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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扩大,西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也大量涌入我国的高校校园,冲击着学生的思想,因此,全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敏感性,树立积极向上和稳定健康的思想观念,是高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一定的形式和内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兼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二、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中外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能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科学理论或学说。尽管它们之中也有许多包含着真知灼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观念,但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遮蔽了其本来面目。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则坚持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实现了彻底的变革,从而站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经济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我国正积极地向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迈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经济发展和贡献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首先,它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保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作用,如: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其次,它可以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制度、经济道德和科技精神等,通过改变经济活动中的相关因素来参与市场的管理,推动经济的发展。再次,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直接和有效地促进精神文明转化为物质财富。政治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才提供保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和武装人民,使人们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灵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文化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跟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思想等密切相关。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特性化,实践化,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处理事情的基本方法,是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的需要。 三、高校应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中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国内矛盾明显增多,国际环境也日益复杂多样,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挑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引领学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成为新时期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其科学理论的经典文本,不学习原著,就容易对其知之不深,理解不准,产生断章取义或扭曲真理的情况。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充分地理解其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的先进性,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引领自身的行动,增强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生活及现实需求,便会影响其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以往有些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存在以某种信仰、某种观念为根本,忽视学生的实际发展和主体需要,带有强塑性,反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的愿望和积极性。因此,正视、重视和理解学生,不把其只简单地看作受教育的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启发他们的主体意识,从而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教学相长,激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结构,做到育人的主体多元化,和方式的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成立专职的队伍系统,也应要根据学生的日常具体需要建立满足其发展的兼职队伍,实现多元供给主体的优化配置,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实践需求成为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的素材和动力。如,在学生的科研实践中潜移默化地使其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思政课的学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寻求多样化。随着互联网+的时代的到来,以往的课堂集中授课模式大受冲击,而新的时代特点则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并根据不同地方和各自高校自身的实际转变方式,优化资源配给,提高教学水平。最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学生的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坚持和体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使学生提供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激励和鼓舞学生;但同时也应立足于社会现实,解决学生实际生活的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教育的说服力。比如,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和分析为什么现今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什么还存在诸多问题等,使学生在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中,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四、小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呈现出不断频繁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复杂。正如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我们也应当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国家在全面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学生成长成才的日常需求,创新发展模式,优化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简介】成有杰(1993-),硕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郑永廷等.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J].思想教育研究,2006(2):4-11. [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28. [5]严俊雄.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尝试和建议[J].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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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的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科学研究论文:概论科学研究论文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问题论文 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理财企业科学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关注。本文论述了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和主要论点。 引言: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优秀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EdithPenrose)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B.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社会学家塞斯内?耍≒hilip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Nelson)和西蒂尼·温特(Sidney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Stephen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南群印?984年随着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B.Barney)、申德尔(DanE.Schendal)、库尔(KarelCool)、迪瑞克斯(Ingemar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库勒(KathleenR.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A.Peteraf)、柯利斯(DavidJ.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A.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时代文章“企业的优秀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Stalk)、伊万斯(PhilipEvans)、舒尔曼(LawrenceE.Shulman)、蒂斯(DavidJ.Teece)、匹萨若(G.Pisano)、苏安(A.Shuen)、福斯(N.J.Fosse)、兰柯路易斯(R.N.Langlois)、贺尼(A.Heene)等人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Intel、Microsoft、Cisco、DELL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一部分)。在理论上,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风靡一时。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的基础上,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1)产业结构分析——“五力竞争模型,即产业环境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结构及其赢利能力。(2)识别、评价和选择适合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3)实施选定的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业绩。但是,波特的理论仍然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是产业的特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内外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对企业内部重视不够,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这对企业短期战略是适用,对中长期战略则明显存在缺陷。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这已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 同时经济学对企业理论的探讨也不但在发展,以科斯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等为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将最小分析单元扩展到企业中的个人,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及个人在经济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其理论来源的交叉性和多样性,各学者研究的角度也千差万别。因此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会对企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青少年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论文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选题是青少年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 青少年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问题或目标。问题的内容可以涉及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顾及自己研究的结果,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及其居住者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研究的最基本的目标。如果目标定位正确,选题选得好,可以说研究工作已成功了一半。 科学研究的选题应遵循如下几条原则: 一、创新性 科学总是把目光投向新的问题、新的领域,总是追求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科学。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选题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要有新的目标,我们在确定目标以前必须要了解:问题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现在已经有哪些成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些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需要从哪些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科学的创新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有重大的新现象和新规律的发现;②有重大影响的新工具的使用;③有重大影响的新方法的采用;④有关键性的新概念提出;⑤新理论的建立;③新领域的开拓。对于青少年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归结起来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有关领域中的旧观点提出新见解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物质及其运动的时间、空间相关联的相对时空观,包括“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长度变短”等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中学生的科学与工程研究虽然不能与那些世界级的科技英才相提并论,但是中学生中仍然有一些敢于对现有的思想和观点,经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的勇士。 上海复旦附中姚周率同学对“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源于施坦因豪斯的《又一百个数学问题》中的题40:“用27个单位立方体组成一个3×3×3的大立方体,一条直线至多可以戳穿几个单位立方体?”得出的结论是7个单位立方体。 姚周率同学采用了新的计数方法:“直线戳穿的单位立方体与直线被分割面截成的线段—一对应。”不仅将其推广到一般情形,证明了:“有N三次方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N×N×N大立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3N-2个单位立方体”,并且推广到更一般的命题:“MNP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M×N×P长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M+N+P-2个单位长方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一般正多面体的戳穿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一个N-分割后的正四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N个单位正四面体;一个 N-分割后的正八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2N-l个单位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无法进行N-分割”。 上述研究是一项组合数学中有关几何计数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已有的结论有本质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一项有理论价值的研究。 (二)、把分散的材料系统化.用新的方法整理成新的观点、见解 在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宽广,许多中学生在阅读浏览中,在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找到能激起自己兴趣的研究题目,用自己创造设计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整理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见解。 上海位育中学李艳艳和余蕾同学查阅了1873年至1999年有关太阳黑子的气象资料,通过对太阳黑子月平均值与降水、气温、气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计算,发现太阳黑子数与上海地区的气温、气压数据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4和负0.44,而气温、气压变化都滞后于太阳黑子活动约11个月。太阳黑子与降水之间的关系不如气温和气压。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影响降水的因素有更多,因而也更具复杂性。但是通过对降水资料作分析,发现有一个清晰的大约11个月零27天的周期变化,这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降水也同样有影响。 这项研究有独到的工作贡献,数据充足,过程完整,结论合理。但由于太阳黑子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大尺度”的,如何将其影响应用于局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三)、经过自己的观察实践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所谓新的发现和发明(包括产品和方法),应该是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提出过的发现与发明,其鉴定的标准是:在书刊杂志中、市场产品中、专利公报上以及各种公开的场合中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现和发明。 复旦大学附中沈渊、袁家辉、张诚同学针对教室内的照明状况,在分析了各种不足之处后,提出了一套优化照明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考虑了实际可操作性。这套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1、黑板照明优化: 根据教室黑板上的照明存在光利用不足,分布不均的缺点,即:离光源较近的地方有一条高光带强反射,使同学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内容;离光源较远处,光强又太弱。他们根据透镜发散与会聚原理,设计一个透射和反射装置。透射部分采用紧贴灯管的平凹透镜和凸透镜,发散中间光和会聚周边光,把原来向下损失的光充分利用起来,使光线柔和均匀;反射部分采用抛物面镜和双曲面镜的结合,使光线平行且强度均匀。 2、自然采光照明优化: 针对教室内靠窗口光线过于集中而太亮,而靠走廊的座位又不得不开灯,他们设想对玻璃窗作一些改进:将玻璃窗的上半部分的外表面做成锲形,以改变光线行进方向;在锲形玻璃之间做成阶梯状,可有效节约材料;锲形玻璃内表面略微磨砂,使光线柔和均匀。改进窗帘的材料和颜色,增加冷光以保护视力;改进窗帘的构造,改成窗帘由下往上拉。通过这些改进,教室能更合理地利用自然光。 3、灯具布局的优化: 灯具布局的设计上他们大胆地类比原子核内电子轨道的排布,将光源比作轨道中的电子,使它的间距以几何级数递减,并参照稳定的氖元素核外电子和甲烷电子的排布结构设计出一个灯具布局的优化方案,并通过模拟的对比实验加以论证。该方案的设计思想是把空间照明投影到平面,使光照分布均匀。 作者能利用学过的光学原理设计光源分布的优化组合,并有简单的模型进行实验验证,构思新颖,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实用价值。但限于应用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推广实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探索更简易可行的方案。 创新包括观点的创新和实施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和用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000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有一个项目《人的视觉导向》,这是一个行为与社会科学类的选题。它要研究的是“人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的效率”。一般来说人眼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其效率是很难通过标准的视觉模型解释清楚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①认定进行视觉研究过程的切人点是要对物体的方位进行分类从而使这种分类能更有效地指导针对目标的注意力;②完善这一分类机制。为达到上述目的,作者创造了一套测试实验的方法:由一台电脑电视屏幕显示几个定向的物体在一个背景下重叠起来。问题是要被测试者寻找一个特定的目标,被测试者无论是发现了目标,还是认为目标不存在,按下两个键中的一个进行选择。通过对遮盖或妨碍目标发现的背景定向的变换进行测试。这项研究要测量的是在每一种背景方位下,能用多少时间找到目标。研究结果显示:当与目标在同一分类的方向下,有导向的背景影响更大,使得对方向进行分类作为有效发现目标的方位的使用得到了认可。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预先指导”的理论,而且又为领先于“预先指导理论”的“早期视觉机械化”理论作了扩充。 怎样确定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创新呢?通过对专利公报和情报资料的查询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因为类似的甚至相同的题目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过程方法和不同的结果,也能体现自己的创新成分。 二、前瞻性和时代感 自然现象繁复庞杂,瞬息万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于前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基础,由此才能从肤浅的、零散的,发展为比较深刻的、系统的;从片面的、局部的,发展成为比较全面的、普遍的。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非常艰巨、曲折而漫长。只有以前人已到达的地方为起点,继续前进,才能使短暂的一生为科学创造作出贡献。正如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指的就是科学的前辈。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世界重大的科学发现、科技创造和发明,涉及数学、生命科学、农业。医学、机械工程、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军事技术、激光技术、纳米技术、航天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专业领域,正在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持续进步的决定因素。青少年为科学与工程项目选题时,必须高瞻远瞩,了解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在科学与工程研究中有所作为。 哪些问题具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选题呢?从如下的一些事例中我们会得到某些启示。 (一)、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有关城市垃圾的治理及对策问题,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人类对保健品的需求问题;青少年中间的肥胖问题等等。 上海向明中学柳思南等同学研究的是树叶应用于环保中的一种新用途,即:以树叶为原料来制造内包装材料,同时采用添加废纸作为辅助料的方法解决了树叶纤维物理性能差的问题。他们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目标,着重研究怎样最低限度使用防腐剂和防潮剂,以避免成品材料引起的污染。该产品经过实验验证,可以在短期内降解,并且可以回收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饮食与健康”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曾经宣布,所有的食盐都须加碘。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人体缺少它时,对生长与健康都有严重影响,会造成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但是,当摄人碘过多时,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为此引起专家们对碘盐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大同中学朱嘉英同学对上海人是否都需要使用加碘盐进行了分析。她研究设计了一个测定食物中碘含量的方法,发现上海人即使是在最普通的日常膳食中,也已经能提供足够量的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她认为:市政府在花大力气生产加碘盐的同时,还应当多向市民宣传食用海产品的好处,鼓励市民还是从食物中补碘,回归自然为好。 肥胖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流行病,对于肥胖的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肥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是与能量代谢失衡有关。 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王璐同学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间接测热术,检测体重正常者与超重者的葡萄糖、脂肪氧化和静息能量代谢情况,以分析这三个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异同,探讨肥胖的发生机制。 (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人类已经进人了信息时代,信息的较量在国际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上海向明中学徐晨斐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李愿达同学分析了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购物发展的状况,发现目前网络购物的方式缺乏人性化设计,因此网络购物发展很艰难。他们设计的目标是怎样让网络购物来迎合人们的日常购物习惯。为此,他们访问了电子商务领域的技术人员,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具体了解目前基于网页的网络购物的一些不足之处,然后针对网络购物人性化设计不足的缺点,设计了一个虚拟的银行——总服务器——商店系统,制作了一个多功能的通用客户端网络购物软件——一MyShopping(我的购物),在中间添加了很多人们在日常购物中习以为常,而目前网络购物中却没有实现的功能,使网上购物更加方便。 在世界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只要注意观察,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1999年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降落时,起落架的轮子发生了故障,幸好最后安全降落,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事故,但这足以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有一位中学生看到有关的新闻报道后,立即想到:要是飞机场有一种用于抢险的活动跑道,它类似大型的没有发动机的平板卡车,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故,可以将其拖到相应的位置,飞机可以降落在活动跑道上,由它带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停下。虽然这个想法离开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色污染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看,一次性餐具确实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人在研究“可分解的塑料”。 1999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有一项《制造可分解塑料——“BIOPLASⅡ”》的研究。“BIOPLASI”是指可以被分解的塑料,而“BIOPLASⅡ”就是作者要研究的那种由天然成分组成的,在耐用性和防水性方面类似于商品化的塑料。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种能在短时期内分解的塑料;这种能分解的塑料是由一些有机材料混合制成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种最佳的有机材料。 作者使用的主要原料是冻粉。冻粉是一种不定形的半透明的材料,加热十来分钟后即能熔解。将冻粉、用作为粘合剂的天然树脂和用作为填充料的Comsoreh以15:3:l的比例混合,可以使制成的“BIOPLASⅡ”达到最佳状态。作者对“BIOPLASⅡ”的抗水性、可分解性、抗张强度、密度、熔点和弹性等进行了测试,他们对所有的性能数据都经过了统计学方法的严格测试,并被逐个证明。他们确信“BIOPLAⅡ”的确是可以降解的,它比聚乙烯有更强的抗张强度,但是它的抗水性不如聚乙烯。 (三)、影响人类文明未来走势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城市与自然共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谋求城市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 比如: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对园林绿地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量化研究。在不同的绿地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测试方法取得量化值,其中包括: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叶面积指数、叶于重、叶面积、绿视率、垂直绿化覆盖面积、年游人量等指标。其中大多采用的是二维面积为绿地的评价指标。在技术上国内外还普遍将航空遥感技术、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于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测算研究。三维量绿色遥感调查是我国学者周坚华等提出的一种估算城市绿化环境效益的新方法,该方法中的绿量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绿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其测算方法的研究符合当前国际上精确地定量化研究城市绿化的新方向。其研究内容已经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华东师大二附中周一凡等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系统”。该系统是一个以绿量的理论与测算方法为基础,以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的定量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一个实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他的创新点主要有:在信息获取方面实现了遥感、人工调查、绿化规划、环境监测等多元数据的输人和实现了遥感数字图象的直接屏幕量化,实现了绿量和绿化环境效益的自动测算,实现了动态化的环境预测和决策支持等全视窗化的模块和帮助子模块,实现了直观化、易交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目标,为绿化和环境数据的管理,为预测绿化规划实现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决策绿地建设方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可靠和易于操作的工具。 现代文明,使家用电脑,家用电器逐步进人每家每户。如果不会操纵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在未来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便。在1999年和2000年青少年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都出现有关于便于残障人群操作的控制电脑的方法的研究项目。如:“脚踩鼠标”和“给残疾人的耳朵”——用词语命令来开关连接到电脑主机上的家用电器等,为各种人群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的生活带来方便。 三、实用性 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要考虑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它创造有关自己,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科学与工程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应用和认知两个方面,一个研究项目价值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必须要体现它的价值。 比如姚周率同学的“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认知方面体现了它的价值。上海第三女子中学金如君的“用人发合成L——胱氨酸锌的研究”,她了解到:锌是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胱氨酸具有很多药理功能,它们两者的配合物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与传统的补锌剂相比,胱氨酸锌具有较高的吸收率,而且没有副作用。金如君研究了用人发合成胱氨酸锌的方法:将酸加入发进行水解,调节pH值至氨基酸分子所带正负电荷相等,使其析出沉淀,经过结晶与重结晶制得纯度较高的胱氨酸;然后在胱氨酸中加人氢氧化钙、硫酸锌,控制温度和pH值,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之后,得到配位率很好的胱氨酸锌,究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上海复旦附中黄晸同学的“旋转圆盘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和装置的结晶均匀性研究——与搅拌结晶法的比较研究”包含了认知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结晶是医药、生化、精细化工领域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的纯化和精制方法。晶体的晶型、尺寸、以及均匀程度对化合物或产品的纯度、性质和用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晶体过于细小,会导致晶体表面积增加,容易造成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降低产品的纯度;晶体尺寸不均匀,也会影响使用。目前通常使用的是搅拌式结晶的方法,由于其设备结构的特点,母液在冷却器和搅拌器间反复冷却、搅拌、混合、结晶生长。部分母液过冷冷却以及搅拌产生的机械碰撞造成了两次成核,从而导致了结晶颗粒分布不均匀。过冷造成的共结晶,以及颗粒大小不均匀造成的母液和洗涤液抽滤可透性的不均匀使细小晶体表面积更容易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上述两条是结晶纯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保证晶体的纯度,就必须通过提高母液放料温度和增加洗涤液量,使收率下降。目前所使用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是用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它虽然可以控制结晶冷却曲线,增加晶体颗粒尺寸,但仍然无法解决颗粒均匀性问题。黄晸同学研究的“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将旋转圆盘上的流动、温度、浓度理论解析运用于溶液结晶。她设计和研制了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设计过程中,她解决了用实验室磁力搅拌器驱动圆盘旋转和调速,设计了一个能有效冷却旋转圆盘的冷却槽,用特殊的密封材料和结构,以及密度大于母液的乙二醇冷却液得到的稳定的液封解决了密封问题。她还在自己设计的试验装置上完成了原理性的基础实验,并与实验室搅拌结晶实验结果和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提高结晶颗粒均匀性和操作稳定性(重复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次成核晶核数、转速、温度、降温速率是提高结晶颗粒的均匀性和得到大颗粒尺寸结晶的主要因素;而圆盘温度过冷、转速过快造成的流速过大是形成二次成核的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生产水平和科学进步是评价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客观标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是本质的主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它被滥用时又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科学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就是社会的日益科学化。社会的科学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迅速提高。虽然由于生产的盲目发展也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使一度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受到了自然的无情惩罚。但这不能归咎于科学,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足,由于人们对人类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无知,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并采取有效的自我控制的措施,人和自然也就有可能逐渐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由于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向海边大量倾倒垃圾所造成的污染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1999年美国有一个中学生的研究项目叫“病原体的天堂”。他研究的目的是:测试由于在佛罗里达海湾的沿海居民因为对处理污水的不良习惯,而引起的海水污染。他用转录酶转换——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海水中的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细菌。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人类丢弃的废弃物的渗出,污染了海水,有100多种致病细菌从人类垃圾中释放,最终形成了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防止反复污染,他研究出了一种快速而灵敏的方法去测定水中是否有这些病菌存在。 青少年在学习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过程中,特别要学习怎样用正确的科学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选题,使自己的研究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 80年代以来,上海及江浙两省的临近城市发展非常快,人口急剧增加,一些河道污染特别严重。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常年黑臭,严重影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已经成为市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苏州河及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为了防止产生反复,对苏州河的治理和保护仍然需要得到长期的重视。 四、分阶段目标 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活动,是为了在相对纯粹的条件下更好地揭示自然规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贯穿着极为艰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其产品则为知识。只有在知识成果的基础上,科学才能进人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科学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还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也是发展变化的。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且认识事物的手段、方法在日趋完善,科学揭示的事实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精度,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崇尚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 1999国家科学于工程大赛有一个选题,研究“转炉接触反应的新催化剂”以减少环境污染。课题的来源是:因为汽车发动机会产生含有CO、NO及碳氢化合物,排出的气体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果不经过转炉接触反应会严重污染环境,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空气污染是由此而产生的。目前应用于转炉接触反应的催化剂是一些贵重金属,价格非常昂贵。该课题要研究的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低成本的新催化剂。 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催化剂,它的表面积要比其他催化剂大好几倍,在氧化反应中的活性也是它们的好几倍,与贵重金属相仿。 第二阶段的计划是用一种新方法合成新的催化剂。这种新的催化剂有很高的氧吸附能力,在还原一氧化氮的反应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项化实验中发现新催化剂的还原能力要高于目前最常用的催化剂,而这些发现都可以证明新的催化剂在将来很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 以后的目标还要研究新的催化剂对不同的硅酸盐与介质的混合物如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的混合反应,及在硫化反应中的催化活性的比较。 学生研究的项目,应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项研究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同学选题过大:或者提出了问题以后,不知道从何着手去解决问颗。比如关于“电池的利用、回收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废电池是一种含铅的危险废弃物,如果随意丢弃的话.不但回造成铅资源的浪费,而日还会污染大气、水质和士壤环境,被污染的土壤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得到自然净化。我们许多中学生也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组成志愿者队伍,积极宣传和回收废电池。但是回收了以后该怎么处理?对随意丢弃有毒的废弃物的问题该怎么进行管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还不仅仅是家用的干电池,还包括大量的随着汽车工业、电子通讯设备、电脑、电力助动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所生产的大量的被丢弃的铅酸蓄电池。这一切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这里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有关信息。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8月,为了保护我国的有限铅资 源和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改变我国再生铅回收技术的落后面貌,上海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无污染再生铅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引进了破碎和分选设备,经过对这些引进的工艺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调整、提高,使它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废铅酸蓄电池中的板栅、铅膏、硫酸、PVC隔板、塑料外壳等进行分类回收和冶炼,形成了从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生熔炼、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一条龙”生产线,建成了每年能回收铅3万吨、锑8000吨,硫酸1万吨、塑料5000吨;消除3万吨二氧化硫排人大气;再生铅品位达到99.99%的现代化生产企业。 但是,由于对含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回收渠道,造成具有先进处理设备的企业因为缺乏原料,因而生产能力不能发挥;而不具备处理能力和技术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量收购废铅酸蓄电池,将废旧电池随意拆卸、倒酸,并利用原始的土炉、土罐熔炼废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了解了有关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把研究的问题定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是回收的措施和管理的问题,也可以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等。 我们在确定科学与工程研究目标的时可在不同的层次上定位:一个主目标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目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把一个问题分成若干个小问题逐个加以解决,这样做就能更具体、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在主目标的上面找到更大的目标,就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更开阔,目标更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更周全、更合理。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标准问题思考论文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与----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教育、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的是与相结合的科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的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运动的,对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家进行科学,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优秀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科学、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教科书的抄袭,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制度经济学政治科学研究论文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优秀,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优秀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优秀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制度建设择优机制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优秀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非线性科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对线性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关系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对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对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右脑革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第二种科学;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性功能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科学研究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优秀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优秀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摘要:管理科学研究是以最佳的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使系统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需求获得相对满足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是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象与方法;结果;讨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象:整群抽样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 随着21世纪社会快速变革,医学模式也面临重大改变,医护人员为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其工作状态及健康状况,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指数量表(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对银川市10家医院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为增进其身心健康、改善倦怠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1岁;其中男性17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7岁,平均工龄为134年;女性350人,年龄19~66岁,平均338岁,平均工龄为134年。 12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MBI量表包括3个子量表共22个项目:(1)情绪耗竭(EE)9个项目,主要评定工作压力引起的情绪反应;(2)人格解体(DE)5个项目,主要指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用冷漠、忽视的态度;(3)个人成就感(PA)8个项目,主要指对工作能力体验和成就体验的评价。量表由受试者依据自己的感受对量表的描述进行自我评估,评估全部采用5点记分法,各分量表的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得分之和。其中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重,个体成就感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轻。根据得分又将职业倦怠3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分为轻、中及重度3个等级〔2〕,当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及因子得分在2分以下,表明职业倦怠问题较轻(轻度);2~4分之间表示已存在职业倦怠的问题(中度),4分以上表明问题比较严重(重度)。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600份,收回合格问卷522份,合格率为870%(排除不合格及填写内容少于80%的问卷)。 13统计分析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采用成组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因素的职业倦怠状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因素。 2结果 21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MBI评分结果显示,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有近1/4(234%)的医护人员属于高度情绪耗竭,而低水平的人格解体所占比例不足1/10(61%),低水平的成就感所占比例近1/3(308%)。结果提示,银川市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不容乐观。 22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人格解体得分医生(1338±265)分,护士(1259±2310)分;成就感得分医生(3063±412)分,护士(2978±447)分;成组t检验结果显示,医生与护士2组间在人格解体和成就感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医生与护士间在情绪耗竭方面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在医护人员中,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人格解体方面的程度较高;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其职业成就感较低。 23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表1)通过职业分层,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情况。结果提示,在情绪耗竭与人格解体方面,不同医院的医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私立医院医生的成就感较高(P<005)。不同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省级医院护士情绪耗竭显著高于市级和私立医院的护士,但其成就感却低于私立医院的护士。而人格解体方面得分不同医院的护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与私立医院相比,其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经成组t检验显示,不同医院中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表现在不同方面。省级医院表现为成就感得分的差别(P<005);市级医院表现为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得分的差别;而在私立医院医生和护士之间职业倦怠在3方面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医生组成就感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aP<001;护士组情绪耗竭省级医院与市级医院比较,bP<001;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cP<005;护士组成就感省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dP<001 24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表2)以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及个人习惯和爱好因素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定期体检、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因素进入情绪耗竭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成为影响情绪耗竭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人格解体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职业种类、职业变动、定期检查和睡眠状况是影响人格解体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定期体检、放松技巧、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为影响个人成就感的主要因素(P<005)。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个体特征、个人习惯和爱好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 3讨论 职业倦怠(jobburnout)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征〔1〕。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银川市医护人员在职业倦怠程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说明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护士群体的成就感显著低于医生的成就感〔3〕,与本文结果一致,可能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护士在福利待遇、晋升及继续教育方面与医生相比均较低,但工作强度和轮班制度导致其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感觉自身工作价值和职业期望得不到实现,导致护士成就感低落。本次调查显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显著高于私立医院,说明医院的性质差别也是造成职业倦怠的一项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也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的医生在工作负荷方面较大,对自身工作的期望值较高。本研究表明,定期体检、睡眠状况、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放松技巧等因素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个体因素。而不同医院、职业种类、职业变动等因素为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环境因素。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的个体特征及环境因素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与文献结果一致〔4〕。因此,在不同医院中,明确和稳定医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角色,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调整个体特征因素,特别是注重个体身体健康和睡眠状况,增进自信心和成就感,可提高其工作效率,降低职业倦怠程度。 科学研究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价值问题探讨论文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性学习论文 一、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第一,教学内容是开放的。学生可以研究天文也可以研究地理,只要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就一定能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第二,教学空间是开放的。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联系生活实践,因此,学习的地点不一定在教室,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研究地点,可以是操场也可以是图书室,甚至学生可以走出校门,去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第三,学习方法、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通过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以及调查,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变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第四,信息的收集是开放的。学生不单单可以从教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上获得信息,而是也可以从知识讲座、互联网、多种媒体、交流互动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第五,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是教学的主要因素,而教师改变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主导身份,变成了教学的指导者和学生的服务者。研究性学习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和关系平等看待,鼓励学生和教师合作交流,互动学习。2.探究性在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探究性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特点,其主要指学生学习的内容不是教师指定的,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主动确定数学课题。学生学习的方式也一改传统的被动识记教师教的内容,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进而去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探究自主学习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不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只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去归纳问题,并适当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3.实践性数学课程不单纯是简单的数字课程,而是和其他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非常重视数学课程和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的关系,不仅关注数学的专业问题,还关注数学课程和科技、文化、自然等学科的密切联系。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在平时就应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的实施去深入领会数学课程的内涵,反过来,研究性学习也会指导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一)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往往是通过一个课题的实际展开来引导和帮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的。学生在自己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合作探究、分析交流等方法得出结论,既树立了研究问题的信心,又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通过收集、提炼信息培养学生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学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数学主题去主动收集、分析加工、重点提炼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种种渠道去获取有效信息,在此基础上去归纳和整理,提炼出问题的有效价值,进而培养能力。 (三)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问题 数学课程是一门非常精密的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严谨而科学的。学生要从一开始就树立一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在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大胆积极地创新,要有一种学无止境、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只要有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生在任何研究学习上都会有所突破和进展。当前,研究性学习在新课程改革中仍处开展的初始阶段,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们要让研究性学习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助推剂,引导学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作者:白建萍单位:江西省宜丰县职业高中
法律史论文: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q:我是一名法律人,虽从事法律工作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却从未听说过“陈卓”这个名字。读了方圆5月上的封面报道《陈卓往事》,使我又了解到一个应该铭刻在法律史碑上的人。 这几年,很多法律界的老人去世了,马克昌、陈桂明、张宇霖、邓正来等等。他们中有一些因常常在媒体露面而被大家所熟知,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的一些却只是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不够长,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很多重要史料的记录工作。应该趁着这些法学巨擘还在的时候多请他们谈一谈,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法律史。 a:小编也觉得,我们总是在有人逝去的时候,才后悔什么事情还没有做。趁着历史的当事人还在的时候,保留真实的历史给后人看,是年轻法律人应该重视的问题。 洗浴中心盗窃频发, 检察官给提个醒 q:编辑老师,您好!日前,我所在的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审查了这样一起案件:打工青年、无业游民、大学学生、未成年人等4人,从结识到被抓获,短短5天时间,从甘肃到西安一路向南到南阳辗转7个地方,在洗浴中心盗窃作案5次。 近年来,发生在洗浴中心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发现被盗后,第一时间搜集相关证据,即使公安机关破获不了,洗浴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顾客在洗浴消费的过程中,其随身携带的财物交由洗浴中心保管,或自己存放于洗浴中心提供的衣箱内,店方都承担有看管的义务。(文/李玉军) a:很多人丢了东西找店方都面临索赔难的问题,看来还是应该举起法律武器啊。 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无法贷款, 开发商该退回首付款吗 q:因为母亲多病,身体一直极差,东北的冬天很寒冷,母亲气管疾病,天天在家不能外出!兄弟姐妹凑钱给父母打算在北海贷款 买一套房子供父母休养之用。 2009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北海定了一套房子,交了2万订金,当时说是首付2成就可办理。但等到2010年让我们去办理贷款手续的时候,说首付最低3成,当时为了贷款容易批下来,我们凑到了4成的首付在楼盘销售公司的带领下交给了开发商,开始办理贷款手续。结果在贷款还没有审批下来的时候,国家政策调整,外地人不允许贷款,导致这次买卖无法进行了。现在开发商拒不退还首付款,一直给我们的答复是:等有下家买的时候再退。请问我们该如何做? a:因为国家政策导致的无法贷款,属于不可抗力,您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由开发商退回首付的,这与开发商是否再次卖出房子没有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您一是可以向当地建委部门投诉,看是否可以协商解决问题。否则可以委托律师,直接向房产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首付款。 法律史论文:近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原文作者:张松 摘 要 自清末至民国,通过全面学习移植西法,建构起一个与西方大陆法系相似的“六法体系”,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生活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传统依然,形成制度与实践相背离的吊诡状态。归根溯源,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变”与“常”二者的张力结果。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关键词 变与常 近代中国 法律制度 历史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11yjc820168)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建构与解读”(2011sjb82001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4-02 关于“变与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着莫名的热衷,但却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老子却有“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之论。除却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也有变与常之分,如数学上的“常数”与“变数”。可见,变与常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存,互相纠葛在一起。 传统中国,伦理等级分明,社会秩序井然,多数时期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古代中国,“‘和’、‘均’、‘安’才是常道,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但历史车轮行驶至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从传统的“千年不变”突转为“十年一变”,中西文化冲突成为时代的突出内容,“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正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日新月异,一个多世纪来的史学界和法学界大都侧重于近代中国社会趋变的一面,褒之扬之,即使间或有论述不变的一面,也是基于批判的立场,贬之抑之。无疑,这一研究取向既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象相契合,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势相一致,但却有意或无意中引导人们认为“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面相,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认识陷入一种单一的平面景象之中,忽视了一直隐藏于社会实践中不变(即常)的一面。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意识处于弱化和简化的状态,失却了以往包容万象、吸纳异域文明为己用的雍容气度;而自上至下、急功近利的富国强民意愿更是生硬地将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社会和文明插入进来,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社会”已初步成型。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因此而被截断,传统文化精神仍牢牢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大变法”,到沈家本的制订新律,再到清末新政、共和民国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无不是以“变”——即学习西方、移植西法为主导,从而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模式的社会。即一种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已在明面上建立,而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影响,从制度到实践,整个法律的运行环境仍深受传统制约,形成一个“制度与实践相悖离”的吊诡状态。 以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为例,无论是商事裁判机构,如大理院、商事公断处等的构建,还是一系列商事法规,如商法总则、商事程序法、商事单行法等的草拟与出台,其中无不饱含着浓郁的传统法文化元素。大理院乃是由传统的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改制而来,商事公断处则建基于以往的行会及其行议机制,而固有的商事习惯如合伙、担保、借贷、居间等,均可以在有关商事法规中发现端倪。一言以蔽之,在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变”道占居主导地位,但“常”道仍或显或隐地对其不断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之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样见之于其他部门法制建设。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构是仿效西方移植而来一个庞大的西方法框架,而在框架内却是中西杂糅,新旧混陈,且一直影响至今。譬如当前仍有所留存的传统风俗习惯,国人的一些习惯性思维等则是有力佐证。 [论文网] 制度建设如此,司法实践亦然。从官方司法机关到民间裁判机构,无不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援用本土法律资源。以民初大理院为例,大理院通过颁布判决例和解释例的形式来弥补法律法规的匮乏,将本土民商事习惯导入司法审判之中,与法律条文形成互补,从而使得近代民商事习惯与西方法律精神文明初步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事裁判机制。官方如此,民间亦相若。民初的商事公断处在裁处商事纠纷时,所依据的仍以本土商事习惯为主,以东渐而来的西法为辅,甚至二者综合为用。这一情形,恰与官方行为相呼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正如苏力所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民间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虽然其存在与民族国家追求司法统一的目标及社会发展大势相悖,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挤压和抵制,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存在却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从当时商事公断处的理案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以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民间裁判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生存空间。 清末民初,正是我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草创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习惯法的存在和实施保留了一定的法律空间,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商事习惯被引进法律条文、导入司法实践等,不仅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而且增强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商事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商事法规对商事习惯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商事司法裁判的法律渊源,推进了社会对法律本土资源的认识,而且为法律的继受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途径,为以后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是“常道”对“变道”的具体影响。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的法律继受,是一个多方面参与、全方位移植西法的过程,是国人在内外交迫的情境下做出的选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意即科学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的过程,并伴随着一个法律人阶层的递嬗代换、新的专业法律人取旧制度下的法律人而代之。”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部商法——《商人通例》开始,到1928年民国南京政府建立时止,晚清政府与民国北京政府拟订和颁行了多个商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商事主体法、商事行为法和程序法,基本上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而近代商事法律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近代商事法律制度传统和现代并存、东西方法律精神共生的特点,既有政府的功劳,也有社会的贡献。近代商法的变迁发展过程,表征了法律继受的长期性,“也许只有在中国人整体的法律生活(由活生生的法律到国法)找到一种与外来法律较少隔阂冲突的融合方式时,继受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正 如王伯琦先生的分析:“第一,从新法律的内容而言,这原本不是本土的产物,这与西洋新法产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是所谓‘观俗立法’的。新法的创制是受了自己社会情况的逼迫。我们的新法是舶来的,主要是受了国际环境的逼迫。另就法律的执行而言,问题更为严重。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上,只有具体道德规范的实践体会,绝少抽象法律原则的逻辑推演。这是中西文化极显著的鸿沟。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过数次严格法的训练,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从没见过。这是在中国当今法律上的二个基本问题,到今天,须要切切实实地检讨一番才是了。”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时期,法律制度的重构是其中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仿效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有水土不服之嫌,而中华法系因此趋于解体也是不争之事实,法律文明的消亡与重生始终是相伴相随,未曾割离开来。德国法学家维亚克尔曾在其巨著《近代私法史》中批判了将近代德国法制建设诉诸继受带来的同化或抵抗的危机,认为这将会使研究者的眼光陷于偏颇,应用近代的发展趋势来解释,将可更明确、有创意地说明这些创新事物。他认为:近代德意志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始终都有法条制度为因应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本身的进展——被创造出,乃至继续演变,它们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古)德意志的”法制,毋宁是新法制。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法律继受(或近代中国的法律生活),视其为中国法律的近代自然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外力的诱发下而发生、发展的。 自晚清迄至民初,一个与已施行两千余年的传统法律制度迥异的新法律制度渐趋成型,而新的法律意识也随之悄然在国人心中养成。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意识,在其建构养成的过程中受外力因素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西法印痕,但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既无法将其与传统中华法文化相隔绝,也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法文化因子。换言之,即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乃是一个东西法文化共同构成的混合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既有别于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新事物。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代表保守力量的“常道”和代表变革力量的“变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变道和常道并非固守不变或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结不清,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今日的变道将会成为明日的常道。“变与常不是相对立、相排斥的,而毋宁是相反相成的。……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才真的接近了真理的边缘。” 史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变革亦如此:它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近代转型,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但如何转型、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却一直迁延至今,未有定论。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的“打倒孔家店”,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到近年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我们与其认为其是中国学者面对西学的态度及认识上的变迁,不如说是对中国(包括法律)现代化路径的艰难抉择。 梁任公曾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非吾之所敢言矣。”“变”和“不变”(即“常”)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为艰难的抉择,同时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一百多年来,“变”的形式和内容始终居于主流与主导地位,从而遮蔽了那些退隐幕后的相对“不变(常)”的东西。“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而前文王伯琦先生所言的两个问题,以及张之洞、陈独秀、胡适、苏力等数代人的歧异主张,其实都可以说是衍生于“变道”与“常道”的博弈,是各人对社会中变与常的认识态度的外在反映。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法律史论文: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文明社会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 网友:公开中奖者的信息,涉及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显然,彩民隐私与公众监督应在博弈中平衡,那么这平衡点在哪儿呢? 张树国:任何一个走向法制的国家,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寻找更为合适的结合点。广大公众特别是广大彩民比较关心直接参与事情,充分的了解有关信息,是他们的权利。就个人隐私权而言,我国的《宪法》、《民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大众知情权,所有法律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依照法律满足双方的需求,是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因此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个人,就是中奖信息持有者,还有广大公众都应该相互理解。 《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中奖者和公众双方权利 网友:您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请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而不涉及公众的知情权? 张树国:彩票管理条例既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保护中奖者个人的信息保密权是在第三章27条,发行销售代销以及其他业务职务便利知悉中奖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给予保密,这是针对有关人员、有关机构对中奖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第4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在发行、销售开奖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开是全社会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这是保护公众权益最基本的东西。第20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应及时将彩票发行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规定。所以,双方面的权益在保护,对于双方公众和个人,对于双方权益保护,从立法层面来看,划定了个人信息和中奖信息、中奖结果三者不同的关系。中奖者个人信息保密,这是法律规定。但是中奖信息和中奖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因此我们说《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双方权利。 杜绝“非法操控”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杨再昌:请问张树国委员,如何加强彩票发行的法律监督,从根本上确保中奖的公证性,杜绝“非法操控”? 张树国:关心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彩票发行历史并不悠久,但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出台了《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无论是体育彩票还是福利彩票,体制机制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体现在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法律规定由财政部进行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但是怎么监督?监督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网友:请问张律师,如果有人对最牛彩票提出司法控告,是否可以引进司法介入调查? 张树国:这涉及到一个公益诉讼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权益受到侵害公益诉讼由谁提出来,现在的规定不明确。像你刚才说的彩票、彩民,就是关于彩票的问题,我认为有问题我提出诉讼,可能是彩民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彩民、当期彩民可能还要考虑如提供证据证明他的中奖是非法的、无效的。比如说湖北事件,摇奖过程中里面放了一个小钉子,假如说是小钉子不应该是6号,而是5号掉下来了,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可以诉讼。退一步说你不是彩民,我是社会公民,我当期没有买彩我要提出诉讼这就很难。 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 网友:张律师,彩票作假算不算一种抢劫行为?数额巨大的,可不可以处以极刑? 张树国: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对于彩票涉嫌犯罪的行为,应该包括几个大的罪名,比如说第一个是抢劫罪,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第二个是诈骗罪,用虚假彩票骗取获奖资金,那么可能以诈骗罪论处,虽然不是极刑但是很重。还有侵占罪和贪污罪,这可能涉及到彩票发行人员。 在我们国家往往一个大的事件出现会推动进步,我相信河南3.6亿彩票中奖事件通过我们广大的彩民、广大公众的普遍关心,那么必然会引起立法机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通过我们媒体不同角度的宣传和报道,把不同的声音推向公众,推向我们的立法机关,推向我们的管理机构,必然会对国家的彩票发行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所说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在规范的范畴。所以这个事件出来说它是可喜可贺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彩民、发行机构、管理机构、立法机构通过媒体关注,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彩票发行和将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帮助作用,使之更加完善、科学。 福利彩票本着扶贫济困的原则,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平衡均富 xzjuli:请问张律师,通过电话、手机及其他媒体购买彩票时,彩民们要注意些什么? 张树国: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电话投注的形式买彩票,应当说程序上还不是十分完善。这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繁杂,作为彩票的购买者,它通过银行结算,通过电话程序,来买彩票就涉及到一个双方授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彩票发行机构都是单位,金融系统是属于彩票资金结算的机构,这个时候我们用电话投注的方式就将金融机构推向了接受委托和资金结算的双重身份中。简单地说,过去买彩票你到投注站买传统的彩票,然后彩票投注站把这个钱通过银行存到彩票中心账户里面去,完成了买奖和付款的程序。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进行投注,首先就要由银行确认你的投注成功了,第二你需要支付的资金已经划付了,同时银行担任了银行确认你彩票是 否在他这一阶段完成交易的委托。同时他还有义务像彩票中心用程序来报告这个人买了彩票完成了交易程序。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银行因为金融系统的程序问题或者跟彩票发行系统连接问题,导致虽然对你确认,虽然买彩的资金确认,但是没有在当日发给彩票中心,所以当期就没有你的彩票。怎么办?在我们国家对电话彩票投注还有一定的争议,在全国也出现了个案。所以在电话投注、短信投注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我建议彩民从个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上考虑,还是尽可能不要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使用这种方法,采取传统的方法更安全。 xzjuli:请问张所长,电话购买彩票后,因没及时去拿彩票,开奖后卖彩票人将中奖彩票占为己有,此时该怎么办? 张树国:这个问题无论是电话投注还是普通的方式投注,结果都是一样的,买彩票的人买了彩票以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兑奖领奖,由于各个彩票中心有不同的规定,可能作为弃奖装入投奖池继续来做。但是如果彩票站因为别人没有领奖而将奖金据为己有,就是犯罪了。彩票投注站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他人彩票资金最终要受到刑事处罚。 彩票给我们广大彩民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挪用公款、导致购票综合症,有的越陷越深,甚至不惜抵房子卖地,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会给家庭带来不和谐,也可能给某些小范围的地方带来不安定。但是加强引导、加强疏导,这些弊端是可以解决的。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看问题从利弊双方来看,更多的是看主流,引导走向和谐。同时我这里要提醒,不要把改变人生命运寄托在购买彩票上,我不反对购买彩票,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财力都赌到彩票上去,那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法律史论文: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论文摘要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论文关键词 恶法非法 自然法 分析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历史法学派 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古希腊智者克里克勒,最早提出了法有良善之分的观点,并将良法的确认标准归之于自然法。 即不合乎自然法之法。自然法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各个时代的法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出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理念。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将之称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它是“神的理性和智慧在人间的反映”,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但总体而言,自然法总是相对于实际制定的实在法而言的,具有能够衡量实在法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的价值的功能的某种特定标准。与“恶法非法”相对的自然是“恶法亦法”,顾名思义,它强调即使不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实在法依然应该为人们所遵守。他们认为:法令条文本身作为法律形式应有其权威性。法律既然被颁布,就应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然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间的对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恶法非法”强调的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恶法亦法”强调的是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1)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也即良好的法治应当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正如我国学者刘杨所说:“应从统一性的方面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二者的对立只具有方法、策略、手段的意义,在根本目的和宗旨上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法治的两块基石。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道上的思想之流。” 二、“恶法非法”之争的历史进程 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如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的历史始终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坚持细致的规则之间摆动一样,法律的历史也长期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此消彼长之间摆动。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萌芽阶段的宗教法与君王法令的对立 在荷马史诗和海希奥德的诗歌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法律被认为是由神所颁布的,而法律和宗教之间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祗之命令,即使是国王的权力,也是神所赐予的。当王权与宗教仪式产生冲突时,宗教法占据更高的地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安提戈涅的弟弟他生前违反了国家法律,克里奥的国王禁止安提戈涅给他举行葬礼,但安提戈涅依然按宗教仪式的规定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因为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葬礼是神圣的法律命令。 在王令与神之法对抗时,他们选择适用了非实在法形式的神之法,这也是“恶法非法”之争的最早体现。 (二)自然法、神法与唯名论者的对立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宇宙中普遍有效”,西塞罗认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有成分的万民法,即自然法。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基本反映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阶梯》等官方学术著作中,按此观点,不合于宇宙普遍有效的自然法的实在法,当然要作为“恶法”加以摈弃了。 中世纪最早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使徒的书信中,指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教会法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即是上帝之法”,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巧妙结合,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四类。自然法作为神的领域的永恒法在人间的反映,地位高于人法。此种位阶高下之分亦表明法学学者们对于恶法的否定。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们或曰唯名论者们如约翰·邓斯·斯各脱等认为上帝的自然法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实际适用。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尚未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却客观促进了19世纪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 (三)永恒的自然法与现实的君主特权之间的对立 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为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方面要求限制君主专权,另一方面又提倡新教改革,希望脱离基督教会对人们意识的掌控。同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教会的专权,要求将神法与人法相分离,但是又要求对君主的权利有所限制。其主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1)受重商主义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所影响,早期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们重点关注对腐朽的宗教制度的反抗。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承认永恒的正当,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的存在,但同时却并不承认自然法同宗教中上帝的联系。德国的塞缪尔·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自然法体系。但由于缺少对王权的限制,这一时期实施自然法的最终保证只能是统治者的自制和智慧。(2)1649年英国清教改革后,政治、经济,哲学中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法的支配及相应的分权理论,如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可执行自然法,处罚违反自然法,侵害他人自然权利的行为。(3)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代表人物卢梭却提出了与以上学者们相反的观点,在坚持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他要求人民必须绝对遵守主权者的命令。并认为这种做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主权,然而托克维尔却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博登海默也认为,这种依多数人意见做决策的方式易导向“绝对的民主”。 无独有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也提倡议会至上原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 (四)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对立 1789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欧洲大陆形成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强调普遍理性、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式微,学者们更加关注各民族,地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自身特征。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继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更注重民族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历史之中,而且真正的源泉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这种对民族法律文化个性的关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法学理论研究。而这一时期真正与自然法学派在“恶法非法”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是分析法学派,也即法律实证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发展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它在法学界的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摈弃一切哲学中的教条和纯理论主张,蔑视所有的伦理,社会因素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认为只有建立在经过检验和证实的知觉经验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正义即合法性。其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创立了分析法学派,强调实在法的影响和“主权者的命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粹法学派则更加彻底,如汉斯·凯尔森就要求清除法律科学中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因素,单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其决定标准乃是‘强力因素’”。因此,这一学派自开创伊始就同自然法学派就“恶法非法”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h.l.a.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主义运动却缓和了这一矛盾,他们修正了奥斯丁等人的一些过激观点,承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和自然法哲学的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坚决捍卫实证主义“忠实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中有些规则可能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 自反对提倡实在法律制度的绝对完善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的利益法学运动和自由法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以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新兴法学流派不断涌现,使得本世纪的法学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现时的法学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某一方面。现时的法律实践也往往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既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伴随着对利益,目的,价值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衡量。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恶法非法”之争亦逐渐式微。 三、“恶法非法”之争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这场实然法与应然法之争贯穿几千年,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者们观察,研究法律问题的角度、方法,手段也愈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法非法”之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就司法实践而言,“恶法非法”之争必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争论带来的“恶法之恶”与法本身的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大量借助法律解释的帮助,以获得个案的衡平。如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说“对于恶法,应作合理的阐释,使之合乎法的目的性”。 各民族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所长期采取的这种作法,使得法律解释体系更加完善、严密。 其次,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前人的各种著述令我们明白,要想达到“良法之治”的效果,就要实现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良善的法律不应该仅仅是符合道德,符合自然公正,符合自然法;法律的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也同样重要。 法律史论文: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历史、现状、问题 1995年4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立(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关于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更名的通知 学位办便字第960602号 ”,“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变更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urismaster,以下简称jm)创立的大致进度是:“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6年,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进入正式举办阶段。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描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沿革 培养目标直接体现了一个学位的类型和定位,通过考察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日制法律硕士性质的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历程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方面,是职业道德要求上的变化,即由不强调德育到强调德育再到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转变;另一个方面,是能力要求上的变化,即由“高层次专业人才”到“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的转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职业道德”与“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将继续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基本目标。 二、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及考试科目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及考试科目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内容的变化,如表2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与考试科目变化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法律硕士实行单独考试,全日制法律硕士不限制往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报考,考试科目从统一走向分类,又从分类走向统一,并且考试难度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后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从限制法学本科生报考到2009年开始放开法学本科生报考,且同年考试科目分为法学卷和非法学卷。同时在2003年,考试科目由5门减为4门,最终考试科目确定为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综合4门。 三、全日制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方法历来重视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同时强调从重视案例教学到实践形式教学的转变。具体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实践,采取比较多的教学方法有: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现场实习、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小组讨论等。近年来,法律诊所教学日趋得到重视。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是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真实的案件,使学生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它有角色模拟和真实案件的重要特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它没有利益驱动,也可以锻炼学生的高尚法律道德情操。 四、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历史沿革 截止目前为止,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完成第八批审批,院校总数增至115所,如图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数量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2000年法律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完成全国布局,二是2006年法律硕士开始进入正式招生。图1的数据正反映了这种趋势:(1)1995-2000年(布局阶段),增长维持在9所/批以内;(2)2000-2006年(稳步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11所/批;(3)2006-2011年(大规模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30所/批以上。 五、全日制法律硕士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专业教育不够突出 当前,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重在突出复合型、实务型,然而强调法律硕士的专业教育不够突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同,它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讲授某一学科专门知识,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霍宪丹教授曾指出,“jm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基本掌握法学专业主体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也正是美国jd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全日制法律硕士在创设之处就已经强调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然而15年来,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没有进入必修课。欧美一些法律教育很出色的国家,都把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放在必修课里面,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课程包含了“律师执业道德”。 (三)政治外语考试没有突出法律硕士特色 目前法律硕士的政治和外语入学考试采用与其他研究生相同的试卷,入学考试实行“2+3”模式,而不是mba、mpa采取的“1+4”模式(即政治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题,英语和其他3门专业课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命题、联考)。2001年,由李有根副教授执笔的专题报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jm)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无论是从遵循专业学位的本身特点,还是实现专业学位统一的考试模式角度,jm的考试模式均应进行改革,采用''1+4''模式。”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律硕士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培养规模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的刚性需求。法律硕士的培养应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质量。2011年4月11日,“首届全国高校法律硕士精英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代表们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重点是如何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而不是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法律硕士的招收不应该成为各高校创收的工具,国家及各高校应该重点提升整个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才有利于我国法律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法硕共同体的长远发展。” (五)法律硕士与行业准入挂钩不强 目前我国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当前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对象包含了没有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员,很多考生经过两三个月的突击考试就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对整个国家的法律教育有很大的冲击。加强法律专业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之间的联盟,取消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报考,这对建成最低限度的法律职业统一性有重要作用。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04年,日本模仿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法科大学院”(lawschool)。日本法科大学院是建立在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和法学部(大学法学本科)的基础上,它与我国的法律硕士十分相似。法科大学院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日本,除极少数情况外,只有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法律史论文:黄宗智法律史研究范式中“第三领域”的学术贡献 黄宗智先生所提倡的结合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利用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以来的法律制度的进路,是享誉史学界的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一个体现。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进行总体史研究,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人为地制造研究的封闭格局,形成一种互不往来的闭塞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的著作及其试图综合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的努力,不仅构成某种智识上的挑战,更获得了某种智识之外的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著作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总体性”的法史学研究成果。 一、主题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黄宗智先生充分利用了《满铁惯调》村级民事纠纷的实地调查材料、重建了这些材料中628件民事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阐述了民间调解作为纠纷处理非正式系统的构成、作用和实际运行,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并非州县长官的“教谕式的调解”,而是根据法律频繁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628件案件中,126件是告诉后由庭外民间调解处理的,264件记录不完整的案件中,应有半数左右属未经堂审即得以调解的,因此。通过半正式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达到258件,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即为清代纠纷处理中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 从对诉讼档案的量化分析,不仅体现对个案处理细致入理的观察,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普遍性的问题。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是一个法官?如何理解诉讼档案与传统观念间的差距?从区分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形式、诉讼的规模、民事诉讼费用、“衙蠹”及当事人的抉择与策略分析等事实角度,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与结构下的民事诉讼形式——小农社会背景下的宝坻、巴县形式,复杂社会结构下的淡水、新竹形式,并将之视为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历史的纵向变化。 黄先生也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清代民事诉讼实际并非是传统观念中设想的走极端,比如无讼与滥讼、清官与衙蠹、良民与讼棍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定模式,而是从场境和具体实践的角度,证实了律文正史与法律运作现实的差异和背离,指出了州县官们的活动中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即秉持“实用道德主义”原则处理案件的真实动机。将清代法律界定为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结合,并将之放在“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认为清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可以看做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一理性的”实践的一个结合,德治主义和实用主义纠结在清律、县官和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黄宗智的理论创见是提出了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清代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解说中,第三领域内,纠纷是在当事人及有关调解人员对县官批词中难得见到官方律例的表达。这涉及到黄先生提出的一个对“法律”概念解释的问题,即采用规范法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规则的法律只存在于大清律例中,在黄宗智的第二领域(民间调解)与第三领域中,出现的裁判依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及其组织体系,而是为一定群体所共享、共守的一套规则知识和观念组成。“第三领域”运行的前提是存在两套知识系统,官僚阶层共享的关于儒家经典及官方表达(律例)的知识,民间调解中的“地方性知识”。“第三领域”是上述两种知识系统相互冲突、平衡、妥协、吸收的空间,或者是两者关系作用的一个结果或者构成。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更能够充分体现黄先生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旨趣转向。因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转向的主题揭示意义,还在于“法律史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这使法律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跨学科的意义,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问题发生关联,对于改变“幼稚的法学”的尴尬局面,不无裨益。 作者运用了一些地方诉讼档案,除了前面提及的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县档案、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档案以外,还包括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这里,也揭示了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于史料的整理与系统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是否仅仅停留在论据层面就达到了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史料的运用和整理在达到“充分化”的程度时,它的学术贡献才是独具价值的。这不仅依赖于对史料的系统化工作,更依赖对于这些史料的阐释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贡献于“总体事实”和理论构建。诉讼档案不仅在史料的使用上较少,它“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 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里存在一个学术研究在保持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与何依存、为何服务的问题。该著作偏向讨论中国法律历史中的现代性的方面。黄宗智关心的始终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近百年的法律实践来看,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法律已经初步成形,既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实用的认识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二、比较方法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将两本书相互渗透,全面理解作者的系统思路和理论构设框架,体会贯穿其中的论证线索,获得一种无偏颇的认识。同时,这种安排也暗含了方法论上的提示,由于民国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在性质和实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对于民国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对比,可以间接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看法。法律史中以今析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昭然若示。所阐述的清代法律和习俗有关民事的概念结构和逻辑、案件记录中透露出的清代司法实践、20世纪立法者对法律中现代概念的追寻、国民党法院如何于立法者的意图与当时的社会风俗之间斡旋。体现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学术史命感。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影响下,屏蔽了关于变化与连续的过程中多侧面的相互作用。黄先生将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三个层面:即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认为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作的重要让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自清代至于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贯穿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的主线是表达和实践的比较,《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主题则涉及到清代、民国以及过渡时期的关于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的比较,比较的难度愈发增大。黄宗智先生秉持超越价值评判进行比较的学术自醒。在第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中,阐明了超出现代主义假设看问题的学术理路,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经过明言以及未经明言的合理性,没有认为此优于彼。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而把两者概念化和相对化。从这点上看,这种研究的精神和旨趣接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求,具有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 三、研究所得到的启示 (一)法律史研究中的立场以及方法论问题需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研究品格的同时,也需要对研究场境中的“总体事实”做全面深入观察,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客观主义与文化分析主义可以获得结合,并相互应证。 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研究关注社会事实,既不将事实化约为“表象”,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努力。科学对待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 (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价值,更甚于一些具体的论断。法律史研究中,常遇到材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历史材料本身是沉默无语的,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再勤奋的努力也可能局限在零散的整理工作之中。 法律史论文: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法律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十五门优秀科目之一,但作为理论法学基础法学课程,即使在专门的政法类院校中,这门课程也是一直处于相对落寞的地位。本人作为政法院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教师,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发现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困难有: 一、课程安排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课时量的缩减和课程授课年级和具体时间的不妥安排。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法律史作为十五门必修课之一,课时从过去的80个课时减为最近的68个课时(每周4个课时),每个学期的实授课时通常在60个课时左右(除去十一假期和考前总复习),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全部内容在有限的60个课时内,实际上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老师授课只能勉强讲至清朝部分,近代法律史部分压根没有时间讲授;中国法律史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讲授,三年级的学生比之一、二年级的新生,临近毕业,尤其法科的大学生紧迫任务很多,如司法考试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就业准备。这个时候开这门理论法学课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这也是中国法律史到课率不及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国法律史课程具体授课节次安排最多的是早上第一、第二小节或下午最后的两小节,无论对于授课老师和上课的同学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时间,学生或困或饿,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效果。 二、优质教材的缺乏。《中国法律史》教材编撰的不少,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顺序一气排下来的,各部门法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中。这种纵的编撰方式,优点是条理清晰,便于同学记忆,不足之处在于内容史料成列感强,显得枯燥,教学中明显缺乏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引导。反对这种教材编撰的学者认为这种编撰方式是历史的方法,缺乏法学的元素,不利于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和训练。我认为,编出《中国法律史》的优质教材关键在于如何综合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并结合本科学生实际。切不能为了追求法学元素做成部门法史的总和,也不能为了追求普遍性做成法律历史故事集成。 三、《中国法律史》教学最大的困难是现有的课程分科中的不利局面。21世纪初,中国法律史就被硬生生地分割为“制度”和“思想”两块。如今在全国所有开设法学的院校中,《中国法律思想史》在本科的教学中为选修课程。按照马小红老师的观点:如果学生只“必修”了中国法律史,而没有“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也就是说只知中国法律史的“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对传统法的了解无法做到全面真实。这种“学科”的分野,也为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误解,如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律制度而无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就只有专制皇权没有民主元素,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是人治等一系列误会。 直面以上三点主要困难,如何使中国法律史这门古老的学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课程的魅力,给学生以专业知识和历史启迪,在我看来应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史教学的基础在于中国法律史优秀教师的培养,基础法学在各个法学院校均不是“大热”,基础法学的任课教师因为授课内容不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所以受学生们关注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在21世纪终身学习的背景下,我们的法律史教员如何在立足讲授基本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完善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包括文化修养、外语能力、社会知识、政治常识等。只有出现大量优秀的法律史教师,才会有优秀的、受学生喜爱的中国法律史课程。 二、教学内容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应避免简单重复。除了增加思想史的内容,还需要补充特色鲜明的 地方法制史。在法制史的传统教学中只讲授国家法,随着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增加地方法制史、民族法制史等内容,使法制史拓展为多元化的体系,体现学科的融合性、多元性。这一点的教学实践做得比较早的是黑龙江大学的“中国法律史”课程组,他们目前已在课堂上讲授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流域金代法制的特色”、“哈尔滨沙皇俄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和“东北解放区法制建设研究”等专题,这些内容不仅学生们喜爱,也已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团队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传统三强之一(另二强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学科中边区法制史研究最新成果如果加入到本校的中国法律史教学中,就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持续创新教学方式。广泛开展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研讨式教学,教师要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突出对立的学术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案例教学使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相关法律知识和重点问题的掌握;播放法律史相关的影片,如本人在中国法律史课堂上就播放了电影《孔子》,它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力,激发同学的法律史学习热情。丰富多彩的课堂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要求,在法律史的厚重中平添了一份青春元素。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2008年1月16日,北京飘着细碎的雪花,记者赶往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公室,终于得见这位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名家,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张先生学识渊博、真诚洒脱,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这样面对面地采访您。我们都知道您在中法史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了解到您本科时读的是文学专业,那为什么后来弃文学而从法律呢? 张晋藩(以下简称“张”):是的,我本科时在国民党的国立长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我读法律是受我姐姐的影响。1949年,中国政法大学刚刚成立,我姐姐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我当时在外事学校,就是现在的外国语学校读书,因为她去中国政法大学了,我也就转去了。我和姐姐在旧大学时就在一起读书。 记:在1952年就开始改造司法机关和改造旧法人员,就这个情况您能不能作一介绍? 张:当时我不在司法机关工作,而是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情况知道得很少。1953年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主要是批判旧法观点,整顿司法队伍,改造旧法人员,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批判旧法观点。当时人民大学的系主任叫何思敬,是党内的老法学家。在延安时期,他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国共谈判时期是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彻底清算旧法观点》。当时专门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科研报告会),有些所谓旧法先生也来听了,影响很大。那时候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很有权威的。其次,改造队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将旧法人员接收过来后进行改造。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揭露旧的必须加以整顿的司法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处理问题。最后,少数改造好的旧法人员可以继续从事司法工作,多数旧法人员不能做司法工作了。司法队伍如何充实呢?就是调干,调干培训。那时候有短期的调干培训班,也有长期的。长期的是在大学法律系读四年。至1965年,法律系的学生全部是调干来的,没有青年学生。调干学习以后充实司法队伍,继1953年之后,1958年又整顿司法队伍,但已经与1953年有所不同。 记:您学法制史是组织上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呢? 张:那时候没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当时有两个准备:一是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二是被调作研究生。后来调我去读研究生,调就要服从,分配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当分配我去学法制史,很多同学都为我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觉得法制史很没意思、枯燥。我却十分高兴,因为和历史有关,很感兴趣。研究生期间都是读世界法制通史,由苏联专家讲课。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法制史专业做教员。我们共有四个研究生,两人研究外国法制史,两人研究中国法制史,我研究中国法制史专业,从1952年一直到现在。 记:1950年您就开始在人大读研究生,那时正值苏联专家来华之际,那请您介绍一下苏联专家的授课情况,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 张:当时人民大学派来一个苏联的总顾问,负责人民大学的全面建设。各个系、各个专业都派苏联专家。招收研究生事实上也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当时人民大学一期招了两百多名研究生,法学有二十几名,都是从本科生或干部中挑选的。1950年7月份人民大学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研究生要学两门大课: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我们法制史专业苏联专家来得晚,所以一开始是何思敬何老给我们上课,何老很有学识,世界史的知识非常丰富。苏联专家来了之后就由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大概上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我们觉得苏联专家简直是高不可攀,很有学识,后来逐步发现苏联专家实际上是在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如:《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通史》等。苏联专家从教学计划、到辅导、到课堂讨论、到毕业论文、到考试都参与了。师生相处比较和谐,限于语言,交流不多。 记:当时中国法制史是由谁授课的? 张:没有人授课,前面说了研究生期间是苏联专家授课,毕业以后我们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材料,编写成书,进行教学。非但那些老法制史专家不能授课,连他们的书都不许看,以免中毒。所以我们学中国法制史就是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中国的材料,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师自通。 记:中苏友好时期,关于我国学生赴苏留学的情况您了解吗? 张:选派赴苏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的时候,我已经做教员了。组织上找我谈话,告诉我想送我去苏联留学。知道后很高兴,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赴苏留学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政治审查涉及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政治审查通过后检查身体,检查身体也非常严格。在检查身体时我被怀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转到同仁医院复查,最后体检勉强合格了,但最后因为身体原因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身体检查之严格到有一点鼻炎也不行,因为苏联气候寒冷。 记: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反右的情况以及法学界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员的情况,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张:1957年反右一开始,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我当时做团支部书记,到底怎么把握,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疑问的。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开始反击右派。当时法学界被划为右派的人很多,这和法学界“左”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和老师共被划了六十多个右派,而法律系总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我们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中,三个都被划成右派了,就剩我一个,即75%都被划为右派。那时候有些批评是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法学界比较“左”,不少老法学家像钱端升、楼邦彦等都被划成右派了。依法治国在当时也是典型的右派观点。 记:1958年的运动您了解吗? 张:1958年的是全面,也包括法律。法律的结果就是不要法律,只要政策。政策就是法。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缩减合并,因此“”期间的无法无天,并不是凭空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记:在反右以及时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张:反右期间在校内参与运动,期间学校全部下乡,基本上没有人。当时是公社化、公共食堂、大讨论的时候,我都参加了。1958年从南到北全面大丰产,但丰产却不丰收。首先是因为农村公社化后,人们没心思干活。其次,公共食堂大浪费。我所在的大队队长曾讲道:“从古到今,哪有吃饭不要钱的?现在吃饭不要钱了。”下面就有一个老农偷偷地讲:“是啊,吃饭是不 要钱了,可干活也不给钱了。”老乡吃饭都是带着情绪,馒头隔墙就扔出去了。有一次公共食堂包饺子,老乡们把家里的菜板都搬出来了,场面十分壮观。这顿饺子从早上八点钟吃到晚上8点钟都没吃完。因为小孩先吃,小孩吃完后玩一圈又回来吃了,这顿饺子吃得真是漫长。 那时候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很难以想象。譬如欠债要不要还钱,男女要不要分开居住。事实上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男有男营、女有女营。年终结算时,当年农民一分钱也拿不到。公社化、公共食堂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益处。1958年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天朝田亩制度》那个阶段。 记: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张:这期间的经历十分糟糕。基本不讲社会发展的规律,“左”上加“左”。到60年代初,来临。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吃、饥饿引起全身浮肿,整个学校80%以上的人都浮肿。人民大学让每个职工打十斤树叶交到食堂,磨碎了和到面里头,窝头都是绿的,叫做叶绿素窝头。到1961年高级知识分子给糖给豆了,情况才稍微好转。天灾乃实,但浮夸风造成的人祸也不可低估。 1958年以后教学内容简单了,主要讲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很多课程都取消了。像民法、合同法、行政法、劳动法都取消了。法理、法制史、刑法的课程还能保证。这段期间,教学秩序时断时续。在我的印象中,“”前十几年中,只有1956年和1961年没有搞运动。 记:在那样一个学术氛围不正常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写出那本讲义的? 张:我写讲义是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是现代的讲义、国民党时期的讲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讲义。因为当时没有力量写古代的讲义。从1961年开始才真正地写讲义了。196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这就意味着运动不搞了,一切恢复秩序,学校也恢复秩序了,教学科研都走上正轨。这时候我开始写了古代部分讲义,叫做《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第一分册,古代部分。后来我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就是以那本讲义为基础的。所以说1961年,一切都恢复正常,开始认认真真做研究。 记:那么就是说从您毕业开始做教员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法学研究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对吗? 张:运动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运动一开始,学术研究就要停止,所以中国法学在这段时间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记:您刚刚提到1962年又开始运动,那后来的运动中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张: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次掀起政治运动。先是“五反”。1963年调我出去“五反”,我十分不情愿,因为我的讲义刚刚出版,接下来要写近代中国国会史。可是因为组织调你出去“五反”是对你的信任,不能不去。我要求去图书馆参加“五反”,学校同意了。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我把图书馆的藏书大体浏览了一遍。“五反”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四清”时我被分配在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等“四清”完了,紧接着批海瑞罢官,“”来了,所以运动基本没断。 记:您上面提到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不能接触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的,那么您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接触到过那些法学著作吗? 张:在“五反”之前也偷着看,那时候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比较熟悉,先看《九朝律考》,后来陈顾远的著作也有所涉猎。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做学问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1963年带了一个研究生,叫刘海年,曾任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他常跟我的学生讲:“当时去图书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依常理学生去图书馆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在搞火热的群众运动,谁还去图书馆。我195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不到24岁,发表文章后十分高兴,但由此背上了一个罪名:名利思想。当时一方面提出向科学进军,另一方面又不鼓励。当时我发表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是因为我的文章毕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则以惧是又加重了名利思想。1958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后,我们的支部书记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还写文章啊?”这话在当时分量相当重。 记:在“”期间您有没有受到冲击? 张:“”前,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合写了《科举制度史话》,是吴晗编的历史小丛书当中的一本,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1966年5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点了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一本是《南京史话》,整版批判。虽然没点人名,但点了书名。说《科举制度史话》是宣传入党做官论,这就等于是被党报揪出来了。但是“”期间都没有让我站起来过,十分少见。我多次准备站起来接受批斗,但一直也没有批斗我。只有六份大字报,有三份是批历史小丛书的,有三份是批所谓的新生力量的。说到底我认为还是跟学生关系好,学生那个时候是真的保护老师。后来我做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就放手让学生脱颖而出,培养他们当尖子,两个研究生发一台录音机,让他们好好学习外文。那时候的论文调查费四百元,全部发给研究生,那时候四百元可以周游全国。 记:最后请您就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一整体 评价。 张:法制史学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9年以后。1979年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那个会上大家痛定思痛:没有法治何来人权?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我在那个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设想。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为摇篮的,但研究中心当时却不在中国,这对中国学者来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要通过编写多卷本,把法律史学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1979年大家一致同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1980年1月4日开会时,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工作,直到1985年才重新提上日程。1998年这套书终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卷,共五百余万字。这套书是七十余位学者坚持不懈的成果,所以法制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一个稳定的政策,一个老中青衔接的队伍。而且还要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回首过去,感慨良多,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发愤图强,让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越来越有生命力,能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一、一个响亮的口号——重塑中华法系 张晋藩先生在2000年曾写了一篇大手笔文章,题目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篇文章向学界抛出了近年来法史学界最为响亮的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法史学界不见这样的大文章,久矣。那么,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复苏以来,从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埋头于认知性的具体研究,以弥补学界一直以来对本国传统法制认知不足的缺憾。由于自知对传统把握不够,所以他们一直比较低调,比较谦虚,一直在心平气和地相互切磋对传统法制的特点、成因等的研究心得。没有人想到要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悬置一个高大的目标,因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任何高大的目标都离他们太遥远。如今,我们的老辈法史学家张晋藩抛出“重塑中华法系”这个响亮的口号,它无疑在宣告:中国法史学界已经成熟,提出自己的宏伟目标的时刻己经到来。“重塑中华法系”就是张晋藩提出的目标。他先后在后多个场合发出了他的号召。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最先发表于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一书中?①,接着又发表在2001年3月出版的《政法评论》?②上。前者是法史学界庆祝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20周年并召开1999年学术年会的成果结集,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庆征文结集的续集。接着,据2003年中国法律史年会论文结集——《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的年会综述所说,“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这是又一次的号召。此外,2005年,他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晋藩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新命题”的文章,亲自鼓吹他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并称“为了这一信念(即重塑中华法系),从1980年开始,张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再论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华法系的若干问题》、《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三论中华法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多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及其近代转型,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科学路径”?③。这以上的证据表明,“重塑中华法系”是张晋藩心中一个深藏已久的愿望,而且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一号召被学界接纳。 学界如何回应他这一号召的呢?查看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和法史著作,除了2005年以张晋藩为带头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组申请的一项名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科研课题,仍在贯彻张晋藩的精神外,没有一篇论文对“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做出回应,没有一本法史著作提及与这个“宏伟目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整个学界对张晋藩的号召表示了沉默。为什么学界诸公未能“心有灵犀”,领会张晋藩的苦心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张晋藩那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吧。 二、为了民族复兴,还是为了保守传统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中(以下引证文字均出自这篇文章),张晋藩主要阐述的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联系,以及重塑中华法系的基本纲领。在他看来,重塑中华法系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再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塑中华法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见得“重塑中华法系”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使命性”的一件伟大工作! 可是我们稍稍推敲一下张晋藩的论证逻辑就会发现,“重塑中华法系”根本不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为了满足一种文化上的保守情结。虽然从英语reserve一词翻译过来的“保守”一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意为“保留”。但我要明确地表示,我这里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带有贬义的那个层面上使用它的,意即对落后的老古董的极力保留。其实张晋藩完全没有必要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招牌,来为中华法系研究张目,来给它贴金。中华法系研究,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自有它的学术意义,但没有必要给它上纲上线。硬是要上纲上线,拔高意义,恐怕就别有隐衷。我将要指出的就是,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我们来看张晋藩提倡“重塑中华法系”是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他在这篇文章开篇便说,“一个民族的复兴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其意思很明显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文化方面的复兴。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低下,缺乏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没有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个民族也很难走上富强之路”。言下之意,文化的复兴能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进取、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些好东西当然是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需的。 那么他所说的“文化的复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他在谈“文化的复兴”时,虽然也表现得很“维新”,但却一直强调的是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文化复兴”被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民族文化特质的继承”。 他紧接着说,“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致力于实现经济、政治发展的条件外,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德国以及韩国、新加坡的社会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又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改造社会的巨大能动性的精神资源。” 这里他本该论证的是“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他论证的却只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却绝口不提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面补充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这一句话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辞。 他又在接下来阐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文化的根基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不仅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内核,也是该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努力寻求与现代文明结合,即依据社会的现代化需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必要的改造和重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请看,他拐弯抹角说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这种客观现象,又说了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种大方向正确的道理,最终落到“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上面。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在“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个命题中,“民族文化”指的是“民族的全部文化”,而不是单指“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这个命题里,“民族文化”却显然指的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张晋藩这里把“民族文化”概念偷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为继承传统文化张目。故而,他的论点最终落脚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对近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他却只字不提,似乎完全无视百年来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 一旦把“文化的复兴”转换成“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在张晋藩那里,复兴传统文化也就获得了“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意义,保留传统文化就获得了正当性。他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重塑中华法系”也是一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了。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改造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传统法律文化的再生集中体现在重塑中华法系上”。这就是张晋藩打出“重塑中华法系”口号的整个逻辑。由于我们说他在这一逻辑过程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重塑中华法系”根本就不能抵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价值目标,而只能止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目的。所以说,张晋藩提出“重塑中华法系”不是为了民族复兴,而是为了保守传统。 其次,为什么说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要在贬义的意义上给他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传统当中的东西只要它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就保留它。张晋藩在文中也有这种认识,他说“当然,重塑(中华法系)也决不意味着简单再现,而是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华法系几千年形成的、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找出适当的切合点”,他也知道要使用修饰语“合理的”来限定继承传统的范围。但是他在论证“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由于他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传统文化衰亡了,其特质消失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要衰亡了。言下之意,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保留这种特质。 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走衰亡往往是因为受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旧文化的束缚。中华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走向衰亡、危机重重,也是因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传统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毒害他,因此想要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革,丢掉那种特质,重建另一种特质的新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鲁迅曾引用朋友的话来批评“保存国粹”派,“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三十五》)我想说,倘若有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阻碍我们进步,我们当然要抛弃它,而去培育崭新的民族文化。哪怕别人说我们中国今天己经西化了,已经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但洗心革面后有尊严的活着,总比躺在装满老古董的棺材里死去的要好。我很奇怪,为何张晋藩要拿“保留文化特质”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民族特色的情结,来做最后的立论基础,这不是僵化的、生病了的文化保守思想又是什么?可以预见,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重塑中华法系”最终将只会是保守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从而阻碍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强大。 三、一块可怜的招牌 张晋藩的那种文化保守情结,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未去掉的一种心病。因为这一心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界就出现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中华法系与民族之复兴”的口号。七十年后的今天,“重塑中华法系”的口号又再次响起。“中华法系”一词成了中国法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常用招牌。 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中华法系”概念的人是穗积陈重,他所说的中华法系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清末法律变革至今逐步走向完善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史学者们,首先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意义上使用“中华法系”一词的。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华法系在近代已经走向全面瓦解,现实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中国读书人那根深蒂固的“续统”观念的作祟,“中华法系”一词一再被有意扩大外延,试图包揽古今所有的中国法律,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续统”的招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出现的现象。但是不管唱着“复兴中华法系”高调的人如何辩护,说“中华法系”没有消亡,它还活着,都没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因为,中华法系已经死去是铁的事实,而他们的辩护又常常自相矛盾。张晋藩这篇文章为了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招牌所作的辩护,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文中说, “到了近代,由于国情条件的巨大变化,中华法系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关系等成份,由于失去了她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她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法系理解为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者是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概念。” 请看他这里对“中华法系没有消亡”的辩护是多么可笑,他一面承认“中华法系逐渐解体”,另一面又说中华法系“总体而言”没消亡,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他为了保留中华法系这个招牌,便强行扩大中华法系的外延,称它“总体而言”,“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总体而言”?凭什么说“中华法系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难道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也包括进去了?至于说什么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更是让人不知所云之语。 从这段话来看,张晋藩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中华法系没有失去生命力,并非僵化的概念,还可以用来做招牌。他想以此为“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寻找依据。但已然解体的“中华法系”显然承受不了张晋藩命题之重,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华法系”是一块可怜的招牌。他的“重塑中华法系”在学界得不到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我发现张晋藩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的根基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之后,我又禁不住要想另一个问题:他这一主张所仰仗的“民族复兴”价值目标,与他所追求的“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这一实际目标,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通之处? 当我读到张晋藩关于其“重塑中华法系”事业之背景的陈述时,我确信找到了答案。这两种目标有着共通之处,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说道, “中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下,国力孱弱,民族危难,严峻的形势使民间革命和官方改革平行发展,但所追求的大都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化的。……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重塑的时期。” 原来张晋藩是不满于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西方化模式,耿耿于怀于改革未能走自主的中国化模式。在他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他觉得中国近代走西化的法制改革道路是被逼的,这是一件很丢中华民族的脸的事情。因此,在“时机成熟”的今天,就要提倡“重塑中华法系”,呼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以免继续“西方化”而不能显得“中国化”。其实,近代全盘西方化的法制改革道路,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也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那样好才做的,这又何不可?我们对待改革,只需看这么做是否于中国有利,大可不必意气用事,定要去争个“中国化”的名目。张晋藩这番话表明,“重塑中华法系”不过是要争个“中国化”的虚名,这不是虚幻无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什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价值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张先生,法史学界有必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吗?现在的中国不是已经复兴了吗?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史,中华民族在列强相逼的20世纪初生存了下来,后来又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接着成立了新中国,香港、澳门主权的收回进一步标志着中国主权上的完全独立,这不正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历史吗?环顾今日世界,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务实求进的稳健发展之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分散我们的向前看的注意力,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埋头发展的机会。政治如斯,学术界亦是如此。张晋藩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来给另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拔高意义,依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成熟有如张晋藩先生的学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当休矣。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1962年,一位名叫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英国人类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法律的书,这部书虽然也谈到地方衙门,谈到大清律例,但是更多的篇幅被用来描述和讨论普通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场景:村社、亲族、家户、市镇、会社、行帮、士绅、农民、商贾、僧道、婚姻、收养、继承、交易、节日、娱乐、纠纷及其解决,等等。[1] 如此处理法律史,显然是假定,法律并不只是写在国家制定和施行的律例里面,它们也存在于那些普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场景之中。所以,尽管van der sprenkel重点讨论的只有宗族的、行会的以及地方习惯性的法律,她这部小书却表明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视角的转换。借用人类学家的术语,她使 竟有无宗教?在今天,这类疑问多已经不成为问题,应当弄清的只是 在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下面就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对明清时期的行会稍加介绍。 大体上说,会馆乃是建立在异地的同乡组织,其主要功能是联络乡情,兼营善举。会馆亦称公所,皆有自己的馆所以为居住、集会和日常各种活动之用。会馆的类型依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同乡士绅官宦提供往来便利的行馆、试馆,系由公众筹捐,各省公立;另一种则是商人或商帮组织的会馆,即所谓货行会馆,系由私人合资。不过,这类会馆不单是同乡商人间的组织,也有些是同业组织,或者二者兼有。行馆、试馆类型的会馆明代即已出现,至清代数量大增,多集中于京师,亦分布于省城。货行会馆则遍布全国大小商埠,其数量更远过于前者。[21] 二者之中,行馆、试馆功能比较单一,尽管如此,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有管理甚至经营的需要,有为满足这些需要和维持其团体而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对犯规者的处罚办法。至于货行会馆,它们更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行内生产或经营上的各个环节,如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原料的获得和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业务的承接、销售的范围、度量衡的标准、货物的价格、结帐的日期,以及同行之人的行为、福利和相互关系,等等。由于工商活动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也由于相近行业之间的竞争,各工商行会的行规自然也都细致、具体和相对完备,其对违反行规者的处罚,从罚钱、罚戏、罚酒席,直到逐出本行。[22] 需要说明的是,也像宗族法一样,行会法同样是一种习惯法,只考察行规并不能使人们了解行会法的全部,因此,广泛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和碑铭器物等也是必要的。[23] 上面讲明清会馆组织时提到商帮,实际上,“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 和组织,小如各种诗文社、怡老会、学会、书院,大到团练、义社、善会、乡约,都是民间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会社,虽然其名称、性质、功能、规模等各不相同,但通常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名之为会约、约法、盟词、课程、规条、章程、科条、条例等,以规范其组织,约束其成员,明确其界线。对违反社规会约者的处罚通常包括规劝、训诫、记过、罚酒、罚钱,而止于开除。[31] 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表面上看,许多会社组织尤其是文人会社的内部规范远不如家族或者帮会的规约来得严厉和细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这类组织的自愿性质,也由于这些组织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它们那些看似温和的规约所具有的约束力量当远超出现代人惯常想象的范围。三 通过对民间法上不同源流的梳理,我们已经粗略地勾画出了 者即是子民,整个帝国则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上与下、治与被治、公与私以及国与家的界线都是相对的、变动的。[42]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就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统一结构:它既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既是自生自发的,又是受到控制的;既有横向的展开,也有纵向的联系;既是各个分别地发展的,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这些彼此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包含了造成动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蕴涵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帝国秩序才可能在长时期的变化当中保持结构的平衡。 法律史论文: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 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技术变革 印刷技术 传播技术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变革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作品传播技术,它既是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技术因素和客观条件,也是推动著作权法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从法律史的角度看,先是印刷传播技术导致了著作权法的产生; 后来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以后,著作权法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特点。新技术变革带来了著作权法中一些制度的变革,如私人复制等。著作权法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而不断完善。 著作权并非自始即有,而是随着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著作权的英文是“copy-right”,而“copy”即复制之意。故著作权最初是指与复制有关的权利,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来对相关的复制行为进行规制,才产生了“copyright”。随后,著作权与复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没有隔断过,正如英国著作权法委员会主席沃尔曾指出: “著作权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以及广播领域的革新做出相应的反应”[1]。著作权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因为随着技术( 尤其是传播技术) 的发展,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就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割一直无法形成稳定的标准,即在复制传播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使用者和著作权人试图最大化各自的权益,使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更多地归属于自己,这就需要著作权法对其进行协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 产权、信息) 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自将近三个世纪前始有著作权法以来,著作权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如同其名所示: 指对某一特定作品加以复制——最初仅限于文字作品——以及未经许可禁止他人复制的权利[2]。著作权法并没有因为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产生,而是在印刷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建立起来的,可见现代著作权制度与作品的传播和复制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复制性( duplicability) 原则是构筑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3]。“在著作权保护的历史上,复制权即作者自己复制和授权他人复制其作品的权利 一 直 是 著 作 权 人 所 享 有 的‘核 心’权利。”[4]329著作权制度起源于复制权,同时复制是使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也集中体现于复制权[5]。一部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复制技术发展的历史。因此,透过复制权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著作权发展的脉络。在著作权发展过程中,关于复制的法律规制是对社会公众使用作品影响最大的制度内容,因为其涉及到具体每个个体的作品使用。从法律对于复制的调整则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立足点,以及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度。 一 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法律史视角 理解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是认识著作权法中复制与复制权的理论前提,因为“在版权保护历史上,版权制度始终伴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6]。“自始至终,复制作品的权利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因此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7]从复制权的产生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在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变革的关系上,印刷技术的出现与传播具有基础和决定性的意义。 ( 一)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 1. 印刷技术前作品的复制与传播。在印刷技术发明和推广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作品即已存在,但著作权保护却是在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以前,智力作品的保护是根据财产法来调整的。那时作品被视为一种有形的私人财产,可以和一般财产一样被自由买卖。但是,由于缺乏复制技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均极其有限。复制的基本手段是手抄,而由于抄本数量很有限,这种复制对作者的利益几乎不会构成任何损害。相反,那时的学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欢迎别人抄写其作品,甚至不惜雇人抄写。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著作权保护的需求。如果从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在印刷技术前时代,由于复制成本的高昂和传播的限制,作品更多地体现为“私人产品”的属性,只是在下述印刷技术出现和应用后因为复制成本降低和传播的便利,作品逐渐凸显其“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法律的专门调整。 2.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的产生。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印刷技术本质上是复制传播技术。从这个角度而言,著作权被称为“印刷出版之子”。前述英文中的著作权“copyright”,体现了著作权与复制( copy) 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早期的著作权立足于复制权并且复制权是其优秀内容。事实上,复制是最古老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 在 1455 年德国人古登堡将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大大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印刷技术的采用,使作品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复制,作品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印刷技术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出版市场。据资料考证,到 1500 年,从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有 245 个城市出现了印刷机。随着印刷图书的便利,印刷业逐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智力创作的作品就成了商品,并能给作者带来利益。 我国虽然是印刷术的发祥地,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我国,但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直到清代,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技术并不是活字印刷术,而依然是雕版印刷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机械印刷取代传统的手工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最终促成了出版业的诞生[8]。 在利益驱动下,早期从事出版业的印刷商和书商印刷得最多的,是各种宗教书籍,其次是古典著作、教材和法律典籍。这些作品多与在世作者无关,因此从一开始,作者的利益就不在印刷商和书商的考虑之中。这些出版者所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任意翻印,以保护其投资和获利机会。早在印刷机被引进英国之前约 100 年,英国出版商就组织成立了行会,行会制定规则确保出版复制特定图书的权利由特定的出版商专有,其他出版商不得擅自翻印。但这些规则只能约束本行会的成员。由于行会规则的这种“私”法属性,仍然不能排除不属于行会会员的出版商复制行会会员已经出版的图书的威胁,此时利益受到侵害的出版商不能采取任何针对侵权者的行动,因为后者并非行会会员,不受行会规则的约束[4]26。于是,出版商们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公权力对自己印刷复制作品之权的保护,这样就产生了出版印刷书籍的特权制度的需要。这种情况也使得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被暴露无遗: 作品虽然可以低成本复制和传播,但印刷商和作者却无力控制作品的传播。有趣的是,当时的欧洲统治者和教会也意识到图书的传播对其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因而也主张赋予特定的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图书的专有权。 这种特权制度起源于威尼斯共和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9]。据考证,15 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是欧洲第一个由统治者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16 世纪欧洲各国的皇室也纷纷为印刷出版商颁发印刷特许证。例如,1556 年,英王玛丽批准成立出版业公会,该公会是一个包括印刷者、出版者和书商的行会。1662 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业公会印刷特权的保护。公会被授予出版和销售图书的垄断权,在约 150 年时间中控制着英国的图书贸易。该法还规定图书须呈送官方审查,并在公会登记注册才能出版。 17 世纪以来,英国出版商为控制和垄断英国图书市场,采取了一些阻止自由复制和翻印的手段,包括通过游说,说服英国皇家取消图书进口的自由,说服英国皇家给予英国印刷、发行者更多的特许等[10]。从 1556 年到 1637 年间,英国先后颁布过四个《星法院法》,旨在授予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的特权。印刷出版商通过印刷图书的特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印刷特权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王室希望通过授予出版业公会审查书刊的权利来禁止敌视政府和教会的书籍传播的用意。两者可谓各得其所,使印刷特权制度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 17世纪末,印刷出版物的种类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7 世纪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古典作家的著作在印刷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7 世纪后期,出版当代作者的作品数量剧增。同时,符合印刷出版业的市场法则的竞争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书籍检查和对作者利益毫不关心的出版商著作权开始受到公众的反对。1694 年,印刷特权所倚仗的《许可法案》终于被废止。 当然,上述对特定出版商授予的专有出版权还不能和现代的著作权制度划等号。抛开行会规则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缺陷,除去套在特权制度之上的图书审查等形形色色的枷锁,“准著作权”其实是一种更为单一的印刷出版之权,也就是复制权[9]。这种印刷特权就是被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著作权——出版商著作权。这种权利实质上是出版商的行业垄断与王室对思想言论进行监督和审查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它的主体到内容都与作者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它奠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基础,通常被视为著作权制度的雏形。 此后,在出版商公会的极力游说下,英国议会终于在 1709 年通过了一项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安娜女王法》,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标志着现代著作权制度的诞生[11]8 -20。该法序言部分指出: 鉴于近来经常发生印刷商、书商和其他人未经作者或所有者之授权,擅自印制、翻印和出版图书,使图书作者或者所有者深受其苦,而且经常使其家庭破产; 为杜绝以后发生此类事情,鼓励学者撰写有用的图书,特制定本法。该序言鲜明地表明了其立法宗旨。《安娜女王法令》是一部旨在“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的法令。《安娜女王法》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将作为行业垄断和钳制言论的出版商特权改变为鼓励学术和阻止出版商垄断的贸易规则。它使著作权不再属于出版商公会的会员专有,任何与出版有关的人,不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都可以取得作品的著作权,这大幅度地改变了原本存在于作者、出版商以及读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态。同时,著作权不再是永久性存在,而是被限制在 14 年内,只有作者可以再申请 14 年的保护期,如果作者在第一个 14 年内去世,其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12],从而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分水岭,划定了一个知识的公有领域。《安娜女王法》规定对已出版的作品,自法律颁布之日起 21 年内享有重印该书的独占权。饶有趣味的是,该法的出台与出版业公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游说有关。当为印刷特权撑腰的《许可法案》被废止后,出版业公会在一再要求恢复图书贸易垄断权的主张得不到肯定后,便改变策略而以保护作者的名义希望通过新的法律。 当然,与当代着重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著作权法相比,《安娜女王法》在保护作者方面并不彻底,因为对出版商的保护仍然是该法的主要内容——出版商对于依法印刷出版的书籍享有翻印、出版和出售的专有权。 3. 著作权法的发展。《安娜女王法》的基本理念被植入了美国《著作权法》。1790 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只对新创作的书籍、地图和图表授予著作权,权利内容为印刷、重印、出版和销售。这一有限的保护范围主要缘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书籍的商业利用以印刷为主,甚至对作品其他方面的保护也都取决于能否进行印刷和重印。那时,摘录、删节或者翻译被认为是与著作权无关的行为,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印刷、重印或出版。这一时期,复制权是著作权的优秀,同时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权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享有复制权。 法国虽属作者权体系(注:当今全世界的著作权法可以分为“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版权体系”以功利主义哲学和商业版权为哲学基础,版权法是全社会与作者的社会契约; “作者权体系”以自然法哲学为哲学基础,作者权法仅仅是对作者的应有权利进行了确认。在“作者权体系”中,著作权的本质是人格主义; 著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著作权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著作权的归属应该以创作者为优秀。参见张昱《著作权理论》,内蒙古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冯晓青《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14 页。)国家,但其著作权法的历史根基和英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英国一样,法国也同样经历了印刷特权与国家审查制度相结合的时期。根据学者所作的历史考察,在法国,承认作者权利的过程源于出版业者之间的纷争。当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主张延续印刷特权,而没有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反对延续这种特权。在辩论过程中,如同英国的印刷商一样,法国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是假借维护作者利益之名,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的。双方的分歧最后由政府颁布法令而得以化解。1777 年法国颁布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承认作者因其创作作品而享有权利,还创设了两类不同的特权: 一种是出版者特权,有期限限制并与其投资额成比例; 另一种是作者的特权,它以创作和作品为依据,因而没有期限限制。1789 年起,制宪会议决定废除所有特权,包括已经授予作者和出版者的特权。1791 年至 1793 年的法国革命法律承认作者享有保护其作品经济利益的权利,保护范围先是戏剧作品创作者的表演权,后扩大到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显然,早期的这种著作权是鉴于出版商的动议作出的,其目的是反对其他出版商随意复制已经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作品。因此,这种作者权被指为“是由法国图书出版特权的享有者精心编织、用以消除人们对垄断特权的批判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13]反对者也以作者权这一概念作为攻击出版商垄断权和高额利润的手段。 以上考证和论述表明,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国家还是以法德为典型的作者权体系国家,最初的著作权保护都是出版者之间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甚至没有赋予作者任何权利;而后作者权的确立,也是出版者们为维护利益而作出的某种妥协。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著作权法,不可能平等地保护作者和作品传播者( 出版者) ,利益的天平向出版者倾斜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从上述关于印刷术发展与著作权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因为复制作品的困难与高成本,复制本身缺乏独立的经济意义与法律保护基础。印刷技术发明和传播后,图书复制成本的降低与便利逐渐造就了图书出版市场,也催生了保护作者利益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就是在复制技术发展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私人复制而言,由于它一般涉及非商业性目的,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很小,私人复制尚不具备受复制权保护的基础。 ( 二) 从复制技术的进步看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以电子时代复制为例 1. 电子时代之复制。这里的电子时代是指 19世纪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期间。这一时期,依赖于无线电技术,首先产生了电报、电话和留声机;随后,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新突破和发明又诞生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这些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著作权制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 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标志着 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复制传播科技进步的起点。20世纪最初的 10 年,留声机和唱片很快普及,当时留声机公司的广告语是“请您在家中欣赏歌剧”。留声机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唱片业的诞生。20 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从实验转向正式营业,成为一种新的复制传播媒体。与印刷复制技术相比,广播以其独特的声音复制技术优势对大众娱乐和信息复制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50年代以后,电视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从此,广播和电视相映成趣,成为继印刷复制技术之后又一重要的声光复制传播媒体。 广播电台、电视台成为音乐等声光作品的最大复制传播者,广播电视组织大量利用唱片等声光复制品作为节目内容,而播出的节目又可被继续复制转播。所有这些复制技术和媒介的结合无疑为信息传播和大众娱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职业活动受到影响。表演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留声机、唱片、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等复制传播媒体抱有敌意,他们曾对新发明表示欢迎,因为新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表演活动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但表演者后来发现这些科技发明扰乱了他们的职业活动方式,技术复制的便捷性导致表演者的市场被较少优秀表演者占据,而其他表演者演出机会减少,经济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随着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的持续发展,一个涉及表演者共同利益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分享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因复制传播表演作品而产生的利益。此后,国际劳工组织和伯尔尼联盟一直努力,争取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 中增加表演者的权利。在表演者团体争取权利的同时,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等复制技术的掌握者也要求对其复制作品享有专有权,录音制品制作者要求与广播组织分享利益和控制录音制品的复制。广播组织希望得到的保护是保障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而制作的节目不被随意复制转播。经过 30 年的利益协调和立法博弈,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团体的权利要求终于得到承认。这一组权利被命名为邻接权,并于 1961 年写进与《伯尔尼公约》相联系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公约》( 即《罗马公约》) 之中。依照该公约规定,表演者享有对其表演的支配权; 录制者享有对其录音制品的支配权; 广播组织享有对其节目的支配权。至此,在国际层面上,一个与作者权利平行的权利内容被确定下来: 对作品的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 因作品的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则由作品传播者享有[11]85。以邻接权保护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是作者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各国独有的处理方式。面对复制传播科技的产物,作者权体系国家不得不设立邻接权,这缘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惟有自然人可以成为著作权人。邻接权可以说是著作权法在电子复制技术环境下适应社会需求的结果,是利用特定复制技术固定现有的作品的专有权。 版权体系的英美法系没有邻接权和著作权之分。以实用主义为中心的美国著作权制度,并不区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只问著作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便保障信息和文化娱乐产品能够不断地被生产、复制和传播。美国 1976 年《著作权法》中受保护的客体中有一类特别的作品——“录音制品”,它是指对音乐及其他声音加以固定形成的作品。依照作者权体系国家作者权的理念,录音制品是不能获得作品的资格的,因为对音乐的录制属于通过技术设备和录音材料的运用复制表演作品的行为,录制品并不构成对作品的创造性贡献。但是,对于旨在“保护著作权持有者免受作品物质材料的任何复制,更甚于保护创造”的版权体系国家来说,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纳入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之中,录音制品因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固定形式而和文字、音乐、戏剧作品一样被列为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人对其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和发行权等。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区分 “制品”和 “作品”,也没有区分享有权利的主体是作者还是表演者、录制者,所有的权利都称为 “著作权”。在立法者看来,所谓邻接权,实质上就是传播者对传播媒介的复制专有权[11]50 -52。 综上观之,在电子时代,复制技术的电子化、声光一体化化使得作品复制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增多,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中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增加,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两大体系都增加了作品复制传播者享有的权利种类和内容。尽管两大体系在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权利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作者权体系国家在原有的著作权之外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著作权平行的邻接权保护,而版权体系国家则将作品复制传播者的权利纳入原有的版权体系,给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作品作者一样的著作权保护。但不管怎样,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等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2. 从复制技术变革看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世界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以来,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过了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注:三次技术发展构成了现有作品传播的技术基础。依照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作品传播划分为不同的时代: 印刷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又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时代。)等三次飞跃。著作权法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与复制技术紧密关连。第一次飞跃在 19 世纪末,此时的印刷技术与之前的手工抄写技术相比有了质的不同,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文字作品占绝对优势。第二次飞跃为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子模拟技术时代,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现和广播电视组织的发展为著作权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反映在著作权法上,就是作品类型增多、作者权利扩大、生产了现代意义上的邻接权。第三次飞跃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现在尚未完成的网络传播时代( 也可称为数字技术时代) 。由于这次技术革命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关于著作权法的变革尚处于大讨论阶段,不过总的趋势是向着著作权人权利扩张的方向发展。上述三次飞跃也可称三次大的技术浪潮,其中每一次浪潮都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浪潮是印刷技术发明,它催生了版权制度。第二次浪潮是电子化浪潮,它使版权制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第三次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化浪潮,它给版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正在持续当中”[11]31。 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和变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技术发展为著作权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变革又促使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著作权立法则是对技术发展和变革在法律上的回应,正如前所述,著作权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术及广播诸领域的革新作出相应的反应[1]。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著作权制度得以产生。技术的发展变化则一方面使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形式大为增加,为著作权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则也使得作品因使用和传播方式的增多而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这种“两难”处境中,著作权法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总是面临新的挑战。 考察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著作权保护范围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扩张,著作权法的发展史也就是著作权的扩张史,其中以复制权的扩张尤为明显。著作权扩张,就著作权的内容来说,从最初的主要是对复制权的保护扩大到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作品的各种权利。《安娜女王法》主张作者是第一个应当对作品享有无形财产权的人,该法被认为实现了由主要保护出版商到主要保护作者的历史性飞跃。该法授予作者的著作权是对特定的作品制作印刷复印件的权利,以及阻止他人擅自印刷、翻印或出版作者的印刷复印件的权利,即所保护的权利限于复制权。其后各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著作权保护的内容。正如郑成思教授所指出的,著作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著作权权能,如音像复制权、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的著作权有改编权、发行权、追续权、连载权等; 随着国际交往,扩大了著作权的范围,主要有翻译权和最终使用权[14]。上述著作权的扩张是作为技术变革的反应和体现,原来建构的在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构。这最终体现为著作权立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刷技术的发展最根本地体现为作品复制技术的发展,因而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也主要反映于其与复制技术发展及变革的关系。有学者考察指出: 复制作品的权利自始至终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这样的(注:参见 ferando zapata lopez,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publishingcontract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digital enviroment,35 copy-right bulletion ( 2002) 。)。还有学者认为,复制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促使著作权法修正的关键因素(注:参见孙铁成《计算机与法律》,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 页。)。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复制技术与著作权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理论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来看,复制技术发展引起著作权变革具有必然性。其一,复制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作品的表达和载体形式。在印刷技术时代,作品主要表现为文字作品,其载体为书籍等。随着广播技术时代的产生,作品类型增多,由文字作品扩展到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也增加了磁带、唱片等作品的载体形式。到现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增加了数字形式的作品,并通过网络传播。其二,与第一点相关,复制技术的发展决定着著作权的内容。随着一种新的复制技术的产生,由此而出现的作品形式应否受到保护便成为讨论的对象,如果给予保护,就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利。很显然,对这些作品享有的权利是和原有作品不同的。如音乐作品的播放权,针对数字作品的传输权等。其三,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作品的传播日益简单,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公认的难题,如果不扩大著作权的范围,著作权人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但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又可能造成著作权壁垒,阻碍信息交流与创新。这就需要法律通过修改权利义务设置来重新平衡著作权权利人与作品的使用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 一)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私人复制技术的发展为著作权侵权提供了便利。著作权保护源于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却是一个不断突破著作权保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复制技术的发展,就没有著作权法。印刷术开启了著作权保护的端倪,从录音录像技术到无线电技术乃至现今的数字技术,每一次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著作权法: 因为原有的著作权保护无法覆盖新技术环境下的复制行为,法律不得不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 印刷术的发展是复制技术第一次突破性发展,但与此同时,由复制带来的作品的利益分享成为复制技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打击盗版问题。在复制者取得作者复制其作品的授权后( 通常这种授权的取得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复制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通过广告等形式对作品进行宣传,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回报。但当获得授权的复制者开拓市场以后,一些未经作者授权的其他复制者会争抢该作品的市场份额。在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保护应运而生。最初是特许权的授予,由国家管理者与投资者分享著作权利益。从特许权保护到私权保护是著作权保护模式的一个质变。这一质变源于资本对权利的稳定性的需求。 20 世纪电子传播占据重要的位置,录音录像制品、电视和广播出现,其通过声音和图像进行传播,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和视觉,弥补了抽象文字的不足,使文化传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消除了文字符号对普通大众的限制,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得以共享信息,在技术上保证了文化传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15]。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社会性,不可能完全由著作权人享有权利; 同时复制技术相对来说不够成熟,复制作品与原作品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能达到与原作品完全一样的效果,且个人复制成本高,因此大量的私人复制行为还不普遍。在社会需求和复制技术发展状况的约束下,私权保护划出一部分公共领域来满足社会信息交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规定的范围。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完全颠覆了传统复制技术条件下传播的单向性。自印刷术出现以来甚至更早,由于技术投资成本高,作品的复制传播实质上掌握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手中。他们掌控复制技术并通过这种技术掌控来决定复制的内容,他们选择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作品加以复制传播,对这些作品的复制进行解释,并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复制行为。数字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作品复制的单向性,使得作品的复制成为复杂的甚至难以控制的行为。数字网络技术给人们复制作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无限制并且无差别地复制自己能够在网络上获得的各种作品,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将自己拥有的作品复制传播到网络空间。这种复制行为的不可控给传统著作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私人复制行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受到强烈的质疑。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指出: “如果说以媒介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三足鼎立、径渭分明为第一媒介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所谓第二媒介时代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为模式、以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以单向播放模式为特征的第一媒介时代。在这个可以自由地穿越两种不同世界,即一边是监视器以外的牛顿式物理空间,一边是数字化网络空间的今天,观念的变革与文化的重组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6] 数字技术极大降低了复制的成本,使得作品复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非以往的专业技术行为; 复制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几乎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心所欲地复制自己想要的作品; 复制的效果几乎与原有作品没有任何差别,这就使得复制与原创无法通过作品的载体加以区分。更为关键的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限制权利人权利的规定将使得大量作品几乎无法再获得市场利益。“网络空间不仅改变了复制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法律对非法复制的遏制效果。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发生的,也是迅速发生的。网络不仅实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对数字化作品进行高质量的复制,而且使法律的实施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对著作权人来说,网络空间是两种特征的最差组合: 复制的能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法律的保护弱得不能再弱了。”[17]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信息的复制与传播已合二为一,法律对复制的约束直接影响作品信息的传播,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 2. 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减侵害了民众学习和创作的自由。为了保护作品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各国的著作权法陆陆续续针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加以调整,以降低作品使用者利用合理使用权或者法定许可制度侵害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可能性。二是通过著作权保护的技术措施、著作权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强化网络空间的著作权保护。其中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涉及合理使用制度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该制度设计初衷所关注的社会公众作品信息获取的平等和自由与作品著作权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前人的知识是后人创作作品的基础。任何著作权人的作品都是在公共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智力创作和加工的成果。对社会公共领域知识信息的使用,是进行人类智力生产活动的基础,作品的创作无不是来自对已有作品的学习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对获取公共领域知识进行保护。 知识的学习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作品正是知识的最基本的载体。1790 年华盛顿总统就著作权法立法的讲话中说: “没有什么比促进科学和文化更值得你们去保护了。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源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措施迅速收到了社会效果,那么知识一定占有重要的比例。为了捍卫自由宪章,知识正以各种方式作出贡献:……”[18]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尽可能普及,教育的平等正是体现出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著作权保护会增加知识获取的成本,使得基于知识学习的生存发展以及言论表达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在著作权制度中对此的矫正就是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设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保障教育和知识信息获取的基本平等,保障表达自由和创作自由。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学习和创作的自由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应当得到法律的维护。数字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无法区分作品的使用是侵权使用还是合理使用,事实上排除了合理使用,这是对于学习和创作自由的侵害。通过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使用排除合理使用会提升人们学习的成本,限制更多创作的产生。创作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前人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上,对于合理使用的技术措施排除,会影响到民众对于知识的合理获取和利用,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创作的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目的就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知识信息的平等获取,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平等交流及互动。但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显然在自由的网络空间设置了一道道屏障,妨碍了数字网络技术发展的目标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和著作权保护之间,法律需要做出选择: 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协调学习和创造自由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 3. 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是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而非哪一方独享。在利益共享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何对利益进行分配。“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能相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9]324技术发展之所以被国家所鼓励、被社会所支持,是因为它能够为全社会带来福利。具体到复制技术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改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公众对复制技术需求和利用的过程,需求带动了技术的进步,因此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作品信息交流的低成本高效益不应当被某一个群体独享。 事实上,在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状况下,著作权人在创作作品时能更为方便快捷地利用现有的资料,能在前人知识基础上节约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其创作出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作品使用者通过复制技术获得了作品信息,而使用者的作品创作正是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复制学习行为实现了他人作品的社会价值,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创作而成为自己作品的著作权人。可见,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并非严格对立的两类主体,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份经常互换,复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两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种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 ( 二) 文化传播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作品的传播是作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作品的价值体现于作品的社会认可度与接受度等方面。