经营目标和战略决策的冲突、经营手段的冲突、短期和长期经营理念的冲突。两家合作伙伴在目标上往往“同床异梦”。 四、尽职调查是保护购买方利益的重要手段,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应认真应对做好风险规避 笔者曾经经历的印尼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在尽职调查中查明对方的部分权证没有列入“清洁清单”,对此律师提示了风险,但是对方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限制出口矿业政策出台,再次印证了该问题的风险,由于没有列入该清单,导致这些矿区无法获得出口许可,从而影响了整个项目可采储量的近1/3。除了审慎对待尽调发现的问题,作为法律顾问还应该在交易架构和文件做认真的设计,例如:通过特定的保留事项一票否决制、优先购买权、出售跟随权、IPO进程的承诺和交割后48个月内利润保证机制,有效控制外国个人家族股东的相关风险。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矿业板块股权利益100%回到目标公司,设置了《掉期协议》、《股息抵押协议》、《认扣协议》和《长期贸易合同》的利益回流体系,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资源类项目资源的保证,除了地质技术的核实之外,在陈述保证上进一步的保护设置,可将其储量报告作为交割附件,避免未来出现储量不实,证据不明而得不到明确保护。与中信保等机构在项目前期积极接洽,就投资国别风险过高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进行投保,保障投资安全。笔者认为企业对于海外投资需要更加平和的心态,需要清醒的意识到并购不是简单地买卖,真正的考验实在完成交易之后,应该从理性收购、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谋求可以真正产生协同效应的并购。作为国企更应该明确“互利共赢,和谐发展”是海外并购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跟踪研究,准确评估,知己知彼,慎谋善断,是海外并购成功的关键;一支高素质的、经验丰富的并购和运营团队是开展海外并购工作的基础。作为并购服务团队的一员,笔者真心希望可以和公司共成长,迎来企业海外并购的辉煌一页! 作者:李梅单位: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 投资风险论文:互联网理财投资风险管理论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操作风险管理的理念 1.巴塞尔协议II奠定基础 2006年6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II的重要一项修订就是将操作风险引入风险资本计量框架。巴塞尔协议II将涉及以下几类事件的风险因素纳入操作风险的识别体系:由非市场和信用风险引致的金融风险、日常操作失误导致的任何风险、机构内部因素导致的任何风险、由于低效或无法胜任的系统、人力资源或外部事件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不含商业风险)。倡导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是巴塞尔协议的重要原则,各国制定的相关的监管法规也基本秉承这一精神,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中也未对操作风险的识别方式进行具体的规定。因此各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特点对全部业务条线进行梳理以建立完备的操作风险识别体系,并根据经营环境和业务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修正。巴塞尔协议II对于操作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计量有三个层次的计量方法。一是基本指标法,即商业银行所应持有的操作风险资本等于前三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乘以一个固定比例(以α表示);二是标准法,又分为标准法I和标准法II。前者将银行业务分为8个类别,选取8个银行基本财务指标代表每一项类别,各用一个适当的系数(以β表示)反映上述财务指标与该类别面临操作风险的关系。整个机构需要的总的资本要求即为上述8个乘积的代数和。后者对前者进行了有限修正,将零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类业务单独进行了计量;三是高级计量法,分为内部计量法、损失分布法、记分卡法等,其中内部计量法为巴塞尔委员会较为认可的计量方法。内部计量法将标准法的一维计量方法拓展到二维矩阵,共m类业务中的每一类需要对应共n项操作风险因素中的每一项。内部计量法使用每一类业务的预期损失(EL)乘以风险系数γ(由监管当局指定)获得单一的操作风险资本,而EL等于风险指标(EI)、发生概率(PE)和损失程度(LGE)三者的三者的乘积。三个层次的资本计量方法在复杂性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上都依次增强,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也制定了详细地计量方法的选择和实施方案。 2.巴塞尔协议III的新要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出台巴塞尔协议III的直接原因。在风险资本的框架方面,巴塞尔协议III进行了重新调整,尤其是提出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使用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经济下行期吸收损失的准备。同样为了缓解巴塞尔协议早期版本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问题,巴塞尔协议III也提出了对杠杆比率(即优秀资本对全部非权重资产的比率)的限制。巴塞尔协议III对操作风险管理方面的修正内容较少,操作风险管理的框架基本上仍参照巴塞尔协议II及后续相关补充文件。然而,巴塞尔协议III对风险资本要求的收紧意味着操作风险监管方面须要同步做出相应的强化。 二、巴塞尔协议与财务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实践 构成金融安全网的三道屏障分别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其中与财务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资本充足率和监管检查。一方面,由于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与市场约束之间的阐述并不充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操作风险信息的披露制度还有待于监管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信息披露是否充分也关系到相关数据的丰富程度,对于第一支柱风险资本的计量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是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及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函数。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等敞口给予更高的权重反映了其相对于其他风险类型给予操作风险更为保守的监管方向。不同于信用风险资本最低要求仅为风险加权资产的8%,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最低资本要求都按照其风险敞口的100%的提取。虽然,2007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未将操作风险敞口纳入资本充足率进行考量,但是包括财务公司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只有为操作风险敞口准备充足的资本金才有可能对冲未来发生的风险。而在监管机关未出台明确规定之前,选择合适的操作风险敞口(或操作风险最低资本要求)计量方法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也变得尤为重要。第二支柱强调监管机构应对银行类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措施具有完备的监督检查规范,因此银行类机构应建立包含操作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等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首先,银行类机构应建立完备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董事会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应当承担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和制定风险管理战略与政策,推动风险管理工作自上而下进行。管理层的责任是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定风险管理程序和操作规程,及时掌控风险水平和管理状况,确保银行的人力、物力和恰当的组织结构及信息技术能够有效识别、计量和监控各项风险。风险管理部门应与业务部门保持相对独立,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推进风险管理政策在全行内的实施。其次,银行类机构应具备顺畅的风险管理流程。有关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向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报告界定明确的操作风险事件及其损失信息。为此,银行应当制定全行内通用的操作风险事件定义体系和损失数据的核定标准。风险管理部门根据操作风险事件的性质和损失大小进行风险评估,同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为操作风险计量提供参照。风险管理部门根据操作风险计量和评估的结果采取保险、服务外包或金融衍生品等风险缓释工具和风险转移技术对操作风险进行缓释。近年来,监管机关通过定期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加大了对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各种监管方式的日益丰富客观上促进了财务公司从内控建设上更加重视对操作风险的管理。越来越多的财务公司出台了相关的操作风险识别、报告、评估、资本计量、缓释制度和措施。然而,财务公司对操作风险的管理距离国际标准仍具有一定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客观原因可以归结为操作风险事件低频高损的特殊性质和财务公司经营的特殊环境。然而有些主观原因也不可忽视,例如风险管理人才队伍薄弱和风险意识有待提升等。 三、构建具有财务公司特色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 2007年5月,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该《指引》将财务公司也纳入了实施范围。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共同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中,由于财务公司信用风险的集团内部关联特点及其业务类别较为单一导致市场风险的边际化,使得操作风险成为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最为趋同的风险类别。因此财务公司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可以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指导相关工作的蓝本。以下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情况谈谈几点财务公司操作风险管理的建议。 1.建立完备的操作风险管理战略和政策 当前我国财务公司对操作风险的管理普遍缺乏完整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以及对操作风险的流程化管理。首先,财务公司应明确和解决有关操作风险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尤其是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义务和职责的落实;其次,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应有助于财务公司进行识别、监测、度量和控制所有业务活动中的风险,并且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应成为财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政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再次,财务公司应通过流程优化和再造形成有效、完整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打破目前按照业务部门建立的管理模式,将操作风险管理框架有效嵌入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 2.制定涵盖全品种全流程的操作风险识别标准 我国目前很多银行类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识别工作仍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譬如按照监管法规将操作风险分为若干大类,再从各大类中细分小类,直至划分到末梢,分别对应经营的所有品种或者业务岗位,对照自身情况查找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点。这种在“部门银行”模式下产生的操作风险识别方式的优点在于简单直观、便于操作,但是无法适应“流程银行”以客户服务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实现银行最终的发展战略目标。包括财务公司在内的银行类机构应当将业务流程、管理流程、支持流程的梳理和优化作为切入点,突出优秀业务流程和业务的多样化,借助信息系统技术,实现财务公司操作风险识别工作在全品种和全流程的覆盖。 3.选择适当的操作风险计量手段 巴塞尔委员会要求操作风险敞口较高的商业银行应选择高于基本指标法的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在我国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中也只规定了不含基本指标法的三种较高的计量方法。银行类机构出于审慎管理的理念,同样应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更为敏感的操作风险计量方法。然而,业界运用高级计量法的难度普遍在于低频高损数据的缺乏,财务公司受制于经营规模及发展历史等情况使这块短板更为明显。但是,由于高级计量法本身能够根据内部数据建模,利用外部数据进行情景分析,这就使机构在计量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因此财务公司当前可立足于《计量指引》规定的前两类方法,但是也应当为未来实施高级计量法做好准备。 4.适当引入多样化的操作风险缓释手段 大型跨国银行采用多样化的操作风险缓释手段降低风险的损失频率或影响程度,主要包括金融衍生产品、服务外包和保险等。能够进行操作风险对冲的金融衍生产品大都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目前我国尚不具备符合条件的交易市场,根据调查我国商业银行出于此项目地而涉足的境外市场交易也寥寥无几。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已经能够熟练地通过服务外包利用彼方的比较优势在明确质量标准和工作成本的条件下将自身不擅长的业务领域的操作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欧美发达国家,面向银行机构各类操作风险的保险产品已经非常成熟,银行机构采购各种保险非常普遍。例如在欧美市场,一家大的商业银行投保银行机构综合犯罪保险需要缴纳的保费尽管动辄几百万美元,但对银行机构的保险保障即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同时也使得银行的资本准备金大大减少。我国保险市场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尝试操作风险的保险转移。目前中国的保险市场根据商业银行几大类操作风险分别设计出了相关的保险产品,如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职业责任险、信用卡保险、银行责任险、银行机构综合犯罪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但是,目前我国对操作风险的保险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数据积累不够充分,保险精算精度较低,风险保障范围和费率厘定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操作风险的保险产品为银行机构提供的保障额度还有待实践检验。 5.将操作风险因素纳入经济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 以往我国银行类机构对操作风险事件的发生后的追责往往流于形式,更无法将操作风险对银行造成的长期影响进行量化反应到今后全面的绩效度量中,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模型的出现客观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是计算RAROC的分母风险资本(经济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顾名思义,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模型就是对收入项和资本项都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到的回报率。RAROC模型涵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三大类风险,从操作风险角度而言,需要从收入中扣除的是操作风险的预期损失。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同样也包含了为对冲操作风险导致的非预期损失的资本。类似于工资、奖金、管理成本等费用编入财务预算分配到各个部门,当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被分配到不同的分支机构和业务类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以往追求短期规模增长而忽视潜在长期风险的短视行为,使业务主管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作者:孙亚南 单位: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投资风险论文:综述证券投资风险管理发展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分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现状入手,揭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制度安排的缺陷,对进一步加强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和提高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能力做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投资基金风险管理 截至2004年末,国内规范化发行并实际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计54只封闭式基金和近百只开放式基金,拥有约三千亿份基金单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计算,基金拥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市场投资力量。因此,基金的风险管理引起人们关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将使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投资风险论文: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及对策探讨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在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发育不良、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偏大,债券市场分割、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在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资本市场;多元化投资;政策建议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 (一)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良,结构不合理 1.金融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金融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相互影响。一方面金融结构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市场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比例;另一方面养老基金作为金融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影响国家的金融结构。基金管理人根据情况调整资产组合,会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价格的变动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供给,进而影响金融结构。为了保证在长期内能够支付养老金的需要,养老保险基金还要求投资具有相当大的安全性,这就使它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分布以及收益分布产生了重新归整的内在要求,从而推动了金融工具创新,相应地也会影响国家的金融结构。 2.我国的金融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近几年来,有价证券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之相反,货币性金融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上升,主要表现为各项对公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在金融总资产中比重的上升,而与之对应的是我国连续8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的降低并没有使得存款数量降低,反而增加。这说明了我国目前资金投资渠道的匾乏,资本市场还不是资金理想的投资场所。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也阻碍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步伐。目前,将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也是无奈之举。 (二)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发展滞后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探索,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但资本市场近几年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原因主要应归结于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也制约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 1.体制缺陷。体制缺陷是我国资本市场主要的制度缺陷。我国资本市场按理说它应全力贯彻市场经济的规则,但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我国资本市场被一定程度地行政化,己经成为可随意调控的资本市场。 2.结构缺陷。我国资本市场内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在现实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只有做多机制,而不具备做空机制,没有期货期权市场中特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就大大抵消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二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不合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强股市弱债市”特征,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弱势。 3.机制缺陷。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行主体缺乏明确的产权关系,导致我国资本市场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失,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和进取的动力源泉。 4.功能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最主要和最优秀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我国资本市场上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还不具备,价格的起落并不是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就无从实现。另外,融资投资机制不健全,也制约了资本市场功能的实现。 5.规则缺陷。资本市场正常运行和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许多应有的法律和规则不具备,而且己有的一些法律也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三)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偏大 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股权分置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分为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可上市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权分置问题是造成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偏大的重要因素。 1.股票市场投机盛行。股权分置使股票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基本丧失,股价难以反映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客观规律被人为割裂,股价扭曲发出错误的信号。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和广大散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是短期化的,不可能长期持股和实行价值投资,整个市场投机盛行。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类机构投资者注重价值投资,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显然,目前的股票市场并不适合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2.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投资价值低。上市公司的质量是稳定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石,而决定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分置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资产净值的增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客观上形成了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间内在的利益冲突,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受到明显的行政干预,作为流通股股东的中小投资者通常在公司治理方面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由此可见,股权分置下公司治理基础的缺失,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交易,最终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大。股权分置使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健全的制度基础,不健全的制度基础使得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扭曲: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以圈钱为目的;投资者短期炒作,盲目跟风;各种题材、概念的炒作层出不穷;坐庄、操纵股价的行为频发。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大,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也大。而且股权分置与全流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股市最大的利空因素。当投资者发现这些好的预期一个个落空时,股指又陷入了绵绵阴跌之中,而且不断创出前期新低,二级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暴露无遗。 养老保险基金作为参加者的“养命钱”,资金的安全至关重要,有强烈的风险规避倾向,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高,缺乏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手段,使得当前养老保险基金不可能大比例投资入市。 (四)债券市场分割,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 从世界范围看,债券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投资工具。债券的性质比较符合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需求。然而,我国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抑制了养老保险基金对债券的投资。 1.债券市场不统一,处于分割状态。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各债券市场所发行的债券品种不同:银行间市场发行记账式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交易所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部分记账式国债;柜台市场发行凭证式国债和不上市的企业债券。在债券发行之后,由于转托管的限制,大多数债种在各市场之间不能自由流通,因此,二级市场上各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必然呈现很大的差异性。各个债券市场分割的状态造成了我国债券市场深入发展的诸多问题:如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信号传导机制不畅,两市场间债券的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等。 2.债券市场的品种单一、结构不均衡。我国从开始发行国债以来,国债期限以中期为主,短期国债的品种仍然十分匾乏。企业债券也存在着品种单一问题。企业债券都为担保债券,缺少信用债券和抵押债券。企业债券大多为固定利率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少。 3.利率市场化程度低。首先,国债利率缺乏独立性。国债利率是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设计的,而银行存贷款利率是中央银行制定,故从利率决定方式看,属于行政方式确定,这样必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情况。其次,国债利率缺乏弹性。我国的国债发行利率属固定利率,国债发行利率确定后,若在发行期内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国债的票面利率也随之调整,但发行以后,不管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如何变化,国债票面利率均不作调整。这就存在国债利率既不能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能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 二、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绩效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发展对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绩效至关重要,因为资本市场今后将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主要场所,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可以说,资本市场今后发展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未来前景。 1.强化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坚持市场化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不仅为治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历史积弊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未来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空间。股权分置改革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稳定预期,为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和市场创新创造条件,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有助于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及估值体系,形成成熟的股权文化和股东意识,从而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管理层真正转变为公司价值管理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而公司大股东更加关心股价的长期增长,将成为上市公司价值管理的重要参与者。 2.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市场的互动 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为减持国有股筹集养老保险基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和平台。股权分置改革以对价的方式使国有股、法人股获得上市流通的权利。今后,国家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出售国有股获得的资金划入养老保险基金,直接用以弥补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和做实个人账户,然后,既将这部分资金以委托投资方式投资于股票市场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也可以将国有股划拨给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持有,每年的分红收益用于弥补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和做实个人账户。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而且有助于我国股票市场从以散户为主的结构转向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结构,从短期投机为主转向长期投资为主,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因此,应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市场的良性互动。 3.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1)建议发行特种国债,为养老金收支缺口融资。鉴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比较大,国家应多方面筹措资金,除了财政转移支付、出售国有资产外,还可考虑发行特种国债筹集资金来弥补我国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做实个人账户。 (2)发展市政债券。发展市政债券可以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便利。同时,市政债券是机构投资者控制投资风险、增强资产流动性和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比较适合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而目前我国市政债券尚属空白,市政建设所需的资金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资金信托、政府补贴、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准市政债券形式筹集。 (3)建立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公司债券的理想投资主体是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而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公司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首要的是尽快制定和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公司债券的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和监管。在公司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要运用市场机制,避免走股票市场的弯路。 (二)以市场化、私营化为目标,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模式 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多元化投资来提高投资收益率,必须以市场化、私营化为目标,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促使基金保值增值。 1.管理模式市场化、私营化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可采取集中管理模式,统筹账户结余的基金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不进行市场化、多元化投资。同时,还应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的统筹层次,由目前的市、县级统筹提升为省级统筹,最终实现全国统筹。 对做实后的个人账户基金,我国可采用相对集中管理模式。将个人账户基金的经营权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降低由政府直接投资运营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而行政管理权由政府集中行使,可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2.投资运营市场化、多元化 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绩效与基金的资产配置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抑制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多元化。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除股票和债券外,还可考虑以BOT的方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或投资于开放式基金、信托产品、抵押贷款等。在投资比例上,社会统筹账户结余基金应全部投资于风险较小、收益率较低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企业年金基金因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强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考虑将一半左右的资金投入风险和收益较高的权益类资产。个人账户基金则应将小部分资金投入权益类资产,大部分资金投入固定收益类资产。 投资风险论文:我国境外投资风险防控研究论文 摘要:QDII制度是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有限度地允许本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一种制度,曾为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阶段在实施QDII制度的同时我们应清醒认识其中隐含的各种风险,并重视应用相应的手段与方法去防范和化解。 关键词: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风险;防范 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制度即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国家,有限度地允许本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一种制度。QDII制度最初起源于我国台湾地区,韩国、智利、印度、巴西等国家在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初都设立和实施过QDII制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许多的成果。早在2001年上半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向国务院呈交报告,建议设立QDII。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划之后,2006年4月13日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即央行5号令),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基金公司、保险机构可采取各自方式,按照规定集合境内资金或购汇进行相关境外理财投资。2006年4月17日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外管局《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规范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2006年8月30号外管局颁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证券投资的业务流程及相关监督管理内容。2006年7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首批获得代客境外理财资格的银行及购汇额度。2006年7月31日,工行的第一款QDII产品开始募集。酝酿已久的QDII至此正式浮出水面。8月批准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启动QDII试点,这是首家获准投资境外的基金类机构。截至2007年9月底,已有52家金融机构获得QDII业务资格。其中包括13家境内商业银行、11家外资商业银行、15家保险公司、9家基金公司和4家证券公司。 1QDII制度的风险 QDII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有利于解决国内资本投资出路,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消除资本市场间的宏观套利,推动内地证券市场的创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QDII制度下隐藏着的风险。 1.1外汇管理的风险 QDII制度下大量资金流出、流入将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减或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本币供求,带来跨境资本的大量频繁流动,会给国际收支平衡和本、外币汇率稳定带来压力。QDII制度对外汇风险具有诱发性,QDII对本、外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监管带来压力,实施QDII资本跨境流动将存在以下几种风险:溢出风险、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内证券市场同国际接轨会导致国外市场的波动通过QDII传导到国内,而且由于证券市场具有敏感性和一定的投机性,形成股票和债券价格上下波动起伏,随时有诱发外汇风险的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下,处理不慎可能会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旦冲击力达到外汇管理体制崩溃,那么金融危机将随之而来。 1.2资本外逃的风险 实施QDII可能伴随资本外逃。过去若干年,内企业资本金逃避外汇管制主要是通过地下渠道暗中投资于境外。实施QDII是允许外汇资金跨境流动,很可能将对国内股票市场形成巨大冲击。由于国内证券市场正处在规范完善过程,市盈率较高于国际证券市场,必然吸引资金外流。再加上国内证券市场对外汇投资基金管理缺乏有力的管理手段,有可能引发外汇资金大规模外流。目前由于A、B股市分割,无疑会给QDII跨境流动推波助澜,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1.3洗黑钱的风险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反洗黑钱起步晚,虽然《反洗钱法》已经出台,但制度还不成熟,执法经验还有所欠缺,目前依然是国际洗黑钱的重要目标。某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QDII制度下存在的一些监管空隙而将在国内非法取得的资金以合法的形式调离出境,这无疑给国内外洗黑钱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我国金融控制的难度将增大。 2防范措施 为有效地减少和避免在实施QDII制度时有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我们应通过多种途径、采用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对QDII制度运作过程中各个主体、各个环节的管理。 2.1严格筛选符合资格的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大和增加投资渠道和品种 鉴于一般国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缺乏海外投资经营经验的现状,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准入必须严格把关。要挑选资产规模大、管理规范、具有境外操作经验的机构投资者。各国实行QDII的动因大多是为了缓解本币升值压力及阶段性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便利居民海外投资。其资本市场逐步开放、投资限制逐渐取消、循序渐进、审慎监管的原则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同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规模小、投机气氛强机构投资者比重低、容易被操纵。正因如此,在我国金融预警、监控制度不灵敏的情况下,实行QDII更应谨慎、求稳。国际经验证明,对QDII在投资渠道、投资比例、投资品种等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合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或少受国际市场的侵袭。我们应以审慎态度制定QDII的资格、投资比例、投资规模、本息兑换等细则,并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逐步放宽,有效控制冲击和风险,并为下一步开放积累经验。 2.2严格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主动应对、管理和规避国际投资风险 QDII需要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才能杜绝或减少风险发生。要完善券商的治理结构。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防止公司管理层拿股东的财产去冒险,抑制“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现象发生,从而控制证券机构的内部风险。要重点加强股票自营管理制度、债券业务管理制度、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制度、营业部管理制度,以及内部稽核审计工作制度、财务制度的建设。要实行集中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授权授信制度,明确每个员工的授权范围,明确个人分工,将风险管理中的风险评估、风险监控权限分开。要对重要岗位落实责任制和轮换制度。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投资的额度,机构投资的方式,到投资的范围,进行合理的调控,使金融机构积累更多管理风险的能力,有效防范风险,主动地去应对和管理风险,而不是被动地防御。我国金融机构长期以来风险的意识都不强,认为防范风险所付出的成本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实施QDII则必须具有高度的风险意识,而且必须要意识到防范风险需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提高未来收益的可预见性和可掌控性。为规避QDII投资风险,机构投资者必须尽快熟悉境外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定,市场的运作规律,要学会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中选择合适的产品,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一些避险工具,来防范风险。 投资风险论文:证券投资风险内在机制探索论文 摘要:本文提出了独立型和模仿型两类证券投资主体,并分析了他们不同的预期、决策和投资行为对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和模仿从众传染两类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 关键词: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证券市场风险;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1.引言 证券投资决策的优秀问题是证券本来的收益和风险。证券未来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证券的风险可以界定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如果证券未来收益仅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则其收益的差异为0,从而风险为0.如果证券本来收益有多种结果是可能的,则风险不为0,这种差异越大,证券的风险也越大。 产生和影响证券投资风险有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诸因素。就经济方面而言又可以分成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对证券市场来说,上述风险大致可分成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两类。市场风险就是内生风险,它仅仅由证券市场内在机制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其余风险可归入外生风险类,它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证券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角度研究证券投资市场风险形成的市场内在机制。 2.预期和决策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证券市场价格的调节对所有新的、公开的信息能作出迅速反应,其信息集合除包括市场本身的客观信息外,还包括公开的证券市场相关的场外客观信息。简而言之,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场内外相关客观信息都能在上市证券的价格中得到充分迅速的反映。因此,通过证券市场价格计算的证券收益同样能够充分迅速地反映所有证券市场场内外相关的客观信息。 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过程通常总是通过证券收益客观信息的识别,获得证券未来收益的预期信息,提取证券投资的决策信息,然后选择证券投资行为。 根据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模式的差异,可以将预期分成理性预期和有限理性预期两大类型。 理性预期是利用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现已掌握的信息所得出有关证券未来收益水平明确的预测。其中包括不直接研究证券市场价格涨落,而直接研究证券市场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通过博弈模型进行证券本来收益的预期。 有限理性预期指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经济模型,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收益的经济预测。 类似的,根据证券投资主体决策形成途径的差异,将决策也分成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两类。 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通过合适的证券投资决策模型或者通过证券的技术分析,然后选择投资行为的证券投资决策。 有限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证券投资决策模型,也不采用技术分析,仅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所进行的证券投资决策。 证券市场中,完全不考虑证券未来收益水平和变动趋势的完全非理性证券投资主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本文研究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的预期和决策两个环节中都具有理性或者有限理性。 3.两类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两个主要环节上是通过经济模型或者技术分析独立获得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故称他们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有限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果在两个主要环节上都是凭借自身证券投资经验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他们也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如果,至少在一个环节上,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或者有限理性决策信息,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选择自身投资行为,称他们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 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可能采用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技术分析,也可能凭借各自相似的证券投资经验,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产生客观相似的效应。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基于自身认知的内涵、认知的结构和认知的层次以及投资的经验。投资的偏好和投资的心理的局限,不足以从客观信息中独立获取证券未来足够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对各自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置信程度不足以独立选择投资行为。他们不得不通过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以便获取各自足够的预期信息,提取各自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达到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置信程度,客观上模仿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证券投资。因此,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产生模仿的效应。 模仿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比独立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客观上非理性含量更高一些。通过社会心理和认知心理分析,特别是证券投资博奕分析可以得到,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选择的投资策略是随大流的从众策略。 综上所述,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可能存在客观相似性,而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必定存在模仿从众性。 4.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证券市场所有场内外相关信息。所有证券投资主体都能任意地、不断地获取有关上市证券价格、涨跌幅度和交易量的客观信息。因此,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主体的客观信息是对称的,证券市场的竞争对所有证券投资主体是公平的。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两类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的模式和决策形成的途径具有较大差异,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未来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对投资证券未来收益的波动也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两类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作用。如引言所述,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就是投资证券的风险,两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市场风险产生不同的作用,他们就是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通过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独立获得各自的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通常是大致相同的。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凭借各自的投资经验大体相同,他们独立获得的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也大体相同。 上述情况下,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便具有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对称性,通常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产生客观相似的作用。否则,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是非对称的,其证券投资行为也不尽相同,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桑塔弗研究所(SFI,SantaFeInstitute)通过计算机模拟完全由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组成的股票市场发现,股票市场价格波动,股票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即证券投资风险和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程度及其变化速度有关。 综上所述,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一种内在机制。不妨称为独立客观相似机制。其客观相似程度以及所持资本资产结构的变化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会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出现复杂现象,价格大幅波动,交易量增加,泡沫形成,甚至累积成危机。正如桑塔弗研究所模拟的股市一样。说明形成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是证券市场内在的非线性机制。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各自独立获取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的决策信息,通常是非对称的。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需要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以便选择各自的证券投资行为,他们的投资行为就会或多或少地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也就是从众选择各自证券投资行为。这种模仿从众行为会在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传染蔓延,他们个体的有限理性投资行为演化成证券市场整体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极度剧烈地波动,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大幅度增加,证券市场风险增大,甚至风险累积成为危机。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模仿从众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另一种内在非线性机制。不妨称为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5.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两类证券投资主体的证券投资行为对于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机制和模仿从众传染机制。它们都是证券市场内在的非线性机制。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间,可能存在独立客观相似性,而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必定存在模仿从众传染性,因此,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内在非线性机制主要是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无论采用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或者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资证券未来的收益和风险,以及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内在机制更合理、更科学的经济假设体系应由有效市场假设、有限理性假设。客观信息对称性假设、预期和决策信息非对称性假设以及简化问题的一系列假设组成。本文在上述经济假设体系中,仅对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内在非线性机制作了定性的研究和阐述。更具有科学性的定量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投资风险论文:投资风险的衡量与测算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投资风险可能给投资人带来超出预期的收益,也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损失。一般来说,投资人对意外损失的关切,比对意外收益要强烈得多。目前研究风险时侧重减少损失,主要从不利的方面来考察风险,本文旨在对投资中存在的或潜在的风险提供识别和测量的方法。 关键词:投资风险收益概率 风险的英文单词是“Risk”,它来自古希腊单词“Rhiza”,意思是靠近峭壁航行危险:可能撞上礁石,可能碰上暗流,可能遇上从崖上掉下的石头。从财务角度说,风险主要指无法达到预期报酬的可能性。而到目前为止风险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将风险定义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是风险管理和保险界中普遍采用的风险定义。 投资风险识别和衡量的方法 在了解投资风险的基本情况后,就要对投资中存在或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它需要管理人员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之后,运用各种方法对潜在的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归类,并总结出企业式项目面临的所有风险也就是风险识别,它是风险衡量的前提与基础。风险识别与衡量的方法很多,但其中主要包含一般调查估计与高等数学方法的几种不同组合分析方法。 (一)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现在使用的风险识别方法,可以分为宏观领域中的决策分析(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和微观领域的具体分析(资产负债分析、损失清单分析等)。本文仅介绍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生产流程分析法,又称流程图法。该种方法强调根据不同的流程,对每一阶段和环节,逐个进行调查分析,找出风险存在的原因:从中发现潜在风险的威胁,分析风险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对全部生产过程造成的影响。 风险专家调查列举法。由风险管理人员将该企业、单位可能面临的风险逐一列出,并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资产财务状况分析法,即按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财产目录等的财务资料,风险管理人员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发现其潜在风险。 投入产出分析法,即指运用投入产出表,发现投入与产出不平衡的原因及其后果,从而进行潜在风险识别,该方法主要用于微观领域,用来分析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背景分析法,是国外风险分析中的一种方法。 分解分析法,指将一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事物,将大系统分解为具体的组成要素,从中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潜在损失的威胁。 失误树分析法,是以图解表示来调查损失发生前种种失误事件的情况,或对各种引起事故的原因进行分解分析,具体判断哪些失误最可能导致损失风险发生。 (二)风险衡量的基本方法 对于投资风险大小的衡量,需要使用统计学方法加以计算和衡量,即用一组较小的样本观察值,对一组较大的未知观察值进行理论预测。运用概率估计风险,不仅表现在单纯的概率概念中,而且表现在概率的分布之中。通过概率分布,可以获得某一事件发生及其后果的概率,并推断事件结果范围,有助于更好地选择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从而得到最佳的风险控制效果。利用数学方法进行风险的衡量,一般要经过以下内容的测量:损失的可能性,巨额损失的发生概率,损失额。概率分布主要包括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正态分布几种形式。 投资风险的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项目投资,进而采取不同的测算方法。 概率:在经济活动中,某一事件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类事件称为随机事件。概率就是用来表示随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数值,通常把必然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1,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0,而一般随机事件的概率是介于0与1之间的一个数。概率越大就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预期值。随机变量的各个取值,以相应的概率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叫作随机变量的预期值,它反映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化。报酬率的预期值公式:K=Σ(Pi•Ki),其中:Pi为第i种结果出现的概率,Ki为第i种结果出现后的预期报酬率,N为所有可能结果的数目。 离散程度。表示随机变量离散程度的量数包括平均差、方差、标准差和全距等,最常用的是方差和标准差。 投资风险论文:风险投资风险管理控制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结合我国的风险投资实践,对于风险投资项目运作中的管理风险进行了分析,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风险控制。进行科学的管理风险控制,对于有效运用风险投资手段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使风险投资项目实现最好的综合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项目管理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显示出其对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及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风险投资是专指萌芽状态中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种投资的高风险性和高回报率要大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风险投资的资金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项目中,由于风险投资项目大多数是由技术创新而产生的高科技项目,过去同行业的历史资料很少或几乎没有,因此在项目运作过程中除了具有一般项目的风险以外,还具有本身的特殊性。风险企业在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统称为风险投资的管理风险,主要表现为:组织风险、决策风险、过程风险。进行科学的管理风险控制,对于有效运用风险投资这一手段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使风险投资项目实现最好的综合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团队建设———组织风险控制的优秀工作 风险投资项目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项目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如果不及时加强企业的组织管理,就会造成项目规模高速膨胀与组织结构落后的矛盾,成为风险的根源。 风险投资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新型事物,其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组织的管理。与传统项目相比,风险投资项目不但要求项目组织内的人员有较高的素质,有一定的项目管理经验,对项目的风险性有较高的认识,并且这种知识和技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协调运用。而只有高性能项目团队才能实现这种充分协调,所以在项目组织风险控制中,团队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团队在现有传统组织结构中的引进,改变了组织过程实施的方式。即组织过程变成了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职能部门,项目经理变成了“过程所有者”。为了从事项目的人员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团队应围绕着用于获得过程流的焦点进行建设。如果项目人员和工作要求不相匹配,有冲突,士气低,将会影响项目团队性能的发挥,更会使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受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项目经理,如果能营造一个让参与者发挥自己才干的适当环境,会使项目成员的忠诚度高度提升,增强项目团队性能的发挥。为建立一个高效率的项目团队,我们需要了解其主要推动力和障碍。 推动力是同项目环境相联系的正面因素,可以加强团队的有效性,它们和团队性能是正相关的。障碍是同项目环境相联系的负面因素,它们被认为妨碍了团队性能,在统计上同性能是负相关的。在置信度为95%或更高时,这些团队特性和团队性能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通过推动力的把握和障碍的排除来创建高性能的项目团队,是组织风险控制的关键内容,是项目成功非常必要的条件。 二、项目评价———决策风险控制的首要工作 我国许多风险投资出现严重亏损,很大程度上在于投资项目本身先天不足,是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决策风险是指风险项目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风险。由于风险项目具有投资大、科技含量高、产品更新快的特点,使得对于项目的决策尤为重要,决策一旦失误将会直接导致项目的失败。 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价值评估是投资决策的关键环节,如果在进行价值评估过程中,仅靠风险投资家、市场的经验和直觉进行决策,会使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风险投资项目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远远大于传统的投资项目,所以如何从模拟风险的角度以及能够反映这种风险的价值范围方面预测价值,是进行风险投资项目决策的关键。全面的价值评估工作主要取决于对企业及其所在行业普遍的经济环境的了解,选择正确的价值评估方法,拥有较多的财务、统计数据,采用科学的态度去认真分析和预测,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因为风险投资项目历史财务数据相对较少,或者没有可比项目数据,评估时应采用类似项目和自身的历史数据相互替代的方法来进行。在取用同类项目数据时,还要考虑项目之间的相似程度,以及信息的丰富程度、稳定程度。选取了合适的财务数据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预测项目预期现金流量及选定项目的必要收益率或资本成本(折现率)。为了计算由该项目引起的不同时点的现金流量,需要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将不同时点的现金流量调整到统一时点进行比较。估测项目预期现金流量具体工作包括:分析企业财务状况,计算扣除调整项目后的营业净利润与投资成本,将企业经过审计的现金流量表进行分别细化分析;了解企业的战略地位及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制定绩效前景;预测个别详列科目;检验总体预测的合理性和真实性;结合企业经营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析预测得出和风险相适应的企业预计现金流量表,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的项目的净现值。估测并调整项目必要收益率工作包括:权益资本成本估算;债务资本成本估算;确定目标市场价值权数;估计不同的企业的报酬率随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变动的情况;估计根据机会成本要求的最低资金利润率;将与特定投资项目有关的风险报酬加入到企业要求达到的报酬率当中,形成按风险调整的贴现率,从而合理选定折现率。 企业在识别与估量投资风险后,对选定的投资方案,还要针对其可能面临的风险,运用杠杆原理,协调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由于营业风险是一个项目资本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由于技术、效率及其生产上的因素,企业通常无法控制项目的营业杠杆,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总杠杆、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杠杆程度有限的组合,来控制企业的总风险。 三、借助信息技术———实施过程风险控制 项目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风险项目往往起源于一种想法,并采取一种概念化的形式,要求有足够的物质要素,使组织中关键的决策制定者选择该项目。在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并以一种连续的生命周期的模式,强调了进行风险项目过程管理的必要性。 风险投资项目由于其预期的市场容量往往事先不能确定,致使对项目的过程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产生风险,这种风险贯穿了风险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针对于风险投资项目的特点,项目各阶段不应仅满足应完成的任务,必须随着项目运作过程环境的变化进行资源的再分配以及项目参数的调整。根据这种变化表现的强烈程度,要求项目经理通过改变分派到整个项目和各项工作的混合资源,来相应地做出动态反映。这项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企业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建立有效的企业风险管理信息系统(EnterpriseRisk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新领域。任何企业的运营都需要信息,源于项目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决策必须基于及时的和适当的信息。信息流在质量和速度上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有了这些,才能有效地和高效地使用资源,满足项目的要求。风险的产生来源于信息的不完全,因此为了优化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就要优化整个信息流程。项目风险信息整理伴随着风险及管理信息的产生、收集、处理及发送过程展开。这种信息既包括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管理支持信息,还包括项目自身风险与风险管理政策的信息以及企业外部可以给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支持等信息,是一种全方位立体性的信息网络。借助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组织者可以准确地发现并协调风险管理活动、根据风险控制效用报告组织未来计划等活动。对于每一阶段的工作,信息使用者可在在界面上得出该项工作的风险等级,明确这一风险正面与反面的后果,还可以发现其他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最佳的风险管理实践及风险评价工具。例如在项目计划阶段,输入该项目信息内容,查询系统会提供一个逻辑的树状结构,一方面指出项目中必须的工作要素,另一方面提供该项目可以借鉴的网络信息以及计划实施的模拟流程等。根据风险表现的强烈程度,项目经理通过改变分派到整个项目和各项工作的混合资源,来相应地做出动态反映。根据新的资源的配比情况,项目成本、时间和性能参数也要随之调整,即以已完成方面的新数据重新安排未完成阶段的工作。通过对项目过程风险动态、适时地控制,可以保证项目阶段目标最大程度的实现。 风险投资项目的管理风险起始于项目的考察论证阶段,结束于项目退出以后,贯穿了风险投资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根据情况的变化,对风险投资项目的管理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析,把握引起风险的关键因素,及时进行有效的控制,可以避免和减少风险,保证预期经济效益的实现。 投资风险论文:投资风险与投资可持续发展两者关系论文 论文关键词:持续发展投资风险 论文摘要:如何更好地评价投资的市场风险并指引投资的正确方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本文在分析投资风险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投资持续发展的概念,并进行了投资持续发展内涵的逻辑研究,分析了投资持续发展与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投资持续发展评价框架。 投资风险分析中,现有的市场收益的风险分析和评价,通常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适当的市场预测来估算市场将来的供需缺口,并结合专家对市场情况的预测,最终确定产品销量及价格的概率分布,最后再运用解析法和模拟法来评估投资收益风险。 但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和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资金额大且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因此将面临更大的投资收益风险,如何更好地评价投资的市场风险并指引投资的正确方向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课题。本文在分析投资风险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投资持续发展的概念,并进行了投资持续发展内涵的逻辑研究,分析了投资持续发展与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为建立投资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投资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投资风险的表现形式 风险是对既定目标实现的累积不利影响之和,是偏离既定目标的程度。本文所指的投资风险,是指在实现投资预期目标过程中,所有不确定事件对投资目标的累积不利影响。通常包括:项目收益风险:产出品的数量(服务量)与预测(财务与经济)价格;建设风险:建筑安装工程量、设备选型与数量、土地征用和拆迁安置费、人工、材料价格、机械使用费及取费标准等;融资风险:资金来源、供应量与供应时间等;建设工期风险:工期延长;运营成本费用风险:投入的各种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需求量与预测价格、劳动力工资、各种管理取费标准等;政策风险:税率、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率等。 上述六种投资风险表现形式将最终体现在投资项目的寿命期内投入产出的最佳匹配,即投资财务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等。换言之,投资风险的最终表现形式为可测算及可预测的净收益的绝对值及长期稳定和增长。 (二)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本文所指的投资,是指通过生产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获得投资回报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通常包含决策、建设、生产和营销等四个特定产品生产阶段,它们通过时间的串连,各自发挥作用,一致为实现投资总目标而贡献各自的力量。 其中决策是最关键的阶段,直接影响到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可以说,决策在投资目标实现过程中绝对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项目投资决策时,最终选择的产品及技术是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否富有长久竞争力,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及预期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因此,投资项目风险有时间上的组合阶段风险,在空间上又有每个阶段的风险。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决策阶段的投资决策要素(投资涉及产品及规模、技术方案选择、项目选址、公用设施设计方案以及投资估算和进度等),建设阶段、生产及营销阶段中外界输入(含外包)、人、技术、资金和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其中投资决策结果诸要素对投资目标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 投资持续发展与投资风险 投资持续发展是指投资的决策结果有利于企业和行业发展从而达到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能力。因此,投资风险中能够影响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因素,是评价投资持续发展能力的重点关注方面。 促进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产品(服务)需求的稳定性和增长性。如果投资涉及的产品需求不具有稳定性,那么它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投资回报的收益时间将会比预期投资周期大大缩短。对于那些追求短平快的投资,通常固定资产投资不大,投资寿命期很短,谈不上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因此,在诸多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中,投资决策时涉及的产品选择将决定企业相应产品的需求稳定及长期增长。 投资涉及的产品(服务)在同类产品(服务)的市场竞争中若能长期处于领先位置,则投资收益的稳定性和增长性才有保障。根据企业能力理论,企业拥有的优秀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所谓企业优秀能力是指企业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的组合,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竞争领域一流水平的能力。企业优秀能力主要由如下一些能力要素构成:优秀知识技术能力;企业组织协调能力;生产运作能力;营销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 确保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其他关键要素。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科技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资源利用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已经逐步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政府也在不断加强研究,制订各种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从众多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看出,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目前已经而且将来一定会在追求长期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投资及经营决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即可持续发展承认并要求体现出环境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环境对经济支持系统的支撑和服务价值上,也体现在环境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存在价值上。应当把生产中环境资源的投入和服务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中,并逐步修改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环境友好及资源节约是促进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重要因素。 综上,影响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及增长的直接原因通常包括产品(服务)需求的稳定性、竞争优势地位的保持、环境友好以及资源节约等。投资持续发展评价的内涵是:盈利稳定、增长潜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投资持续发展评价框架及案例分析 (一)投资持续发展评价框架 投资持续发展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影响投资持续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因素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其相互间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必须结合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才能较为真实地描述和反映出投资持续发展状况。本文提出投资持续发展评价框架,主要包括评价标准、评价专题等四部分。 投资收益的长期稳定及增长是投资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投资持续发展评价的标准。评价专题包括产品(服务)的需求、优秀能力和环境资源问题。如果投资涉及的产品需求不具有稳定性,那么它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投资回报的收益时间将会比预期投资周期大大缩短。因为企业拥有的优秀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积累、保持和运用优秀能力是企业长期的根本性战略。可持续发展承认并要求体现出环境资源的价值。 (二)投资持续发展影响项目目标案例分析及评价 某厂轿车减震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是经批准建设的民品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2年5月开始实施,建设地点为某厂机加区汽车零部件分厂,到2002年12月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已投入试生产。该项目于2003年3月通过了有关部门组成验收组的验收。 项目目标评价: 生产能力形成情况:该项目建成形成实际生产能力与批复内容比较能达纲100%生产。 产品销售情况:产品实际销售情况与批复内容比较,低于批复内容20%以上(现已停产)。 投资利润率:实际投资利润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比较,小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以上。 投资回收期:实际投资回收期与预测值比较,大于预测值20%以上。 财务内部收益率:实际财务内部收益率与预测值比较,小于预测值20%以上。 工艺技术特点和装备水平:实际工艺、技术特点和装备水平能满足生产要求,处于国内一般水平。 综上所述,本项目按照建设内容,基本在规定的时间内、批复的概算内,顺利地完成了符合质量的建设内容,具备了年产10万支减震器的生产能力。由于近几年汽车配件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单支减震器市场价格一降再降,产品成本降低空间也很小,产品已无利润可言,该产品市场占有率也随之逐年下降。为避免盲目竞争,产生不良后果,经研究决定,目前暂时停止汽车减震器产品的生产,现有减震器分装线、总装线及贮油筒缩径机、二氧化碳自动焊机、超声波清洗机等完好设备已封存。 投资持续发展评价: 从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看,本项目投资目标不符合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也非企业拟培育的优秀能力。 投资决策时考虑的只是市场上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当时汽车减震器产品的高额利润,没有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及本产品市场竞争的特点(技术含量低,靠规模拼价格,成本优势立足),尤其是该厂的优秀产品与此关联不大。 本项目投资持续发展指数较低,基于持续发展的投资项目的分析,本项目风险较大,需要认真深入地评估和论证。 与其他企业比较,本项目投资并未充分考虑对本企业而言的产品盈利增长潜力和稳定性,投资持续发展评价较差,也因此造成了本投资在决策之初就面临着较大的投资持续发展的风险,虽然本项目的建设令人满意,但决策的风险之大带来了最终市场的风险,也使本项目的投资回收遥遥无期。 结论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要想达到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并增长,在目前投资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应该加强投资对行业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分析和评价,从而更好评价投资持续盈利风险。 本文提出了投资持续发展内涵及其评价的框架,将来可以进一步建立指标体系,采用这个评价体系,结合现代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比如熵值法等,就可以对行业投资持续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投资风险论文:投资风险决策衡量与测算探析论文 内容摘要:投资风险可能给投资人带来超出预期的收益,也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损失。一般来说,投资人对意外损失的关切,比对意外收益要强烈得多。目前研究风险时侧重减少损失,主要从不利的方面来考察风险,本文旨在对投资中存在的或潜在的风险提供识别和测量的方法。 关键词:投资风险收益概率 风险的英文单词是“Risk”,它来自古希腊单词“Rhiza”,意思是靠近峭壁航行危险:可能撞上礁石,可能碰上暗流,可能遇上从崖上掉下的石头。从财务角度说,风险主要指无法达到预期报酬的可能性。而到目前为止风险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将风险定义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是风险管理和保险界中普遍采用的风险定义。 投资风险识别和衡量的方法 在了解投资风险的基本情况后,就要对投资中存在或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它需要管理人员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之后,运用各种方法对潜在的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归类,并总结出企业式项目面临的所有风险也就是风险识别,它是风险衡量的前提与基础。风险识别与衡量的方法很多,但其中主要包含一般调查估计与高等数学方法的几种不同组合分析方法。 (一)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现在使用的风险识别方法,可以分为宏观领域中的决策分析(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和微观领域的具体分析(资产负债分析、损失清单分析等)。本文仅介绍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生产流程分析法,又称流程图法。该种方法强调根据不同的流程,对每一阶段和环节,逐个进行调查分析,找出风险存在的原因:从中发现潜在风险的威胁,分析风险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对全部生产过程造成的影响。 风险专家调查列举法。由风险管理人员将该企业、单位可能面临的风险逐一列出,并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资产财务状况分析法,即按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财产目录等的财务资料,风险管理人员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发现其潜在风险。 投入产出分析法,即指运用投入产出表,发现投入与产出不平衡的原因及其后果,从而进行潜在风险识别,该方法主要用于微观领域,用来分析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背景分析法,是国外风险分析中的一种方法。 分解分析法,指将一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事物,将大系统分解为具体的组成要素,从中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潜在损失的威胁。 失误树分析法,是以图解表示来调查损失发生前种种失误事件的情况,或对各种引起事故的原因进行分解分析,具体判断哪些失误最可能导致损失风险发生。 (二)风险衡量的基本方法 对于投资风险大小的衡量,需要使用统计学方法加以计算和衡量,即用一组较小的样本观察值,对一组较大的未知观察值进行理论预测。运用概率估计风险,不仅表现在单纯的概率概念中,而且表现在概率的分布之中。通过概率分布,可以获得某一事件发生及其后果的概率,并推断事件结果范围,有助于更好地选择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从而得到最佳的风险控制效果。利用数学方法进行风险的衡量,一般要经过以下内容的测量:损失的可能性,巨额损失的发生概率,损失额。概率分布主要包括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正态分布几种形式。 投资风险的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项目投资,进而采取不同的测算方法。 概率:在经济活动中,某一事件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类事件称为随机事件。概率就是用来表示随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数值,通常把必然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1,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0,而一般随机事件的概率是介于0与1之间的一个数。概率越大就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预期值。随机变量的各个取值,以相应的概率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叫作随机变量的预期值,它反映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化。报酬率的预期值公式:K=Σ(Pi•Ki),其中:Pi为第i种结果出现的概率,Ki为第i种结果出现后的预期报酬率,N为所有可能结果的数目。 离散程度。表示随机变量离散程度的量数包括平均差、方差、标准差和全距等,最常用的是方差和标准差。 方差是用来表示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间离散程度的一个量。方差(σ2)=Σ(Ki-K)2×Pi。标准差也叫均方差,是方差的平方根。 投资风险论文: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风险特征研究论文 [摘要]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我国小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小城镇房地产也随之产生。由于房地产投资开发的高风险性和小城镇的特殊性,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风险独特且更大,投资商必须在充分认识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有效防范。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小城镇房地产开发也随之不断扩大,小城镇房地产开发可增加地方财政收人,带动当地建筑业、建材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饮食业等诸多产业的发展,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房地产投资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影响收益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此,房地产业属典型的高风险产业。小城镇在城镇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因此,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除了具有一般房地产投资风险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个性。 一、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风险特征分析 1.居民有效购买力风险。尽管全国范围内,小城镇人口众多,市场较大,但是单个小城镇市场规模并不大,消费群体有限。目前小城镇居民多数是从农村致富后迁移到城镇居住的,他们要么没有住宅,要么当前住宅环境较差,对住宅的需求较强烈,需求量较大,但是这部分人由于家庭收入结构单一,一般没有持久性收入,收入水平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购买能力极易受到市场变化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有效购买力风险。 根据国外的经验,房价一般为居民家庭收入的3~6倍,发达国家为5~6倍,中等发达国家为4~5倍,发展中国家为3~4倍。2005年1~10月,我国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售价为3009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按2005年全国城镇户均住宅建筑面积83.2平方米来计算,售价为25.03万元,是户均年可支配收入(户均按3.4人计算)的7.02倍,超过国际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因此,我国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能力不高。 另外,由于来小城镇居住的农民大多没有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国家商业银行住房消费贷款也极少在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实施,因此他们就失去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款制度对提高他们有效购买能力的帮助。 2.规划风险。开发商拟在某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时,都要与当地规划管理部门进行沟通,详细了解区域规划和城镇规划,因为区域规划和城镇规划的修订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开发成果的价值。但是,目前我国有的小城镇还没有建设规划,或者虽有规划但只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而已,没有严格地按规划执行,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小城镇,城镇建设纯粹是长官意志,随着长官的变化,建设规划和思路也可能会变化,城镇规划的主导作用会失去,有的小城镇虽有规划,但是规划也不尽科学合理,随时都有修订的可能。 这种无规划或不严格执行规划,将可能会导致房产与城镇规划中的功能分区不符,生活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等功能相互混杂,建筑风格与周围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不协调等,从而失去区位优势,影响房产的价值,带来投资风险。 3.房产投资类型单一风险。不宜投资组合降低风险。所谓投资组合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方案,按照不同的比例额度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马利维茨率先提出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并广泛地在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金融业中加以推广和运用,成为一种帮助投资者做出明智决策的有效方法,投资者常奉行一句格言:“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美国等国方国家中最为流行的“投资三分法”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思想。 房地产投资组合是利用多样性来分散风险,通过开发不同房地产产品和不同的投资方式的组合,以求得单位风险水平上收益最高或单位收益水平上风险最小。小城镇房地产需求,主要集中在居民对住宅房地产的需求,需求愿望强烈且需求量较大,但是对大型商铺、旅馆等房产的需求并不明显,造成房地产开发商不宜采用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 4.消费习惯风险。在大中城市,由于城市市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城市居民来自不同地方,一般不易形成比较统一的消费习惯。我国地域广阔,小城镇众多,但各小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为当地居民,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传统和观念各不相同,多数小城镇的消费者都有特定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如果投资者开发的房地产与当地的消费习惯不一致,可能会造成滞销。 5.开发企业自身风险。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身能力和素质,影响到开发活动的每个阶段,这也是开发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在小城镇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多数是从原来的建筑企业或农村的建筑队转型而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素质低、资金实力弱、技术人员少、开发经验不足等问题,有的甚至是无资金、无技术、无队伍的皮包公司。在投资决策、项目建设施工以及销售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决策有时不合理,很可能给项目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带来比较大的风险隐患。 6.公众干预风险。这是由于某项房地产的兴建,影响到周围居民的利益而使公众自觉地进行干预,阻止该项目的发展,从而可能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各种形式的损失。小城镇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复杂,土地权有的属国家所有,有的属集体所有,属集体所有的土地,形式也不一样,因此获取土地需支付相关的费用不尽相同。另外,原土地上的附着物产物类型不一,形式多样。因此,获取土地时赔付过程复杂,经常出现各种经济纠纷,影响项目正常进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二、小城镇房地产投资风险防范 1.广泛收集信息,做好可行性研究。科学决策。决策是指在若干个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做工作的质量,最终决定投资决策的质量。众所周知,房地产投资决策所涉及的金额较大,一次投入后,要较长时间收回,并对投资者产生长期的持续影响,而且投资决策一旦被实施,就很难改变,或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房地产项目投资决策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对拟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全面的论证,以减少投资决策的盲目性。 在投资决策阶段,一般都要通过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来进行决定。因此,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决策意义深远,它是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技术分析,是房地产及任何其他投资项目前期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目前,我国很多开发项目的研究报告,只是投资者申请立项时的例行公文,缺乏科学分析和市场需求的有力支持,而且虚假和不实成分较多,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有的作用。市场上的“烂尾楼”、“空置房”和官司缠身的项目大都是决策失误造成的。以海南省三亚市为例,截止2000年10月,城市人口不足50万的三亚市共有120多宗“烂尾楼”。这些由于缺乏科学决策而形成的“烂尾楼”,给国家和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小城镇规划也是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投资者一定要详细了解小城镇的建设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和当地规划主管部门和政府机关加强沟通和联系,及时了解小城镇的建设思路,保证房地产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2.不可盲目追求特色和档次。开发规模不宜过大。小城镇消费者收入不高,承受的价格随能力较低,大都属于一次置业,注重的是住宅的居住功能,对住宅的特色等辅助功能不是非常关注,因此不要盲目追求特色,以免增加成本,从而从价格上影响居民的购买欲望。小城镇居民对开发项目接受较慢,因此,每次开发规划不宜过大,可以采取分期开发的方式,逐步投入资金。投资者要充分考虑我国住宅方式、消费观念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时掌握国家小城镇房地产发展状况,使投资项目在功能设计、结构安排、新材料、新能源的运用上,能不断满足消费市场的特殊需求,保证投资开发项目与消费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 同时,必须考虑市场购买力,找到最佳的价格定位。小城镇房地产价格较低,利润空间相对较小,降低每套住宅价格主要靠减少面积。从中央政策来看,2006年5月17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点意见》(简称“国六条”)中提出,“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建设部等九部委《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中提到,“要重点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广大城镇居民购买力并不强大,需要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 3.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加强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开发企业要理顺企业体制,广开资金筹措渠道,提升开发实力,引进管理人才,提高管理水平。开发企业要高度关注工程质量,要实行项目监理制度,聘请工程监理公司对项目施工进行全面监督和管理。项目施工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而绝大部分投资者或开发商并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直接从事项目的管理。因此,有必要聘请有资质的工程监理队伍对项目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一方面督促施工方严格履行施工合同,对项目工期、质量实行严格控制,对材料设备等资金成本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强施工现场经济签证,有效控制施工质量和工程成本。 推行项目负责人制度,从房屋的规划设计到竣工验收,全程都要加强管理,确保质量。要向消费者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促进潜在消费群体的消费。 4.投资分散,控制风险。在市场经济中,从事多样化投资,一种投资的收益减少可由另一种投资的收益增加来弥补。房地产投资分散就是多样化投资的一种,是通过开发结构的分散,达到减少风险的目的,一般包括投资区域分散、投资时间分散、物业分散、共同投资等方式,追求收益相同时风险最小或在风险相同时收益最大,即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均于投资组合。小城镇房地产开发商一般实力较弱,应多联合多个投资者组成联合体,共同投资,共同受益,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收益。同时,投资商还可租用共同投资后剩余资本,进行区域分散和时间分散性的投资。对于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则可以选择物业分散和区域分析来分散和降低风险。 5.配备专职风险管理人员。对房地产投资项目来说,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及投资的顺利回收,尽可能地争取最大利润。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贯穿于建设工程全过程。对于一些小项目,可以设一个专职风险经理,负责处理风险,对于一些大型工程,则设置风险管理机构,按照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处理风险事件。 投资风险论文:房地产投资风险因素分析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对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风险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然后从来源上给出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分阶段详细分析了风险的各个因素,指出合理的风险管理是降低风险的良好手段。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金融;风险投资;管理;市场 0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对风险的认识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而对其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是开展风险管理的一个前提。房地产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投资资金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作为一种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活动,面临着社会、经济、技术等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它的项目全过程中既有经营风险、金融风险等有形风险,也有国家政策变化、社会环境变化等无形风险。总之,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决定了其投资活动的高风险的特性,从而使投资方案和决策具有相当的潜在风险。 1房地产开发投资风险的概念 风险一般定义是指在以特定利益为目标的行动过程中,若存在与初衷利益相悖的可能损失即潜在损失,则由该潜在损失所引致的对行动主体造成危害的事态。房地产开发投资风险,是指投资商因对未来某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决策以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该项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产生负偏差的程度及其发生概率,即投资商在房地产项目投资过程中,遭受各种损失的范围或幅度及其可能性。 可以说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在一定环境和期限内客观存在,无法回避它、消除它,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来应对风险,避免损失与损坏的产生。而对它进行充分、深刻的认识,将有利于降低这些风险。 2从来源分析 从房地产投资风险来源看,也可以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自然风险是由自然界的实质性风险因素所致的财产损毁和人身伤亡的风险。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各人的行为反常或团体的不可预料行为所导致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因政局变化、政治动乱、战争等政治因素所引起损失的风险。 3从投资阶段分析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分为投资决策阶段、前期阶段和建设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房地产开发经受着动态的风险,有多种的动态因素对它施加影响,下面就从对项目全过程风险分析因素进行分析。 3.1决策阶段 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由于政府相关政策的潜在变化有可能给投资商带来的经济损失。在中国走的是宏观调控结合市场的路子,宏观政策变化会对房地产投资构成风险。比如我国1993年对房地产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1994年出台的土地增值税条例、2001年出台的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措施、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的转变等,就使得许多房地产投资者在实现其预期收益目标时遇到困难。 类型风险-不同类型的房地产投资会有不同的风险概率,对于住宅、公寓、别墅、办公楼、商场和工业厂房等,且这些不同的物业抗风险能力也不同。在决策阶段必须选择好合适的物业种类,并对相应的风险进行深入调查。 区位风险-区位指某建设场地的地理位置,以及该区位所处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或背景等。例如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增长前景、人口条件及其市场价格水平的可能影响等。 时机风险-地产活动有周期性,供求及价格随时间而变化。必需对未来几年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人口增减、收入水平升降、消费心理和物业需求变化等风险因素进行预测,以选择、确定合适的开发时机。 3.2前期阶段 进入前期准备阶段以后要取得立项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征地补偿;委托规划、报审;施工许可获得;筹资;招标等许多工作的进展,这里面也充斥着房地产投资的风险。 置地方式风险-由于投资商只能通过行政划拨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等方式取得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已有土地也不能轻易地改变土地用途,所以通过行政划拨、协议、招标或拍卖方式取得一定年限土地使用权时存在着置地方式风险。 置地时机风险-比如建设资金落实困难导致不能按时开工,土地闲置、购地资金沉淀产生利息损失。 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利用各种方式融通资金时,由于融资条件考虑欠妥而使其盈利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比如通过股权融资时,由于发行股票时机不当、数量不当,价格不合理造成发行股票困难、融资成本过高,给开发者带来损失。 3.3建设阶段 工期风险-如承包商错误估计了项目的特点,低估了施工的困难,施工组织设计不当,遇到了复杂的地质条件而导致的工期延误等;或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不断创新而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的工期延误。 公众干预风险-由于某项房地产的兴建影响到周围居民的利益,而使公众自觉性地进行干预,阻止该项目的发展从而可能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各种形式的损失。 施工事故风险。安全生产涉及到施工现场所有的人、物和环境,安全工作贯穿了施工全过程。由于安全工作不到位,或者其它偶然因素,导致事故发生,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最终都会给房地产投资带来风险.质量风险-由于施工的机械、技术,气候、水文,建材,人员素质等各种愿意引发项目质量不达标,带来的房地产投资风险。 3.4租售阶段 在租售阶段,房地产投资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销售、物业两个方面。比如定价策略不科学等导致房地产定价不合理而给其带来的收益损失。定价过高导致房地产滞销,总收益下降。或是定价过低了白白损失收益。另外由于消费者不仅注重其价格和质量,而且还十分注重其租售后服务,即物业管理,物业不当有时也会给房地产投资带来风险。 4总结 在房地产投资领域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利用、控制、管理。面对这这么房地产投资的众多风险,一定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认识,改善风险管理的方法,加强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风险监控等,努力将投资的危险减小到最小。 投资风险论文:商业房产投资风险防范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商业经济主要经营场所的商业房地产发展迅速,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商业房地产的开发、管理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本文首先对商业房地产作总体概述,然后在商业房地产投资风险类别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商业房地产投资风险防范策略,以尽可能的识别、评价并且防范商业房地产的投资风险,增加房地产企业的盈利。 关键字:商业房地产;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商业房地产概述 (一)商业房地产概念 房地产按其用途可划分为住宅房地产、工业房地产和商业房地产等,顾名思义,商业房地产主要用于商业经营,包括各种零售、批发、休闲、餐饮、娱乐等经营用途。商业地产的形式多样,主要包括批发市场、购物中心、专业市场、品牌店、酒店旅馆、娱乐性商业地产和住宅的底层商铺等。工业园区一般不划为商业房地产。 (二)商业房地产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商业房地产是伴随着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998年以前由于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商业房地产发展较为缓慢,较为有代表性的商业房地产建设项目有广州天河城、北京新世纪中心、东方广场。在1990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业房地产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突出表现在商业房地产竣工面积的持续的快速增长。 但在商业房地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投资风险不断显现并成为房地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威胁。我国商业房地产的经营管理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开发模式以“分割出售、售后包租”为主,建设完成就将分割后的铺面产权全部出售或部分出售,但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商业房地产的销售面积仅占到竣工面积的50—60%,待销售房产大量空置,造成了商业房地产空置率的居高不下,这就导致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利润无法实现甚至成本也难以弥补,形成巨大的投资风险。 二、商业房地产投资风险类别 (一)政治风险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由于国家政策的为预期的变化给商业房地产的开发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房地产业作为一国最主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联系紧密,国家会通过与房地产有关的政策的调整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些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例如,在产业政策方面,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这势必会改变房地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大量的资金会投向国家政策扶持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房地产的发展。 2.城市规划风险 由于我国城市规划尚不完善以及某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打造形象工程等原因,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出现商业房地产规划布局不合理、局部过热的现象。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商业街存量已超过3000条,地、县级城市的部分新建商业街显性空置率达到15%,隐性空置率超过20%。另一方面,商业房地产的建设和运营周期长,在这期间的城市规划的变动会导致项目的彻底破产,大部分的建设成本收不回来,很多项目只能前功尽弃。 (二)经济风险 1.市场供求风险 商业房地产的市场供求风险是由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商业房地产的供给过多,供过于求导致房地产的大量空置。其主要原因是随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利益的驱动使得社会上大量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业,商业房地产的建设规模迅速增加,并且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已建成的商业房地产项目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已建成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在区位、规模、结构等方面与商家的需求不一致,不能满足商家的经营的要求,造成这一风险的原因在于开发商没有实现进行完善的商业规划,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项目的开发,而是非理性的先开发后招商,这必然会造成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严重的市场供求风险直接导致房地产企业的经济损失。 2.融资风险 商业房地产的融资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即由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化给房地产企业带来的风险。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以及受传统的投资观念的影响,房地产企业运用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受到限制,只能大量的向银行贷款。据统计,在我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在70%-80%左右,对于商业房地产项目,其项目资金的回收期比住宅房地产要长,因此受利率变化的影响更大。利率作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2001年至2008年国家对五年以上贷款利率调整过18次之多(如图一),仅2007年就上调利率6次,上调总幅度在10%以上,这对于贷款数量巨大的产企业来说,会大大增加其融资成本。 (三)开发商自身经营能力风险 商业房地产业跨越房地产业和商业经营两个领域,不仅在后期的经营管理中要进行有效的商业经营管理,在前期的建设开发阶段也要做好充分的商业规划并进行有效的招商活动。而我国大多数商业房地产企业都是以经营住宅房地产为其主要业务,缺乏商业运营管理的人才及经验,套用住宅房地产的开发模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商业规划及招商活动,待项目建成后直接出售产权或者进行招租。产权的出售固然可以迅速的回笼资金,但现金流就此中断,不符合商业房地产建设的初衷及实现企业受益的最大化;由于商业运营的经验不足,商业房地产的出租中管理混乱,容易激发与商户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企业的利益。 三、商业房地产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按照国家政策及城市总体规划,规避政治风险 房地产企业应当时刻关注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变化,包括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并且要依据政策规定合理的调整经营业务的内容、经营方式、区位选择。例如利用在城市高新区建设商业房地产税收优惠的政策调整企业建设项目的区位,以获得税收优惠。 如上所述,城市规划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巨大,因此房地产企业在新项目开工前既要符合城市发展规划,要依据城市发展规划确定商业地产项目的选址、定位、规模、档次,又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对项目所处地域的人流、竞争状况、周边商业环境、交通状况等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如果调研结果显示此次城市规划并不合理,企业开发商业房地产项目无利可图,就不要盲目的遵循城市的规划,应转向其他城市或地区以合理的规避城市规划风险。 (二)加强市场供求风险及融资风险的控制 1.根据市场需求量,规避市场供求风险 针对产生商业房地产市场供求风险的两个原因,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市场的需求量,合理安排建设规模以及种类,因为商业房地产的建设和运营时间长,所以以上的安排要在充分调查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具有前瞻性。例如,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未来几年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会大量建设,必然形成对商业房地产的冲击,因此就要适当的减少商业房地产的建设,以规避供过于求的风险。另一方面,一个商业房地产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后期的商业管理运营的效果,而后期的商业管理运营的效果如何又取决于项目开发前是否有一个完善的商业策划。只有对项目选址、业态定位、项目设计进行精心的商业策划,根据商户的业态、区位的需求进行建设,后期的管理运营才能顺畅的进行,商户才能实现其预期的经济利益,既避免与商户之间发生矛盾,又从房产的升值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2.开拓融资渠道,防范融资风险 要防范融资风险中利率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成本的增加,一方面可以通过固定利率贷款锁定项目成本,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大力开拓融资渠道,提高自有资金比例,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要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争取上市融资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也可以引进外资,扩大外资在企业总资本中的比例,通过以上措施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既能有效的防范贷款利率风险,又能通过上市或引进外资等改善企业的管理水平,学习国外房地产企业的先进经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加强商业房地产的管理运营,防范开发商自身经营能力风险 商业房地产的开发与其他类别房地产的最大不同在于项目完工后的管理运营阶段,因为项目成本的弥补、利润的获得都是在这一阶段实现,所以管理运营阶段就成为商业房地产开发中至关重要的阶段,对国内众多商业房地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开发项目的失败源于商业管理运营的缺失或不成熟。商业地产开发中,要防范开发商自身经营能力风险可考虑如下策略。 1.树立房地产商业管理运营的观念 商业房地产建筑工程的完工是进行商业运营管理的基础而不是整个项目的结束,商业房地产的增值靠的是后期商业管理运营而不是仅仅的产权出售获利,因此,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应当改变套用住宅房地产的经营模式,树立房地产商业管理运营的观念,在项目完工后通过有效地商业管理运营存进房地产项目的不断升值。 2.增加人才储备,完善管理运营 商业房地产的管理运营涉及房地产开发和商业运营两个领域,因此需要具备这两个领域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的人才进行项目的合理商业规划和招商活动。房地产企业可以与高校联合,按照企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设计培养计划,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3.统一经营主题,建立商业品牌 一个商业房地产项目中会有各种不同的业态,现代商业房地产管理运营的精髓就是要把松散的经营单位和多样的业态统一为一种经营主题,最终建立一个被消费者认同的商业品牌。根据各地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环境和项目经营规模,通过对项目中商户进行统一招商和物业管理,实现项目经营的精准定位,发挥整合优势,以避免商铺之间的定位参差不齐、难以统一形象的弊端。在经营主题统一的情况下,通过引进主力店和品牌店,在主力店和品牌店的影响和带动效应下,逐步树立项目的商业品牌。 投资风险论文: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控制分析论文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没有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吴田平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细究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对项目和当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拿到各方面的数据,这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项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规律进行,按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进行探询,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常常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要发挥指导作用。行业协会要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协会应该就企业拟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有条件地,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主动协调。 大多数发达国家设立特别金融机构,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用贷款或出资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此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指导和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及对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护等都是政府宏观服务的体现。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起诉讼。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主权管辖范围,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经营也是值得考虑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基本没有限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公开购买股份,成为占较大股份的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外国公司在第三国获利以后,中国也能够分得一部分,这比自己去直接投资更安全。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风险。这样才能尽量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内,降低因某一笔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承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投资风险论文: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投资风险研究论文 [摘要]保险投资是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总体而言,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都非常谨慎,其投资收益率波动也比较明显。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等方面,这些投资风险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基础资本有着很大的影响,而相关投资的失败也是导致财产保险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投资风险,风险基础资本 一、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概况 目前,世界各国的保险公司大都采用多种保险投资方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分为五类:即房地产、抵押贷款、股份、固定收益债券、抵押贷款以外的贷款和其他投资方式等。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投资方式,按照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和原则对保险基金进行投资组合。 在投资多样化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性,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各种投资方式设定了严格的投资比例,美国在这方面的限制更加严格(详见表1)。 以美国纽约州为例,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股票及债券投资不得超过总投资的20%,房地产投资不得超过10%,海外投资也不得超过10%。由于寿险和非寿险资金来源不同,它们对于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要求不同,投资结构也不相同。寿险资金由于其长期的特点,以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股票类资产比重较大;非寿险资金投资则主要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例如,1995年英国寿险资金46%投资于本国股票,13%投资于外国股票,2%投资于国外债券;非寿险资金投资本国股票为26%,投资外国股票7%,投资国外债券10%,投资本国公共部门债券21%。 图1描述了1992年-2003年美国所有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情况。债券投资是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第一大投资方式,虽然每年投资比例起起伏伏,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03年高达66.34%;股票投资为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第二大投资方式,投资比例一直高于10%,2000年高达30%;抵押贷款也是重要的投资方式,1992年投资比例达15.6%,但近年来其投资占比一直下滑,2003年降为0.28%;短期投资近年来重要性日益突出,2003年美国财产保险业的现金及短期投资占比达9.3%;美国财产保险业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一直不高,1992年的高峰期不过2.5%,后来占比不断下降,2003年仅为0.81%。 总的来看,美国财产保险公司投资非常谨慎,2/3的投资资产是债券,其中大部分是市政债券、高评级公司债券和美国国库券。图2是1999年~2004年美国财产保险业债券投资的构成情况。在美国财产保险公司所投资的债券中,短期(5年及以下)、中期(5至10年)和长期(10年以上)三分天下,其中短期债券占比最多,并且呈现不断增加趋势,2004年估计占比达45.5%左右。 就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而言,其投资策略更加稳健。表2是1996年—2004年美国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股票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占比情况。一方面,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股票投资比例大大低于行业整体水平。1996年—2004年,20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股票投资占比从未超过15%,2004年仅为8.93%。另一方面,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房地产投资比例大大低于行业整体水平。1994年以来,在上述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中,有10家公司基本上未从事过房地产投资。 二、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 (一)1995年—2004年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及其波动情况 1995年—2004年,美国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总投资额不断增加,平均增长率达9.62%,2001年达到最高值19.66%(详见图3)。总投资的不断增加,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收入的持续增加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的看来,由于种种因素,美国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波动比较明显。图4是1995年~2004年美国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平均投资收益率情况。在此,投资收益率二利息和投资收人/投资资产。10年间美国财产保险公司整体收益率波动起伏,最高时曾达到7.51%(1998年),最低时仅为5.53%(2004年)。这说明,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还比较大。 表3是1995年—2004年美国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及其波动情况。美国20家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普遍低于财产保险业整体水平,各家收益率均值及其波动差别也很大。从投资收益率情况看,1995年—2004年,美国财产保险业投资收益率平均值达6.72%,而同期20家公司中仅有4家公司投资收益率均值高于这一行业水平,而其它16家公司都低于这一水平;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收益率偏低的状况,是与其投资谨慎策略息息相关的。从20家公司的具体情况看,投资收益率均值差别很大,10年均值最高的第一美国(FAF)达14.76%,而最低的保罗·旅行者(STA)仅为5.39%。从投资收益波动情况看,20家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波动也普遍较大,且情况各异。1995年-2004年,20家公司投资收益率波动标准差均值为1.62,大大高于财产保险业的整体水平(0.66),其中有14家投资收益率波动标准差高于1,有5家公司标准差超过2,第一美国(FAF)高达5.63。 (二)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投资风险的成因 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波动而造成投资收益变动的风险。利率的上下波动直接影响证券价格,利率上升,证券价格下降;利率下降,证券价格上升。利率风险是固定收益证券(特别是国债)面临的主要风险。美国市场利率一直变动不定,使利率风险成为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主要风险之一。图5是1980年—2004年美国市场的利率变化情况。从1980年-2004年,美国的短期利率(3月期票据)、中期利率(1年期票据)和长期利率(10年期票据)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各年起伏不定,给上市公司的资金运用带来很大风险。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到期时无力还本付息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盈利水平、规模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信用风险是债券面临的主要风险,而不同债券因为其信用等级不同使其信用风险各异。一般而言,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最小,其它依次为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而投资回报率正好相反。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普遍投资谨慎,一般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的证券,故信用风险较低。例如,在丘博集团的资产组合中,70%以上的应税债券是由美国财政部或美国其它政府机构发行的、或者是由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评级的AA级以上债券;90%以上的免税债券为AA级以上债券,大约70%的债券为AAA级;只有不足2%的债券低于投资级别,因此丘博集团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很小。 3.汇率风险 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汇率变化引起投资收益的变化。当投资以外币所表示的资产时,要承担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以丘博集团为例,2004年底,其财产保险子公司共拥有非美元投资资产约45亿美元,这些资产的品质和到期日与国内资产相似,主要以英镑、加元和欧元计价。当英镑汇率、加元汇率或者欧元汇率下降时,丘博公司将承担较大的经济损失。 4.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 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指保险公司在某一时点上资产现金流和负债现金流的不匹配,从而导致保险公司收益损失。保险业务是一种典型的现金流运作业务,保险公司是资产和负债的集合体,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就是某个时点资产的净现金流小于或大于负债的净现金流,从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资产损失。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暂时的不匹配,只会影响保险公司日常赔付、投资的减少和财务的稳定性;而长期的不匹配则会导致保险给付危机,最终导致保险公司破产。 与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相联系的是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投资者由于某种原因急于抛售手中的某项资产,采取价格折扣等方式造成投资收益的损失。流动性强的资产一般具有完善的二级市场,可以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随时出售;流动性差的资产由于没有完善的二级市场,不太容易交易转让,要降低价格进行交易,从而造成资产损失。如果出现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情况,财产保险公司为了套取现金而急于抛售手中的资产时,流动性风险就产生了。 5.股票投资风险 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投资股票的比例相对较高,加之股票市场变化原因复杂且动荡不定。图6是1990年—2004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大公司股票的整体收益率走势情况。总体上看,美国股票收益率变化幅度很大,股票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很高。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大公司股票的整体收益率最高曾达到40%(1996年),而最低时为—20%以下(2002年)。因此,股票投资占比较高的上市财产保险公司往往投资风险较大,投资收益率波动偏大。 三、投资风险对美国上市财产保险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风险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基础资本的影响很大 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是指保险公司要求等于或超过与其可能出现偿付无力风险的具体风险特性相适应的最低资本要求的一种制度。在风险基础资本制度下,将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量化为所需的净值。这种方法从保险公司的风险构成出发,根据保险公司的规模和风险状况,有弹性地衡量该公司用于支持业务经营所需的最低资本,以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如果保险公司的盈余低于其要求的风险基础资本(或风险基础资本的百分比)就会受到监管行动的约束,如加强监控、限制新业务的增长、要求保险公司增加资本以免被接管等。 从整体情况来看,美国风险资本与净保费的比率在1994年—1998年猛增,其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投资风险的增加(见表4)。1994年—1998年,在美国的保险投资组合中,股票占投资资产总额的比率由17%上升到23%;股票的投资风险占净保费的百分比由40%上升到62%,大约2/3的风险资本的增加是由于保险公司投资风险的增加引起的。 (二)投资失败是导致财产保险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美国有成熟和完善的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成了财产保险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但近几十年来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破产案件连年发生,其中由投资风险引起的破产案占很大比重。表5是1993年~2002年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于投资风险产生的破产案件达21个,占破产总额的13%。 投资风险论文: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社会防范措施 [论文摘要]随着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电力建设与经营从由过去的国家一家出资办电,转为国家、地方、独立投资者、甚至于外方共同合资的多家办电的格局。正是由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出现,形成了一批由投资方组建的独立发电公司,这些公司在具有垄断性质的电力系统中的各种经营风险已引起各投资者的特别关注。研究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并探讨相应的社会防范措施对于电力项目的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电力项目投资管理全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因素和环节,哪个因素和环节没有处理好,就对整个电力项目经营产生风险,从而导致项目投资风险。所以,做好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与管理,对电力项目的顺利进行、对提高投资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电力项目风险的来源及特征分析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国内经济形式不稳定、政策与法律变动、市场需求变动、竞争对手出现等等。第二、项目本身的复杂性。第三、项目的设计者、建设者及运行者能力的有限性。电力项目的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运行单位在人才资源、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及经验上的有限性:项目开发商在资金实力上的有限性,以及在技术储备、生产基础、市场通道等方面的有限性。我国现阶段的发电企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具有一定天然垄断和公用事业性质的能源企业,它将与电力市场、资金、技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按照电力生产的特点,从发电企业的内外两方面分析,发电企业外部的制约因素有:电网送出线路、社会用电量、经济增长速度、国家产业政策及电力系统改革、原料的供应、不可抗力等;内部制约因素有:设备的可靠性与经济性、人员的素质、管理水平、投资方及其管理模式等。就风险的性质分有两种:纯粹性风险和机遇性风险,在电力项目中,除不可抗力属纯粹性风险外,其他的均为机遇性风险:其基本的特征为,各项风险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相对的关联性,可表示为:F(投资风险)=F(政策风险、技术风险)+F(市场风险、技术风险)+F(技术风险、管理风险)+F(金融风险、政策风险)+F(政治风险)+F(不可抗力),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但相关之间的风险有的为正相关,有一些为负相关,在具体分析时应注意各子项之间的关系。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是指电力项目开发、建设、经营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设计者、建设者能力水平的有限性而导致电力项目失败、终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 二、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的规律解读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与开发时序上三个阶段有关风险构成,即:前期开发风险,即从项目立项到项目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市批这一阶段所存在的风险;建设期的风险,即从项目开上建设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所存在的风险;经营阶段风险,指电厂投入商业运行进入市场后所存在的风险。虽然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但同时它也遵循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 (一)风险收益对称规律 电力项目开发的高收益总是伴随着高风险,越是高风险的电力开发项目,越能使该项目开发的成功者获得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低风险只能带来低收益。若要多获得一份收益,就必须多承担一份风险。 (二)风险一安全栅栏规律 对于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在项目完成之前,其风险构成了一种逆向的阻碍力,这是不利的一面。而项目一旦完成,风险便会成为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的一种屏障,对成功这是一种安全保护。因此,风险就像一种栅栏,在跨越之前是一种障碍,在跨越之后则成为防线。 (三)风险决策权衡规律 传统的决策理论与实证分析总是以项目的预期利润率作为选择的依据,但在电力项目投资时这并不是唯一依据。决策者在进行新项目投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逾期利润率,而且要考虑风险,要进行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对于一些保守性决策者来说,虽然某些项目的收益很高,但他也会由于风险太大而放弃该项目。(四)项目投资测不准规律 由于电力项目周期长,开发过程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设备价格、贷款利率、设计变更、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因此其开发建设的总投资很难进行比较准确的估计,实际的结果往往出现悲观倾向,即实际投资大于预算投资。 (五)开发风险时间运动规律 一方面,随着项目开发过程的推进,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逐步转化为确定性因素,从而使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递减。另一方面随着项目向前推进,累计投入(包括人、财、物、时间)越来越多,因而一旦失败,其损失度将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递增。风险的递减与损失度的递增构成了项目投资开发风险时间运动的一对矛盾。 三、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社会防范的方式 (一)政府或社会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信息指导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与外界条件的不确定性有关,而不确定性又与信息有关。信息越真实、越完整,风险就越小。因此,政府或相关行业主管有必要为电力投资企业提供信息与指导,包括政策引导、技术咨询、技术交流、相关产业的市场及技术数据等。例如:与电力建设有关的大型电力设备制造情况、产品质量情况、煤炭供应情况、电力市场未来发展与预测情况等等。这些信息都对投资者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优惠政策 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优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投入角度给电力项目优惠,主要采取优惠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的贷款方式。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这种优惠方式的功能是减少电力项目资金投入的风险,因为资金投入的风险随着利率的降低、贷款期限的延长二部分地位政府分摊。另一种方式是从产出角度考虑,给电力产品以减免税优惠。这些优惠方式的意义在于政府通过让利而增加电力项目的风险收益份额,增强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收益,以鼓励投资者投资。 (三)政府或社会为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部分风险 政府为了解决地区缺点局面,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参与电力投资,对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部分风险,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风险主要由三种方式: 其一:是政府为投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其实质是为电力投资企业长期贷款承担一部分风险责任,这不仅能使企业解决资金来源,还能提高企业从事电力投资的积极性。 其二:是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承诺,以吸引并鼓励投资者。如:在投产初期,可以实行还本付息电价,保证一定的基本购电量,这样就可以使电力投资企业保证在经营期有一个基本的销售收入,减少经营风险。 其三:是政府和社会为电力工程技术的发展进行科技投入。这主要指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某些特定产业部门(如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等部门)及重大科技计划的投入,它对电力项目投资起到间接防范风险作用。 另外,政府还在电力项目的建设中提供组织、协调的保证作用,无论是在征地、五通一平,还是在建设中的任何问题,都给予很大的支持,使得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减少建设期风险。 投资风险论文:房地产投资风险识别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之一的地位日益巩固,成为当今主要的投资热点。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理论作为房地产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对整个房地产全过程的风险进行识别,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风险识别 房地产投资的全过程是指从房地产投资意向的产生到房地产出售、资金回收或报废为止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可分为投资决策、项目实施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等阶段。不同的阶段各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投资者必须对各个环节的不确定因素进行识别并加以防范。 一、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决策阶段最为关键,拥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与机动性。房地产投资一旦展开进行,很难从项目建设中撤出,否则会付出高昂代价。房地产投资决策阶段风险主要源于政策和经济方面。 1.政策风险 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的,政策的潜在变化可能给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带来各种形式的经济损失。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完善的条件下,政策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尤为重要。 (1)产业政策风险 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影响房地产商品需求结构变化,决定着房地产业的兴衰。国家强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会直接促进城市商业和服务业、楼宇市场的繁荣。政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紧缩投资于房地产业的资金,将会减少房地产商品市场的活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损失。 (2)金融政策风险 房地产投资绝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而进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2003年6月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房地产开发资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八大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提高房地产企业贷款准入门槛,使那些主要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企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3)土地政策风险 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土地为载体,土地政策的变化势必对房地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土地产权制度的变更、不同的土地取得方式、土地调控制度以及不同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都会带来房地产投资风险。 (4)税收政策风险 税收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影响重大。税收政策和土地调控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有力工具。房地产投资中,各种税费名目繁多,占开发成本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一旦提高税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面临巨大成本风险。 (5)城市规划风险 城市规划除了涉及到规划指标和用途的相容性、容积率、建筑覆盖率、建筑限高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规划布局调整和城区功能调整、交通的变化等来对房地产业带来影响。因此,房地产企业能不能及早预测规划目标,选择增值潜力较大的合适地块,是决定项目开发成败的优秀因素。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包括市场供求风险和通货风险。市场供求风险是最直接的风险。市场供应量、市场购买力、市场价格等反映供需状况指标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供需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进而极易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而形成市场供需风险。相反,市场供需不平衡会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滞销,使投资者承受资金积压的风险。另外,房地产投资周期较长,其间可能遭受由于物价下降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也可能遭受因物价上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风险。膨胀率下降会抑制对房地产商品的需求,房地产价格下跌,给房地产投资者带来损失,膨胀率增大会刺激对房地产的需求。 3.区域社会环境风险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环境各异,这使得不同地域的房地产开发面临不同的风险因素,同一风险因素在各地的影响程度也相差悬殊,即风险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 4.开发时机风险 从房地产周期理论可知,项目开发时机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易受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趋势就成为影响开发时机的主要因素。所以说,风险与开发时机的选择密切相关。 二、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 房地产投资的实施阶段是指房地产投资计划的具体实现过程,它包括从获取土地、筹措资金到设计施工等过程。此阶段将面临具体的风险因素。 一方面,在土地获取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协议、招标和拍卖意投等方式来获得所需要的土地,这三种获取土地方式的选择就具有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时间、质量和成本是房地产项目建设阶段的三大管理优秀,也是三大风险因素。管理不当,将会使企业面临工期拖延风险、质量风险和成本风险。 1.工期拖延风险 工期一旦被延长,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状况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错过最佳租售时机,如已预售,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损失、信誉损失;另一方面,会增加投入资金利息支出,增加管理费。 2.项目质量风险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开发项目质量主要体现在项目的适用性、可靠性、经济性、美观性与环境协调性五个方面。消费者重视房屋的物理质量,更强调房屋的效用。承包商施工技术水平落后、偷工减料,建筑结构有安全隐患等,是造成项目质量风险的主要因素;房屋设计和户型结构未充分考虑潜在消费者功能需求,也是房屋质量不佳的重要方面。 3.开发成本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风险源于开发的各个阶段。建设前期对项目成本的影响程度达95%—100%,越到后期影响程度越小。在规划设计中,方案陈旧、深度不够,参数选用不合理以及未进行优化优选设计,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在建设期间,国家调整产业政策,采用新的要求或更高的技术标准,也都会使房地产开发成本增加。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导致的建材价格上涨和建筑成本的增加及项目是否能按时完工、工程质量的保证、施工中意外事故等都是这一阶段将要面临的风险。 三、经营管理阶段的风险 房地产项目建成后,资金投放工作基本结束,投资过程就转入到房地产销售、出租或物业管理的经营管理阶段。该阶段决定着房地产投资收益的实现,是房地产投资风险最大的环节之一。其中包括:营销策划风险、物业管理风险和其他风险。 1.营销策划风险 营销策划是经营管理的优秀,它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成本能否收回、利润能否实现。在房地产营销策划中,价格定位、销售渠道、营销方式等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其中,定价最关键,因为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价格过高远离市场会引起房地产销售困难,难以实现利润;而价格过低不仅会减少房地产利润,还可能致使消费者怀疑商品房的质量,从而影响房地产商在市场中的形象和信誉风险。 2.物业管理风险 物业管理的水平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后继生存与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不仅注重其价格和质量,而且注重其售后服务,即物业管理,物业管理需要一些专业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管理,这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专业管理队伍、管理构架、管理公约以及管理费用等。 3.其他风险 其他风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不可抗力以及由人们的过失或故意行为所致的灾害等等。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所造成的损失却是较大的。 总之,房地产投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涉及面广且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同时,还涉及到房地产投资者与政府部门、最终用户等之间的诸多关系,涉及到大量的政策、法规和法律问题,要做出一系列非确定性决策,这些决策属于风险性决策范畴,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效果甚至投资的成败。因此,必须对房地产投资过程作全面、系统的风险分析。 投资风险论文:服务业境外投资风险论文 摘要:境外投资包括国家外汇储备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境外股权收购和并购投资、境内合格投资者(QDII)进行的证券类投资、企业对外进行的股权和并购投资。本文重点分析服务业企业的境外投资。 关键词:境外投资,外汇储备,股权并购,股权收购 一、境外投资现状 境外投资包括国家外汇储备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境外股权收购和并购投资、境内合格投资者(QDII)进行的证券类投资、企业对外进行的股权和并购投资。本文重点分析服务业企业的境外投资。 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这两个文件为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目前的情况看,境外投资主要分布于服务业(第三产业)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金融业中的银行和非银行企业积极开展股权和并购投资,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初步开始进行以收购各类资源为主的并购投资。这在两方面均取得初步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金融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联袂进行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 在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国家开发银行对英国巴克莱银行分别进行股权投资之后,今年国内的多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继续开展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投资对象有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小银行,甚至包括欧洲历史上的老牌银行。在投资中力求控股或占据大股东地位。 1、多家银行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 (1)民生银行投资美国美联银行。2008年3月1日,中国银监会同意民生银行公司参股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持股比例4.9%。年底前,民生银行可增持至9.9%。同时享有增持股份至20%的期权。该银行是一家专为美国本土华人企业以及在大中华区从事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提供各项服务的专业银行,其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 (2)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2008年5月30日,招商银行宣布收购永隆银行,最终报价定为每股156.5港元,为永隆银行2007年底的净资产的2.91倍。这是国内银行第一次标的在40亿美元以上直接进行控股权的并购。2008年9月30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完成股权交割。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的要约收购规定,招商银行将按每股156.5港元向剩余的股份发起全面要约收购。该银行在香港已有75年的历史,拥有35家分行,是香港知名的家族银行。 招行行长马蔚华表示,收购永隆银行有助于招行拓展香港市场,有助于优化招行业务结构,推动经营战略调整。通过并购招行可获得多个金融业务牌照,有助于实现混业经营目标。 (3)中国银行收购法国洛希尔银行股权。继7月底低调收购瑞士荷瑞达资产管理公司后,中国银行公告,出资2.363亿欧元(合23亿元人民币)购入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希尔银行”)20%的股份,成为洛希尔家族之后的第二大股东。协议规定,中行获得参与洛希尔银行公司治理和经营的相应权力,并向洛希尔银行委派两名董事。 2、非银行金融企业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 (1)中国平安收购比利时富通投资管理公司。2007年11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8.1亿欧元,购入富通集团4.18%的股票,后又增持至4.99%。2008年4月2日,中国平安与富通集团旗下的富通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银行拟出售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50%。 (2)中国人寿投资Visa1%股权。2008年3月20日,创造美国历史上最大IPO的Visa公司(V.NYSE)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中国人寿投资3亿美元成为其最大的中资战略投资者。 以上案例表明,我国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抓住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所带来的机遇,大步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虽然截止目前,所有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均出现投资浮亏,但我国的金融机构不应该停止前进的步伐,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前提下,继续实施稳健的投资策略。 (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 生产性服务企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于1975年对服务业进行分类时提出。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升级而提供服务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其有别于一般服务业的是其本身向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而并不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独立的服务。 生产性服务企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特定的生产环节而提供服务;另一类是提供整体性全流程服务,即从资源开发始,直至售后服务为止。该类企业的代表是中钢集团。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外投资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偏重资源类企业的收购,二是力求控股,并在收购完成后争取退市。三是即便为单纯的股权投资,也要争取大股东地位并派出董事。 1、收购资源类企业。该类收购重点在于矿产类资源,一是生产性服务企业联手制造业企业共同收购,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单独收购。 (1)五矿集团联手江铜集团成功收购加拿大北秘鲁铜业。2008年1月底,两中国企业宣布,已收购了加拿大北秘鲁铜业公司(NPCC)95.92%的股权,收购价约4.37亿加元。 (2)生产性服务企业中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铁矿资源类企业中西部公司。2008年3月14日,中钢集团以每股5.6澳元现金直接向中西部公司投资者发出“敌意收购要约”(总价12亿澳元以上);4月29日,中钢提高报价13.9%,以6.38澳元/股收购中西部公司(总价13.6亿澳元),获董事会首肯。至9月15日的收购要约到期后,中钢集团正式完成了对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的收购。目前,中钢持有中西部公司的股份达到98.52%。 2、通过控股收购,发展壮大企业。 (1)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O公司。中海油服2008年7月8日宣布,以总共约127亿挪威克朗(约25亿美元)的对价,向挪威石油钻探承包商(AWO.OS)发起现金收购要约,收购其100%股权。此交易完成后,中海油服将建立世界第8大钻井船队,总共拥有34个运营钻井平台(包括双方在建的钻井平台)。 (2)中化国际收购新加坡GMG51%股权。中化国际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收购新加坡(GMG)51%股权所涉及的交割及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完成。本次收购的总对价为2.6798亿元新币。GMG公司是集天然橡胶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综合运营商,业务范围覆盖非洲、欧洲、亚洲以及北美洲。 3、股权投资。该类可视为比较单纯的投资,不要求控股,但争取大股东地位,有权派出董事。 (1)中国铝业投资力拓。中国铝业公告,截至2008年2月1日,已联合美国铝业公司,获得力拓公司的英国上市公司12%的股份,交易总对价约140.5亿美元,是中国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这也是全球迄今为止最大的矿业并购案。公司表示,将择机增持力拓股份。 (2)中粮集团投资美国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FD)。2008年6月30日,SFD宣布,向中粮集团出售700万股股份,占其总股份的4.95%。中粮董事长宁高宁进入公司董事会。这是中国最大的农贸加工企业首次参股美国企业。SFD是美国最大的生猪养殖、猪肉加工和销售企业,占有美国猪肉市场25%的份额。中资上市银行所持雷曼兄弟和两房债权一览银行雷曼兄弟债券雷曼兄弟金额(万美元)两房债券两房债券金额(亿美元)各种次级债(亿美元)截止2008年6月底 二、境外投资风险评估 从已掌握的资料分析,我国境外投资尚处于低风险阶段,已产生的浮动亏损也是可承受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暂时的浮动亏损从长期看,产生利润的机遇大于亏损的风险。同时,在开展境外投资过程中,各投资主体已经相应的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不考虑市场系统风险的前提下,我国境外投资的风险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时机的把握和投资对象的选择方面尚有不足之处;而在制度层面因存在因为中美市场开放程度不对等而带来的风险更大。 (一)已经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国家开发银行决定增持巴克莱银行被监管部门否决。今年6月27日,巴克莱银行公告增资1.5亿新股。国开行也宣布增持英国巴克莱银行股份。然而,国家开发银行增持巴克莱银行股份的决定因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对,而被监管部门否决。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即有投资产生浮亏。二是对美国次贷危机深化、扩大之势仍难以把握,态度趋于谨慎。 2、民生银行为预防风险分步增持美国联合银行股份。民生银行董事会秘书毛晓峰认为,目前美国联合银行的市盈率在6倍左右,股价大大低于净资产,民生银行正在等待合适的进入时机。在考虑收购的时候已经想到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美国联合银行股价上涨;另一种就是经济形势恶化,其股价下跌。出于技巧上的考虑,我们选择分三步走的策略。 3、中国平安为投资比利时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制定的保险措施。双方约定,对于富通投资管理公司拥有的次级贷款衍生债券品种的潜在损失,如果发生则由富通银行单方面承担。 10月2日,中国平安宣布鉴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及状况,估计成交的先决条件无法完全满足。经双方友好协商,终止有关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下属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协议。 4、投资风险集中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目前看,已形成的投资风险集中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而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的股权和并购投资,风险则很小。如中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就是一项很好的低风险投资。类似的投资还有五矿集团联手江铜集团成功收购加拿大北秘鲁铜业及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O公司。 (二)初步的分析 初步分析中资企业境外投资存在以下问题,时机选择上并非底部区域;投资对象上迷信美国五大投行;企业有急于扩张经营规模之嫌。 1、时机选择并非底部区域。2007下半年,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即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股权投资;然后有国家开发银行对英国巴克莱银行进行的股权投资。 2008年又有民生银行投资美国美联银行,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和中国银行收购法国洛希尔银行股权。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收购比利时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资美国Visa1%股权两个案例。 事后分析,上述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稍嫌过早。如果能在时机的把握上延后一些时间,所提条例更高一些,或可得到更优厚的条件。与中资金融机构急于出手不同是日资金融机构的表现。2008年9月22日,日本三菱日联银行对外宣布,收购摩根士丹利10-20%的股权,交易金额最高可达90亿美元。可以看出,日资金融机构在电动机的把握上好于我们,他们将可获得更好的收购条件。 2、投资对象选择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迷信美五大投行。美国的投资银行一直是我国发展投资银行的榜样。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爆发不久,美国花旗、瑞银、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欧大型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投资次贷发生亏损,造成资本金下降,影响到资本充足率,被迫急需寻求资金注入。此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抓住机会决定向摩根士丹利进行股权投资,并且一步到位。事后分析,如果实施分步投资,则现在将处于主动地位,可在低位继续投资。同时,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较多的购买了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发行的债券。 上述现象说明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存在对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迷信,并导致在投资对象的判断上有一定的盲目性。 3、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有急于扩张经营规模之嫌。受到良好政策环境的支持,各企业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扩张步伐稍快,以致于在投资时机和对象的选择上出现一些问题。 (三)制度性风险:中美市场开放程度不对等带来的投资风险 我国开展境外投资,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市场风险,而在于制度层面。即市场开放不对等而带来制度风险。这一风险尤其表现在美国市场。 1、安全审查规定导致不对等的市场开放,放大投资风险。美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规定,收购美国企业股权大于10%的外国投资需进行国家安全调查;低于10%则自动免于调查。最近,美财政部正在考虑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并于4月22日公布了外资对美国本土企业投资安全的新提案。新提案规定,外资对美本土企业投资的某项交易,即使所购股份不足10%,也不能自动免除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这与欧盟市场相比尤其显得封闭。而在我国,对外资银行投资的相应规定是不超过20%。 受此限制,我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之所以低于10%,是为了避免安全调查以提高效率。这样做,虽然提高了效率和投资安全的保障(享有利益补偿的优先权),但也失去了在公司管理方面相应的发言权。应该说,这并非中投公司的本来意愿,而是被迫接受的非意愿投资行为。由于受这一规定的限制,中投公司无法在市场上低价继续购买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的股票,从而放大风险。所谓放大风险有两层含义,一是放大了浮动亏损,二是将来既使赢利也很少。 2、中美两国刚刚启动两国间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尚不受保护。BIT是指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签署的旨在对双边投资进行保护的协定,我国已经和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跟美国之间的协定正在谈判中。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构建 摘要: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分析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实验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紧贴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实践平台的特色,围绕提升学生应用创新能力培养,构建实现具备规划模拟、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价值核算等三种功能的实验平台。 关键词: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用型;实践平台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以下简称“资环”专业)是一个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重庆科技学院从2013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目前注册人数约200人。高级技术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实验教学体系的合理设置。本文以本校为例,来研究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问题。 一应用型本科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一)满足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 重庆科技学院正在向应用型科技大学转型,传统授课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资环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通过大量的实验、实训等实践课程才能使学生掌握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及相关评价方法,才能掌握资源开发与利用绩效评估、资源与环境综合规划。 (二)满足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资环专业是学校的新办专业,现有仿真模拟实验室不能满足学生对实践技能训练的基本需求,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实验室的建立使学生能够在高仿真模拟的条件下,掌握本专业岗位的基本技能,缩短从学生到专业人员的转变时间。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应重点围绕石油、冶金等产业中面临的突出的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建成具有较高水平和特色鲜明的综合实验室,下设环境影响评价、资源环境规划评价两个模块。 (三)服务重庆市优势产业、先导产业发展的需要 重庆目前已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石化、装备制造、冶金、电子、综合能源、生物医药和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优势产业集群。而这些企业都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借助学校的学科发展优势,以资环综合实验室为平台,可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资源环境规划、环境经济评价、社会评价、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估、资源环境管理信息及环境认证与审计专业人员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满足重庆优势产业发展。 二现有的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存在的问题 (一)实验教学设备不能满足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需求 目前学校资环专业教学实验室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环评、价值核算等专业软件以及一些常用的环境测试工具等缺乏,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环境核算体系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优秀软件缺失,从而难以系统、充分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现有的实验室硬件较为欠缺 由于资环专业设立较晚,与之对应的实验室建设基础相对较弱。比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果能购买其它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软件设备,不仅有利于各专业各学科的共同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推进学校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发展转型。而目前优秀软件并不完善,对高效开展本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造成了障碍,也无法对本校的石油化工、冶金等办学特色难以形成强力支撑,而且也不利于科研成果的突破创新。 (三)实验室对外技术服务能力缺乏 重庆科技学院定位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石油、冶金两大行业。随着校企产学研合作走向深入,学校与企业界接触交流机会增多,共同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验室成为对外合作的良好载体。由于缺乏处理实际数据的软件、数据库等软硬件,学校对外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效能核算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方面的设备还不能满足校企技术合作发展的需要。 三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设计 (一)实验平台的定位 通过实验平台有计划开展特定学生群体的特色实践,培养学生实验创新能力,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交叉学科领域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实验基地;开设特色鲜明的资源评价、环境规划研发基地;努力建成重庆市资源环境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拓展实验平台辐射功能。 (二)组成部分及功能 1.资源与环境规划模拟实验室 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模拟。以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承载力空间分布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利用强度的不同,按照环境准入角度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功能区,对各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总量控制及资源环境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等问题进行模拟。环境规划情景模拟。根据环境规划目标与方案的不确定性,建立多情景方案、模型及决策支持平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计多种不同方案,利用优选模拟理论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划方案进行模拟优选。区域国土资源规划模拟。根据资源环境政策法规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规划地区的各类自然资源,从地域总体上处理好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供应和需求预测模拟。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发展战略及规划,对油气资源供应及市场需求进行模拟预测,为政府、企业了解中国能源政策及市场供给,合理开发自然提供咨询。 2.资源与环境项目管理绩效评价模拟实验室 油气资源价格及环境质量预测模拟。借助智能模拟系统,深入挖掘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在回避精确数学建模的前提下为社会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主要运用趋势外推、回归分析、灰色预测等方法对未来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污染物和污染源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和监测。碳排放权、排污权及大宗资源类模拟交易。在环境及能源政策下,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配额分配、大宗资源类商品及交易与相关政策研究和评价工作;开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相关公平理论、战略目标、规划方案、体制机制及谈判对策等研究;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能源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环境政策影响模拟。以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费用效益模型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各种政策手段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模拟分析研究。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评价分析。针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影响、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可行性。 3.资源环境价值核算与影响评估实验室 资源环境价值模拟核算。根据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原则与分类,运用资源环境价值投入产出混合模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算方法及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价值进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动态评估模拟核算。对资源环境资产(包括资源环境的组成要素、环境质量)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进行定量评估;通过对资源环境价值的周期性波动分析及动态化发展、资源价值补偿等因素变动的影响,对资源环境价值进行动态监测、预测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补偿及政策影响模拟。通过对环境税收管理、排污权及碳交易、资源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监管,开展环境经济模拟和贸易政策研究。建立环境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展宏观经济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及环境保护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拟;开展环境与贸易政策研究。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风险评估模拟。评估自然资源开发(包括建设项目、区域性开发、立法议案、重大方针、战略性规划或行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分别针对大气、水、噪声等某类环境要素进行专项评价。评估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引发的危害(自然灾害)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造成的可能损失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和决策。 四配套措施 为高效率低成本建设实验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已有校内实验室资源进行摸底,对已有的设备或软件可以不用购置。第二,实验室要依托科研项目进行开展工作。第三,部分软硬件要与校外企业、或高校进行合作。 作者:吴文建 李炳林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采矿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采矿专业学习经济学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产量由1999年的10亿吨发展到2014年的38亿吨,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如此大规模的开采必然对水土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为此,中国矿业大学钱鸣高院士提出了资源与环境协调(绿色)开采技术,改变传统的采煤方法和采煤工艺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等问题,实现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绿色开采,确保采矿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钱院士再一次提出了“科学采矿”的概念。完全成本是科学采矿的经济基础,但完全成本影响价格,而价格和国家经济发展还存在最优配置问题。煤炭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使完全成本难以实现,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公平竞争,从而实现完全成本,为科学采矿奠定基础。因此,采矿专业必须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使企业实现完全成本,形成一个全新的采矿学科理论与技术体系。当前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存在很多问题:重采轻治,严重破坏矿山生态环境;过量开采、过量出口导致优势资源过早、过快耗竭,廉价资源大量流失,资源储备严重不足。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迫在眉睫,采矿专业学生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十分必要。 2.采矿专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采矿专业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以扩展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面,更好地适合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然而采矿工程专业作为一门工科专业,在课程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采矿专业学生经济学基础薄弱,对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中涉及很多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对非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讲,由于没有相关经济学知识的基础,对有关经济学的原理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另一方面,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普遍的认为经济学对以后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认为只要学好专业基础知识就行,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采矿学生不注重经济学的学习,对于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2)课程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枯燥乏味 当前,在采矿专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中,课堂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学形式过于死板,几乎以讲授为主:教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台下当听众。这种教学形式导致学生的学习很被动,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记录、整理笔记上,只满足于理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很少主动去探究理论背后的原因,更谈不上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有些教师偏重于理论的讲解,缺乏案例强化和充实,师生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枯燥乏味,学生积极性不高。这种“填鸭式”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重理论体系、轻实际运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的现象。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但是有一部分教师过度赖多媒体教学,导致某些内容解释不清,知识接受存在盲点,学生跟不上教师讲课的节奏,减少了思考的时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教学效果下降。 (3)教学大纲不规范,缺乏配套的教材和参考书 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不规范,教学目标和任务不够明确。国内外市场关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有很多。有些教材缺乏可读性,章节之间衔接不当,系统性不强。有些教材内容和教学大纲相似,缺少重点和难点。有些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于经济发展现状,不能把采矿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采矿工程之间的关系。 (4)教师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有些是资源与环境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对经济学不够了解,有些教师精通经济学但是对资源环境理论又不够了解,不能把资源环境与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很多高校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师的配备不够重视,大多数教师是由经济学专业转行而来,对于经济学知识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对于矿业工程知识严重缺乏,他们专业实践的机会不多或者自身就不重视专业实践,导致课堂教学中理论不能联系实践。 3.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1)积极引导采矿专业学生学习经济学,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课程,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培养起学生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首先,教师要平易近人,多与学生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让学生先了解课程的整体安排,在第一节课向学生简要介绍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授课计划、考核方式等,使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教学上可以辅以案例教学,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能够勾起学生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拓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多样化,完善教学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不仅要注重基本知识的学习,还要结合科研课题,突出矿业特色,给学生讲述资源需求预测,矿产资源评价,绿色开采,矿山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案例,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打下扎实的基础。结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需要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在某些逻辑性较强、内容抽象的情况下,辅以必要的板书进行推导、演练。积极探索启发式、讨论式等方式展开案例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引导学生创新思维。启发式即以启发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师抓住课程重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介绍案例,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应用案例分析问题。结合课程内容对目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开展综合案例讨论,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加深其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3)选择一本适用于采矿工程专业的经济学教材 教材的选择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在教材内容方面,不仅要阐述清楚经济学基本理论,还要把经济学运用到采矿工程专业的实践中,例如矿产资源评价,资源与环境协调开采技术,矿山污染治理等。教材应该与时俱进,能够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能够反应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前沿动态。教材各章节之间既要系统性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有条件的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生实际结合采矿工程的具体情况自编教材,这样更有利于本校学生的学习。 (4)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要求教师要具有丰富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要精通资源与环境理论,又要懂得经济学知识,然而很少有教师同时具有这两个学科的教学经验,所以应该加强教师的学习和教育,使得教师能够达到这一教学要求。学校要重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进而重视对相关教师的培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师更多的进修和实践的机会,帮助教师提升专业水平。教师自身应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实现矿业与经济学知识的交叉融合,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薛黎明 黄瑜 崔超群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高中地理论文 一、人资环经济学内涵 第一,即人口,对此学科的研究需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正确地理解,我国是人口大国,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虽有放缓的趋势,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不容小觑。第二,资源,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享有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第三,环境,环境的教育是伴随“废水、废气、废渣”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而产生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洁净程度近些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生态文明教育需进一步落实。最后,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学就在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要素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环境,对资源造成了消耗,经济学则是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对资源的边际破坏量等于边际收益。另外,人口迁移的存在,使以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性。例如,我国人口迁入大城深圳,约80%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79~2010年间,从0.15万人上升到798万人,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容纳了5201人,原本资源丰富的城市,在30年间,资源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 二、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原则 1.批判性原则。 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 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优秀,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 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优秀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 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3.网络探究。 使用网络做研究可以快速扩大学生的认知领域,网络信息虽然比书本噪音多,需要学生进行提炼、判别,但其信息更新速度快,针对性强,可以作为课本之外的辅助教学方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给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共享资源、聊天互动,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闫亚琛 左秀萍 何裕杰 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共有产权环境经济学论文 一、方法论:能力和权利视角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谁将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受益?谁承当了环境破坏的成本?为什么受益者能够将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受损者?如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教授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确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确的受损者;受损者存在,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将要被迫承当环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损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环境破坏发生。环境问题是个“开放通道资源的悲剧”(Open-accessResourceTragedy)问题。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开放使用资源的特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权利去污染和破坏它。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行使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东西,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都会受到处罚。此时,按照法律的逻辑,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住在化工厂下风向的穷人拥有和工厂主一样的权利去污染空气。但是穷人却没有机会去这样做。此时,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使用带来了两个悲剧性结果:一是对环境资源的滥用,二是有权力和有财富利益的人对共有环境资源的“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是以牺牲其他人付出代价为前提的。从能力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因为可以利用能力视角去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环境资源,如何去污染环境,如何去保护环境。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认为五个能力维度值得重点关注:(1)购买力(PurchasingPow-er)。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如同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一样,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购买力是对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的基础。购买力是影响环境决策者的经济因素。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增加。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人,愿意为高质量的环境支付较高的价格。(2)决策力(Decision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结果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决策力是一项非经济性的能力。比如,政府决定怎样的污染物应该受到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对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会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游说力量大小的影响。非正式的决策能力和规制能力也会对环境保护发生作用。如1989—1990年,面对严重的工厂废水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内一些社区的居民和工厂进行反复的谈判,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效果。(3)议题能力(AgendaPower)。这一能力将决定哪些环境问题议题将会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在决策力发挥作用之前,议题的设定能力将会是一项弱能力。如一项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被一些大的污染企业阻止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得以纳入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内。(4)价值判断影响力(ValuePower)。它指影响其他人思考、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如一些环保组织宣传各类的环境保护知识,以求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宣传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付出的代价。(5)事件能力(EvenPower)。它的要点是改变人们做出选择的环境,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设置一个可供想象和体验的决策环境,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这五类能力的不平等在环境破坏和保护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权重作为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决定环境被破坏的程度。环境破坏过程中的受益者可以从中得到净的收益,受损者需要负担净损失。另外,重视权利也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富为基础方法的特别之处。以财富为基础的方法以购买力为基础,认为提供多少量的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提供给谁等问题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与此相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二、价值诉求:平等和正义 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会转化为环境权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低收入者等面对更多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层民众通过组织、教育以及权力赋予等方式争取平等的环境和健康权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环境和健康状况。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以下问题:环境、健康和公民权利等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为什么呢?Boyce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拥有更多权力的受益者对环境施加的破坏行动不能被受损者的抵御行动所阻止。以权力权重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如果受益者的权力大于受损者的权力,那么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环境;如果受损者的权力大于受益者的权力,那么巨大的权力不平等可能会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权者从环境中得到收益的价值,而贫穷和无权力者则被迫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购买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术改变的路径。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穷人和富人对环境问题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第三,不平等改变了穷人和富人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时间偏好率是交换现期利益(成本)和远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坏环境的行动会产生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环境时间偏好的人,给予现期更高的权重。他们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换长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长期的利益来交换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现在,而不关注未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越不平等,这个国家富人的环境时间偏好越高。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独裁者会剥夺或再分配他们的财富,他们会竞争性地攫取自然资源等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国际交换,以本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取国外的资产。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财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以社会经济、种族等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适宜与环境不适宜之间的有效性和差异性,而且需要考虑不平等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如何实现环境的正义?需要建立类似于公共健康保护的机制,在环境危害发生前能够阻止它;建立谁污染谁承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原则;消除内在的歧视;对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给予重点的关注和补偿支持。 三、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假设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会上升;之后经过治理和污染企业的转移等,环境压力逐渐降低。Grossman等认为这种关系依赖于三种效应:(1)规模效应(ScaleEffect)。如果总产出的污染强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是一致的,那么产出规模越大,污染也会越严重。(2)复合效应(CompositionEffect)。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不同,行业比重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当期的国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业,若采矿、化工业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会严重点。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中,污染会相对轻些。(3)技术效应(TechnologyEffect)。如果企业采取了更多的技术来防止和处理污染,那么污染会逐渐降低。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性技术,可能是内生性的技术,如为了面对日益增加的资源成本,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对巨大的环境规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环保技术。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说明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量的变化,环境质量会发生相应变化。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会恶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环境质量会逐渐提高。Dinda认为这一变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清洁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正是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而从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向清洁的服务业生产方式过渡,是环境质量又提高的过程。Stern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前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路径。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之路。这样形成了英国的“伦敦雾都”,空气等被破坏的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增加了环保意识,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重点发展无烟工业,环境质量越来越好。相反,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走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挑战。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仅仅是个假设。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给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带来危害。GDP的增加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适合于贫穷国家。Grossman等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而经济较繁荣的国家,环境质量还是可能进一步恶化的。不过,只有“环境的适宜性”才与收入相关,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结果与能力的平等有关。Torras认为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网络覆盖率等权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绝对权力,拥有较高的能力(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们可能通过掠夺资源,污染弱权力区的环境,变相地剥夺穷人的环境权利,而享受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和国家权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匀的,那么人们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达成保护环境和享受高质量环境的社会共识。有效的环境保护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先恶化,后提高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化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是通过政治体系来传递的。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们对环境质量也可能会要求进一步提高。Barrett等认为对于提高环境质量来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重要。经济改革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来获得高质量的环境要求权。同样,保护环境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制发挥作用。 四、环境评价问题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故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估计环境的价值,包括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不过,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结构性的需求和可评价的中立性等其他额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这一原则的分歧也会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简单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间的权衡。Sen认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类比性利用市场分配逻辑进行评价的特殊方法。对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剖析其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谁是环境问题的受益者,谁是环境问题的成本承担者?按照“谁使用谁支付”和“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需要发现现实中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坏者?同时通过市场交易和公共规制政策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降低其负外部性。Princen指出这样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市场扩展和要素流动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离,使得补偿生态和对环境负责的决策变得不可能。通过隐藏成本和资源的分散使用决策,使得公司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断扩展市场和产生的边界。面对代表性群体的压力,环境问题则通过公司的环境替代性策略转移给了其他群体的生态系统或非代表性群体。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Clowney的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效果,人们开始关注自利的游说集团,帮助规制者克服认知的失败,阻止政府浪费,公平地分配资源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水平。不过,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违背了环境伦理、公平性、不确定的方法论等原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偏见和误导。因为它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福利提高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一些优势。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评价环境保护和规制的优势和劣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将生命、健康和自然环境转化为货币形式,将人健康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对未来进行折现。成本收益方法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制定环境保护公共政策时容易出现失误。Heinzerling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正义原则。因为人类应该享受平等的环境资源权利,不能因为财富、权力、能力、种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意愿支付和意愿补偿是对环境价值评价的两种方法。意愿支付价格是购买者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意愿补偿价格是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价格。意愿补偿方法往往会低估环境的价值。这两种估价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者产生差异呢?经济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效应、交易成本、隐含价值和利润激励,心理因素包括禀赋效应、合法性、模糊性和责任。 五、环境问题的产权因素 环境等资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空气、森林和其他植被带来的福利。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以DeAlessi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除了寻租、缺乏治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与环境的私人产权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关。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它们的共有产权以及开放的使用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保护它们。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界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认为政府的规制性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激励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可能会失败。现实中私有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侵入式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战略表现出的不理想结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社区在资源使用和保护中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认为社区是进步性社会变化的阻碍,而现在的研究认为社区带来了社会分权、有意义的参与和保护。Ostrom Hess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如农业中的灌溉系统,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泽等自然资源,现代居民住宅区共同享用的绿化、排水等共用设施。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与国家、市场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认为社区治理的激励不是来自对私人的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忠诚、互惠、声誉、个人荣誉、报复和惩罚。利用社区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间单元较小、社会结构同质和共享行为规范的社区才能有效实施对环境的保护。具有有效制度支撑的社区型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Gordon认为共有产权问题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来解决。虽然有时候环境保护效果并不好,但是稳定的社区和外部压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经维持环境保护几个世纪了。共有产权状态下,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利益方的对话和协商,更多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方便体验、学习和改变的机制设计等。 六、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谁污染谁支付原则(PolluterPayPrinciple)。1972年OECD委员会在对环境政策国际经济学评价中提出了“谁污染谁支付原则”,其目的是鼓励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进入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不会被扭曲。为了保持好的环境状态,这一原则要求污染者承当公共权力机构实施阻止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会产生环境污染,那么这些实施政策的成本应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中。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实施成本,后来就逐渐涵盖了环境补偿金、环境税费以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支出。(2)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识背景下,谨慎性原则需要考虑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对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元规则:如果不可预测知识的改变会导致不可预测规则的调整,那么决策就是预防性的。Kriebel认为预防性原则是进行环境决策的一个新原则,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在不确定性前采取预防性行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某种活动的支持者,对可能的危害性活动指定多项备选方案,公共决策中公众的积极参与。预防性原则要求环境科学家要考虑其研究结果使用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求公共决策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3)生物多样性原则(BiodiversityPrinciple)。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给人类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Costanza等预测,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当,仅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每年就可以为全球创造至少33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培育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了降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风险。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就需要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4)弹性原则(ResiliencePrinciple)。弹性原则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工程性弹性方法关注于效率,依赖于不变性和可预测性;生物性弹性关注于持久性,尽管存在着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第一种方法强调维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种方法强调维持存在的功能。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和生物系统不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弹性原则应该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得到充分考虑。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环境立法规制外,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实现支付责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环境税。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环境税,然后补偿受损者或对环境进行治理。Bovenberg认为环境税不仅仅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而且会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问题。可交易的污染配额制度也是一种较好的规制制度。政府规定一定的污染配额给企业,允许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买和卖这些污染指标。不过,Nash认为污染配额的买卖应该采用拍卖制,而不是传统的分配制。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也是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环境认证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员会推行,主张木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要考虑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木材产品要获得环境许可认证。后来产品的环境认证逐渐被其他行业采用,美国等国家还立法要求某些行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环境认证资格。环境认证体系的实质是要通过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产品中注意环境保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的推动下,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生产布局,全球市场的形成极大扩展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全球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Mol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制约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场的失败。在全球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不能将第三方受损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全球市场中,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然纤维被合成纤维的替代,但是合成纤维巨大的污染成本却没有内部化在它的价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开始逐渐变暖,给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Ackerman指出我们需要转变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减排技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以调剂碳排放权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碳金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平等的温室发展权,基于人权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一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免除部分减排义务。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之一,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行动却步伐缓慢。主权国家之间,就碳排放的规模、碳排放配额、碳排放价格、承担的义务和形式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使得全球性的碳减排行动陷入了“囚徒困境”。 七、总结与简评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点关注的能力和权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权力的不平等,拥有力量对比优势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往往会获得破坏环境的好处,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主张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赋予每个个体和群体平等享有高质量环境的权利是一种较好的价值诉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这类关系却给我们辩证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环境问题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带来的治理困境。在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背景下,人们竞相攫取环境价值,而将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担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要解决好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价值做出正确评价,坚持谁污染谁支付、预防性、弹性以及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环境经济学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过程中收益和受损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担问题。不过,由于环境的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环境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重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用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构建分析维度,拓宽了分析视野。从这一视角来说,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赋予不同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权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径可以实现能力和权利的平等。环境问题生产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发展对应于产权属性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结合可以逐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用的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国内环境公共决策部门借鉴和采用。不过在公平和正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环境治理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它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平等化程度有关,还与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措施的科学性有关。因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决需要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市场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作者:韩文龙 李海宾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视域下采矿工程论文 1.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使命决定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肩负着对采矿技术革新的重任,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矿业是工业的命脉,为国民经济提供主要能源和冶金原材料。能源安全越来越被各个国家所重视,能源安全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我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只有充分高效开采和利用本国矿产资源,才能不受制于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采矿工程专业主要研究学习矿床开采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矿业新技术,国家能源的安全需要无数采矿工作者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当前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对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开采方式粗放,浪费巨大,严重威胁了我国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迫在眉睫,只掌握采矿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已经不能出色完成使命,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弥补了采矿专业学生学科面的不足,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采矿工程师对每一项技术的改革都要充分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2.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能够扩展采矿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面,关系到采矿专业学生能否出色完成使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资源开采、环境保护和经济学原理。课程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的,课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建设 本课程总授课48学时,由于培养计划学生课程设置中只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门经济学类课程,所以要先讲述经济学基础的内容,学时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内容包括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资源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矿产资源经济等。教师在授课过程结合具体案例及科研课题进行深入讲解。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体现信息时代教育特点。教学手段要做到与时俱进,教学当中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运用微信、QQ、邮箱等网络工具辅助教学,突破课堂五十分钟的限制,增加教师与学生交流渠道,促进了教学互动,增强教学效果。 (3)实践环节建设 加强校内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实验室主要针对本科生教学为主,兼顾研究生科学研究需要,目前实验设备逐渐完善。开辟多个与矿业相关的校外实习基地,使学生走出课堂,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真正的把经济学运用到所学专业领域,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课程考评制度建设 对学生的考评应具有科学性,考评体系不仅要考虑期末考试成绩及平时表现成绩,还应增加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参加科学研究情况以及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采取灵活、科学、实用的考评方式,真正的实现素质教育,把学生从应付考试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天赋,挖掘科学研究的潜力,从封闭型教学向研究型、开放型教学转化。 3.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些建议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培养复合型采矿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空间,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使采矿专业学生毕业后更加出色的完成使命,并结合我校实际教学情况对课程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1)认清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加快课程建设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普遍错误的认为经济学课程对以后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认为只要学会优秀专业知识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采矿学生不注重经济学的学习。事实上无论采矿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现场技术人员或者是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都离不开经济学知识。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的主体,只懂得科学技术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采矿专业学生要想出色的完成使命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也应具备经济学常识、经济学素养和经济学思维。 (2)结合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使命优化课程内容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担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学生对矿业知识掌握的较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课程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鉴于采矿专业学生的重要使命、矿大的学科特色及有限课时的限制,需要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内容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内容设置上应注重矿产资源开采、环境保护与经济学原理相互融会贯通,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源高效开采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增加矿产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章节的课时数,把重点内容讲解的更加深入、透彻,使学生学有所获。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的专业素质决定着教学效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选择有采矿工程专业和经济学背景的专业教师任课较为理想,然而很少有教师同时具有这两个学科的教学经验,所以应该加强教师的再学习、再教育,使得教师能够胜任这一教学任务。教师应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实现矿业与经济学知识的交叉融合。此外,教师应当引导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上与其互动,交换对问题的看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4)加大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应该加入与采矿专业相关的工程案例,例如给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授课时,突出矿业特色,结合科研课题,给学生讲述资源需求预测,矿产资源评价,绿色矿山建设,矿山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案例。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总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采矿工程专业肩负保障能源安全的使命越来越重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矿业与经济学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采矿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课程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不断地优化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增加与采矿生产实际应用相关的内容,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加强教师的再学习,与时俱进,使采矿专业学生能够出色的完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 作者:薛黎明 石森森 龚爽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再生水回用与环境经济成效 作者:王国友 谭灵芝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国内外许多城市和研究者对于水资源节约利用以及对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研究和实践逐渐开展起来。Beekman[1]从节水减污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水体保护、节水利用的基本原理。Lund[2]对节水的成本与风险交易以及对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Glenn[3]建立了国家层面水资源循环体系和水实物量核算投入产出表,并运用于南部非洲国家(如纳米比亚)的水资源核算,进而分析水资源对各部门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马忠玉、蒋洪强等[4]就建设我国节水防污型社会的内容与原则进行了论述;高明杰等[5]利用区域节水高效种植结构调整的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阐释了节水效益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效果及意义;柴宏祥等[6]构建了适合我国西部地区绿色建筑节水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综合效益模型。在实践方面,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项目出现在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东、澳大利亚、美国西南部;或出现在那些对废水和水污染物处理非常严格的地方,如美国的佛罗里达、法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及内陆地区。虽然我国城市水系统现状与达成水资源节约利用还有很大差距,但是面对我国水资源、水环境的严峻形势,水危机已经受到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大连、深圳、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相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水资源节约利用和水环境恢复的研究和实践,是我国城市节水经济模式的初步应用。近年来,在水系统中增加再生水回用或其他非传统水资源(如雨水、海水、微咸水)利用的子系统,以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将着重对再生水回用模式进行理论分析,找出发展再生水循环模式的主要途径。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分析再生水利用模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再生水经济模式。采取积极的节水政策措施,以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大力节约用水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利于解决重庆市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重庆市再生水利用模式对沿江地区多个大中城市在生活用水可持续供应、节水以及水循环经济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介于105°17′—110°11′E,28°10′—32°13′N之间,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重庆市东西长约470km,南北宽约450km,面积为8.24×104km2,共辖40个区县。在辖区内,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地形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山地、丘陵面积约占90%,高差达2000m以上。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水资源相对丰富。与水资源丰富并存的另一种情况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利用率不高,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农业用水占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工业用水占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用水行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地区水利设施缺乏;工业主要以用水量较高的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主,污水处理能力有限,水污染严重;重庆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不高,优水差用、中水不用等水资源浪费现象长期存在。可以预期,今后重庆市的城市用水量必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其水污染状况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大,水资源供求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2再生水回用模式分析 城市再生水回用是将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后,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回用,使之成为城市水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污水再生回用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水源,缓解城市对新鲜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排向城市自然水体的污染物量,为城市水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污水资源化及再生水回用应是我国新时期城市水循环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须加速我国污水管理模式的转变,大力提升污水处理技术和提高污水资源化的应用水平。 2.1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现状及潜力 我国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研究,早在1958年就开始列入国家科研课题,20世纪60年代关于污水灌溉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行了城市污水以回用为目的的污水浓度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大连、西安等缺水城市相继开展了污水回用于工业和民用的试验与研究,还修建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利用处理后的城市污水用于电厂冷却水,北京市环保所和北京市政设计院先后在大院内和住宅小区内开展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7]。在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1)尽管已认识到污水资源化的作用,但在实践上还没有将其摆在重要位置上;(2)污水处理率和处理水平很低,与欧美各国的80%~90%的处理率存在很大差距;(3)资金缺乏。污水处理回用需要很大的资金,在运转上也需要很大的投入,由于系列配套设施不全,污水处理水平深度不够;(4)缺乏完善的再生水市场,尽管水价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再生水的价格还没有竞争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再生水价体系是非常必要的;(5)再生水回用的产业政策和法规制度还不健全,鼓励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税收、财政政策不健全,对污水回用的安全评估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目前我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正常年份缺水达6.00×109m3,预计2030年缺水量将达到4.00×1010m3~5.00×1010m3。而目前全国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大约为4.14×1010m3,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为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根据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到2010年我国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要达到60%以上,如果污水回用率平均达到20%,则“十一五”末期污水回用量至少可达到3.50×1010m3/a,这可解决全国城市缺水量的1/2以上。由此可见,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的潜力巨大。 2.2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经济分析 在传统城市水循环系统中,加入再生水回用系统,必将对整个水循环系统的污染物和处理费用产生影响,为了说明再生水回用对整个水循环的意义,有必要对增加再生水回用后的水循环模式进行环境经济分析[8]。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系统的构成如图1所示。#p#分页标题#e# 2.2.1参数设置 在传统水循环模式中(图1a),设用水系统排入排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1,排水系统排入水源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2,供水系统从水源系统取水量所含水污染物为W3,供水系统对用水系统的供水量中所含水污染物为W4。在加入再生水回用的水循环模式中(图1b),设用水系统排入排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1′,排水系统排入水源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5,排水系统进入再生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6,再生水处理系统进入用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7,供水系统从水源系统取水量中所含水污染物为W3′,供水系统对用水系统的用水量中所含污染物为W4。设排水系统排放污水通过水源系统的水体稀释和自然净化后,污染物得到削减,其净化稀释系数为ε;用水系统、再生水处理系统和排水系统处理水量分别为Q上,Q中,QS下;用水系统、再生水处理系统和排水系统处理后污染物浓度分别为q上,q中,q下。假设整个水循环系统没有水资源损耗,则在图1a和图1b中,各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为:W3=εW2,W4+W7=W1′,W5+W6=W2,W3′=εW5 2.2.2费用效益函数 费用函数是描述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与某种或几种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国外对费用函数的研究开展较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织(EPA)早在1976年就在该国范围内开展了水污染控制和管理方面的调研,取得了大量可靠的基础数据,提出了6大类56种污水和污泥处理工艺的费用函数。在我国,由于对费用函数的研究比较晚,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地区和时间的价差影响,各参数不尽统一,费用函数的可比性差,应用的适用性差。这里,只能借助一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1)供水系统费用函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供水系统费用函数型式较多,美国建立了较为复杂的费用函数模型,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许多常用模型,认为费用函数与供水量、供水管网和污染物去除量均有关,这里以一元线性函数模型进行研究[9]。C上=f(Q上,L)+θ(Wλ-W出)(1)式中:C上———供水系统投资和运行费用(万元/a);L———管网长度;θ———待定系数,可取值为6.02×10-3。(2)再生水系统费用函数。本研究再生水系统费用函数参考国内外常用工艺,选择污水二级处理加深度处理的工艺流程,其中深度处理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该这种情况下费用函数表示为[10]:C中=αQβ中(2)式中:C中———再生水处理厂投资与运行费用(万元/a);α,β———待定系数,根据国内外已有的工程技术经济函数,α取15.37,β取0.83。(3)排水系统费用函数。排水系统处理费用函数按照城市污水二级处理厂进行费用函数拟合,其费用函数与污水处理量和主要污染物的去除率有关[11]。C下=k1Qk2下+k3Qk2下ηk4(3)式中:C下———排水系统污水处理厂投资和运行费用(万元/a);k1,k2,k3,k4———待定系数,可由实际调查确定或经过系列设计计算得到费用矩阵后采用最优化方法仿真确定,有关资料通过费用拟合,得出其取值分别为9,0.657,22,1.7;η———水污染物去除率(一般指COD去除率)。(4)污染损失费用函数。城市水循环系统除了要计算处理污水实际支出的费用外,还应计算污水排放所造成的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是水资源所具有的价值由于被污染而降低或丧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水污染损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虚拟治理成本法(又叫恢复费用法),一种是污染损失评估法。本研究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则水污染损失的计算模型为[12]:F=R(W入-W允)(4)式中:F———污水排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R———单位废水治理所花费的成本;W入———城市水污染物排入水源系统中的量;W允———水源系统允许的污染物排放量(环境容量)。(5)经济效益函数。污水再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在于减少为满足用水要求而必须从水源系统中取水的数量,增加城市供水量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其效益应为再生水量W7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13-14]:B1=μW7(5)式中:B1———因污水再生回用而减少取水量带来的经济效益(万元/a);μ———缺水量所影响的经济产值系数(或供水的单位价格)。在无法准确估量公共物品经济效益时,应按照水资源影子价格进行计算,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近几年进行的技术援助项目研究成果,我国每1m3水的影子价格平均为3~4元,缺水地区每1m3影子价格超过5元。 2.2.3环境经济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传统水循环系统中加入再生水回用这一环节后,整个水循环系统排放的污染物和处理费用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变化量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加入再生水回用这一环节后,排水系统处理污染物增加,供水系统处理污染物减少,排入水源系统的污染物减少,与之对应的费用也相应增减。传统水循环模式与新的水循环模式各项费用之差即为增加再生水回用的环境净效益,则整个水循环系统再生水回用产生的环境经济净效益为:B=θεW6+R(W2-W6)+k3Qk2下(ηk41-ηk42)-αQβ中+μW7(6)对于缺水城市,供水量Q上有限;在污水处理量Q下和工艺一定的情况下,W2,W4也一定,W5和W7只与污水再生量Q中有关。显然,根据不同地区、水域等外界条件确定公式中的参数后,目标函数仅与污水再生量Q中有关。对此函数求导,即可得到使用单位回用水的边际净效益。对于缺水地区,按照规划要求应使用再生水而未使用的用户,该值即为该用户对水循环系统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因此,对用户超过规定用水量后仍使用优质水情况,有关管理部门应对超标用水量按照此边际净效益值处以相应的罚款,以激励用户使用再生水。 3重庆市再生水回用模式环境经济分析 城市污水的利用不但解决了环境污染的后患,而且为城市水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来源。尤其对于逐渐从农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城市,废污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通过污水处理可以将这部分水量用于农业灌溉、城市绿化、景观水道用水,同时还可以使地下水资源得到补给。由于目前对费用效益函数的分析还处于探索阶段,加之重庆市的再生水回用工程还不完善,只能在假设的基础上,对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粗略分析。#p#分页标题#e# 目前,重庆市已投入运行的两个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为1.50×105m3/d,第一中水厂生产中水7.50×104m3/d,根据3,4和5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能力总计为2.50×105m3,合计处理污水4.00×105m3,按照2004年中水处理率的75%计算,2005年第一、二中水厂全面投入使用,日生产中水1.00×105m3/d,2010年处理率提高到80%。如果5个中水厂全部投入使用,那么每天可生产中水3.20×105m3。这部分水资源可以用于生活杂用水、景观用水、农田灌溉用水、工业冷却用水、建筑用水等。在现在污水处理能力和生产中水能力的基础上,重庆市2011年第一、二污水处理厂生产中水能力为1.00×105m3/d,预计2012年5个污水处理厂生产中水能力将提高到3.00×105m3/d。假定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期限为10a,则其带来的环境经济净效益计算步骤为:(1)首先,确定费用函数系数。重庆市费用函数系数具体取值为:ε=0.25,θ=6.02×10-3,Q下=3.00×108m3/a,Q中=3.00×107m3/a,q上=0.29kg/m3,q中=0.05kg/m3,q下=0.05kg/m3,μ=2元/m3,R=2.5元/m3,K2=0.657,K3=22,K4=1.7,α=15.37,β=0.83。(2)根据再生水计算公式和费用系数具体取值计算可得:W6=q下Q中=1563t/a;W2=q下•Q下=15630t/a;W7=q中Q中=1500t/a;W1=q上•Q下=87000t/a;W5=W2-W6=14067t/a;η1=1-W2W1=0.821;η2=1-W5+W6W1+W7=0.834(3)最后根据公式计算污水处理回用工程的环境经济效益:C=1.51×10-3W6+2.5(W2-W5)+2Q中-15.37Q0.83中/10+22Q0下.657(η1.71-η1.72)=8362.46万元/a计算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回用工程对于整个环境经济系统而言,每年可以产生8362.46万元的净效益,可见城市污水回用具有重要的环境经济意义。其中再生水价格的上限应是自来水价格,按国外通行惯例,再生水价格一般为自来水价格的50%~70%。根据重庆市自来水水价和课题组实地调查,重庆市生活用水综合影子价格为3.38元/m3。因此,理论上可确定重庆市再生水价格为1.7~2.3元/m3,再生水平均价格2.0元/m3。2009年重庆市再生水回用量共为2.10×105m3,则再生水的价值为42万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003%。由此可见,重庆市目前对污水再生利用还不够重视,再生水回用量极低,再生水价值还很小。因此重庆市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采取鼓励性措施加快城市污水回用工程的建设进程,同时,制定合理的回用水价格,以促进回用水的推广使用,缓解重庆市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 4结论 设计了城市再生水回用系统,运用费用效益法,对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对重庆市2009年城市再生水回用模式进行了模拟评估,提出了重庆市清洁生产和再生水利用的选择建议。再生水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供水的压力,但再生水也存在利用范围狭窄,前期投资过高,潜在增加居民和企业供水成本压力的可能性,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所以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并逐渐加大再生水的利用范围和强度。适时提供鼓励措施,促使更多企业进行再生水的投资和利用。建议:(1)为节约利用地下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重庆市应加强工农业清洁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模式;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高耗水行业的结构调整,努力提高造纸、纺织、化工、食品制造业等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2)加大对再生水回用工程的投资力度,制定合理的再生水价格,扩大再生水回用量;(3)为节约利用地下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重庆市市应实行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水权转换;(4)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加强生活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 环境经济论文: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作者:李永前 田东林 金璟 陈传明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一、引言 滇中经济区建设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是桥头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但该地区环境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日益突显出来,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这是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 (一)滇中城市群的规划 按照云南省“滇中城市群”构想,云南省将以昆明为优秀,携手曲靖、玉溪和楚雄进行滇中城市群建设。滇中城市群区域内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是云南省最主要的产业聚集区,2010年前后由工业化初级阶段跨入中期发展,城市群雏形初步形成。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行政辖区范围,总规划面积9.6万平方公里。根据规划,到2030年末,滇中总人口规模约为24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75%。2011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提升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二)滇中地区环境现状 云南省经济高度集中于滇中地区,这一地区的GDP占到全省近70%,故而滇中地区加快发展与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全国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仍处于外延和粗放阶段。主要表现在科技水平低、技术装备落后、生产经营粗放、资源利用率和加工度低,缺乏竞争力;能耗和生产成本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矿产资源深度开发不足,有色金属采选与加工之比为1:5.4,低于全国的1:27,主要有色矿山资源平均综合利用率只有55.76%,煤矿开采率只有36.9%,磷矿资源开采中的损失每年高达100多万吨,水能资源利用率只有7%,生物资源开发相当程度上还是低档次原料生产,资源转化效率低于全国的中间值14.09点。滇中地区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尚未形成,拼资源、拼投入、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水环境污染和饮用水环境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滞后,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辐射环境安全仍存在隐患;环境保护能力与日益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不相适应。因此,在构建滇中城市经济圈,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需要重视环境问题,有必要运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解决滇中城市群的环境问题,以确保滇中经济区国家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是指全球环境或区域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解决也已迫在眉睫。当前,国家经济调控手段已主要传统的计划手段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正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我们应转变观念,重视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以尽快在云南省滇中城市群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各种行为。但是,由于经济外部性及公共商品的存在、加之市场条件不完善,由此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建立并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因为,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可以很好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经济手段的优势 理论和实践证明,环境经济手段与强制手段相比,能以更低的费用实现相同的环境目标。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经济手段的主要原因。同时,与强制手段相比,环境经济手段还有很多其它的优势。通过环境经济手段,不但可以刺激当事人削减污染,还可筹集到大量资金,缓解了环境保护中资金紧张的局面。政府财政也可以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来体现国家的环保政策,鼓励污染者削减污染,使自发治污成为可能,从而降低环境保护的社会成本。同时还可借助环境经济手段,把某些具有经济效益的环保产业推向市场,以减轻政府负担。对于环保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吸收力。与强制手段相比,经济手段能使当事人以它们自身认为更有利的方式来对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促进了市场资源配置职能的发挥。经济手段能够提供一种动态的效率和革新的刺激。由于污染者对它们所造成的任何单位的污染都要继续支付费用,所以,为了减少污染行为,经济手段便可持续不断地刺激技术革新。经济手段的这种财政动机的存在,促使企业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物排放,甚至使排放低于所规定的标准,而强制手段仅仅要求企业达到规章的要求。对政府机构来说,修改或调整一项收费标准总比调整一项法律或规章制度更加容易和迅速。对污染者来说,他们则能够在一个规定的财政预算范围内自由选择污染控制手段。 (二)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 在现实的市场中,市场经济条件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由此造成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某些障碍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商品属性、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生态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生态环境资源无市场和自然垄断等原因,必然出现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即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尤其突出。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必然导致环境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其结果是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以说,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由于市场失灵会导致环境问题,所以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纠正市场失灵。实践证明,政府调控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基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提出了“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在我国,这一论点同样适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需要正确界定云南省政府及滇中城市群各地方政府的作用范围。一般说来,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要减少干预,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p#分页标题#e# 三、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利用经济手段。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主要受利益机制驱动,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可以对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施加一定的经济刺激,从而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保护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有时是眼前的)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忽视或很少从长远角度去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其后果是将污染问题转嫁给了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结果。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取得统一协调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痛苦而漫长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滇中地区出现的昆明市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及曲靖市陆良县南盘江废渣污染事件等环境问题事件都让社会为其承担了较大的事后成本,其隐性成本则更是无法进行估量。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手段是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可通过图1来说明:图1中,MB代表企业的边际效益曲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PC代表边际私人成本曲线,t代表税收(收费)水平或补贴水平。图a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负外部经济性(如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影响: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OC=MB);若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SC=MB)。通过征收环境税(或排污费)t,企业边际私人成本曲线由MPC变为MPC+t,此时,企业的生产水平(排污量)将调整为Q*(此时MSC+t=MB),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刺激企业主动消减排污量。图b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外部经济性行为(如植树造林)的影响:在现行体制下,植树造林一定的补贴,则植树造林的边际效益曲线将变为MB+t,此时,植树造林的规模将达到Q*,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以刺激市场主体主动进行外部经济性的活动(如植树造林)。总之,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地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活动。 (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云南省的环境保护工作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滇中城市群地区的环保工作面临着四个转变:第一,环境决策由单目标决策向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转变;第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第三,污染治理方式由点源治理向区域性和流域性综合治理的转变;第四,环境管理手段从以环境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科技手段转变。其中第一、四两个转变直接与经济手段相联系,这说明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需要运用经济手段。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现在的趋势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下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价格应该反映出资源的不足及其总价值,应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应该减少或取消那些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相适应的产品,应该建立污染控制和环境无害资源管理的新市场。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要求改变在滇中地区传统的、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粗放型,极大地依赖自然资源并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基础之上的,只注重数量的增长,不重视质量的提高,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利益的发展模式。市场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单一的,即利润的增长和数量的增加。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多重的价值判断标准,许多价值的实现只能依靠非市场的机制,尤其是政府机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的进程,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当代人在实现当前发展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不应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所有这一切都极大依赖政府为主导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积极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采用激励措施,实现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有机结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企业、公众的自愿性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规强制、行政管理、市场引导、公众自愿等手段,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的氛围。建设生态省和生态示范区,引导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和协调发展;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环境优美小城镇,改善城镇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动员公众自觉保护环境;建设环保型工厂和工业园区,开展ISO14000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产审计,引导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走循环经济之路,节能降耗减污,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使滇中城市群地区成为环境生态友好地区,促进该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应对滇中城市群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 滇中地区作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又是国家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建设的重点地区,伴随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作好必要的规划,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出发,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处理好已出现的及潜在的影响滇中城市群发展的环境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发达国家从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程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即“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促进环境保护是“环保靠政府”的重要途径。税收手段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同时,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适应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税收政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差别税收。即对不同的征税对象,采用不同的税率。第二,设置环境税。环境税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第三,税收政策的“绿色化”。简单地说,税收制度的“绿色化”就是提高有利于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重,以及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的比例。#p#分页标题#e# (二)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环境金融政策是专门为环境保护目的而实施的投融资政策。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最终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以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首先,完善滇中地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贷政策,重视利用信贷杠杆保护环境。其次,发行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债券、股票和基金。对于某些一次投资巨大的环境保护工程,国家财政可以凭借国家信誉发行基本建设债券,通过债券的形式,既可筹到资金,又可督促公众加强监督。另一方面,通过发行股票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样,既可从社会闲散资金中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又没有到期还债的压力,并且股票持有者以“脚”投票,会使公司更注重自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使公众监督环保意识增强。最后,开展各类环境责任保险。扶持保险公司根据对环境的可能损坏程度或有关产品储存、废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和清洁治理费用的大小收取保险金,使环境损害处罚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在市场机制下,这些金融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的管理环境手段。 (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环境资源有价值,因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若从经济外部性理论来说,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是一项有效的经济手段。在滇中地区生态补偿政策需要从两方面来实施: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支付的补偿。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矿产资源的开采、森林资源的采伐、旅游、放牧、采药等活动。一方面是利用了有价值的生态环境资源,另一方面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生态环境补偿费可以按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来征收。二是受益者补偿。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如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将会使全流域受益。根据收益者补偿原则,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建设的收益者也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通过建立受益者补偿制度,可以筹集到一笔专项基金,以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四)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又称排污权交易,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对于滇中地区的各类企业如何确定排污权的交易价格,是运用排污许可证交易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排污权的价格主要由治理费用决定。而在具体操作时,交易双方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达到一个合理的价位。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上,排污权价格是由排污权供求均衡决定的。而在目前,排污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排污权的市场定价机制。因此,现在由交易双方一事一议地协商排污权交易价格,往往不能反映排污权的供求状况,也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有市无价的不成熟的排污权交易中,排污权价格的协商确定也要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排污权的交易价格至少不应低于交易排污量的治理费用,高于治理成本时,购买方不愿意,低于治理成本时,转让方不愿意。由此可见,尽快培育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价机制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实施的排污权交易中,环保部门都收取了一定额度的交易费用,例如云南省开远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以评估费的形式收取了交易资金5%~10%的交易费。环保部门收取管理费是有其合理性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环保部门收取这部分费用的使用,该资金应用于企业的污染治理,或用于鼓励企业间排污权交易的实现;二是政府的管理也应该市场化、规范化,应防止环保部门借此“以权谋私”,否则将会给排污权交易市场带来消极的影响。 六、结束语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云南省作为国家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区域肩担着重要使命,而滇中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则为云南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在展望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时,切不可忘了“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环境友好、生态文明才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环境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建立正常的生产流通秩序,构筑面向市场的环保技术服务体系和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环境标准、技术政策、示范工程和重点实用技术等引导环保产业发展。推进环保资质认可。大力发展国内环保咨询服务业,培育环保技术服务市场,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环保技术推广转让机制。促进环保设施运营企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针对日益严重的地区环境问题,开展相关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研究,集中研究适合于云南地方的环境税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资源定价政策;充分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监管,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机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滇中经济圈落实桥头堡战略建设的必由之路。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策略理论研究与实施 作者:李晓亮 牛海鹏 张平淡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 “直接管制”类环境政策的管理实践困境催生环境经济政策由社会经济活动的纯经济性和行为的无约束性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形成的理论根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直接控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环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国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时”等8项制度为框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就大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国长期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实践证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能够获得较大的环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识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会成本过高,在有些领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开始重点研究和运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碍甚至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成因更深入的理论认识,使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越发受到重视除去极少的纯粹由自然效应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外,绝大部分环境污染都是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而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类,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为此,七次环保大会明确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具体来讲,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效消耗远高于先进国家,重投资贸易轻消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我国污染形势复杂、污染事故多发、污染留在国内、产品出口国外现象严重,无节制、不公平的消费模式极大地加速了资源和环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时期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优化生产方式、引导消费模式”这一优秀要求展开,而能够基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全流程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的发展与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新时期、新阶段的新问题及外部新挑战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由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监管滞后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 二是发展的新阶段可能带来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前一时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加之该阶段我国发展将面临后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国可能面临新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当下发达国家可能集体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高企、消费低迷等现象同时出现,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并重启国内制造业,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我国限制9种原材料出口案败诉为标志的资源环境领域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一直以来倚重的通过贸易限制保护资源、倒逼环保升级的政策空间,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应用仍存诸多问题 一是对环保的促进作用还有限,“十一五”时期,以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脱硫电价补贴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促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对大规模污染源(如火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工作整体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的还非常少;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较少。 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体系在认清国情、妥处世情的基础上,七次环保大会制定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总基调,提出了“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总要求,指导“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开展。七次环保大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赋予了新任务、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制定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存在环境污染的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研究相关政策手段从而建立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影响企业生产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财政、环境税/费政策,其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是企业生产活动得以维持的根本,因而绿色金融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税/费政策一方面通过惩罚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环境财政政策通常为激励性政策,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的形式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商品消费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采购政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政策、环境税/费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其中,绿色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和信息公开政策可直接引导各消费主体选择环境绩效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商品或本身环境污染较轻的商品,而环境税/费政策通过增加或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引导绿色消费。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风险。绿色贸易政策旨在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可以鼓励生产过程中污染轻、生态影响小的产品出口,从有针对性地抑制和鼓励国外消费的角度,引导和倒逼国内环保升级。上述多环节、多层面、多角度且各有侧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为达到刺激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这个聚集点和连接点,直接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备选政策工具组合。#p#分页标题#e# 二是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定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就是牵住了环保工作的“牛鼻子”。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业,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60%左右,造纸行业和印染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占工业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就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均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粒子导致的灰霾天气,湘江流域、“锰三角”等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等,如果能够针对区域性的问题出台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将一些主要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选择在重点区域,将对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撑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针对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排污交易试点,针对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差异对待、兼顾奖惩的绿色贸易和绿色信贷研究,在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维护区域间发展与环保机会公平均等的生态补偿和绿色财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促进总量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等环保重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环境基本人权、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证。 三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经济政策。直接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调节手段,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讲,该部分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资源定价、绿色税收、环保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排污收费等。这是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而进行的资源环境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 总体来讲,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低成本、高效益、广覆盖,与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有效配合衔接、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从宏观层面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从中观层面引导和倒逼经济转型,从微观层面直接刺激企业等社会主体自觉开展节能减排。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七次环保大会对“十二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则基于“污染者付费、开发者保护、利用者补偿、破坏者恢复”四项基本原则,围绕着“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主题和解决现阶段重大的环境问题的目标导向,分别提出了33和27项“十二五”时期拟重点研究和应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明确布置了该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整体框架和重点任务,具体有:建立一个基本制度,即完善环境产权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环境的稀缺资源地位,界定环境剩余容量用益物权的地位,为有效发挥环境对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同时也为建立基于其的市场交易和环境金融创新等环境经济政策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赋予地方政府环境产权使用权的分配权力,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手段,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完善一项根本措施,即建立全成本的资源定价机制。建立全面反映资源开发、污染治理、环境损害、生态恢复和安全生产成本的资源定价机制,运用价格杠杆调节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收回开发和使用成本。 构建一套基础方法,即环境经济政策效果综合预测与评估方法,结合未来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领域的重大需求,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运用先进的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围绕环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环境经济政策的环境与经济效益模拟分析、多政策效果协同评估等重大方向,构建有效满足需求、辅助决策的环境经济政策效果综合预测与评估方法,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就环境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层次来说,宏观层面的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绿色信贷制度等31项具体政策,中观层面的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等11项,微观层面的直接作用于企业和个体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对高耗水行业实行差别水价等11项(表2)。 环境经济论文:建立企业环境经济指标体制的方式 作者:许善卿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引言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经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现阶段已经有学者对区域经济的环境经济评价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依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本文结合钢铁企业实际情况,对影响环境的因子进行探讨和选取,尝试建立一个科学的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企业的环境经济评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钢铁行业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以及建材、耐火、碳素、制氧、动力等辅助生产的高度综合的工业体系。它是我国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耗大户,占全国总消耗量的10%以上;同时它又是我国环境污染的大户,一直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控制的重点之一。 2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钢铁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性方法,本文构建的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两个级别,其中一级的环境经济指标由2个具有不同引导功能的指标构成,即企业环境经济结构指标和企业环境经济效益指标。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将该一级指标的主要内生变量分别与企业的环境经济系统紧密结合,产生具有指示功能的二级环境经济指标。所有的一级环境经济指标和二级环境经济指标共同构成了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对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3.1确定各评估因素(或指标)的权重 多目标决策评估问题中的指标权重反映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钢铁项目综合评价属于多目标决策评估问题,其权重反映整个经济系统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将评估目标层次化。 (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目标层次结构建立后,上下层次指标间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对同一层次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根据本文提出的环境经济指标,可以计算钢铁企业的环境经济指标敏感性变量,有效地监测企业的环境经济变化,为企业提供较为准确的评价结果,有利于企业根据环境情况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4结论 环境经济评价的关键环节之一是确定环境经济指标,指标的选择对于指标体系的反应灵敏程度起到关键的作用。目前,由于各个钢厂对于环境经济评价的原则不一样,并且涉及区域经济问题,所以评价结果不会完全一致。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基本上能适应当前各个钢厂的要求。敏感性指标的判断对于以后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能提供数据支撑。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还可以不断追踪相应指标,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区域性的限制,本研究仅限于初级研究阶段,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对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环境经济论文: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路径 作者:陈润羊 单位:兰州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前言 西部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当前,在国家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置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西部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在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既实现经济发展,又保护好生态环境,统筹协同是重要前提,而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的设计是当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类型多样,如何进行科学分区,是寻求因地制宜模式的前提,也是实施差异化政策的基础[1]。 2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内涵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使经济和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间按照一定数量和结构组成有机整体,配合得当,有效运转。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模式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源于一定地区关于两者协同动力、路径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提炼与深化。它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对相似地区具有较大的借鉴、示范和推广意义,其本身既有共性,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一面,又具有不断吸收外部系统经验、不断扬弃自身的一面。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不仅仅是目前大多相似条件下成功经验的总结,而更要侧重于对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可能引向成功路径选择的启示和探索的意义。 3西部地区相关分区研究述评 一直以来,西部地区的分区问题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分区的视角和依据,结合环境经济协调的主题,就目前与其分区相关的主要观点和类型进行概括,具体为(表1)[2-8]:①从行政区划结合地理特征角度,西部包括西北5省市和西南5省市,另加内蒙西和广西。也有人认为,内蒙古可划入西北,广西可归为西南。②从区域农业视角的分区属自然区划下的农业部门区划,主要分类依据是农业资源地域组合决定的农业生产地域分异。③基于水资源短缺是西部尤其是西北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节水农业的角度进行分区。④从生态经济视角的分区。根据西部地区生态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从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重点出发进行划分。程国栋提出的四大生态危机区或生态经济类型区,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董锁成在研究方法、研究精度及其分区特征分析和结症诊断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⑤科技部从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根据地理气候特征、生态类型和产业结构类型的特点设置技术集成与区域示范课题,其中5个与西部地区直接相关,但西南只有山区一个,不能代表广阔多样的西南类型。⑥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家发改委从重点经济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农产品主产区等角度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划分,但划分的区域不是成片的。 3.1西部地区分区的基本评价 主要为:①分区视角。根据目前分区研究依据的视角看,主要是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经济区划等角度进行划分。整体而言,目前的分区大部分是把西部所属的区域作为上述分区的具体类型,或以西部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西部内部基于不同研究主题的分类。②分区原则。分区原则是整个分区研究的关键。现有的分区研究依据研究者的目的和用途采取不同的原则,具体到与西部区域内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相关的分区原则有: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经济等原则,每一种分区都有隐含在其后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如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生态学等。科学的分区原应在相应的理论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分类才符合地域复杂性分区的要求。③分区方法。分区规律是在同一地域内部表现为相对一致性,在此地域与彼地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区是把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加以系统揭示和归纳的方法和过程。大的分区方法有定性法、定量法,实际应用得较多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如相对严谨的分区,一般要建立分区的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现在更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法、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方法和技术分析研究区域的分异特征,揭示研究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地域的分异规律。④分区单元。目前的分区单元总体上以分异地区为单位,但也有以县或地州市等行政单元为单位。大部分的分区基于研究目的,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⑤空间形态。有的分区涵盖全部研究对象,在地域上连片;有的分区是针对重点地区展开,在地域上并不连片。⑥分类与分区的结合。一般的分区是就分区论分区,更多的是就研究主题进行先分类后分区,或分类和分区相结合。这种分类是研究主题的主导因子,分区则是分类地域空间上的展开或落实。 3.2西部地区分区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从目前的状况看,西部的分区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需做进一步深化研究:①针对西部整体的分区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西部内部更细致和更精细的分区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对农村地区如何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主题还未触及。②目前大多数分区研究是从整体上对分区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从而得到服务于研究主题的分区结果,但对不同分区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不同区域内的差异化和针对性研究不足,影响了提出差异化的对策与建议。③目前定量研究分区多,但定量研究受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分区评价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差异大。定量是分区的基础,但就研究主题而言一般都较复杂,这就需要一定的定性判断,或基于实地调研和专业素养的经验判断,这样分区的依据和结果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④未来的分区研究要充分结合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才能有所突破。如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解决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利用统计学方法,解决对大量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的处理问题等。 4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分区探讨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的主题就是要探究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可行途径和模式。协同模式分类基准应是“协同关系”及其地域差异,即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与关系的界定和识别,进而划定地域差别化的模式。 4.1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分类分区是构建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关键,其优秀是确定分类分区的原则、用途和目标。分类时要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协同目标、主体、结构、空间、阶段、空间尺度、动力、手段、途径、策略等方面。 4.2分区方案和分类建设对策 分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环境经济学,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方法,在适当定量的基础上,基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主题进行定性判断。在空间形态上,突出重点地区,不追求地域上的全覆盖。在分区单元方面,在考虑行政区划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协同主题确定的分异地区为主要单位,重视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综合上述分类原则和依据,可将西部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区域划分为八大区:城郊农业区、西北牧业区、西北旱作农业区、西北灌溉农区、西南高原区、西南河谷平坝区、西南丘陵山区、青藏高原生态农牧区。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列出八大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各分区分类建设的初步方案,见表2。当然,所列的建设方案目前只是对相关要素进行了初步识别,更精细的内部各要素的识别、关联性、具体协同对策等科学问题,尚需在量化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环境经济论文:改善环境经济政策的路径 作者:聂英芝 张凌艳 单位: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吉林省德惠市环境监测站 1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税费、信贷、价格等经济激励政策构成的,旨在调整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通常实施的环境经济政策中,如环境税费力图实现环境资源合理使用,排污权交易政策力图通过产权制度安排达到稀缺性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环境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总量减排为重点,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电厂脱硫设施建设,集中有限资金优先安排纳入规划项目的建设资金,加大了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了规划项目投资倾向性,推动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2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环境管理以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经济手段相对滞后,部分经济政策面临制度性障碍,如目前还没有全面实施排污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能尽快恢复治理,主要污染物污染治理成本难以下降,严重影响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许多环境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在节能减排中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尤其是管理体制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目前仍然面临行政区之间、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局面,频繁出现的上下游之间的纠纷,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以及现场执法的强制性差等问题使经济政策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上举步维艰。环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执行能力比较薄弱,市县级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人员缺乏、信息失真、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使得已有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常常出现环保监测不到位、执法能力不足的现象,缺乏有效执行环境经济政策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3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 3.1完善环境税费政策 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等现有经济政策,由于排污收费是迄今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排污收费标准远远小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经费,企业宁愿直接缴纳排污费而不愿意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因此需要根据新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污染形势和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需求,在充分分析行业、企业污染防治技术和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承受能力,加大对超标排污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力度,因地制宜地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引导企业自觉进行污染治理,同时对通过产业升级改造治理污染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规范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政策。 