作为思想的载体,没有社会的认可,其价值无法体现。在哲学上,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即事物( 客体) 能够满足人( 主体) 的一定需要。任何一种事物的价值应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事物的存在对人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人对事物有用性的评价。在关于价值的理论探讨中,有观点认为: 信息才是价值的真正源泉。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 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 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20]。传播是指人类通过媒介利用特定符号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所有的传播都是建立在对现有作品( 包括语言和文字作品) 的复制基础之上。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作品之中,作品通过传播,在不同方面体现其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品的传播活动增加了知识的利用率,使得作品所载知识的认同度更大,从而使得相关知识的价值得以更为广泛地实现。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在作品之中,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更多地是为了加入到公众的视野中,参与社会生活,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文化的沟通,最终实现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交换和思想交流。当作者的思想附着于作品时,只有通过作品的传播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信息交换与思想交流恰恰是作品社会价值的体现。各种信息的交换能够使得人们掌握更多的技能、获取更多的机会,而各种思想的交流是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可见,没有作品的传播,作品本身无法体现出其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作者创作的动力除了实现其社会价值以外,经济价值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文化已经成为市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出版等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而作者就是文化产业的工作者。电子前线基金的创立者巴隆认为: “一个人不能为了思想而得到报酬,而是为了能将这些思想向现实世界中而得到报酬。”[21]作者通过作品的创作而获得报酬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激励方式,而要获得这种激励也必须将作品进行传播。作品本身是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因此,作品传播是作品经济价值实现的前提,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2. 著作权保护刺激创作,但可能阻碍作品传播。著作权保护是通过对其他人传播作品的限制,给著作权人划出特定的市场范围,从而奖励著作权人的创作行为。著作权保护对作品传播设置了屏障,减少了作品传播者的数量,可能阻碍作品的传播。 庞德认为法律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产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利用法律来对著作权进行保护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私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旨在维护一个平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文化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创作的自由环境以刺激其创作作品的热情。自由是法最本质的价值,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最本质的追求,也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到稳定、舒适及安全。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共同福利和共同安全,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法律对某一制度进行保护也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与平衡。试想,如果法律不对著作权进行保护,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他人的作品,作品所有人就没有激情进行创作,而那些“拿来主义”的使用者就只需坐享其成。这样的状态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需要利用法律对著作权进行保护,以此鼓励作者的创作,使得其创作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是有存在感。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著作权法实行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寄予了作者思想的作品形式加以保护,这样对于以前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形式就不能再被创作或者被保护。但著作权法对思想是没有规制的,很可能出现思想一致的情况。为避免产生侵权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进行表达,这其实也是对其他人作品传播的限制,限制其他人用同样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两者权利进行取舍的结果。 但是,随着著作权法的日益发展,对著作权的保护的日益扩大使得对传播的限制也日益加大,这就相当于著作权保护与作品传播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著作权保护加大了,其所占用的空间变大了,作品传播所占用的空间就变小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复制技术发展,著作权法中一些新的规定如著作权保护的合理使用制度范围的缩小,对作品采用技术保护措施,这些都不利于作品的传播,也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作品的传播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人类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就需要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求得发展,不能为了保护著作权而限制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来,需要平衡著作权保护及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3. 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约翰·洛克认为: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2]著作权对作品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文化更好地交流、传播,让人们能平等地交换思想和获取知识以实现作品的社会价值。要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需要对传播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才能达到保护著作权的目的。但这种社会的秩序应当接受“正义”的规制,不能剥夺人们应享受的基本自由,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复制传播的基本自由。一定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自由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基础。尤其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复制和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没有私人复制的自由,网络传播自由将被著作权人消除掉。 著作权保护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必须是符合最基本的正义需求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还要求该制度中的规则以正义为基础,换言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否则,这个制度就不具有可行性; 并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它可能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19]332 在著作权保护的制度中,由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利用限制使用新的技术或者限制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如采用技术保护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时,有的技术措施使得不能对原作品进行复制,用技术来控制技术,造成了技术的倒退,限制了人们最基本的传播自由。时光流走到 21 世纪之当今,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我们对于原件反而不能进行复制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去思索。 在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着多种利益之间的权衡,面对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要形成一个有序的著作权保护环境必然会对相关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但是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却不能被剥夺,无秩序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自由的秩序是非正义的秩序,在追求有秩序的自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舍弃部分自由以换取正义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却不能限制我们最基本的自由。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作者作品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私人复制问题使得著作权人要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公众的侵权,因此需要进行调节的是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益,对于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则不能给予限制,这样会导致社会公众的“革命”。因此,应思考一种制度使得在作品传播基本自由的状况下,协调好著作权人与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有自由的秩序。 法律史论文: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一)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论文联盟//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 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论文联盟//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学界对司法档案为代表的法律史料的“价值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大致是过去法律史研究典范的一种矫正,〔36〕亦是传统中国“见之于行事”的史学传统的回归。〔37〕然而一切“旧”的学术典范都曾是“新”的,当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已为人常见之后,研究者则应关注此一典范所要求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后更深远的问题。 傅斯年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经由他的分析典范和前文的简述,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不易似也不可绕开“史观”。在史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史料”或“史观”都难免偏颇。余英时就曾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38〕故兼美二者才臻化境。当然,在司法档案的使用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甫成风气之初,重提傅斯年的史料学及其所倡的对史料的严格拣择、考据和规范性使用无疑更具意义。这是因为,司法档案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出场,并不意味完全“进步”的结果。黄宗智在大量使用司法档案后曾注意到:“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39〕这确属经验之谈。对新的发现和研究,往往在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典范。至于具体运用档案的方法,大致属于“文无定法”之类,只有在长期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才能逐渐掌握需得之“法”。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艺术教育论文 文学经典是艺术生获取知识的宝库、认识生活的教科书。当今的艺术专业与其他学科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相互迁移、融会贯通,使艺术生获取通识知识,依然是专业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生活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积累生活阅历是加强艺术修养的必备功课。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洪深认为,演员最好自己去阅历人生,次之直接观察人生,即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都有助于艺术才能的发挥。文学经典是知识的宝库,是生活的教科书。《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丰富。读《卫风•伯兮》《小雅•采薇》,可窥见古代徭役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读《郑风•子衿》《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邶风•谷风》《卫风•氓》,可了解古人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读《豳风•七月》,可明了奴隶在一年中的劳动与生活。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即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红楼梦》里,生活图景洋洋大观,园林建筑、酒水菜肴、衣着服饰、方剂药单历历在目。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人们从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文学经典能够潜移默化地培育艺术生的情感表现力。情感是艺术的法则与灵魂,直接影响艺术的表现。《乐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斯坦尼在他的表演体系中表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统帅,创作的推动者和动力”就是“情感”。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有疏远、淡漠的倾向,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一个人情感丰富不丰富,善不善于体验、表达、处理情感,表明了一个人的情感表现力。情感表现力是人的情感发生、感受、表达、提升、创造、处理等的综合能力。比如演员在创造角色形象时,情感的创造非常重要。而创造角色情感首先要有相关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缺乏情感表现力,就无法创造人物的情绪体验,反之,就比较容易把握角色的情绪与情感,从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情感表现力既是先天质素,也是后天能力。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培养,也可以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培育。情感是文学的本质。经过审美的提升,文学情感比日常生活情感更具美质。文学经典以恰当精妙的语词,以描写、叙述、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细腻地展现人的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系列练习,读者可增强情感感受能力。 文学经典可提高艺术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人们认识美、评价美的能力。文学经典作为艺术,首先是审美的。“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通过美的艺术形式,文学经典把现实中的自然之美和社会之美,典型地表现出来,形成美的艺术形象。审美感知能力是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对作品欣赏品评时,欣赏者凭借感知能力捕捉形象画面,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把握能力会得以培养和强化。审美想象能力是最突出的审美能力,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带有创造性的能力。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可以使人才思敏捷,一个情节的叙述、一个场景的描绘、一个比喻的运用、一个词语的取舍,无不与作者的想象力相关。艺术对想象力的要求是丰富而活跃的,对艺术来说,想象力是极为可贵的品质。黑格尔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文学经典飞翔的翅膀,“在文学的建筑工艺学上,想象力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师”。马克思推崇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因为它们有丰富的想象力。艺术想象贯穿在文学意象创造和文学欣赏再创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训练和文学欣赏操作可以培养受教者的审美想象能力。此外,描写艺术的佳作让受教者体验各种口味的美感。“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林嗣环《口技》),让人体验民间仿声艺术的魔力;“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魏学洢《核舟记》),让人体验微雕工艺的精巧绝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让人体验琵琶女演技的高超;“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让人体验公孙大娘刚柔相济、吞吐自如的舞蹈风神。在此,文学与艺术水乳交融,引人无限遐思。 文学经典能够拓展艺术生的精神空间,塑建其审美境界。艺术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人的精神活动越丰富,艺术创造力就越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活动中产生一种身心的喜悦,一种美感的喜悦,从而进入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生境界。”文学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让人的精神活动越来越丰富,精神空间越来越宽广。学者钱理群曾指出,要用“科学的眼睛”和“文学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构筑了独特的心灵空间,“在超感性的体悟中,人们摆脱了感性物态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羁绊,使精神获得升华,从现实境界进入到理想的境界”。通过对文学的审美形式意味的感受、领悟,使情感、心灵受到涤荡、净化,从而塑建审美的人生境界。 文学经典能够健全艺术生的心理与人格,提升其道德水准。艺术之路漫漫,既有快乐幸福,也有辛苦、痛楚甚至折磨。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是专业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作为心灵活动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载体,文学经典是心灵的栖息地。“在什么地方人才能找到自己梦牵魂绕的心灵家园呢?回答当然只能在文学与其他艺术里,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既置身于一个个十分具体的境界又可以对它们来开审美的距离,获得心灵的满足。”文学经典让人宣泄内在情感,心灵得到解放。“艺术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要上的压抑。”文学可以疗伤,“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幸福,是生存的神话,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保健。”文学经典使人心胸开阔、心灵纯洁、人格完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养成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文艺经典的熏陶与启迪。“文学的目的……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间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文学经典的精神道德力量巨大。屈赋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杜诗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圣洁情怀,保尔相信自己、不怕困难,牛虻信念坚定、敢于牺牲,令众多读者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文学不是一门职业,但是,它对于人们认识自身的感情世界的丰富性,洞察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学习美,感受美,传播美,进而提高人的整体性修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要之,以文化人的重要功能使文学经典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通性质,能使接受艺术教育的人触类旁通,对艺术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作者:邢香菊李斌娟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谈经典在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 摘要:人文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和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和自由观。 “人文教育”是1995年以后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和当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教育学界力图以经典的自然科学为效法的榜样,用“科学”来标志、来框定、来模塑教育,认定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精确、客观的评述,在教育研究上,以实证、定量、可控、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最佳的研究范式,数据与模型俨然成了衡量教育领域的标准。教育领域由此迅速功利化,科学学科占领了教学内容的主要阵地,语文学科的人文特点则弱化,“育人”的教育成了单纯的职业教育、分数教育,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了“人文教育”的概念,力图用它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教育的本质应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自由观。 1 经典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人格 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道德经》以自然法则立论,重视人、天、地、道与自然的关系,其指出:“人法地 ,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生态万类,都由道生,然而道的作用必须由德来体现,《道德经》特别教人重视修德,能启迪学生道德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德行。综观《论语》,孔子十分重视自身的个人修为和涵养,重视立德、立言,用自己的言行做表率,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学习《论语》可以使中学生找回已失落了的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可贵人格。“和”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出现得比较早, 一直延续到现在。《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如《国语郑语》、《箨兮》、《伐木》、《鹿鸣》等强调个体对整体依存以及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习这些有利与学生温柔敦厚品格的形成。学习《易经》能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宽容宽厚的人格,学习屈原、杜甫、韩愈、苏轼的诗文,能增强学生爱国的情感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学生在学习了这些经典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人格。 2 经典有助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中国传统经典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也蕴含着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诗经》以“美”和“刺”作为创作的基本倾向,歌颂诗人所赞同、人文美好的事物 ,揭露和批判诗人所憎恶和丑恶的事物 ,审视着人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的精神。《诗经》和《楚辞》它们皆为华夏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其中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追求和崇尚道德的人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动的主题。唐诗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最赋有魅力的篇章,《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最具代表的清新歌唱,李哲厚在《美的历程中》中评价:“这两首诗是一种对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并没有实际、真正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尽管是口中说感伤但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盛唐之音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代表,王维的《辋川名句》写尽自然之美,优美、明朗、健康。李白诗歌的随意创造却美妙奇异、层出不穷、飘逸瑰丽。还有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人的作品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一种丰神情韵颇丰满的美的特点。元明戏曲的出现,如《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等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形式的美。清代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整个古代经典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真、善、美的审美情趣。学生在阅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从而培养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 3 经典有助学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经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因此,经典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生掌握了古汉语知识,培养了自己的 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组成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优秀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翔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学习四书五经可以使中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本民族的精神。从瑰丽的汉赋到唐代清新的山水田园诗歌、雄壮的边塞诗歌,从宋代豪放派词、婉约派词到元散曲、杂剧再到清代的小说,不同时代的经典里传承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浩繁轶卷的文化典籍汇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而这些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了解它,体会它并使他们成为这些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国历朝历代文化的发展史、是历代文人的成长史、心灵史。整个古代经典反应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史,呈现出了古代文人墨客独特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情感。朱自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用文学经典濡染出来的学子不仅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而且对现实会有深度的体察。他们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己,因为他们在与文学经典对晤中建立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他们不但会是民族文化忠诚的守护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而且将是我们时代精神最活跃的创造者。”经典文学中的人文教育因素将会影响着今天的学生们,重塑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和美学趣味的提高。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经典在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 摘要人文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和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和自由观。 “人文教育”是1995年以后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和当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教育学界力图以经典的自然科学为效法的榜样,用“科学”来标志、来框定、来模塑教育,认定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精确、客观的评述,在教育研究上,以实证、定量、可控、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最佳的研究范式,数据与模型俨然成了衡量教育领域的标准。教育领域由此迅速功利化,科学学科占领了教学内容的主要阵地,语文学科的人文特点则弱化,“育人”的教育成了单纯的职业教育、分数教育,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了“人文教育”的概念,力图用它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教育的本质应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自由观。 1 经典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人格 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道德经》以自然法则立论,重视人、天、地、道与自然的关系,其指出:“人法地 ,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生态万类,都由道生,然而道的作用必须由德来体现,《道德经》特别教人重视修德,能启迪学生道德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德行。综观《论语》,孔子十分重视自身的个人修为和涵养,重视立德、立言,用自己的言行做表率,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学习《论语》可以使中学生找回已失落了的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可贵人格。“和”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出现得比较早, 一直延续到现在。《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如《国语郑语》、《箨兮》、《伐木》、《鹿鸣》等强调个体对整体依存以及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习这些有利与学生温柔敦厚品格的形成。学习《易经》能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宽容宽厚的人格,学习屈原、杜甫、韩愈、苏轼的诗文,能增强学生爱国的情感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学生在学习了这些经典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人格。 2 经典有助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中国传统经典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也蕴含着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诗经》以“美”和“刺”作为创作的基本倾向,歌颂诗人所赞同、人文美好的事物 ,揭露和批判诗人所憎恶和丑恶的事物 ,审视着人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的精神。《诗经》和《楚辞》它们皆为华夏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其中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追求和崇尚道德的人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动的主题。唐诗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最赋有魅力的篇章,《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最具代表的清新歌唱,李哲厚在《美的历程中》中评价:“这两首诗是一种对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并没有实际、真正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尽管是口中说感伤但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盛唐之音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代表,王维的《辋川名句》写尽自然之美,优美、明朗、健康。李白诗歌的随意创造却美妙奇异、层出不穷、飘逸瑰丽。还有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人的作品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一种丰神情韵颇丰满的美的特点。元明戏曲的出现,如《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等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形式的美。清代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整个古代经典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真、善、美的审美情趣。学生在阅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从而培养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 3 经典有助学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经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因此,经典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生掌握了古汉语知识,培养了自己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组成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优秀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翔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学习四书五经可以使中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本民族的精神。从瑰丽的汉赋到唐代清新的山水田园诗歌、雄壮的边塞诗歌,从宋代豪放派词、婉约派词到元散曲、杂剧再到清代的小说,不同时代的经典里传承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浩繁轶卷的文化典籍汇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而这些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了解它,体会它并使他们成为这些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国历朝历代文化的发展史、是历代文人的成长史、心灵史。整个古代经典反应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史,呈现出了古代文人墨客独特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情感。朱自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用文学经典濡染出来的学子不仅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而且对现实会有深度的体察。他们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己,因为他们在与文学经典对晤中建立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他们不但会是民族文化忠诚的守护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而且将是我们时代精神最活跃的创造者。”经典文学中的人文教育因素将会影响着今天的学生们,重塑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和美学趣味的提高。 经典教育论文:教育经典与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摘要: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以教育经典为视点,从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等方面具体论述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典;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教育基本理论来源于教育经典,更来源于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教育家开拓创新的前景设想。因此,教育经典起着桥梁作用,其承接古今中外,连接理想与现实。然而,教育改革一直注重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对教育经典的现实价值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回归教育经典,思考经典的现实价值。 一、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教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基本理论,有些可指导教育改革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有些却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权威,而是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为教育思想注入新鲜活力[1]。因此,对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要辩证看待,存批判精神,不要被权威禁锢了思维。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深层问题,我们应发挥正向功能,抵制悖论。 二、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 以《学会生存》为代表,其引起国际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影响当代世界进程的重要文献”“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学会生存》探讨了教育与人类的命运、民主和科学、就业、学习化社会、技术、国际合作等不同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2]。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教育与各个领域之间、教育自身特点等组成的综合报告,有完备的研究,有不同背景的人们批判性思考的结晶,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对变化中的教育展开讨论,对主要问题寻求总的答复。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蒙学教材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教导我们做人道理、处事之道和民族精神,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最终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学习国外教育经典,更要注重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另外,要遵循人的客观发展规律,顺应天性的成长轨迹,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使课程改革真正适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培养他们成人成才。 三、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 21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教育也随之发生改变,科技与教育将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1世纪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教育结构将呈现出新特征,教育内容将焕然一新,教育手段将更加完善[3]。我们应将教育经典中的优秀教育思想充分融入课程改革,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工作。首先,利用教育经典的优秀思想加强课程建设。教师要通过学习教育经典,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掌握教育的科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利用教育经典,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再单纯地说教,而要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做到教学相长,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通过教师的引导学会学习,勤于思考。再次,运用教育经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对人才更加具有选择性和挑剔性,学校必须摆脱过去单纯注重学生智育发展的理念,加强对教育经典的学习和运用,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学习的培养,以及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培养身心健全、具有高尚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运用教育经典,做好学生的价值引导和人生规划指导。教师应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典,更不要忘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教师需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学生具有崇高的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风范、博大的仁爱之心和勤勉的乐学思想,关心国家,关爱社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同时,教育学生做好人生规划,脚踏实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做生活的主人。 四、结语 教育经典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关系非比寻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价值更是不容忽视。我们要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完善课程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克服前进中的挑战与困惑,为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充满活力的育人机制打好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发挥独特优势。面对教育经典,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课程改革的现实相适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4]。 作者:陈晓霞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探析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 近年来,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表达对群众性文化复古运动的质疑和忧虑。传统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何在? 在 “大力弘扬”的口号下如何认识它固有的局限? 在 “取其精华”的操作中如何把握理性的分寸? 显然,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国学之所以招致一部分人的文化批判,首先是缘于国学存在的内伤。历代统治集团将国学经典中符合集权、专制统治的成分加以扩充,导致国学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大量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次是经学家的局限。从汉代儒生到宋明理学家,由于思想和立场的局限,在经典的整理、研究和传承的过程中,使中华文化脱离了健康发展的正轨,走上了一条狭隘的歧路,以致国学中隐含了大量犬儒之学。再次是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这种实用理性恰如李泽厚在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 “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陷,阻碍了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辨学问领域的系统研究,导致国学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 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一部经典价值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通过对国学的批判,重新反思国学,定义国学,进而推进国学发展。“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对它的缺失了解的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得到把握和充分开发; 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国学经典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的价值,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如同一个人的遗传密码,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是不可选择的,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护它。所以,我们主张对于国学经典,应将其作为 “纯粹真理”来考虑,也就意味着必须以恭敬、诚恳、宽容和鉴赏的态度,去解读、领略、学习和传承。对民族传统以一种温情的态度予以体认,应成为现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识。只有从这一共识出发,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观照下追寻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以多维的视角确立经典阐释的尺度 针对当前经典阐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尤其是针对一些抛弃文本的随意解读,任意发挥,我们必须确定一个经典阐释的有限性尺度,也就是为经典文本确立一个 “合法阐释”的边界。用历史尺度阐释经典。第一,通读元典。 “文本”是阐释构成的基本要素,没有 “文本”自然也就无所谓阐释的问题。考之当下的经典解读,学养深厚、考据严谨扎实者凤毛麟角,功底浮浅、人云亦云者众。古人治经,有一种解读方法叫做互训法,值得当今学人借鉴。所谓互训,是指根据两处或两处以上相同、相似或相反的行文特点,来猜断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如此,以 《论语》来解读 《论语》,以 《老子》还原 《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因此,通读元典是提高阐释水平的基本路径,也是阐释的基本维度。第二,通晓阐释史。要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维度,很重要的一点是知晓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完整的儒家元典阐释历史而言,汉代经学和宋学是两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则分别是立在这两座高峰上的关键人物。读懂了汉代经学和宋学,就大致读懂了中国经学阐释的历史; 读懂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位大家,则基本明白了中国经典阐释的方法论。一个缺少史识的经典阐释者,难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晓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沿革,才能洞见经典的来龙去脉,才可以烛照个人视野的盲区,探寻到经典最真实的教育价值。第三,熟知阐释方法。经典之所以能被一代一代地阐释,在于它是蕴涵着普世情怀和人间真理的伟大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在于阐释活动本身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真正称职的经典阐释者,必须熟知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经典阐释的方法。如知 “句读”,通过“形训”、 “声训”、 “义训”等方法理解文本的本义。明 “义理”,在经学阐释史上,从最早的 “《春秋》笔法”及 “微言大义”,到董仲舒的 “深察名号”和 “辞外之指”,再到宋代的 “六经注我”和 “我注六经”等阐释方法,均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们在经典文本与 “义理”之间建构起的独特意义范式,使得我国的传统经典阐释达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用现代尺度阐释经典。克罗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此拟之于经典阐释活动,亦可以说,一切经典阐释都必须是当代阐释。经典阐释的现代尺度既非对传统的因循沿袭、亦步亦趋,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全面颠覆,而是寻求与传统的积极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是对经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因为理解和尊重本身就是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无法为当代人的现代阐释设置一个阐释的上限,但却可以为一切信马由缰式的过度阐释设置一个拒绝的边界。第一,拒绝曲解。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伟大作品,很多文本记载的是我们的先民早期的 “族群记忆”,以及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生存问题。曾经困扰我们祖先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我们。正是这些展现了先民们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诸如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经典文本,为读者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可能和凭借,却也导致了经典被曲解的风险。一方面,我们要拒绝戴上 “有色眼镜”,亦即用贴政治的、阶级的、宗教的标签去解读文本; 另一方面,要防止用 “上纲上线”的方式猜度文本,我们主张用同情的、平等的、历史的态度解读文本,解读经典。第二,拒绝媚俗。经典重读、重释、新解是每个时代都会遭遇的,这也正是经典生命力的重现,是经典成长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阻止经典的通俗化,但却可以拒绝经典的媚俗。经典的通俗化意在巧用现代人的观念、技术打通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比如经典的卡通化,采用新颖的结构,炫目的画面,通俗的语言,降低了获取古典知识的门槛,拉近了读者与经典的距离,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典通俗化尝试。经典阐释的媚俗,则是商品经济时代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对经典的侮辱。比如时下有人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所写的新解古典诗词,只见风月不见情怀,只言揭秘不言诗意,这都是必须予以警醒的媚俗化和庸俗化。第三,拒绝恶搞。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以历史、经典为恶搞对象的影视、网络作品大量出现,通过戏谑经典、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而获得一种廉价的狂欢化效果。卡尔维诺说: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现实是多样的、多刺的,而且层层叠叠,就像朝鲜蓟。对我们而言,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断地将它剥开,像一颗永远剥不完的朝鲜蓟,在阅读中发现愈来愈多新层面。”经典的多元化解读不能 “无边界”,文本的 “不确定性”绝不是 “无底线”。恶搞经典,消遣历史的恶作剧,是对经典的扼杀,是对庄严崇高的放逐。 用辩证尺度阐释经典。经典具有无限的阐释性,而阐释的过程本身也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这一点已为古今中外的阐释历史所证实。比如董仲舒的释经方法论即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正是由于 “诗无达诂”的文化现实,才形成了经典阐释史上的汉学和宋学等阐释流派。当下我们要强调的是经典阐释的有限性,这与经典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一命题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 “尽管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但不管怎么讲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阐释成奥赛罗、李尔王,也不大可能把林黛玉阐释成刘姥姥啊。”意大利哲学家艾柯是 “过度阐释”的反对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以为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 ‘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段话提醒人们: 一切诠释者都无权脱离文本代圣人立言,否则阐释就成了任由别人打扮的小姑娘。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所谓阐释,不仅无助于作品的解读,反而会阻厄人们发现作品的真谛,甚至会把人引向歧途。 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精神存在,是民族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一批大仁、大义、大智、大信、大勇者留给炎黄子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密码,是我们民族的宗教。面对民族独有、不可复制、无法绕过的精神资源,我们唯有怀着敬畏与谦卑的态度,秉持高山仰止、钻之弥坚的诚意,思考和追寻其恒久弥新的真理与价值。国学经典从未标榜尽善尽美,它永远以朴素的、文本的方式,向世界、未来呈现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拒绝批评,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成为世界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国学经典的理解,一般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个性化解读,可以有于丹式的心得,但对于学校经典教育、对于学生的接受活动、对于学者的阐释,则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一般性训练,而必须通过对文字的训诂、辨析、校注和翻译,真正让原著如其所是的显现。其不仅仅是简单的延续文化、陶冶理性和道德,而是作为思考者去探讨关乎人类生存和寻求最好生活方式的普遍性问题。阅读经典曾经是历代王朝教化民众、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时移世易,国学经典虽不再位居教育的中心,但作为国人的根底之学、性命之学的教育价值屹立不倒。由此,学校的国学经典教育应具有超越性的文化追求,对教育工具论、功利化进行反拨,对应试教育进行扬弃,使学校回归素质教育,使学生走向深厚、宽广、开阔与全面发展的道路。 本文作者:杨坤道 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红色经典融入思政教育机制 摘要: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对大学生素质要求日益提升,所以做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尤为重要。近年来,以革命战争时期、建国时期为主要背景题材创作的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作品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化越来越受社会重视,其内涵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将其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基于贵州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贵师院)实际情况,针对“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治教中的意义、问题与措施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化;思政教育;贵州师范学院 一、“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红色经典”文化是革命话语为主要题材创作并极具中国特色的的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作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红色经典”文化在现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红色经典’所传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所表达的文化精神,所承载的基本理念,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高度统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说,内容丰富、极具时代特征的“红色经典”文化极大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红色经典”文化包括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包涵的面非常的广泛,其中蕴藏着独特的时代记忆与民族文化,它承载着国家一段时期的社会和政治面貌,体现着特殊年代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者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作为一种弘扬主旋律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具有极强的隐性教育功能。“红色经典”文化推崇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抗战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思想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相处之道;“推己及人、重群克己”的集体主义精神等都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植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有责任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与学生的对话当中,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陶冶大学生的心境,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培养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人才”。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汲取“红色经典”文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2013年11月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把完善“红色经典”文化教育作为我国教育领域首要改革任务,高校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阵地,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一改革任务,通过实践去探索“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工作模式。贵州高校也在实施教育改革,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新形势,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发现、研究、和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内容。1.“红色经典”文化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宣传不够。当代大学生是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成在起来的,其生活特征两极分化:一面热衷接受众多新事物,另一面却对“红色经典”文化认识严重不足。从中反映出,在现今高校的思政工作中,对于“红色经典”文化的宣传存在缺失,在宣传方式上严重滞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对网络平台有所忽视。另外,在现今高校实行专业分科的教育模式下,过于注重本专业知识的学习,除少数与“红色经典”文化有所联系的专业学生外,普遍存在对“红色经典”文化知识宣传不够的现状。2.中国革命时期优良传统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认知不足。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整套以艰苦奋斗、勤劳朴实、尊老爱幼、为人民服务、团结互助、、志同道合、不畏强敌、实事求是等为优秀的优良传统美德。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有责任义务去继承和发扬这些革命时期传统美德。但当前高校中随处可见一些违背传统美德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生活方面,艰苦奋斗观念淡薄,追求享乐;学习方面不实事求是,论文抄袭;交往方面,不追求志同道合,多数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这些都体现出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对于革命时期传统美德的认知不足,导致这些不良现象愈演愈烈。 三、“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措施 贵师院虽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因此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多束缚,可以吸收成熟经验,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方面亦是如此。学校从2009年升本开始,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就非常注重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来开展。负责思政教育工作的主要是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各二级学院基层党委和团委、及学生党支部等,这些部门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情况非常普遍,效果明显。如宣传部“道德讲堂”、学工部“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系列活动、校团委“书香四月?阅读人生”系列活动、各党支部以“红色经典”文化为授课主体的新型党课等,都在学生的思政教育方面发挥显著作用。1.强化课堂教育,推动“红色经典”文化进教学。现在新媒体的使用为贵师院在教学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仍是贵师院实施“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重要平台。在课堂理论教学中,自觉运用“红色经典”文化价值理念、优秀命题或经典格言等,来解读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不仅能够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含量,而且能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红色经典”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为此,贵师院积极开设相关必修课程,《贵州地方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等,充分体现历史、地方文化、道德品质等多方面要求。同时学校还开设大量相关选修课程,以供学生在结合自身兴趣前提下进行选择。另外,学校宣传部“道德讲堂”、“师院大讲堂”、“党委书记上讲堂”以及各个二级学院自己组织的讲座。2.加强网络建设,搭建“红色经典”文化的新媒体平台。网络化不断普及,人们与新媒体接触日益频繁,尤其伴随手机移动自媒体和网络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贵师院通过利用宣传部的“师院微博”、“校园微信”、校团委的“青春师院”,同时学校组织部也在建立属于,各个二级学院在自己的门户网页上的相关板块,来为学生搭建一个了解和学习“红色经典”文化的平台。尽而,让“红色经典”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在向大学生传播“红色经典”文化的同时,也为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水平。 作者:任宗仪;秦月;任静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科技局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在国学经典教育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1“.天人合一”应用于现代教育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体现的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关联的。反映的是天(自然)决定人,人又定胜天的辩证理论,强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德育教育实践中,通过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的改变能够反映学生的想法,适应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将教育客体与“人”(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密切的联系,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在教育的形式上设立更加活泼的、真切的、轻松的体验。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和刻板(包括教师对于学生教育态度和语气)方式,传统的德育课程也好,实践活动也好,都会令学生感觉到“又在说这些大道理”老生常谈,枯燥乏味,而且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认为没有学习价值,会出现应付的心态,教育效果不好。但如果能够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新的教育方式,那么更能易于学生接受,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吸纳学生关心的、热议的话题以及社会元素,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时政实事为德育教育的新的立足点,增强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度,与时俱进,用身边的真实事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引起反思,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感同身受,主动学习、认真领悟,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2“.学思并重,循序渐进”教育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论语》中孔子关于“学”与“思”辩证关系的观点。学是思的基础,没有广泛的学习思考也就变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如果只知道学习而不会思考那也只是“虽知不广矣”。因此,不论是哪种科目的教育都是需要“学”与“思”相结合的。在现代的大学德育教育中也同样应该指导学生要“学思并重”,善于思考。目前的德育教育工作涉及面较广,教育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比较易于学生接受,但大多都是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过后德育的教育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久而久之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十分适应这种方式,形成惯性。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引导学生对每次教育过程进行思考。浪费了很多再教育的机会。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过“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就是说,学与思是不可分离的,不论学习什么,深入的思考都会推动学习的效果,而思考遇到困难,不够深入,就需要加强学习,只有做到二者并重,才能取得进步。 3“.有教无类”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论语》中曾讲到:“子曰:有教无类”,《墨子•所染》中也曾提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秉性相近,生来大体平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人性论,也是他推动贫民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在《荀子•法行》中记载:南郭惠子曾问自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答道“:君子正身以倭,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这是教育可以化愚为智,话恶为善的道理。学生是不分好坏、等级的,而且良好的道德素养也不是生来就有、永远不变的,这就像认为学习好的学生思想品行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学习不好的学生思想道德就一定有问题一样。我们曾在网页、报纸上看到多少貌似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青年其实是违法犯罪的罪犯,轰动全国的化学系高材生因嫉恨室友的才能为其投毒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个案,但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存在于优秀青年中的有关思想道德的一些问题呢?因此,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好与坏并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而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提示我们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类型的学生,应重视后天教育环境对学生影响的巨大作用。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理论联系实践。《朱子•语类》中曾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里的“知”是指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如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二千年前,希腊人曾提出“:美德可以被教会吗?”的问题,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即道德,对道德的认知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那么这样一来,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语•学而》中早已有“敏于事而甚于行”的理论论述。这与今天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完美人格都是相互关联贯通的。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曾提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这是道德的自觉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二、国学中的德育思想对德育教育的意义 1.国学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根本。清末以前本无国学的说法,它的产生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在民族危难,国势衰微的形势下,为了挽救迷茫中的中华民族,找回民族尊严与自信,多少仁人志士将这一理想寄予国学身上,希望能够通过国学达到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这种独特的精神认同和民族思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一点上看来,国学的产生便肩负起了教育国人要学习国学,热爱民族,热爱中华的重任,这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2.国学中的哲学思想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指导意义。“哲学”中的“哲”在国学中训作“知”,意思是说求知的学问,讨论哲学的内容在《子》部最多,诸子百家中的儒、道、法、墨、名都曾谈及,但以儒道二家最为突出,儒家除《论语》以外还有《孟子》《荀子》有涉及哲学的名篇。例如在我们熟知的《论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凡是要通过人的努力去达成目标;在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在教育上认为“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提倡“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等等。在儒家经典名篇《大学》中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我们在《易》经中又学习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诸如此类,在国学经典中还有很多,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当时人们学习的经典教材,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形成完整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三、总结 总之,国学思想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单独一个层面的。它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经过探索验证后得出的结论,它经受了实践与时间的锤炼,在近现代的时空里凝结成了思想的精华,我们将这一精华称之为“国学”,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中华子孙不朽的文化瑰宝。随着中国在世界发展巨变中的复兴与崛起国学也在不同的国度受到人们的喜爱,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纷纷开设汉学课程。国学在世界文明中展现着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这为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研究和学习国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和交流空间,为探索新时代的高校德育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 作者:张诗雨单位: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传统文学经典与大学生道德教育探讨 一、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 (一)忠贞不渝、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情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主题。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远古经典神话中,精卫填海,口衔木石,日复一日,坚韧不拔;夸父逐日,跋山涉水,道渴而亡,至死无悔;鲧禹治水,鲧逆天帝之命而救民,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卒布土以定九州,”终胜滔滔洪水;神农氏亲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心为民,鞠躬尽瘁。儒家经典《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健有为的精神;《论语》中“士志于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意识;战国屈原的《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诚炽热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息的求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追求;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千载之下读之,凛凛充满生气;爱国诗人陆游的名作《示儿》中“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临终遗言。这些浩然正气、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文学经典名作,如黄钟大吕,似江河奔涌,鼓舞着无数后人为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而奋斗不息。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世济时的入世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爱国和忧民历来是一脉相通,热爱祖国亦应热爱生于这片土地的人民。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哭流涕;唐代诗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之音;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之声;清代文人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情怀。这些现实主义的名篇名作中所蕴含至真至善的人性之光和悲悯天下的赤子情怀,至今涤荡着万千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自古以来,体恤国难,忧患时局,怜悯苍生,渴望和平,都是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永恒主题。传统经典文学所蕴涵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的普世价值,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根基。高校大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并将之转换为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必将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把个人的道德升华与群体的道德完善统一起来,由此成为大学生群体为民族复兴而读书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文学经典作品在道德情感教育中有着独特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伟大的艺术“向我们显示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从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了生活:它传达了对人类的事业和人类的命运、人类的伟大和人类的痛苦的一种认识。与之相比,我们日常的存在显得极为无聊和琐碎。……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是一种具象含情、蕴藉含蓄的文学,它通过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塑造,以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来打动读者的心灵。在传统的文学经典作品中,不少爱情名作都可以成为大学生爱情方面道德教育的资源。遥远的商周时代,《诗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诠释着传统中国人关于爱情生死相依、白头到老的誓约;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述着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真挚爱情,启示人们,爱情其实可以不分阶层,超越时空。北宋文豪苏轼的《江城子》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诉说着即使与相爱的人已阴阳两隔,但忠贞的爱情却永世长存。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借生死与共的大雁形象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感人至深的爱情之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张二人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呼喊,表达出封建专制时代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明代汤显祖《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之恋,告诉了世间芸芸众生,爱情具有起死回生的伟大力量;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关心,互相交流,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意志,充满着愿为对方牺牲一切的高尚精神。他们海枯石烂、生死不渝的爱情,始终是以心灵上的契合无间作为最高的准则。”宝黛与二人以血泪与生命书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真挚感人的爱情绝唱。传统文学经典作品中的爱情是荡气回肠、千古流芳,其至真至纯的情感力量将会陶冶和滋润大学生的心灵。除了爱情,其实亲情、友情和乡土情同样也是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讴歌的重要主题。《论语》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尊老敬老的美德,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深情礼赞。千百年来,这朴素的反哺之心、质朴的母性之爱至今感动着我们的心灵。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迪人们,真挚的知己不在于距离的远近,而在于心灵的相通;李白《送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深情放歌。今日读来,仍会让我们心灵为之悸动。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艺术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仁爱,注重亲情的民族心理,其真挚含蓄的情感追求,精湛美妙的表现艺术、都将唤起大学生的审美兴趣和情感追求,使他们在得到审美享受、情感愉悦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升华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自由独立、飘逸洒脱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生境界,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主体人格的独立。《庄子》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蔑视名利,遨游于天地之间。东晋“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呈现的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超脱情怀,有助于处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大学生调和内心情感,完善道德人格。王维《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内在精神上的怡然自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都能给今天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们带来诸多启示。此外,诗仙李白《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度自信,《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个性,其以天马行空的笔法抒写着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强烈向往;宋代苏轼《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超脱的胸襟和超凡超俗的人生态度,也同样给予世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哲理的感悟。当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主力军,大都有着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不可否认,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追求物欲、功利性强等不良倾向。正如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所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人已经被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所异化,从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主体性。马尔库塞所言的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其实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不少人患上网瘾、手机依赖症,对于自然和现实社会,都漫不经心。在许多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所蕴含的独特审美特性,有助于唤起当代大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丰富充盈他们的内心,疏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从而建立起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这也将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结构,促进其心灵的内在和谐。 二、利用传统经典文学,探索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以传统文学经典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和道德教育,有助于改变大学道德教育中的说教化倾向,提升道德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利用传统文学经典,我们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加强文学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文学课程改革。中文教师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改变“一言堂”的传统授课模式,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文学问题的探讨,使学生成为文学阅读和欣赏的主体。此外,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学生实际,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主干,编写内容鲜活、形式生动文学教材,并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有机融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开设文学经典选修课程,完善大学通识教育。高校可开设《文学经典导读》、《唐宋诗词鉴赏》、《中国古典名著解读》等选修课程。这样既可以满足了当代大学生求知多元化的需求,又能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力建设电子资源。高校还应该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加强本校和学院的文学网站建设,积极引入外校优势课程资源,提供精品文学课程的影像视频、电子图书资料等,从而为本校学生文学课程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书香校园。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学经典的丰富资源,搭建立体化的文化平台。如推荐经典文学书目,组建文学社团,举办文学经典朗诵比赛,举办文学经典讲座、开展古典名著阅读交流会、举行古典诗词书画展、制作文学类电视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营造书香校园。由此,广大学生走近传统文学经典,这既丰富了大学校园大的文化生活,又开拓大学道德教育的新渠道。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揭示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洋溢着伟大的生命精神,艺术地诠释着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当前,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背景下,充分发掘并利用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并有机融于高校道德教育之中,将会有助于凝聚弘扬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传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水平,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作者:冯立顾晨琳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基础教学部 经典教育论文:经典诵读与中学语文教育探究 一、经典诵读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意义 承接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健全人格健全学生的人格与构建学生精神文化这时传统经典教育的目标之一。中华传统经典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其是中华文化血脉与道德理念的载体,是五千年文化的浓缩,凝集了古代圣贤对于人生、世界的体验与思考,蕴含了道德准则以及精神品质,就算在现在也发挥其价值与意义。坚持实施,可以使得学生耳濡目染,在交往过程中注意言行举止,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净化心灵。 二、在语文教育中经典诵读的实施 1.建立校园人文环境,铸造书香校园学校作为学生与教师共同学习生活的场所,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学生的发展。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让学生能够时刻感受到经典的魅力。①从精神文化方面建设校园书香气息学校的灵魂与优秀可以说是精神文化,其能够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首先,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形成一种读书氛围,力图举办“读书节”活动,鞭策学生诵读经典,再将诵读成果进行交流与展现;又比如举办主题为“中华传统经典”的辩论赛,这样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个性化诵读的效果。再者,倡导与发扬古典文化气息的校训,这最能体现学校的精神风貌,让学生可以经典中找到指路明灯。②从物质环境方面建设校园人文气息学校可以在教室、饭堂、宿舍、校道等悬挂或张贴相关的经典名句名言,让经典随处可见,在什么时候都可铭记于心,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学校也可开放、拓大建设图书馆,让学生可以翱翔在书籍的海洋中,扩宽学生诵读的视野。除此之外,也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的广播播放通俗易懂的经典诗词,例如王菲演唱的《幽兰操》、《明月几时有》等。用流行歌曲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经典,除了激发学生兴趣外,还能达到背诵的预期。 2.整合经典诵读的资源中华传统经典是历史长河中的珍宝,不能独立出来单方面教学,而是要适当结合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得诵读变成一种生动、立体的教学活动。 3.充分利用语文课本这一教学资源课本教材作为语文教育最基本的载体,里面含有大量的经典诵读篇章,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课本教材是中学语文教育中最关键的环节。首先,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的魅力。中学语文课本里所收录的古诗词、文言文都是具有不同风格与体裁,文辞优美,语言简练,富有韵律感与节奏感,具有强诵读性。学生可以从诵读中,发觉经典作品的魅力,感悟经典的美;其次,要从多角度领悟经典。“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对于经典的领悟也是各有千秋。如果教师一味用乏味的语言、标准的答案去解说经典,这样自然会约束了学生的想象与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敢于说出自己的简介,这样思维碰撞、互相学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三、结题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经典是我国几千年文明的沉淀,它就像是营养物质,为我们补充精神和智慧。经典诵读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快餐式文化”,而是一种放眼于青少年人文素养的积淀与积养、能够充分挖掘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精神品质以及道德素养的教学方式。它可以使得青少年站在伟人、先贤的肩膀上眺望世界,展现未来。 作者:李维华单位:阿尔山市第一中学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与英语教育 文学经典与外语学习 教育部十分清楚地确定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⑤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008:1)可见,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大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至少能“用英语有效地”交际,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教学经验反复证明,在促进英语学习者有效交流、提高综合文化素养的众多办法之中,学习英语文学经典,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多力主此举。ThomasRendall教授已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外国专家7年,不仅自身学养深厚,博古通今,更有北京、澳门、加拿大两国三地大学英语教育、管理的丰富经验,既熟悉英语为母语的教学,又熟悉英语为外语的教学。谈到英语文学经典之于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含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Rendall教授认为,“学习文学经典作品至少有3点益处”:(1)文学作品情节曲折、人物鲜明,能激发学习动机;(2)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即负载了所在文化的最佳语言表达。有机会学习最好的材料,为何还要学习其他次好的材料?(3)研习文学经典必然要大量阅读与写作,而阅读与写作是提升语言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途径。而对于教师,教文学经典也颇有益处,能改善教师长期教重复内容产生的“倦怠”问题(唐进,2011:60)。Rendall教授强调文学经典在大学英语中的作用,早已经我国精通外语者和英语教育专家反复印证。辜鸿铭(1857~1928)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等古今欧洲语言(龚书锋,1995:1),更熟谙欧洲“语文、政艺”,且是一个“外交奇才”(冯天瑜,1985:1);俄国王储敬称辜“各国无此异才”(刘戎禺,1985:1)。辜鸿铭常以欧洲语言发表时事论文,“每一文出,各国争相移译”(罗振玉,1985:2)。据载,辜的英文著作,“给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维多利亚时代大文豪的作品相比拼”(姜文锦记,转引自黄兴涛,1995:6)。辜鸿铭之所以学习外语如此“高效”,是因为他学习语言时重视经典的缘故。据《考试》(高考•英语版)《辜鸿铭的语言学习法》(2008:107~108)一文,辜鸿铭通过熟背《浮士德》、莎士比亚戏剧、《失乐园》等文学经典后,德文、英文水平在义父布朗心中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了。”辜认为,掌握西文之法是“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他对学习英文“低效”的结论是:“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身只有小成”(见兆文钧,1998:139~146)。⑥文婷(2003:34)也证实了辜鸿铭精习英语经典的方法:“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华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外语一如辜鸿铭,令讲母语者折服。大陆著述谈钱先生精通欧洲古今文字者众,在此无需赘言,仅略举一例,稍加佐证。据夏志清(1979:369)先生亲历,1979年4月23日,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座谈会后,“一位专治中国史的洋同事对我说,生平从未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钱相比(这位同事大学四年在哈佛,研究院多年在柏克莱加大⑦)。”钱先生(1997:530)借用某评论家的比喻,幽默地说:“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换句话说,总是从一些简单的小品文、小故事学英语,不学文学经典作品,则犹如买椟还珠,反裘负薪,不能得到英语的精要,恐怕“阅报、修函”都困难。著名英语教育专家刘润清教授(2003:8)结合自身经验告诫我们:“读原著[指文学经典]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因为大部分经典都出自“语言大师”之手,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刘教授强调: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学不到家”。总之,要学好真正地道的英语,勤奋学习英语经典名著是必经之路。 文学经典的实用特点 有人仍反对语言教学以文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理由是文学的语言不实用。其实,文学经典包含同样实用的语言,涵盖历史、经济、商业、政治、法律、社会交往、旅游甚至科学等各科、各类语言表达,有益于提高实用语言技能。除语言外,文学经典还有以下实用的地方:第一,人文教育。刘润清教授(2003:13)警告我们:“文学作品是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没有一定的人文教育,只能培养出按电钮的野人。而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虞建华(2002:8)也说:“文学是认识人生、丰富经验、开启心智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第二,想象力、创造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文学经典都是作家丰富想象力的结晶。要理解作品,学生必须发挥想象力。文学经典本身的曲折情节也必然诱使读者去想象。理解文学经典内容之际,学生还将训练表达、观察、思辨、分析、判断、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反过来必然促进其创造能力。同时,积累了英语文学经典的知识,就积累了英语文化的具体材料。掌握了这些材料,与英美各国、欧洲各国、甚至凡是了解同样经典的人交流,必然顺利,取得良好交际效果。可见,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语言学习的中心材料非常实用。教、学经典文学作品,不仅能学到普通文章包含的语法、词汇、句法等内容,以及各学科(如商业、法律、化学、生物)的专业表达与知识,还能丰富人生经验、启迪智慧、完善人格、训练意志,进行卓有成效的人文教育,培养审美、思考、想象、创造、沟通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从长远看,远比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实用得多。正如WangZuoliang(2010:8)先生所言:“It’s[literature]goteverything,becausethelanguageofliteratureisthelanguageoflife.”既然学习文学经典如此有效,又如此实用,我们就应以经典的篇目设计教材。设计教材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由于经典之间本身也千差万别,因此,教师或教材作者必须根据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经典的思想内容、教师自身专长及偏好,参考学生的心理状况、课程设置,选出作品适当的片断或整体,编定教材。 文学经典与教学方法 确定了经典作品为教学内容,还应明确适应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因为经典作品语言生动精彩、思想内容深刻,语言、文化信息量都大,所以在教学中,就不应将重点仅仅放在有限的语言点教学训练上。教授经典作品,必须既操练语言,又探讨发掘其思想内涵,分析其文化特点。要兼顾上述3个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阅读、理解作品,与同学一起深入讨论、分析作品。这样,学生的读、说、听、讲,甚至译等方面的能力都能同时得到锻炼,增强其听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具体教法因人而异。一方面,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选取自己喜欢、擅长的教学方法。如精于写作,不妨指导学生多写课文分析总结;如擅演说,可以多组织学生进行口头报告、演讲、辩论;如长于改编、表演,则可多带领学生将课文改编为剧本,排练表演。但无论何种方式为主,听、说、读、写、译这5项能力训练都必须兼备,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学生的兴趣爱好、基础能力、气质性情也不尽相同,教师应选择适合激励学生学习的最佳方法,因材施教。 现代教育技术是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语言教学同样如此。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应根据本校的条件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探索建立网络环境下的听说教学模式,直接在局域网或校园网上进行听说教学和训练。读写译课程的教学既可在课堂进行,也可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进行。(2007:5)教育部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允许为学生量身定做学习内容,允许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故呼吁高校根据自身物质条件,利用网络优势进行英语各科(听、说、读、写、译)教学训练,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促使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其他实用能力有一个较快提高”(5)。今天,我们身处互联网普及时代。互联网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平台,能十分有效地补充正式学习,而正规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之外的学习,在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余胜泉、毛芳(2005:21)认为,利用网络“查找信息、参加兴趣小组、写博客(Blog)、参与[网络]社区讨论、通过网络交流工具获取帮助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柴迎红、秦罡引、崔丽(2006:47~48)总结了大学英语教学中撰写博客的几大优势:(1)全面增加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量,从而提高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2)构建开放的语言学习和交互环境;(3)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4)提供大量丰富的个性化多媒体语言学习资源;以及(5)增进师生交流。我国大学生非常喜欢网络辅助英语教学(吴丽林、吴璀,2011:39)。今天的互联网能丰富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方式,促进人机、人与人互动。大学英语教学以经典作品为中心内容,结合当今互联网技术,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首先,教师和学生要积极围绕教学选用的经典作品在网络论坛发起讨论,或者撰写有关经典的博客、微博、邮件、百度或维基文章,制作用于分享的音、视频文件,与师生和其他互联网用户进行交流。英语学习网站则可以充实文学经典,运用RSS技术(reallysimplesyndication,真正简单聚合,即网络用户订阅阅读的技术与服务),支持RSS服务,帮助提供英语学习材料,为学生提供最佳学习内容。其次,要求或建议学生至少用一定的上网时间阅读、听说、写作跟教材相关的内容,并与同学、教师、网友交流。学生交流时,特别是学习期间,教师和网络社区应鼓励学生尽量用完整、规范的语言,以利切实提高写作水平。 当然,网络辅助教学再有效,也不能取代英语教学。互联网的各项技术并不能直接保证英语教学效果。再现代化的互联网毕竟只是辅助作用。云红(2011:45)指出,学生成天面对机器,与教师、同学无交流,收效甚微。这种单纯的模式有“缺陷”。如果把现代互联网用于英语教育的技术大体分为阅读(如RSS)和贡献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局限不利于英语自学。RSS允许读者完全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选择阅读的内容;但徐立乐(2010:38)从“优选论”的角度指出,网络资源“质量参差不齐”,选材必须谨慎。以贡献为主的学习方式,包括博客、微博、维基、论坛、音频视频等。通过写作或者录制音频、视频,贡献内容与网友、同学、教师交流,固然可以提高英语表达技能。但是,如果写作者、录制者英语能力不高,或者常常甚至总是采用特色鲜明、支离破碎的网络语言,如r代表are,u代表you,b4代表before,mm代表agirl,7456代表“气死我了”等,那么,写作者的语言不会因为网络写作交流得到实质的提高,交际能力也不会明显提高。王清杰(2010:208)发现,多数人对类似上述的网络语言不大容忍;这样的语言会“影响交际效果”。因此,必须明确,互联网在英语教学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只有这样,网络才能最好地发挥促进英语学习的作用。 结论 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着费时低效的现象。要改善这一现实,让文学经典回归中心地位是有效的办法之一。英语学习成功者、英语教学实践者的经验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文学经典回归中心地位,不仅有利于尽快学到真正地道的英语,了解英语国家文化,还有利于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生活、学习、工作中各种实用能力,如想象力、分析、创造、理解、评判、推理等能力,甚至还可以学到其它专业的各科知识。由于文学经典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有显著的作用,我们应积极选用经典作品,并将其当作教学的中心内容之一。英语教育者应积极选定经典篇目,编入教材;教师可以依据自身优势,结合学生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现代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网络使用自由。英语教学可以且应该结合现有互联网技术。英语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订阅网络内容,写作博客、微博,制作音、视频文件,贡献到网络,与他人交流。现代网络技术环境下,应鼓励学生围绕英语文学经典学习英语,用恰当的语言,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切实提高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作者:廖运刚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经典之处 一、创立社区学院,实现普及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翻开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1900年时存在着较大差别,但首先令人晾奇和羡慕的是,一个世纪的高等教育增长和发展并没对其高等教育系统带来太大的压力。在20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美国仅用了3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至21世纪美国大学和学院成功满足了国内80%中学后人员的高等教育需求。为什么美国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发展了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美国较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到普及化转变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无法回避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的第一个“原创”经典——社区学院的创立与发展。社区学院的创立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结构的基础,正如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结构变化事实上仅仅只是社区学院的创建和扩张。’’社区学院创立的初衷就源于美国人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承诺”。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类高校博弈过程产生的一种结果,最早发展于四年制高等学校的内部。1892年,威廉•哈珀(Harper)任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后把芝加哥大学分成“学术学院”(Academic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两部分,前者为大学一二年级,后者为大学三四年级。1896年,他把这两类学院改名为“初级学院”(Junior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College)并于1899年说服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向完成初级学院课业的学生授予副学士学位,随后第一所两年制学院在美国建立。 起初的这些学院的主要使命是为本科学院三年级输送合格学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教育结构中的地位也不甚明显。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美国自此形成了由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建立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二战结束后初期,科技的进步,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源的增多等对高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激发了美国对社区学院职能、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拓展,社区学院因其低廉的学费,开放的入学政策和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所没有的职能——转学教育、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大大满足了社会的教育需求,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同时也是其高等教育结构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克拉克•科尔在回顾社区学院创建的深远影响时曾指出:“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型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美国正成为首先提供普及中学后教育的国家。”