严格控制水资源总量优化水资源配置,需要完善鼓励使用再生水的相关政策,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则,科学核定再生水供水成本,结合再生水的水质和用途,与自来水价格保持适当差价,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城市绿化及电力等行业使用再生水,推进实施节能节水等环境友好型产品使用的补贴政策。 重新核定污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行成本,及时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逐步推行不同区域、流域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方式。按照补偿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合理划分财政补偿与收费补偿范围和界限,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等不同群体合理确定垃圾处置收费标准,改革垃圾处置收费方式,探索将垃圾处理费与水费合并收取,提高收缴率,降低收费成本。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及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完善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电价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 3.2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运用经济手段促进重点流域上下游之间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在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有效做法,系统总结各地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积极开展制定生态补偿机制的各项工作,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快开展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出台所需的关键技术研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制定出适用于各省省情的生态补偿政策及对策措施,努力解决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可在重点领域开展跨市县水质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对生态功能区应加强生态保护建设造成的利益损失开展补偿试点,制定符合生态补偿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结合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3.3制定绿色税收、信贷、贸易等政策 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重新规划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不断探索新时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加快“三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构建低消耗、少污染的现代生产体系,保障危险化学品运输和储存安全,限制高污染产品贸易,完善资源再生回收利用制度,彻底改变“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 实施环境税可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对于环境友好行为实行减免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不友好行为实行根据排污总量收缴直接污染税、根据间接污染收缴产品环境税、根据污染物排放种类收缴环境税。构建绿色信贷是可以直接遏制“两高”企业资金扩张冲动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推行绿色信贷、建立企业信贷环保征信系统,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低利率,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不予信贷资金支持,对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实施绿色贸易政策,将逐步取消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或生产、运贮过程中易发生污染事故的高环境风险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严格限制高耗能、低附加值等靠牺牲环境获得利润的产品生产,从源头控制污染。#p#分页标题#e#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制定进度与问题 作者:李晓亮 杜艳春 葛察忠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优秀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性障碍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第六,建立环保部门与各经济部门共建、共用的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信息平台。 建立环保部门与经济部门共享的综合数据平台,建立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应明确职责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构,加大相关从业人员的环保培训力度,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平台、企业征信系统等方式,规范信息共享程序,尽快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信息沟通机制。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生态环境经济调研 作者:包海英 单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林业局贮木场 1林业局概况 内蒙古莫尔道嘎森工局是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国家大型二档森林工业企业,行政隶属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年木材生产能力为27.2万m3商品材。莫尔道嘎林业局地区属于大兴安岭山地寒温湿润林业气候区,并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某些特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寒冷干燥,夏季湿热短促,温暖湿润。地理位置东经120°00′20″~121°19′20″,北纬51°03′15″~52°08′08″,东西宽92km,西北长120km。北与奇乾林业局毗邻,东靠满归、阿龙山、金河林业局,南与得耳布尔林业局接壤,西与吉拉林林业局相连,西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隔河相望。在莫局施业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施业区植物区系以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为主,资源为蒙古植物区系,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莫尔道嘎林业局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机械化作业,达到采、集、装、运、贮、供销相互配套的格局,商品材年产量达到27.2万m3。全局营林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年生产能力更新造林达0.13万hm2;天然幼、中林抚育达1.33万hm2。林产工业,先后开发了板方材、地板砖、单板、抽屉板、卫生筷子、木棒、细木工板、指接集成材、本笔文具、雪糕把、装饰条等多种产品。 莫尔道嘎林业局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主伐局中的一个开发较晚、资源较好的大型森工企业,也是林区上缴利润大户。从建局开始每年需大量采伐森林,而且随着森林采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产木材能力不断增强,这就使得人类对森林资源索取速度加快,这种单纯适应增长的技术体系,并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是资源消耗加快,消耗结构不合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负影响加剧,而恢复生态平衡技术却严重滞后,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而且随着莫尔道嘎地区人口增长呈上升的趋势,造成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压力有增无减,资源稀缺度将增大。与此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减少,莫尔道嘎地区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在莫尔道嘎地区从未出现的沙尘暴已开始光顾此地区,莫尔道嘎河和激流河的鱼类数量明显减少,近几年,水灾和旱灾现象明显增加。综上所述,如不及时调整产品产业结构和经营发展战略,二三十年后势必重蹈“两危”之覆辙。所以,对莫尔道嘎地区乃至整个林区必须实现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的良好统一。而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首要条件是较好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逐步减缓人口增长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观念,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确定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其次,充分认识资源的稀缺性,把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集体化利用,集体利用方式主要是高度重视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科学合理地进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科学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就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体化利用。从而不断提高产出投入水平,降低资源消耗,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应充分认识环境容量及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必须加大控制环境污染的力度,不断提高环境质量。 2客观生态环境平衡应遵循的原则 2.1双重目标原则 生态环境平衡必须坚持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的原则,这是由生态经济平衡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生态平衡这一有机统一体中,生态平衡是基础,经济平衡是主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生态平衡,而忽略经济平衡,引起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失衡,生态经济平衡不可能实现;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平衡,特别是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就会因资源稀缺性、环境容量及净化能力有限的影响,降低生态目标,基至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化循环,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与生态平衡这一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生态经济平衡也不能实现,所以,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才能在提高生态质量的同时,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 2.2综合效益原则 就是指生态经济平衡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长期以来,我们便重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短视作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任何强调效益单一性的做法都会对生态经济平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只有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平衡。 2.3优化结构原则 生态经济结构是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复杂机构,由生态要素和经济要素复合而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即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在一定结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结构优化是功能正常和高效发挥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生态经济要素,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结构优化对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4强化管理原则 生态经济管理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从经济上、法律上、行政上约束人的行为,充分发挥管理在维护、建设生态经济平衡中作用,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生态经济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实现生态平衡。 3经营模式转变途径 目前,莫尔道嘎地区林业生产还未脱离传统林业经营模式,如何把现有林业经营转向生态林业生产,其基本途径如下: 3.1正确把握生态与经济二者的关系 把现有经营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经营现有林,必须正确处理保持生态平衡与开发自然资源的关系,关键在于科学地采伐与更新方式以及相应的营林措施。莫尔道嘎局在对现有森林资源管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本着生态优先的原则,重点保护林业局的现有天然林资源,通过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积极开发利用林下资源,妥善安置富余人员,逐步提高林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林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选择合理的采伐作业方式,主要以低强度的择伐为主,逐年减少高强度的皆伐作业面积。在生产中严格按规程要求作业,做到不超计划、不超采伐限额、不超强度的三不超原则。三是加快更新造林步伐,林业局已成立了30个专业营林队,配备了营林设备,全力开展更新造林和中幼林抚育。四是在防治森林病虫害中,不断强化森林病防站职能,采用国内先进方式灭虫、灭鼠,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有效地保护了森林。五是在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计划时,优先考虑制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措施,做到开发与保护同步进行。#p#分页标题#e# 3.2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森林资源增长 一是严格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林业法律、法规,保护管理好这片资源。二是林业局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联合出击,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春冬木材生产季节,林业局都要组织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进行昼夜巡护,设置举报电话,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偷拉私运、乱捕乱猎等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四是认真组织开展森林资源管理的舆论宣传。进一步加强对全局广大职工群众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更加了解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3.3以林业为基础发展多种经营,使林区综合建设与林区发展互相促进 一是以林业为基础就是要充分认清林区自然经济化特点,把林业做为木材经济结构中基础产业来看。二是综合发展。以林产工业为主导,发展多种经营,在林木产品的精加工和深加工上下功夫,同时,开展养殖业和旅游业。莫尔道嘎局具有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曾有“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的美称。改变过去传统的大木头经济,把过去砍树挣钱变为看树挣钱,努力开发具有本局特点的森林旅游业。现莫尔道嘎地区森林旅游已走向正轨,带动了莫地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上所述,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莫尔道嘎林业局生态经济管理本着生态利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结合的原则,以森林生态等为基础,全面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经济发展事业有机结合,为林区有一个山明水秀,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环境经济论文:构建环境经济指标统计制度 作者:吴波 单位: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 一、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的迫切性 环境经济统计是指有关环境保护投资、产出和环境保护产业情况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构建环境经济指标统计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各国共同遵循的发展战略,其中最基本的命题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将环境纳入传统经济核算框架之中,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非常有必要进行环境经济核算。中国近20年来是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观贯彻到实际管理步骤之中,为此需要建立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为现实管理提供数据基础。这就要求在我们进行环境统计时,必须考虑到环境经济指标的各个要素,进行合理的统计调查的制度和方法的设置。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循环经济要求统计工作在基础和制度方法上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彻底改变重生产、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用循环经济概念指导统计工作,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就要求统计工作建立一套能够准确、快速地反映循环经济发展过程和水平的有效机制,优化统计的经济指标,增加统计的环境指标,扩大经济社会对日的影响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以人为本的指标。增加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统计指标,以充实和丰富有关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环境投资的统计信息。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状况:资源节约状况;环保产业状况;技术创新状况。其中前三个指标是环境经济统计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指标的设定和统计,综合反映和评价循环经济的进程和水平,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情况。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进行绿色GDP核算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开始绿色GDP核算的全国试点,北京、湖州等地已将绿色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推行绿色GDP核算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计算绿色GDP必须要有环境经济统计数据,以考量环境成本投入和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多年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保护环境及节约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改革目前以GDP为优秀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开展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指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更为突出。所谓绿色GDP,就是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费用,得到的经过资源、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直接要求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统计体系,以得到合理的核算数据。绿色GDP通过将资源的损耗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开发活动给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使人们寻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方法和措施。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体系完善的现实需要。我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分为废水排放及治理、废气排放及治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环境系统能力建设。虽然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指标,但没有明确环境经济指标的全部内容,不能准确的反映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环境统计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环境统计在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以及综合分析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现行的环境统计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形势的变化,真正为环境管理和决策服务。目前的指标体系只对工业企业污染源和城镇生活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缺少环境经济指标。这要求在提高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环境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时,作为环境管理基础性制度的环境统计应当扩大统计指标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应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体系,以更好的进行环境管理,更好的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服务。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的发展趋势。由于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统计框架的设计中,都开始考虑和进行环境经济统计。目前各国使用较多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主要是联合国统计署(UNSD)开发的环境统计框架(FDES)和经济与合作组织开发的压力—状态—反应框架(PSR)。在1995年,环境统计进步政府间联合工作组根据FDES框架,提出了“环境和相关经济指标序列”,将环境经济纳入环境统计的序列。而最近,欧盟的统计部门根据FSR开发出的环境压力指数的权衡指标就包括环境经济指标。而联合国现在大力推荐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要解决就是如何把环境资产、环保投入如何纳入国民帐户体系的问题,该体系分离国民帐户中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流量和存量,特别是环境保护费用,因而在环境统计中,环境经济自然成为重要的指标要素。在德国,1996年就开始环境经济统计,其法律依据是《环境统计法》。 在德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中,其统计内容是环保投资、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环境保护产品及服务,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固体废物、水、大气污染控制和环境经济。在环保投资调查方面,德国从1997年开始实施末端治理投资调查,2001年首次进行了污染预防投资调查。在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调查方面,每年进行一次,由联邦统计局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从4万家企业中抽取1/3,因为环境统计法规定,调查最多只能调查15000家企业。在环保产品和服务方面,从1997年开始进行调查,每年进行一次。环保产品及服务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营业额,相关产品均有编号,企业只需填入相应的号码即可。 二、环境经济统计的框架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体系,即将环境经济指标与污染排放、生态保护的指标并列,其基本框架和运行体系包含以下因素:环境经济统计的对象。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环境保护投资,环境保护支出、环保产业。环境保护投资主要指政府和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和生态建设投资,前者包括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后者包括土壤整理、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恢复和保险的投资。环境保护支出主要指企业的日常性环境保护费用支出和发生突发性环境事故的支出。环保产业主要包括环保产品的市场与经营、资源的综合利用、环境服务三大领域,如环保设备、环保服务和清洁技术与清洁产品。其提供者可分为指提供环保产品的生产性企业和提供环保服务的服务性企业。环境经济统计的机构与协调。环境经济统计涉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和统计主管部门,做好环境经济统计工作必须协调好三者关系,确立合理的环境经济统计工作机制。这个统计工作机制,应当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主体,统计主管部门为指导,经济主管部门协助。环境主管部门的环境经济指标同时报告给统计部门,作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参数。当统计环境对经济的贡献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还需要增加相关的经济部门如海关、能源等部门配合时,这些部门负有协助之责。#p#分页标题#e# 对缺口性指标进行统计时,队部分指标涉及到象环境资产(包括流量和存量)定价、数据精确性等技术性问题,需要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统计人员处理。环境经济统计调查方法。首先,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每省选择一到两个市开展环境经济数据统一采集和核定的试点。其次,实施重点城市环境经济统计快报制度。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应将本辖区内环境经济数据以年报快报形式报送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再将其作为推算全国年度环境经济指标的基础。最后,在进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季报过渡,筛选企业实行季报制度。直接调查和抽样调查将是环境统计调查方法的重要组成。在原有调查的基础上,各级环保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做好抽样调查,通过代表性强的抽样数据协助判断客观规律,统计结果更准确。环保投资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为政府和生产性企业,调查的领域包括大气、废水、废物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同时还按部门和就业人员进行分类。要区分污染预防投资和末端治理投资,因为污染预防投资很容易被忽略。环境保护支出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调查的领域是企业的日常性环保支出和紧急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环保产业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情况,不仅包括生产企业,还包括服务业。主要是有关产业结构、产业分布、产品和服务的比值、收益等情况。 环境经济统计数据的核算。环保部门应参照统计部门的做法,加强政府部门合作,在数据汇总的基础上,实施总量测算制度,建立环境经济统计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污染防治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科学估算宏观总量。通过总量测算,统计结果超过点源汇总,填补了相关单位瞒报、不报造成的缺陷;同时提高了总量指标的全面性和相关性。可以说,总量测算是环境统计的优秀。环境经济统计应改变总量数据由下级分量汇总的做法,实行分级核算制度。在汇总的基础上,各级环保部门根据当地实际,结合本级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总量测算,各自确定当地的环境经济情况。分级核算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降低某些地区因弄虚作假导致宏观数据失实的影响,并提高数据的实效性。统计部门实施分级核算后,上级核算数据和下级汇总常常存在一定差距。为缩小国家和地区之间数据差距,环境经济统计应实行“下算一级”制度。即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计算各省的数据。同时,省、市两级也要逐步建立“下算一级”制度,对下级的环境统计数据进行审定。在进行环境保护支出核算时,要先编制关于环境保护活动的投入产出表,核算出为直接进行环境保护而实际发生的支出,然后将围绕环境保护活动而发生的转移支付纳入核算,就可以得到有关环境保护支出的核算结果。环境保护投入产出表横向反映环境产品及其主要去向:被生产过程所消耗、用于最终消费和积累,或者被出口国外;纵列反映环保产业生产的投入;消耗各种中间产品,创造增加值。纵向分别专门环保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住户、政府和国外列示,以记录各自为环境保护而承担的支出。 环境经济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整个环境经济统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把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环境经济现象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从中揭示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断地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由此采取对策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必须逐步提高环境经济统计分析的质量,对环境保护投资、支出及环保产业情况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真正使环境经济统计分析能及时反映本地区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真正通过环境统计分析反映出本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比较关系是否合理,真正的影响、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为更好的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服务。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的思索及建议 作者:李建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环境经济学院 随着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之一,解决环境问题变得刻不容缓,环境经济政策在各国得到了的普遍重视,成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 1环境经济政策的历史和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现状 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积极倡导运用环境经济手段,1972年国际经合组织首次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要求各国把环境费用纳入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我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和《中国2l世纪议程》当中提出要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代价。2007年7月总理提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运用价格、财税等经济杠杆和法律、行政手段,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工作”。 2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所谓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综合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保险等经济方式,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是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的人类在环境活动中的行为准则。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环境政策的七项内容,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七个方面很好地使环境保护与财政税收、国际贸易、市场机制、保险市场、金融机构等联系起来,主要内容有下: (1)绿色税收。通过税收来调整环境污染水平,对于环境友好行为给予鼓励,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不友好行为则利用税收来控制,建立以污染排放量为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体废弃物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2)环境收费。环境收费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水平偏低,排污者或排污企业认为他们排放污染物的收费要比治理成本要少的多,对他们不能造成压力,所以应加大环境收费力度。 (3)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从源头上断绝污染者的资金来源,保护环境友好项目的投入,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且实施优惠性低利率,而对污染性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 (4)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是以改善或恢复生态功能为目的,以调整保护或破坏环境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对象,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一种制度,即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上游对下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 (5)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在特定的市场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6)绿色贸易。绿色贸易主要是做好进出和出口的工作,对于出口要严格限制能源产品,低附加值和野生生物的出口,对于进口要加强废物进口监管,从而协调好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外环保的利益关系。 (7)绿色保险。绿色保险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保险制度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一种经济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参加环境保险,如果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以后,由保险公司给被害者提供赔偿。 3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环境收费项目较多,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的税种少,从而使环境经济政策的规范性不强,效率较低。 (2)我国目前排污收费主要的问题是收费标准过低,企业在选择排污和交费两者之间更倾向于选择交费。 (3)生态补偿费方面也存在不足,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对象不够完善,生态补偿费的征收对象不仅有资源的直接开发者和利用者,还应包括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4)环保产业融资存在问题,一些具有成长性、效益可观的中小环保企业贷款难、担保难。 4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几点建议 (1)首先应加强环境经济政策的立法,用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和个人向环境排放污染物,适当地提高环境收费标准,扩大生态补偿的对象,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促进环保型企业的融资,加强完善环境政策体系。 (2)积极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了解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加大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力度,以便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多方利益,坚持科学发展,制止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消除环境问题,只有解决了环境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理论知识的探讨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在环境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环境经济学课程有必要对碳交易知识体系加以普及,本文探讨了限额设定、配额分配、价格管理、监测核查、市场工具等构建碳交易体系的五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知识体系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环境经济学理论已表明碳交易是公认的最具“成本效率”的低碳治理政策工具,但环境经济学却未专门介绍碳排放交易体系,随着碳减排约束的不断加强,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这一知识体系加以普及。碳交易知识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限额设定与范畴 “限额”是指某一交易体系所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限额设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管制气体。大部分排放交易体系关注然手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少数排放交易体系还管制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烃、全氟烃和六氟化硫等。2、管制行业。管制行业的确定需要权衡常规因素:第一,分析某特定行业的减排潜力与减排成本;第二,了解该行业对交易机制的熟悉程度;第三,了解该行业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可行性。3、覆盖范围。如果包括每一个微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会超过管理计划能力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只包括少数单位则会减少配额市场的流动性。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从优秀行业着手,然后逐步扩大管制行业范围。4、排放监管点。交易体系可分为上游体系与下游体系:在上游交易体系中,化石燃料生产商必须根据燃料中的碳含量交出相应排放配额;在下游交易体系中,排放者必须根据实际排放量交出相应的排放配额。 二、配额分配 在指明排放配额总量的前提下,确定每个排放者获得分配排放限额的数量,确定排放配额是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过程,政府通过设定排放限额有效创造稀缺的宝贵资产,然后在经济体不同参与者中进行分配。配额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分配它新创造所有的资产,二是排放者必须从政府买所有它需要买的配额,但大部分的碳交易体系选择的是混合型的。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是拍卖排放配额的10%,基于早年排放而对排放者分配排放许可证,这种方法叫做“溯往原则”。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标杆原则”,根据某同质行业、给定产品组或经济产量的绩效评价确定排放配额的核配方式。采用溯往原则核配碳排放权相对简单,仅需获得待审计设施的排放数据即可,但弊端是奖励了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因为它在不考虑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将最高排放配额分配给排放量最高的企业。其次这种原则还鼓励企业夸大其给定基准期的排放量,用以达到更高排放配额的目的。采用标杆设定原则有助于平等对待具有可比性的设施,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排放配额,从而鼓励企业努力提高排放绩效,奖励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惩罚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但其难点在于要为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异质产品设定标杆。 三、价格管理 由于碳交易市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交易量过低、流动性过差、价格波动都会影响交易系统的环境效益,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工具来降低市场波动、控制碳价格。1、储存配额。排放者可保留剩余配额至下一个履约期使用,配额价格除了能反映当前的配额稀缺程度,还能反映未来预计的配额稀缺程度。2、预支配额。若交易体系允许排放者通过预支未来交易期的排放配额满足当前交易期的规定,则碳价格能够稳定在较低水平。3、价格底线。通过设置最低碳价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可限制碳价波动、减少未来碳价的不确定因素。4、价格上限。通过为排放配额设置价格上限确保排放者合规成本不会超过既定阈值。如果配额价格达到上限,监管机构则必须增加配额供应。5、抵消。抵消信用额度是奖励排放交易体系涵盖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果的凭证。可采取国内抵消信用额度或国际抵消信用额度两种方式。 四、监测、报告、核查及执行制度 为了保证排放交易体系市场既可信又可靠,作为监管者应确保覆盖范围内的设施遵守规则,关键在于监测、核实及报告实际排放量的准确性。防止发生欺诈行为不仅对该市场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还关乎排放交易体系所维护的环境完整性。在力求监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同时还需考虑监测、报告及核查的费用。首先,使用与活动性质及规模相宜的监测规定。第二,报告要求清晰明了,截止日期应予以明确。第三,由外部机构完成对排放数据的核查工作。第四,针对不合规的行为制定各类惩罚措施。第五,设立电子登记处可确保准确记录排放交易体系内发生的全部配额交易。 五、市场工具 除了可供各实体从政府或者拍卖会直接购买碳排放配额的以及市场外,还存在旨在提供上述实体互相出售这些碳排放额度的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政府可以直接拍卖碳排放配额、将拍卖程序外包给私人平台或外部实体、或者聘请银行自行出售碳排放配额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二级市场的交易所可以提供碳产品(碳补偿额度、碳排放额度以及衍生产品),碳补偿额度或碳排放额度还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交易中典型的碳产品类型包括:现货合同,买方一次性购买并获得碳排放额度以满足紧迫的合规需求;期货合同,先进行交易,然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供应碳排放额度和付款;期权合同,其中的一方购买在较晚的一个日期支付特定产品价格的权利,即现在支付期权权利金换取今后以特定价格进行产品交易的权利。 作者:张翼 曾炜 单位:1.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实践教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论文 一、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情况 1.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指南的设计与。在课程教学开展之前,教师团队会根据目前的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根据传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培养能力的要求,设计出学生可能感兴趣并能够完成的科研题目,然后在上课第一周说明实践教学部分的课程组织与考核的要求,课题指南。 2.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团队的组织与小课题题目的确定。在课题指南之后,考虑到培养同学们团队协作能力的要求及开设该课程时同学们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客观现实,任课的教师团队会根据学号随机将同学们组合,组成4~5人一组的课题小组,然后让每个小组民主选取产生小组长。在小组确定后,要求小组长组织同学们在课后利用六个周的时间,根据课题指南,查找相关资料,初步拟定出课题题目,然后与教师一起共同在理论教学开展到第六周时确定最终的课题题目。 3.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的运行、报告及论文的撰写。在题目确定后,结合资源与环境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方法的培养、合作精神及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教师团队会指导各课题团队根据题目,依据以下步骤来开展课题,即:根据小课题题目,确定课题工作内容根据工作内容,确定人员分工阅读文献、撰写述评设计问卷或调查表格预调查修改问卷及表格正式调查整理问卷录入数据分析数据补充调查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在查阅文献环节,教师会演示我国内外学术论文查找路径与方法。在撰写文献综述部分,会给出具体的范文。在问卷设计、预调查到正式补充调查的环节,会结合统计调查、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具体的操作。在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过程中,也会给出相应的范本进行参考,并给出具体的论文撰写格式及规范。撰写出研究报告及课程论文后,教师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合作情况、内容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程度、论文与方法的掌握运用程度、文献参阅的广泛性、创新性、逻辑性、结论及观点的科学性、撰写的规范性等指标,对撰写的调查报告及论文进行评分。 4.答辩。本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并提高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因此要求每个组将小组研究报告或论文做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并以小组形式回答老师及同学们的问题。要求每个小组均参与到答辩的提问中,并根据答辩情况及所提问题的质量及数量对给出答辩环节的评分。 二、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成效 1.加深了学生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由于实践教学是在快接近理论教学总学时一半左右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接下来几周的教学中重点是方法论部分的理论教学,因此能够与其文献查找、调查实践等实践教学密切配合起来。从而加深学生对前期所讲解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的理解及对后续传授的方法及时运用。 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应试教育的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得到了培养。该课程开设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课堂授课、课后练习、期末闭卷考试的方法。发现考试成绩总体来说都比较好,但在毕业实践及毕业论文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文献、梳理文献、撰写论文的能力不一定好。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并结合实践教学的思考,后来才在该课程中开始实践教学。几个学期的实践表明,通过这种实践过程而撰写出来的小论文、小报告质量往往都超出了预期。 3.提高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参与程度,激发了学生的课程兴趣。如何调动同学们参与课堂教学,是许多老师都在思考的问题。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发现同学们对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一是课堂中提问的次数增加,二是课后与教师团队讨论问题的次数增加。 4.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团队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是在教师所提供的参考指南中寻找课题,但随着理论教学的推进及查阅文献的广泛程度的增加,同学们往往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题目,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小组研究题目、内容不在参考指南范围内。就算在指南中的题目,实际上也往往会作出一些调整。这说明同学们能发现问题,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开始。在创新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这种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就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由于考核是在小组考核的基础上结合每一个同学在课题开展、报告及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工作量来打分的,因此同学们之间会为了完成课题、获取好的成绩而进行多次的沟通和交流,这不仅增进了同学的了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其合作精神。 三、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践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小课题研究方面撰写的论文。然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比如资源价值的评估、环境价值的评估等可以考虑与计量经济、统计学等结合而进行计算机模拟。环境经济政策部分也如此。 2.缺乏实践教学的规范指南。到目前为止,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还远不如理论教学那样形成规范的指南,每次都是教师按环节逐步指导。规范的———如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规范性操作手册或指南还没有编制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效率。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平衡点仍待建立。目前该课程课堂教学总学时是32学时。其中26学时用于理论教学,4学时用于实践教学,两个学时用于测验。目前理论教学的学时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但实践教学学时远远不够,因此教师团队得抽出至少16个学时左右以课外指导的方式弥补实践教学的不足。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建立能够实现教学资源有效配置的平衡点。 四、进一步推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1.编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类课程实践教学指导手册》,为实践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教学辅助材料的支撑。根据上述内容,专门针对实践教学撰写教学指导手册,从而为提高实践实验教学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支撑。从内容上看,将逐步从目前的比较单一的小课题研究、研究论文及报告的撰写逐步拓展到环境计量统计、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环境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环境经济政策模拟与分析等方面,以适应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 2.转变考核方式,推进过程考核。本课程的考核目前已经综合考虑到课堂理论教学及实践两个方面。根据实践教学的成效看,适当加大过程考核权重有利于更好地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今后将采取以过程参与为主、以期末考试为辅进行考核。 3.结合计算机模拟实训,加大模拟实训的内容。将结合理论教学,设计“Stata在环境微观计量分析中的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价”等部分来设计试验内容,在实验室中完成相关实训,从而提高同学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小组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 4.继续探索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有效配合,以最终实现培养目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均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合理搭配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目前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还存在着课时的不平衡,在拟进一步加强的上述相关内容的计算模拟及实训方面还缺乏指导手册及师资。将来拟进一步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和实践。 作者:杨怀宇杨正勇李晟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价值量思考论文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环境经济的核算范围应该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关键词环境核算经济价值量核算方法 1引言 环境经济核算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焦点,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测算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为国内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英文简称EDP),以弥补传统GDP指标的不足。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是区分传统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经济过程和环境系统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环境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为了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统计核算的新要求,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其联合发表的题为《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未能包括环境资源因素的重大缺陷,并从1987年起联合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主体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 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同领域中处于领先行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还开始利用实际的统计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子系统———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进行研究。 2国外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本思路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曾对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作了推荐性界定: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按照其要求,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2.1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在统计核算中具体指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度。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侧面反映某个行政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从这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理条件的核算。 2.2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它包括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用以下指标核算:自然资源储量变化串、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及消费量、矿产资源回采串、自然资源破坏成退化程度、资源进出口量。 2.3环境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境资源可分为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包括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等。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 环境指标核算包含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变化量,人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故总量及变化串,废气处理串、工业污水排故量及变化串、森林覆盖串、人均森林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及变化串,沙漠化土地面积及变化串、草原退化面积及变化串、自然保护区面积、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及变化率、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森林覆盖率增长率、格林综合污染指数、“三废”综合利用量、城市噪音水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抗灾串、人均资源数员以及支撑的潜力、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环境经济的实物量核算。虽然实物量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但仅仅依靠实物量核算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全面地描述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计量单位使各种实物数据无法综合,而且也缺乏可比性。要想得出综合并具备可比性的核算结果,必须同时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进行价值量核算。 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 (1)市场价格法。它以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量和相应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从理论上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核算最适合国民经济核算,但现实中的环境资源利用远未市场化,这就为市场价格法的运用带来了因难。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法比较适合于环境货物(如开采的地下资源)数量利用的情况。(2)住户意愿法。它就是以人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健康和福利,利用和改善资源环境而愿意承担的费用作为环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损失价值。由于该方法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随意性大,在目前的环境经济核算中,一般和市场价格法合起来应用。 (3)维护成本法。环境经济成本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环境的资源观和价值观。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资源基础,人类将不复存在。 (4)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用公式表示为: EC=(D-S)×I, 其中:EC为环境成本,D为环境资源需求量,S为环境资源供应量,I为环境成本系数。 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总之,国外价值量核算方法注重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主要考虑耗减问题。同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区户相比,现在,价值量核算方法增加了对“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它在以下两方面扩展并完善了SNA体系:产品生产和最终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由于污染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对我国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思考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行环境核算,以此强化人们的环境与资源意识。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不完善,环境统计资料也残缺不全,要建立我国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合对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核算现状的分析,目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才会更为科学可行: (1)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在核算内容上会产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增加值时,将考虑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等因素,并把它们视同中间投入予以剔除;二是在认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考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在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时要将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来考虑。 (2)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相协调。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也不能单单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企业环境核算内容与方法的设计中要充分体现宏观思维,以保障企业间环境核算信息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根据单个企业的特质区分对待,这样就会使得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考虑的层次更为全面。
农业经济类论文:改进的聚类算法在农业经济类型划分中的应用 一、引言 吉林省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各有差异,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为了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就需要准确地对省内各市县农业经济类型进行划分,以期做到合理的资源优化配置。本文采用一种改进的k-均值聚类分析技术对所采集的吉林省各县市农业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目的是对吉林省各地农业经济类型进行划分,揭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优势,为加快全省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二、改进的聚类算法基本原理 改进的聚类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对数据集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及相应的聚类中心矩阵;接着从聚类树中查找较早形成的大类,并计算其聚类中心,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较好的聚类数k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初试聚类中心集合;最后通过k-均值算法进行聚类分析。 虽然此改进算法需要我们人为的设定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在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之后的数据基础上得来的,比经典的k-均值算法的直接判断聚类数和随机抽取初始聚类中心要具有明显的优势。根据本文待挖掘的数据量和系统聚类的结果,初始条件设定如下:被判定为较早形成的大类聚类,其包含的数据对象应大于4,与下一次合并的聚类间距越小越好,且应小于所有聚类过程中的聚类间距均值。 三、改进的聚类算法在吉林农业经济类型划分中的应用 (一)分类指标的选择 农业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复杂的系统,要正确地划分农业经济类型,首先必须选择一套能全面反映当前农业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为此我们根据吉林农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农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因子作为聚类指标,通过实地调查和对统计资料的综合分析,选定以下10个指标:X1 ,年平均降水量;X2 ,年平均温度;X3 ,农业人口;X4 ,每公顷粮食产量;X5 ,农业机械总动力;X6 ,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X7 ,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8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9,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10 ,人均收入。 (二)数据准备 根据以上10项指标,我们通过查阅2010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吉林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吉林省统计年鉴》整理。 (三)数据挖掘结果 首先对以上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之后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得到聚类树,分析聚类树及聚类间距我们可以得到初始聚类数为k=5。之后,本文进行k=5的k-均值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成员表如下: (四)结果分析 方差分析表的结果表明,分类后各变量在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著的(p值基本都小于0.05,接近于零),表示把20个县市地区分成5类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类,梨树、伊通、公主岭、双辽、东丰、长岭6个县市。这些县市年平均温度较高,降水较少,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都比较小,牧业相对于林业、渔业有明显的优势,其人居收入相对较高。这类地区应该对其农业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使农林牧副业各产业协调发展。 第二类,桦甸、通化、辉南3个县市。这类县市农、林、牧渔各业都有一定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居于全省中上等水平,其振兴经济最好的途径就是各业协调发展,根据各县实际情况,积极引进科学技术和优良品种,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第三类,农安、榆树、德惠、扶余4个县市。这类县市虽然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很高,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降水贫乏,从而制约了该类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对此,应该采取兴修水利的措施来缓解雨水不足的现状。此外,应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多种经营,稳步发展其农业经济。 第四类,蛟河市、梅河口市。这两个市的农业经济状况是所有县市中最好的,该地区雨水充足、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较高、畜牧业发展相对滞后、林业和渔业发展较其他地区有明显优势且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各地区。因此,该类地区应注意保持其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时兼顾畜牧业的发展,做到以优势产业拉动劣势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五类,九台、永吉、舒兰、磐石、东辽5个县市。这类县市自然条件适宜、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很高,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协调发展较好。该地区应充分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实行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兼顾其他各业的农业发展思路。 四、结论 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农业经济类型的划分中,极大地改善了以往的划分方式。本文通过聚类分析方式对吉林省农业经济数据进行了数据挖掘,并提出了一种聚类分析的改进方法,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农业经济类型的分类中,使得对农业经济类型的划分更客观、可靠。 (姚洁,1972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理论与实务。姜域,1988年生,新疆阿勒泰人,东北电力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下的城乡旅游发展 一、特色农业背景下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劣势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大量开发引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广西乡村旅游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发展,如何在竞争中取得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已成为当前广西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在应用经济学、旅游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特色农业背景下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劣势,对于发展迅速而又面临一些困境的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广西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及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 广西是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景观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在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同时,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合作的前沿,其独特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为广西特色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有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广西属于亚热带和南亚热带自然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为特色农业资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在我国32个省(市、区)中,2010年广西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均超过全国平均占比,尤其是林业产值和牧业产值分别达6.2%和4.2%,说明广西的林业资源和牧业资源禀赋较高。广西的各种农产品产量占全国农产品产量的比重大,其中黄红麻、甘蔗、蚕茧、柑桔、梨、葡萄、香蕉、甜瓜等农产品的比重均超过10%,尤其是甘蔗和蚕茧分别达到64.3%和30.4%;在各种林产品中,松脂、油桐籽、油茶籽的比重较高,其中广西的松脂占到全国比重的44.4%②。此外,广西还有众多传统品牌的地方特产和热带水果,例如荔浦芋、巴马香猪、合浦珍珠、百色芒果、容县沙田柚、灵山荔枝等。在药用植物方面更是拥有包括罗汉果、绞股蓝、金银花、田七等在内的多种区域特色药材。近年来广西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发展成效显着,其中糖蔗、蚕茧、木薯等产量居全国第一,龙眼、荔枝、香蕉产量居全国第二[8]。二是广西特色农业面临诸多发展机遇。第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为充分发挥连接西南、华南、中南以及东盟大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加大对广西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和科研力量,为促进广西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经济条件。2007-2010年广西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在总量上不断增长,农业支出在广西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其中2008年、200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6%和2.3%;在农业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上,广西自2007年以来不断增加,并且占广西劳动力资源的比例较大,2007-2010年均保持在54%左右,说明广西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充裕;在2010年广西的研究与开发机构中,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重上看,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机构数、科研经费的筹集额、政府拨款、科研人员总数及高学历科研人员数等都是最多的,说明广西政府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推进作用。第二,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积极倡导泛北部湾合作,大力推进南新经济走廊建设等,为广西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农业政策,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7000多种,加上自由贸易区内近20亿人口的市场空间,又为扩大广西特色农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加快推进了广西与东盟国家间在农业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协同合作与联动发展,发挥比较优势。第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众多的惠农政策,使得广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最为富集的地区,有利地促进了广西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2006年广西在《关于加快广西茧丝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规定,从事茧丝绸加工业的企业可享受各项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十二五”时期,广西政府将通过重点实施“三个千万亩行动计划”、“四大战略工程”和“六大战略基地”的农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和做大做强广西特色农业产业。三是广西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及其特色农业的发展壮大,对广西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以特色农业为载体的农业旅游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等,形成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在旅游词语中,称之为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乡村旅游等。这种旅游农业主要是为那些不了解农业、不熟悉农村,或者回农村寻根,渴望在节假日到郊外观光、旅游、度假的城市居民服务的,其目标市场主要在城市居民。旅游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优化投资环境等,而且达到了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也可以说,旅游农业有利于拓展旅游空间,满足人们回归大自然的愿望,尤其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衣、食、住、行,而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观光、旅游、度假活动增加,外出旅游者和出行次数越来越多,而一些传统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在旅游旺季,往往人满为患,人声噪杂。在这一背景下,旅游农业的出现,迎合了久居大城市的人们对宁静、清新环境和回归大自然的渴求。 (二)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利条件 广西发展乡村旅游有如下诸多优势和机遇:一是丰富多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广西是我国着名的旅游大省,自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奇观胜景遍布八桂大地,使得区域内所有的市和绝大多数县都有较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如世界闻名的桂林山水风光、北海银滩、乐业天坑群 、宁明花山崖画、大新跨国德天瀑布、大化七百弄、龙胜龙脊梯田等自然旅游资源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乡村人文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广西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居住着壮、瑶、侗、苗等12个少数民族,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广西具有众多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资文化遗产。如侗族等桂北少数民族特有的打油茶,苗族的过寨酒等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绣球、壮锦、蜡染、竹编等独具地方民族风格的民间手工艺品;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的“盘王节”、苗族的“过苗年”等带有浓郁民俗风情的传统节庆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为广西的山水增添了灵魂和意义。此外,近年来广西各地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出特有的乡村旅游景观线路,如桂林兴安千年灵渠寻古游、玉林容县贵妃园景区、梧州蒙山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旧址旅游区等。三是多样的农业生态游线路和乡村旅游模式。因广西80%以上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集中在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故发展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优势。截至2010年12月,广西各地乡村旅游产业初见规模,累计建立各种类型的休闲式农业园区288个,农家乐旅游地1000多个,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4个[9]4754。在此基础上,广西各级农业和旅游部门共同打造了广西现代农业旅游精品线路、南宁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和北海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精品线路等15条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使得以观光农业、农耕文化、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旅游的新亮点。在开发这些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的过程中,通过个体经营、股份集资、公司+农户、综合开发等四种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形成了以科技型、生态型、农家乐型、探奇(险)型、度假型、民俗文化型、红色旅游型等7种乡村旅游模式。四是政府政策制度的大力支持。在国家“三农”政策的扶持下,乡村旅游作为连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途径,得到了国家和广西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借以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2006年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2010年7月国家农业部与国家旅游局签署了从2010年开始,每年将联合组织开展以“全国欢乐乡村游”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与此相对应,广西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广西乡村旅游的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区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为广西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广西乡村旅游“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又描绘了重点扶持建设100个乡村旅游基地,推出10条特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构建八大乡村旅游产业群的发展目标[9]4755。五是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在外部环境中面临着区域旅游合作日趋成熟、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等有利机遇。一方面近年来广西各市县政府及旅游部门积极推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合作与交流,并加强了泛北部湾、泛珠三角、大西南旅游圈等区域间合作力度,有力地推进了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人群的精神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把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同时,日益改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也使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广西体验乡村旅游。 (三)影响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广西的乡村旅游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财政投入不足、高素质的旅游服务人员缺乏、旅游资源整合不够、旅游资源破坏性开发等困境。一是财政投入和专业人才缺乏。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广西在与乡村旅游有关的农村固定资产投入中,总体投资偏少,尤其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方面的投资少更为突出(如住宿和餐饮业只及广东的20/1、湖南5/1、云南6/1),这说明广西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财政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此外,因为大多数乡村旅游区的管理工作是由当地农民或村干部承担,缺少服务意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培养滞后,导致了广西的旅游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这与广西作为全国旅游大省的现状不符。二是区域内旅游资源整合不够。从15条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看,广西的乡村旅游线路大多局限于某一行政区域内,缺乏“大区域,大旅游”协作经营和宣传促销的观念,无法形成品牌特色效应。从旅游产业看,广西各地市的旅游业发展极不平衡,如国内旅游人数过千万人次的地市仅有南宁、柳州、桂林三市,而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过百万人次的仅有桂林一市,这说明广西的旅游缺乏总体规划,区域整合度低,没有实现以桂林、南宁为旅游业龙头的“以点带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网”的战略构想。三是面临旅游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污染、不可抗力因素的冲击等挑战。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原来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在迎来大量的游客同时,也带来了交通工具的大量尾气排放、游客遗留和丢弃的大量垃圾以及无规划的餐馆和娱乐场所,造成了乡村旅游地空气质量极剧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健康安全。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甚至导致了当地植被面积和自然景物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旅游业是比较脆弱的行业,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自然因素、安全因素依赖性都很强,一旦上述因素出现变化,会极大地影响旅游业。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禽流感、雪灾,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都使广西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 二、特色农业经济下发展广西乡村旅游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的吸引力和乡村旅游的推动力优势明显,尽管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但是也面临巨大的机遇,可以通过发挥优势,因势利导实现发展。因此,广西要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业,应在充分发挥特色农业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激发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努力实现乡村旅游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通过旅游业的辐射效应,真正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强农的双赢效益。 (一)充分运用特色农业资源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广西拥有大量的特色农业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运用特色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在扩大。对此,建议广西各级政府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职能定位,即对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政府只去引导;对于需要政府推进的,应积极运用人、财、物等资源,予以扶持。另一方面要平衡市场各方利益主体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对此,建议广西各级政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得力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运用特色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实现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最佳配置,推进其快速、健康发展。 (二)有效整合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 鉴于广西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建议自治区政府 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旅游、农业、林业等职能部门及行业内的企业协会共同对广西各地的特色农业资源、区位环境、资源特色、客源市场等进行详实的调查评价,并从广西整体战略角度编制发展规划,打破各市(县)单兵作战的思维,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真正实现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例如,百色农业科技园区、田阳芒果风情园、田东十里莲塘三个景点都是分布在南百公路沿线,相距不超过20公里,完全可以整合打造成“集锦式”乡村旅游区。 (三)发展旅游产业集群 特色农业产业化模式就是通过促进农业产业与特色产业的有机整合,形成产业规模,从而加大游客在消费时间、消费品种、消费深度及广度等,实现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我们应该从广西各地选取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基础较好的地区,培育龙头企业进行优势示范,并积极推进合作社或农户参与,引导各种社会资本以承包、租赁、股份制、BOT等方式进入,借助发展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建设,实现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集群,促进特色农业经济与乡村旅游良性互动发展。 (四)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深度挖掘广西各地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乡村节庆、趣闻传说、农作方式等,并以此开发出对应的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并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大力宣传。这样,一方面能有效提高广西旅游产品文化含金量,创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下乡村旅游品牌;另一方面通过品牌建立,又能够吸引大量优秀业内人士加盟,真正实现全方位发展。 (五)大力培育乡村旅游专业人才 行业内竞争,实质上就是行业人才的竞争,谁能拥有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人才问题更为凸显,由于乡村旅游多为偏远地区,经济、交通、教育相对落后,人才短板现象已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广西经过多年的努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经营理念、职业技能等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创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下乡村旅游品牌的要求仍然相距甚远。广西各界应树立人才至上的理念,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运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通过培育和吸引两种手段解决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短缺问题。对此,建议由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聘请相关行业专家开发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乡村旅游资源、本土文化解读、农业旅游经营方式方法等,并视需要输送培训学员到东南亚的旅游示范地参观和学习。 (六)健全管理体制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上看,广西的乡村旅游业还处于开拓期,要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从制度上明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权责,制定出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各项法规或条例,充分利用制度的引导及强制作用,从乡村旅游的宣传、规划、审批、准入、经营、环境等方面入手,有效避免旅游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文化冲击与道德弱化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如桂林恭城县红岩村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配合下,成立“红岩农家乐生态旅游协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对风景旅游区范围内的旅馆、餐饮、商店等进行统筹安排,有效避免旅游本身对于地方农业及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地方经济、环境、游客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农业经济类论文: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将逐渐向一元过渡。现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无疑归结到农民身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探讨性意见。 关键字:二元经济、人力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 “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 我国二元结构的演变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起现代工业,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初始的资本积累。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体,资金严重匮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方式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从200多亿元起步,迅速积累起了5000亿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显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进程迟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国家对农业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比如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占用农民耕地,并未能给与足够的赔偿,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第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乡镇企业一般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并不稳定,刺激农村经济效力不强。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工业,有上边分析,农村工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就是通过进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不高造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对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一定限制。再则,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深化”的局面,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进程缓慢。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能力强,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三. 农业经济发展与摆脱二元结构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并且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国情,要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制度变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价格标准是市场的唯一指标,然而价格指标要想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规则之上的。这种规则我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顺利运行是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的消除并不能像刘易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空。从上边的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在我国要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的一环就是培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产权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激励。首先,在土地产权安排上,应给予农民更大的空间,切实考虑农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励农民建立一定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更有计划地协作生产。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的培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上,首先,通过农村教育投资。当前农村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教育资金匮乏,政府在农村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服务保障上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教育促使农民掌握足够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会。农村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鸿沟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收入的贫困。信息的贫困造就了农民就业的贫困。因为农民无论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如何卖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离不开信息。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不仅通过户籍隔离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产生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上的差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业伤亡保险等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相反却不拥有这种权利。改善农民的社会福利,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有重大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推进正式制度创新,使农业问题切实、合理地得到解决。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的四化要求与政府策略 农业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农业企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聚集、装备,积累投入,调整存量,优化资源,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个农业逐渐产业化、市场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推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农业四化。 农业四化中产业化是基础、市场化是途径、标准化是条件、国际化是目的,而结构调整是实现四化的手段。随着农业四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经营集约化已是大趋势。小生产永远没有出路。必需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从而逐步实现标准化,就可获得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推动国际化进程。 首先,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渠道和前提,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稳”与土地使用权“动”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农户与企业的关系。产业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进入农业,第一步主要是进入农业产前、产后的经营性服务领域,而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企业带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向农户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市场信息,购销农产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二步才是大面积租赁农户的承包地从事农业直接生产领域的经营。 目前中国农村企业及中介组织的现状是,传统的中介组织供销社负重运行,市场化改造不够。新生的中介组织数量短缺,且运行和发展面临制度环境障碍。中介组织发育滞后,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加快农业组织的创新,加强对家庭经营的改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对企业和农户提供指导;对有关参与主体加强综合协调服务,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信息体系建设;加快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在农业中的引进。 农业产业化基于不同地区和农户要区别对待,东部沿海地区在于实现企业的升级;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在于扶持合作社和企业的发展;西部在于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消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农业企业化属于个量微观经济,农业产业化属于总量宏观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需要农业企业形成专业分工,把竞争优势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作为行为依据,推进订单农业,着眼于农业产业链,增强创新能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农业企业特别要把加强农业产前支持、产后开发,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重点,产前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发展和应用水平;产后重点进行农产品包装、分级、营销、品牌管理。 其次,外连市场内育产业联合体,促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用法人组织形式招商引资、开拓国内外市场,是发展农业企业的一般模式和必然趋势。农业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确定自己的生产方向,并通过协议购销、合同收购或股份合作生产等方式,与农户结成合理稳定的协作利益关系,把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业企业为农民提供优良种子、种畜、种禽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农户成为企业的具体生产单位,如此既使企业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料来源,又以利益调动农民按合同种养的积极性。 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需要实施多元化战略分散市场风险,即产品市场多元化战略。这需要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由少品种向多品种、系列化发展;由原料产品、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产品发展;由窄市场单元化向宽市场多元化发展,建立销售网络,用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提高动植物产品卫生水平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生产目的以及确保出口获得利的基础。为此,要尽快提高动植物检疫能力和水平,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与动植物检疫体制。应依法加强对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标准化程序,切实控制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 标准化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规程,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有标准可循;要加强产品质量标准监测监督,健全监督、监测体系,完善质量检测中心、化验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园区要起示范作用,推进标准化生产。 第四,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培养农业标准化、市场化的管理专业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农业国际化的基础。应尽快造就培养通外语、懂技术、善营销的高素质队伍,并逐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组织生产,为农业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打下坚实的基础。要结合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深加工程度,培育一批名牌农产品,使农产品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具有质量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围绕基地建设坚持不懈地招商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良种。引导资金投向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社会服务等项目。在提高与国外中小企业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引进大客商、大项目、大资金,带动农业国际化。 农产品科技含量是农业企业角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要以农业高科技基地示范园区为载体,引进、开发、推广在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农业新品种,引进无污染、高科技含量、投资回报大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农业高新优良品种,大力发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参与国际竞争进程的新形势。中国农业应该选择竞争性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农业标准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自给自足型农业向市场竞争型农业转变,从增产型农业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从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转变,从劳动密集向劳动密集与资本和知识密集相结合转变,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向重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 农业经济在当前发展的内在四化要求,需要政府深化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引导扶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培育农民自发兴办的各类生产和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和发展农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进行市场价格协调与行业管理,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处理贸易纠纷;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限制敏感农产品过度进口;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扶持和培育农业基地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其次,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清理和调整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借鉴和利用有关国际农业法规保护和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农产品购销市场化进程,重点抓好质量标准体系和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第四,引导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联合体,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 第五,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支持结构,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引导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建立粮食安全生产、储备体系,保护中西部主产区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加快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政府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职能转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运作机制;强化服务职能,尊重企业和农户在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政府跨区域、按产业体系管理农村经济的方式。执行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要引导金融企业加强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合作金融,健全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用途资金的再贷款规模。 农业经济类论文:论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摘 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应研究的重要课题,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一定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进行。阐述了现存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如何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 1 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优秀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过各级财政渠道对农业技术支持问题进行投入,也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如何形成和谐、稳定、能持续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通过设置适当的“权利——义务”系统,均衡双方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力”,使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的“权益”都能够基本得以实现,是贯彻始终的关键问题。那么,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制度创新才能回答的内容。当前,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对于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支持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农村的具体做法,总结并推进有效的制度创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概括起来讲,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县)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制约着该区(县)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的配置方式,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具体地说,当农村社会结构越是处在“好的”状况时,该区(县)域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越可能形成比较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况,从而使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结构处在“不好”的状况,则该农村社区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配置,并且还会阻碍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发展。 2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 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优秀就是还土地于农民,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那么,农户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生产资源的权力呢?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削弱县、乡行政和村干部直接指挥农户经济行动的权力。或者说,必须赋予农户有能力不服从县、乡、村直接经济干预的法定的权利。重新调整县、乡、村、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权利——义务”系统,是整合县、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保证普通农户真正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资源权力的必要途径。 总之,从当前我国农村中县、乡、村、农户关系看,农村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阻碍农业生产资源实现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 农业经济类论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农业经济类论文: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农业的产出也有不同。综合比较后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和劳动等要素的利用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关键词 土地产权制度 农业生产效率 面板数据分析 一、引 言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农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据统计,1950—1978年的29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增长在10%以上的有5年,负增长的也有5年,增长速度低于2%,基本上处于停滞的有3年。①这种起伏,可能与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等生产性投入有关,也可能与对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投入、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等政策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到其间以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的影响.本文就是试图揭示这种影响。我们力图尽量准确地定量分析,但是需要克服两个困难:一是1949一1978年间有关统计数据的缺失,有关该期限内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少;二是土地制度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虽然客观存在,但是不能直接度量,从而不能对土地制度的效率做出评价。本文对1949一1978年影响农业产出的各种投入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分析出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产出的作用。 ① 参见李德彬、林顺宝等编《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l页。 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制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土地产出。一是直接影响,即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从而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间接影响,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即使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效率是不同的.本文尝试对两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我们把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作为主线,可以根据普遍现象或总体特征,大体上将1949—1978年分为以下几个典型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更小的阶段,或者有上一个或下一个阶段的少量现象或特征存在,对此,本文不再做具体划分和分析):1949—1952年实施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后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分散私有、分散经营.它不同于“”前的“地主集中私有、农民在地主一定的统一规划和支配下分散租佃经营”;1953—1958年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开始是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参加的互助合作阶段,产权制度还是“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后来在政府的强制下,基本上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1959—1962年实施强制性化阶段,即土地变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公有——统一所有,公社统一经营;1963—1978年实行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划小了公有的单位——由公社所有变为大多数耕地为生产小队所有,同时划小了经营单位——生产小队统一经营。 我们尝试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各因素,如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等投入变量,以及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政策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也能一定程度上分析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影响。 本文先对此时间跨度内的农业生产效率分四个阶段进行计量回归,并对结果进行说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且说明受到的启示. 二、l949一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的计量分析 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28个在1949—1978年间的常规投入,如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以及农业产出数据。①此外,还包括产业政策导向因素,如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支出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政策变量。由于无法得到各省、市、自治区各时期能够代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数据,本文在计量中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进行处理.关于资料具体出处和调整、换算的详细情况在文章附录中给出,这里仅列出数据处理的主要过程和结果。根据上文描述的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下面的分析也按如下四个时间段进行,即1949—1952年、1953—1958年、1959—1962年、1963—1978年。 本文中,农业产出使用的是农业总产值(y),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与之相近的一个概念本文也将用到,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是指包括农业总产值(y)在内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合并值。 ① 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最新区划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港、澳、台除外。由于重庆市划为直辖市时间较晚,并不在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内,另外海南省和四川省由于个别重要数据不全(如缺失农业产值的连续时间序列,也没有可以用来换算的相应的指数等指标,即使予以估计也将带来较大误差),所以本文所用数据不包括这3个省份的数据。 投入数据中包括四种:土地、劳动、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土地(1)使用的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而非粮食面积,因为农业产出中使用的农业总产值,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而并非仅是粮食作物的产值,这样可使土地投入和产出的衡量对象一致。 劳动(1ab.)指的是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种植业中的劳动者人数,而这个数据无法直接得到,本文根据乡村从业人员(1ab)的数量进行了换算.乡村从业人员中包括在种植业、动物饲养、渔业、林业等生产中的劳动者人数,为了得到种植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估计,乡村从业人员按农作物产出占农业总产出的价值份额,即按农业总产值(y)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的份额,进行了加权。这样可使劳动投入和产出衡量的对象一致. 化肥(fer)指的是化肥施用量(折纯量),由于各个时期化肥使用量数据的缺失,本文结合各省市自治区化肥产量和本地区化肥施用的变化规律,运用相应的方法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换算。 役畜(m1)和农业机械(m2)中,本文将两者换算为一个变量。役畜数是参照每年底大牲畜头数来取得的,这是由于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陆主要省份用于直接消费的大牲畜头数,与用于耕作的役畜数相比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个别省份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做了特别处理。农业机械投入是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的,这个数据可以直接获得,部分缺失的数据,根据中国大陆在1970年以后才真正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实际,并结合各省份已有的数据进行了换算。役畜的单位是头,根据每头役畜为o.7马力的标准,将其换算为马力数,一马力相当于0.735千瓦,这样一头大牲畜相当于O.5145千瓦的农业机械动力数。①将役畜和农业机械的单位统一起来,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分析中去。 ① 这种换算比例由国家统计局建议采用,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00页. 产业政策导向因素,如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f)、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1)、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Pi)等政策变量,均可以从资料中获得.其中,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是指地方财政支出中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数量,它是一个年度中用于本省份农业生产和事业发展的各种支付的归并值,包括中央对地方农业的支付.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被引入,主要用来反映国家制定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现在农民出售农产品和购人用于农业生产的工业品的价格上,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关于表1的说明: (一)本文类似于生产函数法设定方程,用面板数据法(panel data)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为: (五)在所有的回归中,变量log(m’)均未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变量对产出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在数据换算中,用年底大牲畜头数代表役畜数存在误差,在将其与农业机械总动力加总后,由于农业机械总动力部分数据的不准确,将这种误差放大了。另一种可能是,在1953—1978年经历的三种农作制度,即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化、生产小队体制,虽然从统一经营的意义上看,更有利于相对大型机械的使用,集体也可能更有能力购置机械,但是可能不利于农业中农业机械积极作用的发挥,机械的利用率低或者说对提高产出的作用有限.而1949—1952年实施阶段,虽然是明确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但由于役畜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均相对较少,对产出影响不大,造成了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六)在1949—1952年的回归中,作为变量的土地投入量,其影响的显著性不高,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中土地投入对产出影响很小,但在其他年份的回归中,这个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却很大,这有两个可能:(工)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1949—1952年数据不足,回归不准确。后者可能性更大。 (七)可以看出,影响产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劳动、化肥使用量。另外,财政支持农业数也是影响产出的一个因素。 (八)四个时间段比较来看。若不考虑1949—1952年,在1963—1978年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59—1962年最小。在1959—1962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63—1978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小。在1953—1978年,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基本上保持稳定,但在1953—1958年产出弹性最大。在1953—1962年,财政支持农业数对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在1963—1978年,这一变量的影响增加很大。 (九)若不考虑1949—1952年中数据不足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时间段中,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四个时间段中最大. (十)另外,经过计算,结果说明人力资本引发的劳动力投入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极小,在回归分析中可以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对结果影响. 对表2的说明:除了1949—1952年的常数项不能通过90%的t检验以外,其余可以通过检验。 下面的表3是相应年份和变量的全国数据,由于资料中给出的数据不全,其中的斜体字为估计数值(估计方法与附录中相同),加粗字体为1949—1952、1953—1958、1959—1962和1963—1978四个时间段中,数据较全的典型点数据,本文将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配合前面的计量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 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可以依据表3计算出不同时间段、也就是不同产权状态下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率,列为表4。 对表3和表4的分析: 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迅猛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81%.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动力投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工4.94%、183.33%和27.46%.但劳动投入下降了2173万人,年均下降4.06%.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和支援战争占用大量人力有关。化肥和农业机械(1952年仅为18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总数的O.04%)等投入绝对数量十分小.还有一点需要重视:此期间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具有明显的恢复性质,从长期战争和动乱时期转入经济建设.因此,无论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是产值的增长,都是恢复性的,与相应的产权制度相关度不可高估。 1953—1958年农业总产值和各生产要素投入均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劳动、土地、化肥年均增长2.03%、1.11%、89.20%,土地和农业动力投入仅在1958年稍有下降(因为大规模“工业化”)。化肥和农业机械(1957年仅为121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数的2.73%)等技术因素投入绝对数量上相对落后。这一阶段,虽然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和产值增长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增长平稳。而且,经过几年恢复性增长后,可用于增加的要素已经很有限,带有技术性的要素又很缺乏,再加上国家的工业化开始明显占用更多资源。所以,从要素增加速度和产出增加速度看,这一阶段都不是很快,但是不等于投入和产出的比率不高。 1959—196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大幅波动,可以看出1959年和1960年农业总产值锐减,分别比上年下降12.19%和5.80%,1961年虽有好转,但只是比1958年稍有提高(另外一种说法是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了14%、12%和2.5%)。1959—1962年4年劳动力平均比1958年减少2%,土地年平均投入比1958年减少5%,化肥年均增加4.3%,农业动力年均增加3。5%。农业产出年均下降5.6%. 显而易见,伴随着化运动(产权的“一大二公”)的是严重的农业危机。劳动力和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减少(大量非正常死亡、因饥饿不能劳动或外出盲目流动),土地大量??荒.作为当时农业动力投入主要内容的役畜数量下降(1959一1962年分别为7912、7336、6949、7020万头)。化肥施用量也出现大幅度波动,往年迅速增长的态势已经趋缓.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是更多的是产权制度的人为变化——人为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影响. 与之相应,1959、1960年和1961年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f)出现大幅上扬,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1)上升,并拉大了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Pi)的差距。这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财政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救灾性的政策。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前者对农业生产的回升有效,后者可能无效。 1963—1978年农业总产值和要素投入增长相对平稳。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03%,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84%、17.1%和16。45%,要远大于劳动和土地的年均增长率2.09%和0。47%,其中农业动力投入的增加主要源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前面三个阶段相比,在劳动和土地增长较小的情况下(在一倍的增幅以下),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数量却增长了数倍。这一阶段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在经历了经济严重挫折后调整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该制度下,可以看出,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虽然仍在增长,但是远远赶不上化肥和农业动力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制度下,有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和运用——因为是大集体,既有能力(相对于分散私有)购置农业机械,也便于使用机械(相对分散经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农业机械和化肥投入数倍的增长,远远没有换取农业产值应有的增长,至少可以说,这些投入在当时的产权制度下利用率很低. 为了比较相同或可比较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下,各时间段相应土地制度下的产出情况,可利用已经求得的4个回归方程(每时间段一个,包括各自的常数项),分别将表3中4个典型点(分别采自4个时间段中):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的各投入要素和政策变量数值,分别代人4个回归方程中,得出16个农业总产值数量。也就是假定分别把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度的投入要素分别投入4个阶段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观察产值,然后对不同制度做比较和评价。这种方法类似于反历史事实计量法(新经济史学的方法)。下面的表5是检验和比较的结果。 关于表5的说明: (一)应该对所有年度的数据加以检验,之所以只选择表5中4个年度的数据,是因为其余年度数据缺乏,有一些是估计的,如果全部使用,会增加不准确性。 (二)作为回归结果的农业总产值,和表3中相应时间段内实际产值有差异是正常的,因为求解回归方程时使用的数据是省际数据,表3中的农业总产值是全国的数据。 (三)表中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波德(Borda)计算法①,按各行数据大小,分别赋予一个权数,如产值最大赋予4,较大赋予3,较小赋予2,最小赋予l。最后一行是各时间段纵向的权数之和。 (四)由于1949—1952年的回归中存在部分未能通过检验的误差,所以其排序和权数也会有一定误差。其余时间段的估计和赋值相对比较准确。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不同阶段上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同,从而农业产出不同。按综合得分来看,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1953—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最大,1963—1978年最小,1959—1962年和1949—1952年居中。这里体现了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需要说明,借用这种方法,只能大体说明问题,大体显示了制度优劣,不具有准确性。 通过以上的大致比较,发现1963—1978年间的产权制度比1958—1962年间的产权制度还要差(相对于农业增长而言),人们可能觉得不可信或不好理解。其实也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因为“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真正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极短,1958—1962年间,特别是1959—1962年间,已经是特殊的时期了,既不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因为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也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反映的要素投入和产值变化情况不完全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下的情况。但是,1959—1962年的状况又确实是1958年制度的结果,因而在上面分段时,把这几年归为一段,即“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 三、结论和启示 以中国大陆1949一1978年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产出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 这是让一夏尔·波德(Jean-Charles de Borda)于1781年提出的一种表达偏好强度的方法。参见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一)不同阶段的不同产权制度,对人们投入土地、劳动、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激励程度确实不同(剔出了一些该剔除的因素以后得到的结论)。这是直接影响。 (二)如果投入相同的或者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不同。这是间接影响。 (三)综合考察和分析各时间段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分析,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对我们思考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和演变方向的启示如下: 中国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相关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1949年或者更早一些至今的中国大陆土地制度的变化,就非常具有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种研究现在不是多了、透了,而是不够。本文只是在数据不太全面的情况下对1949—1978年间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但这种有限的研究对认识我国土地产权的历史、现状和思考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革还是有重要启示的。历史上的“农民分散私有、分散经营”制度曾经短期内使要素投入及其利用率都有大幅提高。以保留农民土地私有权、自愿合作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却以土地公有(确切地说是公社所有)、公社统一经营结束,从非常有利于要素投入和农业增长开始,到使农业陷于危机结束。人们可能会作如下假设:如果合作化运动一直在保留农民所有权和自愿前提下进行,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制度演进路径。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安排已经是危机后不得不做出的“退让”了,这个时期平均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并不低,可是,要素投入后的利用率却很低,中国人民在较高的年增长率背景下一直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经被事实证明。但是其局限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显现。它与1949—1952年的制度有类似:都是分散经营,农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但是不同的是:那时农民有所有权,而家庭承包制下农民没有(尽管农民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所有权幻觉,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所有权的权能和收益)。对这种产权矛盾或模糊的状况,黄少安曾经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揭示和解释——农民没有所有权,却能拿承包的土地人股、获得土地股权、分享股权收益,当时把这种情况称为“准土地股权”①。值得重视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农业中的股份合作制确实类似上个世纪50年代的股份合作制(1953—1958年间的前期).只是80年代的农民没有法律和实际上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2003年实施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承包地以物权保护、允许转让,是否还是介于有无所有权之间?给农民一个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或有一定的所有权幻觉和现实,是否是现阶段可行的产权安排(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如果农民拥有现有土地的全部所有权,是否可行、有何利弊?对于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后才能给与答案的.这可能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政策操作层面提出建议时,我们需要更加慎重.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保留所有权(哪怕是不完整的所有权或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实行自愿前提下的适度统一经营,走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农场式经营,可能是中国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 A. 关于农业总产值(y)的换算。农业总产值是本文计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么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河北省、 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4个省份中缺失了1949—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北京市缺失了1949—1956年、辽宁省和上海市缺失了1949—1951年、福建省缺失了1949年、湖北缺失了1966—1969年和1974—1978年、海南省缺失了1949—1969年、西藏自治区缺失了1949—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个别省份也缺失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的部分数据. 由于资料中已经给出了缺失数据年份的相应农业总产值的指数值,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对部分重要的农业总产值数据,根据相应指数进行了换算。但是由于资料中所给农业总产值和指数指标间,进行换算也会存在误差(据有关统计部门的解释,是国家对各省份数据宏观调整的结果),所以本文对部分缺失的农业总产值,进行了尽可能少的换算。对估算后误差较大的样本点,在尽量不影响计量分析的情况下予以舍弃. B. 关于化肥施用量的换算.对于各省份某个时期缺失的化肥使用量数据,本文结合相应年份全国化肥施用量、全国化肥产量, 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化肥产量和本地区化肥施用的变化规律,运用相应的方法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换算.全国化肥施用量、全国化肥产量的有关数据和分析如下: 表中所列数据中全国化肥产量和用量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个别化肥施用量数据缺失,使部分“用量/产量”和“今年用量/去年用量的比值”数值需要估算.对各省份化肥施用量进行的估算,主要依据其当年的化肥产量,尽量保持各个省份数据的有效性.在这个前提下,同时对有部分化肥施用量点数据的情况,根据其省份化肥施用量已有数据的规律进行了折算;对化肥施用量无典型点数据、且数据序列缺失较多的情况,主要依据全国化肥施用量的部分规律进行了折算。 C. 关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估算。下面表中,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给出的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 (单位:万千瓦)、年底大牲畜头数(单位:万头)数据进行了计算(仅有典型点数据,并没有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底大牲畜头数的比值,是根据一头大牲畜相当于0.7马力 (一马力相当于o.735千瓦)来换算的,这样一头大牲畜相当于0.5145千瓦的农业机械动力数。这种换算比例由国家统计局建议采用,见于林救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第l版。 本文在计量分析中,将年底大牲畜头数近似估计为当年的役畜数,并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之归并在一起,作为生产性投入进行计算。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5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数相对于年底大牲畜头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中国大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主要是在1970年以后展开的。 因此,对部分省份缺失的195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本文将其数值估算为o(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个别省份拥有的1949—195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数据,数量级十分小).考虑到农业机械是一种耐耗品,不会因一次性投入而消失,所以参照全国增长的趋势,各省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也会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对于拥有较多典型点数据的省份,本文对其缺失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数值直接进行了估算。对于缺失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较多的省份,考虑到资料中给出的全国相关数据也是点数据的情况,所以又根据下表进行了换算: 说明:个别省份数据的换算用如下方法,先用省际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得到一个百分比,再用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乘以这个百分比。在得到各省市自治区上述相应年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点数据后,根据原来已有的部分数据,换算得到其它数值。 D. 关于乡村从业人员数据的换算。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有部分省份的乡村从业人员数据缺失, 由于在1949—1978年间中国大陆乡村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发达(中国大陆的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产业主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乡村从业人员主要指的是乡村在第一产业中从业的人员,所以从业人员按照产业划分,第一产业中从业人员数量十分接近乡村从业人员数。对于部分省份缺失的乡村从业人员数据,本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进行了近似替代。个别省份还出现了上述两个连续数据均缺失、只有乡村从业人员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点数据的情况,本文用各省份农业年底总人口的增长比率作为依据,推算出了相应年份的乡村从业人员的数值. E. 关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换算。湖北省、河北省和浙江省等3个省份缺失了部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数据,本文根据各省同年的粮食面积的变化率为依据,对部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进行了换算。 农业经济类论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 【 正 文】 一 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农业区 长江中游地区所习称的"垸田"(也称"院田")就是下游地区所说的"圩田","垸"与"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阳志》卷8 《河防》谓"沔居泽中",地势低下,"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江汉并溢则洞庭沔湖汇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晏各属水利岁修事例》云: 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多有至万余亩者。 因此,所谓"垸田"就是筑围堤、防御洪涝的水利田,堤垸实是垸田的标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当然,为了有效地防御洪涝,仅仅筑起堤垸是不够的,还要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涝湖泊。因此,张国雄先生给垸田下的定义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参阅梅莉、张国雄、 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页。) 张国雄博士对两湖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注: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7~134页。)他认为: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 不迟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注: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见所编《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页),张国雄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见石泉、 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南宋晚期与元代江汉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荆门一带。明朝前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很快得到开发。嘉靖《沔阳志》记沔阳州垸田之开发云: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①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约1468年)是汉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兴阶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兴建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继续大批移入,垸田增长速度更快,其分布也进一步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扩展。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垸田受到破坏,绝大部分堤垸均被废弃;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兴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堤垸"。 );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 汉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阳、景陵(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其中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垸田开发最早也最为密集。 嘉靖《沔阳志》卷6《堤防》录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疏谓江水若自监利车木堤冲塌,"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寸不堪耕种";若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等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则到嘉靖初,沔阳州至少已有110 余垸(注:光绪《沔阳州志》卷3《堤防志》也称嘉靖中,沔阳垸田 "百有余区"。诸堤之名难以详考,除嘉靖《沔阳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莲河、柘树等院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栏记有百石湖堤,堤内皆田,也当为垸田。)。潜江县在成化、正德时己有48垸,到万历间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潜江县志》卷3 "乡区"记载明成化间潜江县有5乡1坊48垸,万历《湖广总志》卷32《水利志》录有潜江37个"旧垸"、9 个"新垸"之名,张国雄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复原了明早、中期潜江境内垸田的分布情况(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5~106页,"图4-1",其中可能有个别失误,如江@④院、车老院,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6荆州府"山川"栏,并"边临襄江";而张国雄先生将之置于潜江东南境,可能有误。)。监利县在成化间由知县焦钦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处(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 荆州府"山川"栏"监利"县下。),"田之名垸者,星罗棋布。"(注:康熙《监利县志》卷尾,刘鸿浩:《重筑吴家lóu@⑤堤记》。)景陵县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现垸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下记景陵县有古堤二,"一在县东北,长五里,以防义河水势,宣德间知县杨安修。一在县东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红花。遇旱则贮湖水以灌田,泛则开lóu@⑤以防潦,水势高则不开,成化间知县姜绾重修,弘治间川襄洞庭水泛冲滔,知县周瑞重筑以杀水势,民甚利焉。"此二堤虽不以垸为称,但由其功能来看,显然是垸堤。 汉川县垸田之出现似较沔阳、潜江、监利为晚,嘉靖《汉阳府志》与《湖广图经志书》所记汉阳府农田水利多为陂堰,垸堤较少(注:《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记汉阳县有谭家院、东西杨树堤、 李家堤、莲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万家堤、郑家堤等,无以判断其是否为堤垸。)。汉川堤垸之大兴大约是在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白鱼垸原为汉江南河分流的一个支汊,"隆庆时,白鱼垸淤阜成陆,障堤成垸。"细鱼垸"本湖渠,明万历年间因淤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 )南河垸"隆庆间民人于湖渚障堤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汉川县志》卷7《山川》。)天启四年(1624年),汉川县同时兴建了教子台、 太实、永固3垸(注:同治《汉川县志》卷9《堤防》。)。尽管如此,汉川堤垸的数量与规模看来都远远比不上沔阳、监利等州县。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为广泛,凡可资利用的河湖沼泽都渐次被围垦。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为密集的仍然是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5州县。乾隆年间,沔阳州共有1368垸, 支河港汉与湖地多被"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注:乾隆《沔阳州志》卷《赋役志》、 光绪《沔阳州志》卷2 《山川》。 )潜江县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绪《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这156垸中,有的沿袭明末而来,有的则属新筑,如猎塌湖、东西白湖、张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间淤垫为垸田的,见康熙《潜江县志》卷3 《山川》。),到乾隆间,增加到160 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制宪鄂奏移驻厅员分汛管堤》。)。监利县,据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统计,共有498 垸,"人稠地狭,绝少旷土。"(注:光绪《荆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绪《潜江县志》卷8 《风俗》。)天门县(即明代景县)菜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等湖在乾隆年间相继淤为平田,全县共有109 垸(注: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来较深的杨桑、高台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绪间(1875~1908年),天门县垸田增加到200 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 《职员蒋元鸿等呈请督抚宪札饬钟潜二主勘估等修溃口不得观望协帮禀》。)。汉川县在康熙年间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间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4册。)。 除以上5州县外,汉阳、应城、荆门也有部分堤垸。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堤防"称:汉阳县于康熙五十年筑永丰堤, "外距群湖,置石闸蓄泄内湖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处亦有汉水旁溢忧,随建芭芒堤,作后障,是为修堤圩田之始。"在应城县南境与汉川县交界处,有郭家垸,始筑于万历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屡废屡修(注:光绪《应城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荆门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濒临汉水的沙洋一带。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湾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庄家垸等等(注: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为主要特征的汉水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类及黍、粟等杂粮也占有较大比重。这首先从农业用地的结构方面表现出来。明清有关记载中常把耕地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其中"田"专指水田,"地"专指旱地,"山"指山林牧业用地,"塘"包括湖荡、陂塘,其实并非耕地,而是一种水利设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养鱼。田、地、山、塘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产以及林牧业、渔业(捕捞养殖业)在当地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阳府志》卷5 记载了不同年份汉阳府及所属汉阳、汉川二县的耕地状况,我们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例计算出表1。 二 汉水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 本节所说的汉水中游农业区,包括随枣走廊、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3个地理单元, 虽然随枣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基本属于汉水下游地区,但考虑到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更与汉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别是随州与枣阳),所以我们将它归入汉水中游农业区。 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随枣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阳盆地逐渐减少,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递增。这首先从各州县载籍耕地的结构中反映出来,在本区最东端的安陆县,据龚胜生博士的计算,载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 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在本区西端的光化县,则是旱地占据着绝对优势。据正德《光化县志》卷1《田赋》 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县共有官民田地湖荡688顷,其中水田72 顷,占总数的10.7%;地615顷,占总数的89.39%;湖荡81亩,占总数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县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约占全部农业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县, 水田所占的比重为9.9%,旱地则占90.1%(注:此处安陆、光化、 南潭三县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据前揭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表8 "清代两湖州县耕地结构表",第61~64页。)。南阳盆地的水田面积更少。盆地内生产条件最好的南阳县,在清末仅有稻田100顷,占全县可耕熟田的0.31%。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阳县西当境低山中, 靠泉水灌溉(注: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 南阳专区的水田只有437163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邓县、 新野的水田占全县播种面积均只有0.02%(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1953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道光《安陆县志》与同治《随州志》有关物产的记载均将"稻之属"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别是麦之属、豆之属等;而《襄阳府志》及各县志中则一般将稻、麦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将稻单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变化。乾隆《襄阳府志》卷6 《风俗物产》下总论襄属各州县物产状况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势颇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麦较下游诸郡独胜,以界连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产者为上,枣阳香稻亦不减也。 在襄阳府各州县中,以宜城县种水稻最多。 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栏称:"宜城三面临水,汉水绕其东南,蛮水饶其西南,地势平衍,为一郡稻米之乡。"但宜城的水稻种植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栏称: 宜境山泽原隰参半,有宜稻者,有宜麦菽杂粮者。初夏麦熟,民多食@⑨,即大麦仁也。小麦不充常餐,恒储以市。宜稻之乡,自二渠废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难有秋。一遇岁歉,多食蜀秫,或食荞麦,且有杂有野蔬者。 显然,宜城县在木渠、长渠湮废后,水稻种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减少。枣阳县东南部赂属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较多,水稻种植较广;其西北境则"重冈九十九间,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为主(注:国民《枣阳县志》卷14《食货志》"农业"。)。至于南漳、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属于郧阳府的保康县,则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间有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南漳、保康二县的稻田集中在较为宽广的漳水、沮水和蛮水谷地,各水"岸侧暨支流均有平畴产稻","所产稻谷仅足供城市平坝之用,山农饔饔以包谷杂粮为主。"(注:国民《南潭县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襄阳县的稻谷产地主要有峪山、黄龙荡与张家山三处,谷城县与均州的水稻则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县水田大都在汉水南岸沟溪两侧,汉水北岸的丘陵岗地几乎没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同治《谷城县志》卷2《水利》;光绪《均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 南阳盆地在汉代曾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自六朝起,水稻种植即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虽然在唐宋时期曾有反复),到元代,文献中已见不到关于南阳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估计当时南阳地区即使有水稻种植,面积也不会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说荆襄唐邓有水陆之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经世文编》卷72,丘浚:《屯田·荆襄唐邓之田》。)。开发水田,需要募南人经营,说明水稻种植技术在当地已失传,这当然是水稻生产大幅度减少的结果。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记载,"确山南多稻田, 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确山今属驻马店地区,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确山一线以北,显然,其水稻生产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间邓州水利屡复屡坏,致使地方官员考虑"不如听其种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南阳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的记载是:"多粟、多麦、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荞。"顺治《邓州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没有水稻或者是间有水稻了。乾隆时人萧韶相《召父陂》诗云:"南阳草莽已连阡,水到空闻召父贤。鹦鹉不知香稻少,秋声犹集废塘边。"(注:见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5,《艺文志》。)正是南阳农业沧桑巨变的写照。虽然在一些水源条件好的滨水地带还"间种jīng@⑩稻"(注: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风俗"。),但总的说来,南阳盆地在明清时期已基本上成为较单纯的旱作农业区。 总之,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安陆、随州、枣阳、宜城四州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在当地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南漳、襄阳、保康、谷城等县已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阳、邓州、淅川诸州县更少,至于南阳北部诸县的水稻种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时,历明清两代,汉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下降。这种农业布局和演变趋势显然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环境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气温均大于22℃,1 月平均气温2~3℃,7月平均气温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 一般说来,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水稻生产的(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五章"气候",第36~45页。)。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正是我国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气温比现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应减少(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年均气温与降雨量的降低,势必要影响到对水热条件都有较高要求的水稻种植。 但是,地理条件的变化并非决定性因素,导致汉水中游地区水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水利的废驰。汉水中游地区降雨集中, 7、8、9三个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则常发生干旱,特别是5月底为插秧季节,却正当少雨时期;同时, 丘陵岗地的落差较大,平原地带多沙质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产必须仰赖于蓄水灌溉,水利事业的兴衰也就决定着稻作农业甚至是地区经济的兴衰。又因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浅;遇有洪水,堰堤又极易被冲毁。喜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称:"(邓州)壤土沙涸,而强为堤筑,则易坏。"光绪《南阳县志》也指出:"(南阳诸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须常加维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废。可是,汉水中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并没有象汉水下游和荆江堤防那样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虽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与主持下,部分州县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与维修,但大多没有延续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官府对于农田水利实际上是极不重视的。这是农田水利废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田水利的衰败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顺治《邓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启以后,陂堰为豪强兼并,民间失其利,闸口淤塞,尽成旱田,讼益众。崇祯七八年后,陂堰尽荒,福府岁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来,陂堰尽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废驰之原因有三:一是为豪强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税太重,业主不堪负担;三是战乱破坏,人口流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云: 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时,不忧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旧农多宛徙,新籍者率来自秦晋,昧水利;或富连阡陌,不亲田事;佃农迁徙不恒,虽欲修不自主。又兴陂,动连数十村落,议龃龉多不合。旧陂废久,疑所用,则颇盗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南阳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数端:其一是迁入的人口多来自陕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业主不亲农事,不问水利之有无;其三是"亲田事"的佃户迁徙无常,不能也无力兴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动辄牵涉到几个乃至十数个村落,村落之间很难合作。此数端相结合,农田水利的衰败自是必然(注: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普遍衰退与汉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原因何在,颇值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充分讨论。除了正文简略提到的几点外,我还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关于宋代以后太湖汉域水利事业之衰败原因的分析,其中颇有与汉水中游地区相类似者。请参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42页。)。 在旱地作物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种植的推广。玉米大约在清初开始进入汉水中游地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逐渐推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广总督开泰在奏折中说: 楚省所属产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民间每于山头崖侧、地角田边零星布种。其性易生,兼耐旱涝。二三月间种后,止须锄去野草,便自生发,无庸灌溉。六七月间结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实坚老,收获碾碎可以拌米作饭作粥,并为汤饼之用,颇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粮之不足。约略每一株结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计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现据襄阳府、随州、东湖县禀覆,各称可买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数处未经覆到,核其大势,如二万石内外。(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稍后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栏述襄阳府粮食作物在麦、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所常食。"显然,玉米种植已比较普遍,但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岗地,在平原地区则主要是于"地角田边零星布种"。乾喜年间,虽然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主要是在新开垦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较少有改种者。因此,就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山地较多的州县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枣阳、淅川、裕州等,玉米种植也较多(注:同治《南潭县志》卷6 "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谷城县志》卷2"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汉水中游地区普遍种植。天顺《襄阳郡志》卷1"土产"栏中已记有棉花(写作"绵花"),万历《襄阳府志》卷4"物产"仍之,且增加了绵布。同书卷12《食货五》"万历岁贡数"条记载:"南京库折绵花绒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绵花绒十斤,共五万斤。"说明襄阳府棉花产量已相当可观。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将木棉与绵布列为全郡之"通产"。在襄阳府所属各州县中,枣阳产棉多且优。其所产棉布远销陕西(注:民国《枣阳县志》卷6 《舆地志》"物产"。)。 宜城也是重要的产棉县。同治《宜城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称:"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当岁晚务闲,闾阎争事纺织。"在随州,民户广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恃此以为生计。"(注: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在南阳,张履祥《南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引钱懋登《厚语》载: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 文中所说的"文达公"即李贤,据《明史》卷167本传, 是宣德八年(1433年)进士,成化二年(1566年)59岁时故去,其曾大父李义卿不会是晚于永乐年间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明朝初年南阳即有较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中记有布、绵花,顺治《邓州志》与嘉庆《南阳府志》均仍之。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物产"栏称南阳县"惟丝棉麻靛漆玉颇著。"但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远远赶不上襄阳地区广泛。在1953年的调查中,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南积占播种面积的4.33%,其中最高的邓县占6.65%,新野县占5.66%;而襄阳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则占总播面积的11.62 %,其中枣阳县多达24.92%,宜城县为12.49%,襄阳县为11.31 %(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5,"汉江流域各县1953年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这虽然是后来的情形,但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后期的情况。 三 汉水上游农业经济区 汉水自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有不少山间盆地散布其间。在陕西境内有汉中、西乡、安康、汉阴、商州--丹凤等盆地;在湖北境内有郧县、郧西、房县、均州等盆地。这些盆地,或因断层而生,或因侵蚀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样都有广泛的新生代地层分布,易受侵蚀,故每造成平原、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土壤和水资源条件较好,这些河谷山间盆地经济开发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经济上成为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中心;而周围的山地(即所谓的"秦巴山区")则直到明清时期才得到逐步开发,作物种植以旱地作物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汉水上游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为主的秦巴山地。 1 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 汉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热条件与汉水中游地区比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业较发达,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比较普遍。汉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将一些水利事业的起源远推至西汉时期,当非无因。到宋代,汉中地区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称:"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yòu@(11)中,提举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明清时期,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的记载统计,清中期汉中府南郑、褒城、城固、洋县4县共有堰63处,灌田17万余亩。 在汉中盆地西端的沔县,有12 堰,灌田17970亩;在汉水支流牧马河谷的西乡盆地,在41堰,灌田7740亩。 安康盆地和汉阴盆地的水利远赶不上汉中发达。"汉阴有月河一道,纳观音、仙溪、龙王沟、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数十道,灌田二万二千余亩。"(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嘉庆《汉阴厅志》卷2 《疆域志》境内共有灌溉河渠20余处,灌田二万余亩,与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沟作千工堰、大济堰、南沟等堰,灌田六七千亩。余引黄洋河、观音河作渠,灌田无几"。但在黄洋河、坝河上游的平利县,山间坪坝发育,其大贵坪、丰口南、曾家坝、白土关、上下坝等18坝,"大者广一二里,长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约四五万亩。""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庆至道光中兴修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4"堰渠"下称:乾隆二十年旧《志》中仅有丰口坝、 狮子坝等处小堰渠6处,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 均由乡民自行修浚。" 丹江横穿商丹盆地,河谷宽广,乾隆《直隶商州志》卷2 称:"丹水自胭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商)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驹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三省边防备览》卷 8云:"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郧县盆地河谷甚宽,两岸均属丘陵,其水利以武阳、盛水二堰最为著名。但因为地近河南,客民多来自秦豫,对于开发水利不甚重视。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旷,溪流潆回,水田一带,风景绝似江乡。"房县东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间有小阜,而锦畦锈塍,风景绝佳。"(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 《房县志》卷2记堰池51处,"或七八百石种,或五六百石种,或百余石种, 皆系顺河之大小闸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万亩。 除了这些较宽广的盆地外,山间狭小的平坝上也尽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资灌溉。郧阳府郧西县处万山丛中,而天河、夹河(金钱河)河谷间有平坝,农民"或掘地而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三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注:同治《郧西县志》卷6《水利志》。 )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汉中等较大盆地的水利事业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山间小盆地(平坝)农田水利的兴修显然与川楚等南方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引《三省边防备览》与嘉庆《汉南续修郡志》中关于商州和留坝水利的兴修与川、楚、皖移民的关系即可见出一斑。人口来源结构的变化显然给土地的利用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稻作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据彭雨新、张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统计,在清中期,处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沔县、褒城、洋县五县水田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43.3%、21.2%、26.4%、8.5%、8.1%(注:参阅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82页,表5-7"部分州县水浇田地比例参考"。 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种记载悬殊甚大,这一统计数据仅能供作参考。 )。 在1953年的调查中,以上五县水田和水浇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8.7%、35.55%、19.5%、37.3%、21.21%,汉中市为64.65 %,西乡县为27.69%(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4, "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由于这些县还包括盆地周围的大片山区,因此,实际上盆地内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显比其他县高。许多地方志记载中都称这些州县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调查中,上述五县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6.9%、5.12%、7.5 %、12.23%、11.06%(注:需要说明的是,水田面积并不等于水稻种植面积,尽管绝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种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在条件优越的汉中盆地,至迟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较广泛地推广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云: (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身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 《风土志》称:县境主要种植以稻麦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产之。产量沃田每亩约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麦则"于水田收稻后种之",腴地每亩五斗至八斗。 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西乡、汉阴、商州、郧县、竹溪等小盆地内的情形大致相同。 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棉花等。烟草之种植大约始于清初,到嘉庆间,汉中盆地的烟草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严如煜说:"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每亩可摘三四百jīn@(15),卖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 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货论》称:"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棉花种植的推广则与两湖籍移民的进入有密切关系(注: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录元人熊涧谷《木棉诗》可证。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种植面积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间,随着两湖及赣皖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植棉技术,棉花种植才逐渐推广。乾隆二十三年《续商州志》卷8 称:棉花,"近来植者渐广。"这正是南方移民逐渐进入商州地区的同时,光绪《洵阳县志》卷14《艺文》录竹枝词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更证明了两湖籍移民与汉水上游地区棉花种植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丹、房县、竹溪、安康等两湖籍移民分布较广泛的盆地内棉花种植也较早。到嘉庆道光间,西乡、汉中盆地的棉花种植也逐渐扩大。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7《艺文》称:"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也。"但汉水上游棉花生产在国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产不敷本境之用,仰赖下游输入(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的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在"入境货物"中记录了大宗棉布,说明陕南棉织品不敷本境使用。)。 2 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在河谷山间盆地的四周是广褒的秦巴山地。 秦岭海拔高度一般约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长而缓,形成波状山地,有"九岭十八坡"之说。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为变质岩和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巴山区都是丛山密林,除少数山间通道外,鲜有人迹。直到明中期,特别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秦巴山区才逐渐得到开发。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 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县志》卷7 《风俗》。 )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 米左右,"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已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注: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志》,曹希昆:《新设砖坪厅县丞衙门记》。)。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注:卢绅:《秦疆治略》。)。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注: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佛坪是秦岭山区开发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设厅立治。至迟到嘉道之际,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 在流民大规模移垦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带的作物种植以黍、稷、荞等杂粮为主,高寒山地则只有零星的燕麦、苦荞等作物。移民进入后,除在河谷与山间平坝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水田面积外,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推广玉米种植,而在中高山区则广泛种植马铃薯。 萧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陕南最早种植玉米的确切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乡县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乡、石泉、山阳、洋县、略阳、镇安等6县有玉米种植; 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终于超过粟谷杂粮,跃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 1期。)。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区玉米的普遍种植当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栏称:"(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清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则合邑粮价为之增贵。"说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区已普遍种植上玉米。无论是鄂西北,还是陕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在南郑县,盆地四周的山区也多产玉米,其产量每亩约三斗至五斗(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物产"。)。 马铃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童兆荣《童温处公遗书》卷3 《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云: 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 《土产志》"洋芋"条下称:"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看来乾隆间山中已有种植,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 《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 麻、豆;山顶老林之旁,负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所以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 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要言之,汉水上游地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个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区域:河谷盆地和山间平坝是传统的主要农业区,以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为主,玉米等杂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麦--杂粮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带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玉米为主要作物的种植区域,以一熟制为主,间有实行麦--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则是嘉庆以后开辟的、以种植马铃薯、苦荞为主的区域,普遍实行一熟制(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投入机制;农业产业化;经济结构;城镇化 【论文摘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投入不足、规模狭小、科技水平低、对市场信息捕捉能力差、劳动力过剩等矛盾,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世界上各类产品中只有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才能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社会安定及社会效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在运营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对极富竞争力的国外农产品的大量涌入,我国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1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我国对农业的投资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还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农业投入机制,各级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还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农业投入的增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由于投入不足,农业抗灾能力明显下降,我国大部分六七十代建立的农业基础设施还在发挥作用,这些工程大多已超期服役。现有水库1/3带病运行,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率仅为33%,年久老化,效益衰退现象十分普遍。 1.2农业生产规模狭小,滞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平均只有5~6亩,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我国这样小的家庭经营规模,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科学化管理,不利于统一供种、机械作业、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和采用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加大了经营成本,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1.3农民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不足,农产品增产不增收市场决定生产、生产服务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和调配生产要素,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农民种什么,养什么,不是政府所能确定的,也不是农民随心所欲的,而是由国内外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结构调整中,不研究市场规律,而是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各种“大战”,如红麻大战、柑桔大战、苹果大战、蚕茧大战等此起彼伏,造成农业生产能力的大起大落,农民投资的巨大损失。 1.4农业科技水平低,科技推广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现状,存在“三低一高”现象:一是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低。二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三是转化成果普及率低。目前,我国此项比率为30—40%,也就是说成果转化后的2/3没有得到普及。四是农村文盲半文盲比重高。我国共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而2/3集中在农村。农业科技水平低已经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5农村就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严重过剩双重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不平等的公民身份,就业、福利、社会保障对城市公民的倾斜,限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割裂了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双重交换体制的存在,使城乡之间商品交换形成了剪刀差,而农民通过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资金,又不能在城市形成应有的投入产出效益,也未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政策上的盲目性,前几年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低,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纷纷倒闭,乡镇企业职工又纷纷回到了土地上务农。 2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 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发,围绕优化市场环境、搞好服务指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调整农村和农业结构,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2.1完善农业投入机制,切实增加农业投入要建立和完善以国家财政资金为导向,以集体和农民投资为主体,以利用外资和吸收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实行财政资金与其他资金相结合、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相结合、有偿投入与无偿投入相结合,从而全方位地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 2.2完善农业家庭组织形式,加大农业产业化步伐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大胆探索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大力发展“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户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农民通过参与龙头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规模,壮大实力,还可以从农产品的加工、流通等环节得到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以前农民只是种养一个环节取得收入。 2.3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农业结构农业是一个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不同的农产品只有在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才能得到理想的品质和产量。把握区域经济特点,发展优质、名牌产品,改变一般农产品“资源型、趋同型、低变化”的状况,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出路。种养业要在布局上实现转移,即从不适宜区向适宜区和最适宜区转移,从分散产区向集中规模化产区转移。要以科技示范区为载体,按照市场需求淘汰传统低劣品种和落后技术,大力推广良种工程,把引进、选育和推广农产品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为突破口,寻求地域、季节和市场差异,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基层政府要及时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通过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帮助农民抢抓市场机遇,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和创汇农业,正确处理好生产与市场的关系,克服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和分散性。 2.4改变农业科研体制,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调整结构、分流人才、转换机制,使种子、农药、饲料、疫苗、农产品加工等单位逐步由事业法人变为企业法人,成为科工(农)贸一体化经营的科技企业,或者进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缩短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周期。建立社会公益及基础型科研机构,从事遗传育种、病虫害灾变规律及防治机制、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及规律、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研究,建立起高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农业知识、技术转化的新体制,成立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为基础、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二次开发及转化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本领。 2.5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一是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企业。二是将有发展前途、具有区位、地理、经济优势的小城镇作为发展重点。利用小城镇的集约优势发展壮大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不仅为小城镇带来了动力,也增加了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人口集中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取消户籍管制,缩小城乡差别,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迁移。三是实行土地使用权转让,鼓励有经商能力的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向城镇转移,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促使农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类论文:关于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第三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丰富;发展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抓农业要重点抓粮食,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长期政策;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等。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 同志从主持全面工作以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同志认为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关键是在农村经营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这几个层次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同志认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今后的任务是要探索较高生产力水平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现形式,其目标是引导农民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实现耕种、灌溉、植保、良种供应、技术指导等的统一,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由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良种、技术、资金等服务,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从而形成整体规模效益。 二、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同志指出:目前农村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需要进一步改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农村供销体制的改革。同时,要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民发展各种新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建立和发展连接农户与市场的各种必要的中介组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方面总的方针是:(1)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继续建设初级形态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中心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批发市场的建设中要接市场规律办事,避免政府干预过多。(2)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的发展。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稳步而慎重地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3)要发挥政府在健全市场体系中的引导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信息和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和公正市场交易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增强农业后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比较健全的农业保护政策和保护机制。同志认为:要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经过多年的探索,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了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1.实施价格保护制度,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护 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前提,通过政府收购和差价补贴两种方式保护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特别是保护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宗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合同定购和专储部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保护制度主要是从税收、用汇方面实行优惠和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的比较利益。 2.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制度,解决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家为此不仅设立了农业发展银行,而且财政逐年增加了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入。此外,国家还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的金融政策。 3.大力保护农业资源主要是保护耕地资源 不仅加强了立法和司法保护,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而且扩大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山林为5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调动了农民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 四、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1.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同志十分重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问题,他说;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口还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靠什么来满足需求的增长呢?农业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他还指出: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一方面人均资源相当紧缺,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又相当严重,如灌溉用水、施用化肥,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不改变这种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在资源投入方面我们将难以为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紧迫感。 2.关键在科教兴农 同志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发生上述情况,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并改革和调整农村教育体系,多办初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 五、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形式,中央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各地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创造,有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模式是“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比较直接;横向一体化经营是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直接组织起来,从而使农业的市场结构彻底实现由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其组织载体可以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合作原则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协会。我国最初是以纵向一体化经营为主,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向横向一体化经营发展。 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我国农业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之一。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关于以水利为重点,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应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当务之急要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 农业经济类论文: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农民利益;农业经济思想;时代价值 [论文内容提要]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结合起来;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结合起来的思想,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和发展趋势,决定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建国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战略高度去考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一、立足国情,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 。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优秀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主权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 “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农业经济类论文: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江汉平原垸田的一些基本经济特性。文章认为烷田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其土地可分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其形成则分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及先围垸再垦辟成田(围湖造田)两种。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包括水旱轮作制、单季或双季稻作、粮棉等连作混作轮作等。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在地方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 【 正 文】 垸田是江汉-洞庭湖区土地利用的突出方式,它在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开发过程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地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圩田相提并论。对垸田的开发利用、垸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垸田与水灾的关系以及垸田的利弊功过等已有人作过大量研究(注:参见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然而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评价垸田,在以往的研究中则或语焉未详,或阙而不论。本文试选取江汉平原为研究地区,以垸田大致定型的清代为研究时段,对垸田的种类、垸田在总耕地中的具体比例、垸田内部的水旱比例关系、垸田内部的耕作制度以及垸田的经济地位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垸田形成的原因 垸田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一)江汉平原湖区地理特征的影响 江汉平原在战国时尚是犀兕虎豹出没、鱼鳖虾蟹游弋的湖沼泽国。长江自西徂东、汉水由北向南在此汇聚,它们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此不断沉降聚集,形成大小不等的陆上三角洲。日积月累,这些陆上三角洲不断合并,形成典型的内河冲积平原。平原上除有长江、汉水两大河流外,其他较大的河流还有东荆河、内荆河、沮漳河和汉北河等。这些河流两岸因年复一年的河流自然泛滥,泥沙淤积形成较高亢的地势,其间较低洼的地方则淤积成田。两岸人民筑堤堵水之后淤积更甚,故长江、汉水大堤之外的洲滩地势高亢(地面高程达38至40米,而堤内的平原一般比堤外洲滩地低约3至6米),江河之间的平原腹地及平原外围岗地边缘地势便相对较低,积水汇聚而密布湖沼(建国初期尚有湖泊面积1250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1/6),地面高程多在25至30米以内甚至更低。(注:《湖北农业地理》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单从地理角度分析,要在这些地方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即非筑堤围垸不可,垸田在江汉平原也正是由江河两岸的高亢地带逐渐向中间低洼湖区推进。 (二)政府垦殖政策的作用 迄止唐代,江汉平原的众多湖泊并未遭到围垦,一直发挥着其正常调节洪水蓄泄的功能,所以史籍上的水灾记载也很少。南宋偏安后,江汉平原曾是抗击北方势力的前沿阵地,政府在这里兴办屯垦,开始将湖渚拓殖为农田,这是垸田大规模垦辟的先声。真正大规模筑堤围垸则是入明以后的事(注: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注: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志》。)。明政府不仅令民自耕,也督促地方官为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如筑修万城堤(注:此堤乃今荆江大堤的前身,系整个江汉平原的屏障,它的存毁直接关系着垸田的兴废。)等。 清王朝为建立伊始解决财政困难也积极鼓励开垦湖荒,还要求有能力者提供耕牛、种子、资金,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如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政府谕令汉阳、荆州、安陆等府知府督率平原各县官吏加紧兴修堤防,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又规定岁修时限和惩罚措施。(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一《工部》《水利·各省江防》,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688页。)因而至清中后期,"昔以湖名者,大半已变桑田,丈量起科,输赋朝廷"(注:同治《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围垸此时已达到高峰并基本趋于饱和。(注: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2期。如在明代几乎没有垸田的枝江县到清代也筑起了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围垸(据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载该县共有大小24垸,其所附挽筑朝代分别是隆庆1垸、康熙3垸、雍正3垸、乾隆12垸、嘉庆4垸、道光1垸)。) (三)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 垸田是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土地拓展的必然结果。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代的一百多万增加到清中期的一千多万,(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移民及其阶段性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不到四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许多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在原有的土地上要养活几倍以上的人口是不可想像的,主要的解决办法便是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面积,而江汉平原的最大宗荒地便是湖荒(20世纪末当地仍有超过百万亩的湖荒待垦(注:荆州地区农业局:《荆州地区2000年种植业发展战略》(打印稿),1987年,第8页。)。垸田垦辟与人口增长又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明清江汉平原曾有大量外省移民迁入,他们迁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存在可以大量开垦的湖荒,而湖荒的开垦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增长了的人口又去开垦更多的荒地,如此循环发展便促进垸田的不断垦辟。 二、垸田的形成与结构 (一)垸田的围垦方式 虽说垸田系由筑堤挡水而成,但如何围垦也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简括言之可分截河与围湖两种。其中截河又可分两种,一是围垦因人为堵塞长江、汉水的分流穴口而形成的废弃河道;一是围垦逐年淤塞的河港,从面积上讲此种围垸比前一种要多,在大堤外洲滩上兴修的滩垸亦属此类。围湖也分两种,一是筑堤保护滨湖地区已有的田地(又分初围、再围);一是筑堤围湖涸水为田,此种垸田多但形成时间要长,(注:截河与围湖的分法详见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因其间有一个慢慢熟化土壤的过程,所以"竭湖水造田,未成垸者始则业藕,久乃成田,在在有之"(注:同治《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清后期规模大、危害重、屡禁不止的私垸的围筑方式就多属于此类:"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注:光绪《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上。)不同地理位置围垦方式不同,从中获取的收益也不同,"高田为堤垸,下田为沮沼,高田多收籽粒,下田亦收菱芡凫雁鱼虾之利"(注:同治《汉川县志》卷九《堤坊》。)。 (二)垸田的结构 广义的垸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而成,如荆州"民间于田亩周围筑堤以御水患,名曰院俗作垸"(注: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堤防志四》,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20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大堤或所有支堤之内的耕地全系垸田,至少大部分算垸田,比较明显的例子如直到现在当地还有许多以垸为名的自然村,如罗成垸、张成垸、马家垸、横堤垸等(散布在今石首市政府所在地周围),这些垸名在旧方志中均见著录。一种是先围垸再垦辟成田,以江边、湖边为常见,亦即后世所谓的围湖造田。荆州府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八年,"渐次垦复田地湖塘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二顷五十五亩四厘九分有奇"(注: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四《经政志二·田赋》,第137页。),即属后者。总的来说,江汉平原许多县份"四乡绝无山地,均系围垸"(注:李@①:《牧沔纪略》卷下《钱粮善后事宜》,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5页。)。 垸有大小之分,大垸内一般包含有多个小垸,江陵县白莒垸就由十三个较小的垸组成,这些小垸与小垸之间有隔堤,其作用既可防御垸内湖水倒灌,也可防止一垸被淹数垸被淹。(注:据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9页。)有的垸田内还存在有大小不一、数目不等的湖泊,如石首市罗成垸内即有黄白、山底诸湖。虽然经过沧桑巨变,现时条件下小垸之间的隔堤已不多见,那些蓄水的湖泊还有不少至今仍存,山底湖即是(当然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其面积日渐缩小,只剩一个不大的水潭罢了)。 就单以围湖而成之垸田论,也存在大垸之中包小垸及旧垸新名、同垸异名的复杂情况,如监利县新兴垸即"九湖十三渊,三万七千田"(注:监利县方志委员会编:《监利县志》(1959年),第120页。)。而且这种垸田往往又处在不稳定之中,有时由于水患而毁于一旦,有时则由于荆江两岸特有的崩岸而沉入江底,而在江另一边又逐渐淤积成另一块可以围垸的洲地,"江岸河滨东坍西长变易无定"(注:光绪《潜江县志》卷五《学校志·学田》:"红花垸田三十亩……今崩入河。"),因此沿江滨湖地区的具体耕地面积数也往往"随时增减向无定额"(注: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如果单从水利工程角度言,则任何垸田其构成都须具备垸堤(外围)、涵闸(垸堤上)与沟渠之类的排灌系统(垸内),缺一则不成垸。(注:汪家伦:《明清长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三)垸田的比重 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无论是古人的记载还是今人的研究都鲜有叙及(注:龚胜生曾撰文分析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但他侧重三省的总耕地分析,与本文要探讨的垸田水旱结构及垸田在一地耕地中的比例尚有差别(《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但个别地区垸田的面积在古籍记载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可以作为估测基础。这些记载反映每垸面积大小无定数,大致"大者上十万亩、小者几十亩",也有反映垸的总面积,如"南岸监、沔二邑,共三百六十三垸计田十九万零一百余亩"(注: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简称《清代洪档》,下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0页:1884-7[十二月初二日(朱批)彭祖贤等奏]。),这里显示每垸平均只有1350亩。而湖广总督汪志伊在《筹办湖北水利疏》中说全省被淹总共"九百零二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者周围二、三十里,最小者周围三四里"(注: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一七《工政二三》,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若换算成亩,则大者盈万、小者几百,光绪《潜江县志》即载为大者上十万亩,小者几百亩,一般为几千亩。汉川县的情况与此相似,据乾隆志载该县有具体面积数的36垸平均每垸面积为5978.7亩。(注: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20世纪50年代监利县的调查表明该县共有256垸,总面积2226481.5亩,每垸平均8697亩,其中十万亩以上特大垸2个,十万亩以下万亩以上垸49个,万亩以下千亩以上垸134个,千亩以下垸71个。(注:监利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监利县志》第2册,1995年版,第109-119页。) 如果将汉川、监利两县不同面积垸田所占的个数作表分析(表1),便可清楚地看出两地垸田均呈近似的正态分布,以几千亩者占大多数,2万亩左右者次之,小于千亩的垸田数目也不少,但总面积不大。因此,为减少因原始材料不全而导致的统计上的误差,也为了估算的方便,这里暂以正态分布两个峰值的加权平均近似值5000亩为额估算垸田在江汉平原的大致比例。(注:参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本书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版,第142页。记载:解放前夕湖南有堤垸990个,面积500万亩,每垸平均5050亩。)依光绪《荆州府志》载全府共802垸,则面积为4010000亩,占同期耕地面积5818601亩的68.92%。 资料来源:汉川县垸田数据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监利县垸田数据监利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监利县志》(1959年)第2册,第109-119页。各种垸田的数目系笔者据原志资料分类所得。 又据光绪《监利县志》资料,该县光绪间有田458657亩,其中垸内有田431961亩,占94.2%;有地527272亩,垸内有地333230亩,占63.2%(注:凡方志中田、地分列而没有作特殊说明者,"田"均指水田,"地"均指旱地,下同。)。共有田地985929亩,垸内有田地765191亩,占77.6%,其中水田绝大部分集中在垸内是该县地势低洼、怕涝必须围垸的反映。 沔阳州的情况稍有不同,据光绪《沔阳州志》载该州有垸1363个,而总耕地面积只有2083007.77亩,若以每垸5000亩乘之则得6815000亩,大大超过全部耕地面积的总和。对此,细检垸数由来不难发现,这里的垸已不单是地理单位,恐怕也是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村以垸名,则一大垸包数小垸的情况必然较多,(注:如通城大垸内有103垸。见《清代洪档》:1746-8[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英廉奏]:"沔阳州城外四面俱是大水,周围筑有大堤堵御,堤内名为通城大垸,共一百零三垸。"第270页。)再则也不排除同垸异名、旧垸新名的情况存在,即使排除后两种情况,单以1363垸数计之,则每垸平均为1528.3亩,亦与今天许多自然村拥有的耕地数大致相同。 以上二县的例子如果具有代表性,则依此可以认为垸田面积在江汉平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强。 三、垸田的种类及垸田内的耕作制度 分析了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比例之后下面再来分析垸田内部的水旱比例,这两点直接影响作物种类的分布与土地的利用。研究表明,(在方志记载较为丰富的清中后期)整个江汉平原耕地中的水旱比例大致为6∶4(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1990年硕士论文。)。而垸田既是围湖而成,多属低洼之地,自当以水田为主,很多文献中提及的"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垸田修筑主要为种水稻之田,因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垸田的大量垦辟可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 依土地利用的方式,垸内田地可以分为四种,即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所谓"似田非田,似水非水者。水至为壑,水退为田,每年种植,仅堪一季"(注:乾隆《沔阳州志》卷六《赋役志》。))及湖底水田(所谓"种柴草资渔利"(注:《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鄂移驻厅员分汛管工等事宜六条》,转引自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91页。对围垸种类及垸内田地的分法亦引此书,并参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根据垸中水、旱田地比例的不同可以将垸田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即水田为主型、旱地为主型及水(田)旱(地)两兼型,不同地区垸田的类型多少有异。以清前中期汉川县为例,在有田地比例记载的36垸中,水田占60%以上者8垸,水田占40%-60%者25垸,水田占40%以下者3垸。(注: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从比例可以看出该县水旱两兼型垸最多,而以旱地为主的垸则很少。不同的耕地类型决定了各垸不同的作物与种植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明清江汉平原的水稻生产以一季稻为主,也不排斥小面积的双季稻栽培,明清时期湖北的双季稻大致也分布在该地区。只在此记载中并没有将垸内与垸外的水稻生产区分开来。在资料所限,这里暂不能将垸内水稻的种植方式及其品种加以详述。不过水稻、水稻与其他作物及诸作物之间的搭配还是可以分出一个大概,包括有水旱轮作(如稻麦轮作)、单季稻作或双季水稻连作、麦与棉麻油豆蔬连作混作轮作等。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不仅有利于改良土壤的物理性能,也提高了垸田的土地利用率。 清中期后,可能是出于防汛的需要,有关局部地区垸田中稻麦轮作的记载较多,当时人观察到"近年湖北百姓咸知麦熟在伏汛之前,遇大水,二麦业已登场,足食无忧。遂将素未种麦之湖地遍处种麦……向之废弃湖地,今如膏腴之产,同收地利"(注:《雍正朱批谕旨》迈柱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折。)。除稻麦轮作外,不同粮食作物之间还存在形式各异的轮作方式,如粮杂轮作,"(天门、沔阳、潜江、汉川等地)此等临湖堤垸,遇水即淹,因系低洼之处,麦收后、向止栽种晚禾杂粮。"(注:《清代洪档》:1802-5[六月十二日湖北巡抚全保奏],第534页。)然而,因受饮食习惯的影响,江汉平原民众多种水田尽量以稻米为主食,以麦作为主食的地方并不多,"湖北民俗多资米饭,以麦供食者少"(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巡抚张若震"奏报仓储拟变通改贮麦面折"。)。同时也由于地下水位高不适于麦类的生长,因而旱地种植往往偏重非粮食类的经济作物,或虽是粮食但亦有其他功用的作物如豆类、油菜等,如脂麻在汉川"邑境垸畈种白者多",黄豆也在"滨襄垸畈多种之",而蚕豆、黑豆、青皮豆等更是"邑境垸畈皆种之"(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物产》,转引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方志物产》216《湖北》9。)。 在明清人口增长中起过特殊作用的玉米、红薯、土豆等美洲作物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地位并不重要,在垸田中只在某些地方有零星种植(注:张家炎:《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第1期。)。某些其他粮食作物虽然不能断定在垸田中有出产,但江汉平原的大多数粮食作物在垸田中均有种植应该不是过分的估测。 至于经济作物,最重要的莫过于棉花。湖北的棉花主要集中于汉水流域及长江沿岸,江汉平原乃全省最大的产棉区。(注:龚胜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5年第2期。)虽然垸田中所产棉花比例如何尚不清楚,大部分产于垸田当无疑问,比如在汉川县,"绵,一作棉……垸田多种之。山田种此者十仅二三,滨襄垸畈自分水觜迤上皆以此白籽为大宗"(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物产》,转引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方志物产》216《湖北》9。)。而且其产量还高于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带,据载松滋县湖田一亩可收棉花(籽棉)150余斤,山田仅收50余斤,只及湖田的三分之一。(注:民国《松滋县志》卷四《土地》。)清代湖北的蚕桑业也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和鄂东丘陵地区,江汉平原几乎县县都有养蚕之家,(注: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但同样不能肯定桑田在垸田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且由于气候与水土等方面的原因,蚕桑业在江汉湖区并不很发达。(注:此点承中国农业科学院镇江蚕业研究所朱宗才先生赐告,谨表谢忱。) 江汉湖区民众在长期与水争地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水适应性耕作措施,包括栽种高粱之类的耐水作物、栽种能在夏水来临之前收获的作物如早熟早稻、小麦等,洪水过后则种秋收作物,以及因时因地地补种种类繁多的杂粮作物等。(注:张家炎:《江汉平原清代中后期洪涝灾害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对那些因经常受洪水淹浸的垸田,当地人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总结出相宜的种植方式,如果不受淹当然更好,受淹之后则依季节、地势而种上不同的补种作物,其中旱地作物不少,如春麦,"其中涸出较早及渐次涸退者,尚可补种春麦"(注:《清代洪档》:1827-23[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健等奏],第694页。),或"布种菜麦"、"监利县被淹之安土等三十五垸,中晚二稻多已收割,积水涸出,尚可补种豆麦……"(注:《清代洪档》:1824-15[九月二十五日杨懋恬奏],第673页。)从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出此地垸田的水稻种植至少有这么几种方式,即一季中稻、一季单晚或双季稻。粟谷则是稻麦之外的另一种粮食作物,"(公安、松滋)俱已播种秋荞粟谷"(注:《清代洪档》:1802-18[七月十三日全保奏],第538页。)。其中麦类在灾后补种作物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种类不单只有荞麦,还有小麦、大麦等。(注:《清代洪档》:1819-15[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北巡抚张映汉奏]"亦可赶种豌麦",第636页。1822-19[九月二十八日杨懋恬等奏]"(潜江)只可补种来春二麦",第649页。) 在上述例子中往往"某麦"连用(豆麦、菜麦、豌麦等),如果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种耕作制度则内容很是丰富。根据有关奏折分析,汉川一带垸田冬麦种植也许较普遍,如"去冬今春积水尚有不能全泄者,冬麦未能普种"。"查汉川等六州县内,被水各田地除业已全行涸出、均种有冬麦者不计外……"(注:《清代洪档》:1817-10[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张映汉等奏],第625页。)等。同时有些地区由于不及补种秋麦、秋荞则种春麦,"前被漫淹未经涸出之民田,将来水退时只能播种来岁春麦,本年秋荞已补种不及"(注:《清代洪档》:1821-9[十月初五日陈若霖奏],第642页。)。在平原南部地带对麦作则不那么感兴趣,"又公安县……将来涸出,节候己迟,只可补种二麦"。"又石首县……间有涸出,系属淤泥,不能赶种秋粮。"(注:《清代洪档》:1815-9[九月二十八日马慧裕等奏],第610页。) 从此二例可以看出当地人种植麦类可能属迫不得已之事,一般情况下宁愿种植其他杂粮。杂粮的种类包括有荞麦、高粱,"(潜江、天门)该二县涸出地亩,俱已补种晚荞,其原种高粱之处,仍可有收"(注:《清代洪档》:1806-14[九月二十九日瑚图礼奏],第563页。)。晚荞亦称秋荞。也有种蔬菜者,如萝卜,"即低洼处所,亦均设法疏消,补种杂粮萝卜等项,堪以果腹"(注:《清代洪档》:1795-4[九月十九日惠龄奏],第519页。)。稍高之处则种晚禾,此类记载清楚地表明当地人依地势高低种不同作物的生产措施,"高阜之差所种中晚二禾、豆棉杂粮现俱畅茂,仍属丰稔,其稍低者亦渐次涸出,尚可赶种晚禾杂粮"(注:《清代洪档》:1755-9[八月二十日张若震奏],第339页。)。其最低处则种植水生植物,"据藩司勘报,被水地亩多就湖泊环筑成垸,兼有荒滩积洼视气候所宜撒种待熟,原非岁望有收,其最低处则蓄莲藕菱芡之利"(注:《清代洪档》:1773-7[七月二十七湖北巡抚陈辉祖奏],第449页。)。严格讲这已不算大田农业生产了。 四、垸田的经济地位 垸田对垦殖者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可以尽量种植水稻及其他种类繁多的粮食作物以满足粮食需求、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更重要的还在于垸内田地的相对高产。 如前所述,垸田主要分布在平原湖区,而平原湖区的土壤又主要以近代河流冲积物为基础形成的潴育型水稻土面积最大。潴育型水稻土熟化程度较高,速效养分含量高于其他水稻土类,生产条件最好。垸内旱作土壤的腐殖质含量也很高。正因为如此,垸田作物的产量往往高于同类作物在其他类型土地上种植的产量,因而在以量入为出作为基本赋税标准的封建时代垸田的赋税额往往最高。这一点在同治年间的监利县志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见表2)。 从表2中可看出,同为上田,垸内上田亩科秋粮米达2.76升,而垸外上田只有2.57升,堤外上田更下降到1.8升,只及垸内上田的65%。下田悬殊更大,堤外下田亩科秋粮米额竟只有垸内下田的28.12%。同志载垸内水田占有全县水田的九成以上,其中上田几乎全部集中在垸内;垸内旱地也占全县册载旱地的六成多,其中74.3%的上地是地垸内(见表3)。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县的粮米赋税额几乎全赖垸田,而民食之需更离不开垸田。封建政府一再声称"非大者江堤小者垸堤多方捍获之则国赋民生皆无所赖"(注: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也就不足为奇了。松滋县因同时具备湖田、平地、山丘等类耕地,反差表现更是一目了然,其中湖田每亩春季可收麦或豆2石,秋季产稻5石多,而山田每亩产麦一石半,产稻5石。(注:民国《松滋县志》卷四《土地》。此例中水稻亩产较高,存疑。) 垸田的相对高产同时也会给垦殖者带来副作用,清廷官员在一次灾后调查中承认"至此项历年被淹田亩,几及四万公顷,且田沉水底难以查勘,必须测量水势宽广,始能核计亩数,按则科算"(注:《清代洪档》:1807-7[十二月二十八日汪志伊奏],第570页。)。据此奏折分析,大量围垸,尤其是不适当地围垸部分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默许以便为了收取更多的税收,积淹之区引起官府重视首先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快更多地核亩科税,因此对这种常年或多年被淹的地区官府竟然是"缓征"而不是免征税收,田根本没种而要纳税说明垸田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但这无疑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负担,也迫使他们进一步冒险(或明知危险而不得不)去垦种本不宜垦种的湖田。据研究,明清两朝以垸田生产为主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共承担了两湖地区30%以上的田赋。(注:张国雄等:《明清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 当然也不排除质地较差的垸田,这类垸田主要分布在滨湖或沿江洲渚,由于地下水位高,其土壤种类多为沼泽型和潜育型水稻土,养分熟化程度低而且难以释放,在无法改善排水条件的前提下只好任其自然、粗放经营。这种田产量往往极低,有的便种植杂粮、莲藕,甚至只种芦苇,有的干脆听凭杂草丛生,孝感县藩府的近湖湖田便"仅出青草为肥田之用,无粮也"(注:康熙《孝感县志》卷七《田赋志》,嘉庆重刊本。)。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对江汉平原的垸田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垸田的形成及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它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依这种利用方式,垸内田地可以分为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以形成方式论,广义的垸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而成,一种是先围垸再垦辟成田,亦即后世所谓的围湖造田。垸田面积在江汉平原总耕地面积中约占三分之二强。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则包括有水旱轮作制(如稻麦轮作)、单季稻作或双季水稻连作、麦与棉麻油豆连作混作轮作等,某些特殊的种植制度(如抗灾种植及灾后补种作物丰富等)与当地易水的特性有关。垸田在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既系民食之所赖、亦是赋税之所出,堤安则丰,堤溃则歉,垸田在地方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农业经济类论文: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问题 近些年,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走势低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明显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再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徘徊局面。人们开始对农业生产力现状产生忧虑,农业机械作为生产手段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农业机械化又是与一个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看待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怎样探求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意义十分深远。 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发展农业机械化有现实困难,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要发展,而应当正视困难,积极寻求对策,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实事求是,有差别地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量力而行。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别较大,因而农业机械化在地区、项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不同的地区要因时困地团倩制宜,区别对待,允许不平衡,有差别地发展。农业机械类型、品种要注意实用性,在近期重点发展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项目。农民使用农业机械既增产又增收入机械使用中得到经济实惠,使农业机械化成为亿万农民自觉自愿参加的经济进程。 第二,加快工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能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条件。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降低农机具的生产成本,为农业提供适用、配套、高效、价廉的农机具。 第三,倡导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集中。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广承包制下的租赁制、有偿转让制和股份制,加强土地的自主经营使用的灵活性,搞;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就可由规模经营者(国家、集体、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筹集。如可以通过承包或租赁协议,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或种植专业户转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第四、拓宽投资渠道。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离不开国家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足,仅占农业总投入的1.7%左右,单靠国家的扶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拓宽投资渠道,政府、企业、私人和外资均可成为出资的主体,发动全社会力量发展农业机械化。 第五,科教兴农,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教兴农就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振兴农业。去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明确指出以乡为中心的农业服务体系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农机站和农技站(即农艺推广站)建设和管理。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素质又取决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既要努力发展高等、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又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高中升学率,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第六,加快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法制建设。全国已有一些省出台了(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和一些农机监理的地方性法规。建议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法律,对农机生产的投资方法、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和农用燃料、电力价格补贴等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农机市场上的不法商人要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农业经济类论文:浅谈发展农业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我们加快解决“三农”的一个难题。多年来,政府通过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探索出一条农林牧有机相结合,多路并举推进结构调整,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 关键词:农村经济建设 新农村 循环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表现出严重的地区不平衡性,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较之发达地区较为缓慢。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本地区,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在推动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农村市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但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较之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更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 一、必须不断强化农业是基础的意识,以防止对农业领导、农业投资及农业科技的弱化 发展高效农业是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轨变型,是农业内部产品结构、行业结构、部门结构的调整。实现途径是: (一)市场农业。外部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按市场需求确定生产方向;内部要强化市场核算功能,淘汰在比较成本上的劣势产品和项目。(二)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的内涵是农业活动投入和产出逐步向科技倾斜,提高农业投入中科技投入的比重,增大农业科技成果中的科技含量。科技农业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新产品、新品种的开发和新技术、新方式的引进和推广。当前,发展科技农业的重点是科学技术的推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应该将各地的典型经验加以总结,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将循环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农业的现状及其综合生产能力,是认识和确定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第一靠政策,解放生产力,使原有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第二靠投入,解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落后问题,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及收定购粮资金问题;第三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力。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我国的水资源、耕地资源、草场资源的严重不足, 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发展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收入,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提高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从粗放增长向节约资源的集约增长转变,可以起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 促进农村的产业升级、改进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的作用,可以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节约农业生产资源,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 1、发展农业经济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需要,是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护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是生态化的农业经济,是保护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利用农业资源的重要手留、要建立健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 需要完备的资金支持体系。政府要尽力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2、建设资金要保障:黑龙江省农区建设时间紧、任务重、投资大、困难多。因此,要广泛筹措、集中使用、加强管理、跟踪问效。资金实行多渠道筹措:一是国家有关部门政策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二是农业重点工程资金、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贫困农村建设资金等给予倾斜;三是农业贴息贷款;四是各级政府和财政投入;五是主管部门和农民商户自身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为此,一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 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要转变政府投入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性作用,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投资投劳。保持新林区建设项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一套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紧密结合的投入机制。三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村群众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新林区建设,改善农村面貌。四是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和半公共性质项目,农民投资投劳主要用于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建设。五是要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渠道。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建立银行提供信贷、群众自筹,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业循环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在农业经济的推广发展阶段, 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特别是政策性银行, 应以低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农业经济的技术引进及推广体系的建设 1.加强对农业经济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农村培训一批能够掌握农业经济实用技术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农业经济的技术人才,培养一批技能型农业经济致富带头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农村的远程教育网,通过广播电视等载体, 解决农民群众文化程度偏低、技术困乏等问题。三是要采取集中培训与提供个性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广大农民切实掌握一些基本的、成熟的、先进的农业循环经济实用技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潜力,将粗放、原始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实践者。 2、要提高行业协会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的技术创新与推广作用:各级政府要在组织、资金、人员等方面为各行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提供支持, 使行业协会能够充分发挥其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实践主体、技术推广主体的作用,依托行业协会做好示范区、示范村、示范户的建设,并做好相关技术的培训、指导与咨询,将农业经济的技术推广落到实处。 农业经济类论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一、农业经济管理简述 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了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深入的了解农业,并了解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管理简单的说是以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社会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为依据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说就是结合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市场环境,并以国家在经济上的政策方针为指导,确定未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对信息化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要素以及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环节进行计划、决策、控制以及组织协调。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没有适应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农业的经济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就不尽如意。 1.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农业经济管理没有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观念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现在的管理制度不仅与农业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也与快速发展的农业社会不相适应。这种不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使很多的经济管理活动失去了执行力,为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农业经济在机制管理上也出现了很多的缺陷,尤其是在相互利益之间的协调上表现明显。 2.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 我国的中央领导对于农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明确的显示了对农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村经济管理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农业人员的重视,导致出现了执行力度差等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不显著。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如:农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随之改变;农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较低,对管理工作没有明确的认识与要求,造成经济管理制度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造成很多政策都没有去贯彻执行;农业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3.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 农业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提高农业人员的执政能力。 三、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不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已经驶入了新轨道。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经济的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经济管理将会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的深加工以及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思维。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改变了各行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将成为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使得信息化开始进人到普通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技术的信息化,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力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经济管理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只有不断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信息化的意识,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管理的效率。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农民收入提高。 4.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人。加强政府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增加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和保护制度,在中国农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施农业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建设,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现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等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结合实际制定出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1.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为了使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管理得以加强,农业管理人员必须对农业经济管理予以重视,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对管理工作予以相应的部署。对农业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并让他们知道农业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2.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合理的规划是基础、经济的发展是首要、增加收入是关键、管理体制是保障。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为发展中心,并转变管理模式,对农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经济制度进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第一、使农业发展的理念得以改变,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变。第二、通过深加工来转变农产品的形式,拓展销售市场;积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发展;第三、让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予以提高、农业的安全能力得以保障、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得以提高,从而使农业的竞争力以及农业经济得以增强。 3.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 政府之间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机制,该机制能有效的调解处理矛盾、协调利益、保障权益、表达诉求,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得以统筹与协调,从而让人民内部的矛盾得以妥善处理,也让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得以快速的纠正。同时政府部门应强化经济职能和服务职能,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4.建立经济管理队伍 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中,首要任务就是对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能力和综合知识的培训,为农业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感较强、政治素质也比较高并勇于创新的农业经济工作队伍。鼓励管理人员去参加各种的培训活动和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素质,让他们的管理水平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 5.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但可以使农业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还能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五、以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发展 1.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农业生产总经费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应加大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多渠道筹措资金,使我国农业科研再上新的台阶。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科技,应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活动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投入的最低增长幅度,建立一套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制,确保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各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实行规范有序运作。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出现的假冒伪劣农业技术和信息以及不规范交易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为农户采用科技成果创造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 2.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并给予政策保障。可选择农业科技、教育人才较为密集的区域创造适合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迅速转化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使知识和资本对接,加快孵化、培育或引进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从而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开发战略。特别要重视对懂得农业高科技、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坚持不懈地抓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的逐步深入,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最终体现在现代科技的应用能力上。目前,当务之急是着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制,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加强农业科学、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努力提高农民学、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培育具有现代农业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的农民群体,培养一大批各类农业技术带头人,形成以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的农业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优势,推动农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4.深化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 实践证明,“科技特派员制度”能把生产咨询行为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创业,把干部的“被动”锻炼转为主动发展,使广大科技干部的潜力和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要进一步明确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职责,建立服务承诺公示牌,加大对具有地方优势特色产业的派驻力度,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科技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结合。 5.加强农技110建设 要通过成立农技110机构,开通农技110咨询电话,建立农技110信息网络,聘请专家实行无假日工作制,开展“坐诊”与“出诊”服务,利用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收集各方面信息,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接受农民的政策、技术和信息咨询,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在农技方面的急难问题,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物资。要通过现场咨询、实地指导、科技示范、技术培训、发放资料,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服务指导和推动基层农技推广活动,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的流通。这样,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 六、结束语 加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充分开发农业经济资源,调整农业经济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的创新,提高科技成果的改变,并且改善农业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与去行政化 摘要:从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但时至今日,不仅仲裁的行政化、诉讼化倾向严重,而且至今都没有能够真正确立仲裁机构的身份定位。因此,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仲裁机构性质改革则是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一个环节,在理论和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仲裁的相关基本原理、仲裁机构民间性的内涵、必然性以及可行性做初步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出在我国仲裁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实现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 关键字:仲裁机构;民间性;去行政化 一、仲裁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质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民间第三者(双方选择的专业人士或者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和裁断,并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其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民间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仲裁作为一种司法诉讼外解决商事纠纷的方式、途径或者机制,原本产生于民间,用之于民间,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了涉外仲裁制度,国内仲裁制度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但是国内仲裁却是模仿前苏联行政仲裁的模式建立的,这种行政仲裁体制,是学习仿照苏联行政仲裁模式的结果,其弊端已十分明显:其一,仲裁机构不仅数量过多,队伍庞大,有不断扩张之趋势,而且基本都靠财政支撑,不符合精简效益原则,长此以往,财政不堪重负。其二,仲裁机构行政色彩太浓,许多仲裁机构都是以行政机关为主,设置在机关内部,机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且数量过多;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多是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所谓“专职仲裁员”担任。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交织在一起,仲裁职能来源于行政职权,仲裁权以管理权作后盾,权威性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在仲裁活动中也往往避免不了用行政权取代仲裁权。这样的仲裁,排除不了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缺乏独立和公正。其三,仲裁程序不能真正体现当事人自愿原则和简便、灵活这一仲裁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这三方面的弊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在1995年,全国人大下了极大决心在制定我国仲裁法时否定了行政仲裁体制。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促使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脱钩,摆脱行政干预;为限制仲裁委员会组成员中官员的数量,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即官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务院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设立初期,所在地政府应当“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其人员编制、经费”,仲裁机构“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这些都是从立法上确定仲裁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或者代行政府行政职能的半官方机构。遗憾的是,仲裁法实施十多年来,我国的仲裁事业出现了背离仲裁法立法宗旨的种种现象,仲裁的民间性没有得到实际确立,而仲裁的行政化却日益发展。 二、我国仲裁机构目前的“行政化”现状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当地行政官员兼任了绝大部分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领导,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对仲裁委员会的独立工作带来障碍。其次,在为数不少的仲裁机构中,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人数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数在 11 到 17 人,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也即,党政官员不能大于三分之一。但目前很多的仲裁委员会中“党政机关领导”占 50%以上。再次,在国务院的相关档中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成立以后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但是,相当多的仲裁机构长期以来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生存的。这种“吃皇粮”的模式,使得仲裁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部门对仲裁机构的控制更显得名正言顺,这在极大程度上泯灭了仲裁的固有性质。最后,在仲裁收费的性质界定上含糊不清。我国政府在加入 WTO 谈判中,曾明确“承诺”:仲裁收费“属于中介服务收费”,并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但是在财政部下发的通知中将“仲裁收费”定性为“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具有垄断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作为“国有资产”直接纳入“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这不仅与仲裁法关于仲裁机构性质的规定相矛盾,而且对中国政府人世谈判所作的“承诺”构成了反悔,在实践中也更使人们对仲裁的性质产生怀疑。 三、仲裁机构民间性的现实可行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的条件不成熟,为了保证事业发展和队伍的稳定,作为过渡,应先将仲裁机构定为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其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其实,手段为目的服务,改革路径的选择不能脱离发展方向。路径错误,方向必然错误。至于事业发展,也有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问题。如果认为发展就是案件的增长,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行政权力推动案件增长,以牺牲仲裁机构独立性为代价来争取行政部门的支持,实际是偏离了仲裁法立法精神,与仲裁法立法目的南辕北辙。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化仲裁机构行政性的做法,达到仲裁机构民间化的目的。 现今,有些人认为,政府比民间组织更有权威,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当事人难以认同仲裁;目前一些仲裁机构存在的仲裁不公正、服务差、长期发展缓慢等问题,就是不适当地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质造成的。这一论点不仅没有实证支持,相反,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恰恰因为配套改革措施未跟上,仲裁机构民间化不彻底造成的。按照仲裁法规定,仲裁市场是开放的,不是封闭和垄断的,当事人可以自愿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仲裁机构想要获得权威和公信力,只能靠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公正、高效的仲裁和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是仲裁的客观要求。机构不独立,这一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而仲裁不公,服务差,机构就会被当事人抛弃,被社会淘汰。仲裁机构民间性是其独立的前提,是克服长官意志、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制度保障。随着仲裁法的实施,律师、当事人在判断、选择仲裁机构上已有相对成熟的认识。 实践中,仲裁机构民间化程度越高,独立性越强,业务发展越好,越能实现当事人、仲裁员、仲裁机构和社会受益的多赢局面。 四、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建议 落实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就是要贯彻我国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性质,就是要以民间化为仲裁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来开展仲裁工作,以仲裁民间化程度作为衡量仲裁发展的尺度。 首先,仲裁机构的组建及运作,要认真落实仲裁法的各项规定,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搞仲裁行政化的做法。其次,要按着仲裁民间化原则,清理、修改不符合仲裁法的规章制度,仲裁法实施初期,为保证新旧体制“平稳过渡”而采取的阶段性、权宜性措施,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也要进行修改。不能以维护稳定、时机不成熟为由,拖延或拒绝清理和修改。其三,按照仲裁民间化原则,制定落实仲裁法的配套措施,大胆吸收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努力缩短中国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差距,跟上国际仲裁制度发展潮流,不能以国情特殊为由,盲目排斥,自我封闭。 从各个角度来看,我国都有充分理由在仲裁法修改中坚持仲裁及仲裁机构民间化的方向。在此就如何促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和去行政化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社会中,尤其是行政领导阶层,积极开展有关法律和仲裁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在思想上为仲裁民间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见效也许很慢,但却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有很多人正是由于不了解仲裁的真实含义,更不能认识到其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特色优势,所有在实践中往往忽视它。仲裁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其强大的制度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应该让这个还不太为大众所了解的体制推广开来,这样才能为其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立法层面,应当对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上文所述,1995 年我国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规定是受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所产生的一个折中说法。近几年,仲裁机构的性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所以,完全有必要在立法层面为仲裁机构的改革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应该将国内仲裁委员会界定为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其本质是私法人。此外,应当明确规定行政人员不得在办事机构中兼任任何职务,明确仲裁委员会成员中专家、学者人数,切实减少党政领导干部在仲裁委员会中的比例。建议由全国人大出面组织一次仲裁法执法检查,根据调查情况,组织由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部分参与仲裁法立法工作的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共同的仲裁法修改领导小组,组织起草仲裁法修订草案。该草案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以使这个草案真正反映社会各方利益,提高仲裁法修改质量。或者可同时委托有关学术团体、仲裁机构提出不同的修改文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中集中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简介: 尹雯(1988-),江苏泰州人,女,汉族,上海大学法学院2010 级法学院法律硕士。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在执法监督与行政处罚中暴露的相关问题 【摘 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为现行医疗机构最高层次法规,对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医疗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由于相关罚则缺失,处罚金额偏低,法规条款陈旧等因素,造成卫生监督机构法律适用困难,执法力度偏弱,监督范围和权限界定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确保医疗监督执法与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问题;解释制度 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 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 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 建议与对策 2.1 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 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 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综述 摘 要:仲裁机构是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仲裁机构应该是民间性组织,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仲裁机构所呈现的形态仍然是行政化的。这不仅不符合国际上对仲裁机构的要求,同时也渐渐不能适应中国现今的仲裁事业发展。由此,中国的仲裁机构必须走上一条去行政化即民间化的道路。 关键词:仲裁机构 仲裁协会 民间化 一、仲裁机构概述 仲裁机构是民商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1]这种说法,把临时仲裁机组建的临时仲裁组织也认为是仲裁机构。有学者认为:" 仲裁的原始形式是临时仲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组织机构参与其中,协助或服务于仲裁活动,制定并向争议当事人推荐使用仲裁规则,从而发展成为机构仲裁形式,这些组织机构就是仲裁机构。"[2] 本文所探讨的"仲裁机构"被限定于,以1995年全国大规模重组仲裁机构为时代标志,以《仲裁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为立法基础,由市级政府牵头组建的以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仲裁委员会。对照前文可知,仲裁委员会属于常设仲裁机构。 《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第15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员大会制定。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可见,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机关是市级政府,仲裁委员会的主管机关是中国仲裁协会。 二、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现象[3] 在仲裁委员会的地位上,《仲裁法》第14条是这样规定的:"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可是在现实中,往往不是如此。中国的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未曾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 (一)仲裁机构管理模式行政化 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仲裁机构适用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加以管理,仲裁机构的组织机构在许多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定级定编,确定主管部门,由政府为其提供办公用房、办公经费及补贴,甚至于行政部门与仲裁机构合署办公,仲裁机构异化为"二政府"、"小金库"、"权力寻租的新渠道",替政府行政,替部门敛财,仲裁机构自身特点反而被弱化。 相当多的仲裁机构的负责人由法制部门的官员兼任或由负责组建的其他行政机关领导兼任,行政机关甚至于控制仲裁机构人员、经费、物资和对仲裁案件仲裁员的指定权、大案承办人的指定权,而仲裁机构则毫无自主权,仲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在专业机构中,行政人员管理专业人员,往往会使专业人员的水平难以发挥。 (二)仲裁机构运作依赖政府财政 仲裁机构的财政权基本上由行政权掌控,很多仲裁机构对其财务收支均没有独立的权力。仲裁机构收取仲裁费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划分为仲裁员报酬和仲裁机构管理费,仲裁收费的标准由仲裁机构上报省级物价部门核定;与行政机关相同,仲裁机构每逢换届要进行换届审计,负责人离任要进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国内许多仲裁机构从开办到日常运作经费来源多为财政拨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仲裁机构案源不能保证,完全靠财政,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使其失去独立性,从设立之初就被视为行政事业单位。"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仲裁机构靠政府"养着",自然就无心发展自身业务,没有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服务意识。 (三)仲裁制度推行依靠行政手段 仲裁机构创立之初,在我国仲裁工作整体水平不高,市场开拓力度不够,仲裁员队伍素质普遍不高,办案质量亟待加强的背景下,在整个社会的仲裁法律意识非常落后而仲裁的管辖又依赖于当事人选择的情形下,仲裁机构的案源短缺成为制约仲裁工作开展的一大问题,如何开拓案源、摆脱无案可办、经济紧张的困境,就成了仲裁机构负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对增加案源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且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多为政府官员,面对案源的压力他们的内心普遍有着在短期内追求显著政绩的冲动,于是,为拓展业务量,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自然会成为首选。他们往往借助行政力量来落实仲裁条款,用行政命令、规范性文件、借助行政职能搭车在合同文本中预制仲裁条款。此种做法往往剥夺了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不能充分体现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真实意愿。 (四)仲裁机构负责人惯用行政思维 仲裁机构的负责人不仅是行政人员兼任,而且在思想上,惯用行政思维,其原因如下:一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认为民间机构腰杆不硬办事不力;二是认为政府在仲裁机构组建时给予了巨大支持,提民间化怕被扣上意识形态自由化的帽子;三是担心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剥离后,仲裁机构切断了经费来源无法生存。由此,仲裁机构无法从领导层面上摆脱行政束缚。 (五)仲裁办事机构受控行政机关 仲裁秘书处权力膨胀,借监督操控仲裁庭,对仲裁庭进行行政化管理,用上下级隶属的方式管理仲裁庭,仲裁庭没有独立地位。仲裁秘书处受行政机关牢牢控制架空仲裁委员会,委员会制的优越性无法实现。仲裁委员会本是决策监督机构,秘书处是执行机构,我国的仲裁机构运作中的实际情况却是:仲裁秘书处与仲裁委员会权力划分不清,秘书处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委员会不能科学决策和实施有效监督,出现委员会虚无化现象,形成仲裁机构畸形的运行机制。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操控和干预仲裁庭,对仲裁公正性和独立性造成负面影响。 三、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依据 在这里,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即仲裁机构实现民间性的过程。民间化是与行政化相对的一个概念,也称"去行政化"。 (一)仲裁权的来源决定仲裁机构的民间性 仲裁本是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只是由于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才被国家立法予以确认,从而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仲裁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优秀的争议解决制度,从仲裁权的授予到仲裁员的选择,从仲裁程序、仲裁规则到仲裁适用的法律都可以由当事人合意决定。仲裁机构管辖权来源于并仅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机构的出现,不但赋予了仲裁现象新的生命,更使得仲裁这一社会机制定型化、机构化、成熟化和制度化,使它成为现代社会诉讼外最重要的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4] (二)《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民间化原则 《仲裁法》立法目的是改变原有的行政仲裁体制,建立民间仲裁体制,从立法机关编辑书中可见立法的初衷 "为了保证仲裁机构能够独立性、公正地解决纠纷,应当体现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介性,避免外界干预……"[5] 《仲裁法》颁布时,我国民间商会尚未强大到能独立组建仲裁机构,因此由政府组建仲裁机构,改变原来各行政部门多头仲裁的局面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仲裁发展中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地方,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参与组建的政府部门的越位,不正当的干预,导致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程度很严重。而在仲裁制度有所发展的现今,是时候让仲裁机构重归民间化的初衷。 (三)仲裁机构应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从世界范围来看,仲裁机构大多为非营利性组织。仲裁机构作为市民社会实现自我治理的一种社会组织,其民间性是国外仲裁机构的一个根本特征。把仲裁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来认识,对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营利组织是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重要特征。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单位内部的社会固体、特殊社团法人以及以企业法人形式存在的非营利组织。实践中把仲裁机构定为事业单位,这样的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 首先,仲裁机构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是从事社会服务的单位,向服务的对象收取仲裁费用维持自身发展。但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片面的追求盈利可能会导致仲裁机构在公正性和案件审理质量的减损,并且,仲裁机构注重利润也会和仲裁员在利益上产生冲突。必须保证仲裁机构把精力放在提高案件管理质量和公正审理上而不是追求利润上。 其次,仲裁机构奉行非营利法人的"禁止分配规则"。非营利法人奉行"禁止分配原则",这是与营利组织(比如公司)的本质区别,即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业务并收取费用,只要该商事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组织章程所确定的宗旨,只是对于所获得的利益,非营利法人的所有成员、内部人员都不得予以分配。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公益的社团法人,应同样适用"禁止分配原则"。 最后,仲裁机构不能成为某些特定个人牟取私利的载体和工具。防止不当的资产管理行为,防止私人将仲裁机构的财产转化为个人利益是仲裁机构资产管理制度设计的重点。这一点,与非营利性组织的特征"不能将非营利法人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是契合的。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快仲裁机构民间化进程 1.政社分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发生的民事纠纷,政府不适宜进行行政干涉,应该通过其它的渠道解决。因为民事权益纠纷涉及到市场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搞市场经济必须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市场主体有了纠纷,可以自主选择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只要仲裁程序严格政府就可放手不管。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是仲裁必须脱离行政,二是当事人可以自愿仲裁。行政仲裁过渡到民间仲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不是万能的,应借助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 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要求仲裁机构发挥作用 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社会从结构层面、从观念层面必然要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调整,社会纠纷大量发生,各级法院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即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从整个纠纷解决体系的大视野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与法院相似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的公权力机关去分流法院的案件,民间化解决纠纷组织既可减轻财政负担,又能达到我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追求。国家通过立法或政策导向把应由私法调整的民商事案件分流到其他途径解决,可以减轻财政负担沉重和司法案件过多的压力。 四、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 在仲裁机构民间化建设座谈会上,肖峋老师曾对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做了如下三方面的概括,由此可知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和发展趋势。[6] (一)裁决权的私权性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权来自于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私权的处分,体现在现实中即仲裁协议。这就要求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是唯一的裁判权来源,行政机关无权干涉仲裁行为,法院也只能在仲裁程序出问题的时候才能介入。 (二)组织上的独立性 仲裁机构既不隶属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所以其在组织上是具有独立性的。这里也涉及到仲裁协会的问题,仲裁协会是属于行业自律型组织,仲裁协会不能任命仲裁委员会成员,也不承担仲裁委员会的经费,更不能干预仲裁厅裁决案件,所以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协会在组织上也是独立的。 (三)财政上的自主性 在这里,我国涉及仲裁机构的财政问题共有三部法律条文:第一个是在国际条约中,明确仲裁属于中介服务,即财政上是自收自支。第二个是国务院办公厅95年44号文,明确规定自收自支。第三个就是财政部的规定,收支两条线。财政部的规定与前两者不符,而效力显然低于前两者,因此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是自收自支。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该独立自主,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仲裁的本质属性层面还是当今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只有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贯彻仲裁的民间性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彰显仲裁机制的生命力,使其更充分地发挥在社会解纷系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奖惩制度与医疗机构行政管理 摘 要:奖励与惩罚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工作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奖惩制度在各个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运行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等。这些不恰当的奖惩形式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正确落实奖惩制度应坚持原则;制定标准化和措施。 关键词: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奖惩制度 奖励与惩罚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现代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通过奖励与惩罚,有助于激发医护人员的荣誉感或羞耻心,有助于医护人员明确工作目标,也有助于维护医疗机构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然而,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由于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不当奖惩,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使得本该是光荣和骄傲的奖赏成为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满。这样的奖惩制度实在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论述了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奖惩不当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奖惩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根据笔者对几家医疗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单位具有健全完善的职工奖惩机制,仅仅有几家单位在一些管理制度标有“是部门绩效和个人工作表现予以奖励”的宽泛性阐述,这样的奖惩机制显然不能也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企事业的行政科学管理。比如在奖金的分配方案上,还有一些单位采用以考勤为主要标准的平均分配方案,导致出现医护人员出工而不出力和尸位素餐的现象;还有些单位的奖惩机制杜绝了各个科室吃单位“大锅饭”的现象;此外,诸如考核办法不合理不科学等也将致使同一单位付出相同劳动的医务人员获得不同等的奖励。 (二)奖惩标准不明确 奖惩不明主要表现在该奖的不奖或少奖,不该奖的得奖,该罚的不罚。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现有文件对奖惩的规定大都为:“对工作出色、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或科室班组给予通报表扬;对不称职的,将及时向有关单位建议予以更换。”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工作做到什么程度视为优秀,什么程度又应该视为不称职呢?”奖罚不明会造成一个单位人心涣散,会影响单位执行力,不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 (三)奖惩实施过程不够严格、严肃 严格的奖惩制度是在复杂环境和危急时刻帮助人们端正前进方向、确立正确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如果医疗机构对忠于职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表现突出、给医院带来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及时予以鼓励和支持,就会挫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起不到示范带动作用。反之,如果医疗机构对玩忽职守、明知故犯或者造成误诊、误治、误护的科室或个人不及时进行惩处,就会影响医疗工作的继续开展、损害单位的荣誉,使群众对医疗机构丧失信任。 (四)领导干部变相获奖,频频获奖 据统计,无论在哪项奖励中,各个阶层的领导所获得奖励占整个项目奖励的85%以上。这就说明,基本上所有的奖励都给了领导。很多单位在评奖时,首先把领导作为优选人选。这里,笔者并不是认为领导干部就不能获奖,只是为了说明很多单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而已。 二、奖惩不当的主要原因 (一)领导干部考虑片面,主观思想干扰严重 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有些领导认为奖励是衡量工作成绩的指标而惩罚是衡量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严格程度的标准,认为获奖多则工作优秀,罚得越多则管理越严格到位。在医疗机构奖惩机制运行中,有些决策领导不从德、能、绩、勤等方面综合考虑,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臆想来评定,甚至有些领导特权思想严重,常常个人说了算,不按原则和程序办事,不经职工集体讨论研究便决定奖惩职工科室。 (二)管理过程虎头蛇尾,政治工作敷衍了事 这种情况往往体现于医疗机构的某些领导管理人员借故称忙,在会议上郑重其事地把任务布置得有条有理,会议结束便放任自流,疏忽日常的监督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遇到困难后便偃旗息鼓,不认真组织医护人员研究对策,一拖再拖,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奖罚了事。 (三)工作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 据了解,在众多医疗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工作任务的落实只是流于“开会”的形式大为普遍。这样浮光掠影的“开会”,看起来真的把工作落实下去了,实际上却是“光说不做”并没有深入展开。比如,在很多医疗机构的个人年度考核大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本着过过形式的思想,不按规定的要求和标准在调查卷上给职工评优,仅仅凭关系疏远和个人主观臆想来选评,甚至出现多份所有职工都是优秀满分的调查卷。 三、奖惩不当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不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和主动积极性 如何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在医疗机构的现实经营管理活动中,却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新问题。任何人都有获得更多、更好、更广泛的奖励期望。想要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应了解职工积极性的来源,奖励制度便是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管理人员为了刺激员工的积极性,就发奖金。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奖惩不当,干活的不干活的都能拿奖金,就会给医务人员带来不良情绪,进而严重影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不便于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 在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中,奖惩机制发挥着现代管理中的激励和制约的作用。针对医疗工作者实施奖惩,通过奖励诱使医务人员严格遵循按时间、地点和过程、方式的计划要求行事,通过惩罚以迫使医务人员规范自己的行为活动。奖惩不当,让医护人员心中不服,致使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紧张和恶化,同时又会降低奖惩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医疗机构单位的执行力也失去了稳定性。 (三)难以树立“典范、先进”的示范作用 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可以推动医疗工作的向前发展。如果医疗机构在实施奖励工作时搞暗箱操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或者在评选和奖励劳模或“先进”时宁滥勿缺,就会使人们失去对劳模或先进集体的敬仰,取而代之的是不屑和质疑。反之,如果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在处罚应受罚人员时,讲情面,怕报复,避重就轻,就会降低奖惩制度的示范作用。 (四)难以弘扬正气,遏制不正之风 清正廉洁,自古以来便是一种高尚的节操。发扬清正廉洁的精神是当前深化医改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医疗机构弘扬清风正气,纠正不正之风,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良好氛围。奖惩不当,会滋长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收红包”、“开单提成”、“私自外出行医”、“以医谋私”等等不正之风。只有健全合理科学的奖惩机制,才能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严格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推动医疗机构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确保医疗机构纠风工作取得成就。 四、如何正确落实奖惩制度 全面贯彻落实奖惩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主人翁责任感,在维护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和医患合法权利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一)坚持原则 1.公正公平的原则 公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医疗机构也如此。如果医疗机构制定的奖惩措施只对部分职工起作用,那么这样的奖惩制度必然不会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还会增加医务人员的敌对情绪,从而产生很多负效应。 2.公开的原则 这里的“公开”主要是这奖惩程序公开和结果公开。为了使奖惩公正公平,并达到应有的效果,奖惩的程序公开和结果必须公开,以便让人民群众参与对医疗机构行政管理的监督,防止和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 3.及时性的原则 笔者个人认为:奖惩必须要及时,否则会让奖惩的功效大打折扣。医疗机构应按制度对理应奖惩的医护人员不仅仅要当场宣布给予他们的奖励或处罚,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一个月或月末)予以兑现。时差的奖惩会让人产生举棋不定和模棱两可的联想,阻碍单位整体工作的向前发展。 4.科学合理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有利于发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创造力,有利于培养医务人员对医疗机构的经营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医务人员的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才能使医疗机构充满活力,才能为医疗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管理制度保障。 (二)制定标准和措施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奖惩标准,以及“以人为本”的奖惩标准。医疗机构领导层应高度重视奖惩制度的贯彻落实,狠抓绩效考核,按绩给奖,奖惩分明。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的同时,医疗机构要做好责任制度的建设,将奖惩制度与责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二者齐头并进。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医疗机构全体医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正确对待奖励和惩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机构与行政论文:公共服务供给与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共服务供给与主体职能之间关系的阐述,解析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的角色定位,进而引出了我国行政机构在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上既是承担者又是监督者,如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行政机构职能;公共服务改革 1 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供给 1.1 公共服务 学者们对于公共服务常常居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如:无形和有形的角度;提供者和被提供者的角度;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等等,众说纷纭。不过,公共服务的概念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理解。 时至今日,学者们广泛认同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于公共产品的概念的阐述。1954年他在他的《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到:“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①。在文章中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首先,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经济主体间的消费行为相互不影响对方,某一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会因消费文体的增加,而增加了消费成本。据此,繁衍出众多关于公共服务概念的定义,更加精准,并具有时代意义。本文对公共服务的理解更倾向于广义上公共服务的概念,即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同时还包括其他内容,如行政机构行使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的职能。 1.2 公共服务供给 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属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但行政机构并非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主体。某些公共服务,也就是被称为纯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但有些公共服务,由其本身的市场特质决定,由市场参与管理。多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取代了仅由行政机构单一主体提供的方式。由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②,正符合这一情况,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产品供给的单一集权格局,形成了多元主体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就构建了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第三部门所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改善了由行政机构这一单一供给主体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的不足。 2 公共服务供给的三种模式 根据公共服务供给三种主体的不同,相应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供给模式: 第一种是权威型供给模式以行政机构作为供给主体,以其权力运作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处于供给的权力中心,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 第二种市场型供给模式以私营组织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商业交易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资源配置采用市场化标准进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是私人企业,其目的以营利为准,提供收费的公共服务;相对的消费者也可以在不同的服务供应者间自由选择,并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拥有选择权与决定权。 第三种是志愿型供给模式以第三部门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志愿慈善捐赠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的生产者和安排者都是些非营利性组织。行政机构在其中扮演的是维持秩序的角色。 3 行政职能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体现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表现在生活的水平上,尤为突出的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性公共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追求发展性公共需求日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下一个目标。人们对几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上升,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需求。 我国的行政机构,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发挥着最大能量以满足人民大众对公共利益的需求,更有责任督导公共部门改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分配中的公平、公证,这是行政机构作为职能部门的重要责任。利用“有形的手”调控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满足公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需求,也就是公共服务,这就使行政职能的体现,不紧是在提供这一环节,更重要的是在调控这一环节上。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公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高的保证。在享有公共服务的所有社会公众当中,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这就要求行政机构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为先,逐步完善行政职能,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肩负起改善全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的重要使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国都在改革中不约而同的引进外部力量,但无论如何,行政机构都被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当中的优秀力量。 4 我国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的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建国至今,我国经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无一不把如何完善行政职能作为重要目标,并把人民利益最大化、一切为了人民作为重要执行标准。2007 年10 月,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 , 并把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模式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毫无阻碍,一帆风顺,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条件都不完全成熟的当下,加快行政职能转变的步伐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强行政机构的决策职责,为做好下一步管理职责作好准备。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秀力量,一定要把握好发展的脉搏,把自己从相对处于劣势的领域中脱离出来,并在公共服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 其次,深化行政机构的服务管理职责,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发部相关公共服务信息,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加大力量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发展壮大。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改革过程中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平、公证的原则性保障,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发挥作用,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多主体的竞争局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再次,要加强行政机构的监督职责,最大化公共服务的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有效的监管,能够防止腐败,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行政机构不仅要负担起监管的责任,还要负责引导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进行联合监管,形成一股牢固的监督力量,鼓励多方监管,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和群众自发监督的积极作用。 最后,培养服务型行政的先进理念。在我国,行政机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机构,去除行政人员官本位和行政本位的有害思想,端正态度,增强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养,建造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使社会公众都能够享有社会主义国家完善的公共服务。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 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之设置与职能重构 摘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的问题较多,不利于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依据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原则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进行重构。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将管理职能与执法职能相分离,以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弱化乃至取消行政裁决职能,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知识产权;机构设置;行政管理;行政执法;重构 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进入部级战略高度。其中“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和管理体制”是《纲要》确立的五大战略重点之首。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知识产权管理,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又是知识产权管理中的重要方面。对此,《纲要》特别提出要“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改革、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已具有切实必要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从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分配情况来看,涉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机关众多。这是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取单行立法模式,基本上每个单行法规只调整知识产权的某项特定客体,然后再根据国家机关的职能划分和任务平衡的原则规定一个主管机关。这样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客体在我国就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商标权和类似权利给予保护,并负责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的版权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保护工作;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对植物新品种权给予保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互联网络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则协助国务院信息办管理我国的互联网络域名系统;海关总署则负责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2004年,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由这十多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各部门的协调,并推动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指导各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上述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自成体系,除中央机构外,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并且行政职能涵盖知识产权的多个方面,包括行政管理、行政服务以及行政执法功能。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知识产权既提供司法保护又提供行政保护。相较而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对知识产权予以确权、行使和保护等管理方面以及向公众提供行政服务方面的职能与其他各国相比差异不大,但是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直接行使着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对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调解、查处和裁决的行政执法功能确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大特色。 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方面具有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是指知识产权由不同的行政机构来保护;而“多层级”则是指各行政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又分为若干个管理层次;“一体化”则是指行政立法、授权和保护职能集于一身。 这种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体制在知识产权普及、推广和保护等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也很容易形成管理机关设置的分散、执法主体过多及相互职能交叉和权力冲突的局面,从而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性障碍。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机构设置过于分散,职能部门太多,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由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达十数家,每家又下设地方机构,结果人员、机构臃肿,造成大量的设备与资金的浪费,行政管理硬性成本过高。而且各机构之间职能虽有交叉,信息却不能互通和共享,容易出现审查标准不统一、重复授权、无效授权等结果,无形中又增加了软性的行政成本。比如商标权和商号权分别由商标局和地方工商局两个部门管理,当权利主体不同时,极易导致权利冲突,难以协调。可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过多也是一些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 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给公众造成困扰。由于各部门职能划分不够清晰,各机关往往各自为政,不断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部门利益化现象日益严重,整体效能不断下降,阻碍了政府综合协调职能的发挥,给接受服务的社会公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社会公众在遇到知识产权问题需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钻行政迷宫”。虽然中央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但其本身也难以形成协调统一的保护措施和执法合力,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树立。 第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集行政立法、管理、执法职能于一身,负担和压力过重,且不符合法治制衡的原则。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是根据知识产权的种类不同,与该类型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权划归同一政府机关,各执法部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而现实中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或违法行为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模式必定会产生行政执法的效率降低、力度削弱、资源浪费以及保护范围限缩等问题,并使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过重的行政负担。再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既拥有知识产权立法权限,又肩负着执法功能,将本身属于不同阶层的行为合并在一起不符合法治原则,不利于有效监督,因而近年来饱受诟病。 第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多元化、复杂化不利于TRIPS协议的执行及开展国际交流。TRIPS协议将透明度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成员做出的司法裁定和行政决定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范围、取得、实施和防止滥用,都应以官方语言加以公布。”我国作为TRIPS协议的成员国,应这一原则的要求,行政管理机关理应尽量提高行政透明度。但实际上,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各部门政令繁多、数量巨大,甚至有时相互冲突,难以贯彻执行透明度原则。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机构的分散设置,且各自又享有外事权,其他国家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在与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交流合作时不得不分别同我国的知识产权各管理部门一一进行洽谈、磋商。这种知识产权行政机构分散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国际交流。 因此,改革与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能已经势在必行。 二 (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之一般原则 有效的行政管理活动有赖于有效的行政机构 设置,科学、合理的行政机构设置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行政职能的开端和基础。改革、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无论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职能方面的改革,都必然涉及相关机构的分、合、并、转,甚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改革。对此,我们应谨慎行事,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要适应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合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现有模式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过去的单行立法模式造成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多元化。然而,知识产权毕竟共性大于个性,知识产权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随着民法典的编纂,知识产权立法不论是纳入民法典中单独成编,还是在民法典之外独立编撰法典,其逻辑化和体系化已是必然的历史选择。与此相应,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也需要统一的机构。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知识产权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广,新的知识产权客体会相继出现,如果还是根据领域的相关程度将其归口分配给各个部门管理,势必出现每个部门都要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子部门,因而又重蹈目前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性质还是从发展规律来看,由一个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会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 其次,要遵循精简、高效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2003年,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促使同类管理职能的集中化和一体化,打破部门分割状态,构建新的职能体系和协调运转机制。而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多元化、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有悖于精简行政机构的方针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要求,很难体现“精简”和“效率”。因此,政府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以行政资源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为出发点来设置行政机构,该设的设,该并的并,只有行政权限集中化,将同类事务划归一个机关管理,在统一领导下,才能避免工作重复、权责冲突,实现以最小的输入求得最大的产出。也只有在这样体系完整严密的组织领导下,才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协调高效运转,实现对纵向系统的有效监督和横向系统间的密切协作。 第三,优化职能,坚持服务行政原则。所谓“服务行政”,是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为导向,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以服务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知识产权本身作为私权,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应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不宜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若动辄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身的调节,势必泯灭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这又无异于退化到知识产权萌芽期的“皇室特权”时代。因此,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要逐步实现由控制者、管理者向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身份转变。 (二)国外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的一般做法 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相对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机构设置。据统计,全世界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二合一体制,即将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设置,称之为工业产权局或专利商标局。这其中,又有74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三合一体制,将专利、商标和版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在一起。而采取将专利、商标和版权分散管理的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利比亚、希腊、埃塞俄比亚、埃及、文莱和中国不到10个国家。 由此可见,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总体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因为知识产权种类虽多,但各类权利之间存在同质性,尤其是作为授权性知识产权的专利和商标在行政管理上存在许多共同点。为此,许多国家都将授权性工业产权的行政管理归到同一个行政机关名下。而版权由于具有非授权性和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因而有的国家将其单独设置管理机关。如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利商标局负责美国国内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办公室则隶属于国会图书馆;日本通产省下属的特许厅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由版权局管理。而德国,专利商标局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事务,版权由联邦司法部下面的贸易与商法部管理。 将工业产权管理和版权管理分开来的二合一模式有其一定的优势。由于专利、商标都需要资格审查和在先检索,具有同质性,专利纠纷和商标纠纷也常常联系在一起,需要联合执法,因此,将所有的工业产权活动集中在一个工业产权局管理之下,有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使用管理技能,更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并能缓解专业人员不足的现状。 除二合一体制外,有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进一步统一化,将传统的知识产权类型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几个领域都归到统一的部门之下。如英国贸易工业部下属的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的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的受理、审批工作,并执行知识产权相关立法,遵照欧盟相关法令协调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及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活动。与英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的还有加拿大。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局主管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版权、集成电路,而植物品种权由食品监督局负责。 总的来看,将知识产权管理集中在一个权威机构之下,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反观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有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系统,行政管理成本高企,行政效率却很低下。 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考察,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知识产权的登记、注册与评审;知识产权的信息传播与管理;提供立法建议与制定行政规章;对外谈判和国际交流等。 由此可见,国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与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职能上基本类似,但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它们并不承担行政执法任务,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解决法律问题或冲突。即使有的管理机构具有执法职能但并不涉及对侵权的查处,而在我国侵权查处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由于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明显不足,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绩效,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着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原则,适当精简管理机构,整合行政职能,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应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这里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将所有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归于一个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三合一模式,在该部门之下再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设分支机构;另一种方案是采用二合一模式,将专 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授权性权利集中在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而将版权归到另一行政管理部门,在这两者之上再设立一个协调机构。从确保我国知识产权战略高效实施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协调高效运转的角度出发,采取三合一模式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中设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领导机构――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之下再分设两个司――著作权司(或称版权司)和工业产权司的方法较为可取。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将绝大部分知识产权置于同一屋檐下,有助于协调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管理,整合行政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同时也有助于贯彻执行TRIPs协议,开展国际交流,一旦发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能对敏感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妥善解决问题。在统一的领导下,行政机构内部还应进一步进行科学合理的横向分工,以适应不同职能的需要。但是在划分横向部门的时候,应避免分工过细,以免造成部门林立、效率低下。 其次,优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相分离。虽然各国都有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但是各国通行的是由专门的行政机关保护,比如海关。而我国是由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去执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客体种类的增多,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核等行政管理工作将日益加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其职能主要立足于知识产权的审核登记、政策制定、宣传教育、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公共服务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中。将行政执法的职能剥离出去,减少执法耗散,使其职能专业化,有利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集中精力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当代,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更应大力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环境。譬如,可以构建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把一些常规性、程序性、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服务项目在网上开展实施,实行网络申请与网络缴费,建立信息数据库,定期各类知识产权网络公报,逐步实现电子化管理,为申请人进行权利申请、文献检索、利用知识产权情报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这些服务性措施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十分有利。 第三,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并适时调整行政执法内容。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工业产权的专业性极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基本上难以妥善解决纠纷。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中专业人士缺口较大,反馈到执法上,各地区的执法标准与认识差别很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专业过硬的、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置与内涵把握精准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只有成立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做到相同案件相同的处理,避免由于行政执法的错误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状况。因此,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职能相分离,并非是要取消行政执法,而是要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实行执法权的集中化配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不但不会削弱已有的行政执法,而且可以大大强化行政专业执法。”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的组建,我们不妨将原来分散在不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系统的执法人员和装备整合起来,成立统一的行政执法队伍,划归到知识产权局的框架下,由其统一领导,主要查处那些影响社会公众利益和市场正常秩序的,具有明显违法特征的行为。但是作为例外情况,针对进出口货物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应当继续由海关负责。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过去主要有行政处理(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等)、行政查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法制监督等形式。其中,行政查处构成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最为优秀的内容。而对于行政处理特别是行政裁决,学界一直存在“存与废”的探讨。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一种行为,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然而知识产权本质上是私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更多的应是由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自行启动民事程序从而得到民事救济。只有少数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才启动行政执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行政裁决制度混淆了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认为应逐渐弱化行政执法在裁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维护私权)方面的作用,直至完全取消。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也应整体被弱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不再具有终局性,所有行政保护均须接受司法审查。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将司法机构设置为民事争议的最终处理机构更符合法治原则。但是知识产权毕竟也具有公益内容的一面,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给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给予行政保护,可以说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因素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内在条件。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相对司法救济而言具有程序简易、成本低、周期短等优势,特别是从我国解决纠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机制角度看,民众对行政机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和认可度还较高,因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未来仍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纲要》提出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言下之意,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还将继续存在一定时期。 因此,我国未来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定位为:以提供专业的行政执法水平作为基本理念,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建设,在不减损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取消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适时调整行政查处力度,最终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向司法保护的单轨制过渡。 机构与行政论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与经济发展 摘 要:在改革开发的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得到全面的发展。而道路运输行业在这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支撑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部门,各个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方面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各项制度也亟需进行改革,各省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管理机制和行政效能建设以及人员机构的设置和配给上都存在漏洞。为了能够尽快促进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就有必须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做出统一的部署和安全,从而能够形成科学有效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 关键词:道路运输管理 行政效能建设 经济发展 引言 开展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行政效能建设和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道路运输管理韩各样的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促进我国的大陆运输行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和公正透明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都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本文从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为出发点,逐步分析当前我国道路运输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产生积极影响。 1、行政效能建设的具体含义 行政效能是对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而言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效能是能够衡量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结果的尺度,总的来说,行政效能建设是一种高效能、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是以行政效能为基本的目标进行的,为了能够实高质量的管理目的,将行政管理的诸多因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功能的母的。能够依法有效地实行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责,而社会各界群众是行政效能建设的客体,主体行为是一种通过管理为手段,服务人民群众为宗旨、以满意为目的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管理建设就要能够以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为基本准则,不断强化相关对于行政主体的行为约束,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行政管理的客体。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能够充分调动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创造性,能够不断增强行政机关人员的“群众”意识,能够充分利用好行政管理机制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确保各项政策能够有效地落实到位。 2、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2.1、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经费管理机制亟需完善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还有很多是事业单位,只有很少部分是已经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变为行政机关,在之前的行政管理方面,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各种费用开支都是来自与运管费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说,运管费是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为了能够维持相关管理部门正常的运行,有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现了收取部分费用,有的甚至是出现“钓鱼执法”在国家实行税费改革后,有的运输管理机构可能由于经费的因素影响了行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2.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管理模式还有待加强 在我国,各个地区省份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采用“条块管理”,而有些省份是采用“垂直管理”对于“条块管理”模式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很容易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而对于“垂直管理”的地方运输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在道路运输管理方面还是存在方面的不足之处,需要公安和城建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但是由于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同,从而也使得统一的行业管理政策法规方面难以出台和贯彻执行。 2.3、全国统一的道路运输管理规章制度未能健全 在对于2013年出台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出台,对于道路运输管理行业做出新的规定,对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修改,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道路运输管理体制还在运行当中,各个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开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依靠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的法规,难以在全国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从而使得各个区域行政法规的不统一,例如,一些道路运输方面的超载和重叠执法的现象,给市场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同样的也给相关的执法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2.4、对于各个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和人员配置上有待统一规范 目前,我国很多各地的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大小不一,对于各个运输管理机构的名称也不尽相同,这就给全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带来一定的麻烦。 2.5、道路运输管理队伍建设水平有待加强 在我国很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属于事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财政行政预算之内,但是由于管理模式和从属关系不一样,让一部分的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而对于一些基层运输管理部门的人员也相对较多,有的单位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不足,职业素质不高,以及单位人员构成不合理等等一些问题都始终困扰着很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人员。 3、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的措施探讨 3.1、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 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首先,就需要将事业单位改变为政府行政部门,这是当前解决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从而能够使得更加全面规范行政管理职责,规范地实施行政执法,从而确保道路运输性行业管理的严谨以及规范性的进行。 3.2、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 要能全面理顺道路运输机构的管理体制,就必须要能够加强“条块管理”和“垂直管理”两个方面的管理格局,将下级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财政投入到上级的管理过程中去,能够将人员配置方面及时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商议,并沟通地方其他相关的执法部门的机构,从而能够确保政策的落实到位,确保道路运输管理行业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3.3、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建立合理的人员考核制度,并采用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可以由国家统一进行考核、录用和分配。在对于录用的人员要能够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从而能够使得录用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水平,并能够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奠定基础,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够建立统一、合理的激励奖赏制度,定期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监督,此外,还要能够注重对录用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能够保持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活力性和公平性。 3.4、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业管理职能,这就不仅仅要在《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还要能够不断调整相关的道路运输设计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各自的职权所在,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管理上的重叠执法问题,在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中要能够专门设立相关的机构来负责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尤其是在综合执法的过程中要能够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高效低分配好人员工作,从而能够形成好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合力,不断加强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破除地方管理的限制,从而能够共同促进我国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4、结语 一方面,努力提升道路运输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和改革,就必须要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并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在另外一方面,还要能够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方面的创新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水平。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与应对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行政机构办公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网络,如何保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涉及到多个方面,从信息的采集、存储到传输、访问整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中都存在信息安全风险。本文着重对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信息安全;风险;应对 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日益广泛,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网络。信息技术成为行政机构中重要的资源之一,很多行政机构都大量引入了信息化办公手段,运行于系统、网络和电脑的数据安全成为了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很多行政机构都认识到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纷纷从人员配置、资金投入、技术更新等多方面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管理,但是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机构在越来越多的威胁面前显得更为脆弱。网络攻击日益频繁、攻击手段日益多样化,从病毒到垃圾邮件,这些方式都被用来窃取机构信息,如不提前防范,一旦被袭,网络阻塞、系统瘫痪、信息传输中断、数据丢失等等,无疑将给行政机构业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因此,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势在必行,它不仅是行政机构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1.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 1.1 黑客的入侵和攻击 行政机构面临着一系列的信息安全威胁,其中最普遍的一种信息安全威胁就是病毒入侵。黑客技术的网络资源随处可见,很多年轻人处于好奇或者出于牟利目的,从网上购得黑客技术,对行政机构网站进行攻击。 1.2 行政机构不重视信息安全的风险问题 目前,很多行政机构都加强了信息化建设,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等多方面来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但是信息风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是人的意识层面对安全风险的认识。在行政机构中,很多部门和个人依然对信息安全风险问题不重视,有的认为信息风险安全是网络部门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或者员工没有关系,而且也帮不上忙;有的人认为对信息安全的宣传有夸张的嫌疑,真正遭受过网络攻击的行政机构屈指可数,肯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行政机构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没有出台具体的故障制度,造成员工无章可循,不知道怎么应对网络信息风险,出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化解和处理。有的行政机构尽管已经制定了规章制度,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操作性,长年累月不进行更新和修改,滞后于信息化时展的要求。 1.3 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权限的规定不严谨 很多行政机构在实际工作制定了大量的安全管理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行政机构员工以及信息服务人员的口令卡、数据加密等要求很难得到落实。部分员工长期使用初始口令、加密强度较弱的口令,有的员工登陆系统时使用别人的账号,使用完毕后也没有及时关闭账号,也不关电脑,外来人员很容易登陆电脑窃取行政机构机密文件,机构内部也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意识,员工可以任意下载行政机构资料,可以随意将行政机构资料设置成共享状态,在拷贝行政机构文件或者数据时,也没有经过杀毒过程,直接下载或者用邮件发送。甚至很多行政机构员工在上班时间看电影、玩游戏、下载文件比较普遍,员工随意打开一些不安全的网站,随意接受一些来源可疑的邮件,成病毒传播、木马下载、账号及密码被盗,自己还浑然不知。这些不良行为都严重威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加上现代行政机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员工跳槽很普遍,很多员工离职后也没有上交机构账号和口令卡,依然可以登录原机构系统,给行政机构网络风险带来隐患。行政机构废弃不用的一些安全设备也没有及时进行加密和保护处理,里面的数据没有及时进行删除,安全设备随意放置,外人很容易从这些设备中还原和复制原有的信息资源。 1.4 行政机构缺乏对信息技术装备和设施的监控与维护 很多行政机构为了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都有针对性的部署了一些信息安全设备,然后这些从安装上就很少有人问津,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参数设置都不合理,都是根据系统提示采用默认设置,由于行政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机构之间的信息安全风险也相差迥异,采用默认状态无法照顾行政机构的真实情况,不能从源头上有针对性的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很多行政机构缺乏对安全设备以及运行日志的监控,不能有效的根据设备运行状况进行细致分析,从而采取适当措施加强信息风险管理。总之,在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中被动保护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主动防御的意识,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小行政机构而言,行政机构资金和规模都比较小,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行政机构将主要精力用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的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获得可观的利润,行政机构在信息安全风险上的投人比较少,很多设备都老化了,线路都磨损严重,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和维护,为行政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埋下了隐患。 2.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的应对 2.1 机构人员须提高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维护行政机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是行政机构每一位员工都应该关注的课题,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宣传,让每一位员工都对基本得到网络安全信息技术有所了解,对计算机风险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每位员工尤其是网络技术服务人员要把口令卡和账号管理好,不能泄露或者遗失,使用者的网络操作行为和权限都要进行一定的控制,防止行政机构员工越权浏览机构信息,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机构机密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加密,对文件是否可以公开访问进行限制,减少不合法的访问。还要及时清理文件,一些废弃的或者没有价值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删除,要彻底删除不能仅仅放到回收站,保证其他人无法通过复制或者还原电脑设备中的信息。对于行政机构电脑设备要注意防磁、防雷击等保护措施,行政机构职工要对电脑设备的基本保养和维护措施有了解,不要在过于潮湿、气温过高的地方使用电脑,要懂得如何对电脑系统继续软件更新和漏洞的修补,从而保证计算机处在最优的防护状态,减少病毒入侵。 2.2 加强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 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行政机构日常安全信息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安全设备的购置等等,每年行政机构从行政机构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加强信息安全的投入,投入的资金与行政机构规模、行政机构对信息安全的要求息息相关。针对很多机构信息化设备老化,线路损耗严重的现实情况,行政机构要加强线路的维护和改造,购买新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等,在采购和使用信息安全产品时,行政机构一定要重视产品的管理功能是否强大、解决方案是否全面,以及行政机构安全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例如行政机构可以购入UPS电源,突然停电时可以利用该电源用来应急,以保证机构信息化建设中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设备技术的及时更新。 2.3 加强行政机构网络的防火墙设计 由员工网络操作不当造成的黑客入侵、商业机密泄露也威胁着行政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一直以来,行政机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都需要来自多个制造商的不同产品,需要多个工具和基础结构来进行管理、报告和分析。不同品牌、不同功能的信息安全设备被杂乱无章地堆叠在行政机构网络中,不但兼容性差,还容易造成行政机构网络拥堵。正确地部署和配置这些复杂的解决方案十分困难,而且需要大量时间。另外,大量安全产品互操作性不足,无法与已有的安全和IT基础结构很好的集成。这样组成的解决方案难以管理,增加了拥有者总成本,并可能在网络上留下安全漏洞。行政机构可以引入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安全风险的防范,例如瑞星终端安全管理系统采用了统一系统平台独立功能模块的设计理念,集病毒查杀双引擎、专业防火墙和信息安全审计等于一身,具有网络安全管理、客户端行为审计、即时通讯管理和审计、客户端漏洞扫描和补丁管理等功能;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新品还采用了模块化的新形式,行政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相应的功能组合;通过瑞星在线商店,行政机构也可以随着信息安全需求的变化添加所需模块,减轻首次购买的支付成本及后续的升级成本。 总之,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普及,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问题日益复杂。要切实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认识,从规章制度、技术手段以及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确保网络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机构与行政论文:试论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摘要:国家人权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促进和保护一国国内人权具有重要作用,其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价值的重要视角。在实践中,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发起设立或成为其内设部门,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发挥作用。该文从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入手,进而阐述其职能,从而分析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起着调查、建议、监督等补充作用,同时,对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具有独立性这一重要特征进行论述。 关键词:国家人权机构;行政机关;职能;独立性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即《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已经有116个国家和地区依据《巴黎原则》设立了119个国家人权机构,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而亚太地区到90年代后期才有所发展,目前为止,已经有19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但对于何为“国家人权机构”,联合国系统内尚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1995年了《关于设立和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手册》,根据《联合国手册》,从联合国保护人权的活动来看,国家人权机构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法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 自国家人权机构产生以来,其与传统三权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关系就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理清二者之间关系对于促进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意义。《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提出:“每个国家有权选择最适于自己国家一级特殊需要的框架,鼓励设立和加强国家机构。”可见,相关的国际文件和宣言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仅要有理论架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归纳和总结。 一、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的通过,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最低标准,国家人权机构的概念在联合国范围内逐渐被具体化,其第2条明确指出,“应赋予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授权,对这种授权在宪法和立法案文中应有明确规定,并具体规定其组成和权限范围。”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巴黎原则》通过之后得到真正的发展,它并不是非政府性组织,而是一个法定的国家机构,具有官方性质。 由其性质决定了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从三权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均属于行政机构,而非立法或司法机构。因此,国家人权机构最好是由宪法授权产生,这样才可以与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处于平行。在亚太地区现存的19个国家人权机构中,斐济、菲律宾、泰国和尼泊尔四个国家人权委员会采用了此种设立方式。 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主导设立,例如东帝汶,阿尔及利亚的人权机构均是由该国行政机关组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设立为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例如乍得国家人权委员会隶属于总理府。 再者,一些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也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提名或委派的。例如斐济群岛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斐济人权委员会的成员由首相提名,总统任命。除此之外,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主要成员由国家行政机关指定,尼泊尔人权委员会由主席和4名其他成员组成,均有总理根据宪法委员会的建议指定。 除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构成也体现与行政机关的紧密联系。《巴黎原则》中规定了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人权机构的组成成员应当具有多元性,法官、律师、大学老师、人权学者等都可以成为人权机构的成员,这也包括了政府部门官员。例如阿尔及利亚人权委员会成员就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既有政府部门代表,也有民间组织代表,既有保护人权的专业人员,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这样的构成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使民众更容易对其产生信任和尊重。 虽然根据《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理想的或者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国家人权机构应该设立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但也有例外情况,有的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并非保持平行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此在实践中,通过对其职能权限等进行具体规定,恰当的处理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国内人权保障的作用。 二、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与行政机关相关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类:①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②向政府机构就人权事项提供建议;③监督政府遵守其人权义务。 (一)调查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国家人权机构主动发起调查,是了解本国人权真实状况的有效手段。国家人权机构开展调查可以采用法律授权等多种手段。一些国家授权国家人权机构可以发起公众调查,进入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场所,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如监狱、拘留所;走访检查,检阅任何与人权事项有关的文件;询问证人等。妨碍国家人权机构进行调查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再者,国家人权机构有调查侵犯人权,受理个人或团体申诉的职能。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都有受理个人申诉的职权,但有效的调查机制对于人权保护具有直接作用。根据《联合国手册》,一个有效的调查机制必须具备充足的法律能力、相关的组织能力、确定和适当的优先考虑问题以及履行其职责的政治意愿。对于后一点,如没有政府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一个调查机构是无法正当工作的。经验一再表明,尽管有法律权力,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机构是无法有效开展工作的。 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人权机构在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申诉后,一般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侵害了申诉人的权利展开调查。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对象主要为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关官员,部分国家人权机构也可对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或官员展开调查。例如,在新西兰,该国的人权委员会可以对行政机关任何涉及或者可能涉及人权侵犯的事宜进行调查。其二,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展开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有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公开性。部分委员会可以调查任何人在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过程、行为的结果以及未履行的行为。其三,国家人权机构在对行政机关进行调查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传讯;从任何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搜集和获得必要信息及资料;要求惩罚任何侵犯人权的官员;要求专家给予必要专业协助等等。再者,对于行政机关阻碍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行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进行惩处。但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提供了服务,应视情况给予一定的报酬。《巴黎原则》提倡赋予国家人权机构以调查权,调查侵犯人权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对侵犯人权行为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国家人权机构是否有对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对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履行其职能有重要意义。 (二)建议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赋予了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职权,这包括“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促进并确保国家的立法和惯例与该国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协调,及其有效执行”,“鼓励批准上述文书或加入这些文书并确保其执行”,“受理和审判有关个别情况的申诉和请愿”,与其他国际组织、国家机构进行合作,进行人权与反歧视的宣传教育等。 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议职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可以就总体政策和行政事务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并就现有的行政安排发表意见。国家人权机构作为专职机构具有较高的人权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能够分析有关政策是否侵犯了人权,在发现政府的政策或做法对个人或团体的人权造成有害影响时,可以正确的分析政府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供建议,以更好的保障人权。加之,在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行政行为影响到人们的权利时,权益受到侵犯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国家人权机构的帮助,而非行政机关,这样国家人权机构在经过分析之后就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这不仅有利于处理侵权纠纷,而且也为行政机关分担了工作量,有助于改善一国的国内人权状况。其二,在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各种国际人权标准的建立及各项国际条约的缔结为各国的人权发展指引了方向,根据本国国情,将国际人权标准与国家人权标准结合起来,是保障人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的建议职能可以将某一个国际文书对缔约国要求的义务的确切性质告知政府,并提出是否批准或加入该国际文书的建议,还可以审议现有的国内法是否已经符合这些文书要求的各项人权标准。例如国家机构可以建议,政府为了履行国家的国际义务可以或者应该采取何种其他措施。这类措施可能涉及:改变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重点和做法、在政府各部内以及在部与部之间建立报告机制以及执行积极行动方案和开展公共教育活动。通过国家人权机构的相关建议,政府部门能够较充分的了解本国所应当履行的国际人权义务有哪些,以便更好的保护人权。其三,协助政府提交报告。一些国际人权文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需要缔约国向相关机构如人权事务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提交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关于该国如何努力履行国际义务以及落实文书所保障的某项权利的情况等。国家机构凭其具有的特别专业知识以及独特的地位帮助本国草拟准确、详尽、得当的报告。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机构能向负责编写报告的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情况、资料或统计数字。一些机构可以审查报告草稿,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完整性。还可以利用一些机构作为协调点来汇集政府各部门和各类组织提供的资料。 (三)监督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虽然《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有关建议职能的描述中并未使用“监督”的字样,但有效监督是提出合理建议的前提。一方面,国家人权机构只有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行为进行监督才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将“监督”从建议中提炼出来,有助于体现国家人权机构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根据各国实践情况,许多国家人权机构的确被赋予了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职权。《巴黎原则》中规定,国家人权机构“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根据这一表述,国家人权机构应当有权对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进行监督,即对任何参与上述事项的主体进行监督。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的人权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二,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主要形式包括到行政机关进行走访、调阅行政机关文件、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等。人权监督职能是国家人权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武器,从权限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监督国内各个领域的人权状况,包括监督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与遵守、本国己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人权政策的落实等,并就监督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从方法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可以采取谈话、走访、公共调查等多种有效手段了解国内人权状况和各个国家机关保护、促进人权的情况,并通过后续措施敦促有关机关执行建议;从对象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对几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监督。因此,国家人权机构行使其人权监督职能,必会对国内人权状况产生影响。该项职能行使得当,对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不隶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它的存在是对传统体制的补充,以弥补传统调查建议监督机制的不足。国家人权机构的特色在于从人权的专业视角审视国家人权状况,发现其他国家机关人权工作的缺陷,并以国内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为基准,向有关部门或机构提出建议,敦促其弥补缺陷、解决问题。这种补充作用需要与其他国家机关合作,经其他国家机关认可和执行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在人权保障领域独立进行活动,不受来自政府、政党和所有其他可能影响其工作的实体的干涉和影响。在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特点中,尤其强调独立于政府等国家机构。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能够保障其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人权问题,是机构进行有效运作的重要要素。 《巴黎原则》特别注重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设有以“组成和独立性与多元化的保障”为题的专门章节,对国家人权机构保持其独立性做了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几点:①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及其成员的任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予以确定;②国家人权机构应具备使其能顺利开展活动的基础结构,特别是充足的经费;③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任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多元化也是确保国家人权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它要同其他政府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处于对抗状态。如何处理好国家人权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合作并保持其独立性,需要由每个国家人权机构根据其自身的运行环境来决定。 (一)能够独立行使职权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应享有独立性,这样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意味着,国家人权机构依法行使其职权时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从实践上看,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国家行政机关设立或发起设立,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因此,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对国家立法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较有力。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向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将受制于国家行政机关。 为了维护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保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豁免权,使其在行使职权时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因此,是否能够独立行使职权或者有独立的授权是国家人权机构取得独立性的关键。 (二)有独立的经费 国家人权机构应有独立的经费预算和国家财政拨款。以便它们在一定的财政控制范围内认为合适时可以使用。这种预算至少应足以使它们拥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室,因而它们不必在这方面依靠国家。《巴黎原则》解释为国家人权机构配备充足的经费的目的时,特别强调此举“是使它不受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财政控制”。实践中,大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部门的拨款,这些经费包括维持机构日常运作的所需费用以及行使职权所必须的所有工作费用。还有少数的国家人权机构经费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拨款,例如,德国人权协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三个部门,分别是外交事务部、司法部与经济合作部,这三个部门每年给予德国人权协会的拨款列入本部年度财政预算。还有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政府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像新西兰人权委员会和荷兰平等待遇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司法部。 若国家人权机构能独立作出经费预算并经国家立法机关审查通过后由国家财政部门拨款,它便具有独立和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不但可以保障国家人权机构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工作免受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其经费不是国家通过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而是需要国家其他部门批准其财政预算或通过其他部门拨付经费,其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保障可能不充分,其工作可能受到批准其预算或向其拨付经费的国家机关的不当干预。可见,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源与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息息相关。 (三)成员组成具有独立性 国家人权机构的各项职能都是通过其成员执行,因此成员的独立性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巴黎原则》从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角度出发,规定机构的成员必须具备组成的多元代表性、一定的人权资历以及品行和政治素质等其他条件。再者,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而不受任意的干涉。例如,在丹麦,主席的任命发生在相关机构内部,丹麦采用的是在已经任命的委员中选出主席。丹麦人权委员会确保领导成员独立的一个通常的措施是他们的工资不应受制于行政部门或受行政部门的影响。 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助于国家行政机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实践中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的人权委员会由政府官员构成,与政府关系密切,例如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国家则禁止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例如菲律宾。但笔者认为不论政府官员在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构成中是否占有一定地位,关键是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免于被其他机构和任何个人或因素控制和影响,由此,国家人权机构才能具有独立性,避免因批评政府遭受威胁,从而更好的促进和保护人权。 四、结束语 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尽管各国因其法律、政治状况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但通过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关系的探讨可总结出如下结论: 其一,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是一种补充的关系。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权力由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和行使的局面,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行政机关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进行补充,发挥联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纽带作用。其二,传统人权调查建议与监督机制逐渐显现出一系列弊端,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人权事业发展的需要,赋予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建议与监督职能及时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其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是保障人权的关键。独立的行使职权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来促进工作的开展,达到促进本国人权保护的目的。 随着人权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人权机构相继建立,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人权,促进建立法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国家人权机构的发展还面临诸多不足和挑战,其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探讨也成为人权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道路上,各国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本国的政治体制、人权文化背景和公民素质等方面相结合,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机构运行模式,为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开创出新的道路。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论文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论文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预算革新与核算的协调 一、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 编制和执行财务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常规性工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不仅体现了财政资金的收支变化,还反映了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因此,一套科学、完整的财务预算体系不仅应当包括资金收支安排,还应包括资产的构建、配置以及处置的相关计划或安排,即资产预算。资产预算,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有关国有资产配置方面的收支计划,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因此,资产预算的编制应与财政资金预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财政预算。但是,资产预算又不等同于财政资金预算,其侧重点在于它是政府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购置、配置和处置的决策方案,因此,主要体现的是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计划。 编制资产预算时,要尽可能的细化预算内容,以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预算编制部门应对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各单位资产预算的具体内容和计划。资产预算应包括资产项目的具体技术参数,如各项资产规模、类型、构建或处置方式、资金来源等。以资产购置方案为例,预算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购置项目提出的具体依据,资产购置数量、规模及型号,资产购置项目的支出规模和资金来源等具体项目。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如有其他配置或处置方式,如租用或部门调剂等,资产预算内容还应包括欲购置或租用资产的性能、价格及其运转、维护费用等因素分析,部门间资产调配的可能性分析等。 预算编制仅是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执行和落实。为了确保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资产预算一经审核批准,预算单位就必须严格执行,这是深化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预算执行必须严格遵照预算内容和项目进度计划,预算单位要接受财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及时对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核。预算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行政事业单位擅自改变资产用途,或者挪用资产购置资金的,应立即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预算执行内容一般不得随意调整,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单位职能或其他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有时也需要对预算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预算的科学性。预算调整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而言,预算单位需要调整或追加国有资产预算的,应提前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程序调整或追加预算。资产预算执行结束后,主管部门应对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核。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配套制度的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操作难度由于现行的财务制度中费用报销的标准,大多数制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开支规定不够具体,有的标准偏低,同当前的经济水平和实际情况有着差距。例如差旅费标准、住宿费报销等等。这是会计集中核算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如何把握好既坚持规章制度,以达到节约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实际开支的报销问题,以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这是对中心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判定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内控制度不足,造成单位内部牵制与监督机制的弱化单位财务纳入会计核算中心后,其原有的会计出纳相互牵制及内审制度被不同程度地弱化,财务会计知情面缩小,虽然核算中心在记账时,也履行了牵制和监督职能,但由于其置身单位外部,对单位经济业务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表现在支出的合理性、发票的真实性难以把握,造成了财务治理与会计核算分离,失去了实地实时监督的优势,单位报账时,会计中心只能根据经验来判定,一是看报账发票的手续是否完备;二是看票据是否规范合法。只要手续完备,票据合法有效,不管反映的经济内容是否真实,都必须报销。这就使得一些单位假借住宿、会议、印刷、修理、运输、劳务费、代办费开支等合规票据列支送礼、超标准吃喝招待、滥发奖金,补贴、公款旅游等不合规支出,造成了新的监管隐患。 (三)财政监督管理不力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这种性质对其财务行为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①看银行存款花钱“有钱不花,过期作废”的错误观念比较严重;②较少关注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四)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直接来源于财经专业的很少,大多数会计人员是从其他岗位转岗而来或直接由其他岗位人员兼职。 三、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改革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一)继续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加快部门科学预算推行的进度部门预算是一个涵盖各部门所有公共资金的完整预算,其预算编制以部门为单位,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均统一反映在该部门的年度预算之中。因此,要进一步推行预算管理改革,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早编细编预算,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预算单位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要严格按规定标准和相应的科目列入预算,一经审核批准,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都要严格按预算执行;财政部门要对各部门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并追踪问效。 (二)完善会计集中核算体制,减少财务日常监管盲区,促进各项会计制度的执行,更好地维护国家财经法纪首先要扩大会计集中核算的覆盖面,将核算单位所有下属单位的账务也逐步纳入进来,不留尾巴。其次,完善各项配套的操作办法,让单位和核算中心的职责定位和情况沟通有章可循、易于操作,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密切配合。再次,定期组织对单位的资产盘点,加强实物管理。财政部门要严格界定固定资产范围,使会计中心能够统一固定资产入账口径;要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审批制度,健全固定资产账务审核机制,严格规范预算单位固定资产核算。 (三)发挥财政日常监督与审计综合监督的合力作用,及时纠正会计集中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财政部门应做好对核算中心的业务指导,提升基层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其次,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单位的财务监督和管理,通过定期或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不断研究对策进行整治。再次,审计部门对由于核算中心方面原因而形成的问题,应在审计报告中一并反映,并要从宏观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四)积极创造条件,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融合一是将所有预算单位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国库。可以避免库外资金的无效、低效运作,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二是能够减少国库、会计中心与专业银行之间人为的频繁的资金划拨、结算和对账的麻烦。三是将大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会计中心所提供的月、季、年终决算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囊括资料的全面性及会计信息的可利用性。因此,我们应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谋合,努力实现收入税收化、支出预算化、账户国库化、了解全面化、核算完整化。 (五)在科目体系中增加行政单位“上级补助收入”及“上缴上级支出”等科目目前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核算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经费补助收入和下级单位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解决的办法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一是将这类收入和支出融入目前的会计科目体系当中,收入可以列入“其他收入”中核算,支出列入“日常公用支出”中核算,但这种方法很牵强;二是在行政单位会计科目体系中,增加上级补助收入和下级补助支出两个科目,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对应,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核算和反映行政单位的这类收入和支出。 (六)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以贯彻实施《会计法》为契机,切实加强会计队伍的后续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修改后的新《会计法》及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提高财会信息质量。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发展与行政机构优化 公共行政的发展以及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出现,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行政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认知,依法推进行政组织结构的变革,破解行政体制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实现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建立在传统行政组织理论基础上的行政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公共行政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行政组织理论,以及以该理论为基础的行政组织结构,深入了解行政组织理论以及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的原因所在,以审慎的态度,提出科学合理的构想,有效回应行政体制改革与公共行政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对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结构的新认知 (一)行政组织的概念与构成。传统认为,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设立的管理行政管理的组织,是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的综合体。伴随现代行政的发展,公共行政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社会公行政,虽然目前对如何界定社会公行政,以及如何划定国家行政与社会公行政的界限等问题仍存有疑义,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逐步承认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也承担一定公共行政职能。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行政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其他公共机构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等,进而将行政组织界定为“是指行使行政职权、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以外的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组织的总称。”[1]3-4笔者赞同这种对行政组织概念的拓展性界定。首先,“行政组织”中的“行政”指公共行政,它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包括由非国家组织承担的社会公行政;其次,“行政组织”中的“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序组织体,它具有科学严谨的组织结构形式。据此,笔者认为,行政组织是指由依法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及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结构体系的统一体。该概念首先揭示行政组织是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凡是不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均不能称为行政组织,因权能性质的不同,行政组织不同于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更有别于不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其次,该概念明确了行政组织的构成,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行政组织与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该有机统一体组织结构严谨,职责权限分明,以公共行政职能的承担与履行为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二)行政组织结构的概念与构成。行政组织结构是指构成行政组织的各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和方式组合而成的完整体系,包括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以及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三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在行政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其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因而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对国家行政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1.国家行政组织的结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包含国家行政组织的横向结构(管理幅度)和纵向结构(管理层次),同时,国家行政组织所构成的规模体系对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及规模结构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有机体,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国家行政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横向的管理幅度大,纵向的管理层次少,这种“扁平状”的组织结构形式分权优势比较明显,有利于各组织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反之,横向的管理幅度小,纵向的管理层次多,这种“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形式集权优势比较突出,有利于命令的服从与执行,传统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多层级的集权性组织形式。同样,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与其横向及纵向结构也是相互影响的,严格控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有利于实现行政组织结构整体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与政府机构相比,“非政府公共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形式不同于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组织的运作也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机制,而是扎根于社区的、权力流动双向或多向的、独立运作的组织。”[2]作为一种独立存在与运行的组织形式,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它们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内独立发挥作用。而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为有效实现该组织的职能,也存在纵向上的三个管理层级,即决策层级、管理层级以及具体的操作层级。同时,为了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同样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和人员数量。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应当包含各组织之间的平行结构形式、组织内部的纵向管理层级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三项内容。[3] 3.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组织体系内的关系结构也是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以及两者的关系结构共同构成了行政组织结构的完整状态,只有三者都是合理的,行政组织结构才能实现合理性。关于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我们认为主要涉及到两者是否具有隶属关系、各自的活动界限以及两种的规模比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政府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独立履行职责,并独立承担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任何制约,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法律监督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是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监督关系不等于隶属关系。 (2)两者的活动界限。一是与政府的职能类型有关。如果是全能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与作用空间将非常有限;如果是有限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将获得相应的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空间。对有限与有为政府的模式选择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与权力是有限的,要求公共行政职能在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二是与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如果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管理创新越深入推进,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就会越宽,反之则越窄。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行政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三是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达程度相联。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越发达,自主能力越强,则能够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当然,应当明确的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两者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这也对政府能力与行政组织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两者的规模比例。二者的规模比例应当是科学合理的。对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要求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有效履行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为限,过大会导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权力寻租、财政压力巨大等弊端,过小则难以承担其应当履行的公共行政职能。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要求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够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为限,能够有效提供只能由国家行政组织提供的纯粹公共产品以外准公共产品和其他公共服务,构成对国家行政有益的补充。 二、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横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在横向组织结构上,宏观与微观结构均不合理。就宏观管理幅度而言,显得较为狭窄。①就微观管理幅度而言,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下辖相当数量的下属机构,机构设置名目繁杂,数量众多,如办公厅(室)、职能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办事机构等,以及各种各样为处理临时性问题设立的临时机构,以及为协调、处理、解决机构间的问题和矛盾而设立各种各样议事协调机构等单位或机构。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国家行政管理宏观协调不够、职能分割、合作不足的弊端。 2.纵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实践中,我国政府组织的宏观纵向层级已经突破宪法规定的层级要求,形成实际上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微观上各政府部门内部亦再细分为若干层级,宏观和微观的纵向层级设立过多。再加之上下级政府之间在机构设置上讲究对应的原则,地方政府除国防、外交外,设立的机构与中央政府相差无几,形成上下级政府之间机构设置同构现象。这就导致无论行政管理的幅度有多大,上下级机构规模均呈现出“一般粗”的不合理状态,机构重叠、多头管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在所难免。 3.规模结构不合理。国家行政组织在横向、纵向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党政两套班子机构设立重叠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影响其规模结构的合理性。目前,机构规模过大、人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等问题非常突出,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关系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能力和活动范围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尚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我国尚未形成关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整体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治化建设与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被公众认知度还比较低,欠缺社会自治意识基础的客观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其次,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一是从活动能力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管理、外部活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筹资、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组织协调等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从活动范围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还较为有限,尚不能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需要扩大组织规模,拓宽活动范围,与政府的公共职能形成有效的衔接。 2.非政府公共组织与国家行政组织的良性关系尚未建立。首先,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受政府支配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中仍占主导地位,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很差,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受政府控制和支配,而非平等协商、合作互动。独立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仍较为有限,活动能力和空间尚未能与政府职能范围形成有效衔接。其次,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尚未能形成信任和放权的意识,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更倾向于管理、控制、支配而非培育、引导和监督,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其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建立起来。 三、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 以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为视角系统考量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是否能够保障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设立国家行政组织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该组织结构是否有助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 1.外在标准:是否能有效满足政府职能转变后的履责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在职能范围、职能重心以及履责手段和方式上予以转变,决定了政府组织结构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以满足职能转变后政府履责的需要,这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优化的外在标准。一是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从其他领域退出,集中于法定的职能范畴,需要政府的规模结构作必要的调整,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该调整的调整,该撤裁的撤裁,该加强的加强,政府的宏观规模和微观规模都会因此而变动。二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组成机构及其构成比例的相应调整。政府的职能重心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相应地需要减少经济管理部门,适当调整或增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三是政府履责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方式由微观、直接向宏观、间接转变,应当加强对政府组织结构的整体整合,突破“条块”之间,特别是“块块”之间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手段由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需要适当缩减行政管理的层级而扩大行政管理的幅度。 2.内在标准:是否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要克服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已经存在的弊端,保障政府运行的有序和高效,需要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符合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组织结构所要求的精简、统一和高效,这是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内在标准。所谓“精简”,就是要求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人员、层级、工作程序等克服现存的机构臃肿、人员庞大,组织层级过多,工作程序过于繁杂等弊端,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机构精减、人员精干、办事程序精炼的有限有为政府。所谓“统一”,是指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应当能够保证其运转的协调统一,保证各组织结构之间权责关系的协调统一,最终保证政府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按照统一的原则,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应当有利于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机构之间分工有余而协作不足,强调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而忽视甚至漠视全局利益,中央与地方关系不顺,垂直部门与所在地方政府关系不顺等各种弊端,实现机构运转、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所谓“效能”,是指国家行政组织实际的履责效果。精简和统一原则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的履责效果,要求政府以较高的行政效率完成职能的履行。精简和统一是高效得以实现的前提和路径,而高效是精简和统一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只有在机构精简、职能统一后,政府高效地履行了其行政管理职能,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优化。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要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实现,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职能上的承担和结构上的合理就成为必须要求,能否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是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最为基础可行的标准。一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能否满足公共行政的履责要求。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行政管理范围和管理事项的扩张,也必然带来其组织规模、人员规模结构等的改变。因职能履行的需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整体规模和个体规模都将发生相应改变。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能否满足其履责需要。如果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所占比例较少,显然不能满足独立履责的要求,则要求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比例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三是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职能分配是否合理。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在职能范围扩大,规模结构扩大的同时,同样会出现类似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曾出现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因而优化其组织结构,必须保证各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合理,独立、高效地处理社会公共行政管理事务。 (三)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优化,各构成要素的优化为整体性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不合理的话,其整体的优化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是判断行政组织结构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准。一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在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上做到了各司其职,特别是国家行政组织的职能范围是否严格限定在了法定的“应该管、管得了和管得好”的领域。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剥离了政府附属机构的地位。剥离附属地位,实现组织和地位的独立性,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优化的必要要求。三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法律监督关系是否确立。保持彼此的独立性,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实行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履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此,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具备了监督的保障。 四、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构想 (一)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 1.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扩大政府横向管理幅度。一是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扩大中央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应当增加至50个为宜,[4]也有学者指出,我国一级行政区划应当增设到50个到60个。[5]笔者认为,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缩小其管理规模,扩大中央政府行政管理幅度,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能力,实现行政管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应当在全面考虑影响行政区划改革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合理确定省级政府的具体建制,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二是省直管县(市)改革。现行的市级政府的设置增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纵向层级,也降低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是导致政府规模膨胀以及管理低效等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进行的省直管县(市)改革对扩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缩减政府纵向管理层级作了有益尝试,有利于政府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2)微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大部制改革。以职能整合、同类项合并为标准设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具有“宽职能、少机构”的显著特征,对于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业和专业职能设置“小部门”所导致的职能狭窄、机构林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等弊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部制改革要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简单的机构合并和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学者所言:“大部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组织的设置与其内在职能的吻合,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6] 宽口径、宽职能的大部门设置只是大部制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应当在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有限有为的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进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对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应当有明确的认识和严格的遵从,否则容易使改革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二是决策、执行、监督权由不同的行政组织行使,即通常所称行政三分制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必要性。大部门的设置对于解决现存的组织结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必须保证这些大部门能够规范履责,否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组织结构缺陷:一方面是对外整合职能建立大部门,克服职能狭窄,行政低效的弊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在内部实行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防止专权和滥权。两者有机结合,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方能有效实现。三是强调法治对大部制改革的意义。我国正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目前主要依据的是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文件,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比较而言,政策和文件更倾向于纲领性、临时性和指导性,法律则更具规范性、稳定性和操作性。从我国以往的改革经验来看,欠缺立法的刚性规范和约束,不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和保障。应加强立法,将大部制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法治保障大部制改革的成果。 2.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地方政府层级。一是逐步取消市级政府建制,实行省直管县(市)。市级政府的建制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纵向层级,缩减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扩大了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降低了行政效率,且违反了宪法关于省、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建制的原则规定。二是推进乡镇政府改革,条件成熟时取消乡镇政府建制。对乡镇政府的改革已历经多次,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职能或由县级政府设立的派出机构代行,或者由于社会自治的发展放权于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或者因为需要上级政府的协调而无法独立行使,乡镇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的职能已经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机构因上下对口设置的原则而规模庞大,与职能履行的有限性形成强烈冲突。从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的现状客观分析,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乡镇政府建制,进一步缩减政府管理的纵向层级,缩小机构规模,精简机构人员。 (2)微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层级。区别于宏观纵向层级,我国现有的组织立法并没有对政府的微观纵向层级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的层级同样不宜过多。借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改革经验:政府部门层级应当尽可能的控制在二级以内,对于能够压缩的机构、职位应当尽量压缩,从而实现部门层级、内设机构层级和行政职位层级的最优化。 3.规模结构的优化。在横向、纵向组织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取决于组织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规模结构合理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实现优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设置应当严格遵守因事设岗的原则,保证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根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并根据政府的职能重心合理确定各职能机构在机构体系中的比例,从根本上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政府职能过多、机构膨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以及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等弊端,在机构设置、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上实现优化。二是切实推进党政联动的机构改革,促进机构规模的合理化。合理调整两套班子的设置,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责,撤并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相关的职能,对确需共同履行的职能尽可能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实现机构的精简和行政的高效。三是要求并保障常设职能机构充分履责,清理、撤销现存大量的临时机构,合理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可以由、应该由常设机构完成的职能,不再设临时机构。对确需设立的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设立,避免机构之外再设机构所造成的机构、人员不断增加,政府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但效力却更为低下的现实矛盾。四是尽快进行编制立法,以立法的形式实现人员规模的合理性,避免人员膨胀和人浮于事。因欠缺编制立法而导致人员编制的膨胀和失控,不利于对机构和人员的规范和约束,故应积极推动编制立法的出台。 (二)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的关系结构的构想。 1.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职能。在有限政府的职能要求下,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承担政府职能以外的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但必须遵循两者对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承担既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能重复交叉的原则。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的范围,既是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于与政府关系结构合理的前提,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2.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目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尚不能满足对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需要做好下列工作。一是注重观念培育。在社会层面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作用的正确认识,在政府层面克服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怀疑和不放心,以客观和信任的态度认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并引导和推动其发展,奠定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和壮大的思想观念基础。二是加强规范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制建设。应当克服现行制度缺失和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职能、作用以及职责和法律责任等的完整规定,依法推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克服实践中存在的约束和限制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如对成立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的必须获得主管单位同意的前置性条件规定②、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实行的登记单位与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制度歧视等制约和限制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需要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为非政府公共组织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平等空间,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能够满足履责的需要。四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对外以组织形式独立履责,组织的个体履责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履行的基础,因而要特别注重其个体规模和组织间职能分配的合理性,既要保证组织自身的机构、人员规模的合理性,满足自身履责需要;也要保持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和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满足整体履责需要。 3.增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建构与政府之间监督与合作的关系结构。一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应当合理界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承认并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不去指挥和干涉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避免把非政府公共组织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或派出机构,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机构上、职能上的独立性。二是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克服在体制和观念上延续着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势,避免出现效仿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及运作规范等“官本位”留下的痕迹,[7]339-340保持机构、人员、内部管理的独立性,保证对外履责的独立性。三是完善减免税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扩宽非政府公共组织资金、经费来源的渠道,帮助非政府公共组织摆脱在资金、经费上对政府的依赖,实现独立履责.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中国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 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试论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定位与作用 试论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定位与作用 摘 要:行政调解是行政主体在其权限内,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平息止争的活动,对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功能。法制机构是各级政府以及各级政府部门设立的负责法制工作的部门,具有重要的职责。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担任着牵头人、监督人以及调节参与人的角色,承担着界定调节范围、指导、监督行政调解、组织行政复议调解以及综合协调的作用和职责。 关键词:行政调解;法制机构;定位;作用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界定 调解,“说服双方和平地解决纠纷”。传统行政法认为,“行政调解即国家行政机关所做的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 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 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 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 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 传统行政法将行政调解的主体定位为国家行政机关,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和公共管理机制的不断发展,行政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公务分权”的特点,行政主体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的公共组织。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律师协会等通过法律明确授权成为了行政主体。因此,行政调解应理解为:由行政主体主持的,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序良俗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以平等主体间的争议为对象,在行政主体的权限内,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 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平息止争的活动。 第一, 行政调解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在我国三大基本调解制度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调解主体的不同,司法调解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调解的主体是依法成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体上的行政性是行政调解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行政调解的范围以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为主,但不限于此,行政调解的范围还包括有关行政补偿、行政赔偿的争议以及自由裁量权、行政许可权的行使所产生的争议。 第三,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调解协议的履行主要是依靠双方当事人的信誉、道德、社会舆论等加以保障。 第四,行政调解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自愿应当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并尊重当事人对调解方式、方法的选择。 二、法制机构的类别和职能 《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对政府法制机构的职责作了一系列规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规定。 1、政府法制机构的职责: 以政府名义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工作,承担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的具体工作;具体实施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登记和确认工作;承担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负责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监督、协调工作,负责对本级政府部门及相关负责人执法违法行为的认定并提出处理建议,将针对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的行政执法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进行备案;对行政执法和监督检查证件的持有人进行发证前的法律知识培训,承担行政执法和监督检查证件的发证领证具体工作,对证件定期验审、备案;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并掌握和汇总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情况;具体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登记和审查工作;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2、政府部门法制机构的职责 具体实施对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复核工作;具体实施对执法人员当场产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工作;具体实施对适用一般程序的执法调查结果的初步审查工作;具体组织并主持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程序;承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具体工作,包括审核并报送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审核并报送部门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负责对部门内设机构和有关负责人执法违法行为的认定并提出处理建议;承担行政执法和监督检查证件的发证领证具体工作,负责本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具 体工作。 地级市政府部门法制机构还承担以下职能: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违法案件进行督查处理,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对下级行政机关组织行政执法检查;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三、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定位 如上所述,法制机构职责众多,政府法制机构、政府部门法制机构以及不同级别的法制机构的职责也不尽相同,要明确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必要对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扮演的角色予以定位。笔者认为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定位应当是: (一)牵头人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23条明确指出:“建立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 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可见政府法制机构承担了牵头人的角色,负责组织一级政府行政调解工作的开展、综合协调各政府部门在行政调解中的关系、指导下级政府及本级政府各部门行政调解工作的进行。 政府部门法制机构则应当是本部门行政调解工作的牵头部门,在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和上级政府部门法制机构的组织领导下负责组织本部门行政调解工作的开展、综合协调本部门各科室在行政调解中的关系、指导本部门各科室行政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监督人 法制机构的一大重要职责就是法制监督。一级政府部门众多、职责繁杂,行政调解涉及各方面的工作,而目前又没有一部法律对行政调解进行规范,如何保证行政调解合法合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制机构的监督,因此,法制机构的另一重要角色就是行政调解的监督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下级政府以及本级政府部门行政调解的监督,政府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本部门以及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调解的监督。 (三)调解人 涉及各部门业务的行政调解通常由政府各部门的业务部门负责开展,如消费争议调解由工商部门的消保部门负责调解。政府法制机构和地级市政府部门法制机构还承担了行政复议的职责,而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也会存在行政调解,这一调解应当由法制机构负责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明确了行政复议调解的范围。 四、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承担了牵头人、监督人和调解人的角色,其在行政调解中的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界定调解范围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繁多,截止到20__ 年12月,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虽然,各地方行政调解要内植于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当中,但没有一套最基本的程序规范, 很容易使人们在“制度森林”中迷失方向。行政调解法律法规规章的分散性,决定了法制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界定行政调解范围。政府法制机构要科学界定本级政府及各部门调解的范围,各部门法制机构要界定本部门行政调解的范围,以便行政调整工作顺利开展。 (二)指导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保障和程序保障,行政调解范围的不能明确界定和调解程序的不确定性,加之行政调解人员法制意识不强、法律水平不高,在实际的调解工作中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而法制机构的法律水平较高,又承担指导法制工作的职责,决定了目前法制机构在行政调解中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指导行政调解。政府法制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及下级政府的行政调解工作;各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指导本部门以及下级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 (三)监督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要遵循自愿、合法、回避等原则,行政调解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自愿应当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并尊重当事人对调解方式、方法的选择。调解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对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的,以及经行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纠纷,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认为调解人员与另一方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要求调解人员回避;调解人员认为自已与当事人其中一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法制机构作为法制监督部门,有必要有责任监督行政调解工作。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对本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调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职能部门法制机构负责对本部门和下级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进行监督。 (四)组织行政复议调解 行政复议调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机关办案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依法就有关行政争议进行协商,从而达成合意、解决行政争议所进行的活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方面做合理选择的权利。对某一特定事实来说,拥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主体只要未超出自由裁量的范围和幅度,任意一种方式的选择都是合法的,但对行政相对人来说,这些合法的选择中还存在着最合理的选择。因此,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就成为复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同时也是争议双方达成复议调解的基础。通过行政复议调解,行政管理相对人对改变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就能够降低成本,彻底地消除矛盾和纠纷。行政赔偿纠纷和行政补偿纠纷的优秀都是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受理损害而涉及到的赔偿与补偿的问题,因此赔偿与补偿的具体额度、范围、程度等方面就成为争议的焦点,行政复议机关只要居中调解,让双方当事人满意就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五)综合协调 行政调解范围广泛,很多纠纷又可能跨部门、跨区域,法制部门作为行政调解的牵头人,自然承担着综合协调的职能。 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协调同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政府法制机构政府牵头协调组织,职能部门法制机构负责协调本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对同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调解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调解业务的定期培训和经验交流。职能部门法制机构负责对本职能部门和下级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调解业务的定期培训和经验交流。
市场研究论文:农村信贷市场研究论文 一、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及其特点 现代农村信贷市场的需求主体实质上就是农村实体经济主体,其构成主要是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业产业代组织。从需求主体使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农村信贷需求可以概括地分为农村生活需求、农业生产需求以及农民发展需求这三个层面。农民生活需求属于农民家庭生活对货币的需要,但由于农户属于生产生活的综合体,使得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生活需求经常性地交织在一起,而表现为农户的信贷需求;农业生产需求主要针对的是农户经营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在农业生产上的货币需求,是一般意义上农村信贷需求的优秀内容;农村发展需求是从宏观社会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对农村信贷需求的总括,含义上侧重于农村社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和社会文明的提高等社会综合层面,是农村社会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需求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第一,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起来的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年来正处于创业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第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及原有设施的“康复”所产生的资金需要。目前水利工程设施除了满足机械化,规模化生产需要新建的以外,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渐萎缩,加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水利设施急需维修,而仅靠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无法满足;第三,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农用机具购置所产生的资金需求。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先进农用机具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据调查,农户从事农、林、牧、副、渔虽然职业有差别,但投入资金很大一层都用在生产加工技术或设施上,农用机械所需资金仍有不小缺口;第四,农村日益增长的消费性资金需求增加需要融资解决。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农民对住房消费、医疗、子女教育、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及家庭设备等方面投入增多,资金需求快速增加。 二、农村信贷市场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信贷市场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国家政策的制约作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供给能力不足。“二元经济”结构中,政府以城市工业优先发展为理由低成本地吸取农村剩余资金,造成农村信贷资本外流,使农村信贷供给先天不足,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支农比重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5%以下,农业贷款也仅占贷款总额的5%多一点。政府对农村自由资金流通的管制措施使农村信贷市场的发育和信贷资本的供给受到严重挫伤,进一步抑制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资金来源。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商业化运行,在“三性”经营原则下,四大国有银行逐步撤离了乡镇的经营网点,特别是本来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农业银行逐步撤离了镇一级的营业网点,使本来资金融通不便的农村在发展中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以信用社为主的单一的正规金融机构的局面也更加凸显。 同时,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全国性商业性银行在农村是存多贷少;城市商业银行规模有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只是粮棉油的银行,还没有深入到农村的各个环节;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很多业务已经从农村基层转移;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保险和担保发展缓慢,这让信合不堪重负。 2.信贷的风险控制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农业本身具有的弱质性、低利性和外部性的特征,使得涉农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正规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与应对农村生产活动中面临的各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相对于较小的贷款本金而言,运用的信贷成本太高,且高到难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风险溢价去弥补。这种高风险与高成本并存的信贷市场,对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构成了很大的天然障碍。同时,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主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的特殊性,在涉农融资中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加上小额信用贷款主要是用于农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由于其容易受到自然资源、气候及市场等因素的多重制约的特点,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加大了农村信用贷款的风险。由于目前与农村信贷相配套的农业担保体系、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和农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信贷风险全部由贷款机构承担。 3.农村信贷市场效益差,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由于政策作用的限制,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利率不能正确反映信贷资本的供求情况,使稀缺的信贷资本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分配,导致信贷资本的供求缺口和信贷资源分配上的官僚化和无效率。农村借贷尤其是小额的农户借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这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相悖。而此外,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利率限制使信贷供给在较大风险的前提下利润回报极低,导致金融机构不愿意大量发放信贷。 4.借贷贷款成本高。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需求主体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的农村中小企业,他们对金融需求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因此,金融机构对其服务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调查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财务报表和数据资料作为参考,农村信贷员需要与农户进行较长时间交往才能采集足够的信息,用于判断是否提供信贷。由于贷款规模微小,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极度缺乏有关农村客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信息采集的时间和成本很高。而从农户方面来说,贷款的手续费用高,贷款程序繁琐,也抑制了贷款的需求。同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除信用贷款以外,贷款都需要有经过认证的合适的抵押物,而要证明一个合适的抵押物,需要经过繁杂的手续,以及一笔手续费,农民的贷款金额小,而抵押物认证的手续费是按交易笔数算,因此抵押物认证的手续费相对显得很高,这就会影响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村金融信贷成本过高,限制了信贷总量扩大;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小,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大户的需求,滞缓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由于小额农贷的管理成本高和风险较大,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大都成倍上浮甚至一浮到顶,使许多资金需求较大的农户被高成本贷款价格挡在门外。 三、发展农村信贷市场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中对我国农村信贷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存在明显的功能不健全和脆弱性。从针对的问题出发,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和健全: 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1)进一步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信贷市场主力军作用,利用农信社改革的契机,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信社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2)引导农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进入农户小额贷款领域,要建立金融信贷对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信贷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义务。结合商业银行的性质,应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这类企业对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3)在对民间金融信贷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培育民间贷款组织,促进农村资金的回流。监管部门应努力把各类金融活动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后,原本服务农村地区成熟的信贷机构可以考虑向村镇银行等信贷机构转化。 2.稳步推进农村信贷利率市场化。现有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除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2—3倍内浮动,央行特批的6省区试点地区可以在基准利率4倍内浮动,其余的只能按照商业贷款基本利率计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信贷机构应该制定适当的利率,以保证其短期和长期的持续经营。农村信贷市场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的农户和微小企业主,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弹性较低,对应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高成本和风险层次的大跨度,放开一定的浮动利率空间有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放贷积极性。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市场化利率条件下,小额信贷才能达到商业可持续。 3.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保障型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自接经营,或政府委托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公司只向政府收取管理费用而不以收取保费赢利。政府经营的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链条的持续,减小农业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经营的原则必须是:低保费,高保障。针对保费收入不稳定的情况,可以预留部分支农补贴,转为保险基金,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当按比例给予参保一部分保费补贴。同时,政府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再者,便是加大宣传动员力量,提高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但最终必须依靠发展农村经济来提高农业保险的规模。 4.加强对农村信贷的风险防范。(1)加大宣传力度,培育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首先,相关金融机构应积极投身到诚信的宣传中去,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会上营造出诚信的信贷市场氛围。其次,工作人员要使农户明确农村信贷的性质和法律责任,使农户在思想上增强维护信誉、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再次,大力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增强农户的法律意识,使之形成讲信用的自我约束力。(2)规范操作程序,做到及时收贷。贷款的发放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要规范发放贷款的程序。(3)健全农户贷款的担保机制。建立信用档案,筛选优良农户。农村信用社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要严格根据农户的思想道德品质、资产、资信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偿还能力等情况,建立起健全的农户信用档案,并进行动态管理。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资本市场研究论文 1、功能金融观中的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的资金聚集功能 资金积累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一般来说,没有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就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缺乏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动力。以股份制为前提的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借助于其独特的资金聚集机制,为一国或地区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注入新的生产要素,扶持瓶颈产业部门,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实现新增资源的倾斜配置。具体而言,其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上市、重点支持基础产业、支出产业的发展。二是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建立专门的板块,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三是通过配股增发等方式提高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 (二)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 作为一种独特的金融制度,资本市场的出现挖掘和培育了一批具有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他们愿意在高风险中追逐高收益。而且,资本市场所固有的有效的风险分散或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为具有不同流动性偏好的投资者提供了股权交易的场所,资本所有权在整个技术生产周期内可以实现不停的转移。发达的资本市场降低了所有权交易的成本,减少了流动性风险,有力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使创新项目的异质性风险可以参与项目的众多投资主体之间进行分散和分担,特别是风险资本和创业板市场的发展鼓励了人们对创新的投资,有力地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资本市场的存量优化功能 从现实的经济运行来看,一国或地区增量资源的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资本市场在存量调整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支持上。资产重组主观上是企业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行为,客观上是一种存量资产流动重组的机制。它本身不一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但是资本市场高度的流动性和信息获取及传递的充分性为资产重组提供了最便捷、最经济的场所。 2、浅谈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一)股票市场 任何制度都有路径依赖。一是出于挽救国有企业的目的,忽视了股票市场功能提升的问题,弱化了资源配置和制度创新功能,导致了市场功能被扭曲的倾向,把中国股票市场在特定时期的主要任务(圈钱)当作了股票市场的总目的,把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单纯地理解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忽视了多元化风险主体和多元化的金融资产的建设,忽视了增强社会资产的抗风险能力。二是股权分置矛盾及政策性因素困扰导致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集中表现在占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国有股、法人股的流动问题。尽管股权分置改革初步解决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问题,但过了限售期的巨额“大小非”,始终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一把徳默克里斯之剑,令人谈“非”色变。三是中国股市投机氛围浓重,市盈率和换手率都较高,经常由于非理性的亢奋或恐慌引起股票价格的大幅波动,再加上流动性提供上的行政限制,A股市场成了泡沫、系统性冲击和风险集聚的场所。 (二)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不成熟及利率市场化改革造成中国债券市场的三大缺陷:一是发行者忽视了债市的可持续发展,如在低利率环境下发行大量的长期券,并通过固定利率债券和招标上限的模式,锁定自身成本,转移利率风险,因而导致中长期券定价的扭曲以及整个收益率曲线的扭曲。在稍有利率风险的预期变化情况下,就导致了债市的大幅波动。二是央行、政策性银行和财政部的协调性不足,导致债券多头竞相发行和债券市场的投资预期紊乱。三是市场缺乏对冲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因此对于依靠单边上扬而获利的债券投资机构来说,在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时,投资是相当被动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归结起来,我国债市的风险累积既是债市初级阶段的制度缺陷问题在债市中的体现,同时也是市场对长期债的非理性定价,投资心理的短期性和盲目性等风险因素的暴露,加剧了投资的难度。 3、结语及政策建议 要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形成法治和产权保护体制。特别是完善股权结构(妥善解决“大小非”问题),市场的进入和推出制度,新股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对内部交易的严厉查处制度。 其次,采取有效措施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尽快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推进证券市场的改革开发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毕竟,推进直接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分层化,是构建功能更为强大、向实体经济渗透力更强的直接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 市场研究论文:证券市场研究发展论文 一、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行为金融学 在传统的经济、金融学研究中,现实的人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理性人,即假定人们能掌握处理所有有用信息,总是能最大化其预期效用,显然这种假定是不现实的。这种以完全理性假定构筑的学说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的,也无法观察现实人的经济行为。 对完全理性的质疑,促使人们尝试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金融问题,并试图以此来修正和检验经济、金融学的基本假设,于是便应运诞生了一门新学科——行为金融学。目前,对“行为金融学”一词还没有正式规范的定义,它主要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利用信息,并做出正式的投资决策,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的行为认知偏差对决策的影响。田宏伟(2001)认为构成行为金融学定义的内容有三个方面:行为金融学把经典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与心理学和决策科学综合在了一起;行为金融学力图解释是什么造成了股票/证券价格的异常现象,这种异常已被众多的研究证明是广泛存在的;行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投资者是如何产生系统的认知偏差或称为有限理性(不完全理性)的科学。 事实上,正是因为投资者会产生系统的认知偏差或不完全理性,才导致证券价格出现各种异常。至于到底有哪些价格异常现象,它们又是由什么样的不完全理性行为造成的,如何确定价格异常出现的市场条件,正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所在。从总体上看,现有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对主流金融理论缺陷的实证分析,研究在金融市场上发现的人们的诸多行为认知偏差;二是试图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噪声交易理论 FischerBlack(1986)首次提出关于噪声交易的概念,他的论文是噪声交易理论以及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奠基性文章,是许多随后研究的出发点。Black指出,噪声的概念与信息的概念相对应,一直存在于金融市场中,而股价则综合反映了噪声与信息的影响。股票投资者也被分为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声交易理论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已成为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工具。 J.BradfordDeLong,AndreiShleifer,LawrenceH.SummersandRobertJ.Waldmann(1990)研究了金融市场上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得到的结论是噪声交易者通过承担更多的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风险(噪声交易者风险),可以比厌恶风险的理性套利者获得更高的回报。 LawrenceH.Summers(1986)的研究也认为,股票的市场价格会对非理性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敏感,因为当理性投资者接受市场价格是其基本价值的体现,并且不以自己对价值的判断作为交易的依据时,非理性投资者则相反,他们按自己对价值的(错误)判断作为交易的依据,这时市场价格就会对非理性投资者更敏感。 ·期望理论 在行为金融学模型中,由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已故的特韦尔斯基(AmosTver-sky)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期望理论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DanielKahneman,andAmosTversky(1979,1992)),它向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DanielKahneman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可否认,预期效用理论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它给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行为的简单精确描述。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实际情况下人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这使得效用理论在应用中会产生矛盾现象,最著名的当属阿莱悖论。Kahneman—Tversky的期望理论的提出,改进了预期效用理论的不足。在期望理论中,投资者的效用(价值)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获利与损失的函数;投资者也不再总是风险厌恶者。图1.1、图1.2分别是预期效用理论与期望理论的效用/价值函数。 可以看出,与标准效用函数相比,期望理论的效用函数呈“S”型——在获利区间凹,在损失区间凸,这与对人们风险偏好的实际观察结果是一致的(即损失厌恶)。 通过引入价值函数、概率评价函数、参考点等概念,期望理论更好地描述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许多异常现象可以用期望理论来做出合理的解释,如阿莱悖论、证券溢价之谜、期权微笑现象等。 ·过分自信理论 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我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解释了许多股价异常现象,如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 W.M.DeBondt,RichardH.Thaler(1986)的文章“股票市场过分反应了吗?”是实证检验美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的奠基性作品。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并指出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的原因都在于投资者的过分自信。 TerranceOdean(1998)对过分自信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和研究,并建立了过分自信的行为金融模型。由于过分自信,投资者有时会高估某些信息,有时又会低估,过分自信对金融市场的具体影响要看哪些市场参与者会过分自信以及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首先,两个前提假设是:过分自信意味着交易者认为后验信息更准确(比实际上的准确性更高);交易者认为自己的私有信息比别人的私有信息更加可靠。 通过分别假定一般交易者、内幕信息交易者和厌恶风险的做市商存在过分自信,TerranceOdean分析了金融市场存在信息成本时的过分自信效应。在各种情形下,过分自信都会增大成交量和市场深度,同时降低投资者的预期效应。但是,对价格波动性和价格内在性质(以价格与基本价值差额的方差来衡量)的影响则依赖于过分自信的主体是谁。一般交易者和内幕信息交易者过分自信会增加波动性,做市商过分自信会减少波动性。 ·主观概率理论 主观概率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命题正确性的相信程度。主观性体现在它是基于个人的知识和信念做出的评价。主观概率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决策过程的关键环节。 传统概率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Bayesian决策准则所关注的都是事件发生的频率,其前提是事件能够反复发生。而对于一次性事件的概率估计,它们是不适用的。现实中人们又确实经常需要对不同的命题做出自己的评估。研究表明,人们在做出这类评估时,由于受到自身条件和知识能力的限制,无法得到最优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意解,这使得人们可以凭直觉和个人经验解决复杂问题。这种实际决策过程的本质特点,促使科学家从行为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过程,AmosTversky和DanielKahneman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试图用启发式方法来代替Bayesian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被称为主观概率研究,期望理论其实是主观概率理论中的一种。 二、从线性到非线性——非线性科学的应用 在人类的认识上,首先是用相对简单的线性关系(线性模型)来刻画线性问题的定量关系,对于那些非线性因素不能忽略的情况,则往往采取线性近似或线性迭代的方法来处理,这样处理有时也能得到较好的结果,但这种情况一般只出现在比较“简单的”非线性问题中,或者只是研究系统的一些“常规”行为特征。随着人们对社会、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不敢“小看”非线性问题了。首先,就其本质而言,自然界是非线性的。其次,许多问题中的强非线性作用与长时间尺度的系统行为都不能用线性方法(包括线性近似)来刻画。第三,即使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很简单的系统,也可能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如确定性的随机性),于是,人们愈来愈重视对广泛存在于社会和自然中的非线性现象的研究,并由此而诞生了非线性科学。 最早将非线性科学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徒泽(Stuzer),他于1980年发表的论文“一个宏观模型中的混沌动力学系统和分岔理论”,将李—约克(Li—York)定理和分岔技术应用于哈维尔默(Havelmo)增长模型,找到了该模型出现混沌的条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非线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和金融系统。 分形学的创始人,著名的数学家BenoitB.Mandelbrot(1997)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金融市场价格变动的研究中,价格的变动可以用分形几何中的研究成果推导的模型加以解释。分形(多分形)的目的并不是要确切地预测未来,但是它们的确能对市场风险作出更切合实际的描述。分形是一种几何形状,其特点是可以分为若干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是最初那个整体在较小尺度上的翻版。在金融学中,这一概念并不是无根据的抽象,而是对一种简单明了的市场常识从理论的高度上重新进行表述 埃德加·E·彼得斯(Peters.E.E,1996)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证券市场确实存在分形、混沌特征。认为证券价格并不是随机游动的,而是受到某种确定性趋势的作用,并具有对初始波动的高度敏感性,换言之,股价运动具有混沌性质。据此,彼得斯(1994)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认为:(1)市场是由很多具有不同投资预期的投资者组成的;(2)与每一个投资预期相联系的信息集是不同的。只要市场维持这种分形结构,并且没有特征时间标度,市场就会保持稳定。当市场的投资预期变得一致时,市场就会变得不稳定,因为每个人都基于同样的信息集进行交易(Peters,1994)。 近年来,非线性动力学在证券市场研究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证券市场是否存在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特征的检验以及检验方法的研究,在证券市场应用混沌分形理论的前提是数据是否具有混沌性质,这就需要进行有关的统计检验。对股指数据是否具有混沌分形特征的统计检验也是当前股票市场非线性研究的热点。这些检验包括:长记忆与R/S分析、BDS检验、Lyapunov指数检验等。 另一个方向便是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描述股价的动态行为,探寻证券市场价格波动行为的形成机理。最近几年,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如Arthur、Holland、LeBaron、Palmer和Taler(1997),Brock(1993,1997),BrockandHommes(1997,1998),BrockandLeBaron(1996),Chiarella(1992),ChiarellaandHe(2000),Gaunersdorfer(2001),GaunersdorferandHommes(2000),Lux(1995),TaiseiKaizoji(2000)等等。这些模型都是基于异质投资者上的,即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而非传统的金融研究将投资者简化为典型的理性人。 Brock和Hommes(1997,1998)(简称BH)提出了一个信念自适应系统(AdaptiveBeliefSystem简称ABS)的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是: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千差万别(投资者的异质性),其对未来的信念也是各不相同(信念的异质性),为适应环境,投资者的信念是变化的。人们通过不断的学习,选择业绩好的预测规则(信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环境,这样就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比例的变化,进而影响着资产价格的变动,而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预测规则的选择,形成了二者相互作用的进化系统。ABS模型给出了一个易于处理的理论框架,而且理性预期均衡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该系统中。在ABS中有两个重要的噪声源,即模型近似的误差和经济基本面内在的不确定性。ABS能产生一些重要的实证研究和观察到的市场特征现象,如收益的不可预测性、厚尾、投机泡沫和波动集群性等。Brock、Hommes和Gaunersdorfer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对最初提出的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扩展,Brock、Hommes和Wagener(2001)又提出了LargeTypeLimit(LTL)的概念来描述有多种类型投资者的适应性进化系统的平均行为。ChiarellaandHe(1999,2000)也对ABS系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Lux(1995)模型企图刻画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或相互模仿的传染现象,描述了对基本面不完全知情的投资者的预期的形成。这些预期主要依赖于其他投资的预期和行为,模型刻画了投机者之间的相互模仿传染(递)的过程。模型通过投资者的态度(即买入和卖出)的变化来描述市场供需状况,而供需状况进而影响价格的变化,投资者买和卖两种态度的转变的概率引入了协同学的方法。Lux模型较好地刻画了市场中的从众行为,能很好地解释股市泡沫的形成、破灭(过度波动)和均值回复。Kaizoii(1998)模型与Lux模型相似,区别在于后者为微分方程,而前者为差分方程。TaiseiKaizoji(2000)又引入了统计物理学中平均场理论来研究股市泡沫和暴跌。 T.Vaga(1991,1999)提出的协同市场假定认为,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是基于以下两类因素在时间上的变化:基本的或经济的环境;市场中存在的情形偏倚量或“集体思维”的水平。随着两个因素组合的变化,市场状态也变化,可以达到四个不同的相:随机游动、过渡市场、混沌市场、协同市场。这样就把市场价格的随机变动与可能的混沌性质统一到一个框架下。换言之,把有效市场理论与分形市场理论统一为一体。这种理论虽然还缺乏实证检验,但对市场价格变化具有很好的描述能力。 三、从宏观到微观——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研究的是证券市场的交易机制和信息传导、价格形成机制,它对于全面深入了解证券市场交易过程,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及有效监管市场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微观结构理论主要研究股票市场的价量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它可以被用来建立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为股票价格预测服务。AnanthMadhavan(2000)把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研究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1)价格形成,包括价格吸收信息的动态过程;(2)市场结构与设计,包括价格形成与交易规则之间的关系;(3)市场透明度,市场参与者观察交易过程信息的能力;(4)其他金融领域应用,包括资产定价、国际金融、公司财务。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以前的金融理论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前的金融理论注重的是宏观分析和总量的分析,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注重微观分析和变量分析;二是以前的金融理论多用演绎法,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则主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也注意运用演绎推理方法和行为分析方法。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是反映了当代金融理论非常注重对“人”这一金融和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的研究,这是当代金融理论也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关于存货模型的分析、价格行为的分析等,都着重突出了对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及其原因的分析,从而使得对市场上的价格变动的分析更加深入。 四、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实验金融学 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金融市场的定量仿真与实验成为了可能,于是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实验金融学便产生了。 SantaFeInstitute(SPl)研究人员Authur,W.B.,J.H.Holland,B.LeBaron,R.G.Palmer,P.J.Taylor使用基于Agent的计算机模型来研究资本市场,建立人造股票市场ASM(ArtificialStockMarket),本质上开了实验金融学的先河。他们从1990年开始到1997年论文“AssetPricingUnderEndogenousExpectationsinanArtificialStockMarket”的发表标志着金融学中又一分支——基于Agent的计算实验金融学的诞生。 实验金融学是指应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实际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在既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研究市场微观层次Agent(投资者)的行为来揭示市场宏观特性形成原因的一门金融学分支。 目前实验金融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在股票市场研究上,主要有美国SFI研究所的人工股票市场ASM,台湾ChengChi大学人工智能与经济研究中心的人造股票市场AIE-ASM,它们都是在Grossman Stiglitz如理性预期均衡模型所描述的市场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两者都能产生与实际股票市场具有相同统计特性的时间序列。不同的地方是在Agent学习机制上,前者是个体学习,后者是社会学习。在外汇市场研究上,主要的成果是由加拿大Si-monFraser大学经济系的JasminaArifovic教授作出。J.Arifovic在继承了Karehen Wallace(1981)关于外汇市场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价格空间中的多点均衡理论(详见张维和刘文财等,2002)。 总之,证券市场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将是:股价动力学与投资决策行为相结合的研究、证券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等的研究将会是未来证券市场的热点。可以相信卡尼曼教授和史密斯教授的获奖,必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主流经济、金融学的反思,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可以预见现代经济、金融学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革命。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证券市场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这些特点和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原来线性的、完全理性的观点到非线性、有限理性的转变;从市场宏观层面的研究到微观结构的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实验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诞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简要介绍了当前兴起的理论,包括行为金融学、证券市场非线性动力学研究、市场微观结构和实验金融学。 市场研究论文:欧盟对穷国开放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从今年3月5日起,欧盟对联合国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完全开放除武器以外的所有产品市场,不再实施配额和关税限制。欧盟这一举措有利于这些不发达国家扩大对欧盟出口、吸引外资流入、加快改革开放,从而减少贫困。但这一歧视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政策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领域的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受害者之一。对欧盟来说,有利于其推动新一轮世贸谈判,减缓美国等国家要求其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提高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发言权和地位。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政策,把国内过剩和比较优势减弱的部分产业转移到这些不发达国家,间接扩大我对欧盟出口。 最近,欧盟委员会宣布,从今年3月5日起,欧盟对联合国确定的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国家(见附录)开放除武器以外的所有产品市场,不再实施配额和关税限制。但对糖、大米和香蕉三种敏感商品设定了过渡期,其中香蕉的关税从2002年1月1日起,每年降低20%,到2006年1月1日实行零关税;大米的关税从2006年9月1日起减少20%,2007年9月1日起减少50%,2008年9月1日起减少80%,到2009年9月1日全部免税;糖的关税从2006年7月1日起减少20%,2007年7月1日起减少50%,2008年7月1日起减少80%,到2009年7月1日全部实行零关税。同时,为这三种商品自由进口的延缓进行补偿,把糖和大米的零关税进口配额在90年代出口数量最多的一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5%。 为防止其他国家通过这48个国家转出口商品到欧盟,欧盟成立了专门机构严格检查进口商品,确保商品原产地规则的实行,以防欺诈。 欧盟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贫穷国家的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欧盟的这一行动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即欧盟希望开展自由贸易,贫困国家有真正的机会通过出口减少贫困。安南并敦促其他发达国家步欧盟后尘对贫困国家开放市场。那么,欧盟的措施会对贫穷国家和欧盟有何影响? 一、对贫穷国家的影响 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约6亿,占全球人口的10%以上,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天不到1美元。其出口额约为25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4%,出口商品80%以上是农产品和矿产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不到50亿美元。欧盟是这48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1999年对欧盟出口总额为90亿欧元,占其总出口35%。 从目前情况看,欧盟的这一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姿态,对48个贫穷国家的直接经济意义不大。首先,这些国家除农产品、纺织品以外的其他产品基本可以自由进入欧盟市场,平均关税不到4%,而对大米和糖这两种大宗出口商品,欧盟设置了配额,到2009年,大米的配额才达到6696吨,糖的配额为19.7万吨;其次,这些国家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国内生产的产品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除了自身消费外已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可供出口,短期内不可能利用欧盟对其放开市场的机会扩大生产;第三,许多国家经济体制僵化、国内战乱、政局动荡、腐败丛生、管理混乱,国内出口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对外贸易活动。尽管如此,欧盟的政策毕竟关注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会对这些国家努力减少贫困带来积极影响。 (一)增加对欧盟的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和纺织品的出口。虽然欧盟的平均关税仅为4%,但对主要粮食产品如肉类、糖、牛奶、奶制品、巧克力等关税税率为100%,香蕉的税率高达150%,果汁、肉类罐头、糖果的税率超过30%,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的税率在15%-30%之间。农产品、加工食品和纺织品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欧盟对这些产品进口设置高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产品难以进入欧盟市场。同时,欧盟又通过共同农业政策保护内部市场价格,导致欧盟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差别较大(见表1),有的产品如糖、羊肉、黄油等价格相差2-3倍。 欧盟放开市场,使这些国家在农产品和纺织品上的价格竞争优势大幅度提高,这些国家可以通过从周边国家低价进口产品用于国内消费、高价出口本国产品到欧盟换取价格差,以及从欧盟进口原料在本国进行加工后再转口欧盟实现增值这两种方式迅速扩大其出口,克服其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弊端。据欧盟有关机构估计,欧盟的这一举措可使48个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增加对欧盟出口15亿欧元左右。如果这些国家未来的生产能力增强,出口会更多。 (二)有利于吸引外资。欧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在欧盟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各国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的首要目标。但欧盟相对美国来说,进口限制较多,除实行关税和配额等贸易壁垒外,动辄对一些国家实施反倾销,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对欧盟的出口。欧盟开放市场,可促使其他没有享受这一待遇的国家把某些产业转移到这48国中政局稳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势头好的国家去生产,利用欧盟开放市场的机会,间接扩大对欧盟出口。 (三)为贫困国家经济改革提供动力。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但世界上许多贫穷国家未能从全球经济日益开放中获益,除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自身政策和机构问题,一些国家固守过时的、陈旧的体制和观念,不思进取。同时,由于贫穷国家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导致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引发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不断高涨,一些贫困国家对贸易和经济自由化的态度更为消极,体制改革裹足不前。欧盟的举措将促使这些国家接受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法则,为其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有利于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 (四)欧盟仅给48个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对其他欠发达国家有失公允。短期内欧盟的市场容量一定,贫穷国家出口结构基本一致,最不发达国家对欧盟出口多就意味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相应减少。因此,这一歧视性政策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领域的竞争与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受害者之一。 二、对欧盟的影响 欧盟从这48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仅占欧盟从区外进口的1%,与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可忽略不计,从经济总量看不会对欧盟造成影响。但欧盟的举措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提高了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发言权和地位。 (一)有利于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取得成效。由于最不发达国家没有从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中得到好处,对开展新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态度消极,导致1999年年底的美国西雅图世贸会议失败。这之后,欧盟急于重新启动新一轮世贸谈判,解决农业和金融、保险、电讯等服务领域的全球市场开放问题,以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拉米就多次表示,由于世贸组织无法进行新一轮谈判,目前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和双边贸易协议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仅仅作为一个世界贸易法庭的危险。要改变这一状况,今年必须启动新一轮世贸谈判,并应重点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欧盟的举动,满足了世贸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开放市场的部分要求,增加了今年5月份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和11份卡塔尔第四次世贸部长会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二)减缓欧盟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压力。设立于40年前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主要的共同政策,也是欧盟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之一。该政策通过保护内部市场价格、进口滑准税、限制产量(对牛奶和糖)以及出口补贴等形式对农业给予支持,以解决食品短缺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共同农业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占欧盟就业人口不到5%的农业劳动力不仅解决了欧盟近3.8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欧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 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等农业出口国家对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颇有微词,不断压欧盟改变其共同农业政策,减少价格补贴,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并希望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解决这一问题。但鉴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必须照顾农民的利益,欧盟彻底改变共同农业政策是不可能的。欧盟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一方面满足了美国和凯恩斯集团要求欧盟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部分条件,而且最不发达国家出口能力有限,不会对欧盟农产品市场造成太大冲击;另一方面,占世贸成员三分之一的最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经贸利益,会站在欧盟的一边,共同抵制美国等国家要欧盟彻底改变共同农业政策的要求,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三)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影响,增加农民失业。欧盟市场需求量多、和国际市场价格差别大的农产品如香蕉、黄油、肉类的进口会增加,生产将相应减少,价格会有所下跌。如果欧盟要保持现在的市场保护价格不变,每年欧盟需要增加10-20亿欧元的补贴,同时,上万名农民将失业。因此,对于这一政策,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农业大国持谨慎态度,而一再遭受疯牛病、口蹄疫、颤羊病打击的欧盟农民激烈反对,正因为如此,欧盟才对糖、大米和香蕉设置过渡期,以缓解农民利益集团的压力。 三、政策建议 欧盟的总体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量已接近美国,大大高于日本,但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明显低于对日本出口,仅为对美国出口的一半。欧盟还在反倾销、进口配额、质量和卫生标准等方面对我国采取较为严厉的政策,阻碍了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减弱。我国应充分利用欧盟向最不发达国家完全开放市场的机会,把国内过剩和比较优势减弱的部分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玩具、机械等转移到这些国家生产并出口欧盟,带动我国对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从而绕开欧盟对我的限制,间接扩大对欧盟出口。 附录: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为苏丹、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吉纳法索、尼日尔、乍得、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里昂、利比里亚、汤加、贝宁、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喀麦隆、赞比亚、马拉维、莱索托、海地、所罗门群岛、图阿鲁、也门、阿富汗、孟加拉、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柬埔寨。 市场研究论文: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发展农村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在农村开展业务困难;农村业务风险大;销售渠道单一;产品不适应农民的需要;对农村营销员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的实际情况;保险服务难以到位。应采取的措施是:提高认识;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拓宽销售渠道;改进保险产品设计;改革人管理办法;强化业务推动措施;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各级政府和各保险总公司都要支持农村保险业务。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网点建设;销售渠道;产品设计;人管理 一、农村人身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紧迫感 一是感觉城市业务发展还算顺利,还有保源,靠城市业务就能实现增长目标,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业务。二是认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保险需求不足,开展业务难度大,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三是现在农村保险市场竞争还不激烈,没有看到丢失农村保险市场的危险。 (二)对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村业务点多面广,营销服务部建设需投入多种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办公费、电话费、宣传费,应付各种摊派,还有服务工作的跟进、保费的收集上缴、客户的回访、赔案的调查、赔款的支付送达等,投入大,成本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公司从费用角度考虑不合算,基层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村营销员开展业务困难,绩效差、收入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村客户大都是低端客户,高、中端客户较少。农民的保险意识不足,展业的难度大于城市,而且件均保费很少。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大中城市寿险件均保费能达到5000元以上,有的城市超万元。小城市3000元以上,县城1000元以上,而农村只有500元左右。农村营销员是劲没少费、苦没少吃、汗没少流,但收效不大,收入很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发展农村业务风险大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销售人员和客户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业务质量难以保证,利润、退保率、死亡率等考核指标完成困难。如有的地方农村的住院医疗赔付率年年都在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200%—300%以上,亏损严重,使得保险公司对该项业务望而却步。 (五)销售渠道单一 只有个人人——营销员直接分散展业一个渠道,其它渠道都不很顺畅。 (六)产品对农民的保险需求适应性差 一是普遍存在交费高的问题。如现在各家公司业务规模较大的险种,一般交费都在5000元以上,交费都高,超出了农民的交费能力。二是交费方式不灵活。农民收入的特点是春秋两季才有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入,还有就是打工收入,一般是春节回家时,才能发到手,具有时间性。而目前各公司推出的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交费方式是定时交费,超宽限期失效。 (七)对营销员的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实际情况 考核标准定的太高,如严格执行,每次考核都会有20%左右的主管被降级,15%左右的营销员被解除合同。几次考核下来,营销员队伍就有垮掉的可能,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不敢严格考核的现象,不利于营销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八)保险服务难以到位,保险信誉低,给保险展业带来困难 由于延伸到乡镇的机构、人员、业务量都少,很少或没有配备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致使许多对客户的服务措施,如:上门收取保费、送达保单、送赔款、帮助进行保单保全等,难以到位,使农民客户对公司服务很不满意,降低了投保的积极性。 二、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对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是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的重要举措。二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在农村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更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寿险,使广大的农民享受到保险保障,解除农民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风险的忧虑,补偿人们因人生风险损失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大做强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要做到科学发展,发展战略就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农村已参保的人群还不到30%,已参保的保障程度也极其有限,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保源潜力巨大的市场,极具开发价值。近年来农村业务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地区已从占30%发展到占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70%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开拓了农村市场,就为做大做强保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订规划,积极实施,梯次推进,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一是成立时间长、农村网点多的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网点建设规划。规划制订要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既不搞脱离实际的一阵风、一窝蜂、一刀切,盲目大上,也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明显的效果。二是在时间要求上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河南林州、安徽六安、甘肃酒泉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可通过各种方式推广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坚持标准,梯次推进。要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逐年分批,梯次推进。乡镇营销服务部建设要遵循“选到一个好主管,建立一种好机制,费用核算不亏损,后续服务跟得上”的原则。选一个好主管这条很重要,对主管的选择要慎重,可在营销员或正式员工中公开招聘,优中选优。总之,一定要选到合适人选。建立一种好机制,就是要建立营销服务部的行政、晨会、业务、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坚持体现绩优多得的佣金分配制度,绩优晋升制度。费用核算不亏损是指在上级公司加大费用投入后或建设营销服务部一、二年后能不亏损就可以。后续服务跟得上是指不能一哄而上,否则,会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应适量梯次发展,使各项服务措施都能基本到达新建营销服务部、营销员和农民客户。 (三)拓宽销售渠道 在以营销员为主销售分散型业务的同时,寻求其他的销售渠道。一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支持。如与计生、教育、卫生、农机、交通、公安交警、安全等部门合作,开办计生系列,学生、农村合作医疗,农业机械手、驾乘人员、旅客、民营企业人员等人身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险。二是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开展业务。如:民营企业家协会,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殖业的产供销协会。三是发挥已有的兼业渠道。如利用信用社、邮政网点、各种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四是利用村干部、农村信贷员、农村医生、电工等联系农民群众紧密,又有一定文化,接受保险理念快,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优势,让他们经培训后寿险业务。 (四)改进寿险产品设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现在农民亟需的就是医疗、养老和意外类保险产品。在产品的改造和设计时要根据农村普遍交费能力低的实际情况,遵循“较低缴费、保障适度、手续简便、风险易控”的原则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人身意外险的交费以不超过40元为宜,养老、医疗、理财类险种每份以不超过500元为宜,保障程度以精算数据为依据,适度保障。手续的设计要尽量简便快捷,不体检。风险控制采用加长观察期,医疗类保险采用病种赔付型和住院补贴型保障,不用费用报销的补偿办法,以规避造假骗赔风险。 (五)改革人管理办法 一是降低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除基准考核值不要设定得太高外,对解除合同的标准,主管职级维持的保费、保单件数、续期保费完成比率、下辖人员、甚至下辖团队数量的标准都要降低。有的公司做过探索,单降低基准考核值、保单件数、保费、人员数量这几项,仍会出现大量主管维持不住职级需降级的情况。所以也必须降低下辖团队数量的要求。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严格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发挥基本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考核时间限制要放宽。根据农村两季收入及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具有时间性,按月、按季考核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延长考核的时间限制,改为半年或年度考核。 (六)强化推动措施 一是组织推动。各总公司都要设立农村业务部,省市公司也要设立农村业务工作机构,县区可实行县城和农村分片管理。从组织上保证农村业务发展。二是目标考核推动。把农村业务列入各级公司年度目标进行管理考核,以引起各级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三是选好突破口,强力推动。1.“新农合”是国家在农村为农民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保障项目,现在还未完全确定经办模式。河南新乡、江苏江阴的“政府主导推动,商业保险管理,医疗机构服务,卫生部门监督”的模式,虽然保险公司增加了工作量,费用上也相对紧张,但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已显示出巨大的好处。2.农村干部养老险。过去有的公司已开办了一些,现在就有许多农村干部正在领取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虽然钱不多,但在农村每月能有如此的固定收入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农村干部的投保资金筹集相对也容易些。3.农民工保险。农民工数量巨大,且长期在城市打工,接触新事物快、保险意识相对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要先从农民工人手做工作,见效相对较快。4.农村中收入高的人。选择收入高的人做工作,对打开缺口相对容易些。5.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其职工。6.失地农民的保险工作。 (七)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 一是延伸服务网点。在中心乡镇建立小型的业务处理及客户服务中心,使周边乡镇都能在不太长的距离内办理交单、交费、保全或赔款、给付等业务。二是加强服务工作培训,强化服务工作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三是以农村客户为中心建立农村客户服务制度,规范农村客户服务流程,简化各种业务处理手续。四是根据农村收入的特点,改变条款交费期的规定。改为提前交费,给客户利息,宽限期由2个月延长到半年,年内复效不重新体检等。鼓励农民客户有收入时提前交费,无收入时延后交费,最大限度地为农民客户提供方便。 (八)各级政府和各家公司都要全力支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 各级政府要重视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关注农村保险工作;减免涉农保险税收;减免农村营销员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各家公司要加大对农村保险的投入,紧缩其他费用支出,提高涉农保险费用率。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债券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多层次、面向各类经济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框架,银行间、柜台和交易所三个债券子市场各有侧重、相互连通和互动。从债券市场机制和框架形成角度,对我国债券市场10余年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债券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债券市场回顾发展 1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回顾 1.1债券市场规模不大,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流通性有待提高 1999年末,我国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中央银行融资券、企业债券的总余额为17985.33亿元,占当年GDP的22%,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94%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其他债券的发行规模很小,从二级市场来看,也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大,其他债券的市场份额较小,且整个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规模不是很大。1999年沪深证交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总量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1/3。除了国债,其他各种债券的流通性仍然较差。 1.2债券市场的框架结构不完善 第一,场外形式的银行间市场与场内形式的证交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后者以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企业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为主,而前者的参与者主要是各类存款货币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暂时被排除在外,两个市场的参与者交集构成主要是二、三十家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者种类的不同造成了资金流动在较大程度上被阻塞,两个市场的表现差异很大:证交所市场交易活跃,规模相对较大;银行间市场虽然集中托管了国内发行的大部分债券(1999年底银行间市场托管的各类债券余额为13264.61亿元,占债券总余额的74%),但市场流动性较低,交易规模相对较小(1999年交易量约占证交所国债交易量的1/4)。第二,零售市场没有充分发育,且与批发市场相互隔离。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暂不对企业和个人开放,故与零售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而且,目前的零售市场基本上只局限于交易所市场内部。第三,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联动性不够。二级市场需要的短期债券品种很少,1999年底的余额只有260亿元;企业短期融资券基本上年年发,但数量逐年减少,1999年累计发行55.6亿元。此外,一级市场的债券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有时会存在较大差异。第四,债券市场的层次性不分明,尤其是场外市场的组织结构比较单一,中间交易商和中介服务机构还没有充分培育。 1.3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和信息传播机制不完善 一是做市商、商、经纪商制度在我国债券市场上还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和运用。其中,商制度和经纪商制度在证交所市场已经得到广泛运用;部分银行间市场参与者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试行融资行业务,但在实践中还没得到有效推广;有部分银行间市场参与者从1999年开始尝试进行债券的买入和卖出双边报价,揭开了做市商的萌芽,但还很不成熟。二是债券一级市场发行机制和定价机制不尽完善,尤其是在中国目前金融机构之间实力差距十分悬殊的客观条件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机制,尽可能减少少数几家特大型银行的垄断影响,保证承销团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理权益,从而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还很值得研究。 2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展望 有鉴于此,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方向应该确定为:保证政府能够有效控制其成本和风险,调整好政府的资产和债券发行工作的成功及二级市场的有效运作。最终形成一个高效运作且与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相互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 2.1财政部应继续发行凭证式国债,以满足具有储蓄偏好的国债投资者 国债的发行目的,从国家角度,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发展经济。从个人角度,是为满足我国广大个人投资者日益增加的对国债的需求。从目前的状况看,大批的个人投资者是不直接在市场中运作的,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运作,他们基本上是买了以后持有,到期兑付,所以国债的二级市场对他们意义不大。为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财政部应该继续发行凭证式国债。这种国债虽然不能上市,但可以提前兑取,并且可以避免市场风险,目前这一品种在我国国债市场上成了国债的发持主体,并且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储蓄债券这种不上市的、完全对个人的品种。但凭证式国债毕竟是不上市的债券,它与世界各国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趋势不一致,不应作为国债发行的主体。因此,在我国为了保证个人投资者的需求,在继续保留一定发行量的该品种的国债基础上,应该积极探索个人投资者投资的可上市的国债品种。 2.2增发长期国债,有利于降低国债的筹资成本,有助于调整国债规模 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基本上是以3~5年期的中期国债为主,既没有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又几乎没有1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中期国债的期限结构比较单一,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使国债严重缺乏选择性,不利于投资者进行选择,很难满足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大大缩小了国债的发行范围,而且也造成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过快。由于国债期限不稳定,又呈逐年缩短的趋势,再加上付息方式过于单调,大都是一次性还本付息,使得债务偿付年度不均,导致国债集中到期,形成偿债高峰。偿债高峰又逼得财政增加借新还旧的比例,加重还本付息的负担和压力,从而大大加剧了偿债年份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不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抓住有利时机发行长期国债,符合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的要求。以后若能每年发行一定数量的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类矛盾。 2.3积极探索个人投资者投资可上市的国债品种,培养投资于国债二级市场的个人投资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80年行的国债都主要是对个人发行的,人们把购买国债看作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爱国行为。如今人们购买国债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随着国债发行逐步走向市场化,为个人投资者购买国债提供方便,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居民投资是国债资金的主要来源,鼓励群众购买国债,可以充分发挥国债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变个人消费资金为国家生产建设资金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金融意识增强,国债作为一种证券投资工具,将会成为广大投资者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个人投资渠道不足情况下,国债投资更是成为许多家庭除银行之外第二个稳定的理财渠道。目前个人购买方式有纸化、非上市流通券的比较多,购买定价发行的多,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的人却很少,这与人们对国债的了解不足,对国债交易提供的设施、信息较少有关。为便于个人投资者投资于国债二级市场,可采取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分销和在证券经营机构柜台委托购买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售,这种方式1996年以来发行过几次,但今后要逐步增加这种形式的债种。因为这种方式有利于个人投资者认识国库券作为金融资产的投资意义,有利于股票持有人把国库券纳入资产组合,投资者可以用同一证券帐户进行国库券和股票的买卖,这就为投资者进行国债和股票间的资产转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这种方式发行的国库的增多,债券的二级市场会更加活跃,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相互影响也会更加明显。 2.4优化债券市场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鼓励非国有企业融资 长期以来,国债是债券市场的主体,而其他债种则停止不前。这样,不仅财政每年到期的还本付息任务增大,而且,由于国家大量投资于固定资产建设,致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只好靠举债过日子,雪球越滚越大,非常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只有激活股市以及其他券种的市场(如企业债券),才能使财政卸下沉重的包袱,让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转为由社会投资来进行。从理论上讲,发行企业债券具有防止出现控股、发行新债券手续简单、利息可在纳税时予以剔除而降低筹资成本以及免受通胀影响等优点。正因为如此,企业债券市场应成为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但就当前国情看,发行企业债券还不能成为国有企业筹资的主要途径。因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债务负担沉重。不过,对非国有企业,却应当鼓励其进入债市融资。众所周知,我国目前非国有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与其获得的信贷支持严重地不对称。在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应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当前适当支持那些效益好、自身资本结构合理的非国有企业通过企业债券市场来融资。 2.5改进承购包销办法,实行招标方式发行,努力实现利率市场化 1991年第一次采取承购包销的方式发行国债,实现了发行方式由行政分配任务和对个人、单位派购的方式向投资人自愿购买的市场方向转变。1992年采取一级自营商在一级市场上认购国债方式,使一级市场进一步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促进和提高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但是在银行利率尚没有市场化以前,国债的票面利率仍然只能随着存款利率的变动而变动。1996年我国曾尝试通过招标方式发行了记帐式国债,但由于非常不规范,1997年又回到承购包销方式,不过完全以招标方式发债券是国债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可采取分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完善和发展一级自营组织,使自营商考虑国债长期包销的收益而不计较一次包销国债的得失,避免那种今年承购包销,明年不干的短期行为。第二步,逐步实现招标方式和承购包销方式相结合,可以对实行承购包销国债的一部分实行招标,也可以先实行招标,然后再实行承购包销。由于一级自营商也承担一定的承销义务,这样有助于在过渡时期保证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第三步,过渡到完全招标方式和直接向个人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这时国债市场的大宗国债以无券记账形式通过招标方式发行,小规模国债的发行主要供个人投资者购买,这样可以建立两条筹集资金的渠道。 除此之外,发展债券衍生金融工具。成熟的债券市场需要发展债券和与金融变量相联系的衍生工具。2001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中,利率性衍生产品占到95%。发展债券期货、期权、远期等债券衍生金融工具,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避险的手段这对于长期进行大量债券投资的机构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市场研究论文:二板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属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其功能定位及服务对象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国内二板市场的建立过程中既要借鉴资本市场发达国际的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设立多功能多选择具有很强流动性的二板市场。为防范风险,二板市场应采用分步骤分层次的发展战略。在中小企业板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推出完全的二板市场。在区域选择问题上,由深圳向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发展,逐步向中西部科技、风险投资较发达的地区推进。 关键词:二板市场中小企业板风险投资 一、引言 1998年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推出之后,全国掀起了建立二板市场的呼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二板市场迟迟没有推出j,主要在于以风险投资为载体的二板市场周期性波动。从2000年3月起,全球风险投资业一度陷入萧条,NASDAQ综合指数接近1000点,2001年随着国际经济的下滑,全球二板市场一度陷入萧条局面。2003年以来,国际主要二板市场各项指标陆续好转表明风险投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4年风险投资业逐步回升。据最新公布的年底数据显示,2004年风险资本获得的资金在继续增长,大学、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去年向17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投入了176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67%。据ThomsonVentureEconomics和美国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风险资本额比前两年的总和还要多。在2003年,135家风险投资基金共筹资106亿美元;2002年,165家基金筹到36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期,635家风险投资基金筹到1061亿美元。含高科技类企业在内的全美风险企业投资调查MoneyTreeSurvey的数据显示,2004年对风险企业的投资金额为209.4亿美元,比2003年的189.5亿美元增加了10.5%。就我国而言,2004年创业投资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中外创投机构在2004年共对25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其中投资案例数量较2003年增加43%,投资金额上升28%。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的同时,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国务院2004年初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2004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我国分步设立二板市场的构想已经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尽管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功能定位、发展步骤、区域选择等,如果处理不好,将陷入与主板市场雷同的境地。 二、我国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 结构决定功能,单一的主板市场结构决定了我国资本市场只能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资金与不断攀升的12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由于缺乏投资渠道而得不到保值增值的矛盾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经济转型中的深层次矛盾需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才能解决。建立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是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二板市场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结果。 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都设有二板市场,只是名称因国家定位不同而各异,诸如自动报价系统、小盘股市场、创业板市场、小型资本市场等,在美国称NASDAQ(1971),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AIM,1995),德国称新市场(1996)、欧洲称EASDAQ(1995),香港则称创业板(GEMGrowthEnterpriseMarket,1999)等。尽管名称各异,但是其功能却基本相同或相似。根据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1)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科技板”或“高新技术企业板”;(2)为高成长性、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创业板”,(3)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中小企业板”[2]。高新技术企业板、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这三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表现在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上: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的不同,高新技术企业板主要是针对高新企业而言的,其优秀技术必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确保其国内外的领先性,并且有足够的投入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且还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创业板主要针对初创企业而言的,一般要求主营业务明确、成立时间大约在3-5年,具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企业。普遍观点认为创业板主要是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的;中小企业板主要是针对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而言的k,对其技术含量没有要求但必须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无论属于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均可。三者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三者之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R D投入比例相对较大,因而其一般也是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也往往是中小企业,当然某一个企业也可能是初创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只要具备良好的成长性就能够得到二板市场的青睐。但实际运行往往与理论有很大差距l,某些国家的二板市场并非只吸纳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于传统企业和大型企业也是开放的,只要它们具备良好的成长性。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这几种市场,大多数二板市场的服务对象都涵盖了中小企业、高新企业、初创的成长性企业,甚至有的还吸纳了传统行业的企业,其目的在于缓冲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周期性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如香港创业板的服务对象为具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欧洲E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小型企业。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是向新创建的成长型小公司提供服务,无论是高科技公司,还是传统的制造企业,或是第三产业的服务公司,均可在该市场上市。而美国N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或新兴公司,其上市公司包含了信息技术、电讯、医药生物技术、金融、保险等领域。 我国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9年,我国准备将二板市场定位为“高新技术企业板”。2000年,政府决定将二板市场改为“第二交易系统”,把其功能定位于为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服务。2004年设立的中小企业板是以后推出创业板的试验田。与主板市场不同,二板市场主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处于幼稚阶段中后期和产业化阶段初期的中小企业在筹集资本性资金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价、风险分散和风险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3]。因此,我国二板市场的上市对象应包括三类企业:一类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即在3-5年内,具有持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能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整体扩张的态势、未来发展预期良好的中小企业。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在六成左右,上缴的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40%以上。最新调查表明,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中小企业贷款被拒率近60%,从全国范围来看,80%的中小企业不同程度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二板市场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第二类是主业突出的创业型企业,即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创业初期或种子阶段的中小企业。尽管我国风险投资额已达到400亿元,但由于缺乏二板市场,大多数风险投资退出只能进行股权转让而无法获取高额的回报。第三类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具有经营历史很短、市场需求不确定、盈利能力不稳定、破产风险较大的特点j。我国每年大约有十多万件专利授权,但由于科技转化渠道不畅、转化率低,相当多一部分高科技含量的技术得不到转化而淘汰。鉴于国际一些二板市场运作失败的经验k,在我国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除了高科技企业外,还应包括其他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抑制高科技企业明显的生命周期特性产生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这样可以形成多功能多选择的资本市场,增强二板市场的流动性,可以避免随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以及陷入英国、欧洲等二板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困境。但实际上,我国的中小企业板主要安排了制造业行业的企业上市,并不能降低由于行业过于集中带来的市场风险(见表一)。 三、我国二板市场的发展步骤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它应该包括有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等,比如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主要有:(1)全国性集中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NASDAQ;(2)区域性市场:太平洋交易所、中西交易所、波士顿交易所、费城交易所等;(3)未经注册的交易所;(4)场外交易市场:OTCBB和PinkSheets[3]。二板市场只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从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来看,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上市条件依次递减,对应不同企业各有一个筛选机制,使企业有可能递进上市或递退下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众多学者提出了发展我国二板市场的思路,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有刘纪鹏(2003)提出了规则与主板直接对接的“中小企业板”概念,建议创业板推出应贯彻从紧到松和从高到低逐步调整的指导思想,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在提高创业板门槛的前提下,尽快推出“改良”后的创业板,也就是门槛不低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第二步,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的加深、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加大,再调低上市标准,推出门槛较低的创业板j。成思危(2003)提出“三步走”思想:第一步,现在搞科技板块,先不降低门槛,在已经发审委通过的几十家小盘股中挑一些,组成科技板块,到深交所上市;第二步,逐步研究,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中小型创新企业通过科技板来融资;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创业板k。 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我国可以首先活跃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场外交易(OTC)即三板市场,恢复NET和STAQ交易,辅导培养一大批未上市企业,形成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后备企业。这类企业至少要形成大约8000-15000家的队伍。其次,在这些上市后备企业中筛选一些具有良好成长前景的企业进入“中小企业板”,这类似于NASDAQ的小型资本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1000-1500家。最后,在“中小企业板”精选一些规模较大、需要更多发展资金的企业转入创业板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200-500家。深交所通过对中小企业上市资源调查,掌握了3328家重点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其中,辅导企业634家,占950家辅导备案企业的66%;后备企业2694家,占81%。在3328家辅导企业及后备企业中,880家具有完整的信息资料,明确表示有上市意向。对照目前的发行上市标准和主要财务条件,408家大体符合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条件,属于后备上市资源,占880家的46.4%l。我国有充足的上市企业资源,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有上万家,而且90%以上为中小企业,为二板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见表二)。 建立一种“接力棒模式”而不是“终身制”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不同层次上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各个不同层次的市场对进入企业在注册资本、盈利能力、成立年限应有所不同,以满足不同、规模、风险度的企业都能以合适的方式实现产权交易。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为了急于扩充上市公司数量而降低上市标准和忽视公司治理,降低标准虽然有可能促使部分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但是也很有可能让一些质量不高的企业混入二板市场,使得二板市场成为垃圾市场,海外相继关闭的二板市场就是很好的案例[7]。 四、我国二板市场发展的区域选择 资本市场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我国二板市场发展还面临着区域选择问题。二板市场应该选择金融、投资意识较强的地区。尽管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十多年,但投资者多数属于短线投资,还没有上升到价值理念投资的高度,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而且二板市场也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因此,在金融、投资相对发达的地区推行二板市场,容易被人们接受,成本也较低,而且也容易找到更有价值的上市企业。再者,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发展迅速,其投资风险也逐渐被人们接受。根据以上原则,我国地区性二板市场应选择以下三个地区:一是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二是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三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投资意识强,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中小企业发展成熟,也比较容易接受国外先进的观念和事物,而且也是中国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密集、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社会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具备发展二板市场的外界环境。以深圳为例,截止2004年底,深圳共有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公司197家,比2000年增长了410%;深圳地区实收创业资本总额125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223%。深圳的创投机构数量和创投资本双双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内创业投资资本聚集力最强的地区。尽管从短期看,我国还不需要这么多的区域性二板市场,但从长远看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也可能有多个二板市场,如日本东京的Mothers和JASDAQ二板市场[8]。从目前二板市场准备的成熟度来看,在深圳运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在上述其他地区推出区域性二板市场,甚至必要时在中西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发展,如武汉、西安、成都等。 市场研究论文: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研究论文 关键词: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土地级差收益;《物权法(草案)》 内容提要:现行立法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态度。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普遍存在,许多地方也在进行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探索。但是,地方政策和法规无法根本保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急待规范运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寻求根本突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条文;充分保障农民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改造农村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我国的土地分为农地和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又分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农地可以通过征收和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变为国有建设用地,但它要变为集体建设用地,除了要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外,还被严格限定在农民自用或以土地合伙或入股与他人办企业、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自建宅基地的范围,而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处于法律严格限制的范围。事实上,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相当大的规模已成事实,据统计,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量1700万公顷,相当于全部城市建设用地700万公顷的2.4倍。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早已自发存在,甚至在数量、规模及地区覆盖面上有不断扩大之势。面对这一矛盾,在政策层面,国土资源部早在1999年开始,就陆续在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河南省等地进行试点。本文将回顾集体建设用地在法律上的演变,并结合全国几个集体建设用地的试点,探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必然性、形式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集体建设用地的法律空间 (一)集体建设用地管制之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集体建设用地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局限于所有权人之间且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划拨和平调。[①]虽然这一时期集体建设用地基本上由社队自行管理,但在计划经济的严格管制下,并无土地市场的生存空间,更无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之可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创造了两项奇迹。一是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创造了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奇迹。另一是农民利用集体的土地创办乡镇企业,创造了农村工业占据全国工业半壁河山的奇迹。遗憾的是,支撑这两项奇迹背后的土地制度安排却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 当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农用时,经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以包产到户为优秀的农地制度变革以及相关的法律政策演变,现行法律对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已有很高程度的保障,且权利的取向也越来越明确和清晰,具体体现在2004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近向全民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②]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土地承包到户后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严峻形势,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壁垒下,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办起了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工业化模式,让几亿中国农民以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因而也得到中央政策的许可与支持。应当承认,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当时在建设用地管理上相对宽松的环境。 当乡镇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沿海及大城市郊区发轫时,我国直到1986年才有第一部《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1986年《土地管理法》)。这部法律经历过1988年的第一次修正,但直到1998年通过新的《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1998年《土地管理法》)之前,对集体建设用地还是采取了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对平等的态度。它在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处置上,按照《宪法》的精神,将土地国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立,如“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将“国有建设用地”和“乡村建设用地”分别用两节来做出管理规定。 尽管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以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的规定,埋下了由于未对公共利益作明确限定、国家进行任何建设用地都可征地、且被征地单位都必须服从的种子,但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还是比较容易的。具体表现为:乡(镇)村建设用地的批准权主要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只要符合乡(镇)村建设规划,就可进行。如果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进行建设,只需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只是在使用耕地时才需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民建住宅,也只原则性地提出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对于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也是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县级以上政府只是规定了一个不同企业规模的用地标准而已。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则是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应该说,在当时大力提倡发展乡镇工业的大政策环境下,乡村建设用地审批权主要在县乡两级,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用地的管理还是有利于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发展经济的。 (二)现行制度之解析 相比于1986年《土地管理法》,1998年《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则施加了明显的限制,大大缩小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空间。尽管1998年《土地管理法》仍然维持了《宪法》对“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二元格局,但对两种性质土地的管理的表述则改变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将其并立的做法,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的“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已变成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将“国有建设用地”和“乡村建设用地”分节处理,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则合并成了“建设用地”一节。除此之外,1998年《土地管理法》在关于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具体细节上也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关于“建设用地”部分的第1条,就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把“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的路给堵住了;当然,它还为农民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43条) 从1998年《土地管理法》来看,保留给农民集体将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的范围包括: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②村民住宅建设;③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就是在这些许可的范围内,还有两条约束着农民对集体土地的使用,一个是用途管制制度,另一个是上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以上两条是1998年《土地管理法》与1986年《土地管理法》相比最为不同的地方。用途管制和审批权上收,是针对农地转为所有建设用地的,也就是说,所有建设占用土地,只要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就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当然包括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因此,与1986年《土地管理法》相比,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生效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乡(镇)村兴办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农村村民建住宅时,除了要得到有关批准外,就是增加了占用农地时的审批。而占用基本农田和占用一般农田35公顷的审批就要上报国务院,在地方重点工程和产业优先发展项目的建设用地都要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获得的现实下,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建设在政府的考虑中无疑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可以从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提出的对“兴办企业的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中,感到政府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供应的从紧倾向。 因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经济、以及土地农转非相对较便利的环境,到了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发生了根本改变。1998年《土地管理法》框定了建设用地使用的基本格局,那就是,非农建设用地主要靠国有土地来满足。由于该法对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规定,国有土地实际上通过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来满足。尽管保留了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创办乡镇企业、可以从事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建农民住宅的权利,但是,由于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和农民宅基地只允许一户一宅的规定,加上建设用地的指标管理和农转非时的审批中的弱势地位,就决定了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和比例不断缩小的现实局面。由此不难理解,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尽管保留着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的空间,但由于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种种限制,这个空间已越来越缩小,农民利用土地办企业更难得到批准,农民盖房的指标也越控越严,以致出现土地农转非进程中的国有化趋势。 同时,法律的例外规定为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入市提供了变通的路径。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在原则上禁止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同时,例外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在特定的情况下(企业破产、兼并等情形)进入二级市场。 二、浙江湖州:规范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问题是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变之后土地管理部门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此前,乡镇企业资产属于集体财产,企业建设用地虽然没有计价并反映为企业资产,但由于两者权利主体均为村集体,原有制度之实施并无大碍。但是,一旦乡镇企业改制,企业的资产不再属于村集体所有,企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的处置即成问题。对此,许多地方采取的方法是由企业与土地管理部门补办手续,直接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用地,在程序上先由企业补交相关税费和土地出让金,然后办理国有土地证。 浙江省湖州市是浙江省和国土资源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的试点地区之一。试点工作以解决乡镇企业土地资产处置为出发点,其间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乡镇企业改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企业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不具备此条件的,须依法补办用地手续,并取得土地使用证书。 2.乡镇企业改制进行资产评估时应包括土地资产的内容。 3.乡镇企业改制方式不同,办理用地手续的规则也不同。(1)企业整体转让或部分不动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的,由受让者依法办理土地征收、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和造地专项基金等国家税费;(2)集体土地所有者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改制企业的,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管理部门向出租方颁发《集体土地租赁许可证》,承租企业向出租方支付租金。(3)乡(镇)、村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集体土地性质不变,乡(镇)、村每年收取红利。(4)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乡(镇)、村集体企业改制时,由乡(镇)资产经营公司或村经济合作社补办出让手续、补交出让金后,可以转让、出租给改制企业,补交的出让金要返回乡镇80%. 在处置转制乡镇企业土地资产的基础上,湖州市又将这一探索延伸到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1999年,在该市善琏镇进行试点。善琏镇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形成湖笔、纺织、机械三大产业,用地需求剧增。由于使用国有土地成本太高,而原有乡镇企业许多处于关、停状态,存在大量闲置建设用地,市国土局决定在该镇进行试点,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允许集体土地在符合如下原则时进行流转:(1)已经依法取得镇、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即办理过相关使用手续);(2)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和相关流转条件(一般村镇规划区内的流转,原则上征为国有;规划区外的,实行集体土地内部流转);(3)流转形式包括转让(含作价入股或出资)、出租、抵押;(4)土地收益分配,谁所有谁收益,土地管理部门按土地流转收益金额收取5%的手续费。 随后,湖州市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该办法将流转适用的范围限定为工业园区和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不适用于建城区和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也严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商贸和房地产开发。用地者通过一次性转让和作价入股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所得收益全部纳入乡镇专户,乡镇提取15%用于乡镇基础设施,剩余由土地所有者分到各户。 应该说,湖州市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试点为当地小规模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农民集体也从中获益。到2004年,已办相关许可项目604个,总面积521.82公顷,农民集体取得收益1.5亿元。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该市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试点相当谨慎,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受到了严格限制,如只允许在规划区外进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用于商业性开发,而且该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局限于存量建设用地的流转,仍然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框架下进行,其经验得失尚不具有普遍意义。 三、安徽芜湖:为国土资源部改革做政策和法律储备 1999年11月24日,国土资源部批准芜湖市为全国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在各地进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尝试中,安徽省芜湖市是第一个经过国土资源部批准、并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见,芜湖市方案最能代表国土资源部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上的意图,而国土资源部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集体建设用地的政策走向。正如芜湖市的《试点方案》在其试点宗旨中所明确表述的:“通过农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贯彻新《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的条件下,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条件和形式,管理方式和程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等,从而建立起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试点前,农村集体土地自发流转在芜湖市就已普遍存在。[③]当时,市政府正筹划利用中央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和安徽省政府以芜湖市为重点融入长江三角洲的政策,通过“让农民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者集中、工业向小区集中”,来推进该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试点地区后,芜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芜湖市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近三个月时间就形成了《试点方案》,并得到国土资源部的认可,正式付诸实施。 芜湖市方案的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1、乡(镇)村办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个体工商户、私营或者联户办企业以及农村村民建住宅等可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取得可以不改变集体所有权性质,只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集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2、集体建设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开发,采用招标、拍卖等市场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3、集镇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建设规划,并根据这一规划向县政府申报下一年度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并报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试点乡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由市人民政府实行计划单列。 4、集镇建设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在涉及占用农用地时,须按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5、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经批准可以采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多种形式进行流转;在流转时,要征得土地所有者同意,并由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签订书面协议。 6、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分首次流转和再次流转。如发生首次流转,土地所有者和流转双方须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同意流转协议、土地流转合同、地上建筑物证明等文件,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领取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许可证,办理土地登记。如发生再次流转,流转双方须持土地使用权证、前次流转合同、本次流转合同、地上建筑物证明等文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或租赁、抵押登记手续。 7、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要在土地所有权人与市、县、镇人民政府之间分配。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流转时,土地使用者须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流转收益。首次流转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流转合同的约定,如期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土地流转收益。再次流转的,则要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征收标准缴纳土地增值收益。 8、允许分属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进行置换,促进建设用地向小城镇集中和土地整理。 在确立上述基本原则后,芜湖市又制定了《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细则》,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了细化和延伸: 1、集镇建设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对农用地的承包经营者和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者进行补偿。 2、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首次流转的程序依次为:第一,土地所有者与流转方签订同意流转协议;第二,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第三,土地所有者和流转双方向土地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流转申请表》;第四,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核,填写《流转呈批表》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颁发《流转许可证》;第五,流转双方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费等有关费用,及办理土地登记。如发生再次流转,流转双方直接向土地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或租赁、抵押登记手续。 3、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土地可用于:居住用地(7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工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 4、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时,土地使用者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的土地流转收益,其标准分别有:3元/平方米、2元/平方米和1元/平方米。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再次流转产生的增值收益,在减除前次流转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后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增值收益,在土地所有者、镇、县(区)、市之间按2:5:2:1进行分配。 根据我们对芜湖县清水镇、繁昌县三山镇、南陵县三里镇、鸠江区大桥镇和马塘区鲁港镇进行的实地调研,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步骤和方式如下: 第一,试点乡镇编制土地利用和集镇规划,是集镇土地开发的第一步。各镇对1996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进行了修编。以南陵县三里镇为例,2002年4月,镇政府修改了1996~201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城镇用地从12.12公顷增加到2010年的250公顷。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修改调减了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增加了一般农田面积,基本农田从3558.12公顷改为3248.24公顷,一般农田从244.92公顷改为528.79公顷。从规划图上看,该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地全部划成了建设用地和一般农地。 第二,土地的流转实际是村集体组织从农民手中收回承包地,再流转给镇政府。土地流转的具体步骤为:第一步,由村负责从农户取得土地。以三里镇孔村与农民王小旦签定的“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为例,“为加快三里镇小城镇建设,甲方需使用乙方的承包土地,因此,需要收回乙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收回乙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1.6亩,年限为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剩余年限23年。二、甲方付给乙方每亩土地补偿费7000元(其中含劳力安置费、青苗补偿费),计11200元。三、乙方自签订本协议后,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甲方流转用于三里集镇建设。”第二步,由村将收回的农民承包地流转给镇政府。以三里镇孔村、西岭村村委会流转给三里镇土地开发公司的一块地的合同为例:“乙方从甲方流转16431平方米(246.6亩),用于建公路站,文化美食城,农民住宅小区。转让期23年。” 第三,各试点乡镇成立镇政府建设投资公司,对集镇建设用地成片办理土地使用或征用手续,开发形成建设用地后,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转让或出租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四,缴纳土地流转收益。这几个镇规定,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一次性缴纳转让年限内的土地流转收益;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出租的,可一次性或逐年缴纳土地流转收益。 第五,流转收益和增值收益在土地所有者、镇、区、市人民政府之间按2:5:2:1进行分配。2002年,明确市级不参加分成,将县、乡、集体经济组织分成比例调整为1:4:5. 从国土资源部直接介入的这一试点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积极的因素: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属关系的前提下,以出租、出让、抵押等方式进行流转,农民集体可以分享土地流转的收益,这与现行《土地管理法》有根本性突破;在制度建设上规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程序和规则,还对集体建设用地首次和再次流转及其收益分配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主管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方面的努力。这一试点也体现了主管部门在形成建设用地统一市场方面的努力,那就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严格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按照土地进入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方式进行,表现为先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集镇规划,给农民的补偿与征地补偿相当,土地的出租、转让、拍卖由镇政府进行。因此,芜湖市方案尽管在农地变为建设用地过程中,保留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关系,但是,在土地出让期满之前,农民土地所有权在收益上的实现与国家征用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采取向农民一次性支付补偿款的方式。对农民的最大安慰是,在土地合约期满之后,农民仍然保留着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农民如何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价值的升值,将是芜湖市方案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广东:从基层创新到地方立法 (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层创新——以南海市为中心 与芜湖市相比,广东省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特征。它首先在南海市(现改为佛山市的一个区)、中山市、东莞市等地,由农民集体自发进行。南海是这场制度创新的发源地。1992年前后,为了应对农村工业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当时的南海县政府的做法是,以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为单位,对集体土地进行“三区”规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和商住区,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以土地招商引资。这种模式,避免了国家征地垄断农地非农化的格局,为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推进工业化留下了较大的空间。[④] 南海做法在当时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阻力,因为它与当时的法律并不相违背,1988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而且按照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只要按照乡(镇)村建设规划进行即可,且县级人民政府就有权批准。对南海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唯一要应对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内每个农民的财产权利。南海做出了如下制度安排:用集体土地股份制替代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具体办法是,将集体财产及土地折成股份,以社区户口作为配股对象,并根据不同成员的情况设置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等多种股份,以计算不同的配股档次,按股权比例分红,农民手上的承包权证被置换成了股权证。 实行土地股份制后,农民不仅没有损失农地分户经营下的财产权益,而且随着土地的非农化经营,这份权益的价值还在不断增大。因为在新制度安排下,农地承包制时分配土地的基本原则得以保留,它将分红权严格限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成员,并对因婚嫁、入学、入伍等各种因素引起的人口变动所导致的成员权变化引起的股权调整做出了严格规定;在分红原则上,既体现了“人人有份”,凡“属本村的常住农业人口”每人一份“基本股”,又兼顾到“贡献大小”,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从16周岁到56周岁以上分为四至五档,每档一份“年龄股”。另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收益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有所延伸。在承包制下,土地承包权是农民对所承包土地投入使用后获取收益的权利凭证;在实行股份制后,股权则是集体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红利分配的权利证明。他们将土地的使用权让渡给了集体经济组织,但他们对土地的收益权以红利的形式得以保留,而且在土地作非农使用后他们还可分享土地的级差增值收益,因而使农民土地收益权的量增加了。因此,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成可以永久享有的股份分红权,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合理内核,又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延伸到了土地非农化过程,使农民分享到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上涨的好处。1993~2005年,南海农民每年通过股份分红平均达3000多元。 与农民以土地分享工业化的好处相比,受益更大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在土地非农化进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面负责土地的规划、开发、出租与收益,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土地经营者。为了经营土地,南海对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改造,以村为单位成立了股份公司,形成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结构。股份公司主要负责土地开发,商业铺位建设和出租,鱼塘投包,土地投包,其中土地开发和商业铺位出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股份公司没有经济实力之前,一般是先出租土地,待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便开始盖厂房来出租,以使土地的附加值提高。股份公司的经营纯收入,在扣除国家税收、上缴各种费用、弥补上年度亏损、以及提留10%作为福利基金后,剩余部分留51%作为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另外49%作为土地分红。1993~2005年,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村组两级)从土地和厂房出租获取收益每年高达5000~6000万元,高的达上亿元。 集体经营土地收入成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为村民提供福利的主要来源,公共产品和福利包括修建道路、桥梁、自来水、下水道、村容整治、医药费补助、建校和学校日常支出补助、养老补贴等。以全市实行土地股份制的村统计,每年用于公共投资和福利提供村均500~600万元。 总起来讲,土地股份制的最大好处是,将土地非农化的级差收益保留在了集体内部,让农民集体分享到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上涨的好处。与国家征地相比,在土地股份制下,在扣除土地有关的各项税费以后,土地级差收益的大部分由集体和农户享有。在南海,集体将一亩土地租给企业使用,一般年租金为8000~10000元,企业至少要先交五年的租金。这样,集体和农民不仅可以一次性获得地租收益每亩4~5万元,而且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关系未变,他们还可以不断分享土地的级差收益。这种以土地启动的工业化,降低了企业创办的门槛,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对一个初始创办的企业来讲,如果通过征地方式取得土地,企业不仅会因手续繁杂而影响开工进度,而且还要支付高昂的土地交易金和土地出让金。在南海,一亩农地要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如只办农地转用手续,牵涉到的费用有:耕地占用税4000元,征地管理费1500~1800元,复垦基金1万元,农业保险基金6000元,农田水利建设费1333元。如办出让手续,除了上述费用外,还要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工业用地为1~2.5万元,商业用地12.5万元,住宅用地以前为8~10万元)。在工业较发达的地方,企业用地费用比这要高得多,如在大沥镇,要办国有工业用地,农田为13万元,综合用地22万元,房地产用地达25万元。南海通过租地的方式,使企业创办的费用大大降低。正是这种灵活的土地使用方式,促使大量企业在南海落户、生根,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工业带。 但是,这种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经营集体建设用地的办法,也面临困境。一个是传统集体经济的“囚徒困境”。主要表现为,由于集体经济实力过于庞大,给集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的有效管理带来一些隐患。政权机构和集体经济组织庞大,政府开支巨大,加上各机构人员交叉任职,使集体组织的当家人的行为缺少制衡和监督,难免出现村干部以权谋私,占用集体资金等行为,也减少了农民以股份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比例。从这点来讲,南海土地股份制并没有摆脱集体所有制造成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残缺,必然影响农村社区的长期发展。 更大的问题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南海的集体土地出租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的做法在当时的法律中还可以找到说法。但是,随着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尤其是明确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处于两难境地,尽管法律还允许农民自用土地或以土地入股从事乡镇企业,但是在90年代末以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这条路已缺乏现实基础。其一,集体利用自己的土地办乡镇企业,由于产权天然不清,且缺乏有能力的企业家,这类企业个个负债累累,纷纷改制,当地人不会再去仿效。其二,用土地入股合办企业也不成功,集体产权所有者缺位,资金入股方常常按内部人控制。企业赢利,土地方得不到分红;企业亏损,股东还要背债。 尽管面对法律的限制,农民集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还是大量从事着将土地出租或者在土地上建厂房、仓库、店铺出租的行为。为了避开同法律的正面冲突,农民集体采取应对办法,使出租地、厂房表面合法化。①“以假乱真”。在办土地转用手续时,上报的合同是合作、合资合同。背后合同都是土地使用权租赁、转让合同,合同期少则5年,多达50年。也有的表面是自用,由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用地办企业,土地使用权证办申请方名下,出资人实际是承租方,凭一纸租赁合同取证土地使用权,政府管理部门很难发觉。②“无证用地”,出租土地和厂房店铺等,根本不到国土部门办理登记转用手续,完全黑市行为。该市平洲区上报给国土部门的非农建设用地统计数为2000亩,而实际保有达8000亩,漏报达3倍之多。在南海市,农民不愿讲,集体不愿办手续的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存在,使近一半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建设用地处于非法状态,为此出现了大量法律纠纷。2001年,该市法院房地产庭受案780件,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案78件,占10%;2002年上半年受案110件中,涉及这类案件33件,占30%.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案件呈激剧上升态势,而这些案件都与非法出租土地、厂房有关。 这种大量的、普遍的、查不完、禁不止的非农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对现行法律法规形成倒逼之势。据我们了解,除了南海市外,浙江省温州市,广东省顺德市、东莞市等地,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等地,凡是民营企业和外资发达的地区,集体出租土地现象都较为普遍。集体组织出租非农建设用地不受法律保护,既损害农民集体的财产性收入,又影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后劲。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出租、转让非农建设用地是违法行为,所立合同是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由于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其处理结果一般都是:将土地使用权还给集体,土地租金返还交租者。尽管建筑物是以土地所有权人的名义合法报建的,但承租方为出资建筑方,作为不当得利,集体还得向他们返还建筑物的价值,承租方反而能从集体拿回投资。一些人开始钻法律空子,有的企业在合同期满之前,故意不交租金,以此起诉讼,坑害农民和集体。这种社会现象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此外,因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违反了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银行不愿意承担法律风险而接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担保物,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体土地的融资能力。尽管中小企业租用集体土地创办时门槛低,但到了发展时期,许多资金都用在租金、厂房和设备,变成了不能流动的财产,他们成天为流动资金发愁,为扩大企业规模发愁。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方立法 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秩序,保障经济正常发展,广东省政府于2003年出台《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通知》,并于2005年6月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该年10月1日在该省范围内实施。 这部地方规章开宗明义,旨在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明确集体建设用地可用于: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投资企业(包括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联营企业等;兴办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兴建农村村民住宅。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转让、转租给予了明确界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将一定年期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一次性支付出让价款的行为。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出资)的,与他人合作、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的,视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出让、出租时,由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合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应当持该幅土地的相关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或作价入股(出资)合同(包括其村民同意流转的书面材料),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和领取相关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租,且应签订书面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相关合同,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和领取相关权证。 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地方规章还提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要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应当签订抵押合同,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抵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应当提供其全体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抵押的书面材料。”另外,它还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者出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取得的土地收益的管理和使用方式,要求将其纳入农村集体财产统一管理,其中50%以上存入银行专户,专款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安排,不得挪作他用。 《办法》的出台,在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的发展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 第一,有利于实现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打破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在现行《土地管理法》下,同一块土地分属两种权利体系(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建设用地国有制),受到两种不同对待(集体土地只享有在承包期间农业范围内的种植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国有土地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和转让权),尽管这种二元格局为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便利,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办法》实施后,一方面,农民的集体土地可以不需要事先变成国有土地,从而享有了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出让权、出租权、转让权、转租权和抵押权,真正实现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另一方面,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它们无论是“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股份制、联营)”,还是“兴办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或是“兴建农村村民住宅”,都不必唯一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也纳入它们的可选途径,从而打破了国家垄断建设用地独家供应一级市场的局面,有利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⑤] 第二,有利于土地市场的规范化,合法保护土地交易双方的利益。《办法》颁布与实施后,无论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出租,还是转让、转租,其相关的土地权属证明、出资合同等都在市、县人民政府备案,因而有利于合法保护土地交易双方的利益。 第三,有利于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分享土地价值增值的成果。《办法》实施后,由于大量的建设用地不必非得先转为国有土地,农民就可以通过他们的集体所有土地,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由于保留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变,农民集体还可以以此长期分享土地非农化后的级差收益。事实已经证明,与国家征地不同,集体流转的建设用地在上交了与土地有关的各项税费以后,土地级差收益的大部分由集体和农户享有。 第四,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门槛,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在国家征地制度下,企业使用国有土地,除了交纳各项税费外,还必须交纳一笔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而企业与农民通过租地的方式,使企业创办的费用大大降低。这个模式不仅对广东省农村工业化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正在启动工业化、且储备着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的中西部地区,意义更大。这种模式除了因土地费用低导致工业成本降低外,另一个对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企业的好消息是:《办法》允许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设定抵押权,突破了《担保法》上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抵押的规定。这一规定意义非凡,企业可以以其依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到银行抵押,获得金融支持;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们又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获得更大的资金,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和规模的扩大。 但是,由于《办法》只是一部地方规章,不可能根本突破国家大法,在一些规定上还留有现行法律的缺陷,如,其规定,“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对于城郊结合部主要靠房租收入为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讲不利,对于农村宅基地的商品化也不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者应当服从”,在目前国家征地范围过宽的现实下,这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规模和集体所有权的长期保持带来威胁;等等。所有这些有待国家土地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发挥市场对土地这一最稀缺资源的配置作用。[⑥] 五、昆山车塘村与南海洲村:农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新途径 在南海制度创新中,我们提到它仍然面临的“集体所有制困境”。即,它在面对土地非农化进程中的价值增值时,通过成员权分享土地级差收益,将土地级差收益留在了集体内部。但是,这种以成员权为基础建立的土地收益分享机制,又成为土地资本化和社区发展的桎梏。农民在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进程中,如何从这一桎梏中走出来,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发展中面对的根本挑战。好在农民的实践显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端倪。 1992年以前,昆山基本上是个农业县。从1992年开始,随着一个个台商在这里开厂创业,这块仅77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就吸引了448家外商和台资企业,给这个县级市创造了2053亿元的财富。在昆山的发展中,土地的作用功不可没,即以土地的招商引资,成为大批台资和外资企业选择这个比上海和周边县市硬环境相差很远的县落户的秘密。那么,在昆山以土地富县、强县的进程中,农民如何分享到发展的好处呢?昆山的办法是,靠激活集体土地流转,让农民以地生财,以地致富。1998年,由于建设用地审批仍处于冻结,而正处于腾飞的昆山又急需土地,当地国土部门便将目光盯在了存量建设用地上,出台了《关于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意见》,全市先后盘活内资企业存量土地200余宗,面积5583.9亩,盘活土地资产6.4亿元,农民的就业也有了出路。在昆山开发区8万多亩工商用地当中,未经国家征地、由农户转让使用权的土地约2万亩。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土地大幅度增值情况下,当地农民如何分享土地的利益。[⑦]昆山市陆家镇车塘村是比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村子,该村农民集体就面临以上问题。该村仿效地方政府的做法,通过买土填平村头村尾的烂泥塘、沟渠的方法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仅在1997年,该村就通过这种方式“复垦”出40亩土地。1999年,村民陈振球提出向村里租一亩地,联合村民投资建厂房出租,得到了村委会的首肯,于是,他联合4户村民,出资15万元,建造了一个432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厂房出租后的第一年,他们就获得了12%的投资回报。这种方式迅速为其他村民所仿效。到2001年12月,车塘村共成立了9个投资协会,总计投资679万元,参加投资协会的农户总数为105户,接近总户数的1/5.除了15栋标准厂房,协会兴建的项目中,包括两座打工楼(宿舍楼)、一座农贸市场和66间店面。昆山市委把车塘村的做法称为“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并作为该市的一个试点。后来,昆山市委在出台的一个富民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经济,是富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到2002年,昆山市已经有1600余户村民自发加入各种以土地收益为目的的合作社,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6000万元。 有意思的是,车塘村的做法,在以推行集体土地股份制闻名的南海下辖的罗村、洲村等村也出现了。洲村隶属南海里水镇,与广州市的白云区仅一水之隔,1994年开始搞社区股份合作制,股份按年龄分配,满股10股,2004年每股分红300元,2005年每股分红400元,每人平均分红3060元。股份制企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和厂房出租。到了2005年初,村里干部意识到,土地租一亩,少一亩,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而这里靠近广州市,广州市的一些企业正向这里转移,土地愈显金贵。另一方面,集体土地股份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一个是其福利性使农民分红额达不到预期水平,另一个是参与分配的成员只关心股份分配,无法也不关心股份公司的管理。而2003年,该村有5个合伙组织从集体租地,获利甚丰,他们从村里以每亩10000元租地,盖好厂房后出租每平方米7.5元,比村里厂房出租租金每平方米1.8元高出许多。2003年以来,全村已有200亩地以此形式出租。村里认为,对村里剩余的寸土寸金的土地开发不能用租地的方式,但也不能用老的福利性很强的社区股份制。于是,从2005年初开始,发动村里人以资购股,每人可购一股,每股1万元,股份的分红按资分配,经过一年的动员,先收1000元认股,全村2395名村民,入股的达到85%.收认股资金200多万元,第一期开发50亩地,向集体租地以每亩1.4万元交地租。村干部认为,这种新型的股份制,必将发展壮大,因为每个股民对资产的运营更为关心,也不会被高额的福利所拖累,每个股民的股份分红会更高。待这种新型股份制发展壮大以后,由它来收购老的社区股份制,从而走出集体经济的泥沼。 六、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须解决的政策和法律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普遍存在。许多地方也在进行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探索,但是,地方政策和法规由于与国家大法冲突,无法根本保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急待规范运行,为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寻求根本突破。 (一)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 由于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到哪个村庄,就意味着该村的土地被强制征用,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也相应失去了利用土地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因此在政策上应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就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我国法律上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同分为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这两种所有权在所有制基础上是相同的——均为公有制,只不过公有制的层次有所区别。有学者即据此认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是“上级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下级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在等级上和本质上存在差异。[⑧]在实践中,受这种观念的左右,许多人主张国家土地所有权应予特别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应给予差别待遇。[⑨] 我们认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同,并不表明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法律作如此规定,体现了对主体之间经济成分不同的肯定,同时赋予不同主体之间相同的法律地位,并受平等的法律保护。同时,无论是权利的来源,还是现行的制度设计,国家土地所有权并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上位阶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既然国家土地所有权上可以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且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逻辑上的推论应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亦可设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亦可依法流转。 因此,我们建议在《物权法(草案)》“所有权”中增加国家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具体为:(1)增加“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农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同地、同价、同权’”的条款,结束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上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状态。划分农用地与非农用地、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用地、经营性用地与非经营性用地的标准,只能按规划要求,不能依所有制性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同国有建设用地相同的抵押、出租、转让的权利。(2)增加“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权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必须正视住宅商品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农民财产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村的半商品化状况,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二)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条文。 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乃不争之事实,由于现行法律的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大多以私下的、间接的、非正常的途径和方式进行流转。这种隐形流转虽然有地方政府默许,其隐忧是明显的:第一,与现行法律冲突,既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也影响企业发展的长远预期;第二,形成竞相压价,利益流失,和土地市场不规范;第三,由于集体土地的地权初始形态模糊,在级差收益的分配上造成集体部分过大,农民分红缺乏制度保障。[⑩]所有这些都呼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全国性立法的出台。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基于所有权的基本原理,“农民集体”自然就享有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处分集体土地的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权利。同时,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均明文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条文中并未将集体土地使用权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也未就转让设定任何具体的附加条件。必须正视《土地管理法》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已完全滞后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现实,这一滞后不仅减低了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保护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妨碍了正常的交易活动,删除这一禁止性条款已成必须。与此同时,应当总结近些年各地开展试点的经验,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法规,引导集体建设用地在合法的轨道上进行,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促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形成。 (三)充分保障农民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 在现行制度之下,农村土地进入市场须先转为国有土地,农民所获的征地补偿仅与其土地农作有关,土地征收、转用过程中的级差收益被政府拿走。国家在自利动机的诱惑下,就会倾向滥用其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以不正当分享甚至完全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来聚敛财富。[11]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立法宗旨就是让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成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之所以普遍存在,反映了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土地级差收益的要求。集体建设用地的立法应在坚持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农民集体获得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包括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在完善税制的同时,尝试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经营性开发;突破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限制,推进宅基地的商品化,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的房租收入。 (四)改造农村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反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学者往往认为,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后,真正受益的是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的少数“内部人”,将造成对农民权益的剥夺。在农村社区民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只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保证集体建设用地公开、公平地进行流转,即可避免这一现象。如在流转程序上可以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并在依法成立的土地交易机构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网上竞价等方式公开进行。尝试以农户或农民以自愿入股形式从事厂房的投资与开发。在土地产权上,严格界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权利和流转收益上的分配;在制度上严格制约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金的使用;将土地流转收益的集体部分最大程度地运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以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 市场研究论文:美英保险市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200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东荣带领外汇局与保监会的有关人员对美国和英国保险市场进行考察。考察团走访了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丘博集团、英国劳合社等七家公司,主要对保险公司资金风险经营和监管情况,再保险业务及资金流动情况等进行了重点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保险外汇业务管理的基本框架等提出建议。 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及其管理 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既包括了保险费率厘定、险种设计和保单销售等承保风险,也有汇率、交易等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最终表现为保险公司是否具有充分的资金量和足够的资金流动性。在保险经营实践中,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保险经营风险的分类和认识略有差异。 例如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有限公司主要关注承保风险、准备金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货币风险等。而美国人寿保险排名第一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将自己所关心的经营风险细分为200多项,主要包括资产风险、承保风险、国际主权风险、中介费风险、运营风险等。总的来说,承保风险更多地体现为保险业务技术环节,其他各类风险大都反映在保险公司资金流动环节。保险公司风险理念的优秀是资金的偿付能力。各家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管理,美国和英国的保险风险监管,都是围绕着保险公司资金偿付能力和资金风险进行的。 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 此次考察所拜访的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各有特点,但却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 一是不同层次的风险内控(监督)体系,例如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根据风险的可控、可测性将风险划分为“绿色”、“红色”、“黄色”三级。同时,将这些风险评级状况,迅速报告给本部门内部和外部的审计部门,以及公司内部执行风险控制的管理者,从而通过部门内部、部门外部(公司)、公司决策者等三个不同层次,有效解决风险或者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以偿付能力为优秀的自我风险评价。主要是风险资本评估和有效资本评估。前者是目前英美两国保险监管部门运用于保险监管实践的风险评估方式,后者是一些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采用的评估方式。 风险资本(RBC)评估方式是基于保险公司面临风险的一种评估方式。它根据保险监管者确定的风险因素权数,对于保险公司所有的资产风险进行加权,计算出总风险资本。同时,调整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项目,得出风险资本率,从而判断该公司的资金偿付能力处于何种风险阶段。总风险资本=资产风险值+承保风险值+利率风险值+经营风险值—调解因素。其中,各项风险值均是其有关风险资产的账面价值与相对应的风险权数相乘所得。例如,人寿保险公司的利率风险值=养老金准备金x风险权数+寿险准备金x风险权数。对于所有资产和风险资本计算所涉及到的风险权数,均由保险监管部门按年度予以公布,各家保险公司根据统一的权数数值,各自计算自身的风险资本和风险资本率,从而实现本公司的偿付能力评估。 有效资本(EC)评估方式是对保险公司整体资金价值的一种衡量方式,以确保该公司能够有足够的资本,来偿付已经发生的不利事件。它确定公司预期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得出满足一定收益条件下的有效资本。同时,列举出公司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通过风险因素加权得到公司全部资产的资产变动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相乘得出应有资本。最后,将有效资本与应有资本比较,确定公司整体资金的整体风险状况。这种以收益率为基础的有效资本评估模式,主要适用于从事人寿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将人寿保险公司的200多种经营风险加权取得应有资本。同时,根据公司预定的综合收益率,在特定允许的偏差范围内,保证该公司有效资本和应有资本能够在99.97%的概率上进行匹配。换言之,有效资本评估控制了可以控制该公司99.97%的经营风险。 有效资本评估模式的建设前提是大量独立风险因素基于正常的概率发生作用,但对于某些主要的风险因素,还需要通过极端情况或者压力测试的方式进行评估,这样,可以解决有效评估模式所不能保证的0.03%的风险暴露可能性。 保险公司货币风险管理 跨国保险公司对于保险资金的货币管理,分别采取了集中管理和当地化两种不同的风险管理结构模式,但是两种模式反映出共同的管理思路。 一是币种匹配。当前保险公司采取的办法是:根据不同的币种,在现金流基础上匹配资产和负债,利用市场设定的保险资产或负债衍生工具(某些保险资金)调整期限,尽量确保相同期限的资产和负债数量相互匹配,最终实现同一币种资产和负债的匹配。有的是将跨国保险公司各分支机构同一币种的资产和负债集中起来进行现金流分析,一般是将同一国家所有分支机构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如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时是将不同国家但是用同一货币的分支机构集合起来进行管理,如在欧元区。 二是对冲货币头寸暴露。保险公司往往采取远期交易、货币期权、货币互换等衍生工具,继续对冲货币暴露风险,控制因不同币种产生的净负债风险。 三是以投资收益抵补货币风险。保险资金投资是保险公司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保险公司从事投资活动,除了考虑收益率这一主要因素外,还需要从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币种结构出发,通过投资于不同到期日的债券或基金,通过投资于不同的股票市场,使得资产负债的期限得到更加完全的匹配,使得货币结构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再寻求收益率的最大化。当然,资产负债币种匹配以及利用货币工具、衍生工具等投资品种抵补货币风险等种种风险防范手段并非万能。例如,通用科隆再保险公司在再保险经营中,获得了100多种的不同货币资产,该公司通过币种匹配和投资工具的综合运用有效解决了不同币种偿付风险。然而,当去年阿根廷比索发生危机时,该公司在阿根廷的资产仍然遭受了巨大损失。该公司由此考虑在偿付能力评估系统中加大国际主权风险等系统风险权数,同时也在进一步研究在货币风险管理中增加系统风险因素。 此外,有的保险公司认为,通过资产和负债的币种匹配并通过衍生交易对冲净负债的做法成本太高,或者是由于使用金融工具的限制而难以实行,它们会将其资产的计算货币变为篮子货币。篮子货币计算的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因素变动趋势应当是相同的,这样可以降低货币波动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9.11”事件与保险安排 美国世贸大楼赔偿案 “9·11”事件中美国纽约世贸大楼组楼倒塌及其产生的一系列财产、人身损失,酿成人类保险历史上单笔损失额最大的保险事故。至今,国际保险界尚未能够全部计算清楚保险公司对“9……11”事件的全部赔偿。 世界各大评级机构或著名保险公司对“9·11”事件保险赔偿作出估计:瑞士再保险和穆迪估计“9·11”事件造成的全部损失在300-700亿美元之间;慕尼黑再保险、AIG和英国劳合社估计全部损失在400亿美元左右;达信和摩根斯坦利估计全部损失在520-530亿美元;安龙估计全部损失在600-800亿美元之间;高盛估计全部损失为250亿美元,通用科隆再保险估计全部损失为350亿美元左右。不管最终全部赔偿额为多少,必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最大单笔保险赔偿案(安德鲁飓风赔偿案,赔偿总金额为196亿美元)。 “9.11”事件的巨额赔付中,赔偿事故包括:世贸大楼1号主楼和2号主楼的财产损失、其他建筑等的财产损失、商务中断损失、员工赔偿、航空险赔偿、人寿给付、责任赔偿等。与一般估计不同的是,“9·11”产生的一系列赔偿事故,最大的理赔事项是商务中断损失赔偿和责任保险赔偿。根据劳合社估计,两者的赔偿金额超过了200亿美元;次之的理赔事项是其他建筑的财产损失和航空险赔偿,两者的赔偿金额接近100亿美元;较大的理赔事项包括了世贸大楼l号楼和2号主楼的财产损失以及员工赔偿,两者的赔偿金额约70亿美元左右。相对而言,人寿保险的给付金额较小,仅为27亿美元左右。 世贸大楼赔偿案的再保险安排 “9·11”事件产生的任何一项巨额理赔,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均不能独立承担的。保险公司一般通过再保险的方式分散巨额风险。例如,通用科隆再保险公司对于世贸大楼综合保险,提取的保险准备金为187万美元,但截至2002年底,该公司已经支付了3亿美元赔款。据该公司测算,最终可能要支付赔偿共20亿美元,而该公司全部的股东权益市值才40亿美元。显然,完全由保险公司自身支付有关赔款是不现实的。这时,保险公司需要将直接保险(例如世贸大楼及其有关保险合同)进行再保险,减少本公司的自留保险责任,一旦出现风险,可以由多家再保险人共同承担损失。 在世贸大楼赔偿案中,保险公司充分运用了再保险合同,有效分散了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以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为例,它对于本公司承包的世贸大楼财产损失风险,综合运用了临分和合同分保,比例分保和非比例分保等再保险方式。该公司首先与再保险人签订了一个四层的比例再保险合同,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层超赔再保险合同,从而以合同分保的方式锁定了大部分风险责任,对剩余的风险,该公司又通过临分的方式,取得了保障。“9·11”事件后,该公司应当承担的赔款责任共有12.9亿美元,但是,经过上述再保险安排,该公司通过合同分保从其他保险人获得了6.59亿美元的赔款,通过临分获得了3800万美元,最终该公司自身仅需要支付2.5亿美元赔款。可见,有关世贸大楼标的的再保险安排直接使得该公司少支付了10.4亿美元赔款,付出的成本则是6000多万美元的再保险费用。“9.11”事件后的保险经营和监管 “9·11”事件对世界保险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不仅仅表现为巨额的赔款(历史上的第一赔案)和精英的损失(全球保险业界几家著名公司在“9·11”事件中损失了许多保险技术人员),其影响还体现在: 一是保险公司对于承保风险有了新的认识。恐怖主义风险成为保险承保过程中重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过去保险业认为“不相关”的保险风险,例如人寿保险风险、员工赔偿风险、财产保险等,在“9·11”事件却产生了极大相关性,并共同导致了一个巨大的保险偿付。 二是保险经营有了新的变化。保险费率厘定、合同条款等更加详细和周密,除外责任更加清楚准确,特别是核生化因素(NBC)的除外条款。同时,保险公司内部的业务控制,风险管理机制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三是保险公司提高准备金,增强偿付能力。尽管“9·11”事件前,保险公司也会提取一定准备金,但是,在风险巨大的情况下,一般数量的保险准备金是远远不够的。“9·11”事件后,保险公司均为难以预料的风险提高了保险准备金。如劳合社的优秀信用准备金将从2001年底的4亿美元左右扩充到10亿美元(2003年底完成),并且将50亿美元转入其美国信用准备金部分(劳合社的保险准备金由保费信用准备金、劳合社信用准备金,其他独立资产准备金和优秀信用准备金等构成,目前超过30亿美元)。 四是保险监管部门增加了保险风险保障的监管。美国在2002年通过了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案(TRIA),明确提出,对于恐怖主义造成的风险损失,超过一定金额的,由美国政府予以补助。英国也通过加强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管理职能来强化了保险行业的风险监管等。 对我国保险公司外汇业务管理的建议 外汇局承担着配合中国保监会做好保险公司外汇业务监管的职责,就应当对保险外汇资金管理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规划。针对当前保险外汇资金存在的风险点,我们应当积极应对,解决保险公司外汇资金总量不足的困难,增加保险公司流动性管理的手段,拓宽保险外汇资金运用形式,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保险偿付能力,提高国内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社会保障能力。这次对英美保险市场的考察,汲取了跨国保险公司资金风险市场管理经验,对于今后研究和逐步引进市场手段引导保险公司解决业务经营的币种匹配、汇兑和风险管理等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保险外汇管理政策的基本框架刚刚形成,考察团认为应当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管理政策,扩大保险外汇业务经营的空间 当前,境内保险公司所从事的外汇业务主要是外汇保险经营,对于外汇资金运用以及管理还存在较多空白。实际上,保险业务经营和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保险公司,都是通过资金运用的收益弥补保险经营的亏损,增强公司的保险偿付能力。 我国《保险法》确定了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但并没有明确限定保险公司只可以投资人民币工具、不可以运用外币工具,也没有明确限定保险公司只可以投资境内市场,不可以运用于境外市场。当前的优秀问题是,管理部门如何进一步明确操作政策,确定保险资金境内外运用的风险管理模式和资金流动的规范,将《保险法》规定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落到实处,真正扩大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空间。 从市场化经营观念出发,实行审慎性管理 从英美等国对保险外汇资金管理的经验来看,政府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确定可以投资的资产及其规模,确定投资对象标准、实行风险为基础的资本金管理等三个方面的审慎管理,对于公司如何套期保值、如何运用衍生工具避险、如何获取投资收益等并不过多涉及。在我国现行外汇体制下,除了对上述外汇资金运用管理外,国家还对保险公司外汇资金的存放和划转,在境内从事外币计价结算的保险活动等,进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但是,无论保监会和外汇局对国内保险公司外汇资金管理的内容为哪些方面,同样应当坚持审慎性管理原则。外汇管理对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政策目标,主要是监测资金流动,判断其对宏观国际收支的影响并进行政策导向。外汇管理部门只需确定和疏通资金流通的管道,方便监测和引导,并协助保监会确定审慎性管理方案。至于具体的外汇资金流动性管理和运用,资金头寸的分布和调动等,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行决定。 积极调整人民币境外分保购汇政策,有效提高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当前,境内98%左右保费收入来自人民币投保的保险业务。根据保险经营的规律,保险公司收入的保险费,如果超过自身偿付能力的,应当进行再保险。按《保险法》规定计算,境内全部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中应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保险费必须分散到中国境外,这就会产生约12亿美元的外汇资金需求。这对现有保险公司外汇资金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为此,解决保险公司现有外汇资金不足以支付人民币保险境外再保险费用的问题,是近期必须迅速明确的一项重大任务。考察团建议,借鉴国际保险市场有关再保险经营管理的经验,根据再保险风险保障的特点,以再保险合同为基础,研究明确人民币境外分保购付汇政策,使得境内保险公司可以及时足额地将巨额风险分散到国际保险市场,有效提高境内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积极研究保险公司外汇资金流动性管理的政策 目前,境内保险公司对外汇资金基本上没有流动性管理,有关保险外汇资金流动管理的政策还尚未明确。但另一方面,支付保险赔偿或分保费等,往往时间要求特别高。一旦继续支付时,由于外汇定期存款没有到期,而购汇申请因程序性延迟没有获批,保险公司外汇流动头寸不足无法及时付款,会给公司信誉等带来不良后果。国外保险公司往往具有较多流动性工具,包括拆借,将保单、债券、股票等抵押融资等,调节短期头寸。考察团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研究政策,提高境内保险公司外汇资金的流动性管理水平,增强境内保险公司抵抗突发性外汇支付的能力。 积极研究保险公司外汇资金投资的政策 我国保险公司从事外汇保险业务,产生了对人民币、美元以及其他货币等的收付,也必然产生外汇资金投资运用的需求。从大都会人寿等欧美保险公司投资品种的结构看,主要投资形式是政府债券、高信用等级的政府机构债券、公司债等。债券投资收益率稳定、期限结构分布合理,可以满足外汇保险资金不同的收益和期限要求。与此相比,境内保险公司外汇资金运用的渠道还非常狭窄。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运用形式。其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具体是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和国内“AA+”级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由于有关后续政策没有明确等种种原因,当前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方式实际上只有银行存款。因此,考察团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积极研究,拓宽境内保险公司外汇资金投资渠道,增强竞争能力。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考察报告能够对我国保险外汇管理和保险市场发展有一定帮助,这也正是考察境外保险市场的意义所在。 市场研究论文:农村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农村居住人口约占70%。如此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现状,向人们昭示:农村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如何有效地开拓农村市场?解决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发展状况入手分析,农村市场发展不起来,关键是贫困原因造成的。解决贫困问题,对于农村市场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开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中心,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贫困问题。 