_2可以说,正是由于社区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在面临大众化的入学人数之前就拥有了适合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社区学院扮演着国家快速发展与平等主义的高中、精英主义传统的高级学院以及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桥梁的重要角色J。现在美国4356所高等学校中2777所(65%)是两年制社区学院。作为大部分州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差不多拥有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学生人数的半壁江山,可见,这一组织和结构框架到现在仍发挥着普及高等教育的巨大作用。 二、扩展高等教育职能,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 多数美国人认同亨利•康马杰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美国寻常百姓来说,“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这一根本的价值观支撑了美国高等教育对实用性服务与教育的职责和情感,同时也促成了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另一处不容忽视的经典——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这处经典,也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斯拉•科内尔在建立康奈尔大学时所描述的大学目标那样:“我要建立一所大学,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l4在1862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中也可以看见类似的表述:“尽管并不排除进行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或者经典知识的学习,但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与农业和技术相关的知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训也体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观:“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这一办学理念具体体现在大学为社区服务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是主张大学的精英教育也要涉及更多的专门知识;二是通过与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更紧密地联系的技术性课程,将大学推向广大民众。“大学应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服务”,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生的一场革命,使美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它通过开设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应用学科以及进行应用研究与试验,将科学、技术和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将美国学院从19世纪70年代以前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学。其次,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使联邦政府能够将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开创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学校的先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最后,它使美国高等学校不再延续封闭的办学体制,第一次让美国人民获得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使人们明白“一个处于大学有效范围外的美国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成效的农场主或工人”l6J,也使得大学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服务社会的目标则成为美国大学相互竞争的优秀动力:大学通过服务社会争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办学经费,提高学术声誉和教育质量。 三、构筑国际学术“天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突破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当欧洲一些国家已先后成为国际性教学与科研的理想圣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目光和兴趣时,美国还处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追赶期。从2O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却因为拥有众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而成为国际学术的“天堂”和研究生教育的领头羊。克拉克•科尔曾于1963年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描述过美国大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这些顶端机构,它们自19世纪末以来的演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路第三个令人瞩目的经典。作为是德国洪堡大学模式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结果,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揭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序幕。然而,直到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O年代初这段时间,这两个方面才又有了质与量的新突破。二战期间,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V.布什因此发表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著名报告。这份报告促使联邦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加强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创立国际科学基金会,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建立国家实验室。随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建立起“政府拥有,大学代管,实验室相对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积极提高学术能力和科研竞争力,争取大量科研经费,获得大学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据统计,1953~1963年,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发展的总预算以250%的速度增加,给大学的比例增长了455%。 同期,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从2.55亿美元增加到11亿美元。政府的科研资助从1953年的54%增加到1963年的70%E7]。由于“研究生教育和更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于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造就了研究生教育的突破性进步溶观地说,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早期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很多方面功利性色彩浓厚。仅从课程方面看,从硕士到博士,各类专业应用性的课程开设得比较多,对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有所忽视,因而在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一度在研究生的理论根基和学术水平上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存在一些差距J。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院不仅特别强调以学系为重要载体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更好地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而且针对各学科专业,在研究生计划中开设了许多基础理论课程,从而在基础上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质量和科研水平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二战期间科技进步引发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需求,研究生的数量也大幅上升。1950~1976年美国大学研究生从23.7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增长了4.3倍。。,研究生院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本科生院。到了21世纪初,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万,而每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0万,美国研究生的教育模式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竞相效仿。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美国改革和调整大学模式与结构的经典过程。大学通过竞争科研项目,有可能致力于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并获得大量的资助,同时还保存了大学原有的优秀科系结构。研究生院将人才培养与科研联系起来,提高了大学结构顶层部分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他们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职能。 四、完善“四维”协调机制,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应力 美国高等教育在崛起之路上表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它能够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更新自身的功能——从继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单一的学院模式到现在分层次和多样化的复杂结构;从内战期间把军事训练作为主要任务到20世纪创办社区学院——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其不断适应变化的结果。这种强大的适应性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四个经典之处——一套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相一致的,比较健全的“四维”调节机制。 1.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协调机制。作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是零碎的、局部的,而市场调节则是最主要的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竞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传统,几乎牵涉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领域。首先,高校要竞争消费市场。在消费市场中,美国高校必须不断调整和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意向。这种调整和创新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而且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其次,在学术服务市场同样充满着激烈的竞争。高校向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始于“二战”期间大学对联邦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务加剧了这类竞争的力度,同时也巩固了一批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如哈佛大学在“二战”结束时,竞争到28个联邦科研服务项目,年度资助经费达到430万美元。这大大保证了哈佛大型研究项目的充足资金,也提高了其基础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的质量。再次,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这个市场中学者成为买方,高校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大大促进了教师流动和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2.以“宏观干预”为特征的国家协调机制。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协调机制相比,政府干预是较晚发展成熟的一种协调机制。1862年,《莫雷尔法》是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干预的成功的先例。从颁布《莫雷尔法》开始,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愈来愈强。进人20世纪,尤其是二战爆发到冷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大事件几乎都与联邦政府的各种干预密切相关。1944年,国会颁布《军人权利法案》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平民化,高等教育获得的政府资助也达到了2O世纪以来的高峰。1947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为民主服务的高等教育》报告,促使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原有系统结构和管理模式、扩大社区学院招生规模。1950年,国会批准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动了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与教育的发展。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一次将高等教育与国防事业和全球战略紧密联系起来。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而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则将政府对公、私两类高校的资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推动各州迅速建立各种治理或协调委员会。1974年创立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以及其后成立的“教育资源情报中心”,成为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情报系统,影响和支持着美国各类高校的教育决策与发展规划。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规划。例如,“教育总统”乔治•布什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报告中提出制定相关标准以提高大学新生入学时的学业质量。此后,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则规定了国家教育目标和标准,使教育战略规划上升为立法,成为国家的意志。可见,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政府逐步形成了以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战略指导为主要手段,从国家的长远目标出发,在宏观上支持、影响,乃至巧妙控制高等教育的政府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意味着“公共规章和制度在不断取代大学的自主选择”,但它克服了之前美国高等教育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领导的状况,为高等教育根据国内外形势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雄厚经济基础。 3.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四维”协调机制中的这一机制的形成与美国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传统息息相关。正如19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观察的:“一些新事业开始之时,在法国,一马当先的是政府,在英国是权贵,在美国则是公民自愿组织。”因而,在美国的各种自愿者团体,他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极为明显且众所周知。首先,私人基金会,特别是全国性的基金会,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不但为不同时期的高校特别是私立院校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而且还是大学一些关键I生活动发展的推进器。例如,1932~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斥资2500万美元支持美国大学前沿科技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55年,福特基金会出资9000万美元给45家私立医学院校以增强它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引;等等。这种参与不仅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协助,而且为政府拨款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次,大学协会。这类组织不仅捍卫着不同类型高校的利益,而且还是美国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桥梁。以1918年成立的美国教育协会(ACE)为例,它是美国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协会,这一组织建立之初注重“建立共识”,而后转向带动改善高等教育的各类行动,如成人教育、教育公平等。该协会所提供的广泛服务和出版品,包括全国性的政策分析,且涉及联邦的经费和控制问题的议题。不仅如此,该组织还负责根据大学的需要向政府部门进行游说或提供咨询报告。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教育协会与其他主要大学协会一起成功地使国会在1996年通过了大学生的资助拨款计划,增加了对大学生的资助¨引。再次,自愿性认证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有了空前的大发展,而这种大发展却是在一种非常松散的管理机制下展开的。高校类型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质量也良莠不齐,为保证各类高校特别是新办高校的质量,认证协会作为一种专门质量监督和衡量机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2(】世纪中期后,认证组织不断完善,认证机制也不断健全,既保障了美国高校的办学水平在一定基准上运作,又避免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干预,在制度上保护了高校的自治。简言之,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不像市场机制一样鼓励激烈的竞争、功利性强,也不像政府协调机制那样宏观集中、方向性强,但它却渗透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担当着大学、社会和政府的缓冲阀的重要作用。 4.高校内部的自我协调机制。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独特的大学治理制度——董事会制度。20世纪后半期,美国几乎所有的私立高校都设有董事会,公立高校中亦有近三分之一设立了自己的董事会,这些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法院”。校外人士以代表广大社会利益的名义对高校的长远发展进行指导,掌握院校的最后权力,是一种有利于高校世俗化的管理体制。同时董事会又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就使大学避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保证了大学的相对独立性,维护了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持续发展。第二,分散的管理权限。在美国高校内部的管理中,大学、院、系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权力相对分散。、据鲍德里奇等人的调查,在美国高校中,分散的权力系统已取代了传统上的由一个权力中心占支配地位的管理模式5_∞。处于顶端的董事会对学校整体的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有着重大的影响;校长为首的行政官员对董事会负责,可以对学校进行宏观的控制和协调,也可以直接参与微观的管理事务;院长主要负责与全院发展休戚相关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对于教师的聘任权;教师与系的影响主要是对于课程、教师委任系主任的选择等与其专业职责最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总之,适合于美国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的四维协调机制,一直激发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机与活力,也是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中的经典之处。 五、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寻求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 “与广泛的世界相联系”,寻求高等教育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是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值得回味的第五处经典。早在17~l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创业期,美国学生和学者就通过留英、留法、留德将欧洲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经验带回美国,并进行本土化实践和改造。最初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就是秉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而建成的培养新教神职人员和少数社会精英的机构。苏格兰的民主教育理念对美国大学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推动美国大学设置数学和自然科学讲座,“平衡了以往侧重古典文学的偏失”。其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则直接源于对l9世纪后期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本土化移植。不可否认,美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初便从与其他伙伴的接触中获益良多,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奠基时代,处处可见美国对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积极学习、改造与创新的痕迹。20世纪初期,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日渐强盛,美国终于形成了自我风格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模式。然而,美国并没因此放慢教育交流与借鉴的步伐,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正式步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教育交流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福布赖特项目就是这一时期启动的,它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形容该项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物之一”。在此期间,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政策法案,如1966年通过的《国际教育法》将教育交流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推进各高校将国际教育纳入大学学位计划。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服务于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65年的美国移民法案明确规定给予“因其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特殊才能对美国的国家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福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员”以签证的优先权_l。这样,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人美国。这些人才中很大一部分进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的智慧为提高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的质量和国际声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未衰减。据欧盟的有关调查,1996年,美国仅从欧洲就引进了1720名高端科技人才,其中不乏一些牛津大学著名的教授。至2005年,美国年均接受的访问学者与各类研究人员已稳定在20万人左右,国际留学生已接近60万人。虽然,20世纪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教育交流的重心不只是出于学术与科技的目标,其政治意图和功利性已经极为明显,但它毕竟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成就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包容万象”与“繁荣兴盛”。今天,21世纪已悄然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回味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道,不难发现,尽管有时美国高等教育在追求自身的目标时显得踌躇不定,但总的说来,美国高等教育已创造性地应对了自我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研究和探讨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息息相关的经典历程,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的内在原因,并创造性地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经典教育论文:教育局经典诵读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语言文字工作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把语言文字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地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积极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的结合,加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将诵读活动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进一步提高师生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综合素质,努力把“中华诵”“中华赞”活动打造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品牌。 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华诵”经典诵读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配合同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共同制订好本地“中华诵”“中华赞”赛事的活动方案,广泛开展师生动员,扩大活动参与面,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1.要因地制宜,组织文学、语言文字和朗诵艺术等方面的专家,通过面授、校园广播电视系统、远程网络教育系统等多种方式,向师生进行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方面的培训与指导,逐步建立一支热爱中华经典并能在课堂内外积极教学、宣传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干教师队伍和热爱民族文化传统、擅长诵读技能的优秀学生人才储备队伍。 2.要积极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并在推进过程中加强指导,总结经验,有效推动经典诵读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探索和建立经典诵读活动能够深入、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适时开展学习表彰先进典型活动,对“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开展得有成绩、有特色的学校进行表彰奖励,组织校际间的诵读展示与观摩活动,大力宣传先进学校的工作经验,创设良好的活动宣传氛围,让师生从中受到感染,获得教益。 3.要精心组织本地“中华诵”“中华赞”选拔活动,做好各类人群,特别是教师、高校学生和社会文学、朗诵社团的发动组织工作,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各级各类学校掀起诵读中华经典美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热潮。 4.作为2009年“中华诵”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暑期我部将与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联合在全国中小学生中举办“中华诵”夏令营活动(活动通知另发)。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同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密切配合,将营员选拔推荐作为衡量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和经典诵读工作开展水平的一个参考要素,认真做好本省(区、市)优秀中小学生营员遴选的相关工作。 三、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将“中华诵”“中华赞”活动与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充分利用语文课、班团队会、课外活动等渠道,充分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班委会和学生社团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儿童节、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庆活动及“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中华诵”“中华赞”宣传教育活动。学校要努力为学生参与“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创造机会、提供条件,要充分利用校内广播、电视、校刊、宣传栏等媒体在校园营造良好的活动舆论氛围。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诗文诵读和创作方面的指导和培训,增强学生对经典诵读和诗文创作活动的亲近和热爱。中小学校在广泛开展诵读活动基础*精心选拔、指导、推荐擅长诵读和书法的优秀学生参加今年暑期举办的2009“中华诵”夏令营活动。 四、各高校要重视“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对提高高校学生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积极促进作用,探索契合高校文化氛围和学生需求的活动形式,使“中华诵”“中华赞”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各高校要将经典诵读内容纳入《大学语文》课程,选派骨干教师开设经典鉴赏、诗文创作、语言艺术、民俗文化等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相关的选修课;有条件的高校可邀请著名朗诵艺术家进校园给学生作报告或讲座,现场展示诵读的艺术魅力,讲授诵读的艺术技巧,增强诵读活动的亲和力,争取形成新的文化潮流,引领校园文化;要进一步发挥学校党团组织、学生会的作用,特别要利用好学生诗社、诵读爱好者协会等相关社团组织,积极开展诵读(创作)比赛、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指导、鼓励高校学生立足校园、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宣传普及工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前夕我部将在*、*、*等地分别组织高校学生诵读活动,并联合中央文明办调研组在北京举办“中华诵·首都高校学生国庆60周年诵读晚会”,展现首都高校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昂扬向*的精神风貌。 经典教育论文: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研究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孕育着独特的文学情愫,这些因素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本文在此因素的影响下,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含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及相关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引言 在新兴的教育改革的要求下,高职语文教学中需要结合相应的文学情愫才能顺利地实施教学。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文学情愫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但是由于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难以对作品进行阐释,以至于教学过程不是特别顺利,更加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至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含义,而且对我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及相关的教育价值做出了研究。 一、人文教育的含义 人文教育是人类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价值的内涵。人文教育能体现出对人类价值的肯定和尊重。在高职语文的教学过程中,人文教育体现在爱护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对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自主地创造出特有的联系,从而以自己的学习方式,全面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在高职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 1.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时代性。现代文学经典往往以其精巧的结构内容、优秀的文化内涵和高尚的思想打动了作者自己,并且其作品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时间如沙漏一般,能把文化糟粕筛掉,使经典永存于人们记忆的长河。问题一是一部分同学不了解、甚至不能辨别这些“真假经典”,而是缺乏阅读、学习现代经典著作的兴趣。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出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和其深刻的精神内涵,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激发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如在讲解《雷雨》时,教师可以以当时大家族的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的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并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达到与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2.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中含有庞博的教育资源,我们要在短暂的教学时间内做到面面俱到,那是非常有困难的事情。况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又都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语文水平低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有太多急于求成的案例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起到了错误的影响。使得学生渐渐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文学经典教学中,我们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从而制定严谨、科学、可实践性强的的计划。此外,我们还需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到关爱同学,关注学生的差异和发展。 3.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分类对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可能会涉及不同的领域,我们把这些经典分类对比,使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体系,便于教师有序教学,也便于学生学习比较。如我们可以把《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分为一类。两部作品都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黑暗的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的社会现实,使我们对当时社会上的小人物产生同情,对黑暗的社会产生由衷的憎恶。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中的教学价值 1.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育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已经是每个学科的重点要求了,而人才的培育需要三观正确的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的同时,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时代性,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制定正确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分类对比,多鼓励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理解现代文学经典的现实意义。 2.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高职人文教学中,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结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使用方便快捷的网络(网页、图片、视频、音效、等),使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魅力。加深学生对经典文学的理解与记忆,文学经典作品与多彩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还能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教学计划的安排,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促使高职语文教学水平提升的两大模块,两者的融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灵活的方式来扬长避短,从而培育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杨胜茂 单位: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思考 摘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中文类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培养文学类人才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发展大环境进行教学上的改革,使汉语言人才在理论知识和实践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本文就先进省属高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并分析汉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省属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思考 我国作为文化强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课程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我国文化底蕴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对高校汉语言专业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举措,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定要合理的计划,将培养成实用型、一专多能型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培训原则,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有效服务。 1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背景 汉语言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出现后较早设立并繁荣的一门专业课程,汉语言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文学培养知识面较宽的专门人才,为各行各业输送优秀的人才,汉语言专业人才毕业后分布在各行业和领域,为行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汉语言专业由于其教学知识设计的广泛性,曾一度成为各高校争相设立的专业,在当时就业前景非常广。但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汉语言专业因为泛而不专的原因,导致其逐渐变为冷门专业,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汉语言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能力需求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行业已经不仅仅是具有审美能力、写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的单一型人才所能适应的,行业逐渐偏向于实用性,对汉语言人才的培养方案就应作出相应的改革。 2省属高校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2.1注重理论而不重实践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汉语言专业由于其偏理论方面的学习,已经逐渐受到报考人员的冷落。究其原因仍然是高校在培养汉语言专业人才时,由于一直以来坚持理论教育大于实践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越来越弱,面临着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的严峻形势。 2.2课程设置不合理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4年学制的本科专业,一种是2年学制的专升本专业,由于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缺失,汉语言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学校的专业课程太多,使学生实践能力得不到保证,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很多高校的汉语言课程的主修课程被文学赏析和文学写作占据,学生的自身能力只是停留在理论层次。 2.3教学方法传统无创新 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结合时代在不断进步,在汉语言教学中应结合当今社会的普遍情况实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然而,很多高校的汉语言专业教育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教育水平,课堂教学按照传统的汉语言赏析和汉语言文化写作只是单纯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与当今实用性人才需求理念相去甚远,使得汉语言专业整体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 3对省属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几点建议 3.1开展汉语言拓展课程 汉语言拓展课程是指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专业发展方向和最新经济发展趋势开展相应的拓展课程,主要分为三大模块: 3.1.1考研深造类课程。 这类课程主要根据汉语言专业的文学和语言两大模块来设置,在课程设置上提供汉语言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等语言课程;在文学课程设置上开设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化赏析、唐宋诗词赏析、明清小说研究等文学课程。 3.1.2教师教育类课程。 汉语言专业人才的就业方向较多的选择教师行业,在教师教育类拓展课程,开设教师素质教育、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经典文学理解与赏析、教师礼仪、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演讲与口才等教育类课程,使学生未来从事教师行业时自身素质得到提高,努力拓展教育知识水平,力求培养多方面知识技能的教师人才。 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等课程,这类课程适合汉语言专业学生以后从事文员和公务员;开设新闻采访与写作、文学编辑、新闻学等课程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后从事媒体、记者、文案类工作。 3.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 汉语言专业在培养专业人才时,要注重人才实践能力的开发,结合理论进行相应的实践,在实践教学课程的开设中,分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三个实践类别,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教师教育、新闻采写和文书档案管理等具体实践课程,并且针对学生实践情况进行综合考查。 3.3以“问题”为中心,开展课堂教学 学生一到高年级,提问的主动性就会降低,很少主动向教师提问,即便有问题也是自己到图书馆或者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得到模糊的答案,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提问的积极性,通过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课程知识讲解,才能使学生得到进步。 3.4加强实践,重视学生实习过程 汉语言学生一直以“高理论低实践”的状态而被用人单位诟病,要改变这种认知,就应该强调学生实习的重要性,在汉语言学生毕业前,高校应该设立相应的实习考核毕业检验过程,只有通过对实习的评价结合学生表现予以毕业。学生可以通过在初高中课堂、新闻媒体、企业文化部门等进行就业实习,提高汉语言知识的实际应用,提升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 4结语 省属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是学生适应社会的重要举措,对人才的培养要从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围绕如何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优秀,构建就业目标明确、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培养出实用型、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作者:肖菲 单位:长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思考 互联网时代下,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互联网浪潮的影响,我们周围的顽固旧事物一个个被淘汰,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切事物终将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即使从事教育事业依然不例外。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学科特点虽然保守,传统,但是在新的时代下对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依旧应该改革,应该更新。只有采取新的,科学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我们的高校才能够培养出一大批真正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 一、开设精品课程,将学科教学精细化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中国的国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多经典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开设出很多精品课程,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高品质的课程开设,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目前我国高校的很多精品课程基本都是理科类的,笔者认为这与过去我国国家发展需要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国家的文化建设还很欠缺。所以,国家十分有必要对高校进行资本输入,帮助高校开设精品课程,提高汉语言文学相关课程的质量,从而培养出一批具备顶尖汉语言文化素养的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汉语言文化专业可以说是一个内容十分繁杂的专业,为了优化学科教育,应该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工作精细化,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下开设具体的精细学科,例如先秦诸子百家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以及唐宋诗词文化等等。将学科教学精细化一方面有助于更加专业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发展。 二、积极改革教学方法 高校要改革教学的方法,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对于培养人才起到的作用比较小,对教育基本是一种浪费。高效汉语言专业目前十分有必要进行教学方法改革。首先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要更新自己的观念,改变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方式。例如,在民国时期,当时的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去看望他的研究生,当时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要求说要在屋子里待上十年,才能在汉语言文学领域有所建树。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像过去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能取得专业内的突破成就吗?当然是不能的,如果仍然按照过去的专业培养模式培养现代的人才,那么我们只会培养出一大批书呆子而已。在互联网时代,处处都是知识,到处都是经验,我们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方式越来越容易,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方法方式应该开放化,促进学生与社会,外界的接触,在体验中感受知识,在经验中总结升华知识。 三、更新教材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汉语言文化专业的知识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我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化专业知识与社会主义理念,优秀价值观相互融合之后,产生了新的内涵。关于汉语言文化专业教材的内容,笔者认为应该贯彻五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的教材改革方针。要建立常态机制对汉语言文化专业所使用的教材进行更新换代。汉语言文化专业要以培养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专业人才为目的,所以,汉语言文化专业的教材要同社会现状相结合,内容要立足于社会现实,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任务,培养社会需要的汉语言文化专业的人才。 四、注重教学科研与社会的连接 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对汉语言文化专业的科研工作不够重视,投入的资金要比理工科学投入的资金少得多得多,这就严重制约了汉语言文化专业等文科专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从汉语言专业的研究工作者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将自己埋身与浩如烟海的汉语言文化书籍中,一心在象牙塔中钻研。可是,建国以来这近七十年,我们在国学领域几乎没有出过一个世界级大师,可是在民国那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国学大师却繁星闪耀。从这样的对比中,笔者认为,政府要注重教学科研工作与社会相连接,与社会连接才能使从事汉语言文化专业的人才无论是眼界还是胸怀,都大大的扩大,对于他们积累情感,经验,知识都有重要的意义。 五、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新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下,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优秀素质的教师。汉语言文化专业是我国传统的专业,在民国时期,很多都是以师徒的方式进行教授的,所以才能大师培养出大师,造就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我们高校的教学资源十分有限,而且自从高校扩招以来,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班上往往有七八十号学生,如果我们再没有优秀的教师,教授进行教学工作,又怎么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呢?即使是在新的,科学的汉语言文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下,缺乏优秀的教师团队,就好比肥沃的土壤里没有栽种优秀的种子。目前高校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国外顶尖的汉语言文化领域的人才进行高薪聘请,二是将本校的优秀的学生送去国外深造,学成之后再被高校返聘。总之,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一定要加强高校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六、科研与教学两手抓,两头强 在新的汉语言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下,我们要做到科研与教学两头抓,两头并重,两头强!高校重视汉语言文化专业的科研工作,投入资金帮助科研人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优秀的科研成果为汉语言文化专业的教学工作提供可靠的知识基础和学生接受高素质,高水平教育的保障。同时,优秀的教师从事教学一线的工作,将汉语言文学领域内的前沿成果讲授给学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域的人才。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又能返过来推动科研工作。 七、优化教师,学生考核评优方式 高校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要采取新的考核评优方式,过去传统的考核方式在今天不利于考核教师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现代是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重视体验,重视连接互动,而不应该一味地追求最终的结果。汉语言文化专业培养人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老师,学生的能力体现在各个方面,科学的考核方式有利于带动老师以及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专业的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八、结束语 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大批具有新时代思想,精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高校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人才方式已经不足以适应时代,社会的需要,无法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人才必须采取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而且将这些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切实地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去。笔者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实行困难重重,会有很多阻碍,但是,我们仍然要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实现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改革。 作者:陈文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一、人才培养模式 当代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最早提及了“人才培养模式”,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含义。到了1998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将人才培养模式概括为“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培养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的进程中,“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被提及、论述,但对其理解可谓众说纷纭。一是广义说,认为人才培养既要设计和建构培养过程,也要管理培养过程,把“人才培养模式”理解为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途径、培养方式、管理制度评价体系等多种要素的组合。二是狭义说,认为培养模式是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此说法源于教育的基本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我们认为,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学校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及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具备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也体现出其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要凸显教师教育的针对性,践行教师教育一体化的重大趋势。始于2011年的“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在培养模式上,要求实施学科专业理论培养与教师专业技能培养相叠加、院内培养与院外实践相嵌入的“三叠加嵌入”培养模式。在借鉴高师兄弟院校成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教师教育改革,依托河南教育学院与郑东新区联合申报的“校-地协同创新”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经验,我们探索出“顶岗实习、置换研修”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汉语言文学专业“顶岗实习、置换研修”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指的是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在完成主要课程的学习之后,到中小学承担相应的教师职能,原任课教师置换到高师院校接受一段时间专业培训的实践教学模式。“顶岗实习、置换研修”是终生学习理念以及教师教育一体化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能够有效地促进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衔接,确保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主动参与高师院校对未来教师的全面培养,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教学技能,提升在职教师的理论素养。 二、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要改革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务必准确定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当下,如火如荼的语文新课改,对中小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新形势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相应的职业素养。首先,需要具备全面、扎实的文史哲知识与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简言之,即具有较高的语文综合素养;其次,需要具备一定的语文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素养,熟悉语文学习及语文教学规律;再次,需要具备较强的语文教学实践技能,擅长教学生学语文、悟语文,能够自觉遵守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鉴于此,我们将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高尚的职业道德,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具有现代教学思想和教育观念、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系统的教育技术与方法,富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应用型人才。 三、课程设置课程是实现 教育功能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设置不尽如人意,比如:师范性与学术性课程未能较好地融合,缺乏有特色的专业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得到的重视还不够,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缺乏连贯性,实践课程薄弱等。进行课程改革,需要明确以下原则:一是以专业化为方向,注重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的教学技能非同一般,体现卓越教师所彰显的卓尔不群;二是以系统化为导向,把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这就要压缩学科专业课、扩大公共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增设选修课,提高课程的综合化程度、丰富课程的内容。课程的设置应源于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要紧紧围绕“中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特殊性,进行课程资源和结构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在公共课模块,除开设传统的政治、英语、体育、计算机外,还要增设国防与军事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在教师教育方向课模块,除开设传统的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与汉字规范之外,还要开设现代教育技术、班级管理、学习心理学等课程。在专业基础课模块,除开设普通逻辑、基础写作、中外历史概论、儿童文学、文学概论之外,还要开设应用写作、中国学术思想史、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等。在专业方向课模块,改变现行分学期分时代讲授文学作品选的做法,以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为纲,结合文学史的讲解,研读赏析各阶段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缩短授课时间,增强文学课程的连贯性;整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三门语言类主干课程,开设古汉语基础、语言学概论、语用学、教师口语等课程;开设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课程教学标准与教材研究、语文教学课件制作等。在专业选修课模块,开设文学作品鉴赏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影视文学、音乐美术鉴赏、基础教育专题讲座等。在实践模块,安排岗位见习、顶岗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 四、实践能力培养 在传统培养模式的引领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掌握了较为扎实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教育教学理论,但由于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教师基本功较差,作为一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应知应会的职业技能欠缺,职业素养不尽如人意。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相关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仅限于时间有限的教育实习,而应该贯穿于全程教学之中,着眼于学生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教学技能的全面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写作能力包含基础文体写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抒情文等),新闻文体写作(新闻、消息、总结、报告等),文学文体写作(散文、诗歌、小说、童话、课本剧等)。阅读能力包含浏览、精读,能够提取信息、把握主旨、培养语感、陶冶情操等。口语表达能力,包含日常口语交际能力,教学语言组织运用能力和演讲、辩论、即兴发言能力等。教学技能,包含规范汉字书写能力、备课上课能力、班级管理能力等。各项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要以相应课程为平台,贯穿于全程学习之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养成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传统的“师范教育”逐步被“教师教育”所取代,文字上的变化,彰显了教育发展观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教师教育改革的号角下“,卓越教师计划”的实施、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区的立项建设,为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拥有在校生数量众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唯有在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立足专业自身状况,在“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引下,结合当下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科学构建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才能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作者:张晓英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思考 摘要:在高校文科专业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属于传统的基础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中国高校之中具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教学和实践之中各个地区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化的教学基本内容和形式。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育观念是汉语言专业发展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思考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出以下几点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法和路径。 一、建设精品教材和精品课程 在汉语言专业建设之中,教材的使用和建设是重中之重。笔者所在学校使用的教材大多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科教材,目前正在逐步走上教材自编的道路,虽然规模未显,只是初具雏形而已,但是本专业现阶段已经有两本专业教材来自于高校自编,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过程中也一致好评。我校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到教育部编写教材的进程之中去,同时也引导教师自己编写具有专业特色的、适合学生发展水平的专业教材。专业建设需要优秀的教材保驾护航,高校必须针对教材编写制定近期和远期相结合的教学计划,积极开展精品教材建设的战略和方案,将校外优秀教材和校内自编教材的优势结合起来,做到优势相长、资源互补,构筑机制灵活、全面覆盖的汉语言专业教材体系。笔者所在学校拟在未来的四年时间内自编5本左右的、适合本校专业建设的优质教材。在汉语言专业建设中,精品课程的建设是最为优秀的内容,因为精品课程的建设能够推动学科专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高校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建设,打造省级示范专业和省级品牌专业,使得汉语言文学课程建设走上精品之路。 二、更新教学内容 高校应该建立一套和汉语言专业建设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体系,让高校生能够在课堂上处于活跃和主动的高效率学习状态。汉语言专业的学习是非常枯燥和无趣的,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课外资料,所以教师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教师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和兴趣;第二,教师需要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使得教育紧跟时代要求和高校改革的步伐;第三,要提升教学质量,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在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上提供有益的经验;第四,教师应该明确汉语言专业教学的改革应该集中在教学方法改革和课程测试改革之上。笔认为汉语言教学改革应该从专业教学的全局出发,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作用,将课堂示范和课外阅读有机融合在一起,把握课堂教学效果、检查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来提升教学质量,通过严格的课堂教学过程测试来强化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应该采取以下具体的措施:第一,教师应该突出专业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并在自身的总体指导之下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开展讨论和分析,启发学生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度探讨,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第二,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的课外辅导。教师要积极鼓励本科的专业学生参与到学术研究之中来,并给予其研究上的方法指导和思路引领,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提高专业学习水平和理论研究水平。在学校成立汉语言学术研究专业兴趣小组,吸纳了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参与其中,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之下,很多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专业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于那些学术研究潜质比较高的学生,学下都会鼓励他们报考汉语言专业的研究生;第三,高校应该为创造接触学术前沿信息的条件,我校数字图书馆中含有优秀硕博论文数据库、人道报刊复印资料和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学生可以在其中找到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增加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找到丰富的学习资料和教学资料。另外,学院也购置了唐宋风韵集等专业的影响资料供学生观看,让学生感受到本专业学习的魅力。我院图书馆资料室采取全天对学生开放的政策,学生能够从更为广阔的渠道了解到学术信息;第四,高校应该为汉语言专业的教学建立看良好的网络环境、多媒体教学环境和教学实践环境,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中通过网络对学生进行作文和作业的指导,所以,重视网络教学成为势在必行,教师可以将本专业的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课件上传到网络,学生可以自行下载学习。 三、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结合 语言文学专业经过长期的教学改革已经实现了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调整和转变,摒弃了传统的、陈旧的、和时展要求不符的教学内容,增添了学术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新的专业知识,扩宽了学生的视野,一方面让学生掌握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开发了学生的潜能和创新能力。为了满足主体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趋势和教学要求,很多高校通过夯实基础、突出特色、提升能力和完善素质等教学原则,对传统的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压缩和调整,增加了选修课程、通识课程、隐形课程和活动经验课程的课时,使得教学体系符合学生的心理逻辑,教学开展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成长规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高校还将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学生多元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使得课程平台更加多元、多样,教学课程体系划分为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涯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学习到上述知识。高校还要针对性地根据学生的研究兴趣开展专题研讨课程,为有写作特长的学生开展文体写作的实践课程,为那些有报考公务员和从事新闻、文秘、宣传工作意向的学生开始秘书学、公文写作和公共关系学等专题研讨课程。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比如说在开展课程专业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经常组织先秦文学、魏晋文学、古代小说专题和宋词专题等多种形式的选修课程的教学,使得教学深度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并得到了学生更为广阔的关注,引起了学生热烈的反响。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兴趣创作出质量上乘的古诗歌词,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兴趣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教师还引导学生成立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诗词学会、文学社等学生群体性组织,本专业的教师要积极地担任顾问,为学生进行文学作品欣赏和创作提供积极的指导。高校不定期地开展学术讲座和诗词创作比赛,让学生在课外的时间内能够有效地接触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扩展。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我校汉语言专业学生的在诗词创作、文学素养上得到广泛地提升,在校内和校外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汉语言专业的教学还要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特色结合在一起,在专业教师的帮助下进行地方方言的调查活动或者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通过强有力的学生实践活动来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服务。 四、注重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汉语言专业教师力量还是相对雄厚的,吸纳了很多学历高、科研水平强、职称结构优、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成立了专业的教师团队,高级职称教师在全部教师中所占的比例接近70%,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在全部教师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55%,另外还有省管专、部级普通话测试员、省级测试员都要设置。师资队伍相对优秀。未来阶段内高校的教学目标是将教师队伍中具有硕博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提升到80%,在稳定现有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引入内涵发展、对外引进的教学思路,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提升他们的科研水准和教学质量,学校应该竭尽所能地鼓励教师进行专业的科学研究,让他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佼佼者。另外,高校还要注重教学和科研之间的辩证关系。科研和教学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带动的关系,专业教学的建设需要雄厚的科研实力作为保障,否则教学质量难以跨越层次和平台,高校汉语言专业只有用强大的科研实力作为后盾才能够在省内和省外的教学发展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作者:石慧 单位: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摘要:在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当教学模式的针对性较差或不够完善时,人才培养质量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本文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入手,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从高等院校的教育经验可知,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1、课程设置问题 这种问题主要是指,高校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供的课程体系不够完整。某些高校在实践课程方面的设置较为薄弱,无法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某些高校的课程体系中缺乏人文类课程,进而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升。 2、汉语言专业学生就业问题 该专业学生的就业率相对较低。这种问题主要是由高校所提供的教学课程无法激发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而引发的。 3、制度观念问题 就制度而言,某些高校并未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而是利用与其他专业相同的制度进行管理。实际上,该专业学生在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方面与其他专业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因此,统一化制度的应用影响了该专业学生的最终培养质量。就观念方面而言,部分高校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够重视,相比之下,可能更加关注机械类、经济类等就业前景较为广阔的专业[1]。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这里提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主要由以下几种要素组成: 1、基于素质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综合课程体系 就该专业的课程体系而言,具有应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实践类课程、体育艺术课程、人文素质课程、科学类课程、政治及教育课程[2]。综合课程体系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从各个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而提升学生就业期间的市场竞争优势。 2、契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 为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该专业教学方法的优化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合作学习法融入方面目前我国高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学多属于独立行为。而就业过程更加关注学生的合作能力。因此,在该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各大高校应该注重合作学习法的融入。2)学校既有资源利用率提升方面各大高校都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的类型大体包含以下几种:图书馆馆藏资源类型。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利用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籍的调查可知,学生较低的利用率主要是由图书更新不及时、借阅时间较短、续借操作复杂引发的。为了提高图书资料的利用率,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竞争优势,高校可以利用学生频繁使用的微信软件,开发出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借阅、归还、续借等操作。通过便捷使用体验的提供,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资源利用率的提升[3]。网络电子平台类型。从汉语言文学学生对该平台的使用情况调查可知,学生不愿意利用网络电子平台学习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平台只能电脑上操作,且电脑的系统故障的概率较高。针对这种现象,高校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应该从能够提供海量电子资料的网络平台入手。 三、基于知识应用的实践体系 汉语言专业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应用型。当汉语言专业学生毕业之后,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学习倾向选择编辑、记者等岗位;第二,教师型。这种类型是指,汉语言专业学生从高等院校毕业之后,继续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教师行业;第三,研究型。当本科阶段完成后,不选择直接就业,而是继续考研学习[4]。从这几种类型可知,第一种与第二种类型都比较重视实践。因此,可以结合以下几种要素构建基于知识应用的实践体系: 1、课外活动要素 课外活动要素同时适用于应用型、研究型以及教师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这种要素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的作用是通过学生视野的拓展、所学知识知识的强化应用实现的。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过程中,高校可以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供以下几种课外活动:1)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解读活动。文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忠实记录,文学作品更是是前人呕心沥血的思想精髓。在该活动中,可以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书籍。这种活动除了可以锻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古代文学作品中某个段落或小故事的交流过程,容易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2)魏晋经典人物解读宣讲活动。与高校的其他专业学生相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气质与我国古代文人的清高特性更加接近。而在众多文人中,魏晋的风流人物更加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心理预期。在该活动中,高校教师可以将解读对象确定为我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卫玠。无论是看杀卫玠这个成语的内涵还是这个人物的生平,都能产生考察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知识的作用[5]。2、频繁性定期专业见习要素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较短。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的,可以将传统的专业实习转化成频繁性定期专业见习模式:按照每学期两次的频率,定期巩固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 3、顶岗实习要素 这种要素发生在知识学习及专业实习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向技能转化的能力。在企业的顶岗实习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够得到较为有效的训练。 四、结论 从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结果可知,该学生的就业率相对较低,工作中的问题解决能力相对较差。这种现象主要是由高校不合理培养模式的应用引发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用通过基于知识应用的实践体系、基于素质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综合课程体系、契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培养模式。 作者:李长 单位:宁夏师范学院
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科学管理原理和现代管理理论对比 摘要: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曾对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工业生产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其生产力有了空前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管理的思想暴露出一些弊端,这使得现代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这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目前所谓现代管理方法,如果不说是绝大多数,至少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泰罗及其追随者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思想。这些管理方法虽然已改进和发展得几乎同原来面目全非了,但其优秀思想通常可以在泰罗的著作和实践中找到”。 关键词: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理论;企业管理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任美国德瓦尔钢铁公司总工程师的泰罗致力于企业管理改革的研究,创造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并于1911年出版了理论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管理时代——泰罗科学管理时代。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前的管理理论逐渐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弊端,因此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精华 1.1科学的作业方法 泰勒通过长期在现场观察工人的工作情况发现工人消极怠工是因为工人需要自己思考工作的方法、选择工作的工具等,而他们既没有思考这些问题的时间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以就出现了“磨洋工”的现象。因此泰罗通过时间研究、动作研究等方法,对每一个工作环节进行反复研究,剔除不必要的人力、时间浪费,制定出精确的作业方法和作业程序。泰勒制定出科学的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的极大发展。 1.2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的分离 传统的生产活动是由工人全权负责的,工人则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经验来做。一旦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工人要承担很多责任。泰勒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生产,而科学的方法就是找出标准、制定标准、按标准办事。并且使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有专门的人负责工作的计划安排,专门的人来执行这些计划。因此在泰勒体制中就出现了管理人员、事件测定人员、教师、任务管理人员等以前旧体制下未曾设立的人员,这些人员与员工通过沟通来分担责任。 1.3雇主与员工的双赢 在泰勒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主与员工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他们的目光聚焦在如何“分蛋糕”上。但是无论怎么分都不能使雇主和工人满意,因为蛋糕太小。泰勒提出雇主和工人之间可以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关系,管理要确保每一个工人和雇主事业的高度繁荣。这种观点引导人们把目光从“如何分蛋糕”转向“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使得雇主和工人由敌对关系变为伙伴关系,劳资关系的改进更加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 1.4人本管理思想初见端倪 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提出来以后,曾受到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管理思想把人当作会说话的机器,是对人权的侵犯。其实这是对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误解。泰勒对工人会进行挑选,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对工人给予帮助,使雇主和员工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就是对人性的尊重。 2现代管理理论 2.1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业人际关系理论 泰罗的科学管理盛行了一二十年之后,日益显示出一定的局限:重物的管理,轻视人的管理。这种以“经济人”为基本人性假设的管理方式,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实际提高的情况下局限性日渐显露,西方企业管理在这种条件下客观上要求寻找新的思想和方法。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提出了工业人际关系学理论,其观点是: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工人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和周围人的关系。 2.2二战之后形成的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管理理论丛林 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区分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克服了“社会人”假设只注重情感因素的片面性,而以“决策人”为基本假设和研究的出发点。因此他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二战以后,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与管理紧密结合,更多的现代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了,主要的学派有:经验或案例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等。企业管理理论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且管理理论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组织内部,而是更多地把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系统,注重内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2.3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停滞与不景气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事实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世界,以寻求重新振兴经济的新对策和新出路。 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开始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进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美、日企业管理比较研究热潮。日本盛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优秀内容之一,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确保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从而掀起了企业管理中企业文化的建设。 2.4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反思与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管理人员数量的快速膨胀,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开始对已有的管理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和反思,纷纷采取措施开展轰轰烈烈的组织变革运动。1990年,彼得·圣吉发表了《第五项修炼》,提出企业如何通过系统学习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1993年,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辟合作出版的《再造公司——企业革命的宣言》一书,提出要从根本上反思业务流程,对其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便在成本、品质、服务与速度上获得戏剧化的改善。1992年威廉姆·戴维陶和迈克尔·马隆出版了《虚拟公司》一书,引发了管理上的一场新的变革。 3科学管理原理与现代管理理论的联系 (1)梅奥的工业人际关系理论其实是对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人本思想的扩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泰勒的对人性简单涉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因此人本管理思想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产生了工业人际关系理论。 (2)无论是企业再造理论还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都有着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20实际90年代由汉默、钱皮提出的企业再造理论在强调流程效率方面与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脉相承的。泰勒着重删掉不必要的动作,而钱皮重在删掉不必要的流程。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以统计数据为基础来提高组织效率,注重质量,反对传统的终端检测方法,主张在流程中保证质量不断改进。这些都是对科学管理原理的继承。 纵观古典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对科学管理理论某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还在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思想,一小部分企业由于行业性质而对科学管理的思想稍加改变。迄今为止,科学管理在中国方兴未艾。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 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WinslowTaylor1856-1915年)是美国著名的工程师和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大成,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发展。泰罗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而受到世人的尊敬。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列宁曾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他说,泰罗制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明,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1]。并强调,苏维埃密切注视泰罗制的新发展,借鉴和吸收其先进成果,改善企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列宁的科学评价,为我们研究和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根本内容是提高企业效率。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管理落后,生产混乱,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磨洋工”现象大量存在,企业的效率低下。泰罗认为,企业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的工作定额,工人缺乏科学指导。因此,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而要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劳资双方必须进行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以友好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把注意力从盈余的分配共同转向盈余的增长。即双方合作尽到生产最大盈利的责任,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2]。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十分深远。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目前所谓现代管理方法,如果不说是绝大多数,至少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泰罗及其追随者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思想。这些管理方法虽然已改进和发展得几乎同原来面目全非了,但其优秀思想通常可以在泰罗的著作和实践中找到。”[3]即使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充满着生机。 综观整体,笔者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协调性、效率性等显著特点。 实践性。泰罗认为管理实践先于管理理论,是管理理论产生的源泉。作为一个实干家,他重视实践,强烈希望从实际出发来改革企业管理,创建管理理论。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就是20多年的工厂管理实践经验的结晶。他的每一项成果,无一不是来自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提高的。他尊重实践,凡是经实践检验为不恰当的措施和方法,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转而追求最佳”。他也乐于实践,为了探索最佳的管理方法,他率其助手开展长期的实验,仅金属切屑工艺”实验就长达26年。为提高锅炉清洗工的劳动效率,他多次亲自爬进锅炉,寻求最佳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认为管理应该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弄清问题,解决问题。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他进行了各种实验,采用了各种方法,联合了各方面的专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动作和时间分析专家等),使学者与管理人员相结合,创建了一套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的效率措施,并开创了各种专门人才作为管理顾问的先例。他所倡导的管理思想、原理和方法,他的40多项发明专利,都是直接实践的成果。他在米德维尔钢铁厂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作,是他一生从事管理实践的重要时期,他的管理思想很大部分是对这一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泰罗的实践也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前人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他在实践中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科学管理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对人类以前的管理思想的总结和提高。他总是这样谦逊,从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果,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开拓进取。他曾说:科学管理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各种情况下,实践都在理论之先。……我所知道的同科学管理有联系的所有人,都随时准备放弃任何计划、任何理论,转而拥护所能找到的更好的东西。在科学管理中,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4]管理是实践的科学,必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表明了科学管理的动态性,这也正是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生命力所在。泰罗认为:每一代人的智慧都曾想出一些更快更好的办法,去从事每一行业的每一部分工作,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办法,从广义来说正是进化演变而来的,标志着适者生存和各业创始以来的最佳思想。”[5]但由于每一代人实践的基础和条件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相对性,不存在完全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管理理论。近百年来,泰罗的这一思想一直指导着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使其理论自创始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科学性。泰罗把科学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把传统管理中的感性上升为理性,冲破了人们几千年形成的管理是不可传的艺术,是天赋才能”的神话,使管理成了一门可供研究和传授的科学。泰罗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理论是对他自己和前人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的内在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经受了管理实践的检验,因而是科学的。他在《在美国国会听证词》中,曾谈到人们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为科学管理,最初是因为人们认为他的各种效率措施,他的差别计件工资制是严格科学实验的结果。泰罗认为这并不是主要的,他的理论之所以配享有这样的名称在于它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他把这一原理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管理人员把过去工人们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的传统知识、技能、诀窍集中起来,编成表格,然后概括为规律和守则甚至数学公式,再在全厂工人中实行。第二,科学地选择和不断培训工人。一方面研究每一个人的性格、表现和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现每个工人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每个工人,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这样,使工人在雇用他工作的公司里,能够担任最高的、最有兴趣的、最有利、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6]第三,把科学和科学地选择和培训出来的工人结合起来,强制性地使双方用科学的工作方法代替以往的经验方法。让工人更聪明”而不是更辛苦地工作。第四,工人与管理方面保持不断的和亲密的合作,形成一种令双方心情愉快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效率。此外,在具体管理方法上,他也非常讲究科学,主张在科学的工时研究和动作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合理工作定额;主张对工人的工作和环境进行科学研究,以确定标准化的工具、材料和操作方法,并对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进行科学搭配,使工人不用增加劳动而能增加工效”。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科学数据不单是标准和制度的基础,而且也是企业和睦协作的基础。工人和资方和睦协作的最大障碍,在于资方对此事的无知,即构成每个工人一天合理工作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他认为管理缺乏科学性是工人磨洋工”和企业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呼吁在管理的各个方面用科学方法代替旧的个人判断或个人意见。泰罗管理思想的科学性还表现为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泰罗把其管理思想运用于米德维尔钢铁厂和伯利恒钢铁厂的管理实践,指导了福特公司的管理变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在不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工人平均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工资增加30%100%,工人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他们更爱学习,更珍惜劳动成果,更易合作,工作更愉快。因此,即使在罢工频繁的年代,这些工厂也没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泰罗的思想被广泛传播,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工厂管理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规范性。泰罗认为:“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纪律、条例和原则上。”[7]他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用培训来教给工人完成任务的技能,用科学研究来制定标准和规章制度并据此规定和下达任务,用奖惩等激励机制来保证任务的完成。这是泰罗科学管理的三部曲,其优秀就是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泰罗认为,规范化、制度化是企业大规模生产的基本要求,是任何先进管理思想得以实施的基础,是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只有制定严格的规范,企业具体工作按章进行,主管人员才能集中精力于企业的大政方针和处理少数例外事件”,工人的行动才能有章可循。否则,势必造成管理的随意和生产的混乱。当然,严格的规范也并非能随意制定,而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因为规章制度只有科学、合理,才能得到职工的理解支持和贯彻执行。严格的规范还必须是明确的。泰罗认为,规范或指示不明确,使人产生误解,是引起管理双方矛盾,造成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他主张企业内部必须有明确的规范,明确的权利义务,明确的操作方法和程序,明确的目标,进行明确的控制。这样才能避免劳资双方遇事相互推诿和指责,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操作规范化使规范从物扩大到人,管理规范化把规范对象从工人扩大到管理人员。在所有这些标准化、规范化基础上制定的规章制度成了企业的法典”,从而使规范化、标准化成为整个企业运行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管理制度”,泰罗完成了这个制度的框架和基础。今天任何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没有管理的规范化,就没有管理的现代化。 协调性。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常规特征是协调而不是不和。”[8]在科学管理的众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用和平代替斗争,用全心全意兄弟般的合作代替争吵和冲突,用向同一方向的努力代替背道而驰,用相互信任代替相互猜疑,双方成为朋友而不是对头。这是科学管理的精华所在”[9]。他强调:一种管理制度无论怎样好,都不应该硬性采用,雇主与工人之间必须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同工人来往时,对他的各种成见都要考虑。”[10]只有在劳资双方相互信任和理解、协调合作的基础上,管理才会取得持久的成功。他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漠视和不公平,主张上级人员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工人,同情和关心工人,鼓励每个工人同他的上级讨论厂内外遇到的困难,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而上级必须注意倾听并认真对待。在科学管理制度下,管理当局应当成为工人的仆人,竭尽全力地为工人创造最好的条件,提供最好的服务,以使工人能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他也坚信,管理当局与工人是能亲密合作的,因为双方关心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方关心最低成本,工人关心最高工资,只要双方亲密合作,共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生产的长期增长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他把双方的协调合作寄希望于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即双方都不把盈余的分配作为头等大事,而把注意力转到盈余的增加上,直到盈余大到双方都不必为如何分配而争吵为止。 泰罗强调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强调资方尊重、同情、关心工人,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当作人来激励,而不是当作像机器一样的工具,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开始关注人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这的确是管理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渴望和剩余财富相对短缺的矛盾中,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绝不可能一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也不可能使资本家真正关心和同情工人。因此,泰罗那种试图调和劳资双方的阶级矛盾,把双方联结成为一个利益互惠的整体的伟大的精神革命”,只能是美好的幻想。 效率性。