关键词:农村市场化农村市场贫困改革 我国是一个超级农业大国,而农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贡献远不及其它小国家的农业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1998年,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要15.8%,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它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扩张潜力,启动农村市场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一农村市场启动不动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在中国7万亿存款中,农村居民仅拥有1万亿,人均只有1200左右,农民的增收又较缓慢,农民的增收幅度2001年又比2000年回落了0.3%。所以农村市场启动不动主要是没钱,即贫困原因造成的。 贫困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够完全根除的社会“顽症”。它的存在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钳制性力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钳制性力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群生活水平之间的悬殊差异,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均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国自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在反贫困的问题上已经取的了一系列的成就。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改革开放初期地2.5亿减少到4210万人。 要想把农村市场开发出来,我们首先的任务就是扶贫,以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具体来看,扶贫政策在目前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通过如下措施来具体化: 1国家的地区发展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以缓和东部、中部、西部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 中国的情况是,贫困人群多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实现整个国家脱贫的一个基本点。反贫困战略如果没有地区发展政策的配套,则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地区发展政策的调整,主要就是政府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向中部和西部的倾斜,在财力方面加大投入,在体制变动上给予更多的灵活性。 2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尤其是对农业要加大投入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其速度远低于国家从农业部门取得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长期不足,造成了农业的基础设施破坏,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抗灾能力的下降;再加上农业科技进步缓慢,这样直接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很难提高。 3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 区域劣势加之交通、通讯等条件的落后导致广大农民观念上的保守陈旧。有些地区的农民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农业生长中不因地、因时而异,总是使用“祖传秘方”,农业生长很难提高。更有的人在思想上安贫乐道、安土重迁、整天盼望救济,更有甚者,鄙视经商,认为经商是为人不齿的活动;他们得过且过;宁可常年在困苦中忍受,也不肯主动吃苦去变革贫困。这些思想的存在归根于文化的落后,所以我们要加大教育事业在农村的发展二开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中心 农村市场的主体是农民,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必须以农民增收减负为前提。 (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产量,降低农业生长成本来增加农民收入。 先进技术运用到农业中能简化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加大在选育、引进、繁殖等方面的研究,努力培育和引进一批高产、优质的农产品品种,进一步推广农业增产技术设施,并积极提倡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并在干旱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来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村,应努力实现生产、加工、储藏、保鲜、销售、运输和信息服务的一体化,改变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单家独户分散经营与庞大的市场相脱节的矛盾,要把农业产业化和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有机结合起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并鼓励一些民营企业做好农产品市场的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市场的灵活性。 3在农村实施市场化改革 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我国农村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要素流通,大力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以便农民进入市场,以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业结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计划落后的农业管理体制,为农村市场化创造条件,为农民增收服务。 (1)、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也逐步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但是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直接影响了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是新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2)、扩展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我国农业生产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规模生产,小生产与大市场必然存在难以对接的矛盾。同时,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其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这都是农户进入市场的屏障。而且,现阶段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特点及自然属性决定农产品的流通,有与工业流通完全不同的特性,加大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要解决小农生产的微观农业经济组织与大市场的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必须培育发展各种市场经济组织,建立符合大市场要求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3)、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以质量、效益为目标调整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提高品质,是农村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选择。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出现了相对性,地区性和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产品数量的增减和比例的变动已意义不大,应随着市场需求,提高品质和质量。 (二)减轻农民负担 1端正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 各级地方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要把切实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尊重农民合法权益当作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正确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并正视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对目前的农村经济形势不能盲目乐观,而应当依法管理农民负担,严肃处理各种集资摊派行为,保护农民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2在农村实施税费改革。 农村“费改税”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革命,它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税费关系不清、分配关系不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 3健全政府部门约束机制 政府部门要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建立健全政府部门的约束机制,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 (三)开发适合农村消费的产品 在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中,提高农民收入是拉的作用,而开发生产适合农村市场的产品则是推的作用。我国农村市场消费品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居民的需要,供给农村市场的商品不适销、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而且,农村市场的产品售后服务质量普遍低下,根本没有送货上门、使用指导、定期回访等服务,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顾眼前利益,实行“货物出门后不管”。售后服务的缺陷限制了有支付能力的农村居民的需求。 生产企业应该以满足农村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生产和经营,树立质量意识,向农村提供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特别是要提高销售服务质量。销售服务做的好,会使消费者增加安全感,同时也会帮助消费者降低使用成本,提高满意程度,而这些既有利于企业良好声誉的形成,又会因农村消费者的仿效性和趋同性而产生有效的消费示范作用。 (四)要打破农民传统的消费观念 传统的观念使人们崇尚“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忌讳“寅吃卯粮”,主张“节约在前,聚财在后”,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攒钱消费模式,即使手中有钱,农民对花钱依然很慎重,长期以来“过苦日子”的消费习惯更使人们今天不敢花明天的钱。这种消费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消极作用,降低了消费信贷等政策措施的灵敏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和导向作用。这都充分要求我们在以后的行为活动中,注重农民的消费观念,打破他们长期以来的保守思想,让他们充分了解银行信贷与消费方面的理论知识。 总之,农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与我国来说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对于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同样有巨大的作用。开拓农村市场任重而道远,势在必行。 市场研究论文: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研究论文 关键词: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土地级差收益;《物权法(草案)》 内容提要:现行立法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态度。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普遍存在,许多地方也在进行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探索。但是,地方政策和法规无法根本保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急待规范运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寻求根本突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条文;充分保障农民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改造农村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我国的土地分为农地和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又分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农地可以通过征收和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变为国有建设用地,但它要变为集体建设用地,除了要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外,还被严格限定在农民自用或以土地合伙或入股与他人办企业、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自建宅基地的范围,而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处于法律严格限制的范围。事实上,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相当大的规模已成事实,据统计,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量1700万公顷,相当于全部城市建设用地700万公顷的2.4倍。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早已自发存在,甚至在数量、规模及地区覆盖面上有不断扩大之势。面对这一矛盾,在政策层面,国土资源部早在1999年开始,就陆续在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河南省等地进行试点。本文将回顾集体建设用地在法律上的演变,并结合全国几个集体建设用地的试点,探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必然性、形式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集体建设用地的法律空间 (一)集体建设用地管制之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集体建设用地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局限于所有权人之间且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划拨和平调。[①]虽然这一时期集体建设用地基本上由社队自行管理,但在计划经济的严格管制下,并无土地市场的生存空间,更无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之可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创造了两项奇迹。一是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创造了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奇迹。另一是农民利用集体的土地创办乡镇企业,创造了农村工业占据全国工业半壁河山的奇迹。遗憾的是,支撑这两项奇迹背后的土地制度安排却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 当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农用时,经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以包产到户为优秀的农地制度变革以及相关的法律政策演变,现行法律对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已有很高程度的保障,且权利的取向也越来越明确和清晰,具体体现在2004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近向全民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②]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土地承包到户后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严峻形势,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壁垒下,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办起了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工业化模式,让几亿中国农民以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因而也得到中央政策的许可与支持。应当承认,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当时在建设用地管理上相对宽松的环境。 当乡镇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沿海及大城市郊区发轫时,我国直到1986年才有第一部《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1986年《土地管理法》)。这部法律经历过1988年的第一次修正,但直到1998年通过新的《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1998年《土地管理法》)之前,对集体建设用地还是采取了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对平等的态度。它在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处置上,按照《宪法》的精神,将土地国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立,如“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将“国有建设用地”和“乡村建设用地”分别用两节来做出管理规定。 尽管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以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的规定,埋下了由于未对公共利益作明确限定、国家进行任何建设用地都可征地、且被征地单位都必须服从的种子,但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还是比较容易的。具体表现为:乡(镇)村建设用地的批准权主要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只要符合乡(镇)村建设规划,就可进行。如果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进行建设,只需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只是在使用耕地时才需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民建住宅,也只原则性地提出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对于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也是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县级以上政府只是规定了一个不同企业规模的用地标准而已。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则是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应该说,在当时大力提倡发展乡镇工业的大政策环境下,乡村建设用地审批权主要在县乡两级,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用地的管理还是有利于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发展经济的。 (二)现行制度之解析 相比于1986年《土地管理法》,1998年《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则施加了明显的限制,大大缩小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空间。尽管1998年《土地管理法》仍然维持了《宪法》对“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二元格局,但对两种性质土地的管理的表述则改变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将其并立的做法,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的“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已变成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86年《土地管理法》中将“国有建设用地”和“乡村建设用地”分节处理,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则合并成了“建设用地”一节。除此之外,1998年《土地管理法》在关于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具体细节上也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关于“建设用地”部分的第1条,就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把“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的路给堵住了;当然,它还为农民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43条) 从1998年《土地管理法》来看,保留给农民集体将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的范围包括: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②村民住宅建设;③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就是在这些许可的范围内,还有两条约束着农民对集体土地的使用,一个是用途管制制度,另一个是上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以上两条是1998年《土地管理法》与1986年《土地管理法》相比最为不同的地方。用途管制和审批权上收,是针对农地转为所有建设用地的,也就是说,所有建设占用土地,只要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就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当然包括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因此,与1986年《土地管理法》相比,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生效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乡(镇)村兴办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农村村民建住宅时,除了要得到有关批准外,就是增加了占用农地时的审批。而占用基本农田和占用一般农田35公顷的审批就要上报国务院,在地方重点工程和产业优先发展项目的建设用地都要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获得的现实下,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建设在政府的考虑中无疑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可以从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提出的对“兴办企业的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中,感到政府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供应的从紧倾向。 因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经济、以及土地农转非相对较便利的环境,到了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发生了根本改变。1998年《土地管理法》框定了建设用地使用的基本格局,那就是,非农建设用地主要靠国有土地来满足。由于该法对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规定,国有土地实际上通过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来满足。尽管保留了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创办乡镇企业、可以从事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建农民住宅的权利,但是,由于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和农民宅基地只允许一户一宅的规定,加上建设用地的指标管理和农转非时的审批中的弱势地位,就决定了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和比例不断缩小的现实局面。由此不难理解,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尽管保留着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的空间,但由于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种种限制,这个空间已越来越缩小,农民利用土地办企业更难得到批准,农民盖房的指标也越控越严,以致出现土地农转非进程中的国有化趋势。 同时,法律的例外规定为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入市提供了变通的路径。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在原则上禁止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同时,例外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在特定的情况下(企业破产、兼并等情形)进入二级市场。 二、浙江湖州:规范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问题是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变之后土地管理部门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此前,乡镇企业资产属于集体财产,企业建设用地虽然没有计价并反映为企业资产,但由于两者权利主体均为村集体,原有制度之实施并无大碍。但是,一旦乡镇企业改制,企业的资产不再属于村集体所有,企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的处置即成问题。对此,许多地方采取的方法是由企业与土地管理部门补办手续,直接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用地,在程序上先由企业补交相关税费和土地出让金,然后办理国有土地证。 浙江省湖州市是浙江省和国土资源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的试点地区之一。试点工作以解决乡镇企业土地资产处置为出发点,其间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乡镇企业改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企业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不具备此条件的,须依法补办用地手续,并取得土地使用证书。 2.乡镇企业改制进行资产评估时应包括土地资产的内容。 3.乡镇企业改制方式不同,办理用地手续的规则也不同。(1)企业整体转让或部分不动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的,由受让者依法办理土地征收、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和造地专项基金等国家税费;(2)集体土地所有者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改制企业的,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管理部门向出租方颁发《集体土地租赁许可证》,承租企业向出租方支付租金。(3)乡(镇)、村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集体土地性质不变,乡(镇)、村每年收取红利。(4)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乡(镇)、村集体企业改制时,由乡(镇)资产经营公司或村经济合作社补办出让手续、补交出让金后,可以转让、出租给改制企业,补交的出让金要返回乡镇80%. 在处置转制乡镇企业土地资产的基础上,湖州市又将这一探索延伸到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1999年,在该市善琏镇进行试点。善琏镇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形成湖笔、纺织、机械三大产业,用地需求剧增。由于使用国有土地成本太高,而原有乡镇企业许多处于关、停状态,存在大量闲置建设用地,市国土局决定在该镇进行试点,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允许集体土地在符合如下原则时进行流转:(1)已经依法取得镇、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即办理过相关使用手续);(2)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和相关流转条件(一般村镇规划区内的流转,原则上征为国有;规划区外的,实行集体土地内部流转);(3)流转形式包括转让(含作价入股或出资)、出租、抵押;(4)土地收益分配,谁所有谁收益,土地管理部门按土地流转收益金额收取5%的手续费。 随后,湖州市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该办法将流转适用的范围限定为工业园区和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不适用于建城区和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也严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商贸和房地产开发。用地者通过一次性转让和作价入股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所得收益全部纳入乡镇专户,乡镇提取15%用于乡镇基础设施,剩余由土地所有者分到各户。 应该说,湖州市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试点为当地小规模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农民集体也从中获益。到2004年,已办相关许可项目604个,总面积521.82公顷,农民集体取得收益1.5亿元。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该市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试点相当谨慎,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受到了严格限制,如只允许在规划区外进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用于商业性开发,而且该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局限于存量建设用地的流转,仍然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框架下进行,其经验得失尚不具有普遍意义。 三、安徽芜湖:为国土资源部改革做政策和法律储备 1999年11月24日,国土资源部批准芜湖市为全国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在各地进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尝试中,安徽省芜湖市是第一个经过国土资源部批准、并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见,芜湖市方案最能代表国土资源部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上的意图,而国土资源部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集体建设用地的政策走向。正如芜湖市的《试点方案》在其试点宗旨中所明确表述的:“通过农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贯彻新《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的条件下,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条件和形式,管理方式和程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等,从而建立起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试点前,农村集体土地自发流转在芜湖市就已普遍存在。[③]当时,市政府正筹划利用中央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和安徽省政府以芜湖市为重点融入长江三角洲的政策,通过“让农民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者集中、工业向小区集中”,来推进该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试点地区后,芜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芜湖市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近三个月时间就形成了《试点方案》,并得到国土资源部的认可,正式付诸实施。 芜湖市方案的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1、乡(镇)村办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个体工商户、私营或者联户办企业以及农村村民建住宅等可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取得可以不改变集体所有权性质,只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集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2、集体建设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开发,采用招标、拍卖等市场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3、集镇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建设规划,并根据这一规划向县政府申报下一年度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并报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试点乡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由市人民政府实行计划单列。 4、集镇建设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在涉及占用农用地时,须按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5、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经批准可以采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多种形式进行流转;在流转时,要征得土地所有者同意,并由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签订书面协议。 6、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分首次流转和再次流转。如发生首次流转,土地所有者和流转双方须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同意流转协议、土地流转合同、地上建筑物证明等文件,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领取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许可证,办理土地登记。如发生再次流转,流转双方须持土地使用权证、前次流转合同、本次流转合同、地上建筑物证明等文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或租赁、抵押登记手续。 7、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要在土地所有权人与市、县、镇人民政府之间分配。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流转时,土地使用者须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流转收益。首次流转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流转合同的约定,如期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土地流转收益。再次流转的,则要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征收标准缴纳土地增值收益。 8、允许分属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进行置换,促进建设用地向小城镇集中和土地整理。 在确立上述基本原则后,芜湖市又制定了《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细则》,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了细化和延伸: 1、集镇建设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对农用地的承包经营者和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者进行补偿。 2、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首次流转的程序依次为:第一,土地所有者与流转方签订同意流转协议;第二,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第三,土地所有者和流转双方向土地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流转申请表》;第四,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核,填写《流转呈批表》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颁发《流转许可证》;第五,流转双方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费等有关费用,及办理土地登记。如发生再次流转,流转双方直接向土地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或租赁、抵押登记手续。 3、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土地可用于:居住用地(7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工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 4、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时,土地使用者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的土地流转收益,其标准分别有:3元/平方米、2元/平方米和1元/平方米。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再次流转产生的增值收益,在减除前次流转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后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增值收益,在土地所有者、镇、县(区)、市之间按2:5:2:1进行分配。 根据我们对芜湖县清水镇、繁昌县三山镇、南陵县三里镇、鸠江区大桥镇和马塘区鲁港镇进行的实地调研,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步骤和方式如下: 第一,试点乡镇编制土地利用和集镇规划,是集镇土地开发的第一步。各镇对1996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进行了修编。以南陵县三里镇为例,2002年4月,镇政府修改了1996~201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城镇用地从12.12公顷增加到2010年的250公顷。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修改调减了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增加了一般农田面积,基本农田从3558.12公顷改为3248.24公顷,一般农田从244.92公顷改为528.79公顷。从规划图上看,该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地全部划成了建设用地和一般农地。 第二,土地的流转实际是村集体组织从农民手中收回承包地,再流转给镇政府。土地流转的具体步骤为:第一步,由村负责从农户取得土地。以三里镇孔村与农民王小旦签定的“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为例,“为加快三里镇小城镇建设,甲方需使用乙方的承包土地,因此,需要收回乙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收回乙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1.6亩,年限为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剩余年限23年。二、甲方付给乙方每亩土地补偿费7000元(其中含劳力安置费、青苗补偿费),计11200元。三、乙方自签订本协议后,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甲方流转用于三里集镇建设。”第二步,由村将收回的农民承包地流转给镇政府。以三里镇孔村、西岭村村委会流转给三里镇土地开发公司的一块地的合同为例:“乙方从甲方流转16431平方米(246.6亩),用于建公路站,文化美食城,农民住宅小区。转让期23年。” 第三,各试点乡镇成立镇政府建设投资公司,对集镇建设用地成片办理土地使用或征用手续,开发形成建设用地后,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转让或出租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四,缴纳土地流转收益。这几个镇规定,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一次性缴纳转让年限内的土地流转收益;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出租的,可一次性或逐年缴纳土地流转收益。 第五,流转收益和增值收益在土地所有者、镇、区、市人民政府之间按2:5:2:1进行分配。2002年,明确市级不参加分成,将县、乡、集体经济组织分成比例调整为1:4:5. 从国土资源部直接介入的这一试点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积极的因素: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属关系的前提下,以出租、出让、抵押等方式进行流转,农民集体可以分享土地流转的收益,这与现行《土地管理法》有根本性突破;在制度建设上规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程序和规则,还对集体建设用地首次和再次流转及其收益分配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主管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方面的努力。这一试点也体现了主管部门在形成建设用地统一市场方面的努力,那就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严格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按照土地进入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方式进行,表现为先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集镇规划,给农民的补偿与征地补偿相当,土地的出租、转让、拍卖由镇政府进行。因此,芜湖市方案尽管在农地变为建设用地过程中,保留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关系,但是,在土地出让期满之前,农民土地所有权在收益上的实现与国家征用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采取向农民一次性支付补偿款的方式。对农民的最大安慰是,在土地合约期满之后,农民仍然保留着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农民如何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价值的升值,将是芜湖市方案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广东:从基层创新到地方立法 (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层创新——以南海市为中心 与芜湖市相比,广东省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特征。它首先在南海市(现改为佛山市的一个区)、中山市、东莞市等地,由农民集体自发进行。南海是这场制度创新的发源地。1992年前后,为了应对农村工业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当时的南海县政府的做法是,以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为单位,对集体土地进行“三区”规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和商住区,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以土地招商引资。这种模式,避免了国家征地垄断农地非农化的格局,为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推进工业化留下了较大的空间。[④] 南海做法在当时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阻力,因为它与当时的法律并不相违背,1988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而且按照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只要按照乡(镇)村建设规划进行即可,且县级人民政府就有权批准。对南海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唯一要应对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内每个农民的财产权利。南海做出了如下制度安排:用集体土地股份制替代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具体办法是,将集体财产及土地折成股份,以社区户口作为配股对象,并根据不同成员的情况设置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等多种股份,以计算不同的配股档次,按股权比例分红,农民手上的承包权证被置换成了股权证。 实行土地股份制后,农民不仅没有损失农地分户经营下的财产权益,而且随着土地的非农化经营,这份权益的价值还在不断增大。因为在新制度安排下,农地承包制时分配土地的基本原则得以保留,它将分红权严格限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成员,并对因婚嫁、入学、入伍等各种因素引起的人口变动所导致的成员权变化引起的股权调整做出了严格规定;在分红原则上,既体现了“人人有份”,凡“属本村的常住农业人口”每人一份“基本股”,又兼顾到“贡献大小”,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从16周岁到56周岁以上分为四至五档,每档一份“年龄股”。另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收益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有所延伸。在承包制下,土地承包权是农民对所承包土地投入使用后获取收益的权利凭证;在实行股份制后,股权则是集体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红利分配的权利证明。他们将土地的使用权让渡给了集体经济组织,但他们对土地的收益权以红利的形式得以保留,而且在土地作非农使用后他们还可分享土地的级差增值收益,因而使农民土地收益权的量增加了。因此,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成可以永久享有的股份分红权,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合理内核,又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延伸到了土地非农化过程,使农民分享到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上涨的好处。1993~2005年,南海农民每年通过股份分红平均达3000多元。 与农民以土地分享工业化的好处相比,受益更大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在土地非农化进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面负责土地的规划、开发、出租与收益,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土地经营者。为了经营土地,南海对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改造,以村为单位成立了股份公司,形成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结构。股份公司主要负责土地开发,商业铺位建设和出租,鱼塘投包,土地投包,其中土地开发和商业铺位出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股份公司没有经济实力之前,一般是先出租土地,待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便开始盖厂房来出租,以使土地的附加值提高。股份公司的经营纯收入,在扣除国家税收、上缴各种费用、弥补上年度亏损、以及提留10%作为福利基金后,剩余部分留51%作为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另外49%作为土地分红。1993~2005年,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村组两级)从土地和厂房出租获取收益每年高达5000~6000万元,高的达上亿元。 集体经营土地收入成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为村民提供福利的主要来源,公共产品和福利包括修建道路、桥梁、自来水、下水道、村容整治、医药费补助、建校和学校日常支出补助、养老补贴等。以全市实行土地股份制的村统计,每年用于公共投资和福利提供村均500~600万元。 总起来讲,土地股份制的最大好处是,将土地非农化的级差收益保留在了集体内部,让农民集体分享到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上涨的好处。与国家征地相比,在土地股份制下,在扣除土地有关的各项税费以后,土地级差收益的大部分由集体和农户享有。在南海,集体将一亩土地租给企业使用,一般年租金为8000~10000元,企业至少要先交五年的租金。这样,集体和农民不仅可以一次性获得地租收益每亩4~5万元,而且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关系未变,他们还可以不断分享土地的级差收益。这种以土地启动的工业化,降低了企业创办的门槛,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对一个初始创办的企业来讲,如果通过征地方式取得土地,企业不仅会因手续繁杂而影响开工进度,而且还要支付高昂的土地交易金和土地出让金。在南海,一亩农地要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如只办农地转用手续,牵涉到的费用有:耕地占用税4000元,征地管理费1500~1800元,复垦基金1万元,农业保险基金6000元,农田水利建设费1333元。如办出让手续,除了上述费用外,还要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工业用地为1~2.5万元,商业用地12.5万元,住宅用地以前为8~10万元)。在工业较发达的地方,企业用地费用比这要高得多,如在大沥镇,要办国有工业用地,农田为13万元,综合用地22万元,房地产用地达25万元。南海通过租地的方式,使企业创办的费用大大降低。正是这种灵活的土地使用方式,促使大量企业在南海落户、生根,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工业带。 但是,这种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经营集体建设用地的办法,也面临困境。一个是传统集体经济的“囚徒困境”。主要表现为,由于集体经济实力过于庞大,给集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的有效管理带来一些隐患。政权机构和集体经济组织庞大,政府开支巨大,加上各机构人员交叉任职,使集体组织的当家人的行为缺少制衡和监督,难免出现村干部以权谋私,占用集体资金等行为,也减少了农民以股份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比例。从这点来讲,南海土地股份制并没有摆脱集体所有制造成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残缺,必然影响农村社区的长期发展。 更大的问题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南海的集体土地出租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的做法在当时的法律中还可以找到说法。但是,随着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尤其是明确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处于两难境地,尽管法律还允许农民自用土地或以土地入股从事乡镇企业,但是在90年代末以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这条路已缺乏现实基础。其一,集体利用自己的土地办乡镇企业,由于产权天然不清,且缺乏有能力的企业家,这类企业个个负债累累,纷纷改制,当地人不会再去仿效。其二,用土地入股合办企业也不成功,集体产权所有者缺位,资金入股方常常按内部人控制。企业赢利,土地方得不到分红;企业亏损,股东还要背债。 尽管面对法律的限制,农民集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还是大量从事着将土地出租或者在土地上建厂房、仓库、店铺出租的行为。为了避开同法律的正面冲突,农民集体采取应对办法,使出租地、厂房表面合法化。①“以假乱真”。在办土地转用手续时,上报的合同是合作、合资合同。背后合同都是土地使用权租赁、转让合同,合同期少则5年,多达50年。也有的表面是自用,由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用地办企业,土地使用权证办申请方名下,出资人实际是承租方,凭一纸租赁合同取证土地使用权,政府管理部门很难发觉。②“无证用地”,出租土地和厂房店铺等,根本不到国土部门办理登记转用手续,完全黑市行为。该市平洲区上报给国土部门的非农建设用地统计数为2000亩,而实际保有达8000亩,漏报达3倍之多。在南海市,农民不愿讲,集体不愿办手续的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存在,使近一半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建设用地处于非法状态,为此出现了大量法律纠纷。2001年,该市法院房地产庭受案780件,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案78件,占10%;2002年上半年受案110件中,涉及这类案件33件,占30%.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案件呈激剧上升态势,而这些案件都与非法出租土地、厂房有关。 这种大量的、普遍的、查不完、禁不止的非农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对现行法律法规形成倒逼之势。据我们了解,除了南海市外,浙江省温州市,广东省顺德市、东莞市等地,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等地,凡是民营企业和外资发达的地区,集体出租土地现象都较为普遍。集体组织出租非农建设用地不受法律保护,既损害农民集体的财产性收入,又影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后劲。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出租、转让非农建设用地是违法行为,所立合同是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由于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其处理结果一般都是:将土地使用权还给集体,土地租金返还交租者。尽管建筑物是以土地所有权人的名义合法报建的,但承租方为出资建筑方,作为不当得利,集体还得向他们返还建筑物的价值,承租方反而能从集体拿回投资。一些人开始钻法律空子,有的企业在合同期满之前,故意不交租金,以此起诉讼,坑害农民和集体。这种社会现象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此外,因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违反了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银行不愿意承担法律风险而接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担保物,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体土地的融资能力。尽管中小企业租用集体土地创办时门槛低,但到了发展时期,许多资金都用在租金、厂房和设备,变成了不能流动的财产,他们成天为流动资金发愁,为扩大企业规模发愁。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方立法 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秩序,保障经济正常发展,广东省政府于2003年出台《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通知》,并于2005年6月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该年10月1日在该省范围内实施。 这部地方规章开宗明义,旨在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明确集体建设用地可用于: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投资企业(包括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联营企业等;兴办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兴建农村村民住宅。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转让、转租给予了明确界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将一定年期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一次性支付出让价款的行为。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出资)的,与他人合作、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的,视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出让、出租时,由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合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应当持该幅土地的相关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或作价入股(出资)合同(包括其村民同意流转的书面材料),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和领取相关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租,且应签订书面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相关合同,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和领取相关权证。 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地方规章还提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要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应当签订抵押合同,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抵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应当提供其全体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抵押的书面材料。”另外,它还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者出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取得的土地收益的管理和使用方式,要求将其纳入农村集体财产统一管理,其中50%以上存入银行专户,专款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安排,不得挪作他用。 《办法》的出台,在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的发展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 第一,有利于实现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打破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在现行《土地管理法》下,同一块土地分属两种权利体系(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建设用地国有制),受到两种不同对待(集体土地只享有在承包期间农业范围内的种植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国有土地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和转让权),尽管这种二元格局为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便利,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办法》实施后,一方面,农民的集体土地可以不需要事先变成国有土地,从而享有了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出让权、出租权、转让权、转租权和抵押权,真正实现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另一方面,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它们无论是“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股份制、联营)”,还是“兴办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或是“兴建农村村民住宅”,都不必唯一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也纳入它们的可选途径,从而打破了国家垄断建设用地独家供应一级市场的局面,有利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⑤] 第二,有利于土地市场的规范化,合法保护土地交易双方的利益。《办法》颁布与实施后,无论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出租,还是转让、转租,其相关的土地权属证明、出资合同等都在市、县人民政府备案,因而有利于合法保护土地交易双方的利益。 第三,有利于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分享土地价值增值的成果。《办法》实施后,由于大量的建设用地不必非得先转为国有土地,农民就可以通过他们的集体所有土地,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由于保留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变,农民集体还可以以此长期分享土地非农化后的级差收益。事实已经证明,与国家征地不同,集体流转的建设用地在上交了与土地有关的各项税费以后,土地级差收益的大部分由集体和农户享有。 第四,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门槛,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在国家征地制度下,企业使用国有土地,除了交纳各项税费外,还必须交纳一笔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而企业与农民通过租地的方式,使企业创办的费用大大降低。这个模式不仅对广东省农村工业化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正在启动工业化、且储备着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的中西部地区,意义更大。这种模式除了因土地费用低导致工业成本降低外,另一个对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企业的好消息是:《办法》允许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设定抵押权,突破了《担保法》上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抵押的规定。这一规定意义非凡,企业可以以其依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到银行抵押,获得金融支持;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们又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获得更大的资金,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和规模的扩大。 但是,由于《办法》只是一部地方规章,不可能根本突破国家大法,在一些规定上还留有现行法律的缺陷,如,其规定,“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对于城郊结合部主要靠房租收入为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讲不利,对于农村宅基地的商品化也不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者应当服从”,在目前国家征地范围过宽的现实下,这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规模和集体所有权的长期保持带来威胁;等等。所有这些有待国家土地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发挥市场对土地这一最稀缺资源的配置作用。[⑥] 五、昆山车塘村与南海洲村:农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新途径 在南海制度创新中,我们提到它仍然面临的“集体所有制困境”。即,它在面对土地非农化进程中的价值增值时,通过成员权分享土地级差收益,将土地级差收益留在了集体内部。但是,这种以成员权为基础建立的土地收益分享机制,又成为土地资本化和社区发展的桎梏。农民在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进程中,如何从这一桎梏中走出来,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发展中面对的根本挑战。好在农民的实践显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端倪。 1992年以前,昆山基本上是个农业县。从1992年开始,随着一个个台商在这里开厂创业,这块仅77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就吸引了448家外商和台资企业,给这个县级市创造了2053亿元的财富。在昆山的发展中,土地的作用功不可没,即以土地的招商引资,成为大批台资和外资企业选择这个比上海和周边县市硬环境相差很远的县落户的秘密。那么,在昆山以土地富县、强县的进程中,农民如何分享到发展的好处呢?昆山的办法是,靠激活集体土地流转,让农民以地生财,以地致富。1998年,由于建设用地审批仍处于冻结,而正处于腾飞的昆山又急需土地,当地国土部门便将目光盯在了存量建设用地上,出台了《关于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意见》,全市先后盘活内资企业存量土地200余宗,面积5583.9亩,盘活土地资产6.4亿元,农民的就业也有了出路。在昆山开发区8万多亩工商用地当中,未经国家征地、由农户转让使用权的土地约2万亩。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土地大幅度增值情况下,当地农民如何分享土地的利益。[⑦]昆山市陆家镇车塘村是比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村子,该村农民集体就面临以上问题。该村仿效地方政府的做法,通过买土填平村头村尾的烂泥塘、沟渠的方法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仅在1997年,该村就通过这种方式“复垦”出40亩土地。1999年,村民陈振球提出向村里租一亩地,联合村民投资建厂房出租,得到了村委会的首肯,于是,他联合4户村民,出资15万元,建造了一个432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厂房出租后的第一年,他们就获得了12%的投资回报。这种方式迅速为其他村民所仿效。到2001年12月,车塘村共成立了9个投资协会,总计投资679万元,参加投资协会的农户总数为105户,接近总户数的1/5.除了15栋标准厂房,协会兴建的项目中,包括两座打工楼(宿舍楼)、一座农贸市场和66间店面。昆山市委把车塘村的做法称为“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并作为该市的一个试点。后来,昆山市委在出台的一个富民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经济,是富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到2002年,昆山市已经有1600余户村民自发加入各种以土地收益为目的的合作社,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6000万元。 有意思的是,车塘村的做法,在以推行集体土地股份制闻名的南海下辖的罗村、洲村等村也出现了。洲村隶属南海里水镇,与广州市的白云区仅一水之隔,1994年开始搞社区股份合作制,股份按年龄分配,满股10股,2004年每股分红300元,2005年每股分红400元,每人平均分红3060元。股份制企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和厂房出租。到了2005年初,村里干部意识到,土地租一亩,少一亩,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而这里靠近广州市,广州市的一些企业正向这里转移,土地愈显金贵。另一方面,集体土地股份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一个是其福利性使农民分红额达不到预期水平,另一个是参与分配的成员只关心股份分配,无法也不关心股份公司的管理。而2003年,该村有5个合伙组织从集体租地,获利甚丰,他们从村里以每亩10000元租地,盖好厂房后出租每平方米7.5元,比村里厂房出租租金每平方米1.8元高出许多。2003年以来,全村已有200亩地以此形式出租。村里认为,对村里剩余的寸土寸金的土地开发不能用租地的方式,但也不能用老的福利性很强的社区股份制。于是,从2005年初开始,发动村里人以资购股,每人可购一股,每股1万元,股份的分红按资分配,经过一年的动员,先收1000元认股,全村2395名村民,入股的达到85%.收认股资金200多万元,第一期开发50亩地,向集体租地以每亩1.4万元交地租。村干部认为,这种新型的股份制,必将发展壮大,因为每个股民对资产的运营更为关心,也不会被高额的福利所拖累,每个股民的股份分红会更高。待这种新型股份制发展壮大以后,由它来收购老的社区股份制,从而走出集体经济的泥沼。 六、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须解决的政策和法律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普遍存在。许多地方也在进行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探索,但是,地方政策和法规由于与国家大法冲突,无法根本保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急待规范运行,为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寻求根本突破。 (一)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 由于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到哪个村庄,就意味着该村的土地被强制征用,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也相应失去了利用土地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因此在政策上应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就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我国法律上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同分为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这两种所有权在所有制基础上是相同的——均为公有制,只不过公有制的层次有所区别。有学者即据此认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是“上级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下级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在等级上和本质上存在差异。[⑧]在实践中,受这种观念的左右,许多人主张国家土地所有权应予特别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应给予差别待遇。[⑨] 我们认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同,并不表明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法律作如此规定,体现了对主体之间经济成分不同的肯定,同时赋予不同主体之间相同的法律地位,并受平等的法律保护。同时,无论是权利的来源,还是现行的制度设计,国家土地所有权并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上位阶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既然国家土地所有权上可以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且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逻辑上的推论应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亦可设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亦可依法流转。 因此,我们建议在《物权法(草案)》“所有权”中增加国家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具体为:(1)增加“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农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同地、同价、同权’”的条款,结束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上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状态。划分农用地与非农用地、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用地、经营性用地与非经营性用地的标准,只能按规划要求,不能依所有制性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同国有建设用地相同的抵押、出租、转让的权利。(2)增加“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权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必须正视住宅商品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农民财产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村的半商品化状况,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二)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条文。 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乃不争之事实,由于现行法律的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大多以私下的、间接的、非正常的途径和方式进行流转。这种隐形流转虽然有地方政府默许,其隐忧是明显的:第一,与现行法律冲突,既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也影响企业发展的长远预期;第二,形成竞相压价,利益流失,和土地市场不规范;第三,由于集体土地的地权初始形态模糊,在级差收益的分配上造成集体部分过大,农民分红缺乏制度保障。[⑩]所有这些都呼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全国性立法的出台。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基于所有权的基本原理,“农民集体”自然就享有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处分集体土地的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权利。同时,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均明文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条文中并未将集体土地使用权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也未就转让设定任何具体的附加条件。必须正视《土地管理法》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已完全滞后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现实,这一滞后不仅减低了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保护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妨碍了正常的交易活动,删除这一禁止性条款已成必须。与此同时,应当总结近些年各地开展试点的经验,制定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法规,引导集体建设用地在合法的轨道上进行,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促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形成。 (三)充分保障农民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 在现行制度之下,农村土地进入市场须先转为国有土地,农民所获的征地补偿仅与其土地农作有关,土地征收、转用过程中的级差收益被政府拿走。国家在自利动机的诱惑下,就会倾向滥用其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以不正当分享甚至完全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来聚敛财富。[11]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立法宗旨就是让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成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之所以普遍存在,反映了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土地级差收益的要求。集体建设用地的立法应在坚持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农民集体获得土地级差收益的权利,包括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在完善税制的同时,尝试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经营性开发;突破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限制,推进宅基地的商品化,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的房租收入。 (四)改造农村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反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学者往往认为,在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后,真正受益的是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的少数“内部人”,将造成对农民权益的剥夺。在农村社区民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只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保证集体建设用地公开、公平地进行流转,即可避免这一现象。如在流转程序上可以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并在依法成立的土地交易机构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网上竞价等方式公开进行。尝试以农户或农民以自愿入股形式从事厂房的投资与开发。在土地产权上,严格界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权利和流转收益上的分配;在制度上严格制约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金的使用;将土地流转收益的集体部分最大程度地运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以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 市场研究论文:老年旅游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同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旅游度假已经不再是少数老年人休闲娱乐的选择,从而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研究与开发将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市场;经营策略;政府规范 中国的老龄人口不论是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堪称世界之最,从市场规模的基础性要素来看,中国的老年市场具有不可限量的开发潜力。推动“老年经济”的发展,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 成都市2005年老年人口系数(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6.4%。其中,60-69岁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57.2%,70-79岁人口占到31.9%,80岁以上人口占到10.9%。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比较,老年人口系数上升4.4个百分点,60-69岁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下降0.9个百分点,8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0.8个百分点。同时成都人的消费特点是爱享受生活,购买力较强,喜欢超前消费,可见成都有着很大的老年旅游市场需要开发。 一、对于成都市旅行社的分析 1.产品策略 老年人由于其身体阅历的情况与其他年龄组差异较大,旅游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老年人对旅游产品的特殊要求,因此旅行社应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专项旅游产品。我们认为,老年旅游产品应当形成“安、专、新、敬”的特色。 (1)“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注重旅途的安全性。 (2)“专”,就是要开发专门属于的个性化旅游产品,创出“老年之旅”的特色。 (3)“新”,就是要使“老年之旅”不断创新、敢为人先,从而使“老年之旅”成为老年游客所钟爱的旅游品牌。 (4)“敬”,就是要强化“敬老爱老”意识,使旅行社成为老年人温馨的“家”。 2.价格策略 老年旅游产品时应该避开旅游黄金周,安排在旅游淡季,比如每年的春秋两季,三四月份、“十一”以后以及十一月份,这个时间段不仅有利于降低旅游价格比如提供旅游折扣,也因为其气候适宜而比较受老年人欢迎。另外,老年人在淡季出游过程中,旅行社可提供一些具有特色的老年活动,不仅使得老年人能感受到与普通游客出游所不同的乐趣,同时也达到了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旅行社还可以通过批量购买各景点的景区门票,通过产生价格差价(即零售价于批发价之间的差额)来降低旅游价格。 虽然老年旅游市场刚刚起步,但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外出旅游的愿望也一定会越来越强烈,因此只要运用新型的营销策划观念,关注目标市场,一定会逐步将老年旅游市场拓展开,为旅游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对于政府在旅游市场中的职能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国家越发重视旅游市场的开发,随着老年化社会的步步推进,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与老年人需要的满足也逐步提上日程。在整个市场酝酿发展过程中,市场的自我调节必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旅游市场的完善,特别是中老年人这个特殊旅游的市场的完善尤其需要国家主体对其进行宏观及微观调控,才能确保其安全、健康、有力的发展。这些必要的规范和引导市场不能完成,只有政府依靠其强大职能才能完成。我们将其归纳为合理引导,鼓励推动,服务管理,协调监管四项主要作用。义乌市政府重视老龄化工作,间接地带动了义乌的老年旅游市场。在政府原则性政策的指引下,社区、老年协会、老年大学等机构和组织在推动义乌老年旅游市场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义乌模式全面贯彻了政府合理引导,鼓励推动,服务管理,协调监管的作用。给我们提供了部分借鉴依据,我们将以此为基础针对成都市具体情况给予政府以下几项建议,以满足成都老年人旅游市场的需要。 第一,普及老年人旅游知识,做好旅游宣传,政府建立旅游信息系统,披露真实的旅游信息,以避免经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老年人作用存在的巨大隐患。防止老年人因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吃亏上当,利益受损事件的发生,充分发挥政府的合理引导作用。 第二,引进义乌模式,加强中老年旅游立法与行政规定的完善,维护和整治旅游市场秩序,以杜绝经营者非理性,甚至非法行为的出现。加强立法意味着制度建设提升了一个层次,以制度规范,监管更符合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效率原则。显然,加强政府的协调监管作用是势在必行的。 第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增加针对老年人出游的服务设施,方便群众,必将是鼓励推动老年旅游业的重要举措和规划,从成都周边的部分景点走访来看,成都景点的开发较全国部分旅游资源开发较完善的景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容量不足,景区周围住宿饮食行业发展相对粗放,更少谈专门针对老年人旅游的服务设施。所以应从细处着眼,鼓励促进中老年旅游业的发展。 第四,既要强调中老年旅游业的整体控制与约束,又要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服务与管理并重,把对老年人旅游的支持落到实处,给予适当的物质支持和制度支持,(如“三”中所述建议),把成都的旅游文化与成都老年人的旅游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传达给中老年人,全面推进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地方二板市场研究论文 1998年7月,一批香港证监会、联交所专家在北京举办“大陆中小企业在港第二板市场融资上市询证会”之后,国内便掀起一股“第二板市场热”。笔者认为,在二板市场各种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掀起“二板市场热”并不利于二板市场的发展。我们在看到二板市场极其有利的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审视二板市场由于其本身原因及内地中小企业所具备的条件而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看到二板市场所具备的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这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关注二板市场所具有的其他作用。笔者认为,目前发展二板市场,需要澄清以下几个观念问题: 一、二板市场并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唯一方式 从目前情况来看,资金不足和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型企业发展的瓶颈。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由于技术成熟度、产品未来市场接受度和占有率等均不确定,市场风险较高;而且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担保,资信较差,因而往往成为银行贷款“嫌贫爱富”的牺牲品,很难从金融机构融资。同时,由于缺乏市场信贷手段及资产规模较小,中小企业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也非常困难。二板市场作为专门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而设立的证券市场,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二板市场获得直接融资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二板市场有效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立的“门槛”,鼓励居民个人创办或投资中小企业。 但同时,中小企业应知道,到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数量毕竟有限。这对于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说,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产权重组、物色保荐人、争取申请到二板市场上市解决融资问题的同时,也要把目光放在其他融资方式上,包括买壳上市、改组为外商投资或向国际金融公司申请融资等方式。到境外上市也不仅仅局限于香港的二板市场,也可以争取到美国NASDAQ市场、伦敦证券交易所、新加坡SESDAQ市场等境外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二、企业到二板市场上市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融资 二板市场是专为解决融资问题而设立的,内地企业到二板市场上市可以解决其融资问题。但从企业长远来看,更不容忽视的是通过上市对企业的产权、内部管理、财务等方面加以规范,完善企业运行体制。与国内上市不同的是,中小企业二板市场上市要融入严格而规范的国际化金融运作体系,其企业形象、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市场表现、未来成长均要接受国际投资者的关注和审视。所以,二板市场上市是一项艰巨、庞大、专业性、系统化的工程,它涉及到经营理念、发展战略、产权界定、资产评估、会计制度、发行上市等一系列特定的内容,二板市场上市需要公司产权明晰化,因此公司要上市,就必须解决公司产权明晰化的问题,通过改组,成为现代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合伙公司。 同时,二板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当高,监管较严格,在有些方面超过主板市场,这将促使上市企业在经营发展、财务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地接受社会监督,在一种新的制约机制下,提高自身素质,完善企业运行机制。 另外,二板市场的建立为风险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的发展。投资者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会介入风险投资企业的管理、市场营销、理财等方面,这样有利于中小企业迅速进入规范化的管理和运营状态,大大提高中小企业的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促使其作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而健康发展。 三、二板市场并不是风险投资唯一的退出方式 当前情况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公开上市;二是企业兼并;三是出售;四是清算。从国外经验来看,公开上市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也是风险投资最主要的退出方式。与其他方式相比较,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是收益比较高的方式,尤其当股市火爆的时候更是如此。在美国,约有30%的风险资本退出采用这种方式。问题在于,由于高科技企业具有风险大、规模小、建立时间短等特点,一般难以进入证券主板市场,因此,风险投资很难在股票市场出售股票套现,去获得回报或退出所投资金。与主板市场相比,二板市场上市标准和上市条件相对较低,不像主板市场需要连续三年10%的盈利,二板市场只需要公司有两年的经营记录,而且不一定要盈利。这就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变现、退出提供了场所,使风险投资者的投入得到应有的回报,进而激励更多的风险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使高科技企业得到新的巨额资金,促进其发展。 虽然二板市场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但从国际形势发展来看,企业兼并和出售在风险投资退出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企业兼并的通常做法是新兴高科技企业被一大公司兼并,风险投资家通过与大公司交换股票而退出投资企业。出售是将部分股权出售给一个或数个大公司,出售给公司职工和创业者本人等。与上市相比,这两种方式具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拿到现金或流通证券,而不仅仅是一种期权;同时将交易的复杂性降低,花费的时间较少,风险投资家可以迅速地从风险企业中退出。在80年代,这两种退出方式的平均回报率较上市低得多。但近年来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据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统计,其收益率已经与上市方式持平甚至超出了上市方式。 内陆企业在选择何种方式退出风险投资时,不能只看到二板市场在风险投资退出上所发挥的作用,而盲目地一味追求二板上市,应权衡利弊,明晓二板市场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企业要选择与自身情况相符的一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 四、二板市场并不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必要条件 风险投资通过资产增值给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同时也给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带来资金,促使其快速成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作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需要通过二板市场实现增值取得巨额回报。有些企业认为,二板市场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二板市场应当在风险投资活动充分开展之后建立,而不是相反。美国的二板市场NASDAQ市场建立时间晚于风险投资,直到70年代才建立。以色列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十分迅速,仅用了不到7年时间,就基本上赶上美国,而以色列至今也没有成立二板市场。由此可见,二板市场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必要条件。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建立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建立二板市场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在香港二板市场,能上市的内地企业数量毕竟有限,也不现实。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信用卡信贷消费市场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信贷消费完善 [论文摘要]:信用卡在金融领域的普及使用是一种国际趋势,我国信用卡业务虽然发展较快,但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且随着花期、汇丰等四家外资银行先期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在信用卡市场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给中国信用卡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要想迎接挑战,信用卡业就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调整策略,尽早与国际接轨实现产业化运作。基于此,本文对国内相关机构在信用卡策略的运用和完善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 根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年收入达5000美元的中产阶层将达到1.55亿人,在未来的几年,我国的信用卡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虽然我国国内信用卡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和外资银行相比无论在经验、资金实力、管理水平还是技术手段都有很大差距。基于此,本文对如何完善国内信用卡信贷消费市场提出一些建议。 一、实现信用卡发卡业务的公司化改造 信用卡业务及其他银行卡业务主要是增加储蓄的管理理念产生和发展的,目前由于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以及银行庞大的组织架构特别是金融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信用卡发卡业务一直由银行的零售业务部负责,而在国外成熟市场中,信用卡业务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信用卡公司全权运作,发卡业务的公司化改造并非易事,公司化改革涉及组织结构的设计、未来公司与现有传统银行零售服务的资源重组、未来公司业务和产品的重新定位等一系列问题。在公司化改造过程中,我们应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业务运营机制和组织结构合理、责权明确的管理体制。 1.机构公司化 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中国银行可将现有银行卡业务部门改造为银行卡公司。银行卡公司由所在银行控股,同时为促进银行卡公司的长期发展,可以吸收海内外的资金或技术、机器设备入股,采取中外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的形式。银行卡业务经营规模较大的银行还可根据中国业务量的发展状况,在各地成立区域性银行卡分公司。 2.经营集约化 以总公司为统一法人,对分公司实行垂直领导与管理,由总公司统一决策、集中调配业务资源:加速建立集中式业务处理模式,逐步将卡片制作、对账单发送、授权与客户服务、账务处理等职能集中至总公司。 3.服务延伸化 由于发卡业务是银行个人金融服务的一个方面,银行卡发卡业务的经营必须建立在传统零售业务经营服务的基础上,信用卡发卡业务公司化经营后,应充分利用现有的零售业务网点优势,将信用卡的服务延伸到储蓄网点的柜面。 4.利润中心化 信用卡公司要以利润作为经营的中心目标和最终目的。在公司化运作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真正树立“利润中心”观念,切实强化成本核算,要逐步做到对业务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作业成本和利润贡献度都进行精算,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核算和利润目标管理;第二,以利润贡献度的高低作为业务考核的主要尺度,不论是分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还是总公司对各分公司的利益分配,均应以利润贡献度的高低作为最高要的参照标准,向利润贡献度高的人员、部门和分公司倾斜,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5.风险化解规范化 在综合考虑信用卡发卡业务特性的基础上,提取适当比例的信用卡呆账、坏账准备金,建立完善规范的呆、坏账核销管理制度。 二、完善自身功能、拓展持卡人市场 1.改善评估系统,保障有效发行 针对目前睡眠卡含量较大的现象,建议各信用卡发行机构在向目标顾客发行信用卡时首先要考虑未来市场的收益。各发卡行应根据自身条件加强信用卡评估系统的完善,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手中有钱、有消费能力同时有用卡需求的市民中。国家已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工作目标,这一举措将在未来会对信用卡市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缓解评估矛盾,虽然现在很多的发卡行实行“定额存款保证金”办法,即申请者在经过评估后,由银行订定保证金额,有意者可在银行存入该笔款项,则可获批领用信用卡,这就是所谓的“准贷记卡”。但是此卡的透支功能非常有限,而且信贷利息又很高,因此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 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改变评估系统,准确订定申请人的信用度,以此确定保证金额度和信用额度,在要求申请人存入定额存款的同时,给予较活期存款更高的利息,使申请人不致因该笔存款受损;另外根据评估所的信用额度给予持卡人相应的透支额度,实现信用功能,保证信用卡发行后的有效使用。 2.完善产品组合,提高产品质量,争取获利机会 提高信用卡产品质量首先是指外观,但最重要的是功能和附加服务。VISA国际组织就是信用卡产品策略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非赢利性质的信用卡机构,它的责任是为属下的会员提供丰富的产品选择。VISA有完善的产品组合,有相当长的产品线,以至于可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会员、不同层次的顾客需求。这也正是VISA“全球运作、本地服务”的最高品质所在。我国现时发行的信用卡虽然在品种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大多都是沿用其他品牌产品的功能,品种单一的情况不但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更难起到活跃市场的作用。如果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对产品功能和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可以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为银行、商户发掘利润增长点。 例如,我国房改政策的出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已经为信用卡提供了一个可供开发的市场。针对住房公积金所有者不了解账户具体情况,而所在单位经办人又无暇应付众多查询的现状,工商银行首先推出了住房公积金牡丹查询卡,不但受到广大职工和企业的欢迎,而且也大大提高了牡丹卡的影响和声誉。 外币业务风险大、利润高,外币信用卡业务风险系数更大,但回报率也更为可观。近年来,我国与各国间的交流来往频繁,到国外读书和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外币卡除了吸引国内长驻外商、学者等,同样可以吸引短期在国外居留的中国人。国内的信用卡都已加入了国际组织,利用这些组织的商户网络,发行外币信用卡,不但可以较低的使用成本吸引大批顾客,而且能为国内信用卡经营获利、在国际上打响品牌创造机会。 三、加强特约商户的市场营销 在信用卡运作的流程中,特约商户,起着支持和联结的作用,被称为持卡人的“乐园”,没有特约商户市场的支持,持卡人市场也将难以维持。特约商户是信用卡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而且对信用卡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加强特约商户的市场建设,主要从数量和质量几个方面入手: .梯次发展一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特约商户 通常国内信用卡发行机构对大型商户不但上门宣传、给予手续费方面的优惠,甚至有些还提供一些额外的业务培训等。然而对于一些小型企业则反复进行规模、资产状况等各种调查,或者在企业加入后不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采取怠慢的态度,使小型企业被自然淘汰。信用卡巨头VISA在特约市场上则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商户规模大小,也无论交易笔数、交易金额多少,VISA提供的是整齐划一的服务。VISA在特约商户市场上的优势奠定了其信用卡龙头的地位。因此,国内品牌在培育特约商户市场时必须兼顾中小型商户市场。高消费市场能吸引额度较大的资金,例如AMERICANEXPRESS就是将市场定位在高消费市场的成功典范。但是,中小型市场毕竟是广大普通市民消费的主要市场,在我国,受传统消费意识和仍然落后的经济现状的制约,普通消费曾仍然占12亿人口的大多数,从信用卡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小型商业企业才是最大的潜在特约市场。 2.提高特约商户的服务质量 在发展商户的过程中,首先应注意提供有效的咨询和授权服务,开办受理信用卡的业务培训,帮助解决受理中遇到的困难;其次,应该深层次加强合作,争取建立长期稳定的特色合作关系。 加强日常管理,主要是要保证受理质量和交易的顺畅,以及对加强对特约商户的信息控制。由于信用卡业务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于持卡人,也可能来自于受理单位。因此,要定期对特约商户进行资信评估,得出资信等级,并根据等级采取不同的授权控制和付款承诺。 3.结合社会新兴产业,开发受理新行业 发展航空、道路、保险及水电等收费领域,能形成一个量多、质高、结构合理的特约商户网络。目前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所发行的信用卡业务都开办了各类代缴费等中间业务,在一些中等城市信用卡业务也进入了旅游、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领域,但目前这些领域的消费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举例来说,城市交通离不开公共交通工具,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地下铁路、地上轻轨等设施来缓解地面交通阻塞状况。现代交通工具多采取自动投币方式,但是零钞清点工作带来的麻烦和伪钞、残钞带来的损失也令公交部门头疼。如果发展公交公司为特约商户,就可以充分发挥信用卡结算中介的职能,既能带来社会效益,又为信用卡市场拓展提供机会。 四、加大促销力度,提升服务水平 信用卡营销是指商业银行通过激发人们对信用卡商品的需求,设计和开发出满足持卡人需求的信用卡商品,并且通过各种有效的沟通手段使持卡人接受并使用这种商品,从中获得自身最大的满足,以实现经营者的目标。一般来讲,信用卡营销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吸引合格的新客户,扩大市场占有率;二是充分挖掘持卡人的现有的和潜在的需求,给银行创造盈利机会。可见,信用卡作为高度市场化和个性化的金融产品,营销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强品牌效应 对于消费者来说,金融产品的内容就是服务,一个熟悉的品牌或是一个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品牌往往就是他们选择信用卡时的决定因素。正如著名广告商奥美公司所说的“品牌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品牌的差异性是在持续不断地沟通中形成的。 我国的信用卡由银行发行和经营,而持卡人对信用卡的使用如同他认可的其他商品一样也存在着相当的习惯性和品牌忠诚度。信用卡品牌的建立受银行业务的影响较大,而信用卡品牌的推广也主要依赖银行品牌。因此,品牌差异无疑已经成为信用卡业务成败的关键。 2.广告促销 把广告作为重要的促销手段之一,VISA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谁拥有VISA谁就决定游戏规则”这一广告,给大众一个充满趣味、强有力、又带有些诡辩性的形象。此广告曾荣获肯萨斯广告大赛铜狮奖,并一度在信用卡界成为一个新话题。 除广告促销外,信用卡的服务促销也是维护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服务促销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人员培训和优化服务两个方面。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的业务和服务培训是国内信用卡服务营销的关键。成立专门的促销队伍,配备熟悉信用卡知识的专业人员,向顾客提供周到细致的业务咨询,同时尽量简化申请手续,为潜在客户提供便利。针对特约商户市场进行有效宣传,引导目标商户认识特约的潜在利益,提高现有客户持卡消费的欲望,实现信用卡市场“金三角”的全方位受益。 五、加强持卡人风险管理 目前中国单调划一的信用额度分配办法不能满足风险防范的要求。不同的持卡人应给予不同的信用额度。对一些信用较差或存在其他潜在风险的客户给予较低信用额度。对所有持卡人应利用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消费行为模式及还款模式并结合其个人信息来动态调整其信用额度,这样我们即可防范于未然,将风险限定在允许的范围内。 管理层对于风险的认识程度是制约信用卡业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信用卡的业务过程式中,风险管理无处不在,过严的风险控制会使得卡片申请通过率降低,客户用卡不方便、忠诚度下降;过松的风险管理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但是风险与盈利成正比,没有风险就没有盈利。在信用卡业务的风险管理中,我们应记住风险管理不是将风险控制或降低为零,而是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内。这是风险管理的优秀所在,也是我们风险管理的指导方针。 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可喜的是,中国的中央机构和各家商业银行都越来越重视信用卡市场的发展,不断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随着各家银行对信用卡业务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金卡工程的进一步实施贯彻,信用卡市场现在的问题必将不断得到解决。科技的发展和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的不断深入,也将使信用卡业务在功能,制度,机制乃至整个用卡环境上有更大的发展。总之,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改革分析 【关键词】 工商行政管理;教学模式;弊端;改革;策略 随着教育的普及发展,我国高校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高校专业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比例。在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对其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工商管理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增强个人对工商行政管理的实际体验,帮助学生在毕业之前感受到工商行政管理的工作气氛,为未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 传统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弊端 1. 教学过程模式化。传统的工商行政管理教学采用的是固定的教学模式、固定的教材,对学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一味地进行知识灌输,没有注重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在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工商行政管理知识的学习缺乏主动性。 2. 教学计划单一、教材陈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对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要求不断增加,其职能和岗位安排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但是其教学计划却没有与时俱进,且教材内容落后,不符合时展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 3. 毕业生对社会缺乏适应能力。工商管理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注重对课本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学习交流以及学习创新等,导致毕业之后的学生很难和竞争力强的社会就业环境相适应。 二、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概述 对于传统工商行政管理教学的缺点,工商行政管理教学进一步加强了改革,设定了“以工商发展为本、面向全社会、重视实践能力”的改革目标。教学改革目标要求教师的教学要以工商行政管理职业发展为要求,以工商职业管理专业的能力发展为本位。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对和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工商行政管理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并根据学生的发展建立一个能够提升学生对问题分析能力、独立应用知识能力的教学课程体系。第二,改革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第三,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三、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改革策略 1. 更新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确定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一般需要到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工作,具体从事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等经济管理监督工作。但随着工商行政管理的不断发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发生了转变,即更加注重对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此,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教师转变原有的教育观念, 由原来的重视知识传授转变为重视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念,由原来的给学生进行等级划分的观念转变为有教无类的观念。 2. 工商行政管理教学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积极构建一种新的课程教学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两个方面,其中专业的能力主要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的实际操作能力、对法律的掌握能力、中介服务能力等。非专业的能力主要是指计算机软件应用能力、社交能力、驾驶技能、书写能力、演讲能力等。教师要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根据社会对工商行政管理的需要安排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教学设计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3. 重视工商行政管理的实践教学。工商行政管理教学的特点是应用性和实践性,为此,学校教学改革需要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在软硬件设施建设方面促进实践教学的发展。同时,积极建立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在多媒体的影响下引导学生利用技术实现学习的完善。 4. 加快改革原有的工商行政管理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一,教师教学要尽可能地使用案例教学法。教师要对工商行政管理的实际生活例子进行收集,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从而提升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能力。第二,教师在课堂上要积极引导学生针对某一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中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第三,采用模拟登记法。登记注册程度复杂,为了加深学生对登记注册法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讲授了基本的知识之后,将学生分成两组,模拟登记法。一组学生扮演工商行政管理的登记人员,另一组W生扮演申请人,在反复的模拟演练中加强学生对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注册知识的了解,从而为其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5. 建立科学合理的工商行政管理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工商行政管理教学改革发展需要对其改革成效进行检查,进而分析出改革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教学提供意见参考。为此,学校需要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教学质量考核评估体系。具体表现为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教学质量监察小组,对教师的日常教学记录进行抽查,定期组织开展师生交流研讨会,定期对教师的教学课堂进行听课等。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一阐述无疑意味着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仍将是今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从宏观调控的职能来看,不仅计划、财政、金融等支柱性调控职能要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加强经济监督、尤其是加强市场监督职能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工商行政管理这种职能的性质,如何正确估价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的现状,在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中如何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这些问题不仅是探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对策所必须解决的,也是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执法机构所必需的。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工商行政行政管理宏观调控 一、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的职能之一 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如果说在市场机制被捧为“万能”时期这种职能还受到排斥的话,那么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市场绝非万能且存在严重失灵的今天,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已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且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由若干政策措施、调控手段和调控职能构成的体系。从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经济增长政策、人力政策及消费政策等宏观和微观的政策;从调控手段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管理;从调控职能来看,主要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经济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职能,对性质界定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即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性质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或者进一步说工商行政管理究竟如何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就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其承担的任务而言,其宏观调控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培育市场,促进完备市场体系的构建。市场的发育成熟及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其赖以运作的基础。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促进市场的发育、构建市场体系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束缚,市场发育十分滞后,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因此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尽快形成,不仅是当前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这被有些人称为是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我国市场监管的职能,培育市场、促进市场发育可以说是其职能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表现在工商部门参与培育各种具体的交易场所(在办管分离体制下不再直接建设交易场所),更重要的表现在工商部门立足本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推进市场规划的健全和完善,即从更高层次上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2控制市场主体准入,从特定层面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有人认为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高级形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等,其中优秀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目前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运用产业调控经济运行。工商行政政管理以其特有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或实现工具。如比根据国家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目标,通过市场主体登记职能,控制市场主体进入的数量、规模及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目标;通过控制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规模条件,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实现生产规模适当集中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还可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及反垄断,即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也保持经济的适度竞争,从而实现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仅从这一点讲,工商行政管理是通过管理微观主体、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管理层次是很高的。 3规范市场竞争和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经济运行需要正常的市场秩序,而正常的市场秩序尽管依靠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行为有进也会形成,但由于利益机制的趋动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等原因往往不会自发形成,它既需要作为经济运行规则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范,同时更需要作为经济管理机关的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强制确立。因此不论实行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作为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专司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种职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使命和天然职责,这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体系的最重要方面。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与其他宏观调控职能的最主要区别也在于此。工商行政管理所应维护的市场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出市场的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以确保市场统一开放,公平合法,竞争有序。 由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职能,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各类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清除市场障碍以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市场规划、加强市场管理,从而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这些规定无疑为专司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的发挥作用的要求和方向。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仅是完成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本身的需要,同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履行国家宏观调控应有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任何不到位,执法力度的不够从而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不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身的失职,更涉及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对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状况的基本分析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为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趋向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发挥强有力的规范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准入职 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为规范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的发育成熟和其合法性,把好市场准入关从而维护正常的市场进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在监管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履行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交易和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发挥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合同管理、市场管理等作用,为使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规则要求,为创制有序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通过培育监管等方式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运用自身职能促进各类消费品市场和部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完备方面,尽管在当时主要是通过既管市场、又办市场的方式培育市场的,但无论如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我国市场的发展上功不可没;第四,在执法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权限,严格执行法律,依法监管市场,保证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维护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第五,在保护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对市场交易和竞争行为的监管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有效地保护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进一步发挥了对市场的规范效应,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在看到近些年工商行政管理事业迅速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历史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工商行政管理已经纳入了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并为宏观调控的加强和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商行政管理尚没有充分发挥国家赋予的宏观调控职能,其蕴含的巨大管理能量或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换言之,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的地位与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是不相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尽管工商行政管理的市场准入职能可以发挥使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及产业布局合理化的作用,同时企业登记制度由审批制向准则制的转变也为工商行政管理调控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提供了前提条件,但由于工商部门自身在观念、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及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原因,工商行政管理并未实现这种高层次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也并未完全成为国家产业实施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以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工商部门就是盖图章、发执照、干些程序方面工作的部门。因此,当务之急是使工商行政管理的企业登记职能能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在高层次上强化登记管理。 2由于体制制肘、市场主体不完全成熟、工商管理能力与所承担的职能失衡等原因,工商行政管理的效果还不十分理想,有时管理力度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使市场秩序并未达到最佳状态,有时甚至还比较混乱。如假冒伪劣商品仍时而充斥市场,商标侵权行为仍时有发生,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仍很猖獗,不规范的市场主体及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仍时有出现等。这不仅使工商行政管理的效率大打折扣,也使工商行政管理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在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整个大市场以及监管领域、监管对象及监管层次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工商监管的方式方法还未发生相应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一些地方的工商部门仍陷入微观管理领域而不能自拔,从而放弃从高层次上监管市场。比如在对市场的培育方面,一些部门仍囿于管理集贸市场或仍习惯于用管理集贸市场的方法(如进驻式管理)管理整个市场,而不是从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规范市场客体、推进市场规则的健全等高层次上培育市场;再如一些部门仍完全习惯于那种“重点整治”或“集中治理”式管理方式而放弃或放松应有的日常监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工商监管效能及执法水平的提高。 三、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思路 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及任务的重化,如何强化工商行政管理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重视,人们也提出了种种对策并切实采取了有效措施,如逐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制建设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针对上述工商职能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在完善体制、强化法制等方面继续努力外,当前应着重于以下几方面: 1转变观念,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所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转变观念作为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对策之一,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对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还缺乏准确的把握,仍停留于监管集贸市场而不能自拨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因此,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思想、管理方式方法的广大工商管理干部尤其是基层工商干部来说,转变观念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当前,转变观念就是要求广大工商干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认清工商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调准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自觉提高管理层次,从狭隘的监管集贸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模式中摆脱出来,增强监管的自觉性和准确性,防止“穿新鞋走老路”。 2优化监管的外部环境。工商监管总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环境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有关的政府部门、执法的手段、管理经费、管理对象对管理主体的认同及其成熟程度等。不可否认,尽管工商部门行使监管职能的内外环境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不同程度地制约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经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从而阻碍工商部门的严格执法;(2)由于财政经费的不足,使得工商部门一直受到管理经费不足及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无法落实的困扰,从而使工商部门不得不把筹集经费和解决工资、福利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这无疑会因目标的多元化而制约管理的效果(市场管办难以脱钩、工商部门难以割舍管集贸市场和个体户主要就是因为经费的困扰);(3)执法手段不强,如工商监管所必须的查封、扣压、冻结等强制手段不具备,使监管力度大打折扣;(4)有关的职能交叉部门由于利益、权力的碰撞,有时互相制肘,从而影响监管效果;(5)市场主体不成熟,有时对工商监管缺乏认同感,甚至产生抵触,这也会严重影响监管效果。因此,要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必须改善监管的外部环境,使工商部门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挥职能作用。改善或优化监管环境,主要解决好以上五个问题,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 解决困扰工商部门的经费不足问题,赋予必要的强制监管手段,加强与各有关的职能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促进市场主体的尽快成熟。 3提高监管效率。现代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这是一条已被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所一再证明的规律。一般来说,管理效率高,管理效果自然就好。因此从提高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如上所述,目前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的效率不能说是很高,而我们往往又忽视从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在现阶段,提高工商监管的效率,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提高干部素质,使工商干部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具备管理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2)改革监管方式方法,即按照监管现代化大市场的要求,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的监管方式方法。这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3)加强对工商监管的监督、考评,完善监督机制,使工商部门自觉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并着力提高监管的效率。这几年一直坚持的效能监察应继续坚持和加强;(4)加强工商形象建设,增强管理对象的认同感,使之自觉接受监管,并增强自觉守法意识,规范其市场行为。 4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要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相配套、协调。既然工商行政管理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加强就要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保持协调、配套,在个体突破的同时注意整体推进: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每一步骤都要考虑与其宏观调控的职能、手段相衔接,加强其他宏观调控职能或手段时也要注意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纳入其中,通盘考虑,防止工商职能与其他调控职能互相脱节,以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功能。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社会工商行政管理论文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4、解放思想、监管创新。1999年以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履行职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律,不断地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监管执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的水平。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探讨论文 宋晶张淑范***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一阐述无疑意味着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仍将是今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从宏观调控的职能来看,不仅计划、财政、金融等支柱性调控职能要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加强经济监督、尤其是加强市场监督职能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工商行政管理这种职能的性质,如何正确估价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的现状,在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中如何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这些问题不仅是探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对策所必须解决的,也是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执法机构所必需的。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一、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的职能之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如果说在市场机制被捧为“万能”时期这种职能还受到排斥的话,那么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市场绝非万能且存在严重失灵的今天,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已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且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由若干政策措施、调控手段和调控职能构成的体系。从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经济增长政策、人力政策及消费政策等宏观和微观的政策;从调控手段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管理;从调控职能来看,主要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经济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职能,对性质界定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即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性质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或者进一步说工商行政管理究竟如何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就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其承担的任务而言,其宏观调控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1培育市场,促进完备市场体系的构建。市场的发育成熟及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其赖以运作的基础。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促进市场的发育、构建市场体系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束缚,市场发育十分滞后,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因此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尽快形成,不仅是当前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这被有些人称为是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我国市场监管的职能,培育市场、促进市场发育可以说是其职能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表现在工商部门参与培育各种具体的交易场所(在办管分离体制下不再直接建设交易场所),更重要的表现在工商部门立足本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推进市场规划的健全和完善,即从更高层次上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2控制市场主体准入,从特定层面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有人认为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高级形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等,其中优秀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目前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运用产业调控经济运行。工商行政政管理以其特有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或实现工具。如比根据国家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目标,通过市场主体登记职能,控制市场主体进入的数量、规模及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目标;通过控制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规模条件,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实现生产规模适当集中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还可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及反垄断,即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也保持经济的适度竞争,从而实现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仅从这一点讲,工商行政管理是通过管理微观主体、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管理层次是很高的。3规范市场竞争和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经济运行需要正常的市场秩序,而正常的市场秩序尽管依靠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行为有进也会形成,但由于利益机制的趋动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等原因往往不会自发形成,它既需要作为经济运行规则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范,同时更需要作为经济管理机关的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强制确立。因此不论实行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作为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专司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种职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使命和天然职责,这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体系的最重要方面。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与其他宏观调控职能的最主要区别也在于此。工商行政管理所应维护的市场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出市场的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以确保市场统一开放,公平合法,竞争有序。由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职能,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各类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清除市场障碍以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市场规划、加强市场管理,从而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这些规定无疑为专司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的发挥作用的要求和方向。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仅是完成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本身的需要,同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履行国家宏观调控应有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任何不到位,执法力度的不够从而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不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身的失职,更涉及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二、对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状况的基本分析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为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趋向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发挥强有力的规范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准入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为规范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的发育成熟和其合法性,把好市场准入关从而维护正常的市场进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在监管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履行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交易和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发挥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合同管理、市场管理等作用,为使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规则要求,为创制有序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通过培育监管等方式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运用自身职能促进各类消费品市场和部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完备方面,尽管在当时主要是通过既管市场、又办市场的方式培育市场的,但无论如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我国市场的发展上功不可没;第四,在执法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权限,严格执行法律,依法监管市场,保证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维护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第五,在保护职能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对市场交易和竞争行为的监管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有效地保护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进一步发挥了对市场的规范效应,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在看到近些年工商行政管理事业迅速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历史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工商行政管理已经纳入了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并为宏观调控的加强和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商行政管理尚没有充分发挥国家赋予的宏观调控职能,其蕴含的巨大管理能量或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换言之,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的地位与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是不相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尽管工商行政管理的市场准入职能可以发挥使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及产业布局合理化的作用,同时企业登记制度由审批制向准则制的转变也为工商行政管理调控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提供了前提条件,但由于工商部门自身在观念、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及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原因,工商行政管理并未实现这种高层次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也并未完全成为国家产业实施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以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工商部门就是盖图章、发执照、干些程序方面工作的部门。因此,当务之急是使工商行政管理的企业登记职能能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在高层次上强化登记管理。2由于体制制肘、市场主体不完全成熟、工商管理能力与所承担的职能失衡等原因,工商行政管理的效果还不十分理想,有时管理力度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使市场秩序并未达到最佳状态,有时甚至还比较混乱。如假冒伪劣商品仍时而充斥市场,商标侵权行为仍时有发生,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仍很猖獗,不规范的市场主体及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仍时有出现等。这不仅使工商行政管理的效率大打折扣,也使工商行政管理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3在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整个大市场以及监管领域、监管对象及监管层次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工商监管的方式方法还未发生相应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一些地方的工商部门仍陷入微观管理领域而不能自拔,从而放弃从高层次上监管市场。比如在对市场的培育方面,一些部门仍囿于管理集贸市场或仍习惯于用管理集贸市场的方法(如进驻式管理)管理整个市场,而不是从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规范市场客体、推进市场规则的健全等高层次上培育市场;再如一些部门仍完全习惯于那种“重点整治”或“集中治理”式管理方式而放弃或放松应有的日常监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工商监管效能及执法水平的提高。三、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思路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及任务的重化,如何强化工商行政管理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重视,人们也提出了种种对策并切实采取了有效措施,如逐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制建设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针对上述工商职能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在完善体制、强化法制等方面继续努力外,当前应着重于以下几方面:1转变观念,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所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转变观念作为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对策之一,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对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还缺乏准确的把握,仍停留于监管集贸市场而不能自拨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因此,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思想、管理方式方法的广大工商管理干部尤其是基层工商干部来说,转变观念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当前,转变观念就是要求广大工商干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认清工商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调准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自觉提高管理层次,从狭隘的监管集贸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模式中摆脱出来,增强监管的自觉性和准确性,防止“穿新鞋走老路”。2优化监管的外部环境。工商监管总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环境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有关的政府部门、执法的手段、管理经费、管理对象对管理主体的认同及其成熟程度等。不可否认,尽管工商部门行使监管职能的内外环境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不同程度地制约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经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从而阻碍工商部门的严格执法;(2)由于财政经费的不足,使得工商部门一直受到管理经费不足及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无法落实的困扰,从而使工商部门不得不把筹集经费和解决工资、福利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这无疑会因目标的多元化而制约管理的效果(市场管办难以脱钩、工商部门难以割舍管集贸市场和个体户主要就是因为经费的困扰);(3)执法手段不强,如工商监管所必须的查封、扣压、冻结等强制手段不具备,使监管力度大打折扣;(4)有关的职能交叉部门由于利益、权力的碰撞,有时互相制肘,从而影响监管效果;(5)市场主体不成熟,有时对工商监管缺乏认同感,甚至产生抵触,这也会严重影响监管效果。因此,要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必须改善监管的外部环境,使工商部门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挥职能作用。改善或优化监管环境,主要解决好以上五个问题,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解决困扰工商部门的经费不足问题,赋予必要的强制监管手段,加强与各有关的职能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促进市场主体的尽快成熟。3提高监管效率。现代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这是一条已被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所一再证明的规律。一般来说,管理效率高,管理效果自然就好。因此从提高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如上所述,目前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的效率不能说是很高,而我们往往又忽视从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在现阶段,提高工商监管的效率,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提高干部素质,使工商干部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具备管理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2)改革监管方式方法,即按照监管现代化大市场的要求,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的监管方式方法。这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3)加强对工商监管的监督、考评,完善监督机制,使工商部门自觉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并着力提高监管的效率。这几年一直坚持的效能监察应继续坚持和加强;(4)加强工商形象建设,增强管理对象的认同感,使之自觉接受监管,并增强自觉守法意识,规范其市场行为。4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要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相配套、协调。既然工商行政管理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加强就要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保持协调、配套,在个体突破的同时注意整体推进: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每一步骤都要考虑与其宏观调控的职能、手段相衔接,加强其他宏观调控职能或手段时也要注意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纳入其中,通盘考虑,防止工商职能与其他调控职能互相脱节,以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功能。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初探电子商务的工商行政管理 初探电子商务的工商行政管理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信息经济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国际上对电子商务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狭义的概念是指在开放的国际互联网及其它网络的环境下,通过服务器的运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企业间商业交易的一种新型交易运营模式。即电子商务=Web(服务器)+IT(信息技术)+企业业务。广义的电子商务即电子网络经济,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扩展: 1、从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角度看,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层、应用软件层、商务中介层。如:网络产品交易、技术支持与服务、信息广告、网上旅行、证券中介等等。 2、从交易对象角度看,延伸到企业与政府、消费者与政府、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3、从交易的完整性角度看,包括网络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体系的建立。狭义的电子商务概念实质上亦应包括上述内容,但从我国现有的几百家电子商务网站的现状来看,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仍然是我国电子商务网站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并成迅速发展的趋势,但完整意义(尤其是已完全实现网上电子支付功能)的电子商务在我国尚未实现。 为便于探讨对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和应用分类。 电子商务服务功能: 1、网上广告宣传服务。 经营者可利用网上主页(HomePage)和电子邮件(E—mail)在全球范围内作广告宣传,人们纷纷将因特网称为“第四媒体”。 2、网上咨询和交易洽谈服务。 因特网已经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便捷的信息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新闻组(NewsGroup)、讨论组(Chat)、白板会议(WhiteboardConferenec)和网络会议(NetMeeting)等等。电子商务中的网上咨询和洽谈,突破了人们面对面洽谈的时空限制,提供了多种方便的异地交谈形式。 3、网上产品订购服务。 借助网络中邮件系统,电子商务可以实时的网上订购,订购信息也可以采用加密的方式。如我国的“8848”网站等已实现了订购服务。 4、网上货币支付服务。 电子商务要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实现网上实时的货币支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客户和商家之间可以采用信用卡、电子货币、智能卡等多种方式来实现网上支付。目前在我国,银行系统网络互联性还无法满足电子商务所需的实时电子化支付的要求,但随着金融电子化工程的蓬勃开展以及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电子商务的积极态度,实现网上货币支付服务这一功能的日期将为时不远。 5、网上商品传递及查询服务。 对于一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商品,商家可以通过分销系统送货上门,也可以委托有关货运公司或邮政部门将货物运送或邮寄到客户手中;对于一些信息产品,是最适合在网上进行直接传递的,如软件,电子读物、信息查询、数据库检索等,它能通过网络提供从商家一端到用户一端的直接、实时的全过程服务。 6、用户意见征询服务。 企业可以十分方便地运用网页上的“选择”、“填空”等格式文件来收集用户对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反馈意见,以发现商机,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7、交易活动管理服务。 整个交易的管理涉及到人、财、物以及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客户及企业内部等各方面的协调和管理。因此,交易管理可以说是涉及电子商务活动全过程的管理,包括有关市场法规、税务征管及交易纠纷仲裁等等。 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电子商务所提供的功能将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电子商务的应用分类: 从电子商务的交易对象来看,电子商务的应用有以下几种类型: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BtoB) 2、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BtoC) 3、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BtoG) 主要指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化。 4、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GtoC) 主要指政府通过网上办公,将福利费发放、税收、规费收缴等通过网络形式进行。 5、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通过防火墙等安全措施将企业内联网与因特网隔离,将内联网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商务工具,用来自动处理商务操作及工作流程,实现企业内部数据库信息的共享,并为企业内部通信和联系提供快捷的通道。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政府部门(尤其是海关、商检、税务、金融以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电子商务将实现贸易的全球化、直接化、网络化,发展电子商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我国的电子商务尚不完善,这就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服务与监管电子商务提出了明晰的思路:宽松管理、规范引导、促进发展。我们要尽快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过程的电子商务,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诸如: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互联,实现金融电子化及海关、税务、行政监管部门电子化,提高企业上网率,建立安全体系认证结构,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等。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我们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四大课题: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用电子网络手段管理电子商务。 国家局拟依赖信息中心的“红盾信息网”作为电子商务认证中心,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分别通过“红盾315信息网”、“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和网上经营活动监督管理。我局的“红盾信息网”(外网)应尽快开通,相应的软件要适时到位: 1、尽快理顺信息中心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以尽早完成数据中心的建立。 由于档案室及有关档案管理人员不归信息中心管理,由于业务处室未承担前期数据整理工作,目前我们在录入企业数据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录入人员无档案管理员的密切配合,业务不熟;另一方面是调阅档案资料不方便。录入工作开展半个月以来,仅录入了完整的外资档案10余户,进展十分缓慢,按此速度无法完成任务。我们正在整理软件子系统的各类表格,表格出来后尚需相关处定指导并参予整理数据。 2、尽快争取国家局相关设备的到位,完善内部业务网的建设。 内部业务网是我局“红盾信息网”建立的基础,而“红盾信息网”又是电子商务监管的平台和基础。据悉,国家局已将我省确认为一期接入单位,预计今年年底有关设备将到位。 3、在内部业务网完善的基础上,配备“红盾信息网”(外网)的相关设备。主要有路由器1台,服务器2台,同步调制解调器1个等。 4、在“红盾信息网”硬件设备及网络环境齐备后,购置国家局或兄弟省市成熟的电子商务登记、管理软件。 5、尽快引进技术人才,并加强应用人员的培训。 技术人才是维护系统网络正常运行并履行监管电子商务职能的关键,业务人员的广泛应用是基础。 二、结合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调整和制定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一方面,是国家工商局全盘考虑,加强电子商务工商行政管理的整体立法。尤其是有关域名注册与商标权冲突的法律问题,必须由国家局按照国际惯例,加强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各国的互通、合作,形成统一的规范。各地无法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各地可结合职能,先行制定适应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文件。北京市局在电子商务管理方面已作了较多的探索,其宽松管理的思路受到了网站经营者的欢迎。北京市局制定的相关规定有:《关于网上经营行为登记备案的补充通告》、《网络经济组织中请办理〈广告经营许可证〉须知》、《关于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告》、《关于对网络广告经营资格进行规范的通告》、《关于对利用电子邮件发送商业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的通知》、《关于规范网站销售信息行为的通知》等等。福建省工商局信息统计处无疑是较早意识到工商部门应及早介入电子商务管理的部门,早在3月14日,福建省局向国家工商局报告了有关电子商务身份认证的紧迫问题。几个月来,福建省局先后制定了《关于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的通知》、《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管理程序规定》等文件。 目前,我们已收集了北京市局、福建省局的相关规定,我省工商部门应着手对全省网站及电子商务情况进行调研,并对电子商务与工商职能的关系进行研究,待网络设备和技术准备完成后,尽早出台相关规定并及时介入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 三、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传统职能,发挥各业务部门的专业优势与信息部门的技术特长,相互配合,共同探讨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管理。 应从以下方面寻找服务与监管的切入点: 1、网上经营登记备案 主要是对辖区内网站的登记备案,应探讨如下问题: ①网站登记程序: 包括受理、审查、核准、发放网上经营电子标识及编号、网上公告等,电子标识备案是网站登记的优秀技术环节,也是电子商务管理的关健。 ②网站登记备案的内容: 包括:法人基本情况,网站基本情况,尤其是网站登记和企业登记的关系等等。注册号在网站登记中可作为备案号。 ③需要进行网站登记的各种情况: 网站经营者; 利用网站举办商品展销会的行为; 利用网站广告的行为; 利用网站进行网上购物、购书、拍卖等活动; 提供经营性的网络内容、网络技术服务者。 ④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登记注册的法律效力。 一要依靠立法手段制定出相应规定。如:规定在办理营业执照的同时必须到“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未经登记的网站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二要依靠技术手段,如解决发放电子标识的技术问题。 2、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 主要是对网上经营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等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现象如何监管进行探讨。 ①无照经营的网站不能获得合法的备案登记资格,不得从事网上经营。 鉴于电子商务即网络经济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应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对部分前置审批条件、超经营范围及不良文化倾向的规定不易太细,既使太细了也难以监管,反而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套上“枷锁”。 ②网上虚假、违法广告(含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宣传)行为责任界定; ③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变相传销行为责任界定;如变相的网上拍卖,网上非法集资等。 ④网上商标侵权行为责任界定,域名注册与商标权的关系。 ⑤网上合同的生效与监管;如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否可归入“视听证据”一类,是否需要其它证据作补充。);网上违法合同及合同欺诈的界定与监管;对网上合同签订后单方串改行为如何从技术角度、备案角度监控等等。 ⑥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一方面,要探讨电子商务中如何体现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九项权益;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完成需要涉及生产者、销售者、配送机构等多个主体,经过商品信息沟通、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等储多环节,任何一个“供应链”出现问题,都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因而,责任如何界定、如何追究必须加以研究。 ⑦网络市场的统计与分析 主要靠软件功能来完成。 ⑧网上办公的实现 主要从软件应用和提高应有人员电脑操作水平两方面探讨实现网上办照、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业务的途径,从而实现工商部门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北京市局等一些地方已实现了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服务功能。 四、电子商务的管辖权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㈠关于管辖权:电子商务无地域界限,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局应建立统一的注册与认证中心。但是,具体的监管还须落实到网络经营者所在地或消费者所在地。因此,我们认为: 1、从登记的角度:应采用属地登记与统一备案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有登记权,报国家局统一备案(副省级中心城市另须报省局备案)。对于具有较大规模的网站,国家局直接受理登记,发放电子备案标识。 用注册号作为电子备案标识编号,可避免编号的混乱。 2、从监管的角度:属地管辖与级别管辖相结合。 国家局管辖其登记备案的大型网站; 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管辖其登记的网站; 受上一级委托,有条件的(建有“红盾信息网”并有相应软件、人才)的地市工商局可以对在其辖区内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网站依法进行查处。 ㈡关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的监管离不开电子网络手段。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均由信息部门的“红盾信息网”进行登记备案。其监督管理采用“不告不理”的做法,即电子商务“受害者”通过点击“红盾信息网”进行投诉,工商部门才介入管理。换言之,电子商务的登记、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发现等环节,离不开信息部门。但是,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应该依靠相关处室。北京市局有“特殊交易监督管理处”,福建省局信息统计处本身就是行政处室。 就我局机构改革情况并结合信息中心应该得到加强这一思路来考虑,我们认为:信息中心应承担我省电子商务登记工作,具体监管由直属分局承担。信息中心与直属分局之间应该有良好的配合,为搞好配合并留住技术人才,为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监管,可以考虑信息中心的部分人员使用直属分局的编制。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4、解放思想、监管创新。1999年以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履行职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律,不断地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监管执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的水平。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努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反腐倡廉建设 同志们: 这次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0年全国工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2011年工作任务。总局党组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审议了这个报告。刚才,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同志发表的讲话,对全国工商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六次全会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落实。下面,我代表总局党组做工作报告。 一、2010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回顾 2010年,总局党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通过部署工作、调查研究、交流经验、督促检查等方式,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全国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全国工商机关认真贯彻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年初全国工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具有工商机关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以反腐倡廉建设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工商干部廉洁从政为目标,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取得了新成效。 (一)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反腐倡廉工作要求 20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工商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做好监管、服务、维权等工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营造了良好市场环境。认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部署给工商机关的反腐倡廉协办任务,总局先后制定下发了落实中央纪委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意见的分工方案和2010年反腐倡廉工作任务的分工方案等文件,将协办任务落实到职能部门。全国工商系统将反腐倡廉协办任务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了一同研究、一同部署、一同落实。承担的治理商业贿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规范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准入和服务行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强农村反腐倡廉建设、探索非公经济组织反腐倡廉建设、廉洁办世博和廉洁办亚运等工作,成效显著,为完成党和国家2010年的反腐倡廉任务作出了应有贡献,保证了中央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以学习实施《廉政准则》为重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不断深化 各级工商机关把学习实施《廉政准则》作为2010年反腐倡廉工作重点,按照总局《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具体意见》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学习。将贯彻落实《廉政准则》作为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确保了《廉政准则》的实施。据统计,全系统共有458099名工商干部参加了《廉政准则》学习教育活动,制定配套制度4053项,自查自纠问题2875个。河北省工商局在全省系统开展了“学准则、促勤廉、歌唱党、颂工商”活动,形成了学习贯彻《廉政准则》的浓厚氛围。江苏省工商局制作《红盾清廉话准则》动漫片,形式新颖,针对性强,教育效果好,得到了省纪委的好评。 (三)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深入开展 2010年,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工商报等有关媒体近80次报道全国工商系统反腐倡廉建设情况:总局业务专网开设了纪检监察工作专区,报道和交流工商系统反腐倡廉工作情况和好经验、好做法,全年共刊发《工商纪检监察简报》44期,《地方动态》67条,营造良好的宣传教育环境和舆论氛围。各级工商机关采取报告、演讲、通报、培训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工商廉政文化建设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据统计,全系统共有459946人次参加了示范教育,551825人次参加了警示教育,263406人次参加了岗位廉政教育。甘肃省工商局开展廉政文化示范点授牌和廉政公益广告征集活动。湖北省工商局在领导岗位、人事管理岗位、财务和物资采购岗位、行政许可岗位、行政处罚岗位开展岗位廉政教育试点工作,编写《岗位廉政教育系列教案》,拍摄了岗位廉政教育情景剧。杭州市工商局采取“说案学法”的方式,继续深入推进岗位廉政教育。长春市工商局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展共建活动,宣传工商廉政文化,扩大工商廉政文化的影响力。 (四)反腐倡廉创新和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 各级工商机关探索反腐倡廉建设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方法,反腐倡廉建设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2010年9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座谈会上,交流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材料48篇,展示了近年来全国工商系统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的成果。据统计,2010年,全系统新建反腐倡廉制度6334项。黑龙江省工商局开展制度建设年活动,新制定反腐倡廉制度12项,修订2项。西藏自治区工商局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为契机,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量化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安徽省工商局狠抓行政执法、人财物内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共建立各类制度43项。新疆自治区工商局在自治区纪委、监察厅的大力支持下,稳步开展自治区工商局党组对地州市工商局纪检组监察室再派驻工作。浙江省工商局实行向基层单位派驻纪检监察员制度,进一步强化基层工商所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福建省工商局在全省系统基层工商所推行了纪检监察员制度。青岛市工商局在全市基层工商所设立了专职纪检监察员。西安市工商局创建岗位管理新机制,量化考核办法,寓效能监察于绩效考核、目标考评、专项治理等具体工作之中,推动了效能监察的开展。 (五)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加强 ――对工商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强化。在继续坚持总局机关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制度、省级工商局主要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汇报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监督机制,加强了对工商领导干部的监督。据统计,2010年,全国工商系统领导干部述职述廉20845人次,纪检组(纪委)主要负责人同下级党组(委)主要负责人谈话12473人次。内蒙古自治区工商局建立巡视制度,加强对全区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四川省工商局认真开展对市、州局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巡视监督,收到较好效果。天津市工商局在全市系统推行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度,狠抓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福建省工商局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济南市工商局探索实行巡检监督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 ――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进一步完善。各级工商机关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监督制度。坚持发挥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制定配套措施,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据统计,全系统共对1033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任职廉政谈话。海南省工商局开展领导干部任前廉政知识考试,预防工作在先,监督关口前移。陕西省工商局把副处级干部选拔的初始提名权下放。由处室按规定比例提名,全局干部一次推荐,正处以上干部二次推荐,党组研究,差额考察,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得到省委组织部的充分肯定。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公开进一步深化。各级工商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积极做好取消项目的后续工作;对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制定配套办法。规范审批程序。大力加强政务公开,积极推进局务公开,探索开展党务公开。云南省工商局建立健全重大执法活动、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新闻制度、行政执法听证制度。重庆市工商局积极开展局务、党务“双公开”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促进局务、党务工作的公开透明。沈阳市工商局组建政务督察队,加大对执法活动督察力度。 ――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总局出台了加快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的意见,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创新执法机制,推进行政指导,构筑起执法监督的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了依法行政。青海省工商局加强对基层执法单位和“窗口”部门的明察暗访,及时纠正执法人员违反纪律、违法行政、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厦门市工商局编著“执法权力运行规范体系”丛书,研发权力运行风险防控系统,通过理权、规权、亮权、督权确保执法权力规范、高效、廉洁运行。广州市工商局按照线索、立案、调查、审核、处理“五分离”办案制度要求,建立执法办案软件系统,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监管制约。 ――运用“制度+科技”手段,电子监察成果显著。大力推进电子政务,积极推行电子监察,把监督机制制度建设与科技手段紧密结合,努力实现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实时监控和全程监控。山东省工商局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反腐倡廉工作中,建立全省工商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对行政权力全过程监督。上海市工商局建立和运用电子行政效能监察系统,加强对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行为的电子监察。北京市工商局研发行政监察信息化平台,对登记注册、案件管理、网格监管和12315投诉举报系统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监控,提高预警和防控水平。广东省工商局推进行政执法电子纪检监察系统,省局办理的19981笔行政审批业务接受了省纪委的实时电子监察,连续五个月在省直部门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绩效测评中排名第一。河南省工商局开发建设了具有实时监控、预警纠错、绩效评估、统计分析、投诉受理、信息服务等六项功能的行政审批效能电子监察系统。江苏省工商局建立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信息系统,将外网政务办事大厅、业务系统、法制监督系统、电子监察系统和数据上报系统融为一体。武汉市工商局开发应用工作目标考核信息化系统,使工作目标量化考核更具科学性、可行性、可操作性。 ――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目前,总局机关各司局正在不断深化,全系统已有29个省(区、市)工商系统全面推开,2个省(区、市)工商系统正在试点。广西自治区工商局把修正风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确保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湖北省工商局建立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迹象管理及预警提示制度,立足关口前移、着力事先防范。成都市工商局依托IS09001国际质量体系和信息系统技术平台,建立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体系。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企业登记管理风险监测系统,降低企业注册工作的廉政风险。 ――工商基层执法人员向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代表述职述廉工作进一步扩展。据统计,2010年,全系统共有172817名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向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代表述职述廉,其中,正、副所长43520名;569398名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代表听取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述职述廉并参加评议。通过“双述”活动,基层工商机关进一步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了工商机关和工商干部的良好形象。一些工商机关还将述职述廉工作扩展到县局、市局,自觉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议。201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要闻版《2010年纠风工作综述》对工商机关“双述”工作进行了报道和肯定。贵州省工商局将“双述”工作与民主评议基层站所、创建人民满意工商所结合起来,取得积极效果。南京市工商局响亮提出“向人民汇报、请人民监督、让人民评判”的口号,在互联网上公开“双述”,与网民和现场群众互动,有效地保证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受到南京市纪委和群众的一致赞誉和好评。 (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新成效,作风建设深入推进 ――专项治理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各项要求。据统计,2010年,全系统削减因公出国(境)团组46个、149人次,节约资金476.5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压缩经费4022.89万元。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系统共清理“小金库”160余万元。开展了对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清理摸底,按照“规模适度、数量适当、经费合规”的要求,严格控制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并取得实效。辽宁省工商局开展公务用车专项清理,规范机关和领导干部公务用车行为。江西省工商局试点个协会员资格重新登记、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工商干部不再兼任个协职务、个协财务管理与工商分离等,从源头上避免工商机关利用年检验照搭车收费和挤占个协经费问题的发生。 ――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推进。在地方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各级工商机关普遍参加了“政风行风评议”活动,取得较好成绩。据初步统计,已出评议结果的省(区、市)中,天津市工商局、上海市工商局均名列第一,黑龙江省工商局获最佳单位,江西省工商局获先进单位。吉林省工商局举办全省系统“工商开放日”活动。畅通工商机关接受群众监督渠道。宁夏自治区工商局组织开展“社会各界评工商”活动,成效显著。山西省工商局积极开展“作风整顿月”活动,干部作风明显转变、组织纪律明显加强、群众观念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湖南省工商局开发网络评廉系统,使社会公众可以直接对工商机关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勤政廉政等情况进行测评。哈尔滨市工商局开展执法执纪稽查,有力推动了纪律作风建设。宁波市工商局开展“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创建活动,推进基层标准化建设,政风行风进一步好转。 (七)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坚持信访举报分析排查制度,坚持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广东省工商局创新案件审理机制,推行“下案上审”,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浙江省 工商局坚持“一案一整改”,查找发案原因,堵塞制度漏洞。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大连市工商局完善信访举报工作相关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举报工作,注重从信访举报中发现违纪违法线索。 (八)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推进 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纪检监察干部始终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巩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成果,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向王瑛、刘金国同志等优秀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活动。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自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加大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中国监察学会工商分会推荐的调研成果,有3篇被中国监察学会通报奖励。工商纪检监察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2010年全国工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在总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全系统广大干部。特别是近9000名纪检监察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反腐倡廉决策部署,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总局党组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志们,在看到工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总体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建设仍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违纪违法问题依然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还需要下大气力解决:工商机关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对行政权力运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一些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还不够到位等。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工商系统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二、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 2011年,工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工商实际,切实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反腐倡廉工作之中,努力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改革创新,狠抓落实,不断开创工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为工商机关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更加严格锻炼干部队伍提供坚强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工商机关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切实增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切实抓好今年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贺国强书记在六次全会上提出的三个方面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以及要着力下功夫做好的四个方面工作,各级工商机关都要认真抓好落实。结合工商工作实际,今年,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建设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各级工商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摆在首位。严禁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严禁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严禁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严禁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严禁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的政治纪律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予以惩处。 各级工商机关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努力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保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总局各项工作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总局部署的“五个更加”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要充分发挥工商职能,认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交给工商机关的各项反腐倡廉分工任务,为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完成贡献力量。 (二)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六次全会强调,“要加大落实《廉政准则》的力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各级工商机关在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方面,一是要在继续抓好《廉政准则》学习实施的基础上,全面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规定主动、如实报告有关内容。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负责地组织好相关工作。二是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问题。严禁领导干部以各种名义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三是认真执行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等有关规定。要认真执行因公出国(境)管理制度、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四是继续认真治理违反规定多占住房、买卖经济适用房或租赁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利用职权委托理财、获取内幕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五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业的有关规定。 (三)加强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工商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在继续坚持并完善总局机关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制度和省级工商局主要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汇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加强对工商机关领导干部监督的制度。要总结、推广省级工商机关对所属系统的巡查巡视制度,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推进工商队伍廉政建设。 严肃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要按照六次全会“严肃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要求,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监督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要继续坚持工商机关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机制,防止和纠正“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严肃查处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 运用信息化手段,深化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机制,确保行政审批权、行政许可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广“制度+科技”的内部管理、预防和监督机制。一是继续大力开展电子政务,深化政务公开。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努力做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认真落实《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积极开展工商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二是积极运用信息化 手段推行绩效管理,开展对工商机关和工商干部的绩效考核和评估,强化对行政效率、效果等情况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三是继续完善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机制,鼓励和推行通过信息化手段使工商机关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不断深化,实现有效预警和防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深化“双述”工作,自觉接受监督。一是继续深化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向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代表述职述廉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创新方法,防止形式主义,努力使“双述”工作成为工商机关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强对工商机关反腐倡廉舆情特别是报刊、电视、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三是继续支持各地工商机关参加地方党委、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的政风行风评议活动,促进工商机关政风行风建设。 (四)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 深入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六次全会强调“专项治理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手段。”要坚持惩处和规范相结合,以重点带动全面,不断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果。要巩固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专项治理的成果,进一步深化专项治理工作,探索建立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反弹。要按照统一要求,做好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按照六次全会“集中力量,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加大治理力度”的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改进群众工作方式,完善群众工作制度。要坚决纠正执法争利、执法扰民、变相收费、乱摊派和滥罚款等问题。要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责力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绩效管理制等。坚决纠正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的行为。今年,要切实解决少数工商机关借年检验照之机强制收取个私协会会费的问题。各级工商机关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总局《关于严禁借年检验照之机强制收取个私协会会费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好专项检查,严禁借年检验照之机强制收取个私协会会费,严禁违反章程规定超标准收取个私协会会费,严禁将会费挪作它用。各级工商机关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边查边改,严肃追究,确保专项检查工作达到预期目的。今年上半年,总局将成立检查组,对专项检查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和督查。 (五)加强基层工商党风廉政建设 六次全会指出,“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基层干部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至关重要。”基层工商干部处在工商行政管理监管和服务的第一线,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加强基层工商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基层工商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意义重大。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加强基层工商党风廉政建设与加强工商基层基础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努力抓出成效。二是加强对基层工商干部的教育。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教育作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点,巩固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结合“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教育和引导基层工商干部牢固树立遵纪守法、服务群众意识。进一步做好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加强工商廉政文化建设,弘扬职业道德,不断提高广大基层工商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三是坚持以提高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重点,加强基层干部培训,提高正确执行政策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四是推行和深化在工商基层单位建立纪检监察员制度,加强对基层工商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促进基层工商干部依法行政、廉洁奉公、服务群众。 (六)加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 总书记在六次全会上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搞腐败,就要坚决惩处。”各级工商机关一是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严肃查处工商机关领导干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的案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许可权、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处罚权获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二是要进一步加大自办案件工作力度。对线索明确、具体,以及实名举报的,要认真核实。同时,对诬告、陷害的,要坚决予以澄清,保护和爱护干部。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工商机关与纪委和检察机关协调工作机制,加大案件查办工作合力。三是要做好有关基础性工作,统一口径和标准,抓好案件数据的统计和报送,保证统计数据及时、准确。今年6月底前,各省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要对十七大以来全省工商系统违纪违法情况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写出专题报告,报送驻总局纪检组监察局。四是进一步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做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堵塞漏洞,防患未然。 三、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各级工商机关和纪检监察机构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确保反腐倡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 各级工商机关要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各级工商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意识。坚持和完善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职责划分清晰、任务分工具体、工作要求明确、保障措施有力,保证中央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工商系统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各级工商机关领导班子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党组(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要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切实做到“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积极协助党组(党委)做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工作。要把抓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纳入对各级工商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检查考核之中,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违反或者未能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要严格追究有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责任。 (二)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要充分认识工商机 关反腐倡廉建设创新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工商机关反腐倡廉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的创新。坚持以党的反腐倡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工商干部廉洁从政为目标、以完善具有工商机关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重点。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在实践中创造的有效做法和新鲜经验,不断从基层的丰富实践和发展要求中获得改革创新的动力源泉,使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要重点围绕工商机关反腐倡廉建设_如何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工商机关在监管、服务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要着力研究工商机关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不断深化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制度执行力,切实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要坚决追究。要严格执行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更好地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探索新机制、新方法,进一步加强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努力防止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保证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正确实施。 (三)不断加强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 要按照六次全会“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为落实反腐倡廉各项任务提供组织保证”的要求,不断加强工商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要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到工商机关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中去。要抓住思想建设这个基础,促进工商机关纪检监察干部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切实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努力在实践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上作出表率,切实履行“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庄严承诺。要抓住能力建设这个重点,努力建设学习型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促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入钻研工商业务和纪检监察业务、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提高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能力。要抓住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这个关键,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办案纪律、保密纪律和廉政纪律,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带头接受监督的意识。要建立健全加强自身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工商机关纪检监察工作水平,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 同志们,做好工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圆满完成2011年各项任务,不断开创工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为促进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工商行政管理的作为 2011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热门的话题虽然很多,但“最必要”的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进程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最必要的时候。可以说,它不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复杂且困难的问题,而且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总理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最重要和最艰巨的工作内容。 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来看,表面上是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通过这次危机,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过去那种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人、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发展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在需求结构调整上,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供给结构调整上,或者说在产业结构上,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转变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了这三个方面的转变,我们就能够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等不起、慢不得、更不能折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和迫切。据统计,我国国内居民私人消费最弱小。从1978年到2009年,家庭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在亚洲六个规模较大的国家中,中国的居民消费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99年起就垫底。2008年到2009年问是37%,不但低于人均产值最高的日本(56%)和第二高的韩国(55%),也低于人均产值稍高的马来西亚(50%),还低于人均产值更低的印度尼西亚(61%)和印度(59%)。 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大,这一点仅从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上就可见一斑。2010年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12339件,美国44855件,日本32156件,德国17171件。在中国申请的国际专利中,深圳的华为集团(1528件)和中兴集团(1863件)就占了27%。 再看第三产业,2010年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0.3%,第_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1%,这两个比重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即使跟印度比,也低10个百分点。印度人均GDP只有我国的1/2,但是第三产业产值已经接近50%。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就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占70%~80%,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造成第三产业吸纳就业容量大的优势得不到发挥。 由此可见,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关系到当前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中长期经济的发展。作为政府经济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无旁贷,应该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当前工作的第一要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 推动我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目前的管理体制和职能分工看,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一)利用市场准入职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准入职能,在现行执法依据和审查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可以把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贯穿于市场准入的全过程,在把握市场准入的切入点上下功夫,在“推动”转变上见成效。 一是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需要重点支持。特别是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电子信息、文化创意、航天航空等产业,应该多采取一些优惠和便利措施。 二是积极支持环保类产业或项目的发展。当前,环境污染已成为人人关注的一大社会公害。所以,有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应运而生。对于这些利国利民的环保类项目,应该予以重点扶持。 三是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慢,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印度。因此,对于属于现代服务业的应该帮助其完善申办条件,支持其快速发展。对于属于被调整的产业或项目,要有一定的控制。 (二)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指导的职能 近年来,工商行政服务指导发展很快,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应该加快自身知识的拓宽,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搜集市场信息,更主动地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效服务。包括送政策、传信息、引资金以及一些便捷服务等。 (三)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商标监管的职能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在努力推进商标战略,鼓励企业争创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当前,应该加大实施商标战略的力度,如加强驰名商标的宣传培训、举办驰名商标企业报告会等,积极鼓励企业申请商标国际注册,帮助企业搞好商标国际保护等。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工商行政管理自身的调整转变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在“加快”上下工夫,在“转变”上见实效。因此,我们首先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自身的调整与转变。 (一)要有战略管理的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引起公共部门的重视。战略管理可以让组织主动积极地面对自已将来的发展,而不是处于被动。它可以使组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仅仅做出简单的回应。 战略管理认为: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外部环境是组织实施战略管理的依据和基础,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外整合的过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既然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制定符合工商行政管理实际的发展战略。 工商行政战略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采取的有目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谋略。行政战略是有关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战略选择的总称。其优秀内容是确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在的目的、基本使命以及主要目标等根本性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战略管理的重点应该是在战 略规划方面。战略规划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研究分析,在衡量影响部门未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为本部门制定目标和前进方向。战略规划涉及部门的方向问题,这是战略管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战略规划直接影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部门能否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效能。 (二)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能力 当前,应该在工商行政管理的“四力”上狠下功夫。 一是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软实力”。“软实力”应该是指工商行政管理规制的震慑力、工商执法的人性化和工商干部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无形力量。培育“软实力”比建设硬实力更艰辛,不可能立竿见影,除了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提高市场执法的效能外,还要有市场监管的技术性和艺术性,以及服务行政的成效。培育工商行政管理“软实力”涉及很多方面,如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依据比较完备,执法理念正确,执法者形象良好,执法的效能高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学习,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的适用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学习力。学习力包括学习态度和方法,对知识和信息的甄别、消化、吸收能力,学习行为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以至终身学习等多种因素。学习力的强弱,对干部的作风建设有着重大影响。培养干部学习力有多种途径,包括培养干部的政治敏感性、科学辨别判断形势能力的学习:培养干部的市场执法能力的学习、教育、培训;培养决策力和执行力的学习、教育、培训;培养干部独立思考能力的学习、教育、培训:培养干部的四种意识,即公仆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务实意识的学习、教育、培训。 三是增强工商的凝聚力。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工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层单位加班加点超时工作的情况很普遍,超时的工作使不少干部身心疲惫。当前,必须把关心、爱护基层工商干部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着力提高工商队伍的凝聚力。要想提高工商队伍的凝聚力,我们就要从工作上、生活上、政治上去关心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是增强工商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同时,还要维护工商干部的正当权益,体现工商队伍建设的亲和力。建议在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维护工商干部正当权益的机构,专司维护工商干部正当权益和合法行为的工作。 四是强化工商的执行力。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来讲,执行力就是中层干部理解并组织实施的能力。中层干部既是执行者,又是领导者。单位领导的决策需要得到中层干部的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如果中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很弱,与决策方案无法相匹配,那么单位领导的各种方案是无法实施成功的。要改善执行力,就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个部门的管理者身上。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的执行部门能够弥补决策方案的不足,而一个再完美的决策方案,也会死在滞后的执行部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是管理成败的关键。 (三)打造和培育“品牌工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商标管理,深知品牌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推动企业争创驰名商标。同驰名商标的作用一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需要打造和培育自己的“驰名商标”――“品牌工商”。 “品牌工商”的打造和培育,可以先在某些省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进行,即地方“品牌工商”。如果情况特殊,也可以成为全国“品牌工商”。 “品牌工商”的打造和培育,还可以像大专院校中的重点学科和专业一样,人们一提起某个学科或专业,大家都知道这个学科或专业是哪几个大专院校最强。所以,“品牌工商”可以是先由某个工商局的某项职能工作成名。当然,也可以先由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中的某个人成名,如提起王立军都知道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改革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打破传统思维。为了能够适应新形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大胆创新,应该像周伯华局长强调的那样:“在法律法规和职责范围内,有利于提高服务效能的体制机制都可以‘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都可以‘试’。”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模式转型的改革取向 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模式,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履行市场监督执法职责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内容领域、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的总称,是工商部门监管体系总体特征的外在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商部门大力推进监管模式转型的改革,实现了监管理念由服务计划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变、监管领域由监管国内小市场向监管国际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转变、监管手段由行政手段为主向法治手段为主转变、监管方法由依靠传统经验向依靠科学技术转变。面向“十二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模式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实现新的转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努力破解工商行政管理监管领域拓展的三大难题 (一)破解市场组成要素监管的难题。就市场主体而言,监管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实施对国有和外商投资经济性质的企业、股份公司等组织形式企业、高新技术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市场主体的监管。就市场载体和交易方式而言,监管的主要难题在于如何全面介人无形的虚拟市场载体,以及远程、高级、复杂交易方式的监管,重点是如何介入网络商品和服务交易的监管。就市场客体而言,监管的主要难题在于如何实现对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商品的有效监管,如何把握尺度参与生产要素以及其他新型市场的监管。 (二)破解分散监管与整合监管有机结合的难题。目前,企业登记注册监管、个体私营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监管、消费维权、公平交易执法等针对市场组成要素监管的专门性业务,尽管职能职责职权范畴相对明确,但缺乏独立性,受制于其他职能部门、支离破碎痕迹明显,综合性特征过强,导致主业不精、副业不清。工商内部负责市场体系监管的职能部门,其职能缺乏相对应的依据。现实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自身职能职责职权进行有机整合,对市场体系监管内涵、外延、内容、层次、重点等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亟待纳入议事日程。 (三)破解执法资源配置的难题。工商部门作为微观经济管理系统,职能职责职权与经济户口和消费人口数量同步扩大,已导致监管任务呈现急剧增长。履职不到位的缺口因此越来越大。随之产生的执法风险将越来越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统筹配置各类执法资源,冷静处理制约工商内涵式发展的四个关键问题,即:工商监管执法靠什么?工商执法做什么?工商执法能做什么?面对职权和任务无限膨胀与执法人员数量素质、执法保障无法完全到位的矛盾,工商执法又该怎么做?就当前而言,应牢牢把握政府机构改革的契机,全力介入立法立规。把握重大复杂监管事务协调的主导权,强化工商部门市场监管执法的主导地位,强化市场监管执法的主业,理清乃至剥离关联性副业,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职责职权界定的转型。 二、统筹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方式的转型 (一)重新审视登记注册的事前预防功能作用。登记注册在市场秩序监管事前预防的功能作用被长期忽视。现有的登记前置许可制度,让形式审查为主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替实质审查的职能部门把关,而后又在许可监督环节上承担责任。为此,应强化登记注册预防被动违法的职能,理顺前置许可与登记注册的职责分工,将被动的把关变成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应协同专项许可监管职能部门联合实质审查许可事项及其细化目录,限制性和禁止性经营事项及细化目录,严格界定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 (二)健全日常巡查和商品准入监管制度,提升事中监管效果。就经济户口监管制度而言,将违法状况作为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主要依据,与国际上通行的信用制度的做法不尽符合,适时进行修改完善应是大势所趋。就市场巡查制度和商品准入制度而言,面对全国近4000万家经济户口,1000多项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职责,市场巡查应当缩短阵线、精选内容,做到有所取舍,综合权衡市场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实施条件、实施项目。集中力量巡查监控事关执法风险、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的突出问题。 (三)妥善处理相对集中处罚权与构建12315执法维权的交叉,激发事后补救机制活力。工商行政处罚以及配套的行政监督检查和行政强制职责职权占了工商职责职权总数的95%以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执法力量的配置,加大违法查处力度,事关工商的执法权威。12315执法维权系统的构建,需要调整功能导向,即在价值取向上,要搞清楚12315是工商行政管理的内设机构,而不是相对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第二部门。在具体运作上,12315应更多发挥违法案件受理、分流、协调、反馈、监督的职能。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尝试将12315执法维权系统办成工商执法指挥调度中心,但不应参与具体案件的办理。 (四)科学界定单项与综合监管之间的分工,实现机关与基层监管业务的整合衔接。执法资源在机关内设职能部门以及基层工商所之间如何优化配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小局大所、强局精所”的机制运作,需要把握科学的尺度。基层工商所机构在3万左右,总人数30多万,是全国工商系统中人数最多、机构数量最多、承担监管任务最为繁杂的执法机构。修改《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明确基层工商所的履职权限和责任,是完善市场监督执法方式的急迫要求,事关这一条例在500多件法规构成的工商法规体系中的定位,事关基层工商所职能职责职权在逾千项工商职能职责职权构成中的定位,事关单项专项性监管职责与属地综合监管职责的分工衔接问题。 三、全力突破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方法转变的瓶颈 (一)稳妥推进监管方式转型与监管方法转变的对接。监管方式的转型和监管方法的转变既有联系又存区别。前者侧重于模式和机制的转型,宏观性整体性的特征较为明显;后者则体现在落实监管方式转型要求的具体做法和操作细则,微观性个体性的特征较为明显。监管方式和监管方法之间的上述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工商部门稳妥推进两者之间的无缝对接。 (二)正视部门职责交叉,妥善处理监管摩擦,逐步消除执法顽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无证照经营立法、文件会签、执法协调留下的困惑值得深思和反省:登记注册与前置许可到底该是怎样一种衔接关系?对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经营人员、经营渠道、经营方式等事项的禁止性规定,变相列入无证照查处的范围,与无证照行为的内在含义是否吻合?餐饮行业的证照管理被纳入食品安全监管范畴之后,卫生行政部门承担主要职责,在此情况下,工商部门原来查处餐饮无照的主导角色是否应该换位?黑网吧屡禁不绝的根源到底何在?网吧经营额和经营利润八成左右来自网络游戏,说明什么呢?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在市场经济秩序监管大局面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视执法争议现实,以超脱的角色和宽阔的视野,研究相关职能部门专项法规的立法走向、结构体系、主要内容,吃透其趋利性和滞后性,还原执法交叉和监管矛盾产生 的本来面目,据理力争、争取主动,扫清障碍消除根源,为运动式专项整治活动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进而转向规范化长效监管创造条件。 (三)改进决策指挥机制,加快法治建设步伐。改变突击运动和专项整治式的监管方法,必须相应地改进工商行政管理自身的决策指挥机制。改进决策指挥机制,必须树立权责统一的法治观念,有限作为、准确作为、积极作为的决策观念。改革完善决策指挥机制,必须淡化人治色彩,强化法治建设。一是稳步推进行政管理向行政执法的转型。要循序渐进,评估行政执法事务和非执法性行政事务的比重,大幅度削减行政性事务,大幅度提高执法类事务的比重;评估行政执法事务操作的准确性,消减乃至消除不务正业的越位和错位执法现象;评估行政执法的时间、力量和内容配置;评估行政执法的工作成效,细化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责任追究制度的内容;评估法定职能职权职责落实的缺口和不足,进而评估执法面临的责任风险、主要矛盾及成因,相应地优化执法资源的配置。二是稳步推进定性决策向定量决策的转型。随着工商行政管理监管任务的急剧膨胀,推进执法监管由定性决策向定量决策的转型势所必然。定量决策首先要求明确工商执法依据、法定职能职权职责职权的具体数目、工商与外部存在争议的执法事务、政策文件额外累加的执法事务。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户口的数量、规模、类别、行业分布、敏感程度、执法风险责任。结合监管执法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测定工商机关监管任务的总量,并科学分解到内设机构、直属部门和基层工商所。 四、多元拓展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手段更新的渠道 (一)拓展现代化监管手段革新的资金保障渠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变当前现代化监管手段革新总体进展不甚理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的现状,必须更新观念,就投入和产出之间,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效益账和社会效益账。以此为先导,努力拓展资金保障的多元化渠道。特别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物价、纪检、信息产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理解支持,在财政资金拨款保障比较困难的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尝试引进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发展回收机制,在监督机制比较健全的地方,还可尝试引进市场运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 (二)拓宽现代化监管手段革新结构组合和发展途径。弥补现代化监管手段配置不足的缺陷,侧重配置现代化商品质量检测设备、广告监测设备、移动办公设备、多媒体运用技术、网络监管调查取证技术,以及商标标识包装装潢的鉴别技术,全面提高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积极开拓现代化监管手段应用的新领域。广泛吸收医学、生物学、物力、化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强化食品安全、商品检测监管手段的专业化建设。在社会科学方面。当前亟待综合应用国内和国际学术领域在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尝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评价体系、市场监管执法风险防范体系、市场监管执法行为规范体系、市场监管执法业务测算体系、市场监管执法绩效评估考核体系等一系列定性定量有机结合的监管机制。逐步推进监管手段的数字化和精细化转型。 (三)完善多元化的信息技术手段革新衔接机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和强化监管手段,进一步改进、完善、开发工商业务软件系统,推动信息化在主体登记、市场监管、商标管理、广告监测、合同管理、消费维权、执法办案和政务管理等各项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在加强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业务指导以及基本标准制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工商部门与信息化建设业务承接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内部机关与基层之间、各业务条线之间的互动,加强省、市、县局之间的纵向互动,以及市州局之间、县市局之间和基层分局、工商所之间的横向互动,加快形成信息技术创新利用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加强工商与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以当地政府网站为平台,构建密切配合的信息技术开发利用协作机制。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摘要:工商行政管理效能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活动时,实现的工商行政管理目标的程度。其衡量指标包括质量、数量、费用和时效四个方面。当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效能建设面临着文化、法制、体制、干部队伍和社会环境五大困境,这五个方面从外部和内部制约了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针对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现实困境,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应从效果、效率、效益相统一的角度,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各要素、各环节的作用。一是以文化建设为先导,树立效能观念;二是以队伍建设为基础,重塑效能主体;三是以体制创新为节点,破除效能障碍:四是以机制创新为支撑,创新效能载体;五是以培育公民社会为优秀,营造效能环境。 关键词:工商行政效能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行政效能(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作为行政管理和现代政府能力的体现,是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行政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目标。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实现政府的行政目标,一直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工商部门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政府职能部门,处于执法监管的第一线,其行政效能状况关系着政府的形象,关系着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程度。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在各级工商部门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厘清当前工商效能建设的现实困境,探析工商效能建设的路径,是有效提升工商部门行政效能的关键任务之一。 一、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内涵及评价标准 (一)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内涵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特点,笔者认为,所谓工商行政管理效能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活动时,消耗人、财、物等行政资源,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目标的程度。这里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 1.工商行政管理效能是工商部门在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从事工商行政管理活动时产生的行政效能。这就把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界定在外部监管和行政执法范围内,排除了内部管理等其他活动。 2.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即指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工商行政管理活动必须实现一定的工商行政管理目标,背离了工商行政管理目标,“效能”一词就无从谈起。 3.工商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产出与行政投入之间的比率关系,当行政目标正确时,投入越少,产出越多,则效能越高;反之,则效能越低。所谓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就是要以最小的人财物投入实现市场秩序的最优化、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即要以最小的投入最好地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目标。 (二)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评价指标 建立科学合理的工商行政管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指标主要有: 1.质量指标。如上所述,工商行政管理效能是量与质的统一体,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商行政管理结果都不能称之为“效能”。因此,考察工商行政管理效能首先有一个质量标准,质量指标是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首要和最为重要的指标。所谓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质量标准,就是指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标准,即其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政策的、经济的、社会的要求,具体包括:①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②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③是否有利于促进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④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对消费安全的要求等等。 2.数量指标。所谓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数量指标,是指一定条件下所完成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行政产出。数量标准是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指标,它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来表示,如:市场主体的增长率、违法行为的查处率、市场巡查量、消费调解率、无照经营率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违法行为查处率等系列数据指标必须是在确定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指标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背离了工商行政管理的质量要求,这些数据指标不仅毫无意义可言,甚至还有可能走向效能的反面。 3.费用指标。所谓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费用指标,是指完成一定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量所消耗的人、财、物的总和,也就是行政投入量。人力的消耗表现为工资的支付量,物力的消耗表现为行政设备等物质条件的使用量,财力的消耗表现为行政费用的投入量(也包括人力、物力的费用支付)。根据公式表示,在完成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行政费用消耗越少,则工商行政管理效能越高。因此,费用指标和数量指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也是降低行政费用的过程。 4.时效指标。所谓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时效指标,是指完成一定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量所需要的时间数量。行政效能最终可以用时间效率表示,以最短时间完成工商行政管理目标的,则工商行政管理效能高;反之,则工商行政管理效能低。在目前工商部门中,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把时效指标作为衡量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现实困境 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表现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质量和数量的提高,以及费用和时间的降低。由于体制、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面临着五大现实困境。 (一)效能文化缺失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文化困境 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首先是管理理念的创新和突破,倡导的是以“公民本位”为基点的新型行政文化。但由于受传统“政府本位”、“官本位”等统治行政和管制行政观念的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文化环境难以形成,成了制约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文化瓶颈。“官本位”思想源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而“政府本位”、“部门本位”思想则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效能建设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恢复初期,工商部门作为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的政府职能部门,在有关市场经济法律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并且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强制性地分配和处罚,从而使这种“政府本位”、“部门本位”的思想深栽于工商部门之中,甚至影响至今。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部分工商部门及工商干部就易出现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行政慢作为等与效能建设要求相违的行为。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法制困境 工商行政法律法规是工商部门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加快了市场法制建设的步伐,工商行政管理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是与市场经济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法律体系仍不健全,有的可操作性不强,进而造成执法效果不佳,没有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商职责的履行,是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新的市场监管难点、热点以及盲点,工商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法制化的程 度、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配套以及衔接还有待加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 (三)管理体制制约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体制困境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对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设置合理,则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就高;反之,则易出现推诿、内耗等现象,必然造成工商行政管理效能低下。从工商部门外部的管理体制看,省级以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的是垂直管理,业务和干部由上级工商部门管理,而财政仍由地方政府统一调配。由于工商部门的行政执法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冲突,在双重管理体制中受双重制约,难以按“三定”方案赋予工商部门的职责切实承担起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效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工商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看,现行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结构脱胎于计划经济“六管一打”时期,“市场”、“合同”、“商标”、“广告”等以市场要素配置的职能之间相互割离、交叉、重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 (四)干部素质不高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内源困境 工商干部是工商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关键。近年来,各级工商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逐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但不可否认,目前工商干部的整体素质离效能建设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方法上失当、工作中失效现象仍有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适应市场监管需要的知识化程度有待提高。面对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行为多样化、流通形式现代化的新局势,工商干部明显表现为能力不足,市场监管出现滞后现象。二是适应新职能需要的专业化程度有待加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网络经济监管是新法律法规和新“三定”方案赋予工商部门的职责,但在这些方面工商部门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无法较好地承担起监管职责。三是适应民主政治需要的现代行政能力有待提高。公民民主法制意识不断提高,而工商干部依法行政、民主行政能力相对不足,造成工商执法监管矛盾突出。 (五)公民社会不成熟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社会困境 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需求,强调的是行政效能主客体的互动性,在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动和有效行政的同时,也要求公民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但由于目前公民社会尚不成熟,公民对工商部门效能建设的关注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对工商行政管理的决策缺乏回应,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行为缺乏监督,使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因欠缺社会基础而得不到有效延伸。成为制约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又一大瓶颈。 三、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路径选择 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要从效果、效率、效益相统一的角度,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各要素、各环节的作用。 (一)以文化建设为先导,树立效能观念 思想观念对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具备了效能观念,才能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效能原则,采取效能措施,提高行政效能。工商部门要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政府本位”、“部门本位”思想,从观念上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实施工商行政管理。做到执政为民,掌权为民。二是要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正确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把监督、管理职能寓于服务之中,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三是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牢记权为民所授,积极回应市场监管需求,认真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二)以队伍建设为基础,重塑效能主体 工商行政管理的主体是人,提高工商部门的行政效能,关键在于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建立一支高效能的工商干部队伍不仅是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必要保证,也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加强干部培训,制订培训计划,提出培训的要求和具体内容。强调专业化与综合化的结合,突出专业化,以培养出对工商优秀业务深入理解的工作骨干;要制定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干部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作用,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要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组织和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监督,以制度保证行政效能的提升。 (三)以体制转型为节点,破除效能障碍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是否合理,是影响工商部门行政效能的组织因素。改革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是提高组织信息有效性、实现组织资源优化和重塑组织权威结构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工商部门的行政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工商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治理市场秩序为中心,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取向,各职能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各层级之间相互协调、政令畅通的行政管理体系。要合理划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管权限,下放监督检查权,强化基层的监管执法职能;要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围绕注册登记管理、监督管理与行政执法、行政服务三方面的职能,按统一设置、相应对口、同类合并、因地制宜的要求,进行内设机构调整:要以信息化为支撑再造各项工作流程,对企业注册登记流程、消费维权调解流程、案件查处等各项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排列和整合。 (四)以机制创新为支撑,创新效能载体 效能是成本――收益的比例关系,提升行政效能是提高行政产出,同时也是降低行政成本的过程。创新工商行政管理机制,有利于以最小的时间、费用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是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的前提条件。要以责任区监管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支撑、行政指导为手段,创新执法手段、服务举措、消费途径,实现监管方式的转变、服务形式的创新、消保模式的提升,实现收费型、处罚型、管制型向规则型、法制型、服务型工商转变,从而达到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目标。 (五)以培育公民社会为优秀,营造效能环境 社会组织和公众既是管理对象,同时又是服务对象,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意愿要求是政府行政的出发点,是政府行政环绕运行的中心。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必然要求社会公众的参与和互动。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没有良好的社会回应,工商效能建设就有可能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会基础而得不到有效延伸。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要求工商部门从微观市场管理中跳脱出来,向高层次、综合性的市场监管演进,实现“无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转变。二是培育成熟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是指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建设高效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工商部门转变职能,实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协作生产,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的作用。三是培育成熟的公民主体。效能政府是公民主导政府,公民参与是工商部门效能建设的内在要求。要构建立体交叉的监督体系和多元主体的绩效评估体系来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规范。 参考文献: 1.张永桃:《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冯靖:《浅论中国政府行政效能提升的路径选择》,《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编:《依法履行职责努力做到四个统一》,中国工商出版社2010年版。 4.马春庆:《为何用“行政效能”取代“行政效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4期。 5.吴怀福:《浅谈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建设》,《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年第10期。 6.王林昌:《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效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武汉工商》2007年第7期。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解放战争时期沈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研究 1948年11月2日,沈阳在辽沈战役胜利的号角中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工业城市。如何接管好这座城市,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沈阳解放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沈阳解放时,全国还处于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做好沈阳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随后相继解放的全国其他城市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得到重要的启示。 一、沈阳解放区开展工商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解放前夕沈阳严峻的经济形式。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战争的影响,解放前夕沈阳工商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工人失业。据统计,除部分军工厂进行生产外,429个民用工业工厂开工者只有54家,到1948年6月,减少到40来个。至于私人经营的工厂,因原材料不足,电力缺乏,绝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大批技术人员流落街头,当小贩为生。商业交易也陷入停顿,1948年底沈阳大小两万余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经济走向崩溃,给沈阳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失业人员数量巨大,全市生活赤贫无靠者达49万人,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悲惨。 (二)缺乏工商管理工作经验。随着解放军愈来愈多地攻占中心城市,缺乏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没收商店,向商人派款,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使工商业受到致命破坏;不能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笼统地提出由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报仇等口号在城市引起恐慌。这些行为违犯了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 (三)敌人的破坏。战后沈阳至少有5000名左右的战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城内还潜伏了大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搞破坏、散布谣言,严重影响沈阳解放区的工商业秩序。 二、沈阳解放区开展工商管理工作的实践探索 (一)制定正确的政策法规。中共中央东北局制定了《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下称《指示》),为党在城市解放区开展工商管理工作提供了指针。《指示》分析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各种情形及其严重危害,规定了保护新收复城市的基本政策。《指示》要求必须在全军上下普遍进行城市与工商业政策的教育:攻城部队对一切公营企业、银行、市政机关、医院、学校、仓库及私人企业、商店等均无没收之权;后方党政军民机关一切县以上机关均不得派人到新收复城市购买物资或做生意。有破坏城市与工商业政策者,随时调离并给予处分;当地党、政、农会,尤其是城市近郊县区组织应教育农民,非经批准不得入城抓人、捕人及没收物资,等等。《指示》规定在新收复城市实行短期军事管理制度,军管取消后,将权限移交当地市委、市政府。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城市工作会议,确定了四个方面的经济政策,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依靠并发展合作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禁止与打击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经营。这些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领导对城市经济的管理思想达到一个新水平,对后来的实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当时沈阳城的小市场骤增,影响金融、物价、交通和治安问题。沈阳特别市政府于1948年11月29日颁布了《沈阳特别市整理摊贩游商办法》,指定了15处经商地点,商业局、公安局及各区配合行动,分门别类地安置了5万余小商小贩。1949年3月21日市政府发出公告要求所有公私营工商业均需到工商部门申请登记,按照政策法令积极生产经营。这些法规的公布和贯彻执行,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调动了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了违法经营。 (二)建立具有工商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1月3日,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是最高机关,下设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其中,经济、财政、市政府等几个部门均具有工商管理职能。在市政府的直属部门中还设有商业局,商业局内设行政科,负责管理私营商业和摊贩。沈阳解放区的各职能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工商管理职能,使沈阳解放区尽快恢复了工商业秩序,城市经济生活迅速走上正轨。1949年7月25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将工业局和商业局合并为工商局,作为沈阳市人民政府的直属职能部门,沈阳市工商管理局正式成立,肩负起维护经济秩序的重任。 (三)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生产经营。一是宣传政策、稳定人心。针对沈阳工商业停工歇业的状况,军管会各职能部门利用各种形式,反复地、普遍地宣传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帮助工商业者解除顾虑。还召开了有120余位工商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讲解政策,解答问题,消除隔阂。二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促进复工复业。在宣传保护工商业政策的同时,军管会各部门深入基层,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工人中举办缩短工时的竞赛,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各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沈阳工商业迅速恢复了生产经营。 (四)打击投机整顿市场稳定市场物价。刚解放的沈阳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打击了工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严重地影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军管会各部门密切配合,运用行政力量和经济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稳定粮市供应。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沈阳解放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就运粮2000吨,有效地缓解了市场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二是明示物价。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布了靠近沈阳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三是通过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召开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稳定市场物价的决心和有关的方针政策;警告投机分子,停止投机活动;号召私营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正当的生产经营。反对投机活动。 (五)积极解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了保障沈阳人民的正常生活,军管会规定旧职员均按原有职务照常上班;政权部门只换厅长、局长等少数领导;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给生活维持费10万元。商业局还收买一部分物资,以解决贫民生活与市场货币问题。同时各部门紧密配合,使沈阳很快恢复了水、电、交通,学校也大多复课。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问题的解决,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生产热情,他们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化作了冲 天的干劲,忘我劳动,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 三、沈阳解放区工商管理工作对当今工商管理工作的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开展工商管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党在沈阳解放区开展工商管理工作的成功范例,充分证明我党不但能管理好农村,同样也能管理好城市,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所预言的“共产党即使占领城市也不能管理好城市”的谬论,在我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工商管理工作。沈阳解放区的红色工商史表明,从实际出发,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才能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今天,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地推进体制、机制和监管方式、手段的改革创新,充分尊重和发挥广大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基层一线执法人员的创新能力,鼓励基层发扬首创精神,不断发现、总结、推广创新经验,由此才能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三)与时俱进转变思想观念。一部沈阳解放区的红色工商史告诉我们,只有思想观念的真正转变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使行动更加自觉。展望未来,工商管理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但发展前景也更加广阔。我们只要善于总结。与时俱进的转变思想观念,就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开创工商管理工作新局面。 (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工商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今天,工商机关应该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通过依法履行职责体现出来,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为工商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工商部门应该当好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行政执法者。 (五)紧密结合实际发挥工商管理职能作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党紧密结合沈阳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商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努力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的能力和水平,从沈阳市情出发,通过创建红盾文化、打造规则工商、营造诚信环境等一系列措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化解社会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营造北方最佳的投资环境,为加速沈阳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作出贡献。 (六)加强工商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沈阳解放区工商管理工作的成功,是与干部工作得力分不开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加强工商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首先加强思想建设,学习政治理论,现阶段要努力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干部头脑,努力强化干部的是非观念、大局观念、责任观念和效能观念,全面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其次要提高干部工商法律、法规知识和专业能力,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第三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纪律作风建设,打造出一支勤廉高效、文明和谐的工商管理威武之师,为市场经济秩序保驾护航。 沈阳解放区的红色工商史,充分体现了工商机关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红色工商精神,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永不懈怠的探索勇气,开拓奋进,扎实工作,红色工商精神将为工商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实践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理论研究事关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全局。要搞好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首先必须理清研究的正确方向、基本要求、目标任务、根本目的等基本问题。前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庆祝中国工商学会成立二十周年题词中,明确要求“坚持正确办会方向,深入研究工商理论,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热心服务系统干部”。这一题词,不仅饱含着对工商学会工作的殷切期望。更是明确提出并系统回答了上述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对进一步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 方向是根本,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引航灯、生命线。失去正确方向的航船不可能胜利到达彼岸,迷失正确方向的理论研究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坚持正确办会方向”是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握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工商行政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工商行政管理恢复建制,成为国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创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紧围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工商理论,认识到市场监管要宽严适度,强调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放而有度,有力地促进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1992年至2002年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飞跃,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从服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转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处理经济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机制,在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作出了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这一时期,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中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改革创新,并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五个四”为优秀内容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以此为指导,工商行政管理努力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体现。把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扎实做好各项理论研究。当然,坚持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还必须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准确把握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律,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深入研究工商理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在研究态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风气上都要“深入”,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着眼于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实践,下大力气进行深层次研究。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入推进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实践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也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改革发展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越是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越是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恢复建制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从无到有,由基本建立到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但是与实践的需要相比,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也还没有在全系统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破解工商改革发展难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理论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工作中挖掘题材,研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监管执法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市场监管热点问题,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研究重点,丰富研究内容,才能增强研究内容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深度、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 要紧密联系“十二五”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总结提炼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执法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基础上,找出影响和制约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难题。 (三)端正研究态度,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其著作《论衡》中指出:“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时隔数千年,这句话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正所谓“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到深水中才能看到蛟龙,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者只有不畏艰难,沉潜到研究的深水中,扎实进行深层次研究,才能深刻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创造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同志指出:“调查要深入细致,既要‘身人’,更要‘心人’,蜻蜒点水,走马观花,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亦如此。 具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要端正研究态度,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研究风气, 就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正视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寻找破解问题之策,防止绕着矛盾问题走;就是要对掌握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要像蜜蜂采花酿蜜,把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来,防止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简单堆砌、粗制滥造;就是要大力倡导优良文风,用朴实、生动、简明的语言撰写文章和报告,让基层同志看得懂、用得上,防止把理论束之高阁。 三、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及其实现途径 “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明确回答了工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就是要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多出理论创新成果,多出精品,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2011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指出,要“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突出行业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目标任务与“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致的,是对“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的具体阐释。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思路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研究 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项工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么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先易后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全体人员智慧,力争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丛书编写工作,初步形成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为统领,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系列丛书为骨干的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系,为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夯实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地研究 在基本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思路,推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以“五个四”为优秀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一步把握市场监管规律,推动基础教材建设及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强应用对策和专业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和业务工作,深入研究努力做到“五个更加”的方法途径。统筹兼顾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战略实施、广告业发展与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找准各个领域亟待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研究 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创新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持续地从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源源不断地推出理论创新成果,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的步伐,才能永葆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之树常青。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繁荣时期,市场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四、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热心服务系统干部”回答的是工商理论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理论研究本身不是目的,用理论武装工商干部,用理论指导工商实践,使之为系统干部服务,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服务,这才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武装干部,服务工商人才队伍建设 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理论武装干部。理论武装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全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在理论研究过程中锻炼干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提高干部理论素养,在理论运用过程中提高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工商干部队伍。一是要营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氛围,增强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系统同志深入学习和掌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丰富理论知识,提高理论素养。二是要努力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转化为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普遍共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转化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各项工作中的自觉行动。三是要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素质良好、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骨干,打造一支勤奋学习、爱岗敬业、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 (二)用理论指导实践,服务工商事业改革发展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也是认识的目的。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宣传推广、转化运用理论创新成果,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评价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成效,主要不是做了多少课题,发表了多少文章,而是为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工作提供了多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和贡献。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价值,发挥理论对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推动科学决策、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法手段、解决监管难题,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效能和服务发展水平,服务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学会)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关于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的若干意见 工商办字(2011)1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学会自1991年成立以来,在总局党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认真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深入分析研究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发挥了沟通、凝聚系统内外理论学术力量的纽带作用,为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不断繁荣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一步增强做好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一)理论研究事关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全局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的改革发展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全局。 (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总局党组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系统总结30年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陆续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的重要思想,形成了以“四个统一”为优秀,以“四化建设”、“四个转变”、“四个只有”、“四高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以下简称“五个四”理论),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在“五个四”理论指导下,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战略实施、广告业发展与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为工商行政管理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面临新的时代课题 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迫切需要不断深化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步把握市场监管规律,充实和丰富“五个四”理论体系。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努力做到“五个更加”,优质高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的实现途径,推动完善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适应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趋势,迫切需要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有效途径和领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步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大力推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 (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发展还有许多不适应 与时展和事业步的要求相比,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教材及学科建设亟待加强,研究体制需要一步完善,创新环境需要一步改善,成果转化机制需要一步健全,经费投入需要一步加大,理论队伍建设需要一步加强。因此,一定要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把推理论创新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工商行政管理理论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 二、明确目标任务,准确把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努力方向和重点领域 (五)明确总体目标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积极建立体制顺畅、机制健全、运行规范的理论研究工作体系,着力打造一支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理论研究队伍。力争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丛书编写工作,初步形成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为统领,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系列丛书为骨干的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系。再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突出行业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充分发挥理论研究有力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优质高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六)一步深化“五个四”理论研究 要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际,深入研究“五个四”理论的科学内涵,切实认识到,“五个四”理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律性认识,其优秀是监管,目标是发展,宗旨是服务,手段是执法,基本要求是依法行政。要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入研究“五个四”理论的重要意义,切实认识到,“五个四”理论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工商行政管理事业长远发展的理论支撑,是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执法效能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服务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 要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关系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全局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于总结、传承、展示、运用工商文化有推动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于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履行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等先手段,改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要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建设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数字文献库、资料库。同时,在开展对策性研究的过程中,相关业务部门和研究部门要注重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 (八)加强专业理论研究 要紧紧围绕“五个更加”,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和业务工作,深入开展应用性强的专业理论研究。要立足服务经济发展,着力研究市场主体准入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积极推动统一商事登记制度的建立,着力研究商标战略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突出作用,积极推动我国商标战略的实施。立足加强市场监管,着力研究市场违法行为的类型、特点、表现形式,着力完善监管执法体制机制,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立足强化消费维权,着力研究提高维权水平的措施、手段、办法及法律程序,积极推动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信息化网络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立足推依法行政,着力研究行政执法标准和程序,有效克服各地执法尺度不平衡、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法治环境。立足锻炼干部队伍,着力研究工商行政管理专家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机制和途径,积极推动“三个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五类重点人才建设工作。 (九)加强宣传普及 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更及时地应用于实践。要在各类干部教育培训中, 增加理论研究和学习的比重,不断丰富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理论素养。 三、健全体制机制,一步丰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十)深化理论研究体制改革 要整合研究力量,优化研究资源。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紧密围绕职责任务,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专业理论研究。中国工商学会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国家工商总局委托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重点开展关系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要实行课题研究招标制,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对于具备条件的地级市,中国工商学会可设立课题研究基地,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前沿性应用理论研究。 (十一)深化课题管理体制改革 要制定工商行政管理五年研究规划和年度项目计划。要按照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课题项目评审制度,重点扶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着力推出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 (十二)建立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 要完善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制度,把成果奖励与充分调动系统内外参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与鼓励多出优秀成果、多出优秀人才结合起来,与促理论成果更充分地运用于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结合起来。总局适时组织开展工商行政管理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评选,对于系统内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支持中国工商学会按照《章程》规定,建立学术奖励制度和奖励基金,定期组织开展研究成果评比工作。 (十三)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要围绕重点课题项目,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创新研究机制,拓宽研究视野,充实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成果。要切实提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编刊质量,把《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办成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理论成果展示平台、方针政策宣传平台、难点热点问题交流平台。要做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等理论学术类刊物发行工作,使之成为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重要读物。 四、加强各级工商学会建设,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提供组织保障 (十四)加强对学会工作的领导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改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为丰富、发展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造良好的环境。要切实履行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指导工商学会按照章程、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工作并给予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充分发挥学会作为学术性社团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委托其开展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加强各级工商学会领导班子和专、兼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向各级学会积极推荐那些肯钻研、有能力、会管理的理论研究骨干,把工商学会作为人才使用和锻炼的重点基地之一,按照政策规定妥善解决工作人员的编制、待遇等问题。 (十五)注重研究成果运用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经常向理论研究机构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把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影响和制约工商行政管理服务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中,使理论研究机构成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要把参与理论研讨、完成理论成果情况,作为工作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 (十六)造就高素质研究队伍 要按照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基本要求,按照“十二五”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取的理论骨干特别是青年骨干;造就一批敬业爱岗、甘于清贫、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学会干部队伍,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 (十七)加强理论研究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 学会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社会的“三个服务”工作理念,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风,积极投身于工商文化建设。要深入基层,从实践工作中提炼研究题材,总结经验做法,行理论提升,创造优秀成果。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自觉维护理论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并将落实情况于2011年底前报告总局。对各地贯彻落实情况,我局将适时组织检查。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中行政执法的缺陷及对策研究 摘 要:工商行政管理在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中,呈现出执法手段弱化、受地方主义干预严重、行政指导不力等不足之处。工商行政管理的行政执法法治化和现代化需要不断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不断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和行政指导。 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缺陷;对策 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通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商品生产经营者、社会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民主与法制进程的速度加快,在加入WTO后的不断变幻的新形势下,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也越来越多。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提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水平,切实履行工商行政执法职能,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严厉打击各种经济违法行为,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对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中常见的缺陷,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提高行政执法的方法和对策,以期能对优化工商行政管理做点贡献。 1 工商行政管理中行政执法的缺陷分析 1.1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手段弱化 在推进工商管理行政政执法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逐渐转变政府职能,逐渐使全能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把政府管制变成政府管理。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行政法制中我国政府职能无所不包的局面,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好更有效地成为服务型行政部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现实中,过度简化后的政府职能在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并不能应对自如,作为行政机关,其执法手段有被一味弱化之嫌。我国的工商行政执法,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公众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在行政机关没有相应的强硬执法手段的情况下,毁灭证据、转移财产、逃避制裁、抗拒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考虑国情和实际,对行政执法手段一味弱化,必然导致执法的疲软。我国在近年来不断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文化,特别是对行政执法手段和执法保障的削弱,体现了西方立法技术中减弱国家干预,限制行政职权的理论。这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尽快和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公众的法律素质、执法环境和法律体系均不完善情况下,将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法制建设后才相对完善的执法制度,搬到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从历史上看,只有《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两个行政法授权工商部门在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冻结、划拨、封存、暂扣等专项行政强制性手段。但是后来《商业银行法》规定:只有法律规定冻结的才能冻结,没有法律规定就不能冻结。这就致使工商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时候常常处于尴尬处境,对某些违法经营行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赋予了工商部门主动监督检查权、调查检查权、强制措施权。可以对违法行为及物品加以限制,可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商品来源时,相对人往往拒绝回答,要求其暂停销售不得转移时,相对人往往拒绝签字,事后商品不知道去向。《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监督检查部门在调查取证中的询问、查询、复制、检查等权力,但未明确授予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工商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权力,削弱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无形之中放纵和助长了违法经营行为。 1.2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受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严重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当今中国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气。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弊端重重,但在实践操作中,但凡在任的地方官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地方保护的实际行动中 。目前地方各级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地方保护主义者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对外来投资企业的检查,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会影响投资人的积极性,破坏投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产值、有税收,不管是什么企业都可以投资兴办,甚至不顾中央的政令,想方设法地变通处理,把一些对环境、资源破坏严重的项目都放行准办。为此,他们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是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私自决定未经政府允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到企业进行检查和实施处罚,企业违法一般不罚或按下限处罚。 1.3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指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行政指导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和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劝告、告诫、鼓励、建议、指示等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方法促使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非强制性行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政指导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成为对传统的行政执法的重要补充。 行政指导属于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柔性行政行为,主要以示范、劝告、建议、鼓励等非强制性方式,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具有重要地位。 行政指导还属于“积极行政”的范畴。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是消极行政,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公益和私益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平衡,社会成本需要降低,社会福利需要增进,凡此种种都需要行政行为由消极转为积极。现代社会生活需要行政指导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地对经营行为进行干预指导。工商行政部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复杂情况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人大立法都难以完全适应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客观要求。这就需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给经营者下达提醒、建议、劝告、警示等“行政指导书”,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改正不当行为,提高经济效益。当然,行政机关应当严格监管市场主体,对违法者要依法予以惩处。通过严格的依法管理和执法,促使市场主体遵循法律道德,做到诚信经营。维护消费者利益。但真正有效的管理并不是一味的“管”。执法也不是单纯的“执罚”。更主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处理好市场行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能给予经营者正确的指导,能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服务型行政部门出现,应该借助他们对法律法规掌握理解的优势,对市场主体多些耐心的疏导,善意的提醒,帮助他们少出问题,少走弯路,防患于未然,这样同时也减轻了行政管理的任务。行政指导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方式,更多的应该以不自觉的方式被运用,但在我国实际中,这一先进理念的贯彻落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行政指导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 2 优化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对策 行政的法治化和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工商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之路也是如此。通过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缺陷分析,立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法治建设的现状,借鉴国外市场监管的先进经验,现将对工商管理依法有效行政的建议提示如下。 第一,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 我国目前在政府职能地位和机构配置的法律依据存在有不便于操作,条文不细、规定过于原则,灵活性差等不足之处。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加强行政管理组织发建设,加强市场体系监管立法,解决各类市场监管无法运用工商行政管理综合性职能,发挥职能合力作用迫在眉急。应该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等为重点,加快实施细则或单项配套法规的制定,解决工商行政基本法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加快旧法的修改完善步伐,解决掉新旧法规自相矛盾、执法依据不统一的问题。 第二,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执法。 从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存在很多缺陷。改进工商行政管理主要要加强化执法保障,改善执法环境、完善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指导等。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市场监督机构赋予了较强的执法手段,工商行政机关除在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冻结、划拨、封存、暂扣等专项强制手段和询问、查询、复制、检查等权力外,可以明确授予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把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权结合起来,提高工商机关执法的权威和严肃性。 在改善执法环境方面,除了解决法规滞后和法规矛盾问题。要多加取得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化解地方保护主义和工商行政管理之间的对立情绪矛盾。应该采取措施“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明确要求,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 国家要把依法行政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公正评价政府的工作政绩。要把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保障的责任落实到相关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工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要通过自身行为的规范来赢得政府对执法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地方经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树立服务观念。“运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的领导关系不能变;积极参与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能变;与地方党委政领导的工作联系职能和感情不能变”。 第三,加强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不具备法制强制力,行政相对人是否接受行政指导,完全听其自愿。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比较具体的行政指导方案,达到行政指导的良好效果。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规划。第一,加强市场准入秩序行政指导,提升市场主体监管服务水平。第二,加强市场竞争秩序行政指导,提升公平交易执法水平。第三,加强市场交易秩序行政指导,提升维护消费者权益水平。第四,加强企业信用建设行政指导,提升信用监管服务水平。第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指导,提升工商部门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水平。第六,加强处置市场突发事件行政指导。提升工商部门公共管理水平。 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商品生产经营的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从起步到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对工商管理行政执法过程中缺陷和不足只进行了初步分析。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依法行政的优化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农村经纪人培育发展与工商行政管理 快速发展的农村经纪人,在农村改革、农业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经纪人的培养发展中也相应地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和不足,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扶持、协调和监管。 一、高度重视和积极履行自身职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农村经纪人是沟通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牵线人,是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带头人,是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桥梁,是引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将发展农村经纪人纳入工作日程,投入充分的精力,积极推进,切实抓好。给农村经纪人定名、正名、扬名,使其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活动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进一步促进农村经纪人的发展。最终通过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引导农民把农业当作产业来经营,促使他们跳出农业来看农业。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产品流通以及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问题,更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二、正确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我国综合性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机关,其机构遍布城乡各地,其优秀职责就是监管各类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按照国务院三定方案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真正负起对经纪人的监管职责,这不仅是促进和发展经纪人事业的需要,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要求。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认真贯彻落实《经纪人管理办法》的规定,将经纪人备案工作与颁发营业执照、办理企业年检和日常监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农村经纪人备案制度及基本情况明示制度,严格对经纪合同签名的管理,适时开展诫免警示;积极实施对农村经纪人的信用监管;在建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村经纪人及经纪执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实施农村经纪人的信用分类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其经纪行为,引导农村经纪人健康发展;坚持防范与查处并举,引导农村经纪人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规范其经营行为。对农村经纪人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农民签订合同等坑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从而保障农民和农村经纪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我们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农村经纪人培育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农村经纪人在申请办理经营执照时,工商部门应简化审批手续;允许部分农民季节性地从事经纪活动,进行季节性经营或临时性经营等相应的注册登记;允许农村经纪人既从事农产品的购销,又从事经纪活动;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业、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外,农村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不受限制。 三、进一步规范经纪合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涉农经纪合同的管理,服务于“订单农业”的发展;围绕当地特色农业和产业化布局,确立扶持发展重点;制定、和推广一批示范性和适应性较强涉农经纪合同示范文本,指导和帮助农村经纪人依法签订履行合同;积极引导农村经纪人参加“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培育和增强农户的合同意识、维权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积极开展涉农经纪合同行政调解,依法查处涉农经纪合同中的违法行为。 四、大力实施商标战略。积极开展“商标上山下乡”活动,引导农村经纪人提高商标意识,开展特色经纪;指导、帮助农村经纪人运用商标战略开拓和发展市场;鼓励为农村地区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的经纪服务注册服务商标,打造“经纪品牌”;广泛推行“公司+农户+商标+市场”的经营模式,积极帮助农户和涉农企业注册农产品商标,指导有特色品质的产品申报集体商标,打造“品牌农业”;在认定和推荐区域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时的工作中,要把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列为工作的重点,实行政策倾斜;要积极引导农村经纪人通过注册商标聚集资金、技术、人才,以市场为依托,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 五、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信息服务。针对西部农村信息闭塞的不利情况,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利用信息网络,推进“农产品信息进乡工程”,为广大农村经纪人和农民搭建农产品信息平台,帮助农村经纪人找市场、找订单,为签订经纪合同或订单提供信息服务,帮助查询签约各方的主体资格和信用情况,农产品销售信息,为农产品找销路,使广大农村经纪人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工商部门的服务;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村经纪人积极开展网上订货和电子商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拓展农产品市场营销空间;积极为农村经纪人的经纪活动提供权威可信的质量鉴定和仲裁服务,避免或减少因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经纪人的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提高农村经纪人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六、积极开展农村经纪人培训工作。培训是造就大批农民经纪人的重要途经,是培育发展农村经纪人的有效切入点和强有力的抓手。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想方设法为农村经纪人提高从业素质、增强业务本领提供有效帮助;形式多样、有的放矢地加强经纪人思想素质、知识素质、技能素质和心理素质培训;要把培训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广大农民和农村经纪人建立起密切联系的通道,以此作为突破口,延伸工商行政管理的服务和管理职能,进一步扩大服务“三农”的舞台和阵地;要以上岗前培训为主要方向,会同农业、高校等部门(单位)及经纪人协会,加大有效培训的力度。 充分利用工商系统遍布城乡的机构优势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走进农村,走进乡镇,走进农户,为农村经纪人的培育输送法律及政策资料,答疑解惑,加强政策引导。最终通过系统培训让广大农民知道农村经纪人的地位和作用,大面积地培育催生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经纪人。 七、引导农村经纪人建立健全自律组织。在农村经纪人发展较好的地区,积极引导发展农村经纪人的自律组织,通过自律组织保护农村经纪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建立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和农村经纪人协会,使农村经纪人队伍向组织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为农村经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成长环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通过加强对经纪行业自律组织工作的指导,规范经纪行为,引导经纪人诚信经营;帮助各类农村经纪人协会建立工作制度,健全自律管理规则,从制度上规范经纪行为;指导经纪行业组织建立健全培训体系,加强对经纪人的培训,不断提高经纪队伍素质;通过自律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和咨询活动,从而实现对经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八、积极促成经纪人立法工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服务农村经纪人的优势,积极开展农村经纪人的立法调研,并向有关立法机关反映。必要时会同立法机关开展专门的调研,为经纪人法的出台积极做好相应的工作,以明确农村经纪人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地位,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使经纪人的发展和规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总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监督管理经纪人及经纪机构的行政机关,应把农村经纪人的培育发展作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在放宽农村经纪人市场准入、进一步规范经纪合同、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加强信息服务、积极开展培训工作、引导农村经纪人建立健全自律组织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实现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更好的服务于“三农”。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视阈 摘要: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研究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必须重视其文化功能的完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逻辑结构,是工商行政管理其他功能得以充分伸展的前提与基础。工商行政管理正是通过对文化的继承与积淀、传递与普及、选择与创新的过程,实现与推动着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发展。 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视阈 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工商行政管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体,其文化功能是工商行政管理的存在的形态之一,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 要想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首先必须了解文化的内涵。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化是指“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狭义的文化指“一种精神,即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是精神现象、精神方式、精神载体”。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是指工商行政管理在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中采用一定的文化方式通过其文化武装人的头脑,提高人的分辨力、鉴赏力和创造力。通过文化进一步挖掘人的知识及技能的潜力。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的道德自律性,从而提高人的总体素质达到人的全面和谐与充分自由的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或本质的回归。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的实现将有助于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质得到彰显。从文化的存在方式而言,文化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强调以人的方式进行活动。卡尔・波普尔对文化的理解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波普尔将整个世界划分为3个组成部分,物质世界是世界1,思维意识是世界2,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即文化则归结成世界3。他认为世界2是世界1和世界3相互发生转化的中介。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以物质运动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和以精神运动为特征的人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积累和拓展。“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工商行政管理若在这样的基点上去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长期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争中解放出来而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文化能丰富人的境界,陶冶人的心灵。净化并激发人的精神以促进主体的人的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和主体人格的形成、稳定与提升。工商行政管理通过文化的形式实施创建了一个陶冶人们心灵的“文化场”,并以文化传承、文化熏染、文化渗透、文化自觉等方式表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使社会准则和思想品德规范内化为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品质,这正是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的独特的内容。 二、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的发挥 “文化功能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在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文化传承、文化批判和文化引导。应该指出的是,3者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任何一部分,其他功能便不可能存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一,工商行政管理对文化的传承。在总体性上,是在主体自主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的基础上,将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继承下来。工商行政管理能够传承思想文化传统,传授价值,传播思想理论知识,传递思想道德信息。工商行政管理也能够增强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沟通、情感交流、信任理解和行动配合。从工商行政管理作为工商人员个体自我发展主体的过程来看主体,不是仅仅对工商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创造了新的工商文化,同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在工商行政管理运行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从而产生新的工商文化并对其进化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应根据时代的特征扬弃落后文化,创造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对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的文化进行弘扬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工商行政管理对文化传承的根本意义所在。 第二,社会思想道德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传统与现代共生,外来思想道德文化与本土思想道德文化交错的系统,其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各种思想道德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促进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变迁和发展的“策动力”。在思想道德文化的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对社会思想道德文化中的“槽粕”的否定和批判。例如工商行政管理在否定和限制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的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所起的独特的作用,往往是传统道德约束所不能及的。工商行政管理能够通过文化批判对社会价值观念进行定位,对各种文化思潮进行整合维护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抵制不健康文化侵袭等,来净化人的思想和灵魂,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素质等。所以,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批判功能,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也是社会现实思想道德文化健康发展所必须的。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下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批判功能愈发显得有意义。 第三,工商行政管理应该而且能够在整体上发挥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指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直接为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工商行政管理不仅是反映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之间的特定关系,在本质上它对人的理想自我和社会文化的进步有引示作用。工商行政管理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多元文化进行正确的鉴别、筛选、撷取或舍弃,推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 第四,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的发展。发展工商行政管理的文化功能首先要注重建构人的精神家园,坚定人的信仰和信念。信仰和信念能够使“工商人”有所寄托、有所期望和有所追求,是“工商人”的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前进动力。当今时代,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浪潮扑面而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在相互对峙和交流中演进。人们以往恪守的信仰、信念等受到严峻的考验和冲击。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还担负着抵御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一些思想领域里的消极、落后的观念的侵蚀,建立社会主义新观念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使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同时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事物,鉴别是非,分析矛盾处理问题。其次要充分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在建设文化环境中的功能。这里的文化环境主要指精神文化环境。包括舆论、风尚、传统、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等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以及各种文化活动。良好的文化环境不是人以外的某种神秘力量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积极建设的结果。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功能和提高人对文化环境的能动作用是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方式。为此,应该努力做到:一是大力倡导主流文化。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工商行政管理过程中倡导主流文化、最根本的就是紧紧围绕党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二是引导亚文化。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它是指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在一个异质的、活跃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往往存在着众多的亚文化。亚文化过于多样化的发展有可能导致社会文化的彻底分裂。因此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功能健全协调机制,以维护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团结统一尤为重要。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以主导文化为导向以多样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群体文化。通过亚文化的认识、导向、育人的功能来丰富“工商人”的文化生活,增强其文化识别能力。三是抑制反文化。所谓反文化,是指那种根本否认现行价值准则、背离主流文化的文化。它不是与主流文化相安并存,和平共处。而是积极地反对主流文化。反文化并非都是反动的、退步的。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文化应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有一些背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主文化的反文化。一般说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反文化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文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对我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挑战,进而否定整个主流文化。从根本上破坏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工商行政管理在揭露反文化的根源与危害性,提高人们对反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工商行政管理要大力倡导主流文化增强“占领”意识,把反文化的危害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最低的程度上,以此抑制反文化。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工商局)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当前加强工商行政管理优秀能力建设对策研究 工商行政管理是指国家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机构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对市场主体及市场经济活动依法进行管理监督,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工商行政管理能力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法定职能和自身权力,通过制定政策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实现管理目标的能力。新形势下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工商行政管理优秀能力建设和提升监管执法水平是一项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当前工商行政管理优秀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思维观念陈旧,创新理念能力不高 首先对工商行政管理能力建设的认识不到位,表现为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过去陈旧的思维模式上,对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能力建设认识模糊,对工商行政管理优秀能力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不够,探讨不深。其次,在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队伍中,仍有不少人喜欢沿用惯性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缺少创新意识,对社会瞬息万变的事实缺乏重视,严重缺乏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理念。 (二) 政治敏感性薄弱,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强 可以说政治建设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如果政治敏感性比较薄弱,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会偏离正常轨道,如果在处理具体业务时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能力,对信息反映迟钝,不能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妥善地对待处理,一旦碰到突发性事件需要及时有效处理时,就不知如何正确应对,这个时候如果对信息处置不当,结果就可能会使事态更加恶化,而造成不应该有的后果和负面影响。 (三)沟通合作意识有待提高,综合沟通协调能力不强 个人与组织在人际关系上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与人合作的能力方面。目前有很大一部分单位和个人沟通合作意识非常淡薄,协调配合能力极为不协调。体现在内部具体工作中就是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流畅,协调配合氛围不浓厚,大多喜欢处于被动地位,而体现外部管理上就是组织协调能力不强,与社会公众信息的相互交流没有构建起双向互动的沟通机制,这直接导致总体大局意识低下。 (四)执法队伍整体业务素质滞后,学习创新能力不强 要想监管好社会主义大市场,就必须要有一支具有综合执法能力的工商行政管理队伍,虽然近几年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有所提高,但是仍滞后于新形势下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职能的需要。另外,工商执法人员的综合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于学习和积极思考,知识结构不合理导致学习创新能力和行政监管执法能力不强。 二、加强当前工商行政管理优秀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思维观念,实现理念创新,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优秀能力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商监管大市场的任务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适应新形势,这必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跟上时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转变旧有的思维模式,不断提升理念创新,树立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便有效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的进步发展。另外,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必须要积极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规律,探索工商行政管理执法的新途径和新方式,不断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能力。 (二)把握政治大局,提高监管预见,提高从政治上把握和处理突发问题的优秀能力 首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政治性是很强的,所以必须坚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和谋划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这就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项工作都始终要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敏感性,在监管执法中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并且妥善处理。其次,工商部门不但要强化市场监管和加大执法力度,而且还必须要树立起超前预见意识,对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必须要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同时采用积极的现代化的手段通过科学的管理作好充分的监管预见,构建起有效的预警防范和警示工作机制,切实提高从政治上把握和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以便能有效降低工商行政管理的费效比。 (三)讲究沟通合作,加强组织协调,提高与各方面协调配合的优秀能力 首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全局意识,讲协调,讲配合,部门之间必须要加强沟通交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网络平台的作用,实现管理资源共享和管理信息互通。其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务必要加强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妥善处理好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形成监管市场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合力。同时要注意加强与异地工商部门之间的协作和同城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在工作上明确分工,并且相互协助。 (四)完善绩效考核,加强学习和教育,提升优秀能力建设水平 首先,现行的工商行政管理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已经与日益繁重的工商监管任务不相适应,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完善。这就要求必须不断强化工作目标管理,充分使用信息网络平台,不断健全网上考核制度,积极完善新的绩效考核体系,从而有效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队伍执法能力的高低与系统完整的业务培训有着紧密的相关性,所以必须通过抓好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加强学习和教育,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能力素质。同时要想提升优秀能力建设水平必须要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构建起注重知识和人才的导向机制,构建不断更新知识内容的培训机制,构建起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 (五)抓整体推动,规范工作行为,增强优秀能力建设实效 首先,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建设要实现体系化,工作流程要走上规范化。一方面,要逐步建立起以经济户口管理和信用分类监管为优秀,社会监管为辅助的监管体系,全面打造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建设的体系化。另一方面对每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业务操作必须要有规范化界定,从而使各项工作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工作行为。其次,工商行政管理监管体制要实现科学化,监管内容要实现标准化,监管手段要实现信息化。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要逐步理顺各自的职责和事权,充分减政放权,要依据各自职能来确定各类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积极推进监管体制的科学化,监管内容的标准化及专业化,从而形成具有自已独特的专业监管能力。另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实现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分类监管,以提高工商执法的快速反应和快速出击的能力,实现监管手段的信息化。 (陈朗,1956年生,广东高州人,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
技术与教育论文:科学技术与英语教育论文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促进教育价值观的改变 所谓教育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教育的价值和作用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教育所体现的作用和价值不同,因此教育价值观也就不尽相同。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认为教育是一种消费性事业。教育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教育投资决定了教育避免不了消费性的一面。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下的封建社会初期,人们普遍认为在人们温饱问题解决的前提之下,教育才能够兴起。在衣食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谈及教育是非常奢侈的。人们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无法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的生产性价值。传统的教育职能体现在政治价值上,私塾及学校传授的主要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主,内容以道德常规为主,很少涉及科学及技术。教育也多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并未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说传统的教育是一种消费性事业不为过。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历史的发展,教育的情形展现出了新的一面。在现代化条件的影响下,科学技术逐渐取代劳动者的经验和体力,成为了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教育不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事业,同时也具有生产性价值。我们国家卓越的领袖人物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了在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中,教育对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论述了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与四化的关系等问题。自此,教育价值观被革新,人们不再认为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性事业,而是更具有生产性价值的一种事业,在教育上投资与消费将会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 二、科学技术对英语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究其根源,大量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以及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决定着国家经济的振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教育体系的日臻完善为科技领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向科学技术领域输送高科技人才,壮大了科技领域的队伍。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教育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挑战。现代的教育科学技术在利用现代教育环境和技术等条件的基础上,对学习资源进行科学的开发、设计、管理、应用以及评价。在英语教育中,现代教育手段不但可以通过高科技的教学设备给予学生直观、生动形象的学习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性,更加符合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规律,而且能够清楚地展现出学习内容,传递信息,更加快捷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反馈。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这种直观形象的学习体验,在扩大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强化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自主参与到学习之中,乐于听,敢于说,主动获取新的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更加注重科学研究,随着研究规模的扩大,对于专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除此之外,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和进程,各个国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人才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日趋激烈,专业的技术不止局限在某个国家,因此对于各行各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人才向通才转变。因而,世界各国教育界也开始重视起通才教育。在21世纪这一信息和网络时代的影响下,人才需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外语交际能力。科学技术改变着人才培养的模式,同样也为人才尤其是外语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诸多便利条件。随着多媒体被应用到英语教育教学中,许多教师已经将多媒体教学视为课堂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多媒体教学不仅能为课堂上教师的板书节省时间,而且能够为课堂创设多种情境,在辅助教师教学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动脑能力,提高协作精神,强化英语能力的培养。在基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同时,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超级经济大国之所以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能够占据战略主动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教育处于先进领先的地位,其国民素质较高,并且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人才的培养。综合人才的培养已经在世界各国掀起了浪潮,通才教育已经成为21世纪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必备法宝。美国建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进行跨学科实验,倡导“百科全书式教育”。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的语言,在世界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也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大部分的国际会议以英语为第一通用语言。世界上约有20个左右的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都是一个重要的交际工具。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我国的人才培养成为兼具英语能力的通才,这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促进对外交流,加快我国的“四化”进程,推动我国在国际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新的理论的重大突破、技术的重大发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学科技术的空白之处以及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中。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迫切需要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建立综合性大学,跨学科培养人才,主张学校开设跨学科课程,学生可以进行跨学科选课,同时主张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实验室。同时,随着国际科研规模和企业结构的不断扩大,对于外语类综合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现代教育改革也应充分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逐步在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中加大外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的综合水平,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英语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要依靠教育作为支撑。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快速发展,加快现代化的进程,是离不开教育投资的。用发展教育来为科学技术发展作支撑是现代化以及强国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亦是从发展教育入手。美国在教育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该国以发展教育为先导来促进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建立了许多世界有名的高等院校,在培养优秀人才的同时,向各国的优秀人才抛出了橄榄枝。据统计,20世纪前50年的科研成果就远远超过了19世纪;20世纪后几十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现甚至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多。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电子技术、工业一度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由此可见,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发面表现出的巨大潜能,教育改革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助推器,英语教育水平的提高亦是如此。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在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许多新的机遇。毋庸置疑,我国近几十年在各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也不断加快,然而,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各种技术,只靠自己的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种交流学习的必要前提便是要掌握世界通用技术交流语言,即英语。以计算机领域为例,虽然现在许多计算机操作系统拥有中文版,但是在开发时期,许多程序还是用英文进行编写的,许多高新技术的程序与资料也是以英语编写。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同时也离不开教育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英语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人才培养成兼具英语沟通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技术的沟通,并将科学技术更有效、更迅速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实现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因素的有机结合,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吴宇偲 安丰存 单位: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技术与教育论文:化学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论文 一、信息技术代替演示实验,弥补了课堂的不足 教师的工作说大点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说实惠点就是天天面对学生,授新课、复习、考试、讲习题,翻来覆去的重复,直到学生会了为止,老生常谈,淡化无味,学生没有新鲜感,你还没去他就烦心了,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就像吃冷粥一样。所以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就像学生看电视剧,看了这集还想看下集。怎样做到让学生天天盼着自己去上课,那就是一个教师自己的艺术了。所以,教师这个神圣的名称,应该有他独到的特色,信息技术的出现,给了我们恰到好处的机会。 “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我恰恰抓住了这个高科技,熟练地应用到了我的课堂,创设意境、渲染气氛,将与化学教学有关的知识运用图像、动画、声音、文字信息等,在课堂上展示出来,以大量的视听信息、高科技手段刺激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例如,在化学教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节课时,我就搜索了大量有关化学物质的图片,有生活中常用的铁锅,有身边的高楼大厦,有路上跑的汽车,有吃的方便面、饼干、瓜子等,有穿的衣服、鞋子等,依次展示给学生,立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个个渴望的眼光,想知道这些化学物质的用途,好多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题。学生争先恐后地提问,课堂气氛充满了色彩,一股浓浓的学习气氛闪电般产生。我就想:“这样的课堂还愁学生不学吗?” 二、信息技术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实现了资源共享 我的教书生涯转眼过了20年。回忆过去,我感慨万分。我数了数自己用过的备课本,足足有几大摞。社会在进步,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领域,教师办公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学校人人有电脑,我们上完课,可以随时编辑自己的学教案,一节课下来,觉得教学过程不如意的地方,回来立马改进,因为电脑就在身边,等再给下个班上课时,已经是改好了的教案,优化了教学过程,学生享受了更好的教学资源。其次,电脑的联网,给了我们集体备课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QQ聊天的形式,商讨学教案的编写。我们还和兄弟学校手拉手备课,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使教学资源得到了升华。 信息技术在我们的化学教学中真是无处不在,例如,化学教学中的复习课,容量大内容多,上课时又要给学生讲,又要写出复习内容,又要观察学生的神态,看他们是否听懂了,每个学生的心里如何等,往往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忙个不亦乐乎,没有效果。有了信息技术的辅助,一切都迎刃而解,将课堂教学中的板书、例题、练习制成一个CAI课件,既增大了课堂信息量、减少板书时间,又达到了较好的化学教学效果。信息技术强化课前研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课前研究是化学教学的准备,只有课前进行充分的研究,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对于学生来说,课前预习是学习的准备,预习的好坏,直接影响本节课的学习效果。现在的农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就我们这的学生来说,家家有电脑举不胜举,这就给教师的课前备课带来很大的便利。在我们的学案中,就有预习导航这一项,教师把这个内容通过电脑网络发给每个学生,比发给学生一大摞卷子好多了,因为电脑对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很快作业就做完了。有时,还可以在其中讲个小故事,或放一段自己的讲课的视频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会对你的作业有所期待,激发了兴趣,培养了好学的精神。 三、总结 信息技术给化学教学带来的好处说不完道不尽,我们应正确、辩证地对待多媒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多媒体技术更好地为提高化学教学质量服务。 作者:赵景凤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程庄镇程庄初级中学 技术与教育论文:学生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教育论文 一、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教师的能力是决定教育教学效果的基本因素,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认真学习和掌握相关理论并使之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如多参加校内外培训、观摩教学、讲公开课,同行之间的教学方案的交流等活动,听取其他老师、专家的评议和指导,拓展、丰富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信息能力。把课堂教学作为“主渠道”和“主阵地”,把信息素养的精神、意图整合到课程和教学的要求中去,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很重要,教师上课要带上良好的情绪、真诚的微笑去面对每一个学生,从而拉进师生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让学生感觉到教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他们轻体松愉快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学生如果提不起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就谈不上信息素养的培养。因此,教师应不断地分析学生的感受,把严肃的“讲电脑”和烦闷的“学电脑”变为活泼的“玩电脑”和轻松的“用电脑”,使得课堂气氛轻松而有趣。在教学过程中营造一个和谐的课堂,为学生创造轻松、开放、自主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对老师产生喜欢的感觉,从而提升教师自身的魅力. 二、结合学科整合,开拓学生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与各学科的有效整合,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又能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素养的培养营造理想环境,通过巧妙的课程整合,学生不仅学到很多课本外的知识和信息方面等的技巧,特别是信息素养的能力的提高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信息技术课和其他课程的整合中,信息的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自由选择、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这样可能会使部分学生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方向,而且,高中学生思维敏锐、热情,但容易偏激、冲动。他们往往在行为举止上对社会、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上,容易出现困惑、苦闷和焦虑。对家长、教师表现出较普通的逆反心理与行为。也可能导致使课堂无法调控,完不成教学任务,导致学生成绩两极分化。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对学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拓学生的信息素养,让他们具有更高的学习自觉性,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自我学习能力,更强的协作交流能力等。 三、重视学生学习和再学习能力的培养 “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育的优秀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实质上是要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和再学习的能力,学会高效率地学习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并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而不是“灌输”知识,即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不能简单地把答案传递给学生,应该去培养学生探究的精神,让学生们自始至终处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的地位,利用所学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自主学习和主动探究;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把技能要点传授给学生,要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信息。教师手把手的教导,最终会导致学生的依赖性增强,而这样的学生将来会被信息社会淘汰。信息技术课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鼓励学生把计算机运用到实际学科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把计算机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或信息开发工具来帮助学习,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使学生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工具和信息资源来改善自己的学习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强化运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 信息素养的培养应特别重视学生以信息技术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新课程教学改革背景下,老师应当结合学生自身的接受能力特点,制订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主动性,让学生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答案,加强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要强化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和辨别、评价信息的能力,形成健康向上的信息伦理道德;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信息技术技能和其他基础文化素养。要强化学生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发现与创造新的信息。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从外界信息扩充自己的知识信息与学习方法,不断发展自己掌握信息的敏感度,有效完成学习任务,学会学习和掌握基本技能。信息素养是面向信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素养。学校教育中,必须加强信息素养的教育,教育的职能才会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对于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更需要教师们首先具有这种信息素养。尤其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教育的路需要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去开辟,信息素养的形成,需要学生与教师的共同努力。 作者:杨晓琴 单位:甘肃省渭源县第三高级中学 技术与教育论文:信息技术与小学美术教育论文 1信息技术对于生活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方便了资源的共享和调用采集 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我们可以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资源,并且还可以借助相机、录影机、手机等现代信息采集设备,采集身边的优质资源然后经过计算机加工将其应用于课堂。这种便利条件的生成,有效提高了教师教育思想与教学实施之间的保真度,使得教师能够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教学设想变为现实,呈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从学生角度来说,来源于经典的优质资源可以引领他们渐次步入美学的殿堂,来源于生活的优质资源可以引领他们打开发现美的眼睛,学会从生活中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而创造生活的美,装点美的生活。比如,苏少版小学美术第八册《看花灯》的教学,教师课前采集了有关灯市活动和花灯的大量视频、图片、文字介绍、范作等几种资料整合在教学课件当中。在上课之初就利用其中的视频、图片和学生一起回忆生活中看到的花灯,并引导学生讨论、交流自己感受到的花灯特色,将学生已然发散开去的思维凝聚在美术课堂当中。随着讨论的深入,教师又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发现花灯制作中所用到的美学元素。学生根据自己眼前展示的丰富材料,开始了发现和总结概括的学习探究。最终总结道“花灯形态丰富多样,但基本上都是生活物像的衍生和变体;花灯的色彩艳丽,以暖色调为主;其装饰可以是剪纸、挂坠等具有民俗特色的元素”。没有丰富的资源,就不能真正打开学生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审美情趣,更不能引导学生感悟美学创造的基本原理。信息技术,为教师教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资源展示平台,也不失为学生不断跃升的跳板。 2创设教学情境,激发自主学习 信息技术也能帮助教师更加有效地创设教学情境。多媒体能够将形、色、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我们需要的气氛,结合教师的语言引导更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比如,苏少版小学美术第九册《有趣的“服饰”》的教学,教师设置了时装设计大赛这样一个教学情境,先采用多媒体展示了时装表演的片段,让学生感受时装设计艺术的特点,并将学生带入了“设计师交流”的情境,让学生在小组内探讨时装设计需要关注的要素。随着学生津津有味地探讨,他们基本形成了时装设计的理念——“采用色彩、质料、突出的形态等元素设计出有鲜明特征的服饰,夸张一点也无所谓”。随后,教师又出示了一些时装展览的情境图,引领学生“穿越”于世界各地的大型时装盛会,“取经”、“深造”、“寻找灵感”。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设计创造。整个情境创设以一贯之,大量依靠了信息技术设备的展示功能和信息采集功能,将学生需要的信息整合到课堂当中,使学生情绪高涨的同时也树立了自主设计的信心。 3运用计算机绘画,培养创新精神 计算机绘画,是近年来诞生的一项全新的美术创作形式,这也是将来美术创作行业发展的新的生力点。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计算机绘画活动,方便学生实现自己的创意,当然也方便了学生创新精神的生成和成长。一方面,计算机绘画软件操作简易,所见即所得;另一方面,计算机绘图拥有更加灵活的处理过程,便于学生修改画作。一些电脑制图软件还具备图片合成的巨大功能,如果将学生不同时段的画作或者照片等资源灵活组合,可以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比如,苏少版小学美术第九册《渐变的形》的教学,教师采用Flash软件教育学生进行计算机绘图,先通过教师机演示了一个圆形渐变为金鱼的绘画过程,以便学生掌握关键的技巧。随后,便让学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学生经过自己的摸索,绘制了非常丰富的渐变动画,比如“日升日落”、“花开花谢”、“哪吒出生”等,而且绘画所用的时间也不多。接着,教师又将学生能力拓向场景制作方面,还是借助教师机演示了使用图层功能的技巧,学生马上明白了自己可以在渐变绘画的背面绘制一幅场景,于是他们的绘画又活了起来。一堂课结束,学生不仅感悟了渐变的形一步步渐变的过程,而且过了一把动画制作的瘾。计算机绘图,可以创生无限的创造机缘,大大开阔了学生创造美的视野和能力,为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较为成熟的生产力,在不同的领域里,信息技术都展现着传统生产力所不具备的辅助优势,将美术教育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是教师帮助学生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有力手段。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成为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途径。 作者:李晔 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宜陵中心小学 技术与教育论文:信息文化与信息技术教育论文 信息文化与信息技术教育 文化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信息文化产生于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驱使人们快速掌握大众化的信息技术,由此强有力地推动了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加速发展.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首先是对信息文化的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随着社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信息文化正在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塑,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回顾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和信息技术基础教育的曲折发展轨迹,由计算机文化教育发展到单纯的技术教育再到今天的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文化已超越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信息技术成为更上位的概念,信息技术成为信息文化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工具.信息技术教育的焦点转到了关注对学生进行信息文化的濡染和熏陶,这是当前基础教育所强调的(如图1).从国内外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信息技术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信息文化的正确引领,信息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内涵的丰富需要信息技术教育来不断推进.信息文化和信息技术教育之间构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对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的认识,是经过信息技术教育在我国存在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所论证.只有文化引领的技术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技术,任何教育又是文化延续传递的桥梁. 当前信息亚文化对主流信息文化的冲击 结果显示:近70%的儿童上网是为获取信息,64%的儿童是玩游戏,50%的儿童是在聊天或用BBS,有48.2%的儿童在利用因特网做研究和实践性活动,有46%的儿童在下载资源.我国的一项调查数据如下显示:60%的网民在玩游戏,34%的网民在聊天,29%的网民在关注娱乐信息动态,24%的网民在收发邮件,18%的网民下载软件.相比较,考虑到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的差异,美国儿童通过网络的娱乐、学习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网络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工具,不管是通过网络学习还是娱乐,都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及期望相对符合.在我国,疏于引导的中小学生,他们将网络作为传统游戏厅的升级产品,并不能感悟互联网络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正面意义.该情况是我国学生对信息文化内化不够完整,信息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甚至控制着青少年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第一,青少年在传统道德观念形成之前,信息亚文化更容易推动其价值观的形成.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好奇心强,自我控制能力弱,多数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意识,不能全面自觉地应用社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3]在网络环境中往往习惯性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此外,由于互联网上的言行不容易留下明显个人信息,不容易被人知晓,所以他们认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也就纵容了他们放纵自我、无拘无束的心理需要,使他们的道德规范意识逐渐淡薄,颓废的网络亚文化将逐步占锯他们的心灵,殊不知,该时期正是青少年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第二,青少年多渠道、灵活的信息传播途径,为信息亚文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大多数青少年由于生理、心理的特殊时期,大多数喜欢群体性活动,信息传播途径既多又广,解决问题群策群力.相反,不愿意接受父母亲的的正面教育,甚至愿意与父母亲的指导背道而驰,在加上青少年对网络传播负面影响免疫力弱的特点,使腐蚀青少年成长的信息亚文化在该群体中能够生根发芽.第三,青少年对自由、民主的无限度追求,促使青少年成为网络亚文化传播的一个新的载体.网络文化的自由开放、互动特性衍生出得天独厚的一种平等性和无权威性.各种信息可以自由地相互渗透,正是这种开放、平等、交互及无政府性恰好迎合了青少年崇尚民主目由和平等的价值观,现实世界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可以从虚拟世界中得到满足.在网络这个信息海量而展现个性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青少年不知道什么是“创造”,不懂得还有“知识产权”,认为“拿来主义”天经地义,因此而滋生了青年一代“个人主义”价值观.[4]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界限,消解了他们的意识品质,而造成社会责任感的淡薄和人格道德的缺失.他们往往会把现实生活社会中的一些压抑及不满通过互联网络发泄出来,有些负面情绪还可能一呼百应地引起社会网民的共鸣,一方面助长了在互联网络散布负面道德观的风气,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负面观点形成舆论,进而被潜移默化地根植于青少年的道德观中,反主流的信息亚文化的隐匿性还会给青少年带来诚信危机从而再衍生信任危机. 在信息技术教育中建构和发展主流信息文化 现代信息技术既是理性的技术工具,同时又是人类在信息科学等领域发展到今天的传承,内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在掌握工具的同时,应该包含文化渗透,即信息文化内化.信息文化的建构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意识;其二是信息问题解决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价值观;其三是在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信息伦理与道德、所遵循的法律法规.第一,转变教育的观念,使信息文化内化成为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信息技术教育的过程中,若仅仅对学生实施技术训练,忽视开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文化的教育,学生没有得到学校提供文化内化的引导,所学知识还是形而上学的,不能真正理解信息技术的内涵.作为学校重要成员的教师,首先应该具备较高的信息文化素养.教师信息技术技能和信息文化基础的普遍提高,正是校园信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对学生信息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的部分.第二,为构建主流信息文化提供健全信息技术教育的硬件环境和软件资源.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学生学会上网但大多数学校不为其开放校园网.他们只能走进缺乏正确管理和引导的盈利网吧,在这种娱乐性的环境中,无形地助长了他们信息亚文化的形成.因此要抵制不健康文化对学生的侵袭,社会及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主动占领网络文化阵地,以集中的经济投入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校园网络上的文化信息截留及筛选及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从而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内在深刻的影响.第三,正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网络信息文化的关系.网络文化建设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必须使该过程顺应时段发展的规律.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为网络信息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化基础.网络文化建设必须要吸收和借鉴前人留下来的精神成果.脱离了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将不能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更无法赋予当前网络信息文化发展的正确价值导向.其次,网络信息文化的建设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网络信息文化包容了传统文明所产生的全部文化要素,使得各种文化形态能够多元共存,进而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文化共享,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5]网络信息文化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使人们能够跨越地域了解不同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不但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使人们在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加深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不断发挥自我的创造力,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所以网络信息文化与传统文化即使出现冲突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最终的信息文化将是吸收传统优秀文化成果战胜信息亚文化的主流社会文化. 本文作者:李秀明武怀生工作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技术与教育论文:教育技术与素质教育论文 我们已跨迸21世纪的门槛,我们的社会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加快,新领域不断增多,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计算机的普及和Internet网的崛起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潜在的危机,如能源匮乏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企业必须不间断地创新,人们必须不停顿地学习,各类社会组织必须向学习型组织转型,人们的道德素质必须不断提高。显然,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原有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必须实行改革,人才素质必须更加优化。因此,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教育改革必须以教育观念的转蛮为先导 教育改革是教育系统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它是多维度的,是教育系统内各要素都要更新与发展的变化。简单他说,教育改革就是要使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完成由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向以直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及由培养经验型人才向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转变。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观念,又是一种教育模式,其实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为教育模式实质上就是具有实际操作功能的教育观念。教育观念是人们形成的关于教育的比较稳定的世界观,是教育目的和手段、内容和方法的主体。教育观念主要有四大功能:(1)对特定集团的教育主张、教育秩序、教育行为加以正当化、普遍化、社会化;(2)使与自己集团对立的教育观念解体;(3)使教育诸要素在统一的整体中各尽其能;(4)赋予教育者以使命感。,教育观念具有一般导向功能,在教育、教学中占据指导者地位素质教育观是与传统的应试教育观根本对立的。传统的应试教育观是在社会“升学热”中自发形成的,这种教育观念只见考分不见人,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一切以考试作为指挥捧,引导学生“死扣书本、死记硬背、死追分数”相反,素质教育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它重视素质,需要培养什么样的素质就教什么,怎样教有利于提高人才素质就怎么教,一切以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为依据,重视学生的“全体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学习理论为指导,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应用,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应用,必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 在未来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取代传统的黑板和粉笔是大势所趋。但是,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即使运用了最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就现代化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最根本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在很多学校中,现代教育技术的硬件建设已相当完备,计算机已成为基础课程,但计算机操作方面的考核,仍然用笔答试卷进行,仍以考试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操作能力。这反映出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很深,人们(尤其是教育部门的教师与领导)还没有从实质上理解素质教育或接受素质教育。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不能更新,物质条件再优越,教学方法和手段再先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素质教育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人对素质教育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素质教育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当前,知识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新的世纪强烈地呼唤创造型的人才,因此,在全民范围内(尤其在教育部门内部)普及素质教育观念,使素质教育深入民心,是加速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 二、素质教育要求建构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素质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在某种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进程结构形式。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课堂、教材和教师为中心,排斥一切课外活动,忽视劳动职业训练;以传授课本知识为惟一目的,忽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和个性的培养;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生体地位,忽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显然,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与素质教育的原则背道而驰,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为社会所淘汰。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为学习过程创建必要的学习情境,使学生在相互协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实现意义学习(即达到对知识的深刻理解,而不是机械记忆)。显然,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完全是认知的主体,学习强调的不再是对知识的记忆,而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以及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的信息能力。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强调…清境创设”协商会话”、“信息资源提供”。因此,lnternet网巨大的信息量,多媒体技术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以及它们所共同具备的友好的人机交互能力,为创建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最好的技术上的支持。 在我国,对于那些现代教育技术设施还不够完备的广大学校和地区来说,实现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学习模式尚有困难;而且,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探索学习和发现学习,忽视了接受学习,根据奥苏贝尔的理论,发现学习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获得的只是初级概念,因此,并非适合于所有课程的学习,而接受学习仍是学习者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接受学习不同于机械学习,它同样可以实现意义学习,学习结果到底是意义的还是机械的,这要取决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 我国教育技术专家也提出了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双主”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中心”和“以学为中心”的揉合与优势互补,它基本保留“传递一接受”的教学过程,以接受学习作为主要学习方式,教师有时处于中心地位,但更多时候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双主”教学模式强调对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强调学习的目的是实现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意义建构,即实现意义学习。显然,“双主”教学模式更适合我国国情,有助于实现我国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习者全体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无论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还是“双主”教学模式,都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到底应采用哪种形式,还需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三、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创建新型教学模式 如前所述,新的教学模式重视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而能力只能在掌握必要知识的基础上,主要在实践做”、“应用”)中培养。因而教学中要增加实际练习、自由操作、社会实践等以学生亲身体验为主的学习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必须运用具有交互性的教学和学习工具,把粉笔加黑板的教学变成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学。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正在发生改变,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已逐渐成为一种基础文化,信息能力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因此,教学中必须增加培养学生对信息获取、检索、分析、处理能力的内容,信息能力也要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可见,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必须应用以计算机为优秀的现代教育技术。 1.把现代教育技术作为工具 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学空间不再局限于黑板和讲台,借助于多媒体工具和平台,教学可以从视。听、触多个维度展开。不仅教师的授课、指导、辅助要通过各类媒体进行,而且学生的学习和探索也要借助于各类媒体来实现。另外,各类计算机网络还构成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递信息的工具,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反馈都要在此基础上进行。 2.招现代教育技术作为资源 素质教育重视知识与能力,不再片面强调对知识的记忆,因此,在这种基于“学”的环境系统中,必然要选择与应用大量的教与学的资源)现代教育技术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如磁带音像教材、多媒体教学软件、校园网等,而且,Internet网本身就是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学资源库。 3.把现代教育技术作为环境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构造各种教学环境,如多媒体综合教室、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教室、电子阅览室、校园网、基于Internet网的远程学习系统等。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创造和展示各种趋于现实的学习情境,把抽象的学习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与探索。 4.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一起互促学习以提高学习成效的教学形式。合作学习能够发展学生的自信心,尤其可以使学业上失败的学生在同伴帮助的过程中经历成功的体验,重塑自尊;合作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合作学习消除了在应试教育中竞争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立,形成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生关系。可见,合作学习是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各种网络环境可以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 以上只是简单地分析了现代教育技术在创建新型教学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才能在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教学模式,还应由各地区、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创造性地探索与开发。 总之,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我们可以使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建立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推进素质教育的实现。 本文关键词:现代教育教育技术素质教育教育 技术与教育论文: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论文 小学美术课程进行了新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分几个学习领域进一步明确了美术教学的方向,鲜明地提出发展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美术的兴趣,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培养创新精神和审美能力。 我们利用信息技术教育的优势,使之与美术教学的整合,能更好地达到美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即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法、丰富视觉、触角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并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了解美术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方法,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美化环境与生活,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的实践能力,提高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不断地完善人格。 美术是视觉及造型艺术,具有可视的形象特点,因而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教学用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 一、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积极参与“造型、表现”的美术学习活动。“造型、表现”是美术学习的基础,十分强调自由表现和大胆创造。在低年级尤其注重感受、体验和游戏等灵活的教学形式。使看看、画画、做做、玩玩融为一体。在教学时,利用互联网、校园网,收集有关的美术课题的信息资源,制作色彩纷呈的教学软件,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例如教学《各种各样的鱼》、《可爱的鸟》、《鲜花世界》、《游太空》、《海底世界》、《可爱的动物》等耳熟能详的课题,运用现代多媒体组合教学,通过声音、动画、视频、投影等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亦动亦静,能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学习。高年级要求运用形、色、机理、空间等美术语言,以描绘主体造型的手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和材料,表现所见、所闻、所想的事物,发展美术构思与创造能力。同样,借助信息技术的有利因素,为学生创设有利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认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运用电脑、投影、录像等多媒体组合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进行造型活动,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也通过对各种美术媒材,技巧和制作过程的探索与实验,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 三、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设计意识,使学生学会按美的规律去设计生活。这一学习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美化生活及环境。例如用废品泡沫拼砌《高楼》、用碎布贴《可爱的家乡》用画报贴《南海之滨》等,我们可以先摄录一些优美的环境与建筑物,指导学生分析、感悟与理解。再用摄录投影等方法表现设计制作过程,使学生了解“物以致用”的设计思想,运用设计和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进行有目的创意,设计和制作活动。在学习图案、纹样、封面设计等内容时,则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设计初稿、骨格、设色到完成作品,设计制成教学课件。分层次地展示不同的变化的骨格形式,不同的色彩配置、引导比较与分析。还有,在电脑绘画软件里设置各种特效处理功能,如对图象进行各种变形、复制、缩变、旋转、镜像合并、及色调调整等。进一步扩阔学生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也使教学过程加强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简易的设计制作。通过操作鼠标变换设计形式和各种特效的处理,使他们信息技术教育与美术设计意识与应用都得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四、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对高年级的学生,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具体内容如《民间艺术作品》、《中国建筑介绍》、《中国优秀雕塑作品》、《精美的邮票》等和通过一系列的浏览、收藏,再运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五、结合信息技术教育,在美术教学中,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性的提出是美术课程改革突破的重点与难点,体现了美术教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综合性既是融美术和学习领域为一体,也是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结合。并且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首先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既丰富了学习的内容,也开阔了学习的途径。大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电脑美术,包括绘画、设计、动画等内容。 教师可以根据美术教学内容,设计制作必要的教学课件,开展形式灵活,多元化的美术教学。学生则可以引导进行简易的电脑绘画、设计等,着重于认识、理解和参与,激发持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语文、音乐等学科,开展综合性的学习。如练习绘儿歌、童话、神话、日记等配画、插图。另外也可以用综合材料制作面具、头饰,并投入表演等。对设计简易的布景、海报、课外或校园的情报专栏等专题性的手抄报以及校内或户外的文娱、体育、少先队等项活动的设计制作、展示。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这个“好帮手”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主动请教他人,并积极与同学、老师或家长合作设计制作。还注意学会在网上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不断进行参考、比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学习。 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使美术课堂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新的突破。使教学化难为易,化复杂抽象为直观形象。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包括视觉、听觉、触角等多样化的外部剌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认知和学习途径。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大教学密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同时通过投影屏幕,丰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加强了记忆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也丰富了想象。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智力。 技术与教育论文:浅谈信息技术教育与课程整合 浅谈信息技术教育与课程整合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信息技术教育与课程整合则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 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 信息技术课程在西方国家新的基础教育中已经改称为信息和交流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或TIC(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这表示学生不仅要掌握社会生活必备的信息技术知识而且还要能够灵活地使用这一技术进行交流,也就是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关于信息素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有多种说法,但我认为所谓信息素养概括成一句话也就是个体能够获取、分析、加工并能够有效地、创新地利用信息和交流信息的综合能力。因而信息社会的教学,“已不再只是教学生学习的问题了,而且还要教学生寻找信息,使这些信息相互联系起来,并且以批判精神对待这些信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学校教学的优势,创设一个在实际生活学习中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学习环境,并根据“课程整合”的理念,将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学科进行整合,拓宽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学生使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 二.课程整合的概念与外延 2000年10月,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在开好信息技术课程的同时,要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鼓励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并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从而第一次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课程整合”的概念。 这里所提出“课程整合”我认为应该包括“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与其它课程整合”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课程与课程之间的整合,是在信息技术课程中渗透其它课程的内容,既要完成各自的教学目标又要实现课程“整合”的教育目标的活动。后者则是以教师为主体将信息技术(即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总称)作为制作课件、获取资源、交流信息的工具来实现本学科的课程教学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 (一)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与其它学科课程的整合 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与其它学科课程的整合,则是指把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与其它课程的教育综合起来考虑,使两者的教学相互协调、渗透,是把信息技术教育做为工具和手段,把其它学科教育作为载体,既巩固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又可以更好地实现相关课程的教学目标的活动。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等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简单混合,也不是用信息技术来解决教学中的所有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寻找最佳结合点,突出教学重点,解决难点,探索规律,启发思维;是“要把信息技术手段完美地融合到课程中??就像在教学中使用黑板和粉笔一样自然、流畅。”这就要求教师在熟练掌握技术手段的前提下,深刻了解学科教学的根本目的,了解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所在,了解传统教学的优点和局限性,清楚信息技术的优势和不足,并将信息技术与本科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设法找出信息技术在哪些地方能增强学习效果,从而使学生完成那些用其它方法做不到或效果不好的事。综上所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把新技术融合到教育教学中去,作为新型学习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促进基于信息技术的全面教学改革,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材.。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将信息技术看作是各类学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1.教学内容的整合 通过学科教学内容的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使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变成信息在师生之间交流,信息技术变成学习学科知识的工具,从而使信息技术教育内容与学科教学内容融合,实现教材的电子化。 2.教学模式的整合 使长期以来的以教师填鸭式“教”,学生强迫性“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变为以学生自主式“学”,教师针对性“导”为主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信息由单向性向实时交流的双向性转变,进一步促进师生交往与共同探索,从而实现学习的自主化。 3.教育技术的整合 信息技术对教学过程的支持,使教师从一支粉笔,三尺讲台的“教书匠”,变成驾驭现代化教学工具的教学设计师。学生可以通过“人机对话”,进行自主学习、复习、模拟实验、自我测试,从而实现教学过程智能化。 4.教学资源的整合 学科教学资源库、多媒体计算机系统、互联网共同构成了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环境。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方便地搜索到学科教学所需的内容,并根据需要自主设计、组织加工所获得的教学资源,制作出充分体现教师个性的课件,创设学习情景,渲染学习气氛,活泼生动地开展教学活动,充分体现出资源的泛在化和知识的体系化。 5.学生学习活动的整合 学生学习活动不仅要围绕教师的“导”展开听、说、读、写、想等常规活动,而且还要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展研究性的学习,通过人机互动、师生互动、协作学习的活动 ,在师生交流与共同探索之中求发展,充分体现出人力资源的网际化。 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在以上五个层面的整合,实现教学的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社会化、情景化、工具化,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信息驾驭能力,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这也正是实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最终目的。 总之,信息技术教育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把信息技术作为工作、学习的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的需要,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优秀,是改革教育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是为当今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所以我想我们要不断的在教学中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尽快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信息技术教育与学科整合的新路子来。 技术与教育论文:浅谈中学信息技术课与素质教育 浅谈中学信息技术课与素质教育 [内容摘要]信息技术课程是中小学一门知识性与技能性相结合的基础工具课程。《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指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或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获得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们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我们正是遵循了这个指导思想,在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际教学中也意识到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自学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努力实践。本文就论述了我们对中学信息技术课中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性的认识;进而阐述了我们在中学信息技术课教学实践中的几种做法。 [关键词]信息技术课素质教育 在现阶段,我国教育正处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全面转轨的时期,一些常规科目的性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等,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新兴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不必再重复传统学科的这些过程,而应当直接在信息技术课中实施素质教育。 教育部长陈至立在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一系列新的能力上,特别要求学生具备迅速地筛选和获得信息、准确地鉴别信息的真伪、创造性地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并把学生处理信息的这三项技能作为与读、写、算一样重要的新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同时指导性地指出:"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从传授计算机基本知识转到利用计算机和网络作为工具帮助学生更好地自主学习和探讨;教师利用计算机教学从传统的课件制作转到注意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也正在克服单纯学习技术的观点,正在更加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伦理、道德和法制的教育"。 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信息技术课,我们要培养的目标:一是面对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让学生感受到技术的更新,意识到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并逐步培养起有效地去更新自己知识的能力;二是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作为以应用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教育,如果只是纸上谈兵,是不可能掌握这些实用技术的,必须加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才能切实掌握这些技术;三是学会应用,培养在应用中创新的能力。立足于实践,在应用中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尽可能地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并帮助学生光大这些火花,进而让学生在实践和成功中,养成创新的能力。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信息技术的教材,在内容选取上只罗列了当前阶段的大多数人所应当掌握的信息技术应用,而没有考虑到信息技术更新发展的变化,更没有照顾到素质教育对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学习者带来了不断地去更新自己已有知识的需要,对于信息技术课尤为显著。层出不穷的计算机软件、日益通俗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这些都不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所能够一时完全学到的。这一点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给学生特别指明,使其意识到知识更新的重要性。明确了更新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生自学时就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上述仅仅强调了非智力因素,学生自学能力的高低和自学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同样也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在教学中,我们尽量给学生提供自学机会。例如,将教材中符合学生知识水平的教学内容,象计算机基础知识,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趋势和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等专题知识,可以先让学生自学,再由学生通过讨论(或辩论)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理解作出修正或对学生的问题作出解答;有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去学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教材之外的知识,象各种简单动画制作软件,让学生各显神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阅读书籍、或查资料、或通过多媒体学习软件、或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之下掌握,在一段规定时间的自学之后,经过测评,让一些学有所成的学生走上讲台,向同学介绍自己的学习内容,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二、培养学生实践技能 信息技术课的教学过程要素已经不同于传统学科,除了教师、学生、教材之外,还应该包含教学媒体――计算机。勿庸置疑,实践在信息技术课中的重要性。信息技术课教材中安排了许多实用的、可操作的内容,以加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我们不但要"授之以鱼",而且还要"授之以渔"。 对于实践课教学,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计算机配置情况和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基于资源的主题探究、基于网络的合作学习、基于学生作品的交流评价的教学方式。 例如,采用教师边讲解,学生边练习的教学模式,教师课前要认真分析教材,精心设计课堂教学过程并制作一些适合于本课的演示教学课件,考虑好什么时候该上课,什么时候该让学生练习;教师讲课时能统一控制学生用机,学生练习时能开放学生用机。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学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学过程是双向的。 当然仅仅依靠课堂有限的练习要想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可以通过选修课、活动课,甚至开放计算机实验室,增加学生上机实践机会。时间的积累只是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一方面,教师还应当注意对学生的实践加以监督和指导,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各尽其能:多数学生应达到教学目的的基本要求;少数基础较差的学生经过努力要有所提高;少数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深入学习课外知识。 三、培养在应用中创新的能力 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信息技术课教学中,鼓励学生不受固定模式的约束,大胆地对所学知识的内容、适用范围作出猜想和判断,并将其猜想作为创造新知识、探索新功能的基础,举一反三。 教学中我们尽量结合实际 ,以及计算机知识与其它学科的整合,更多地采用启发式,渗透研究性学习方式的培养。首先,教师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应注意知识的连续性和知识的迁移,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例如,计算机的文字、数据、图象处理,网络应用等内容,为教学中概念的引入带来了极大方便,在问题讲述时,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试探学生的认知水平,探寻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适时给予光大,这对学生是莫大的精神激励。在教学内容顺序的编排时,可以让学生先掌握基本应用软件的使用,再回来学习操作系统的知识,这样可以使学生对操作系统的功能有实践性的认识。 教师还应当鼓励学生开发计算机应用,甚至计算机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例如学生学习了数据库应用后可以为班级处理考试结果,为教师提供考试质量分析报告;还有学生将数据库应用于地理学习,自己编写"世界各国信息小词典",推广给同学用于帮助地理复习;还有学生利用简单编程为数学抽象的函数分析提供具体的计算机模拟;还有学生能够帮助其他学科教师编制教学课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计算机多媒体进入教学中,通过声音、图象等多种表现形式,使学生能对知识掌握得更加透彻、更加形象,有利于调动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激发积极的思维,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所发现,有所提高。 信息技术课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缺少现成的教学经验可供借鉴;而且信息技术本身又是一门飞速发展的技术,需要不断去探索。但是有一点是坚信的:在信息技术课教学中要切实地实施素质教育。 技术与教育论文: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 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证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何克抗 内容提要 一、引言--ME命题的背景 二、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 ⒈ 信息技术是导致人类社会实现第三次飞跃的决定性因素 ⒉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三、ME 命题为真的教育科学基础 ⒈ 21世纪对新型人材的需求特点 ⒉ 现代教育技术对新型人材培养的重大意义 当前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棗建构新型教学模式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学媒体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 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设计理论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基于ME 命题的实践探索 ⒈ 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 ⒉ 运用“几何画板”革新数学教学的试验研究 五、结束语 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证 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一、引言--ME命题的背景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我们即将进入的21世纪,将面临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棗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21世纪,既为我们带来新的机遇,也为我们带来新的挑战棗世界各国将迎来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21世纪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取决于教育。为此,世界各国对当前教育的发展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都试图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让教育走在前列,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部的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上述竞争态势对教育的严重挑战,并看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迎接这场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把现代教育技术当作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陈至立部长在为《中国教育报》5月18日创办的题为“制高点棗现代教育技术”专题新闻版撰写的“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并号召“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努力掌握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以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吕福源副部长在多次讲话中也强调要把现代教育技术与各学科的整合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制高点”是“兵家必争之地”,“突破口”则是使整个战役获胜、或是使艰巨而复杂问题迎刃而解的要害所在。显然,教育部两位新任部长的文章和讲话精神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棗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整个教育的深化改革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个意思也可明确地表述为下列命题: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 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们不妨把术语“现代教育技术”(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就用字母M表示,“教育深化改革”(Deepening Reformation of Education)则用字母E表示,这样,两位部长提出的上述命题就可简称之为“ME命题”。自新任部领导提出这个命题以来,在国内教育界已产生很大反响:不论是从教育部的部机关到各省市的教委,还是从教育理论界到实际教育工作者,或是从高等院校到广大中小学,无不议论纷纷。赞成拥护者有之,怀疑观望者有之,批评责难者有之,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命题能引起如此众多的人群为之关注(这个人群中包括教育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名流,乃至前国家教委的一些著名领导),甚至为之激动,为之鼓舞或为之气忿,不管这个命题的真伪性如何(这有待于科学的论证和冷静的分析),至少说明这不是无关宏旨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成败、对我们子孙后代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命题。因此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认真的探索,以便使绝大多数的领导和群众取得共识,我看是非常必要、大有好处的。下面仅就本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认识和多年来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试图对这一命题作出比较全面的论证。 二、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如上所述,ME命题代表“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这样的命题。这里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因此,为了论证ME命题为真(即论证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对于整个教育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可以先看看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⒈ 信息技术是导致人类社会实现第三次飞跃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共有三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物质有形状、有大小,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觉到物质的存在,所以在上述三种资源中物质是最具体、最直观的;信息刚好相反,它没有形状、大小,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借助其他媒体(如文字、声音、图象等),信息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上述三种资源中信息是最抽象、最不直观的;能量的抽象性则介于物质和信息之间:它也没有一定的形状、大小,但是人们却可以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棗“热能”可通过温度变化感觉出来,“电能”可使人触电直至电死,水位落差所具有的势能可以使水车或水轮机转动,……。总之,能量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但是人们仍可直接感觉出它的存在,所以它和信息相比仍有一定的具体性,即其抽象程度要比信息低。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总是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在对资源的认识与利用上也不例外[1]。物质最具体,所以作为一种资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就被最先认识到并利用来制造生产工具。据考古发现,人类在200万年前即能制造石刀、石斧与石锥等工具。这是“旧石器时代”。大约5万年前,人类开始发明弓箭棗用竹子弯成弓,用牛筋作成弦,再用木棍和石锥作成箭,从而发明出一种能在一定距离内发射以捕杀野兽并保护自身安全的有效武器。这在当时来看,属于相当复杂的发明创造(不亚于今天的火箭),是高度智慧的结晶。在以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里,弓箭的出现无疑使人类猎获野兽的能力(即当时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所以恩格斯对弓箭的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新石器时代”。 据出土文物考证,在7000年前左右,黄河流域已有人种谷子,长江流域已有人种稻子。人类实际掌握种植能力肯定在此之前,估计应在1~2万年前人类即开始由狩猎为主转入以种植为主,这就是农业社会的初级形态。在6000年前左右人类开始掌握炼铜技术,使人类能利用青铜这种物质制造出比石器远为强大的生产工具,从而由新石器时代转入“青铜器时代”,这是农业社会的中级阶段。到了3000~4000年前人类又进一步掌握了炼铁技术,制造出诸如锄头、犁耙、钢刀、铁斧这类更加有效的工具,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进入“铁器时代”。这是农业社会的高级阶段。 农业社会大约持续了一万多年,直到18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才开始转入工业社会。严格说,瓦特不是发明蒸汽机而是改进了蒸汽机[2],因为第一台原理性蒸汽机(能实现热能--机械能的转换,利用水加热后的蒸汽推动连杆以完成某种机械操作)早在1705年就已实现,而瓦特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即1765年才研制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瓦特的蒸汽机对原理性蒸汽机作了两方面的重大改进:① 使蒸汽机能连续不停运转,从而真正成为动力之源;② 大大提高了热能棗机械能的转换效率,从而使蒸汽机真正实用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也并不过份。有了蒸汽机就开始出现火车、轮船、纺织机械、印刷机械、采矿机械、冶炼机械……这类全新的生产工具,即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从而使生产力与农业社会相比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效率成十倍、成百倍地提高。以纺织为例,过去用手摇纺纱机,一人一台效率很低,现在用蒸汽机带动纺织机械,可由一位工人巡回看管几十台机器,而每台机器的运转速度更是大大加快,因此效率可以提高几百倍。这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到了19世纪后半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使人们认识到不仅热能可利用来作为资源,而且电能也有这种可能,从而在法拉第定律基础上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于是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这是工业社会的中级阶段。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在认识原子奥秘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原子的“受控核反应”,使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成为可能,从而进入“核子时代”。这是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 利用物质作为资源,尽管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不同时代,即对物质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但是,只要是用物质作为资源,所制造的生产工具就只能是简单的、没有活力、没有智能的“死工具”棗从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弓箭,到后来铁器时代的犁、耙、镐、锨皆属此类。这是人类的第一代生产工具。 利用能量作为资源也经历过“蒸汽电气核子”等不同时代对能量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要利用蒸汽的热能,通过日常生活观察水壶煮水现象即可发现有关规律,这是比较简单的;要利用电能则要用磁铁和线圈做电磁感应的科学试验才有可能发现法拉第定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电能利用;要利用核能就更复杂,必须通过精密、微观而深入的科学探索,在揭示原子核结构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极为复杂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受控核反应”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同时代对能量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每一次深化都带来新一代的生产工具,都伴随生产力的一次新的飞跃。但是,只要使用能量作为资源,所制作的生产工具就只能是没有智能、但有活力的工具[1]。它和第一代没有活力的“死工具”相比,有了很大改进,但仍不是最理想的工具,因为它们还没有智能。这是人类的第二代生产工具。 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不仅物质、能量可以作为资源,而且信息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资源。这是因为信息和知识密切相关(信息通过分析、综合、提炼、加工就可以成为知识),而知识的多寡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智慧的高低。因此利用信息作为资源就可制造出新一代既有活力又有智能的生产工具[1],而计算机则是这类生产工具的代表。利用计算机可以构成智能决策系统、智能指挥系统、智能信息处理系统、各类专家系统、各种智能卡以及机器人……。机器人的应用领域正日益扩大:潜水机器人可潜入人类无法进入的深海(人类不能承受深于50米的海水压力),维护核电站的机器人能抵御任何强辐射,化工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不怕各种污染和毒物的侵蚀,超微型机器人可送入人类血管中去当“清洁工”,帮助清除血管中的杂质乃至血栓,把人类从当今第一大“杀手”棗“心血管类”疾病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新一代智能生产工具强大而神奇的威力,从而使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未有的大发展、大解放,也带来人类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与发展。这是人类的第三代生产工具,也是最理想、最完善的生产工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一条规律: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水平决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而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则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将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而经济基础则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生产关系改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导致经济基础改变,从而又引起上层建筑从政治、法律、经济理论、文化教育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彻底变革。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社会就必然要飞跃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资源利用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下列关系: 对物质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一代生产工具(简单的无活力、无智能的死工具)的诞生形成人类社会较低程度的生产力使人类脱离狩猎为主、开始进入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 对能量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二代生产工具(无智能、有活力的机械工具)的诞生形成人类社会中等程度的生产力使人类由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 对信息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三代生产工具(有智能、有活力的智能工具)的诞生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人类由工业社会跃进到信息社会 。可见,如何将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而加以利用(即“信息技术”),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飞跃密切相关的决定性因素。21世纪之所以对我们有极不平常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在21世纪人类社会将要面临又一次巨大的飞跃,而这样的飞跃在迄今为止200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如上所述,第一次发生在一万多年前棗跃入农业社会,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棗跃入工业社会),现在将面临的是第三次棗跃入信息社会。 ⒉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是最革命的因素。信息和信息技术(即如何把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而加以利用的技术)由于能导致第三代生产工具(智能工具棗计算机)的诞生,使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新飞跃。可见,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是人类社会跃进的杠杆,是推进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革命因素。现代教育技术是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显然,这决不能仅仅看作是一般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既然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将导致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那么,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全面应用,也必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即ME命题为真。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就是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任何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都是极端肤浅的、近视的。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认识ME命题和整个教育改革的形势,才能做到高屋建瓴,才不致于迷失教育改革的方向。 三、ME命题为真的教育科学基础任何教育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材。ME命题之所以强调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整个教育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正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对于21世纪所需的新型人材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从“21世纪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特点”和“现代教育技术对新型人材培养的重大意义”等两个方面对ME命题作进一步的论证。由于人材培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对人材需求的特点就是对教育需求的特点,所以从人材需求与培养的角度对ME命题进行论证,也就是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对ME命题进行论证。 当前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从全球范围看,21世纪将是信息化社会,九十年代则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开端。因此21世纪对人材需求的特点也就是信息社会对人材需求的特点,下面就是对这类特点的分析: ⒈ 21世纪对新型人材的需求特点(1) 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材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所提出的需求 ① 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 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统计,1993年美国就业岗位的78%是与信息服务业有关,显示出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趋势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另外据美国公布的统计资料,1992年亿万富豪的排名榜首次由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以6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到1997年已达到510亿)荣登榜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去美国的亿万富豪不是钢铁大王就是汽车大王或石油大王,他们依靠钢铁、汽车或石油这类“硬件”,经过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而比尔·盖茨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依靠“软件”棗信息产业的主体,在短短十多年间通过个人奋斗坐上首富这把交椅的。盖茨的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天才因素以外,还有美国提供的、率先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得天独厚的土壤,所以盖茨的成功应看作是信息产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重要标志。 ② 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及时获取与利用 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是竞争最激烈、变化最急剧的产业。在这一领域内,哪怕对知识与信息的获取与利用只领先或落后几个星期、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都足以使一个企业成为暴发户或面临破产。用“白热化”和“瞬息万变”来形容信息产业的竞争和发展态势,是不过份的。 ③ 信息社会的“知识爆炸”现象要求以最有效的方法去获取和利用各种信息与知识 “知识爆炸”也称之为“信息爆炸”(如前所述,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综合、提炼、加工就可成为知识,所以信息与知识密切相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结果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翻一番,20世纪初是每10年翻一番,70年代是每5年翻一番,而近10年大约每3年翻一番。可见,信息和知识就象产品一样频繁更新换代。如果不能以最有效的方法去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加工信息,就无法及时地利用这些信息。变化快是信息的重要特点,稍有延误就会过时,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 由此可见,为了能适应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材必须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加工的能力。 信息获取包括信息发现、信息检索、信息选择; 信息分析包括信息分类、信息综合、信息查错和信息评价; 信息加工包括信息的组织与表达、信息的存储与变换和信息的控制与传输。 上述与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有关的知识可以简称之为“信息基本知识”,相应的能力可以简称之为“信息能力”。这方面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就是信息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材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2) 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文化基础 上述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不仅是信息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材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所必需具备的文化基础之一。这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不仅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需要,而且连日常的生活、学习也将发生问题。正象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数字不再是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氏所说的数字化即是信息化,“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棗这点在几年前似乎还属于未来学家的预测甚至是“幻想”,而今天则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家电的数字化目前在许多家庭已经实现;随着摩托罗拉公司庞大的“铱计划”(用66颗低轨道卫星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计划)在今年11月初完成,全球通的可视电话和卫星传输互联网也即将成为现实;甚至曾被人们传为笑谈的“通过握手传递双 方信息”以取代名片交换的著名尼氏“幻想”,也有厂家正在设计制造之中,不久就将有产品问世。……。总之,人类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信息化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缺乏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就相当于信息社会的“文盲”,就将被信息社会所淘汰。换句话说,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在信息社会中已和体现传统文化基础的“读、写、算”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一样重要,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读、写、算、信息”将取代原来的“读、写、算”而成为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3) 21世纪面临的全球性危机要求新型人材富有创造性、能合作共事并具有高尚的道德精神 21世纪为人类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也同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生态问题。例如能源危机、人口压力、粮食匮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种族歧视、色情暴力、泛滥……等等,这些都是伴随工业现代化进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实际上已演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危机。面对这类危机,并考虑未来社会的发展,联合国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教育的四大支柱”[3]。所谓“四大支柱”是指能支持现代人在信息社会有效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并能有效地应付上述各种危机的四种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为了应付上述各种危机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这四种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四种能力并不是平等、并列的,正如该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所指出的,其中有一种是作为基础来强调的能力,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其余三种能力则是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误解与敌对情绪,和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众所周知,“人与人相处之道“是伦理道德的优秀内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道德规范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所以,这里涉及的是伦理道德教育问题,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要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就是强调要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这正是当前全球学校教育所普遍忽视的--片面强调智育,单纯追求考试分数,是当前各国基础教育的通病。我国在高考指挥棒指引下,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在这方面走得更远,问题尤为严重。 学会认知是使学生学会认知的手段、方法,即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做事是使学生具有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的能力,包括如何对待困难、解决冲突、承担风险和协调组织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学会生存则是使学生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适应环境变化、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包括想象、思考、分析、判断、言语表达、情绪控制等方面的能力。 “四大支柱”对于智育,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掌握。传统学校教育在“智育第一”前提下,强调的只是书本知识、理论知识,而对实际工作能力与应变能力的培养不予重视。“四大支柱”则把这些能力的培养,放在“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之一来加以强调。而且不仅要求学会做事(能在不同环境下胜任、愉快地工作),还要求学会生存(具有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应变能力)。 “四大支柱”对于知识的学习,强调的是让学生掌握认知的手段、方法,即学会自己去发现知识,自己去获取和更新知识,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急剧增长(形象化的说法是“知识爆炸”),若是象传统教育那样只强调对系统知识本身的学习与掌握,那么学到的知识大部分会很快过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让学生学会认知,即学会学习的方法,才能在进入社会以后,通过自学继续学到工作中所需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 正是由于“四大支柱”具有强调德育为基础、重视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学会认知等三大特征,所以能较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传统教育相比,更显示出其革命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刚一提出就受到国际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被认为是“里程碑性的教育文献”[3]。 如上所述,在四大支柱中,强调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要把德育作为基础,即强调要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新人。而另外三个支柱中,“学会认知”是要培养自己获取和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学会做事”是要培养敢于承担风险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生存”则是要培养能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应变能力。由于这三种能力的具体体现应当是、也必然是能够创造性地应付和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与严重的危机,因此上述三种能力也可以用一种能力即“创新能力”来加以概括。这就表明教育四大支柱的实质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高尚道德精神的一代新人。 总之,为了应付21世纪的全球性危机并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必须围绕四种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即“四大支柱”)来革新我们的传统教育,以便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高尚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来迎接并战胜上述各种严峻的挑战,继往开来将社会继续推向前进。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能适应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能应付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材应当是,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特别是信息方面的文化基础即信息方面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高尚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棗这就是21世纪对新型人材需求的根本特点。 ⒉ 现代教育技术对新型人材培养的重大意义为了培养出能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包括信息方面的文化基础)、创新能力和高尚道德精神的一代新人,现代教育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包含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而信息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显然有赖于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而且还因为各个学科(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学科)其教学的深化改革都离不开教育技术理论的指导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环境的支持。如上所述,教育四大支柱的实质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高尚道德精神的人材,而现代教育技术则对这两方面教育目标(培养创新能力与高尚道德)的实现均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中尤其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1) 当前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 教学改革现状 多年来,我国教学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普遍反映整个教改并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在哪儿呢?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教改只注重了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而忽视教学模式的改革。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编了很多新的教材,这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各个学校增添了很多设备,象语言实验室、闭路电视系统还有其它的教学设施,这是教学手段的改革;方法的改革就更多了,仅以语文教学为例,就有二十多种,其中有的还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象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集中识字教学法和部件教学法等)。这些改革确实是很需要的,因为对推动整个教学改革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这类改革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这就是教学模式的改革。 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也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理论来组织你的教学活动进程,它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集中体现。教学模式的改变必然会触动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教学模式的改革是比较深层次的改革,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改革则不一定会触动教育思想、教学观念这类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教学模式改革的意 义要重要得多,当然也困难得多。那么,教学模式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应该怎样来建构比较合理的教学模式呢?大家知道,传统的教学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材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下还要多增加一个要素,这就是教学媒体。既然是一个教学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考虑,几个要素就不是简单地、孤立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教学模式正是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是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以多年来统治我们各级各类学校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为例,它的特点就是由教师通过讲授、板书及教学媒体的辅助,把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或者灌输给学生。老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宰,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知识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模式下,老师是主动的施教者,学生是被动的外部刺激接受者即灌输对象,媒体是辅助老师向学生灌输的工具,教材则是灌输的内容。不管是文科、理科,是数理化还是语文、历史、地理,只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中的四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就必定具有这种稳定的结构形式。 凯洛夫的五段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典型代表,它是解放初期从苏联传来的。它的优点是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控制;但是它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能把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很好地体现出来。 不难想象,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如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肯定难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更不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材,这就是传统教学模式的最大弊病。但是多年来这种模式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屈指可数。据报道,93-94年北京农大附中搞过一个称之为“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模式”的试验研究项目,它是在没有计算机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研究如何让学生更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教学模式的较早探索。我们强调教学模式的改革,不是不要其他方面的改革,内容、手段、方法的改革也很需要,但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等于教育思想、教学观念仍是老一套,即使内容、手段、方法改得再先进,仍免不了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不会有突破。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视。近两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教学模式的改革还是零星的、小范围的,和当年大张旗鼓推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规模还远远不能相比。 ② 忽视教学模式改革的根源--两个误区 为什么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深层次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教育界的应有重视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怪校长、老师,也不能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理论界本身对于教学模式的研究就存在两个误区,从而影响了整个教育界对教学改革目标和方向的确定。 误区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取代对教学过程中认知规律的研究。 众所周知,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活动所形成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从学生的“学”这一方面来说,它属于学习活动,应当遵循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而从教师的“教”这一方面来说,它属于教学活动,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M·加涅所指出的,教学活动只是“一种旨在影响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的外部刺激”,加涅正是由此认识出发,提出了“教学活动必须与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相吻合”的观点,并在深入研究人类学习过程认知规律的基础上,把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分解为九个阶段。为了使教学活动能对学习者的心理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促进有意义的学习,他把课堂教学活动进程也精心设计成与学习过程中认知心理活动相适应的九个特定步骤,这就是著名的“加涅九段教学程序”。我们认为加涅的研究态度是严肃的,所用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他对教学过程的本质及作用的分析是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反观我们国内的教育理论界,在迄今为止已经出版 的关于“教育概论”和“教学论”这类教科书或专著中,绝大部分都把教学过程笼统地称之为“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育界通常把认识过程视同认知过程),并且都是根据在《实践论》中提出的“三个阶段”和“两个飞跃”(即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革命实践)的观点对这一特殊的认识过程加以详细的论述。如上所述,教学是一对矛盾,其中存在“教”和“学”这样两个侧面。从“学”这个侧面来说,学习活动主要是认知活动(也包含情感、情绪活动),因此学习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认知过程;而从“教”这个侧面来说,它只是一种影响“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的外部刺激,是一种影响学习过程(即认知过程)的外部条件或者说“外因”,把这样的外部条件或“外因”也称之为认知过程或认识过程是否恰当?显然,科学的提法应当是把“学”看成是认知过程,而把“教”看作是影响和促进“学”的一种外部条件。把“教”与“学”二者合在一起统称之为认知过程或认识过程的作法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能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不能取代对具体科学领域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教育界的一些同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错误地用认识论的原则和结论去取代对教学过程中具体认知规律的研究。这样,就必然认不清教学过程的本质,也看不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模式的危害,因而任凭这种模式长期统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从不加以批判,更未想到需要改革,也就不足为怪了。 误区之二,是对教学模式这一重要概念不作深入的研究而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现成的结论。 在现行的许多有关“教育原理”和“教学论”的教材或专著中,关于教学模式的定义通常都是直接引用美国乔以斯和威尔在1972年出版的“Models of Teaching”(教学模式)一书中的观点。该书把教学模式定义为“一种可以用来设置课程、设计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或其它场合教学的计划或范型”。按照这种定义,教学模式只是指导课堂教学或是其它场合教学的一种计划或范型(即有一定代表性、能起示范作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程式)。这样,就把教学模式实际上划入教学方法或教学策略的范畴。这是因为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策略”是指行动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的方式、方法。而“方法”,众所周知,这是指解决问题的计划、窍门与程式。目前国内教育界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棗“教学方法是小方法,教学模式是大方法”,其根源盖出于此。既然教学模式和教学的策略、方法属于同一范畴,没有本质的区别,哪还有什么必要把它作为重要的改革目标单独提出来呢?但是,如前所述,若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教学模式应当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指导下的教学系统中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教学模式反映的是整个教学系统在教学活动进程中的动态特性和整体、综合特性,而非其中某一个或某两个要素的特性,而教学方法与策略反映的则是教学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例如教师或教材)所具有的特性,而且往往是静态特性(例如教材的组织策略就是一种静态特性)。所以我们认为教学模式与教学策略、方法是有原则区别的,它们不是同一层次(教学模式属更深层次)更非同一范畴的概念,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外国权威们说过的话不见得都是正确的。 ③ 忽视教学模式改革的严重后果 我国的教育理论界正是因为存在上述两个误区,所以对教学模式问题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教学改革也就始终未能抓住根本性目标因而一直未能击中要害,这就是多年来教学改革尽管作了大量工作却没有大的突破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得不付出沉重 的代价棗使得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几十年来长期统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从而抑制了我们几代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材的成长。这个结论是武断的吗?是危言耸听的吗?不,这是一个完全合乎事物逻辑的科学结论。这是因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心理学方面的基础是行为主义。这种教学模式长期统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就使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众所周知,行为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只研究外显行为,反对研究意识和内部心理过程。他们把个体行为归结为个体适应外部环境的反应系统,即所谓“刺激-反应系统,学习的起因被认为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但是他们不关心刺激所引起的内部心理过程,认为学习与内部心理过程无关,因此只要控制刺激就能控制行为和预测行为,从而也就能控制和预测学习效果。这就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学习过程被解释为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而教师的任务只是提供外部刺激,即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的任务则是接受外界刺激,即理解和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由于我国教育理论界以认识论取代对教学过程中认知规律的研究,导致绝大部分中小学老师不了解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不熟悉甚至完全不懂认知学习理论,这就为行为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使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特别盛行。至今仍有许多学校强调学生的任务就是要消化、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把学生当作灌输的对象、外部刺激的接受器、前人知识与经验的存储器,忘记了学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有创造性思维的活生生的人。由于这种行为主义理论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国绝大多数学生逐渐养成一种不爱问不想问“为什么”、也不知道要问“为什么”的麻木习惯,和形成一种盲目崇拜书本和老师的迷信思想:“书本上的都是经典,老师讲的必定正确,对书本和老师都不能怀疑。”这种思想观念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就使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逆向性思维被束缚、被禁锢,敢于冲破传统、藐视权威的新思想、新观念被贬斥、被扼杀,大胆幻想的翅膀被折断,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其主动性无从发挥。这就等于从基底上移走了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人材赖以孕育、滋生和成长的全部土壤,创造型人材的培养就成了难以实现的空中楼阁。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通过中美两国学生不同特点的对比,看到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例如,他们指出,美国学生在上课时可以随意打断老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而在我们国家,除非老师主动提问否则是不容许学生这样做的,学生也决不敢这样做。其结果是使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美国的同类学生相比,从总体上说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对方。同志在今年2月14日的讲话中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普遍缺乏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难以适应未来21世纪的需要棗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忽视教学模式改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我们为教育科学理论研究走入误区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2) 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建构新型教学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为了推进我国教育的深化改革,以利于具有创新能力人材的成长,必须明确认清教学过程的本质,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把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构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在中小学阶段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必要的,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将教师的“主导作用”改为“指导作用”要更恰当些)又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作为当前各级各类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病,并不在于主张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在于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任意夸大并绝对化。为了达到教学过程最优化,使学生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教师的主导作用(或指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棗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更是如此。所以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决不应忽视这一方面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棗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完全让学生自由去探索,忽视教师(甚至也忽视教材)的作用,就象目前国外有些极端的建构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4],这种片面性我们从一开始就应当避免。与此同时,考虑到几十年来毕竟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统治课堂,由教师主宰整个教学活动进程而把学生置于被动地位已成为传统教学的习惯与常规,因此在当前的教学改革中,更多地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甚至提出应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建构主义主张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来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冲击多年来以教师为中心的片面性(只看到教学过程这一矛盾中教师的“教”这一个侧面,而忽视学生的“学”这另一个侧面),和批判机械的“外因论”(只重视教师提供的外部刺激,而忽视学生的内部心理过程)都是大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当前建构新型教学模式的优秀(或者说,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灌输的对象;教师则应成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和课堂的主宰。 要实现上述教改目标就决然离不开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这可以从现代教学媒体的特性(媒体的特性与应用是教育技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与现代教育技术理论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3)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学媒体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学媒体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和因特网(Internet)。作为新型的教学媒体,它们具有以下五种对于教育、教学过程来说,是极为宝贵的特性,可以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 ① 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主体作用的发挥 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的显著特点,是任何其他媒体所没有的。多媒体计算机进一步把电视机所具有的视听合一功能与计算机的交互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图文并茂的、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且可以立即反馈。这样一种交互方式对于教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学习动机。 此外,这种交互性还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如上所述,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切都是由教师主宰: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甚至学生做的练习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而在多媒体计算机这样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则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来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和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如果教学软件编得更好,连教学策略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用个别化教学策略,也可以用协商讨论的策略。这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交互式教学环境中有了主动参与的可能,而不是一切都听从教师摆布,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按照认知学习理论的观点,人的认识不是外部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外部刺激与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了有效的认知,外部刺激是需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认知的主体,必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获得有效的认知,这种主动参与性就为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学生能真正体现出认知主体作用。 ②多媒体计算机提供外部刺激的多样性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 多媒体计算机提供的外部刺激不是单一的刺激,而是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这对于知识的获取和保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Treicher)作过两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一个是关于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即人类获取信息主要通过哪些途径。他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两个加起来就有 94%。还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多媒体技术既能看得见,又能听得见,还能用手操作。这样通过多种感官的刺激所获取的信息量,比单一地听老师讲课强得多。信息和知识是密切相关的,获取大量的信息就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作了另一个实验,是关于知识保持即记忆持久性的实验。结果是这样的: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20%,自己看到内容的30%,自己听到和看到内容的50%,在交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这就是说,如果既能听到又能看到,再通过讨论、交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知识的保持将大大优于传统教学的效果。这说明多媒体计算机应用于教学过程不仅非常有利于知识的获取,而且非常有利于知识的保持。 ③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超文本(Hypertext)是按照人脑的联想思维方式,用网状结构非线性地组织管理信息的一种先进技术。如果所管理的信息不仅是文字,而且还包含图形、动画、图像、声音、视频等其他媒体信息,那就成为一个超媒体系统,换句话说,超媒体就是多媒体加超文本。事实上目前的几乎所有多媒体系统都是采用超文本方式对信息进行组织与管理。因此通常也可以对超媒体系统与多媒体系统不加区分,即把超文本看作是多媒体系统的一种固有特性。 如果按超文本方式组织一本书,就和传统的文件或印刷的书籍完全不同,这时的正文(文章、段落、或一句话、一个词)都按相互间的联系被组织成正文网。这本书无所谓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从哪段正文开始阅读,以及接下来读什么都由读者的意愿来决定。选择下一段正文的依据不是顺序,也不是索引,而是正文之间的语义联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具有联想特征。人在阅读或思考问题过程中经常由于联想从一个概念或主题转移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或主题。所以按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状结构组织管理信息和按传统文本的线性、顺序结构组织管理信息相比较,前者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 超文本之所以具有上述优越性是由其结构特征决定的,超文本的基本结构由节点(node)和链(link)组成。节点用于存储各种信息,节点内容可以是文本、语音、图形、动画、图像或一段活动影像,节点大小可以是一个窗口也可以是一帧或若干帧所包含的数据;链则用来表示各节点(即各种信息)之间的关联。节点和链均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多媒体系统。 利用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可按教学目标的要求,把包含不同媒体信息的各种教学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外语教学目标通常有“听、说、读、写”等四方面要求,相应的教学内容应包含文字、语音和视频等不同媒体的信息,但是在传统的印刷教材中,有关语音和活动影像的内容无法与文字内容组成一体化的教材,只能以教科书、录音带、录像带三者各自独立的形式,分别出版,既不便于教师的教,也不便于学生的学。与超文本方式组织的图、文、音、像并茂的丰富多采的一体化电子教材不可同日而语。 可按教学内容的要求,把包含不同教学特征的各种教学资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内容的每个单元均包含课文、练习、习题、测验、对测验的解答及相应的演示或实验等,把这些教学内容相关而教学特征不同的教学资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无疑对课堂教学、课外复习或自学都是大有好处的,利用超文本方式可以很自然而方便地实现这一点。但是若按传统的线性、顺序方式把这些不同特征的教学内容组合在一起则将成为杂乱无章的、让人无法阅读的大杂烩。 可按学生的知识基础与水平把相关学科的预备知识及开阔视野所需要的扩展知识组成有机的整体。因材施教是优化教学过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学生个体之间差异很大,要在传统印刷教材中同时满足基础较差学生、一般学生和优秀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不同需求是作不到的,而在多媒体电子教科书中这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利用超文本特性设置和预备知识有关的热键以及和扩展知识有关的热键即可。 ④ 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的协作式学习 传统CAI只是强调个别化教学,个别化教学策略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进行因人而异的指导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认知学习理论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只强调个别化是不够的,在学习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例如对疑难问题求解或是要求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综合、评价的场合),采用协作(Collaboration)式教学策略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更能奏效。 所谓协作式教学策略,要求为多个学习者提供对同一问题用多种不同观点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机会,以便集思广益。这不仅对问题的深化理解和知识的掌握运用大有裨益,而且对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协作学习正日益受到国际上愈来愈多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与关注。目前在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中,常用的协作式教学策略有竞争、协同、伙伴和角色扮演等多种不同形式。可以说,协作式是最能体现网络特性,也最有利于21世纪新型人材培养的一种教学策略之一,目前围绕协作式教学策略的探索,已成为国际上计算机网络教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⑤ 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创新精神和促进信息能力发展的发现式学习。 如前所述,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与信息加工能力)是信息社会所需新型人材必需具备的两种重要的能力素质。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特定的、有较高要求的教学环境的支持,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正好可以为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环境。众所周知,因特网(Internet)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资源库,它拥有最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这些知识库和资源库都是按照符合人类联想思维特点的超文本结构组织起来的,因而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这样就为学生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与此同时,由于学生从小就有机会在Internet这样的信息海洋中自由地探索、发现,并对所获取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评价、优选和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要加以充分的利用,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将得到关于信息能力方面的最好的学习与锻炼,从而能较快地成长为既有高度创新精神、又有很强信息能力的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型人材。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媒体确实具有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多种宝贵特性,这些特征的集中体现就是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教学环境,而这样的环境正是建构新型教学模式所必不可少的。 (4) 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设计理论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育技术学理论的优秀是“教学设计原理”,它是连接学习理论、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桥梁,是一门用来实际指导教学过程、为“如何教”及“如何学”提供具体处方的规定性理论。这门学科自60年代末开始诞生以来,经过近30年的研究,目前已发展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学设计理论:一种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另一种是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的理论方法,完全围绕如何帮助老师的“教”而展开。它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教学目标分析(通过目标分析确定教学内容即知识点,以及知识点的教学顺序),学习者特征分析(据此确定对当前教学对象的教学起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策略设计和教学媒体的选择与设计,进行形成性评价,并依据形成性评价所得到的反馈及时调整和修改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经过教育技术专家多年的努力,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已形成一套相当系统、完整且有很强可操作性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其优点是有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进程的组织、管理与控制,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缺点是,这种教学设计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把学生置于受灌输的被动地位。显然这种教学设计理论是直接为传统的教学模式服务的。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应用的迅速普及,一种新的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正在国外兴起并快速发展。这种新的教学设计理论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完全不同:它的全部理论、方法都是围绕如何帮助学生的“学”即如何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而展开。这种理论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处于中心的位置,教师应围着学生转(而不是相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学习环境的设计,另一部分是关于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学习环境设计是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来帮助和促进学生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这是学习的外因;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则是要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来激励认知主体即学习者,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更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学习的内因。这两部分设计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其目标则是一致的棗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使学习者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从而充分体现出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从外因考虑,后者则从内因考虑。以“学”为中心教学设计的不足之处是,容易忽视教师的作用,而缺少教师的指导又过分强调学生的自由探索,则容易偏离甚至完全达不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便于教师组织、管理和控制课堂教学活动的进程,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其不足之处是忽视学生的主动性,难以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则可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体现,其不足之处则是容易忽视教师的主导(或指导)作用。两种教学设计各有所长和所短,而它们的优势则刚好互补,因此,若将这两种教学设计理论恰当地结合起来,就可以为我们将要建构的“既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如前所述,对于高等院校最好将主导作用改为指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可简称之为“双主模式”),提供比较全面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双主模式介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之间,它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也不完全是以学生为中心,而是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发挥“主宰”作用棗自始至终主宰课堂,完全由教师唱主角)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即要把“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两者的长处吸收过来,而把两者的消极因素加以避免。这就要求在基本保留“传递--接受”式教学活动进程的条件下(在大班授课情况下,这种教学活动进程有利于教师对教学的组织和主导作用的发挥),要对这种“进程”加以认真的改造,即要在此进程中积极利用计算机为基础的教育技术,并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人机交互让学生更多地去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主动发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在整个进程中教师有时处于中心地位(以便起主导作用),但并非自始至终如此;学生有时处于传递--接受学习状态(这时教师要特别注意帮助学生建立“新知”与“旧知”之间的联系以便使学生实现有意义的学习),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主动思考与探索;教学媒体有时作为辅助教学的教具,有时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教材既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的内容,也是学生建构意义的对象。可见,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等四个要素也各自有不同的作用,彼此之间也有确定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棗“双主模式”。如上所述,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从教育技术学上看,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与以“学”为中心教学设计理论的结合。 四、基于ME命题的实践探索基于ME命题的教改试验探索(即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深化改革的探索),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地区、许多单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并已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效果,其中有些效果还相当突出,很令人鼓舞。这里仅举两个试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教改试验研究项目为例,用以说明ME命题不仅在理论上通过科学论证可以证明其为真;而且通过几年来的试验探索,它在实践上也已逐步得到证实。这两个教改项目,一个是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项目,另一个是运用“几何画板”革新数学教学的试验研究项目。下面就对这两个项目作一简要的介绍。 1. 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项目《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重点科研项目,该项目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手段,运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途径,把小学语文教育与计算机教育融为一体,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电脑应用”四者结合。其主要目标是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构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双主模式)。在此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 该项目自1994年2月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批准立项以来,先后分批在全国许多地区进行试验研究。由第一批只有7个城市的13所学校,到现在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共500多所试验学校,而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如今,试验范围已从小学扩大到初中和高中。其影响已扩展至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华人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电化教育办公室从97年开始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项目,经该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其一千所中小学试验校中也将逐步开展“四结合”教改试验。 目前“四结合”试验研究已取得明显效果,不论在识字、阅读还是在作文教学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突破,不仅促进了语文教学模式的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而且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获得了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下面我们仅就“四结合”项目在教学模式方面所作的探索进行介绍和评述。 (1) 小学生识字的双主教学模式 这个模式可用“看椞龡说椥礂打椣搿绷鲎掷锤爬ā?/P 看:看字形,分析生字的间架结构; 听:听老师的讲解和示范读音; 说:说出生字的拼音、部首、笔画顺序、生字的字义和生字的“认知码”编码(一种符合汉字笔画、笔顺和部件规范,又符合识字教学规律的编码); 写:进行拼写和汉字书写练习并写出生字的“认知码”编码; 打:按所写出的汉字编码,用键盘输入,看是否能打出所要的汉字; 想:激励学生联想。可以给出基本字由学生加部件组成新字;也可以给出单字让学生联想组词(或“组词接龙”);还可以给出词语让学生联想造句。并让学生把加部件组成的新字以及通过联想组成的词语和句子都输入计算机,以达到加深对汉字的音、形、义理解的目的。 按这个模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在“看”和“听”环节中,充分利用多媒体识字教学软件,演示生字的笔画、笔顺、汉字部件、间架结构、正确读音和汉字编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让学生“说”、“写”、“打”,使学生的眼、耳、口、手等多种感官同时接受刺激,手脑并用,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从而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人机交互、立即反馈学生还可以自我发现自己对汉字音、形方面的错误认识,从而有助于主动建构关于汉字知识的意义(体现主体作用)。加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注意及时纠正学生在笔画、笔顺、读音、部件、间架结构及字义等方面的常见错误(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能加深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效果十分显著。 (2) 小学生阅读的双主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中,阅读理解课的教学目标一般是通过“预习、重点字词讲解、默读、朗读、查字典、小组讨论和总结”等环节来达到。其中主要教学环节是默读、朗读和讲解。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由于班级集体授课和每节课时间的限制,在一堂课上老师只能结合课文的重点字词进行讲解并就课文进行示范朗读,实际能让学生自己默读和朗读的机会很少。要完成阅读理解课的教学目标,关键是要让 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进行默读和朗读,即全身心参与阅读过程。显然,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少数优秀学生才能达到)。有计算机特别是多媒体计算机作为教学媒体,就可以通过编制大量与当前课文紧密配合的课外阅读课件(通常称之为“同步阅读课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老师讲解完课文中的重点字词后,除了让学生默读和朗读课文以外,还可让学生从计算机中选择若干同步阅读课件来进行学习。这类课件不仅能提供适合学生理解水平的、既有趣味性又符合教学要求的阅读材料,还可通过改变显示时间的长短和适当的提问与测验来检查学生的阅读速度和对阅读内容的理解程度。由于多媒体教学软件具有超文本结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若遇到难以理解的字词,可以通过“热键”方式随时在计算机上查询,省去传统教学中的“查字典”环节。这种自主、交互的阅读学习方式,从内容的选择到效果的检查都可以按照个别化方式进行,因此既可以大大增加全班每一位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又可以充分发挥每位学生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还大大减轻了老师的教学负担。在此基础上,还可在计算机系统上进行全班性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的竞赛(在给定时间内让全班学生阅读同一篇课外读物并由计算机评分),通过寓教于乐,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上述阅读教学模式,可用“预习--重点字词讲解--课文默读与朗读--利用课件阅读--阅读竞赛(包括阅读速度与理解能力两方面的竞赛)--师生共同总结”等六个教学环节来概括。其中除第2、6两个环节主要由教师起主导作用,其余环节(包括第6环节)均可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这种阅读教学模式的优点是,通过自主选择阅读内容和自我测验的方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另外由于增加了阅读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3) 小学生低、中年级段作文的双主教学模式 根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低年级只要求能写话和写片段,中年级要求能写短的记叙文,高年级则要达到作文教学的全面要求,即既要有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的文字表达能力,又要有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在传统教学中,低、中年级段是先学会看图写话,然后逐步过渡到根据画面上的情境写出描述性的片段文字或短文,以初步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想象能力和用词造句的能力。高年级则强调通过实际观察、现场体验,一方面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要求用通顺连贯的句子、明白确切的语言写出学生自己的真情实感,以锻炼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的文字表达能力。 显然,低、中年级段的看图写话训练和根据画面情境写出片段文字或短文的训练,对于高年级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小学低、中年级段的看图写话和写片段的教学不仅是高年级作文教学的基础,也是一个人毕生能力发展的基础,所以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把多媒体计算机应用于小学低年级和中年级的作文教学中,并采用由“创设情境--指导观察--局部分说--整体总说--打字表达--评议批改”等六个教学环节所组成的新型教学模式来进行作文教学试验。其中除第1、2、6三个环节主要由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以外,其余环节(包括第6环节)均可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创设情境”环节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并利用不同的多媒体教学软件,通过多媒体的真实情境引起学生的观察兴趣,利用多媒体软件提供的图象、动画、活动影像等图文音像并茂的情境代替课本上的静止画面,让学生“看情境讲述”或“看情境写话”(写一段话或写一篇短文)。由于多媒体计算机提供的情境比课本更生动更真实,能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也更容易激发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利用多媒体软件的友好交互界面和多媒体的超文本结构,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采用不同的观察方式,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观察,以提高学生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要积极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在想象的基础上采用先“局部分说”,然后“整体总说”的方式让学生练习口头讲述。这样既可贯彻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使学生不会感到有压力。又可为认知主体提供更多的练习“讲述”或“写话”的机会,即主动进行语言文字表达的练习机会。 在“打字表达”环节中,让学生在观看活动情境的同时,把想写的一段话或想写的一篇短文,通过“想打”方式,用键盘在屏幕上打出来。这样就可达到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思维、都主动参与的目的,所以,这里的“打字”是起促进思维、帮助认知的作用,而不是要在这个环节让学生去练打字。在“评议批改”环节中,通常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参与评议和修改。如果是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则可以选择学生中的优秀作文或有典型错误的作文发送到每个学生的终端机上,供全班同学共同赏析和评议。这种基于网络(特别是基于多媒体网络)的评议批改,由于全班学生都能看到同一篇作文,就能使每个学生都来积极参与评议和修改。在试验中学生普遍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因而能收到传统作文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 2. 运用“几何画板”革新数学教学的试验研究项目“几何画板”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1995年联合从国外引进的工具平台类优秀教学软件。该软件功能强大,能方便地用动态方式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教师利用该工具平台既可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编制与开发课件,又可便于学生进行主动探索。自93年“中心”推出几何画板的汉化版以来,很快受到数学教师的欢迎,经过“中心”近两年举办多期有关几何画板的应用培训班及部分学校的积极试验,目前运用几何画板进行数学教学革新的思想已开始为教师们所接受,并已逐渐在全国不少中学的教学中应用和推广。 由于几何画板既能创设情境又能让学生主动参与,所以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抽象、枯燥的数学概念变得直观、形象,使学生从害怕、厌恶数学变成对数学喜爱和乐意学。让学生通过做“数学实验”去主动发现、主动探索,不仅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运算能力得到较好的训练,而且还有效地培养了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为了了解如何运用几何画板来建构新型的数学教学模式,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示例1]:运用几何画板讲授抽象数学概念[5] 北京知春里中学杜利平老师对“轴对称”概念的讲授是这样进行的:杜老师先利用几何画板制作了一只会飞的花蝴蝶,这只蝴蝶刚一“飞”上屏幕,立刻就吸引了全体同学的注意,一些平时不爱上数学课的学生这时也活跃起来。同学们根据蝴蝶的两只翅膀在运动中不断重合的现象很快就理解了“轴对称”的定义,并受此现象的启发还能举出不少轴对称的其他实例。这时再在屏幕上显示出成轴对称的两个三角形,并利用几何画板的动画和隐藏功能,时而让两个对称的三角形动起来,使之出现不同情况的对称图形(例如图形在对称轴两侧、两图形交叉或是对称点在轴上等);时而隐去或显示一些线段及延长线。在这种形象化的情境教学中,学生们一点不觉得枯燥,相反在老师的指导和启发下他们始终兴趣盎然地在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并逐一找出了对称点与对称轴、对称线段与对称轴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学生们很自然地就发现了轴对称的三个基本性质并理解了相应的定理,从而实现了对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 [示例2]:运用几何画板做“数学实验”[5] 几何画板可以为做“数学实验”提供理想的环境。用画板几分钟就能实现动画效果,还能动态测量线段的长度和角的大小,通过拖动鼠标可轻而易举地改变图形的形状,因此完全可以利用画板让学生作数学实验。这样,就可用新型教学模式取代主要靠教师讲授、板书的灌输式教学模式。由于教学过程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做实验,所以教师在备课时考虑的主要不是讲什么、怎样讲,而是如何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如何指导学生做实验,如何组织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和交流……。这样,教师就要由课堂的主宰、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习情境的创设者、学生实验过程的指导者和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在以往的数学教学中,往往过分强调“定理证明”这一个教学环节,而不太考虑学生们直接的感性经验,致使学生难以理解几何的概念与几何的逻辑。几何画板则可以帮助学生从动态中去观察、探索和发现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与空间关系,因而能充当数学实验中的有效工具,使学生通过计算机从“听数学”转变为“做数学”。例如,为了让学生较深刻地理解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条件,可以让学生利用几何画板做一次这样的数学实验:在该实验中,学生可通过任意改 变线段的长短和通过鼠标拖动端点来观察两个三角形的形态变化,从中学生可以直观而自然地概括出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公理,并不需要由教师象传统教学中那样作滔滔不绝的讲解,而学生对该定理的理解与掌握反而比传统教学要深刻得多。通过上面两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基于几何画板的数学教学完全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其特点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或在教师所创设情境的帮助下,由学生主动进行探索式、发现式学习,也就是既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双主模式”。大量的数学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相比,不论是教学的质量还是效率都有显著的提高,这充分体现了新型教学模式的优越性。由于这种模式的实施离不开几何画板(一种计算机工具软件),所以这等于是实践对ME命题所作出的有力证明,换句话说,实践表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教学的深化改革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五、结束语上面我们对ME命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论证,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来说,对于ME命题的真实性,即现代教育技术对深化教育改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像战斗中的“制高点”和战役中的“突破口”那样的决定性作用)至此应当不会再有所怀疑。但是,占据了制高点并不等于已夺取了战斗的胜利,若无后续部队的迅速增援,敌人几次反冲锋就可以把制高点夺过去,使我们由主动变被动甚至陷入危险境地;选准了突破口,甚至已经派了尖刀连插进去,实现了突破,若无其他友军的密切配合,加紧扩大战果,就很有可能被敌方包围,反而被敌人歼灭。就教育改革而言,如前所述,任何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材,而21世纪所需要的新型人材应当是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特别是信息方面的文化基础,即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高尚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前已指出,从教育目标来说,21世纪所需要的新型人材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对信息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高尚道德品质的要求(也就是“如何做人”的要求)。上面对ME命题的论证,主要是从第一方面,即现代教育技术对信息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作了论述,对于第二方面,即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虽然有所涉及(例如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对于合作精神的培养与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以及多媒体的情境创设对情感、情操的陶冶等等)但并未详细展开论述。事实上,关于道德品质的教育问题(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的问题)是教育目标中最优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忽视道德品质教育是当前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通病,我国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尤为严重(甚至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这个问题不应当也不可能主要靠现代教育技术来解决,而应当由教育系统的其他子系统(比如德育子系统)去承担、去完成。换句话说,德育问题是应当主要由教育改革大军中其他友邻部队来承担的任务。总之,教育技术工作者只是整个教育改革大军中的一个方面军,它可以抢占制高点,可以撕开突破口,在教改战斗或战役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它必须有友邻部队的密切配合,否则不可能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关于上述第二方面教育目标如何实现(即怎样使学生真正学会做人的问题),在本论文的姊妹篇“当代教育改革路在何方--孔子教育思想给我们的警示”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参阅(见网址 主页的“专家论坛”),特别欢迎各级教委的领导去参阅,并请这些领导阅后能提出诚恳的批评和改进的意见。 技术与教育论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部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部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研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研究,有研究组织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与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研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央级和省市级职教研究机构(所、室)81个,中央级和省级专职研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研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研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研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与训练制度的研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介绍外国职教,研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 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研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研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应用为主,它与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使职教研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安排看,理论研究的比例有所增加,部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研究25项,占19.4,应用研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研究9项,占7%。职教研究立项11项,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研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研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 职教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问题.该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__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研究报告中对师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与研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滑坡问题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势,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与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研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研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们与专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研究队伍.使职教研究与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研究。这是职教研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研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研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与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其成果研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与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与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研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__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研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研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问题是实际问题,职教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研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研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职教立法的研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问题研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研究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与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研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认识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部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认识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研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有研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部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3、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与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与网络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研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研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研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与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与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职教研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研究》。由职教中心所与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研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研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研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与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与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 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与国际众多职教专家与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职教中心研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与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研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研究的研究,为此,由职教司与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研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研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研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部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与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研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与专业设置;职业资格与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与劳动力市场;职教与普教的衔接与沟通;等等。研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研究的经费投入,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研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__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技术与教育论文:计算机远程教育与多媒体技术 [论文关健词]远程教育 多媒体 虚拟现实 [论文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利用网络进行远程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应用,给现代远程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文探讨了我国计算机远程教育与多媒体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掌握知识的人才日益成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和主要资源。远程教育这一基于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教育方式,正以其自身优势,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亮点。远程教育是现代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条件下,采用网上现代远程教育形式。扩大高校教学覆盖面,可以有效地缓解我国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信息化时代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本文仅对其手段改革、实施的必要性、存在困难、方法等诸多问题作一概述,并着重阐述计算机远程教育中应加强使用多媒体技术。 一,我国远程教育的现状 1、中国网络远程教育发展趋势虽然缓慢,但仍不失上升态式以EDU域名注册的网站以每半年增加几百家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从这一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早在1998年,教育部颁发《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献中就指出:大力发展我国网络远程教育。同时为加快速一步伐,同意社会力量或外资界人这一领域。在着眼于未来的互联网领域。教育是一个十分令人看好的投资方向。 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近程教育主要集中于基础教育在发达国家,网络教育的主体是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像在美国,就有五千万成年人在学习。在过去五年中,美国的网络大学增加到300多所,约有80所大学允许通过网络学习获得学位。目前在中国一流水平的大学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北京邮电大学等也都已经开展远程教育或网上大学的招生工作。 二、远程教育实现手段的发展与现状 (一)远程教育的发展 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基于数据网络的计算机远程教育研究始于80年代后期,90年代步入实践。我国远程教育规划是1997年经酝酿提出的,1998年正式批准立项,1999年是整个项目启动的关键一年。规划的近期目标是到2000年要通过网络互联10130所各级学校,并使8000所贫困、边远地区的中小学具备利用卫星上网的能力。目前,我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等一大批大学建立了自己的远程教育实验室或远程教育中心,基于综合数据网的远程教育研究正在部分院校蓬勃展开。 (二)远程教育的技术实现 1、计算机网络:这个支撑网络远程教学系统的物质基础,一般来说,都具有下列组成: (1)接人部分:主要设备是路由器,主要作用是通过网络专线将整个网络接人Internet,从而使本网的用户能够访问Internet资源,而其它网络用户能够访问本网信息。 (2)交换模块:是整个网络连接与传输的优秀,主要的设备有主干交换机、分支集线器和连接各模块的网络电缆,由它们组成整个骨干网络。 (3)服务器: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储存、,它们是对外提供教学与信息服务的主要实体,一般有Web服务器、FTP服务器、E-mail服务器、DNS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等。 (4)网络管理:主要对整个网络进行监控、运行性能的监测、故障的预警和诊断等等;计费模块主要是记录网络使用者的资费信息,以控制网络资源的有偿使用。 2、软件部分 (1)多媒体授课系统从功能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课件点播系统。一个是同步广播授课系统。 (2)师生交互工具①共享白板:软件共享白板是一个为在Internet环境进行教学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文本以及图形共享的区域。教师可以将一张图片贴入共享白板中。并利用系统提供的特定画图工具和文本输入工具,在所贴的图片上进行标记、说明。教师端的白板中的图形和文字可以通过In-ternet同步传递到交流环境中的其他学生端白板中。 ②语音、视频交互:语音交互是异地师生之间一种有效的交流方式。为了增加师生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也需要师生间能够看到各自的视频图象。教师可以任意选择特定的学生端视频,也可以同时看到多个学生端的视频图象。学生端可以选择观看教师端视频。 ③同步浏览:在交流过程中,能够提供同步浏览的机制。教师可以通过键人URL地址,并将该地址广播到同一交流环境中的所有学生端浏览器。使得学生端的浏览器与教师端的浏览器达到同步显示。 ④网络题库系统基于Web的题库系统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进行组卷并进行各种类型的测试。可以根据不同的测试目的提供相应的组卷策略,包括智能组卷、相对评价组卷、绝对评价组卷,教师通过网络自动组卷后,下载到本地进行使用。 (3)答疑系统 ①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主持这门课程的学科教师,当教师对该问题进行回答后,系统将自动解答发送到学生的电子信箱; ②将问题公布在答疑布告牌上,征求解答,有人对其解答后,系统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该学生。 (4)作业批阅系统 作业批阅系统是基于WWW的协作式作业批改系统,学生可以通过该系统提交作业,获取作业批改结果,并根据教师建议来修改和编辑作业。 (5)网络课件写作系统 开发网络课件写作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不具有专业编程经验的各站点教师编制网络教学软件。教学单位或教师可以通过该软件抓取素材库中的素材来构建网络课程或网络教学模块。在该平台上构建的网络课程,就能直接在网络上运行。 (6)远程考试系统 远程考试系统是教学信息反馈的重要手段。通过考试可以将学生的学习进展状况反馈给系统。 (7)远程作业系统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作业的布置、 提交与批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老师可以通过作业系统得到教学效果的反馈,既可以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因材施教,又可以发现教学过程或课件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修改完善。 三、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是90年代兴起的一股热潮,以往的计算机通过视觉才能接受信息,后来增加了“听”的功能,人们才把具有“视听”两种以上功能的计算机称之为多媒体计算机,并把这种技术称之为多媒体技术。近年来它的发展非常迅猛,从一台计算机到局域网乃至国际互联网络,都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改变了微计算机多年来生硬、呆板的脸孔,换上了丰富多彩、形声并茂的漂亮面容。就其功能可以分成两类: 1、只具有“视听”功能,这种类型的计算机及其网络运用于教学,除能使以往靠多种设备、技术实现的课堂多媒体教学集计算机于一身,具有集成性的特点外,其明显的优势是还具有即时性、交互性、信息量大和能够进行个别化教学的功能。人们常称这类只有“视的”功能的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一般的多媒体技术。 2、具有“虚拟现实”功能,这一类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除具有“视听”的功能外,还具有让人动手“做”,充分发挥人的“触觉、机体觉、运动觉、平衡觉”等感觉器官的功能,让人们在“做”中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 四、我国教育领域必须加强计算机远程教育的应用 1、计算机远程教育是教育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 Internet网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普及率较高,美国、英国、芬兰、瑞典等国家均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计划,并已开始逐渐实施。而发达国家推出的这些远程教育计划并不仅局限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而且是利用现代化手段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面对这一国际潮流,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应落后,应追踪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 2、实施计算机远程教育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比较紧缺,现有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采用常规的措施和方法,例如建设学校,增加学校数量,所需投入太大,短时间内也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 3、实施计算机远程教育也是教学改革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资源不但紧缺,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利用远程教育可以消灭贫困校、薄弱校,达到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序上的共享,打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局面,以比较快的方式、方法扩大教育规模。 4、利用远程教育体系也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终身教育”的目的。 五、计算机远程教育必须加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远程教育网上资源是重要的,简单的重复书本是没有出路的。而解决此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合理地使用多媒体技术。 (一)加强多媒体课件的开发应用 多媒体技术设计和编制的新一代CAI系统,具有综合处理图、文、声、像的能力,改变了原来CAI中将知识仅以单一视觉或听觉符号表现的方法,使学习者能通过多种感官获取知识信息,增强理解能力,提高教学教率。应用多媒体技术编制的cAI系统即称之为MCAI软件,亦称课件。 1、在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专门从事MCM课件开发的研究机构。据了解,以前从事MCAI课件开发的单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出版社的电子出版部门;一类是软件制作公司或多媒体技术开发公司。由于强调市场,重视效益,其开发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深人教学不够。实际上,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完全可以根据大纲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课件标准,分工协作,组织精兵强将进行开发,经试用修改不断完善。通过鉴定后,批量生产教学光盘,并将其做到网上,达到教育资源最大程度上的共享。 2、统一的MCAI的技术标准。现阶段MCAI课件的制作技术五花八门,以编辑制作为例,大多是手工编辑,费时费力,效率较低,虽然一些多媒体创作工具不断推出,但其适应面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有必要统一MCAI课件技术上的一些标准,如硬件配置、软件环境、创作工具、多媒体素材、文件的格式等。目前教育部基础司正在研制一种“傻瓜开发平台”,容易上手,极适合中小学教师进行MCAI开发。 3、研究智能型MCAI课件。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在MCAI课件中加强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它模拟教师,服务对象是学习者,允许学习者与计算机进行广泛的交互活动。它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新型的学习环境,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学习风格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能对学习者的学习状况进行评估,以满足学习者的不同需要。 (二)适当应用多媒体虚拟实现技术 现在,全世界已有2000多研究单位、大学、公司开展虚拟现实研究与开发技术,它将是90年代最有发展前景的技术之一。 l、通过远程教育,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艺术、医疗、建筑和工程、军事研究、金融分析等领域。例如在医学领域,虚拟现实技术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借助它能够满足大批学员们动手操作的愿望。在外科手术中,通过虚拟现实系统,可以看到或感觉到微电脑生成的以假乱真的三维立体图形,交互作用的“触角”功能使外科医生身临其境地进行“手术”,得心应手地在荧屏中开刀。 2、建立虚拟现实远程教育环球网。它的使用与互联网相似,只要在浏览器中键入虚拟现实网络地址就可以相联。例如当进入某虚拟太阳系环境的网站时。可以看到各恒星的分布,感觉就如同亲身在太空中漫游一样。在观看不同恒星之余,还可以进入恒星当中查看并阅读各种资料。此外,在太空中还可以发现/:请记住我站域名/流星、恒星的转动等动态模拟。 结束语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及其网络教学系统,能使以往靠多种设备、技术才能实现的课堂多媒体教学集计算机于一身,并能与现代通讯设施形成网络,构成全方位、多渠道、交互式的远程教育系统。人们称它的出现使教育技术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教育领域的一次革命. 技术与教育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与音乐教学的整合 21世纪是信息网络时代,教育受到网络高科技猛烈冲击。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使得音乐教学插上了翱翔的翅膀,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前景。那什么叫现代教育技术呢?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理论与技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通过对教学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教育的需要使音乐教育也要走出旧有的模式,让信息技术走进课堂,为学生开辟一片更广阔的艺术天地。而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就使得音乐课拥有了悦耳动听的音乐、生动形象的画面、言简意赅的解说,使学习内容变枯燥为形象,图文、音频、视频,栩栩如生。而这种立体交叉、大容量、多样化的媒体信息,能诱发学生兴趣,创设良好的课堂氛围。 音乐课堂上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必须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来达到育人的目的,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表 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这种种的一切都可以依托现代教育技术来 完成。 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抽象的感知,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也不同于绘画艺术,可以借助色彩线条来展示,它只能通过平时学习、生活的知识积淀来达到对音乐的理解,但中学生因为年龄的关系,音乐修养不足,审美经验不够,如果只靠耳朵的“听”,可能无法与音乐产生共鸣,这时候就需要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多媒体教学来做媒介,让声与像结合起来。 如高中有一节课,课堂内容是音乐与影视的结合,在没有使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时,这堂课是没有办法上出来的,有了多媒体技术之后,教师就可以准备一些电影片段,单独的音乐片段,然后让学生整合。可以通过画面配音乐,也可以欣赏音乐之后找合适电影片段,这就是声与像的结合,可让学生有更清晰明了的听觉、视觉感知,从而达到对音乐的更深的理解。 课堂只有45分钟,可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却没有办法在45分钟内完全展示出来,那些没能在课内学到的东西,学生就可利用多媒体网络在课外自己学习。电脑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交互使用的功能,我们教师可充分利用这一点,在指导学生要了解哪些知识要点之后,就让他们自主地去学习,还可在下一堂课上展示给全班学生看,做一个小老师。有一堂课,我就布置了下一节课我们要上的内容,让学生下课后分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分配给每个学生自己的任务后就各自准备,小组整合,在后面的一节课上就由每一组来完成课题内容。后来发现学生讲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范围还要大得多、深得多,而且知识掌握更为牢靠。 同时这件事也告诉了我,对于教师自己来说,现代化的教育技术除了会使用,还要有不断的学习,不然就会被学生超越,因为课堂内容的学习,只要学生自己能在网络上找到,他就会了,他就同老师一样了,那我们做老师的还能再被学生尊敬地喊老师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网络可以完成的,还要你教师干吗?记得有一次听一堂公开课,教师讲的是音乐的特点,他利用多媒体制作了精美的课件,课件通过图画、声音片段、影视片段一一引导,让学生学习掌握了音乐知识之后,让学生自己写曲,然后教师现场通过MIDI合成器做出了学生们自己的音乐,然后展示给所有人欣赏,休息时这堂课无疑成了众多听课老师议论交谈的重点。多媒体音乐课件我们可能在音乐课堂中使用得很频繁,但是对于更高一级的音乐制作,我们很多人还没开始涉及,就像我们很早就会上网找资料,却很少听到有人说在网上你可以找到我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会拿来,暂时还没人敢大声说:你们可以拿去。这位老师就做到了让学生自己学习到新知识,掌握新知识,老师再将学生学会的东西利用自己的高超的专业技能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也应注意,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的整合,它的主体应该还是学科,而非信息技术,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它可以为教学起到辅助作用,但是不能代替全部,如果我们过分依赖于现代教育技术,就会忽略了我们本专业基本技能。 技术与教育论文:浅析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整合 论文摘要: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初中信息技术课程也紧跟计算机发展步伐,加入了诸多新内容。通过对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整合进行探析,以期对初中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及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论文关键词: 信息技术教育 艺术教育 整合 一、引言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技术成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之一。如今,信息技术已渗透到了各个行业和领域,对我们的学习、生话、工作、思维等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是一种工具式的可在其它学科得以充分应用,与其它学科完全结合的一门跨学科的课程科目,这种结合衍生出了许多新兴的技术和职业。如电子美工、动漫设计,电脑谱曲等。教育应面向未来,面向社会实际需求,培养真正有用,有实用技能的人才,这也是素质教育的宗旨,有基于此,我们应该在信息技术教育的启蒙、基础阶段让学生了解信息信息技术的社会性应用,认识到其与其它学科交融一体,让学生形成这种意识,培养其适应未来需要,社会就业需求的整合式信息技术技能,有基于此,笔者力图改观过去单一的,单纯化的信息技术教学方式和内容,根据初中课程学习和社会应用实际,探讨信息技术与艺术整合的方式和内容。 二、整合的科目类别和初步设想 信息技术与美术的整合。二者整合主要基于现今电脑美术的广泛应用和盛行,及由此产生的对电脑美术人才的需求,包括电子美工,动漫设计,游戏场景制作和影视视觉电脑加工等。由此整合的内容体现于四个方面,电脑美术背景知识和应用领域介绍,电脑美术作品颀赏,信息技术与美术的嫁接和常用电脑美术工具软件的学习使用。其中,前三者为基础内容部分,重在将学生带入电脑美术的世界,让学生形成对电脑美术的基本认识,引发其兴趣,最后者为基本技术也为整合学习的重点,将培养学生电脑美术制作的基本技能、技术,为以后的专业电脑美术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其作为一种启蒙,就如画画对画笔的使用一样,主要包括电脑平面美工、三维制作基本工具软件的认识,主要包括Photoshops、3DMax等主要电子美工工具软件的认识和使用。 信息技术与音乐艺术的整合。初中信息技术与音乐艺术的教育整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电脑音乐背景知识传授、音乐颀赏、音乐信息传播工具和音乐信息制作工具认识与感受。其中,音乐颀赏包括传统音乐能过信息技术的演绎表达和信息手段制作的音乐的颀赏;音乐信息传播工具主要介绍一些常用的代表性音视频播放工具,介绍其使用背景和效果,同时介绍音频文件的格式构成知识等,对于音乐信息制作工具的认识与感受,可通过对制作歌曲的软件认识和操作予以实现,如国产软件作曲大师V6.0将中国人常用的简谱、五线谱进行同时处理,实现音乐电脑化。可实例介绍作曲大师V6.0歌谱制作过程和效果。 三、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 我国初中信息技术教育陷入了“教者无心,听者无奈”的困境之中。部分教师对信息技术教学积极性不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缺乏。在这种情形下,将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既能增强初中信息技术教育的丰富性和吸引力,又能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造就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将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是十分必要的。 2.可能性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学素质教育进一步发展。在初中教育的低年级(包括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上半学年),学生们的学习负担和压力并不算很大,可以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因而说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是可行的。 同时,将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可以为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高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例如,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不是十分理想。另一方面,社会对从事电子美工的专业人员的需求大增,导致了电子美工的人员异常缺乏(齐鲁晚报等诸多报刊杂志都曾大篇幅报道),不少企业虽高薪求才,却无才可用的。在我国,电子美工人员的培养数量有限,国内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水平也大幅低于国外,症结在于电子美工需要双向复合型技术(美术和计算机作图相关知识),而我国在双向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上存在诸多问题。为了使进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电子美工的知识,可以在初中阶段的信息技术的课程里面加入相关的美术知识,提升日后学习电子美工专业的效率。由此可见,将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在促进初中生今后的发展方面是可行的。 四、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整合的途径 1.学习新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水平 现在的信息技术课不同于以往的计算机课,不单讲计算机知识,练习计算机相关操作,现在的信息技术课比以往的计算机课更正规化了。信息技术在中学阶段要以计算机技术为主,但绝不是以计算机科学知识为主,而是以应用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为主。所以,要实现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整合,信息技术教师除了要掌握满足教学所需的信息技术技能和知识,还要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 文化底蕴,学习新的教学理念,掌握现代教学思想和模式,结合学科特点,具备教学组织、教学设计能力以及灵活的教学策略。 信息技术教师自身能将两者整合好,具备新的素质教育理念和较高的教学水平,才能在教学中自觉将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有机整合,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2.精心设计,拓展思维 信息技术课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利用微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为了实现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整合,我们应当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进行拓宽知识面的教学。例如,将网络曲库应用于音乐课中,达到音乐鉴赏的目的;将美术教学的相关内容融汇与信息技术课程之中,使学生在电脑上完成绘画要求,教师将一些常用的绘图软件的使用方法传授给学生,这样既能兼顾美术教学的要求,又能增强吸学生们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从而实现了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完美整合。 将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进行整合,不仅能巩固学生们所学知识,还能促进学生们各种基本操作及适应能力的发展,将所学的知识与生话和社会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动手操作能力,为学生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的职业打下了坚实的技能基础。 五、结语 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整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融合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在此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探索,希望能对大家产生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技术与教育论文:浅谈中学信息技术教育与改革 浅谈中学信息技术教育与改革 摘要:本文阐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信息技术教育课内教学与课外科技活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信息技术教学改革的六点建议。 关键词:信息技术教育改革 从第一台计算机ENIAC的诞生,到今天只有半个多世纪,然而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已经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和家庭。由计算机、通信、控制技术结合起来的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社会的第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技术基础和保证。从掌握计算机这个"人类通用智力工具"的必要性来看,同学习语言、文字一样必须从娃娃抓起。计算机教育,尤其是计算机在中小学的教育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而有关计算机教育的改革也显得势在必行。 一.信息技术课内教学与课外科技活动 计算机普及教育推动着教学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大量实践表明,以课堂教学为基础,课内外结合,积极开展课外活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展学生的爱好、特长,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对学生的计算机教育要达到基础知识普及、科技素质训练、培养计算技术后备人才的多重任务,因此要课内、课外并举构成一个有机配合的整体。 ⑴.课内教学要完成对青少年的计算机知识普及。首先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操作及使用计算机的基本技能,增长对计算机的基本了解和爱好,能适应学校教学中逐步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法的要求和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本人担任高一年段的计算机教育课程,所开设的《计算机文化基础》正是重视计算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主要讲解了计算机的发展、应用、Windows操作系统、汉字录入技术(五笔字型)、Word20__文字处理系统,VB程序设计基础等。 计算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要重视理论知识与上机相结合。 ⑵.校内、外的课外科技活动要为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提高的条件。更好作到计算机理论与上机相结合。我校一直重视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并且取得好成绩:数学、物理、化学等都有全国、省、市竞赛中获奖的。电脑兴趣小组才刚刚起步,就有喜人的好开端。晋江季延中学在近四年"中国电信杯"信息学竞赛中三次取得了初中组团体第一、两次取得了高中组团体第一、个人奖第一的好成绩。而且信息技术会考也大面积的丰收,今年高一所有学生将参加福建省信息技术(二级VB)会考。在学校领导的重视下,经过我们的努力,以后定能硕果累累。我曾设想,中学也象大学一样,提高计算机的利用率,将机房向有志学习计算机的老师与学生开放。当然这样可能产生人多、设备不够的矛盾,不过凭"机票"上机能解决此问题,我校目前每天中午与周末免费开放电脑室让学生上网进行"研究性学习",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知识,也加强了信息技术的学习。目前中学有繁重的基础教育的任务,可能会对其他学科在时间上有小的影响,但若真正推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加强计算机教学正是其有效途径。而且能真正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素质,从而给其他学科带来好的影响。 二.关于信息技术教育改革的六点建议 现在教育体制改革正大力推行,信息技术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 1.关于信息技术课的地位 电子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龙头,它的出现和发展,把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一个技术革命的新时代。计算机把人从重复性的或有固定程式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智能获得空前发展。科学家们曾预言:计算机科学将是继自然语言、数学后的第三位的,对人的一生都是大有用途的"通用智力工具"。正因为如此,计算机与基础教育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大趋势。在学校开设信息技术课是提高人才科学素养的需要。过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恐怕不行了。社会向前发展了,跨世纪人才的科学素质应有五大支柱: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近年来国家教委提出了在中小学开设计算机课的规划,强调了计算机在中小学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十分重要和正确的,也真正体现了小平同志曾说的"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性。要提高信息技术课的地 位,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⑴.计算机教师首先要认识到计算机教学的重要性,知道当今社会计算机的普及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计算机教学。我们肩负着"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 ⑵.对已有的计算机房加强管理,让设备发挥最大效能,而不是应付上级检查或为了提高学校名气的单纯的"摆设"。 ⑶.提高计算机课堂教学质量,狠抓计算机教学效果,干出成绩,让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看得见"有投入必有收成"。 ⑷.保护和调动计算机课程教师的积极性,在考核、晋升、进修等方面与其他学科等同对待,甚至优先考虑。 2.关于课程结构与课时调整 我们的传统教育模式"应试教育",比较重视分数。时常用考试来刺激学习,"考试是法宝,分数是命根"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很大的作用。计算机课决不能再循老路。计算机应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不实践学不会,不实践学了也没有用。针对这一特点,计算机课程应以实践为主,精讲多练,让练的比重大于讲。 一个中学生坐在计算机前,他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物理仪器或化学试验装置,而是他可以用来进行学习、动手实践和进行构思与创造的环境。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还有创造能力的培养都可以借助于这个环境来实现。 鉴于目前中学生负担比较重的情况下,不可能拨出很多计算机课时,因此必须通过教学改革通盘考虑。比如有的课的部分内容可以利用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作业也可以用于解数学题或物理题。总之,在中学开设计算机课,决不是仅仅多了一门课,给一些课时的单一问题。教育部门及学校都应做好课时的适当调整。中学计算机教学每周至少应安排2课时,才能满足理论教学与上机实践操作的需要。 3.师资培训: 面对计算机普及的大潮,师资水平的提高显得越来越迫切。目前计算机课的教师紧缺,真正计算机专业人才不太愿意到计算机教育第一线。大部分中学计算机教师是从数学和物理课转过来的,多数人边教边学,非常辛苦。加之计算机学科的知识更新极快,更加使这些老师难以胜任。为此,师资培训工作很有必要开展起来。我们从事计算机教育的老师,特别是中小学老师深感计算机文化交流的范围太小,须知搞计算机工作绝对不能闭门造车,所以迫切希望教委能多给我们一些培训的机会。 师资培训还包括对其他非计算机行业老师的培训。我校就经常利用假期对青年教师进行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与培训,学校规定每周六下午为学习电脑日,早在1997年就对全校教师大规模进行电脑培训,部分老师不只通过了全国计算机一、二级考试,掌握了计算机入门知识,以及一般教学软件的使用知识,如:Windows98、Word(w20__)、Excel、Powerpoint、IE5网络浏览器、E-mail电子邮件等。现在几乎所有老师可以通过电脑编辑打印试卷,为真正推行"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而精选试题,精讲精练,所有教师都能使用校园网络系统辅助日常教学,大大推进了信息技术在其他学科的应用。这样既提高了计算机资源的利用率,又让更多青年教师能参与到计算机教学中来,从而更好推动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发展。 4.要把计算机做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引进学校。 现有的教学模式已经沿续了几百年,这中间有过改革,但从总的投入产出的教学系统效益看,其能力接近饱和,已经不太适应新的形势。作为新体系的物质方面的支柱,历史地落到了信息科学的头上,这里最重要的是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系统。将信息技术作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势在必行,也已成为发达国家的趋势。科教兴国,重点首先是教育。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支持环境要定位在计算机和网络上。当然,限于国力,我们不能想像全国80万所中小学全面铺开,但我们又不能不开始试点。先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始试点工作,不然,我们还会贻误时机。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学校算走在前列,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我校花了大笔的资金添购新的电脑设备,还搞起了多媒体教学系统、校园网络系统,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我校真正成为"窗口学校"、省重点侨校。 5.加强学生信息化教育,有效使用校园网络系统开展信息技术教育 为了加强学生的信息化教育,还必须更好使用校园网络系统。只有学生的信息化教育水平提高了,学生才能主动接收并利用校园网络系统学习,相反,只有加强信息化教育,才能更加有效使用校园网络系统为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服务。当今发达国家都把信息化教育摆在首位,我国信息化教育也必须加强,我们学校在信息课教学中不只是教会学生"掌握计算机与网络操作",还把"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所提供的强大能力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作为重要内容,让他们能主动有意识地利用校园网络系统学习更多的新的知识。早在几年前我校就将计算机列为了必修课,学校成立了计算机兴趣小组和网络兴趣小组,在福建省中学生计算机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竞赛方面成绩十分喜人。我们还建立了一支学生计算机管理员队伍,他们不仅能在日常的计算机教学中承担管理计算机的工作,而且能指导其他学生学好计算机。同时他们也能很好使用和管理教室里的终端设备。 6.以国际互联网为拓展,建立学校网页、班级主页、师生个人主页,从而开展"自主性学习"。 在校园网络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同时,我们以国际互联网为拓展,建立学校网页、班级主页、师生个人主页。学校网络系统对外通过高速光纤(10M)宽带网专线24小时全天联接Internet网,季延中学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址://),网页全面介绍了学校各方面情况,开设了领导机构、光辉历程等栏目;有的教师从互联网上找到相关的资料,为做课件服务,也制作教师主页,把所教学科的一些具体内容送到互联网上,给同学们开辟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第二课堂。学校每天晚上对教师开放网络教室,中午对学生开放,让他们能上网主动参与网上文化建设。还专门组织成立了网页制作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班级主页(比如《演义二班》)和一些优秀的个人主页。同学们从国际互联网中学习到了更多新的知识,开展"自主性学习",获取了更多的信息,使学校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愿全社会多关心中学信息技术教育与改革,为"科教兴国"献上一份厚礼。 以上仅仅是本人在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工作中的几点建议,希各位领导与同仁们指教。 技术与教育论文:试谈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 试谈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 李冰霖 [内容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历程的逐步深入,语文教育即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展现在世人的将是这样一个浩瀚而又绚丽的前景: 一、以计算机为"课堂",拓展语文学习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拓展得无限宽泛,达到"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 二、以计算机为"教材",拓展语文学习内容。通过网络,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使语文教材更多元化、立体化。 三、以计算机为"工具",拓展语文学习方式。计算机可以作为"资料搜集工具",构建"研究性学习"方式;作为"学科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作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引发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和驾驭全新的语文学习情境,形成丰厚的语文素养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 [关键词] 信息技术、语文教育、一体化、宽泛的课堂、多元化的教材、新型的学习工具、新型的学习方式 、研究性学习、综合性学习、交互性学习。 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语文教育即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随着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历程的逐步深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个浩瀚而又绚丽的前景。下面,笔者试就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前景进行粗略地描绘,并借此说明如何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信息技术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对语文教育变革的方向,促进语文教育尽快走出纯粹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误区,加快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进程。 一、以计算机为"课堂",拓展语文的学习领域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打破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带入到一个无限广阔而又全新的领域,在时间上,在空间上,甚至连课堂的主体都将是无限的宽泛。在这个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高度一体化的天地中,课堂将是一个被无限拓展的无比宽泛的概念。 1、课堂时空的宽泛--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传统语文课堂非常封闭,其地点是固定的,仅仅极限于某一班级;时间也是固定的,只有区区每周几节。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语文学习和实践,运用语文去交流和勾通。可以说哪里有计算机,哪里就有语文课堂;只要一开机,就可以"上课"--进行网上阅读、网上作文、网上交际等语文学习与实践活动,真是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2、课堂主体的宽泛--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传统语文课堂,其主体仅仅是一位教师加几十位学生,不但数量是固定的,师生关系也是绝对的,师是师,生是生,泾渭分明。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以后,学生通过网络,就可以很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语文课堂",去接受世界各地语文老师甚至其他非语文老师的远程语文教育,在这样的语文课堂里,一个学生所面对的是多数量、多元化的教师,他所获得的语文教育也必将是多数量、多元化的;同时,通过网络,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语文知识传授给他人(周边人与远程人、熟悉人与陌生人),可以指导他人进行语文学习,自己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师",具有了"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在这种"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的语文课堂里,教与学不断交互和整合,带来的必将是教学相长的不断深化,课堂中每个主体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以计算机为"教材",拓展语文的学习内容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引发语文教材的变革,不但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将增加信息技术与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内容与形式,使语文教材更容易吸纳信息技术的精华,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化;而且,信息技术在语文学习中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网络,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突破教材的极限,弥补教材的缺陷,改变当前教材单一、内容狭窄的状况,使语文教材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多元化、立体化。 1、离心发散拓展式。这是以课内语文教材为中心,抓住某一结合点(知识点、情感点、内容交叉点等),设计一些课前、课后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搜集、网上阅读与交流等发散性、拓展性实践活动,以求把网络上的语文资源充实到现行语文教材中,使语文教材丰满起来,完善起来,把小小的语文教材拓展到无限广大,把薄薄的语文教材充实得厚厚的,使教材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2、向心聚敛呼应式。这是引导学生以网上语文资源为教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广泛的网上阅读、网上作文、网上交流等网上语文实践,丰富学生的语文素养,以求通过这种百川汇海的形式,把网上的语文资源向学生的语文素养聚敛汇集,并与课内语文教材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共同对学生进行博大的语文教育。 三、以计算机为"工具",拓展语文的学习方式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的无限宽泛,以及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逐步被学生所掌握,最终必然呼唤并促使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而且也只有学习方式的不断革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和驾驭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不断一体化的语文学习情境,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形成丰厚的语文素养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 1、作为"资料搜集工具",构建"研究性"学习方式。未来的社会是知识化的社会,是创新的社会。必须重视专题性、探究性的研究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视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必须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教会孩子怎样思考问题,面对陌生领域,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并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组合,去创新,去回答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研究性学习"也正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计算机因具有快捷而又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存贮能力和处理能力,必将成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最佳的资料搜集和存贮处理工具。同时以下几种以计算机为工具的资料搜集、处理、存贮方法将是"研究性学习"中的重要学习方式:①"任务驱动式搜寻法",即按照"提出搜索任务(分析研究课题,明确要求、范围、问题实质等)确定检查标志(所需文献的类目、关键词、作者姓名、发表日期等)选定检索工具("搜狐"等搜索器)输入检索途径(资料来源途径、内容途径、作者途径、类号途径等)查找原始文献资料(浏览、筛选、摘录、整理)"的程序进行搜寻查阅资料;②"自由浏览式搜寻法 ",即按照"上网阅读寻找资料(用找标题、中心句、关键段等方法搜集)摘录"的程序进行快速浏览,搜寻查阅文献,选取所需资料;③"分类下载存贮法",即指导学生对资料进行下载,并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序、编码、建立索引等存贮处理,使下载的资料系统化、简明化,便于进一步查阅;④"资料处理利用法",如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资料的剪切、移动、复制、引用等文字处理方法。2、作为"学科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传统学科课程之间过分强调学科本位、互相割裂、互相独立的弊病已引起高度关注,软化学科界限,进行"综合性学习",全面提高整体素质是当前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趋势。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以多媒体信息技术为"中介工具",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与听觉、视觉、动觉等形象语言的相互转换,把语文与音乐、美术、动画、社会、自然、数学等结合起来,实现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发挥各学科的综合效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作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学会交往与沟通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尤其是当今社会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更新变化极其迅速,只有加强群体内部信息交流、信息共享,才能集众人之力,更好地捕捉信息、驾驭信息、利用信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为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人群的"语言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信息交流"提供了一种快速、便捷的"沟通交际工具"。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书面信息资料的传递与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的传递与交流、学习评价的传递与交流等"交互性学习"活动,将成为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的语文学习方式。学会沟通、学会交际、学会互相学习、学会取长补短、学会共同进步将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交互性学习"的必然结果。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其进程必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语文教育中的广泛运用而日益加快,展现出其特具的魅力,把语文教育带入一个划时代的世纪。 技术与教育论文: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与定位 摘 要:本文分析了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教育的定义、本质与特征,提出了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体系的四种分类模式,讨论了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与教育信息化、计算机教育、科技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 关键词:信息技术教育,信息素质,定义,目标,定位。 一、信息技术的定义、分类与特征 1、信息技术的定义 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定义,因其使用的目的、范围、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 1)、信息技术就是“获取、存贮、传递、处理分析以及使信息标准化的技术”。[1] 2)、信息技术“包含通信、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计算机游戏、电子技术、光纤技术等”。[2] 3)、现代信息技术“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特征”。[3] 4)、信息技术是指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支持下用以获取、加工、存储、变换、显示和传输文字、数值、图像以及声音信息,包括提供设备和提供信息服务两大方面的方法与设备的总称。[4] 5)、信息技术是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以及使信息标准化的经验、知识、技能和体现这些经验、知识、技能的劳动资料有目的的结合过程。[5] 6)、信息技术是管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有关方法、手段与操作程序的总称。[6] 7)、信息技术是指能够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一类技术的总称。[7] 8)、信息技术指“应用在信息加工和处理中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训练方法和管理技巧;上述方法和技巧的应用;计算机及其与人、机的相互作用,与人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种事物。” [8] 9)、信息技术包括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即信息的产生、收集、交换、存储、传输、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加工和利用等技术。[9]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可以从广义、中义、狭义三个层面来定义。 广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能充分利用与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各种方法、工具与技能的总和。该定义强调的是从哲学上阐述信息技术与人的本质关系。 中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加工、表达的各种技术之和。该定义强调的是人们对信息技术功能与过程的一般理解。 狭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与科学方法,对文图声像各种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存储、传输与使用的技术之和。该定义强调的是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与高科技含量。 2、信息技术的分类 1)、按表现形态的不同,信息技术可分为硬技术(物化技术)与软技术(非物化技术)。前者指各种信息设备及其功能,如显微镜、电话机、通信卫星、多媒体电脑。后者指有关信息获取与处理的各种知识、方法与技能,如语言文字技术、数据统计分析技术、规划决策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等。 2)、按工作流程中基本环节的不同,信息技术可分为信息获取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存储技术、信息加工技术及信息标准化技术。信息获取技术包括信息的搜索、感知、接收、过滤等。如显微镜、望远镜、气象卫星、温度计、钟表、Internet搜索器中的技术等。信息传递技术指跨越空间共享信息的技术,又可分为不同类型。如单向传递与双向传递技术,单通道传递、多通道传递与广播传递技术。信息存储技术指跨越时间保存信息的技术,如印刷术、照相术、录音术、录像术、缩微术、磁盘术、光盘术等。信息加工技术是对信息进行描述、分类、排序、转换、浓缩、扩充、创新等的技术。信息加工技术的发展已有两次突破:从人脑信息加工到使用机械设备(如算盘,标尺等)进行信息加工,再发展为使用电子计算机与网络进行信息加工。信息标准化技术是指使信息的获取、传递、存储,加工各环节有机衔接,与提高信息交换共享能力的技术。如信息管理标准、字符编码标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等。 3)、日常用法中,有人按使用的信息设备不同,把信息技术分为电话技术、电报技术、广播技术、电视技术、复印技术、缩微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也有人从信息的传播模式分,将信息技术分为传者信息处理技术、信息通道技术、受者信息处理技术、信息抗干扰技术等。 4)、按技术的功能层次不同,可将信息技术体系分为基础层次的信息技术(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支撑层次的信息技术(如机械技术、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主体层次的信息技术(如感测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应用层次的信息技术(如文化教育、商业贸易、工农业生产、社会管理中用以提高效率和效益的各种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应用软件与设备)。 3、信息技术的特征 有人将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特征——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智能化、虚拟化,当作信息技术的特征。我们认为,信息技术的特征应从如下两方面来理解: 1)、信息技术具有技术的一般特征——技术性。具体表现为:方法的科学性,工具设备的先进性,技能的熟练性,经验的丰富性,作用过程的快捷性,功能的高效性等。 2)、信息技术具有区别于其它技术的特征——信息性。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服务主体是信息,优秀功能是提高信息处理与利用的效率、效益。由信息的秉性决定信息技术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相对性、动态性、共享性、可变换性等特性。 二、信息技术教育的定义与目标体系 1、信息技术教育的定义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教育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学习与掌握信息技术的教育。二是指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活动。前者从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方面来理解信息技术教育,后者则从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来理解信息技术教育。由此,可对“信息技术教育”作如下定义: 信息技术教育是指学习、运用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质,实现学与教优化的理论与实践。 该定义的理解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信息技术教育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理论领域指信息技术教育是一门科 学,是现代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又具有课程教学论的一些特征,具体包括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原理、命题、模式、方法论等研究内容。实践领域指信息技术教育是一种教学活动,一种工作实践,一项教育现代化事业,具体包括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资源建设、课程教材的设计开发、师资培训、教学中各种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学习指导、评价与管理等。 2)、信息技术教育的本质是利用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质。这里,“利用信息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以适应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标准的要求。 信息素质是指人所具有的对信息进行识别、加工、利用、创新、管理的知识、能力与情操(意)等各方面基本品质的总和,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素质。为此,我们应明确信息技术教育的指导思想:不只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知识而开展信息技术教育,而是通过信息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换句话说,信息技术教育不等于软硬件知识学习。而是要使学生通过掌握包括计算机、网络在内的各种信息工具的综合运用方法,来培养信息意识、情感、伦理道德,提高信息获取、处理、创新的能力,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3)、信息技术教育的范畴包括学习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学习两个方面。这里明确指出了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两种教学形式(专门课程式与学科渗透式)。我们不但要开设专门的《信息技术》课程,重点培养学生运用计算机与网络等现代信息工具的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运用各种传统的与现代的信息工具促进了学生的学习,要渗透信息技术教育思想,培养学生对各种学科信息的综合处理与创新能力。 4)、信息技术教育的途径与模式有多种。除采用学校课堂教学模式外,还可采用课外活动模式、家庭教育模式、远程协作学习模式。其中,基于项目活动的教学模式能较好解决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学习竞争与协作的结合问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学校信息技术教育模式,值得推广。 2、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体系 信息技术教育目标的涵义有二:一是作为总揽信息技术教育教学活动全局的一种指导思想而存在的、概括性的总体要求,又称为总目标或目的。二是指对达到信息技术教育目的的各个方面进行精确、详细的说明,是学生在完成一个教学单元的学习后应达到什么要求(具有哪些效果)的具体明确的表述。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体系是指将信息技术的总目标与分目标,课程目标与知识点目标,认知目标、动作技能目标与情感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情意目标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教育目标整合与系统化。 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体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定向功能,它是编写教学大纲、设计课程教材、控制教学过程的行动指南。二是激励功能,它能激发教与学的紧迫感与内驱力。三是评价功能,它提供了教学效果的评价尺度和教学设计的参考标准。 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体系的编写,应满足五个基本要求:一是时代性(先进性)。要紧扣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脉搏,满足信息社会对人才信息素质培养的基本需要。二是科学性。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知识起点、不同的接受能力。因此,教学目标要有针对性,注重因材施教。同时,目标编写中应注意运用教育心理研究的新成果,将外显行为目标与内部心理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要注重学生的言语信息、智力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综合培养。三是具体性。表述中尽量避免含混和不切实际的语词,应明确、详细,可以观察和测量。四是递进性(层次性)。如,总目标、课程目标、章节(单元)目标、课时目标、知识点目标的关系,是一种学习内容方面的递进关系;认知领域中的识记、理解、简单运用、综合运用、创见,是一种学习结果方面的递进关系。五是系统性。应列出全部知识点的教学目标,不同层次不同难度的教学目标搭配合理,能起到相互促进、总体优化的作用。 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体系的基本分类模式,有四种。 (1)、从年龄阶段来看,全人生的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如下梳状目标体系,见图1。 (2)、从内容层次来看,全学科的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如下树状目标体系,见图2。 图2中信息技术教育的总目标,同图1,它以一系列课程目标的实现为基础。课程目标是指对一定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所期望达到的具体目标。课程目标又由一系列的章节(单元)目标组成,章节(单元)以各课时目标的实现为基础,知识点的教学目标是课时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课时目标与知识点目标的编写中,要求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教育对象、行为(通过学习后,学习者能做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下产生上述行为)、标准(上述行为是否合格的最低衡量依据)。 (3)、从心理变化来看,全过程的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如下三维辐射式目标体系,见图3。 该图吸收了布卢姆(B.S.Bloom)的教学目标分类学、克拉斯伍(D.R.Krathwohl)的情感目标分类体系和我国教育科研的有关成果。图中,沿认知维、操作维、情感维各轴箭头方向,学习目标的难度越来越高,体现了不同难度目标的梯级渐进过程。 (4)、从教育发展来看,全素质的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如下三维立体目标体系,见图4。 该图吸收了信息技术教育实验和素质教育研究的新成果。“信息素质”总目标是“知识”维、“能力”维、“情意”维分目标之积。图中,将信息技术知识分为计算机技术知识、网络技术知识、其它信息技术知识三大板块。阅读书刊、访问、讨论、参观、实验、电话交谈、看电影电视等“其它信息技术”,也是信息技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基本信息能力概括为四种:获取信息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应用信息的能力、创新信息的能力。“情意”维包括信息情感、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三个层次。 三、信息技术教育的定位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00年1月9日制订的《关于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草案)》中,已就信息技术教育的意义、要求、内容、教材等方面的定位问题进行了阐述:“在全国中小学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教育,促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教学的改革,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指示精神,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面向21世纪国际竞争,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的需要。”“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建设,是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措施。”“信息技术课程是中小学一门知识性与技能性相结合的基础工具课程,应作为必修课单独开设。”“中小学信息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或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们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教育内容的选取应考虑信息社会对公民的基本求,既要符合中、小学教育规律,又要体现时代特征。” 下面,我们从信息技术教育与教育信息化、计算机教育、科技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关系方面,多视角地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定位问题作具体分析。 1、信息技术教育与教育信息化 1)、教育信息化 “信息化”一词最早是与“信息产业”、“信息化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其提出源于日本。1963年,梅棹忠夫在《信息产业论》一书中首先向世人描述了“信息革命”、“信息化社会”的诱人前景。此后,“信息化”一词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使用。人们从技术、知识、生产、经济、社会、国家等多角度对“信息化”的定义与内涵进行了阐释。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领域的信息化的简称。关于教育信息化这一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其本质是要创设“一种充满信息,而且方便教育者和学习者获取信息的环境。” [10] 也有人说: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在教学过程中,比较全面地运用以计算机和网络通讯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促进教学过程的全面革新,使学校能够适应信息化对教育的新要求。我们认为,教育信息化应包括如下九个方面的内容: (1)、教育思想的“信息化”。要从工业化社会的班级批量化、“一刀切”教育思想转向信息化社会的个性化、人本化教育思想。 (2)、教育资源的“信息化”。要创建分布式的、超链接的、非线性的、多媒体化的、开放的、智能生成式的多种教育信息资源库,使学校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电子化、网络化;要建立教育资源信息系统,使人、财、物、时间、空间等各种资源要素的调控与管理最优化。 (3)、课程教材的“信息化”。要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课程教材改革;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努力提高各科教材的技术含量,注意培养学习者的信息能力。 (4)、教学模式的“信息化”。要注重建构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理论的综合运用,构建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新型教学模式,要将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创新等环节的组配作为教学模式构建的基础。 (5)、教学技术的“信息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教育技术的优秀,提高各种软件、硬件、潜件中的技术含量与信息质量。 (6)、教育环境的“信息化”。创设丰富、多样、美好的教育信息环境,使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校园环境的熏陶。 (7)、教学评估的“信息化”。注重计算机与网络在评估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和结果分析中的应用,使评估经常化、自动化、智能化。特别要注重信息导航与实时评估,使教学过程能自动朝教学目标演进。 (8)、教育管理的“信息化”。以绩效为价值取向改革教育管理模式;注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常规管理、人事管理、工资管理、档案管理、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9)、教师素质的“信息化”。要注重培养教师的信息素质,提高其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 2)、信息技术教育与教育信息化的关系 信息技术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途径,能加快教育信息化的进程;教育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教育实施的重要基础,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开展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句话,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二者的区别:信息技术教育强调的是一新型的教育活动,而教育信息化强调的是教育事业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与努力方向,二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实现,除了要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外,还要求教育的管理、评估、环境、模式、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向“信息化”过渡。因此,可以说,教育信息化强调的是整个教育的现代化,而信息技术教育只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2、信息技术教育与计算机教育、科技教育 有人说,信息技术教育与计算机教育、科技教育都要学计算机和用计算机学习,是一回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片面性。信息技术教育与计算机教育、科技教育有如下九个方面的主要区别。 课程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主。教材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按城市、县(市)、农村不同地区,实行多纲多本与模块化课程结构。小学、初中、高中的课(学)时数一般为:不少于68、不少于68、70~148。上机时间不少于总学时的70%。 课程以计算机的基本原理、操作技术为主。教材分阶段按地区实行一纲多本与模块化课程结构,容许初高中内容交叉重复。小学、初中、高中的课(学)时数一般为:60以内、60、60以上。建议在小学四、五年级,初中一、二年级,高中一、二年级开设。 英国将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天文学、信息技术、微电子学、环境科学、卫生教育等内容综合成“科学调查”、“生命”、“材料”、“物理”4个方面的教学目标。每个目标又分为10级。其中,5~7岁学1~3级(第一阶段),7~11岁学2~5级(第二阶段),11~14岁学3~7级(第三阶段),14~16岁学4~10级(第四阶段)。我国则采取分科教学的形式。 教学条件 有多媒体计算机,并与校园网或Internet相连,要求通过培训使教师适应新的课程教学要求。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有低、中档的微机即可满足基本要求。强调因地制宜、讲究实效的原则。要求通过岗前、岗中培训,使专任教师达到相应的学历标准。 有基本的实验器材和科学基地,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的科学知识。 教学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理论知识、电子作品与平时表现。考试工具多采用计算机。电子作品制作考试时可以相互交流,但必须独立完成,且不应与他人雷同。可采用五级记分制。 主要对认知领域和操作领域进行评价。书面考试与上机考试相结合。考试时不准讨论。可采用五级记分制。 科学知识、原理、研究方法、实验技能的学习评价多以书面方式进行。要求独立作答,常采用百分记分制。 在语文、数学、外语等其它学科的教学中,也要充分利用信息工具,渗透信息意识,注重信息技能的培养。这将成为未来信息技术教育的主流。 计算机在其它学科的教学中多起辅助作用,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尚不够。 可渗透于所有学科的教学中。但常以理科课程形式,对科技知识与技能进行专门培养。 结论:(1)、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算机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编程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学习、课件辅助学习等阶段,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价格的降低、应用的日益普及,和网络的全球风靡,在中小学再单纯强调计算机知识学习而轻视计算机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应用的各种能力的培养,已落后于信息时代的要求,必须向信息技术教育转化。(2)、科技教育始终是整个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信息技术教育与科技教育不是对立关系,不能因为强调信息技术教育而忽视其它方面的科技教育,而应该将二者结合,在信息技术教育中渗透包括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内容。看得更远些,未来的信息技术教育将更多地整合到各科教学中,单独开设信息技术教育专门课程的必要性会越来越少。就象现在的中小学没有必要专门开设收录机、电视机的操作使用课程一样。 3、 信息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1)、信息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一词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改运动,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信息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1)、二者的根本目标一致,但出发点不同。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培养人的整体素质,要求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渗透素质教育思想。信息技术教育强调的是增加信息技术这一教育内容,加强对每个公民信息素质的培养,以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 (2)、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可以推进素质教育。同时,推行素质教育,要求加强信息技术教育。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将“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实践表明,开展信息技术教育,能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能推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结合,能实现个性教育、终身教育,全面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与社会素质。 2)、信息技术教育与创新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与创新教育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创新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目标与教育思想的改革,其优秀是培养学生如下几方面的创新素质: ·创新意识、精神与品德──具有自觉的创新取向与动机,喜欢立异图新、与众不同;敢于改革一切保守、落后的东西,向传统向权威挑战;具有坚韧不拔、乐观自信的品质;尊重他人,善于合作,乐于奉献,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创新思维与技能──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包括思维的变通性、新异性、发散性、直觉性、敏捷性、流畅性等方面);能熟练运用一般的创新方法与专门的创新技巧独立发现与解决问题;能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创新的智力技能与运动技能。 ·创新个性与美感──具有好奇、好思、好学、好做、自励、自控、自立、自强等方面的个性心理品质;具有良好的创新审美感受(主要指创新过程中的快乐感、专注感、永不满足感,与欣赏创新成果的愉悦感、诱动感等高级情感品质)。[11] 开展信息技术教育,通过对信息的认识、评价、开发、利用、管理等过程的学习与训练,能有效地促进信息创新意识、信息创新思维、信息创新技能、信息创新人格的形成。 同时,为了实现创新教育,必须抓好信息技术教育。因为创新素质不会凭空产生,它必须在创新环境中通过一定的创新过程逐步培养;创新方法的掌握、创新技能的形成,必须灵活采用多种信息技术。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技术与教育论文:信息技术与德育教育的研究 (一)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德育工作更具有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一堂成功有效的思想教育课,总要需要大量的材料、信息。当前的德育教育存在信息量少,视野不够开阔,内容不够丰富,只有教师的空洞说教,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在思想上的共鸣,缺乏说服力,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而在当代信息量超大的网络条件下,德育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通过网络共享德育资源,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存储量。 (二)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德育教育更具有灵活性和互动性,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增强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相对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德育工作,传统的学校教育对学生缺乏吸引力,不能引起师生的共鸣。而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德育活动不仅仅是文字,学生可以通过声音、动画、图片等不同的形式去感受和理解德育教育,从而解决思想上、情感上的障碍。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德育教育的手段、方式、效果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同时更加强化了学生对德育教育的感知,使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德育内容,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向前方发展。 (三)信息技术的使用,更加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模式,对传统、封闭式的育人方式进行了变革 在德育教育工作中,通过将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改变学生传统的被动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网络上搜索各方面的德育资料,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德育教育中“自我教育”的本质特征。 (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以推进素质教育的良性发展 学生差异各千,根据他们的长处,为他们搭建一个合理的学习平台,让他们在学习中找到自信和自尊。教师给出相关的探讨问题,让学生通过互联网去搜索相关的资料,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挖掘学生的潜能,改变和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在学校德育教育方面扮演者积极重要的角色。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德育教育的内容更加形象化、具体化,从而使德育教育的效果得到最大发挥,同时为素质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各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 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各方面文化知识素养,其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是指导学生如何恰当地选择和使用网络来解决实际问题。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各学科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去丰富学科的教学内容,优化学科的教学特点,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六年级信息技术课中进行过制作幻灯片的教学内容,当时正值学校的法制宣传月,我就借此机会让学生搜集法制学习的信息,整理法制宣传的资料,制作法制宣传海报和刊物,并提出在互联网中一系列不道德、不守法的行为,警示学生认识到不正当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道德层面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指导学生理解世界上公认的信息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并要求其自觉遵守。学生们在学习制作电子报刊的阶段学习过程中不但体会了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的过程,同时也接受了法制教育。如语文《我是最弱小的》教学中,我从心理学教育学中得知,这一阶段的学生把友谊视为他们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学生心理发展的动力源和兴奋点的友爱感,我组织他们制作“珍爱自我”和“珍惜友谊”主题网站,把爱的教育和美的教育结合起来,让他们用美的规律来塑造美的心灵和美的形象,使真挚友情升华为深厚的道德体验,以此作为鼓舞他们一生的精神动力。 总之,德育具有广泛性,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存在于教材的每篇文章里、每个章节里。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主张的“礼之用,和为贵”,“和”应该解为和谐,是德育的范畴。德国教育家赫尔巴德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德育,只是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失去了手段和目的。”无论古今中外的教育界论述,还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都能看出学科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利用信息技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帮助教师加深对各门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经济法学论文:基于消费者价值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经济法的价值考量:价值关怀与对象界分 (一)基本价值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涵盖之殇 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同一主体(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对象与调整任务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对该“身份”的概括与类型化即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关键就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赋予了何种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特色。”李友根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可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与政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且法律对其亦有明确定义,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后,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赞同徐孟洲教授的观点,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根据徐孟洲教授的观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特殊保护”。20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由还有如下两点:第一,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措施与制度,并非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能解决。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须依靠经济法,发挥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理念与调整手段,体现政府的管理与参与。相关法律或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体现以消费者为本的观念。第二,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较之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更为直接。“市场失灵”、“无形之手”的缺陷构成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界限较难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论,伴随固有的间接性。不妨以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奠定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毕竟政府何时干预、如何干预都是依赖于对消费者行为反馈后的决策,而消费者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具有直接性。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与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窥其实质是一物两面,但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此外,强调经济法之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恒为国家,易与行政法混淆,经济法的社会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关注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实践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亦颇有必要。 (二)回应经济法价值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辐射效应经济法属于由公权力合理敢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综合的调整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与具体化,使得经济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就是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与交易关系,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与体系,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具体而言,其能体现其与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会法的内在联系,甚而有效发挥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系和谐的需要。” 三、经济法的价值表彰: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 (一)实践需求 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最强烈、最直观的呈现无疑是一种渗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强烈而直观的社会转型过去存在,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会出现,如此的社会转型孕育着巨大的法律调整需求,实践需求催逼经济法的酝酿与成型,勾勒经济法的发展进路。转型脉络抑或清晰可陈,但经济现象浩如烟海,笔者仅枚举几例典型并试做如下概述:之于“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已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运作的发展机制逐步渗透,农村金融的形成机制逐步发育。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投资设立乡村企业,又要通过粮食补贴、小额信贷扶持等公共管理机制予以扶助,两者的交叉运用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而当农民逐步成为消费者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法理念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要考虑民商法层面的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还要考虑国有资产法意义上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监管本身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当无异议,就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对金融}肖费者的投资保护问题,贯穿以消费者(保护)为重点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经济法的理念辐射。之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7,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其类型化治理的优秀。与一般的营利性机构不同,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在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时势必涉及社会公众,且事业单位理事会构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减政放权,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完全适用行政法显然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基于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实属消费者无疑,其部分法律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是更优选择。上述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问题的缩影,亦由此可见,除了政府主导之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还包括“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所谓“体制转型”,意指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这种转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牢固,尽管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理论上会越来越增强。所谓“进程压缩”,意指中国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路,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诚然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巨大的惊呼,但同时由于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的经济实践导致众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以一种“叠加式”或“复合式”的形态存在,为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明确方向。 (二)理论回应 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部门法理论”是大陆法系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的产物,它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分类集合,形成一定的集群即称为“部门法”。”在划分标准的认定上,传统法学理论都主张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界分下,公法与私法对立相得益彰,一些典型的法律部门实现了法律调整的类型化与体系化。然而,根据笔者所陈,公私分野、民商一行政二元对立的部门法理论明显不适应新兴经济法律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之下,经济法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但对于部门法理念,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经济法促使部门法从对峙走向融合。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失为对“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现象的经典概括,毕竟社会法兴起有目共睹,而广义的社会法所周延的对象涵盖经济法。但该观点并未对封闭的“部门法理论”作出更好解释,融合的说法比较笼统。类型化之后的部门法各司其职、相对独立符合形式逻辑的推演结果,对峙与融合的说法或有夸大之嫌。任何分类都不可能完美无暇,传统部门法分类的瑕疵即在于其对调整对象有所误解,对调整方法有所疏遗:之于调整对象,一般认为是法律可调整的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的优秀依然是落在某个物理存在的行为活动中。民法所言之自然人与商法所言之商人、与经济法所言之消费者,从整体观察,都是落于同一组物理存在上,只是观察的剖面不同而已;之于调整方法,除民事、刑事、行政调整手段之外,是否存有其他调整手段当再衡酌。此外,民事、刑事、行政手段的结合是否可以置换出其他的调整方法,笔者认为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部门法理论是法律证成沉淀的经典结果,但法律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同时成立,依赖于形式逻辑中大前提(相关的法律事实)为真。任何证成的结论都具有静态的属性,其大前提是否为真是保障证成合理有效的依据,而大前提是否能够始终承载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时空张力则有待商榷。35笔者进一步认为,经济法属于独立的部门法,是在反思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之后,挖掘了新的合理元素,以斜向调整的方式,丰满横向调整与纵向调整构建的坐标系。在对峙一融合的部门法理论合理扬弃之后,应当使经济法立于独立部门法的剖面上,完成与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式社会治理,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思维进路恰是擦亮剖面的磨石。 作者:任愿达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论文:高校教学考评经济法学论文 一、甘肃省经济法课程考评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考评体系的定位不准,评价理念落后 教学过程的跟踪与教学效果考评,是提高、判断教师培养有效性的基本方法。对教学过程全面、准确地了解,合理地调节、控制教学过程,使之向着预定的教学目标前进,是教学评价体系的目标。笔者选择四所高校(均为教学型)法学院的六位经济法授课教师为调研对象,假设各个年龄段教师数量呈均匀分布,考虑到各高校都以引进研究生学历以上教师居多,且经济法作为优秀课程,四所高校均由三至五年教龄的教师授课,因此,选择30—35岁教师两名,35—45岁教师两名,46岁以上教师两名;选取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连续四学期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内容、学生卷面成绩、考核方式、学生评教等为分析对象,使用Linkert5分评分法进行相似性对比。结果显示,两年四学期授课相似性较高。同一个年龄层教师的授课情况横比区别不大,连续不同学期授课情况相似性较强,说明课程评价体系对课程实施过程影响不大,授课情况没有因为评价结果而改变。分析上述数据结果及座谈会内容,可以认为所调研的四所高校法学院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把经济法课程的评价过程设定为:确定目标──确定评价情境──选择评价方法和工具──判定评价结果四个基本的步骤。在这四个步骤中,判定评价结果是评价的落脚点,是一次完整评价的终点。这种认识属于典型的泰勒式目标评价模式,没有把课程评价看作是一种循环,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直线式的顺序结构,评价体系与课程设计之间不发生相互交融。这种评价是静态的封闭性体系。 (二)评价主体无资格条件,参与程序混乱 高校课程评价主体由单一专家评价发展到今天普通教师互评、专家组(一般有职称高、学历高的双高要求)评审与学生评价的多主体、立体化评价模式。笔者与同事走访5家高校法学院,认为考评过程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基本确立,但存在以下问题: 1.评价主体的知识背景与评价能力没有标准。 无论是专家组评审,或者教师互评与学生评价,参与主体须有严格的知识背景与评价能力要求。参与调研的5家高校法学院,全部确立了专家组的知识背景要求,3家规定了普通教师知识背景要求,只有一所高校对学生知识背景仅做了二条的资格限定,对评价能力均未涉及。 2.没有对评价主体进行能力培训。 任何评价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中开展的,在评价过程中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如何解释和使用评价结果、如何使用评价量具都需要进行培训,从而确保评价过程的专业性、科学性与结果的准确性。参与调研的五所高校法学院都没有对评教主体有过任何培训制度和计划。 3.评价程序混乱。 完整的评价过程要求有评价前的准备工作,评价过程中的有效性要求及评价后效果分析和追踪要求。调研结果显示,5所高校对评教均没有准备程序要求、效果分析及追踪制度设计,且评价程序混乱,人员随时更替,操作不标准现象严重。 (三)考评方法单一、指标僵化 1.考评方法单一。 考评方式单一是调研发现的主要问题,其中期末闭卷考试(97.3%)、口试(45%)、教师评教(35%)、论文(33.2%)、社会调研(3%)(授课效果可能会采取多种评价方式,所以上述数据不能相加),未见其他评价方式。 2.评价指标僵化。 归纳5所高校的教学质量评价表中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以下内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结果。这种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是以“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确立标准授课方式为优秀,强调教师传授学生学习书本知识为教学重点,属于传统的凯洛夫教学理论指导下的评价系统。这种评价观念重视知识性目标的达成,忽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强调教材的整体性,忽略教师的个性、研究方向及学生差异和教学的针对性;强调传统讲授法的运用,无法对案例讲授法或其他实践性教学方法做出评价;也缺乏对教学发展的监控和总体性评价。 (四)考评结果信度及效度不高 信度是指测量数据和结论的可靠性程度,效度就是正确性程度,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没有信度就没有效度。在教学考评中,信度(也称可靠性)是指评教主体能否稳定地反映教师实际教学水平的程度,指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效度(也称有效性)是指主体评教能否实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即评教的操作过程应当科学、合理,且评教结果应当可靠有效。因此,评教结果是否真实有效,就要看评教的信度和效度。调查结果显示,多主体评价中,专家评价的信度与效度高于普通教师,学生评教最差,但上述评教结果信度与效度均未达到要求。 (五)考评体系建设研究空白 由于目前经济法课程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相应的考评制度也有着僵硬、静态与封闭性的缺陷,不能监控、发现、纠正整体教学中的问题,亦无法对教师及学生的个性做出评价,导致评价结果信度与效度均不好,评教的有效性低。因此,针对教学法的革新研究,建设开放性、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目前各法学院管理部门的研究重点。 二、经济法学课程立体化教学考评体系的构成模块 高校经济法学课程“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目标是培养专业知识全面、专业技能精良、综合实力强硬、具有良好合作精神、富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实用型与创新型法律人才,并以此促进授课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的提高“。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符合我国高校课程的价值取向,突显了课程对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强调人的个性化生存。“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是构建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基本依据。 (一)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特征 1.注重学生与教师的同步发展。 立体化考评体系修正只关注学生的发展和阶段性成绩的弊端,将关怀面覆盖课堂上所有的主体,包括学生与教师,把授课过程视为立体的动态发展过程,考察、评价学生与教师的阶段性发展状态,及时修正不符合整体目标发展的方式、方法。 2.教育性经验培养与尊重个性并存。 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注重经验性知识的传授,更加关注学生情感、意志、个性和价值观的养成,教师则体现在专业及职业生活质量的提高。 3.立体化考评内容具有开放性,动态性。 立体化评价体系是对多学期授课及单学期课程全过程的评价,在对课程的目标、过程以及结果的评价中,各种因素对课程各部分的评价的影响有所不同,同时这种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地变化和重组,所以相同的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在不同的评价过程的使用和权重也不同。立体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基础是动态的开放性循环系统,在评价过程中不断地与相关学科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以保持评价内容和指标及时更新。在评价中的每一次循环,都会根据前一次循环结果调整评价内容或指标,动态要求满足对教师、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持续性考评的要求。 (二)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构成模块 1.专业、多样化的考评主体。立体化考评体系的考评主体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专业的教学评价人员。 不同于传统高校教务管理部门人员,立体化考评体系的专业教学评价人员是受过统计学、教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评价过程中负责程序的跟踪、数据正确性判断和最后结果的统计与分析,还负责对其他类评教主体的培训及评价行为的规范性审查。 第二部分,专家组。 这部分主体由授课时间超过五年,讲授经济法至少三年或六学期的教师构成,考虑到目前高校职称评价体系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标准,立体化考评体系的专家组成员对职称不做要求,但严格经济法的授课时间和经验,以保证对经济法授课教师的关怀和被评价教师的配合。 第三部分,相关专业教师。 “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中设计了“双师教学”、“教师与实务部门人员合作讲授”的形式,对上述教学法的考评或在课程涉及的经济学、金融知识的,必须由相关专业有三年以上授课经验的教师评价。 第四部分,学生。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受众,其在评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性无需论证,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学生主体评教态度不端正、评教能力差、入门资格低等问题,学生评教面临着信度和效度不高的考验,提高学生评价主体的入门资格是保证评教结果有效性的重要措施。立体化评教体系要求自愿参加评教的学生首先要满足两个基础条件:学习积极努力、成绩中等以上,上述同学还必须通过行为一致性、学习能力与知识储备量测试,才能进入测评学生储备库,储备库人选每学期更新。立体化考评体系要求根据不同的授课方法与授课内容,进行评价主体的选择和组合适用。立体化考评体系提供教师评价,包含授课教师课中、课后独立的小型评价,专业技术人员与专家组组合评价,相关专业教师单独或组合评价;学生评价,包含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大型教学评价全部主体均可参与。 2.专业、针对性的评价方法。 立体化考评体系针对客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保留了纸面试题、调查问卷、口试、技能实演、知识竞赛、专题研究、社会调查等考评方法,并依托信息化技术,提供电子档案袋、评价量规、学习契约、电子试卷等新的考评方法。立体化考评体系要求考虑主观影响因素:授课主体个性特征、授课风格、教学方法、学生群体特征;客观影响因素:教学场所、设备、时间,综合考评目的选择不同的考评方法。 3.严格评价程序制度。 为规范评价过程,立体化考评体系设计了评价程序制度,包括: (1)前期策划制度:由专家组撰写评价策划,说明本次评价目的、主体、客体、内容、指标、方法、时间要求、使用工具、方法、预期结论、报告时间、分析主体、结果反馈对象、反馈方法,预算。 (2)审批制度:独立学期考评由专家组联合审批。纵向连续性考评项目由院系与专家组共同审批。 (3)前期培训制度:由专业考评人员分析考评特征,对考评主体进行培训,并监控整个考评过程。 (4)考评实施制度:制定不同类型考评法适用的实施要求,如《经济法案例分析课程口试效果考评实施细则》。 (5)考评结果分析制度:要求所有的教学考评结束后,由考评主体根据分析结果撰写考评报告。 (6)考评结果反馈机制:所有类型的考评结果都必须通过确定渠道进行反馈,以确保考评结果的公开性。立体化评价提醒是开放的循环体系,考评结果反馈机制确保教学评价与课程设计之间的动态的发展模式。 (7)改革实效评价制度:组织学生对每一种教学改革方式与考试改革方式进行实效评价,总结经验与不足,促进教学相长。 4.考评体系更新、自检的完善制度。 立体化考评体系强调与相关学科的互动与自身的动态发展,考评体系完善制度要求对系统本身不断自检,删除过时的方法和工具,保证系统的与时俱进和适用性。 三、高校经济法学课程立体化教学考评体系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教学考评的重要性,避免教学地位的边缘化 无论是传统的考评模式还是“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中的立体化考评体系,都面临着被管理者轻视,被教师忽视的尴尬局面。我国高等教育理念正逐渐转向“人性化发展”的教育观,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全面发展将是未来高等教育的目标。因此,加大教学考评在整个教学中的作用,建设科学、开放的立体化考评体系不仅是法学科的任务,也是整个学校的任务。 (二)严格评教的程序要求 立体化考评体系的科学性,要求评教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守程序要求,忽视程序和形式要求必然导致评教结果不确定性。 (三)切实的落实与推行 立体化考评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只有在切实落实与长期推行才能显现。 作者:姬云香 田春苗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框架研究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整体分析方法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 1.整体分析法的可行性。经济法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确立了整体分析方法的重要地位。在这里我们需要整体的思路才能确保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确保我们的思考结果是明确的。其中,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习惯等)如何制约个人行为。个人主义将个人行为放在第一位,而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制度时更重要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强调:(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行为受整个社会的宏观法则影响。这是法律需要名曲区分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法律来调节的部分,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体在法律的矿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学者或其他领域的法学家经常谈到的经济法上的公共性、国家干预、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立场、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等,这些都与对经济、社会、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公共秩序等整体上的考虑有关。 2.整体分析法在经济法学运用中的必要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经济法是为解决传统私法调整的失灵而存在的。在原来已经确认的法律效果是不明显的,需要我们有针对的调整词才能实现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现在我们则主要是导因于“市场失灵”。我们可以发现在现行的制度体积下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就需要完善健全我们的法律,实现法律最大化的优化,才能确保我们的会体制中面临的问题得到最大化的解决,而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调节却屡屡失灵,传统私法的调整也成强弩之末。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也同时具有我们时代的特色。市场失灵确实有需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轨制来解决,而传统部门法的形成,并非以市场失灵所引发的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为前提,因而只能有一个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来弥补传统部门法调整的不足——这已成为经济法产生的一般性解释。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整体性、公共性的需要。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市场规制,从公共物品理论来看,它们都属于公共物品,都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都是不能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体需要我们的法律作为最为关键的部分职能的体现,需要我们完善相关法律予以调解,再加以实现我们具体的体质,才能确保在最新的情况下,最好的完善社会主体的作用。尽管其调节并非总有效,就像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未必总有效那样,但是,由于私人和市场不可克服的一些弱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客观上由政府来提供。这也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原因。此外,上述的各类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不仅是公共物品问题,同时也是外部性问题。对于各种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都应当研究其外部效应,为此也必须从一个整体主义的视角。 3.经济法学与整体分析法的其他相关性。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其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得到很多专业研究者的认可的一般规律。还因为经济法与许多总体上的概念密切相关。此外,宏观调控涉及到总体上的政策协调,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各类政策,通过严格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分析才能实现最为关键的效果。 二、整体分析方法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意义 基于经济法理论系统应有的和谐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应当对经济法理论进行整体分析,特别是要考察和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它能否同后面的各个具体理论保持一致,尤其是能否与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主体理论、行为理论、权义结构理论、责任理论等达成内在一致。此外,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由各个具体的理论构成的,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内在逻辑线索,由此便涉及到整个理论的建构目标。如果能找到经济法理论的总体方向,我们需要针对于具体的政策予以具体的分析,擦能找到有针对的效果,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此外,进行整体分析,还有利于找到经济法理论的一些缺漏之处。另外,从整体分析方法来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法系统是有“边界”的。这也是我们学界研究多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当然,在强调辩证法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方法论价值和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出现辩证法庸俗化和绝对化现象。比如,用既注重公平又注重效率来概括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并没有错,但满足于这一结论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经济法学研究中许许多多的“宏大叙事”是辩证法庸俗化最容易出现的场合;辩证法绝对化是指在经济法学研究中,过于强调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使关注的问题无法突显出来,从而使思维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难以言之凿凿的一类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运用辩证法进行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需要避免的。 