提高生产效率是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工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11]。泰罗认为,生产效率的巨大增长是文明国家与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是人类社会巨大进步的标志。正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产品的日益丰富,才使得今天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几乎同200年前的国王一样好。因此,任何一种阻碍劳动效率提高的行为,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权利的一种剥夺。提高劳动效率对劳资双方都有利,它可以增大盈余,保证双方最大限度的富裕”。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效率。他的管理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协调性,都是为效率性服务的。他认为提高效率的前提是劳资双方的亲密合作,有效途径就是把科学研究和知识引入管理实践,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用科学的方法代替经验的方法。他的计件工资制,各种管理原则和规范,他所设计的职能组织结构,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他的各种发明,无一不是提高效率的具体措施。在他看来,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整个工业史就是一部效率史,任何提高效率的措施,无论遇到多大阻力,最终都会胜利。他坚信:科学管理是一种有效提高工人劳动效率的手段……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有哪个阶级的人,采取什么方法来反对,科学管理总还是要胜利的。我认为科学管理是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如果科学管理能使工人不用增加劳动而能增加工效的话,那么,科学管理就一定会胜利。”[12] 科学管理的确胜利了。它运用于企业管理中,使得许多企业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它的许多效率措施至今还被人们广泛使用。泰罗靠科学的方法在不增加工人劳动的情况下提高工效的观点,突破了前人只能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效率的思维界限,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财富飞速增长。德鲁克在《新现实》中称赞道:泰罗表明:增加生产的真正潜力在于‘更聪明’地工作。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且使增加工人工资的同时降低产品价格和增加对产品的要求成为可能。(事实上,泰罗要求工厂主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有时甚至高达3倍,否则,他拒绝提供帮助)……由于有了泰罗,就业的蓝领工人的人数越多,在收入和生活水准上‘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也越多。”当然,德鲁克的话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处境的改善绝不仅仅是泰罗的功劳,工人的斗争是其主要原因。但德鲁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泰罗管理思想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泰罗科学管理揭开了几千年来罩在管理上的“神秘”的面纱,谱写了管理理论和实践史上新的一页,成为人类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们把泰罗所处的时代称为泰罗时代”,把他的管理理论称为“泰罗制”。虽然他已作古近百年,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国家,仍然有着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到现在,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认真吸收和借鉴包括泰罗科学管理思想在内的西方管理思想,不断加强和改善我们的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必须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学习借鉴与革新创造相结合。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并非泰罗的独创,而是学习借鉴前人的管理思想并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的结果。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形成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14]学习借鉴并在实践中革新创造,是泰罗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的经验之谈。二战后,日本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超越美国,就在于它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学习美国包括泰罗制在内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质量管理模式、团队管理方法。美国在近几年能再度跃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也在于它在学习日本、欧洲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创造了重构组织”这一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企业以极大热情学习借鉴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加强了定额定员管理、标准化管理、成本管理、人员培训、现场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逐步走上了依法治厂的轨道,收到了显著成效。如邯钢的模拟成本一票否决,择优上岗,选优操作,工资、奖金与业绩挂钩等,豚化”的百分计奖,定岗位定工资以及健全的制度和标准,邯羽的秒管理工作法”,等等,都可以说是在学习泰罗制基础上的创新。 坚持学习借鉴与创造革新相结合必须注意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面移植”,照抄照搬。泰罗科学管理思想,虽然反映了人类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条件,不同国家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今天所处环境与泰罗时代相去甚远,不可能完全照搬。况且,泰罗也一贯认为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固定的管理模式,理论必须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照抄别人,不知创新,只能永远落后。二是好高务远,追赶新潮。有人认为泰罗管理思想产生于规模经济时代,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我们应该学习更先进的更好的文化管理”,而不应再炒“泰罗制”的陈饭。其实,任何管理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适应一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能更好地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于近百年前的管理实践,但它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不经过科学管理的洗礼,任何先进的管理方法都无法真正得到切实贯彻和运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企业的经验中,我们都能找到泰罗制的影子。即使当前所流行的文化管理”,也是在泰罗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各种管理规范已经健全,社会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职工素质较好,且精神需求超过了物质需求的状况下实施的。我国现阶段除少数先进的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连管理的基础都没有打好,普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盲目追赶时髦,必然适得其反。何况,即使实施文化管理”也需要有科学的制度和规范作保证,也不能完全抛开科学管理。 总之,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也和对其他任何外来理论一样,必须坚持学习借鉴与革新创造相结合。坚持拿来”消化吸收与实践总结创新相结合,边学习,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完善。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 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WinslowTaylor1856-1915年)是美国著名的工程师和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大成,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发展。泰罗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而受到世人的尊敬。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列宁曾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他说,泰罗制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明,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1]。并强调,苏维埃密切注视泰罗制的新发展,借鉴和吸收其先进成果,改善企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列宁的科学评价,为我们研究和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根本内容是提高企业效率。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管理落后,生产混乱,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磨洋工”现象大量存在,企业的效率低下。泰罗认为,企业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的工作定额,工人缺乏科学指导。因此,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而要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劳资双方必须进行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以友好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把注意力从盈余的分配共同转向盈余的增长。即双方合作尽到生产最大盈利的责任,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2]。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十分深远。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目前所谓现代管理方法,如果不说是绝大多数,至少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泰罗及其追随者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思想。这些管理方法虽然已改进和发展得几乎同原来面目全非了,但其优秀思想通常可以在泰罗的著作和实践中找到。”[3]即使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充满着生机。 综观整体,笔者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协调性、效率性等显著特点。 实践性。泰罗认为管理实践先于管理理论,是管理理论产生的源泉。作为一个实干家,他重视实践,强烈希望从实际出发来改革企业管理,创建管理理论。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就是20多年的工厂管理实践经验的结晶。他的每一项成果,无一不是来自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提高的。他尊重实践,凡是经实践检验为不恰当的措施和方法,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转而追求最佳”。他也乐于实践,为了探索最佳的管理方法,他率其助手开展长期的实验,仅金属切屑工艺”实验就长达26年。为提高锅炉清洗工的劳动效率,他多次亲自爬进锅炉,寻求最佳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认为管理应该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弄清问题,解决问题。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他进行了各种实验,采用了各种方法,联合了各方面的专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动作和时间分析专家等),使学者与管理人员相结合,创建了一套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的效率措施,并开创了各种专门人才作为管理顾问的先例。他所倡导的管理思想、原理和方法,他的40多项发明专利,都是直接实践的成果。他在米德维尔钢铁厂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作,是他一生从事管理实践的重要时期,他的管理思想很大部分是对这一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泰罗的实践也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前人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他在实践中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科学管理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对人类以前的管理思想的总结和提高。他总是这样谦逊,从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果,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开拓进取。他曾说:科学管理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各种情况下,实践都在理论之先。……我所知道的同科学管理有联系的所有人,都随时准备放弃任何计划、任何理论,转而拥护所能找到的更好的东西。在科学管理中,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4]管理是实践的科学,必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表明了科学管理的动态性,这也正是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生命力所在。泰罗认为:每一代人的智慧都曾想出一些更快更好的办法,去从事每一行业的每一部分工作,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办法,从广义来说正是进化演变而来的,标志着适者生存和各业创始以来的最佳思想。”[5]但由于每一代人实践的基础和条件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相对性,不存在完全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管理理论。近百年来,泰罗的这一思想一直指导着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使其理论自创始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科学性。泰罗把科学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把传统管理中的感性上升为理性,冲破了人们几千年形成的管理是不可传的艺术,是天赋才能”的神话,使管理成了一门可供研究和传授的科学。泰罗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理论是对他自己和前人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的内在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经受了管理实践的检验,因而是科学的。他在《在美国国会听证词》中,曾谈到人们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为科学管理,最初是因为人们认为他的各种效率措施,他的差别计件工资制是严格科学实验的结果。泰罗认为这并不是主要的,他的理论之所以配享有这样的名称在于它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他把这一原理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管理人员把过去工人们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的传统知识、技能、诀窍集中起来,编成表格,然后概括为规律和守则甚至数学公式,再在全厂工人中实行。第二,科学地选择和不断培训工人。一方面研究每一个人的性格、表现和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现每个工人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每个工人,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这样,使工人在雇用他工作的公司里,能够担任最高的、最有兴趣的、最有利、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6]第三,把科学和科学地选择和培训出来的工人结合起来,强制性地使双方用科学的工作方法代替以往的经验方法。让工人更聪明”而不是更辛苦地工作。第四,工人与管理方面保持不断的和亲密的合作,形成一种令双方心情愉快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效率。此外,在具体管理方法上,他也非常讲究科学,主张在科学的工时研究和动作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合理工作定额;主张对工人的工作和环境进行科学研究,以确定标准化的工具、材料和操作方法,并对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进行科学搭配,使工人不用增加劳动而能增加工效”。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科学数据不单是标准和制度的基础,而且也是企业和睦协作的基础。工人和资方和睦协作的最大障碍,在于资方对此事的无知,即构成每个工人一天合理工作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他认为管理缺乏科学性是工人磨洋工”和企业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呼吁在管理的各个方面用科学方法代替旧的个人判断或个人意见。泰罗管理思想的科学性还表现为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泰罗把其管理思想运用于米德维尔钢铁厂和伯利恒钢铁厂的管理实践,指导了福特公司的管理变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在不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工人平均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工资增加30%100%,工人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他们更爱学习,更珍惜劳动成果,更易合作,工作更愉快。因此,即使在罢工频繁的年代,这些工厂也没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泰罗的思想被广泛传播,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工厂管理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规范性。泰罗认为:“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纪律、条例和原则上。”[7]他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用培训来教给工人完成任务的技能,用科学研究来制定标准和规章制度并据此规定和下达任务,用奖惩等激励机制来保证任务的完成。这是泰罗科学管理的三部曲,其优秀就是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泰罗认为,规范化、制度化是企业大规模生产的基本要求,是任何先进管理思想得以实施的基础,是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只有制定严格的规范,企业具体工作按章进行,主管人员才能集中精力于企业的大政方针和处理少数例外事件”,工人的行动才能有章可循。否则,势必造成管理的随意和生产的混乱。当然,严格的规范也并非能随意制定,而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因为规章制度只有科学、合理,才能得到职工的理解支持和贯彻执行。严格的规范还必须是明确的。泰罗认为,规范或指示不明确,使人产生误解,是引起管理双方矛盾,造成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他主张企业内部必须有明确的规范,明确的权利义务,明确的操作方法和程序,明确的目标,进行明确的控制。这样才能避免劳资双方遇事相互推诿和指责,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操作规范化使规范从物扩大到人,管理规范化把规范对象从工人扩大到管理人员。在所有这些标准化、规范化基础上制定的规章制度成了企业的法典”,从而使规范化、标准化成为整个企业运行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管理制度”,泰罗完成了这个制度的框架和基础。今天任何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没有管理的规范化,就没有管理的现代化。 协调性。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常规特征是协调而不是不和。”[8]在科学管理的众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用和平代替斗争,用全心全意兄弟般的合作代替争吵和冲突,用向同一方向的努力代替背道而驰,用相互信任代替相互猜疑,双方成为朋友而不是对头。这是科学管理的精华所在”[9]。他强调:一种管理制度无论怎样好,都不应该硬性采用,雇主与工人之间必须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同工人来往时,对他的各种成见都要考虑。”[10]只有在劳资双方相互信任和理解、协调合作的基础上,管理才会取得持久的成功。他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漠视和不公平,主张上级人员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工人,同情和关心工人,鼓励每个工人同他的上级讨论厂内外遇到的困难,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而上级必须注意倾听并认真对待。在科学管理制度下,管理当局应当成为工人的仆人,竭尽全力地为工人创造最好的条件,提供最好的服务,以使工人能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他也坚信,管理当局与工人是能亲密合作的,因为双方关心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方关心最低成本,工人关心最高工资,只要双方亲密合作,共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生产的长期增长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他把双方的协调合作寄希望于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即双方都不把盈余的分配作为头等大事,而把注意力转到盈余的增加上,直到盈余大到双方都不必为如何分配而争吵为止。 泰罗强调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强调资方尊重、同情、关心工人,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当作人来激励,而不是当作像机器一样的工具,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开始关注人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这的确是管理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渴望和剩余财富相对短缺的矛盾中,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绝不可能一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也不可能使资本家真正关心和同情工人。因此,泰罗那种试图调和劳资双方的阶级矛盾,把双方联结成为一个利益互惠的整体的伟大的精神革命”,只能是美好的幻想。 效率性。提高生产效率是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工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11]。泰罗认为,生产效率的巨大增长是文明国家与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是人类社会巨大进步的标志。正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产品的日益丰富,才使得今天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几乎同200年前的国王一样好。因此,任何一种阻碍劳动效率提高的行为,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权利的一种剥夺。提高劳动效率对劳资双方都有利,它可以增大盈余,保证双方最大限度的富裕”。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效率。他的管理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协调性,都是为效率性服务的。他认为提高效率的前提是劳资双方的亲密合作,有效途径就是把科学研究和知识引入管理实践,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用科学的方法代替经验的方法。他的计件工资制,各种管理原则和规范,他所设计的职能组织结构,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他的各种发明,无一不是提高效率的具体措施。在他看来,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整个工业史就是一部效率史,任何提高效率的措施,无论遇到多大阻力,最终都会胜利。他坚信:科学管理是一种有效提高工人劳动效率的手段……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有哪个阶级的人,采取什么方法来反对,科学管理总还是要胜利的。我认为科学管理是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如果科学管理能使工人不用增加劳动而能增加工效的话,那么,科学管理就一定会胜利。”[12] 科学管理的确胜利了。它运用于企业管理中,使得许多企业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它的许多效率措施至今还被人们广泛使用。泰罗靠科学的方法在不增加工人劳动的情况下提高工效的观点,突破了前人只能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效率的思维界限,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财富飞速增长。德鲁克在《新现实》中称赞道:泰罗表明:增加生产的真正潜力在于‘更聪明’地工作。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且使增加工人工资的同时降低产品价格和增加对产品的要求成为可能。(事实上,泰罗要求工厂主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有时甚至高达3倍,否则,他拒绝提供帮助)……由于有了泰罗,就业的蓝领工人的人数越多,在收入和生活水准上‘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也越多。”当然,德鲁克的话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处境的改善绝不仅仅是泰罗的功劳,工人的斗争是其主要原因。但德鲁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泰罗管理思想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泰罗科学管理揭开了几千年来罩在管理上的“神秘”的面纱,谱写了管理理论和实践史上新的一页,成为人类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们把泰罗所处的时代称为泰罗时代”,把他的管理理论称为“泰罗制”。虽然他已作古近百年,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国家,仍然有着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到现在,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认真吸收和借鉴包括泰罗科学管理思想在内的西方管理思想,不断加强和改善我们的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必须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学习借鉴与革新创造相结合。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并非泰罗的独创,而是学习借鉴前人的管理思想并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的结果。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形成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14]学习借鉴并在实践中革新创造,是泰罗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的经验之谈。二战后,日本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超越美国,就在于它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学习美国包括泰罗制在内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质量管理模式、团队管理方法。美国在近几年能再度跃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也在于它在学习日本、欧洲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创造了重构组织”这一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企业以极大热情学习借鉴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加强了定额定员管理、标准化管理、成本管理、人员培训、现场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逐步走上了依法治厂的轨道,收到了显著成效。如邯钢的模拟成本一票否决,择优上岗,选优操作,工资、奖金与业绩挂钩等,豚化”的百分计奖,定岗位定工资以及健全的制度和标准,邯羽的秒管理工作法”,等等,都可以说是在学习泰罗制基础上的创新。 坚持学习借鉴与创造革新相结合必须注意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面移植”,照抄照搬。泰罗科学管理思想,虽然反映了人类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条件,不同国家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今天所处环境与泰罗时代相去甚远,不可能完全照搬。况且,泰罗也一贯认为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固定的管理模式,理论必须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照抄别人,不知创新,只能永远落后。二是好高务远,追赶新潮。有人认为泰罗管理思想产生于规模经济时代,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我们应该学习更先进的更好的文化管理”,而不应再炒“泰罗制”的陈饭。其实,任何管理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适应一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能更好地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于近百年前的管理实践,但它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不经过科学管理的洗礼,任何先进的管理方法都无法真正得到切实贯彻和运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企业的经验中,我们都能找到泰罗制的影子。即使当前所流行的文化管理”,也是在泰罗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各种管理规范已经健全,社会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职工素质较好,且精神需求超过了物质需求的状况下实施的。我国现阶段除少数先进的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连管理的基础都没有打好,普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盲目追赶时髦,必然适得其反。何况,即使实施文化管理”也需要有科学的制度和规范作保证,也不能完全抛开科学管理。 总之,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也和对其他任何外来理论一样,必须坚持学习借鉴与革新创造相结合。坚持拿来”消化吸收与实践总结创新相结合,边学习,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完善。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现实价值及其反思 【摘要】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自提出之日起,给管理学理论史上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该理论一直旗帜鲜明地传播着关于管理学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学术思想和经典命题。本文从管理思想的视角上来盘点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为了清理我们的理路和进行更深刻的反思,以使我们超越不同视域的环囿,将泰罗科学管理的理论价值向深处发掘。 【关键词】管理学 泰罗 科学管理 自泰罗在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起,标志着管理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随后的100年中,管理学的发展是映照在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光环之下的,“管理就是科学”成为了管理学运动发展的优秀思想。泰罗一生致力研究的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主张不仅要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而且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的工资,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了管理学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学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科学管理的许多思想和做法至今仍被许多国家参照采用。 一、泰罗科学管理的理论价值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学的奠基石与管理的启蒙运动 泰罗在美国工业企业转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实质上是管理思想的启蒙运动,它所主张的如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效率原则、科学管理等,都是与启蒙思想有关的。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根本就在于把人从经验管理与因袭式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所关心的是把人从经验与因袭式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做经验教条的奴隶,作自己的主人,自己去分辨真假、善恶,而不受经验管理与因袭式管理的束缚。从这个角度来,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扭转了人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人们的思维视野。 2.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首次将知识系统运用于生产管理 泰罗提出要把知识系统地运用于生产过程与工艺过程的管理,产生了科学管理,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流程管理的革命。 3.泰罗提出的“管理就是效率”的原则已经成为管理学最经典的命题 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工作效率是雇主和雇员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要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 4.泰罗开创了管理学科学研究与调查的方法,创立泰罗范式 泰罗强调管理研究方法的理性与科学性,主张组织与工作设计的决策应该建立在对个别情况精确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泰罗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是管理思想史的第一个范式,其特征是思考和行动的分离。泰罗“科学管理”的最大贡献就是:主张对管理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其方法就是通过从工作场所本身收集的客观资料的分析来进行的。 二、对泰罗科学管理的反思 尽管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受到各种一致好评,但仍然不失有瑕疵或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种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去审视、追问、反省、质疑,只有批判与反思,才能推动我们认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进而改造社会,推动管理学的进步。 1.泰罗范式是建立在确定性与时间可逆性基础上的 泰罗范式倾向于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过程具有可逆性,泰罗范式的各种假定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事实上,泰罗范式罗列出来的那些关键性成功因素,在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当今时代,非理性、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组织的商业实践中,因此泰罗范式的理性、确定性的描述已经变得意义不大了,确凿无误的东西只是管理科学学派管理学家们的空想,组织的治理和秩序变得令人难以捉摸。 2.泰罗范式忽视对人的研究 我们认为,泰罗范式的不足在于没有从人的心理成本-心理报酬的观点来探讨组织中人际之间的互动、无形的社会成本和利益的交换,没有从人的需求、动机来研究其对人行为的影响,忽视群体休戚相关认同的重要性与个体满足需求所扮演的角色。泰罗范式着重于工资、奖金等外在的利益,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着重于人的社会心理感受等内在的报酬。这里泰罗范式是用隔离法抽象出来的“经济人”, 与人本主义范式所说的“人”截然不同,人本主义范式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 3.泰罗范式的分解还原式研究法不能适应复杂性组织系统 我们强调,泰罗范式的分解还原式研究法所形成的管理理论体系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以复杂性为特征的组织系统的研究,因为这种方法把整个系统分解成最小单位,并对各职能分别予以研究,然后从各职能的个体行为表现推导出整个系统的行为表现。这种被称为还原论的科学方法,没有考虑到复杂性系统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系统自我组织过程中各职能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不在预计之中,也不可能接受任何指导,完全是自发的。 三、结束语 总之,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录,但这也不能绝对保证它在特定条件下不被固化。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管理学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生成、演化、l展的,。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管理学范式来帮助我们处理复杂多变的组织及其管理问题,但我们也无法相信它会一直作为完美的管理学范式。这是因为管理学作为演化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完美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够分析所有管理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盲点,因此,在管理学生成、演化、发展的语境下,泰罗范式仅仅是理解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任何管理学理论的诞生,仅仅是历史的说明和真理的逐步呈现,每一个方面只是具体发展阶段中所认识到的真理的概括,没有一个理论范式可以称得上是终极性的。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探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摘 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标志着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也推动了现代社会各领域科学管理的发展.本文将从理论产生的条件,科学理论的内容以及对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评价这三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泰勒;管理;科学管理理论 1911年《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管理理论的正式形成,同时奠定了泰勒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因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管理方法引入实践中,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他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一、科学管理理论产生的条件 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既有经济技术条件的因素也有当时的政治条件因素。 1.经济技术条件。当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化生成规模逐步增大。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企业生成实际中应用,使生产节奏加快,不少企业因此扩大了规模,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要适应这些新涌现出的特点,就迫切需要有一种管理理论的出台。 2.政治条件。当时的社会大生产发展迅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日益对立,问题日益明显。一方面,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榨取工人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垄断市场,限制产量来提高物价等手段,达到剥削消费者的目的,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为了缓和双方的这种紧张气氛,资本家在经营过程中,也要想出一些相应的管理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科学管理理论的内容 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一套的科学管理实验基础之上的,所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定额原理。泰勒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科学管理就像辅助劳作的机器一样,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单位劳动力的工作量。在当时的经营管理下,不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不知道每天究竟可以干多少。工人因为对资本家的榨取和剥削极为不满,普遍采用“磨洋工”的方式劳作,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劳动力;而雇主也仅凭想象中的标准来设立一个工作量的标准,没有科学性,所以二者之间常常引起劳动纠纷。所以,泰勒提出,要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工人的“合理的工作日程”。 2.科学的挑选与培训工人。泰勒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只要他干的工作合适他,他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使不同类型的工人都能找到适合他们,并能够使其成为第一流工人的工作。而培训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工人”,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管理者的职责。 3.工作方法标准化。泰勒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工人的操作方法、使用的工具、劳动和休息时间的搭配,以至机器的安排和作业环境的布置等进行分析,消除其中极为不好又或者是不合理的因素,把各种好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较好的方法。当企业管理者把这些应用到工人的工作中去之后,将会大大提高工人的产量。 4.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为了鼓励工人努力工作,完成定额,泰勒提出了这一原则。改变传统的以估算或者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定额计算标准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然后采用“差别计件制”这种具有鼓动性和刺激性的付酬制度。让每个人都明确,工资的支付对象是工人而不是职位。虽然从短期看企业的工资支付成本增加了,但同时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而这种提高远远的大于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所以总体来说这一做法是有利于雇主的。 5.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相分离。泰勒认为,单靠工人自身的经验是不能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或者是条件来从事这方面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所以必须把这二部分的职能分开。这种分工,可以促进管理者与工人的合作,减少工人罢工的可能性,增强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工作效率。 6.实行职能工长制。这个制度是以机械工业为依据而提出的,虽然之后的具体实际操作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导致职能工长制没有得到推广,但它却为今后提供了参考。 7.在管理上实行例外原则。即企业的管理人员把一些日常不重要的事务授权给下级去处理,而自己只保留对一些例外事项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三、对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评价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是顺应时代而产生的,它是管理从经验管理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1.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性推理,它是源于基层,源于实际生活中的。泰勒的几乎所有理论和方法,都是自己亲自到一线去试验和认真研究所提出的。可以说,这个理论的提出,在当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企业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达到蓬勃的经济发展。 2.科学管理理论也存在了一些缺陷。例如泰勒对工人的看法是错的,他认为工人是“经济人”,工人工作只是为了获得工资报酬,而忽略了其它因素的考虑。同时,由于他本身的经历有限,只是解决了管理中的作业效率问题,还未把它上升到一般管理层面。 但是笔者认为,每一个理论的出台都只是时代衍生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任何理论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它只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得到不断的补充和修正,才能不断完善。我们要抱着谦和的心境去看待前人的成果,而不是批判的态度。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浅析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异同 摘 要:本文对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这两种理论。 关键词:科学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异同 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同属于古典管理理论,Mullins2007年声称古典管理理论开启了一个采用更为科学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时代,而且其中的管理原理适用于所有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都在管理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管理科学理论是泰勒在他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主要包括四个原则:(1)开发一个科学的方法对工人的工作进行测评,以取代旧的经验方法;(2) 科学地挑选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使之成长;(3)与工人们衷心地合作,保证一切工作都按照科学原则去办;(4)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工作和职责的划分应该是相等的。一般管理理论与科学管理理论是同一个时代的理论产物。 一、相同的产生时代背景 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产生的条件和时代背景是相同的,分别是在1911年和1916年提出。Robbins和Coulter在2007年论述了虽然工业革命促使了机械工业的发展,工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但是很多批量生产的企业也不得不面对很多问题,包括瓶颈期、生产效率低下、协调不力和不恰当的控制。 二、相同的理论目的 根据上述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生产效率低下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工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泰勒根据自己在钢铁厂的工作经历,总结出了科学管理四项基本原则用于改进生产效率。正如Morden2004年提出泰勒思想是有效解决生产效率低下这一问题的工作方法。一般管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对企业工作专门化和等级的定位促使组织效率优化。在此基础上,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通过解决组织效率低下以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 三、不同的关注点 两种理论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泰勒关注的是处于最底层次的管理,只是在车间中将车间内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分工和设计,然后用科学方法来追求完成每项工作的最佳方式并保证工人经过科学培训后可以运用这个最佳方式完成工作。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合理地对工作进行计划,同时监督工人能够完全根据最佳方式来完成任务。 四、理论内容的异同 1.工作分工和位得其人。在工作分工上,两种理论都提出工作应该进行分工才能让组织更有效率。科学管理理论中首先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工作区分开来,并且在管理过程中执行职能工长制,具体是指将管理工作根据工人的具体操作过程进一步划分为八种职能,而每一个工长只能承担一种职能。而在一般管理理论当中,法约尔认为工作分工可以帮助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最终提高工作的产出。而在工人挑选方面,泰勒认为应为作业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而第一流的工人就是指适合于其作业而又肯努力的人。同时法约尔提出的“秩序”原则中也阐述了人员和物料都应当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位置上。因此,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工作应该进行分工而且应为其配备合适的人。 2.指挥。在关于指挥方面中,泰勒将管理职责分为计划和执行两大部门,每一个部门有四名工长,而每一个工长只能负责一个方面的职能管理工作。这样,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就得接受每一位工长的指挥。但在一般管理理论中,“统一指挥”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被阐述,是指每一个雇员的应当只接受来自一位上司的领导。因此,在指挥这个方面,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是相矛盾的。然而通过实践得出,一般管理理论中的统一指挥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纳,而令出多头只会是导致员工工作中的混乱。 3.报酬激励。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都认为报酬可以作为激励工人努力工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否应设置最低工资标准却是两种理论的不同点。泰勒提出应该实行激励性的工资制度,即差别计件工资制。若工人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照较高的工资率(125%)支付工资;若没有达到定额,就按照较低的工资率(80%)支付工资。通过执行这种薪酬制度,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其相应的报酬。高生产率意味着高工资,低生产率意味着低工资,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一般管理理论也认为对工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给予公平的工资,但是同时还提到企业应该根据可维持员工的最低生活消费以及企业自身的情况设置报酬基本出发点。目前很多国家都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在目前经济状态下,在报酬激励方面,多数公司都是运用一般管理理论的。 4.员工参与度。是否允许员工参与管理是这两个理论不同的地方。泰勒认为每个工人的工作都应该被计划部门提前规定,包括书面操作说明,完成工作所需的工具以及时间等。工人是没有权利对工作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计划完成工作。因此,Pugh and Hicksin(2007) 认为泰勒这种理论是不人道的,他只是把工人当做有效运转的机器。不过,一般管理理论通过“首创精神”这一原则表述了雇员是被允许发起和实施计划的,而这一方式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这可以看出,法约尔认为计划不仅仅只是管理当局的职责,雇员也是有权利的。相对于科学管理的严格限制员工参与度而言,一般管理理论能通过提高员工参与度来提高员工积极性。因而在员工参与度方面,现代管理学理念中大多延续了一般管理学理论的论述。 5.合作。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都强调了管理层和员工合作的重要性。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了管理者应该衷心地与工人合作。泰勒曾通过描述吉尔布雷斯先生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原则。管理层应该通过观察和直接指导来对工人进行帮助以使他们能够根据科学方法完成工作。因此,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合作是工人能否顺利完成工作的关键决定因素。同时,在一般管理理论中,团结精神这一原则表明管理层和工人都应该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在整个组织中建立和谐和团结的氛围。因此,在合作这个问题上,两种理论的看法是相同的。 五、结语 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是管理历史上的两座丰碑。本文通过对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的比较,对这两种理论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也有利于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正确地运用。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中职学校会计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思考 摘要: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今天的中职学校中仍然被广泛的应用。他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明管理的作用在于把拥有同一工作目标的人聚拢在一起,然后合理分工,使得大家顺利完成工作目标。本人首先解释一下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然后谈一下泰罗管理理论在中职学校会计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应用以及出现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科学管理理论;中职学校;会计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美国古典管理学家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Taylor,1856~1915)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因此赢得了“科学管理之父”的称号。4泰勒的学管理理论不仅在生产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在学校管理领域同样能发挥其独特的管理效用。 一、泰勒的科学管理管理理论概述 科学管理,即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工人工作任务的方法。科学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把人视为理性经济人;强调分工和专业化;主张组织内部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体系:倾向于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重视经济上的奖励措施:将高效率完成组织目标作为管理的主要任务:坚信管理原则的正确性和不可改变性。科学管理理论在学校中的应用之一是建立劳动分工,即就是划分专业教师和非专业教师等。对于中职学校而言,因其不同于普通中学,那么下面本人就谈谈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中职学校会计专业师资队伍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本校会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1.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立和形成“双师型”教师队伍,不断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2.加强教师教学团队建设,加大力度构建一支以专业带头人为优秀的骨干教师队伍。 3.建设一支具有宽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及解决生产一线实际问题的能力于一身的教师队伍。 三、目前本校会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1.教师结构不合理。科学管理理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但目前从本校会计专业专任教师的职称结构分析来看,职称结构不合理。高级讲师6人,占17.65%:讲师10人,占29.41%:助讲及以下18人,占52.94%。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偏低:助讲及以下其比例过高。从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分析来看,本专业现有研究生6人,占17.65%:其余均为本科学历,其本科学历比例过高。从专任教师的年龄结构分析来看,50岁以上教师1人,占2.94%:35~45岁的教师8人,占23.53%;35岁以下教师25人,占73.53%,青年教师比例过大,中年教师比例偏低。 2.教师教科研意识不足。科学管理理论主张组织内部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体系,即使有些教师很想去搞些科研,可是由于科研力量薄弱、科研管理不够到位、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教师没有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限制了她们发挥自己的潜力,使科研寸步难行。本校本专业里,进行教科研的人几乎没有。 3.教学理念、手段和方式相对落后,实践课程相对薄弱。有些专业教师对新会计制度改革把握得不够准确,在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学习潜能激发等方面思想不够重视,方法不够得力。部分专业课教师仍以黑板和粉笔作为主要的教学工具,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满堂灌的方式,致使教学效果不佳。同时本校的会计专业教学基本是以理论课程为主。通常要占到总学时的80%以上,实践课程较少,使得学生到就业单位后,不能适应岗位需求。 四、加强本校会计专业师资队伍的对策 针对对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应立足岗位,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师资培养计划,加强教师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具体而言,中职学校会计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中借鉴科学管理原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将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优势变为教学优势,加快青年教师的培养和锻炼。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里,工人包括两部分,一是从技工学校来的经过某种专业技术培养的,另一种是直接从社会求职者中招收来的,在学校里,教师一般都是经过师范院校的专业教育培训、取得毕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的。对于有发展前途、有潜力、专心用心工作的青年教师可以有计划的送到其他学校进行培养,为其创造锻炼的机会。同时,也要派青年教师下企业锻炼,去锻炼的岗位有会计、出纳等,也可派去企业进行参观,对其生产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以此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2.用奖惩等激励手段来促进教师进行教科研。泰罗主张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构成,只要他们干得出色,就应当保证给予合理的高工资。这不仅包括给每个工人以每天的定额工资,还包括按时完成任务的一大笔奖金,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更应如此。参加教科研的给与奖励,取得成绩的给予更高的奖励,这恰恰是与现代人所讲的“多劳多得”、“优质优酬”是一致的。固然,在学校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工厂那样,把工作量全部量化,把工作质量完全标准化,但却完全应该在科学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工作量标准和应该达到的质量要求,要同时达到质和量的要求。 3.抓住机遇,结合实际,通过培养,建设一支理念新、教法对、效果好的会计专业教师队伍,注重培养学科带头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泰勒主张将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进一步明确了厂资方与工人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中职的会计教师,应具有双师素质,不但要会讲,更要会做会动手操作。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中,动手实践能力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要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通过学习、锻炼,不断提高职业教学能力。 综上所述,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当今的中职学校里被广泛应用着,尤其对中职学校会计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罗与科学管理理论 [摘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生产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传统的建立在个人主观判断基础上的经验管理方法遭遇到了严峻挑战。由此,大批学者开始致力于管理学研究,但早期的研究重点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缺少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学者泰罗认识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者不懂科学管理,因此他从1880年开始进行大量实验,直到20世纪初,泰罗发表了名为《科学管理原理》这一著作,书中他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每一个单位劳动力的产量。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推动了西方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了西方行政学的产生和兴盛。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罗劳动生产率西方行政学 一、泰罗科学管理的实践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自幼爱好科学研究和实验,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后因身患疾病而辍学,先后做过机械工人、车间管理员、技师、工长等。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认识到当时出现的生产率低下、劳资关系紧张、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是由于管理者不懂科学管理,对工人的管理仍处于传统经验管理的阶段。为了改进管理,1881年泰罗和助手卡尔巴思 开始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进行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的研究,系统研究和分析了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劳动所花时间,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科学管理”和“泰罗制”的管理理论和制度。 1898-1901年之间,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大股东约瑟夫沃顿的鼓动下,泰罗以顾问的身份进入该公司。期间,泰罗与另一位校友孟塞尔怀特以及助手亨利劳伦斯甘特等各自发挥特长,为追求各种工作量的标准,进行了著名的“搬运生铁块试验”和“铁锹实验”。在泰罗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伯利恒钢铁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管理运动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日益细化的分工,使工人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以关注自己的流程,工资提高的同时,工作量也大大增加。在经历过几次严重的罢工后,伯利恒钢铁公司为缓解工人的情绪,不得不答应工人解雇泰罗的要求。 离开伯利恒钢铁公司后,泰罗以大部分时间从事不收取报酬的管理咨询、写作和演讲等工作,以此来宣传他的科学管理理论。 1911年,泰罗发表了《效率的福音》,同年正式出版《科学管理原理》。1912年,泰罗正式出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这本书与《科学管理原理》一起,成为了泰罗最重要的代表作。但作为“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主要体现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 二、《科学管理原理》内容简介 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主要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他提出科学管理的优秀和目的就在于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每一个劳动力产量的增加。他认为企业的利润可以通过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得以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来实现。泰罗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磨洋工”的现象,归结于雇主或管理人员对工人每天的工作量缺乏了解和合理有效的安排,由此产生越来越多的劳动纠纷。因此泰罗开始对工人搬运生铁的工作进行实验研究,以此得制定出一个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即所谓的工作定额原理。概括地说,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任务(作业管理),二是职能组织论。① (一)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工作效率是雇主和雇员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要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在强调提高劳动效率的过程中,泰罗将工人假设为“经济人”,把管理者看作是一些充满热情、乐于合作的人。由于泰罗对人性的认识存在这样的矛盾,导致人们对科学管理的误解,认为科学管理是通过控制工人的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忽略了对工人的人性管理。但科学管理本身所强调的是教育和引导工人,使每个工人成为快乐的劳动者。 效率是任何时代的任何管理者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管理以经济人为对象,遵循效率至上的原则,强调工厂应该以制度管理来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它为提高效率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所无法替代的,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 泰罗曾在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证词中谈到,除了那些能够工作而不想工作的人都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他认为,人的天赋和才能是有差别的,但只要他所从事的工作与能力相匹配,都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所谓的“非第一流的工人”就是那些个人能力与工作不适合,或者工作合适却不愿努力工作的人。泰罗提出,要根据个人能力与意愿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培训,使每个人都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例如,对于那些不愿努力工作的人,可以采用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的措施,再配以刺激性的薪酬制度,就能使工人愿意努力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泰罗在强调挑选“第一流的工人”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工人的培训。他认为,管理者的责任就在于为工人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将他们培训成为第一流的工人,激励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工作。 可见,泰罗提出的“第一流的工人”是指那些个人能力与工作相匹配,而且又愿意努力工作的人,并非有些人理解的“第一流的工人”就是那些能力超过常人的“超人”。 (三)实行标准化原理 科学管理的基础工作就是将每项工作的工作量、操作方法、使用工具、工作条件和环境等尽可能地标准化和完善化。泰罗在书中指出“只有通过实施标准化的方法,采用最佳工作和操作条件和实施协作,才能保证操作速度得以加快”②。他认为,在挑选出“第一流的工人”之后,就是使工人掌握标准化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工具、机器和材料。 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时期,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劳动所用工具以及如何操作工具等,都是由管理人员根据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加以判断和确定。这样一来,工人的工作方法就缺乏科学有效的依据,工作效率低下,出现“磨洋工”的现象等等。因此,泰罗提出对工人的管理必须建立在标准化的科学管理之上。要科学匹配工人与工作,使每个工人在其能胜任的岗位上工作;合理安排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系统的培训工人,让工人按照科学化、标准化的方法干活。最终,用这些标准化的科学知识去培训工人,就能节约每一个工人大量的学习时间,短时间内能较快地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 (四)实行刺激性工资报酬制度 科学管理强调奖励和惩罚的工资制度。泰罗曾就工人和雇主间的高工资需求和低劳动成本需求这对矛盾提出解决方案,也就是差别计件工资制。他指出,第一,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明确具体的任务;第二,要给每人完成任务提供所必须得标准的工作条件;第三,完成任务者得到高报酬;第四,未完成任务者,应降低所得。但对于第四点,泰罗在他朋友和支持者的影响下,考虑到要使工人享有最低工资的保障。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已将人本主义纳入了思考范围,这也证明了科学管理从一开始就沿着效率和人性两个方向发展。 在工资支付的对象方面,泰罗认为支付对象应该是工人而不是职位,也就是说,应该根据工人的实际工作表现而不是根据工作的不同种类来支付工资。因此,泰罗反对为了维护工人间的团结而采取使同类工作的工人的工资一致化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不能够有效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无从谈起。 (五)工人和雇主两方面都必须来一次“精神革命” 泰罗坚信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一场精神革命。所谓“精神革命”就是将工人和雇主双方相互指责、怀疑、对抗的关系变为互相信任。合作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须的基础,因为只有雇主和工人之间有了合作信任的基础,再能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才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雇主和工人各自的目的。 为此,泰罗提出雇主和工人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有分工才有合作,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泰勒的“精神革命”的设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未得以实现。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和雇主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极不平衡的。由于这种力量的悬殊,加之当时的工人替换成本是很低的,工人的利益就很难得以保障,因此通过改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没有实现。 (六)区别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 泰罗认为,这种职能的分工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强调要有意识的将原来属于工人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任务,交由管理者承担。由此,科学管理赋予管理人员更多的新责任。在科学管理制度下,管理人员被赋予了研究者、指导者、帮助者和培训者的新责任。工人可以在管理者的指导下,从事标准化作业,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因为工人自己并没有时间和经历去从自己的过往经验中研究和找到科学的操作方法,必须通过管理者对他们的合理指导和培训。也就是说,工人只负责对管理者的命令和安排的执行,履行执行职能;而管理者则承担计划职能,例如对工时和动作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制定科学的操作方法、拟定工作计划并对工人指示和命令。但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落实,则需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良好合作。 (七)实行职能工长制 为提高效率,泰罗主张实行职能工长制。他提出,在传统的组织中,一个工长必须具备九中素质。但实际中基本没有人能够同时具备这些素质,只能具备其中少数几种素质。因此,泰罗认为应当对管理者的工作进行细分,以促使管理者能有效地履行各个职能。在实验中,他设计出了八个职能工长,以此代替了传统的一个工长承担八项职能的模式。泰罗指出这样的职能工长制具备以下三个优点:(1)节约培训时间。因为管理者只承担某项职能。(2)职责明确,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3)由于作业计划由计划部门拟定,工具和操作方法都已标准化,车间现场的职能工长只需要进行指挥监督,因此低工资的工人也可以从事比较繁琐的工作,从而降低整个企业的生产费用。③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头领导的模式容易引起管理的混乱,因此职能工长制最终并没有得以推广。 (八)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所谓例外原则是指,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的日常事务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而自己只保留对例外事项(即重要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权,例如有关重大政策的决定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泰罗提出的这种以例外原则为依据的管理控制原则后来发展成为管理上的分权化原则和实行事业部制等管理体制。 三、科学管理理论在西方行政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尽管泰罗开创的科学管理理论是针对企业管理的,但西方行政管理科学化和技术化是与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密切相关的。在西方行政学理论发展的初期阶段,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威尔逊先生,曾提出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明确指出,行政学的首要研究起点应该是政府的行政职能,研究政府能够而且成功地承担什么职能;其次就是要研究政府用什么方法进行管理,才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质强调了行政事务的非政治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就使得将最初产生于工厂管理实践中的科学管理原理和原则运用到行政事务管理中成为可能。 威尔逊等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主要强调了影响行政变革的政府制度的改革,并没有深入到行政管理内部的某些技术细节上。随后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也认同了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应从行政公务中积极排除政治性因素,使政府行政去政治化,认为应该重视行政管理应具有的独立地位,在行政管理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将职业化、专业技能和绩效管理的价值观等理性标准引入行政管理过程,追求行政管理的客观化、科学化和理性化。但是无论是威尔逊等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还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都没有建立一套普遍使用的专业化的管理方法和原则。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是从研究企业行为中总结出理论的,但该理论与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的政治-新政二分,以及韦伯的官僚制却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后两者先后强调了政府管理中行政管理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地位,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着重强调了将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方法和原则应用于管理实践之中。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都应该注重管理的效率问题。因此,泰罗提出的,企业管理中应摆脱传统的非专业化和个性化的经验管理方法,建立普遍适用的管理知识体系和管理行为准则,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履行管理职能,要建立普遍统一的要求等原则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 可以说,威尔逊等人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行政学的必要性并使得行政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则从组织体制角度为行政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前两者创立的理论为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理论框架。而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则从如何使工作更有效率的角度,提出向管理要效率,建立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和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西方行政学的理论框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西方行政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对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泰勒的科学管理是研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的总和,曾经对世界管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对我国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和施工单位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借鉴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对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改革提出积极建议。 【关键词】:泰勒 科学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 改革 借鉴 建议 一、泰勒科学管理理论 费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是美国著名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1911年,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科学管理的诞生,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泰勒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学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把泰勒的《计件工资制》、《工厂管理》、《科学管理原理》和《在美国国会的证词》等四部文献合并为一书,命名为《科学管理原理》【1】【2】,在中国翻译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4】。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泰勒科学管理的中心 综观泰勒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论,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现实来看,泰勒正处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两次工业革命,尽管使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其管理却并没有进行根本变革,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普遍存在着“技术先进、管理落后”的矛盾,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工资都比较低。此外,泰勒还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由于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的危害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社会经济意义。于是泰勒就着力研究管理,以促进劳动生产率随着技术和工艺的改进而相应提高。 (二)劳资双方密切合作――泰勒科学管理的实质 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勒反复强调劳资双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任何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方法都难以实施,难以发挥作用,……劳资双方需要把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而不是注意怎样分配盈余。”合作可以改变相互对立的关系,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极为有利。虽然雇主和工人各有自己的想法,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但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双方才能达到各自的目的。 (三)以科学知识替代个人经验――泰勒科学管理的前提 传统管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凭经验进行放任式管理,实际上就是按每个工人自认为的最佳办法去干活,管理人员对之则很少协助和过问。由于个人孤军奋战,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按照一种科学的规律和法则去干活,这种管理使得工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都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改对其进行改变。泰勒认为,要以科学知识替代个人经验,重要的是必须明确管理人员的管理责任,让管理人员在积累工人工作的经验基础上,用新的科学知识概况总结经验为规律、规则替代老的经验。 (四)建立科学管理体制――泰勒科学管理的保障 泰勒非常强调体制对管理科学性的保障作用。他指出:“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将来,体制必须是第一位的。”过去人们过分注重经验管理,而经验管理往往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常常导致低效和浪费,现在,应当发挥体制的作用。最佳的科学管理体制是:其基础应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五)创造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泰勒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 科学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它不仅要阐明管理思想和管理原理,还要提出比较具体的管理措施、管理方法与技术。泰勒指出:“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指导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泰勒提出了许多新的管理措施和管理方法。 1、定额管理。就是规定工作时间内完成规定工作量的依据和规则。此依据和规则(即定额)的研究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动作分析,确定动作标准;二是时间分析,确定每个标准动作所费劳动时间;三是确认劳动定额。同时设立一个制定定额的机构负责定额管理。 2、标准化管理。一是提供标准化的生产条件,包括劳动工具、劳动方法、劳动对象、劳动环境等;二是按标准化要求对工人进行培训。 3、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将工资付给工人而不是职位,每个人的工资应尽可能地按他的技能和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来计算,而不是按他的职位来计算。对于同一工作,设两个工资率,能保质保量完成定额的,用较高的工资率计算工资;未能保质保量完成定额的,按较低工资率计算工资。 4、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这是泰勒在企业人事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所谓“第一流的工人”,就是那些最合适、又最愿意干某种工作的人。 5、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让一种人去预先作计划,而由另一种人去执行计划工作,就是实行职能分工,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设置并建立相应的部门体系。 6、在组织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就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性的日常事务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自己只保留对重大政策的决定和重要的人事任免等的决策和监督权,这样使高层管理者摆脱各种常规性的管理事务,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高管理效率。 以上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二、我国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分析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全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累计达到365304亿元。当前,政府又推出“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近一半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设。政府大量的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投资,给施工单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的机会。 目前,施工单位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制度主要是项目经理制,通过组建项目经理部,聘任项目经理全权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目前,普遍设立的项目经理部由项目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六部一室”和若干作业队及其工人组成,组织机构框图如图1。 图1的组织机构是典型的直线职能制:即分级管理,分职能部门管理,其主要优点在于:集中领导、职责清楚,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项目经理部对作业队及其以下工人在管理上存在脱节,项目经理部仅凭合同对作业队进行管理,也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更没有直接管理作业队的工人。工人由作业队管理,工人、作业队不属于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对工程项目的管理现状分析如下六方面。 第一,人事组成及管理:项目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和各职能部门人员属于施工单位职工。项目经理部各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人员通过仅有的合同对作业队进行管理,作业队的工人由队长(包工头)直接领导管理,队长对工人的管理,没有规章制度,一般凭合同和口头约定进行管理。作业队的队长和工人隶属于劳务公司或其他专业承包公司,不属于施工单位职工。 第二,规章制度及其管理范围:施工单位对项目经理部及其各领导、职能部门均制定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制度等进行管理。施工单位及其项目经理部没有专门管理作业队(队长和工人)的管理办法和制度。 第三,施工技术管理:项目经理部组织编制总体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组织设计、优化施工组织设计、控制点或重点施工过程操作要点等技术资料。但是,没有一个关于工人的标准化操作方法的标准。 第四,施工技术培训:项目经理部主要按施工组织设计对作业队的队长和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没有对广大的一线操作工人进行施工技术培训。而且没有将施工组织设计细化到每个操作步骤或工序对其进行培训。 第五,施工定额:在施工中,施工单位通过工人的实际操作积累经验资料,提炼成为定额,用于指导分包价格、投标报价等,然而没有将定额用于工人的操作管理。 第六,激励考核:施工单位对项目经理部及其职能部门,建立了考核激励制度。施工单位及其项目经理部没有对一线工人进行考核激励,同时,作业队也几乎没有对一线工人进行激励考核。 三、借鉴意义 现在的施工单位,有先进的施工机械设备,有理论过硬、经验丰富的专家及管理团队,有创新的施工专利技术,先进的施工技术方法等等,建成了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建成了世界第一、世界之最、世界领先的工程项目举不盛数。同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的建设投资,对施工单位来讲,工程项目建筑市场是不缺的。但是,施工单位的效益却不堪入目,亏损的单位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农民工的水平代表着施工单位的水平”的评论。可见其现状是“技术先进,管理落后”。仔细阅读了《科学管理原理》之后,不难得知:施工单位对工程项目的管理还处于经验管理阶段,劳动生产率没有适应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其“管理落后”的优秀问题是不重视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3】。在这里,借鉴泰勒的科学管理理理论,对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一)思想上 需要高度统一、精诚合作。要求项目经理部内部(包括工人)上下左右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综观现实社会,由于竞争激烈,人们特别注意和强调竞争精神的培养,这固然有必要,但不能因此忽视了合作精神的养成。现代社会新的理念是在竞争中实现各方双赢或多赢,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尤为重要。正像1912年泰勒在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中强调的“科学管理是一场重大的精神变革,每个人都要对工作、对同事建立起责任观念;每个人都要有很强的敬业心和事业心。这样雇主和雇员都把注意力从利润分配转移到增加利润数量上来。”因此,只有当双方友好合作,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就能够生产出比过去大得多的利润来,从而使工人提高工资,获得较高的满意度,使施工单位的利润增加,使施工单位发展壮大,从而达到双赢。 (二)制度上 1、要实行统一管理工人制度。泰勒科学管理就是研究企业对工人的管理,然而,现在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中,施工单位却不管工人,当然科学管理更无从谈起。因此,需要将工人归入项目经理部统一管理,不要靠作业队对其仅有的一纸合同进行管理。现在,《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了,工人和施工单位的关系可以实行聘用合同制等多种模式,企业不必为工人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担忧,工人也再不会成为企业的负担。因此,实行项目经理部直接统一管理工人已成为可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已成为可能。目前铁道部积极倡导的“1152架子队管理”模式,其优秀就是让施工单位将管理深入到工人,直接管理工人,带领工人干活。这是工程项目改革,实行科学管理的第一步。 2、要实行高工资低劳动成本制度。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使企业及其员工包括工人实现最大富裕,现在施工单位的技术已经先进,剩下的惟一途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能,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生产产品成本和增加企业的盈利的目的,最终实现双赢。 (三)方法上 1、“挑选第一流的工人”及管理人员。首先是挑选德才兼备的管理人员和“最合适干而又愿意干”的工人,其次是将其用到最合适的位置。 2、制定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将工程项目进行分解,细分至若干工序和工作过程。将每个工序和工作过程的操作方法进行经验总结及研究,经提炼后制定标准的操作方法,编制成操作手册,手册要做到简单易懂,因为这是针对工人的培训学习资料。目前,铁道部在施工单位中实行“标准化工地、标准化施工”的管理方法,要求一切标准化,这正是泰勒科学管理方法中的“标准化管理”的体现。 3、进行全员标准化操作方法的培训。有了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就需要对工人进行标准化操作方法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使工人的每项工作,都能按标准化操作方法进行,并且能够熟练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 4、运用定额管理工人。施工单位不仅要通过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积累经验资料,用于指导内部分包价格、投标报价等。同时还要分析研究,按标准化操作方法制定相应定额,将定额用于现场,对工人的操作进行定额管理。 5、计划管理到细处。首先是将计划细到每月、每周、每日,其次是将计划细化到具体的工程项目上,比如完成具体部位具体工作量,均要明确、量化。 6、加强考核激励机制。首先,工程项目管理的激励制度需要深入到工人,充分发挥工人的潜能,提高生产率,增加效益。其次,对管理人员的激励制度急需加强,使管理人员的劳动投入和经济报酬形成合理的对应关系,充分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同时也防止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产生,致使企业利益免遭损失【5】。 四、结束语 任何一个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存在过于强调个人劳动效率、且对人的看法有偏、忽视了企业的整体功能等历史局限因素。泰勒自己也强调:“科学管理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各种情况下,实践都在理论之先。……在科学管理中不存在着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倍增了生产率,对工业化的大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工程项目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是肯定的。庆幸的是,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工程项目管理的改革,实行科学管理,铁道部已经在施工单位中积极倡导试行“1152架子队管理”、“标准化工地”、“标准化施工”等管理方法,这是科学管理在工程项目改革中迈进的第一步。工程项目管理向科学管理改革必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作者简介:彭德力,1982年出生,男,工程师,2005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管理学学士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基于科学管理理论下中国企业管理改革的出路探讨 【摘要】泰罗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优秀是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在精神上进行彻底的转变,方法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管理方法,最终目的是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少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尤其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还有待提升,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为我国企业的更新升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科学管理理论 中国企业 企业管理 泰罗 一、科学管理理论的目的和内涵 泰罗科学理论,是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为最终目的的。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更是与员工的个人收入紧密相连的,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二、科学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泰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低,是美国企业经济效益低、制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科学管理理论解决效率低的主要途径,首先就是要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泰罗的理论观点在人类的现实生活当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他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的影响。作为我国来讲,如果我们可以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应用到实际之中,用科学管理理论指导我国的企业管理,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对促进我国企业良好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要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 泰罗认为,科学规范的管理、科学健全的制度体系,是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灵魂和基础。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强调要重视企业科学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正是如此,企业的利润才会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和薪金待遇才会不断增加。以我国世界五百强的海尔集团为例。海尔集团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他们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建立了一种“零缺陷”的管理机制。这种机制规定,凡是在流水线上,企业会派人员对存在缺陷和瑕疵产品的进行挑拣,并对存在缺陷和瑕疵的产品的名称等信息详细进行记录,登记。在实际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了缺陷和瑕疵产品,企业就会第一时间找到该产品的生产责任人,并对责任人进行倒查追究。在这其中,检验员的个人薪金与产品的合格率是紧密相联系的。这个零缺陷机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这个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海尔集团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售后服务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断提升。 (二)企业管理者要制定科学的薪酬和奖励制度 公平、合理的薪酬和奖励制度,是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热情和主人翁意识的重要途径。泰罗指出,企业的管理者要注重与员工形成一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利益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实现科学管理,这个观点,在很多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证明,由此可见,科学管理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关键环节。在我国改革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吸收了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大胆进行了企业改制,大刀阔斧地对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注重生产的前提下,进一步兼顾了公平,完善和健全了员工的奖励机制,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企业管理者要注重提高员工的能力水平 员工能力的成长和提升,不仅仅是员工个人的问题,更关系着企业的繁荣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将,员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财富,是企业不断壮大的基石。泰罗认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注重员工的培养。因此,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要立足企业的发展实际,要通过科学的制度将员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不同的员工分配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同时,要注重工人的培养,千方百计挖掘员工的个人潜力。要不断加大对于员工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实现达企业和个人的双赢。 (四)企业管理者要注重管理的创新 泰罗认为,企业的管理者要不断的创新管理方式,对员工的管理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不是简单地靠规章制度的引入。更重要的是,要在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个人发展中找到共同点,要让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达到一致。企业的管理者不要一味地追求企业效益,而忽视员工个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员工来说,员工不仅要注重自己利益的实现,更要看到,员工的利益是在企业的整体利益之中的,只有企业的利益得到满足了,员工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满足。 (五)企业管理者要明确职能的划分 泰罗认为,单纯的经验主义是不能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的,管理企业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制定科学的方法才是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所以,在实际的过程中,管理和执行二者要明确分开。在企业长远发展和远景规划上,这个理应由企业的管理者来负责,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必须要有具体的执行部门来完成。只有这样,我国企业才能不断建立完善现代的企业管理,内部的结构才能日趋合理,管理也才能日趋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 作者简介:刘荣荣(1988-),女,山东省聊城市人,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梁绍龙(1988-),男,山东省临沂市人,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韩叶(1989-),女,山东省聊城市人,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中的人本思想 摘要: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他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围绕该理论所引发的争议也是不断的,特别是对其中“人本”问题的看法,一直是人们所争论的焦点。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其理论还是含有“人本”的元素,主要是在对人的生理需求的优化和满足方面而言的。 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人本思想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作为今日管理学的基础之一,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在管理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科学管理的探索,开创“古典管理理论”的先河,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科学管理原理中关于人本思想的争论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其通过对时间、动作、工作的研究,第一次使得管理由经验上升到科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提高生产效率。他认为“对于每一个雇员来说,所谓的高度繁荣不仅意味着他所获得的工资超出本阶层的一般收入水平。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每个人的能力要达到他最高效率状态。”“一句话,高度繁荣只能是最大生产率的结果。” 也正是由于其理论对效率的高度重视,人们在评价科学管理原理时,几乎普遍地认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效率哲学,即该理论只重视物的作用,忽视人的作用;把人看作是只关心自己工资多少的“经济人”,和会吃饭的“活机器”,而忽视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方面的需要。泰罗的管理方法是不尊重也不关心工人的多层次需要,对工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总之,泰罗科学管理思想被认为是以物为优秀的物本管理的典范,人的因素被完全忽视,人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但同时,有的观点却认为,泰罗科学管理思想中包含有朴素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其科学管理思想并非只见物不见人,不是简单地把人看作一种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的劳动工具。这些观点认为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实质是人本管理,并且是人本管理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已包含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方法论,它为以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发展铺平了道路。所以,有人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用技术解放了生产力,用思想为行为科学的诞生提前放起了“喜炮”。 2泰罗科学管理中的人本思想 无论怎样,对于其中的“人本主义”或是“物本主义”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回到其本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去找答案。 泰罗之所以如此重视效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磨洋工”现象,他分析导致这一情况有三个原因,即:“第一,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工人中普遍流行着一种谬见,认为每当本行业中每个人或每架机器产量有实质性增长时,就会造成一大批工人的失业。第二,目前通行的管理体制,缺陷甚多,以致使‘怠工’和‘磨洋工’成了工人为保护自身最大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一种防卫手段。第三,凭效率低下的经验法则行事,这是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情况,由于这种做法,浪费了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努力。” 为了杜绝“磨洋工”现象的产生,他首先提出“工人和管理部门双方的重要目标都应该是培训和造就企业内的每一个人,以使他能以最高效率从事与他天赋能力相适应的最高级工作。”管理部门通过良师对工人进行科学的教育和培训,“逐一地训练工人养成新的工作习惯,一直到工人能够持续地和自觉地按照另外一些人已经发展形成的科学规律去工作。”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激发了工人的潜力,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但泰罗同时也明确强调这样做“绝对不意味着要求工人以损及健康的高速度进行工作。相反,计划任务的完成速度总是调节在这样的程度上:使有能力胜任一定工艺的工人可以长年累月健康地保持以这种速度工作,并且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工作后,工人所获得的结果非但不是劳累过度,相反却是愈来愈幸福和富裕。”所以,有人认为科学管理使工人达到极端的劳动强度,并最终成为“机器”的说法明显欠妥。因为泰罗的本意是“并不试图要工人豁出命来或在少数的几天内,寻求工人的最大工作量。我们努力探索和想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构成一个第一流工人一整天的工作量,一个工人在这种最高工作量负担下,既可保证年复一年地胜任工作,又同时保证旺盛的精力,不致损害健康。” 其次,泰罗强调劳资双方的合作与协调。他认为“为了使工作能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极有必要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比任何常规管理体制下更为平等分担责任。对那些发展工艺科学负有专责的管理人员,应该指导和帮助工人按科学规则工作,并且应比一般的管理人员承担较大的责任。”但这在旧的管理体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单纯‘刺激积极性’的管理体制下,整个问题实际上都‘推给了工人’。”这样一来,既可以改变以往劳资双方绝对对立的情况,又可以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使其认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给雇主赚钱,更是一种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价值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体现。