我们研究最为深刻的部分时我们需要深化我们的认识,对于基本认识的一个深入认可。由于经济法学所研究的问题常常是一些“复杂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自觉贯彻辩证法、充分发挥辩证法指导作用的同时,防止辩证法的庸俗化和绝对化,推动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进! 作者:翟瑶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辩证法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整体分析方法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 1.整体分析法的可行性。经济法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确立了整体分析方法的重要地位。在这里我们需要整体的思路才能确保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确保我们的思考结果是明确的。其中,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习惯等)如何制约个人行为。个人主义将个人行为放在第一位,而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制度时更重要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强调:(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行为受整个社会的宏观法则影响。这是法律需要名曲区分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法律来调节的部分,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体在法律的矿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学者或其他领域的法学家经常谈到的经济法上的公共性、国家干预、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立场、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等,这些都与对经济、社会、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公共秩序等整体上的考虑有关。 2.整体分析法在经济法学运用中的必要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经济法是为解决传统私法调整的失灵而存在的。在原来已经确认的法律效果是不明显的,需要我们有针对的调整词才能实现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现在我们则主要是导因于“市场失灵”。我们可以发现在现行的制度体积下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就需要完善健全我们的法律,实现法律最大化的优化,才能确保我们的会体制中面临的问题得到最大化的解决,而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调节却屡屡失灵,传统私法的调整也成强弩之末。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也同时具有我们时代的特色。市场失灵确实有需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轨制来解决,而传统部门法的形成,并非以市场失灵所引发的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为前提,因而只能有一个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来弥补传统部门法调整的不足——这已成为经济法产生的一般性解释。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整体性、公共性的需要。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市场规制,从公共物品理论来看,它们都属于公共物品,都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都是不能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体需要我们的法律作为最为关键的部分职能的体现,需要我们完善相关法律予以调解,再加以实现我们具体的体质,才能确保在最新的情况下,最好的完善社会主体的作用。尽管其调节并非总有效,就像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未必总有效那样,但是,由于私人和市场不可克服的一些弱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客观上由政府来提供。这也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原因。此外,上述的各类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不仅是公共物品问题,同时也是外部性问题。对于各种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都应当研究其外部效应,为此也必须从一个整体主义的视角。 3.经济法学与整体分析法的其他相关性。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其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得到很多专业研究者的认可的一般规律。还因为经济法与许多总体上的概念密切相关。此外,宏观调控涉及到总体上的政策协调,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各类政策,通过严格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分析才能实现最为关键的效果。 二、整体分析方法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意义 基于经济法理论系统应有的和谐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应当对经济法理论进行整体分析,特别是要考察和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它能否同后面的各个具体理论保持一致,尤其是能否与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主体理论、行为理论、权义结构理论、责任理论等达成内在一致。此外,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由各个具体的理论构成的,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内在逻辑线索,由此便涉及到整个理论的建构目标。如果能找到经济法理论的总体方向,我们需要针对于具体的政策予以具体的分析,擦能找到有针对的效果,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此外,进行整体分析,还有利于找到经济法理论的一些缺漏之处。另外,从整体分析方法来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法系统是有“边界”的。这也是我们学界研究多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当然,在强调辩证法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方法论价值和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出现辩证法庸俗化和绝对化现象。比如,用既注重公平又注重效率来概括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并没有错,但满足于这一结论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经济法学研究中许许多多的“宏大叙事”是辩证法庸俗化最容易出现的场合;辩证法绝对化是指在经济法学研究中,过于强调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使关注的问题无法突显出来,从而使思维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难以言之凿凿的一类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运用辩证法进行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需要避免的。 我们研究最为深刻的部分时我们需要深化我们的认识,对于基本认识的一个深入认可。由于经济法学所研究的问题常常是一些“复杂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自觉贯彻辩证法、充分发挥辩证法指导作用的同时,防止辩证法的庸俗化和绝对化,推动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进! 作者:翟瑶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研究框架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规体系主要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构成的,该体系进一步规范了以往法律部门当中涉及经济的各项规范,并在此基础上综合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最终重组而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很多的经济纠纷根据这种框架能够显示其特殊性,从而打破传统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性。一些难以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解决的案件,如税务征管纠纷、劳资纠纷、企业的兼并纠纷等都很难达到公平解决,设置处理以上难解决的纠纷案件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程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2]。 二、“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经济法作为法学的一种,涵盖了多类关系、多种行为以及多方主体复杂系统的调整对象,不同的社会关系有着不同的属性和运行规则,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制约,由此可见,经济法中的各个对象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收到不同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但是它们都共同包含在同一个整体当中,并且由多种关系共同组成了复杂的多维关系。传统法律关系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仅仅从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对法律关系进行了解释,但是,单纯的从这两个方面无法对权力因素进行全面的概括,也就是说,无法多维度的对法律关系做出解释。而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除了公共关系,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而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不能够很好的对其阐述。很多经济立法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都没有按照法律关系框架来设计,而是以主体、行为、责任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这个框架结构对各个法律部门都可以通用,因此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中也可以把“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作为主要框架,把法律关系框架作为辅助框架。 三、“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一般是以“政府-市场”研究框架为主,主要体现在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权力与权利、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法与私法等方面,但是运用这种框架不能全面的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因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大量存在着,它们的某些职能既履行了政府的一些职能,同时又与市场主体的职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一些职能缺陷,因此“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研究框架实质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修正。因为它既保留了“政府-市场”框架的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同时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很多立法中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框架结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消费者协会一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证券法》中的“中国证监会一证券交易所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中的“劳动行政部门一工会职业介绍所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等,这些框架中都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的具体体现。在运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的研究中,还应注意一下几点:(1)对于该框架的使用范围要把握好,并不是任何的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都适用于这一框架,但是其对于主题研究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题的制度设计。(2)弥补社会中间层的主体缺陷,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因此,对于其主体缺陷的原因以及表现形式要进行研究,同时还要研究对其进行弥补的策略,让其平衡发展。(3)探析不同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及其政府之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的主体是多种类型的,其职能、任务以及同政府、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也各不相同,因此,要注重区别,注重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 四、法益主体框架 所谓的法益是指法律所承认的、确定的、并且实现和保障的利益。法益是各个法律部门协调各种冲突利益的前提,因此,法益主体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代表主体—归属主体框架法益主体包括法益代表主体和法益归属主体,二者的主体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法益归属主体的利益并不一定都是由自己为代表,有时还可能由他人代表。比如个人利益,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个人代表,归属主体是个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他人代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府机构或者是非政府公共机构。而对于社会利益,一般都是由政府来代表,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个人为代表。归属主体分为单个归属主体以及共同归属主体,例如,公司法中对于股东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差异则可看做为自益权以及共益权区分。 (二)当事人与相关人的框架区分法律界限下,当事人和相关人之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为同质当事人与异质当事人,这两种人虽然均为当事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所谓的异质当事人主要是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看做为强者和弱者当事人的关系。虽然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强弱之分,但是其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市场主体和产业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与区域之间的当事人关系之间均存在着这种差异性。当事人与相关人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社会关系与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仅要注重内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要考虑到相关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注意的是相关人与当事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正负、大小以及主客观之分。对于二者的利益也要从内容、方式上进行合理的协调。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所谓当代人、后代人是代际关系的主体,而代际关系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后代人“缺位”时,当代人可以拥有对资源的先占与垄断,因而当代人具有“经纪人”的属性,其会损害后代利益。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目的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因而基于这一目的,当代人就必须对后代人承担起不损害后展并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经济法要不断创新其调整手段,法律的调整功能也要与时俱进。 五、比较框架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法也应运而生,在对经济法进行定位这一问题上,其前提是应该处理好经济法同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只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更加清晰的明确经济法在众多法律关系中的定位。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比较往往是集中在总轮层次而没有作具体制度层次的深入比较,更多的作表层的比较却没有作深层的比较,更多的是比较研究部门法律之间的区别而忽略了部门法之间的联系,对于行政法、民生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较多,但是很少相关专业人士研究经济法与社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也较少。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国际比较是指中国的经济法与外国的经济法相比较,而区际比较则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法比较,但是目前的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研究本国经济法与外国经济法的比较,却忽视了中国的区际比较。中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因此,在我国港、澳、台地区除了有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同时又有其他国家法系的传统,其特殊性值得我们更深层次的去研究。因此,在进行区际比较时,应该从世界各大法系入眼,并且在区际比较当中,也包含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较,其中,尤为凸显的便是经济法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本土化比较,这很好的体现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在比较研究中,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东方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更要与时代接轨,重视与发达国家的法制比较,从而找寻适合我国经济法发展的策略,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能够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三)经济法的“法条一背景一效果”比较在比较框架中,要实现对法条本身的比较,并且对于其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 六、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所谓可诉性简单来说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一定主体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通过诉讼程序来判断纠纷的属性。而不可诉性与其相对,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目前,我国的经济法领域存在着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起诉讼。这就表明了其缺陷性。因此对于经济法研究框架中应考虑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在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要注意一些问题,如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对于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弥补对策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如劳动法院的建立、经济审判庭的存废等。对于不可诉性规范要注意其现状、成因、评价,也要考虑不可诉性的弥补对策。经济法有可诉性规范和非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就要注重制度案例研究,不能只局限与审判案例研究。而且经济法是现代法学的一种,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有很大区别,其中不可诉性规范较多就是其中一点,因此,更应该重视制度案例研究。 七、结束语 总之,经济法学研究框架是经济法学的体系的重要部分,经济法学对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各种经济纠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七大方面概括其框架结构,浅显的研究相关的内容,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框架还需各位学者共同努力。 作者:于尧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经济法学论文: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 1工资优先权立法概述 工资优先权是一般优先权的一个下位概念,而一般优先权又是优先权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要清楚全面地了解工资优先权制度,必须追根溯源,从优先权的历史演进来把握优先权的社会基础、种类以及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工资优先权制度。关于工资优先权方面的论述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论证工资优先权与担保物权之间的关系方面更成为相关论述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而且相关研究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表现:一是工资优先权的性质。二是工资债权与担保物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三是工资内涵、工资权与工资债权、工资债权与劳动债权等相关问题的厘定。民法或劳动法学理论面对新破产法中工资优先权制度的立法设计,在解释力方面已显现出较明显的理论局限性。本文将以目前经济法学理论中已存在的基本共识为基础并结合本人所赞同的“增量利益关系说”的相应理论,对新破产法中工资优先权制度设计的法理基础等问题加以解释,并在对其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2工资优先权立法概况 工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工资优先权则是从法律层面对这一经济现象的回应与确认。因此有必要先从各国有关工资优先权的立法入手,探寻其背后的立法基础。工资优先权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劳动者因从事劳动而获得相应的报酬请求权,并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工资优先权设立的直接原因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诸如尖锐的阶级对立、自由权的极度膨胀、市场失灵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国在福利经济学和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纷纷采取包括设立工资优先权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旨在消除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端。工资优先权立法概述,各国有关工资优先权的规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化分为不同的立法模式。 2.1相对工资优先权与绝对工资优先权根据优先权效力的不同,工资优先权分为相对工资优先权与绝对工资优先权。所谓“相对工资优先权”是指工资债权与担保债权发生冲突时,担保债权被排除于破产财产之外先于工资债权受偿。如:《日本破产法》第92条规定:“拥有在属于破产财团的财产上的特别先取特权,质权或者抵押权者,对于其标的财产拥有别除权”。我国《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二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数额超过担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依照破产程序受偿。所谓“绝对工资优先权”是指工资债权与担保债权发生冲突时,工资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受偿或先作为“相对工资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中优先受偿,当破产财产不足时再从有担保债权的财产中优先受偿,亦称为“超级工资优尤权”。 2.2实体法上的工资优先权和程序法上的工资优先权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实体法上的工资优先权和程序法上的工资优先权。各国立法既有在实体法上规定工资优先权,也有在程序法上规定的,尤其是在民法典中未规定优先权制度的国家,由于其他担保物权制度往往不能涵盖优先权制度的内容,只得在程序法中规定特种债权的清偿顺序来弥补实体法中未设立优先权制度的不足。还有的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地位,既在民法典中规定优先权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破产法中明确规定破产债权的受偿顺序。如法国,除在民法典中存在工资优先权的规定外,亦在《法国破产法》中规定了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第一个就是劳动法典所规定的有关劳动债权受到优先保护,债权数额确定之前,应当预先支付雇员的工资。 2.3成文法上的工资优先权与判例法上的工资优先权根据优先权立法形式不同,可分为成文法上的工资优先权与判例法上的工资优先权。大陆法系国家受罗马法的影响,一般将工资优先权以成文法典的立法形式加以规定。而以判例法为传统特色的英美法系,对罗马法优先权的继受没有体现在成文法中对优先权的规定,而是采取了功能化的继受。它们没有定型化的优先权制度,却出于现实的需求采取了一些与优先权功能相似的制度。例如英美法上的“lien制度”及英美国家遗产管理和破产清算中,某些特殊的债权人如雇员等享有的“优先给付权”。综上,各国关于工资优先权的立法模式之所以呈现诸多差异,除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因素存在差异以外,各国对工资优先权性质的不同认识,是导致工资优先权立法模式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了解相关工资优先权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工资优先权制度的法理基础,定性工资优先权的性质,也就成为正确理解我国新破产法中工资优先权制度设计的必然。 3工资优先权性质的法理分析 各国有关工资优先权的立法例,主要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民法典为代表,将工资优先权设定为一般优先权,视为独立的实体权利,即认为工资优先权属于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另一种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将工资优先权视为特殊债权的效力,即否认工资优先权是独立的实体权利。那么,孰优孰劣,在前已有所论述,而工资优先权除了具有优先权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特有属性,以下将在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理论基础方面做以下论述。 3.1劳动力权的概念及权利基础劳动力权不同于劳动权,劳动力权是市场经济中发展的一种新生的权利。劳动力权是指劳动者与企业缔结合约后,在国家法律制度限制条件下,由于使用其拥有的劳动力而引起的收益的权利,其本质上亦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力使用权商品化后进入企业所形成的以获取增量利益为目的,就企业重劳动力权理论是陈乃新教授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量利益关系说作为经济法学诸种学说之一,将经济法定位为“经济法是调整增量利益关系之法”。本文从经济法学角度对工资优先权性质的分析,即是以增量利益关系说对经济法的界定与理解为基础。增量利益亦可称为发展利益,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指人们对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的费用形成的剩余而产生的利益,这种剩余对人们而言就是一种利益的物化形态。尚未实现的收益(如产品利益)相对成本来说往往表现为一种可期待的增量,因为收益在投入经济成本之始,直至收益创造出来并实现这一阶段,总表现为可期待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增量(变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既得利益因其总表现为一定的存量,是一种存量利益,而期待利益表现为一种可期待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增量,是一种增量利益。可见,增量利益是指潜在收益中可期待的增加部分。把它概括为增量利益是为了更确切地表明它是一种协调管理生产与分配增量利益的经济发展权。劳动力权虽然在宪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一些国内法规对其内涵已有不同程度的解释。 3.2工资优先权与劳动力权的内在联系工资优先权与劳动力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劳动力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关系方面考察。劳动力权是从更深层面、更广泛意义上地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具体表现为,从权利主体方面,劳动力权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企业中的工人,即狭义上的劳动者,还包括投入的决策劳动与管理劳动的企业投资者与管理者。从权利的内容方面,劳动力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它包括:①劳动者维护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②劳动者自主支配劳动力的权利。③对企业财产的剩余分享权。劳动权与劳动力权中的劳动者维护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相竞合。从权利的功能方面,劳动权只能保障劳动力权人取回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至于劳动力权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却被别人占有。根据这种分析,可以认为劳动权是劳动力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或主要权项。而保障劳动权就需保障工资权(工资权又是劳动权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及工资债权,这不仅仅对劳动力所有者的生存有意义,而且劳动力的存在也是剩余价值源泉的存在,即是财产权人的财产保值和增值的必备条件,无论财产的保值还是增值都需要人的劳动力通过劳动来使它得以实现。因此,它比担保债权的保障更重要。有担保的债权可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受偿,但如果不优先保障工资债权,没有了所有劳动力的人,一切都将结束。综上,工资优先权应为工资债权效力的法定化形式,它既不是一项独立的实体权利,也不是完全超然于实体权利之外的顺序安排,而是工资债权内在效力与外在法律之合力。 4完善相关制度 对劳动者工资的保障与其说是一项制度不如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部门给予关注,而不只是劳动部门或司法部门的事。只有加强社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我国已成为较为常见的拖欠工资现象,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劳动者权益及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目的。5.1对工资优先权的保障程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相关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应给予在新破产法公布后享有相对工资优先权的破产职工以一定的倾斜性保护。可以享有在一定期限内有限度的“绝对优先权”,例如可以参照《德国破产法》第61条规定:“雇主破产时,破产前1年到期之工资、红利、退休金及基于劳工关系而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等受偿”。 4.2加强劳动监察队伍建设目前我国的劳动监察力度不够也是欠薪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又与劳动监察人员的不足有直接关系。以广东省为例全省专职劳动监察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要求,劳动保障监察人员与从业人员的配置比例应为1∶10000,但在我国各省份大多都未达到这个比例。 4.3建立企业诚信档案监控欠薪隐患企业针对工资支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强化对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工资台账和考勤档案的综合监管,积极改进和完善劳动合同标准文本,把工资支付的相关实现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劳动合同,努力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对存在欠薪隐患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控,从源头上遏制拖欠、克扣工资案件的发生。建立企业工资支付信息公开制度,制止欠薪逃匿企业转到其他地方新办企业。 4.4修改相关法律规范工资支付全国人大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法律和修改完善《劳动法》,以便在立法上采取“或裁或审”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确定劳动仲裁与一般商事仲裁一样的终局裁决的效力,法院仅在仲裁裁决书的执行阶段加强对其合法性审查。同时应在《刑法》中增加有关条款,例如对欠薪逃匿等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妥善解决公安等部门对欠薪逃匿的处理无法可依,改变对欠薪逃匿者缺乏严厉的处理和制裁措施的现状。 作者:于尧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经济法学论文:基于本质研究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直接作用于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较为宽泛,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法概念、调整对象等领域,其还研究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经济法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还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法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哲学角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运用历史方法统筹全局,运用比较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运用分析法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管使用何种方式,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从而获得我们自身所需信息。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创造出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者工具奠定前提条件,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充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思维运行方向受方法影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 2.方法的实质研究体现在信息加工、处理、转换过程当中。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个人价值取向等都是影响思维动作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导致主体信息取舍不一的重要原因所在,自然结果也就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以事物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才能够保证思维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从而较为准确的反映经济法存在的客观现象。相反,则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3.人们认识活动存在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方法影响,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较为准确的把握主观和客观的区别。经济法律现象其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假设没有科学的方法体系为理论支撑,认识复杂客体就会存在很大困难。科学的思维方式体现在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经济法学研究,能够不断拓展自身视野,提升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全面认识经济法律现象和发展变化规律两者间的关系,不臆造事实,以现实依据为基础,不掩盖事物真理,使得经济学内涵多个方面展现其魅力。相反,假设对事物只是简单的认识,以为停留在表面,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作者:贾怀志单位:山东舜德律师事务所 经济法法学教学论文 1经济法教学中“项目”的本质 这里的“项目”,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项工作任务,然而在教学工作中,其实质却是学习任务,而且不是单纯的学习任务,是以工作任务为载体的学习任务[3],是一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在这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承载的却是一系列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法律类高职院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一岗位群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或者说“经济法律项目”。而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教学项目基本上就来源于这些“经济法律项目”,因为“职业教育项目教学中的项目往往来源于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或者依据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需求自行设计和开发,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项目,都脱离不了企业真实工作情境的影响”[3]。所以,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在本质上包涵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工作任务,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遭遇的经济法律关系所带来的具体工作任务;第二个层面是学习任务,“教学项目”中的工作任务的实施和开展不是为了产生某种实质性或者实体性的工作成果,而是为了最终实现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如培养学生的优秀职业能力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教学项目中,不是为了让学生单纯的学会解决某个法律问题,而是要注重培养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岗位技能。总之,经济法课程中的“项目”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学习任务,这个任务承载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2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2.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 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4];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5]。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2.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6]。(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2.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2.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2.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2.1项目选择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2.2.2项目规划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7]。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2.2.3项目执行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2.2.4项目结束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3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8]。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优秀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优秀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优秀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9]。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3.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4小结 在高职法学教学中运用项目教学法,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和职业岗位意识的强化具有积极作用,符合高职法学教育教育“重技能、重素养”的改革方向,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教学,有利于提高我国高职法学教育的水平、创新高职法学教学的改革思路,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范婷婷单位:山东司法行政学院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现代性特征分析论文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经济法学基本方法 摘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关系重大。传统法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个体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着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着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证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经济法就是将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及克服市场缺陷的方法等理论的制度化。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与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论主导地位。他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体愿望和追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法学认为,经济活动应当排斥国家的干预,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走向幸福和繁荣。 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们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个体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模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新制度主义认为,个体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单独考察个体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 依现代经济法学主流理论,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决定着整体的特征和每一个个体的特征,整体规律在整体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远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得以确立,并孕育了经济法学的产生。因此,经济学研究要强调对经济现象的整体把握,注意在整体规律约束下的个体行为。 经济法学论文: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试论论文 内容提要:国际经济法以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为墓本范畴。交易权指国际经济法主体参加某一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管理权指国家对国际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经济主权指主权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经济活动的主权。这三权各自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间、有关国家与跨国经济交往当事人间、经济领域中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设想,以这三个基本范畴为支撑点,以交易权为基本线索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体系。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不是由人们随意设定的,而是取决于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以,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可以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法学以权利义务为其基本范畴,但这种权利义务在不同的部门法学中又表现为不同的子范畴部门法的基本范畴,从而使一个部门法学区别于另一部门法学。例如在民法学中,其基本范畴可归结为物权、债权。以此为优秀而延伸出的各项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梅成了庞大而完整的民法学体系,反映了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较为特殊的法律体系。目前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而不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排除国内法为其渊源,或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排除以经济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从而使国际经济法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以及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法的体系。随着近年来对国际经济法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已从其调整对象、组成范围等方面揭示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但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却一直缺乏必要的归纳,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完整性。本文认为,基子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的研究,可以将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归结为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三个基本概念。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种跨国商品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上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沿用传统的国内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范畴,而要另设“交易权”这一概念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国内私法,如财产法、合同法,尽管已融进了一定的公法内容,但其作为私法而存在的特征仍未消失。在私法领域中,任意法规范仍占主导地位权利人的意志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不由当事人自行设定也就是说,国家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仍体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则受到更多的限制。首先,一国政府对本国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会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国家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使得本国当事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某种商品出售给另一国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虽然并不影响本国当事人的物权的成立,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物权的行使。其次,除受本国政府所施加的限制之外,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还须受其他国家所设置的种种法律限制。例如,尽管各国政府通常都鼓励资本的翰出,但在得到有关国家的明确承诺之前,投资者是无法或不能安全地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的。在一个禁止外资输入的国家,尽管对外商的财产所有权不会提出疑问,但这种所有权却不会转为投资权。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范畴已无法揭示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有必要确立交易权这一新的范畴。 交易权的成立不能仅以一国法的确认为依据,而必须同时得到一项国际经济交往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法律的承认。国的商人若想在国投资,他首先必须获得本国政府对其资本外投的许可,同时他的投资又必须获得国政府的同意。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交易权的成立当然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脱离有关国家的立法而单独发生。换言之,不作为一国立法的组成部分的国际法规范不会对交易权的成立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交易权是一种其使用范围被有关国家所承认或限制了的财产权这一范畴并不涉及所有权方面的评价,而只是与财产权的运用问题相关。一国政府禁止本国当事人将某种商品输往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影响该当事人对该商品的所有权,而仅仅是限制其对其所有的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一国政府对该当事人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所有权通常也不能予以否认或歧视,这就是国际私法上的平权原则。由于工业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一项专利权在某一外国的成立必须以该国的特别认可为基础。但这种决定所有权产生的特别认可与交易权的成立并没有必然联系。国的当事人在国的专利申请获得批准不等于说他就有权向国的当事人转让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技术转让的交易不仅要有本国政府的许可,还要受制于受让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 交易权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交易权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交易权体现着有关国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的运用的限制。例如,有的国家在向某类商品的出口商发放许可时,要求其向对方定期索取商品使用情况的报告,这就在确立交易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没有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自由地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 交易权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又表现为各个子范畴。在国际贸易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贸易权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投资权在国际金融法学中,交易权应主要表现为借贷权在国际税法学中,交易权则无从体现。因为国际税法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它调整的不是经济流转关系,而是基于经济流转而产生的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就税款征缴而结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 管理权,或称国家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交往交易权可以说是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受到管理权的限制的后果。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经济交往都须接受有关国家的不同程度上的干预,而涉外经济交往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从而在有关国家的政府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十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经济管理权即用来概括地表述这种关系。 管理权与交易权不同它完全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虽然交易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干预,但它在本质上仍是私人的权利。在管理权限定的范围内,当事人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处理自已的经济科益。某种商品是否可以或须按什么样的条件输向国外由国家确定而将何种数量的商品在何种期何内按何种价格以何种方式出售给何方当事人则仍是由交易的当事人来确定的。 如果说交易权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具体内容是由交易当事人所确定的话,那么管理权的特征则在于其内容是由有关国家所单方面确定的,而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外国资本须依何种条件才可进入本国,向特定国家出口某种商品须申领何种许可,国际汇兑须依何种方式进行等,都是由有关国家以国内立法或国际协定的方式单方面加以确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强制国家的经济管理权源于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法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几。联 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宪章》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也许有人令怀疑《宪章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主权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主权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主权所包含的经济主权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主权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解释,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主权、自然资源的主权和经济活动的主权。经济主权也可分成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一国可自主地选择其经济制度,制定各种经济管理措施,决定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使用,规范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经济活动对外,一国财有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一起商定发展国际经济的方针步骤,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抵制他国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强制,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基础,而且也只能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权予以体现由于各国都同时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其经济管理权,所以必然会出现国家间的管理权上的冲突。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国家间就要通过协议对各自的权利加以限定,使有关国家就跨国经济问题彼此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以国家经济主权为基础。因为各国都享有经济主权,所以各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国身上。国家间经济管理权的冲突只能通过平等谈判,以表达各有关国家的真实意志的协议予以解决。国家间有关国际终济问题的协议不以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冲突为其全部内容,这种协议还会包含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内容,例如普惠制待遇的提供、投资安全的保障等,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繁荣。 三 在法学领域中,权利的概念总是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及经济主权当然也不例外。经济主权这一范畴揭示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有权官主地珍与国际经济关系,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管理相关的经济活动,同时又负有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义务。国家经济管理权则主要反映出有关国家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协商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单方面规定的。但也不是说国家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交易的当事人施加义务。在这方面,一国要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一国对跨国经济交往设置了过多的限制,则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二是其他国家的制约。一国在制定其涉外经济管理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不能违背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如缓解双重课税方面的允诺,杏则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则主要是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作为一种被有关国家的法律所限定的财产权,其权利人可要求他认、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可要求相关人对其因交易权而发生的债权的尊重。交易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要体现导致为某种债权,从而表现为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从交易权的范围的设定上看,它充分体现出有关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权也反映了有关国家同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主权和经济管理权是国家的权利,不能由私人行使交易权基本上是私人的权利,但在个别情况下可由国家行使。正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既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又可以行使私法上的权利,所以,对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行使的权利的性质的判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当一国政府从外国商业银行借款时,如果它没有明示地放弃其主权豁免身份那么,在其行使私法上的校利特殊的交易权的同时,是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管理权、经济主权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行为与先前的允诺不符而对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其实行财产方面的强制等。而在目前的国际贷款实践中,贷方银行往往要求借方政府在协议中订入“放弃豁免条款”及“遵从管辖条款”,从而将该项借贷活动确定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使借款国政府处于一般借款人的地位而不能申张公法上的权利。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间投资保护协议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这类条款的内容通常为当资本输出国根据某种事先的担保协议,向其在资本输入画投资的国民或其他投资者支付了赔偿金,则有权代位行使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果一国根据此类规定而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这种权利,尽管是国家行使的,却是私法上的权利,因为它是“代”私人之“位”而要求私人的交易权得到保障代位权的范围也不得超出投资者的权利的范围。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中,在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同时还通常规定,当出现东道国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的情况、或者发生国际法所认定的有关国家责任的其他问题,承保国政府保留以主权地位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这时,国家又跳出私人权利的圈沼,而以主权者的身份行使其公法上的权利了。 四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钓地位,表明了它们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揭示了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与国家的关系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梅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考虑以这三个范畴为支撑点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的完整体系。而在交易权、管理权与经济主权这三个范畴中,又宜以交易权为优秀范畴,因为第一,国际经济法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跨国经济交往为首要调整对象的第二,交易权本身即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存在,而经济管理权又植根于国家经济主权。 如果以交易权为线索来展开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交易权主体交易权的客体交易权的成立交易权的行使表现方式交易权的限制沐交易权的保护包括争议的解决。交易权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则表现为投资权。以投资权为优秀,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可简要地表述为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3.投资权的成立。资本输出国对海外投资的限定,包括鼓励与限缸海外投资韵法律措施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认许,包括鼓励与限制外国资本的法律措施。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6.投资权的保护。国有化。海外投资保险制。投资争议的解决。 国际经济法学的其他分支,也都大致可依据这种体例进行构造。这种以交易权、巷理权和经济主权为基本范畴,以交易权为基本线索而构筑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可以比较完整地揭示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有机地联结起各有关原则、制度和规范,从而或许可为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分析论文 一、从热闹浮华到冷静思考 中国经济法学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兴起的一门学科。“由于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要求,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实践的促进,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期间,出现了几十位经济法学家,创立了综合经济法学派、纵横经济法学派、纵向经济法学派、经济行政法学派、学科经济法学派等,呈现出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荣景象是由特定时代背景促成的。具体说来,是经济法沾了经济的光,经济法重点在“经济”而不在“法”,人们对经济的热望外溢辐射到了法律身上,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使得法律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人们不仅对经济法,就是对许多法律部门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都认识不清,以至于把经济法理解为有关经济的法,甚至是一切有关经济的法。特别是当时经济法学处于初创阶级,许多基本问题都尚在探求之中,不要说当时难以解决,就是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难以真正彻底解决。而当时许多实际问题,如承包租赁、两权分离、经营责任制,都是一时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当时经济法学的繁荣,客观地说是繁而不荣,甚至是虚假繁荣。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使这种繁荣成为昔日的荣光。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在立法说明中进一步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做规定。”上述规定和说明给经济法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使综合经济法学说分化,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解体,同时在经济法原有的领域内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即行政法,这大长经济行政法学说的志气,而这一学说认为,“单纯从国家行政权力活动这一点看,经济行政法与行政法没有区别。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的观点看来,经济行政法应当属于行政法中的行政作用法之一部。”[2](P•224)因此,该学说的根本宗旨与学科经济法学说一样都是否定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法律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民法通则得以颁行,正是说明民法通则所依存的商品经济取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从而使得立足于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也日趋式微。 中国的法学研究总是紧跟立法步伐,随立法转移而转移。民法通则的颁行掀起了民法研究的高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商事活动和相应的法律也层出不穷,这样,又有许多人分流到商法队伍中去了。结果,原先的“大经济法”已一分为三,人才流失,人气不旺。即使是留在经济法队伍中的人们也时常不务正业而旁及其他,如大多数经济法学硕士博士写的论文大都不是本来的纯粹的经济法学论文。凡此种种,都促使经济法学走向沉寂衰落。 这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这正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学科的发展往往会从热闹归于冷静。同样,经济法学也需要冷静,需要冷静的氛围,冷静的思考,需要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几十年来,许多人对经济法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经济法学说。但事与愿违,这种种经济法学说大多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缺乏解释力,这就必然遭致许多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反对。近来又传来对经济法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人民法院系统率先取消经济庭,改为民事庭,经济法已被宣告“破产”,这似乎为实践所证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过去的种种经济法学说,哪怕是错误的、失败的经济法学说表示真诚的理解和虔诚的敬重,经济法的先学失败了不等于经济法失败了。正视错误修正错误,总结失败告别失败,学科才能发展,学科发展也是在逆境中进行的。其实,正是在这种冷静非议的环境和氛围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发展。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有重大突破的经济法学术论文,如王保树的《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杨紫的《论新经济法体系》(《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史际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李昌麒、鲁篱的《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等;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学术著作,如李昌麒的《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史际春、邓峰的《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邱本的《经济法原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守文的《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还要指出的是,也是在这一时期,分别创刊了徐杰主编的《经济法论丛》(法律出版社),漆多俊主编的《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史际春、邓峰主编的《经济法学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李昌麒主编的《经济法论坛》(群众出版社)。这些丛书为经济法学论文的问世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促使经济法学重新繁荣。与此同时,新一辈的经济法学者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大量涌现,渐成气候[3]。 二、从众说纷纭到学说统一 经济法从其出现以来,已形成了各种学派,存在过种种学说,中国同样如此。如其中综合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具体社会经济关系;纵横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民经济管理,各个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内部以及经济组织与个体户、公民之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纵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具有经济管理性质的纵向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经济行政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活动中,与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的具有隶属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学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门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其任务就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历史地看,这些学说代表了当时条件下人们对经济法的最为典型和最高水平的认识,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内核为后学所继承和发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诸说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计划体制的缺陷,在今天看来,它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学界已有评析[4][5]。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法的研究局面相当混乱,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中国有了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学科来说,没有一致的承诺、共同的信守、基本的共识、统一的话语,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这种混乱不堪与法律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局面已大为改观。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法的学说和认识已是日益趋同。如,王保树先生指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最大的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但在如何认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上,他进一步指出,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管理关系和宏观间接管理关系[6];李昌麒先生明确提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7](P•198);石少侠先生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P•6);徐孟洲先生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9](P•31);张守文先生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职能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 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以此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10](P•208)。邱本先生认为,经济法立足于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又派生出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和盲目无序等妨碍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依法反对限制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但源于民法机理和行政法的特性,使得它们不宜对之加以调整而且实践证明,这个法也不是民法和行政法,而是对它们予以补充和促进的经济法,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11](P•2)。由上可见,尽管人们在具体表述上还有细微的差别,但都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其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这已成为最基本的共识,而且已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占主流的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学说之所以能从众说纷纭走向学说统一,首先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什么是计划经济,集中地说,就是用计划实质上是用人的主观意志去指挥经济活动,这是一种人治经济,它深受计划者的主观意志支配,往往因人而异。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受到计划者当然也是权力者的左右,使得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往往因人立论,为政策注释甚至偏解,难免有失客观和科学。随着计划体制的否定,立于其上的各种经济法学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使得经济法学说纯化了许多。什么是市场经济?优秀的一点就是资源主要由市场去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所以谁也摸不着,控制不了,进而也就无人能左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在真理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日益趋同,达成共识。因此,经济法学说的日趋统一,关键是人们找到了并共同立足于市场经济这一客观公认和公理性的基础。 其次,归功于经济法学者的不断反思和自觉调整。纵观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经济法学者不断地自我反思,无私地抛弃成见。如李昌麒先生关于经济法学说的基本观点就经历了从“纵横统一论”到“紧密联系论”再到“需要干预论”的发展过程。其实,学科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一个不断发现、改正错误和日益接近科学真理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完善。 再次,归功于人们对经济法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认识越是深入就越能抓住根本,而在根本上人们易于并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在根本上是道通为一的。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亦然。 三、从务虚到务实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研究注重务虚,即十分重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综合经济法学派等旧诸论,还是管理协作论等新诸论,都有着浓厚的理论旨趣,都着眼于从基础理论上把经济法说清道明,力求科学地回答到底什么是经济法。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它们未能达到较高理论水平,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虚幻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新秩序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体制变来变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法理论不断解构重构,各种经济领域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有的甚至是无法求解的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因为当时许多法律尚付厥如,自身并不完善,要法律解决这些问题,可谓勉为其难。事实上,许多问题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消解或不了了之。这就说明当时的经济法既没有真正的实践问题也无力解决那些所谓的实践问题。从上述两方面而言,我们说当时的经济法注重务虚。 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务虚,不仅是指经济法在理论上不能给人以真知,更重要的是经济法难以实用。经济法的一些常识性教条,脱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既没有解释力,也没有实践力,难以指导立法,难以规制应当由它调整的社会关系,难以解决具体的经济法案件。如果说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自有其独特的实用方式,是一种无用之用,人们不应用功利世俗的态度去要求哲学之实用,允许哲学在彼岸世界遐想的话,那么,对于经济法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来说,千条万条实用是第一条,不允许经济法是一门无用之学。经济法如果不能实用,经济法规则不能够切合社会现实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话,是难以立足的。 但如今,人们的研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非常偏好务实。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实践机会和广阔的实践空间,使得人们跃跃欲试;另一方面,是由于原理的研究需要深广的知识基础,扎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理论兴趣,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因而十分艰难。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法原理研究进展缓慢,表现欠佳,也使人却步,进而促使人们转向实践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转向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笔者反对的是,这种偏好务实已经有点走向极端,务实变成了惟实,以至于远离、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 我认为,加强经济法原理的研究意义重大。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但规则总是有限的、相对固定的,而社会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只能用有限的固定的规则去调整丰富多变的社会关系,这就难免出现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刻板与不适。为了弥补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消解法律调整的刻板、不适,法律在规定规则的同时还必须确定法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法律的原理、理念,法律实质上是规则与原则、规则与原理、规则与理念的内在统一,缺一不可,这正是荀子所谓的:“人无法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12]这里所谓的“志”和“类”实质上就是法的原则、原理、理念,是“法上法”、“万能法”、“补充法”,它们弥补了规则的局限性,消解了规则的僵硬性,使规则超越有限性扬弃僵硬性,从而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可见,原理对于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经济法更应如此,因为经济法的规则更为有限,更为固定,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决定了经济法更倚重经济法的原理,这也就说明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甚为重要。 经济法学尽管有了数十年的发展,但目前尚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经济法的研究还较浅陋,现状尚不如人意。经济法似乎为理性所冷漠,没有得到理性应有的审视,在经济法中谬误和缺陋比比皆是。经济法思想贫乏,还难以称之为学。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强经济法原理研究。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直接关涉人的权利、自由、安全,对它的运用必须有十分清晰明确地认识,如果贸然运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具体到经济法来说,贸然去追求它的实用价值,这实在是太危险了。目前在经济法的具体实证分析中,之所以显得单薄、浅陋和不太实用,正是因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不能提供丰富、深刻的理论资源予以支持。这正应了那句古训:理不通,事不成。 四、从借鉴国际到自我发展 “经济法”一词是舶来品。自从175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提出来以后,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制定过大量的经济法规,并形成过众多的经济法学说,许多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相同和意识形态相近等原因,其中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影响最大,它们的经济法学说在中国都有相应的翻版,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信奉。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即是最为典型的一种。 但由于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形成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巅峰时期,加之它忽视这种体制的弊病,甚至站在维护这一体制的立场上,因而它们本质上是各种阐发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性的经济法学说。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它强调纵横统一,并不是为了强调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同方面,而是排斥商品经济关系的独立地位,甚至是将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和服从于纵向经济关系;它认为企业是“机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被笼统地视为“领导关系”,坚持政企不分的立场;它肯定经济行政体制,为行政垄断辩护;等等。所以,它们传入中国不久,就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发生了碰撞。并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是向前深入,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就越是相背离[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对前苏联经济法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彻底抛弃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各种经济法主张。中国经济法学者并逐渐达到了这样的基本共识,即前文所指出的,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与一国政策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所谓的政策性,就是要求政策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从而也要求经济法研究不应照抄照搬他国经济法(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不成功的),而应立足本国,走自己的路,独立研究,自主创新。 其实,就中国法律来说,最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也许就是经济法原理了。 这是因为,一是经济法在世界上出现也只有百来年历史,大家都刚刚起步,起点相同,都处于探索创建阶段,差距并不大;二是在国外,即使是像美、德、日等经济法先进国家,也主要集中于竞争法和产业政策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具体法律部门的研究,并不很重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三是经济法极具各国特色,就像各国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和高下之别一样,各国经济法学也难分优劣高下。虽然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稍晚,但早就有人指出:“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研究的规模上,还是发展的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可以断言,过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中国气派的经济法学。 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盛行一种好引经据典的风气,即根据注解的多少来考量论著质量的高低和学者学问的多寡,尤其崇尚外国文献资料,言必称西方。不少人根据这种标准,对经济法学抱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从骨子里不承认经济法学有什么学问,是一门学科。因此,不管经济法学者说什么,写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听不看,以至于像《法学研究》等权威性刊物长期以来就极少刊发经济法论文。没有什么比这种固执和偏见更阻碍经济法学的发展了。我认为引证是必要的,但引证有两条规则:一是引证的必须是经典,二是引证以必要为限,不要堆砌,更不要炫博。其实,资料信息充斥与没有资料信息同样糟糕。过多的引证,不仅有掉书袋的味道,而且是学术自疑和自卑的表现。今天我们的资料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皓首难穷其经,已不可能完全通晓继受。我们往往深陷浩繁的资料之中不能自拔,资料尚未穷尽,早已精疲力竭,无所作为了。过分强调资料,往往依附依赖资料,不敢开放心智,这是对研究的束缚。资料少反而逼迫人们去自主思考,自我研究,这更有利于科学研究并取得科研成果。我们经济法研究不必受上述错误偏见的束博,而应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自主创新。 我认为,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结果,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上发生了凯恩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革命”,它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才真正登堂入室。但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占统治地位,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的思潮和政策仍然是主流。这一切都使得经济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连这个词都很少。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路径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变革,这种变革集中地说,是从国家(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向国家(政府)依法科学管理变革,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但从不否弃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尤其中国的具体情况是:疆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贫富差距较大;经济转轨,社会重大变革;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国情和世局下,要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绝不能仅仅诉诸市场机制,让市场放任自流。我们已日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要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持续发展,立足世界,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结合统一起来,缺少任何“一只手”都孤掌难鸣。只要看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要性,就会看到经济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我国有正视和强调国家(政府)这只手的重要性的历史传统并在日益改良完善它,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才是催生和促长经济法的最好土壤。 那么,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何作为呢?我认为,一是促进自由竞争,废除一切束缚和限制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让人们投身自由竞争,并在自由竞争中大显身手,把一切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把事情做到极致。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二是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结构合理,供求平衡,分配公平,社会正义,使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快速高效地发展。宏观调控是国泰民安、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必要保障。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和市场法制建设的实践,为中国经济法(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那么,国家之手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这个法正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部门,它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其宗旨就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因应的,或者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之手的法律化和法治化。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法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称为“经济宪法”。如果我们能从这个高度去认识经济法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经济法学。可以斗胆地说,也许将来,中国经济法(学)会成为国外学习的蓝本,并为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中国人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五、经济之法,要经世济用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经济法来说,总是首先表现为一条条的规则,而且是可以实用的规则。可以说,形成规则、制定法典,为国家社会奠定一套优良先进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促进国家和社会长足发展,这是包括经济法研究在内的一切法学研究最神圣的使命和最伟大的贡献。因此,能否制定为规则,规则制定得怎样,在实践中效果如何,是检验法学研究的最高标准。尽管近年来,人们加强和深化了经济法的研究尤其是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但无庸讳言,确实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经济法研究还没有形成为具体的法律规则,若连具体的法律规则都没有,还谈什么实用价值!如计划法即是如此。按理说,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谓经验丰富,教训深刻。而且一直以来,经济法学界都在极力倡导以计划法为“龙头法”构建经济法体系,但即使有这种大好时机,我国也未能制定出一部计划法。现在早已时过境迁了,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否定计划,认为计划法更是不值一提了。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人具有理性,会思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总是“先思后行”,甚至“三思而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只要是人的经济活动就必然具有计划性。因此,我们改革的是计划体制而不是否定经济计划,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是否定不了的,而且历史反复证明,越是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是需要未雨绸缪,整体规划,宏观调控,也就是说越需要计划。计划,作为一种与市场相辅相成的资源配置手段,关系国计民生,涉及整体全局,影响长治久安,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无法可依,这是不可想象的,计划无法可依,哪还有法治经济可言?!经济法学者应该深入细致研究,汇通古今中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借助法律原理和技术,为中国制定一部计划法,详细规定计划事项、计划主体、计划权限、计划程序、计划方法和计划责任,使计划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的计划工作实现法治化。 与之相反的是,财政法和金融法这两类法律倒是法律规则很多,甚至多得不胜其烦。打开这两类书,里面充斥着规则,有的甚至是堆砌规则,令人无法卒读。这里有必要重申一种认识,即并不是法律规则越多越具体越细致就越务实越有用,有时还恰恰相反。如老子就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叔向认为:“国将亡,必多制”;古罗马塔西陀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孟德斯鸠也发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总是简单的”。法律规则多如牛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掌握能力,根本无法运用,形同虚设,也谈不上有何实用价值,即使有人具有超凡的能力悉数掌握了法律规则,也未必运用得了,因为法律规则仅是法律之一面并且是末的一面,法律还有比它更根本的一面,即法律的精义。真正影响人的思想从而规范人的行为的依然是公平、正义、自由、权利、博爱、责任等最原始又最简朴的理念,而所有规则都不过是它们的具体化。 一般说来,法学研究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完善的程度,上述无论是计划法尚未形成规则还是财政法、金融法规则太多,都说明计划法、财政法和金融法的研究不够,尚待大力加强。但也有例外,比如反垄断法。在经济法领域,归属最没有争议的就是反垄断法,经济法本来就肇端于反垄断法。在目前经济法学研究中,研究最充分深入,成果最多的也是反垄断法,有关部委召开了许多次反垄断法研讨会,也提出了反垄断法建议稿,人们针对该建议稿还提出了许多修改完善意见,可是该法依然迟迟不能出台。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各自认为反垄断法执行机关应设在自己部门内,由自己行使反垄断法执行权,互不相让又相持不下。这也说明经济法的实施有一定的特殊性。经济法的实施往往为私人所不能为,为私力所不能救济,它要求国家机关公权力的介入干预,因此,国家机关的态度,执法人员的素质,公权力行使直接影响着经济法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法的实施与经济法学研究没有太大的联系。 怎样看待经济法的实用价值,除了纠正那种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作用的做法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并非一定要实施经济法才能发挥其实用价值。回顾经济法,不难发现经济法大多是在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尤其是国难当头之时才大显身手,而在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国泰民安之时却不显其要。经济法本质上是故障排除法、校正纠错法和危机对策法,只有在社会经济出现故障、存在失误、发生危机时才启动实施,否则就悬而不用。那么,悬而不用是不是就形同虚设并无实用价值呢?并非如此。日本为了应对物价高涨等经济异常事态,调控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资及其供求关系,确保国民生活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制定过《稳定国民生活的紧急措施法》等法律和法令。但实践证明,这些法律实际上几乎没有得到实施,上述法律的效果是暂时的、有限的和心理层面的,如紧急立法对于物价暴涨的对策只能起到类似向发烧病人注射强心剂的作用,因为针对物价暴涨现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开展适当的需求管理,而不是简单运用法律手段便能够加以解决的。如果使用过度还会带来生产停滞等相反效果。但即使如此,法律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物价失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心理作用的影响,而上述法令恰恰可以收到抑制投机心理不使其过热的效果。(参见《第九届中日民商事法研讨会议材料》。)对于经济法来说,也许悬而不用才是大用。我们并不期望经济法频繁长期而广泛地实施,因为那样的话,正说明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存在失误发生危机了。 六、立足市场经济,与民法和行政法并驾齐驱 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的立足点,只有坚定地立足于市场经济,经济法才能正确定位。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必须反复研读的一本大书。研读得怎么样,直接决定着人们能否科学有效地回答经济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经济法中,人们经常被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问题。要科学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应从分析市场经济的属性开始。 (一)市场经济的属性 1.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市场经济,主体众多,对手林立;独立自治,竞相博弈;商品丰富,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买卖自由,择优交易;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等等,这些都表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自由竞争,这正如艾哈德所指出的,保持自由竞争,乃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基础,只要哪里的自由竞争不受任何限制,哪里的自由竞争得到法律保障,哪里的市场经济基础就能存在,也会受到社会上的极端重视[13](P•101)。 2.市场经济的派生属性之一 市场主体在天赋条件、能力素质、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信息状况、市场机会、竞争实力等力面都存在着千差万别,这些有差异的市场主体被推向市场置于形式平等的同一规则下去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生产集中,最终形成垄断,垄断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正如列宁所说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14](P•585),“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4](P•585),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 律”[14](P•585)。 垄断排挤弱者,相互勾结,使本来相互独立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大为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这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的釜底抽薪。垄断是一种市场霸权,仅凭垄断优势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因而通过发明创造和科技进步去赢得市场的动力和压力就大大减少了。垄断是经济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专制,垄断妨碍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这些都说明,垄断具有严重的弊害,但由于垄断者本人不会自己反对自己,而其他非垄断者势单力薄,因此只能也必须由国家介入,实行国家干预,以强权对强权,才能奏效。这就说明反垄断要求国家去维护市场自由竞争。 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人们是经济人,难免惟利是图,为了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有时会进行不正当竞争。如假冒仿冒、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非法倾销、强制搭售、有奖销售、商业诽谤,等等,但对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是市场自身所能完全解决的,也不是市场经营者所能自觉修正的,更不是消费者所能自力维护的,必须由国家进行干预,对市场正当竞争加以维护。 3、市场经济的派生属性之二 主体众多,中心多元,向度各异,私利为本,权利分立,决策分散,目标不一,这些都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14](P•592),这就使得市场自由竞争在一种无法总体控制的未知环境下进行,只能听命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茫然不知所措,必然具有盲目无序性。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越是社会化,信息就越具局限性,市场自由竞争的盲目无序性也就越大。 但由于仅有私权,力所不及,不可能克服市场自由竞争的盲目无序性,只能由处于社会中央,信息丰富而集中,享有公共权力,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机构尤其是中央国家机构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实践证明,国家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完成这一任务。 从上述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派生属性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垄断性、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性和盲目无序性,都会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社会有效健康稳定协调地发展,必须加以克服,而这又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以维护市场竞争和进行宏观调控才能达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由国家干预而形成的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二)对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 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而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关系,必须依法加以调整。但具体应该由哪个法律部门调整呢?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1.民法 民法能否调整,这取决于民法自身的规定性。 我们知道,民法是主体平等法。但这种平等是形式平等、抽象平等,无视市场主体之间的千差万别,把他(她)们置于同一起点上和同一规则下的契约自由和自由竞争,结果生产集中,导致垄断。这是民法规则的必然结果,垄断表明市场主体不平等不自由,并反过来限制契约自由,阻碍市场自由竞争。这是对民法的异化,而这在民法的框架内又难以解决。可见,民法滋生垄断但无力反垄断。同样,民法是私人本位法。民法的主体是私人,民法的优秀是私权,民法的宗旨是保障私益。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们会滥用私权,而置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于不顾,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正当竞争。仅靠民法的私人自治和私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介入和公力干预。另外,民法是意思自治法。但这种意思自治只能是从私人角度就私人事务进行,而且深受私人地位、私人信息和私人能力等限制,只能是微观自治,不可能是宏观调控。 上述民法的自身特性说明,民法不宜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2.行政法 行政法能否调整,这取决于对行政法的科学理解。 要理解什么是行政法,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行政。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执行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命令永不能成为通则。”[15](P•192)洛克认为:“在某种场合,法律本身应该让位于执行权……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16](P•99)卢梭说:“行政权力并不能具有象立法者或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因为这一权力仅包括个别的行动。这些个别行动根本不属于法律的能力。”[17](P•51)孟德斯鸠指出:“行政权的行使总是以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为对象。”[18](P•161)归纳上述种种论述可见,行政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是一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而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法律则不宜调整,因为“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立法者并不关注那些只发生过一两次的情形”,“法律不理琐事”,“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19](P•225-226),“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20](P•58)所以,那种认为行政法就是调整行政关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不能笼统地这样认为。 由于行政在管理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构成巨大的威胁,这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不能不有所规制的。尽管不能规制具有特殊性的行政作用的对象,但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运用行政权力管理行政对象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套程式、有共同的内容,如都要涉及行政主体、行政权限、行政程序、行政诉讼、行政责任等问题,它们具有普遍性,可以形成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这些法律构成所谓的行政法。这正如伯纳德•施瓦茨所断言的:“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21]。因为行政法的宗旨不是行政管理而是管理行政,即制约和规范行政。因此,行政法,“它通常专指规定政府官员和机构权限的法律,而不是指如‘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所的各种技术规则和规章”[22](P•172)。或如施瓦茨所指出的:“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21](P•3)。 而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具有普遍性,则与行政法的质不相吻合。 长期以来,经济法夹在民法和行政法之间,可谓两面夹击。因此,正确处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以民法为参照,是对民法的补充,民法与经济法相依而存。只有对民法的规定性有根本的把握,对民法的局限性有清楚的认识,才能理解经济法,因为经济法开始于民法存在局限性的地方,是对民法局限性的克服。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紧紧相连,与行政权力密切相关,有时政府干预、行政权力是行政法规制的优秀,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与行政法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与行政法内容交叉,互相交融,因此,对经济法来说,与行政法同行,与行政法合作,借鉴行政法是经济法所应有的态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从国家本位、政府干预一切到个体本位、私人自治为主的历史,与这一历史发展相适应,法律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以行政法为主、行政法体系包罗万象到行政法体系逐步分化、各种法律日益从行政法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经济法就是从行政法体系中分化出来并独立于行政法的一个法律部门。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是拉动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三驾车”。 七、直面自身问题,不断完善自我 经济法基础理论没有完全科学化导致了经济法学尚未完全科学化。具体说来,应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在这套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原理,这套原理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能够解释许多现象并广泛应用。只有基础理论科学化了,经济法学科才能科学化。因此,有人认为应当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或者有用的东西并否定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此,我完全不敢苟同。 人的认知能力与客观对象之间是存在相当差距的,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人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认知客观对象。我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客观事物,这个“事”和“道”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目前我们没有完全认知它而已。但这不是放弃认知它甚至否认它客观存在的根据,相反,是努力认知它的理由。人的个性和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的善于抽象理论思维,有的长于具体实证分析。本来,这两者都是同样重要和必要的,而且它们取长补短,还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但在经济法学界,我们却有时以已之长攻人之短,特别是那些热衷于具体实证分析的人,不但自己不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而且反对别人去研究它,这是不足取的。不要用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情况去诋毁将来的研究,过去和现在研究得不好不能说明将来也研究得不好,按照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将来的研究肯定比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要好。 本人曾参加过数次经济法学研讨会,一个切身的体会或感受就是批判激烈。 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对经济法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当然要正视,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天生成熟的,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历史进程。因此,对经济法来说,需要的不是嫌弃拒斥而是理解宽宏,需要的不是恶意的、破坏性的打击指责而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指正,需要的不是对抗封锁而是对话交流;相反,只要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就应肯定鼓励,并助其成长完善。经济法如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成熟一样,需要人们的理解、热诚、扶持、智慧和汗水。只有这样,经济法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并立于法学之林。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要批判,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批判,最起码批判的武器应比批判的对象先进高明,在批判旧事物中能发现新事物,在批判错误的东西时能指出正确的东西。毋庸讳言,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经济法学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学科的建设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固执的偏见更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发展了。传统学科,仅就继受就十分不易,要说发展就更加困难,充其量只能在已继受的基础上进步一点点;而那些新兴学科,处于奠基创建阶段,要解答问题,特别是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要有抓住根本并以理服人的理论气魄。学问贵在创新,从这个角度看,研究那些新兴学科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人们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不断补充新智识、援引新的方法、转换新的视角,这是一种可喜的新现象。因为经济法学研究因补充新智识而注入源头活水,因援引新的方法而柳暗花明,因转换新的视角而面目一新。但应当指出的是,那些被补充进经济法学中的智识尚未完全被经济法学所消化吸收,那些被援引到经济法学中的方法尚未内化变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那些被转换的经济法学的视角尚未使经济法学革故鼎新。不难看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更多的是重复谈论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而对它们的经济法学本体化则涉及不够,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对许多经济法学研究来说,工作完成了,但最主要的任务还没有开始。这些都说明,那些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两者结合不紧、协调不够、整合不好,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成为经济法学自己特有的智识、方法和视角。我认为补充新的智识、援引新的方法和转换新的视角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使它们经济法学本体化。这是经济法科学化的重要方面。有人曾指出,18世纪是宪法的世纪,19世纪是私法的世纪,20世纪以后是经济法的世纪。不少人以为是戏言,但是我认为是预言,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框架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法益主体框架、比较框架、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总结和分析这些研究框架,有助于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优秀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起诉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起诉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起诉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起诉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起诉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起诉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起诉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起诉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起诉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正因为经济法兼有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不能只限于审判案例研究,还应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审判案例研究虽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来寻求和弥补法律漏洞从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诉性规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论案”的基础上作出“就法论法”的建议。制度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某种具体制度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种研究突破了可诉性规范的范围,将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联系起来作整体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论法”的传统研究格局,将法律置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经济法学应当比传统法学更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创新或重新设计更为频繁,强调经济法学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尤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异是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坐标以及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没有哪一种框架足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们对研究框架归纳和选取受到了认知目的、知识结构、观察视野、占有文献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些框架来源于现代研究活动,因而具有时代意义。理论的进步需要有方法的协力。经济法学的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在于缺乏有力而严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够适应性的研究框架。加强对经济法学研究框架的总结和探索,有助于我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探究论文 摘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优秀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论文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优秀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优秀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优秀。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转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知识经济与经济法学发展研究论文 知识经济”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迅速传播开来。在国内,知识经济的概念也引起了科技、教育、经济、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对经济法学界来说,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经济立法要注意科技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1.因为高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有赖于科技进步来解决,所以,“经济法制须内蕴以科技优先发展为优秀的立法理念”,激励各门类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才经济,人才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更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切实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现代经济法制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要义。立法一方面要着重激励高科技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术发展的副作用。本世纪以来,科技空前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严重,还有电脑病毒、因特网上的信息公害问题、网络贸易犯罪问题、驰名商标被抢注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立法工作者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眼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 二、经济法学研究领域要拓宽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网上贸易、电子合同、电子货币蓬勃发展起来,但同时也带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税收、外汇、商品交易的控制以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保护等问题,亟待经济法学重视。经济法学应当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拓宽研究领域。 1.因特网上的信息公害问题。因特网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但大量非法信息、盗版信息也充斥网上。这既是制定《网络法》和《信息法》时应该规范的问题,也是经济法学应该规范的问题,经济法学应该重点加强对信息消费者和网上商业秘密以及经济安全等问题的研究,切实保护信息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网上商业秘密不受侵犯,保障经济安全。
财政研究论文: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研究财政研究的论文 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超常规增长和无序膨胀却是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对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合理的非税收入秩序,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制度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一、非税收入概念的提出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和口径。在国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现“非税收入”一词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即财库[2001]24号文件中。其后,《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要“确实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的(财综[2003]29号)文件中,第一次对 “非税收入”概念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界定:“中央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属于政府非税收入。” 这种从“预算外资金”到“非税收入”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上认识的深化。 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税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资金管理方式进行的分类。现在提非税收入概念,表明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实施)和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可以逐渐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目前非税收入的主体还是预算外资金,但有相当一部分非税收入已经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随着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深入推进,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二、我国非税收入的现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非税收入数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欠规范 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1953年,预算外资金只有 8.91亿元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4.2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47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30.6 %;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权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非税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体系中的地位由“拾遗补缺”,演变为占据“半壁河山”,成为与预算内收入、税收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 3855亿元 ,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 97.7% .1993年调整口径后,预算外资金收缩到相当于预算内1/3左右,但增长仍迅速, 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数为 3893亿元 ,仍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 根据下表反映的情况,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640.15亿元,增长了4.83倍。 由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既非预算内也非预算外的灰色财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虑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结果中并未将其纳入“非税收入”规模。 即使这样,根据上表数据,我国非税收入占财 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了50%,世纪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国非税收入超常规膨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地方层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税收入总额达到278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36倍;而且从增长速度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1998-2001年,该省非税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5.33、3.01和6.89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税收的增幅分别高出10.55、4.76和6.46个百分点。广东省2009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499.42亿元 ,比上年增长36.6%,占一般预算收入的41.56%,但考虑到非税收入的口径比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过50%.非税收入大于税收的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要平缓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地方税源相对充裕,不必像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那样,要更大程度上依赖非税的途径筹资。 地方非税收入的过度膨胀和无序混乱有其直接的体制背景。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现行地方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 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管理上职权分散,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尽管经过多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9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此外,更严重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业和居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仍然屡禁不止,秩序混乱,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甚至没有基本的标准,由具体执行人员掌握,收多收少、收与不收弹性大,随意性强。再有,尽管有关收费规定对收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监管上的疏松薄弱,许多费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体制转轨是我国非税收入膨胀的大背景。非税收入(尤其是预算外非税收入)的产生以是以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打破为背景,其发展则以体制转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释放其长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其无序膨胀则是以转轨时期监督和约束机制薄弱为基本条件。 在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非税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压力。归纳起来,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来落实自己扩展了的事权。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经济管理权分散给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并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强化了自己的事权。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门分散事权的同时,相应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资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预算内称之为收入上解或支出补助的转移支付存在较严重的非客观性而苦乐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扩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走非规范之路来落实资金以履行职能(职能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并不愿仅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权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分配权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也快速膨胀。事权趋向于演变为财权,财权反过来又支撑事权扩大。 第二,各级政府间彼此戒备,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约束的资金。转轨时期,我国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规范政府间财政资金分配原则并强化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当看到,改革效应是递增的,初始目的的实现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须承认,各级政府间的彼此戒备和算计从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规则的存在势必促使各级政府维护本级利益并尽可能扩张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规范远不足以保证上下双方利益边界的清晰和稳定。在确定政府间财力分配时,决策中往往是上级说了算,下级只能提建议,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这样,下级政府 干脆就把资金划到预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为政府之间的资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观、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级政府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不断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财力。当然,这种情况在经历了1994年比较彻底、具有突破性的财税改革之后,已有所改变。 第三,“正税”的税源流失较严重,导致预算内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预算外、体制外资金。我国的名义税率始终远远高于实际税率,各种纳税主体都在通过多种办法规避税收,税收征管机构依法治税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标准,因而偷漏税和越权、滥行减免税普遍存在,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也使各部门、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收费和自主政策来筹措所需资金来缓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利环节在本位利益驱动下,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政府系统及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几度出现“创收”高潮,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门,除创办出来的经济实体要以种种方式对政府部门的权力环节上交部分收入之外(这种情况即使在名义上双方“脱钩”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种“费”,以“办公(办案、办事等)需要”为名索要钱物,等等。所有这些政府系统创收而来的收入,一部分归入预算外,另外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曾归入“制度外”。在非税收入在部门、单位收支挂钩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尤甚。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的越多;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近年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之后,还有不少暗中的“挂钩”关系。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收费的多少与单位的福利水平、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是收费过多过滥、膨胀不止、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动因。 第五,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市场、技术和体制诸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某些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使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进而公共服务与商业性服务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于是原本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政府部门及权力环节,更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扩张这类收入。 第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在一些相关文件中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审批附加费、建设费的职权。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执行起来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费项目和标准管理分开,收费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开,人为地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二是行政性收 费和事业性收费按同一原则进行调控,不利于区别对待加以合理化;三是管理收费的不同部门,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存在差异,加之法律约束乏力,导致一些在中央得不到审批的收费项目就分散到地方审批,在一个部门得不到批准就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审批,以某种名目得不到批准就换个名目审批,因而成为导致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的一种体制性因素。 第七,政出多门竞相收费的机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有关。政府行使职能上“缺位”与“越位”并存,政府与市场得分工界定模糊不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划而不清,界而不定,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严重。因而在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换的过程中,每次体制变革都容易衍生出一些靠收费“吃饭”的部门,行政机构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预算内财力无法满足政府规模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开支需要,于是非规范的非税收入就成了支撑政府运转的一种选择。 第八,国家某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预留资金缺口是某些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出台的重要原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政府财力在这种巨大的资金需求面前往往不足,而这些重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工程的开工建设又时不待我,这种建设资金缺口就往往通过开征新的基金或收费等非税收入的方式来弥补。例如,为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国务院决定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电网就按0.3 分/度的标准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扶贫地区及农业排灌用电除外),1994年起征收标准改为0.4 分/度,1996年起,在原征收基金的基础上,对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将征收标准提高到0.7 分/度。截止1995年底,三峡建设基金为工程提供的建设资金占整个工程建设资金总需量的一半左右,成为三峡工程建设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南水北调”工程中,中央财政(包括国债资金)直接投入也只占总投入的20%左右,40%通过银行贷款筹集,余下的部分则要通过水费加价征收“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来补充 . 第九,诸多法律法规本身所规定的非税收入项目过多、过杂。例如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就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等多项收费;《森林法》规定的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征费项目;《教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征收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费附加。此外《水法》、《矿产资源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实施条例或办法,在界定行政管理权时都分别明确了相应的收费或基金开设权,甚至有些由不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征收项目,由于缺乏充分的协调而出现交叉或重复。这种由关于某些特定行业和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来直接设定征收项目也是形成我国非税收入项目数量过多、规模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问题研究综述财政研究的论文 1、房地产开发过程和交易环节税费复杂交叉,税费混乱,费挤税现象严重。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费体系中租、税、费混杂现象严重,具体表现在:(1)以税代租。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土地有偿使用的一项措施,税项中含有租的因素,征税混淆了税收与地租的界限。(2)以费代税。对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内资企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免征此税,但外资企业须缴纳土地使用费(场地占有费),造成以费代税,致使内外资企业间税费并存。(3)以费挤税。目前,我国涉及房地产业的各种收费项目名目繁多,且费项总数远多于税项总数。仅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收费项目上看,有的地方各种收费(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商业网点费等)多达50多项。从收费比例上看,各项收费占销售收入的35%左右,相当于经营成本及费用的70%.收费过多,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导致房地产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严重扭曲了房地产商品的真实价值,直接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二是使房地产开发者和消费者都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房地产开发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三是抑制了真正意义上税收的培育和成长,“费大于税”的状况使得国家税收政策难以发挥其作为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四是收费权力属于基层部门,较为分散,且缺少约束,容易形成一种竞争收费的态势,直接扭曲了收费的性质,变成了部门创收,更容易孳生腐败。 据调查,我国城市涉及城建和房地产业的收费有几十项,其中有经过中央和省级相关部门批准的合规收费,也有一些不合规收费。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房地产税收体系不完善,所筹集的税收收入过少,而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入的重要性对于地方政府是不言而喻的,房地产收入的不足必然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而由于税收管理权限的过于集中,地方政府通过调整税收制度来增加收入几乎没有可能;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基金、收费等形式筹集收入又是被允许的。因此,一些地方税就披上了费的外衣。同时,由于收费单位所有制和管理上的弊端,其具有很强的内在膨胀倾向,从而最终形成收费泛滥、费挤税的状况。 2、税收政策不统一。 目前,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采取“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的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两套所得税制。对内资房地产企业开征企业所得税,而对涉外房地产企业开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2)两套房产税制和土地税制。对内资企业开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而对涉外企业则只开征城市房地产税,并且仅对房产征税,对地产不征税。(3)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内外有别。对内资房地产企业开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而对外资房地产企业则不征收此项税费。(4)耕地占用税政策内外不统一。对内资企业占用耕地征收耕地占用税,而对外资企业却不征收。 3、税负不公平。 从计税环节来看,房地产税收集中在建设的增量方面,即在房产和地产的流通交易环节设置了主要税种,而在房地产保有期间设计的税种非常少,且免税范围大。这种典型的窄税基模式造成了明显的税负不公。交易环节的税费过于集中将提高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从而带动整个市场价格的上扬,制约市场正常的生产进程。另一方面,房地产保有环节税费种类过少,阻碍了土地有偿使用市场的建立与健全,大多数由使用者无偿使取得的土地仍然近似无偿地被持有着,抑制了土地的正常交易,阻碍了划拨存量土地步入市场的进程,使得土地作为资产的要素作用无法得到发挥,土地闲置与浪费现象日趋严重。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存在违背公平原则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因纳税人身份不同而税负不同。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存在内外两套税制,内资企业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外资企业缴纳城市房地产税,且仅就房产纳税,地产不需纳税,其税收负担低于内资企业。 2)因经济行为不同而税负不同。现行房产税规定,企业自用的房产按照房产原值扣除10%-30%后的房产余值每年按1.2%的税率计征,而现租房产则按照租金收入的12%计征。这种规定导致了两种税负不公状况的产生:(1)处于城市繁华地段的老房产,由于其建造较早,因此账面原值较低,但由于其所处地段较好,若出租则租金往往高于按照房产原值课税与按照房产租金课税税负相等的平衡点。(2 )处于稍偏远地段的新房产,由于其造价较高,有时租金收入会低于按照房产原值课税与按照房产租金课税税负相等的平衡点,此时自用房产会较出租房产承担更多的房产税。因此,现行房产税的规定常常导致同一房产仅仅由于自用或出租的经济行为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 3)因所处区域不同而税负不同。我国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课税范围均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而处在这些区域之外的房产和土地则不需纳税。目前,许多企业都坐落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课税范围之外的区域,其与坐落于城镇的企业在对公共品的享受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却不需承担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尤其在城镇与非城镇的交界处,一些地方同一条街道两侧的企业,一侧要纳税,而几米之外的另一侧的企业则不需要纳税,更加彰显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课税范围规定的失当。 4、房地产税收入规模偏小,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的需要 我国现有的房地产税收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外资)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地方性税种,收入规模偏小,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的需要。由于房地产税的课征对象无法隐藏,税源比较稳定、广泛且比较容易控制和管理,因此在很多国家的财产税乃至整个地方税收入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美国,房产税占财产税的六成,其税收收入占地方税收入的比重达到40-50%.而我国房地产税开征以来规模一直偏小。例如,深圳特区2009年度房产税(深圳市已率先改革,内外资统一征收房产税)的入库额为84,574万元,占地方税收总收入的3.4%,房地产税收的财政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5、税种结构不合理。 中国现行房地产税制构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房地产流通环节税种多、税负重,而在房地产保有环节课税较少,且税收优惠范围大。这种设置的消极影响有:(1)土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土地保有阶段课税少、税负轻,在流通时则多个税种同时课征,这相当于给了土地保有者无息贷款,即只要土地未进入流通,就无须为土地的增值而纳税。这种状况无异于鼓励了土地保有,使土地保有者以低成本长期持有土地,等待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时,土地保有者为了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及时出手土地,往往只对土地进行简单的开发,以空地或低利用率的方式保有,不利于土地作为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2)进入市场流通的土地要承受过高的税负,抑制了土地的流动和正常的 市场交易,助长了土地的隐性流动,逃税现象因而增多,这就从总量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阻碍了大量划拨存量土地进入市场的进程,减少了土地的有效供给,激发了土地价格上涨。(3)在房地产保有阶段发生的价值自然增值部分,由于没有有效的税收调控机制,政府不能充分参与增值的分配,只能任由其流向房地产的实际保有者。(4)我国目前没有对闲置土地和荒芜土地问题进行明确立法,难以通过法律形式对其加以规范和促进其合理利用。对其保有者在土地使用税等方面给予税收减免,不利于解决土地利用率低下和闲置、荒芜的状况。(5)从国际房地产税收体系设置来看,大多数国家均对本国居民纳税人在国内外拥有的房地产征税,而我国对本国居民的海外房地产纳税问题,目前尚无法可依,从而使国家丧失了对纳税人的这部分财产课税的权利,这不仅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会使国家的税收主权遭受侵害。 6、征税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只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而把广大农村的一些应纳税对象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同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均把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的自用房地产以及个人所有非经营用的房地产等列为免税对象,使征税范围非常狭窄。应当看到,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我国当前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与这些条例当初制订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地区已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房产规模急剧扩大,经营用房快速膨胀,完全可以纳入征税范围,作为国家税收的稳定税源。(2)随着中国事业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属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将逐步实现市场化和企业化。由于其性质己属于企业,因此它必须承担纳税义务。(3)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高收入阶层通常选择面积大、地段好、各种 服务设施齐全的住房,因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对居民自用住房完全免税,不仅使国家放弃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还违背了多受益者多纳税的公平原则。 7、计税依据不科学。 (1)我国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课征方式。这种课征方式使税额不能随课税对象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具有税源不足且缺乏弹性的缺点,不能发挥调节土地级差收入的作用,也无法对土地闲置现象和土地投机行为起到应有的调节。(2)我国现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分为按房产计税价值征税的从价计征和按房产租金收入征税的从租计征。从价计征的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乘以1.2%的税率计算缴纳。这种折余价值依据的是历史成本,并不反映房产的市场价值。通常而言,先建成的房产成本低于后建成的房产,以其历史成本为计税依据, 势必将先建成的房产的税负转嫁给了后建成的房产。这使得两块本来市场价值相当,能带给其实际占用者相似收益的房产,因为历史成本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有违公平原则。同时,由于房产市场价值通常都高于其历史成本,这使得房产一旦出售,就要按较高的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额,加重该房产拥有者的税收负担,以至阻碍房产的交易。从租计征的房产税是以房产的租金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乘以12%的税率计算缴纳。房屋的租金一般是根据租赁市场的行情予以确认。因此,与按历史成本计税的从价计征相比,从租计征的税负明显高于前者。除了房产税,出租房屋还要缴纳营业税、土地使用税、所得税等其它税费,使得房屋出租这一行为的综合税负非常高,从而导致大量隐性市场的偷漏税交易。 8、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立法层次偏低,税收法规多变。我国现行房地产各税,其法律依据均为国家行政机关制订、颁布的《暂行条例》,而不是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税法,立法层次较低。有些20世纪50年代开征的税种,几度废立或变更,有失国家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税权过度集中于中央,难以满足房地产的区域性特点。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税权过多地集中于中央,地方只有征管权而无立法权,难以适应房地产的区域性特点,无法促进房地产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3税收征管的配套措施不完善。我国目前的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尤其是缺乏私有财产登记制度,致使不少税源流失,更出现化公有财产为私有财产的非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管的力度。同时,与房地产税收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和房地产税收评税政策不健全。应当看到,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是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需要定期对房地产进行评估,这就对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税务部门内部现有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人员的素质难以适应税收征管的需要。 (4)现行政策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一是目前国家关于房地产业税收管理的政策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实际可操作性不强,如工效挂钩。大包干办法,很多企业利用这些办法钻政策空子,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二是现行政策规定提供真实准确的计税依据可税前列支,但对什么是真实准确的计税依据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府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三是各种规定烦琐复杂,缺少可操作性。四是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异问题亟待解决。 (5)税务机关在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集中汇缴企业所得税审批制度执行不统一,檀自批准企业集中汇缴企业所得税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税收征收管理不严,没有进行规范纠正。三是税收检查难以开展,一方面由于企业配合不够;另一方面征收局、稽查局口径也不一致。四是税务机关惩罚措施力度不够,客观上造成企业对偷、漏税行为肆无忌惮,软抗税情况时有发生。 财政研究论文:当前我国宏观财政政策选择财政研究的论文 2009年,我国经济处于由低谷走向复苏的拐点阶段,但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加入WTO后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国际经济回落使得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出口困难加重的局面。所以,今后两年我国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同时也是我国“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能否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时期。因此,2002、2009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 1.保持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首先,扩大投资需求是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扩大投资需求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支持。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目前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基础设施拥有水平方面,我国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财政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成为当前经济特别是财政工作关注的焦点。虽然财政扩张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主要通过财政扩张形成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优良资产,从而降低扩张的风险程度。 其次,积极启动消费需求,依赖于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前城乡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承担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连续数年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养老、医疗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居民个人的负担数额,居民对远期消费的预期存在一定顾虑。因此,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适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强居民远期消费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需要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内需扩大就将遇到障碍。只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可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要。 2.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任务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与经济社会成长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给不足。通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也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课题。 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主要问题是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工业低水平重复,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主要障碍,消除障碍应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内涵式结构调整,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总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应弥补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资金的同时,应从税收、信贷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产业政策给予大力扶持。 3.缓解国企困难状况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债务债权最终都由一个主体——国家财政来承担。因此,财政是消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优秀所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拨改贷”后,财政不再对新建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唯有靠借贷来发展自己。长期以来,过重的税负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其它费用导致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国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重财税政策使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企业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更是拖累了企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本应由财政或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却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虽然,这是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有责任通过国有资产减持、社会保障基金设立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共同承担责任,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4.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以其特有的竞争机制,将经济资源配置到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无 序,缓解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目前由于失业问题显性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历史的欠账需要归还,所以财政部门必须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保证病人所需的医疗费用,保证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产品收购的任务迅速增大,收购、储运所需的财政支持迅速增长。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 要国家财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 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础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科技文化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显着成就,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国家适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的同时,增加了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公共投入,以改变我国东、西部长期以来存在和正不断加大的差距。事实上,解决东、西部经济和社会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资,为此,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应当是必要的和连续数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继续实行适度财政扩张政策的具体措施: 1.继续扩大公共支出 财政支出重点:一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须在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包括水利事业的投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基础环节和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如粮食、水利和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落实。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兴国的需要,是经济科技含量、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资源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保证科教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国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完成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过渡,需要一个转轨时间,而转轨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之际,才是我国经济全面焕发活力之时。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财政监管,优化支出结构。 2.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于重点投向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规范各种行政性收费,实行费改税。商品税政策的调整应以增值税为重点,尤其是对设备更新快、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品质、成本和设备投入差异较大的能源、矿产企业,有必要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对主要用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消费税则可考虑部分税目的减免问题,如对农用柴油、军用柴油、生产用(包括工程用、矿山用、建筑用)汽车轮胎、农用汽车轮胎(如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和公共汽车轮胎)等,实行消费税减免或定期减免,应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各种税收优惠可结合《当前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予以实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应成为税收优惠的主要方面,对研究开发、设计等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当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时,政府应采取加速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新产品给予税收减免。 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取消各种乱收费,确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费标准或相关项目归并,属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 3.稳定公债发行,强化财政投融资 1998年以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利用银行利率下调、银行和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国家筹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连年大规模发行公债作为扩大公共投资和内需的基本措施,业已起到实际效果。但连续数年大规模的公债发行,也必然会有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政府财政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偿债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时期保持公债发行规模稳定,将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时,可考虑发行针对保险公司、社会养老金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国内大中型基础设施 建设。也可考虑增发外债,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必要时还可考虑让一部分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中央发行一定规模的、用于长期建设投资、投资项目由地方设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归还的地方公债。另外,在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变现一部分国企的股份来从事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用于企业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或注入社会保障基金。 近几年,财政收入中的两个比重明显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一千多亿元,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已基本形成,国家财政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加之配合公债政策,可保证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在近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实行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在用好公债政策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别是财政投融资、利用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机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财政资金,又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适度扩张财政政策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或一个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我国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回升的潜在危险。我国正面临着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财政困难、国企困难、农业基础薄弱以及潜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实际来看,1996年底实现“软着陆”后,国民经济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轨道运行,执行政策要注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不能陷入“膨胀一紧缩—再膨胀一再紧缩”的怪圈。因此,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其次,放松货币政策在当前对启动经济作用不大。商业银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会把资金投放到一些资金回收期长、盈利少、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行业上,因此对于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限制。此外,下调利率虽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经过多次下调的利率其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经营目标的左右下,企业和银行贷款的动机都不会特别重视利率的小幅变动,所以,降息在我国已有的经济机制下,其刺激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再次,通货膨胀政策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就业问题既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这种失业现象无法通过放松银根来得到彻底解决。改革和转轨时期的根本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一经济增长一充分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如果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必然给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困难,反过来,又会要求国家提供新的社会保障增量来维持平衡。 最后,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求货币供应在各个不同时期应当表现出弹性。如经济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价涨幅较低时,可以进行适时适量的增加,以配合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而这种“微调”主要指阶段性的适度松动,这与总体上较紧的货币政策并不矛盾。 (二)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考虑。 1.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提高两个比重 经过连续几年财政收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总量调整,目前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 加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财政部分,财政总规模占GDP比重应当在25%—30%之间,政府财力总规模并不小。所谓“小”和应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主要是指财政集中在预算内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收支较小。同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要求、还是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要求看,继续大幅度增加税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无助于财政扩张的效果。因此,当前之急应是统一财政,整顿财税秩序;扭转非财政部门越权行使政府职能参与分配的现象;严格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权限,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收费逐步改为正规的地方税收;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周转金及其它财政体外循环的游离资金,并通过整章建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管理与监督之下。最后应通过改革,彻底解决财政包揽过多和应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当的问题,使财政 的职、责、权相对应。 2.完善金融调控 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坏帐呆账,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配合货币政策,达到控制调控基础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要支持企业战略性改组,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不是时涨时落。应认识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换经济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10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也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发展住房等个人消费信贷。各商业银行从扩大自身业务发展角度考虑,应该积极探索和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协调、同步发展。同时,探索和积极发展个人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 3.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作 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制定上,应相互协调,可考虑组成一个主要由这两部门的若干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参加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事机构,定期举行例会,例会议案只具有专家建议性质,对两部门或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或预算管理委员会起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尽快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再次,在国债政策上应体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国债,有利于协调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国债总量偏少,银行利率也非市场利率。财政和央行要对国债发行量、国债利率、品种和发行方式进行协商,财政应优先考虑中央银行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对国债的期限结构、无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财政、货币政策应从城乡消费结构的调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观调控的实现还依赖于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效应结构、产业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种“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四、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深化财政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项部长的讲话传递了一个有关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论界和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009年,我国已经连续第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财政扩张有利于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增加需求、增加就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五年中,仅建设性国债就发行和计划发行6600亿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0%,债务余额占GDP16.3%,财政赤字2009年将超过3000亿元。我国财政政策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已是不争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却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现实选择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经济运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长的转折。第二,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已经起到对私人部门的“带动”作用。第三,社会总需求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目前我国经济尚未具备上述基本条件。 首先,从经济运行状况看,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虽然在1999年到达“底部”,2000年开始出现回升,但由于“911事件”的打击和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重新下滑,这表明经济运行总态势需要对“底部”进行重新检验。换言之,2009年和2009年将是考验经济运行曲线的关键两年。因而这两年应当是“拭目以待”的两年,而非转换财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时机。 其次,公共部门支出对私 人部门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企业和个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改进。积极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慎重对待运用方向的转换。比较恰当的是在继续保持财政扩张的同时,适当调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主要着力于公共部门本身的支出的同时,加强对私人部门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引导,只有私人部门投资有了真正的增加和投资动力,我国经济的能动性恢复才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再次,社会总需求未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价格指数一路疲软,1998和1999年更是降到负数,2000年虽有回升,但仍在0附近,同样需要一个恢复过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更不理想。 综上所述,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存在一个“退出”问题,但“退出”的时机却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的问题。以上述“退出”的基本条件看,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退出”,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和多大程度退出,有待今明两年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考验,而不可能是今年或明年财政政策的基本选择。 财政研究论文:预防金融把风险转嫁给财政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 论文提要: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金融风险以各种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本文在论述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其转化的负效应,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可操作性的防范对策。 潜在债务是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潜在债务链条中,金融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控制金融风险就成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1、自有资本不足。金融机构自有资本的数量决定其弥补经营损失的能力,通常用资本充足率来反映。该指标是指资本净额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由于计算资本充足率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资产按风险等级进行加权,而这方面可用的数据很少,因此我们只能用相近指标来替代。2001年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仅占总资产的3.97%,信贷类金融机构为4.94%,均远低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由于我国金融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再加上自身的积累能力相对较弱,这将使得资本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2、资产质量低劣。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很高。2001年底,按四级分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五级分类,则接近30%,其中需要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是8%,这样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很高的。 3、经济效益很差。尽管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我国各大银行在2008年度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这与国家4万亿元刺激内需政策关联度较高,而其潜在风险未得到显现,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小视。 4、统计信息失真。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财务会计、统计数据不准、信息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使监管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并留下了监管真空。 二、金融风险呈现向财政转化的趋势 由于金融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解决金融风险的重担自然要落到政府财政的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也逐渐转化为财政风险。 1、股权无偿划转。由于我国金融业在1999年以前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混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为了控制混业带来的风险,国家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实施了“分业经营、分页管理”的体制,并将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作了无偿划拨的处理。 2、追加注资。如1998年3月,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2,700亿元,用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2004年1月,国家又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 3、冲销呆账。如1997年冲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300亿元;1998年冲销了400亿元。 4、间接减征营业税。通过缩短国有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计收年限,以缩小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税税基。 5、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6、债权转股权。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转化为股权,以减轻原债务人的负担,使其得以继续延续下去。 7、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并对其重组,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增加再贷款支持。但中央银行贷款损失最终还要中央财政补助。 8、地方财政的支持。在处理地方金融机构问题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9、中央财政的直接补偿和暗补。某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外债,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这些外债多为应付国际金融机构的主权债务。在处理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时,对接手其相关资产和债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减免上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息。 三、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负效应 1、加大了财政风险。财政要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如果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就会冲击原有的预算平衡,给财政预算留下缺口,造成政府财政收支恶化。 2、不利于培植健全的银行运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四有主体”,优胜劣汰。但由于考核监督机制不完善,国有银行为了完成国家或上级交给的任务,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隐性和或有债务的方式做表面文章。一旦出了问题,政府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被迫救助金融机构。这种做法不但使问题层出不穷,也不利于培养银行建立完善的运营机制。 四、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防范对策 1、政府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形象”的考虑,仍然有着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把本来就很拮据的财力沉淀在无望的工程上。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化解政府财政风险的首要的一环。 2、理顺和规范银企关系。首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主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上市步伐,并强化财政作为出资人的监督作用。 3、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要加强投资决策的民主化,以杜绝政府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行为要加以规范,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4、建立债务监控体系。一是通过潜在债务监控系统,对债务出现异常情况的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付出预警信号,对出现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依法实施接管或限期整改;二是当地财政出现紧急情况时,从法律上明确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援助的标准和程序,杜绝地方“倒逼”中央财政的现象。 财政研究论文:和谐社会下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国际财政研究论文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优秀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优秀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优秀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经营财政研究论文 一、解决“钱从那里来”的初步想法 (一)拓宽财力渠道,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将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和政府性债务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管理,统筹安排运用,统一监管和资金调度,增强政府统筹能力。 二是积极推进跨类别、跨部门和部门内的财政性资金大范围整合。将同一使用方向的预算内、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基金等整合到一起,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的同一类资金整合到一起,形成合力,集中用于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解决重点问题。 三是适度经营财政专户资金。要用经营的理念指导国库改革、促进财政专户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可以在确保专户支出的前提下,采取财政专户资金存款银行招、投标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以实现国库闲置资金余额最小化,投资收益最大化。 四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健全公共支出制度,按照公共财政和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清理和逐步剔除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和不符合统筹发展方向的支出,盘活资金存量,用好资金增量,坚决砍掉那些无明确用途和明显效果或作用不大的资金项目,集财力办大事。 五是既要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贷资金,又要有防范财政风险的意识,积极稳妥地利用银行信贷资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补充地方政府对项目投资财力的不足,壮大地方经济。 六是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管理机制。要按照改革要求抓紧研究建立绩效评价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对“大事”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项目执行单位进行奖惩,促进财政资金绩效水平的提高。 七是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构建乡镇(街道)财政自我发展、自求平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要针对事业经费中“人头费”支出比重大、真正用于统筹发展支出比重小的现状,完善“增人不增补助,减人不减补助”的机制,鼓励乡镇(街道)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成本。通过财政经费“倒逼”机制,逐步解决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增长过快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把财政的钱实实在在地用于促进统筹发展和为老百姓服务。(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建立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新体系 一是彻底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管理体制。首先将目前各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所有权属变更,统一变更为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有;其次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变更后由其统一所有的存量资产进行统一配置;最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托或成立资产经营公司,对搬迁后以及目前闲置的资产统一进行出租、出售经营,经营收益直接上缴财政专户。 二是用市场经济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集聚、重组和运营,充分利用产权市场盘活和优化资产,通过存量吸引增量,使国有资产充分运作起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程大、耗资多,单靠财政投入显然独臂难支、难以为继,只有采用资本营运保值增值、滚动发展的办法,才能使有限的资金实现效益最大化。政府对需要财政性资金投入的项目,应尽可能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通过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政府在项目建设初期投入一定财力,待时机成熟后通过转让股份成功退出。投资公司不能仅以融资为目的,而应以融资为手段,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以投资参股、授权经营等形式参与相关项目建设,并通过“投入——运营——增值——退出——再投入”的运作方式,变一次性投入为循环投入,扩大政府资金的滚动放大效应。 二、对“经营财政”理念的基本理解 财政是代表政府经营所辖区域内国有钱、财、物的一种管理活动,从这一点讲,财政不仅要守财,更重要的是要生财,要用资本运作的方法经营财政。“经营财政”从理论上讲,就是把政府的资产、资源当作资本来进行市场运作,通过营运来实现国有资产、资源的转换和增值,实现财政增收、资本裂变的财政行为。通俗点说,是让一切国有资产、资源在市场化的运转中实现保值、增值。“经营财政”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不单指经营国有资产资源,更包括经营财政资金、政策,让公共财政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整个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让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和“小马拉大车”,无限放大资金使用功效。 二、充分挖掘政府资源潜力,抓住新的收入增长点 政府资源是政府直接掌握的最大财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政府资源能够快速有效的转变为财政收入。 一是加强政府对城市土地供应的调控,全面建立起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由政府统一规划、征用、开发和出让,并加强和规范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把土地收益真正集中到政府手中。 二是盘活城市无形资产,如对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重要公共建筑物冠名权、城市道路及路牌冠名权、重要公共场所广告权等通过转让、拍卖、租赁等形式,公开推向社会,实行有形化运行,开发城市资源的潜在价值。 三是对全市矿产资源进行全面摸底调查,拿出矿产资源使用规划,统一事权、统一管理,规范拍卖程序,缩短转让期限,提高拍卖价格。 三、发挥财税政策杠杆效应,聚集社会资金 一是要把各类经济扶持政策整合起来,建立绩效评估体系,讲投入产出比,算政策效益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政府先行投入启动资金或以财政贴息、担保等办法,带动民间投资,实现“政府资金搭台、民间资金唱戏”,提高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振兴和发展。 二是清理和规范部分财税优惠政策。要对先行的税收优惠措施进行合理性论证分析,取消一些无效的优惠项目。对合理的减免优惠应尽量法制化、规范化,避免随意性。 财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要有强大稳固的财政作保障。面对宏观调控的日益趋紧,面对严峻的土地政策,要保障今后五年发展的资金需求,我们财政部门必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统筹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增强我市财政实力,建立“大财政”格局,做好“经营财政”这篇文章,为打造“富裕阳光之城”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一、具体制度建设的设想 从较宽的口径考虑,公共预算制度建设主要应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将全部政府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具体地说,即在现有的以税收收入为主体的预算的基础上,将非税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逐步缩小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数量,最终实现建立统一、完整、全面和规范的国家预算的目标,使政府收入、财政收入、预算收入最终统一起来(此时,政府收入等于财政收入、也等于预算收入)。这项改革与费改税一样,牵涉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最多,阻力也将最大。但是,如果不予以突破,税费改革乃至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努力将只能是停留在规划的蓝图上,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深化。同时,这项工作应当与费改税的进程相伴,分期分批地进行,以便使相关的部门和地方政府有逐渐适应和做出相应准备的时间。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对暂时还不能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收入,也要实行财政专户的“收支两条线”管理,以解决部分政府收入完全失控的问题。此外,政府非税收入预算化要与其法治化的进程相伴,以巩固改革的成果。 第二,改革预算编制方法。改革预算编制方法的优秀是编制部门预算。编制部门预算的意义在于:(1)部门预算要求所有的预算数落实到基层使用单位,其收入、支出项目及人员供给状况等均细化到二级单位,从而大大细化了政府预算,增强了政府预算的计划性;(2)编制部门预算要求将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预算,这样部门预算的编制才有意义,同时,部门预算作为统管各级政府收支的综合预算,既包括本部门预算,也包括下级单位汇总预算,能较全面地反映各个部门的全部收支活动,相应地,政府部门的预算分配权受到了较强的约束甚至被收归到相应的财政部门,从而提高了政府预算的归一性和集中度;(3)编制部门预算,将政府的全部收入都纳入预算并细化了预算,加之预算编制时间的提前,为政府预算增强公开性和提高法治化程度创造了条件。就目前财政部试行的部门预算改革情况来看,遇到的障碍首先是推行部门预算改革的基础工作尚未准备到位,为此需要建立准确可信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重要经济指标数据库,对预算单位进行清产核资,制定科学的预算单位定员定额标准。所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目前政府非税收入混乱,尚无法将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这有赖于费改税的全面展开。第三个障碍是政府预算的法治化问题尚无实质性的推进,需要在立法上确定确保全国人大对预算决定权、否决权和预算执行监督权的具有操作性和约束力的法律程序。除了编制部门预算之外,在预算编制形式上应当按照《预算法》的要求编制复式预算,即从目前分为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债务预算过渡到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的多重复式预算,以便更清晰地反映不同性质预算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同时,为了提高预算分配的公正性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还要进一步巩固实施零基预算的成果。 第三,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是预算执行的重要环节,它上接预算编制方法,下联预算监督,共同构成了预算管理制度走向公共预算的改革。作为公共预算执行的关键性制度,其意义在于规范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约束与监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可以说,没有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预算编制方式、方法的改革只能是虎头蛇尾,是收不到实效的。国库集中收付制一方面是建立由国库单一账户、财政部门的零余额账户、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完成,预算外资金归入预算,这一账户最终将被取消)、小额现金帐户和特设专户构成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收入采用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另一方面是采用新的支出拨付方式,即将支出具体分为工资支出、购买支出、零星支出和转移支出四类,分别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的难点,一是与实行部门预算一样,因涉及收回政府部门的预算分配权,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二是涉及到与银行方面的关系,需要建立健全银行清算系统,协同制定新的国库管理规章。此外,还应注意财政不要集中在一家银行开户,以免过多地影响到银行间的利益。 第四,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和招标制度。政府采购和招标是预算改革的最后一环,它是采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竞争性招标来引导财政资金的使用,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与招标制度,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和明确:(1)政府采购和招标既然是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就要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不能以市场化之名,行行政管理之实,所以必须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凡是有违市场化规则的行为,如地区封锁、行业垄断、“暗箱操作”等都是政府采购所必须摒弃的。(2)政府采购的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使用财政资金购买、租用或雇用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但是目前将所有的政府支出全部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是困难的,所以应采取逐步扩大范围的方式。从资金来源看,首先应将现有的预算资金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然后与公共财政建设及费改税相适应,较快地将政府部门预算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纳入政府采购范围;从采购对象看,应当从数额较大的办公用品开始,逐步扩大范围;从政府级别考虑,应当从上到下逐步推开,这样便于积累经验,制定规范,同时也为基层政府采购市场的发育赢得一定的时间。(3)政府采购的方式通常包括招标采购、询价采购、谈判采购等,其中,招标采购又包括公开招标、选择招标、有限招标等。一般来说,公开招标因其公平性和效益性最好而最受青睐。不过,限于条件,有时也需要采用其他招标方式,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种招标方式,从政府方面来讲,都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出发,既能节约财政开支,又能较好地实现政府职能。(4)政府采购不仅仅是政府财政支出方式的改变,它还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约束,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环节,所以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在政府采购中发挥主导作用,采用每一级政府设立政府采购中心统一处理相关事宜的模式。而不能将采购权分散给政府部门甚至是事业单位,否则,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如前所述,公共预算的灵魂是法治化,其法治化的程度关系到整个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成败。所以,在整个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必须将推进法治建设、强化法律监督和提高法治化程度作为一个基本的努力方向,具体措施应包括:(1)完善相应法律体系。首先,我们认为,为提高财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从长远看,应当制定《财政基本法》(也可称为通则法),主要用来规定一些基本财政原则、政府间财政权力的划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基本财政术语的法律解释等。同时,与建立公共预算制度相适应修订《预算法》、《国库管理条例》,制定《政府采购法》(因为政府采购活动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一般性商业活动,所以不能以普通的商法作为其基本的法律依据,而必须统一规定政府采购的流程和基本管理制度,通过制定《政府采购法》对其加以规范)。(2)完善相应法律的内容与结构。不管是哪一部法律,都必须以规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优秀来构建,要避免像过去的一些行政法律那样,只是将原有行政规则的集合拿过来充作法律的内容,而是要像其他民事与刑事法律那样,在结构设计上讲求立法技术。(3)加强法律程序建设。一套法律体系的程序性规则是否健全,通常被视为其现代化程度如何的一项重要标志。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定程序,法律的公正与效率就无从保证。毋须讳言,我国财税法从立法到行政执法都严重忽视了程序性规则的重要性。为此,新的财税改革中的法治建设,必须将重塑程序性规则放在重要位置。(4)提高相应法律的可操作性,改变那种依靠大量行政解释来实施财政法律的做法,确保相应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原则得到准确地贯彻实施,不因法律可操作性差而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歪曲。(5)加强法律监督。主要是落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的决定权(包括审核权、批准权、追加权、削减预算额度或调整预算结构的权力、否决权等),人大要提前介入预算草案的编制过程(不能被动地坐对预算草案的审核,不能由财政一家决定预算草案的编制),通过在各级人大设立专门的预算工作委员会、增加编制预算的时间、细化预算科目、重新设计预算审核、批准的法定程序、增强预算的全面性和公开性、追究不执行预算的行政官员的法律责任等措施,来增强公共预算的严肃性,强化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约束、规范与监督。 在讨论了上述问题,对预期的来来我国公共财政的走向有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可以描述一下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目标取向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大致轮廓。这就是: 第一,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由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第二,税费关系得到合理调整,政府收支界限清楚,结构较为合理,整个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收入已经等同于政府收入,等同于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能够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兼顾纳税人承受能力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较为协调;第三,政府的收支行为全部依法进行,整个财税体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有效运行;第四,整个公共财政体系以公共预算制度为优秀,包括公共收入制度、公共支出制度、公共财政体制等,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第五,支撑公共财政框架的具体制度较为齐备,且相互之间较为协调。 二、若干原则性问题的讨论 本文认为,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框架,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取向,其中需要研究处理的问题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应当把握住这样几个原则性问题: 第一,从实际出发,确定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模式。在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下,虽然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特征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具体的公共财政框架却可以因市场发育程度、政治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建立的公共财政框架就不能强求一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框架,而是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出发,科学地确定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模式。确定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模式,必须考虑这样几个特殊的影响因素。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政府支出的压力始终是巨大的;二是加入WTO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直面愈加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缓解各种矛盾,保持和促进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各级各届政府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在设计公共财政的收入框架和支出框架时,需要为此做出更多的考虑;三是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尚不够强,整个国家尚处于向法治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规范政府行为的阻力很大,这就要求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律监督。 第二,确定公共财政开支的具体范围。尽管我们明确了公共财政的职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从而确定了公共财政开支的基本范围,但是,针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一时期我国公共财政开支的具体范围。一般来说,除了政府保证履行其职能的基本需要(诸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基础科研和环境保护等)属于典型的公共需要,满足这部分需要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能,具有相对固定的性质之外,其余的社会公共需要,则有明显的“公共选择”性质,是否要由政府来满足,受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居民的公共消费偏好、政府的财力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情背景下所谓社会公共需要的具体界限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一些项目正在逐渐淡出社会公共需要之列。例如,支持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支出,从现时看,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们便属于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共需要内容而必须加以满足。但是,这类支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按照财政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原则,从长期发展来看,它们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随着私人投资能力的增强,还是要逐步从公共财政支出中去除。像电讯、民航、电力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密深化,越来越多的事物从私人部门分离出来而公共化,相应地,需要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也在不断地扩张,搭建我国公共财政框架,需要考虑到这些变化趋势。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属于政府职能“越位”、需要逐步淡出公共财政范围的主要包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应用性研究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经费开支等。政府职能“缺位”较严重、需要纳入公共财政范围或提高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的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研究等。 第三,界定财政收支的适度规模。在一定的财政框架下,财政收入与GDP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当,不仅财政的职能无法很好实现,既有的财税体制也会被动摇。近些年,我们一直说“两个比重”偏低,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公认,但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似乎还无法说得十分清楚。现在,我们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理论上的支撑完备了,思路也变得清晰起来。首先,确定财政收入占GDP的合理比重,是在政府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的前提下讨论的。这时,政府收入、财政收入、预算收入是等值的,财政收入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也是对应的,至此,相应确定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才能真实反映政府收支的实际水平,界定财政收支的适度规模才有实际意义。其次,社会公共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在纳税人的负担基本合理的前提下,即使按照经验数据人们普遍认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但是社会公共需要得到了满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是合理的;反之,即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明显超过以往年份,然而社会公共需要仍未得到基本的满足,我们也不能说财政收入GDP的比重过高。再次,按照“以支定收”的要求,应当以社会公共需要确定财政支出规模,再依据财政支出规模确定财政收入的规模,这种依存关系建立起来之后,财政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就应当是合理的。当然,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各种财政收入只能依法取得,任何超出支出的需要量而盲目增收,或者不顾支出需要随意减收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若能如此,所谓财政收入超常增长的问题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 第四,处理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关系。处理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关系,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一即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客观地说,在以往的财税改革中,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关系一直是扭曲的,近几年滥收费的膨胀,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为此,在今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中,必须借助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契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起点应是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分解。一般认为,其依据的是资源的流动性原则和受益原则。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与公共事务管理级次应当一致,凡属生产要素的与全国流动性有关的事务(如收入分配、经济稳定等),应当列为中央政府事务,以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否则,就属地方政府事务(资源的流动性原则);政府公共事务的级次管辖应当与受益者的利益相一致,即凡是全国收益的公共事务,应归中央政府管理,那些属于某一局部范围受益的,则应归地方政府管理(收益原则)。但对于划归地方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中央政府负有指导和监督责任(马国贤,财政研究,1999,5)。在此基础上,要将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落到实处,彻底改变目前越是基层的政府,其法定的收入权力与其财政支出责任的差距越大的制度缺陷。否则,滥收费还会反弹。或者,事情发展更为严重,即失去必要的财力保证,长此以往,政权的基础可能会动摇。 财政研究论文: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优秀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 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优秀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 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优秀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 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和谐社会下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近年来,“公共财政”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尤其财政政学界和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公共财政”的讨论。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公共财政的概念、职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财政体现了和谐社会“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得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推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主题词:公共财政和谐社会 一、和谐社会的概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什么是和谐社会,怎样实现?正可谓见仁见智,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做出回答。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该概念提出的源头及背景上加以考察,“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论断。 笔者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上,倾向于赞同吴鹏森在《公平:和谐社会的柱石》一文中提及的观点。和谐社会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结构的和谐,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民族和睦、劳资关系都要处于和谐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微观结构的和谐。微观和谐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第三个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2]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3]“和谐”不等于“没有矛盾”。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承认社会矛盾为前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认识到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法律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利益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财政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公共财政的这种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通过财政及税收法律的引导,保证经济发展从非均衡策略向均衡策略转变。一方面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与优化升级。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振兴支柱产业,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我国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越拉越大的局面。这一切都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法律机制来调节。 为此,笔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公共财政的概念、职能、模式等问题做些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模式 近年来,“公共财政”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尤其在财政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公共财政”的讨论。对其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说,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效为存在前提,是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依据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进行的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目的的一种政府分配行为。其分配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场盈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体现,主要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从性质上也应是公共预算性质的,它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务。[4] “公共财政”不等于“财政”或“国家财政”,它仅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时期的,有着特定内涵与活动范围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是指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行为。(1)公共财政是市场失效的产物;(2)公共财政以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分析的基点。[5]这两点对我国公共财政来说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场失效和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存在。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自然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向公共财政转化的趋势:(1)税收占预算内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达90%以上;(2)税收制度从按所有制成分分别设置,逐步转向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同一税收制度上来;(3)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大为下降,而同期社会文教支出急剧上升;(4)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急剧下降。该支出曾是国家计划配置资源的直接财力手段;(5)财政的基本建设向以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为主转化。[6] (一)公共财政的职能 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由于财政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财力保证,因而公共财政又从财力上规范和制约了政府这种职能范围。具体表现为: 1、政府从三位一体(国家政权组织、国有资产所有者、生产经营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向社会管理者转变。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者的经济职能是对市场运行的保障、服务、监督功能,即维护市场运行正常秩序(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提供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外部条件(如基础设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弥补和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市场的平稳运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组合,对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逐步做到不直接干预,或不进入。 2、财政适应政府职能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步。公共财政从财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财政分配从统包大揽中进一步脱身出来,能够更加明确、有效地解决财政分配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更好地抓大事,管宏观,做好为市场顺畅正常运转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外部条件的职责。(二)公共财政的模式 公共财政不等于吃饭财政,不等于财政建设功能的消失,而是财政职能的调整,是财政管理深化与资金投向的深刻变革。财政必须立足经济大局,下面笔者试提出公共财政新模式: 第一,深化财政改革。一是推进依法理财进程,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财政运行体系。二是预算管理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三是深化财政支出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逐步把不应由财政开支的项目剥离出去。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第二,界定和规范财政支出范围。一方面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不断提高对科学、教育、政权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利用财政支出政策的导向,不断优化行业内部支出结构,优化事业发展布局结构,推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农林水利等事业布局结构调整,解决低水平重复设置问题,建立开放型事业发展体制。 第三,调整整建设性支出投向。“公共财政”并不等于财政失去投资和建设的功能,而是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扶持生产的观念和做法,对财政在新时期财源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重新进行认识和定位。财政建设性支出,要从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逐步地转到为生产建设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投入上来,转向主要搞基础设施、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项目,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平等竞争。同时,财政投入支持经济建设,应以反经济周期投入为主。 第四,广泛实施规范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办法。政府采购是政府机关利用财政资金从社会生部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减,调控经济运行。[16]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法律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是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行为。公共财政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时期的,有着特定内涵与活动范围的财政类型。在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公共财政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场失效和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存在。 (一)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二)公共财政体现了和谐社会“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尽管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却总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法律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在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循禁止过度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否则应当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的信赖补偿或赔偿,以均衡协调个人的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充分体现了和谐社会“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推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研究论文:财政研究毕业论文 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危机,以及普遍存在的利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无偿或低偿供水、水价严重背离价值等水资源管理制度上的问题,使得水权和水权交易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前沿问题。在我国,第一笔水权交易于2000年11月在浙江的东阳和义乌两市间完成,水权交易已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逐步开展水权交易已成为我国水利公共政策面临的一次重大选择。本文着重对水权交易及其相关的财税政策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水权交易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开展水权交易是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稀缺水资源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水权交易可以缓解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对水权巨大需求的压力 有学者以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水权的长期需求,经测算,2010年与2000年相比,当GDP从8039.89亿元增加到19082.78亿元,增长137%时,水权交易量则从26.04亿迅速增加到208.46亿,增长700%,这表明,随着GDP水平的不断提高,该地区对水权的需求量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注:李周等:《化解西北水资源短缺的对策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3期。)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要求将一定数量的水资源转出农业。为了避免由于无偿或低偿将农业用水转为城市和工业用水给农业和农村地区带来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开展水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来确立合理的水权交易价格,实现公平合理的水权从农业用途向城市和工业用途的转移。 (二)水权交易可以弥补水资源再分配的“政府失效” 由于水资源的重要性,许多国家都是依靠政府部门为其国家的公民提供供水服务。政府垄断了水供给和水权的分配与再分配,一方面造成了大量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水资源严重短缺,水资源使用上余缺不能调剂,这表明在水资源再分配上出现了“政府失效”。因此,有必要通过水权交易来实现水权的转让,以优化水资源配置。 (三)水权交易可以增加水资源配置的社会福利 水权交易可以提供水资源使用的合理价格,为用水部门之间重新分配水资源提供有效的机制。由于放弃水权的一方得到了经济补偿,保证了水从低价值使用(如农业灌溉用水)向高价值使用(如城市和工业)的转让,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益,并保证了城市和工业长期稳定的水资源供给。因此,水权交易改善了水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增加了水资源配置的社会福利。 (四)水权交易给政府和水资源环境保护者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 政府可以通过买入水权来调控水权交易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从事水资源保护的社会组织也可以购买水权,然后把水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再卖出,来达到降低取水量、维护水生态平衡的目的。 (五)水权交易有助于提高工程项目评价的科学性和调控高耗水企业合理的空间布局 水权交易使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的水资源评价变得简单易操作,只要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水权交易价格来计算成本即可。此外,由于不同地区或流域的水权价格不同,对于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或流域,水权交易价格通常较高,高耗水的企业或项目会因此而大大增加成本,这实际上就用市场手段阻止了高耗水企业或项目的进入。 二、水权交易存在的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水权交易的主要顾虑是它可能对农业和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从开展水权交易国家的实践来看,水权交易对农业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灌溉农田和农作物产量的下降,但是,水权交易同时也为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带来了水权转让收益,从已有的文献看,水权转让收益已可支撑其农业的发展。(注Chang,C., Griffin,R.C.(1992)。WatermarketingasareallocativeinstitutioninTexas.WaterResourccsResearch,28(3),879-890.)在我国,灌溉农业占据着主导地位,70%的粮食产自需灌溉的土地。2001年,我国农业灌溉用水3485亿,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2.6%.如果水权交易导致10%的农业灌溉用水(约348.5亿)转为城市和工业用水,而水权制度、政策改革和灌溉技术应用方面又没有重大突破,按照每生产1吨小麦需1000水计算,将可能需要进口小麦3485万吨,这相当于近20年全球每年2亿吨左右粮食贸易量的17.4%,从而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的剧烈波动,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但是,水权交易也为我们提供了通过需求管理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思路。一方面,通过需求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城市和工业对水的需求。事实上,我国工业的节水潜力非常可观,如我国生产1吨钢需水23-56吨,美国、日本、德国所用水不到6吨,因此,通过需求管理,可以大幅度减少城市和工业对农业用水的挤占数量;另一方面,推广应用农业节水技术也可以减少农业用水,增加水权供给。例如,喷灌的节水效率远高于传统的大水漫灌和自流引灌,而目前我国90%的灌溉地还在使用后两种灌溉方式。现在,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为0.43,如果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将它提高到0.55,每年即可节约12%(约418.2亿)的农业灌溉用水,完全可以弥补水权交易所可能导致的农业用水向城市和工业用水转移的数量。可见,通过需求管理,可以将水权交易对农业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降到最小甚至完全消除。 此外,水权交易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负外部性问题。主要是水权的使用和转让可能对第三方的水文条件和经济状况以及对水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是“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为水权交易不够活跃,这将会从水资源供给方面制约城市化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水权交易的财税政策 实行相应的水权交易财税政策,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和促进水权交易,另一方面是通过财税调控手段,消除水权交易的负面影响和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水权交易的作用。 (一)对农民采用农业节水技术提供财政支持 农业是我国的用水大户,农业节水的潜力巨大。农业节水尽管对农业本身具有积极的作用,如降低了成本,同时,农民投资节水技术还可获得所节约水量的转让收益,但更重要的是节约下来的水资源流向了城市和工业部门,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农民并不能得到节水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因此,农业节水技术对全社会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这正是公共财政政策所要支持的。因此,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应该加大对节水农业的投入力度,对农民投资节水农业技术进行直接到户的补贴。具体可以采取粮价补贴、实物补贴、申报补贴等方式,保证补贴透明和补贴到户,以逐步形成对农民有效的节水激励。 (二)运用适当的财税政策激励企业节水 对积极节水并出售水权的企业应从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引入水权交易制度以后,在企业成本和费用中应增加企业为节水而增加的有关直接成本和间接费用,企业为获得水权而支付的费用也应计入税前成本而不应在税后净利润中扣除,这样,可激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加大节水力度,以提供有效的水权供给;对于企业所节余的水权,必要时可以采取由政府收购的方法,刺激企业节水。此外,还可以实行抵消政策,即在某一区域范围内,新建企业如要获得一定数量的水权,可以通过帮助该区域内另一企业进一步采取节水措施,减少耗水量,从而利用其多余的水权为自己所有。 (三)为水权交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促进水权交易 1.加强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水利基础设施是开展水权交易所必备的,有利于控制水权交易成本,克服水权交易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例如在智利的Limari流域,由于水利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较好,水权交易就 比其它流域活跃。大型水利基础设施涉及整个流域,其受益人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属于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主要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投资建设。 2.加强水权交易信息系统建设,加大水权信息采集和披露的力度。先进的水权交易信息系统,广泛的信息采集和披露,能够降低水权交易成本,促进水权交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提高水权交易效率。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水权交易信息系统建设,通过流域或地区用水公报,定期公布各省、自治区、重要灌区和大的用水户的用水信息,包括分配水量、实际取水量和耗水量、排污量、用水效率、水价等相关指标,为水权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水文资料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积极的外部性,它也应由国家财政投资、公共机构提供,并且由全社会无偿使用,而不能成为少数机构的“私人物品”。(注:胡鞍钢、王亚华:《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5期。) 3.由国家对大江、大河和大型湖泊、水库等水源地这一“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进行投资保护,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 (四)对水利设施实行企业化运营,将其中的财政补贴转为对特定对象实行定向补贴和转移支付 与江堤等纯粹的公益性水利设施需要政府来管理不同,有些水利设施如灌区虽然本身具有公益性,如防洪防灾,但更多的是具有非公益性。它既可以向农业供水,也可以向城市供水,而且后者的盈利可能会较大,这是一个收益较为稳定、可以商业化运作的领域。因此,对灌区及类似性质的水利设施可以实行企业化改革,采取发行股票、债券和从银行贷款等投融资方式,成立供水公司(或类似性质的公司)并按照公用事业的经营模式来运作,引入竞争和广泛的用户参与,改革收费办法,减少直至取消财政拨款或补贴。同时,将节省下来的财政拨款或补贴转为对特定对象实行定向补贴和转移支付,如可以仿照粮食直接补贴的方法,对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用水户进行直接补贴,体现保护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原则,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对一个流域上游或贫困地区实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 (五)对水权交易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1.政府可考虑对不同类型的水权交易收取不同的手续费,引导水权的有序流动。对于水权交易中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应予以鼓励,只需交纳很少的手续费;反之,对于不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或对第三方水文条件和经济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水权交易,则应交很高的手续费。对于水权和排污权向工业小区流动的交易,手续费应极低,以示鼓励,因为水权和排污权的这种流动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集中治理污水。 2.对于水源保护区,可分配较多的初始水权和较多的初始排污权,使其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必要的节水和治污资金。 3.对于水权交易的收益应暂缓征所得税,并将收益主要留给地方,以鼓励地方开展水权交易,优化水资源配置。 4.由国家设立生态用水干预基金,专项用于政府购买水权的支出,以补充必要的生态用水,实现对生态用水的宏观调控。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水权交易的手续费和收益分成。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优秀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优秀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优秀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优秀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参考文献1张馨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吕炜:《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创新逻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按以上三个标准衡量,中国现行体制存在以下一些缺陷: (1)税收机制软弱。 税收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35%下降到现在的15%,同期,政府通过低效、不公平、不透明和扭曲的方式大量增加预算外收入,其占GDP比重估计超过20%。 (2)预算管理制度存在问题。 预算不全面,无关机构占用了大量的预算外支出,而这并不是预算应考虑的范围。 预算制定时间太晚,进入财政年度后很久支出单位还不能得到授权。 一年中经常调整预算,政府被迫同意预算调整计划。 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不能很好地协调。 缺乏财政支出监督手段,不能确保支出与预算约束一致,导致支出单位随意决断。 现金管理低效,出现浪费,导致公共支出成本增加。 财政体制不能确保政府高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3)政府机构缺乏组织性,工资机制和激励机制欠佳。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进入到第30个年头,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低效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政府已经认识到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改革,因而,完善公共支出管理体制成为改革日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过去的3年中,财政部(MOF)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包括引入新的制定预算和审批预算的程序、采用新预算分类法、加强政府监督和审计职能。此外,新的国库管理制度正在筹备之中,政府已经通过了《政府采购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异常艰巨。鉴于中国财政管理五级制度,改革需要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进行重大调整。为了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最高领导层的承诺和支持必不可少。 一、财政收入管理体制 1.收入趋势 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旧的财政收入体制瓦解,1978年财政收入从占GDP3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0.7%。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及其监控手段的解体,即: 当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时,国有企业(SOE)的利润开始减少,为了刺激SOE产生利润,政府不得不减少对SOE利润的征缴。 私营企业的出现导致各企业争夺利润、竞争加剧。 由于价格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政府征税能力和监管能力下降。 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滞后于经济变化。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意味着税基也在发生改变。SOE这一传统税基逐渐消失,新兴部门(如贸易、服务、出口和外资企业)却没有完全被现行税收体系所覆盖。此外,由于如解散这样的变化,使得纳税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农业纳税人涵盖2亿个农村家庭,而现在征税的难度要比向50,000个公社征税的难度大得多。 这些变化导致预算出现长达17年的下降,只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度改革后,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分税制度改革使税收结构更加合理,加强了税收管理工作,完善了税收收入分配制度(图1)。自1978年以来,1996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第一次出现上升,而且直到2000年都保持增长势头。预算恢复也达到了GDP的15%。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中国的财政体制还不完善。 图1:1978-2001年预算下降(占GDP%) 来源:Wong(2000) 2.税收政策 现行税收体制包括23类税,分别为中央税或地方税,只有增殖税(VAT)和证券交易税是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固定比例分成。财政对间接税的依赖度很高:近2/3的税收来自间接税,其中VAT占40%。相比,直接税仅占10%,农业税不足5%,关税为3%(1999和2000年由于反走私运动关税税收增加)。 然而,税收政策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在税收充足性方面。正规税收系统仍不能征缴到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政府所需资金。而且,主要税种仍然是扭曲的。 VAT是基于生产活动的以产地基础(Origin-based)为来源征税,许多服务项目不包括在内,其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的商业税范围。VAT的设计降低了出口竞争力,打击了投资行为,并在各个层面产生扭曲。政府正在考虑实行针对消费活动征收VAT,从而消除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但这项改革将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如果不提高其他领域VAT税率的话,免除投资的VAT将使VAT税收减少30-40%,但是17%的VAT税率已经很高了。 来自于直接税的税收收入较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在不断发展的沿海地区和出口生产基地,许多企业享有税收优惠,中国没有定期检查税收支出以取消一些不再需要的项目的机制。外资企业享受很大的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可以得到多年的豁免,而国内企业是得不到这种优惠的。企业收入税的这种特征增加了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导致收入损失和企业不公平竞争。给予外资企业越多的税收优惠,越会促使国内企业把资金移转到国外,然后再以FDI的形式投回国内。政府正在考虑对国内外企业采取统一税率,以使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除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个人收入税税基较窄,因而个人所得税收入也相对较少。 3.税收管理 高效的税收管理体制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为政府运转提供所需资源,从而确保实现税收政策目标。90年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改革,包括制定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各项退税进行规范,把税收管理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并建立了6,000多个提供全面服务的税务所。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成绩,但是,税收征收仍然不充分,计算机化和立法方面的改革有待加强,国家税务总局(SAT)执法能力也要提高。改革课税和征收办法是改善各级政府财政形势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取消“不公平税”,如农业税这样的对贫困人口征税。 二、公共支出管理 政府已经认识到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并且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预算管理模式越来越接近OECD的管理模式。 1.预算制定 预算制定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预算不全面。在中央财政计划中,预算只反映部分 资金的分配情况,而在资源分配、实现政府政策目标方面,中央财政计划、行政性定价,以及信贷计划都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转型的几年中,预算收入从占GDP35%下降到不足12%,而各级政府收费和罚款的范围反而扩大了,从而产生了预算外收入。90年代政府不断通过直接贷款,或通过SOE向社会提供资金以实施其工业政策。 对政府预算外支出规模的估计各不相同。以下是对1999年预算外支出与当期预算收入(占GDP14%)的比值: (1)政府分支机构征税和收费:占GDP12%; (2)政府分支机构支出(不在预算计划内或预算外):占GDP3-4%以上; 税收支出(税收优惠或抵税):保守估计占GDP1-1.5%; 拖欠支付,包括未发放/延期发放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未支付粮食补贴,未支付的银行政策性贷款的利息补贴,以及未支付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缴费和电话费:约占GDP1%; 为企业富裕劳动力(隐性失业)提供的准财政支出,工人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住房的支出:估计占GDP1%; 提供给政府的商品和服务没有全额付款; (3)准财政支出,即对SOE的直接贷款:1985-1995年估计平均占GDP6-8%,近年有所下降,约为GDP3-5%; (4)政府机构的商业收入或损失,以及资产收入。90年代初规模相当大,近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有所下降:占GDP1-2%。 总的来看,预算外资金以及政府预算外活动使政府总支出增加了19-24%。远远超过官方对预算外资金的统计数据,官方统计只包括了列表中第一项和部分第四项。正式预算加上预算外活动占GDP的33-38%,远远高于预期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 预算外资源的存在不能被认为是腐败,应视为对现行体制的一种反映,在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中,通过预算级次,财政支出责任下放到较低级别的政府部门,而没有制定相应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其对预算制定过程产生有害影响。 预算框架外存在大量资源削弱了预算在决定优先支出项目、报告财政状况,以及内部控制方面的职能。 表明存在税收权和支出权分散的问题,这削弱了中央征管的约束力,因而不利于预算发挥其优秀职能:包括稳定职能、公平职能和资源分配职能。 导致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在人员和开支方面不断膨胀。 由于滥用收费和征税权,导致政府形象受损。 相对其他资金来源,预算外收支的透明度更差,缺少监管。在其他国家缺乏透明度和监管总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 从任何角度看,预算制定都存在不全面的问题:资本预算的制定和经常预算的制定互相分离。MOF负责制定经常预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SDPC)负责制定资本预算。这其中涉及协调问题,因为财政部不参与新项目的经常成本的考虑,但一旦项目得到批准,很明显财政部要承担这些成本。公务员人数和工资成本的决策也不是完全由MOF一家决定,而是与人事部和国家机构改革委员会共同决定。 因此,需要改革的领域是加快预算制定以确保在新财政年度开始前对支出单位进行授权,减少一年中预算调整的次数,减少对预算优先项目的影响。在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后,也需要各部门报告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这将有利于扩大预算覆盖范围,从而囊括非预算收入并改善分配效率。 2.收入预测 中国缺乏财政收入预测能力。政府机构刚刚开始建立收入预测模型,而在此方面更有经验的研究机构却得不到必要的、但是保密的数据。 通常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预测总体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投资规模。然后把这些预测数据转给MOF和SAT作为其输入数据。然而,二者都不能精确地预测财政收入的变化。例如,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长强劲,特别是VAT,其增速快于GDP增长,但却没有人都很好地解释其中原因。MOF没有及时从SDPC得到经济增长目标,SDPC也不与其他部门分享自己的预测。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拥有大型的计算机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和数量经济学会这样的研究机构可以进行此方面的研究,然而,两家研究机构都集中于经济增长率模型和贸易模型的开发,对税收收入预测不够。此外,两家机构还没有一位优秀的财政经济学家。 在任何情况下,在制定预算初期,对收入和支出的预测都相当保守,超出了谨慎制定预算的程度。这影响了预算所确定的优先目标的实现,而在财政年度内却允许太多的预算调整,这弱化了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的关系。 3.缺乏多年支出框架 政府只制定一年预算,而没有考虑多年预算。显然这不能与国家“五年计划”相一致。 4.预算审批过程中立法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是审批预算的机构,然而,只有在三月份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而财政年度开始于每年1月,直到进入财政年度后很久预算计划也没有颁布。政府每年三月向NPC提交预算建议,而NPC只有两个星期用来讨论。NPC只能全部接受或全部否决预算,而不能对其修改。 NPC也通过预算委员会影响预算的制定,而且近2-3年这一趋势有所加强。每年1月(在向NPC提交预算建议前6-8个星期),NPC预算委员会和MOF讨论预算的起草,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 在财政年度期间,MOF向NPC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提供预算执行的季度报告。不过MOF通常在没有NPC建议或批准的情况下对预算进行调整。 政府认为NPC通过的一些法律可以表达NPC关于预算的意见,而不是对预算过程进行约束。例如,许多法律和规定强调要对某些特定部门增加支出,比如教育投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长。1995年1月颁布的《预算法》强调要制定机构预算,但直到2000年经NPC再次强调后,预算才按此方式制定。 5.预算执行 国库管理体制导致大量政府资金流入银行系统。目前政府各级行政机构超过13,000个。一旦预算得到批准,这些机构从财政局得到大量资金,而且资金被分散地存 放在各个商业银行的帐户上。同时,由于没有统一的底帐,拨款经一级一级政府转移后,在到达最终使用者前通常要经过几级机构,因此资金耽搁的情况非常普遍。 中国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国库和支出单位汇报资金状况的制度。支出单位每月和每年向其监管部委汇报,经汇编后上报MOF。然而,MOF只对年报进行评估。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资金最终使用情况的机制,这套体系容易导致资金滥用。在支出发生后很久,支出单位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汇报,而且在一级一级上报过程中很多信息都丢失了。目前政府正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一个集中国库帐户,由MOF管理。这是加强支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一步。 三、地方及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体系分为五层。如上所述,中央政府下设31个省级单位、331个辖区、2109个县和44741个乡。传统的地方分权方式具有很高的权力分散性,这可以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所占份额看出,非中央级政府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70%以上,省级以下政府支出占55%以上。 宪法上讲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在行政管理上具有很强的联邦特征。中央政府决定制度的总框架,而此制度只针对各省级单位。中央政府与各省政府确定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并允许省政府决定省以下单位分配原则,省级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灵活性很大。每个省与其各辖区,以及各辖区与各县分别再制定具体的分配原则。总体看,财政支出分配就采取这样一个类似结构。《预算法》确定了中央与各省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各自责任,但是省以下单位各自的责任则由省级政府决定。 名义上《预算法》授予各级政府充分的自治权:每级政府有独立的预算,而且要得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地方人代会审查是否其预算附合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然后,预算计划送交MOF存档并编入国家预算。尽管财政部长在NPC上的预算发言呈现的是所有的预算计划,但NPC只审批中央预算计划。实际上,地方预算自治权受到许多限制,很多支出计划是来自中央的命令,地方政府缺少税收权,而且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度很高(表1)。 五、政策建议 要强化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必不可少,具体改革包括: 1.加强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缴制度。提高计算机化程度,加强征管的立法改革。 2.对向消费型VAT改革进行评估。税收体制存在扭曲(严重依赖产地基础的生产型VAT)打击了出口竞争力、压制了投资,在预算级次管理中产生了扭曲。政府应考虑以其他形式的税收取代生产型VAT。 3.审视企业收入税的优惠政策,考虑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税收优惠制度是导致政府收入流失的主要原因。很多情况下,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投资的必要手段。 4.确保制定全面完整的预算,把非预算项目纳入到正规预算中,制定单一的、统一的、全面的预算,不仅包括资本支出也包括经常支出。预算制度最主要的问题是欠缺全面性。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活动是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支出项目而筹集资金。由于预算不全面,政府不可能把预算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 5.更多地依靠有模型建立经验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收入的预测工作。更加精确的预测财政收入有利于更好地制定计划。尽管政府从事财政收入的预测工作,但预测质量还有待提高。其中一个办法是更多地依靠额外信源。 6.在预算审批和监督方面加强NPC的作用,要求MOF就年中预算调整与NPC进行商议。目前在预算审批和监督预算实施方面,NPC的作用相对较小。加强NPC的作用将确保所有的参与者了解政府制定优先项目的原因,这对顺利贯彻预算十分有利。 7.考虑对政府间支付转移进一步改革,以确保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政府间支付转移没能防止贫困地区形势继续恶化,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距似乎正在扩大。应调查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效率,以减小地区收入差距,确保贫困人口得到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重要服务。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教育信息化论文:物理教育信息化管理论文 一、什么是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KM)是伴随着知识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短短的几年时间,却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许多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已经认识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系统向知识管理方面去发展。 要了解什么是知识管理,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知识。按照知识管理的理论,在信息的增值链上,分布着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四个层次: 每一个层次代表着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要使数据提升为信息,需要对其进行采集与选择、组织与整序、压缩与提炼、归类与导航;而将信息提升为知识,还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对于这个过程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理清信息与知识的概念对学习知识管理非常重要(事实上在许多应用场合又很难区分)。 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从社会和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提出:知识管理是研究人类获取、传播、共享、利用和创新知识的活动规律,管理有关知识的各种连续过程,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各种不同的见解都反映出知识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1、强调信息向知识价值增值过程。 2、既重视知识增值的技术实现手段,又关注人的信息习惯与素养。 3、承认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也不同于人力资源管理,三者之间又互相联系。 4、知识管理必须建立在信息技术条件基础上。 二、学校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要不要进行知识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需要我们很好地理解什么是教育信息化,反思教育媒体应用的习惯性思路,关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热点问题,既要从企业信息化的进程中借鉴些思路和方法,又要深刻认识到学校知识管理的重要性、特殊性、艰巨性。 正如知识管理没有明确的定义一样,教育信息化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综合一些国内的专家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与教学的各个方面,以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为重点,以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为目的,加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既然教育信息化的整个过程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倒底哪些是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呢?依笔者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个,它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知识的建构过程,近几年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另一个先进的教育思想就是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所提出的信息--知识增值链过程是今后教育信息化的关注焦点,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是对人类知识认识的深化,所提出的隐性知识的编码、共享及内化对于研究性学习、协作学习、体验教学等教改模式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知识管理所倡导的"积累-交流-共享-创新"思想,是学校的信息环境建设,文化氛围形成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基石,知识管理的思想内涵值得好好地思考和挖掘。 过去,学校开展教育信息化主要思路还是从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送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的这一角度来进行,今天,面对信息时代,我们还是局限于从教育媒体或教育技术的范畴来探讨教育信息化的问题,认为先进的信息技术一定会带来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其实在没有实施知识管理之前,技术还是技术,信息还是信息,教育信息化便成了设备现代化、技术高档化,资源数字化的代名词,其在教育教学和管理中的作用远远没有体现出来。其实,媒体只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技术要素,传递教育信息只是知识运动链条中的一环,网络时代的教育教育信息需要从更基本的要素来研究新时代教育和社会的规律,以便有效地和科学地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知识管理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与深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迪。当然,知识管理不能包含所有教育信息化的内涵,但没有知识管理的教育信息化是缺乏深度与前景的教育信息化。 知识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在实现"校校通"以后。我们每一个学校都面临着网络时代全新的情况:一方面是互联网上已累积了五亿以上的网页,数以兆兆计的文字数,可以说是人类有始以来最大的,开放的资料仓库。这些数据、资料、信息如何才能加工、转化为易于存取、可用的知识呢?另一方面是我们各级学校和各级教育部门都在准备建设网络资源库、网络课程、远程学习平台等,如何设计、组织、运行、管理这些网络上的教育资源才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其三,在一些已经开通网络应用的学习,一线教师们提出了许多迫切的应用,如文件分类问题、资源共享问题,知识版权和产权问题、网络学习中如何提高学生知识转换及知识创新的问题,有需求才会有应用,有应用才会的发展,国外或企业中的关于知识管理的经验与方法为我们解决上述网络时代教育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学校知识管理的内容 学校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管理应用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典型的知识传播、应用和创新的过程,学校办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学生全面的、科学的文化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现代人。早在信息技术出现之前,就有知识管理思想的萌芽,广大教育工作者就在研究如何促进教材内容向学生头脑中知识的转化问题,提出了许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随着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我们对这种知识转化认识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这些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们研究知识管理仍然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学校知识管理的内容不同于企业中所讲的知识管理,因为学校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组织知识管理,还包括个人知识管理,因为学校的工作重在育人,要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素养,培养他们团队精神和信息共享意识,没有个人知识管理不行,不但学生的知识行为需要规范,教师也需要加强其自身的信息素养,养成良好的知识管理行为,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应用活动。当然,针对整个学校的总体情况,提出知识管理的方案,开发知识管理平台,建立知识库,提供良好的搜索引擎和门户入口,编制全校性的知识分类方案,促进全校知识的流动、共享和创新,这是组织知识管理的内容,只有把个人知识管理与组织知识管理结合起来,整个学校的知识管理局面才会真正形成。 下面列举了一些学校知识管理的内容,由于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工作才刚刚起步,还很难区别什么是信息管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管理: 1、知识的分类 知识分类是知识管理的基础,没有分类的信息常常一盘散沙,谈不上知识运用,分类不合理,标准不统一,常会限制信息的流通,容易形成知识孤岛。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分类方法,将知识分为: (1)知道是什么--关于事实的知识; (2)知识为什么的知识--关于自然原理和科学的知识; (3)知道怎么做--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 (4)知道谁有知识--知道谁拥有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这种分类对于揭示隐性知识的规律有一定的好处,但在学校具体操作上不易实现,建议学校在考虑知识分类时采用"多重动态分类"观点,按工作性质与工作流程分为学校通知、公告、教案、习题、试卷、课件、论文等,在设计知识分类时要考虑到与上一级管理系统的兼容性。最近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元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今后基础教育信息资源组织以主题方式,分为十八个优秀心元素对信息进行描述。其中九个是必需元素,这些规范和标准对于目前比较混乱的教育资源建设状况来说是场及时雨,各学校和教育部门在考虑知识分类时一定要加以研究和吸收。 2、知识的检索 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各种搜索引擎进行检索,包括关键字检索、全文检索,现在还在研究智能化的搜索引擎,检索的范围也由关系型数据库扩大到一些非关系型的结构,如共享文件夹,邮件、网站、目录等,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 3、门户站点与个性化服务 门户站点建设是当前及今后学校知识管理的一个热点。学校内部的门户站点应该是一个知识的入口,里面应包括一些公用信息和私有信息,如学校的通知、公告、新闻、最近知识库和更新情况都应放在明显的位置,除此外,还应包括邮件、日历、任务、订阅等个性化服务信息。每个用户登录后都有一些个性化的界面,一些订阅的个性化服务内容推到用户面前。此外门户站点还能提供一系列的模版,方便个人或团队创立个人网站,进行沟通与交流。 4、创建知识库,关注知识流 知识库不是资源库,资源库是所有信息的集成,而知识库是学校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知识或信息的集成,只有经过消息吸收后的知识再创新,具有收集整理的价值,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利用。传统的资源库有一个静态的、相对固化的结构,主要是完成信息的不断堆砌,很少考虑使用者的角色,使用行为和习惯,而知识库则是从工作流的角度来认识,他具有动态的、不断深化的结构,关注知识的应用与创新, 5、创建学习型组织,形成知识共享环境 技术手段只是实现知识管理的一个方面,知识管理更重要地是营造一具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的信息氛围,促进组织内部信息的交流,形成动态的知识流,由个体的知识转化为集体的,由隐性的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创建学校内部的知识地图,避免出现知识孤岛或知识垄断现象。分享和利用知识往往是不自然的行为,知识共享需要知识管理者的推动,要建立一种信息化氛围,明确知识产权,将知识行为纳入到考核机制中去,打破边界森严的组织结构,这样,一种健康向上,充满信息化氛围的局面才会形成。 6、兼容个性化策略,促进隐性知识的交流 学校教育中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以隐性知识的方式存在着,由此而成一个学校内在的文化底蕴,隐性知识的转化和利用的程度,是衡量知识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如何促进隐性知识的转化和利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一是编码化策略,即把隐性知识通过编码,转化成显性知识,然后进行共享利用。另一种是个性化策略,即充分认识到知识的形成与个体的亲身经历,当时的环境情境密不可分,所以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利用。应该承认,编码化策略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对教育这个特殊的行业来讲,所以我们在实施知识管理过程中,要十分重视人与人的语言沟通,通过网上实时通讯进行音像交流,定期举办知识讲座、学术沙龙,开展头脑风暴等形式促进隐性知识的交流。 四、知识管理实施的步骤 知识管理在教育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实施决不仅仅是某个流程的规划管理,而要涉及到方方面面,大到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学校办学目标的确立,小到某一节课都会涉及到知识管理的内容,所以做知识管理决策时必需慎这又慎,决不能轻言知识管理。另外,知识管理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过程,知识管理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推广和支持,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一般学校知识管理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五、知识管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知识管理目标要与学校总的办学目标相关联。 要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办学目标,要从提高教育质量、发展学生能力、改进教学模式等方面考察知识管理的价值。 2、应将知识管理作为技术和组织的基础构件。 学校进行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要体现出知识管理的思路和目标,在硬件配置、软件开发、资源建设和组织建设中要符合知识管理的规范与要求。 3、要建立标准的、灵活的知识结构。 学校在可参照有关文件,构建适合学校本身的知识结构,确定好知识传替通道与流程,建立针对不同目标的多重知识传递通道,进行相关的检索技术研究,确保知识库建设好,运用好。 4、要建立尊重知识的文化氛围。 在学校内部要大力提倡知识资源的共享意识,个人要分清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产权分明,同是要加强学校内部的学习风气建设,组建学习团队,倡导隐性知识的交流和显性化。 5、要有学校领导及广大教师的支持。 学校领导对教育信息化的态度和观念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关键。中层干部在学校知识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既熟悉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情况,又对新的管理方法模式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争取管理的认同与支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教师与学生既是适应管理的主体,又是知识管理的对象,更是知识管理的最大受益者,只有焕发出他们的极大热情,知识管理才会成功。 教育信息化论文:信息时代教育改革教育信息化论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教育教育改革教育信息化 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轰轰烈烈地改变着世界的一切,使几百年、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面对史无前例的信息技术革命,传统教育制度的深刻变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信息时代教育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教育将从内容、形式、方法和组织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许多中间过程。人们开始是将计算机看作一种独特的对象,和物理、化学一样,专门开设一门计算机课程;然后是要求计算机能辅助学校的传统教学,作教学演示或个别化教学;再后是要求进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课程改革,这种课程明显有别于以书本、粉笔和黑板以及幻灯、投影、电视和录像等传统教学媒体为基础的课程;最后是要求整个教学体系的全面改革,使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形式甚至连学校结构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一演进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与教育的整合程度越来越深,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日益成为社会各领域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开展信息教育、培养学习者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信息教育:广义地说信息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成员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开展的教育活动。狭义地讲,信息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教育活动。“信息处理能力”是指学习者在信息化社会活动中有选择地利用信息工具(手段),有效地获取信息、运用信息、创新信息的基本能力。信息教育的内容包括信息技术、信息运用、信息伦理等。 信息教育的开展有利于学习者主动学习的实现,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也是学习信息的传播者,而学习者只能被动地作为信宿接受学习信息。通过信息教育的开展,学习者可以利用信息工具(手段)主动地获得相关的学习信息,使学习者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的方法。所以有利于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为优秀的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信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 (一)普及高水平、连续性的基础教育 因为人们主要从事信息知识工作,这种工作的知识密集度高,要求人们具有较渊博的基础知识。因此,必须普及高水平、连续性的基础教育。 1.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全体教师 中小学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具有信息技术环境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能力。为此,在积极配备、充实信息技术教育所需设备及配套软件的同时,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全体教师,逐步形成完善的培训体系。在培训内容方面,不仅包括信息技术本身,更应注重信息技术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以改变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相分离的状况,消除信息技术难以深入课堂、深入学科的现象。 2.在中小学开设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基础课 “中小学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计算机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实现的根本”。教育信息化工程应切实重视在中小学教师与学生中普及信息意识、信息基础理论,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自主学习、探讨的能力。目前,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提高公民素质,培养信息人才,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都纷纷将计算机为主的信息科学列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主要课程。我国也明文规定:从2001年起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和实施“校校通”工程,用5-10年的时间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已经开设了信息技术必修课。 3.充分鼓励中小学学生参加本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 中小学学生不应仅仅只享受信息化的环境,还应在学校教师的组织下参加学校信息化建设,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意识、集体精神、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活动技能等。 (1)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网网页的制作,特别是校园网上软件资料中心的开发与利用,既可培养学生的信息开发能力,又丰富了校园网上的资源。 (2)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广播与电视节目的采集、编导、录制、播出、评价、反馈与改进过程。 (3)组织学生开展信息化讨论、策划信息化宣传、撰写信息化文章,既可普及信息理论,又可锻炼学生的能力。 4.信息技术基础教育应与指导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相结合 开展信息技术基础教育,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和应用信息技术的兴趣与意识,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竞争和发展的能力,而且能使之成为学生未来学习的有效工具,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实现教育信息化。 (二)举办短学制、多形式、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科技教育 为了适应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加速人才培养,因此要缩短学制。由于人们的工作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如面授、函授、电大等,来适应人们的需求。现代教育教学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教学信息,特别是多媒体教学系统、网络教学系统,为教与学增加了新的维度和方向,形成了多通道、全方位、整体化的教学信息加工传输模式,有利于教学效益的提高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由于信息社会知识密集型生产中科技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特点,因此,需要培养知识广博,能适应新兴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人才,使之能从事综合性技术生产和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 (三)开展广泛的信息素质教育 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知识爆炸、学不胜学的情况,教育必须培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自己管理学习,不断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性。 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服务,为提高整体教育质量、提高全民族创新能力,促进科研工作服务,逐步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新模式的特征是: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全面发展,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使用信息化手段的能力;在培养内容上,主要侧重在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具有自我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在培养方法上,要采取灵活多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方式,能适应各种学科并能满足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需求。 (四)必须实施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 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应用型人才,如书架型人才、工匠型人才,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素质全面,接受继续教育能力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在时代的激烈竞争中愈来愈表现出充分的活力,这也就对信息时代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要求“信息化、多媒化、多元化”的三化教育;也是“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三高教育。它能帮助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获,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较多的教育和学习效果。在信息社会中,只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信息社会变化速度快,对信息社会的适应性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人才水平的高低。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定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意识、信息观念,可以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信息社会,要求人必须具有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具有信息获取和存储、处理的能力,具有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交互的能力。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终身教育,信息教育在人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在职教育都离不开它,只有通过系统、完整的信息教育,社会成员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五)教育本身要信息技术化 与信息社会相适应,教育本身也要信息技术化,这包括教育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化。 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就是要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把学校的教学环境建设成为一种充满信息,而且方便教育者和学习者获取信息的环境。教育现代化就要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学过程信息化,要切实重视运用信息化的教育环境与成果并结合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培养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教学过程。 三、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一)促进教育改革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教育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信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以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促使传统教育发生彻底变革,这种变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教育的结构、内容和方式。首先要破除传统的教育思想,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1.树立现代教育思想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现代教育观、现代教学观、现代学生观、现代教材观、现代学校观以及现代人才观。传统教学,过份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能力的培养,认为教学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传授书本知识;而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发展多种能力,如学习能力、信息能力,还要培养品德。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才能实现全面的教育改革。 2.改革教育目标和内容 21世纪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使用信息化手段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了实现新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其总的趋势是:教材的难度增加,重视基本理论,强调知识内在的联系,要按照高难度、高速度和理论化原则重新编写教材,在课程设计上注重学科结构合理,教学内容少而精,着重使学生掌握一般的基本原理以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制定教学大纲要着眼于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现成知识的传授和一般技术的培训,教育内容还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改革教育形式和方法 信息化教育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这种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是传统教育、个别化教育、远程教育等相结合,多种办学形式并存,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并存,多种功能的教育相融合,重在个别化教育和创新性自主学习,使受教育者具有极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信息时代的教育不仅要抓基础教育,而且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还要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发展远距离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于一体。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逐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改实验,把这些单一、落后的手段改变成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要使其更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信息时代的特征。 4.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和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在某种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过程结构形式。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传统教学提出了挑战,对教师的角色、学生的地位、媒体的作用以及教学过程进行变革,从而构建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型教学模式。 (二)多媒体技术广泛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多媒体技术将广泛应用,教师不仅可根据教学需要,自己制作多媒体课件,而且可非常方便地从软件数据库中选择并提取相关的文字、声音、图片、图像等各种媒体信息,加以组合安排,供辅助课堂或学生自学使用。这样,多媒体技术就成为人们进行有效学习的得力工具。 1.多媒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1)个别化主动式学习:多媒体鼓励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验、任务需求和学习风格来使用信息,选择自己的认知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自主的个别化学习方式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保证,作为用户、学校和学习者个人,只要拥有多媒体终端机,就可以从公用网络的资源数据库中,非常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各种学习资源,使个别化的学习方式从而得以真正确立。 (2)结构化发现式学习:多媒体营造出了由学生控制的发现式环境,这种发现式环境允许学生在特定的内容领域进行探索和检验假设,他主要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发展学生高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学会组织、解释和运用材料,信息技术的这些运用将有助于学习者获取信息社会所需的问题解决技能。 2.多媒体技术使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更加方便有效 当代信息社会,知识更新急剧加快,人们不能不置身于不断的学习之中,继续教育已成为时代的需求。这种继续教育不仅有助于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更重要的还在于满足技术更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职业素质教育。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可能完全通过办校、办班来解决(尽管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大量的却要依靠在职自学或远距离教育来补充和提高。而后一种途径,又正好可发挥信息技术与信息高速公路的优势,使学习者不仅可通过多媒体终端机,不断补充与更新自己的知识,而且还可通过电信大学和模拟训练,来获取某方面的系统知识,强化与提高某种技能,从而使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更加方便和有效。 (三)网络教学日益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普及,人们在尝试网络通信的同时,也想到把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教育实践,出现了网络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主要有:①开放性;②协作性;③交互性;④共享性;⑤实时性;⑥个别化。 由于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因此为信息时代的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培养学生的信息能力 网络是信息社会最为有效的信息获取工具,开展网络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利用网络进行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 2.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实施 网络的信息量大、信息传递便捷、交互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开展发现式和协同式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在网络教学中,教师可以随时掌握新资料、汲取新知识,利用新教材,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解决教学内容滞后于时展的矛盾。 3.提高教学质量 网络庞大的信息资源、优越的多媒体功能和多向交互功能为教学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多种媒体信息,学校不需要再用大量经费和人力建设管理自己的媒体资料库,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这样,每个人不管贫富、贵贱都有机会享受“名师”的指导,都可以向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当面”请教,都可以借阅世界上著名图书馆藏书,甚至拷贝下来,都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获取最新的信息和资料。 4.有效实施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 开展网络远距离教育,是信息时代最为有效的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远距离教育将具有双向传输的交互性能。学习者不仅在课堂看或听远距离传输来的教学内容,而且也可在家里看到课堂的景象,听到教师的讲授,或者看或听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一门课程的声像材料,并能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由于是基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多媒体教育网络,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瞬间完成,所需要的教师、专家、资料和信息,都是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不管其家庭出身、地位、财富如何,都可以享受到这种最高质量的教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 5.教学科研更加富于成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信息技术也使得教学科研更加富于成效。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检索更加方便。教师坐在家里就可向国内外查询与收集到所需要的研究资料,不必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推广和交流成果效率更高。不仅可广泛而迅速地推广与交流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而且能科学地对研究项目进行辅助设计与模拟,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计算与整理,准确地研究结果进行判断和分析,从而使研究周期大为缩短,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大大增强。 总之,信息技术为当代教育理论提供了许多实现的途径,给当代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完全否定传统课堂教学的长处,学校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人文和情感氛围,注重教学的优化设计,寻求课堂教学的最佳结合点,优质高效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时代要求、适合21世纪需要的新型人才。 教育信息化论文:化学教育信息化管理论文 回眸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程,2003年已经和一串数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枯燥乏味的数字已不再是简单的符号,透过这些数字,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深切地体会到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追赶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潮流的步伐正在加快,也明显地感觉到我国教育信息化还任重道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史册中,2003年将凸现其历史性的地位,乏味的数字也将日益鲜活起来。 国家的总体计划历来以5年为一个周期,2003年,当我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取得硕果之际,教育部出台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新一轮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未来5年教育信息化的总体目标: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公共教育信息化平台,加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进多层次、多功能的资源开发、交流和共享机制的形成,提高各类社会成员的信息素养,满足人们随时随地终身学习的需求,提升现有教育质量和水平,为国家信息化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同时确定了未来5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由硬件平台、应用支撑平台、应用系统和服务体系等主要业务系统,公共资源、公共应用和公共服务等主要数据系统,管理体系、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培训服务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等支持环境组成。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发展全局中的关键环节。2003年将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拐点,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从此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3年11月6日,全球最大的18所开放大学的校长同时出现在“上海世界巨型大学峰会”上,举行了一次中西方远程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高层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总干事约翰?丹尼尔,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章新胜和校长们一起阐述了各自对远程教育的理解和展望。18所来自全球著名的远程教育大学的校长在介绍了各自的办学理念和经验之后,共同签署了《开放大学上海合作宣言》。当今社会正朝着知识密集、相互依赖且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巨大压力。未来远程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将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资源共享已经成为促进远程教育发展,对机会、质量和成本效益三角关系的良性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校长们一致同意成立全球的开放大学网络,选择课程开发、信息通讯技术、合作办学、学位承认、交流信息和实践经验并提供交流的论坛、研究和工作人员交流等六个领域优先开展合作。 在构建终身学习社会和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远程教育,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创新与合作。在了解世界远程教育的发展中,我国的远程教育正快步走向世界。 2003年,教育部决定,在今后5年内,将引进300门国外优秀网络教育课程,促进高等院校等的双语教学;重点开发300个网络课程和素材库等教学软件,逐步建成国家远程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源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开放的资源共享机制,形成高质量、全方位的国家职业成人教育资源库。 网络条件硬件设施是基础,资源建设是优秀,这已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近几年,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十分重视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根据学校的学科优势和教学特点,开发了一批基于网络的教育教学资源库、素材库和一批社会急需的网络课程和教学课件。但是,从全国来看,优质教育资源仍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标准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难以实现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信息孤岛”。因此,加强国家教育资源库建设,建设部级的统一的教育资源平台,通过引进国外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加强国家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建设,逐步建立起部级高等教育资源库,无疑是一项从根本上推动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的有力措施。 在60多万所中小学中选出1000所,作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对每一个入选学校来说,既是崇高的荣誉,也意味着艰巨的责任。2003年12月18日,“千所校”的代表第一次齐聚北京,大家共同探讨实验6年来的得与失。 1997年,为探索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和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模式,建设一批在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具有示范和窗口作用的先进学校,教育部启动了“全国千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项目。6年来,实验学校在信息化环境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教师队伍培训、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信息技术环境下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同时也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和辐射作用。 在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和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进程中,实验学校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围绕“应用”和“绩效”,在资源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率,积极创造和完善信息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头上的光环将渐渐暗淡。 教育部长周济于2003年12月16日在北京宣布,由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实施的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经过科学论证,认真实施,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0个贫困县中10000所乡村中小学的远程教学示范点全部建成。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教育部、李嘉诚基金会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各项目单位通力合作,以大学为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各级电教部门的作用,集成各方面的人才优势,编写了适合西部地区项目培训的卫星数据接收技术培训教材,并制作了配套光盘;开发了多种媒体的、适合中西部地区的远程教育资源,形成了用数字化资源带动信息技术应用的新模式。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学校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水平,初步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推进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当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 这些成功的做法使人们看到了在贫困地区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10000个点建成了,但它不应是完结的终点,而是全面推进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们的建成将为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到2003年底,从“校校通”工程开始实施起到目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约40000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而2000年10月的统计数据是3000所。中小学生计算机拥有量已经从平均150人一台发展到现在平均35人一台。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硬件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发展速度、推进速度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仅政府投入就达到500亿~600亿,如果将公司(企业)赞助、学校提供场地和家长自购计算机等情况统计在内,可能达到上千亿的投入。但是,大投入,是否实现了大产出?目前的调查结果十分令人忧虑。相关调查表明,已建设的校园网络中,大约90%还都处在一种闲置或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真正用得好的,能充分运用硬件设施广泛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仅占10%左右。大多数学校停留在初步探索的层面上,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影响仍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硬件环境的大投入与应用效果的低产出,正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焦点矛盾之一。研究探索实现信息技术环境下教育教学效率、效果显著提升的模式和方法,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大投入与大产出,已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研究的优秀问题。 我国有1000万中小学教师,他们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2003年,为提高全国上千万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教育部决定实施“教师网联”计划。“教师网联”计划将为教师终身学习构建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建的平台,充分借助现代远程教育手段,打破时空阻隔,大规模开展高水平的教师培训,使不同地区的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将成为大幅度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教育和学习方式。信息化既要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也要为教师终身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为教师职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为大规模、高水平、高效益地开展教师的全员培训提供了可能,而学会信息技术应用的教师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实施“教师网联”计划,充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实现教师教育领域内行业联合,沟通各种教育形式,建立和依托优质高校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建共享优质资源。 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创新举措,必将加速教师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也使迅速提高上千万中小学教师的整体水平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网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尽快出台培训时间、教材选择、课程设置、评价指标、收费标准、利益分割等相关规范和标准,参与“教师网联”计划的有关单位和高校,需要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开展工作,否则,将会影响计划的顺利实施。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在未来5年内,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约100亿人民币,在全国农村实施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在全国11万个农村教学点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在37万所农村小学建设卫星教学收视点、在37万所农村初中建设计算机教师,通过这三种模式,把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送进农村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让山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逐步与城镇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优质教育,持续不断地提高广大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同时,利用远程教育设备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它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推进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我国教育“三个面向”的重要途径。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管理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教育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网络教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网络使教育资源共享变为现实,网络可以实现交互式学习,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条件,网络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许多国家都高度重视网络教育,努力扶持和发展这一新的教育方式,为推进网络教育的发展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不断扩大网络教育的普及程度。 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促进教学改革,加快教育发展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都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益,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更具深远的意义。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及其全方位应用,不仅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措施,是中华民族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但其影响已不仅是教育、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第五空间的争夺。 