所以泰罗坚信“通过友善的合作或者通过平等分担日常工作中的责任,可以把前述影响每个工人、每架机器达到最大产量的各种重大的不利因素统统扫除干净,工人们能够比在旧管理制度下多挣得30~100%的工资,再加上工人能够同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肩并肩地密切接触,就会完全根除磨洋工的起因。” 3泰罗科学管理中的人本思想的缺陷 从上述泰罗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不乏人本管理的元素,但是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其间有些细节值得我们去斟酌。 首先在挑选工人时,以生铁搬运试验为例,他一直强调要“第一流”的工人,所以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最优日工作量也是一个理论上上的最大值。而这个最大值并不能适合绝大多数的工人,所以那些“平庸”的工人便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来的工作。虽然泰罗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被伯利恒钢铁公司分配其他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调动却是很困难的,一个部门的人员重新安排,必将牵连到其他部门,以至于整个公司都要大调整一番。如果扩大到整个社会,那就是整个社会为了使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而进行一次“大换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就更加的不切实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按照“第一流”工人的最大日工作量来衡量每一个行业,每个部门的绩效的话,短时间内必将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所以“第一流”的标准虽然可以使效率大增,但这样的做的后果却令人担忧。 其次在具体的操作上,虽然泰罗一再强调“科学管理包括着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因此,绝不可以把某个人或某些人对什么是实现这些普遍原则的最良好的方法和描绘同科学管理原则的本身混淆起来。”但仍以生铁搬运试验为例,在操作中“那个人拿了一只计时秒表,不断发出指令:‘搬起一块生铁前进!坐下休息!前进!——坐下休息!’。”这样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避免了工人的过度疲劳,但其无疑是控制了工人的活动范围。当然,泰罗也指出这样做的“首要必具条件,就是他应是一种较为迟钝,具有好静气质的人,最好几乎要像牛一样。而对于智力活跃、思维敏捷的人来说,他就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性质的工作,他会感到这种工作单调到难忍的程度。”但我们不能因为有的工人像牛,而忽略他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并将其牢牢的困在其中。所以这实际就是一个可控范围的问题。显而易见,经过精密计算的一套工作设计是一个可控范围很小的操作系统,而这样的一套操作系统必将使它在长时间内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受到影响。 最后,泰罗在谈及薪资时,他认为“有能力的工人被分配完成精心测算的较大的日工作量时,需要十分努力,但作为他们的报偿是能够比常规工资多得60%。这使他们不但变得更加趋向节约,而且在各方面变成更好的人,甚至实行节制饮酒,工作也更安定。但另一方面,如果增收工资远超百分之六十太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因多得工资而难免会不经常工作,得过且过,挥霍和浪费,放荡起来。换言之,我们的试验证明,对多数工人而言,致富得太快是要不得的。”显然,泰罗看到了金钱并不是使工人一直努力的万能工具,那么什么能使工人在获得足够金钱后仍能继续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呢?所以,泰罗似乎并未发现满足工人心理和社会属性方面需要的重要性。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肯定和发挥人的作用、强调发挥工人的潜能而又要求保证不损其身体健康,强调了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协调,更大的体现工人的价值,等等。尽管其也存在缺陷与不足,且没有对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作进一步探讨,只是停留在最基础的部分,但其间蕴含了丰富的人本思想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简介:杜海媚(1990-),女,浙江杭州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探要 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优秀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科学管理理论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摘要]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被视为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起点,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从根本上阐述了合理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最有效的管理。他提出的科学管理原则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地适用于其他组织。本文具体分析了科学管理理论视角下如何更好地建设高校辅导员队伍。 [关键词]科学管理理论;高校辅导员;建设 一、科学管理理论概述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标是谋求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他认为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是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他提出了管理的基本哲理是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包含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建立一种严格的科学。第二,科学地挑选工人。第三,工人的科学教育和培训。第四,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进行亲密无间的友好合作。 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理论不是个别要素,二是各个要素的集成,概括为: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最大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实现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这反映了科学管理的真正内涵。他的管理理论是一门建立在明确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泰勒在意见听证会上这样表述科学管理: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的本质是由一些概括性法则构成,将老的知识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组合形成规律和条例,从而构成一种科学、一种哲学,可以用于许多方面。将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搭配,消除不合理因素,同时将最好的因素集合形成最好的方法,就是泰勒的科学的方法。 科学管理理论是一场精神革命。它将科学化、标准化引入管理,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优秀问题——精神革命。他基于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观点上提出了:对于雇主而言,追求的不仅是利润,更重要的是事业的发展。同时,事业的发展不仅使雇员薪酬增加,更重要的是雇员的个人潜质得到充分发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提升雇员满意度。因此,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 科学管理理论是一场心理革命。科学管理要求雇员和管理部门的人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它要求工人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这场全面的心理革命就是双方将注意力从分配剩余的问题转向增加剩余上。心理革命是使双方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以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利益最大化。 科学管理理论不仅是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它同样适用于其他管理中。它的科学化、制度化、标准化、人本化原则,它强调的科学代替经验、人员选择与培训、教育和培养、管理的合作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从科学管理理论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科学管理理论看,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辅导员队伍管理制度不足或不规范 国家在辅导员队伍建设上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24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共中央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义、要求等。辅导员队伍的制度建设应包括准入制度、发展制度、考核制度、激励制度等,同时应明确辅导员队伍的职责范围。各高校相应地出台了一些制度,但关于辅导员建设方面的文件措施较为薄弱,大部分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辅导员队伍的职责范围也存在模范不清的现象。大多数高校管理部门认为凡涉及到学生的事务性工作都与辅导员有关,因此辅导员大多忙于以下事务:学风建设、宿舍卫生及安全管理、各类评优评先、奖助学金评定与发放、活动组织、党团组织发展、后勤服务等;同时院领导安排其他事务,办公室主任安排接待任务,教学秘书安排监考等,造成辅导员忽略了真正的职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辅导员工作缺乏科学化、标准化的指导方案 科学管理理论认为用科学的方法代替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也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目前高校辅导员工作没有系统的指导方案,工作方式仅为学校或管理部门下发相关工作的文件,辅导员根据文件或者经验做事,导致辅导员队伍没有系统地开展工作,最终陷入事无巨细、分不清轻重缓急的应付式工作当中。 (三)辅导员管理部门与辅导员队伍、班主任队伍缺乏合作 目前很多高校辅导员管理部门没有真正将辅导员班主任队伍视为合作伙伴,对待两者一般以指令行事;而辅导员班主任大多采取书面形式汇报工作,缺乏真正交流沟通的机会。同时,在辅导员与班主任之间也缺乏相应合作。在辅导员与班主任双重管理下,很容易出现辅导员将所有问题交给班主任去解决或班主任一味地将学生问题交给辅导员解决。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部门、辅导员队伍、班主任队伍对共同目标的认同度不高,缺乏合作。高校各部门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为共同目标,但很多辅导员管理部门将辅导员管理作为重点,而辅导员将处理学生日常事务作为重点,班主任以教学为重点,所以三者对最终目标的认同度不高。 (四)辅导员队伍的发展目标不明确 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但正是由于辅导员队伍的双重身份,使得辅导员队伍的身份归属极不明确。各个行政部门下达行政任务,教学单位同样也安排教学任务。辅导员队伍发展目标的不明确严重妨碍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很多辅导员或对前途感到迷茫,或以辅导员岗位为跳台,缺乏职业认同度,在完成规定的任职年限后转向教师岗位,造成了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 三、科学管理理论视角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对策 高校犹如企业,辅导员管理部门犹如企业的管理部门,辅导员犹如企业的员工,而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就是高校的最大产出。为了实现高校的最大产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一)完善辅导员队伍的人本化、科学化、标准化建设 完善辅导员队伍的科学化、标准化、人本化建设要求在辅导员管理工作中树立以“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同时按照科学管理理论的四个原则,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的选聘配备制度、培训与发展制度、职业准入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发展保障机制等,实现科学化管理。此外,管理部门应加强辅导员的标准化工作制度的建设,为辅导员日常事务提供标准化操作方法,简化办事程序,使辅导员能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解脱,重点履行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职责,最终实现构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专业化队伍的目标。 (二)构建有效的激励体系 科学管理理论认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为了让工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管理者必须给予工人以一般企业所没有的“特殊激励”,这种“特殊激励”可以有若干形式。因此,高校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这些“特殊激励”应该包括辅导员的薪酬激励、晋升发展激励、工作环境与条件的改善、弹性的工作时间等。 (三)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教育和培养机制 科学管理理论强调用科学知识代替个人经验、工人的科学教育和培训。因此应完善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教育和培养机制,加大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训力度,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研究意识,引导他们成为“专家型、学者型”的辅导员,使辅导员队伍能以科学知识代替个人经验去处理学生问题,提高学生工作的效率。 (四)构建管理部门和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亲密无间的合作机制 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心理革命是使双方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以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利益最大化。因此,合作在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尤为重要。泰勒认为“工人的上司同工人谈话”是可取的,应鼓励这一行为。在管理部门、辅导员队伍、班主任队伍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交流渠道,尽可能地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书面报告,建立起三者亲密无间的合作机制,从而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关于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对中国现代企业的启示 【摘要】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优秀是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它是管理的基础,直到今天对企业的发展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状况,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实现管理的科学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结合。本文重在探讨泰勒在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之时所具备的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以及对其理论运用的避之所短,扬其所长。 【关键词】科学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实践精神;借鉴意义 一、问题提出 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给当时的西方社会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现今环境日益复杂变化下,组织的应变能力逐渐成为制胜最关键的因素,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的弊端日趋明显。但是对于众多认为科学管理是不可逾越的、仍靠经验进行管理的中国企业,依旧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地位。在深入了解西方经济背景以及企业管理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企业在变化莫测,日新月异的社会中,针对“其科学管理给不断摸索和发展中的中国是否带来了启示,它能否带来真正的应用价值及如何运用科学管理提升企业效率”做出较明确的解答。 二、科学管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及各种条件成熟下,使其社会处于蓬勃的发展时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管理领域之中,管理依然靠经验和人治的方法,成为经济发展的颈瓶。泰勒本人特殊的工作经历,使他发现生产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而这一切生产效率低下都是由于管理方法问题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主要是通过提出科学的标准,包括选任标准,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组织原则,以达到科学的管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尤其是分工的思想,对生产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科技革命雨经济危机。19十几下半叶,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具备了实现工业化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大量资本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包括殖民地和战争掠夺)给资本质疑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最终形成了近代全国化大工业的市场体系,为资本主义各国逐步走向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利益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工业进程增添了翅膀,同时也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咱。其次,随着工业化和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趋激烈,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5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经济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下降、企业大批破产、资本贬值、工人失业、生产力遭到破坏、劳资矛盾激化。由于人们在企业管理中没有系统的管理理论作指导,也没有运用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管理方式,是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在寻求出路。 (2)美国工业化进程。美国的工业化速度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超过农业,“从1850年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5倍,在1900—1914年间工业增长了70%,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工业中的重工业有相当大的发展,已在工业中起指导作用,基本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技术装备的需要”。至此,美国从农业国变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在美国出现了资本更大规模的积聚和集中,出现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特别是信用猪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现实中越来越需要管理职能的专门化,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另外,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全世界大量劳动力涌向美国,但这些劳动力自身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十分有限,不能适应大规模及其生产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基本的培训和科学的管理迫在眉睫。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三、科学管理理论内容 泰勒一生致力于科学管理并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中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20世纪以来,科学管理在美国和欧洲大受欢迎。100多年来,科学管理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泰勒对科学管理作了这样的定义,他说:“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不是不和别人合作,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这个定义,既阐明了科学管理的真正内涵,又综合反映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 (一)科学管理理论基本内容 科学管理理论的优秀是管理要科学化、标准化;同时要倡导精神革命,即劳资双方利益一致。 实施科学管理的结果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而高效率是雇员和雇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泰勒认为只有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才是实现最高工作效率的手段。 1.工作定额原理 在当时美国的企业中,由于普遍实行经验管理,由此造成资本家、工人信息不对称,致使企业生产率大幅度降低。 泰勒认为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改善工作表现,他提出:企业应设立专门部门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同时根据定额完成情况,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使工人的贡献大小与工资高低紧密挂钩。 2.挑选头等工人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头等工人。泰勒指出,健全的人事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使工人的能力同工作相适应并激励他们尽最大的力量来工作,即人尽其才。泰勒是这样说明的:“我认为那些能够工作而不想工作的人不能成为我所说的‘第一流的工人’。我曾试图阐明每一种类型的工人都能找到某些工作,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工人,除了那些完全能做这些工作而不愿做的人。”所以泰勒所谓的第一流的工人,就是指那些最适合又最愿意干某种工作的人。挑选第一流工人,就是指在企业人事管理中,要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标准化原理 泰勒指出,将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使其标准化,这样就形成了科学的方法。同时运用这一方法对工人的操作方法、使用的工具、劳动和休息的时间进行合理搭配,同时对机器安排、环境因素等进行改进,消除种种不合理的因素,把最好的因素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一种最好的方法。只有实行标准化,才能使工人使用更有效的工具,采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只有实现标准化,才能使工人在标准设备、标准条件下工作,才能对其工作成绩进行公正合理的衡量。 4.计件工资制 泰勒提出了“差别工资制”方案。主要通过三步骤来完成工人报酬结算。首先通过设立专门的制定定额部门。再制定差别工资率,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最后在结算时,工资支付的对象是工人,而不是根据职位和工种,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工资尽可能地按他的技能和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来计算,而不是按他的职位来计算。其目的是克服工人“磨洋工”现象,同时也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为此,泰勒在总结差别计件工资制实施情况时说:“制度(差别计件工资制)对工人士气影响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工人们感觉受到公正的待遇时,就会更加英勇、更加坦率和更加诚实,他们会更加愉快地工作,在工人之间和工人与雇主之间建立互相帮助的关系。” 5.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认为,没有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任何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方法都难以实施,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泰勒也指出,要使劳资双方进行密切合作,关键不在于制定什么制度和方法,而是要实行劳资双方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如果劳资双方都把注意力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仅工人可以多拿工资,而且资本家也可以多拿利润,从而可以实现双方“最大限度的富裕”。 6.建立专门计划层,确立职能工长制 泰勒主张:“由资方按科学规律去办事,要均分资方和工人之间的工作和职责”,要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并在企业设立专门的计划机构。他表明,要想确保管理任务的完成,应由专门的计划部门来承担找出和制定标准的工作。 与此同时,泰勒还提出必须废除当时企业中军队式的组织而代之以“职能式”的组织,实行“职能式的管理”。 7.例外原则 所谓例外原则,就是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日常事务授权给下属管理人员,而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这种例外的原则至今仍然是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原则之一。 泰勒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不能只依据职能原则来组织和管理,而必须应用例外原则。泰勒提出的这种以例外原则为依据的管理控制方式,后来发展为管理上授权原则、分权化原则和实行事业部制等管理体制。 (二)科学管理思想的精神所在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对他自己和前人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建立在充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成就。泰勒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的内在规律,也经受了管理实践的检验。他的科学管理的创立反映了他的求实精神,解决工作效率的实际问题。不管是从科学管理理论的目的上看,还是科学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均体现了泰勒的深入实践的求实精神。 除此之外,作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和成就处处体现出他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泰勒的精神令人感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几乎都是经自己亲手试验和认真研究提出的。他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个最有名的试验:通过搬运生铁的试验,摸索出公认的日合理工作量,从而为实行定额管理奠定了基础;通过铲具试验,探索铁锹多大铲物效率最高,从而为工具标准化奠定基础;在金属切削实验中,泰勒前后共花了26年,15万美元,写出了3万多份试验报告,最后,取得了有关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在车速、进刀、材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实验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深深地扎根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他进行的多种实验可以看出他坚韧的品性: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具有独特的创造个性特征;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自己科学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分析研究对象;不迷信权威,好奇,对不了解的事实有新奇感和兴奋感,严谨,认真,任何时期都要用实验和数据去说明。 尽管岁月已经经历百年,泰勒的品德对今天的我们进行学术科研活动人有着深深的启迪。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注意实事求是问题,不能浮夸,不能掺入半点虚假。 四、科学管理对中国企业的借鉴意义 科学管理目前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学习科学管理不意味着回到科学管理时代。回到“泰罗制”,其要义就在于首先应根据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发展所处的背景和实际情形,倡导科学管理精神,回归到管理起源,老老实实地学习和把握科学管理的精髓,掌握科学管理基本工具、方法和原理。 科学管理虽然在当前中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科学管理不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管理强调高效率,大批量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满足目前世界上渐露端倪的个性化、快速变化的需求的要求,而且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在慢慢下降,知识工作者在慢慢增长。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将成为新世纪管理者的主题。我们应结合不同时代的不同企业、不同企业的不同阶段的特点来探索最适合的科学方法和工具。 此外,应正确认识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之间的关系。泰罗科学管理对人的因素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实际上泰罗离人本管理的对人的重要性的认识显然是有一定差距的。他不但要求所有工人无须动脑,远离那些或多或少带有办公室性质的工作。这意味着所有工人和基层管理者都无须或很少参与管理,他们不是或基本上不是管理的主体。其次,泰罗的高工资高利润共存只是一种善良愿望,实际上是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为资本增殖服务。 虽然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有着一定的差距,但科学管理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础的地位不会动摇,人本管理也不例外。人本管理在建立更符合员工需要的制度基础上的管理;人本管理所强调的人性化不是违背组织基本制度和要求的人性化,而是让员工和顾客的需要成为企业管理制度形成的基础的人性化。这也是当前学习科学管理应注意的问题,只有人民大众打下科学管理的理念和信条并付诸于实践后,才能为人本管理提供更多合格的管理人才和具有高素质的员工。 五、结论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学习研究泰勒的管理思想,在管理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当前,虽然管理理论发展较快,“现代组织理论”深入人心,泰勒的“科学管理”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但并不是说一无是处,还有很多好的因素可以继承发扬。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理论的创立需要探究精神,一种理论的发展更需要这种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环境下,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加强管理理论发展的研究,政府要对科学管理的学习和实践进行导向,企业要进行科学管理的探索,民众要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践行科学管理理念。总之,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实施自主创新国家战略,以崇尚科学为荣,最终要由科学管理来推动。 作者简介:张莉,女,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会计师,现供职于新疆阿勒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与高校师德建设 [摘要]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继古典组织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管理理论,它以“社会人”这一人性假设为出发点,提出了包括激励机制、领导风格在内的一系列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对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行为科学 高校管理 师德建设 [作者简介]左群英(1974- ),女,四川仁寿人,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和德育原理。(四川 内江 641112)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内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面向农村小学的地方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NJS1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七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中指出:“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和造就国家各级各类人才的摇篮,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给高校思想、文化建设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给高校师德建设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继古典组织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管理理论,它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原则,强调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对提高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实效性有重要价值。 一、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管理实践主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管理学家泰勒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强调用科学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式的管理,这对管理的规范化和效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科学管理并不能为工人提供持续的工作动力。欧洲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法国的法约尔和德国的韦伯从行政组织建设的角度也对管理理论进行了探索,但其理论和泰勒一样,重视组织的目标和效率的提高,强调经济因素对激发工作动机的作用,忽视人际文化和个人的心理需要,因此和泰勒的所谓科学模式一样,在实践中遭致诸多批评和反抗。 美国哈佛大学的梅奥以著名的“霍桑实验”为基础,提出了不同于古典管理理论的人际关系学说,其优秀思想是:人是社会人,其行为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认为影响生产效率的第一要素不是工作的物理环境或工资报酬,而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尽管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古典管理理论“目中无人”的缺陷,但遭到传统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上梅奥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并未得到广泛的应用。直到50年代以后,人际关系学说发展成为行为科学以后,才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人性假设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出发点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对梅奥提出的“社会人”假设进行了肯定,即主张社会心理因素比经济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更重要。弗洛姆曾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这段话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工作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单调枯燥,人们开始倾向于从社会关系和精神情感方面重新定位工作的意义这一事实,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也因此特别强调建设和谐的人际氛围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二)激励机制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优秀内容 人的行为动机以需要为基础,管理要充分发挥人的工作兴趣和工作效率,关键在于建立能持续激发并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的激励机制。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固然重要,但只有当其与尊重、归属与爱、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结合的时候才是更有意义和吸引力的。因此,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影响激励机制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例如,弗鲁姆的“激发力量=目标价值×期望概率”这一模式认为,只有当目标价值较高,自己有实现目标的把握时,人的积极性是最高的。因此,管理者要考虑的就是提高工作的目标价值和合理进行人事安排,努力做到人尽其才,从而有效激励人的工作积极性。 (三)领导风格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同事们对团体气氛和领导风格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三种比较典型的领导风格:专制型的领导者一般只关心工作的目标和效率,对被领导者缺乏敏感性和必要的关心,容易导致被领导者对领导者存有戒心甚至敌意,进而在工作中产生机械化的行为倾向;放任型的领导者对工作和团体成员的需要都不重视,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低,缺少人际凝聚力;民主型的领导者重视营造民主与平等的团体氛围,注重满足团体成员的合理需要,尤其是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融洽,团队的工作效率高。 三、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高校师德建设的启示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出发点 “以人为本”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高校师德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汉刘向编录的《管子》一书中记述了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对齐桓公说的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虽然是陈述霸王之业的一番言论,但这段话对高校师德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管理原则,高校师德建设才能真正焕发生机和活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效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不过,虽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理念已基本上成为高校管理者的共识,但真正将这一理念体现在高校各项管理实践中仍需要一段艰难的历程。目前的高校师德建设基本上仍以约束和监督为主导,以“事”为中心的工作模式仍占主流,这也是目前高校师德建设实效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尽管不能说很糟糕,但存在很多问题。如当前我国高校存在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相当一部分教师醉心于申报科研课题和发表科研成果,而对教学工作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敷衍塞责。这种现象反映了教师在追求职称评定和功利性发展方面表现积极,而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方面却热情不高。按照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这种对物质利益和功利目标的过分关注并非人的本性表现,只不过是社会转型时期拜金主义浪潮影响下人性的一种异化反映并由此表现出的一种异化的发展观。师德建设的宗旨就是要引导高校教师认真审视这种异化的发展观,重新认识人的真正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真正含义。 因此,高校师德建设工作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工作的重心转向树立一种崭新的教师形象,这种形象以个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为优秀,又能把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为教育事业、学校发展而奋斗相结合和统一。师德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以教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为基础,以学校的组织文化和共同目标为引导的人本理念和工作模式,从而为这种崭新教师形象的塑造而服务。学校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向,为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创造条件,并真诚地帮助教师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高校师德建设才能走出目前“学校管理目中无人”“教师心中没有学校”的困境,把蕴藏在教师内心深处的自我实现的本性激发出来,并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自觉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以主人翁的态度和积极的工作热情为学校的发展努力奋斗。 (二)构建激励机制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关键 按照行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如果某种工作对某人没有吸引力,或这个人对获得目标价值的把握性不大甚至根本毫无把握,都很难激发他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建立以明确可达的价值目标为主导的激励机制,是高校师德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目标激励要注重层次性和差异性,充分考虑和发展教师的个性和特长。如对成就期待高且能力也较强的教师,要鼓励并提供条件支持他确立较高的目标,激发他的斗志;而对成就期待较低但又有某方面特长的教师, 应该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目标,并提供机会使之实现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否则教师要么无动于衷,要么产生严重的焦虑感或抵触心理,不利于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和职业抱负的真正提高。以科研和教学为例,很多高校设立的一套对教师进行科研和教学考核的评价体制总体而言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激励的作用。 目前高校一般都按职称和学历的等级设立相应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并以1~3年为周期进行严格的考核,如果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则按规定的制度进行处罚。但问题在于,不同教师的兴趣和特长不同,有的教师喜欢教书育人,其教学能力也很受学生的认可和尊重,但他们不太喜欢从事科学研究,在他们看来,花大量的时间去“爬格子”写论文,不但是很枯燥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没多少价值的。反过来,有的教师教学能力一般,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地方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不善表达带来的沟通障碍等,但他们喜欢思考和研究,科研能力也较强。此外,在“科研实力就是高校生命力”的今天,高校的评价体制总体上都倾向于科研方面,对教师的评定,尤其是对其职称评定和各种奖励基本上仍然是“拿科研成果来说话”。总体而言,高校对教师科研任务量的规定是偏于苛刻的,相当一部分老师完不成,或者即使完成,也是以牺牲一定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这已经成为高校教师普遍感到心理焦虑和职业倦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高校应该构建一套以人为本的灵活的激励机制,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差异,让专业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优势自由选择,从而达到完成自我实现和服务学校发展的“双赢”效果。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任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刚性任务”,即科研和教学方面必须完成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应该适当降低,让绝大部分教师可以顺利完成;二是“弹性任务”,同样必须完成,但完成的方式可以按个人兴趣和特长进行灵活选择;三是“超额任务”,这部分标准可以适当提高,但又要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刚性任务”和“ 弹性任务”是教师必须完成的,完不成则施加必要的惩罚措施,但在统一要求的同时要允许教师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确保大部分老师通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而“超额任务”则是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抱负、家庭情况和生活理念来从容选择,让愿意而且有能力“更上一层楼”的老师能站得高看得远,也能让能力不足或没有条件投入到更多工作的老师不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和不平衡感,进而产生消极怠工的职业行为。 (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高校师德建设的保障 领导者在一个单位或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从勒温的研究和通常的情况来看,民主型的领导者是最能激发团体成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虽然也有研究表明,民主型的领导风格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比专制型领导风格所带来的工作绩效低或者仅仅是相当,但这并不能否认民主型领导风格的优先性价值,关于群体成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也表明,民主型领导风格下成员的工作满意度一般都比专制型领导风格下的工作满意度高。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专制不能让道德进入人的心灵,它只能驯化出没有创造力的腐儒,培养出大量伪善之人和趋炎附势的平庸之辈。因此,依靠专制型的领导风格所产生的工作业绩一般来说也是短期的,其程度也是有限的。 高校师德建设要取得长远的实效,民主型的领导风格毫无疑问是更有效的,放任型和专制型的领导风格都只能使教师离道德更远。朱小蔓老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情感德育的研究,她强调只有“情感上的认同、接纳”才会促使道德“真正内化为人的品德”,正所谓“行道而得之于心谓之德”。情感不仅支撑着人的道德认识系统,而且在向道德行为的转化中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所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因此,建立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对提高高校师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干群关系永远是人际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一环,如果学校领导处处体现出对教师的关心、理解和尊重,而不是冷漠、压抑和打击,教师才会真正以学校为家,以学校发展为己任,从而自觉自愿、积极努力地投身于工作中。 当然,对积极先进的行为给予表彰,对违反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的行为提出批评甚至给予适当处罚,这是管理工作的必要内容,也是领导者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主张和谐不代表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但即使是批评和处罚,在程度和实施的方式上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激励为主的原则,否则处罚只能伤害人,不能警醒、激励人。领导者如果摆出冷冰冰的制度和冷冰冰的面孔,只能营造冷冰冰的人际关系,这样教师对工作、对学校的发展是很难“热情”起来的,师德建设也就成了沙漠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只有一个以人为本、管理民主的领导班子,才能打造一支敬业乐业、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师,从而推动学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把以“事”为中心的管理,改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由原来对“规章制度”的研究发展到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是管理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弊端。当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实际上两种管理方式并非泾渭分明,科学管理不会对人的社会需要毫无关注,而人本管理也难以完全撇开科学的工作程序和有效的组织建设。高校在师德建设过程中应该吸取行为科学理论的合理之处,使之与传统的管理模式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论科学管理理论中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对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浅剖析,旨在说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在强调"经济人"的同时,并未忽视工人作为"社会人"的一面。科学管理理论不仅突出强调了人的重要性,也同时倡导各方利益的一致性和协调合作,蕴含着朴素但丰富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关键词: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经济人"假设;人本主义思想 弗雷德里克・W・泰勒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于1911 年发表了管理学巨著《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在书中,泰勒紧紧围绕"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一优秀问题,系统阐述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这本管理理论的著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掀起了科学管理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20 世纪初的迅猛发展,泰勒由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一、科学管理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物本主义色彩 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诱因,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它将人类的管理思想从抽象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具体科学的标准化管理,在其所体现的人性假设上,物质刺激显得尤为重要。 在泰勒看来,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的结构上两个最重要因素,工人做工完全出自金钱的动机,或者是为了避免受惩罚。因而在泰勒的管理思想和具体管理措施中,主要以金钱或处罚来调动和维持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工厂的生产率。基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好的工人拿最高的工资等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在以经济刺激为主要手段督促和鼓励工人完成或超过定额,对于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方面较少关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工人纯粹地被当作生产的工具,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依靠的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 这种强调把人作为机器的附属物,效率至上的物本管理理念遭到人本主义者的强烈指责。他们认为这种管理方法只强调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工人创造性的发挥,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缺乏人性的管理模式。正因如此,在"经济人"假设论上,泰勒制曾被认为是资本家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血汗钱的手段。 二、科学管理理论中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诚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秉承了"经济人"假设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认识,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1、人的本性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的确有把人当作是"经济人"的一面,并为工人设计了与生产率增加相适应的高报酬制。但是这种"经济人"假设也同时意味着工人从单纯出卖体力劳动转向需要提供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有机劳动,从机器的附属品、会说话的工具终于获得'人'的地位。在他看来,工人之所以采取消极怠工和"磨洋工"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是由旧式的计时工资制和计日工资制所造成的,而不是工人自私、贪婪的本性。而在对人性自觉的认识方面,泰勒也说:"按照'纪律'两字的公认意义来说,对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人是那样的敏感、认真、心甘情愿做一切合理的事情,对他们只需要一点暗示,几句解释,至多无非是些情同手足的劝告,就完全足够了。"在泰勒眼中,"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造的。 2、经济利益并不是刺激员工积极性的惟一动力 泰勒肯定物质激励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唯一的激励方式,甚至认为这种物质奖励要把握度。只有适度激励才能达到激励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率的目的,并且这种适度激励最好结合对工人的亲切照顾和友好联系进行,只有出于真心真意关注下属的福利才能达到效果。他所强调的激励措施除了经济刺激外,还有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性的非经济利益的满足,认为生产效率除了受经济利益、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的制约外,还与工人的'士气'有密切关系。这种'士气'需要通过提高工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平等对待工人、与工人沟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来获得。泰勒不仅看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经济动机;同时也重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 可以说,在泰勒的理论体系中明显含有对心理、人性、社会等因素的关注与重视,他强调晋升的机会、优厚的报酬、更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刺激因素,而且强调这些刺激因素只有与对工人的真诚关心和友好接触相结合,才能有效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他的科学管理理论事实上已经跨越了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工人实际上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二)强调对工人的人性化管理 1、对工人的关心与尊重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反复强调劳资双方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认为雇主和工人的紧密亲切的协作是现代科学管理的精髓。他坚信雇主和工人的真正利益应该是一致的,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工人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泰勒对那些忽视工人存在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要比制度重要的多,强调人性化管理环境的营造,呼吁工人与管理方面保持不断和密切的合作,甚至将劳资双方应该建立起亲密友好的关系视为科学管理实现的前提,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激发最大的工作潜能,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管理者不能高高在上,要认识到工人也是人,有强烈的感情需要;认识到要密切关心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况,用平等的态度多找工人沟通与交流,鼓励他们谈出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对工人的偏见也应予以考虑,给工人提供一个感情宣泄的机会和渠道;对于工人提出的有关改进方法和工具的任何建议都应表示尊重并进行细致研究,择优采纳,并对工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荣誉;对工人抵制管理的改革问题,管理者应该充分理解工人的观点,逐步消除工人的疑问,加深接触,扩大沟通,这些都是科学管理的重大特点。 2、对工人的科学任用与发展 在过去的管理中,由于工人和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概念,在工人被分派的工作是否能胜任,工人是否用心干活以及工人的工资标准等诸多方面,决定标准仅仅依靠管理者的直觉和预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科学的用人之道。而泰勒则强调对工人的挑选和培训是科学管理理论中实施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并把其同企业生存发展以及效率的提高联系起来,提出管理者应该仔细研究每个工人的性格脾气和工作表现,按照不同人的不同能力和体力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同时,泰勒还意识到系统培训工人按他们的最高速度工作的必要性,甚至初步建立了一定的培训制度,主张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每一个工人,挖掘工人的潜力,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同时保证培训的经常化和定期化,以使得工人能连续地按科学规律去操作,提高生产效率。 三、结语 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现代管理学的源头,将科学引入了管理领域,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由于科技水平及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发展程度的制约,科学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局限性,但毋庸质疑,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带有鲜明的"社会人"色彩,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对后来人本管理思想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王忻(1988-),女,陕西城固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文科班历史阅读法复习的实践研究 一、阅读目录与单元导言,构建单元知识体系 历史课本每单元有三级目录,一是单元标题,二是课时标题,三是课文子目。记忆并理解三级目录,是学生掌握单元知识框架的前提条件,更是学生清晰勾勒历史线索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建议学生把每本书的这三级目录仔细梳理体会,这是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另外,不要忘了阅读文章引言及本课要旨,起到强调时代背景、内容与影响的指引性作用。 通过单元导言及标题、课文标题的指引,训练学生构建历史线索。历史线索指某个历史主题或事物的发展进程,即把各个时期的同类事物按时代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归纳。历史的时序性和逻辑性是历史的显著特征。历史的因果联系隐含在历史时序中,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之间可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同一类事件发展的进程就形成了历史的基本线索。 二、历史“三分法”,构建课文知识体系 首先,历史时空要准确定位。历史时序是历史学习的灵魂和应有之义。历史课文编写往往按时间顺序,例如第六单元《三民主义》、《思想》等就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 其次,利用时代背景(原因或条件)、过程(内容、概念)、评价(性质、地位、实践及结果)。必修三课本大多数课文都是用“三分法”安排层次的,如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等。时代背景往往在课文前言、第一章节中提炼和概括要点,主要内容,可以通过章节标题、本课测评问答题等进行判断,从中间寻找相关段落的内容,并归纳概括要点。所谓“要点”,就是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的骨架,是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评价,自然在每章节最后一段、本课要旨、学习延伸等处。 三、分解历史概念要素、科学归类概念 首先教师强调历史概念的重要性。教师明确历史课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念,主要掌握政治制度、国际格局、经济政策、世界市场、思想主张、科技教育等。其次,以概念为中心结合时代背景、地位与结果,分析整合历史整体知识体系。最后,根据目录与标题进行综合,组成以某个历史概念为中心的、反映客观历史及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概念群。 其次分析概念与归类概念。历史人物概念分解为国籍、时代、称谓、主要活动、评价等要素;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概念分解为背景、时间、地点、主体、经过(主要表现)、评价等要素;历史制度概念分解为背景、制定者(机构)、主要内容、评价诸要素;历史物品概念分解为时间、特点(用途)、评价诸要素。进入每一单元新授课,教师引导学生对单元及课文标题进行分析,对历史概念的难点与易错点,要讲透、讲深、讲明白。将历史概念分解并解剖它们的构成要素,从历史小概念入手,分析归属的领域,依次由小到大归属大的概念群,从而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学生要学会概括历史概念:包含时间、地点、重要人物、阶级属性以及目标领域。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引导学生采用归纳法,尽量做到准确、精要、完整。 四、“望闻问切”材料解析 针对学生做历史材料解析题盲目审题,费时低效,缺乏有效的解题思路与方法,我在一线教学实践中反思总结了一套突破材料解析题的方法——“望闻问切”。 1. 布置材料解析题,指导学生把握材料主题 阅读历史材料解析题引导学生破题,教师根据“中外相联、古今贯通”的原则,把中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结合课标和考纲,根据普世价值观和时事热点,善于揣摩与预测考察主题与出题意图。历史材料解析题出题者往往是从一个角度切入,围绕一个主题,收集古今中外的相关材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2. 解题思路与技巧,学以致用在练习 解题关键在思路,思路要明确、科学、有章可循。所谓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指根据事实材料,遵循逻辑规律、规则而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及进行推理的方法。在教学实际中,我归纳总结指导学生解题思路的四部曲——“望闻问切”。 (1)望——望导言、定时空、抓对象、揪人物、明出处等 望材料的导言,提示本材料解析题的缘由、主旨、目的等。确定时空范围,不动摇;抓住解题对象,做文章;揪历史人物,想立场;明确材料出处等,确定表达以上信息的字词句等。“望”的目的在于明确本材料解析题的中心主旨,难点在于短时间内抓准材料的主题。 (2)闻——立材料、知倾向、断立场、闻观点 立材料——立足材料为主,再结合背景知识;知倾向——明确作者态度;断立场——判断作者的阶级立场或派别;闻观点——难点在分析结构、归纳中心句,“闻”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确作者态度。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资料,是前人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带有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准确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见解是进一步深入理解材料的前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认知史料,分辨真伪、区分背景铺垫与阅读重点,判断并确定主题:明确材料的问题和推断作者立场。 首先解构文本结构,分析内在逻辑联系,即解构段落与句子的结构,明确文章或段落结构关系有:分总(归纳)、总分(演绎)、并列、转折、递进、因果等六种类型。其中总分、分总关系与因果关系最常见于历史材料与历史课文。而对文段结构的分析,判断作者态度时,必须确定是否属于并列、转折、递进等句子关系。关联词是句与句之间关系承接的载体,同时也是文段主题句的标志所在。 其次判断基本立场,即作者站在哪个阶级阶层,代表谁的利益,价值取向等。它往往隐含在观点或论点中,这也是对材料深层次信息把握的要求,是历史阅读的关键。揣摩与判断作者的基本立场与写作意图;感情褒贬与态度差异,是积极肯定还是消极否定,比如语言感情色彩的揣摩,比如灾难、成就等等。 最后,通过分析文章或段落结构,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而对阅读内容形成系统的认识。确定材料的中心句或论点,归纳概括段落大意,为下一步解题做准备。 (3)问——问对象、限范围、查性质、知内涵等 问对象——解题对象;限范围——时间地点等等;查性质——限制性的名词定语;知内涵——明确历史概念含义,以及能力要求的级别与内涵。“问”的目的在于明确答题方向,难点在内涵、时空的落实,抓住表述时代特征、事物特征的关键词。 学生概括问题的关键信息,划出重点符号或标记,对材料解析题问题中表示能力目标的动词准确理解并重点突破。例如总括,概述:大略地叙述。概括是比抽象更高一层次的思维活动,形成对同类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过程。概括: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归纳:归拢并使有条理(多用于抽象事物),比如抽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制度等的共同属性、特点等。 特点(特征):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方面。与同类事件进行比较、鉴别,从而找出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征: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性质: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实质:即本质。它是指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有时候性质和实质会合二为一。 (4)切——切思路、找关联,联教材、写规范 切思路——思路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眼光思考问题,思维不能定势或孤立或片面;找关联——找问题与材料、课本知识的关联点,知识迁移,思路上由此及彼;写规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史论结合规范作答。“切”的目的在于明确思路,难点在寻找设问与材料、史实的关联点,讲解题方法、技巧,找答题规律。 思维的“关联结构”,不仅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回答问题时要先从浅表的信息入手,再由近及远,一层层谈开去。思维的“关联结构”还体现在知识迁移,“材料在书外,答案在书内”是历史材料解析题的重要特征。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一个知识点。我们在完成分析材料、提取有效信息之后,必须根据材料结合教材知识,完成知识迁移,并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真正筛选出有效信息。 不过,切题能力还是要取决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熟悉度与思维的灵活度,要求学生时空定位要准确,具备鲜明的历史时序感和阶段特征意识,这样才能善于发现历史资料与历史史实之间的联系。教师要加强学生历史基本知识与能力的训练,这样,材料解析题的“望闻问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高中历史教学中语文阅读教学法运用模式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高二历史论文: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试卷分析 2012年3月18日被称为“小高考”的江苏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考试一结束,走出考场的大部分考生都说:“今年的历史题太难了,想过A太不容易了”(江苏规定过A是90分,高考能够加一分录取,所以历来受到大部分优秀学生的重视)。起初听到的都是学生的叹息声,一开始我并不太相信真的如此之难,我认为今年应该保持前两年的难度。直到我亲眼看到了试卷,并仔细地研读了之后,才理解了学生的叹息。 2012年江苏历史学业水平测试试卷秉承了江苏历史高考的命题风格,整个试卷秉持了“新情境、新材料”的命题理念,坚持能力立意,凸显新课标的要求。试卷的材料相当丰富,在38道试题中,绝大多数都使用了材料,材料情境与选项设置关系密切,材料的使用效能高。情境设置与教科书知识的关系处理较好,知识与情境依存度高。细细品读,对比近三年的试卷,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印象: 一、试卷对学生的能力考查要求较高,有的题目甚至达到高三历史选修学业要求 2012年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试卷的难度明显超过2011和2010年,实际难度也大大超过2009年的试卷难度。2012年的试卷更加注重对学科思维能力和思想素养的综合考核。选择题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观题重点考查材料解析能力,问题设置也比较难,侧重于考查历史概念。如选择题第,材料题36、37题,第38题的个别问。尤其是材料题的设问明显难于历年的试题,达到了选修历史的考试要求。 二、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 通常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主要从背景、过程(表现)、影响三个角度去分析。在这三方面的内容里过程相对容易,学生也比较感兴趣,而背景、影响难度相对较大。纵观三年的历史试卷,考查背景的题目,2010年一道,2011年两道。而2012年七道,如第9、10、12、16、18、22、26题,分别考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国民革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背景。 三、对历史考查点的选取更加全面。多触及思维的隐角。考查的角度更加细致、深入 2010、201 1两年的历史试卷对选择要考查的历史知识点多是主干中的主干,多是平常化、日常化的,考查的角度多是从宏观上把握。比如,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考查:2011年考孔子的教育思想,2012年则考王阳明的致良知的思想;对秦朝政治制度的考查:2011年郡县制的宏观措施,2012年皇帝制度的特点。同样的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考查2012年则考了陪审法庭出现的时间,对近代科技的发展:2010年考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011年则考了普朗克的贡献,而2012年则考了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贡献。 对比近三年历史考查知识点的角度、层面,2012年的试题都是有一定的深度的。 四、对往年考查过的知识点并不刻意回避。换个角度继续考查 以往大家都有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去年考过的,今年出现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在复习时往往注意力就不在于此。但2012年的历史试卷对以往的考点继续考查。如:海基会和海协会的交流情况,日军的侵华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历史图片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所包含的信息更加隐蔽,与解题相扣更紧 通过图片创设新情景,这已成为江苏历史试卷的固定风格,这样一方面使试卷显得生动活泼,同时又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但有时所选的图片仅仅作为背景来分析或作为内容的补充,对解题的作用不大。如:2010年31题,2011年29题。 而2012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强化了图片承载的信息对解题的重要性,必须通过对图片承载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捕捉、理解才能解题,否则容易出错。这类试题2011年只有1、7、16、23、27等几个题目。而2012年就有4、6、9、12、15、17、19、23、31、36题的材料三的图片等近十个。 六、部分题目超出了2012年的历史考试大纲要求,有的题目在理解上还有障碍 例如:最明显的是2012年选择题24,此题侧重对宗教改革的内容考查,而2012年考纲规定是理解宗教改革的影响。这类题目有:第9题对的背景考查,第16题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原因的考查,第38题对西欧联合的背景分析、世界政治区域合作的背景分析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考纲的要求。 有的题目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障碍的。如:2012年判断题33,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中美两国一致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改善关系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最终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细细研读了2012年的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试卷,与前两年的试卷做对比,无论是从所选考的知识点看,还是考查知识点的思维角度、深度,还有命题时对信息隐藏的手段处理看,2012年历史试卷都可以看作是最难的,近三年的试卷无出其右。基于2012年历史试卷传递的信息,细分其特点,希望能有效地指导今后的历史教与学,让历史教学效率更高。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豫中学) 高二历史论文:优化高二历史教学结构 提高学生宏观把握教材能力 二文科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往往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每次大型考试前都把教材复习一遍,但是由于历史知识庞杂又繁多,时间匆忙,走马观花,缺乏深化,考出来成绩不尽如人意。因此许多学生出现怕学历史,认为自己学不会、学不好,继而产生不想学的情绪。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把复习课上得能吸引学生,用历史知识的魅力去吸引学生,结合十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谈谈我是如何进行备考复习的。 一、精心备课,巧设学案,将教案和学案融为一体 备课有“三备”,即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巧设学案就是重视“备学生”这一环节,根据复习内容和学生的特点,进行归纳概括,巧妙设计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案。学案能使学生明确复习内容的知识结构、重点难点,能够对复习内容进行必要的联想、比较、归纳、概括和运用。 例如,复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这一内容,可以列出两块: (1)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国共双方的对比: (2)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的政策和态度的变化: 在实施这一环节时忌走形式,出现随意性。 二、认真上课,加强知识的重组和升华 高二历史复习阶段,教学过程始终围绕“扎实掌握基础知识,切实提高能力”的原则进行。复习课所要复习的内容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如仍像上新授课那种模式去进行复习,学生会感到在“炒冷饭”,嚼之如蜡,这就要求教师能更好地创造新的教学情景,有利于学生准确掌握教材基础知识和接受对教材知识的拓宽,加深,强化理解,概括,归纳,分析,综合和史论结合等能力的训练,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宏观地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1.完整地掌握历史事件构成,把握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及其内在联系。 历史事件一般包含三个时段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①事件发生前的相关事件或存在的意识,通常用背景、条件、原因、目的等表示。②过程:包括事件的发生、发展。③事件结束后的有关内容,包括影响、意义、作用、后果、危害等。例如:在复习战争时包括背景(当时社会形势、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经过、结果(胜负如何及原因)、影响。 2.完整地掌握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的阶段特征及其内在联系。 在章节小节时,主要掌握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把散落于各个章节之中特定时期的历史知识,按照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重新聚合,概括出其主要特征,分析构成各主要线索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例如,中国古代史章节复习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四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来把握,形成各个阶段完整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为之服务,同样道理,一定社会的文化特点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所决定的。 3.完整地掌握整个历史时期某一事件构成的历史专题,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专题复习中,对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及其组成的几个主要方面分成大小专题形式的历史事件,着重掌握这些历史事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并概括出特点,引导学生理解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几个因素及其事物发展变化后的影响,把握历史运动的变化性,认识其发展规律。例如:中国古代史中有关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题内容,可以从其含义、形成原因(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理论基础、历史背景)、演变过程(战国初步形成——秦朝正式建立——两汉发展——隋唐完善——北宋加强——元代新发展——明清空前强化)、特点、评价等方面把握其发展变化,认识其发展规律。 在过程中,要善于把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揉和进去,如台湾问题可与现在海峡两岸的交流现状给学生适当分析,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在这个环节实施中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三.强化训练,建立题库 通过各种类型题目的训练,既能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综合、分析问题等方面的解题能力和解题技巧。尤其到了考前的两三周,一般的老师都要进行大量的习题训练,再加上现在各地的模拟试卷漫天飞,有的老师拿来就用,但是往往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不仅浪费了时间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弄得师生身心俱疲。 为使训练正常、有效、连续的进行,我在训练的安排上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首先,要博览参考书籍,尽量搜集各地资料。根据上述训练原则安排,要精心选择,分析外地资料,扩大视野,抓住信息,扬长避短,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设计自己的练习题,使学生逐渐适应难易不同的,题型不同类型的练习。在选题时注重基础,特别是自己设计题的原则是“源于书本而又高于书本”,不做高难题和偏题。其次,关注各地的模拟卷尤其是江苏各市的试卷,取其精华,估算难易度,做到给学生做的我先做。对那些题型新或典型题就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分析,找出解题思路,在中间指导学生解题的方法和技巧,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再次,重视检测后的反馈,帮助学生找出错因,建立错题库,包括练习中的错题,重大考试中的错题 ,单元测试中的错题。必要时,可针对学生弱点,进行专门的强化训练,以利于对知识的完全掌握。 在这个环节实施中忌题海战,注重习题的精选。 四、以人为本,重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高二复习阶段营造轻松愉快的复习环境对提高复习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平日里课前提前几分钟进入教室,问问学生学习的情况,身体怎么样,或者对在上一次练习中好的和较差的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课后多留几分钟问问有没有问题,对个别在课上走神的学生去了解原因并劝戒其今后在课上要集中思想认真听讲。这样做使学生不仅感觉到老师在关心他,而且尊重他的人格,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其它方面也愿意与我进行交流,师生间形成一种教师乐于教、学生乐于学的和谐、融洽的关系。在这样的复习氛围中其复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学业水平测试有效复习策略 江苏理科考生在高二参加的历史学业水平测试(以下简称“学测”),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三个模块。然而,理科考生每周只有两节历史课,如想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优秀率,需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近年的教学实践与思考,笔者初步掌握了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 一、紧扣考试大纲,深入讲解教材 教师要认真研读考纲,密切关注考点的变化。为检验学生的掌握程度,教师可选择高考模拟卷中的基础题目,以使学测试题与高考试题的难度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学测试题就是对高考模拟题的改写甚至是直接借用。 教师要通盘考虑每课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把零散的知识点整理成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为此,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地图和填充图册,落实重要的历史事件,强化学生的时空观念。教师要深入挖掘隐性知识,争取做到考点的全覆盖。2010年第21题以“奋进的江苏――庆祝建国60周年”图片展为背景,间接考查了江苏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域――沿海港口城市。本题虽超出了考纲范围,但只要学生平时认真填写完成了《对外开放格局示意图》,完全能做出正确选择。 教师依照时间顺序,围绕单元引言的标题,按照历史发展脉络,系统地总结每单元的知识线索。提炼知识线索时,做到以点带面,构建完备的知识网络。2008年第38题基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的范式,考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2009年第36题考查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第37题围绕西方人文精神,考查了智者学派、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第38题围绕近代各阶层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考查了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2010年第37题考查了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趋势;第38题围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考查了产生、短暂春天、发展较快三个阶段。2012年第37题围绕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考查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教师也要体会单元之间的内在关联,遵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教学理念,引领学生感悟人类文明发展的同一性、多样性和互通性。这种教学思路在学测试题中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反映。 教师可以打破单元的、模块的界限,按照时间顺序,根据设定的主题(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进行专题复习。专题复习的优点在于既能横向地展现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全貌,又能纵向地鸟瞰不同时期某一领域的演进趋势。2011年第4题借助美国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的论述,考查了宋朝在商业(打破坊与市的界限)、文学上的繁荣景象(词成为主流文学体裁)。2012年第36题围绕中国教育发展史,考查了春秋时期孔子在教育普及方面的贡献,汉武帝时期的教育举措,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的教育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成就。 二、兼顾不同版本教材的表述,充实课堂教学内容 目前,江苏历史教材主要有人民版和人教版,这两个版本对某些问题的表述,在侧重点和详略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命题人会考虑到现实状况,尽可能兼顾两个版本。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以考纲为准绳,研读这两种版本的教材,做到互为补充。2012年第38题围绕二战后西欧联合考查了其背景、过程、特点和影响。对于西欧联合的过程,人教版细述了20世纪的60年代欧共体和90年代欧盟,简单提及了70年代(1973年欧共体提出要努力做到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戴高乐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人民版则叙述了1975年选民直选产生的欧共体立法机构――欧洲议会成立。事实证明,学生由于对人民版重视不够,结果导致作答此题时失分较多。 三、注重地方史教学,关注热点问题 江苏独立命制的试题,通过考查地方史的相关知识,不但能引导学生关注家乡的名人和身边的事件,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爱恋之情,而且也契合新课标对合格公民的期许。2008年第14题考查了江苏近代历史人物――南通张謇、无锡荣氏兄弟对民族工业发展的贡献。2011年第13题以青奥会为切入点,考查了与南京有关的历史事件――《南京条约》签订、《天朝田亩制度》颁布、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覆灭。2012年第7题利用近代苏州城的截面图,考查了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相关的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第8题考查了在南京发生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民国成立和《临时约法》颁布。这种命题趋势客观上要求教师关注与江苏有关的历史知识,围绕某些选定的主题进行系统地总结和整理。 教师要密切关注舆论焦点,敏锐捕捉社会热点,适当进行知识的拓展。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纪念活动,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同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鉴于此,命题人没有回避此热点问题,而是着重考查了其背景(组织基础――兴中会和同盟会,思想基础――三民主义)、过程(高潮――定都南京和颁布《临时约法》)、影响(推动了)。 高二历史论文:浅谈高二阶段历史教学策略 高二年级的学生经过高一一年的学习,思想认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转变,理性思维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学习方法。在实际教学中要制定适合各层次的教学策略,既要提高实际教学的有效性,又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做到综合平衡,从而让学生树立学习历史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我的主要做法总结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教材的处理 虽然现在的高考以能力立意,但是不可能脱离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只是方式在不断创新而已。所以,夯实基础知识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反复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引导学生重视研读教材,准确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高二上学期的教学内容是必修三思想文化史,相对于政治史和经济史,它有很多内容、概念理论性和哲理性更强,生涩难懂,学生还没有成熟的逻辑思维,枯燥和单一的逻辑分析不适合他们的认知层次。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既要培养学生对于事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分析,也包含一些历史典故、轶闻和时事新闻,辅助学生理解和分析。我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单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对基本概念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贴近学生的事例加以化解,把握住儒家思想发展历程的单元主线,让学生脑子里有清晰的线索。 第三单元是西方近代思想史,它和必修一二开始有一定的联系,先让学生明确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应,这样有利于学生在分析事件背景和影响时,知道先从哪几方面着手,套用具体模式,同时把握住资本主义发展对上层建筑影响的主线,具体内容则始终围绕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基本概念。 第五单元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与必修一二联系尤为紧密,这样在学习时就需要不断回顾必修一二的知识,需要反复明确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交互关系,突出“器物――制度――思想”这一认识过程。对于思想则是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加以分析,邓小平理论则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几次代表大会这条主线。 第二单元和第四单元是中国古代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史,则明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变迁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作用。 在复习时一定要以单元主线为线索,这样清晰明了,有利于学生从宏观角度把握教材构建知识体系,同时通过知识的横向、纵向联系比较,也有利于单元与单元之间、模块与模块之间知识的迁移和整合,揭示其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为高三基础知识的复习打好基础。 高二下学期的教学内容为一本或两本选修教材,对选修一改革史而言,高考中并不涉及教材学习过的改革内容,而是通过材料分析题的方式考查学生分析、归纳、概括、总结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首先要给学生明确基本概念和理论,方便学生记忆和套用。经过多次套用相关理论知识,寻找规律,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试题的处理 历史知识的考查最终还是以试题的形式呈现,所以除了扎实掌握基础知识以外,试题训练尤为重要,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是获取高分的必胜法宝。 我平时特别重视试题的处理,认真批改学生每课的达标测试卷、月考卷、期中期末试卷,从中找出学生在做题时出现的典型问题,讲评时拿出来与同学们剖析问题的症结,使学生有所启发。 对于学生而言,“习惯”是获取高分的有效途径。 (一)规范卷面书写习惯 很多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考试时总是得不了高分,做题时思路也对,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出在卷面,而对于一些成绩差些的学生主观题靠“蒙”或者挑问挑点答,就更需要注意卷面问题。一些学生往往答案写上了没得分,有可能是书写时问题逻辑关系错误、字迹潦草、错别字或者表述语言大白话。教师要在平时的达标卷中规范学生卷面问题,要求学生像对待考试的时候一样规范作答,尽量做到字迹工整、试卷没有涂抹,表达规范,用语准确,形成习惯后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表现。 (二)规范解题习惯 很多学生知识点背得很熟练,就是不会做题,考试不得分,问题出在了解题与基础知识“两层皮”,不会解题。解题是学生考试的最大障碍,也是高中历史的最大难点。现今的高考则恰恰就是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阅读、分析、归纳、概括、总结的一系列能力,而现在的学生很大一部分语文功底差,不具备起码的阅读理解能力,给实际解题增加很大难度。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只能结合学生实际选择适合各个层次学生的最有效办法,以求速成。经过高一文理分班后大半年的训练,学生已经了解或掌握了一部分解题技巧和方法,高二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掌握解题的技巧和方法,对典型例题了然于心,形成良好的解题习惯,为高三大量试题训练打好基础。 材料千变万化,但是其中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是不变的,关键就是学生消化技巧方法,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这就需要在平时的课堂中进行训练。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试题的难易程度,找适合的学生来主讲或者大家一起说,我起辅助和引导的作用,按照解题的步奏和要求,一步一步说,从中都获取了哪些信息,材料是怎么归纳概括的……这样把技巧方法融入到试题中,从慢到快、从易到难,理论联系实际更有助于学生接受掌握。经过长此以往的训练,大部分学生基本能够掌握一般的解题技巧和方法,并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高二阶段是高中的关键时期,高二的学习质量直接影响到高三的复习质量。教师在教学中,一手要夯实基础,一手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和基本能力,争取为高三取得良好的成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年级历史课堂双语教学初探 摘要: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作为一种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有效手段,双语教学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双语教学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足之处和空白地带也逐渐浮出水面,高中历史双语教学研究突显薄弱。在应试高考与新课程改革的冲击下,对高中历史双语教学予以科学解读和理念定位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对操作模式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以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为两大立论基点,以高二年级历史课堂为研究对象,开展双语教学研究。 关键词:双语教学 高二年级 历史课堂 大致上来说,我的高二历史双语教学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由于学生刚刚接触历史双语教学,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的,神秘的。所以在学习之初,要进行心理动员,让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内容、进程、难度都有大致的了解,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要进行学法指导,让学生尽快地完成从传统教学向双语教学的过渡,尽快适应历史双语教学并有出色的表现。比如:告诉学生不需要对语言形式的使用刻意留心,但是要尽量吸收能够听懂的语言知识(句型、词汇等);帮助学生克服羞怯感,使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鼓励学生从个别的单词说起,再说简单的句子,从人名地名等常用词说起,再到历史专业词汇,让学生不必拘泥于一定要使用英语,在语言能力不够的时候,可以转用母语来表达。教师课前准备相关词汇,以关键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为主,安排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上使用英语板书,包括书中的大小标题,关键词和专业术语。通过板书来建立学科体系,用英文设计历史教学板书要避免长词长句,较难的部分使用汉英结合或用汉语注明。运用多媒体创设双语教学环境。当教学中缺乏语言环境时,教师应利用非语言行为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通过PPT直观地展示教材,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便于他们记忆和运用。课后进行单元测试,设计部分英语题目,侧重于学生的词汇理解能力,突出学科知识的重难点考查。 经过第一阶段的教学实践,学生基本上熟悉了历史双语教学的模式和教学思路,绝大多数同学已经掌握课堂常用语,能用简单的英语语句交流,能读懂英语试题题干,解答正确率较高。但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一些同学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课堂主动发言的同学较少,发言者固定是那些英语好的同学。教师的教案和教学设计都不太成熟,有待完善和提高。 第二阶段为成长阶段。教师根据历史知识准备相关词源和英文资料,酌情而定,可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材料的准备当中,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达到预习的效果,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可谓是一举三得。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查找相应英文词汇,让学生形成相关知识体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汉语和英语整合起来,不分主次交替使用。复习提问时可由学生组织,学生之间英语问答。可以采用抽签的方式抽出学号、题号,让全班学生都参与互动问答。 回顾第二阶段的教学实践,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在一部分学生在两个阶段的教学中脱颖而出,完全达到了教学目标,在历史学科学习和英语语言学习方面获得了双赢,用事实印证了历史双语教学的可行性。而忧在少数学生由于历史学科基础和英语底子都很薄弱,逐渐落后于班级平均水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这部分学生甚至对英语和历史都产生了厌学情绪。这种局面使我的教学实践进退两难,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我找到了比较实用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些同学集中起来完全汉语授课,确保历史学科知识的正常掌握,然后让他们自愿进入双语课堂,抛给他们很简单的问题,及时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这样,进入第三阶段时,情况有所改善。 第三阶段为完全双语教学。使用合作探究法,也可以尝试将研究性学习引入到历史双语教学中。首先,布置任务,明确要求,题目大多是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其次,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搜集英语材料,教师指导学生从原版外文书籍和有关网站中获取需要的外文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分析、整理,用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得出相关结论,由学生制作课件或撰写文章,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最后,教师进行课堂点评与反馈。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在课外,可以组织学生创办“历史双语角”,主题是“历史上的今天”要求每天更换内容,使用中英文介绍,或者由学生自己创办中英文报纸,独立发表文章,提高中英文书写表达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遇到有难度的问题,教师不能靠减少单词量甚至放弃提问来迁就学生。教师应该及时调整双语教学的内容和教法,设计好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问题作为踏板,让学生尝到跳起来摘到苹果的甜头。这样他们才有成就感,才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和谐发展,人的健康成长。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实施双语教学,对国家来讲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水准;对教师来讲有利于转变教学理念,提高自身素质;对学生来讲双语是一种交际工具,学科知识和英语语言能力无疑是学生今后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必备的条件。因此历史双语教学可以说是历史与英语的双赢,学生与教师的双赢,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高二历史论文:关于高二历史教学的思考 摘 要:高中历史作为高中教学体系中的一门重点学科,其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教师如何提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成为重要议题。高二作为高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学生既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同时又面临毕业前期的知识储备工作,为此强化历史学习刻不容缓。本文以高二历史教学为落脚点,结合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对其教学方法进行了思考,期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高二;历史教学;教学方法;策略 传统教学模式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和模式固化刻板,课堂氛围不够活跃,学生学习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而且,学生能力培养受到严重忽视。近年来,随着新课改教学方案的实施,学校及教师开始进行反思,并逐步推进教学形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高二作为高中学习的重要阶段,必须为高三复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通过实践进一步提升高二历史教学成效的研究值得深入,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分析了目前高二历史教学的现状,找出了这其中的各项弊端,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整改意见。 一、高二历史教学现状 (一)基础知识掌握不够扎实 高二处于学生学习承前启后的阶段,在此之前既有初中以及高一历史知识的积累,同时也要为高三学习奠定基础。然而,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而言,部分学生出现基础知识掌握不够扎实的现状,其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的学习习惯没有良好养成,对历史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高一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积累基础知识,给高二的学习带来更大的压力,这阶段要倍加努力学习,不然就不能更好地为高三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教学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 由于高二处于过渡阶段,部分教师放松警惕,没有与高三的学习紧密联系,在教学过程中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尤其是教师没有从高考的角度出发,重点培养学生的基础,为高三的学习打下基础,忽视了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在课时和教学内容设计上也不够合理,课堂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没有更好地让学生体会学习历史的乐趣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导致学生出现知识体系欠缺和能力培养不足的现状,同时还出现了与高三历史教学脱节与断层的现象。 (三)课时安排不够充足 较之于其他学科相比,高二历史课时安排较少。传统意识里,把历史看的不如三大主科重要,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语文、数学以及英语等主要科目上。课时少导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教师在教学安排上也出现较大困难,一堂课进行太多教学内容怕学生吃不消,可是少教了,教学计划难以按时完成,尤其对于难题无法解释清楚,学生不能很好地学习体会教学内容,导致教学效果受到很大影响。基于此,高二历史教学应该适当增加课时,丰富教学方式,寻找合适的突围策略,从而达到不断提升教学成效的目标。 二、提升高二历史教学成效的具体策略 (一)整合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具有系统和规范的特点。为此,教师和学生都要充分利用。依托教材,教师要善于结合实际生活,考虑学生实际,尽可能多地丰富教学方式,不要总是用那些陈旧的教学方式,而要不断拓宽学生学习资源,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丰富化和趣味化。这样,教师教得有趣,学生学习得也有趣,达到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目的。通过拉近历史与学生间的距离,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进程中,就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二)转变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性,历史学科也是一样。历史教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教学结构和体系,同时也兼具其自身的优势和乐趣。为此,教师要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实际,积极转变教学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具体而言,教师要学会充分运用教材设置新情境和新问题。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教学法实现寓教于乐,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更深刻地学习和掌握知识。与此同时,教师要多多提问,通过课堂和小组谈论的方式来锻炼学生的思维习惯。这样,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维意识,进而牢固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为高三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学生学到的知识将更加牢固,不容易忘记。 (三)善于创新,运用探究式教学理念 探究式教学作为新课改背景下运用较为广泛的教学方法,在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其作用和地位显著,对于提升高二历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首先,这种探究式教学注重挖掘学生的内心,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通过运用探究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在课堂构建起“精神场”,从而不断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创新思维,有利于学生自主人格的培养和形成,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精神,使学生不受思维不受束缚,可以更好地去思考、去学习,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其次,有利于学生历史成绩的普遍提高。探究式教学能充分鼓励学生进行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探索精神达到升华,对待历史的学习兴趣也会随之不断高涨。长此以往,学生会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精髓和魅力,更加深刻地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具备了较好的文综意识和文综能力水平,使得学生的历史成绩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获得不断提升,为高三的学习和高考的冲刺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二历史教学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是对基础知识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为高三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必须加强重视。而高二历史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从学生层面而言,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从教师层面而言,教学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从课时层面而言,课时安排不够充足。基于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整合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转变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还要善于创新,运用探究式教学理念,从而不断推动我国高二历史教学获得重大发展。 高二历史论文:关于高二历史教学的思考 摘 要: 在中国社会应试教育模式背景下,高中生面临沉重的课业负担,高考的警钟时刻在他们脑海里回响。学校、家长尤其注重语文、数学、外语等主课,而比较忽视历史、地理这样的副科。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守住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当代青少年进行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显得格外重要,这是历史课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一位历史教师的首要教学目标。 关键词: 高二历史 教学方法 教学反思 学习方法 高二是一个过渡时期,高二学生不像高一那样懵懂无知,又不像高三那样为了高考分秒必争,历史教师应抓住机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不仅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获得好的成绩,而且要吸引他们探索人类历史,成为有文化厚重感的人。 