互联网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挑战与变革,但影响最大的是教育,给教与学都带来了“学习的革命”。 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应用)正在逐步演变。特别是前两种功能,大学的知识产生功能正在逐步增强,知识传播的形式多样化会使今后大学的知识传播功能远比现在所起的作用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应逐步演变成以研究为主的知识生产机构,靠政府授权,这种机构也可以是以鉴别人们掌握知识水平为目的的考试和证书发放机构。网络教育的发展,使人们学习知识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当然,有些不能进行虚拟实验的理工科专业除外。我们争论多年的大学要宽进严出,扩大招生规模在网络教育时代都会迎刃而解。 网络教育的实现不仅对于学生来讲是一场“学习的革命”,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是一场“革命”。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师,都应主动认识、积极学习、熟练掌握网络和网络技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灵活运用,并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网络课程和教学软件的开发。 教育信息化建设无论怎样重视都不过分。网络教育可为边远地区提供优秀的课程课件等教学资源,缩小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给人们以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互联网可以提供大学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共享科技新成果,提高大学的国际学术地位。要充分利用网络所提供的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不充分认识这一点,由技术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将稍纵即逝。 互联网不同于一些短寿的技术,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是永久的,超越了教育、经济,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是第五空间的争夺。 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有些技术风靡一段时间后会逐渐消失,如一九八五年时,在美国大唱片曾经是年销售240亿美元的大行业,由于录音带、CD等技术的进步,五年之后大唱片在美国的商场中完全消失了。今天的录音带、录象带的市场也在日渐萎缩。而有些技术会长期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断升级,如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产生,对人类的影响会远比电影、电视、印刷等技术要大的多。 从整个国家信息化建设来讲,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新的教育手段,新的教育内容,对于培养人才,转变学习方式,产生新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甚至语言的演变都有重要影响。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宣扬与传播。如果哪个民族不抓紧这次机会,今后将会使这个民族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传统上我们把一个国家的主权定义在有形空间上,如领土、领海、领空等三个空间,靠科技的发展,少数发达国家正在争夺太空的控制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国家的第四空间(或称领宇)。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第五空间(存在于有形和无形之间,或称领网)。尽管开发第四空间的起步较早,但第五空间发展地比第四空间要快的多。互联网是一场无硝烟的国家主权争夺战,而且日趋激烈。尽管它没有有形的边界界定,但它靠知识产权,文化和价值观念,技术壁垒等来界定。 观念问题是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还是校长、教师、学生,都应在观念上进行一次革命。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现代化,任何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都取决于观念更新。因此转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观念是教育信息化的首要任务。我们要通过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讲座、行政和经济手段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现代化教育意识,树立现代化教育观念。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有待进一步提高 教育信息化是将教育信息资源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基本构成要素,并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广泛地利用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应以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观念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应根据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促进教育现代化。 目前,教育部已经设立了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颁布了《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了“关于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等,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受教育人口众多,为使教育信息化真正落实到实处,还应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相应的教育信息化管理部门或机构,以便在教育部的直接指导和协调下,统一部署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形成全国一盘棋。 各级领导要把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到关乎国家自强,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积极调动和开发全国教育系统内外的教育信息资源,促进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破除“小而全”,“画地为牢”的本位主义思维模式,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大思路。 各类学校领导应转变观念,切实加强对教育信息化的领导 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信息机器、信息技术的引入过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计算机化或网络化。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以信息的观点对知识传授过程进行系统分析、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信息化。 前面已经讲到,我国现在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大学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备,但也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对教师的培训、内部资源配置及建设、应用平台的建设等重视不够,有些学校电脑有50%以上处于不完全使用或闲置状态。这就要求学校领导要转变观念,不能认为教育信息化是可有可无,可早可晚。教育信息化也不是赶时髦,要有急迫感。学校领导要积极引导,为教育信息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加强教师培训,鼓励教师利用现有设施,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师要树立现代化教学观念 具有现代化教学观念的教师,应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即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指导、计划、组织和协调,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过去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强调利用好两个工具,即字典和图书馆。今后要增加一个工具,更应该强调通过互联网学习。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注重利用新技术开发课程课件,一本教案用多年的教师肯定要被信息社会淘汰。 学生应培养现代化学习观念 就学生而言,教育信息化肯定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互联网的概念,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将信息网络及技术,变成自觉学习、自我发现、自主探索的工具。这里就有一个观念问题,不能仅认为只有进入课堂才是学习,只有教师讲的才是知识,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教育信息化。 具有现代化学习观念的学生,应从传统的被动地接受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获取知识、处理知识、运用知识,要有能力利用信息网络进行对知识的探索,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学生应有一个从学习互联网知识到通过互联网学习的过程。此外,对获取和使用信息的习惯和意识也要转变,在互联网上,一个人面对的是海量信息,每月付10元钱都觉得亏,而使用电话一对一的信息交流,每月花上百元都不觉得贵,主要是习惯和意识问题。 积极利用媒体等手段向社会不断宣传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培养新世纪的创新人才,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近年来,在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已经连接到学校、单位以及家庭。就大部分家长来说,可能只看到互联网的皮毛,而对教育信息化的具体内涵不甚了解,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公共网络场所疏于管理,出现了象“蓝极速网吧”这样的事件,使社会一些人士及一些家长对教育信息化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学生在互联网上接触到有害信息的危险就象汽车可能出车祸的危险一样,我们并没有因为可能出车祸而不使用汽车所带来的方便,或不发展汽车工业。既然互联网的功能利大于弊已成为共识,在现阶段,媒体就不应过分渲染互联网的弊端。相反,媒体更应该加强宣传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方便,宣传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意义,提高公民主动学习和使用互联网的意识。 教育信息化首先是人的信息化,因此师资培训就成为教育信息化当务之急。 教育信息化首先要以计算机的普及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为重点,着力于培养教师和学生应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在实施信息化的过程中,要把师资培训作为重点,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要注意纠正重硬件、轻软件和轻人才培养的倾向。 师资队伍培训是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否拥有大批掌握并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对学校教师、技术与管理及行政人员的不同层次的全员培训,注重提高教师使用计算机的实际操作水平,培养教师自己设计制作课件的能力及网上操作能力。在校园网建设中形成一支能使校园网充分发挥使用效益的队伍,保证校园网建成后,就能投入使用。 培训首先要对教师进行教育观念转变及心理疏导方面的培训,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对国家,对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积极意义,消除他们对计算机的畏惧心理。培训要对全体教师进行计算机操作能力的全员培训,使每位教师都能进行单机教学和网络教学。把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作为现代合格教师的标准。 信息与资源是教育信息化的关键,但普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必须进行全面统筹,建设全国统一的教育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我国信息化普遍存在“纵强横弱”,信息孤岛现象普遍 我国的互联网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普遍存在纵强横弱的现象,所谓纵强就是指部门的系统比较强,横弱是指横向的互联互通存在着局部的信息孤岛等问题。为此,国家信息主管部门应该认真考虑并切实解决物理线路的互联互通问题。 互联网是由物理线路和信息资源组成的,物理线路联通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信息资源的组织与传播。信息传播是有规律的,其规律是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结构。广播、电视、报纸,包括电话等都是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结构。信息的组织者(采编系统)非常复杂,信息的使用者通过简单的载体就可获得信息。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互联网的发展走了一条弯路,目前的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末端复杂,中央简单(甚至没有中央,物理线路可以没有中央)的结构。目前互联网仍然处在违背信息传播规律的方向发展,各个单位建网站的积极性很大,比如,法规网站很多,但没有一个全面的(权威的),浪费了巨大资源,造成信息查找困难,搜索引擎繁多。这种违背信息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正为人们所逐渐认识,小网站越来越难以生存,大的专业资源网站正在逐步形成,也就是说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规律正在回归。 亟须统筹规划,整合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与服务,建立教育信息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中国权威的教育网上服务门户。 尽管我国教育网络的建设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发达国家发展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教育体系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网上教育资源建设问题,和怎样才能使教育资源共享变为现实。 信息和教育资源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优秀。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信息资源组织和有效传播可谓是重点工程。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例如:英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署(BECTA)在2000年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研究信息与通讯技术资源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通过对2110所学校的对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具备良好信息资源的学校的77%学生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从而显示教育信息资源在教育信息化中作用。英国在信息资源建设上,特别注重网络资源的建设,注重网络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共享,并于1998年建成了全国的教育户网站---全国学习网络(NGfL),以求联接所有的学校与教育机构。经过几年建设,英国的全国学习网络(NGfL)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教育门户网站,而且具备功能强大的搜索功能。同时英国也注重建设面向教师的网络资源,2000年8月,其教师网(TeacherNet)开通,这是专门为教师准备的门户网站,使教师简单地获得相关信息与服务,包括进入政府和协会为教师准备的网站。 我国各种类型的网络教育网站名称五花八门,数量众多且良莠不齐。现有各类以教育为名的门户网站达1600多个(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教育部正式批准大学设立的网络教育学院),但真正做地好的不多,亟需加强管理。为此,在教育信息资源的建设上,除需对现有教育类门户网站进行必要的管理外,还应加强现有网络内的教育资源的整合。要设立专门的教育信息资源综合平台,对大学、中学、小学等教育单位现有的教育资源和国家各种工程、计划所形成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分类、加工。在教育信息网络内,为不同教学、学习阶段的教师、学生和社会有需求人员提供权威的、可靠的教学信息及资询服务。建立适合中小学生上网的内容安全,家长放心的绿色网络工程。同时要建立网络信息资源和技术安全的防护体系。 “校校通”是基础教育领域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工程,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校校通的建设,亟须统筹规划,强化应用。 校校通是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重大工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存在很多不足 至立同志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使学生学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要全面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努力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并指出“校校通”工程目标是:用5至10年时间,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校校通”工程,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于2000年底开始启动,目前已在全国中小学校展开,特别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上海、江苏等地基本实现了“校校通”。 “校校通”工程启动两年多来,对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但建设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校校通”对校园网建设缺少总体规划和指导,由于一些学校领导自身对校园网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造成学校建网放任自流。在校园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重视硬件设备的投入、轻视课件建设和师资培训的现象,致使校园网使用率不高。还有校园网缺乏良好的管理与维护,造成一些学校建网后的维护费用和改造费用过高,学校重复投资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校园网建设的健康发展。 “校校通”应贯彻“统一规划、分级负责、逐步实施”的原则,与现有CERNET全工程主干网建设统一考虑。 同志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对“校校通”工程来讲,中央、教育部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更多应该起到倡导者、规划者、组织者的作用。“校校通”建设应贯彻“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步实施”的原则。“校校通”建设要适应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发展。“校校通”的规划应与CERNET全国主干网的建设和发展统一考虑。具体工作可考虑校园网建设的总体规划指导意见,技术标准参考意见等,以保证网内标准的统一性和软件的兼容性。 “校校通”的具体建设应多发挥当地政府和学校的作用,包括建设资金的筹措。CERNET应提供优惠的接入条件和技术支持。教育部应更加明确地将CERNET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主干网,更多地支持CERNET的建设和发展,其它的所需经费可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省市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参与校校通建设,统一规划,并最终将各地中小学校园网接入国家教育信息化主干网CERNET省市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调动企业、学校的积极性,在教育部统一规划指导意见下,参考技术标准,开展“校校通”建设,把“校校通”建设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扩展平台。各省级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导小组要切实负责本地区中小学信息化工作,结合当地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实施规划,统一规划好校园网建设工作。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地区教育局域(或城域)网络和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具体制定本地区教育局域(或城域)网的建设规划,为本地区校园网进入局域网的互联拟定统一规范和标准。各地教育技术装备部门应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按指导意见所确定的硬、软件工作范围,分别做好校园网络建设,教学软件开发,信息化教学研究推广及校园网应用的教育培训工作。同时积极规划本地区教育网络特色资源建设,多方筹集经费,建成后接入国家教育信息化主干网(CERNET)。 “校校通”本意在应用,因此不仅强调建设,更强调应用,目前建成的50%以上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应有的效益。 不管是国家教育网,还是“校校通”,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最后还是应该体现在使用上。当年互联网建设之初,社会各界也曾担心使用问题。我们当初曾将互联网比喻为“信息高速公路”,就教育信息化来讲,所谓“路”就是指现在建设的教育网络基础设施,已建成一定规模;“路”上要有“车”、“车”上要“货”,同时“车”要有人开,“货”要有人用。重要的是要有“货”和“人”,“车”可以理解成网站网校,“货”就是教育信息资源,但最主要的是要由人—-教师和学生来使用和掌握。 “校校通”工程在校园网的建设中应避免片面追求网络技术的先进性,甚至机械套用大型企业网、大学校园网模式,那将会脱离我们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的实际,结果只会造成设备的浪费和闲置。 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而且将会促进教育观念、教学思想的转变。互联网的应用,不仅可以大大拓展教师和学生的视野,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教师在使用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也将增强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据调查,目前已建成的校园网,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原因,大概有50%以上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应有的效益,中小学尤其严重。为此,除加强信息资源建设外,迫切需要引导教师和学生转变观念,提高现有教育网的使用效率。 “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校校通也不只是做几个页面,重要的是应用,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教育资源建设,都需要统筹与协作。 校园网是实施“校校通”工程,满足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校校通”工程是为了适应我国幅员辽阔,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的现状,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因而,“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有些学校单纯的以为建立一个学校网站,联通了互联网,做几个漂亮的页面就是实现了“校校通”,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中小学校校园网在解决了通网络的问题后,网络教育资源也不应重复建设。即便是重点学校也应该意识到名校也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优秀,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一个学校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各地方,应针对本地区信息资源状况及学校具体情况,保证网络畅通。另外就是从省市和国家层面上,要优选课程课件,开发大量适合各层次需求的课程、节目或软件,放在电视台和大型教育资源网站上,使有需求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实现资源共享。特别是像遇到SARS这样的突发灾害,能保证网络畅通,使学生、教师在家中能进行学习或教学,尽量减少损失。特别对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由于受人才、资源、信息及经费限制,应重点解决教育资源信息共享,尽量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各学校都要提高参与教育资源建设的积极性,而不是自个学校搞“小而全”。在课件软件的开发和资源库的建设工作中,要统筹规划,达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浪费。 互联不互通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要坚决打破垄断,彻底解决教育网与公共网的互联互通。 由于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业务主要集中在电信手中,一般家庭进入互联网,大多通过电信。互联网综合基础设施接入网仍有瓶颈,定价服务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普遍服务补偿的机制需要加快形成。CERNET自启动以来,既得到过电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也深受电信企业垄断阻碍发展。教育网与公共网从开始时的国内线路互不相通,到两网互通带宽逐步增加,每次带宽的增加都是长期奋斗的结果,甚至到惊动中央领导才能突破一点。两网国内互通由于带宽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网作用的发挥,也影响教育网的形象。国际线路部分,由于电信企业的垄断,非电信运营商租用一条国际线路不仅要向国外运营商缴一条国际线路的租用费,同时要另外向中国电信再缴纳半条国际线路费用,而且中国电信的国际线路租用费价格要比国外运营商的价格高出数倍,造成教育网(CERNET)和其它非电信网络的额外负担,教育网非但没有相应的线路优惠,就连起码的公平竞争条件都没有得到,在国际线路方面我们同样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互联网接入费用过高,严重地阻碍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如何使教师、学生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享受教育信息化带来的便利,这是社会各界应着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电信企业的双重收费(拨号上网既收网络费,又收昂贵的电话计时费。发达国家只收网络费和少量的一次接入费)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教育部也应以积极的态度与电信部门协商,争取用于网络教育的电信部分费用降下来。 CERNET有义务、有责任为教育信息化提供更加完善的、全方位的服务平台,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也为CERNET今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CERNET也要以开放的姿态,争取电信部门的支持与合作。 教育信息化论文:化学教育信息化管理论文 2003年的教育信息化,总体来说,没有了去年高歌猛进般的热闹和爆炒,而是以更平稳的心态进行着教育的IT革命。然而中间也并非全无插曲。一场SARS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在这场国难面前,教育几乎是首当其冲。远程教育在SARS期间光彩夺目,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站在新年之初,总不由自主地要总结上年,展望来年。作为一名重点关注教育行业信息化的记者,我将分析2003年教育信息化的热点所在,借此预测2004年的新形势、新发展。 远程教育时间表提前赛迪顾问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教育行业IT应用市场投资规模超过250亿元,增长率达20%以上,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远程教育市场。 远程教育在SARS中脱颖而出,光彩夺目,成为SARS期间为数不多的教学希望和经济亮点。SARS期间,北京市教委启动“空中课堂”;河北、天津、安徽、山东等也分别开设“空中课堂”、“虚拟教室”、“网上教学”等形式开展教学;仅仅“五一”期间,新东方教育在线网络教育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业务就比上个月增长了77.6%和61.3%。 SARS有可能成为中国远程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还是中国第一次从上到下,从教育部到各地方教委,从高校到各中小学,协调一致启动运用远程教育手段来作为正常教育无法正常运作时的应急措施。 SARS把远程教育的建设提前放到了议事日程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信息化建设既定的秩序和进程。2004年,远程教育进入了一个改善和调整的时期。远程教育要重点改善的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 加大教学资源建设力度资源难题可谓是一直到如今。它绝非短期之内就能获得解决和突破,它需要IT厂商和教育用户一起合作,并且以学校里的老师为主体,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学员以精品的课程和资源。 这次非常时期,高校的教学资源尤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本来如果运用得当,很多高校完全可以通过通畅的校园网做到停课不停教学。但事实上,大部分课程还是没有很好利用远程教育这个必不可少的补充形式。另外,很多课件制造较为粗糙,界面不友好,没有利用网络教育的互动性、多媒体的生动性把远程教育的长处发挥出来。 建设好教育资源,相信也是所有大中小学校的下一步任务之一。 完善自动测评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副院长黄荣怀认为,基于网络的远程学习可由网络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建立和适当运用这一系统,将会有效改善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 完善的自动测评系统不仅要能让学生在网上答题,答完试卷后,系统还要能通过网络自动提交答卷,再通过网络服务器统一判卷。命题系统应该与测试系统、成绩分析系统有机结合,方便教师出题、考试和成绩分析。为了保证考试安全,系统还应具有断电恢复和容错功能,考试信息不会意外丢失,考试管理系统则能实现如考生报名、发卷、收卷、判卷、考生管理、考生成绩公布与打印等功能。 加强教学交互平台 学生所抱怨的网上课堂互动性差其实是可以改善的。网上交互平台的功能应该包括在线课程学习、在线专题补习、学科答疑中心、兴趣讨论小组、课件管理、教学管理、教师备课、作业批阅、网上教学交流、网上专家咨询、教学评估等。它可充分利用网络交互及时快捷的特点,在校园网络上创设虚拟的学习社区与交流社区;另外,校园网络教学系统还提供多种自主学习策略,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习者认知主体的体现。 远程教育虽然有种种不足,这注定了它仍然只能是正常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不会是学习的主流模式,但由于远程教育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点,它还是受到了用户和IT企业的极大关注,成为社会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赛迪顾问预测,2004年将成为远程教育在未来几年的一个高潮,其投资将占教育信息化总体投资的21.2%,达到70亿元。 西部教育真正升温 教育行业信息化在东部地区发展迅速,已经转向应用阶段;而在西部地区,教育信息化则还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建设仍是重点。 在2003年之前,西部教育信息化虽然广受重视,但由于资金、人才等瓶颈的限制,西部教育信息化建设一直还未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003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两大瓶颈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在资金方面,采取财政拨款方式,用于西部教育信息化建设;在人才方面,继东西部对口支援工作之后,又于2003年9月8日成立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推进全国教师的继续教育,重点提高西部和农村教师的质量,这就给西部的教育信息化奠定了政策、资金和人才上的基础。关注西部教育信息化,时机开始成熟。2004年,西部教育信息化的重点领域如下。 基础建设仍是重点 教育行业信息化在东部地区发展迅速,已经转向应用阶段;而在西部地区,教育信息化则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建设仍是重点。 据对四川省、重庆市、甘肃省、陕西省、山西省四省一市的1200名教育用户的调查,5%的用户还未开始建设;7%的用户正准备建设;51%的用户刚处于起步阶段;37%的用户信息化建设已经比较成熟。 截至2003年11月,中西部教育信息化投入53%用于网络、PC、服务器等硬件建设。因为中西部教育信息化建设时间稍后,所以更能借鉴其他单位、地区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开始注意避免重硬轻软、重建设轻应用等常见问题。是以投入的资金有14%用于软件建设,13%用于资源建设。2004年,39%的用户依然把重点放在网络、PC、存储等硬件建设上,19%的用户继续软件建设。资源建设上升幅度较大,比例占到23%,开始有10%的用户关注总体建设。 资金问题多元化解决 资金问题,是中西部教育信息化绝不可回避的一个难题。39%的教育用户都认为,限制教育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首先就是资金。 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各方有各方的说法,但最后都几乎归结到一点:开拓融资渠道,多元化解决资金问题。 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赵邦友认为,在资金这个问题上,教育行业应该和IT供应商一道,积极开拓各种融资渠道,探索各种形式的融资方式,运用多种手段广泛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筹措资金。 陕西省教育厅信息中心主任冀霆也持同样观点。“与商家合作开展信息化建设的做法,可以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计算机教室。只有这样,才能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有发展、有突破。而且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缺乏资金虽然是个难题,但并非不能解决。在政府开辟资金筹措渠道的同时,如何利用社会资金来解决信息技术教育的资金,这是中西部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课题。 总的来说,目前的中西部,还缺乏覆盖全省的计算机网络,现有的网络建设存在着各自为政、结构不合理、共享程度低等问题;管理法规、制度和信息标准规范缺乏或不完善;校园网建设进展不快;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教师培训有待加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普及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移动教育概念盛行 移动教育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一个亮点和热点,一些网络运营商、终端设备制造商、无线网络提供商已经尝到了先行者的甜头。 移动教育,概念先行。移动教育是把移动通信、网络技术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与有线的在线学习相比,具有移动性、高效性、广泛性、个性化等特性。一个移动教育系统通常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硬件设备、软件以及通信网络。 当然2003年的移动教育,主要指的还是笔记本在教育行业的普及。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昔日高价笔记本,也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2003年,教育行业成为笔记本厂商争夺的地盘。不少著名企业纷纷定制出面向教育行业的笔记本,加大了对教育行业的推广攻势。其实移动教育的热炒,也部分得益于SARS。 移动教育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一个亮点和热点,一些网络运营商、终端设备制造商、无线网络提供商已经尝到了先行者的甜头。 可以预测,2004年,随着3G在中国的发展环境渐趋成熟,面向浏览器的移动终端应用平台的推广,移动设备、标记语言、通讯网络等之间通用标准的制定以及语音技术、定位技术、数据安全技术等关键技术的解决,基于互联网络的移动教育应用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004年是教育行业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上提到的远程教育、西部教育、移动教育等热点问题将依然是2004年的热点。此外,在基础建设继续增长的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应用问题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特别是东部沿海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资源建设将进一步加大力度;随着用户应用需求的增加,信息服务的增长将会更为明显,重点表现在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管理论文 回眸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程,2003年已经和一串数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枯燥乏味的数字已不再是简单的符号,透过这些数字,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深切地体会到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追赶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潮流的步伐正在加快,也明显地感觉到我国教育信息化还任重道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史册中,2003年将凸现其历史性的地位,乏味的数字也将日益鲜活起来。 国家的总体计划历来以5年为一个周期,2003年,当我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取得硕果之际,教育部出台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新一轮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未来5年教育信息化的总体目标: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公共教育信息化平台,加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进多层次、多功能的资源开发、交流和共享机制的形成,提高各类社会成员的信息素养,满足人们随时随地终身学习的需求,提升现有教育质量和水平,为国家信息化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同时确定了未来5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由硬件平台、应用支撑平台、应用系统和服务体系等主要业务系统,公共资源、公共应用和公共服务等主要数据系统,管理体系、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培训服务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等支持环境组成。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发展全局中的关键环节。2003年将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拐点,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从此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3年11月6日,全球最大的18所开放大学的校长同时出现在“上海世界巨型大学峰会”上,举行了一次中西方远程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高层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总干事约翰?丹尼尔,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章新胜和校长们一起阐述了各自对远程教育的理解和展望。18所来自全球著名的远程教育大学的校长在介绍了各自的办学理念和经验之后,共同签署了《开放大学上海合作宣言》。当今社会正朝着知识密集、相互依赖且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巨大压力。未来远程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将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资源共享已经成为促进远程教育发展,对机会、质量和成本效益三角关系的良性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校长们一致同意成立全球的开放大学网络,选择课程开发、信息通讯技术、合作办学、学位承认、交流信息和实践经验并提供交流的论坛、研究和工作人员交流等六个领域优先开展合作。 在构建终身学习社会和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远程教育,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创新与合作。在了解世界远程教育的发展中,我国的远程教育正快步走向世界。 2003年,教育部决定,在今后5年内,将引进300门国外优秀网络教育课程,促进高等院校等的双语教学;重点开发300个网络课程和素材库等教学软件,逐步建成国家远程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源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开放的资源共享机制,形成高质量、全方位的国家职业成人教育资源库。 网络条件硬件设施是基础,资源建设是优秀,这已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近几年,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十分重视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根据学校的学科优势和教学特点,开发了一批基于网络的教育教学资源库、素材库和一批社会急需的网络课程和教学课件。但是,从全国来看,优质教育资源仍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标准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难以实现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信息孤岛”。因此,加强国家教育资源库建设,建设部级的统一的教育资源平台,通过引进国外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加强国家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建设,逐步建立起部级高等教育资源库,无疑是一项从根本上推动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的有力措施。 在60多万所中小学中选出1000所,作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对每一个入选学校来说,既是崇高的荣誉,也意味着艰巨的责任。2003年12月18日,“千所校”的代表第一次齐聚北京,大家共同探讨实验6年来的得与失。 1997年,为探索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和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模式,建设一批在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具有示范和窗口作用的先进学校,教育部启动了“全国千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项目。6年来,实验学校在信息化环境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教师队伍培训、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信息技术环境下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同时也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和辐射作用。 在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和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进程中,实验学校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围绕“应用”和“绩效”,在资源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率,积极创造和完善信息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头上的光环将渐渐暗淡。 教育部长周济于2003年12月16日在北京宣布,由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实施的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经过科学论证,认真实施,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0个贫困县中10000所乡村中小学的远程教学示范点全部建成。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教育部、李嘉诚基金会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各项目单位通力合作,以大学为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各级电教部门的作用,集成各方面的人才优势,编写了适合西部地区项目培训的卫星数据接收技术培训教材,并制作了配套光盘;开发了多种媒体的、适合中西部地区的远程教育资源,形成了用数字化资源带动信息技术应用的新模式。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学校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水平,初步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推进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当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 这些成功的做法使人们看到了在贫困地区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10000个点建成了,但它不应是完结的终点,而是全面推进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们的建成将为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到2003年底,从“校校通”工程开始实施起到目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约40000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而2000年10月的统计数据是3000所。中小学生计算机拥有量已经从平均150人一台发展到现在平均35人一台。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硬件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发展速度、推进速度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仅政府投入就达到500亿~600亿,如果将公司(企业)赞助、学校提供场地和家长自购计算机等情况统计在内,可能达到上千亿的投入。但是,大投入,是否实现了大产出?目前的调查结果十分令人忧虑。相关调查表明,已建设的校园网络中,大约90%还都处在一种闲置或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真正用得好的,能充分运用硬件设施广泛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仅占10%左右。大多数学校停留在初步探索的层面上,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影响仍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硬件环境的大投入与应用效果的低产出,正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焦点矛盾之一。研究探索实现信息技术环境下教育教学效率、效果显著提升的模式和方法,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大投入与大产出,已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研究的优秀问题。 我国有1000万中小学教师,他们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2003年,为提高全国上千万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教育部决定实施“教师网联”计划。“教师网联”计划将为教师终身学习构建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建的平台,充分借助现代远程教育手段,打破时空阻隔,大规模开展高水平的教师培训,使不同地区的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将成为大幅度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教育和学习方式。信息化既要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也要为教师终身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为教师职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为大规模、高水平、高效益地开展教师的全员培训提供了可能,而学会信息技术应用的教师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实施“教师网联”计划,充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实现教师教育领域内行业联合,沟通各种教育形式,建立和依托优质高校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建共享优质资源。 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创新举措,必将加速教师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也使迅速提高上千万中小学教师的整体水平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网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尽快出台培训时间、教材选择、课程设置、评价指标、收费标准、利益分割等相关规范和标准,参与“教师网联”计划的有关单位和高校,需要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开展工作,否则,将会影响计划的顺利实施。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在未来5年内,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约100亿人民币,在全国农村实施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在全国11万个农村教学点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在37万所农村小学建设卫星教学收视点、在37万所农村初中建设计算机教师,通过这三种模式,把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送进农村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让山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逐步与城镇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优质教育,持续不断地提高广大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同时,利用远程教育设备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它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推进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我国教育“三个面向”的重要途径。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问题管理论文 从2000年10月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以来,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因而也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及时发现并认真研究对策。只有这样,我国的教育信息化事业才会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 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三个方面 考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应该包含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和应用服务三个方面。 1、硬件建设 教育信息化的硬件建设,包括与外界互联互通的公共网络建设和本地本校的局域网络建设两个方面。公共网络建设由专业的骨干网络提供商负责;而各地各校对于本地本校的局域(城域)网络的建设热情很高,并已建成大量校园网和城域教育网,但对各自之间的互联互通却很冷淡。这是当前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2、软件建设 教育信息化的软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开发出支持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教学模式的应用平台,包括:教学及管理平台、教育管理平台、教学信息交互平台等三大综合应用系统;二是要开发足够多的优质教学课程和相关资源。 但纵观当前市场上的各种教育软件,(包括学校自行开发的软件),都有不足之处:首先是,缺乏以教育信息化发展理论为指导的整体建设规划和目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以当前需求为导向的建设模式。因为学校需要每年向教育局提交各种报表,所以开发了MIS系统;因为要开展研究性学习,所以开发了各种研究性学习平台;等等。而这些系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和沟通,不能形成教学与管理上的合力,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不人性,有令人费力和气恼之处。 其次,这些教学系统或平台的开发的参照模型存在着极大的谬误。 现在一般的作法是首先根据需求立项,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然后技术人员根据需求调研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构建起软件系统的模型,最后开发完成。这样的开发模式是根据软件开发的常规模式进行的。这在教育行业,特别是在教学领域是行不通的,是错误的。因为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必然引起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的信息化变革,其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不可能还与粉笔黑板式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一样。如果教学平台软件的开发还以当前或以前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为参照模型,这就注定了开发出来的教学系统或平台不能适应和满足教育改革的需求和发展。 3、应用服务 教育信息化应用服务,是指对用户进行如何将硬件、软件设施与实际的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服务过程。由此可见,教育信息化应用服务的优秀,即是当前人们常说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 这也是我们开展教育信息化的两大根本目的所在:对全国而言,通过互联共享实现我国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对各地和各校而言,通过课程整合实现各地各校教学效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人们还存在一些误区,即认为有了先进的硬件设备和功能强大的教育软件系统,教育信息化建设就大功告成了。殊不知:缺失了以课程整合为优秀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服务的支持,任何先进的硬件和功能功大的软件都是一堆无用的垃圾和废品!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研究已经在我国开展好几年了,但人们还存在很多疑惑之处,问题和症结在哪里呢? 二、当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面临的问题及症结分析 (一)当前课程整合的现象与困惑 教学现象一:教学开始了,教师导语开场引出课题情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和讨论大屏幕上的文字或图像,教师提问分析,学生举手回答;然后做大屏幕上的习题或回答问题;最后圆满完成教学任务,结束。 教学现象二:教学开始了,教师提示教学任务;然后学生通过大屏幕或各自电脑浏览教师设置的教学情景;或浏览教师设置相关的教学课件;通过论坛讨论问题;然后将作业贴出来;教学结束。 教学现象一,是牵着学生走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只是多了一些形象性和情景性,但缺少了传统教学的方便快捷和实效性,有画蛇添足之嫌。 教学现象二,即所谓任务驱动式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教师在教学中只起引导、帮助和促进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 不难看出,对于以上两种教学模式仍然没有脱离教师主导的范畴,即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教学方式都是教师预先设定好的,关注的只是学生外在学习表现的变化。而真正的教学,在于关注学习主体内在的智慧能力和智慧水平的发展变化。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正是为关注和实现学生智慧水平的内在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和完善的环境和平台。即学生能在这个环境和平台上真正实现其智慧结构个性化地自主、正常、高效的发展。这才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所应追求的目标。 (二)课程整合的发展阶段 历史上任何变革都是由现有基础出发的,当前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正处于由模拟式整合向数字式整合发展的继往开来阶段。 1、继往:传统课堂(模拟式)整合阶段 严格说这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已开始,即信息技术仅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发挥促进教学的作用。这个阶段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模拟和加强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即所谓“穿新鞋,走老路”。 2、开来:智慧构建(数字式)整合阶段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开始意识到:仅靠模拟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并不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强大作用;人的智慧构建和发展的本质是外界信息与其内在智慧结构(内在信息)的交流、融合(整合)而提升的过程;而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环境是人的智慧发展即学习的最佳环境和条件。这就需要将信息技术与人的智慧发展进行数字式整合,也就是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在主体的智慧发展层面上进行整合的问题。 支持由模拟式整合向数字式整合过渡发展的典型理论就是当前热门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介于模拟式整合与数字式整合之间的教育理论,为课程整合的过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但如何进一步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数字式整合呢? (三)推进数字式整合的条件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数字式整合,需要在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上才可能逐步推进: 1、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育理论的指导 传统的教学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教师如何教的理论;已经流行了约10年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虽然关注的学生如何学的理论,但因其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局部片面性特点而无法担当全面实施数字式整合的要求。 当前,时代呼唤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的科学全面的教育理论的诞生! 2、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学探索平台 数字式整合的推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起点在于当前的教学现状。这就要求必须构建起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探索平台。教育理论专家、信息技术专家、学科教学专家和普通教师在这个平台上,平等地进行对话;教育理论、教学理论、信息技术、教学实践经验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平等地展示、交流、融合。只有这样,数字式整合才可能得到不断而健康地推进与发展! 3、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学实施体系 实施数字式整合还必须构建一个与学生的智慧发展相适应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主干的学习环境,这就是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学实施体系。 以上三个条件,教育理论是灵魂,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才可能进行科学的教学探索和教学实践。 (四)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的新型教育理论——社会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推介 对于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有专家以路、车、货、驾驶员培训等四要素作了十分形象的比拟,这对过去和现在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仅此就够了吗?试想一个有着熟练技术的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汽车。人们要问:1、他要到哪儿去呢?他不会永远在路上转圈吧?2、他应如何择路而行呢?他不会在路上见路就上吧?这就涉及二个要素:目的地和地图。只有还具备了这二个要素,他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自己的运输任务。 社会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套基于信息技术环境探讨教育教学规律的理论。这套理论明确地回答了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的地(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和地图(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实现数字式课程整合)这两个关键问题。具体内容请参阅拙作《学习活动的模型----人类个体智慧发展与学习规律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书和网站。 三、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的推进方式 教育信息化应用是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如何科学、全面而稳妥地推进呢? (一)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推进的原则 对教育信息化应用的推进,要本着以下原则来实施: 1、渐进性原则:教育信息化应用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要以当前各地各校的具体现实状况为基础,以各地和各校的教师为主体来实施和推进。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促进和提高各地各校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应用能力。 2、交融性原则:教育永远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科学。只有能指导教学实践的教育理论才是有价值的教育理论;只有经教育理论武装的教学实践才是科学的教学实践。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永远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教育理论及其专家与教学实践及其教师的协作、碰撞、交融,才可能真正推进教育科学的创新(生成)和发展。 3、结合性原则: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以此为基础实施创新的教育。当前具体而言是指实施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教育信息化、新课程、素质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素质教育是实施的灵魂和目的,教育信息化是实施的骨架和技术基础,而新课程则是实施的血肉和内容体系。 概而言之,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就是要以新课程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为目标,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从各地各校的现实状况出发逐步地推进。 (二)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推进服务的体系 基于以上对教育信息化及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的分析和认识,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应有一套推进服务体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教育理论:社会进步主义教育理论。 2、教师培训课程:包括贯以社会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古今中外教学理论研究、教育模式与课程设计方法、教学实施典型课例分析、教学研究方法等数门针对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训练课程。 3、教学研究平台:一个专家与教师、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思路、疑惑与灵感交汇、你我他平等参与的协作研究平台。 4、课例观摩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整合各种创新课例和优秀课例,通过大家的、分享、点评、借鉴、修改、创新,使其融入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研究和实践之中。这些课例包括:中外具有创新意义的课例,我们身边的具有借鉴意义的课例,我们成功探索成果的课例,其他优秀课例。 5、教学评价系统:这个系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素质教育思想为灵魂,以新课程实施内容为标准。只有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评价标准三位一体、协调统一,当前的教学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 6、成果体系:依托多种部级的教育成果平台,并逐步构建起专业的研究成果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及时报道、采录、整理、各个参与者在教育信息化应用研究中的各种成果。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管理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教育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网络教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网络使教育资源共享变为现实,网络可以实现交互式学习,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条件,网络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许多国家都高度重视网络教育,努力扶持和发展这一新的教育方式,为推进网络教育的发展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不断扩大网络教育的普及程度。 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促进教学改革,加快教育发展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都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益,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更具深远的意义。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及其全方位应用,不仅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措施,是中华民族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但其影响已不仅是教育、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第五空间的争夺。 互联网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挑战与变革,但影响最大的是教育,给教与学都带来了“学习的革命”。 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应用)正在逐步演变。特别是前两种功能,大学的知识产生功能正在逐步增强,知识传播的形式多样化会使今后大学的知识传播功能远比现在所起的作用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应逐步演变成以研究为主的知识生产机构,靠政府授权,这种机构也可以是以鉴别人们掌握知识水平为目的的考试和证书发放机构。网络教育的发展,使人们学习知识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当然,有些不能进行虚拟实验的理工科专业除外。我们争论多年的大学要宽进严出,扩大招生规模在网络教育时代都会迎刃而解。 网络教育的实现不仅对于学生来讲是一场“学习的革命”,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是一场“革命”。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师,都应主动认识、积极学习、熟练掌握网络和网络技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灵活运用,并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网络课程和教学软件的开发。 教育信息化建设无论怎样重视都不过分。网络教育可为边远地区提供优秀的课程课件等教学资源,缩小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给人们以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互联网可以提供大学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共享科技新成果,提高大学的国际学术地位。要充分利用网络所提供的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不充分认识这一点,由技术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将稍纵即逝。 互联网不同于一些短寿的技术,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是永久的,超越了教育、经济,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是第五空间的争夺。 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有些技术风靡一段时间后会逐渐消失,如一九八五年时,在美国大唱片曾经是年销售240亿美元的大行业,由于录音带、CD等技术的进步,五年之后大唱片在美国的商场中完全消失了。今天的录音带、录象带的市场也在日渐萎缩。而有些技术会长期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断升级,如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产生,对人类的影响会远比电影、电视、印刷等技术要大的多。 从整个国家信息化建设来讲,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新的教育手段,新的教育内容,对于培养人才,转变学习方式,产生新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甚至语言的演变都有重要影响。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宣扬与传播。如果哪个民族不抓紧这次机会,今后将会使这个民族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传统上我们把一个国家的主权定义在有形空间上,如领土、领海、领空等三个空间,靠科技的发展,少数发达国家正在争夺太空的控制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国家的第四空间(或称领宇)。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第五空间(存在于有形和无形之间,或称领网)。尽管开发第四空间的起步较早,但第五空间发展地比第四空间要快的多。互联网是一场无硝烟的国家主权争夺战,而且日趋激烈。尽管它没有有形的边界界定,但它靠知识产权,文化和价值观念,技术壁垒等来界定。 观念问题是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还是校长、教师、学生,都应在观念上进行一次革命。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现代化,任何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都取决于观念更新。因此转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观念是教育信息化的首要任务。我们要通过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讲座、行政和经济手段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现代化教育意识,树立现代化教育观念。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有待进一步提高 教育信息化是将教育信息资源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基本构成要素,并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广泛地利用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应以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观念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应根据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促进教育现代化。 目前,教育部已经设立了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颁布了《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了“关于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等,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受教育人口众多,为使教育信息化真正落实到实处,还应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相应的教育信息化管理部门或机构,以便在教育部的直接指导和协调下,统一部署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形成全国一盘棋。 各级领导要把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到关乎国家自强,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积极调动和开发全国教育系统内外的教育信息资源,促进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破除“小而全”,“画地为牢”的本位主义思维模式,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大思路。 各类学校领导应转变观念,切实加强对教育信息化的领导 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信息机器、信息技术的引入过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计算机化或网络化。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以信息的观点对知识传授过程进行系统分析、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信息化。 前面已经讲到,我国现在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大学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备,但也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对教师的培训、内部资源配置及建设、应用平台的建设等重视不够,有些学校电脑有50%以上处于不完全使用或闲置状态。这就要求学校领导要转变观念,不能认为教育信息化是可有可无,可早可晚。教育信息化也不是赶时髦,要有急迫感。学校领导要积极引导,为教育信息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加强教师培训,鼓励教师利用现有设施,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师要树立现代化教学观念 具有现代化教学观念的教师,应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即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指导、计划、组织和协调,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过去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强调利用好两个工具,即字典和图书馆。今后要增加一个工具,更应该强调通过互联网学习。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注重利用新技术开发课程课件,一本教案用多年的教师肯定要被信息社会淘汰。 学生应培养现代化学习观念 就学生而言,教育信息化肯定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互联网的概念,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将信息网络及技术,变成自觉学习、自我发现、自主探索的工具。这里就有一个观念问题,不能仅认为只有进入课堂才是学习,只有教师讲的才是知识,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教育信息化。 具有现代化学习观念的学生,应从传统的被动地接受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获取知识、处理知识、运用知识,要有能力利用信息网络进行对知识的探索,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学生应有一个从学习互联网知识到通过互联网学习的过程。此外,对获取和使用信息的习惯和意识也要转变,在互联网上,一个人面对的是海量信息,每月付10元钱都觉得亏,而使用电话一对一的信息交流,每月花上百元都不觉得贵,主要是习惯和意识问题。 积极利用媒体等手段向社会不断宣传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培养新世纪的创新人才,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近年来,在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已经连接到学校、单位以及家庭。就大部分家长来说,可能只看到互联网的皮毛,而对教育信息化的具体内涵不甚了解,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公共网络场所疏于管理,出现了象“蓝极速网吧”这样的事件,使社会一些人士及一些家长对教育信息化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学生在互联网上接触到有害信息的危险就象汽车可能出车祸的危险一样,我们并没有因为可能出车祸而不使用汽车所带来的方便,或不发展汽车工业。既然互联网的功能利大于弊已成为共识,在现阶段,媒体就不应过分渲染互联网的弊端。相反,媒体更应该加强宣传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方便,宣传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意义,提高公民主动学习和使用互联网的意识。 教育信息化首先是人的信息化,因此师资培训就成为教育信息化当务之急。 教育信息化首先要以计算机的普及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为重点,着力于培养教师和学生应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在实施信息化的过程中,要把师资培训作为重点,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要注意纠正重硬件、轻软件和轻人才培养的倾向。 师资队伍培训是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否拥有大批掌握并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对学校教师、技术与管理及行政人员的不同层次的全员培训,注重提高教师使用计算机的实际操作水平,培养教师自己设计制作课件的能力及网上操作能力。在校园网建设中形成一支能使校园网充分发挥使用效益的队伍,保证校园网建成后,就能投入使用。 培训首先要对教师进行教育观念转变及心理疏导方面的培训,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对国家,对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积极意义,消除他们对计算机的畏惧心理。培训要对全体教师进行计算机操作能力的全员培训,使每位教师都能进行单机教学和网络教学。把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作为现代合格教师的标准。 信息与资源是教育信息化的关键,但普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必须进行全面统筹,建设全国统一的教育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我国信息化普遍存在“纵强横弱”,信息孤岛现象普遍 我国的互联网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普遍存在纵强横弱的现象,所谓纵强就是指部门的系统比较强,横弱是指横向的互联互通存在着局部的信息孤岛等问题。为此,国家信息主管部门应该认真考虑并切实解决物理线路的互联互通问题。 互联网是由物理线路和信息资源组成的,物理线路联通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信息资源的组织与传播。信息传播是有规律的,其规律是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结构。广播、电视、报纸,包括电话等都是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结构。信息的组织者(采编系统)非常复杂,信息的使用者通过简单的载体就可获得信息。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互联网的发展走了一条弯路,目前的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末端复杂,中央简单(甚至没有中央,物理线路可以没有中央)的结构。目前互联网仍然处在违背信息传播规律的方向发展,各个单位建网站的积极性很大,比如,法规网站很多,但没有一个全面的(权威的),浪费了巨大资源,造成信息查找困难,搜索引擎繁多。这种违背信息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正为人们所逐渐认识,小网站越来越难以生存,大的专业资源网站正在逐步形成,也就是说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规律正在回归。 亟须统筹规划,整合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与服务,建立教育信息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中国权威的教育网上服务门户。 尽管我国教育网络的建设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发达国家发展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教育体系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网上教育资源建设问题,和怎样才能使教育资源共享变为现实。 信息和教育资源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优秀。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信息资源组织和有效传播可谓是重点工程。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例如:英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署(BECTA)在2000年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研究信息与通讯技术资源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通过对2110所学校的对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具备良好信息资源的学校的77%学生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从而显示教育信息资源在教育信息化中作用。英国在信息资源建设上,特别注重网络资源的建设,注重网络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共享,并于1998年建成了全国的教育户网站---全国学习网络(NGfL),以求联接所有的学校与教育机构。经过几年建设,英国的全国学习网络(NGfL)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教育门户网站,而且具备功能强大的搜索功能。同时英国也注重建设面向教师的网络资源,2000年8月,其教师网(TeacherNet)开通,这是专门为教师准备的门户网站,使教师简单地获得相关信息与服务,包括进入政府和协会为教师准备的网站。 我国各种类型的网络教育网站名称五花八门,数量众多且良莠不齐。现有各类以教育为名的门户网站达1600多个(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教育部正式批准大学设立的网络教育学院),但真正做地好的不多,亟需加强管理。为此,在教育信息资源的建设上,除需对现有教育类门户网站进行必要的管理外,还应加强现有网络内的教育资源的整合。要设立专门的教育信息资源综合平台,对大学、中学、小学等教育单位现有的教育资源和国家各种工程、计划所形成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分类、加工。在教育信息网络内,为不同教学、学习阶段的教师、学生和社会有需求人员提供权威的、可靠的教学信息及资询服务。建立适合中小学生上网的内容安全,家长放心的绿色网络工程。同时要建立网络信息资源和技术安全的防护体系。 “校校通”是基础教育领域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工程,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校校通的建设,亟须统筹规划,强化应用。 校校通是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重大工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存在很多不足 至立同志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使学生学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要全面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努力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并指出“校校通”工程目标是:用5至10年时间,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校校通”工程,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于2000年底开始启动,目前已在全国中小学校展开,特别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上海、江苏等地基本实现了“校校通”。 “校校通”工程启动两年多来,对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但建设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校校通”对校园网建设缺少总体规划和指导,由于一些学校领导自身对校园网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造成学校建网放任自流。在校园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重视硬件设备的投入、轻视课件建设和师资培训的现象,致使校园网使用率不高。还有校园网缺乏良好的管理与维护,造成一些学校建网后的维护费用和改造费用过高,学校重复投资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校园网建设的健康发展。 “校校通”应贯彻“统一规划、分级负责、逐步实施”的原则,与现有CERNET全工程主干网建设统一考虑。 同志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对“校校通”工程来讲,中央、教育部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更多应该起到倡导者、规划者、组织者的作用。“校校通”建设应贯彻“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步实施”的原则。“校校通”建设要适应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发展。“校校通”的规划应与CERNET全国主干网的建设和发展统一考虑。具体工作可考虑校园网建设的总体规划指导意见,技术标准参考意见等,以保证网内标准的统一性和软件的兼容性。 “校校通”的具体建设应多发挥当地政府和学校的作用,包括建设资金的筹措。CERNET应提供优惠的接入条件和技术支持。教育部应更加明确地将CERNET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主干网,更多地支持CERNET的建设和发展,其它的所需经费可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省市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参与校校通建设,统一规划,并最终将各地中小学校园网接入国家教育信息化主干网CERNET省市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调动企业、学校的积极性,在教育部统一规划指导意见下,参考技术标准,开展“校校通”建设,把“校校通”建设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扩展平台。各省级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导小组要切实负责本地区中小学信息化工作,结合当地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实施规划,统一规划好校园网建设工作。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地区教育局域(或城域)网络和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具体制定本地区教育局域(或城域)网的建设规划,为本地区校园网进入局域网的互联拟定统一规范和标准。各地教育技术装备部门应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按指导意见所确定的硬、软件工作范围,分别做好校园网络建设,教学软件开发,信息化教学研究推广及校园网应用的教育培训工作。同时积极规划本地区教育网络特色资源建设,多方筹集经费,建成后接入国家教育信息化主干网(CERNET)。 “校校通”本意在应用,因此不仅强调建设,更强调应用,目前建成的50%以上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应有的效益。 不管是国家教育网,还是“校校通”,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最后还是应该体现在使用上。当年互联网建设之初,社会各界也曾担心使用问题。我们当初曾将互联网比喻为“信息高速公路”,就教育信息化来讲,所谓“路”就是指现在建设的教育网络基础设施,已建成一定规模;“路”上要有“车”、“车”上要“货”,同时“车”要有人开,“货”要有人用。重要的是要有“货”和“人”,“车”可以理解成网站网校,“货”就是教育信息资源,但最主要的是要由人—-教师和学生来使用和掌握。 “校校通”工程在校园网的建设中应避免片面追求网络技术的先进性,甚至机械套用大型企业网、大学校园网模式,那将会脱离我们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的实际,结果只会造成设备的浪费和闲置。 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而且将会促进教育观念、教学思想的转变。互联网的应用,不仅可以大大拓展教师和学生的视野,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教师在使用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也将增强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据调查,目前已建成的校园网,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原因,大概有50%以上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应有的效益,中小学尤其严重。为此,除加强信息资源建设外,迫切需要引导教师和学生转变观念,提高现有教育网的使用效率。 “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校校通也不只是做几个页面,重要的是应用,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教育资源建设,都需要统筹与协作。 校园网是实施“校校通”工程,满足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校校通”工程是为了适应我国幅员辽阔,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的现状,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因而,“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有些学校单纯的以为建立一个学校网站,联通了互联网,做几个漂亮的页面就是实现了“校校通”,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中小学校校园网在解决了通网络的问题后,网络教育资源也不应重复建设。即便是重点学校也应该意识到名校也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优秀,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一个学校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各地方,应针对本地区信息资源状况及学校具体情况,保证网络畅通。另外就是从省市和国家层面上,要优选课程课件,开发大量适合各层次需求的课程、节目或软件,放在电视台和大型教育资源网站上,使有需求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实现资源共享。特别是像遇到SARS这样的突发灾害,能保证网络畅通,使学生、教师在家中能进行学习或教学,尽量减少损失。特别对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由于受人才、资源、信息及经费限制,应重点解决教育资源信息共享,尽量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各学校都要提高参与教育资源建设的积极性,而不是自个学校搞“小而全”。在课件软件的开发和资源库的建设工作中,要统筹规划,达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浪费。 互联不互通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要坚决打破垄断,彻底解决教育网与公共网的互联互通。 由于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业务主要集中在电信手中,一般家庭进入互联网,大多通过电信。互联网综合基础设施接入网仍有瓶颈,定价服务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普遍服务补偿的机制需要加快形成。CERNET自启动以来,既得到过电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也深受电信企业垄断阻碍发展。教育网与公共网从开始时的国内线路互不相通,到两网互通带宽逐步增加,每次带宽的增加都是长期奋斗的结果,甚至到惊动中央领导才能突破一点。两网国内互通由于带宽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网作用的发挥,也影响教育网的形象。国际线路部分,由于电信企业的垄断,非电信运营商租用一条国际线路不仅要向国外运营商缴一条国际线路的租用费,同时要另外向中国电信再缴纳半条国际线路费用,而且中国电信的国际线路租用费价格要比国外运营商的价格高出数倍,造成教育网(CERNET)和其它非电信网络的额外负担,教育网非但没有相应的线路优惠,就连起码的公平竞争条件都没有得到,在国际线路方面我们同样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互联网接入费用过高,严重地阻碍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如何使教师、学生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享受教育信息化带来的便利,这是社会各界应着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电信企业的双重收费(拨号上网既收网络费,又收昂贵的电话计时费。发达国家只收网络费和少量的一次接入费)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教育部也应以积极的态度与电信部门协商,争取用于网络教育的电信部分费用降下来。 CERNET有义务、有责任为教育信息化提供更加完善的、全方位的服务平台,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也为CERNET今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CERNET也要以开放的姿态,争取电信部门的支持与合作。 教育信息化论文:校园网基础教育信息化论文 二十一世纪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民族素质竞争的时代,其实质是人才、教育的竞争。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的每次重大变革和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逐渐被引入教学过程,成为现代教育的技术基础。实施以校园网为基础的教育信息化工程,研究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和教育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探索建构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已成为新时期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 作为首批全国1000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我们在1997年正式启动这项实验:98年初我们建成包括多媒体控制系统和电教自动控制平台在内的多功能计算机室,99年建成千兆以太网为主干的校园信息网络系统环境。同时,我们把实验目标定位为以计算机和校园信息网络为技术基础,把计算机和网络的操作应用能力纳入每个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中,使学生在应用计算机进行生活、学习的过程中,以计算机对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所具有的延伸意义,同化、顺应到自身的认知结构之中,逐步形成基于计算机文化的智能知识结构,从而推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通过实践,探索出一条利用计算机和校园网络构成的综合教育资源,建设一支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育技术,适应21世纪发展的新型教师队伍。从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两个方面来推进学校整体改革进程。 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是现代教育的技术内核,校园信息网络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理想环境 (一)、计算机网络环境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1、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媒体具有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多种特性,其集中体现就是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践证明,把计算机引入教学过程可以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信息实践能力建构最理想的环境。 2、生态理论认为,人的智力不是在个体的脑子里,而是人脑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现代信息技术创设的智能化学习环境,是儿童智力、能力、心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环境。这是因为: ①、以往的传统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活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检测考试、师道训诫的外力,需要依靠教师对教材的重要性、必要性的反复强调来推动。而在计算机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获得知识是在教师、同学的帮助下,通过独立探索或者和同伴协作交流,进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的主体,不再是简单的“存储器“。这种变化,其实质是由传统“教“的序列控制向“学“的序列控制的转变,是由外在的纪律控制向内在动机控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为学生提供了更宽松、更安全、更利于个性发展的空间,十分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高。 ②、同传统教育信息的组织形式相比,计算机所提供的非线性网状信息结构,类似人,特别是儿童的认知结构,是更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信息组织形式。基于这种特性的信息结构,依托丰富实用的网络资源库建构的智能化有源学习环境,可以充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③、按照杜威的观点,理解在本质上是与动作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理解是与事物怎样动作以及事物怎样做有密切关系,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学生通过与计算机交互进行的,是在“做中学“展开的。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包括新概念的提出,知识重点的展开和难点的化解以及知识的巩固应用,往往需要学生亲自动手操作才能完成。这种方式适应了儿童喜欢自主参与、探索体验的心理特征。它是学生获得学习动机的原型,它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内在需求。由于学生在解决问题中获得的是成功的体验,很自然就形成不确认自己的学习成果不肯罢休的心理,加之软件所提供的生动活泼的多媒体反馈信息,又不断刺激学生对新信息的搜索与提取过程,使学生始终处在兴致勃勃的创造活动中和在真切把握认知对象的感受下展开学习过程。学生不但获得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具有创造意义的学习方法和实践动手能力。 ④、我国脑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脑的相应功能区域在活动时,血氧和葡萄糖会超流量向这个区域供应,去处理信息。血氧和葡萄糖的流量、流速,和人处理信息的质量、速度密切相关。观察发现,处在计算机环境下学习的学生,尤其是当他们的兴致集中于有一定难度、有一定趣味的学习内容,或是具有竞赛成份的习题时,他们的呼吸和脉搏频率显示出加快趋势。这时的学生情绪愉悦,思路清晰,处理信息的速度显著加快,往往处在智能、技能的最临近发展区域上。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五届“改革学习,课程和教育理念:新世纪的革新视野“国际会议围绕21世纪的教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给21世纪的未来教育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科学课题。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VLVIANOTAWANG博士提出了培养新世纪公民的几点方法: ①、互相学习,学会合作。 ②、促进跨文化理解。 ③、开展跨文化的和平教育。 ④、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机会。 ⑤、注重教学质量。 ⑥、着力于培养明天的领袖。 泰国教育部的RUNGKAENWDANG认为学习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教育必须以培养学生具有通过自身学习来获取知识的能力为目标,从而使学生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进行终身学习。 香港教育学院的CHENGYIN在《新世纪的课程和教育理念》提出了一个新的多重智力学观点:认为人的智力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多重智力,即学习智力、经济智力、社会智力、政治智力及文化智力。他认为“现代信息技术能使学校、教师和学生全球化、地区化和个性化的多重智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综合上述,计算机网络教育环境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学习心理、良好的学习习惯、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自主学习的能力。特别是有利于学生全球化、地区化和个性化的多重智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而促进他们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利用校园网建构的智能环境把学校建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充满生机的学习环境和场所 1、改革课堂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一种自主愉快、探索创造的过程 教学模式是课程设计、教材建设、指导课堂和其它教学环境中教学活动的一种计划或范式。 专家指出,围绕着课堂教学多年来开展了不少教学改革试验,但是,多数还停留在单一的和浅表层,究其原因,是教学模式基本没有改变。 近年来,我们通过计算机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实验,积极探索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双主“教学模式。 ①、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中,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宰,学生处于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知识的地位,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千方百计让学生掌握各种应试技巧。学习的基本过程是感知、理解、巩固和运用,教师在讲台上讲述、示范、演示,学生相应地吸收、记忆、存储,课堂上圈划重点,课后反复抄写、背誦。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系统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有利于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提高识记知识的效率。但它的致命缺陷在于,严重地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②、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较之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是一大进步,它有利于儿童天性的发展,使每个学生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学习个性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它很难有效调动其实很难以调动的儿童的自觉性,操作不到位则容易流于放任。 ③、依据何克抗、李克东等专家的研究,“双主模式“介于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之间,它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既要把两者的长处吸收过来,又把两者的消极因素加以避免。这就是在基本保留“传递--接受“式教学活动进程的条件下,利用计算机作为教育过程的基本环境,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人机交互让学生更多地去主动思考、探索、发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 ④、“双主模式“的可操作性的依据是,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构成了教育学理论的基石,教育实践的主干职能、规范和具体操作方法,只能围绕主体并由主体来进行。a、“双主模式“提倡民主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大胆的质疑,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有利于发挥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人材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b、“双主模式“是面向全体的教育,面向全体,是教学的基本原则。c、“双主模式“把学生看作是宝贵的教育资源,把学生的差异性也作为可供开发的资源。d、“双主模式“重视每个学生具有的发展和创造潜能,俗话说,跳一跳就可以把果子摘下来。e、“双主模式“引导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给学生主动权,让学生唱主角,多给学生提供讲和练的机会,培养学生自我表现的能力。f、“双主模式“注重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教会学生思考,教会学生讨论,教会学生总结,培养学生自得能力。 ⑤、“双主模式“的实践特征是,a、从教育技术学上看,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与以“学“为中心教学设计理论的结合。b、从整个进程看,教师有时处于中心地位,学生有时处于传递接受学习状态。但更多的是学生在教师指导和同学帮助下通过与同学协商协作、与计算机交互主动获得知识。c、从教学内容看,应用这种模式,对知识系统性强的学习应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指导、设计作用;新旧知识之间相互关联、技能转化性的宜充分发挥学生主动参与;知识发散性,技能熟化、扩展性的宜以学生为主体。d、教师的主导作用,须依赖与熟练地应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为学生不断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问题情景,提供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以及能引发学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探讨,我们组织各学科实验小组,分别以小学语文四结合、异步教学和引探法教学实验为主干实验项目,积极进行“双主模式“的操作和实证的研究,这样既丰富了实验的内容,又使得实验的可操作性更强:譬如在低年级实验中,学生有效进行异步学习问题,引探教学中恰当处理“引“和“探“的辨证关系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果: 实验教师董金宏的课例实证分析 教师首先让学生借助生动有趣的电子教材朗读对话,角色扮演,体会提示语作用,了解小马第一次为什么没有过去河,遇到什么困难呢,它是怎样对待的?接着让学生替小马想想它能不能过河,大家纷纷发表判断并说出理由,争议中明白了动物个子高矮和能否过河的关系。再让同学借助演示多媒体动画软件亲自试试,让学生自己在实践中悟出道理。老牛过河的轻松得意,松鼠过河的惊慌失措,小马过河的小心谨慎。同时也明白做事遇到困难只要向小马一样不怕困难,终究会成功的。 “朗读扮演“既有教师有目的创设情景加以启发引导,又是学生有个性的大胆创新的发挥练习,学生自己是主角,但教师的点拨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学生也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方法,进行知识内化,从而达到自能读书的目的。 由“情境推理“到“亲自实践“是引导学生全体参与、全程参与,为创新思维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这时,教师只要通过网络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收集教学信息,判断学生的学习障碍,提供个别帮助,典型评议学生的学习活动。最后再“揭示寓意“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体会,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水到渠成了。 这一课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双主模式“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的优势。整个教学中,每个学生都积极地主动地大胆地去探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机之间交流反馈及时频繁,练习量大,符合“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原则,儿童身、心、脑得到协调发展。 实验教师唐筱勇的课例实证分析 如《荷花》一课,教师在让学生理解冒出水面荷花的姿态时,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先让学生思考并在电脑中完成以下练习:“冒出水面的荷花有几种姿态?请展开合理想象,想想每种姿态的荷花像什么?“学生通过自主观察知道荷花有刚开、全开、未开三种姿态。同时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有的说刚开的荷花像一位含羞的小姑娘;有的说全开的荷花正敞开胸膛,迎接灿烂的朝阳;有的说要开的荷花鼓得像一个个将要升空的气球……这样,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发散性思维也得到了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这一认知过程,用计算机打出来,这一实标操作不仅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学生手脑并用,让思维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认知主体作用得以体现,学生思维得以强化。在学生思考和练习后教师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图片演示、视频播放、课文讲解、感情朗读的进一步强化,加强了学生的理解力。这样教师和学生在轻松而和谐的氛围中完成了教与学的任务。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实验教师陈艳霞的课例实证分析 数学《平均分》一课的教学设计片段:首先在电脑屏幕上出示动脑筋爷爷和一个长方形的图象,启发学生,出示动脑筋爷爷和一个长方形的用意是什么?学生立即议论开了;有的说:“这动脑筋爷爷一定和长方形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可能是动脑筋爷爷今天要告诉我们学长方形呢!“有的说:“这长方形里一定有许多秘密,老师是要我们动脑筋解开它的秘密。“教师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一条直线把这个长方形分成一样大小的两部分,怎样分?并且提示:不仅要看谁分的最多,而且还要看谁分的方法最独特。学生迅速投入电脑操作。不一会儿,有的想出了四种方法,有的想出了五种方法,有的想出了六种方法,学生想出的这些方法,图示:(省略) 找出上述几种方法之后,有的学生没有继续寻找,而是一边对已画的图形进行观察,一边沉思起来。他们力图找到独创的方法,有的学生还把已画出的图形在电脑上予以移动、组合……一个学生突然高兴地说:“老师,我发现了,只要通过长方形“最中心“的那个点画一条直线,都可以把长方形分成同样大小的两块。“教师将他画在电脑上的图播放给全班同学,并示意他陈述理由,演示操作过程,学生清楚地看到他独特的思维过程。他解释说:“我是通过把几种图形在电脑上予以重合,发现无论哪条线全都交在一点。“他还补充说:“通过交叉点的直线都可以把长方形分成一样大小的两半,有无数种分法!“ 学生在操作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了规律性知识,也正是在探索、发现规律性知识的过程中,学生思维的独特性品质得到了发展,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 实验教师吴新光的课例实证分析 《镜泊湖奇观》是第11册一课写景文章。这课教学中,教师作了如下设计: ①通过感情朗读体会情境。教师在教学中首先借助电子教材,指导学生通过朗读找出课文第3和第5自然段是静态描写,第四段是动态描写。然后教师选取第3自然段引读,让它和第4自然段形成静态美和动态美的鲜明对比。 ②创设意境朗读体会课文情境。提示学生听电子教材的朗读欣赏时,要带着作者描写的镜泊湖的景色是什么样?你们想不想也去亲眼到镜泊湖去看一看呢?通过读找出镜泊湖景色总体上的宁静和吊水楼瀑布“闻声数里“如“抛撒万斛珍珠“的气势,并且找出静态描写的佳句赏析,使学生很快掌握作者的写作意境。 英语Canyoureadandwrite?(《你会读会写吗?》)一课教学设计片段:在学完新句型后,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替换练习进行句型操练。学生只需点击课件的“单词“按纽,就可以进入相应学习内容,学生可两人一小组选择课件中的单词用新句型互相问答,并模仿计算机动画中的动作进行表演。过去的操练往往局限于本课或已学过的单词,但在本课新句型的操练中,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词汇,每个词都配有读音和浅显易懂滑稽可爱的动画说明,让学生根据这些词用新句型造句,这些词既有已学过的,也有未学过的,供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的学生选择使用,学生可以选择比较简单的词进行操练,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词加以练习,基础好的学生还可以挑新词进行演练,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按自己喜爱的方式对软件进行操作,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积极性去建构自己独特的知识认知模型,从而使教师能够得心应手地把握师生之间的双主体关系,并使知识的认知方式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又如在教课文时,常规的课文教法是教师讲解或提问,学生按老师指引的方向进行思考。但在本课的课文教学中,教师既不讲解也不提问,而是让学生利用图文并貌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课件自学课文。在进行课文学习之前,教师先把全班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让各组同学在自学课文的同时针对所看到的画面相互讨论,提问并找出答案,然后小组比赛,看哪个组提出的问题多?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把最佳问题与最佳答案汇合起来,形成课文的整体结构。这样就给学生营造一种协作学习的环境,变教师讲学生听为学生探究教师辅导,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于课文的独特理解,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真正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学生的语言能力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得到了培养。 “双主模式“实验效果实证分析 a、英语实验班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在兴趣培养方面,实验班级五(3)班47名学生中,对英语极感兴趣的同学由原来的14人增加到了23人,95%以上的同学都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词汇量方面,80%的学生所掌握的词汇量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尤其是优秀生,词汇量的递进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词汇的掌握的牢固程度和理解深度都与从前有很大的区别。这说明有的学生已经开始学会了初步的创造性思维,他们能够运用课件所提供的多媒体环境进行发散思维,自己组合知识单元或者自学新知识,从而使课堂的学习效果在课外也被放大或强化,而这正是我们培养知识创新思维的目的所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实验班的优秀率和及格率比第二名的班级高出近10个百分点,班平均分比级平均分高4分;第二学期,班平均分比级平均分高出近6分,优秀率的比例达到90%以上。 2、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学生在轻松与宽裕的环境中逐步获得面向未来的能力 我们在实验探索中,没有把网络的功能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利用校园信息网络形成的智能环境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宽裕、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创造环境。 我们通过虚拟互联网技术,把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网站下载到校园网上,让学生在学校就可以上得国际互联网,让学生在实时上网的感觉中,开阔视野,提高能力,学会在互联网上浏览、查寻、搜集,获得有用的信息,学会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己学习,获得21世纪社会所需要的能力,获得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方法。例如,在澳门回归的日子里,组织学生在网上收集有关澳门历史、经济、文化方面的有关文字、图片资料,建立网页,通过班队主题活动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提高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我们还积极参加了国际“远程协作“学习实验项目,让孩子们在互联网上学会面向世界,学会同各国小朋友交际交往,让他们从小就和发达国家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学科课程学习中,学生可以到校园网资源库或国际互连网站搜寻相关的信息资源,整合成有用的学习资料。在电子美术教室学生可以使自己的想象力任意驰骋,可以体会尝试油画、版画、水彩画的不同奥妙,可以在网上随时发表自己的作品。在网络上学摄影,学生可以博览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生产的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可以感受扳动快门的乐趣,可以动手调调焦距,模拟实景拍上几张。学音乐,玩游戏,进入电子阅览室寻秘探宝,孩子们学得兴致勃勃,玩得兴致勃勃。 我们还利用校园网“三网合一“功能,建立起视频广播和视频点播系统,学生可以收看网上红领巾电视台电视节目,可以点播优秀教师课例,故事片、科教片和有益的卡通片等视频节目,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3、利用网络环境开展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都提供适合各自发展的空间 利用网络环境开展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都提供适合各自发展的空间是我校多年来实施以校园网为基础的教育信息化工程全面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整体改革的不可忽视的课题。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把校园网为基础的教育信息化看成是一项复杂、系统、长期的工程。在教学中我们提倡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利用网络教学环境“允许差异的学生实施差异的教学方法“,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都提供适合各自发展的空间。 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都提供适合各自发展的空间适合于各种学科教学。我校音乐特级教师--王光荣在音乐教学中合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引导学生“听““想““唱““做““编“的一整套成功的教学经验独具建树,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引导学生“听、想、唱、做、编“的教学特点是:创设音乐情景,引导学生感受音乐,启发学生自主学习,帮助学生理解音乐。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激发学生表现音乐。锻炼学生自编自创,提高学生音乐素质均进行了有意的尝试。 一位校长回忆自己小学阶段学习时,因为常常很快学懂了老师所教的功课后没事可干,就去“惹事生非“,而经常被罚站时,深有感触地说: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往往聪明的孩子总是遭打击。难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需求,是传统班级授课制的弊端。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智能教育环境,却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我校一位刚刚毕业于师大的青年教师,她的大部分教学是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她在《口算除法》的教学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她使用自己开发的智能化随机习题库,安排学生进行了5分钟的练习,取得如下的数据: 统计表明,反应快和反应慢的学生做题速度相差是十倍!这种练习形式,题目随机出示,相邻计算机出题均不相同。学生每做完一题,计算机紧接着出下一题,这样有了竞赛的意味。学生做正确了,计算机作出“正确“的反馈,做到一定数量播放几帧动画以示鼓励。做错了,计算机又做出提示纠正的反馈,遇到障碍还可以查询相应知识。学生的学习过程完全是自主进行的,做8道习题的学生没有压力,学得轻松愉快,做74道题的同学意犹未尽,全体学生兴致勃勃中,都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提高。 同一目标段的学习内容,学生还可以多次重复选择,由于系统设置是随机出题,学生面对的是知识难度相当的不同题目,这既避免了学生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厌倦情绪,又可以使学生对已经获得的内部经验性信息进行有益的复读,从而促进他们将知识内化为技能。 二、利用计算机和校园网络形成的教育资源,建设适应21世纪发展的新型教师队伍 教育信息化使计算机和网络步入优秀的教学领域,基于行为主义的传统学习理论为当代认知学习理论所取代,它对教师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乃至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是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新的教学模式形成、发展,同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密切相关。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和普及程度,取决教师群体的信息技术能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教师增强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基于多媒体和网络的信息技术能力将是教师进入21世纪的资格证书。 学会使用局域、广域和国际互联网,应用多媒体、学会电子备课成为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掌握应用远程教育系统将成为优秀教师的新的技能。 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分工会越来越复杂,教育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宽广,教师的知识结构需要更新,业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尤其需要人工智能的补充。未来的教师队伍不但需要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教师,需要大量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人员,更需要在多方面都有建树的通用人才。 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教师队伍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计算机和校园网络为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和推动,为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提供了最优化的资源配置。 (一)、教师队伍的信息技术能力是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促进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为适应信息时代教育对教师新的要求,我们把教师队伍的信息技术能力看作学校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同时也以教育信息化作为全面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契机。我们站在“教育要面向未来“的战略高度,从建设适应21世纪发展的师资队伍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了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班。 从1995年起,在校园网尚筹备过程中,我们就开始举办各种形式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讲座,先后邀请我国教育技术专家何克抗、李克东和计算机网络专家邓祖道教授以及其他教育理论专家来校上课。组织教师、管理人员学习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创新思维培养理论。 我们还连续利用暑期及课余时间举办了5期面向全体教学、管理人员的计算机应用及软件培训班。聘请中央电大、江西师大教师,网络公司工程师进行授课,系统学习了“Word“、“powerpoint“、“Internet“、及“Authware“、“Flash“、“Frontpage“等工具软件,学时300多小时。 派出包括校长和骨干教师在内的20多人次参加了中央电教馆、华南师大培训基地、省市电教馆组织的多次业务培训。 与此同时,我们在管理上不失时机的提出“不懂计算机不是合格的教师,不用多媒体不是好课“,把现代教育技术理论、计算机操作应用和利用工具软件开发课件,纳入对教师业务能力考核的量化指标中。我们按照考核标准,对全校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进行了分步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定业绩和职称评审、聘任的指标之一。 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有效管理,使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水平得到提高。 a、确立了“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教育制高点“,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感。 b、提高了全体教师的科研理论水平,确立了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 目前,在南头小学,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实验研究,已经成为学校整体改革的基础课题和有机组成部分。 (二)、利用校园信息网络系统建构过程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1、把校园网系统功能完善过程作为提高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时机 ①、在网络的建设上,我们把面向教师、面向学生、面向信息资源、面向管理作为校园信息网络建设的基本思想。 提出把校园网建成一个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服务,为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服务,具有远程教育和行政管理以及通讯功能的智能信息系统。 “存得进、取得出、跑得快、能重组。“具有流畅的网上信息双向传输功能,满足网上备课需求,教师可使用任意终端查询、调用中心资源库数据。可利用“傻瓜“备课平台制作多媒体电子教案,可通过提取教案库中模板教案进行再创作的方式,实现教师教研成果与教学资源的共享。 提供信息化教育环境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软、硬件整体环境,满足教育、教学模式实验探索的需要。为学生提供自主、协作学习和交互、探究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的场所,为学生提供搜集信息、获取信息、整合信息、创造信息的技术平台和技术环境。 具备快速国际互联网出口。教师、学生可实时上国际互联网浏览。 逐步实现教师在家庭上网备课,进行多媒体素材超级链接,实现全方位的备课多媒化和无纸化。 建立学校-学校、学校-家庭远程教育网,兄弟学校、学生和家长可通过拨号上网等方式进入学校多媒体课堂或学校主页,浏览学校相关信息,得到教师面对面辅导和教学咨询服务。 ②、基于以上环境建设目标,在建网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提出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目标,通过培训和实际应用操作全面推进,通过考核,保证效果。 a、如我们在网络开通初期,要求所有的教学人员懂得应用网上资源,学会查询、学会复制、学会建立新文件。 b、在专线开通和网站镜像完成后,及时进行Internet应用培训,要求教师会使用国际互连网,会在网上搜集、查询、整合信息,会收发电子邮件,会利用互连网资源进行教学。 c、在网络资源管理数据库建成后,要求所有教师会进行网上资源点播,通过网上备课和通过资源重组进行教学。 d、在学校教育网站建成后,要求所有教师建立自己的网页或班队主页,逐步学会进行网上交流和远程辅导。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保障了硬件投入的效益和网络的综合应用水平。 2、通过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信息技术能力 资源库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动态工程,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动员一线教师参与资源开发,是保障资源质量、数量和实用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有效途径。 ①、我们在校园网建设前后采用全员培训方式,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多媒体教材的开发建设。这样就使教师的业务能力和资源的质量、数量得到同步发展。目前,南头小学90%教师都能够制作教学课件,25%的教师达到较高的开发水平。 ②、组织骨干参与素材库的建设,学习资料数字化处理技术,掌握不同音视频文件格式的编辑、压缩、转换方法。建立起文件总数2万多个,数据量达到120G,以素材为主的教学资源应用系统。 ③、利用包括源程序在内的开放性电子教材,推动教师队伍的建设。 a、我们在校园网资源库中实行课件源程序文件的完全开放和共享,教师承担实验课和公开课,普遍采取重组改编已有课件的方式,这样迅速提高了教师开发能力,避免了低水平重复的浪费。 b、一批具有扎实教学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迅速适应了计算机教学,从教多年的陈艳霞老师,过去很少摸过电脑,她把资源库中的数学随机习题的源程序文件经过改编后,应用在学生技能熟化的训练中,取得显著成效。 c、青年教师唐晓勇,以前没有条件接触电脑,任教南小后,他从零开始,一边学习计算机和网络操作,一边利用其他教师开发的源程序文件琢磨研究制作课件,一年来,他的开发水平迅速提高,经过他改编重组设计的《荷花》课件,在公开课中使用获得很高的评价。入选全国中小学计算机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全国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成果。被广东省推选参加教育部电教办举办的“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软件评比“。 d、与开放型电子教材建设同步发展的是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的形成,以陈明祺、唐晓勇、李延错、裘伟群、黄丽、余虹、项刘桥、董金宏等为代表的25%的教师已经具有熟练地课件开发能力。初步形成了一支掌握现代教育理论,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实验队伍。近几年,调离我校的教师中,不少人成为周边学校的业务骨干,有的成为大型软件公司的业务管理人员。 (三)、通过网络应用和开展教学实验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我们把计算机和校园网的应用和开展教学实验,也作为全面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过程。 ①、基于我校校园网具备的信息高速传输,数据多路并发和资源高度共享的特性,我们提出用足、用透、用够校园网,提出把计算机辅助教学由试验研究和典型课例变为常规课、家常课。根据校园网使用统计,目前,全校各学科计算机和网络平均使用率达到50%以上,部分学科达到75%以上。 ②、随着试验研究层次的不断提高,实验教师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学科研的操作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从而推动教师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a、部分实验课的设计,已经发生了活动空间,即“前台“和“后台“的转变,由以往教师的前台表演为主,向后台的编导为主转变。 b、教师工作的科技含量更高,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精心运筹为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创设最佳教学情景,如何组织学生学习活动中的探究和协作,如何通过语言文字、会话和表达,最终建构有意义的知识结构,以及如何对学生认知结构实施定性定量的分析检测并随时做出调控的工作。 c、校园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应用实践,推进了教学实验的进程,加速了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两年前,实验教师在《荷花》一课的设计中,着重利用软件突破重难点,通过荷花视频帮助学生观察理解荷叶“挨挨挤挤“,以及为什么作者说荷叶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通过动画帮助学生理解荷花从荷叶丛中“冒“出来的含义。 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唐晓勇老师在设计这一课时,利用网络中的《荷花》资源,把重点放在创设问题情景上:为什么作者用“挨挨挤挤“形容荷花叶?为什么作者要用“冒“形容荷花的生长过程?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通过大量的动手操作和讨论协作,通过自己学习找出答案。他在软件中添加了大量的练习和文字图片资料,强化了软件的作为学具功能,使软件的应用朝着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促进新的教学模式形成的方向发展。 d、实验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过程中,还注意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如《黄山奇石》、《荷花》、《我爱故乡的杨梅》等课的图片文本资料,基本上都是学生在国际互连网站上搜集到的。学生参与资源搜集的同时也是对教材预习的过程,是学习课本知识的过程,也是对教学内容扩充的过程。《秋天》一课的软件的开发过程,更具有典型意义,由于学生的广泛参与,软件中不但有图片,还包括了孩子们描绘秋天的画,描写秋天的作文、诗篇和歌唱秋天的歌曲。远远超过教师个人对教材知识内容把握的范围:信息时代教师或许不再是知识唯一的掌握者和知识量的最多拥有者在这个意义上已见端倪,或许将来师生在某些方面呈现的将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由于学生参与了教材设计的过程,不但使这些生活在南方的孩子比较深入地认识了秋天的特征,体会了秋天的美,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还可以使他们从小就获得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的能力,从而逐步成为学习的主人。 e、开展群众性的教学科研,形成了学校有课题,人人搞科研的喜人局面。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逐渐产生一些“学习型“、“研究型“的教师,为学校教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的整体改革步伐 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实施,为我校深化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注入了活力,实验研究成果逐步在学校教学的各个层面上推广开来。特别是体现在信息技术能力方面的学生素质培养和体现在教科研成果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 全校1600名1到6年级学生,全部安排了上机和网络操作实践课,学生普遍会使用校园网,会利用网上资源,具有了初步的信息技术能力。实验班和兴趣组的学生,每周上机时间3到8课时,他们分别会用计算机做画、制作贺卡、编辑电子小报,会做个人、班队主页,会收发电子邮件,会使用国际互连网,具有和同龄人相比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各年级学生中出现了一批计算机和网络的“高手“,他们成为教师教学中的帮手,在参加市区有关竞赛中,捧回各类奖项。这些学生也是学校“远程协作学习“项目的骨干力量。 实验开题以来,我校先后承办了深珠港澳地区教学观摩会、99深圳(南山)现代教育技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实验教师提供的协商学习和个别化学习课例,受到与会的专家、教师的高度评价。 两年多来,学校先后为香港教育署、计算机学会和50多所学校官员和上千名教师提供了研究课。接待了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几百所学校的校长、教师。 有10多名教师的课例在全国教学比赛和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王光荣、徐阳杰获“第4届全国小学计算机辅助教学观摩比赛“二等奖;谢锦获“小学数学引探教学比赛“一等奖;陈艳霞获“异步教学“课例一等奖;董金宏、唐筱勇课例入选“首届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研讨会“成果;王光荣、陈明祺获“广东省教学创新课比赛“一等奖。实验教师徐阳杰成功地为首届“维美杯“全国计算机辅助教学大赛提供了观摩课等。 2000年初,南头小学在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估检查中,代表广东省实验学校作了工作汇报,受到专家和教育部领导的肯定。学校领导先后全国电化教育年会、教育部首批中小学骨干校长培训班、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向近千名代表介绍南头小学开展实验情况。 《南头小学校园网系统建设报告》被收入中央电教馆、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编著的《校园网》一书,校园信息网络系统作为成功范例向全国介绍。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95规划国家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的子课题“中小学电子教材的建设与实验研究“的组成部分,“小学开放性电子教材建设的研究“课题,由南头小学承担,日前通过专家鉴定,顺利结题。 有20多篇论文和研究成果分别在《中国教育报》、《电化教育研究》、《中小学电脑报》、《计算机世界》、《广东电教》、《陕西电教》、《教师报》、《中小学德育》、《师道》、《深圳教育研究》等杂志报刊发表。收集实验教师60多篇论文的专集由和平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40多篇论文先后获得教育部、中国电化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计算机研究会、中国小学数学研究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教研室、广东省电教馆和深圳市及南山区教科研论文评比奖励。 学校教师开发的软件获得教育部电教办软件比赛、全国小语“四结合“总课题组软件评比二等奖,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和南山区软件评比奖励。 作为南头小学软件专集的《全国中小学CAI集锦(五)》,已由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上海部)审定,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教育电视台多次专题介绍南头小学开展实验情况。 通过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比较高的尺度上来看,我们的实验仅仅是起始阶段,文章刚刚写了个开头。在教学模式的创建上,在学生素质发展的测评上,在如何使教师队伍适应实验的发展不断提高整体素质,解决发展不平衡方面,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从全局来看,这项实验也不是一所学校所能完成的。我们将在今后的实践中认真学习兄弟学校的先进经验。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教育信息化论文:高校教育信息化探讨论文 1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认识片面,重硬件轻软件重硬件轻软件,重开发轻维护是网前信息系统建设较为突出的问题。不少单位重视硬件的购买,认为购买了一批设备,通过传输介质连成网络就是“信息化”了,忽视软件工程,更不了解软件才是MIS的根本内容。MIS本身的高技术性、高难度性是造成系统难予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能理解这个重要因素势必造成系统维护和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网络的建成并不一定意味着信息化建设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信息化管理不能包含所有教育的内涵,但没有信息化是缺乏深度与前景的。 1.2规划不合理,重复建设造成浪费高校信息化建设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实施等等,都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并经过专家充分论证。但我们的现实情况却经常是信息化的建设独立于高校整体建设之外。一般认为,购买的硬件、软件和网络设备越先进越好,系统软件功能越强越好,数据库软件档次越高越好。事实上,平台越先进,设备越复杂,应用软件反而越不易于开发和维护。当教职工应用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新的要求被提出,旧的体系不能满足需要,一些细节的瓶颈制约了整个网络体系的发展,这个时候重建网络结构的成本就非常高。 1.3沟通协调不够,信息孤岛普遍存在“信息孤岛”产生主要是由于指导部门没有及时有效的指导教育信息工程的建设,没出针对教育信息化工作进行长远规划,也没出台统一的标准,致重复投资的情况十分严重。“信息孤岛”形成的原因,还有各教育机构在地区与地区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相互不合作,不但不能加强信息共享,反而造成信息封锁。 1.4教师、行政、教辅人员应用水平有限,资源技术利用率不高从目前一些高校教育信息化实施情况来看,由于有些教师对与信息化教育相匹配的新型教学模式的构建不重视甚至根本不去考虑,造成一个“怪圈”。一方面认为投资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经费短缺;另一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建设起来的多媒体计算机教室、远程教学信息网络系统、校园网等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和大量的教育信息资源却闲置在那里,对一线的教学改革起不到多大的实质性作用,仅成为供检查、参观、炫耀的奢侈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升级换代的贬值风险。 2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2.1信息化建设应该纳入高校全局发展之中高校领导对教信息化的态度和观念是知识管理的关键。领导的重视并亲自参与是系统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领导工程”、“一把手工程”重要性的认识必须到位。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要有长久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必须做到“建、管、用”并重,三者相辅相成。硬件建设是前提条件,没有一定的硬件环境,教育信息化就缺少必要的条件;设备管理是基础,管好设备,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体现设备的价值;有效运用是最终的目的,只有真正使用起来,才能确保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因此,“建、管、用”是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三个基本而且重要的构件。 首先,校园信息系统建设必须要有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要将信息化建设纳入到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建设工程之中。在实施过程中,应做到以“内力为主,外力为辅”,即高校要有信息需求愿望作牵引,这是实施系统建设的原动力。如果说系统建设初期“外力”是一种有效的牵引而又必须遵从的话,那么,当系统建立起来之后的进一步完善,并使之不断上升到一定的层次时,则必须要有高校本身的信息化需求作为内在的驱动动力。其次,任何一个单位的信息系统其功能会随着管理模式的变化而增减。其应用也会随着用户思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高校建立信息系统,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技术力量,有一支为推进信息化建设而坚持不懈、技术水平与思想素质都较高的骨干队伍。要做到领导、业务专家和计算机人员的,三结合”。另外,高校信息系统建设切忌“交钥匙工程”,这样做会留下很多后遗症,而且不能培养出自己的信息技术人员。 2.2强化定期培训,不断提高高校教工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广大教师既是适应管理的主体,更是信息化管理的最大受益者,只有焕发出他们的极大热情,信息化才会真正成功。现代信息技术促使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都随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自然地,被视为课改之关键的教师,其职能、角色的定位,也将逐渐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成“设计者、指导者、组织者、帮助者、学习资源的管理者及研究者”。这种新型教师的职能转变,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使得高校教育信息化必须包含现代化师资培训的重要内容。 2.2.1教师转变理念,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化技能。要深刻认识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主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努力掌握和应用现代教学技术,以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要时刻注意接受新鲜的教学理念。高校多让教师到外面听课学习,把外面的先进教学理念带回高校。广大教师也要把学习掌握的信息化技术落到工作实处,全面提升自己的计算机操作、运用水平。 2.2.2协作学习,科学培训。计算机的软件很多,对于普通教师来说,至少也要四五种。许多教师电脑入门后都会感慨缺乏较高层次的培训机会,想继续学习只得埋头自学,学得很累,提高却很慢。一种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是一一协作学习法,即在校内组成学习互助组,根据各自学习兴趣、工作需要进行学习分工,取长补短,人人都是学生,人人都是教师。培训的内容也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了解计算机软硬件的基础知识,掌握Windows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掌握一种汉字输入法,掌握一种文字编辑软件,还要学习网络的基础知识Internet的基本操作,学些计算机及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知识和法律法规。 2.2.3创建学习型教学,形成知识共享环境。教育教学信息资源的严重缺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另外一个方面有些经验丰富的教师掌握了非常多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技巧。如果每个人都能毫不保留地共享资料、经验、课件等资源,那么将实现全局范围内由个体的知识转化为集体的,由隐性的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使个别的、零散的知识加工综合成为系统的知识,创建高校内部的知识地图,避免出现信息孤岛或信息垄断现象。分享和利用知识往往是不自然的行为,知识共享需要知识管理者的推动,要建立一种信息化氛围,明确知识产权,将知识行为纳入到考核机制中去,打破边界森严的组织结构,这样,一种健康向上、充满信息化氛围的局面才会形成。教师也从一个单纯的受益者转变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参与者,全体教师规范建立教学资源库会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持续发展最强有力的保障。 摘要:教育信息化就是在教育领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很显然,如果不从外界获取信息,任何一个系统就只能停滞不前,直至无法适应时代而被淘汰。所以,应当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优化教学要素结构,加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就现阶段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更好的推进高校教育化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高校教育信息化网络结构发展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中的微格教学论文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信息技术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成为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本文探讨了作为培训教师教学技能的微格教学,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在教学环境、微格教学目标、微格教学培训技能、微格教学训练模式等方面的突破和发展。 关键字微格教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微格教学系统;教育信息化 1引言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又常被译为“微型教学”、“微观教学”、“小型教学”,微格教学产生于美国,它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把现代视听设备应用于教学,对师范生“角色扮演”课程进行改造而形成的。1963年微格教学的训练方法被人们肯定并成为一门课程,被列入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中[1]。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微格教学成为我国高师院校教师教育中教学技能培训的主要形式之一。微格教学理论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教师技能培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微格教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2教育信息化的背景 《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的教师教育机构,存在着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薄弱,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尚未普及,在教师教育中还不能广泛应用现代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手段等方面的问题,难以适应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教育必须加快信息化进程,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为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课堂教学发生了很大改变。具有更强大教学功能的教育媒体进入课堂,教学环境从单一趋向复杂,以计算机网络、数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化教学环境得到广泛的建立和使用,语言实验室、多功能教室、虚拟实验室等适应于不同教学需要的教学环境正在改变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教师不再只是信息源和知识拥有者、传播者,而是更多地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管理者、辅导者和学生的伙伴,教学的设计者,学习环境的创设者,信息资源的查询者,知识的追求者和学习者等。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诸如探究学习模式、协作学习模式、研究性学习模式、远程学习模式、个别辅导模式等[2]。 教学环境的复杂化、教师角色的多元化以及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对教师教学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必然导致微格教学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微格教学,要基于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全面整合的要求来确定微格教学的目标、内容、对象,设计教学策略与选择教学媒体。在微格教学的技能训练中,重点要培养教师的信息素养,提高教师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教学能力。 3教育信息化中的微格教学 3.1教学环境的数字化 微格教学环境变化的优秀是微格教学系统的数字化。将微格教学教室与多媒体教学设备相结合,配备视频采集仪、数字化大屏幕投影机以及多媒体计算机等,建构集计算机、网络、多媒体、音视频、存储、传输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微格系统,为现代教学技能的训练创造物质条件。 与传统的微格教学系统相比,具有以下特点:①软件控制。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改变传统的机电控制的方式,采用软件管理,既增强了控制的精确性,同时简化了指导教师或专业人员的操作程序,体现了易学易用的特点;②数字传输。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采用数字传输的模式,改善了信息的传送质量;③资源共享。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将文件纳入网络文件服务器中,改善了传统微格教学系统主要在控制室和观摩室使用文件的局限性,使校园网中的特定用户随时可以调用文件,从而实现了资源共享。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呼叫可视对讲功能、远程遥控功能、多播功能、评课功能、示范功能、系统多媒体监控及扫描功能、远程传送功能等[3]。可具有以下用途[4]: (1)优秀教师的重要课程实况录像,以利于其它教师观摩、学习;外聘特级教师的示范课。 (2)组织教学管理人员在主控室对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记录缺点、问题进行课后的对比、提高;专业教研组的实验课和教研组针对该课的讨论、修改。 (3)学院重点课程的资料留存;学院重大活动如外请专家、学者讲课,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4)和闭路电视系统结合把微格教室的活动和课程向全院实况转播。 (5)学院送审的优秀公开课的节目录制;精品课程视频的制作;学院留存档案和兄弟院校之间的资料交流。 3.2微格教学目标的多元化 基于现代教育理念,使学生掌握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多元化的教学技能目标体系。基于现代教育理念,就是要强调师范生在技能训练中,要注意学习如何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实施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教学;学习如何适应现代教育要求去“导学”,而非“灌输”。多元化的教学技能目标体系,既包括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技能培训,也包括以导学为主的教学技能训练;既包括信息加工型教学模式的尝试,也包括社会型教学模式的体验;既包括教学问题情境的设计,也包括课堂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5]。 通过这样的多元化目标,帮助师范生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发生问题的处理方法;有关人际交流的主要沟通因素分析;训练在课堂上如何与学生交流的方法,促进反馈评价。 3.3微格教学培训技能的重点 (1)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设计能力。数字化环境下,注重课堂日常教学的信息化,要求教师能根据教学、学习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将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手段方法、数字化学习环境融合到课程教学系统中的诸要素中,开发设计数字化学习课程,掌握、运用数字化学习方法,构建数字化学习模式,构建“学教并重”或“主导——主体”型教学结构。 (2)构建数字化视频案例库。案例库中包括专家教师、一般教师等的不同教学案例,案例中包含“精选案例”、“名师授课”、“典型范例”、“实况录像”等,每个案例附有背景介绍、分析说明、教师解说和评论、专家点评、适用对象、参考资料等。学生可以看到每项教学技能的教师的课堂教学的视频示范片段,包括优秀教学范例、基本技能的示范及综合技能的示范、问题示范等,来增强对教学技能的感性认识,提供学习的样板(包括正例和反例),便于学生对教学技能的感知、理解和分析[6]。 (3)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实施能力。能实施教学设计方案,能运用有关信息技术工具和资源营造有利于学习和学生信息能力和创新精神发展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如基于资源的学习环境、基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学习环境、基于任务的学习环境);能在不同教学模式和不同教学环节中熟练运用有关的信息技术工具和资源。 (4)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中的教学评价能力。数字化环境下的教学评价采用多元化评价理论,对学生的评价是包括过程性评价的综合评价。教师要能在教学设计中、教学前的准备阶段、具体教学过程中和教学活动结束后等不同环节,将教学评价与教学的全过程有机整合在一起,发挥评价对教学和学习的促进作用(5)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中辩证的价值观和德育教育。能结合教学活动帮助学生辩证地认识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能理解并遵守与信息活动相关的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引导学生负责任地、安全地、健康地使用信息技术;能利用技术资源使全体学生都能公平受益。 (6)教学媒体的选择、使用和整合技能。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媒体。在教学媒体的选择上,要遵循施兰姆公式,即教学媒体选择几率(频度、次数)与教学功效成正比,与成本成反比。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媒体。教师不但要会选择媒体和使用媒体,还要能够在微格教学活动中适时地、合理地优化组合不同的媒体,将媒体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媒体的作用,同时要使教学媒体和教师的口头讲述、板书、演示、学生的练习有机结合,实现教育的最优化。 3.4微格教学训练模式多样化[7] 基于方法导向的多元技能训练:现代教学理论认为应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方法上倡导以学为主的方式,更加提倡师生相互作用和个别化的教学方法体系,如活动教学、发现教学、情境教学、问题教学、探究教学等等。教师技能方面强调教师“导学”的能力、设置问题情境的能力、认知工具选择的能力、组织有效活动的能力、设计探究学习任务的能力和良好的信息沟通能力等等。在微格训练的课堂上,除基本教学技能训练外,受训者们还应采用更加建构化的方法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如学习怎样强调学生间的合作与互助、怎样以任务驱动的方式激励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以何种方式鼓励学生交流和采取有效人际沟通、怎样发挥学生专家的作用、对活动和教学情境如何设计等等。 基于角色扮演的多元技能训练:由受训者分别进行“师”和“生”的角色扮演是微格训练中的常规做法。它的优点是使得复杂的课堂教学变得清晰、易于控制。但在实际教学中,任何一项教学技能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多项教学技能的运用需要一个整合过程。实际上,在训练中,让每一位受训者都完成多项教学技能从分解到整合的全部训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可以采用教师角色扮演协作的方法,以训练小组的形式合作完成多项教学技能训练,并通过内容使之初步整合起来。在协作小组中,教学任务由小组成员共同分担,分工明确,任务量适中,根据任务决定每人训练的技能项目。由此既完成了一定量的个体训练,又针对某一完整教学内容完成了各项技能的综合训练,使课堂教学效果得以具体描述及评价,同时又不割裂训练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基于合作学习的学导式训练:学导式训练,即在教师指导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导生”的作用。也就是说,学生训练小组的成员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包括本科生、专科生,也可以包括研究生、进修教师,还可以包括其它不同专业的学生。使成员间信息的交流更加多元化,信息流量更大。这种学导式的合作学习利于发展受训者个体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间的沟通能力和对个体间差异的包容能力,同时使受训者在合作学习中体会到合作学习的魅力,了解组织合作学习的技巧,而且不同学科间学生的合作可以使教学训练更具变化和趣味性,可以使受训者尝试如何协作组织设计多学科知识内容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学,而不是只局限于传统的学科中心课堂教学组织中。 基于教学设计的说课训练:“说课”是指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某一节课,按某种具体要求,向同行或专家进行全面讲解的一种备课方式。说课要求教师不仅能组织教学,而且能明确每一个教学环节组织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不是作简单的“应然”分析,而是客观、完整、基于理论支持的“实然”分析。通过说课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教师备课中的思维过程,对教学内容基本要求的理解程度,对现代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掌握情况,对学生实际情况的估价和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因此,对于师范生而言,说课训练也是不可缺少。由受训者对课的内容进行分析,包括该部分内容在整体教学中的地位、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教学的重点难点、处理思路、可选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选用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样做的教学理论根据等等。说课时间同样可以控制在3~5分钟内,讨论分析,作为进一步改进的依据。 4结束语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微格教学将继续成为培养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学技能的一种有效方法,微格教学系统将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能够传播最新教育观念与教育信息,创造重视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校园环境,是以校为本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和通过网络在校内和校际间进行教师合作专业发展途径的重要技术支撑;为教师对教学理念和教学过程的分析和反思提供的素材准确度高、真实性强、信息量大,并可重复反馈,便于自我分析评价和集体讨论评价;并且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教师专业化发展手段的缺陷,有效地把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过程作为真实的研究对象,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加速了教育的信息化[4]。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改革教育信息化论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教育教育改革教育信息化 摘要: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轰轰烈烈地改变着世界的一切,使几百年、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面对史无前例的信息技术革命,传统教育制度的深刻变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信息时代教育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教育将从内容、形式、方法和组织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许多中间过程。人们开始是将计算机看作一种独特的对象,和物理、化学一样,专门开设一门计算机课程;然后是要求计算机能辅助学校的传统教学,作教学演示或个别化教学;再后是要求进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课程改革,这种课程明显有别于以书本、粉笔和黑板以及幻灯、投影、电视和录像等传统教学媒体为基础的课程;最后是要求整个教学体系的全面改革,使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形式甚至连学校结构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一演进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与教育的整合程度越来越深,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日益成为社会各领域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开展信息教育、培养学习者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信息教育:广义地说信息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成员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开展的教育活动。狭义地讲,信息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教育活动。“信息处理能力”是指学习者在信息化社会活动中有选择地利用信息工具(手段),有效地获取信息、运用信息、创新信息的基本能力。信息教育的内容包括信息技术、信息运用、信息伦理等。 信息教育的开展有利于学习者主动学习的实现,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也是学习信息的传播者,而学习者只能被动地作为信宿接受学习信息。通过信息教育的开展,学习者可以利用信息工具(手段)主动地获得相关的学习信息,使学习者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的方法。所以有利于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为优秀的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信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 (一)普及高水平、连续性的基础教育 因为人们主要从事信息知识工作,这种工作的知识密集度高,要求人们具有较渊博的基础知识。因此,必须普及高水平、连续性的基础教育。 1.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全体教师 中小学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具有信息技术环境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能力。为此,在积极配备、充实信息技术教育所需设备及配套软件的同时,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全体教师,逐步形成完善的培训体系。在培训内容方面,不仅包括信息技术本身,更应注重信息技术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以改变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相分离的状况,消除信息技术难以深入课堂、深入学科的现象。 2.在中小学开设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基础课 “中小学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计算机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实现的根本”。教育信息化工程应切实重视在中小学教师与学生中普及信息意识、信息基础理论,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自主学习、探讨的能力。目前,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提高公民素质,培养信息人才,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都纷纷将计算机为主的信息科学列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主要课程。我国也明文规定:从2001年起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和实施“校校通”工程,用5-10年的时间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已经开设了信息技术必修课。 3.充分鼓励中小学学生参加本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 中小学学生不应仅仅只享受信息化的环境,还应在学校教师的组织下参加学校信息化建设,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意识、集体精神、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活动技能等。 (1)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网网页的制作,特别是校园网上软件资料中心的开发与利用,既可培养学生的信息开发能力,又丰富了校园网上的资源。 (2)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广播与电视节目的采集、编导、录制、播出、评价、反馈与改进过程。 (3)组织学生开展信息化讨论、策划信息化宣传、撰写信息化文章,既可普及信息理论,又可锻炼学生的能力。 4.信息技术基础教育应与指导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相结合 开展信息技术基础教育,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和应用信息技术的兴趣与意识,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竞争和发展的能力,而且能使之成为学生未来学习的有效工具,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实现教育信息化。 (二)举办短学制、多形式、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科技教育 为了适应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加速人才培养,因此要缩短学制。由于人们的工作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如面授、函授、电大等,来适应人们的需求。现代教育教学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教学信息,特别是多媒体教学系统、网络教学系统,为教与学增加了新的维度和方向,形成了多通道、全方位、整体化的教学信息加工传输模式,有利于教学效益的提高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由于信息社会知识密集型生产中科技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特点,因此,需要培养知识广博,能适应新兴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人才,使之能从事综合性技术生产和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 (三)开展广泛的信息素质教育 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知识爆炸、学不胜学的情况,教育必须培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自己管理学习,不断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性。 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服务,为提高整体教育质量、提高全民族创新能力,促进科研工作服务,逐步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新模式的特征是: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全面发展,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使用信息化手段的能力;在培养内容上,主要侧重在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具有自我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在培养方法上,要采取灵活多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方式,能适应各种学科并能满足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需求。 (四)必须实施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 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应用型人才,如书架型人才、工匠型人才,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素质全面,接受继续教育能力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在时代的激烈竞争中愈来愈表现出充分的活力,这也就对信息时代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要求“信息化、多媒化、多元化”的三化教育;也是“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三高教育。它能帮助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获,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较多的教育和学习效果。在信息社会中,只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信息社会变化速度快,对信息社会的适应性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人才水平的高低。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定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意识、信息观念,可以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信息社会,要求人必须具有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具有信息获取和存储、处理的能力,具有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交互的能力。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终身教育,信息教育在人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在职教育都离不开它,只有通过系统、完整的信息教育,社会成员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五)教育本身要信息技术化 与信息社会相适应,教育本身也要信息技术化,这包括教育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化。 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就是要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把学校的教学环境建设成为一种充满信息,而且方便教育者和学习者获取信息的环境。教育现代化就要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学过程信息化,要切实重视运用信息化的教育环境与成果并结合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培养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教学过程。 三、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一)促进教育改革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教育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信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以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促使传统教育发生彻底变革,这种变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教育的结构、内容和方式。首先要破除传统的教育思想,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1.树立现代教育思想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现代教育观、现代教学观、现代学生观、现代教材观、现代学校观以及现代人才观。传统教学,过份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能力的培养,认为教学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传授书本知识;而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发展多种能力,如学习能力、信息能力,还要培养品德。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才能实现全面的教育改革。 2.改革教育目标和内容 21世纪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使用信息化手段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了实现新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其总的趋势是:教材的难度增加,重视基本理论,强调知识内在的联系,要按照高难度、高速度和理论化原则重新编写教材,在课程设计上注重学科结构合理,教学内容少而精,着重使学生掌握一般的基本原理以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制定教学大纲要着眼于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现成知识的传授和一般技术的培训,教育内容还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改革教育形式和方法 信息化教育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这种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是传统教育、个别化教育、远程教育等相结合,多种办学形式并存,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并存,多种功能的教育相融合,重在个别化教育和创新性自主学习,使受教育者具有极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信息时代的教育不仅要抓基础教育,而且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还要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发展远距离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于一体。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逐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改实验,把这些单一、落后的手段改变成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要使其更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信息时代的特征。 4.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和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在某种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过程结构形式。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传统教学提出了挑战,对教师的角色、学生的地位、媒体的作用以及教学过程进行变革,从而构建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型教学模式。 (二)多媒体技术广泛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多媒体技术将广泛应用,教师不仅可根据教学需要,自己制作多媒体课件,而且可非常方便地从软件数据库中选择并提取相关的文字、声音、图片、图像等各种媒体信息,加以组合安排,供辅助课堂或学生自学使用。这样,多媒体技术就成为人们进行有效学习的得力工具。 1.多媒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1)个别化主动式学习:多媒体鼓励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验、任务需求和学习风格来使用信息,选择自己的认知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自主的个别化学习方式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保证,作为用户、学校和学习者个人,只要拥有多媒体终端机,就可以从公用网络的资源数据库中,非常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各种学习资源,使个别化的学习方式从而得以真正确立。 (2)结构化发现式学习:多媒体营造出了由学生控制的发现式环境,这种发现式环境允许学生在特定的内容领域进行探索和检验假设,他主要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发展学生高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学会组织、解释和运用材料,信息技术的这些运用将有助于学习者获取信息社会所需的问题解决技能。 2.多媒体技术使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更加方便有效 当代信息社会,知识更新急剧加快,人们不能不置身于不断的学习之中,继续教育已成为时代的需求。这种继续教育不仅有助于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更重要的还在于满足技术更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职业素质教育。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可能完全通过办校、办班来解决(尽管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大量的却要依靠在职自学或远距离教育来补充和提高。而后一种途径,又正好可发挥信息技术与信息高速公路的优势,使学习者不仅可通过多媒体终端机,不断补充与更新自己的知识,而且还可通过电信大学和模拟训练,来获取某方面的系统知识,强化与提高某种技能,从而使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更加方便和有效。 (三)网络教学日益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普及,人们在尝试网络通信的同时,也想到把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教育实践,出现了网络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主要有:①开放性;②协作性;③交互性;④共享性;⑤实时性;⑥个别化。 由于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因此为信息时代的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培养学生的信息能力 网络是信息社会最为有效的信息获取工具,开展网络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利用网络进行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 2.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实施 网络的信息量大、信息传递便捷、交互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开展发现式和协同式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在网络教学中,教师可以随时掌握新资料、汲取新知识,利用新教材,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解决教学内容滞后于时展的矛盾。 3.提高教学质量 网络庞大的信息资源、优越的多媒体功能和多向交互功能为教学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多种媒体信息,学校不需要再用大量经费和人力建设管理自己的媒体资料库,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这样,每个人不管贫富、贵贱都有机会享受“名师”的指导,都可以向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当面”请教,都可以借阅世界上着名图书馆藏书,甚至拷贝下来,都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获取最新的信息和资料。 4.有效实施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 开展网络远距离教育,是信息时代最为有效的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远距离教育将具有双向传输的交互性能。学习者不仅在课堂看或听远距离传输来的教学内容,而且也可在家里看到课堂的景象,听到教师的讲授,或者看或听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一门课程的声像材料,并能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由于是基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多媒体教育网络,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瞬间完成,所需要的教师、专家、资料和信息,都是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不管其家庭出身、地位、财富如何,都可以享受到这种最高质量的教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 5.教学科研更加富于成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信息技术也使得教学科研更加富于成效。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检索更加方便。教师坐在家里就可向国内外查询与收集到所需要的研究资料,不必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推广和交流成果效率更高。不仅可广泛而迅速地推广与交流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而且能科学地对研究项目进行辅助设计与模拟,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计算与整理,准确地研究结果进行判断和分析,从而使研究周期大为缩短,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大大增强。 总之,信息技术为当代教育理论提供了许多实现的途径,给当代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完全否定传统课堂教学的长处,学校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人文和情感氛围,注重教学的优化设计,寻求课堂教学的最佳结合点,优质高效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时代要求、适合21世纪需要的新型人才。 教育信息化论文: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考论文 网络教育能否取代传统教育?某大学去年岁末学生辩论赛总决赛着实为此唇枪舌剑了一番。说实话,这个辩题本身就有问题。“传统”与“网络”,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面上的概念,辩论起来免不了要出现“鸭同鸡讲”的尴尬场面。其实,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能否取代传统的学校教育形式,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辩题。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学校教育的形式,的确是100多年前从西方“引进”的,大到班级授课制,小到统一校服、统一作息时间表等等,都是当年所谓“新式学堂”取代科举教育制度后确立的。既然“新式学堂”可以取代有1000多年传统的科举教育,网络教育为什么就不能取代才有100多年传统的学校教育? “网络”或“网络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如果说今日中国有哪个英文词已经取代了bye-bye而朗朗上口,那就非IT莫属。 有人声称,人类已经经历了简单绘画传情达意——读形时代、文字的发现——读字时代、印刷的发明——读文时代、影视技术的发明——读图时代的不断更迭。随着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登录互联网并使用网络进行学习和工作,人类逐渐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就是“读网时代”。 “读网时代”的挑战,学校首当其冲。教育从观念到形式,都将发生根本的变革。 教育平等化:网络教育成主流 驱使网络从小规模实验迅速走进千家万户的主要动力来自价值取向。教育机构(未必是学校)通过网络投资或出售知识(课程),成本可以迅速降低,而“购买”者可以在互动中充分表达自我,再也不必在师道尊严面前噤若寒蝉。 众所周知,电子商务的一个坚定信条是:在线销售的价格将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价格都要低。知识“销售”又怎能例外。网络教育将改变人们对教育市场的看法。同时,人们将越来越关注“教育产品”和服务对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所具有的价值。网络将使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教师在表情冷漠的学生包围之下寂寞而无可奈何地讲授知识的历史将被终结。 网络化学习:无所不在 通过对互联网、局域网、外域网的整合,以及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化学习可以无处不在,网络化学习将取代传统学习方式,从而创造更高的学习效率。 网络学习一方面节省了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学得更加主动更加自由。正是网络化的学习创造了崭新的教育模式,并且学习者和施教者都变得越来越精于在网络环境中运作。 在未来社会,要懂得教育、管理好教育,就需要充分了解网络化学习这一知识授受途径可能导致的变化,网上教师对学习者的影响途径与影响程度将大大有别于传统学校教育的教师。而受教育者的“虚拟化”也将给网络教育主办者带来一系列新的管理课题,未来社会需要“数字化教育管理者”。 教育信息化:真正的数字革命 未来受教育者关心的一切,包括未来经济社会的每一点有意义的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数据。传统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常常用本学年本专业能够开设哪些课程和计划开设哪些课程来讨论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导致了怪圈般的所谓“结构性失业”。 将来,网络教育或许会更加关注潜在生源的“志向”与“兴趣”,更加有效地预测本市本国乃至世界经贸领域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透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有关教育机构可以把广大生源和社会的相关“教育信息”输入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并且运用数据挖掘或通过其他系统来测定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会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和教育服务,随之开发这些课程和服务,因而网络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将更具有价值。 新教育集体:聚散随心所欲 传统的教育有着时空的限制,有明确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分,经验(交流)的增加也基本上是依靠从那些随时间而凝固的、静态的书本中获得知识。在未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不分国籍与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任何人都可以请求他人与自己一同分享经验与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就可以组织起来讨论,然后解散,成为一种即时性的高效率学术沙龙或教育集体。例如,某人想转行从事幼儿教育,不用急着出去购买一本有关幼儿教育的书,他立刻上网并找到了3个像他一样有意从高校教师转行到幼儿教育的男子,并且发现其中之一已经转行并干了半年,因而从对方那儿获得了非常及时的经验。相比于阅读书籍,从经验团体中个人有时可能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书本通常只是针对普遍的读者而写作的。 学习为本:学习工作两不误 终身学习的传统概念是人们首先必须上学,然后工作,接下来是中止工作继续上学,继续教育与赚钱养家始终是一对矛盾,但这有可能因为网络教育的成熟而真正成为历史。 网络世界中的成年人不仅仅想挣到更多的钱,同时也想不断提高自己,但前提是可以即时学习,以学习为本。举个例子,某企业由于需求的不断变化,不得不改变现有的产品结构,尝试上一套新的技术设备。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网络世界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市场需求将会如何变化,并掌握新设备的相关技术,而不是在某一天吃惊地发现引进了一套不合时宜的技术设备,花了一笔不该花的“学费”。 传统上,董事长和经理可以让下属在业余时间或脱产去学习,而当老板们具有更好的机制来鼓励员工终身学习时,公司或企业自然可以更快速地前进,与市场的需求也更加一致——这些将增加单位对员工的吸引力。在一个生产效率极高的群体中,工作会使每个人都觉得愉快。数字化和网络化才刚刚开始,网络还只是一株幼苗,在21世纪,它将迅速地长成参天大树。上述设想,有的实际上正在变成现实,有的则只是一种可能性,也有的可能不会出现。但笔者相信,在多数中国人的有生之年,会亲眼看见网络教育超越学校教育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学校教育形式,如“班级”、“班主任”、“作息表”等等都将成为历史名词。网络教育能否取代传统教育,那是上一个世纪的疑问。 教育信息化论文: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问题综述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在建设方式、成效标准、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面临困难。文章对这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基础教育;建设方式;成效标准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这充分肯定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建设中的地位[1],同时,也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当我们看到教育信息化的可喜成果时,也要对如何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冷静的思考。本文针对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建设方式、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问题提出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管理实现自动化,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机整合[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目共睹的,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人才培训、关键技术及标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教育信息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基础教育改革,也不断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的发展也对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方式、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已经不适应基础教育的实际。本文将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从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到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以及实施的“农远工程”、“校校通”工程,都极大推动了教育教学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也已经完成了基础条件建设,人才和制度建设也逐渐完善,接下来要重点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及其标准化建设。 2.1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思考。 人们谈到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黄荣怀教授将这种建设方式称之为“粗放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那何为“集约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呢?黄教授认为是“共享信息资源、发展信息服务和提升信息素养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3]。笔者对此深有感触,近几年经过国家、区域以及学校三级部门的不断努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技术环境也逐渐形成,虽然先进的技术装备不断涌现,但基础教育阶段配备的信息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跟得上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过分强调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就变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基于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信息化建设中,应该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应用上,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条件装备下,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技术潜力,使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面临转型,从原来强调教育资源库建设转移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建,从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转移到培养教师信息素养的自我提升。在资源建设方面,着重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提升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质量,建立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形成区域内教育资源的有效互补。在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方面,转变传统培训内容和方法,积极构建信息技术环境,培养教师自我接受、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能力,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提高。 2.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思考。 经过20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成效显著,但也普遍存在着在认识和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上,缺少统一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在衡量教育信息化成果方面,很难通过一定的硬性指标来判断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如果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标准,就会过分强调“升学率”,导致重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如果以学生素质提高为标准,但又缺乏相应的定量评价指标。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应该从影响教育主体应用的因素和教育信息化的方向与任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以及软硬件应用成效等方面进行规划。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还应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保证信息技术教育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同时,单一的评价标准也不利于信息化的建设,细化评价指标层次、规范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也是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必备条件。 2.3关于信息技术教育的思考。 信息技术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分为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两个方面。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开设信息技术课,而不同的学段之间至今还没有一个系列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没有统一的依照,各学段的教学起点定位不明确,教学目标也不尽相同,教学内容重复。同时,由于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学生与学生之间信息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在目前我国这种大班制的教育条件下,教师也很难因材施教。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参照标准应该统一,学段之间的教学内容要做好有机的衔接和过度。课程设置要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比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教学内容应该倾向于具体的有形象化结果的操作,高年级的学生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应该多以公式、文字描述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同时,还应该设置一些选修内容,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双向含义:一个是“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以达到推动学科教学改革的目标;另一个是“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达到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技术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既是一种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是另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的有效运用。这就要求信息技术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注重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的合理运用,不但关注学生的操作技能,而且要注意“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实现。对于其他学科教师而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成效,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教师可以一方面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必须主动学习,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自身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这也是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的根本解决之道。 3.结束语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化建设与教育实际不相符的因素,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制定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完善信息技术教育、进一步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思路,将有助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 教育信息化论文:网络教育信息化技术建设论文 1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 同国内许多高校一样,我校的大型微机综合教学实验室一度也面临多重困境。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化终端设备在学生中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无线网络的大面积覆盖和使用[4],使得网络资源的应用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时计算机实验环境老化、实践形式单一、缺少教学新意和吸引力,导致学生上机实践总机时数大大减少[5]。为了改变这种困境局面,我校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开启了如何提高教育信息化程度和网络教育技术水平的探索工作。 2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育技术的实际应用 2.1硬件设备和应用平台的管理及维护 每个机房都成为独立的教学环境,设计配备了全套的多媒体功放音频系统,实现了可以每个机房独立使用,也可以全部机房统一管理使用的跨区域、跨网段范围的多形式、多媒体实验教学环境。机房的网络上连到校园网的万兆网关,通过网关对进出校园网的访问及网络流量进行管理,网络环境受防火墙保护。从桌面到交换机再到上连网络,均为超五类线,实现了桌面千兆的网络应用平台[6]。对于机房计算机出现故障的售后服务问题,我们和厂商签订PC机原厂五年质保的协议,并且售后维修服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 2.2上机账户管理和多操作系统平台管理 对于大型微机综合教学实验室,规范化管理是基础。但管理是无形的,是存在于每个环节的,是通过软件、硬件和网络来支撑的,其中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如上机账号的管理和使用、上机用户的权限分配、教师上课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软件等,诸多方面技术应用让机房教学变得灵活多样化,机房已经变成资源整合的平台[7],而教学信息化和网络教育技术建设正是需要这样的平台作为支撑。对上机账号使用活动目录的模式进行管理,对账号的权限通过域控制器安全策略、计算机组策略和自定义安全脚本来设定。机房操作系统为了满足各种教学课程的需求,建立了多操作系统平台,并且在机房操作系统的搭建恢复管理方面,创造性地实现了计算机系统恢复的自动化,管理人员只要插一个U盘即可实现计算机多个操作系统的恢复及配置工作,彻底实现了无人值守操作。 2.3选课网络化、排课自动化和教学信息化 针对学生较多的实践课程,自主研发了选课系统,使学生可以在课程安排以外的空余时间,自主选择学习时段和实习内容。选课系统可智能判断实验平台可用设备的可供实习时间,并科学地自动分配座位,大大节省了学生预约的流程,实现科学化、智能化管理,使教师更加便于对学生的学习统筹管理。每学期的上机课程计划在前一学期的期末就已经汇总到排课系统中,一是为准备上机教学应用软件留出足够的调试时间,二是为提高机房设备的使用效率。环境及设备是一切实验教学的基础,科学化的设备管理体系是构建一流大型微机综合教学实验室的前提,我们力求为教师和学生营造最好的实验教学环境[8-9]。 2.4网络化教学应用控制管理 机房在环境、安全等方面做了充足的保障工作,对各种应用设备采用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与北大方正合作,安装配置了其推出的教师机多媒体软件,方便机房系统维护、上机教学演示及学生上机时的教学管理。该软件提供了教学应用的多种虚拟化电子教室功能,不仅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也引入了新的教学理念,得到上机师生的一致好评。 2.5机房网络访问控制的灵活化 机房的有线网络通过校园网的万兆网关进行控制,对于校园网外的访问必须通过网关认证才能实现。为了教学和上机应用的便利,我们开发了网关控制程序,可以根据机房编号、网段划分及自定义特定目标计算机等选择方式对机房内的所有计算机进行网络访问权限的控制[10]。对该网关控制程序的使用设定了如专用的用户名、密码、专用IP地址等高级安全级别的保护措施。每个机房都有校园无线网络的覆盖,可以在任意机房实现无线网络教学活动。出于安全考虑,用户的手持或便携数字终端需要校园网账号和密码,验证成功后才能使用校园无线网络。针对教学实验及考试中经常遇到的阻断网络的实际需求,创造性地研发了基于路由的外网控制系统,根本性地改变了单纯在Windows系统上设置外网控制十分复杂的问题,仅通过简单命令即可实现不同时间、不同机房、不同IP地址的网络访问控制。 3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育技术的人才建设 3.1人员招募、岗位培训和交流 在实验室建设中,教学实验机房硬件环境的建设是前提和基础,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优秀与灵魂。由于新时期计算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求,机房不能只是满足简单的上机需求,而是逐步向高性能、多功能的一体化大型综合实验环境发展[11]。对此,我校不但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全面适用于各种人才的培养体系,还招收了一批新型人才作为技术骨干[12]。针对普通日常维护人员,除了对他们进行常规的安全培训、规章制度学习等外,还需其能独立完成系统环境管理、机房网络访问控制、计算机及网络问题排查等工作。同时,针对实验科研人员,实验室制定了人才成长激励举措,鼓励其开拓新思路,并创造各种深造机会,加强技术交流,使人才在实验教学方面具备责任感和严肃性,并具有提升自我能力不断接受新技术、新思想的诉求,在科研方面保持科学严谨的作风。此外,我校加强了校际交流和国际交流,保持和世界一流名校的沟通,掌握行业发展的动态[13]。 3.2实际项目研发锻炼队伍 大型微机综合教学实验室的大型化与综合性不仅体现在机房的规模大、业务广,更体现在功能全面上,教学实验机房自身也会组织参与各种类型的计算机项目研发工作,利用自身的设备环境优势、人才优势、学校扶持等优良条件,使教学实验机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机教学实习平台,而是集教学、实验、科研、展示、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资源整合平台[14]。 4结束语 教育信息化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学生多上网、教师多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等,更多的是让信息化的概念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比如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实现校际之间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交流,通过电脑、手机等多种信息渠道增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培养学生除了从课堂、图书馆获取知识之外,还可以从互联网中通过多种途径便捷地进行知识查询和学术交流等[15]。作为高校应该逐渐将教育信息化的理念深入到教师和学生中,为其建立优质的信息化教学交流平台,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教育的信息化。 作者:范雪松路遥丁万东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教育信息化论文:农村教育信息化统计分析论文 一、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现状 (一)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通过对各农村中小学校长的访谈得知,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时间里,大部分教育部门和学校能够逐年增加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投入资金30万元以下的占18%,投入资金达31—40万元的占26%,投入资金达41—60万元的占20%,有36%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信息化建设投入的经费已达到100万元以上。这说明农村中小学信息化软硬件建设的重视程度在逐年增加。 2.农村中小学信息化硬件设施情况 调查结果发现,农村中小学生占有计算机数比例较之2005年我国平均82名中小学才能拥有一台计算机有明显提高,调查样本中小学有近1/3的学校的学生数与计算机数之比为5:1以下,只有33.5%左右的学校是10:1以下。由于过去缺乏信息化教学意识和管理技术,众多农村中小学信息化教学设备大多成为应付检查的工具,置而不用现象十分普遍。目前这种现象已经有很大改观。有一半的学校一周多媒体教学时间在20小时以上。已经有60%的学校建立了校园网并且初步得到了应用。 3.计算机师资水平 信息化涉及的软硬件应用、指导和维护需要专业人才。因此,专职计算机教师是农村中小学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关键。从调查情况看,有83.9%的学校都具有专职计算机教师,且有一半以下学校有专职教师3—5人。除了一小部分年龄较大的教师不会应用计算机外,85%以上的教师都能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办公和教学。这说明教师的计算机水平较前几年有了显著提高,但在计算机教学应用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有40%左右的会应用计算机的教师并不能熟练制作和应用多媒体课件。教师的计算机培训是中小学信息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大部分中小学每年定期分批次组织进行教师信息化技术培训。本次调查发现,调查样本中有一半以上的学校教师参加了培训。但是,大部分教师接受的培训项目并不全面。存在重技术培训,轻理论培训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很多教师在教学时信息化教学水平不高的主要因素。 4.课件制作和引用、资源建设情况 目前,农村中小学都开设了信息技术课,且70%的学校都制定了比较详细的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并积极进行教学实践。大部分学校的教师都能应用计算机制作课件,其中,主要学科语文、数学、外语等制作的课件数量在12—50个之间,非主要学科的课件数量则很少,能够应用网络课件和学科资源库的课件更寥寥无几。这进一步说明多数农村学校和教师缺乏网络资源利用意识,对于学科资源库的建设不够重视。 (二)教师方面 1.教师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情况 调查样本中,67%的教师拥有电脑并连接到互联网。有89.5%和85.8%教师能够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信息的采集、归纳和应用网上教育资源,调查样本中完全不懂的有86人,点总数的19.2%。而专职计算机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熟练程度还仅限于一般软硬件技能;能独立完成程序编制的不足2%。 2.对信息化教育技术的认识态度及应用 调查发现,86%的农村教师对应用信息技术教学持支持态度,并且表现出愿意参加各类信息化教育技术的培训活动,渴望学习到更多的现代教育技术知识。有14%的年龄偏大的教师不支持也不反对,但不愿意参加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在关于多媒体的教学效果问卷中,认为使用现代化、信息化教育技术与手段的教学效果是显著的,占28%,有13%的教师认为没有效果或效果不很显著,有59%的教师认为效果较为可以或比较一般。81%的教师认为使用现代化、信息化的多媒体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教学容量和密度”。而选择“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能力”这一项的教师较少,占19%。说明大部分教师教学指导思想对信息化教学认识不足,没有将信息化教学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能力联系起来。 3.信息技术与各科教学的整合应用 调查统计发现,多数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仅仅停留在简单的PPT课件制件上,在实施信息技术与各科教学整合中,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如在选用与教学相关的软件与网络资源问题调查中,很多教师并不善于应用网络资源,也不善于将自己的资源通过网络分享给他人应用。 (三)学生方面 农村信息化教学的效果是本次调查的一个重点。本次调查主要从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考察。问卷结果显示:41.8%的初二学生已经初步可以利用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网络检索,并能熟练应用光盘、U盘储存、检索相关信息;64.7%的高二学生能熟练运用网络检索和文献检索。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了解,没掌握任何一种信息检索方式。调查发现,48%的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属中等偏下水平。如有些学生虽然能熟练运用QQ聊天,却对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些操作并不熟悉。62%的高二学生虽然能简单地应用Word办公软件,但仅仅停留在最简单的基础应用,深入应用的能力较差。总之,受限于农村中小学特殊的地理环境,农村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较城区中小学差距明显。只有少数学生能将计算机及网络作为学习的工具,对信息检索、选择能力、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二、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投入不足 信息技术硬件建设是信息化教学的前提,硬件设备的配置会受学校经济条件、领导重视程度的影响。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学校计算机数量较少,而且机器硬件配置非常低,有的甚至是20世纪淘汰的机器还在使用,根本无法满足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需要。已拥有的软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信息化教育教学的需要。多数农村学校教育资源库和互联局域网刚刚建设,在教育教学资源管理和合理利用方面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 (二)信息素养亟待提升 当前信息化教学建设有了初步的成就,许多教师已经转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把多媒体教学方式引入课堂。这些转变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然而,此次调查也发现,农村学校信息化教学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网络知识普遍较低,一些年岁较大的教师不会使用计算机。而一些中、青年教师虽然有很熟练的信息技能,却缺乏深入应用的能力,不能很好地应用网络知识获取更为科学的教学技能或教学材料。第二,目前多媒体教学中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多媒体技术手段问题,这个问题在农村中小学也一样存在,有些老师一上课就是一个PPT反映到底,缺乏和学生交流和互动。第三,大部分教师缺乏必要的信息化教学设备维护维修技能,电脑不能启动、音响没有声音等一些简单故障他们都不能解决。 (三)教学软件、教学资源库有待建设和完善 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虽然80%的学生能基本完成信息化的简单教学任务,也拥有数量不少的自制PPT教学课件,但这些课件水平大都质量不高,且受制于硬件和软件的制约,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有的学校虽然微机室已经接入互联网,但由于教师不善使用网络资源,网络上的一些优秀课件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四)信息能力有待增强 从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农村学生应用计算机技术仍处于中低等水平,信息搜集能力有待增强。特别是在运用各种信息资源和技术进行资料收集和加工整理方面的能力更需要提高。 三、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对策 (一)拓宽筹资渠道,加大硬件建设 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实现,一定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大硬软件建设。就目前的形式而言,全靠政府投资改善教育信息化建设根本不现实。因此,农村中小学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动员全社会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社会知名人士、知名企业向教育投资。 (二)加大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培训力度 农村中小学目前信息化教学较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信息化技能和意识滞后于教学要求。因此,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一方面加强教师信息技术知识培训,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去锻炼,去提高信息素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校教育的现代化。 (三)强化教学软件、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要把资源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尤其应加强农村信息化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信息化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是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关键。要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加强信息技术与各类课程的整合,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引进工具型、平台型、资源型和素材型的教育教学软件,充实丰富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组织广大教师、软件技术人员研制开发适合学科、年级的必修课的教育教学软件。同时,要整合教育资源,把分布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有用资源整合成为公共资源部分,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学生信息素养不高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信息化硬件投入不足,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教师在教学中的指导、辅导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探索改革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要把信息化技术与各学科课程整合起来,实现基于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的在各科教学的自主、协作、研究性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的改革,转变传统教学与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能力。 作者:段静刘伯文刘佳君杨慧徐丕青刘守义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张家口学院河北北方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进展综述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王金南 高树婷 李晓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起始之年,国家颁布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重视创新、改进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来深入推进“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也多次强调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促进新时期环境管理工作。这些环境经济政策领域包括环境资源产品定价、生态环境补偿、环境税费政策、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政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意愿和决心。此外,《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等年度国务院政策文件也就相关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了要求。各有关部委编制的部门“十二五”规划也从各自工作领域角度提出要创新利用和落实有关环境经济政策,以更好地开展环境资源管理工作。如农业部下发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立完善涉渔工程生态评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要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绩的矿山企业给予奖励,落实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产品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法规;国家发改委主导制定的《“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指出要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产品纳入节能、环境标志等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环保部还首次制定出台《“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指导和推进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政策出台的主导部门分布来看,主要是国务院及国家财政、发改部门,其次是环保、税务部门,再次是水利、林业、国土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类别以水价、电价、补贴、税费和税式支出等税费定价政策以及规范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政策为主,对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类别而言,出台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很少,多是在有关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中原则性要求开展该方面的探索或要求加快改革进程,早日构建相关机制或制度。尽管2011年在国家层面,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文件出台较少,但是这些领域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探索在加快推进。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地区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及本地区环境管理工作需求,开展了多样化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政策制定、出台和实践也取得较大进展。 环境资源产品定价 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改革积极推进,水、电定价政策改革仍是2011年改革“热点”领域,理顺水电定价机制,促进价格合理上涨是基本趋势。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水价、电价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予以指导或规范。《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要求构建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财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就水资源费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及使用专门出台政策文件予以要求。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补偿火力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等。许多地方出台了有关政策,积极推进加强排污费的稽查、促进排污收费的信息化能力建设等。多个省份开展了污水处理费改革,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促进了污水处理费收费水平合理上涨。 1、水价改革成为社会的广泛“争议区”,建立规范性的水价定价及水价调整公开机制成为水价改革的基本方向。 各省市水价总体上呈加价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供水企业成本与水价的倒挂问题。2011年水价上调步伐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国内通胀水平有所回落,通胀压力缓解。自10月份以来,福建厦门、浙江义乌、湖南郴州等20多个城市,已召开过上调水价听证会;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底相比2002年底,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市自来水价格分别上涨48%、53.33%、58.25%、46.67%;截至2011年末,全国36个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平均值为2.67元/立方米,其中自来水价格平均值为1.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占比72%;污水处理费平均值为0.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所占比例为28%。由于一些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价格调整听证程序及水价上调幅度是否合理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规范水价听证程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促进水价成本调整听证的透明、公开。如湖北省出台了《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暂行办法》,要求各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供水企业调价成本、成本监审和结果均要向社会公开。供水企业如不按规定公开调价成本,调价将被终止,企业也将受罚;海南省也出台了《海南省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必须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供水企业如果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将终止其价格调整。在水价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到底水资源如何定价、水价成本高还是低,不同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公众认为通胀水平较高,水价听证“逢听必涨”,而且供水企业成本不透明,因此对水价改革存在质疑态度,导致一些地方社会公众参与水价调整听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社会公众“被代表”问题;供水企业则认为水价太低,难以维持供水服务的正常运营。然而,一些地方出现的供水企业水价调整听证会上“集体哭穷”,背后却是财报数据“全线飘红”现象也令人深思。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18家水务上市公司均公布了2010年年报,年报显示,2010年,我国水务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无一亏损,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8%,平均销售毛利率40.02%。从水价改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看,需要积极促进地方政府坚持“保本微利”的改革思路,同时要平衡好供水企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明确政府有关部门、供水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水价改革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并促进水价调整程序的透明、公开。对企业来讲,要如实公开其水价,水价到底是高还是低要让社会公众彻底、如实了解;对社会公众来讲,则要履行好水价听证的参与权和信息公开知情权,积极参与到与其利益攸关的水价改革中;对地方政府来讲,则要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规范,一方面,要推进水价调整听证的规范、透明;另一方面,做好水价调整的价格监管,在坚持城市供水基本保障设施的市场化运营坚持“保本微利”改革思路下,确保水资源定价的合理性,以及对违规水企予以制约和惩罚,防止供水服务的“过商品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水价改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差别水价政策实施的新模式。如江苏省南通市将差别梯级水价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评级联动起来,对企业环境行为评级为红色和黑色的高污染企业执行差别水价。被评级为红色等级的企业,其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0.3元/立方米;评级为黑色等级的,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0.5元/立方米。执行差别水价的企业,当环境行为评级达到黄色及以上后,污水处理费即按正常标准执行。#p#分页标题#e# 2、电价改革逐步深化,规范电价秩序,稳步推进实施火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电价、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是2011年电价改革的重点。 2011年推进燃煤电厂脱硫电价、规范电价秩序及居民阶梯电价改革、实施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扶持政策受到国家重视。有关部门出台的电价改革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制定脱硝电价政策;二是,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强电价监管,采取切实措施整顿规范电价秩序;三是,规范节能电价政策及减少电价改革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如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居民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四是,扶持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如要求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以通过价格手段促进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由于2011年能源需求增加较快以及高耗能产业2010年停限产后恢复较快,加剧了部分地区的用电紧张形势,一些地方擅自出台优惠电价政策又有所抬头,为此,发改委于2011年6月份专门下发了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对各地电价政策进行复检,强调禁止一切形式的优惠电价政策,对各级电网公司依据地方越权文件规定对企业实施优惠电价措施的予以严肃处理。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脱硫电价政策,强调电网企业必须及时、足额支付发电企业脱硫电价款,对电网企业自行扣减脱硫电价款的,作为变相压低上网电价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并给予相应罚款。核查复检措施对国家电价政策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要求,山西、陕西等不少省份出台了有关政策文件积极规范电价市场秩序。此外,调整非居民电价和推进实施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也是2011年电价政策实施的重点,不同地区差别电价政策推进的行业范围及深度有较大差别。山西、青海、甘肃等15省市非民用电价上调,上网电价平均提价2分/千瓦时。其中,山西省提价3.09分/千瓦时,调整幅度最大;贵州省调整幅度相对较小,提价1.24分/千瓦时。自国家发改委从2004年6月起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6个高耗能产业,区分淘汰类、限制类、允许和鼓励类企业试行差别电价政策,截至2010年12月,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区均实行了差别电价政策。但各地方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力度大小不一,一些地方落实不力,主要原因是担心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影响当地经济发展。2011年继续推进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仍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不少地区也出台政策文件推动高能耗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一些地方也对差别电价政策实施的监管考核提出了要求。如甘肃省对部分超能耗限额标准30%以上的企业执行0.25元/千瓦时的惩罚性电价。江西省制定了进一步落实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实施方案,公布了2011年部分产业政策限制类的高耗能企业名单(主要为钢铁和水泥行业企业),这些企业按产业政策限制类生产性用电在现行工业电价基础上加价0.10元/千瓦时,并且要求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要加强对差别电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差别电价、缩小执行差别电价范围、推迟差别电价执行时间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的,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浙江宁波市对首批93家不锈钢企业实施差别电价政策,提价0.3元/千瓦时。浙江省也下发通知对超能耗限额标准单位落实惩罚性电价,超限额标准用能电价加价费将按规定全额返还给相关的市、县财政,用于节能降耗工作。 3、不少地方提升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已经达到0.7元/立方米水平。 污水处理费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征收标准及提高征收率。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部分省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超过1元/立方米。北京为1.04元/立方米,唐山市为1.10元/立方米,上海市和南京市为1.30元/立方米,苏州市为1.33元/立方米,广东湛江市区水价污水处理费由0.86元/立方米调整为1.00元/立方米,大连市污水处理费将由0.6元/立方米调整到0.8元/立方米,佛山顺德区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0.8元/立方米调整为1.0元/立方米、非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1.0元/立方米调整为1.5元/立方米,湖南长沙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从平均0.65元/立方米提高到0.75元/立方米。大多城市已经达到了0.7元/立方米水平。4、排污收费额突破200亿元,许多地区的排污收费征缴率和信息化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2011年,全国除西藏外共向近44万户排污单位征收排污费202亿元,同比金额增加24.3亿元,增幅为13.6%。200余亿元的排污费收入在推进污染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排污费征收额增长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逐步规范排污费征收行为,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大;二是江苏、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东、内蒙古、云南、广西、广东等12个省份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快;三是各地加大了排污费征收稽查力度。此外,排污费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受到重视。环保部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整合和健全污染源自动监控与排污费征收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排污费计征的工作效率和计征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推动排污申报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加强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汇审考评,促进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环保部还举办了全国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工作业务培训班,通报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核定征收排污费情况,总结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试点进程,交流排污费征收稽查地方经验。 环境税费改革 环境税制建设在稳步推进,但总体上税制“绿化”改革的步子迈得还比较小。 1、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一些改革前期的研究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资源税费改革;《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副总理在全国第七次环保大会上也提出要抓紧环境税费“清费立税”,研究环境保护税立法和开展试点;为了做好环境税费改革的前期工作,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环保经费保障情况调查的通知》,评估开征环境税对各级环保工作的影响,研究环保系统经费保障政策和措施。有关部委也就环保税改革方案的设计积极沟通和研究论证。但总体上看,2011年环境税费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亟需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推进、推广环境税费改革试点,早日出台有关政策法规。#p#分页标题#e# 2、资源税改革是环境税收政策2011年改革的热点,改革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我国早在2007年就酝酿推行资源税改革,但当时迫于通胀压力未能推行。接着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使得资源税改革再次搁浅。自进入2010年,资源税改革进程加快。2010年5月,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同年底,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12个省份,改革要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即原油资源税30元/吨、天然气每千立方米7至9元,一律调整为按产品销售额的5%计征(其他煤炭、黑色金属原矿等五项税目仍然是从量计征)。变从量计征模式为从价计征,解决了从量模式缺乏弹性、不能反映资源价格变动的问题,使得税收工具的级差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也在一定程度利于抑制资源浪费。2011年资源税改革继续加快,9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明确资源税的应纳税额计征方式;10月28日,国务院出台《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修);11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修订后的〈资源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修订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实施后新旧税制衔接的具体征税规定等。这意味着我国酝酿数载的、以资源税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优秀内容的资源税改革开始从试点地向全国全面推开,其改革意义表现在进一步完善了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而且,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这样有利于资源输出大省在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提升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因资源开采破坏环境的补偿投入能力。据统计,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一年来,资源税共增收35.78亿元,同比增长4.5倍。但是从目前西部12个资源大省资源税改革进展来看,如何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源税改革并未得到重点考虑。针对资源税存在的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学、税负较低等问题,《“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些政策文件也明确提出“十二五”要继续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等要求,为下一步资源税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对于环保部门来讲,要积极参与到资源税改革进程,确保环境保护目标成为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3、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相关环保税种的“绿化”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继续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但总体上看,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环保税种在调控“经济人”环境资源行为中的作用仍有限,利用进出口关税政策促进“绿色”贸易效用仍有限。 生态环境补偿 加快探索构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仍是2011年环境经济政策实施重点。 1、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加快。 草原生态补偿快速推进,2011年出台了若干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并明确了对农牧民的补偿标准。此外,流域、海洋、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生态环境补偿仍处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稳步推进阶段,2011年基本没有专门性的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生态环境补偿的优秀问题,即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开始受到重视,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对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测算方法、管理流程等进行了规范。2010年底,生态补偿综合性立法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2011年各有关部委继续开展调研和推进试点,筹备立法前期工作。 2、重要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等要素和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201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的451个县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自2010年国家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以来,40多个国家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效益补偿。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已扩大到12.59亿亩。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草原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草原生态保护覆盖了全国64%的天然草原,尽管还存在补偿年限较短、补偿标准较低、补偿范围较窄等问题。全国所有省(区、市)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不断推进的生态补偿制度化建设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生态环境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试点取得较大进展,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有所突破。 河南省在省辖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18个省辖市实行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试点,2011年共扣缴补偿金2804.5万元,而2010年则为4638.2万元,同比下降约40%。其中,省辖淮河流域扣缴生态补偿金最多,达到2646万元,扣缴生态补偿金数额前三位的分别是水质相对较差的贾鲁河(1057.42万元)、惠济河(854.99万元)、颍河(373.88万元)。由于生态补偿金的扣缴主要来自流域内出界水质较差的地区,且出界水质越差扣缴的补偿金也就越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水环境补偿政策对水质较差流域改善水质发挥了一定激励作用;从水质变化来看,河南全省省辖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COD达标率为96.9%,氨氮达标率为94.9%,较2010年有所提升,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按省辖市统计,有15个省辖市被扣缴了生态补偿金,金额扣缴排在前三位的是郑州(1098.31万元)、开封(934.30万元)、周口(439.23万元),这三个城市也是水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大力改进的城市。截至2011年11月,河北子牙河流域累计扣缴流域各地区生态补偿金1.07亿元,水质也有明显改善;辽宁省辽河流域8市扣缴生态补偿金1650万元;陕西省渭河干流西安、宝鸡、咸阳三市缴纳生态污染补偿金在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265万元、240万元、2255万元,总计8930万元,2011年扣缴的生态补偿金总额是2010年三市因超标而缴纳的补偿金380万元的23倍。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通过影响各地区的“钱袋子”“倒逼”这些地区加强水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该机制也筹集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有利于促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2011年3月份,经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例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按照试点方案,由中央财政和流域上下游的安徽、浙江两省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2011年基金额度暂按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2亿元、浙江安排1亿元。同年12月,我国第二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即陕西、甘肃两省联合实施的渭河流域省际生态补偿开始试点,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结合流域综合治理需求自发开展的首例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按照两省协议,如果渭河上游甘肃省两市(定西市、天水市)跨界出水水质达到两省协议目标,则陕西省政府每年向天水市、定西市补助生态补偿资金300万元,补偿金来源于渭河下游的陕西省“四市一区”(宝鸡市、杨凌示范区、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p#分页标题#e# 4、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需求,就特定类别或要素的生态环境补偿开展了一些试点探索。 山东省作为国家海洋生态补偿试点省,试点1年,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在探索建设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政策和法规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2011年6月份发生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也暴露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政策法规应对能力以及监测、评估等技术支撑能力方面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倒逼”我国有关部门要加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制定和出台力度。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污染事故频发事件,也反映出我国亟需加快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补偿试点,早日建立海洋生态补偿体系。此外,上海市闵行区开展了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实践,补偿金标准为800元/亩,2011年发放补偿金3900余万元,基本农田总面积约5万亩;海南省三亚市选择育才镇抱安村实施森林生态补偿试点,只要村民遵守保护森林等相关规定,村民每年每人都可以获得由三亚市政府提供的2400元生态补偿金;云南省昆明市实施滇池污染物提取生态补偿,氮补偿标准为5万元/吨,磷补偿标准为20万元/吨,以激励有关企业圈养滇池水葫芦。 排污权交易 改进污染源减排效率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政策试点探索正在深入推进,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深入推进实施还面临不少制度和政策障碍性要素。 1、大范围推开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是2011年新要求。 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包括主要污染物交易及碳排放交易,在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多个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有所提及,但目前仍主要着眼于原则性要求加快试点探索阶段,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寄希望通过试点工作,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在中国大范围推行的可行性及需要破解的障碍性要素。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被批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编制试点方案。 2、目前进展还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排污配额有偿使用政策方面,在政府“拉郎配”促进下,“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也有较大进展。 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省份正在逐步推开排污权交易,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浙江、天津、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河南、重庆、陕西10省市被批准为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一些地区已初步显现成效。如2011年,江苏省从7月1日起,将太湖流域有偿使用的排放指标从化学需氧量扩大到氨氮和总磷,依据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污染治理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氨氮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标准设计为1.1万元/吨年,总磷为4.2万元/吨年。浙江省自2009年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以来,截至2011年6月底,浙江省的所有11个设区市、35个县(市、区)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共4642家企业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缴纳有偿使用费8.31亿元;排污权交易计1274笔,交易金额达2.92亿元;排污权抵押贷款累计129笔,涉及金额6.20亿元。2011年12月23日,陕西省在西安市举行氮氧化物排污权拍卖,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展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交易配额为380吨,总成交额160.8万元,参与竞拍的企业主要包括陕西比迪欧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起拍基价为6000元/吨,最高成交价7800元/吨。以上表明,国家试点省市的排污权交易政策探索正在逐步深化。随着“十二五”规划将氮氧化物、氨氮纳入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这些污染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交易试点将会逐步推进。 3、一些地方也在自发探索排污权交易,但交易量大的案例还较少。 自2011年7月始,河北省在全省全面推开排污权交易,要求自2011年5月1日之后审批的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必须通过交易取得;初步确定二氧化硫基准价2000元/吨,化学需氧量基准价2500元/吨。四川省选择成都市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将首先从电镀、化工、制革、合成革、印染、造纸等14类重污染行业入手。2011年交易额度较大的案例是: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山西河曲发电厂、神头第二发电厂分别与神华集团河曲煤矸石电厂、山阴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协议,交易量为8450吨,交易额为4796万元。此外,一些地方也就排污权交易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联动做了一些尝试。如浙江省温州市要求把排污权与环境信用评价挂钩,在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的排污单位,不得进行排污权的出让和受让。一些环境资源交易所也在探索发展模式。2011年12月23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改制为我国首家股份制环境交易所,国家电网、财政部CDM中心、宝钢集团等十家单位入股。碳交易基本上还未开展,2011年仅有少数几个案例,多为示范作用,均为自愿型,如方兴地产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1.68万吨自愿碳减排量。这主要是政策环境不具备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未有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国家层面,也仅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批准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着手试点方案编制及配套能力建设。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政策实践快速推进,促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规范化、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平台、加强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和配套奖惩机制建设成为绿色信贷改革的重点。 1、有关部门正在稳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践。 许多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估三年来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成效,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监测制度。环保部、中钢协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信贷指南》,这是首次由中国政府制定的考虑行业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文件。银行业绿色信贷开始呈现向精细化和约束性方向发展的苗头,中国交通银行《2011年度交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将绿色一类客户标识细分为十二个领域,并将企业环保信息、产品质量安全及生产安全状况纳入信贷全流程管理,实行“一票否决制”。 2、多数省市实施了绿色信贷政策,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一些地方积极通过实施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绿色信贷额度有较大增加。如截至2011年5月末,上海市绿色信贷表内外授信业务投放量达57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7.07亿元,同比多增19.84亿元,增长16.91%。2011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累积发放节能减排贷款462笔,共计300.53亿元,其中,用于重点项目贷款55.85亿元,用于技术创新贷款23.71亿元,用于技改升级贷款28.95亿元;拒绝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贷款申请项目61个,金额13.59亿元;退出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企业贷款5家,金额3.19亿元;收回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贷款13家,金额4.02亿元;河北省环保系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的企业违法信息达200多条。广西省于2008年开始实施绿色信贷政策,4年来,广西环保部门累计向广西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通报全区企业环境信息3660条。其中,企业环境违法信息340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2371条,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信息762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187条,节能环保领域贷款余额为2654.32亿元,同比增长23.59%。2011年1到8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调整压缩贷款4.18亿元,其中对造纸行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四行业涉及的“两高一资”企业,共退出0.64亿元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开发了“科技之星”小企业贷款产品,贷款对象主要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环保节能好、管理模式先进的科技型小企业。截至2011年8月末,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向28家企业发放共计5800万元“科技之星”贷款。#p#分页标题#e# 3、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实施绿色信贷动态管理机制,根据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并允许企业在修复其环境信用后予以发放信贷。 江苏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地区探索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制”与信贷政策结合起来实施。如江苏的江阴、常州、南通等地区将企业划分为绿、蓝、黄、红、黑5个等级。根据企业的不同“颜色”表现,实施差异化贷款政策。以江阴市为例,该市出台了《江阴市环境保护分类评定企业信贷政策指引》,提出“对绿色企业大力支持、对蓝色企业继续扶持、对黄色企业规模不变、对红色企业压缩存量、对黑色企业严禁新增”的信贷指引原则。如果企业“颜色”表现较差,则可通过信用修复来改变“颜色”。南通市推出了《企业环境信用修复办法》,建立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对一度环境行为评级较差而又积极整改、成效明显的企业,允许其恢复环保信用,为其重新获得信贷支持创造条件。截至2011年10月末,南通市“绿色信贷”信用修复机制帮助43家有环境“污点”的企业恢复环境信用,这些企业重获贷款总额达118.2亿元。 4、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重视联手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和落实。 如浙江、山西等地开始重视环保和金融机构加强联动,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其中,浙江省的做法为: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与省银监局签署《浙江绿色信贷信息共享备忘录》,督促银行机构针对企业环境表现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健全三大工作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一是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环保部门提供给银行部门相关环境信息;二是健全绿色信贷管理机制,银监部门研究建立绿色信贷工作的统计监测、评价考核和问责制度;三是完善绿色信贷工作保障机制,由双方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公开披露有关环境监管和信贷管理信息。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提出开展绿色信贷工程建设。一是加强与环保部门联系,获取限期关停或整改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环境管理信息;二是开展存量授信专项排查,限制对已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企业的信贷;三是做好对“绿色信贷”工程建设实施计划的考核、检查、评价工作。 5、尽管绿色信贷政策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体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实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在很多地区,环保部门与银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还不畅。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单方面向银行提供信息,但银行系统并未将自己的信贷情况反馈给环保部门。信息“单行线”问题造成环保部门不清楚到底银行是否将环保信息落实到绿色信贷业务中去。二是,信息时效性低。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多数地区在信息传输上还无法做到实时对接。环保部门往往是通过月度、季度等形式将企业环境信息报送给金融部门,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三是,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标准规范。由于国家层面未有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准则要求,目前各银行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别确定绿色信贷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流程和产品。许多银行都推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额度也较大,但各银行到底“绿”的程度如何,未能有统一的标杆来判定。四是,银行业的绿色信贷实施绩效如何还未得到足够关注。据《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0)》:“在我国几乎没有银行因环境违规事件受到抗议,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有效开展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的评估,持续改进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的绩效,是下一步我国绿色信贷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险 在重点高环境风险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受到重视,不少地区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强制险。 1、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原则性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研究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硫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提出要推进硫酸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的实施;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步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提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挂钩;国务院颁布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提出要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太湖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不少地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针对高环境风险行业实施环境责任强制险是发展趋势。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开展绿色保险试点已经三年多,但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法规硬性约束,以及制度环境不具备等客观原因,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地方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对其他类型的行业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参与的方式。不同试点地区的行业类型以及企业数量等有较大差别,也有的地区要求位于环境敏感区的企业强制性投保。截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保定)、重庆、福建、广西、广东(深圳)、四川、山西、浙江(宁波)、云南、辽宁(沈阳)等省市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总体来看,在高环境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是地方试点发展趋势。如江苏无锡市在2011年2月初开始试点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要求三类企业必须纳入责任险范围。一是,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所有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所有工业企业;二是,医院、学校、大型居民住宅区等周边环境敏感区300米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三是,其他范围内的化工、冶金、电镀、造纸、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污染风险高的行业企业。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投保档次。至2011年底,江苏无锡市参保企业已达688家,缴纳保费1424.16万元,责任险额7.63亿元。从试点进展来看,实施该政策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重点在于事前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服务,防范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而非仅专注于事后的赔偿补救措施。企业参保前,开展企业环境风险水平的技术评估,参保后也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排查企业的安全隐患,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环节提出整改要求,并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减少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2011年8月,广西省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强制在重点行业企业推行环保责任险,并分三步走推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第一步重点针对环保压力较大的重金属和涉铅企业;第二步重点针对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及环境风险较大的生产企业;第三步针对试点范围内的化工、重金属冶炼、有色金属矿采选、沿江沿河等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一律列为污染责任险的参保对象。2011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环保局《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这也是国内首部环境风险企业管理办法。其做法是首先将不同行业的污染企业按照环境风险程度划分三个等级,如果企业属于一、二级别的高风险级别行业,则必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如果企业属于较低风险的第三级别行业范畴,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p#分页标题#e# 3、一些地区则选择若干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范围,并鼓励其他企业实施环境污染责任险。 2011年福建、四川、山西省也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并未要求特定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是通过选择若干数量高环境风险的行业企业开展试点,要求试点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未列入名单的企业则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如四川省确定包括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在内的99家企业作为四川省首批试点单位。山西省首先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风险因素较大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范围,同时鼓励和支持未列入试点名单的企业积极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82家企业纳入试点。山西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额主要考虑企业风险因素,风险因素不同,则保险公司赔偿额度也有所不同。如年设计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企业,累计赔付限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4、一些地区还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与优先考虑信贷发放、环保评优评先等激励政策结合起来开展了一些尝试。 2011年3月上旬,河北省选择保定市实施试点,首先在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存贮、处置企业,以及重金属排放企业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并将这些行业企业是否投保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审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环保评优评先的重要审查内容。对未按规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将在绿色信贷工作中停止授信,在其新、改、扩建项目时,依法实施限批,并加大对其监管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共15家企业分别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投保费为48.4万元,总保额为2150万元。同年6月份,广东省深圳市开展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也提出试点工作实施“四个挂钩”,即将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与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环保核查、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环保信用等挂钩。 5、有的地方为了推进环境责任保险试点的深入探索,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实施考核。 2011年,主要是湖南省开展了该方面的实践,湖南省环保厅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推进本地区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加强对企业的培训,做好宣传。每两个月省环保厅将对各市州工作进度进行通报,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并将评比结果纳入省环保厅年终考核结果。 6、我国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迫切需要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推进力度,早日构建高环境风险行业防范应对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我国已经进入环境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然而,相应的防范机制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策法规建设层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导致污染事故频发,受损人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经济补偿,致害企业无能力或者不愿为其损害行为埋单,而由社会承担事故危害的后果,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地方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上利用保险政策工具这一市场化手段分散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以及在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客观政策需求。随着地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指引和规范,为地方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保障和支撑。 环保综合名录 节能、节水、环境友好型产品名录制定和实施稳步推进,环保部主导编制的“双高”产品名录对有关宏观经济部门出台调结构、促转型政策起到了积极支持作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制要求政府基于制定的名录实施绿色采购。如财政部联同环境保护部2011年先后两次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调整了第十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据统计,目前列入清单的节能产品已有28类、3.1万种,环境标志产品已有24类、1.5万种。在“十一五”时期,全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金额达2726亿元,约占同类所有产品政府采购金额的65%左右。绿色产品的政府强制采购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自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第一批“双高”(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产品名录以来,至2010年底,环保部已经先后了四批名录。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0年本)》将“双高”产品名录作为修订的重要依据,采纳114种“双高”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其中,农药和化学制药行业“双高”产品,90%以上被该目录所采纳,名录成果为有关经济决策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11年环保部编制完成《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2011年版》,并于同年10月14日以函的形式提供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经济部门,供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论文:地方环境经济政策问题探索 作者:焦元森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省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位,尽管人均GDP等指标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却高居全国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减排任务艰巨。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内涵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污染减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提高河南省环保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与经济部门协调互动不够环保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主动权,缺乏主动协调机制,与经济部门在政策制订方面没有建立充分协商机制,致使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出台少、出台慢、力度小。绿色信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慢,还没有全面展开,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还不够及时。 2、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如绿色信贷政策,由于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 3、实施政策的条件有待成熟 (1)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态补偿工作还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生态补偿没有法律条文支撑,如:洛阳市国土资源局今年拟定的《洛阳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预备会议否决。二是缺乏规范的财力支持长效机制。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还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虽然实行了差别待遇政策,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倾斜不够明显。 (2)排污权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是比较难的问题。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大部分都是避开总量问题来实施排污交易的,许多地方在操作上则根据国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或目标来确定某一阶段的排污权总量,甚至与排污总量控制计划脱钩,造成排污交易与环境改善没有有效衔接。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部分试点地区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对待。如有些地方,现有企业初始排污权大部分是无偿分配,而新建的企业基本上是有偿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导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与否不明确,排污权一次购买,是否可终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总量核定、企业排污权初始分配等难点,如何激活二级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难题。第六,“边界问题”也就是跨行政区域的排污归属界定问题也是该制度实行中的制约因素。 (3)绿色保险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保监会没有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二是污染企业(规模、行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没有细则,出现污染事故,保险公司如何赔付,责任如何认定没有明确。三是企业参加保险形式没有明确。 三、对策措施 1、扩大生态补偿实施范围。在实施沙颍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向污染严重的卫河流域等推广。同时要加快流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做到断面设置科学合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还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矿区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2、完善绿色信贷、证券政策。总结我省实施这两项政策的经验和问题,完善有关措施。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证券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机制,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3、适时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环境产权制度,将环境(主要指环境容量)确定为一种产权,并赋予政府环境产权的使用权,适时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尽快全面实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企业持证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促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算制度(包括环境质量监测、企业排污监测、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确保企业排污总量核算准确。 4、完善绿色财政政策。设立财政奖励资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保护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5、加快绿色税收政策的研究。完善各种财政激励措施,对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征收以污染排放量为直接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经济政策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系统构建思索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高树婷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十一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进展评估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力度较“十五”时期明显加大“十一五”期间,加大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6年,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总理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加快实现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促进“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切入点。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有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要求和意见。从环境财政政策来看,2006年,财政部在政府预算支出科目中首次增加了“211环境保护”科目,环境保护工作首次在中央财政预算中有了专门的“户头”。此外,根据“十一五”重点环保工作需求,国家设立了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中央污染减排专项资金等多项专项资金政策。出台了燃煤发电机组脱硫上网电价按0.015元每千瓦时补贴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文件。环境经济政策试点探索正在快速推进湖北、江西等地开展了环境税试点,新疆开展了资源税改革试点;广东、江苏等许多地方开展了排污费改革,大部分省市进行了水价改革;从2007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选择山西、辽宁、浙江等8省市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和矿产开发生态环境补偿等试点。江苏、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山东、江西、海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发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全国过半省市开始试行或试点排污权交易,其中江苏、浙江等7省市被批准为国家试点。20多个省市出台了地方绿色信贷政策,湖南、重庆、云南等地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等。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投资力度逐年加大,财政投资绩效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各环保专项资金政策对解决“十一五”时期的重点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政策促进了电力行业脱硫污染治理。2008年全国排污费收入达到185.2亿元,对提高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和促进企业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部研究制定了349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双高”)产品名录,对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许多环境经济政策仍处于试点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多为“意见”形式;许多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也多采取“暂行办法”的形式,很少纳入到地方法规中。除了环境财政、排污费、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偿外,排污交易、流域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等仍主要处于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还比较低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政策工具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看,主要的还是靠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限批、环境执法等行政管制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中发挥效用仍面临制度性障碍。 “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建议 把环境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作为首要问题来抓重视编制重点专项资金使用规划,明确资金使用的时空安排重点。在维持现有环保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研究设立环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化畜禽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等,解决“十二五”的重点环保问题。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树立基于绩效管理的观念,重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继续推进基于生态环境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建议从以下3个维度入手:其一,要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其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将环境质量状况、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效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增加生态环境因素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要素中的权重;其三,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作为环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争取环境税费政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大力推进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省环境税试点,同时继续选择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若干典型地区开展试点,开展环境税开征的一些前期关键问题研究,如适应环境税改革的配套政策需求、开征环境税对环保部门的影响、设计环境税征管平台等。并根据试点进展完善环境税方案,争取“十二五”顺利开征环境税。新疆的资源税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进展,下一步应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改革过程中要把资源开采的环境资源成本和资源稀缺性成本纳入。同时,尽快开展稀土等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税收改革;结合“双高”产品名录制定,适时调整出口产品退税政策。 积极推进排污费改税试点,以解决排污费政策存在的征收不规范、征收率低、调控污染者行为力度弱以及“吃排污费”等问题。在初始阶段,可重点考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征收工作,征收对象主要面向企业。结合“十二五”环境问题特征,建议加强重金属排污费、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尽快下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重点政策实施的指导意见》,对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草原等自然生态要素的补偿提供指导,时机成熟后,应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同时加快《生态补偿法》的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尽快出台《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实施技术指南》,推进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省内流域跨界生态环境补偿试点;选择淮河、新安江、辽河等流域开展跨省界生态补偿试点,推动云南和安徽分别建立滇池和巢湖流域的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试点,争取“十二五”跨省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有所突破。结合功能区划,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手段加大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扶持力度,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施生态优先的政绩考核体系试点。选择内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补偿金政策试点;继续加大东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等典型地区生态环境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试点。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居民直接给予货币或实物补偿力度,推进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群众给予减免税赋以及采取政府援助合作等方式的政策补偿试点。建议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推进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恢复治理基金政策试点,在辽宁、山西等省市选择若干地区开展“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基金”试点,重点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欠账问题。#p#分页标题#e# 推进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并着手开展跨省级和省级区域内行政区域的草原、森林的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偿标准;大力推进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试点。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目前排污权交易的深入推进还缺少一些关键技术的支撑,主要包括排污权指标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初始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层面的排污交易平台、不同行业和区域之间的交易比率、点源与非点源交易技术、总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与排污交易的衔接等,要加强关键技术研发。 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抓紧制定有关排污权有偿取得实施管理办法、排污权交易监管办法、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排污有偿使用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并适时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扩展到化工、建材、钢铁等二氧化硫排放份额比重大、监测条件较好的行业;继续推进太湖流域开展化学需氧量、氮、磷等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并选择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继续完善环境定价政策综合考虑污水处理成本、社会承受水平等因素,规范污水处理成本的构成,逐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逐步推行分区、分类、分档的污水处理费计征方式,按照污染物类型以及污染程度合理分类污水处理收费对象;逐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循序渐进纳入污泥处理收费。 制定实施烟气脱硝电价政策,根据不同脱硝工艺“因厂制宜,统筹考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实行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建立激励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大力推行绿色金融政策环保部门要加强与银行金融部门、银监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构建部门间沟通平台以及地方环保部门向国家报送绿色信贷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研究制定绿色信贷环境信息管理办法、绿色信贷行业指南,建立健全对地方环保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效果评估制度。加快推进湖南、浙江、江苏、云南、湖北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逐步拓展试点的行业范围和区域范围;以环境风险高,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较多、损害较大的行业为重点制定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研究拟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现场踏勘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估研究与试点方案,推进在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区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争取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工作方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技术指南》等政策。重视绿色贸易与对外绿色投资政策的制定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出口退税商品名录、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从产品、企业、行业3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从贸易环节倒逼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起诉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积极参与WTO环境产品开放清单的讨论和谈判环境产品标准的制定。 实施“绿色”对外投资,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我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积极推进“双高”产品名录工作积极结合相关部门工作需要制定名录。根据贸易、信贷、保险、财税、金融、产业和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中对“双高”产品名录的需求,研究并出台基于税字号的“双高”产品名录,直接服务于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建立基于“双高”产品名录的环境经济信息库。吸纳研究院所、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名录基础数据的提供和名录的编制,建立公开的包含经济和环境数据的“双高”产品的信息库,并与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实行共享。 形成促进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配套能力 编制“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应明确规划的目标,规划编制的原则、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思路和规划重点,对各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推进、政策出台和实施等有一个合理的时空维度安排,对完成规划所需的经费、部门分工、协调及职责,研发、能力建设等作出总体安排。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税务、商务、金融等经济部门的合作,强化部门间联动,加大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推进力度,确保“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重视重点政策的试点和政策实施的技术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专门的培训教材,适时组织安排相关培训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加强对试点省市的培训,以保证试点工作的推进。组织研发关键技术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下属科研院所有计划地列专题、安排相关科研项目,研发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关键技术。可采取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和项目技术组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环境投融资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利用好亚行、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项目,加强与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并宣传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成果。 经济政策论文:促进出口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和外需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相当比重,如果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势必会抵消国家采取的积极政策的效果。因此,当前完善外贸政策的重点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力度,理顺相关政策。 1、增加政府出口信贷支持,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出口商品的竞争包含价格、质量、技术、信贷、营销、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竞争。目前,政府可以增加出口信贷以提高我国出口的竞争力。我国政策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力度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建议较大幅度地降低政策信贷的利率,增加出口买方信贷规模,发展融资租赁。 在国际金融动荡、市场环境恶劣情况下,政府应该完善和强化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增加出口信用保险基金,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市场适时调整保险费率,增加担保功能和险种。 2、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重大举措,根据“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对加工贸易使用国产原材料可率先实行零税率,这样将有利于带动国产品的出口,使加工贸易对国内工业发挥更多的推动作用。 3、大力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鼓励我国一些有比较优势的长线加工生产能力对外投资。可推动国内有比较优势、国外有市场的机电、轻纺、服装等行业,以现有设备、成熟技术等实物投入方式到境外投资建厂,带动国内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以规避各区域贸易集团贸易壁垒和更好开拓国际市场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以各种方式带动出口。 4、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主导产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 5、稳定外资政策,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近期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环境和有关政策频繁调整反映较多,这已明显影响了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有必要加大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改进涉外政策的制定程序,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和透明度,继续使我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增加国内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和创造新的需求等方面对国民经济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经济政策论文:公共管理经济政策探析 摘要: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门为社会群众提供的服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并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文章主要研究了公共管理的经济政策。笔者从公共管理概述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公共管理的作用。文章中还具体阐述了政府为支持公共管理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期待公共管理能够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之下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政策;政府职能;作用 前言 其实,公共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其发展的状态一直受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公共管理之所以拥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公共管理已经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政府为了实现对公共管理的调整和完善,开始不断转变经济政策,以便于适应经济的发展。如今,很多学者都在对公共管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并就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一、公共管理概述 一直以来,公共管理的概念都会与公共事务等内容一起被提及。谈到公共管理,人们对其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主要是为了展示其公共性以及政治性;也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比较注重管理,是一种管理行为;还有人觉得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突出管理的主权以及机构所存在的规章制度。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历程比较复杂,其所蕴含的理论依据也比较多样化。通常,人们会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1887年开始,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就已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直到1980年,人们已经将公共管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国外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解以及认同比较复杂,但总体来说,人们认为公共管理的焦点应该体现在政府方面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政府按照国家的意愿所制定的公共管理政策则使公共管理拥有了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手段。我国认为公共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尽管与行政管理有所差异,但其依然能够与行政管理并行存在。可见,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含了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而公共管理保障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当然,公共管理的这一部分是与政府方面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在管理对象方面,公共管理所包含的对象比较宽泛,其管理了政府以及其他的公共组织的内部行为和公共实践。 二、公共管理的作用 公共管理对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其在很多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服务方面,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为社会群体提供服务,而其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将收集最为全面的公共信息材料。公共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权益来调查社会环境,并对社会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以及分析,通过对信息资料的整理来预测出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而评估出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的风险。正是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公共管理才能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提供信息。从管理的方面考虑,我国的公共管理部门所执行的管理职能是与普通的企业管理不同。企业管理中所存在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技巧都不能盲目的用在公共管理当中。公共管理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对政府的内部管理进行监察,从中找出政府内部管理所存在的弊端,并督促政府对所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改善。公共管理的存在不仅提升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抑制了政府内部官僚的腐败现象。从管理效率的角度考虑,公共管理不仅仅注重管理的效率,还在管理的过程中为职工提供比较公平的工作环境。普通的企业管理是为了通过对管理目标的制定以及对管理制度的实施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如此,企业就能够在该种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公共管理则是注重协调。其不仅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协调资源与资源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达到效率的提升,并以此来提升社会效益。 三、公共管理的经济政策分析 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公共管理的作用和职能,已经在公共管理的基础之上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以此来扩大公共管理的范围,完善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管理的职能需要进行重新的界定。政府部门为了给公共管理产品以及服务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不断的利用市场经济对公共管理进行调节,以此来保护公共产品,避免公共产品以及公共管理为社会群众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遭遇社会冲突。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还确保了市场经济环境的稳定,降低公共管理将会遭遇的风险,为公共管理消除外部环境中所带来的压力,以便与公共管理内部资源的更加优化配置。其次,政府方面还转变了自身的职能,确保自身的职能更加市场化,以便于调节市场机制来为公共管理提供有效的供给。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公共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限制,其所拥有的人才以及资金都无法达到为社会群体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的目的。政府方面开放经济政策,积极为公共管理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并调节市场机制,为公共产品提供补贴,促使公共管理的行为不再受阻。最后,政府督促工商部门协调转变市场外部环境。公共管理拥有更加完善的组织结构,并制定了高效率的管理机构,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管理水平。 四、结论 总而言之,公共管理将在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引导下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公共管理对于社会管理非常重要,也对政府的内部管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政府提供的经济政策支持下,公共管理在市场中为社会群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都将拥有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当中,公共管理将树立起完善的核算意识和服务意识,从而减少自身的管理成本,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 作者:王哲,杨莉玲,黄楚皓 单位:广西大学 经济政策论文: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价值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这种全新的经济体制下,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即是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起到辅助作用。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有形的手,有两手准备,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具体分析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供求平衡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完善,国家执行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的方法也由过去的行政指令转变为宏观调控。历史证明,过去一些西方国家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只会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而我国过去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质也会打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阻碍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我国当今的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灵活反映价格的变化,使国民经济能够通过市场自主运行,当市场运行出现故障时,政府能及时出台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相对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市场调节更能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本文将分别介绍与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它们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 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 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 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 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 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当前要更好地通过宏观调控这双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使市场与政府协调平衡,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遵循并利用价值规律,综合运用计划、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维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作者:孙大伟 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 经济政策论文: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建设评价 一、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存在的问题 (一)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体系尚未成型 目前我国涉及循环利用资源的政策和法规,主要体现在环保法律和法规之中,涉及服务业资源循环利用的专项法规较少。我国已颁布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从总体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它是一部综合性法律,内容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不可能对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做出详细规定。尚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隶属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政策。但涉及服务业中旅游、餐饮住宿、通信服务、物流、零售批发等部门的专项规定为数不多。纵观现有的法律政策,主要是服务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管理办法和标准,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较低,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政出多门欠缺协调性,并且欠缺相关的配套措施,最终导致这些政策在服务业各领域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从我国地方循环经济实践层面来看,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均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确保发展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目前,山西、甘肃、深圳经济特区、大连市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武汉市和广东省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这些地方性法规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的立法体例,内容涉及各个经济部门,专门对服务业的规定少之又少,不能对地方服务行业循环经济的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总而言之,目前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法治体系尚未成型,相关的法条具体规定有待系统化、规范化,暂时不能适应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要求。 (二)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尚未成熟 循环经济的特点决定它不仅是一个政府的自觉行为,也是一个市场的自发行为。一方面需要立法先行,从制度上给予全面的保障,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和经济手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服务业,需要建立资源环境有偿使用、排污权交易、环境标志、财政信贷鼓励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使企业、社会和公众都能承担起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通过制定税收、金融、价格和财政等优惠和鼓励政策,来推动环境友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在服务行业的广泛适用。但是,从目前的经济政策的导向来看,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自2008年中央就设立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为此中央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颁布了《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该办法第7条指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其中包括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业项目,具体涉及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二手车流通、旧货流通、流通领域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流通体系建设等方面。专项资金采取奖励、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三种方式分配到具体的项目中去。