一、吃透教材,了解学生学情 新学期伊始,教师每教授一个新班级,拿到课本,就应该在上学期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准备领悟新课标的精神,及时转变旧的教学观念和模式。此外最重要的是认真钻研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熟悉教学,吃透教材,备好每一节课。教师备课时不能闭门造车,而要积极参加科组和年级组的集体备课活动,大家一起取长补短,交流思想,寻求共同进步。 教师备教材的同时应该备学生,对学生基础不同的班级,备课时教师要注意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排名靠前的优等生,教师要教给他们学习方法,不但要学习眼前的知识,更要学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掌握自主学习方法。对处在班级中间的中等生而言,教师要教给他们高效学习方法,有些态度很好,很想努力学好,但是花了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多的时间,却不能获得一样的成绩,致使他们自信心受挫,对学习历史失去兴趣。而对于成绩暂时不理想的后进生来说,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吸引他们对历史学习投入更大的精力。 二、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 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已不适应当今教育的要求,历史教师应灵活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不断创新。尤其高二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要深入理解教材更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期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高考考纲对历史课程学习提出的要求是:要具备历史学科的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论证能力、合理的逻辑思维组织能力、简洁通畅的文字表达能力。为实现以上教学目标,教师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一是设法培养、提高学生的思维、理解、表达能力,二是源于教材、高于教材。高二年级是基础年级的重要环节,要为高三复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1.比较学习法 很多学生不是不喜欢历史,而是不喜欢记忆繁多的历史知识点,为此,教师应有计划性地教给他们学习方法。如世界近代史不仅阶段划分明显,而且几条线索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殖民扩张即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等知识在各个阶段基本都有涉及,教师要提醒学生学习时注意比较、归纳、概括,找出其中共同点和不同点。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有十七八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不同阶段发生革命的相同原因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但资产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不同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革命的根本任务、革命的进程、革命的结局和影响有所不同。 2.培养学生质疑意识和方法 历史知识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客观性指史实是客观的,主观性指结论具有主观性。历史结论时教材编写者对史实的解读,具有十分明显的个人意识,学生学习时要注意融入自己的思想,不能“只唯书”,而要学会思考。 史实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不是绝对的历史真实,也存在谬误。例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而今帝国主义却是垂而不死,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再如,经济危机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几年前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哪个国家能逃脱经济危机的厄运? 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适应自己,又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是既有利于学生素质提高又有利于学生分数提高的教学方法。今后教学中,教师要加倍努力探索,争取形成属于自己的教学模式,成为更优秀的教师。 三、教学反思 教师除了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构建高效历史教学课堂外,还要注重课外教学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可见反思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堂历史课成功与否,历史教学意义和价值如何实现,最终评价标准是什么,都要通过教师的教学反思体现,要反思学生在这堂课上到底学习了什么,掌握了多少,是否对历史课有了更大的兴趣,这样才有利于后续历史课程学习。 反思不是指简单通过一套试卷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住了多少,而是通过总结反思看学生在哪些内容上还存有遗漏,哪些内容掌握比较扎实,这样复习时才能有的放矢,重点识记薄弱的部分,长远的说,有利于高三复习时有所侧重,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面对新课程改革,高中历史教学能否实施新课程的理念、精神?如何实施?这是历史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更重的工作任务,挑战也更大。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寻找对策及今后努力方向是每一个历史教师最重要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需要每一位历史教师孜孜不倦地追求与探索。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之我见 摘 要: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有:透彻研究考试说明和“小高考”试题;加强学法指导;师生分别做到“三有”“六要”;围绕考点夯实基础,兼顾能力;实行集体备课和“教学案”,强化启发式教学;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关注个体差异;必要的题量训练,反复推敲错题。 关键词: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 高二文理分班后,语文、数学、英语和两门选修科目是高考科目,其他4门必修科目必须通过学业水平测试方有资格参加高考,因此,必修科目的学业水平测试也称为“小高考”。历史学科是理科班学生的“小高考”科目之一,也是一门令他们比较头疼的学科。首先,绝大多数选择理科的学生是由于高一时因对史政不感兴趣或学习不得法导致学起来比较吃力,基础差,能力弱,题目做不好,学习信心不足。其次,相较理化学科注重抽象思维而言,政史学科注重形象思维,要求背背记记的内容很多,枯燥乏味,不像理化那样充满挑战性,不容易找到成就感,没什么意思,不高兴背记,从心理上排斥政史。再次,“小高考”是在进入高二后的来年3月举行,只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既要完成选修3一本书的新授课学习,还要进行所考三本书(必修1、必修2和必修3)的两轮复习,时间紧,考点多,任务重(4门必修同时举行“小高考”,年底前还要举行劳动技术省级测试,如果不过关,一样不能参加高考。关键是高考5门科目学习不会停止,每天都有大量作业要做)。要想一次性门门通过,并尽可能得A(一门A高考时总分加1分,4门皆A,总分加5分),学生的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学情和考情,要想帮助理科班学生在历史“小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复习效益。下面结合笔者近几年带“小高考”的体会,谈一谈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的复习策略,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批评斧正。 一、透彻研究考试说明,深刻领会考试要求和命题动向,准确把握备考复习方向 “小高考”之前,省考试院都会公布命题的指导性纲领――考试说明,教师一定要认真研究。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考试要求和命题动向,从而加强备考复习的针对性,实现复习效益最大化。研究考试说明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研究“小高考”命题指导思想。“小高考”“命题指导思想”阐述了命题依据、主要考查内容和能力要求,是“小高考”试题命制的优秀。学习、研究这部分内容,要结合最近几年“小高考”试题真题以及考试说明后提供的“典型题示例”等具体题目,考查这些题目所涉及考点和能力要求是如何体现“命题指导思想”的。第二,研究“测试内容和要求”,关注考试说明的变化。考试说明在“测试内容和要求”中明确了“小高考”的命题考点及其考查时的相关能力层级要求,有助于备考师生加强复习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从而提高复习效益。研究这部分内容时,要明确“小高考”有哪些考点和能力要求?这些考点和能力要求在近几年“小高考”中是如何考查的?与以往相比,考点和能力要求有无调整与变化?如有,体现何在?这样的调整与变化说明了什么?考试时有可能会怎么考?所有这些,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复习中有的放矢。第三,研究“典型题示例”。考试说明后提供的“典型题示例”所选用的题目都是近些年的“小高考”真题,是考试说明中的“命题指导思想”和“测试内容和要求”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好的典型性。认真研究“典型题示例”,有助于我们备考师生了解“小高考”,熟悉“小高考”,粗略感知“小高考”的深浅难易,做到“知己知彼”。 二、认真研究“小高考”试题 在透彻研究考试说明之后,就要研究“小高考”试题了。研究“小高考”试题,不能仅满足于将这些试题做一遍,而要在此基础上,研究试题的命题意图、命题思路、命题方法,预测揣摩命题趋势。同时还要注意研究试题与教材的联系,发现自己教学与“小高考”在考查方式和能力要求上的差距,以进一步完善、提高自己的教学。具体操作时,要在宏观上,研究历年考题找共性、研究近年考题找趋势、研究相同考点找规律、研究不同考卷找特点。微观上,分析“小高考”命题双向细目表,把握命题重点、命题难点和热点,了解哪些考点会重点考、反复考,找出命题规律,明确复习方向;比对近几年“小高考”试题,总结命题的稳定性;结合考点和能力要求揣摩命题意图,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分析并结合参考答案的答题角度、表述方式、评分细则,培养学生规范答题习惯,做到该得的分拿足拿满,不因非智力因素而无谓丢分。 三、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如前文所述,理科班学生在高一时因学习不得法导致历史学习比较吃力,基础知识差,考试成绩不好,学习信心严重不足。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必须加强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历史学习规律,从基础入手,逐步提高,让学生在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进行解题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收获成功的喜悦,积跬致远,从而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四、“三有”“六要”贯穿复习迎考始终 在复习迎考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始终做到“三有”“六要”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根本保障:教师的“三有”――心中有本、目中有生、手中有法;“六要”――备课要实、上课要活、作业要精、互动要勤、辅导要细、考核要严。学生的“三有”――心中有标(课时、单元、模块目标)、目中有师(父母、教师、同伴)、手中有方(规矩、踏实、方法);“六要”――预习要恒、听课要专、作业要真、纠错要快、学中要悟、过程要实。 五、围绕考点,夯实基础,兼顾能力,满足学生目标需求差异 必须围绕考试说明中明确的考点及其相关能力要求进行复习。第一,老师要向学生交代清楚考试说明中的“测试内容”是“小高考”考查的主干知识,与之对应的“测试要求”是主干知识里的具体考点。在解读具体考点时,向学生讲明位于每一考点前的“行为动词”是体现能力考查层级要求的,它告诉我们该考点要掌握到何种程度。第二,在记忆考点内容时,教师一方面按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体现的认知规律,建议学生“滚动”记忆,不断重复,以巩固每天的复习内容。另一方面,围绕考点及其能力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题目进行训练。题目设计要适当兼顾能力,以满足冲A学生之需要,否则,他们就不够吃了。 六、实行“教学案”,坚持集体备课与个人备课相结合,强化“启发式”教学,努力构建和谐课堂 在复习课教学中,要实行“教学案”,坚持备课组集体备课与个人备课相结合。备课时,要做到“五个一”和“一个二”,即集体备课由一个人主备、主讲、主修改、主编学案和练习,备课组成员回去后结合本班学情进行二次备课,以调整充实。教学过程中,要强化“启发式”教学,关注知识的发生过程、形成过程和应用过程,要以“问题”串联教学内容,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引导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努力构建民主、平等、互动、关爱的和谐课堂,以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七、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关注个体差异,共同进步、提高 鉴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在复习迎考过程中,教师要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以学生为主体,坚持分别要求,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档提高,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坚持因材施教,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八、必要的题量训练,反复推敲错题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通过做题来考查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应用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小高考”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适当数量的题目训练是必须的,但坚决反对“题海战术”。在做题的过程中,要教会学生善于总结和反思,反复推敲错题,认真思考自己的答题思路,挖出出错根源,快速纠错。同时动笔制作错题集,在考前一两天仔细查看,避免考试时再犯同样的错误。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考出好成绩。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理科历史“小高考”备考策略 高二理科历史每周只有两节课,要新授必修三的文化史,还要复习高一必修一、必修二的政治史、经济史,而大部分学生高一时极不重视该学科,基础知识并未到位。高二第二学期3月中旬就要进行全省“小高考”,可谓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它是高考的组成部分,拿到A等高考加1分,4A即可加5分。如何在较短时间做到科学备考,帮助学生实现高考加分目标,我校高二历史备课组做了以下尝试。 一、营造冲A的氛围,指导学生充满信心全力冲A “小高考”毕竟也是高考,同行们调侃高二理科历史地位比高三还要重要,因为冲到A就可实现高考加分。而在江苏高考多一分总分全省排名就上几千名。课堂上教师要努力营造冲A的氛围,指导学生有冲A意识、目标和信心,激励学生要有“我就是为A而生”的勇气与豪迈感。学生的学习潜能无限,但要靠我们教师用爱心、耐心、智慧去唤醒、激发、点燃他们的无限潜能,引导他们树立信心,明确奋斗目标。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二、抓纲抱本夯实基础,做到记忆准确、理解到位 信心源自实力,只有知识基础扎实到位才有可能实现心中目标。“小高考”历史试卷说白了就是活材料、死知识。对基础知识要做到“死去活来”。在“小高考”冲刺阶段,3本书、25个单元,平均每天按考点要复习一个单元,还要对前一个单元进行滚动式复习,与遗忘作斗争。这么多知识如何读?每一单元可以按照“总―分―总”的原则来进行。第一个“总”即从整体上驾驭知识单元,形成知识网络,从宏观上把握教材;“分”即对任何一个知识点,按照“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什么?”的认知规律边读边思,从微观上落实具体知识点。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阶段特征、时空概念、关键词句,做到在理解的基础上准确记忆,并把不熟的知识点标注在考点上,下次复习再拿出来读,千万不能熟的依然熟,不熟的永远都不熟。最后的“总”即再次将本单元知识进行提炼、升华,并形成对本单元的规律性认识。冲刺阶段的20多天里,我们每节课都要检查基础知识落实的效果,并把它称为“地毯式”扫雷。这是备考成功的关键。 三、科学训练,尤其注重材料解析题的训练,提升解题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历史“小高考”中还有10%左右的分数在书外,要求学生本人进行思考,它侧重检查在新材料、新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运用新的史学观点及方法等,例如文明史观、近(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以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史学方法等。除了课堂上教师要对以上史学观点、方法进行渗透外,还要通过典型题目训练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冲刺阶段,学生不能只做选择题、判断题,后面3道大题一定要做,而且要认真做,因为这3道平均每道只能扣1分,分析、归纳、结合材料提炼、上升认识等能力均在此体现。如果不做,这些能力就得不到训练。 特别是材料解析题,学生往往失分较多,平时训练时往往存在畏难情绪,其实调动非智力因素,克服心理障碍,认真审题,掌握解题技巧,这样的题目还是可以迎刃而解。一般来说,材料解析题有三种答题要求:一是依据材料,二是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三是结合所学知识。第一种是纯材料考查,要求学生紧扣材料,从材料中提炼、概括答题的关键句、词,特别注意标点符号,一般几个句号就有几层意思,尤其是省略号后面一定有答案。材料的出处也要引起重视,时间、作者、作品名称有时对解题有提示作用。最后还要结合分值答题,历史学科的分值一般较小,几分尽量就要答出几点,并按序列化规范答题。这种考查要求切忌不顾材料,生搬硬套课本知识。例如,2013年江苏学业水平测试第37题有关孔子及评价题,共4小题,第二、第三小题的第一问,第四小题均要求从材料中提炼答案。按照不仅依据材料还要结合所学知识的方法,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除结合课本所学知识,还需照应材料所揭示内容作答。二是材料只是提供新情境,起抛出问题的作用,这种解法类似第三种答题要求。上文中提到的第37题的第一小题则属于第一种情况。最后一种,材料只是“引子”,所答要求从所学知识中提取。上题中第一小题的第二问,第二小题的第二、第三问,第三小题的第二问皆属于此种情况。这种题型一定要有信心,有历史的领悟能力,即学历史的小智慧,再难的题目也能从书中找得到答案的影子。讲评试卷时,要求学生一定要认真听、说、写,解题方法、技巧及如何规范答题均在讲评课中渗透。总之,方法的引领在备考阶段非常重要。 当然,“小高考”试卷为体现时代性,从来也不回避热点问题,备考阶段还要关注重大热点问题,如周年、民族复兴、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经济全球化等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小高考教学与复习 摘 要: 本文从认真学习小高考纲要,仔细找出新增和删除的考点;针对考纲变化研读历史教材,认真编写切实可行的导学案;切实做到减负增效轻视高效,真正提高课堂教学与复习的效率,温故知新,强化课后复习四个方面分析了如何进行高二历史小高考教学与复习的问题。 关键词: 高二历史 小高考 教学 复习 在高中阶段,高二是非常关键的一年,高二必修班的历史教学也因为面临小高考而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过关率和冲A率,成为每个高二历史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怎样讲授新课,复习旧知,许多老师都在苦苦寻找更好的方法以求获得更好的效果。 一、认真学习2011年小高考纲要,仔细找出新增和删除的考点 拿到《2011年江苏省高中历史学业水平测试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后,我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与2010年相比,其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增加了一部分考点,二是删除了一些考点,三是有些考点的表述发生了变化,四是对一些考点的要求由了解提升到理解。其中新增加的考点约30处;删除了约20处;由了解变为理解和表述变化的约20处。从整体上看,三册书中必修一、必修二的变化较大,必修三的变化较小。再加上必修1、必修2、必修3的考试内容比例约为4:3:3,所以复习中侧重点要略偏于必修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已不怎么出现的“判断题”说明中,要求考生加强对知识点掌握的准确性,同时也要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总之,历史学科在测试能力要求上明显提升。 二、针对考纲变化研读历史教材,认真编写切实可行的导学案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无疑编写高效并实用的导学案有利于这一目的的达到。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由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导学案设计质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学生通过设计的导学案增长知识、形成能力。因此,编写导学案的第一要求就是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以高度的责任感编写导学案。 关于导学案包括哪几部分,如何编写导学案,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仅谈谈下面几个值得我们共同反思的问题。 1.我们编写的导学案是为应付学校检查还是为更有利于教学与复习? 2.如果我们是为更有利于教学与复习,那是否用心地去编写导学案? 3.如果我们是真正用心地去编写了,那是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4.如果我们达到了编写的预期效果,那是否应继续坚持了下来? 现在很多学校都采用了导学案这种教学方式,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只有认真负责,持之以恒,才能让这种方法真正发挥作用。 三、切实做到减负增效轻负高效,真正提高课堂教学与复习的效率 减负的目的是规范中小学的办学行为,减轻学生过重的文化知识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减负增效”与“轻负高效”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减负轻负,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高效,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科学地施教。 基于此,教师应研究如何让学生学得积极主动和轻松愉快,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会为会学。 因为现行高考制度仍然是一考定终身,所以我们在减负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提高课堂效率,做到“课内不松,课外不争”。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呢? 1.把功夫用在课外,充分备好课。 备课是教学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教师水平、教材内容和学生基础已定的情况下,备课是教师能否上好课的前提。教师能否认真备课和善于备课,也是能否迅速提高教学水平的主要环节。教师在备课中要做到两个“吃透”。首先是吃透教材,在备课过程中认真学习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研究和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思想内容、知识基础和基础训练的要点,从而确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便设计科学的教学方法,完成教学目标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效并实用的导学案。另外,明确教学目标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来备课、上课。如果每节课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的处理、课堂的结构等都会失去依据,其结果只能是教学内容不是面面俱到、详略不分,就是喧宾夺主,杂乱无章,从而就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其次是“吃透”学生。在掌握教材的基础上,要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基础、智力水平、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和差异情况等,多思考如何才能用更精炼的语言,更准确的语气调动学生思维,让学生成为课堂大多数时间的主人,让他们有更多、更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交流与探讨,促进其主动发展。这样做才会使时间的效率得以最大化限度发挥,甚至产生大于课堂四十五分钟的教学效果。 2.把本事显在课内,上成优质课。 好的课堂不仅有质而且有量。高质量的课堂要求教师既有既定教学目标,又根据课堂实际进行教学;教师要优化课堂时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在自主探究的学习氛围中有所提高;教师讲解问题不在多少而在精要,组织讨论不在花哨而在实用,合作互动不能天南海北而要联系教材和学生的认知水平。 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都知道:一节课学生思维的最佳时间是上课后的前5分钟到20分钟。所以,课堂教学要提高效率就要把握时间分配。珍惜时间不是教师急不可待地把课堂内容讲完,而是要多给学生时间思考。教师可根据不同课型安排教学过程,调整教学方法,保证在最佳时段内完成主要任务,解决关键问题,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练习或讨论等,使教学过程一直向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向进行,保证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内均有所获。教师起主导作用,对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心中有数,哪里该启发引导,哪里该讲解,哪里该重点强调,把握好“讲”的尺度,千万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漫天撒网,由教师一人唱“独台戏”。否则,挤掉学生读书、思考、练习的时间,教师便劳而无功。叶圣陶先生说:“假如学生能够‘领悟’了,能够‘研究’出来了,就无须教师的‘讲述’了。教师所‘讲述’的,只是学生想‘领悟’而‘领悟’不到,曾经‘研究’而‘研究’不出来的部分。这才显出‘讲述’的真正作用。”长期以来,课堂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师讲得太多了,学生活动太少。教师少讲,学生多读、多思、多练,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这也是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上课前我们不妨制订一个时间表,标明每一个教学环节大约所需时间,努力控制好节奏,做到课堂尽量无废话,多给机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表现,让学生主动探索,提高效率。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必须坚持在每次提问之后都要“等一等”,即使只是几十秒钟。让所有的学生开动脑筋,进行思考,为解决问题作出自身努力。经过这一点时间的思考,他们也许就能茅塞顿开,不仅省去教师讲的时间,而且有利于面向全体,提高课堂效率。学生积极主动去学,比任何教学方法都好。 四、温故知新,强化课后复习 新课改推行后,高考只有语、数、外计入总分,大部分学生更加重视这三科的学习,而忽略了其它几科。尤其是参加小高考的科目,平时更是得不到重视。很多学生认为课后复习这几科就是浪费时间,只要快考试时好好学学就行了。鉴于这种客观现实,我们没办法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复习历史,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调整好心态并给学生讲清楚小高考的重要性,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以有利于课后复习。 复习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夯实基础。 小高考试卷容易题占70%,中等难度和较难题只占30%,此外,《说明》也明确提出,历史(必修科目)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以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和省教育厅颁布的《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为依据。同时还从江苏高中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测试内容和要求作了一定的调整,在新课程标准的框架下,缩小了测试范围。因此,师生的复习要紧扣说明的测试内容和要求,不必盲目扩大复习范围,因为学业水平测试毕竟不是高考,注重的是基础性知识。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复习时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绝不可避重就轻,一味地深挖难题,而忽视应该作为重点的基础知识。所以我们要把该复习的基础知识全面地复习一遍,尽可能全面不遗漏。 2.融会贯通。 找到知识之间的联系,从局部到全局地把握全部。 3.灵活地运用知识。 学历史,要“死”去“活”来。历史课是一门机械死记量比较大的学科。但是在考试中却要把记住的材料灵活运用,这就不仅仅要记得牢、记得死,更要理解,理解得活,即谓“死”去“活”来。 4.捡“渣子”。 即查漏补缺,在复习过程中,一方面强化记忆,一方面查找有没有遗漏的知识点,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知识,提高能力。 5.翻饼烙饼。 复习犹如“烙饼”,需要翻几个个儿才能熟透,否则就会夹生。记忆需要强化,不反复强化便难以记牢。因此复要两三遍才能完成。 6.在复习中要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兴趣。 这一点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因为从这几年的小高考历史试卷我们可以看出,材料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在30道选择题中,2007年材料题仅占20%,2009年占到80%,2010年材料题更是重头戏,除了有文字性的史料外,还有大量的图表和图片甚至有古印文。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要跟上小高考试卷变化的步伐,注重培养学生做材料题的兴趣。首先要培养学生做材料题的信心。要告诉学生,材料题并不可怕,不需要把材料逐字逐句地翻译下来,只需看懂材料,并找到材料与课本内容的结合点,从而把题目做出来。要熟练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基础知识。其次要多做这方面的训练,所谓熟能生巧,学生接触的材料多了,自然在考试时驾轻就熟。再次要告诉学生,做材料题时看到不熟悉的材料,一定不要慌张,而要耐心地看完题目,也许在你“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再往下看一点就会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如果你不能耐心地看完题目,则可能不仅这一题失分,而且会影响下面的题目。最后面对材料题要做到容易题不丢分,难题不得零分,不轻言放弃,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和最后一分钟。 关于高二必修班的教学与复习,我认为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一定会收获颇丰。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文科历史教学综述 一、注意及时指导学生总结复习,由专题到阶段小通史 如:《专题三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与“中国近代史”第一步:本专题总结①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共同的主题向西方学习,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救亡道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②主要过程A.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林、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中体西用学器物(军事技术)抵御侵略(制夷)B.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思想)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辛亥革命激进派(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学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学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③认识:救国、爱国、进步;救亡图存与政治运动相结合;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第二步:“中国近代史通史脉络(1840—1949年)”(略)高二年的阶段小通史复习,不必苛求学生能百分百掌握,学生只要有小通史的主干知识体系,形成纵向、横向线索和整体的文明史观,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形成初步的“贯通古今,中外关联”的“通史”框架,有利于在高三复习中学科能力的提高,顺乎高考的命题方向。 二、选修课程的教学建议与对策 “必修课是通史学习,选修课是深入学习,选修命题将大多采用新材料、新情景进行选拔”(杨宁一教授的观点),福建省高考文综的历史学科考试命题中选答题从《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和《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三个选修模块的试题中选答一个模块的试题,占15%的分值。为此,对高二选修模块的教学提出以下的建议与对策:1.教学内容选择的原则。遵循《课标》,依据《福建省考试说明》的要求,大胆取舍,灵活处理,重点选择对必修教材具有互补性,以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为主线。如:福建省高考试题2009年高考——A.与明治维新;C.华盛顿和孙中山;2010年:A.北魏孝文帝改革;C.甘地;2012年:A.宗教改革;C.康熙帝2.注重与必修课程的衔接与深化。避免同一水平上的简单重复,结合必修模块的历史背景分析改革、人物,或以选修模块的知识加强对必修模块知识的理解,逐步培养学生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和部分的通史知识,提高教学效率,节省教学时间。如:——必修三的《顺乎世界之潮流---维新思想》。 三、教师引导学生注意归纳知识的异同点 如改革的类型促进社会转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明治维新、,商鞅变法、俄国农奴制改革;学习先进文化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明治维新、;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梭伦改革、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影响(阶段性的,长远的本国的,世界的);改革内容的相似点(土地的处理、保守阶级的利益);历史人物历史作用(时代影响、社会的转型、国内影响、国际影响);历史人物的相似优秀品格、人生经验等。 四、加强行为习惯、学习方法的指导洛克 对高二文科的学生要培养他们的听课、笔记、思维、自主学习等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要求学生知识点的记忆要规范、准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踏踏实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概念是高考取胜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就没有能力素质的提高。高二文科生学习压力较小,有不少的自主时间,可指导学生阅读部分的人物传记、历史专著,观看部分纪实影片如:《领导者》《与尼克松在1972年》《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历史是什么玩意》《历史在这里哭泣》《往事并不如烟》《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路》等,这样即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也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的多角度理解,有利于培养历史兴趣。“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质的基础和载体”[2]新课程的高考命题原则“依纲不靠本”“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注重“新材料、新情境”设计题目,注重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等能力,因此高二文科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去指导学生如何解读材料,如何结合所学知识去解题,并规范答题,如何论从史出形成自己对历史认识的方法,不断提高学科能力,为高三复习备考养精蓄锐。高二年不是喘息、放松的时段,高二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学段,规划好高二年的教学,及时对高一必修1、2的查缺补漏,扎实掌握高二年的教学内容,并具备一定的学科能力,才能自信、从容、稳健地迈入高三的高考复习时段。 作者:庄丽红 单位:厦门六中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年级历史教学方法实践 摘要: 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较落后,导致学生对历史学科内容和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差,思维能力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不足,学习有效性亟待提高。本文就高二年级历史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探索进行了相对简要的分析,以期为广大同仁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高二年级;历史教学;实践和探索 新课程改革指出,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高二年级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教师要尤其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高三备考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高二历史教师教学方法较为落后,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一、创设合理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需要教师以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基础。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才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而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合理的情境是重要的途径。合理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遵守两大原则:第一,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第二,带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思维性。这样才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习变得轻松快乐。情境创设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进入到情境中,切实体会和理解教学内容,情境越吸引人,学生的学习兴趣越浓厚,学习效率自然也越高。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为例,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先为学生展示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的图片或者百家争鸣的小视频,然后向学生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学生对这方面知识均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踊跃发言。然后教师提问:“你们知道他们提倡的思想吗?”“他们处在哪个年代?当时还有哪些主流思想呢?”这样的提问式情境教学法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主动性。 二、巧用合作讨论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讨论空间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合作讨论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合作讨论法要求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让学生工艺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学习和讨论学习。这一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独立思考,提升学习能力。但是,在合作讨论法中,教师首先要重视将学生按照一定的互补性原则进行分组,如成绩较好的和一般的一组,性格内向和外向的一组等。其次,教师要注意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许多教师在采用合作讨论法教学时会发现,课堂氛围的凝重或者枯燥均会导致讨论的效果减半,因此,教师在合作讨论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生讨论的引导,方式、方法、内容都要尽量丰富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对比是历史学科经常出现的问题,教师应该先引导学生对中国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引导学生对西方思想进行同样的分析,最后让他们对中西双方进行比较。这样一来,教师教得愉快,学生学得愉快,既能拓宽学生的思维,又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非常有助于学生历史成绩的提高。 三、采用分层教学法,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同一个班集体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强,有的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弱。传统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能力较强和较弱的学生是一视同仁的,给学生布置的任务也是难度一致,这种教学方式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任务难度过高,学生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锻炼,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压力,自信心丧失;任务难度较低,学生能力较弱的学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感觉没有挑战性,学习积极性不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班集体中,不能因材施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教学法,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展开分层教学,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选择更为适合的教学方法,使所有学生都有进步和发展。如教师启蒙运动的教学中可以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了解运动的背景,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而对于学生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析启蒙运动的思想,并对比中国思想运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锻炼,学习能力弱的学生也不至于因为学习压力大而厌恶学习。 四、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历史学科知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在教育界的应用更加广泛,教师在教学中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丰富学生的历史学科知识,构建更加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课堂中采用一些图片画面和视频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进行学习,教学效果更为突出,而这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也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何让学生形成完成的历史知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学生通过对知识的系统了解主动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可以促进他们学习效率的提高和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传统教学中教师无法对学生进行充分的知识拓展,但是多媒体技术可以做到,教师应该灵活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提高他们学习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也了解了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要提高高二年级历史教学的有效性要求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并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创设合理情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第二,巧用合作讨论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讨论空间;第三,采用分层教学法,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第四,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历史学科知识。这样便可以寓教于乐,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 作者:李丽莎 单位:山东省胶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写学期历史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二的历史教学任务是要使学生在历史知识、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品德、情感、态度、价值观各方面得到全面培养锻炼和发展,为高三年级的文科历史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为高校输送有学习潜能和发展前途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打下良好基础。 高考的文科综合能力测试更加强调考生对文科各学科整体知识的把握、综合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为解决问题而迁移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体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的通识教育理念。教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教材,转变教学观念,紧跟高考形势的发展,研究考试的变化,力争使高二的教学向高三教学的要求靠拢。 按照《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要求,认真完成高二阶段的单科复习工作。坚持学科教学为主,落实基础知识要到位,适当兼顾史地政三个学科的综合要求,培养提高学生学科内综合的能力。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落实基础,提高学科思维能力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 二、教学依据和教材使用 根据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和普通高校对考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参照《历史教学大纲》和2003年《考试说明》进行教学。使用人教社2003版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下册(选修)为教材。以人教社新版《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参考书》下册为教参。教学中要注意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具体要求,针对性要强。根据新形势下的考试要求,教学中应重视对知识系统和线索的梳理,重视知识间的横向联系,加深对历史知识理解和运用。 三、教学内容 《世界近现代史》下册提供了自一战后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发展史实,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学校和学生的情况自行调整,灵活安排教学内容。提倡教师尝试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积极启发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四、教学安排 1.每周2课时,本学期共21周,约42课时。 2.4月下旬前要复习完世界近现代史下册的前三章。期中安排区统一测试。 3.6月底提供全册书的练习题一套,仅供参考使用。 4.本学期有《高二历史》单元练习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编,中国书店出版)辅助教学,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练习,希望教师及时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导学案教学模式小结 摘要:新学期伊始,我校大力推广“三环节导学式”课堂教学模式。从开学前的各级各部门的专门培训,再到各种研究课的讨论点评,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本文将我校高二历史备课组就实施“三环节导学式”模式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作一简要总结。 关键词:历史教学;导学案教学;模式小结 一、分组学习,使学习小组更有利于学生交流合作 在高二年级,非常强调学习小组的作用。由班主任教师负责,各代课教师协调,形成班级各具特色的学习小组,这比较有利于学生参与课堂,有利于学生与教师形成积极的、互动的效果。 二、制订合理高效的导学案,使学生课余时间更充分合理地运用 导学案是打造高效课堂的有效载体,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学校强调导学案体现以下原则:知识问题化、问题层次化原则,主体性原则、探究性原则。强调教师个人深度备课基础上,备课组集体研讨,形成定案。导学案包括两个部分:预习案重在“导”字,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案,是学生学习的指南针;巩固案是对学生当堂学习内容的评价和检测。 面对高二学生时间紧、内容多的特点,我们对高二的导学案进行了符合历史学科特色的改革。 措施之一:直接联系课程标准和高考考点,以课程标准和高考考点作为抓手,设置问题,体现知识问题化、问题层次化,并以之作为学生课前预习的重点,以求减轻学生预习负担。 措施之二:对于一些重点难点知识,我们设置了一些“思考题”,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可以增加学生对知识之间横向纵向联系的理解。 措施之三:根据历史学科特色――强调“注重史实”,强调“论从史出”,我们设置了“知识拓展”或“合作探究”或“高考题赏析”或“历史链接”等模块,通过运用一些典型的、经典的、情景类的史料,来启发启示学生,来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证据意识,通过史料让学生体验历史、感悟历史。 对于导学案,要力求课前发下去,要求学生课前自主完成预习案,这样学生上课时可以就预习中的薄弱环节更有针对性的听课,同时也可以极大提高第二天课堂效率。所以,为督促学生完成,导学案要求及时收上来批改或查阅,对于完成出色的,给予表扬;对于完成马虎的,了解原因,给予督催。切实提高“导学案”的引导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课堂管理、注重课堂设计,使我们的课堂更积极、高效、精彩 随着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有效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追求。我校倡导的“三环节导学式”教学模式包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精彩展示”、“纠错反思”等。 在这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高二历史备课组还是力求每一课都按照这三段式的要求在完成,尤其是针对其中的“精彩展示”、“精讲点拨”环节,我们也力求做到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得到展示与表现的机会,得到锻炼与肯定。但是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困惑。 困惑之一:学生的课余时间,不能得到真正有效利用,如何做到真正的精彩展示呢? 课堂改革背景下,课程资源已经不单纯是教科书、教辅材料,还应包括其他许多资源。从其来源分,可以分为校内的、家庭的和社会的三方面;从其存在的形式分,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文化产品两方面。可以说,我们周围存在着丰富的而又极其珍贵的教学资源。以笔者所任教的历史学科为例,除了教科书以外的课程资源还可以包括――各种历史书籍、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历史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重大事件等等,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丰富历史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历史课程资源。 然而,我们学生从早上7:00到晚上11:00,每天学生在上完必要的课程的前提下,还要完成第二天所有课程导学案的预习工作,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再来进行家庭、社会的历史课程资源的进一步拓展工作了。说实话,可能连多看一本历史课外资料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就学案谈学案,就课本说课本,学生又如何真正做到精彩展示呢? 困惑之二:使用效果不佳,我们发现在课堂上讲过的题仍有少数学生没有完成或没有更正。 困惑之三:学案是学生很好的复习资料,但有些学生(普通班)今天发的学案明天就找不到了。 困惑之四:实施导学案,每一节内容比原来要多用两节课,时间比较紧,严重影响教学进度。 所以,针对这些困惑和问题,我们也在不断思索,尝试进行一些改进。 在探索中寻求解决方法: 解决之一:建议学生利用课余或周末时间,通过到图书室看书、上网查资料等方式扩充知识面,丰富历史知识,为精彩的展示作准备。 解决之二:对做过或讲过的导学案,再次收起来查阅或批改,并要求学生妥善保管,作为复习资料之用。 解决之三:创设有效教学情境,导入新课。每堂课的引入都要创设良好的情境。创设适合本课时的故事化、生活化、活动化或问题化的教学情境,以激发学生求知欲。比如,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歌《敕勒歌》导入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再导入《北魏孝文帝改革》;还比如,用一段让学生捧腹大笑的《生物进化》宣传片,导入生物进化论……精彩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导入新课,作为一堂课的首要环节,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对于学生对这节课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对于一节课的成败无疑是关键的一步。一个成功的课堂导入可如同徐徐拉开的帷幕,让同学们一眼看到精美的置景。又如乐章的序曲,使学生一开始便受到强烈的感染,从而为整节课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解决之四:进行小组竞赛。课堂上为了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笔者采用了小组竞赛的方法,将全班分成12个小组进行史实的记忆、学习的比赛、课堂的展示、当堂的练习和每周的“周清”。每个环节必让学生竞争。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每个学生为了小组利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大家都在抓紧记忆、整理和交流,同时也便于展开小组及小组间的讨论。在这样一种方式下,我已经再次见到了久违的“争先恐后”的回答问题的场面,甚至出现当一个问题提出后,十几个同学同时站起来抢答的场面,兴意盎然、热情高涨。让上课的教师也会随之激情澎湃。小组竞赛的方式已经存在于笔者的课堂的每个环节,笔者正试着让小组竞赛成为学生的一种学习习惯,让小组合作竞赛成为高效课堂的一个支点! 当然,教师的点拨要根据学生精彩展示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随时进行点拨,这样可以针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知识要点的剖析,分析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建知识网络、抓住问题要害、突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最后,我们认为一份好的学案,并不是堆砌几个题目,而是能使学生更容易地学和教师更方便地教。学案的使用效果关键是看学案设计的质量。复习课和新授课的设计有何不同?如何有效使用学案?学案如何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总之,强调要因材施教,也说过教无定式、教无定法。不管怎样,只要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和综合进步有利,我们就要勇于尝试、积极尝试。我们会根据我校高二学生的特点和历史学科的特色,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合适的改革!当然,这还有待于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去进一步积累经验,才能形成一种适合我们紫中的历史模式!才能更加激发师生的发展动力! (作者单位: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紫阳中学 725300)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社会诚信论文:关于打造诚信社会环境的论文 打造诚信社会环境为构建“和谐抚顺”奠定基础 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其中的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普遍价值。正确把握诚信的内涵,充分认识诚信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性,自觉把诚信的要求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构建“和谐抚顺”,促进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诚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 ⒈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几千年来,“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等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立身之本、生存之道、谋事之基、发展之源。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础和为人处事的底线。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不以诚为本,不以信为先,就无立身之地。解决诚信危机,必须倡导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应该在全社会倡导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成为一个受同事、受社会尊重的人。 ⒉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信用状况关系到资源配置、经济运行和市场交易安全等整个经济活动秩序问题。企业在市场中要进行无数次交易,各方为了获得总体收益,会理性的讲究信用,希望把交易延续下去。失信在初次交易中也许能占便宜,但最终必然遭到丢掉客户的损失。事实充分表明,诚信是增值空间最大的资本,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要想构筑企业长青的事业,就必须从长远出发,依法经营,信守承诺,树立良好形象。 ⒊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发达国家,商业贸易的%采用信用方式进行,只有不到的贸易采用现汇结算,而我国信用交易方式仅占交易总额的左右。诚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诚信的本质是一种道德约束,是辅助法律来维持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的道德准则。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信用经济成份大小,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体系,大家不讲诚信,不但生产秩序要破坏,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秩序会被打乱,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⒋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体化”和“信息化”的特点。“两化”的程度越高,国家的形象就越重要。近年来,我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较多的国家,有人说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说话算数,遵守国际规则,在世界上享有良好信誉。然而,也有资料显示,我国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两个百分点。中科院推出的“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指出,在世界发达国家用美元可办到的事,在中国需要美元,这意味着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综合成本要高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诚信是一个具有放大功能的杠杆,哪个国家讲诚信,就会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带来的利益要远远高于诚信的投入。 二、信用制度的缺失与构建的紧迫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出现信用严重缺失的现象,其突出的特点是:第一、见利忘义,不择手段。为了捞钱,一批批惟利是图者大量地制假售假,甚至制造和销售有毒物品,从事图财害命的罪恶勾当。第二,商业欺诈,坑蒙拐骗。以假乱真,误导消费;虚假信息,质量欺骗;商标侵权,专利侵占;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肆意违约,毁掉合同;街头行骗,花样翻新。第三,虚假作帐,瞒报欺骗。虚报注资,偷逃资金;不还欠款,蓄意逃债;拖欠税款,偷税漏税。第四,集团炮制,结伙行骗。经济行骗诈骗很多超出了个人行为,而且带有团伙性、结伙性和地域性。我国现阶段的信用缺失是非常普遍的,具有极大危害性。 我们抚顺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第二故乡,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经过多年的“人人学雷锋,创造文明城”、“百城万店无假货”、“重合同、守信誉”、“十星级文明户”创评、“道德信贷”工程、最佳较差“双评”、“诚信单位”评比、创建“诚信商务区”等活动,我市的信用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其主流是好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抚顺市的信用状况,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政府的信用监管还远远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例如,在企业对银行信用方面,利用各种手段逃废债务现象还时有发生;在商品质量信用方面,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在纳税信用方面,企业偷税逃税情况还屡见不鲜;在社会信用方面,市民居家过日子还得处处小心提防。据市消费者协会统计,我市的申诉中心开通三年来,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件,消费者投诉的十大热点有食品、手机、商品房、装饰材料、太阳能热水器、通讯计费、餐饮环境、虚假宣传、洗染服务、美容美发等。再如,我市于年代曾是国家名牌产品在全省第二多的城市,当时获得国家金银质奖的产品分别为种和种。但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每况愈下,诚信度下降,没有一个获得中国名牌称号,导致我市的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当前,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已成为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定每年月日为“公民道德宣传日”。国务院领导提出要用年左右时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上海和浙江等许多地方,已开始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把企业、个人的诚信表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我市作为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不等不靠,采取一 些积极稳妥的措施,着手抓好全市的诚信体系建设,以便给构建“和谐抚顺”,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良好的政务、法制、经营和服务环境。 三、对打造“信用抚顺”的几点建议 要打造诚信抚顺,搞好抚顺的诚信体系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先易后难、有序推进。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⒈强化政府信用建设,树立“信用政府”形象。政府信用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建设信用抚顺,政府要率先垂范,取信于民。一方面,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增强信用意识,大力抓好自身信用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信用建设上的主导作用,加快完善信用法规体系,强化信用监管,整治危害社会信用的各种行为,构建信用激励机制,着力创建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充分发挥政府信用管理职能。要狠抓依法行政,加大执法力度,改进执法环境,提高执法水平,切实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进一步强化行政监察、行政投诉制度,建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加强对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监督力度;要建立和健全行政决策的社会咨询机制,完善政府决策程序,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克服行政行为的随意性;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要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各种破坏社会信用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保障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健康发展。 ⒉加强企业信用建设,推动企业走诚信经营道路。企业信用是“信用抚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信用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兴衰存亡,而且直接关系到抚顺的城市形象和信誉。打造“信用抚顺”,必须要有诚信的企业,诚信的市场。当前应重点抓好项工作:一是抓紧研究建立抚顺企业信用资讯网。汇集工商、国税、地税、质监、劳动保障、外经贸、公检法司、人民银行等部门掌握的企业信用记录,实现各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形成完整的体系,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信用状况,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咨询服务。二是着力推进企业诚信经营。建立完善企业经济户口制度,加强企业信用监管,健全市场准入和逐出机制。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集中开展打击假冒伪劣、无照经营、行业垄断、商标侵权、虚假违法广告、合同欺诈等专项执法整治,严厉查处经营信用失范行为。三是推进企业依法纳税。完善税收制度建设。健全税务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努力营造诚信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的舆论氛围;加快建立抚顺市纳税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税收管理监督,扩大税源监控覆盖面。四是抓好企业质量信用建设,努力提高我市企业和产品质量诚信度。继续开展名牌产品的评比认定工作,加大名牌产品的宣传和保护力度。五是规范企业信贷行为。做好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升级工作,促进完善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增强贷款信用度;加大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工作力度,完善管理和防范机制,加强金融同业协作,对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同业制裁,并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六是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要引导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中强化信用自律。 ⒊加强社会中介机构信用建设,促进中介服务业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的信用建设,是“信用抚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必须把完善信用中介机构监管,发展信用服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切实抓好。要努力营造中介机构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大力培育和发展信用调查、信用认证、信用评估、信用担保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促进中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要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缓解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要加快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建设,引导社会中介机构诚信经营,完善自律机制,维护良好的社会中介秩序。要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的信用监管,尽快研究制定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开展社会中介机构清理整顿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失信惩戒机制,从业管理制度和信用记录制度,促进信用中介组织的规范发展。要建立、完善社会中介机构信用信息数据库,鼓励对信用信息的深度开发与延伸服务。 ⒋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夯实“信用抚顺”基础。建设个人信用是打造“信用抚顺”的基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党委、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道德规范和制度约束并重,把文化的、制度的与市场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共同促进个人信用的完善与发展,使诚实守信蔚然成风。一是要强化社会公众诚信教育,切实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公民个人的信用素质。二是着眼于未来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逐步建立完善个人信用制度,积极开展个人征信运作模式和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培育个人征信的外部环境。三是进一步强化企业经营者和个体私营业主的个人信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经营者和个体私营业主的信用记录、评估、警示、惩戒制度。 社会诚信论文:虚拟社会大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网络时代所引起的网络诚信问题就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作为当今社会新鲜事物的主要接受者,大学生与网络之间有着更多的契合点,这种契合点使二者之间更容易“一见钟情”,为此有些大学生在网络状态下出色的表现让社会变得徇丽多彩,但也有不少大学生因网络的出现而迷失方向,违背社会道德。事实上,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更需要这种诚信的品质在心中,把它作为进入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接入点,使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诚实守信为准则,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增添正能量。 二、网络对大学生诚信行为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 道德感与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和社会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道德感作为一种高级情感,是人们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或他人思想和言行时产生的内心体验。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客观而言,网络是个隐匿又开放的环境,其自由、开放、隐匿的特点使人们的约束力与克制力大大弱化,甚至出现一种“规范真空”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人的自制力往往变得不堪一击,再加上大学生的意志力比较薄弱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而,面对虚拟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往往会抛弃现实社会的限制与约束,在交往与做事过程中出现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任意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道德感与责任感在他们心中早已趋近为零。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大学生缺乏网络诚信意识、网络道德水平下降、自我调控能力的不强。对这些敏感大学生来说,网络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很容易造成扰乱社会行为的产生,这不仅扰乱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有损国家形象,影响社会稳定。 (二)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社会角色冲突 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隐匿性,使得身心还在发育阶段的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自由进行角色扮演,甚至还能在网络上刻意掩饰自己真实身份而进行相互攻击、谩骂,污染网络环境,破坏社会的行为准则,抛弃在现实社会中约束自身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在网络社会中“游戏人生”。由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促使部分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中来回切换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部分大学生逐渐分不清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区别,形成多重人格,难以以诚信为准绳约束自己的行为,更难使自己在现实角色与网络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这种角色的冲突与互换长久下去自然会破坏角色规范的实现,还会阻碍现实社会中正常的角色规范。这样的不良循环长久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仅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阻碍,更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 网络世界虽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发展,但却不能等同或高于现实世界,大学生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举止还应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然而,现在的部分大学生似乎已经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存在整天沉溺于网络,在网络世界里渐渐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的本领和技能,甚至对现实社会持有抱怨、悲愤、失望的态度,不愿意与外界沟通交流,但却觉得虚拟世界是他们的理想世界,那里面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于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宅在网络里,成为现实社会里的“宅男宅女”。可以说,一个“宅”字映射出网络交往给大学生带来的弊端,一是它使人们之间原本面对面的交流变为以各种动画表情、字母符号等虚拟元素进行情感交流,看似热烈生动的沟通交流,但是与面对面的谈心相比,在交流中少了眼神的凝视、肢体的互动以及真情实感的流露;二是长期沉溺于网络中会让大学生产生自闭心理,这种心理使大学生对现实情感逐渐感到麻木进而产生交往的冷漠化,久而久之使整个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冷漠化。 三、影响大学生网络诚信行为的原因 (一)网络诚信日益弱化,网络社会公德缺位 网络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具有很多明显的不确定性,导致网络失信行为极易在互联网中产生与存在,且很难受到道德的约束与法律的制裁。因此,一些大学生并不认可“网络中聊天撒谎是件不道德的行为”,反而认可“网络聊天或者交往中可以有不诚信行为的存在”,并且持这种赞成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31.3%的人认为“网络聊天交往出现撒谎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有37.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网络中可以毫无顾虑的从事任何行为”,网络社会真正变成了“隐身人”的乐土,网络诚信日趋弱化。网络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知识,这也使一些不善钻研的大学生可以巧走捷径,不脚踏实地、投机取巧,养成弄虚作假、浮躁的不良学风,导致网络社会公德的缺位,如明目张胆的在网络上找人替考、买卖答案或者剽窃论文等情况略见不鲜。这不仅败坏了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良好学风,还践踏了学术尊严,加促了学术腐败,更导致了大学生思想品德与学术水平的急剧下降。 (二)网络违法现象日益猖獗 虚拟性和隐蔽性是网络社会特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使人们在从事道德行为时在自由度和随意度上大幅增加,但这也进一步为社会生活中逃避道德责任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违法事件,但因网络犯罪在手段上显得高明不易被人察觉和查处等原因,一些大学生网民也抓住了这样的心理通常在不考虑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带着虚假面具在网络上与他人进行各种网上活动,甚至采用欺骗的方式赢得对方的信任,从中获取不合法利益。但是,这些大学生并没有觉得网络中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或者违法的,反而将这样的行为视作一种本领,并争相效仿,情况十分堪忧。 (三)学校诚信教育不足 在传统应试教育之下,一个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评价一个学生好与不好的标准多还从分数方面考虑,很少去考虑一个学生的德育是否良好。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人才观,这种只重“分”不重“德”的传统教育体制忽略了学生更为重要的品格和才能,将教育彻底引入到一个很大的误区。客观而言,如今我国高校在诚信理论教育方面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意识基本停留在空白阶段,这显然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并没有很好的将教书与育人相结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也就成为了导致大学生诚信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 (四)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不足 学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就可能使学生有空子可钻。例如,学校在日常考勤、成绩考核、论文审查、考试监督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监督不严等漏洞就很容易让一些爱钻空子的大学生有机可乘,他们这样的心理长久下去就很容易养成诚信缺失的恶习。同时,在诚信教育管理方面,我国的很多高校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进行管理、规范与约束,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在其约束力上自然也就显得疲乏无力。这不仅是对高校诚信制度管理的一个严厉责问,同时这些不诚信行为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造成了诚信缺失行为的不断泛滥,泛滥的诚信缺失行为蔓延至网络中就造就了大学生网络失信行为的产生。 四、加强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对策 (一)精准定位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理念 做好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主要的任务是要精准定位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诚信教育理念。在这方面需要坚守两个原则:一是知行合一原则,它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首要遵守的原则。在现代社会培养和塑造符合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所以在高校的教育实践中应该切实将诚信教育和网络实操统筹起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不断扩充知识,丰富教学内容,完成学、思、知、行四个方面的完整统一。同时,在知行合一当中需要任课教师熟练掌握网络教学,认真学习和钻研网络教学技能,使自身的网络技能与学生的网络知识结构保持一致。因为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是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是在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言行一致中形成的,是值得社会与众人信赖与认可的,所以一时的、不长久的作秀之风是不能被认可与信赖的。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原则。首先,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要求教育管理者在进行学生网络诚信教育中应当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的角度,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网络诚信教育的开展,把持学生的自治化教育,培养大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的积极人生观,增强大学生自身对网络真假信息的辨别意识。其次,以人为本管理原则要求学生作为网络诚信教育管理的主体而非客体参与到其中,积极进行网络诚信教育的管理工作,使其在整个教学管理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二)开创网络诚信教育的师生互动模式 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应该从网络时代的特点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教师应当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了解学生的需求,学生通过参与教学的管理了解教师管理的不易及自身需要遵从的规范要求,从而更好的实现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所谓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从实质上就是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从学生的内心出发挖掘出内心当中善的一面,并将其大力发扬使其思想进步的一种行为。那么在开展师生互动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评价模式。任课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教学评价,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教师教学内容,同时也更好的使任课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改进。二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内容模式。任课教师首先可以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搜集整理一些学生愿意接受并与网络诚信教育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学生。其次,学生也可以亲自查询或借助网络整理一些与诚信教育相关的内容与任课教师一起开展讨论。三是开展师生互动交流模式。网络给老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交流平台,在这里各自不因身份的限制而有所规避,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完全自由、平等的状态下聊天、讨论,敞开心扉,这不仅增进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开展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三)完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 大学生诚信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这种教学效能的硬约束力来实现。一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价机制。教育评价机制是建立在开放、公平的环境下,从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与学生互评、学校评价、社会及家庭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切实做到评价全面,不可疏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激励的形式促使大学生养成诚信的意识。二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惩戒机制。针对大学生网络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特别是针对一些情形恶劣的行为,校方要做出严厉的惩戒措施以此警示学生。三是要将高校的网络诚信评价系统与社会网络诚信评价系统进行联网。通过联网的方式使社会用人单位更容易了解到大学生在学校的诚信行为,能更好的选择企业所需人才,但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强化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四)优化网络环境,营造文明上网的文化氛围 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环境的和谐,将诚实守信作为大学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基准点,使诚信教育长存于大学生心中。同时,还要加大诚实守信在校园的宣传力度,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诚信氛围,或不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学术报告、文体活动等更加生动形象地对诚信教育进行宣传,使大学生主动接受,自觉养成诚信意识,或者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大力弘扬,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大学生,使大学生意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作者:王晨 夏从亚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诚信论文:大学生社会信用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调查的主要结论 (一)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 当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被问到“你认为你们学校学生的总体诚信状况如何”时,认为“很好,不需要过多担忧的”的占27.59%;一半以上认为“一般,只是个别行为”;仅1.15%的人认为“很差,值得思考”。这说明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学生的诚信水平总体上较高,但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有部分学生的诚信水平需要改进和提高。 (二)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参与学校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 通过调查,相关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校会定期开展诚信教育活动,但提到参与活动,41.38%的大学生表示“不会”参加,“觉得没意思”;只有40.8%的人“会积极参加”。既然各高校都有开展关于诚信教育的活动,那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参加?除了大学生自身的问题之外,学校是否应该反思下诚信教育活动的开展形式以及其开展的真正意义呢? (三)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多样 调查题目中所涉及的考试作弊、贫困生身份造假、论文剽窃、求职失信、上课帮点到、撒谎请假等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现在的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涉及。其中有高达81.61%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现象频繁;还有76.44%的同学认为“上课帮其他同学点到”很常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形式日益多样化,这已向我们昭示着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不容乐观,完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刻不容缓。 (四)大学生的学业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调查时,当被问及“据你了解,周围同学考试作弊是否会被发现”时,七成以上同学表示“偶尔会被发现”;仅有3.45%的人认为“一定会被发现”。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的诚信品质总体是好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然而大学生不诚信现象却屡屡发生,面对这些问题,加强其诚信教育,完善其道德人格,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系统化工程。 二、提高大学生诚信水平的对策措施 (一)加大高校诚信教育的力度 首先,加强高校诚信校园文化建设,改变高校目前“重知识技能传授,轻道德素质教育”的局面,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在学生中树立诚信意识,这是促进师生身心和谐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其次,要把诚信贯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校广播台、校报、校内网等媒介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同学恪守道德要求。而加大高校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宣传力度也是重要举措之一。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负面效果往往比普通失信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那些损害学术道德的失信行为应予以曝光和严惩,用诚信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 (二)建立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诚信信息反馈与沟通机制 构建学校与家庭积极互动的诚信网络。首先,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的教育内容之中应努力给学生营造诚信的家庭氛围。其次,应通过信息交流等方式,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监护与引导,共同营造诚信的环境,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诚信道德品质。所以说,学校诚信教育是重点和主导,家庭诚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三)建立大学生诚信约束机制 1.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评价制度:从老师、同学和大学生自身三个角度对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作出定期书面化评价。 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规范信用考评体系:针对大学生诚信状况,形成书面化、系统化的大学生诚信档案,并基于诚信档案进一步形成规范化、系统化的信用考评体系。 3.建立和完善惩戒机制:针对大学生不诚信状况,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与惩戒机制,让诚信之人一路畅通,让失信之人寸步难行。 (四)重视社会诚信教育的导向作用 1.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2.加强社会保障制度 3.加大社会诚信宣传力度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学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整体素质水平的高低。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协同推进机制的实施路径研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质,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作者:王丽旦 薛烨南 李旋 单位:江苏大学 社会诚信论文:社会诚信体系职业道德论文 1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2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 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2.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 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2.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2.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二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职业道德建设通过职业素养的培养和职业规范的制定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管理,但超出道德管辖的范畴时,法律的强制力对已经触犯法律法规的严重职业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打击、惩处,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因而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建设是促进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作者:郑翠贤单位: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社会诚信论文: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1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人类先进文化与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延伸,是一种和睦、融洽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层面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2大学生诚信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2.1大学生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从另一个角度讲,诚信是由各方面诚信组成。而大学生诚信是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它社会诚信就不健全,完整的诚信风气就不能形成,而且会影响诚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和谐社会也难以构建。大学生诚信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学生诚信建设也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2.2大学生诚信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诚信建设的受益者又是诚信建设的参与者。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努力创造的过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更需要通过一定群体在建设过程中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大学生有其优越的自身条件,具备了成为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大学生自身的不稳定性又有必要决定对其进行规范和教育。 3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的途径 大学生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和谐社会大系统必然会影响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因此应从大学生诚信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个维度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 3.1丰富大学生诚信教育内容 3.1.1注重诚信教育的时代性。高校在诚信教育方面既要汲取我国古代传统诚信教育的精华,又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诚信教育内容,使诚信教育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更充分体现诚信教育的时代性。大学生诚信教育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为中心,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生活、就业等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诚信问题,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为导向的诚信教育内容。 3.1.2在专业知识教育中融入诚信教育。高等教育是学生步入社会最关键的教育阶段,与学生今后从事的职业最为接近。高等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因此,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上,除了对所学专业的具体理论和知识加以讲解外,要结合学科特点及课程内容,适时地融入诚信教育内容,使专业技能知识与道德品质的培养相融合,不仅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又提高了诚信意识,增强了法治观念,既增强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也增加了学生的诚信意识。 3.2建立完善的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要改善大学生诚信状况,提高大学生诚信意识,除了加强诚信教育外,还要建立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各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成立独立的诚信管理机构,负责大学生诚信管理、大学生诚信教育及大学生诚信实践活动等。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大学生诚信档案包括三个部分:大学生诚信承诺书、大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及大学生在校诚信表现。 3.3加强社会诚信环境建设诚信友爱被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出,表明我们将诚信建设始终放在道德建设的首位。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作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诚信建设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公民作为社会的产物,既能影响社会的环境走向,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为此,必须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作者:王爽朱志红王维国姜炜杨舒婷张帆单位: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道德创建和谐社会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 论文摘要: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近年来几起会计信息失真事件,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本文指出坚持诚信为本,强化财会道德建设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燃眉之急. 一、引言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I=Iiu,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己达到1700美元。这期间,社会矛盾更加深刻。能否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日标的重大问题。而近儿年来银广夏、银河科技等一系列卜市公司造假,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塌的财务丑闻频频爆出。这类事件的反复出现,使财会职业陷入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直接制约了社会上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更好地为构建和诺社会作贡献。 二、当前会计的不和谐现象 当前会计尚存在许多不和谐之处,主要有如下儿点。 (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淡薄 会计职业道德,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征的、调整会计一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既是带有强烈经济性色彩的经济道德,又是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社会道德。根据我国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实际情况,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国际上会计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主要包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 (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薄弱 我国会计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素质良芳不齐,相当部分设有财会专业的大中院校没有足够重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导致了很多即将步入会计从业行列的人员也对职业道德内容生疏,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弱点。 (三)会计信息失真 我国前还是存在不少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它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信息一旦失真,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秩序,且极有可能危及到政府的宏观决策,损害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计信息的质最直接关系到会计监督的质量,会计信息失真污染市场经济环境,滋生社会腐败;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市场信息失真,甚至可以引起社会混乱,严重阻碍我们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三、以诚信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一)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制定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规; 建立法制社会需要有法可依;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有章可循,否则很容易出现钻空子的现象。我国的会计法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呈现出一种有序状态,既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生活调整的广泛性和深人性,同时也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生活调整的有效性和有用性。但会计法制建设涉及的内容毕竟还比较有限,为了保证市场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正常运行,就需要市场主题之间契约的公正和遵行,即要有完备的职业道德规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有将法制的外在规范和道德的内在约束结合起来,共筑法律和道德的防线,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加快会计电算化和网络建设 企业会计信息质最需要良好的工作手段作保证。如果采用传统的手工操作,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有意或无的失误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从而与诚信为木的职业道德相违背。建设目前会计电算化的推广和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实现会计电算化后,由于采用了国家统一的规范的财务软件,使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和生成有了统一规范,减少乃至规避了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加快会计电算化和会计网络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利用价值,提高会计信息的传输速度,为使用者及时快捷了解会计信息提供便利,从而减少由于会计信息供给和信息使用者双方对会计信息的掌握存在差异所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对称现象。有效避免了信息生产者向外界披露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规避对白己不利的信息从而使自己获利的情况发生。超级秘书网 (三)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和检查 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和检查,需要形成一个规范和完善的制度。可以借鉴国内外一些先进做法,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等,并使其制度化。这样不仅能及时揭露隐蔽的会计违法现象,防患于未然,也可以减少会训一信息无意性失真的发生。我们需要对审计体制进行适当改革,适当加快发展社会独立市计。一旦要求市计机构对造成的经济后果也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仅能够督促审计机构不断提高市计工作质最,也增强了社会对独立审计的信任。 总之,坚持诚信,强化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参与和积极配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我们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诚信为木,加强财会人员道德建设,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刻不容缓。财会人员也有责任、有义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法律规范自己,以道德约束自己,并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宜传诚信道德建设的队伍中去,在企业乃至社会中树立这种诚信的道德氛围,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出白己的一份力量。只要全党全民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将会更加井然有序!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内容 信用管理机构的社会化信用服务行为,确保了有序实行各种经济活动和交易,保证市场经济的运作效率。信用管理机构利用将专业化的防范风险和处理信息提供给市场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程度,节约了信用交易所需的成本,延伸了博弈过程,拓展了市场规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失诚信的危害 1缺失诚信是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失衡的具体原因 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脱离了短缺时代,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面临着消费不足的巨大挑战,我国长远经济政策是扩大内需。但是,由于缺失诚信,造成市场中充斥了大量的伪劣商品。结果导致投资主体怯于投资,消费主体无法消费,进一步无法充分发挥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功能。 2由于缺失诚信,极大削弱了将诚信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 经济往来更加重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这一向现金交易、以货交易等退化传统交易方式的趋势,为企业节省了生产资本以及降低了投资风险,强化了预期投资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与银行更加谨慎与收缩投资行为。3缺失诚信也对有效构建我国一些特殊经济政策造成了影响。例如,改革城镇住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因为缺少诚信制度的支持,将很难实施改革。4在金融系统中不断累积诚信风险,特别集中于国家银行,最后,不断延伸的失信行为,导致道德风险加大,混乱了经济秩序,加重了财富分配不均。尤其是部分企业与个人通过违法犯罪等方式达到暴富,损坏了市场制度的信誉,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5缺失诚信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一个国家诚信环境的好坏是国家投资者对环境恶劣情况进行衡量的尺度。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环境的缺失,促使外国投资者产生了顾虑,不但增加了我们对外资进行吸引所需的成本,并且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成本,阻碍了我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三、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原则的思路 (一)宣传诚信理念,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第一积极提倡诚信,加强社会的诚信理念。在现代化社会中,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信。从前的信很多都用于对朋友关系进行处理,逐步扩展到市场经济中的人和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因此可以更好的体现作用。第二积极培养将诚信作为中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标准。在全社会推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标准。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积极遵守诚信,使其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事业的关键内容。 (二)强化法制建设,保证诚信规范 虽然诚信是规则的根据,但是缺少规则,诚信也将无法存在,国家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提倡诚信,都无法利用法制加强诚信。从微观角度分析,诚信和法制之间关系紧密。在不断完善的竞争制度中,诚信的人更加容易取得成功,而诚信缺失的人最终会被淘汰。可是,在竞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诚信的人迫不得已隐藏诚信而主动与社会相适应。可见,要想得到完善的市场竞争制度,关键是健全法律系统。 (三)通过社会制度对诚信生存环境积极维系 缺乏诚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本较低。