为此山东、辽宁、海南三个省,九江、厦门、长春市特别出台了适用于当地专项资金申报及管理的《服务业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其他各地也积极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申报项目资金支持,但是在各地的申报通知当中,依旧是以营业额、销售额等指标为导向,对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服务业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能满足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不足的成因 (一)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的落后 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是在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全面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自建国以来,政府全力推进第一、第二产业部门的发展,依赖农业和工业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直到施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家才开始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循环经济在第一、二产业中己开展,尤其是制造业,并取得初步成效。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的线性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产出模式,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也还未引起国家及其他社会层面的足够重视。相关的实践开展的较少,仅在餐饮住宿、旅游、物流等传统的服务业部门推进实施了绿色节能制度,能源循环利用程度较低,总体来看还处在启蒙和探索阶段,与先进国家具有一定差距。人们的物质享受,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在追求更好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为了迎合和刺激消费者的愈加膨胀的消费需求,服务业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忽视了长远的人类生态利益,客观上导致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导致了资源危机的加剧。发展循环经济解决当前环境和资源问题的金钥匙。服务业是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要实施循环经济就要从根本上引导消费者从“过度消费”的理念转向崇尚自然、注重资源节约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理念,在消费的同时注意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消费的观念。同时,倡导服务业市场主体树立节约资源、清洁生产的理念,鼓励引导服务主体实施清洁生产,采用节能、节水和其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并且在各地建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的产业链。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水平上实施以上内容的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循环经济实践毕竟是分散的、低水平的、小规模的,几乎还没有哪个行业能做到内部流程的循环。成熟的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尚未形成,从而制约着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制建设。 (二)公众循环经济意识薄弱、参与度不高 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的理念,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在国内也是近几年的事情。虽然在国际上,有不少先进和成功的做法,但是在我国目前还处于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公众参与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范畴,减量化生产、资源再利用、循环利用的原则、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紧迫性,具体通过哪些手段和方式来发展循环经济,如何通过法制建设来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等问题,仍然了解很少。构建循环型服务业需要行业内所有的市场主体和公民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具体制度高度认同,在此基础上配合政府的政策规划将各项具体的制度落实到自身的行动中去。因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一方面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服务业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宣传,在公民中进行普及宣传倡导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 三、健全完善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的对策 目前,促进服务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主要集中于餐饮、旅游等传统行业中,实施情况也不尽人意。在批发零售、金融、物流、通信等现代服物业的相关立法中,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及具体制度还未能体现。现有的法规从效力等级来看,主要表现为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标准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完善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反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基本由综合性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与循环经济配套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定三部分组成。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要建立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所组成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同时具体来说如下。 (一)制定专门的服务业循环经济综合立法 我国现有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涉及的内容较广泛,具体的制度可以被应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规定一些较宏观的、覆盖面较广的内容,诸如循环经济的概念及相关术语、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制度和责任等,因此该法不可能针对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做出详细而周全的规定。为了推动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一部具体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服务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来协调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服务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针对服务业节约资源,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的专门法。其指导思想应该是:在整个服务周期贯彻循环发展理念,推进服务主体绿色化,服务过程清洁化,促进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引导人们树立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实现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业是由零售、餐饮娱乐、房地产、旅游、物流、金融、通信、信息咨询等若干个分产业部门组成,这些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不同,具体的运作模式也跨度较大,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和实施有差异的循环经济具体制度。但从宗旨上来说,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确保服务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立法目标应该贯彻在所有的制度当中。积极鼓励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为,禁止各种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落实政府、企业、公民在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义务和责任。 (二)制定服务业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 服务业涉及多个行业,提供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具体物质的循环利用工艺及技术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要进行区别对待。所以,有必要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产品,制定不同的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的单项法规。例如,制定适用于零售行业废弃包装物回收及循环利用的《包装容器材料收集和循环利用法》;制定推动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回收法》;制定适用于通信业废旧手机、电池、充电器资源化利用的《废旧电池、手机回收利用条例》等。社会再生产的末端是消费者,在传统的环境法律体系中,消费者承担着很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但在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消费者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通过制定《绿色消费法》来引导公众树立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实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从而把危害环境的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方面,政府的绿色采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政府作为国家最大的采购方,能够购买较大份额的绿色节能产品,从而形成经济规模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在进行绿色采购的同时在社会上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而使得各个消费群体提高环保意识。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已有的《政府采购法》基础上制定《政府绿色采购条例》,从而进一步深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进一步推进服务业节能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规模。 (三)加强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的规定,地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服务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实施循环经济的基础条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此,在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制定专门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规,如服务业清洁生产、包装容器材料收集和循环利用、餐厨废弃物回收、绿色消费、绿色旅游等方面的地方条例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现有的服务业环境管理、资源节约等方面的地方条例,共同构成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地方法规体系。但是,一定要注意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立法与国家立法及国家的与之相关的法律的关系相协调。只有促进多种规则的宏观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循环经济立法的作用,为真正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构建并完善与服务业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体系 1、科技政策 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服务业科技政策包含两个方面:(1)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政策。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依托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服务业长久以来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节能、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实施情况较为滞后,不能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要求。所以,国家应该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服务业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并且同时制定信贷倾斜、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引导服务业主体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创新活动中。(2)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培训与推广政策。先进的节能、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开发出来后,政府应当推动这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在服务业中广泛应用,分批分次组织企业培训,促使他们掌握新技术,进而在实践中大范围推广。 2、政府奖励政策 对于那些为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有突出贡献的专利及发明,政府可以制定专门的奖励政策。同时,对于积极参与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企业和个人,政府也应该给予物质或者精神的奖励,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日本都曾设立国专门的政府奖项来充分调动环境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对循环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目前我国政府环境奖励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今后要不断向服务业倾斜。 作者:张博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国外低碳经济政策启发 一、国外的低碳战略或者保护气候变化策略 在面对温室气体排放过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担负起国际责任,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者保护气候变化的方案。英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低碳战略。在2003年英国在政府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具体包括: (1)到2050年将英国CO2的排放量消减60%,并于2020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2007年3月的《气候变化法案》中,2020年的目标被确定为26%~32%; (2)保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促进国内外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协助提高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4)确保每个家庭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分的能源服务。 2006年英国政府的《能源回顾棗能源挑战》,在进一步确认2003年白皮书四大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两大挑战:(1)与其他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2)保证安全、清洁和合理的国内能源供应。2007年英国提出《能源白皮书棗迎接能源挑战》出台,该报告论调基本上与《2006能源回顾》一致,其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国际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大幅度增长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强调国际行动的必要性。德国政府则提出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技术战略。该战略确定了未来研究的4个重点领域,即气候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与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同时通过立法和约束性较强的执行机制制定气候保护与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欧盟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7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 欧盟为自己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到2020年减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则希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至80%,并且提出,若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能承担此挑战性责任,则愿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到30%。2008年12月,欧盟最终就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批准的一揽子计划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的决定、碳捕获和储存的法律框架、可再生能源指令、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法规和燃料质量指令等6项内容。计划中制定的具体措施可使欧盟实现其承诺的“3个20%”: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至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澳大利亚在2007年新政府成立之后,批准了《京都协定书》,于2008年了酝酿已久的《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立即采取措施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实施减排措施。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减排目标是2050年达到2000年气体排放的40%,并计划于2009年出台具体法规,2010年正式实施。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历来重视节能减碳。 在2004年,日本环境省发起的“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2050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2008年5月,该研究小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交叉部门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有相应的技术与制度支撑。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以政府的名义提出日本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它包括应对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协定书》,但近二十年,美国十分重视节能减碳。如美国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2005年通过的《能源政策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美国政府在寻求一个综合、平衡和对环保有利的能源安全长期战略中,把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低碳经济的重点在于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 纵观各发达国家的低碳政策,他们大多把重点放在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上,但又各具有侧重点。低碳技术的研发中,欧盟的目标是追求国际领先地位,开发出廉价、清洁、高效和低排放的世界级能源技术。英、德两国将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他们认为,煤在中期和长期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能应用清洁煤技术的发电站。为此,英、德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加大资助发展清洁煤技术、收集并存储碳分子技术等研究项目,以找到大幅度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德国还制定了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埋藏的法律框架。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低碳社会目标,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与长远计划,改革工业结构,资助基础设施以鼓励节能技术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私人投资。对可以大规模削减温室气体的捕捉及封存技术予以大力支持,提出从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试验,并在2020年前投入实用。此外,日本还持续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装备,如投资燃煤电厂烟气脱硫技术装备,形成了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环保产业。美国政府发展清洁煤更是不遗余力,在《清洁空气法》、《能源政策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清洁煤计划。其目标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排放。美国电力目前电力生产的50%来自煤炭,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7%。为了能更加环保,更加高效地利用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自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已投入22亿美元,用于将先进清洁煤技术从研发阶段向示范阶段和市场化阶段推进。政府通过“煤研究计划”支持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进行清洁煤技术研发,例如:开发创新型污染控制技术、煤气化技术、先进燃烧系统、汽轮机及碳收集封存技术等。“清洁煤发电计划”主要支持企业与政府建立伙伴计划,共同建设示范型清洁煤发电厂,对具有市场化前景的先进技术进行示范验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对经过示范验证可行的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商业化推广,通过税收补贴使新技术的生产成本具有市场竞争力。随着旧电厂逐步退役,美国决定逐步提高新建电厂的低碳标准,推动高效清洁煤炭技术的商业化,加速下一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示范,计划在2012年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零排放煤炭发电厂(称之为“未来发电”)。 三、降碳的重要措施是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 英国政府目前不考虑建设新的核电站,降碳的重要举措是发展风能与生物质能,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放在首位。为此,英国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目标:近期目标的重点是那些有竞争力的、可尽快实现出口的技术领域,包括近海风能、主动和被动式太阳能装置、水电以及垃圾能等;中期目标(到2010年)是确保实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新技术以及有出口前景的技术,包括生物残留物、近海风能、能源作物、燃料电池以及太阳光电等;远期目标(2010年以后):重点是那些在执行研究和开发计划过程中发现的潜在能源技术,包括燃料电池、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装置、海势以及太阳能热电等。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确定了以下几个重点领域:(1)大力发展风能,促进现有风力设备更新换代;开展了一项海上风力园实验项目。(2)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与价格提供保护;鼓励沼气能的发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制定《热电联产法》,积极推广热电联产技术,规定了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的电能获得补贴,要求到2020年将热电联产技术供电比例较目前水平翻一番。意大利政府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1992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电价实行保护价收购,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1999年后,意大利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认可后颁发的证书。规定年产量或进口量在1亿千瓦时以上的不可再生能源企业,必须按实际产量的一定比例向电网输送可再生能源,且比例逐年提高。“绿色证书”可用于交易,生产商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通过绿色证书,限制高碳能源的使用,激励具有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欧盟强调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提高。要求到2020年,各成员国将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占各类能源总使用量的20%;根据各成员国的具体情况为其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到2020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要达到20%(目前为8.5%);鼓励使用“可持续性的”生物燃料;到2015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行10至12座碳捕获和存储的示范工厂。 日本在清洁能源方面是强调核电与太阳能的作用。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日本计划兴建的13座核电站中,将有9座在2017年之前投入使用。在太阳能方面,提出未来太阳能的发展目标,强化了太阳能的研制、开发与利用,计划在未来3年至5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而太阳能发电量是目前的10倍,到2030年是目前的40倍。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在积极推进技术开发降低太阳能发电系统成本的同时,进一步落实包括补助金在内的鼓励政策,强化太阳能利用世界第一的位置。澳大利亚政府建立气候变化政策部,整合相关部门资源,促进政府与产业互动,全方位建设一个低碳经济环境。低碳经济的着力于支持新能源普及和相关技术发展,采取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指标,计划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比重要达到整个电力的20%,并以不断完善的清洁能源技术作支撑。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澳大利亚设立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计划7年投资5个亿,重点用于热能技术升级与太阳能开发利用。澳大利亚政府对家庭购买太阳能系统,均给予资金奖励,以实现家庭节能减碳。2008年9月实施“全球碳捕集与储存计划”,使澳大利亚对清洁煤技术的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项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全球碳捕集与储存中心,它将推动碳捕集与储存技术和知识在全球的推广。美国对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给予高度重视。布什总统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先进能源计划”,强调增加可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入。在该计划中,布什要求国会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经费增加22%。一是扩大核电能力,在30年没有新建核电站之后,美国重新启动了这一能源的开发,包括鼓励兴建先进的核电厂,资助研究与开发先进核反应堆技术,建立全球核能合作伙伴关系;二是加强生物燃料的研究与运用,推进生物燃料技术和降低生物燃料成本的研究;三是积极发展“氢经济”,美国根据“能源政策法”批准了研究经费达12亿美元的“总统氢燃料计划”,以加快氢燃料的开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四、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 1.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大多制定更严格的产品的能耗效率标准与耗油标准,促使企业降碳。如对建筑物进行能源认证,提高新建筑物和修缮房屋的能源效率标准;推广节能产品,逐步淘汰白炽灯等;对贸易商品,例如电冰箱、计算机,执行更高的节能效率目标,推动改进交通能耗和强调使用低碳燃料,加强对已实施的措施的监管,防止能耗效率问题反弹。政府机构内部开展节能运动等。此外,意大利与日本的能耗管理还具有新的特点。意大利自2005年1月起对能耗效率管理采取了“白色证书”制度。它是一种对企业提高能源效率的一种认证制度。企业必须申请“白色证书”,政府核准其最低的节能目标。“白色证书”可以买卖,管理部门可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价格。对达到节能目标的企业,给予经济奖励。达不到最低节能目标者,可从市场上购买“白色证书”,否则将受到经济处罚。而且,各个企业的节能总额中,政府要求至少有一半是通过采取节能措施而非购买白色证书来实现。日本对能耗效率采取的是“最强者方式”。即涉及到空调等家用电气、汽车、新建住宅及其配套设备等行业内,将能源效率最好的产品作为整个行业的标准。 2.排污权交易 英国于2002年正式实施排放交易机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内实行排放市场交易的国家。其目的在于:使排放量的绝对数目有明显减少,获得排放交易的经验,力图未来在伦敦全球排放交易中心。德国于2002年开始着手排放权交易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实现最佳配置,减弱排放权限制给经济造成的扭曲,同时间接带动了低排放、高能效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欧盟在各成员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扩大交易范围,除了污染性工业企业与电厂,交通、建筑部门也可以参与交易,并于2005年在欧洲范围内实施了公司级别上的排放交易。此外,欧盟比英、德国在机制上有所创新,他摈弃分配许可量的做法,转为实现排污量的拍卖机制。这种方法将确保排污者实际支付由于排放二氧化碳而产生的环境破坏的成本。预计到2020年,碳交易能带来几百亿欧元的收入。通过制定排放限额,将鼓励企业以最低成本投资于能源效率和洁净技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上述相类似排污机制,不过在实施时间与配套政策上略有不同。日本决定从2008年10月起在企业间试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并考虑今后开展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收费标准体系。澳大利亚的“减少碳排放计划”将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对于“减少碳排放计划”而引起成本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对低收入家庭采取退税及其他福利措施予以补贴,对受影响的企业则实施“气候变化行动资金”和“电力系统调节计划”予以支持。 3.财政与税收政策 许多国家建立起了低碳经济的财政与税收政策。近年来,为了促进企业发展可再生能,英国政府推出为期25年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和气候变化税以替代非化石燃料义务和化石能源税。可再生能源义务要求电力供应商在其供应消费者的电量中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其比例与政府确定的该年度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总供给所占比例目标同步浮动。与非化石燃料义务和化石能源税相比,新实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和气候变化税的好处十分明显:政府不再扮演交易员角色,使可再生能源市场更加符合市场理念;可再生能源由供应方机制向需求方机制转变,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义务的赎买措施,有利于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生产的实现。意大利政府于2007年初,推行能源一揽子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措施。其目标是既要履行减排承诺,又要保证工业发展创造经济优势。政府启动了第一个关于能源效率和生态工业的工业创新计划,对申请企业的下列投资给予资助: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环境影响小和节约能源的新产品的开发投资;能降低能耗的新工艺的开发。意大利对农业能源系统的优惠措施,对高效率工业电机的税收减免;对高效率家用电器的税收减免;限制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国则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节能的角度建立起低碳财政税收政策。一是从1999年对油、气、电征收生态税;二是与工业界签订协议,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节能挂钩,同时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已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德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三是通过修改机动车税与征收载重汽车费规定以增加小排量汽车,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四是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力图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欧盟财税政策重点是为碳捕获和埋存技术的发展和市场手段的应用(如环境税)制定新的规则。日本则考虑推出“地球环境税”等。美国采取多种财政税收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如制定免税政策鼓励节能,为购买节能型汽车提供减免税优惠,鼓励美国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 五、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 对于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最大的公共物品,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完成减碳任务的。所以,西方各国纷纷加强相互协作。英国政府将与8个工业强国和欧盟伙伴一道研发遏制气候变化技术,实现碳减少的目标,同时也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自己确定的减少碳排放量目的,使英国能够从中获得最大限度回报。德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展了气候保护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加强了与美国的协作,发起欧盟与美国间的“跨大西洋气候和技术行动”,重点是统一标准、制定共同的研究计划等,并在2007年4月召开的欧盟与美国首脑会议上确定了该项行动的具体措施。澳大利亚推行一系列计划,为全球解决方案作贡献,包括为本地区脆弱的国家提供可观的援助,帮助其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澳大利亚还通过2亿澳元的“国际森林碳计划”参与国际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为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支持。此外,上述国家普遍认为,建立起低碳社会生产方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政府应加强公共交通网络建设,企业应开发温室气体排放量少的商品,民众也应改变生活方式,选择环保产品;城市建设应推行紧凑的城区布局,让居民徒步或依靠自行车就能方便出行等,借此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又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六、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随着全球变暖与能源资源枯竭,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借此作为世界新一轮产业竞争、技术竞争、经济增长竞争的关键。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惩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逐步建立于低碳经济的政策柜架。 1.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要制定《低碳经济法》、《循环经济法》,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法,对于涉及能源、环保、资源等的法律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包括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的法律,通过立法、通过修改法律,通过采取行动落实这些法律,支持企业走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为中国特色的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供可靠的保障。 2.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手段。要研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财政、税收、产业政策体系。研究与择机推出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当前,特别要引导重工业降碳,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开征“气候变化税”。这种税是与重工业能源用户签订自愿协议。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新的投资实现较低的排放,则不需要支付全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也增加了工业的能效以及竞争力,并让他们更有动力实现低碳行业的发展。此外,我国要积极抓住国际碳金融发展契机,建立“碳金融市场”,建立碳交易市场。推行清洁生产机制。国家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 3.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是否能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优秀,组织力量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优先开发新型的、高效的低碳技术,鼓励企业积极投入低碳技术的开发、设备制造和低碳能源的生产。我国要积极开展低碳经济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目前可选择若干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吸引社会资本、外资参与。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研发的低碳技术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为此,需要加快推进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加快低碳技术的转化,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尤其是要调整高耗能产业结构,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4.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来,参与全世界的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合作,引进消化先进的节能技术、提高能效的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特别是要加强与欧盟、美国低碳合作。积极探索与西方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学术、研究、管理、培训机构之间,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协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开展具体项目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形式的合作活动。 5.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新兴与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企业应预先认识并抓住这一全球趋势带来的重大变革与契机,未来的经济必定是低碳经济,未来的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要赢得未来的竞争,企业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低碳技术,尽早实现技术升级;紧密研究和跟踪国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势,制定低碳产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超前作出企业的低碳战略部署;在企业中推行低碳标识,规模化应用低碳技术,将企业社会低碳责任与产品质量、信誉结合起来;抓住国际碳金融的新机遇,发展低碳融资;利用好国际低碳技术转让,加快实现跨越式技术发展;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与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引导企业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品。 经济政策论文:循环经济政策思考 一、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从迄今为止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说,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制造(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悖。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国内外的实践已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自然进行补偿。循环经济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技术范式的革命 在技术层次上,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其优秀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其本质是生态经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但这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是基于微观技术的定义。在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农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优秀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的以采集、种植和养殖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三废,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产品消费以后形成的废物,基本上是对环境无害的有机物,直接返回大自然,自然降解循环。即使是使用燃料,也主要是取自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可再生的草木质植物,燃烧后释放的二氧化碳可进入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循环再生成草木质植物。这是一种低级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复杂得多。其技术主体由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替代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简单结合。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从自然界开采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产品。 工业经济社会中,工业技术和产品大规模渗入到农业领域,使农业的技术范式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工业品。于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污染。伴随人口增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人类开垦荒地的能力提高,但自然生态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在工业生产领域,动力主要由能源燃烧来提供。这种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内不可能循环的能源消费,向大气和环境中排放出各种废气、渣屑;各种物理的和化学的生产过程都要用清洁的水作为冷却剂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载体,使清洁的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矿山的开采使生态植被锐减;人口的膨胀使城市云集,工厂和住宅不断侵吞有限的可耕地。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关注经济增长和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手段,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实质上是一种技术范式革命。当生态环境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公共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共有性质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须有保证它的可持续利用。使用这些要素获得利益的人必须使其他人的利益不受伤害,或者对受到伤害的人给予补偿。受益人在使用后应尽可能将其复原,以便其他人能继续使用。这显然需要社会做出一种制度安排,迫使生态环境的使用者改变原来的技术范式,采取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方式。就私人资本的特性说,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它是不会放弃或减少对利益的追求而投入成本改变技术范式的。从这个角度说,技术范式的改变是制度安排的结果。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发展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存在私人资本统治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我们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障碍,使生态环境也处于没有产权的随意索取状态。虽然我们已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国家环境保护机构,通过一系列立法,为推进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循环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生态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困难,还在于当前技术的成本效益比较。以大规模、高速度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使很多原材料开采、加工制造的直接经济成本日益降低。相比之下,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发展滞后,在很多情况下,把废旧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变为有用资源的再生成本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相对更高,由此增加了推进循环经济的难度。这源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与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前者用社会成本代替了后者的“私”人成本,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市场对经济增长社会成本的低估。这种低估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无法修正。“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是在开采初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总是试图免费使用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而节约局部成本。上述原因决定了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由人类生存要素向生产要素的转化,才能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上述分析表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优秀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以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从纯粹的技术和效率角度看,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很强,生态和环境已被作为有限资源严格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十分严格,这使开采自然资源和发展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成本很高,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发达国家采取了向发展中国家采购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战略。这显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对生态污染破坏较严重的产业的转移,使自己的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善,但其生态环境却有恶化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看,富国过多地消耗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资源,释放了过多的污染,他们对穷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应成为全球共同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与贫穷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根源。但依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改善生态环境,反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因此,当前的全球化虽然有限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带入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环保作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砝码,逼迫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表明,生态环境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尽管发达国家排放的污染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但他们并不想放弃高能源密集和资源密集的消费模式,更没有真正负起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GDP再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中国环境崩溃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本身比较脆弱。在发展中我们又处于追赶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环境生产率很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生态环境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和国家间政治斗争问题,它也切实关系我国全体国民切身利益。发达国家制造的环境壁垒也将会从反面促进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应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环境壁垒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为争取公平而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速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步伐。这也是我们应对人类发展所作的贡献。 四、循环经济———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循环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污染排放减量化的前提。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二是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三是对生产和生活使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初次资源的开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污染的废弃物的排放。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四是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扩大生态环保和资源再生产业的规模,扩大就业。 上述四大特征要求大力发展废旧的物资的回收处理适用技术;要求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高新技术向污染处理和资源再生产业扩散。它的最终要求是使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高于利用有限的初次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强大需求,必将改变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带来新的技术革命。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要求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按照传统的“单程式”的技术范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全面提高资源的技术利用效率,当然也都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但却不是新型工业化的全部。循环经济要求在这一切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技术范式的革命,是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五、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出路之一。而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政策。 第一,必须彻底转变GDP至上的政策目标。这要求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观念,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建议各省市普遍开展循环经济区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第二,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态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环境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大力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对目前的环境保护机构进行调整,创造法律、行政法规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以提高其权威性。第三,在政策层面上,要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机制。 例如,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生态、环境(污染排放)、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税收抵扣。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建议专门设立生态环境技术基金,重点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环保适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第四,提高和改进国家生态环境国力水平,建立国家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国家环保机构应定期进行生态环境巡视监察,建立抽样调查评估指数,并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公布,以此促进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第五,加强对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目前应重点研究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与效益等问题。第六、鉴于我国未来20年内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时期,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污染物排放处于严重超标状态,有必要建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预警系统,为国家进行宏观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七,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国际合作与交流,在不断打破发达国家环境壁垒、争取相对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同时,争取更多地利用国际援助,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八,根据我国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国情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走全国一盘棋道路的特点,应针对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的现实,对全国经济发展布局进行大规模统一规划,对各地区在全国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生态脆弱区域限制发展;对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较强、潜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发展;防止落后区域以赶超为目标盲目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与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尽快进行国土综合整治开发规划。可以结合城市化进程,考虑实行生态环境移民在内的系统的总体措施。 经济政策论文:国有经济政策管理探讨 本文要定义国有经济控制力,分析影响它的因素,以及它与政府经济职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在给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时,政府采用何种政策组合能最有效地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因此,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经济政策论文:新经济政策的正面作用探索论文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优秀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优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所有这些,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济政策论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道路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后危机时代,及早做好退出战略部署和经济政策调整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二次探底,总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重点方向应该及早明确,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培育新竞争力,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主权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优秀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涉密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五)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要相互配合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在相机选择中不断调整。2006年,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2007年,妥善处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速度关系成为宏观经济调整的工作重点。2008年,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经历了大调整,从“双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2009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首要任务,有效结合“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调结构作为根本出路。今后,宏观调控政策要与政策目标相互配合,避免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政策目标要与政策工具相匹配。应该认识到各种政策工具配合是达到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 经济政策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经济政策论文:新经济政策思想探讨论文 [摘要]20世纪50年代对在中国实施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了初步设想和发挥,认为这些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又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前途。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没有能准确把握,盲目认同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加之受国内过“左”政治氛围的影响,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只停留在不稳定的认识状态,没能真正成为现实政策。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际,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有必要继续实行一段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尽管“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未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成为现实,但这一设想的提出,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思考达到一定的水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思想先导之一。 一、“新经济政策” 思想提出的依据关于社会主义确立以后在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设想的理论依据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现实依据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的状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3年时间里,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采取了“直接过渡”和“强攻”的办法,即在旧有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不通过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不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大发展阶段,而是继续采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依靠高度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调节社会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经过3年实践,这种“直接过渡”和“强攻”的办法,非但没有把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相反带来了1921年春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直接过渡”和“强攻”导致的经济上的失败,促使列宁及时提出“间接过渡”和“围攻”的新经济政策。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有十分明确的解释,他说:“‘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新经济政策必须“作战略退却”,“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要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苏联“间接过渡”的做法有:允许同国外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土地、森林、矿山租让给他们;允许把企业租让给私人资本家,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允许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在经济建设上应当以市场和商业为基础;允许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居”、苏维埃政权与资本家“共居”等等。列宁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就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新经济政策形式上是使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自由,而这种资本主义则纯粹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列宁说:“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1921年之后,苏联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针对俄国情况提出来的,但对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能推动经济发展从不忌讳,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指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讲:“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农业、手工业占绝对优势,工业比重小,且未形成完整体系,现代工业只占10%,生产资料工业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各项基础条件极差,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社会生产的现代化能力很低。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并一定程度上鼓励资本主义某种功能的发挥。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因而,发展这种经济是理所当然的。他提出在新区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对城市民营企业则采取扶助、利用、维持、发展的办法,使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那么,在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结束之际,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就可以避免了吗?没有明了、一贯的论述,但是他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水平仍然很低的事实,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与先进生产关系建成的游离性,于是有了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想法。 二、“新经济政策” 思想的基本内容1956年底,几次提及了“新经济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56年12月7日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谈话。讲:“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人,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了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上述谈话集中反映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这段论述虽然不足400字,但其内容极为丰富,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 其一,“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应该共同发展。三大改造中,商业领域实行了全行业统一合营的局面,私人商业变成集体商业,私人经营变成联合经营,这有利于集中资金、物力、人力,扩大经营规模,便于举办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商店和大市场。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是由于商店门市部集中,商业网点大大收缩,商店里销售的是一般的大路货,不愿出售百姓生活、生产中必需的廉价的小商品,高档商品的售卖点也极少,食品商店、小吃铺、小摊贩更是大大减少,给城乡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二是由于把一家一户单独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是将注意精打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吃“大锅饭”的体系,经营者的经营责任感削弱。而国营商店只经营上级批发部门批下来的商品,并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有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商业失去竞争,服务质量随之明显下降。基于这种情况,认为光有国家市场还不行,必须恢复和适度发展自由市场,使之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上,既有国营商店、合营商店的存在和发展,又要允许一部分私营零售商店的存在和发展,让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的有益补充,推动商品经营的大发展。同志的这一看法,在最高领导层获得了共鸣,1957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谈话中指出:现在搞自由市场,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止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让他钻空子……自由市场可以补助国家市场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有好处。 其二,“国营工业”与“私营工业”应当共同发展。企业合营以后,消灭了雇工剥削、生产规模得到扩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但由于合营企业中责、权、利一时没能彻底分清,原有私营企业依靠追逐利润的动力丧失,国营企业的生产只能完全依靠干部、职工的政治热情和工作自觉性、主动性,时间一长,工业生产中动力不足的现象就出现了。特别是中小型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未能达到期望的效果,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疲乏,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市场情况不良,物价高昂,群众普遍不满意,甚至在许多地区还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罢工现象。尽管充分肯定“公私合营有优越性”,但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了在所有制加速变革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状况,他及时提出应当让“私营工厂”、“地下工厂”同“地上工厂”、“合营工厂”作对存在,还提出华侨可以回国投资办厂、开店的主张。所讲的“地下工厂”、“私营工厂”和华侨“投资公司”,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就是说,要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适当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将它作为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认为,既然“社会需要”,就应当使之“发展起来”。受讲话的鼓舞,在1957年4月6日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讲:“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4月12日的国务院第46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讲:“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陈云也赞成“对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的意见。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同发展。在看来,私有制改造之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沙皇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程度,列宁尚且急切地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大胆地主张通过“租让制”、“合作制”、商品流转、贸易自由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作为帮手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么,我国更有必要采取温和的政策来利用好这只帮手。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在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实行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历史条件下被允许存在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并为我们服务的资本主义。[12](P84)它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控制和约束下,按照社会主义规定的范围和方向发展,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起一定程度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外获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6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黄炎培副委会长提出私人开工厂的问题后,刘少奇立即接着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至于说“新经济政策”需要在多长时间里坚持的问题,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这是“结束得早了”。如果多搞几年,成效会更大。鉴于这一点,认为他的“新经济政策”要执行二十年,引进华侨投资可执行一百年。这里讲的二十年、一百年是一个概数,其本质含义是指整个社会主义不发达的一个很长时期里,都要坚持它而不要改变它。这表明,当时设想利用资本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决策。 贯穿于“新经济政策”思想始终的理论基调是,在相当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为标准衡量,不适宜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提倡经济成分多样化,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有这样冷静的认识,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正确认识有必然联系。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有些人主张马上消灭商品生产时指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总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有的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理性地将商品、商品生产作为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他赞成斯大林的观点,“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有存在的东西”,他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应当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个基本原理,表明了勇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精神。 三、“新经济政策” 思想中断的原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但它毕竟还认真执行了两年时间,而且取得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效果。然而,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刚刚提出,还没有来得及变为具体政策,就在1957年下半年后夭折了。尽管在1958年之后不连续地保留了部分新经济政策思想,如他曾多次提到商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取消商品生产,但新经济政策中最关键的一点即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想法已彻底消失,他提到的商品、价值规律仅局限于单纯的公有制范围内存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并进而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时代,新经济政策的构想才成为现实。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仍未完全摆脱对理想社会主义传统认识的束缚。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资主义的充分发展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具有很高程度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可能不需再保留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和交换关系,生产资料形式多样性就无存在的前提。而我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现代化程度都很低的历史条件下构筑起来的。现实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尽管无数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应该紧密结合,但在三大改造运动迅速、顺利地获得巨大成功,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的背景下,他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理性认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浪漫地联系了起来。建国初,提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否则只能滑向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在“五反”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后,他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态度开始变化,他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程序”的观点,提出:现在的革命“是要把资本主义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三大改造运动后期“过急”、“过快”、“过粗”,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1955年11月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并立即将“赶超”的设想落实在了随后发动的运动之中。运动中,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断地追求生产关系上的“一大二公”,强化了个体不如集体、小集体不如大集体、大集体不如全民所有的强烈观念,并在思想理论宣传上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段时间里,对马、恩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作了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解和运用,他试图把马、恩设想的用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条件下采取的办法,生硬地运用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条件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想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无限制地提高公有化程度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必然会忽视对商品、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认识。“完全社会主义”的观念使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失去了一以贯之的基础。 其二,苏联经济模式对的困扰。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模式,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的一个重大问题。继续沿用战争年代和解放区形成的那种经济体制,肯定是不适用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模式”或叫“斯大林模式”、“传统模式”,自然成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学习和仿效的惟一榜样。斯大林搞的是被列宁曾经称为“计划经济制度”下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生产资料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直接控制,各级政府直接掌握各级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权,自由市场、私营工厂无立足之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标就是苏联模式,因此党在指导思想上总想用比苏联更快的速度把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彻底地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这种模式样板作用的直接影响下,三大改造后,我国迅速形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统一管理、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格局。应当肯定,这种经济模式,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落后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处于特殊状态的背景下,无论是对苏联和我国都是有贡献的。然而“新经济政策”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要执行这一政策就必须在理论上承认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在实践中就要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贸易自由、流通自由、买卖自由、交换自由,但是这些又都与斯大林的经济模式相对立,对于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而言,面对这种对立只能选择已经存在并得到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斯大林模式。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解放后,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是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看来,抄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办法,只能抄。 其三,政治、文化上的极“左”思潮对的影响。斯大林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混为一谈,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建国初的很冷静,当许多同志将我国的1956年与苏联1936年相比,认为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时,他却认为是“建立”而不是“建成”。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未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没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但是,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际上出现的某些事件作了片面和错误的分析,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迷误,造成了全国范围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局面,1957年9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在此后不久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形成了“大过渡”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段时期里,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这种认识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在此之后,配之于在国际上开展的无休止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运动,我国国内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规模的政治、文化运动,直至爆发“”运动。 这样的氛围和气候,使得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他的注意力和兴奋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彻底改造问题上。他认为不断通过全党、全民强化阶级斗争教育和开展阶级斗争的实践,就可以迅速解决我国生产力落后状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已经被消灭的“私营工厂”、“地下工厂”、外商“投资公司”、“夫妻商店”、“雇工剥削”等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当然不会被允许继续存在和发展。刚刚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火花便这样一闪而过。 经济政策论文: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 摘要: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调整已经逐步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让人们知道了经济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对此国家颁布的各项经济政策都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家需要利用经济政策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有效手段,帮助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的良好发展。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可以帮助国家对市场经济作出宏观调控作用。本文将分析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和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参考。 关键词: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行政管理 我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我国的经济政策绝对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繁荣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加强。现代社会经济政策在国名经济的行政管理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我国的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经济政策是建设我国特色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此重要的经济政策自然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下文就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分析。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就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开创出当下开放性经济环境的基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政策也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是开放、自由、平等的,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来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的事态。我国的经济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扶正的作用,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高效稳定发展,就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收支平衡作出一定的调整和保护,这种政策的管理是一种具有弹性和连续性的管理措施。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多端之时,经济政策也需要跟随市场不断的作出调整,而在国家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经济政策又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所以为了保障国家经济政策随时保持在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就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社会供需需要来总体规划国家的产业布局。为了达到对国民经济调节的目的,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中和平衡政策等达到调节的目的。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就在于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手段,共同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作出调整,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以市场作为主体来建立国家的经济计划,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基础的未来发展目标,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使企业可以健康稳定的跟国家长期的经济计划稳定高效的发展。经济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商品价格出现普遍增加,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对社会的供给进行调节,保障我国的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逐渐的趋于完善,对于市场的管理方式也不断的向宏观调控转变。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让市场来帮助企业正确的经营和发展。可以有效的调控与管理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对我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有着巨大的帮助。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市场有着巨大影响作用,也是我国市场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可以帮助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通过经济政策的努力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了解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寻找到最科学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有着明显的作用,并且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一项政策。财政政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社会的供需结构和社会资源的收入都有着调节作用。在实施财政政策时的主要手段有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三种。根据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灵活的使用上面三种财政政策。比如,膨胀性财政政策适用与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通过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加大财政支出和社会需要,从而满足社会需要。这种政策特别适合对调剂国家的生产过剩现象,利用高赤字的膨胀性财政政策,来提高国家内部的总需求量,从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当国家面临供给不足的时候,则可以通过缩减财政赤字,加大税收和税率来降低国家的总需求。例如,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物价一路上涨,使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对此国家马上颁布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国经济平稳高效的发展。而当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就需要国家通过中性财政政策来同时打压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使它们保持平衡发展。我国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中,对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起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可以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国的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对与宏观调控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是通过相关的货币渠道来对社会的总需求、总供给进行调整和控制的,随时平衡两项的发展。社会的总需求出现过大或过小的时候,国家就可以通过调节货币的缩减和开放来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对于社会总供给的巨大影响作用,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除了可以调整社会总需要,还对国家产业的结构有着调整作用,价格的变动也会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总效益有着调整和促进的效果。产品的价格是有市场的供需关系而决定,价格的提高自然会造成利润的提高,利润提高以后企业可以在银行获取更多的资金,如此就可以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为了帮助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心就是为了保障货币和物价的稳定。 4结语 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作者:李业旗;吴迪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经济政策论文: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经济政策的作用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家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了更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引导国家的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也实施了相关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策略,也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本文主要是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及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策,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如今,经济政策广泛的应用于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研究和探讨,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其优势有很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开始对经济政策在实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视。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放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也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需要通过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经济政策等来达到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收支平衡的一种措施,其实施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弹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会常常出现变动,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国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还需根据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来严格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出适合的经济政策[1]。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等。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货膨胀及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主要是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的经济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确定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做好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土整治,将重点放在长期的计划上,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有利于企业发挥出市场机制,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总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追求微观经济目标,还能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经济政策是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对策之一,为了能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将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时,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了解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这时候需就要采取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供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开始转向了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来调控市场,市场来引导企业。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控与管理能有效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引导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也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得以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加强对经济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全面建设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中能有效提升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有了一定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是经济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能够体现出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财政政策也不一样。当市场的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应用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时,可以通过高赤字等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总需求。对于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可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途径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比如,我国在80、90年代时,一度的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国内的经济过热,于是我国颁布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券发行和扩大税收、提高税率的方式来抑制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松紧政策共同结合使用的方式来让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达到均衡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朝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方向发展。在我国,财政政策能很好的体现出其对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各个环节的分配后可以有计划的组织国民收入分配的枢纽,对于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的目的。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相关渠道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量。当社会的总需求过大或者过小时,需要国家减少货币或者增加货币的方式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国家的总供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目的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如果国家的总需求过高,则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进行调节,反之,则相反。货币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价格的变动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效果总效益的提升。由于价格会随着产品的供求而出现变动,价格的上升利润也自然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确定相应的资金,进而有利于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的与财政政策相同的是,货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作用于货币和物价的稳定上。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会通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视。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及时解决,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体介绍,由于笔者对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以后继续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作者:孙嘉珺 单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低碳经济政策与技术创新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益加剧,全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挑战,由英国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本文系统分析了现有重要文献,认为目前低碳经济的研究大致从三个维度来讨论,首先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现有的能源利用率,其次是对高碳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再次是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实现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顺利过渡。当然,经济发展模式的过渡中,政府适时出台合理的政策也很关键。 一、各国政府政策 (一)国外政府的政策表现低碳经济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必须进口。英国的目标是:2020年CO2比1990年减排20%,2050年减排60%。措施有:实行“低碳城市”政策,2016年所有建筑物实现零排放;设立气候变化税,减排温室气体的投资免税;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为排放量设定总量限制;建成商业CO2捕集和封存(CCS)清洁煤电厂;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并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日本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积极开展潮汐、水能、地热能等方面的研究。2007年6月,日本和英国联合主办了以“发展可持续低碳社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再一次强调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并勾画出了未来低碳社会发展的蓝图。除英国和日本外,美国、法国等也都在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发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法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洲平均水平要低21%,还在朝着更高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迈进。法国现政府提出,在法国掀起一场绿色革命,从农业、交通、住房建设、能源使用等方面入手,让法国成为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 (二)我国政府的政策表现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我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我国21世纪议程———我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4年3月,国务院的《我国21世纪议程———我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提出的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案是: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公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7月,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共同发表关于联合研究与开发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9月,与欧盟发表《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与转让方面加强合作。2006年底,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并增加碳吸收率,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2007年的7%,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优先开发水力和风力作为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共需投资2万亿元;实施补贴和税收减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较高售价。10月我国《核电中长期规划》,核电占我国装机容量由目前的1.6%,增加到2020年的4%。从各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基本分为两个方向,一条路线就是对排出碳的回收处理,另一路线则是通过改善工艺,更换初始能源,减少各个生产工艺过程的碳排放。由于低碳经济初露头角,各国的政策也在摸索中,具体采用哪些手段来贯彻政策的宗旨,实现预期的目的,具体政策的影响力度如何,则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给予结论。 二、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结论 (一)国外学者的重要结论国外学者大部分进行案例研究,给出能源政策相关建议。这些项目涉及到新能源的推行项目,低碳设备的推行项目等。JeffreyM.Loiter(1999)研究了风力发电技术和政策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指出风力发电的扩散和创新本身都需要需求牵引的政策指导。RolandVidi(l2005)通过低碳设备紧凑型换热器,制冷装备和氢燃料汽车案例说明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描述了法国和欧洲范围内的政策支持形式,最后给出成功促进低碳创新的各种政策建议。在案例研究中,有的学者从系统观点来研究。R.Gross(2005)从创新系统角度出发,通过研究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创新案例,指出新技术创新都是一项系统工程,该系统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关乎整个系统的成败,指出政府出台政策要具有前瞻性,持续性和一致性。当然也有学者从单一方向的纵向转移方面研究,例SteveThorne(2008)通过案例技术转让的驱动力,解析了安全的能源服务新技术成功被接受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府支持对策。DavidG.Ockwell,JimWatson,GordonMacKerron(2008)指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需要考虑的关键政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可以减少伴随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横向和纵向技术转让,又需要更广泛地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能力。除了案例研究,部分学者还进行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如IanW.H.Parry,RobertonC.WilliamsI(I1999)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指出实行碳税收和排放许可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创造的收入能否用来减少其他的扭曲性课税。AnnegreteBruvol(l2004)实证研究得出燃料类型税收和价格上涨,碳税对排碳量的影响已经不大。降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占总减少量的百分之十四,碳税收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二。GopalBandyopadhyay(200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减少碳排放可以考虑适当的碳税,税的合理性是兼顾了增加收入和减少排放。TimFoxon,PeterPearson(2008)基于实证分析,包括对英国低碳能源创新,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的案例研究,形成了两个指导原则。 (二)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研究成果在低碳政策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角度也略有不同,有的从创新主体企业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企业对低碳形式认识不够,不利于我国和世界接轨,从而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刘东民(2001)阐述了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主要是由企业完成的,正确把握技术创新的方向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学者在对比国外的低碳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提出我国低碳政策需要改进的建议。宋德勇、卢忠宝(2009)提出:要采用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等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任力(2009)提出:总结国外低碳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还有学者从政策的战略性来研究,指出制定低碳政策的原则。许倞(2006)指出能源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是全局性和长远性,必须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资源以及建立新型体制等多方面,对国内外因素全面分析。应充分利用现代能源技术的最新成就,着力于构建有我国特色的、适应于未来能源系统发展趋势的新型能源体系,高度关注环境制约对我国能源发展的影响,制定国家能源发展路线图。刘立,陆小成,李兴川(2009)指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低碳技术创新社会建构的途径主要包括强化低碳技术创新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性整合;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价值规范的社会制度整合;构建低碳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为低碳创新提供社会支撑。 (三)技术创新角度的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研究 1.能源效率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从而达到减排、低碳的效果。部分学者用模型系统研究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周勇(2006)将生产率的增长分为3部分,一是科技进步,二是纯技术效率,三是规模效率。徐国泉、姜照华(2007)定性分析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消费和能源效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他学者则从理论方面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并给出管理上的建议。刘元虎,沈雷(2000)论述了节能工作的两个基本点,一是靠科学管理,二是有赖于技术进步。后者主要取决于对节能技术的创新研究。任宏,蔡桥(2002)认为技术创新与能源节约是密不可分的,要走向高产出低投入必须从技术创新入手。刘晔(2007)论述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创新,提出节能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对策建议。燕中州(2007)提出实现节能目标的路径:进一步优化产业,行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推进节能降耗;大力推进相关节能设备的研发制造。 2.高排碳产业与技术创新在高排碳行业,学者们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大部分集中在建筑行业的减排和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上,而且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尹波,刘应宗(2005)针对建筑节能领域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分析了建筑节能行为正的外部性,并建立了节能建筑与非节能建筑的市场配置模型,提出了消除建筑节能外部性的政策措施。戴雪芝,何维达(2007)对我国能源政策、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实施效果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后,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属性数学原理的数学模型,对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效益进行了量化评价。孙鹏程、刘应宗(2007)用规制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建筑节能传统管理模式,并得出结论: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达到政府与市场效率最优化的最佳途径,建立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手段。李利剑(2005)论述了我国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利用低下的现状和二次能源回收技术创新的意义,提出引进、吸收、自主创新与推广是我国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回收技术创新的有效方法。 3.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技术创新,使其代替传统石化能源,也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而目前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大部分处于定性分析阶段。曾乐民、苏碧霞、于文益(2006)在分析国外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广东发展可再生能源重要意义,指出了技术创新对加快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刘岩、洪富艳(2008)以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研究内容,从全新视角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力求准确地反映出区域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系统功能发挥的程度。还有学者试图从创新的障碍来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指出应完善技术创新环境,消除技术创新各阶段的障碍,加速技术创新的进展。苏竣、眭纪刚、张汉威、王欣(2008)发现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以国家科技计划为主,其中三大计划的资金投入占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经费的绝大部分,但是该投入占全国研发总经费的比例较低。在创新过程中,以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为主,技术示范与推广活动相对不足。肖英(2008)分析了新能源技术进步存在的障碍:体制,政策,资金,市场,其他(没有形成完备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体系,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对新能源及新能源技术战略重要性认识的不足;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妨碍了技术扩散效应的发生,等等)并提出促进新能源技术进步的相关建议。魏晓平,史历仙(2008)从宏观上分析得出我国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六个影响因素: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及优质能源比例低;能源效率迫切需要提高;环境因素;价格波动;产业联动;微小历史事件。刘高峡、黄栋、蔡茜(2009)分析了这些障碍的类型,包括路径依赖障碍、市场门槛障碍和技术性障碍等,并从创新政策的角度提出改进的建议。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学者张志宏(2009)指出加快我国新能源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观念技术突破与产业体系建设相结合;二是要近期重点部署与长远谋划发展相结合;三是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四是积极推进与科学发展相结合;五是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三、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着眼于技术创新对低碳经济的机理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创新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大部分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而技术创新对提高能源效率的机理研究甚少。技术创新是由多个环节,多类型组成的整体,不同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和市场结构,行业的关系很少被提到。研究需要细化,对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结构,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交叉影响机制要加以分类并分析他们的共性和差异,会使技术创新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更有实践意义。 (二)产业链角度的技术创新高碳产业研究集中在节能经济效益评价和技术创新意义方面,而对高碳产业技术创新特殊性共性研究很少。高碳产业链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价值链协同发展促成的,产业链中优秀环节技术创新的缺失将阻碍整个产业链创新的实现,这些都应引起学者的关注。高碳产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要素支持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也很少见。 (三)强化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低碳经济政策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上,虽然现有研究从财政政策,法律,制度等不同角度展开了政策制定的意义研究,但是提出的具体政策缺乏理论依据,这样的政策研究很可能对现实的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出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是迫切需要进行的。 作者:吴红翠 马莹 单位: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管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专业化公共管理论文 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泛专业化 在培养目标上,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有很大的近似性;在人才类型上,三个专业均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培养要求上,三个专业所培养的基本能力均包括了领导、组织、协调、决策能力,行政管理专业所培养的语言表达与写作能力、社会调查与分析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操作技能,则属通识教育能力培养要求;行政管理、劳保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均涉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则均涉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优秀课程设置上,行政管理专业优秀课程共8门,其中有6门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有4门与劳保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劳保专业共有10门优秀课程,其中3门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在主要专业实验设计上,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完全相同。综上,三个专业在三个比较项中即已存在边界不清、交叉突出的问题,凸显了泛专业化特征。 二、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 公共管理学科的泛专业化之弊,一是淡化了专业的特殊性,使专业的存在价值贬值。一个专业之所以有别于其它专业,就因为它是以自己特有的专业理论、专业方法、培养目标、能力培养要求以及课程体系为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的。如果一个专业没有自己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方法,在课程设置上与其它专业相互交叉渗透,在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上与相邻专业小异大同甚至同质化,就会模糊与其它专业的边界,弱化与其它专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淡化甚至失去了区别于其它专业的特殊性而走向泛专业化,进而降低这个专业存在的价值,使专业的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二是降低了人才培养的竞争力,放大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当前,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生,由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的限制,面临着比理工科学生更大的就业压力,而目前的泛专业化现状则进一步加大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就业压力,因为泛专业化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往往通而不专。虽然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人才流动频繁,需要就业者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但是泛专业化的教育,由于涉猎宽而泛使学生大多“样样通,样样松”,既难造就合格的复合型人才,也难塑造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所以,一个泛专业化了的专业,输出的毕业生不具备在本专业领域的专长和优势,在就业市场和就业岗位上呈现出明显的可替代性,也就意味着降低了毕业生应有的竞争力,使其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如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保专业。 三、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的革除 要革除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无疑应走专业化之路,而专业化之路的第一步就是相关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具体而言,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对公共管理学科加强理论研究,加强操作指导,同时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具体内容。如对各专业的能力培养要求提出更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将领导、协调、组织、决策能力分解为更具体的能力评价指标,使能力培养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对各专业优秀课程的规定,应在兼顾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增加专业性强的课程(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比例;同时筛除既不具有通识性又偏于工商管理性质的专业化课程,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公共工程项目管理”,筛除既非通识课程又非典型的专业课程,如劳保专业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革除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的第二步,是高校修订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藉此做好专业化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人才培养计划修订的优秀任务就是将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等培养计划的构成要素专业化。首先,设定更加契合专业就业领域、岗位、人才类型的培养目标。其次,在培养要求中,不仅要有通识教育所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还应根据本校本专业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方向,对本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方法、专业技能提出具体要求。如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政策分析能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城市公用事业管理能力、劳保的社会保险实务操作能力等。在优秀课程设置上,应以通识课程为基础,在保障开出教育部指定的优秀课程的前提下,设置足够的体现本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特色、优势的专业课程。对主要专业实验的规定,鉴于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验课程的完全相同,以及“电子政务”实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非必要性,应调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主要专业实验”课程。诚然,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之路,还应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施设备等教学资源的专业化,限于本文的议题范围,不赘述。 作者:王乐芝 李元 韩东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事业管理论文 一目前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课程学习现状分析 该研究已对本年度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的该课程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从授课开设时间、课程授课进度、课程数学基础、课前对SPSS的掌握程度、课堂教学手段、数据分析能力、作业量和难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调查。样本量是50个,从收集回来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来看,该专业学生在学习定量研究方法课程呈现下述特征:第一,多数同学认为课程最佳开设时间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目前是开设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课时安排也过于紧凑。第二,多数同学认为授课进度适宜,并且大多数同学在课程开设前对SPSS软件不很了解,或者仅仅是听说过。第三,多数同学反映课堂教学采用视频教学、课堂电脑操作和课后安排上机更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当前的情况是未能开设上机实验课程,这也影响了上课授课进度和授课效果。第四,多数同学认为学习该课程能够提高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统计学基础对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解影响较大。第五,多数同学认为作业量适中、难度适中。当前作业布置以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调查结果为依据,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将课程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第六,多数同学认为希望的考核方式是上机操作与开卷相结合。当前采用的仅仅是开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也未能全面考核同学对SPSS软件掌握能力。 二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及方案设计 1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定量分析 课程属于方法论类课程,为科学研究和管理决策等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其实践性很强。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课程在公共管理专业中的理论和实验教学改革和实践,对于促进教学工作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对象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多方面改革着手,提高教学对象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第二,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优秀专业课,主要通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使得学生理解和掌握“数据处理技巧”,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高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加强实验教学改革,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定量分析理论功底,还具有较好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够使用数据分析软件解决实际问题。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工作改进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能够系统地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教学考核方式、教学评价等内容全方面设计定量研究方法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方案。第二,设计与公共管理专业相关的实验内容和方案,将课程教学和实验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第三,改善评价方式,将过程性评价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来,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应用性及创造性。 2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及几年来的定量分析方法课程教学实践经验,主要从以下方面设计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第一,明确理论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内容的联系和区别。解决理论课教学、案例分析和上机实验部分如何有效的联系的问题。第二,实验设计方案。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背景,单项实验与综合实验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和统计软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转变考核方式。探讨理论学习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的有效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应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由一次性考试转变为全过程考核,激发学生学习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动力。第四,配套教材的编写。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相关数据资料和教材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普通反映教材方面的不足,在该教学改革方案下,需要编写与专业相关的实验教材和课程理论教材。第五,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学习效果长期追踪,对毕业论文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比率和使用程度进行评价。对于课程教学而言,预期能够通过教学改革达到以下效果:第一,通过系统化地设计该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方案,为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全面的指导。第二,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量研究方法学习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第三,以考核促进学习能力提高为目的,由传统的试卷考核方式转变为过程导向的考核方式。第四,为其他讲授定量方法类课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提供实践经验。 作者:陈娟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论公共管理专业论文设计教学改革 1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存在的制约因素 1.1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 教育主管部门明文规定: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撰写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它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也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过程要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是制约当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就目前而言,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定位不准确。甚至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将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定位专业选修课,这导致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在课时的安排,教师人员的配置,教学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对教师而言,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部分高校将毕业论文(设计)定位为一门选修课,而毕业论文(设计)这门课程所讲授的论文选题、论文写作的方法、格式和规范,参考文献选择、外文文献翻译等等需要花费教师和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相应的课时安排和重视程度都不到保障,教师在论文写作的教学过程中只能侧重对于空洞的书面讲授,忽视了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强调实践性和参与性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直接参与和动手写作的能力,不仅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质量大打折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显得力不从心。对学生而言,教学目标的不准确使得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两点误区。首先,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但由于本科生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学生用于开展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大多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不够。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培养和考查的恰恰是学生的科研能力,但由于课程的安排和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无法将所学的有限的知识与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其次,由于大多数高校将毕业论文(设计)设置为选修课,学生对这门课程重视程度不够。作为选修课,学生本能地认为毕业论文(设计)就是一门普通的增长知识的课程,只要求理解就可以,无需深入掌握。这就直接造成了学生普遍对毕业论文(设计)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结果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学生没有能力将毕业论文做好。虽然部分学生论文写作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但是学生又得毕业,最终结果就只有在执行的标准上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学生素质的培养。 1.2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 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对教师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要求非常高,青年教师由于工作不久,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时间较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与老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其次,部分高校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定位选修课,学校以及学院对课程教学的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都不够,更不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专项的进修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而言,时间和精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工作。由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或是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工作,或者担负着行政领导职务,常常无法保证或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工作,特别是毕业论文设计还是一门选修课,教学的质量往往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1.3相关专业教材缺乏 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由于缺乏相应的教材,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材往往采用政治学或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缺乏公共管理专业所需的专业性、实用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就仅有的几部教材而言,教材内容普遍存在滞后性和非针对性。在这些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中,有的教材侧重于经济类管理,缺少针对性;有的侧重于政治学,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还有的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随国内外公共管理专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更新,许多方法和事例难以满足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要求。 1.4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而现在的教学仍然停滞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依旧单一僵化。教学、教材和课件依然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被动地依赖教师,部分学生需要教师的亦步亦趋的督促式指导,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升的路径探析 2.1明确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 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首先,高校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教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其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恰恰需要平时的摸索和锻炼。其次,学校、学院可以聘请校内外一些学历较高、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通过这些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不仅可以减轻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而且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目前最优的解决路径是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共同参与毕业论文课程的教学工作,老教师更多的是对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而青年教师直接参与到教学的第一线,形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梯队,既达到了锻炼教师队伍的目的,又扩大了学生与教师在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交流的空间,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2.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为了改变目前教学的现状,相关部门应联系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我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教材,提高专业教材内容的适用性。教材应当服务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首先,在理论层次方面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明确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共性特征和作为专业学科的个性特征。教材必须明确毕业论文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目标,并为教师的教授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学习论文写作的教材。其次,在实践能力方面上,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熟练掌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并且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实现将四年所学知识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4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必须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运用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以学生实践为优秀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使得教学活动逐步由“re-ceptive”向“creative”转变。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为解决问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论文阅读,思考分析,并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小论文形式提交等。这一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的过程。”其次,学校教务部门和相关学院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类似教学比赛性质的交流活动,不仅可以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可以及时解决教学难题,总结教学经验,不断为专业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针对公共管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学校应当全力支持和鼓励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走出课堂,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最终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冠群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探究论文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在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各种要件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是影响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关键因素。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是公共管理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因为用人机制欠完善,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状况还不容乐观,特别在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学历、知识结构、应变能力、科学合理化配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管理服务的构建。本文深入分析其原因,从加强教育培训、人才考核制度、加强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素质研究论文 摘要:在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各种要件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是影响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关键因素。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是公共管理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因为用人机制欠完善,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状况还不容乐观,特别在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学历、知识结构、应变能力、科学合理化配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管理服务的构建。本文深入分析其原因,从加强教育培训、人才考核制度、加强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教育部在1998年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以来,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职院)近千所,由于各高校的办学条件及资源的差异,再加上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结构上的内在矛盾,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方向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 纲要 )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如何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发展的前提下规范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提高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适应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合理确定自身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教育模式,必须根据当前政府改革的方向,进行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本文在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长期教学与教学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提出了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一需要—结合—转变”模式,谨供各位同行与专家探讨。 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能力—需要—结合—转变”模式,简单地讲就是指“一个能力本位”、“两个需要”、“三结合三转变”。具体内容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需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指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要和满足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的需要;“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转变”是指人才培养由理论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由知识积聚型人才向能力开发型人才转变、由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转变。 一、以能力为本位。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学科”。公共管理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政府部门需要的是具有较高修养的、有较高政策水平的、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以能力为体位,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一个能力本位”中的“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理论能力包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掌握公共管理理论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技术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系统分析、统计分析、调查分析、计算机分析等科学方法或技术。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包括: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能独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专业理论、技术和实践能力要具体转化成学生的实际能力,就必须有一个显性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学生必须具备“动脑”、“动嘴”和“动手”的能力。“动脑”就是“脑瓜子”要灵,要政治可靠、思维敏捷、反应灵敏、创新意识强;“动嘴”就是“嘴巴子”要活,要有口才、具备较强的协调与沟通能力;“动手”就是“笔杆子”,要有文才、学术研究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四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包括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土地管理学、地籍管理学、财政学、保险学原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险、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府经济学和经济学等科目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人文素质是指具备人文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等)、理解人文思想(优秀是基本的文化理念)、掌握人文方法(人文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遵循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方法)。科学素质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一个学科和专业是由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构成的,其规范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基本课程体系。基本课程体系的建立表明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系统化、集成度和学科的成熟程度”。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要设置知识模块、能力模块和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包括公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力模块包括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及综合技术能力)及实践能力;素质模块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每一个模块自身都有各种课程支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体系。 二、以社会需要为导向。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公共管理类人才存在大量缺口,尤其是政府部门缺少既懂管理又懂经济又能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才,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就业呈“多方向的市场特征”,但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以政府部门为主,所以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从政府职能的特征出发,从职业要求考虑,体现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特点。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以社会需要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又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这些学科的知识在不同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应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以需要为导向,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要和学生就业与继续深造的需要。 “厚基础”就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面要宽,既有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要有反映本学科发展动态的课程,如公共管理前沿、公共管理专题研究等;“宽口径”是指公共管理类课程设置要体现不同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高等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宽出路”是指本专业学生就业门路要宽,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兴趣爱好、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继续深造学习的需要。 三、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才成长规律。抓好“三结合三转变” 《纲要》提出人才培养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此,只有遵循教育教学与学生成才成长的规律,才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体现能力本位,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在教学实践中要自始至终地抓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三结合”,促使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的“三转变”,从而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一)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设置课程体系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科,与法律、教育、管理、规划、建筑等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的学科……它既是一种研究,也是一种实践”。因此,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在精简、强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设计并安排实验和实践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共政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公文写作、社会调查与统计、土地测量、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听证程序设计、学术论文写作方法、计算机理论与数据库应用技术等课程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与考察、认识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在基本课程相同的基础上,各院校都要极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力求提供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二)坚持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原则,实践“开放式”教学法 《纲要》要求“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因此,应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和学校实际,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同时,“注重学思结合”,采用“开放式”教学法,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方法,按照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模式,鼓励教师更多地采用问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教学法等,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开放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变单向灌输为师生协同互动,既改革“教”的方法,又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坚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开门办学,充分发挥校内与校外两种教育资源的作用,促使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要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实践中,坚持以学校培养人才为主体、以社会育人为依托,建立校内校外实践、实习基地。 学校内的实践(实习)基地根据学校特点及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建立,如电子政务实验室、模拟法庭等。从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要求来看,公共管理类专业可依托学校条件建立“五中心一平台”实验基地,即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心、公共管理绩效考核实训中心、公务员考试与培训中心、人力资源管理模拟中心、社会保障实训中心和电子政务实践教学平台,满足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培养动手能力的要求,把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实习)环节紧密联系,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纲要》提出“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校外活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立足本地,面向区域,辐射全国。因此,要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科方向与特点,在政府部门、公共企事业管理单位、街道办事处及村委会建立实践基地。东北大学等高校探索公共管理专业“校府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使政府机关能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给毕业生,也让学生能够在‘校府合作’的模式下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积累和增加社会实践知识和能力,并能够回报社会,从而为我国政府提供高素质的后备人才”。实践教学可采取“项目驱动型”实践教学法,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课本为中心向以项目为中心的转变、以课堂为中心向以情景为中心的转变。学生在“项目驱动型”实践教学过程中知道了自己要“学什么”和“如何学”,向“能力型”发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职业意识和行政职责(伦理)观念,并健全、完善、提升学生的人格和德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政治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与时俱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应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社会需要)和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才成长规律。各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水平,突出自身的办学资源优势,设置理论与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建立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实现以能力为本位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研究 “社会学概论”作为一门概论性质的课程除了是社会学专业的基础课之外,还是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鉴于本课程的基础性和非专业性,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社会学概论主要在一二年级开设,这要求既要传授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又要为专业课程的开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体会。 一、教学内容 社会学概论是这门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很难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讲解,特别是在总的学时减少的前提下,例如,出于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考虑,我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社会学概论》由原来的72学时减为54学时,这需要我们对整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编排和取舍。 1、明确课程性质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世界,我国社会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重建,它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学科。其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其研究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不但注重描述现况,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现在社会学概论不仅是社会保障、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必修课,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学习社会学课程,不仅可以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又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更好的理解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同时也能帮助其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 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来讲,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与常识的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人们熟悉。所以在一开始会有部分学生认为社会讲授的是众所周知的事物、是一些常识的集合。但实际上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并得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关于理论与常识的区别吉登斯曾说,社会学的理论比之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提出的看法更有组织也更自觉,社会学者的研究依赖相当的资料,社会学针对广泛的社会议题作总括性的思考。 2、合理布局课程内容 课程在简要介绍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对个人社会化、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分析来认识和学习社会学。关于社会学概论性质的教材比较丰富,以彭华民、杨心恒主编的《社会学概论》为例,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绪论,主要讲解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地位及其应用;(2)个人与社会互动,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等;(3)社会结构,主要包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与流动等;(4)社会制度,主要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宗教制度等;(5)社会变迁与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变迁、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这本教材的设置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思维编排从个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化入手,逐步过渡到社会互动、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等。笔者认为,这种内容安排既保证了学生对学科有一定的整体认识,又能由浅入深增加学习兴趣。 3、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社会学的理论流派较多,每个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有的理论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在讲授时就要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例如,在讲授理论与学者时,可以从学者的生活背景、生平和学术生涯入手,这种方法十分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理论,在这方面《发现社会之旅》是一本十分不错的参考书籍。再者,在讲授理论可以结合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我在讲解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时,吴飞的《浮生取义》作为对中国自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种内容安排能有效的提高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 二、教学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学校和学生对于满堂灌式的教学都已经持否定的态度,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满足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需求,我在教学中主要使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思维启迪法 改变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首先就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去,让学生的思维跟随老师一起运转起来,激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个人社会化”这一节的内容时,为了让学生发现媒体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笔者展示了四张不同影星抽样的剧照:一位中国男性、一名中国女性,一名外国男性、一名外国女性。让他们观察这四张照片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一:抽烟,这一点很快被他们发现,当然这不是重点。共同之处二在我的提示下大家发现:四张照片都很酷、很有吸引力。继而提出问题:影视作品中的这些镜头为什么这样设置?这样设置对于青少年吸烟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我又展示了一张现实生活中几个中学生抽烟的照片,这引来了一阵笑声,因为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打开他们的思路,让他们思考。这样一方面增加了课堂的兴趣,另一方面提 高了观察探究思考的积极性。 赖特·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对于以后可能从事社会管理的公共管理类学生来说,主动思考,看到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十分重要的心智品质。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性教学常用的方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社会学理论,既可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度,又是一次利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尝试。社会学的理论比较抽象,仅靠概念的诠释是不够的。如在讲授“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时,仅仅指出这是“一种认识到个人经历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心智素质”。很难让学生理解,我在教学中主要通过“喝咖啡”、“离婚”、“失业”等案例让学生思考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事件与世界经济、文化的关系。这样学生才能明白社会学想象力的意义,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变得知晓他所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理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3、体验教学法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与人类行为的学科,所以,仅仅让学生学习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根据自己真实的体验理解、掌握社会学知识。为此,我在教学中采用了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获得体验,如在讲授社会化这一章节时,我首先跳出自身回顾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经历,在我的带领下,学生们也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通过回忆,发现在各人的成长中家长与社会通过服装、玩具在塑造着自己的性别角色,通过不断的奖励与惩罚塑造着自己的个性。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调查增加学生对社会的理解。社会调查是社会学获得研究资料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增加社会观察的一条重要途径。实地调查的感性体验使学生走出了象牙塔接触了社会,这有助于克服知识理想化、真空化的缺陷。 三、考核方法 成绩考核是整个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考核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措施,对教师来说是总结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思的重要途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掌握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为更好的认识社会与融入社会提供帮助。故在教授本课程时我采用的考核主要有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有出勤、课堂发言、撰写小报告等组成,期末考试采取过开卷和闭卷的形式。即使是闭卷考试,也十分重视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检测。将纯粹对知识点的考查转向对知识运用能力的考查。例如,描述这样的一句话,“,近年来,30岁左右的单身男女获得了一个充满尴尬和自嘲意味的称谓——‘剩男剩女’”,让学生利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观点分析社会现象。 除了这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外,良好的教学效果还有赖于教师的教学状态,为此,学校、院系、教研室形成了三级教学监督机制,每个学期对教学效果提出意见和建议。 总之,多方法多措施的综合运用是提高社会学教学效果的保证,在新的时期下,不断探索大学教育的方式方法是每一位高校教师必须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学科专业发展公共管理变革研究 摘要: 上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革催生了新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管理学科。形成和建构中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需要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给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要求与可能。作为全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基本依托的教材建设,是契合当代世界公共管理发展大势,结合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能深入浅出的公共管理教材建设,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公共管理模式;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教材建设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在西方肇始,继之波及全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总体走向缓和,传统的阶级统治走向常态的政治管理,并最终落脚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态势下,各个国家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公共管理体制,以改革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回应公众需求为总体目标,不断探索,从而使得这一场波及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步步走向深入,方兴未艾。从人类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和处置来看,这一场政府管理改革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归根到底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所谓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在处置公共事务即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功能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基本要素构成及组合方式。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以及前正在形成发展的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①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是对曾经最具影响的公共管理干预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认识到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解决经济尤其是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人们开始认识并重视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随着政府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和财政能力的增强,政府(行政机关)开始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主导,行政国家逐步形成。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支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府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行政权力行使单向度,行政权力无所不包、行政权力无所不在。虽然行政国家塑造了自己的辉煌,即西方的高福利与东方国家通过计划经济获得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在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民主浪潮高起的态势下,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政府财政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循此视角,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失败。同时,也决定了政府管理变革,从内容上说主要就是要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改革,改革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明确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政府管什么以及如何管,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资源配置机制,整合资源,做好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以回应公众的需求①。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政府的行政方式上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中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确认了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②,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二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这一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现实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而现实的改变和理论的研究,迟早会促进思想与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实践中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与这一变革相应适应并促进变革走向深入的理论。人类对公共事务专业化的管理,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科学管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英国文官制度而构建的现代科层制政府,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也形成了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行政理论。由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政府管理改革或者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针对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逐步走向成熟,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业已出现一个新的注重以政府为优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协力做好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当然,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人们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们从托马斯•库恩关于一个新的学科模式出现的基本要素,即范式的承载主体———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范式的本质内容———如何看待世界的信念、范式的运动方式———轨迹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管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门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在当代中国,自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①,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三 对社会科学而言,现实变革推动和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决定了一个学科形成后,必然是深入地展开学科理论研究和培养学科专业人才,而且,理论研究同时也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如何进行理论研究?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此而论,公共管理的共通的、是普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无不是在自己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尤其是在自己的政治和公共管理制度下展开的,从而有自己的特点,回应自己国家特定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说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优秀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是“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优秀,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四 学科理论的研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的先导。所谓专业,是社会分工、学科知识和教育结构三位一体的组织形态。其中,社会分工是专业存在的基础,学科知识是专业的内核,教育结构是专业表现形式。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教育过程,是一个确立人才样式并表述了培养目标,明确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并落实到课程与教材,而教材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我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公共管理专业的建立①,在全国公共管理学者和教师的努力下,从“八五”到“十二五”,系统地在不同层面展开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应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十三五”展开在即,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并走向完善,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变革需求,如何在以往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的教材建设以回应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一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高等教育出版社是率先展开这一工作的出版社之一。2013年开始,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的张冬梅同志和编辑刘杰同志向公共管理学界征询公共管理新一轮教材建设的方案。2014年初,云南大学崔运武提出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建设方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基本认可。以此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组成了编写委员会。2014年4月19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讨论了教育体系和书目,以及基本分工和要求。2014年9月20日,在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编写会议,重点讨论了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展开了编写工作。我们形成的教材的基本编写主要原则或要求,一是尽可能吸纳当代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学界公认的成果(这是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同时,尽可能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现实和制度要求,写出中国的特色,回应中国公共管理者培养的要求。二是在教材的表达上,力求简洁、清楚,并尽可能吸引当前教材建设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通过教材的引导,拓展学习范围,让使用者喜欢用、能够用、便于用。教材的编写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要求编写者不仅要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或理论准备,以便准确地把握当前理论的成果与前沿,同时还要用深入浅出,在有限的教材篇幅中将学科理论精华向学习者讲清楚并让学习者认同乃至喜欢。就此而论,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编写者或编著得原有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的地域等条件所限,使得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以及教材的编写和表达,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一方面,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人才培养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者广大公共管理学者、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教师和同学,以及相关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和同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不断的努力和进步。 作者:崔运武 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公共管理论文 一、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以、满足各领域对不同岗位人才的需要,应适时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在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同时,也对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优良的道德品质、深厚的理论知识储备、研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会能力。 1.“德才兼备”是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性要求。 公共管理硕士生未来将会就职于在各个公共领域,唯有具备道德责任意识,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费席勒曾说:“谁在道德方面只想关心自己,谁就连自己也关心不了,因为他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关心整个人类。他的德行绝不是什么德行,而是一种甘为奴隶、贪图报酬的利己主义。……每一个熟悉我们的人,则会单纯由于熟悉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与我们共同受到委托,去寻找和创造社会生活。”费席勒指出了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辩证关系,明确了道德的基本内容。这恰与公共管理者的服务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公共管理中“德制”的建设,正是公共服务精神物化的过程。公共管理治理模式要求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在面对新时期各种诱惑时不仅能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更要有道德责任意识,将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从“实”出发,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2.纵观国内外公共管理硕士生教育,不管何种教育模式,其基础都是深厚的理论知识。 好似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是成果转化、技术开发的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是无源之水”。实际操作能力固然重要,然而深厚的知识储备却是其薄发之基础。因之,公共管理硕士生在具备其他素质、能力的同时,要拥有广泛、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只有那些既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又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邻学科知识的人才,即T型(基础理论宽厚、博大精湛)人才,π型(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在两个以上学科中具有精深造诣)人才,才能适应科技的迅猛发展,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教育目标即是未来公共领域的精英,然而,21世纪的公共管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只有熟悉、掌握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公共经济等关联知识背景的管理者,才能化腐朽以神奇,自如应对。 3.问题的研析能力是对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根本性要求。 公共管理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决策,尤其是公共行政选择、政策有效性判断等,这不仅需要各种分析技能作为基础,还需要复杂的分析工具辅助。同时,拥有分析问题、研习问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在面临激烈的竞争、复杂环境时仍能够保持清醒、审时度势、选择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路径。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旨在培养公共领域高级应用人才,对学生分析能力亦有要求,即培养他们具有熟练的分析技能。“他们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公共政策代表了一系列的选择,它一定要建立在有效的实证、经济、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样现存的政策也必须经过评估来决定它们的有效性。这些都要通过对成熟分析工具的熟练运用才能实现。政策分析对于良好的政府治理至关重要。”公共管理硕士即将面对的是一系列错综交叉的事务处理,没有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他们何以承担治理、服务任务,提高管理水平? 4.社会能力,它要求公共管理硕士生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有效转化,运用到社会实践、现实工作中去。 这不仅包括娴熟运用组织、控制、管理等方面的技巧,还包括有效的人际沟通、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探索与创新能力。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将社会能力分为两种智力:社会智力(socialintelligence)和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在他看来,社会智力是处理(人际)的一种能力,实践智力则是(处事)的能力。“实践智力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然而,公共部门管理人事繁杂、环境瞬息万变,未来的从业者恰恰需要这种社会能力,合理配备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任何组织都是有多元化的人群所构成的,而人力资源又是最弥足珍贵的。唯有合理的开发、使用人力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让整个组织成为一体。公共管理硕士生不同于其他专业研究生,它旨在培育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共部门现代化与专业化要求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因此要求公共管理硕士在具备广泛理论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能实际胜任公共部门事务处理,真正成为训练有素的公共事务实践者。 二、在中国,公共管理学教育虽然已发展几十年,但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不足 公共管理硕士生,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实践能力,但其专业素养仍是不够的。为此,应借鉴西方尤其美国公共管理教学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模式,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级、专业人才。“实践能力是保证个体顺利运用已有知识、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所必需具备的那些生理和心理特征。它是对个体解决问题的进程及方式上直接起稳定的调节控制作用的个体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身心能量系统。”然而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MPA)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偏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笔者认为可从研究生知识的习得与测评两方面加以改进,以期提高公共管理硕士生的专业素养。借鉴美国公共管理教学经验,从教学内容入手,重视案例教学,强调学员研讨。专职教师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之外,还要进行理论研究,承担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课题和研究项目;兼职教师则主要是结合理论向学生传授政府管理中的实践经验。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自主分析、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对于测评,不单是检验学生理论知识掌握如何,也要注重社会实践的参与。认清中国目前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方面的不足,在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升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徐玉佩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综述 一、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在知识把握的同时,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该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需从多方面协同进行,如:国际化理念的形成;教学实践层面的教材国际化、教学方式的借鉴;国际化实践中派出交流学生实地学习;师资采用方面引进国外教授进行授课。教师的国际化。作为教学研究的主体力量,教师本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与实践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其国际化视野。教师的国际化主要有如下类型:首先,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积极外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其次,直接引进国外任教教授,作为特聘教师,定期到学校进行讲学和课程指导;再次,招聘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其最新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理念与方式,带动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同时,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还可以借助教师的海外学习、特聘教授和海外归国教师在国外的平台和关系,积极为公共管理引入更多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此外,鼓励教师在任教期间的国际交流,如: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研讨会等,通过与外籍专家的交流把握国际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促进教师在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成长。教学的国际化。作为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中最为的重要一环,教材的选取、教学方式的选用、教学重点的把握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都决定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是否符合教学国际化的要求。 首先,课程的通用性:在国际化的教学中要注重选择某些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并向参照和借鉴国外同类优秀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式,确保教学内容与国际的接轨;与此同时,保证课程本身的特殊性,实现通用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其次,确保教材的先进性:所选的英文教材一定要有国际先进水平。开设全英文课程的前提之一是参照国家的英文课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英文教材也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材,以期实现全英文课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目的;再次,师生的主动性:师生投入英文教学环境要有主动性。全英文课程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主流教学方式,是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阳春白雪”式的课程,对师生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语言交流、教学案例、应用案例、考核方式都需要吸收并创新。因此,师生都需要投入较大精力。此外,内容的选择性: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要有选择性。教师精选教材,才能使学生在精读材料和浏览材料上有所区别,以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质量的可比性:课程质量的要求要有国际可比性。为了实现国际教育接轨,全英文课程与国外同类课程应该具有可比性。一般认为,可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同课程、同课时的情况下,学习课程的效果应该基本相同;保障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同班学习,没有语言的障碍;与英语国家实现无障碍的教学合作。学生国际互访交流。当前本科的公共管理专业应该借助学校的大平台,与其他合作学校商谈学生访问和交流的合作项目;同时,在开展与国外学校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引入学校间的互派交流学生事宜,在提高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本身的素质和培养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中,提高我国该专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学生的国际互访交流既可以是互相派遣交换生,进行短期的海外学习并且承认彼此的课程和学分;也可以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在学生培养环节进行合作;最后共同颁发文凭。 二、结论 鉴于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起步晚、发展快、质量有待提高的具体现状,以及当今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成为了国内该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要求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多方联动,既需要实现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方式的改进也需要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国际元素的引入。然而,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特殊性的保持,即关注和立足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内的具体实情,把握国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性,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实现具有特色的国际化。 作者:杨一帆 米曾丽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探求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教学的革新 1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存在的制约因素 1.1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 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对教师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要求非常高,青年教师由于工作不久,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时间较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与老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其次,部分高校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定位选修课,学校以及学院对课程教学的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都不够,更不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专项的进修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而言,时间和精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工作。由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或是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工作,或者担负着行政领导职务,常常无法保证或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工作,特别是毕业论文设计还是一门选修课,教学的质量往往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1.2相关专业教材缺乏 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由于缺乏相应的教材,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材往往采用政治学或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缺乏公共管理专业所需的专业性、实用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就仅有的几部教材而言,教材内容普遍存在滞后性和非针对性。在这些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中,有的教材侧重于经济类管理,缺少针对性;有的侧重于政治学,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还有的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随国内外公共管理专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更新,许多方法和事例难以满足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要求。 1.3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而现在的教学仍然停滞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依旧单一僵化。教学、教材和课件依然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被动地依赖教师,部分学生需要教师的亦步亦趋的督促式指导,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升的路径探析 2.1明确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 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①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首先,高校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教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其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恰恰需要平时的摸索和锻炼。其次,学校、学院可以聘请校内外一些学历较高、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通过这些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不仅可以减轻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而且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目前最优的解决路径是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共同参与毕业论文课程的教学工作,老教师更多的是对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而青年教师直接参与到教学的第一线,形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梯队,既达到了锻炼教师队伍的目的,又扩大了学生与教师在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交流的空间,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2.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为了改变目前教学的现状,相关部门应联系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我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教材,提高专业教材内容的适用性。教材应当服务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首先,在理论层次方面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明确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共性特征和作为专业学科的个性特征。教材必须明确毕业论文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目标,并为教师的教授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学习论文写作的教材。其次,在实践能力方面上,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熟练掌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并且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实现将四年所学知识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4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必须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运用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以学生实践为优秀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使得教学活动逐步由“re-ceptive”向“creative”转变。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为解决问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论文阅读,思考分析,并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小论文形式提交等。这一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的过程。” 其次,学校教务部门和相关学院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类似教学比赛性质的交流活动,不仅可以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可以及时解决教学难题,总结教学经验,不断为专业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针对公共管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学校应当全力支持和鼓励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走出课堂,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最终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冠群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生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 一、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面临的现实困难 学生需求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 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 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 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 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 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 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与演变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因此无论是经典的经济学教材还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多使用英文撰写。前文提到的国内中文本教材大多也参照国外教材体系进行编写,中译本教材则受到译者素质和跨语言文化表达固有困难的影响,常常让学生无法准确理解各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真实含义。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另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采用外文教材也便于其日后接轨学习,满足了学生潜在的多层次需求。 作者:张平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课题式实习形式管窥 一、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目标 当前管理类专业的实习普遍存在实习积极性不高,实习内容空洞,实习过程不规范、要求不严格,实习效果不明显等现象。这些现象和实习模式本身以及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也和大学生自身的认识有关。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生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往往将很多精力用在考各种资格证书和其他一些看似能迅速带来效果的事情上,但是对毕业实习在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未来发展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真正投入在实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习的形式化、空洞化。传统的实习模式很难纠正和规避实习中的漏洞和不良现象,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实习的效果。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毕业教学实习的传统模式下,实习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习目的不明确,任务指标模糊,特别是无法精确考核每个实习学生的实习状况和客观效果,少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以实习为名复习考研、找工作,甚至游玩。 通过检查实习学生必须提交的实习作业发现,许多实习学生的实习单位不合格;实习鉴定意见、单位盖章不规范;实习日志、实结相互抄袭和网上下载较多;指导老师任务职责不清,难以检查和评比,导致一部分指导老师不负责任,把精力放在其他事项上。上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使本来极为重要的本科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本科教学质量。基于有效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目标,大力提升本科毕业教学实习效果的目的,我们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以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教学实习进行了初步改革,提出了课题式实习的新思路与方法,建构起课题调研任务导向型的实习机制和新模式。课题式实习模式通过强化实习监管责任,积极预防实习形式化现象,可以大大增强毕业教学实习学生的自觉性和规范性,为学生学术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提供帮助,使实习真实有效。 二、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双向建构实习题库 双向建构实习题库是课题式实习模式有效展开和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实习课题的范围、内容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实习的效果和质量。好的选题既能为学生实习指明方向,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很好结合起来,使其不仅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提高科研能力,深化理论思维,而且还将使其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基于此,我们首先通过到实务部门调研,广泛征集公共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进行实习课题的初选。在初选课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专业,对其进行归类,形成专业类实习课题库。在课题题库中,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习课题30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35个,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15个,行政管理专业12个。在92个课题库中,基础理论研究17个,约占总题库的18%左右,实证调查分析75个,约占82%左右。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无论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还是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三个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题构成中,都偏重和强化实证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题细化和优化 在专业归类课题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其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保证课题的优化。我们要求各教研室对初次选题进行集体讨论和论证。讨论涉及各课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围绕课题形成的设计方案、课题研究所能达到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展开,给每个课题进行打分和排序,从中选优。实习学生在选题时还可以对这些题目进行细化,便于研究深层化和实习调研具体化。为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这些题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还在各题目下配有课题简介,对各课题的主要内容、难点与焦点加以提示,使实习学生选题时目的性更明确,针对性更强。另外,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动态的、复杂的,因此,我们对反映管理实践的课题进行了动态化管理。每年组织教师根据理论发展前沿和社会发展动态对课题进行调整,以保证学生调研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三)优选课题指导教师 课题指导老师是保证课题实习质量的重要因素。学院课题指导老师主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调研和学术创新活动,更多的是从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进行引导,侧重于理论把关,侧重于从理论前沿和理论创新视角帮助实习学生。政管学院课题指导老师由23名专任教师组成,全部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其中博士15人,约占65%;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14人,约占60%。我们对学院指导老师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并制定了一系列要求和规范,以保证他们能在学生实习中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强调充分发挥实务部门指导老师的作用。实习单位指导老师主要针对实习过程中的工作和生活等实际问题给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侧重于实践的把关,侧重于从工作实践和职位角色定位来帮助实习学生。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引导和双重养成,能够促进实习学生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避免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 (四)专业链群设计战略 专业群推进与拓展是课题式实习模式的重要特色。专业群建设是教育部主张和倡导的专业综合改革的基本价值。课题式实习模式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改革为龙头,全面覆盖到整个公共管理类专业,继而成为整个学院固化和坚持的实习模式,形成了公共管理各专业间、公共管理专业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间相互融通,相互支撑的建设战略。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学科上具有同质性,在实践应用中具有相似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虽然属于法学类,但在学理上能够厚化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拓展专业课题式实习模式,有助于形成师资优势,便于实习过程的监管,实习学生间也容易进行相互交流、帮助和提高。首先,我们在实习课题库建立的过程中,打破教研室和专业限制,让学院所有教师参加不同专业课题的论证、选择,最后由各教研室最终确定本专业的实习课题库。这种做法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使课题库中有很多创新性、交叉性的题目。另外,我们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一名本专业的课题指导老师,主要由其对学生实习课题的选题、撰写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同时,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也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推荐的联系方式和学院其他课题指导老师进行联系,请教专业问题,形成一种互动开放式的指导模式。 (五)强化过程监控 过程监控是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通过五年多的实践探索,我们总结和完善了由学院、实习单位、实习学生和指导老师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全方位、立体式的实习过程监控机制。 1.解决学生课题实习中的困难 解决学生课题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确定实习课题。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学生在课题指导老师的帮助下,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和知识积累,另一方面结合实习单位的业务内容选择和确定实习课题,实习过程也是完成课题的过程。对未能在双向课题选择机制中选定实习课题的学生,学院实习领导小组进行及时沟通和协调,保证毕业教学实习学生课题的全部确定。二是为自主实习学生提供介绍信等各种单位证明,方便学生的实习联系。同时,对于没有找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学院及时帮助确定实习单位。 2.加强课题实习平台建设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建设了多个实习基地平台,包括政府、科研单位、学校医院等。我们建设了“中共陕西省委讲师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周至县人民政府”、“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陕西省人事厅”、“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和“周至县终南山镇西周初级中学”七个实习基地。此外,还与临潼区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合作发展。通过举办实习单位与学院间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实现学院教学资源与实习单位实务资源共享与共赢目标。 3.注重细节管理 学生来到实习单位后,按照课题要求,实地开展调研,认真撰写实习调查报告。每个课题指定一位专任教师,对调研方案的设计、调研报告的撰写、调研过程的安排进行专门指导,对学生感到困惑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学生可通过电子信箱、电话与指导老师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分享实习过程的快乐,化解实习过程的困难,交流实习过程的经验。实习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和环节都计入实习成绩的评定和考核中。 4.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制度 实习时间过半后,我们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赴实习单位对整个实习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听取实习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与实习学生和带队教师进行座谈交流,了解实习工作的进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性建议,掌握实习工作第一手详细资料,动态解决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在实习的整个时间段,采取随机检查和指导的方式,保证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 5.学生自查的实习工作制度 我们要求参加实习的学生根据学院的实习任务和时间安排,每天、每周对自己的实习工作真实记录,反思总结,查漏补缺,自我管理。同时积极撰写实结和实习调研报告,做到实习结束,任务完成。在学生自查的基础上,实习指导老师要认真抽查,为实习成绩的评定和实习工作评优活动积累素材,掌握信息,保证实习成绩的评定和优秀者的遴选客观公开。 三、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创新与效果分析 (一)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创新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一种新型实习模式,它重视实习体系本身各要素的配套和效果的发挥,它把实习目标和过程进行有机协调,把实习效果和学生能力提高以及专业发展进行有机融合,调动实习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点及面,达到了系统推进,整体提升的目的。 1.课题式实习模式是目标任务导向型实习教学组织形式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以实习课题遴选和优化为优秀,通过强化过程监管,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实习教学组织形式。它以课题调研引领整个实习过程,增强了实习的目的性、针对性,使整个实习过程有明确的目标和依据,从机制上保证了实习的真实性、目的性和有效性。 2.课题式实习模式强调实习过程的有效监控 实习过程的有效监控是课题式实习新模式的保障机制。课题式实习模式从选择调研课题开始,到确定实习单位,最后提交实习日志、实结、实习单位和指导老师鉴定以及课题调研报告,刚性要求实习调研课题、实习单位、实习日志、实结和实习单位与指导老师鉴定的统一,杜绝了以往实习弄虚作假的顽疾。对课题实习过程中调研课题、实习单位、实习日志、实结和实习鉴定不一致的学生责令重新进行课题调研,否则一律确定此类学生实习这一环节不合格,严格的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习效果。 3.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一种立体式教学组织形式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及未来就业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立体式教学组织形式。课题式实习模式是课题调研任务导向型的实习机制,它的目标和手段是多元化、立体化而非单一化的,它的效果也是多元立体交织的。它要求学生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仅培养和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与人交往的能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另外,实习课题和实习单位的选择无不和学生的就业和未来发展规划密切相关。学院指导老师会在指导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引导,并和实习单位进行联系和商讨,尽最大努力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创造条件,拓展空间。 (二)课题式实习模式的效果分析 对我院近几年1365名毕业实习生的实习效果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课题实习学生全部合格,优秀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上,课题实习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增强了本科学生毕业实习的真实有效性 为了解和检验课题实习的效果,我们发放了实习情况调查问卷表,对实习过程、实习效果、学生对实习的总体评价、用人单位对学生评价等内容进行调查。对于学生的实习成绩和调查问卷表的信息我们每年都要制作统计分析表,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我们对08、09、10、11、12届本科学生毕业实习过程和效果进行了跟踪调查,课题实习学生全部合格,优秀率也大大提高。2008届毕业实习生267人,优秀率达到44.9%,2012届优秀率上升到66%。 2.提高了实习主体的积极性 学生带着课题实习,变过去的被动实习为主动实习,提高了实习主体的积极性。课题式实习方式可以根据实习者的家庭背景,个体的知识储备,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个体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灵活地选择,实习的行为是自觉的,克服了过去为实习而实习的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由于学生选择了自己关注和感兴趣的题目,就很容易形成持久和深入的研究,很多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就与实习课题密切相关,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学生论文。 3.提升了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学生在大三通过学年论文的撰写基本上掌握和了解了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和要求。双导师制的制度安排为打破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创造了制度平台。实习学生在学院指导教师的理论导引下,能够把握和选择专业领域研究的前沿性、重要性和焦点性问题,为高起点地研究专业实际问题和深化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学生学术研讨会制度(六届)为调研课题的理论升华提供了平台。2008年以来,通过课题实习调研参加学院年度学生学术研讨会的本科学生102人,这些学生的科研意识与科研水平显著提升。2011届几名本科学生通过课题实习所撰写的论文在我院院刊《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上发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应用性。 4.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学校学习主要是以理论为主,不可避免会与实践有些脱节,带着课题实习,既调动了学生研究实际问题的兴趣,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课题式实习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强化了学生的科研训练,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撰写积累了素材;另一方面,课题式实习可以使学生与实务部门联合攻关,及时解决公共管理实践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拓展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在对实习学生实习效果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学生对实习的满意度较高,认为实习加快了理论知识的转化,增强了自身实力。 5.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 课题式实习是带着任务的,课题本身就是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课题式实习任务的高质量完成意味着实习学生在理论层面完善了自我,同时,在实务部门的工作锻炼中,熟悉了实务工作的基本程序,了解了社情民意,为将来职业选择和职位服务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才能。通过实习,学生对自身职业目标的定位更加清晰,很多学生选择了和实习单位性质相近的就业单位,毕业后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角色。也有的学生通过实习,认识到了自己某方面的不足并努力弥补,从而在最后的就业竞争中胜出一筹。对我院近几年学生就业情况与其实习效果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作者:同满宏 寇莹 侯莎莎 杨丽丽 刘倩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探求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途径 1、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就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而言,专业所包含的领域广阔,要求对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学科门类的知识都有一定的积累;在知识把握的同时,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该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需从多方面协同进行,如:国际化理念的形成;教学实践层面的教材国际化、教学方式的借鉴;国际化实践中派出交流学生实地学习;师资采用方面引进国外教授进行授课。教师的国际化。作为教学研究的主体力量,教师本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与实践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其国际化视野。 教师的国际化主要有如下类型:首先,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积极外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其次,直接引进国外任教教授,作为特聘教师,定期到学校进行讲学和课程指导;再次,招聘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其最新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理念与方式,带动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 同时,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还可以借助教师的海外学习、特聘教授和海外归国教师在国外的平台和关系,积极为公共管理引入更多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此外,鼓励教师在任教期间的国际交流,如: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研讨会等,通过与外籍专家的交流把握国际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促进教师在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成长。教学的国际化。 作为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中最为的重要一环,教材的选取、教学方式的选用、教学重点的把握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都决定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是否符合教学国际化的要求。首先,课程的通用性:在国际化的教学中要注重选择某些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并向参照和借鉴国外同类优秀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式,确保教学内容与国际的接轨;与此同时,保证课程本身的特殊性,实现通用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其次,确保教材的先进性:所选的英文教材一定要有国际先进水平。 开设全英文课程的前提之一是参照国家的英文课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英文教材也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材,以期实现全英文课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目的;再次,师生的主动性:师生投入英文教学环境要有主动性。 全英文课程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主流教学方式,是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阳春白雪”式的课程,对师生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语言交流、教学案例、应用案例、考核方式都需要吸收并创新。因此,师生都需要投入较大精力。此外,内容的选择性: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要有选择性。教师精选教材,才能使学生在精读材料和浏览材料上有所区别,以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质量的可比性:课程质量的要求要有国际可比性。为了实现国际教育接轨,全英文课程与国外同类课程应该具有可比性。一般认为,可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同课程、同课时的情况下,学习课程的效果应该基本相同;保障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同班学习,没有语言的障碍;与英语国家实现无障碍的教学合作。 学生国际互访交流。当前本科的公共管理专业应该借助学校的大平台,与其他合作学校商谈学生访问和交流的合作项目;同时,在开展与国外学校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引入学校间的互派交流学生事宜,在提高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本身的素质和培养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中,提高我国该专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学生的国际互访交流既可以是互相派遣交换生,进行短期的海外学习并且承认彼此的课程和学分;也可以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在学生培养环节进行合作;最后共同颁发文凭。 2、结论 鉴于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起步晚、发展快、质量有待提高的具体现状,以及当今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成为了国内该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要求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多方联动,既需要实现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方式的改进也需要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国际元素的引入。然而,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特殊性的保持,即关注和立足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内的具体实情,把握国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性,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实现具有特色的国际化。 作者:杨一帆 米曾丽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研究 摘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对其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近几年实施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从管理制度建设、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创新训练项目;公共管理;培养模式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管理人才的学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推进,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客观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改革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已是必然选择。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一方面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另一方面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已有关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讨论多是关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专业实践等方面的内容等,对于如何通过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增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则少有论述。本文以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对其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近几年实施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进行分析和总结,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创新训练项目的运作过程 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运作过程一般包括团队组建与导师选择、项目选题与申请、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以及答辩与结题等五个阶段。 (一)团队组建与导师选择 创新训练项目通常以小组为单位展开,每个小组有3-5名成员,主要是大二、大三的学生。这些对创新项目有兴趣的学生自己组建团队,推选项目负责人,选择合适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考虑到新疆的地域特点,团队成员在基于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吸收少数民族同学加入。 (二)项目选题与申请 创新训练项目分为研究项目和调查项目两类,一般是指导教师提供一个或多个题目供学生选择;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与指导教师商讨。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创新训练项目,选题须新颖,要紧贴政策热点问题。如近几年就业是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我院学生以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境为主题的调查研究就成功获批部级创新训练项目。确定选题后,学生要完成课题的论证,然后向学校提交申请书。 (三)方案设计与组织 实施当项目获得立项后,项目组就开始着手开始实施方案了。部级创新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两年。学生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已有的方案开始实施。研究方案一般包括案例调研和问卷调查两类,导师要注意控制实施进度。针对方案实施中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鼓励学生积极应对困难,努力寻求其他方案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四)分析数据和撰写报告 当完成数据收集后,项目就开始进入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阶段。项目组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已经获得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制作分析图表,撰写结题报告。结题报告内容除了试验执行情况和研究结论外,还要对项目实施中的收获和体会等进行总结。可能的情况下,学生还应当对已获得数据和结论,按学术论文的要求和规范撰写论文,并及时发表。 (五)答辩与结题 项目进行到终期阶段,项目组不但需要提交总结报告,还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结题答辩。学生需要提前将项目的背景、完成的主要工作、获得的结果、发现的新问题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制作成幻灯片,现场向专家汇报并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然后根据答辩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结题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完成项目结题。 二、完善创新训练项目的建议 (一)加强创新训练项目的制度建设 要完善学校有关创新训练项目的管理制度。例如可以建立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领导小组,由主管副校长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教务处、学工部、实践中心、二级学院等。加强对项目的过程监控促使学生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能高度重视,积极投入。项目结题可采取灵活的评判机制。 (二)完善相关激励措施 要完善相关激励措施,激励教师投入到辅导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中。例如可以将指导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计入教师工作量之中,项目的成果可作为教师的教学成果。适当增加奖励机制,可以是精神奖励,也可以是适当的物质奖励。 (三)关注学生创新思维培养 要充分发挥项目过程管理,注重训练过程的积极作用,鼓励学生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大胆创新。对待项目运作的结果,要持宽容的态度,允许出现失败,但要帮助团队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 三、结束语 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进行科研实践,解决了学生只知理论知识而无动手能力的问题,提升了综合素质,增加了进入社会后的竞争资本。同时也提高教学质量,有助于推进教学改革。但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许多不足和改进的空间。需要指导教师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深入地交流总结,使创新训练项目在培养公共管理专业创新人才中发挥更大作用。(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基金项目:新疆大学部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二孩政策下乌鲁木齐市已婚适孕女性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作者:秦海波,吉亚楠,沈瑞瑞,郭豪华,胡阿提•朱马别克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摘要:提出将传授理论知识、培养实践能力、训练科学思维融为一体的教改模式,旨在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良好专业基本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并通过优化教学方式、构建紧密结合理论内容的实践课程体系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与人才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公共管理专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践能力培养 在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重要的方法学课程[1]。这门学科旨在传授社会调查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调查研究的操作过程、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独立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提高学生适应专业岗位的能力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然而传统教学侧重于理论教学,通过理论知识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这种教学方式虽然能系统连贯地讲授有关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却往往造成学生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相互脱节的现象,忽视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传统教学方式的效果不佳,有学者报道,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课堂积极性不高,课堂氛围较为沉闷,教学总体质量不高[2]。为此,我们曾经对我院公共管理专业四年级全体学生进行了针对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访谈,主要反映的问题有:理论部分较为抽象,学生理解困难,例如抽样方法、层次谬误等概念;该门课程理论难度较大,传统教学方法有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但应用能力提高不明显;实践课效果不好。传统教学方式是讲授理论之后,选取部分章节进行实践操作,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未能很好地结合,导致学生在实践环节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处理实际问题。因此,本次实践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针对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进而提出相应的教学改革建议,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最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课程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1教改的思路和方法 由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且不能脱离理论的指导,因此,实践课程内容的设计尤为重要。课程章节连贯性要求高,因此具体教学方案是把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各个实践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在社会调查的前期准备阶段、调查过程以及最后分析总结阶段依次展开。我们将实习课程内容分为几个环节:选择主题、确定测量值、制订计划书、拟订调查提纲、选择调查方式和方法、现场调查、资料录入、整理与分析、撰写调查报告。通过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练习和实践强化,使学生在遇到具体项目时知道如何下手,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选题、方案设计、实施调查和调查报告的撰写。教学过程的实施中,我们对学生的具体安排如下。 (1)学生以7人左右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每组选出组长,统筹组织管理。由组长负责总体安排和对组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分配,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 (2)授课第三周后开始选题,课题可以在教师建议的选题中选取,也可由小组根据兴趣和课题的可行性来确定。 (3)选题确定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包括如何选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问卷及访谈提纲、实施社会调查、整理调查资料及撰写调查报告等。调查方案是调查工作的行动指南,内容包括:调查目标、调查类型、调查内容和工具、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地域、调查时间、调查队伍、调查经费以及工作安排。首先开展小组内讨论,商讨确定实践内容,每个小组分别制作PPT进行汇报,然后教师针对每个小组的方案设计进行点评,指出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4)开展现场调查,进行资料收集。 (5)理论课讲完“调查报告的撰写”之后,要求学生在问卷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交代清楚调查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重点是把调研结果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地写出来。调研报告以书面的形式上交,并在实践课上汇报。最后教师对每组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 2教改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已经在2012级、2014级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亮点是将课程学习变成学生有兴趣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另外,评价方式更全面、更公正,能更客观地考查学生的具体能力和学习态度。 2.1系统地设计整个实践环节 按照进行一个完整问卷调查的程序,系统地设计问卷调查的实践环节,带领学生逐步进行科学研究,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完整的调查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布置学生要完成的作业,分别是选题确定、研究设计、问卷设计、撰写调研报告,这几个环节教学内容由易至难。在教学方式上由分项练习到最后的综合报告,逐步培养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主要手段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专业素养,锻炼学生全面考虑、综合判断的能力。 2.2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让学生在实践环节中意识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使学生自觉学习理论。例如,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讲解抽样方法比较抽象难懂,学生可能没听明白或者印象不深刻。当学生在实践课中研究自己调查方案中的具体抽样方法、样本规模等时,会主动看书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如此反复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水平均有提高,最终达到教与学相结合,进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2.3制订与完善实践教学计划 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实践环节,课程考核的设计是40%的平时成绩加上60%的期末考试成绩构成最后的成绩。这样可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使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4多种能力的综合训练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的严肃性和认真性,平时成绩评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参加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各种表现,二是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过程中的表现依据学生自我评价、指导教师评价及调查单位的反馈意见。调查报告的评分依据材料的真实性、调查对象的典型性、观点的新颖性以及格式是否正确、叙述是否清楚、理由是否充分、语言是否准确等。 3教改的实施效果 通过教学改革实践,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施研究性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感受到了这门课程与公共管理专业课的密切关系,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得以提升,达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 3.1教与学结合,学生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普遍对课程的教学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课程教学打破了以往死板的教学模式,便于对所学知识进行消化;实际操作使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交流,同时教师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学习氛围轻松,使理论学习不再枯燥,起到了督促学生注重理论学习的作用;学生普遍对社会调查研究有了理性认识和浓厚兴趣,了解到社会调查要经过系统的流程、遵循特定的原则、应用科学的方法以及团队合作才能获得有效结论;教学设计打破了以往从理论到应用的学科逻辑体系,以实践教学为切入点,先让学生尝试完成工作任务,并从完成任务的需要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3]。 3.2全程评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科学的考核方式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对学生按照教学进度进行过程性考核,教师可以对学生每个阶段的学习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3.3结合实际,学生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 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积极性,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人数逐年增加。同时,通过分组讨论调查课题并与组员及调查对象交流,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调查方案的设计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锻炼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等。 4教改存在的问题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首先,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对任课教师要求较高,需要提高教师能力素质、教学技术和完善教学设备;其次,由于实践内容涉及众多学科,例如卫生统计学等,需要学生掌握统计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分析调查结果的能力;再次,受到研究场所和调查时间的限制,目前学生一般只能在本市或者校园中做调查,调查题材比较单一,很难进行大范围问卷调查;最后,调查研究需要经费支持,而目前费用完全由任课教师自主承担。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卫生管理人才[4]。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优化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才能达到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今后我们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完善教学体系,制订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案,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确保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 作者:黎燕宁 黎泽明 江南 冯启明 罗红叶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本文列举了目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中教材、理论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课程项目开发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并从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实践教学环节、课程项目开发、项目化的校本教材建设以及项目化教学的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高职院校得到了迅猛发展。公共管理专业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一类专业,是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设的共有专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不能彰显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因此,办出高职院校的自身特色,培养满足社会不同地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要求的合格毕业生,是每所开办此类专业的高职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笔者从事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多年,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不明确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的总体计划和实施方案,是职业教育院校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保证教学质量的纲领性文件。高职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加强实践技能训练、强化产业结合、突出地域和自身特色为原则。目前,大多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存在相互抄袭和借用的现象,甚至沿用本科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不足突出表现在缺乏自身特色、与当地产业结合不紧密、应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实践教学环节弱等方面。 2.教材建设滞后 高职院校的教材应满足具有时代特征、职教特色,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等基本要求。目前大多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借用普通本科院校同类教材,然后由专业教师进行小修小补,拼凑成现行教材。由于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和教学环节上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样的教材常常表现出理论知识过深、实践技能训练环节薄弱等缺陷,不能满足高职院校的教学要求。 3.理论教学模式缺乏特色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教学过程应突出实践教学环节,理论教学则应服务于实践教学。但目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理论教学大多沿用以学科为中心、以知识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其缺点突出表现为理论知识过深,弱化和淡化了实践教学环节,不能为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务。 4.“校企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流于形式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决定了实践教学在高职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教学形式多样,效果各不相同。其中“校企合作”被公认为一种较为理想的形式,很多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培养效果。但是,由于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高职院校多,招生规模大,寻找对口的合作企业难度较大。因此,很多高职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仍流于形式,往往只是与企业签订一纸合约,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无论是校内实训基地,还是校外实训基地,在进行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时,通常是教师讲授演示、学生观摩,学生很少有机会融入真正的职业岗位,进行实质性的实训和锻炼,因而职业技能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毕业实习也只能在一些非专业岗位上进行,其实习的项目和内容可能与本专业毫无关联,从而导致整个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 5.项目课程开发落后于教学需要 项目课程是指以工作任务(即项目)为中心,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教学目的的课程模式。项目课程的开发是衡量职业教育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项目课程应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实际工作过程作为课程的优秀内容,并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衔接,由学生自主完成信息收集、工作计划制定、工作任务实施、工作成果评价等全过程,使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综合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然而,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据对一些高职院校的调查摸底,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师生比例高达1:50以上,专业教师疲于应付课堂教学,几乎无暇顾及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效果的提高,更谈不上自身素质的提高,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到讲台,缺乏专业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加之学校投入不足,实践教学硬件条件不够,使得项目课程开发不能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项目课程开发没有宏观计划与远景规划,即使进行项目课程的开发,也是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算哪里,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专业教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帮助不大;其次,开发项目课程时,项目中选择和组织知识覆盖面过于狭窄,不能满足学生毕业后从事该工作任务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再次,没有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开发项目,导致开发的项目课程过分依赖硬件条件配置,给项目课程的实施带来难度;最后,项目课程的开发管理缺乏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很多高职院校简单地把项目课程教学等同于案例教学,严重影响了专业教师开发项目课程的积极性。凡此种种,导致项目课程教学的实际运行效果差,不能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岗位优秀能力和职业能力的目的。 二、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是实现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以培养应用型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项目化课程体系,以达到学有所用、教有所指的目的。项目化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群)的工作任务紧密相关,成为学术教育课程与职业教育课程之本质差别。因此,只有建立项目化课程体系,才能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2.是培养和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需要 职业教育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终极目标。职业能力是职业岗位(群)必备知识与必需技能的有机结合,单纯的知识或单个的技能均不能构成职业能力,只有当知识与技能完美结合,学生能开创性地完成工作任务时,才能体现其职业能力。项目化课程体系能在知识与技能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按职业岗位(群)的实际工作需要来组织课程内容,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完美结合,使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和提升职业能力,提升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有利于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提高。 3.是推动产学结合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源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产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项目化课程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践性教学,即职业技能的提升。而这必须以实践教学的硬件为支撑,实践教学的硬件建设是开展项目化课程教学的基础,这就促使高职院校必须充分了解行业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行业发展同步,甚至具有前瞻性,使建设的实践教学硬件设施更好地服务于项目化课程教学,客观上也促进了产学结合。 三、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完善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为了满足企业对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完善专业培养目标体系是必要的。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应在充分的行业产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职业岗位(群)的需要,构建符合行业产业发展需要的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促进学生掌握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群)必需技能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 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学生,提高其解决职业岗位(群)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责任意识等综合素质。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等环节。高职院校应加大实践性教学的投入,并进行充分的调研,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以建设与行业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性教学设施,以及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校外公共研发平台,实现“学校、行业产业和学生”三方共赢。 3.提高专业教师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 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是项目化课程的开发,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专业教师。项目化课程开发的成功与否,不但在于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在于其掌握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高职院校应加大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训力度,使他们了解行业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最新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以满足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可采取让青年专业教师到企业蹲点带实习、挂职锻炼、开展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加深专业教师对行业产业发展动态的了解,提升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鼓励他们参加项目化课程建设的专题培训,提高专业教师对项目化课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为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4.编写项目化课程的校本教材 由于各地的产业发展各具特色,采用统一的项目化课程教材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因此,项目化课程的校本教材编写是项目化课程建设的优秀内容,编写项目化课程校本教材时,要以当地行业产业发展为背景,突出实践教学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根据订单企业职业岗位(群)的需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模拟项目和真实项目,组织必需的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进行编写。教材编写时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项目。 5.课程项目化教学的实施 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项目化课程教学实施的优秀是“通过工作实现学习”,教学的安排要以项目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化课程校本教材、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为保障,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让学生参与和完成项目来获得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和必需技能。学校应加强宏观管理和引导,专业教师应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本着“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指导、少说多做”的原则来选择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在“做中教”,真正做到“教、学、做”一体化。同时应制定与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配套的考核评价体系,保证项目化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项目化课程教学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传统教学方法,它能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群)必需技能。高职院校应加大投入,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完善这一有效的教学方法,使高职教育能够适应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行业产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作者:谢淑芳 马慧 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管理工程系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课程教学问题研究 摘要: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本文首先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教材内容、前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及教学评估机制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逐一给出了改革措施,对于提高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定量分析;教学问题及对策 引言 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并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和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程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基本宗旨是使学生学会使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掌握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能利用数据信息通过定量计算得出正确结论,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该课程能帮助管理者科学地分析复杂市场的动态,准确把握市场变化的基本规律,制定正确的决策,有效地管理企业和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然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不同于传统课程,传统课程强调的是某一门知识的系统性和基础性,与其它课程之间联系相对较少,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更强调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应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是,目前高校本科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设计尚不完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为此,本文结合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现状出发,找出在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合理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内容应该根据该专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设置,而目前针对管理定量分析的教材内容大多篇幅较长,内容倾向于大而全,未能与专业需求有机结合,造成了“所学非所需”。而且,目前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大多缺少丰富的与实际管理决策相结合的生动案例,内容体系相对陈旧刻板,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影响了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教师的能动性。此外,公共管理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管理决策问题往往同时涉及定性与定量两类变量,需要将两类处理方式有机结合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目前的教学内容大多只重视定量方法的讲解,忽略了定性问题定量化求解能力的培养。 (二)前置课程设置不合理 管理定量分析是以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为背景,以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要工具,其优秀思想就是为管理决策提供定量化的依据。由于该课程自身的特点,在学习该课程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例如:高等数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相关统计软件的应用,并且最好熟练掌握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因此,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或者三年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统计软件的熟练使用对学好该门课程至关重要,因为大数据时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如何在繁冗的数据中寻找到需要的数据,并进行合适的预处理对于后续定量计算过程的正确性将起到重要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单一 尽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以定量分析为主要工具,但其最终目的却是通过这一工具来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而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仍有部分教师按部就班,平铺直叙,课堂教学方法几乎全部以讲授为主,完全不注重教学方法的适应性调整和综合运用,使得学生觉得管理定量分析与运筹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一样,学习起来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枯燥乏味,从而使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失去了的其本质特征。 (四)实践性教学不足 公共管理专业是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更强调学生具备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更应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形成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然而,目前高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大多重理论,轻应用,缺乏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只会求解题目,对社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 (五)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考核方式大多为考试课,考核形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考核内容主要是课程的基本理论点和基本知识。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对学生基本理论和知识的考核,无法考核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考核方式与教学目标脱钩。 (六)教学效果缺乏反馈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检验方式过于单一,主要采用学生考试分数来检验课程的教学质量,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我们对我校两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关于其在大学二年级所学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在其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的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所学非所用,30%的人感觉所学的方法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无法满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需要,70%的人认为所学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应当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联系起来。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多学科特点,在编写或选用教材时,应充分听取管理学、运筹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师的建议。此外,由于公共管理领域日益增多的复杂管理决策问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保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应在教学内容上合理安排丰富且能反映实际问题的教学案例,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二)合理设置前置课程 为了便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顺利开展,应将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线性代数等前置课程的教学通过必修或选修的形式安排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之前完成。而且在开设该课程之前,还应安排学生进行一次认知实习,其目的是了解相关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知道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因此,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应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或者三年级。 (三)丰富教学方法 加强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分工式教学、分组讨论等等,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增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变学生的被动为主动,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可以将学生分组,并通过“角色互换”将一部分教学任务或者实际生活中的管理决策问题下派给各个小组,驱动学生一起合作,互相讨论,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四)加强实践性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了大量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因此,应该适当加大实践性教学的份量,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动手寻找并解决一些与定量分析有关的课题,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并安排各个小组调查在校学生对各种电脑品牌的满意度。在学生进行调查统计时,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讨论并对比各种抽样方法,并分析各种抽样方法所得出结论的正确性。通过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案例讨论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开阔思路,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邀请政府和企业等管理决策部门走进课堂,为学生系统讲述与定量分析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进一步拉近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五)丰富考核方式 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因此,单一的考核方式无法反映其教学目标。为了突出该课程应用性的特点,应该将平时作业、实践性训练、课堂讨论、认知实习、撰写论文和闭卷考试的方式结合起来,其中闭卷考试中应着重突出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以便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建立多渠道教学效果评估机制 为了准确、客观衡量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应该改革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机制,而且要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追踪,分析毕业生所学到的工具与方法能否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据此对教材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方式等进行适应性的调节,避免“闭门造车”式的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三、结束语 随着管理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从而促进了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一门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普遍开展的优秀课程。本文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教材内容、前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及教学评估机制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对策,为提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王德运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影响试析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同时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成为企业的新时尚,这些都对传统的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会计基础理论影响对策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运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生产和交易,企业的经济活动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1、对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传统会计描述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实体。而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中,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以及以信息资源为主导服务的信息中介服务公司。在会计上是否认定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影响。 这些形式新颖的公司是虚拟化了的,为完成一个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待项目目标完成后又立即解散。这与传统的实体公司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网络上它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在经营着业务,会计行为上必定要对它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因此,应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变为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来确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 2、对持续经营假设。上述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但项目目标完成后又可能会立即解散。这些公司冲破了传统企业连续经营的框架,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即时解散,其各项会计要素也即时终结,等到为另一个特定目标而临时成立公司时,这个公司或许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公司了。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理论已不再作用于此类公司的会计行为。 根据这类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在即时经营假设下,资产将不能按其使用的时间长短和用途来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负债将不按其偿还时间的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资产的购进价值应在购进的时候立即摊入成本。 3、对会计分期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而对企业持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割为一定的期间,据以结算帐目,编制会计报表,是人为的划分。但就虚拟化了的网上公司这类企业,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是很短暂的期间,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这类公司时分时合,时间长短不一。由于不能进行持续经营,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此类企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新建立的网络财务系统,将企业发生的网上交易等经济业务,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满足不同需要的实时财务报告。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理论的目的主要是定期报送某一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需要。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期间可以划分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可以随时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地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应加以改进,变定期为适时,划小会计期间,随时地反映会计信息,动态地掌握会计资料,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 4、对货币计量假设。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仅是指在企业众多计量单位中确定用货币为单位进行统一计量。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现代网络财务中,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甚至于不主要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它们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同时,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专门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价值的计量、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方面,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货币计量假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会计上单一货币计量的体系正在经受在计算机处理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会计上除采用货币计量外,对有些特别会计事项可考虑采用利于财务决策的某些量化指标,使财务决策的衡量指标多元化。另外,正在日益发展的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即不需要现金、支票、汇票等纸质票据,而是直接将购货款从企业帐号或个人信用卡上支付给对方。这将预示着现金、支票、汇票等支付手段将逐步退出资金流通领域,也预示着企业间的结算将会进入高速高效和低成本的时代。 5、对会计目标。传统的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其反映的形式是以会计报表形式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的内容是传统会计六要素在经营过程中的变化和结果。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作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知识资产、人力资产将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企业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作为主要资产项目加以重点列示。反映的侧重点应由关心“创造未来有利现金流动的能力”,转向关心“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为改变原来定期报送一元化报表的形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集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随机查询于一体的网络财务系统,实时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多元要求,深化会计目标的要求。 6、对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传统会计的六大要素符合现行会计核算的要求,适合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需要。但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增加了许多新的业务内容,会计核算的对象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财务资产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的资本中心正由货币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企业会计正向构建智力资本为中心的新会计体系,因此,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会计要素也将随之改变。 在以计算机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新会计体系中,企业的资产要素应由财务资产、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财务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知识资产由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组成,人力资产指人力资源资本化,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确立产权要素,将业主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产权化,知识和人力资源产权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劳动剩余。由此,将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重新分为资产、产权、剩余、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六个要素,以充分提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体系的核算内容。 7、对会计职能。会计的职能是核算、监督。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计算机处理环境的变化和电子交易形式的出现,建立基于网络化的会计信息核算系统已是时代使然。在这个新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中,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处理,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在会谈化。 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那么会计监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监督自动处理系统的过程和结果,监督国家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功能强大的预策决策支持系统,让企业经营者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可随时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财务形势作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职能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外国行政程序基础理论研讨论文 [内容提要]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自然正义法律优先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优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内涵有哪些,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反思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在行政法法的基础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哪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做简要的方法论功能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宪政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宪政”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优秀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宪政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宪政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 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 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优秀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优秀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优秀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优秀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优秀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优秀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优秀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医药学基础理论前途思索论文 藏族医药学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这不仅对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大潮前,藏族医药学面临或衰亡或发展的两种命运。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重大新问题,是一味地顽固坚持藏族医药学的传统来迎接时展的挑战,还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走向新的道路。为未来藏族医药学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的估量,这是时代付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藏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危亡和发展机遇 由于西医诊疗理论在藏区普及,藏医诊疗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普及,使藏医的三因学和藏药学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故应对藏医药学进行全面探索。我以为现在应抛弃对现实存在新问题回避的心态,应抛弃满足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满足吐蕃王朝时的光荣的心态,真正面向现实存在,对藏族医药学理论和现实状况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这是将藏族医药学理论从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们所闻所见的不少论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医药学过去的光辉成就和无法胜数的医学典籍,宣称藏医是内容丰富的伟大宝库、是集聚了所有医学精华的甘露宝藏;有的专家学者,其专著像身处天国善见城中不惜人生时光和笔墨纸张探索奥义,对《脉经注释》、《尿经注释》进行再注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藏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不可能被否认。假如过分的自我炫耀,只会处于汉族谚语“王婆卖瓜”的境地,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在今天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藏族医药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时代相适应而发展。功能和效益能否发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一般只据《四部医典》中有关“三因”在人体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论述,而认为“三因”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器官,这会造成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学和解剖学,三因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当前须探索的主要课题。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学,首先要从传统观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维全面地对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行阐述。 三因不是四大种之风(隆)、脏腑之胆(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释外界物质的本质的一种非凡辩证熟悉方法,内外界事物的性质即本质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统概念的词语去分析观察,三因和机体机能间的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表示病理时并不是说隆病就是轻、糙,赤巴病就是腻、锐,培根病就是腻、柔等,而从病理和症候的本质上来说,凡具有糙、轻、寒、滑、稀、动等性相者称为隆病,凡具有腻、锐、热、臭、泻、湿等性相者称赤巴病,具有腻、凉、重、钝、柔、稳、粘的相性者称为培根病。同样有关机体构成和机能方面达布达娃坚赞说摘要:“和七种触觉功能相对应,都命名为隆、赤巴、培根名”。机体器官呼吸时几个功能活动称之为隆,感觉饥湿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赤巴,稳固机体和心神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培根。根据机体器官功能的活动而提出的三因系统学说是我们藏族医药学理论的一种非凡表述形式。传统的三因系统观点能正确地解释和反映机体器官错综复杂的活动。三因是对机体的器官的功能进行综合概括的通称。离开机体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谓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种实际存在的器官或组织。 反映机体器官机能综合性的三因系统不是孤立存在,而它们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定量关系、对立关系。 有关依存关系在《四部医典》中说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内,其余各部存培根,互为依存维持情。”隆、赤巴、培根三者如亲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详释其依存关系。实际上三因的依存关系就是机体的器官组织功能间的关系。《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摄入饮食首先由拌搅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来分清浊。”此概括食物消化整个过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论述可理解为现代西医人体生理学中有关胃的蠕动、消化液的各种酶素、胆汁的功能及肠内膜的吸收功能的论述。概括说三因的依存关系是系统和系统间的关系,具体说是细胞和细胞间的关系。 三因之间,或者说机体器官的功能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外,还有定量关系。“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赤巴的定量是自身的—阴囊,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说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组织的功能而言,故应理解为器官及组织正常的标准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属于隆的系统中的器官及组织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是心脏器官跳动的正常量。《四部医典》中所说摘要:“培根依次于脑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胆住中间,隆依存于髋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处的一定位置,是指综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统范围的主要功能,不应理解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间、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对立关系是三因的依存关系和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凡关系。如培根属寒具有水的性质,赤巴属热具有火的性质,从培根和赤巴的本质上来讲,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传统的藏医三因学思想和西医人体生理学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观察人体生理机能所探究的着眼点即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学将由人体生理运动中所产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而西医人体生理学将器官及组织的构成和其功能活动状态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如藏族医学依据呼吸运动的外表现象,认为这是维命隆的功能;西医人体生理学依据呼吸器官组成及功能活动状况,认为它取决于呼吸系统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这两种论点大体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藏医学将外表现象作为探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医学将产生功能运动的基础(器官和功能)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而形成的。正如论述人时,会说话,能从事各种劳动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种细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备发达头脑、非凡聪明的补特伽罗才是人,这两种论式,其最后的结论是指人一样。 藏族医药学理论是解释人体和疾病同体外所显示的症象的一种信息学,不是表述物质机体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论。比如只能将下泄隆理解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儿分娩等方面的机体运动共同现象,实际上不存在下泄隆这种器官或组织。 (一)藏医理论的信息学性质 我们将和藏族医药理论相关的症象称之为表象信息,将实体和症象间的关系称之为表象关系,故藏医理论可认为是统率表象信息和表象关系的一个巨大信息系统。藏族医药学理论和客观存在间是否有矛盾,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统摄的信息和实体间关系是否可信。 对统摄信息的形成从发生学说,从内成因和外成因。内成因是指对疾病诊断医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从医疗实践范畴中产生的,故称之为内成因理论。《四部医典·论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症象干黑喜暖和,身颤腹胀大便滞。”又云“隆衰症象力衰言微身不适,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状。”以三因盛衰实象为例,隆盛症状和其所属的肌肤干黑的两种症状相吻合的诊治,就是用信息学说的诊治。它是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故称之谓内成因理论。所称其为内成因理论因它是对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轻易解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例如,在医疗实践时,对胸部满闷、神志不安、乱语、头晕、连连嘘气的病状,按传统藏医理论,认为是隆症心风病,对治药物应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医疗实践中按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轻和动的成分亢盛,胸部满闷、心悸过猛、乱语等症候是隆即风入侵入心和命脉,其对治法则应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风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当代西医治疗理论中,无隆即风入侵心和治疗息隆即息风的说法,但按藏医理论对隆症心风病治疗中施以息隆即息风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疗效。按逻辑学所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观物质存在的规律。总之很明显藏医理论和现代西医学在治疗时严谨以据症候的理论其落脚点是一致的。 和内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医药学组成的主要部分。藏医的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中都吸取和发展了外成因理论,更多的吸取和发展了五大种理论,使其和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紧密结合。由于藏医学中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理论,一方面藏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碰到的疑难新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藏医中采用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察了人体、疾病和外界环境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经验,内成因和外成因理论浑然连为一体。 (二)藏医学诊疗理论是医疗实践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 用三因学和五大种学收集和总结了对人体和疾病症候观察中所得的经验知识,创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医疗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对人体和外界间复杂关系和制约情况进行观察,坚持人体和外界环境是统一体的思想。藏医的统一体思想在世界医学中是特色突出的医学之一。 三因学不仅坚持和总体相关的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中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运动和病变间的统一体的思想,还坚持机体和外界环境间动态平衡的思想。按三因学的思想,认为人体生命运动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人体器官间、器官组织和人生活的外界环境间的关系能否动态平衡。如心脏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取决于心和肺、心和肝、心和肾等器官间关系的质量,甚至还取决心和外界社会环境、气候、空气等。医典中指出造成心脏病(心风病)原因是悲痛、思虑过度、生气发怒、闻听不悦之言、惊恐等,一个人想要健康正常生活,主要不仅取决于此人的所有机体器官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状况,还取决于此人的身体、思想、生活起居、社会环境等。《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时季五官(器官)起居味和性,劣反盛时皆为致病源,正常之时无病健康因。”非凡是指明三因(蓄积、发作)的因素时说摘要:“春季之时轻扬并粗性,环境饮食起居皆相类,虽聚隆渐不起发,夏时雨风生寒将发病,秋季润腻温得平息。”从这个论述中可以得知三因蓄积、发作、平息和外界环境的紧密关系。将藏族医药学中有关情(人)器(外界物质环境)世间平衡(生态平衡)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当代创建的生物心理学医学模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很多共同处。1948年发表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前言中说摘要:身体健康是指人体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都处于和谐状态。它将人身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生物医学或称之为结构医学的论点趋向越来越走向光明,故显而易见藏医学的整体思想的应用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论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优秀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优秀,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几个方面只是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就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础理论论文: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优秀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优秀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优秀,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优秀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优秀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