在诚信机制完善的国家,一旦在诚信档案中产生污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中国,不管是从立法还是执法上,惩罚诚信缺失行为都不能提高失信成本到无利可图的程度。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失信惩罚制度,这也是对诚信系统进行巩固的重要步骤。解决市场经济中产生的诚信缺失问题,需要系统管理制度建设。在构建有关法律的同时,重视严厉执法,产生一整套诚信激励、失信惩罚的制度,促使诚信良好的企业与个人获得社会的信任,进一步取得巨大利益。 四、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中诚信犹如经脉,很好的联系了经济交往主体。只有不断完善经济诚信环境,促使其贯彻落实,才能确保健康发展成熟经济。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诚信环境,对于推动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发展,拓展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李瑞敏 单位:石家庄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社会诚信论文:社会学视觉下诚信思索透析 作者:马周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在现代转型中其基础也受到严重动摇,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渐分离并弱化,优秀的儒家诚信文化继承受阻;违反诚信道德文化的刚性惩戒逐渐弹性化与轻度化以至于失范;传统主流文化伴随着近现代各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以及采用的各种适宜和不适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转变为亚文化甚至某些成为反文化,这样诚信文化社会化与继承被边缘化;再加上转型期间,教育主体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无建构或不健全,则诚信因素失去了发挥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础。我国社会的迟发展对诚信的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迟,属于迟发展之列,因此我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迟发展效应的影响。1、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诚信缺失埋下了潜在条件,特别对于企业、个人来说,“国家、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直接调配资源,政府是企业、个人信用的支撑,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承担起信用的责任”。再在后面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权责明确,每个企业、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载者在从政府到企业、个人的置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不讲信用的出现”。当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后,我国企业、个人、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都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提到的“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规划与组织的行动者”。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与缺陷,市场行动主体总是会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观念冲击下,规避诚信原则,这即使在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也会发生。2、迟发展中的转型效应对诚信影响较深。所谓转型效应,“主要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然而适应其发展和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还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设问题凸出和法律引导惩罚倒逼机制不力。今天的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设与执行效力至关重要,它不仅保证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权威和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而且对整个社会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员却严重破坏了政府诚信形象,给社会诚信氛围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再就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违法惩罚不严,特别有些执法部门本身存在不忠实执行法律的信用问题。 重视和利用社会化途径,培养社会各组织、群体和个人现代诚信理念通过社会化途径,进行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主体从各方面并以各种方式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强和内化现代诚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培育良好诚信氛围,抓住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机遇,调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二)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为社会树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并为社会诚信建设起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是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与公共服务部门,良好的诚信形象将为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提高公务员诚信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开展“廉洁、亲民”活动和“树标兵、做榜样”活动;依法行政;政府选举、决策透明化;建立强有力的奖励与惩处机制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关于诚信建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结构和功能组成部分。培养诚信建设方面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为诚信建设承担载体作用;有利于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利于承担政府转移和无力承担的诚信发挥的功能;有利于弥补政府、企业以及其它主体诚信失灵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诚信测量与监督”的功能。实行诚信档案建设,跟踪诚信发展状况,促进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发展状况,诚信档案应与升学、就业、升职、提拔、企业经营管理、享受福利、评优等联系在一起,使不守诚信之人或组织付出诚信代价,更好的督促社会中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体系健全诚信机制体系,为解决诚信危机提供可靠路径。一是建立诚信常态化的教育导向机制,为社会主体提供引领作用;二是建立诚信评估机制,测量社会主体诚信等级,以利于诚信危机警示和提高诚信系数;三是建立诚信激励机制,有利于加强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促进诚信氛围的培育和诚信理念的内化;四是建立强有力的诚信监督机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加强引导,对违反有关诚信方面法律的组织与个人予以严厉惩处,倒逼诚信建设。总之,构建完善的诚信机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缺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1诚信缺失现象影响了我国的良好风气和人民的价值取向 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诚信缺失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在蔓延,影响了社会的良好风气和良好秩序。某些人通过虚假、欺诈以及虚夸的方式获得财富,在经济活动中,这些人缺乏诚信但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种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人的心理,进而使诚信缺失现象在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对他人的怀疑代表了诚信缺失的开始,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当中不断蔓延,人们开始习惯社会上那些诚信缺失的经济活动,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诚信缺失的经济活动后,人们适应了那些活动,并把自己的眼光放于那些人的某种程度的成功方面,对于某些不正常的行为不以为然,最终导致经济活动中出现诚信缺失现象,破坏了社会风气。我们进行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个人的利益,也尊重个人的利益,这无形中增长了人们的财富欲,不会再受到制度方面以及道义方面的约束,人们开始满怀热忱地开展致富事业,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再重视传统的社会价值,而是更加重视个体价值的获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会导致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降,从而也会造成经济诚信的缺失。 2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计划经济,再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并不长,虽然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所特有的因素还是会影响到新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不再是传统社会,而是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在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而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会影响到人们原来的诚信道德理念,落后的道德规范、原则遭到了破坏,但是可以适应社会的、新的诚信道德理念却还没有构建完成,正是这种道德真空时期的存在,才让整个社会缺少诚信。想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订立市场经济契约,其支撑了现代市场经济。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可以看成是契约经济。虽然法律可以对契约进行约束,但是法律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事物的发展,并且提前进行制约,只能从外在的角度保障契约,而真正可以保障契约的是经济活动当中的诚信。 3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起步晚、发展缓慢、发展时间短,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到社会改造时期的计划经济,在这一路的改革前进中,对计划经济的影响因素依然存在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因此,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需要逐步完善。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使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不完善性逐渐凸显。对此产生的不良结果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往的诚信原则被破坏,然而现在的道德规范却还没有真正形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易造成社会道德危机。若想建立完善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必须以建立市场诚信条约为前提,它是完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缺陷的保证,同样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灵魂。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现了由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因此,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一定的束缚,而建立市场诚信条约正好符合这一需求,为其完善提供一种保障。诚信是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政治经济体制完善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对投资者和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私权保障的基础上,没有诚信法制保障的经济社会自由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4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4.1建立政策法规,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统一的、开放的,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即最重要的是诚信道德建设。目前,有人为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在利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性制造市场失信,这种现象的屡次发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诚信道德规范和建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弥补这一缺陷,为建设我国的市场政治经济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人们在市场交易行为中注重自己的言行,信守承诺。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建立企业和消费者两者之间的信用体系,为建立健全的国家信用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即交易普遍性,然而这一重要特征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诚信是一种价值,为建设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保障。 4.2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经济诚信环境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独特的内在机制和法则,它不仅需要法则来规制和保障,而且这种经济关系还必须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日益扩展的市场经济关系逐步构建了彼此相连、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这种信用关系链条也维系着复杂的交换关系和有序的市场秩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优化经济诚信环境,等价交换和市场秩序就无从谈起。只有市场主体能够自觉维护其信用制度,才能保证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减少信用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益。没有红绿灯,城市的交通就会陷入混乱;没有诚信,市场经济秩序更是无法想象。必须要知道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法制经济,用法律来规范调节和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同时,要加强对市场主体诚信行为的监督,形成各种有效的市场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建立自己的诚信意识和诚信品牌,形成正确的诚信观念。因此,我们必须善于使用诚信道德的武器,同种种破坏信用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4.3诚信建设与教育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要求加强诚信道德教育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无限机遇,也带来各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挑战,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秩序的良好运转,就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与教育,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从而有条件更好地往前发展。以诚信为重点的基本道德规范,可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诚信经济的有机统一。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强道德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比立法、执法更重要。诚信是道德、是良心,更是一种法则,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内存于心、外信于人,积极鼓励人们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获取正常的物质利益。随着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完善,然而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道德法则——诚信却在面临着严峻的风险。诚信缺失是当今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然而这一种问题具有排他性,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也具有局限性。务实社会经济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跨越时代,必须把诚信道德建设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 作者:江云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与社会管理论文 一、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 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其次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涉及到社会保障方面,还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发面。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优秀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具有足够的公信力,而且政府在涉及到各种社会管理的问题上都讲诚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管理的力度与进程。除此之外,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不仅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方式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管理的结构上,政府诚信能够优化社会管理的结构,使得社会管理的结构向平衡、良性发展。所以说,政府诚信踧踖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社会管理的创新。 二、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 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由于社会管理涉及到的范围是相当广的,而且社会管理还存在难度大、强度高等一些问题,所以社会管理很需要一定的软实力去保障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诚信缺失的例子是非常多的,而且因为诚信缺失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是相当多的。为了进一步缓解社会管理中各种复杂利益的协调,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显然,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责任就落到了政府的肩膀上。因此,政府应该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做出榜样的力量,来保障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这就涉及到了政府诚信。政府树立良好的公信度,从而来带动社会诚信的建设,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所以说,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 三、政府诚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场失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是新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的诚信建设是非常薄弱的,不仅出现很多的问题,还有许多的矛盾出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管理有助于政府诚信的建设,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秩序稳定,都会归功于政府,显然政府诚信就树立起来了,政府因此也会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进而可以去解决一些市场问题。因此说,政府诚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场失灵”。 四、结语 政府诚信关系到一个政府的公众形象,同时也关系到政府在民众之间的权威与影响力,最重要的是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政府诚信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能,使社会管理的效果更加明显,还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运用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来促进社会管理的进程,从而反过来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和政府诚信的建设。本文笔者从四个方面研究和探索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政府诚信在促进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仅对当代政府诚信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此课题的研究中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胥英明金会民杨文怀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二满族中学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中心校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建设途径的社会学论文 一、“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逻辑及其意义 笔者认为,要展开对诚信建设路径的社会学分析,首先要清晰界定诚信、信任等概念,继而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社会学有关信任研究的理论、剖析信任本质及其产生机理,进而结合河南省情着重探讨“诚信河南”建设的意义、路径、要注意的问题及其体制机制的探索与创新,优秀围绕的是如何让诚信河南成为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文化基因。以一个省份为基础展开诚信建设的研究,其意义至少有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力图从社会学视角系统梳理有关信任研究的前沿理论,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对“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其次,从应用层面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这标志着新时期诚信建设课题的提出。而《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则从提高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的角度,强调“大力倡导敬业诚信、创新创业、劳动致富、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这又指出了诚信建设的应用价值。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诚信建设应用价值的逻辑还在于诚信带来信任,信任带来合作与互惠,其关键在于:一是转变信任类型,以适应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从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的诚信扩展至带有契约性质的普遍意义上的诚信;二是用制度保障诚信建设:突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个层面的诚信制度建设;三是具体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这一研究着力从诚信建设对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系统作用与发力机制角度去发掘、深化、拓展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再次,从方法的层面看,这一研究还可以尝试采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回顾诚信在20世纪我国的发展状况的同时,系统梳理中原文明中的诚信史,从而为当代社会诚信问题出现提供历史与思想背景。 二、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 具体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应该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等诸多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可分为七个方面。1.“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此部分在系统梳理信任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论对于“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作用。2.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现代价值及其超越: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特点;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现代价值;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超越:诚信类型及其转换的社会背景。3.“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意义:“诚信河南”与社会转型;“诚信河南”与风险社会的应对;“诚信河南”与简化复杂环境、拓展社会资本;“诚信河南”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文化基因;“诚信河南”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锻造优秀竞争力。4.“诚信河南”建设的基础、原则、任务、目标体系及其实现。5.“诚信河南”建设中要注意的几个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诚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诚信与法制的关系;诚信与个体素质的关系.6.“诚信河南”建设的机制创新:信用监督机制创新;信用自律机制创新;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创新.7.“诚信河南”建设的系统探索:“诚信河南”与政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商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社会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司法公信建设在基本思路上,首先梳理信任研究的专业理论,为理解和剖析“诚信河南”提供理论解读视角。接下来分析中原文化中关于诚信传统及其历史性超越的必然性,从而为“诚信河南”建设提供社会思想史背景。第三部分则重点从专业角度剖析“诚信河南”的重要意义,突出其与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了这些基础性问题之后,第四、第五和第六部分则对“诚信河南”进行了思路设想与制度设计,勾勒出“诚信河南”建设的理想类型。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和理论分析法三种方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将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的信任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二是“诚信河南”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阐释与分析;三是如何让诚信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诚信河南”建设实效,包括“诚信河南”机制创新、“诚信河南”系统探索;四是如何将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信任的理论研究与河南诚信实际进行有效联系,即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河南实际如何有效衔接;五是如何研究出符合河南实际的诚信机制创新与制度设计。研究形成的具体观点方面,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建设与“信任研究”之间既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关系,又是目的理性主义的关系。通俗说,“诚信河南”建设的目的就是让外界“信任”河南,认为河南信得过、靠得住,进而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等,从而促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而让外界“信任”河南,“诚信河南”建设是重要路径之一;二是实现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信任类型转变:由建立在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熟人信任向带有契约和合作精神的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信任转变,这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文化基因保障;三是“诚信河南”建设目标是让河南走出低信任、走向高信任,走出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从而促进家族式私企走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先进、规模巨大的现代企业,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乃至全球竞争;四是政府、企业、个人诚信建设中,政府诚信占据基础性、主导地位。而政府诚信建设的优秀载体是政府工作人员,此为诚信建设全局之关键;五是“诚信河南”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诚信制度建设,这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必经之路;一手抓诚信美德宣传教育。这两条是建立系统信任与塑造人格信任的两条最主要路径……通过对诚信河南的研究,力图一方面系统梳理关于信任研究的前沿社会学理论,为课题研究提供完整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则从社会转型、社会资本、风险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研究信任问题,从而加强信任问题的应用研究。最终,提出“诚信河南”建设的目标体系、推进原则与系统构建等制度设计层面的内容。 作者:王兰永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社会诚信论文:社会诚信体系道德建设论文 1职业道德建设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优秀,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优秀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3.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二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职业道德建设通过职业素养的培养和职业规范的制定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管理,但超出道德管辖的范畴时,法律的强制力对已经触犯法律法规的严重职业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打击、惩处,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因而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建设是促进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作者:郑翠贤单位: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社会诚信论文: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内容 (一)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主体不可或缺的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详细说明了诚信的作用,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主要内容是诚信。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即诚实守信,诚实是指保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事求是、不任意夸大或者缩小事实;守信是指遵守契约,不投机取巧。这就需要经济活动主体做到诚实待人。在市场经济中最根本的经济关系为信用,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根基,缺乏信用,将无法维系社会正常运转。 (二)诚信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一,信用信息能够确保市场充分发挥效率,在不确定性中促使经济主体节省成本,保障或者增加收益,有效延续市场经济活动和交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自然形成了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扭曲了经济主体,降低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第二,信用管理制度可以延长博弈过程和时间,避免出现潜在欺诈问题,确保市场积极发展。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最大化的利益目标,在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的状况下,假如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对其限制,则在交易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欺骗行为。实际上,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在市场经济中不断进行博弈。在博弈有限的数量中,假如经济主体担心将会是最后一次交易,都不敢信任对方,那么就不会存在信用关系。因此需要构建自行履行的信用管理制度进一步对交易进行约束,帮助经济主体可以自行塑造信用形象和交易对方之间的信用关系。第三,信用管理机构的社会化信用服务行为,确保了有序实行各种经济活动和交易,保证市场经济的运作效率。信用管理机构利用将专业化的防范风险和处理信息提供给市场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程度,节约了信用交易所需的成本,延伸了博弈过程,拓展了市场规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失诚信的危害 1缺失诚信是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失衡的具体原因。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脱离了短缺时代,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面临着消费不足的巨大挑战,我国长远经济政策是扩大内需。但是,由于缺失诚信,造成市场中充斥了大量的伪劣商品。结果导致投资主体怯于投资,消费主体无法消费,进一步无法充分发挥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功能。2由于缺失诚信,极大削弱了将诚信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经济往来更加重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这一向现金交易、以货交易等退化传统交易方式的趋势,为企业节省了生产资本以及降低了投资风险,强化了预期投资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与银行更加谨慎与收缩投资行为。3缺失诚信也对有效构建我国一些特殊经济政策造成了影响。例如,改革城镇住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因为缺少诚信制度的支持,将很难实施改革。4在金融系统中不断累积诚信风险,特别集中于国家银行,最后,不断延伸的失信行为,导致道德风险加大,混乱了经济秩序,加重了财富分配不均。尤其是部分企业与个人通过违法犯罪等方式达到暴富,损坏了市场制度的信誉,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5缺失诚信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一个国家诚信环境的好坏是国家投资者对环境恶劣情况进行衡量的尺度。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环境的缺失,促使外国投资者产生了顾虑,不但增加了我们对外资进行吸引所需的成本,并且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成本,阻碍了我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三、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原则的思路 (一)宣传诚信理念,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第一积极提倡诚信,加强社会的诚信理念。在现代化社会中,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信。从前的信很多都用于对朋友关系进行处理,逐步扩展到市场经济中的人和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因此可以更好的体现作用。第二积极培养将诚信作为中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标准。在全社会推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标准。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积极遵守诚信,使其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事业的关键内容。 (二)强化法制建设,保证诚信规范 虽然诚信是规则的根据,但是缺少规则,诚信也将无法存在,国家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提倡诚信,都无法利用法制加强诚信。从微观角度分析,诚信和法制之间关系紧密。在不断完善的竞争制度中,诚信的人更加容易取得成功,而诚信缺失的人最终会被淘汰。可是,在竞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诚信的人迫不得已隐藏诚信而主动与社会相适应。可见,要想得到完善的市场竞争制度,关键是健全法律系统。 (三)通过社会制度对诚信生存环境积极维系 缺乏诚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本较低。在诚信机制完善的国家,一旦在诚信档案中产生污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中国,不管是从立法还是执法上,惩罚诚信缺失行为都不能提高失信成本到无利可图的程度。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失信惩罚制度,这也是对诚信系统进行巩固的重要步骤。解决市场经济中产生的诚信缺失问题,需要系统管理制度建设。在构建有关法律的同时,重视严厉执法,产生一整套诚信激励、失信惩罚的制度,促使诚信良好的企业与个人获得社会的信任,进一步取得巨大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诚信犹如经脉,很好的联系了经济交往主体。只有不断完善经济诚信环境,促使其贯彻落实,才能确保健康发展成熟经济。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诚信环境,对于推动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发展,拓展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李瑞敏单位:石家庄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社会诚信论文:剖析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构建中的作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继续进行,诚信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前进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是解决社会诚信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市场运作一时很难奏效,政府在建构中的作用必不可少。而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首先确定好自己的角色,明确自己的职能定位,一个功能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关键词:政府社会诚信体系构建作用 王良在其主编的《社会诚信论》中提出社会诚信体系可分为个人诚信体系、企业诚信体系和政府诚信体系,并指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作用为:“政府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自身的诚信建设则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或者说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首要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极为关键,它不仅影响着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认知度,为此,现阶段构建更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是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本义所在,而且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密切相关。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无法实现。首先,社会主义诚信体系构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以道德为支撑的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我国社会诚信水平的要求也越高。诚信缺失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次,社会主义诚信体系构建是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必要条件。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石。要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建构一个促进道德体系建设的社会诚信体系,即借助完善的诚信体系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同时通过他律的控制层和自律的屏障层共同促进社会道德的健全完善。 再次,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形成一种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有利于我国民主法制的健全完善,为社会秩序的规范、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坚实的铺垫。由此可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是解决社会诚信问题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的职能定位 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结合世界各国政府职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政府必须在社会综合发展方面发挥必要的干预和促进作用。根据我国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紧迫性和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应发挥以下职能: 1、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很容易形成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就应该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主要应该从法律制度上规范我国目前在建构社会诚信体系方面的窘境。“上海在1999年8月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个人诚信的试点以来,接着深圳、温州等城市也进行了社会信用建设,但至今我国仍没一部全国统一的规范诚信方面的专门法,如《公平信用报告法》、《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和建构社会诚信体系方面的制度框架,致使我国各地在建构方面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尴尬现象。所以我国政府在今后的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应尽快制定宏观的发展计划和全国统一的诚信法规,以引领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少走弯路,朝着预定的目标稳步前进。 2、提供完善的协调服务职能。为社会诚信体系建构提供服务应是我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首先政府应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社会诚信体系得以存在、运作的根本前提和物质保障。包括建立统一的征信、评级和服务标准;集中力量打造不同层次的信息服务平台;大力推动诚信管理教育,培养诚信服务专门人才。其次,为中介机构及信用服务企业提供协调服务,创设供其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同时因为个人信息大都分布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他们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不同部门的利益需要政府去协调。最后,政府应加强诚信环境建设,加强诚信宣传和教育,逐步增强全社会懂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的观念和意识,让“诚信守信”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规则。 3、发挥应有的监督管理职能。监管职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对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着保障作用。监管职能的缺失将会使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前功尽弃。不管社会诚信法律制度多么健全,如果得不到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规范和有序需要政府部门加强领导和监管,尽快形成行政性惩戒机制,政府各个监管部门要采取记录、警告、处罚、取消市场准人、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多种监管手段,切实保障社会诚信体系的有效运行,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健全的市场和社会监管机制,为最终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管理有序的社会诚信体系作好铺垫。 三、政府在杜会诚信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诚信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政府在其中发挥正确的职能作用。政府在其中正确作用的发挥将有利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尽早地建立和完善,从而一个和谐诚信的社会才能最终形成。为此,政府可尝试以下方式: 1、完善制度,健全法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首先是政府应努力酿造一个有利于诚信体系形成的制度环境。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21世纪由开创“经济建设时代”的第一次转型走向开创“制度建设时代”的第二次转型。我国目前由于诚信制度的缺失,我国社会已形成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破坏了经济秩序,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多不稳定因素。人终究是环境的产物。因此,诚实守信的重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制度、机制和环境的强有力的保障。我国政府在保障诚信体系的制度建设中至少应该在以下制度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第一,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二,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政府应该尽早成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信用管理部门,制定符合市场需要的征信制度、信用评估制度以及失信惩罚制度等,以规范各地方政府的诚信体系建设。另外,对民间的行业信用管理也应该以制度加以规范。第三,正确进行政府职能转换,规范行政管理制度。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社会诚信才能最终深人到每个人的心中,也就是回归到个人的道德自律。 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必然需要法律规范保障其切实可行。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过程中应该尽快起草信用法规和行业信用规范,使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撑,这样就能有效地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信用服务行业进行规范管理,使信用管理和服务有法可依。 2、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个人诚信是基础,企业诚信是重点,政府诚信才是关键闭。在社会转型的当代市场经济时代,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政府诚信的建设意义非常大b政府本身所担负的引导、监督、管理社会信用的职责,决定了它是基本社会信用制度建立和维护的主体。作为社会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和监督管理者,作为诚信环境最重要的建设和保障力量,政府的许多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首先要从政府做起,行政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行政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诚信原则阁。政府要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真正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必须要做到:第一,切实转变自己的职能做好职能定位。第二,政府摹用法律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现代社会的信任模式已由传统的人格信任转为现在的制度信任模式,人们更相信制度的规范作用。我国政府也应该用法律制度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使政府的管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第三,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信息信誉与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高度统一,是提高政府诚信的要件之一,“政府如果想取信于公众,取悦于民,最省事、最少耗费的途径就是开放政府信息,开放公众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渠道。” 3、监管保障,协调共进。社会诚信体系的法律制度无论多么完善,如果缺少了监督管理,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之初,必然少不了政府对各种信用制度的监督管理。 首先是成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行业管理部门对全国的信用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其次是监督保障在诚信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由于我国诚信系统在个人信息保密法上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在诚信途径、诚信信息的公开上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甚至出现损害诚信者利益的行为,政府在此过程中要监督诚信及公开信息严格按程序进行,切实使隐私权在内的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最后,政府要参与失信惩戒机制的建设与监管,政府应设专门机构监督失信惩戒机制的执行,这样才能使社会诚信的刚性制度保障真正落实,也才能真正达到用社会诚信体系规范人们行为的目标。 4、以人为本,重在教育。著名学者茅于轼说:“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最明显的原因是道德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而法律则很少介入到生活中来。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他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行为的消极制裁。”茅先生的话不是在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开展诚信道德教育非常必要,政府应在公民的道德教育中起引导、设计规划作用。 首先,加强诚信的舆论宣传教育作用。通过诚信教育把现代诚信刚性的制度转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达到法律所无法企及的效果。 其次,把诚实守信作为国民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来抓。我国学校教育中出现的学生作弊屡禁不止,大学生助学贷款还贷率不高以及学生之间欺骗、撒谎等普遍的不诚信现象,说明我国学校教育在诚信培养方面的滞后与不到位。因此,我国要想真正把传统诚信文化重构,把诚信作为国民教育必修的一门课。 最后,借鉴西方的诚信观念,弘扬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打造符合时展的现代诚信。西方人的诚信是一种契约信任,而我国的诚信多是伦理意义上的,故而重视感情、情理,主要靠内心的道德自律及社会道德舆论的约束、维系。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同时离不开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在起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在建立诚信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借鉴西方的诚信观念在制定刚性的信用制度的同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传统诚信文化的精华,用现代信息快速传输通道把诚信传统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形成共同的民族伦理价值观。 社会诚信论文:社会诚信体制建构探究论文 [关键词]社会诚信体系框架政府诚信个人诚信企业诚信 [摘要]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根本,企业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只有切实抓好这三个方面的建设,才能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搭建好稳固的框架。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中央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着眼点就是“协调”。其中,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因此,研究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形式上讲,包括诚信道德和交易信用;从层次上讲,包括基础保障层、他律控制层及自律屏障层;从内容上讲,包括个人诚信和组织诚信。笔者试图从其内容的角度探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 一、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 政府的诚信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诚信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作用,直接决定着市场环境的信用状况。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政府德性的好坏,政府是否诚信,对企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的影响巨大。政府是否诚信事关公众的福社,而只有公众幸福,才有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人们当然不可想像,一个连诚信都做不到的政府能够具有勇敢、节制、正义和明智的美德。一个政府内部和谐团结、精简效率、精诚合作,对社会和公众言而有信,诚实无欺,那么这个政府必是一个充满荣誉、自信和责任的政府,在它管理下的公众也必是安详、无需戒备、能享受到无限幸福的公众。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并不发达,公众并不十分富裕,但在一个心灵安详幸福的国度里,诚信原则也必将为人民和社会自觉地广为推崇和奉行。没有政府的诚信就没有社会的诚信,一个政府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围,它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信用的政府。 政府诚信是建立完善社会诚信体系的必要前提。社会信用体系按其内容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银行信用、个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学校信用、医院信用等许多方面,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重心,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建立真正的企业、银行和个人及其它诚信的前提条件。政府诚信的建立对个人的信用产生了约束效应,公众出于对政府惩罚的回避,必然会在经济活动中保持良好的诚信。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若没有政府的保障,往往会出现以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而自己获利的现象。实际上,企业的正常活动得以开展,企业诚信在经济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发挥,就是基于企业对于国家制度的信任,也即对于良好的政府信用的依赖。同样,银行的活动和银行信用的建立更是要依赖于国家信用。作为货币政策实施者的中央银行的信用实际上就是政府信用的一个方面,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的放贷、存款等业务都需要依赖于政府信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用一方面保障了银行对于个人或公众信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公众对于银行的信任。 加强诚信建设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十六大报告和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都曾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是推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结合点之一。从政治文明方面讲,自古以来,讲诚信就是“为政之道”、“为政之要”,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取信于民切切实实地成为执政之基。如果虚假浮夸、失位不公、朝令夕改甚至以权谋私等充斥着党风、政风,我们就不能取信于民,就有失去群众、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或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在我国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大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势在必然,而政府诚信的建立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石。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必须首先从社会公权层面开始,全力创建信用政府,并把这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规范政府的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政府机关、司法、行政执法机关要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带头严格遵诺守信,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增强法制观念,开展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廉洁公正,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职业教育。完善政务公开,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公信力,取信于社会,做诚信的表率。 二、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根本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是最基础的行为“单位”,政府、企业等可以看成是建立在某种契约基础上的由个人结成的组织,其各种行为活动都是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实现的。无论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在社会主体的经济活动中,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诚信这个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忽视、淡忘,特别是由于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一些人在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时,背弃诚信,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使传统的道德教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严峻的挑战,导致社会诚信出现危机,并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企业的失信行为虽然是组织行为,但是归根到底是因企业家的失信行为而起,是个人诚信缺失的表现。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正常的经济行为层层设卡,为违法的经济行为大开绿灯,从而中饱私囊,他们欺骗国家,欺骗人民。大学生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天之轿子”、素质比较高的人,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大学生诚信缺失,表现为诸如从抄袭作业到考试作弊,从贷款不还到偷盗财物,从班级干部、奖学金评选的弄虚作假到毕业中的假证件,随意毁约等行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失信现象,许多人提出了诚信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人们已经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而是保持着警惕的态度,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严重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使失信行为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普遍缺乏诚信,那么社会诚信大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从构建。 近年来,个人诚信制度的建设已经引起广泛重视,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个人诚信资料不全面,二是个人信用评估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三是对个人失信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惩罚机制。我们应该在个人诚信制度初步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多方面人手,进一步打造我国的个人诚信制度,具体而言,主要是要建立健全以下几方面的制度: 第一,个人诚信档案制度。建立健全个人诚信档案制度,不仅要保证个人诚信资料的准确、完整,而且要能够实现资料的及时收集和方便汇总与查询。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1)明确规定个人诚信档案应包括的内容;人文资料、就业资料、纳税资料、司法记录、福利保险记录、信贷记录及资产状况。(2)建立个人诚信资料的收集制度。鉴于我国的公安、司法、检察、税务、用人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医院等个人诚信资料的提供者大部分受到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一些单位甚至就是政府部门,因此只要政府有决心,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建立起我国独创的定期信息汇总制度。(3)建立个人诚信资料的统一编码制度:将个人诚信资料锁定在一个固定的编码上,且每个编码与每个经济活动人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个人所有的必要资料都储存在该码上,只要出示个人信用码,就可以查询所需资料。 第二,个人信用评估制度。对诚信档案中的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对个人信用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对有关信息完成分类、比较、计算、分析、判断等加工处理过程,才能最终获得对有关个人的总体信用评价。要建立由专业性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统一进行个人信用评估的制度。为此,征信机构要培养一批思想业务素质过硬、既精通评估理论又通晓评估实务的复合型专业信用评估人员,以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公正,要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估标准。 第三,个人失信惩罚制度。惩罚是保证一个制度能够具有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失信违约的个人,要根据不同的违约情节相应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包括经济制裁、法律制裁和舆论制裁,使其违约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从而既可以实现对违约者的惩罚,又可以促进人们信用观念的提高。为充分落实对违约失信者的惩罚,还有必要建立个人信用破产制度。也就是说,当某人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时,其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审理宣告其破产。一旦破产,破产债务人将面临被冻结个人财产用以还债,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再利用自己的个人信用从事经济活动。 个人诚信制度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制度的落实,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运用刚性机制来规范诚信。古往今来,诚信自始被列人道德范畴,人们大都认为应当从思想意识出发,自觉认同诚信品德的价值,去对自身的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防止个体利益对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侵害,人们开始要求将诚信由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原则,赋予诚信以法律上的强制力。在实践中,各国都已普遍地将诚信这一柔性道德准则制定为一系列基本法律规范,要求人们在民事商业行为中必须忠实真诚、守信不欺地履行法律义务;如果违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这一刚性机制来保护守法者,惩治违法者,运用诚信法律所具有的强制力,确保诚信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健全,是社会诚信制度及管理体系建立和实施的保障。 第二,建立专门的诚信管理机构,集中统一管理和协调信用网络信息。国家诚信管理体系是监督管理全国范围内市场诚信行为、诚信活动的最高管理系统,在具体操作中应防止“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政府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国家信用局或诚信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工作一是负责社会诚信制度和体系的整体建设,二是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使信用状况信息相互沟通。特别是在诚信体系建立之初,在公共数据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可以由该专门机构利用其宏观管理优势来负责协调、调配、联网,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使征信数据库能得到资源共享、物尽其用。 第三,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加强诚信监督。政府应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税务、工商、民政、质量技术监督、公安、外汇管理、海关等部门现有的监督系统,整合必要的监督管理资源,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风险预警制度,信用信息,公布信用“黑名单”和“红名单”。一方面,政府各部门可制定优惠政策向“红名单”上守信的个人倾斜,使受信方充分利用诚信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将个人的失信记录准确列人“黑名单”,向社会公示,将失信方对受信方的个别矛盾激化为失信方对全社会的矛盾,使失信方声誉扫地。 第四,注重诚信教育,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通过各项措施加强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对于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动地诚实守信,以贯彻落实各项诚信制度是有显著作用的。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各类主体就会自觉地选择与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成员的向往和自觉追求。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为此,首先应该大力宣传诚信的经济价值,使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诚信是一种资本与财富,应积极发挥信誉的品牌效益;而不讲诚信是一种短期行为,最终将一文不名。其次应该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在全社会中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再次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水平,这样,诚信制度的落实就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企业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应当是维护社会信用的主体,但是,目前一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守信的现象经常出现,就个体私营企业而言,最为严重的信用问题表现在规模化制假售假,包括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制作虚假广告,以欺骗手段诱导消费者购买等行为。像有些厂家为了扩大销售量,言过其实,片面夸大商品优点的广告,对消费者形成误导,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策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又如滥用国家质量认证标准,虚假的促销方式,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优质名牌产品,以次充好,以劣抵优,已成为市场经济行为中的一大顽症。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危害,如一些地方由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假冒伪劣泛滥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使消费受阻;拖欠账款,企业财务失真,逃废债务,严重扰乱了税收和金融秩序。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依赖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又必须以双方诚实守信为基础,否则,就不会真正实现。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的,处在转型社会的环境里,也许透支诚信可以在利益回报上一时膨胀,但不诚信的企业最终会受到社会道德批判,被逐出舞台。而失去信用制度约束的市场,将在利益驱使下陷人混乱,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恶化为极度的不信任,最终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诚信是企业的生命,必须把企业的诚信建设当成企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来抓。企业的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可以从企业的内部制度建设和企业的外部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诚信制度。一是要加快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建立信用制度的微观基础。要通过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的改革,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使企业真正把信誉当成企业的生命,合法经营,讲究信誉。二是要建立健全失信惩戒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也已初步建成,但是某些领域内的法律还不完善,约束功能还不强,为此,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全方位调整、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竞争行为,十分必要和紧迫。三是要强化信用管理。国内外成功的实践经验证明,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优秀内容之一,企业没有健全的信用管理,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推动企业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四是要建立信用激励机制。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信用良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在股票和企业债券发行中能够优先安排,还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利率价格,企业如果数次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应当注意奖励守信行为,惩罚背信行为,鼓励企业和个人不断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五是要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以经营单位和行政执法部门为重点,深人开展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逐步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健全企业诚信的评价、查询和服务系统,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打造企业的“诚信名片”和“身份证”,鼓励企业对社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 第二,加强企业诚信的外部管理。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体系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诚信体系的持续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本领域、本行业信用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在执法管理职责范围内,加快建立企业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评价和信用信息咨询等社会化网络体系,积极向社会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依法公示企业的信用信息,促进企业信用监督约束激励机制的有效形成。按照“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的要求,加快研究建立行业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制度,利用企业信用档案和信用信息系统,对企业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构建起公正、规范、开放的企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相应的信用评估系统,以市场监管领域、行业管理领域、要素市场领域为重点,推进企业合同信用评价、产品质量信用评价和资信等级评价,形成企业实力和信用等级并重的社会评价取向,促进企业信用秩序的根本好转。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管理内容主要有:一是加强对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依法加强企业登记注册工作,把好市场主体准人关,从源头上抑制扰乱市场秩序违法行为、保障生产交易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把好登记注册关,不违反规定随意降低法定条件和简化程序。二是推进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以企业登记静态档案和监管动态档案为基础,根据企业信用等级标准将企业分为不同的管理类别:对信用良好的绿牌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年检免检。对存在信用问题的企业出示蓝牌予以警示。对于失信企业出示黄牌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对其加强日常检查,实施案后回查,办理登记和年检时重点审查,并公开其违法纪录。对严重失信的企业出示“黑牌”,吊销公告并公开其违法行为,典型案例予以曝光。三是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要采取与市场开办者签订行政合同、诚信责任状等形式,明确市场开办者的责任,即必须对经营者的进场资格进行审查,必须查验场内经营商品的质量,监督和教育经营者不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对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各类食品,要与经营者签订商品质量安全保证书,建立健全经营者食品安全档案。 以上只是从社会诚信体系内容的角度对诚信体系框架的构建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我们必须明白当前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当是全方位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诚信体系、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它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务必同心协力、开拓奋进,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共同奋斗。 社会诚信论文:构建和谐社会的诚信底蕴浅议论文 论文摘要:在传统文化中诚信有着重要的涵义和作用,先哲们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然而,现代社会却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危机,严重危害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诚信建设,通过思想教育树立诚信光荣的价值观;用法律法规强化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提高政府公信度和党员干部的表率性。总之,在现代社会诚信危机的情况下,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文关键词:诚信社会道德和谐社会 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党的十七大也提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弘扬中华文化,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诚信有着重要的含义和社会功能,对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一)传统文化中诚信的含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诚”与“信”往往具有极相同的意义,因此常被互换使用,以诚释信,以信释诚。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诚,信也。”“信,诚也。” “诚”的含义。《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立功业。“诚”的基本含义是真诚、诚实、诚恳、诚挚、诚笃。“信”的含义,《春秋》中讲:“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就是强调“信”的首位意义就是“说到做到”,即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具体为人际交往中要讲究信用、遵守诺言。 “诚”、“信”虽然可以互训,但严格说来在传统文化中仍然有所不同。“诚”更多的是“内诚于心”,就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是道德个体的内在德性;“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是针对社会群体提的双向或多向要求,是“内诚”的外化。当然,这种区分并没有绝对的意义,二者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则是“诚”的外在体现。“诚”与“信”共同成为人们立身之本的重要德行。 (二)传统文化中诚信的社会功能 千百年来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无论是对个人立言、立德、立身处世,还是在社会的和谐进步以及国家的稳定中,诚信都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诚信是人们道德的根基。诚信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基础,即“忠信,所以进德也。”(《周易·乾传》)((左传》中的“信,德之固也”的说法也表明,信是道德的基础。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话做事诚实守信,可以行万里而无难;说话做事不诚实守信,寸步难行。 2.诚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孟子也说:“朋友有信。”(《孟子。藤文公上》)诚信是人际往来的前提与基础,缺少诚信交往是无法进行的。“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吕氏春秋·贵信》) 3.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原则。晋文公曾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转·嘻公二十五年》)“子贡间政,子(孔子旧:‘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吴兢《贞观政要。诚信》)“信”也极大地左右和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左传》)所谓“战之器”,即“信”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4.诚信也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我国古代早就有“信者储也”的说法,从构字法来看,“储”由“信”和“者”会意而成,即是说,只有诚实守信之人才是最善于积聚财富的。 总之,中国传统诚信思想非常重视诚信的社会功能,并视其为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之道。 二、现代社会的诚信危机 (一)现代社会诚信危机具体表现 1.部分政府诚信度下降。当今社会,一些政府机关不仅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理念,在执法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也屡有发生;同时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失职、放任、流一气也对社会诚信的建构带来了不良影响,而与直接的不守信行为相比,极个别地方政府的政令虎头蛇尾、朝令夕改则更具危害性。湖南省政协一份调查显示:由于政府某些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对企业的承诺,企业对政府某些部门出台的政策的信用评价普遍不高,被调查的企业中,认为政府承诺“全部履行”的只占4%,认为“很少履行”的占10%,“基本履行”的占50%,“部分履行”的占36%。久而久之,当地政府再出台类似的政策,百姓很难再信以为真。另外,公务员的诚信度如何也对政府信用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公务员存在一些失信行为,他们在其位不谋其职、不守承诺、违法行政、失信于民、急功近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欺上压下等已极大的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工作中耍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浮夸虚报等都是一种欺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 2.某些企业诚信缺失。目前,一些企业缺乏必要的诚信观念,在经营活动中只考虑自己的现实利益,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者利益和其他利益,出现了种种损害消费者利益、其他企业利益及国家利益的行为。如合同履约率低,债权债务纠纷多;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服务质量差;利用欺骗性广告误导消费者;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给国家和股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等。 3.个人诚信水平较低。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信用是彼此信任和依赖的基础;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成员的诚信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在当前社会,个人信用问题亚待解决,因为一些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欺诈等事情,有很多就牵涉到个人的信用问题。目前,个人信用缺失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如学生考试作弊、文凭造假、抄袭剿窃、学术造假等现象。 (二)诚信危机对和谐社会的危害 1.诚信危机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实社会上的诚信道德,已经预设了理想的社会关系与基本秩序。能够按照“诚信”标准做人做事的人就被认为是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人,能够贯彻诚信道德原则的社会就被认为是公平的社会、正义的社会。而一旦人们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诚信道德于不顾,使得诚信危机在一些人身上出现,就必然会危害人们之间正常的、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2.诚信危机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价值取向会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真正维系整个群体的纽带,没有这种认同感就不能形成坚强的群体。诚信的道德精神使群体成员变得十分接近,产生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凝聚力。因此,诚信的作用从理论的高度可以概括为“凝聚力”三个字。这种凝聚力规范着人们的选择,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一旦发生了诚信危机,人们就失去了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就会出现道德失范,就必然涣散人们之间的凝聚力,破坏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3.诚信危机破坏了社会的风尚和秩序。在诚信危机发生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逐渐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人们对原来道德价值系统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感到困惑、迷茫、仿徨、焦虑乃至幻灭。人们不再满腔热情地称赞诚信行为,不再仰慕诚信人格的崇高,也不再疾恶如仇地去揭露、谴责坏人坏事并与之展开斗争,而是置若阁闻、避而远之。自己做了不诚信之事,不是感到内疚、羞愧和自我谴责,而是只要不被发现和制裁就暗自庆幸。这些道德情感麻木、困惑、缺失的具体表现,严重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 三、诚信危机的原因解析 (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然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经济转轨时期,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原有的旧的秩序早已破坏殆尽。市场成为“暴富”的场所,机会主义大行其道。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价值为目的的,这就极大的诱发了人们的求利心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设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会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人们长期受限制的求利心理渐渐被“正名”而得到认可,并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一些人便置良心与道德于不顾,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的利益。 (二)社会道德秋序失衡 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和道德秩序产生了变化,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秩序日渐瓦解,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秩序尚在建设之中。此时,新旧经济体制和道德秩序会发生碰撞和冲突,而且两者的结合处又容易形成空白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道德秩序的混乱。生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很容易陷入迷茫、仿徨状态,并造成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由此造成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已经不再被人们所认可,加之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性,使许多人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面对社会利益的巨大调整,一些人心态失衡,为了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一切。 (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任何一个社会乃至一个社会的任何阶段都可能产生失信现象,信用的缺失并不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现象。我国现阶段诚信度下降现象也要归因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出现的失信现象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约束,从而给人们造成一种即使我失信于人也不犯法的假象。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制假售假,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恶意欠债逃债以及上市公司欺骗公众投资者等行为,打击制裁还很不到位,力度相当有限,从客观纵容了不讲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与信用有关的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刑法》等,但是还没有一套专门的、完整的规范信用活动的法律,也缺乏相应的法规、制度。由于违反信用的行为缺乏硬性的约束,由此更助长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失信。 (四)政府政策的多变性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规则、秩序尚在摸索和完善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会不断出台,以取代旧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地方政策的多变性难以避免。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头、政府领导人随意决策和允诺、政策“假大空”或不落实、政府工作人员因人施政等,那么,这个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显然难以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 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诚信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又需要首先通过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培育诚信的社会氛围来实现。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通过思想教育树立诚信光荣的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丰富的诚信思想,我们应该大力发掘我国的传统文化宝藏,进行诚信思想的教育培养。将诚信的教育目标贯穿到大学、中学、小学的人文素质的教育培养中去,从而形成个人诚信意识和信用责任感。同时,要使诚信光荣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推行,必须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全社会的州门都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就包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诚信光荣、不诚信可耻的观念,形成诚信者受尊重、不诚信者遭鄙视的社会氛围,对那些不讲诚信的人进行道德鞭挞,舆论谴责,渐渐确立人人讲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用法律法规强化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 法律是防范和治理失信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的最强有力的保障。法律包括立法和执法两部分,即通常所说的“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信用立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实践角度考虑,建议我国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强化对信用缺失者的处罚力度。要提高执法人员司法人员执法水平司法水平,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道德、思想、依法办事、公正执法的素养。从而,通过法制的他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的诚信。 (三)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 诚信社会需要一系列制度来促成和保障,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从而为诚信道德水平的提高提供制度保障。强化信用的褒扬机制,对诚实守信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表彰,给予奖励,并在信贷、税收、项目投资等方面给予利益倾斜,在制度上保证诚信者能够得到回报;对失信者通过失信惩戒机制,用制度来制衡不诚信行为,加大失信行为的成本,筑起防范大堤,让失信者品尝失信苦果。让每个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都充分意识到诚信的实际价值及其对自己的现实利益,认识到失信对自己切身利益的直接损害。同时,要加强新媒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对社会诚信的监督,对缺乏诚信的企业、单位予以披露和曝光的力度加大,使失信者四面楚歌。最后,还要发动全体公民对诚信的监督,使失信者陷人“人民诚信斗争的大海”,从而营造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四)提高政府公信度和党员干部的表率性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这里的“政”就是指政府。可以说,一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是多方面合力的作用,而政府诚信是表率、是关键、是社会经济信用的优秀。 1.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切实加强廉政建设,真正做到“亲民、爱民、为民”,做信用建设的领先者和模范实践者,带头树立诚信形象。 2.强化服务意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诚信。 3.加强行政信用建设。凡是政府出台的决议、办法等,各部门必须坚决执行,保证政令畅通。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维护政府信用。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遵守时,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补偿,这就是许多国家已经采用的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已经把其纳人行政法。 4.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建立文明诚信的人文环境,吸引投资。 5.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诚信社会应该是信息披露充分的社会。在信息的披露中,政府信息的公开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要构建社会的诚信机制,党员于部的道德风貌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邓小平指出:“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有效的诚信教育离不开榜样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全社会都积极履行诚信职责,一个诚信的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其过程本身会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思想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思想道德中的诚信建设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达到思想认识的和谐一致,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弘扬诚信意识,培养诚信道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树立和弘扬诚信意识。消除一切不和谐因素,为建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做出努力。 社会诚信论文: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的作用综述论文 摘要:社会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下程。仅依靠社会个体的力m:是远远小够的应史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以制)x创新打造诚信政府。促进行政方式由“政府主体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转变。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诚信缺失社会诚信建设政府作用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的诚信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推崇,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将诚信建设列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个人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诚信记录,把“诚实守信”奉为追求的“价值目标”。但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互动的、全而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个人是基础,企业是重点,政府才是关键,政府应在诚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旗帜、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为推动诚信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从系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正视这些问题,科学界定政府作为的方式、范围和程度。 一、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关乎全局,不可或缺的。但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必须明确规定政府职贡义务,以防缺位,严格限制政府发生作用的范围,以防越位。根据诚信建设的自身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中应发挥好以下几方而的作用: (一)示范引导作用。在日常经济社会管理事务中,政府讲诚信,则会给企业和个人树立榜样,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使社会公众“见贤思齐焉”。反之,政府失信,社会主体也极有可能加以效仿,对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产生恶劣的“传递效应”,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规划协调作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内容杂,任务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所及部门来看,包括银行、工商、税务等;从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诚信建设。因此,要使诚信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用地有条不紊开展,就离不开政府对诚信建设的统一规划,对方方面面的利益协调,对不同行业特点的兼顾,否则,各社会主体就极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地区、行业的割据、垄断。当前各地区、各行业盲目地自成一体、大建数据库就是缺乏规划、协调的恶果。 (三)监管保障作用。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嬗变过程,其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会出现或强或弱的利益冲突。要把这些矛盾、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仅靠社会公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组织应在其中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大力强化诚信行为,坚决惩处诚信缺失,使得诚信建设沿预定的规划、设计顺利、高效开展。 二、我国政府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和诚信建设在我国刚刚起步的缘故,政府对自己在诚信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作为方式等都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行动上的不力并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自身诚信缺失现象大量存在。受传统权力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常常误认为讲诚信只是个人、企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是为社会公众谋福利的,只需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对于局部和个人利益宜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不必“谨小慎微”,可以不讲诚信。 (二)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互动关系不明确。“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市场化运作是企业“重合同、守信用”的根本动力和最大约束。然而现实情况是,“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仍是我国很多企业的重大弊端,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并不健全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在政府对诚信建设的调控中,各种“缺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应确实分清“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分清“主体”与“支持”的区别。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调控诚信建设时,就没有把握好上述的界限,没有分清上述的区别,作了许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同时“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好。 (四)在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中,各级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危害极大。这一方面造成了信用信息的割据和垄断,增加了一些政府机关索贿的砝码,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信息不能按价值规律自由流动而闲置浪费。 (五)政府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存在着重“事前审批”,轻“动态管理”的倾向。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片面地认为,加强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就是强化对服务机构的“资质认证”和“行政审批”,于是便想方设法增设“准入条件”,千方百计抬高“准入门槛”。与此同时,又对己获准入的机构缺乏必要的检查、考核和淘汰机制的设定。 (六)与社会诚信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不完善。如我国的产权制度仍不清晰,企业缺乏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很难始终做到恪守诚信,“奉信誉高于一切”。对于信用信息的管理也缺乏可操作性强、效力适中的法律规章。 (七)我国社会诚信建设的运作机制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缺乏统一的层次高、专业化水平高的政府诚信服务管理部门,管理多头、分散,政策不一;(2)诚信服务行业标准尚未确立,造成对行业的管理弹性大,可操作性差,行业整体竞争秩序混乱。(3)诚信服务机构人才匮乏,设施落后,很难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信用服务,影响了市场主体的信用服务诉求;(4)诚信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很多的服务机构缺乏市场意识,缺乏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调研,不能敏锐把握市场对诚信产品的需求,导致诚信产品的市场转化率低,影响了其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一)以制度创新打造诚信政府。首先,创建和完善社会参与决策的机制。其次,力促信息公开,透明行政。再次,要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权力运作机制,促进依法行政。最后,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大力消减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以杜绝各种借审批机会乱收费、乱设卡的现象。 (二)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约束的诚信体系是不牢固的,没有道德内涵的诚信制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诚信道德教育应是诚信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把诚信教育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又要注意把诚信建设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促进行政方式由“政府主体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已习惯了以自身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在计划经济的竞技场上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着力改变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从具体的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重点做好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规划引导、建章立制”,为社会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体系。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人员研究影响我国诚信建设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建立、完善应有的政策、法规体系,特别应该借鉴外国经验,尽快出台以下制度:(1)明晰产权制度。(2)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强化失信惩戒制度。 (五)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社会诚信体系得以存在、运作的根本前提和物质保障。当前我国该方面的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亟需做好以下工作:(1)建立高效的智力支撑体系,包括统一的征信、评级和服务标准。(2)集中力量打造不同层次的统一信息服务网络平台。(3)大力推动诚信管理教育,培养诚信服务专门人才。 (六)推动以诚信服务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诚信服务行业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属新兴产业。政府有关部门予以适当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扶持和保护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选择运用。首先,面对我国诚信服务行业的混乱局面,要尽快明确该行业的主管部门,确定该行业运行标准,尽快组建该行业自律组织。其次,面对外国已很成熟的诚信服务企业的“入侵”,应积极地在WTO法制框架内寻求予以中国企业以适当保护的方法和途径。与此同时,还应引导民间、外来等强势资本介入我国诚信服务行业,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涌现一批“资金雄厚、技术过硬、配备优良”的诚信服务名牌企业。 社会诚信论文:政府在社会诚信中的作用浅谈论文 摘要:社会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下程。仅依靠社会个体的力m:是远远小够的应史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以制)x创新打造诚信政府。促进行政方式由“政府主体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转变。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诚信缺失社会诚信建设政府作用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的诚信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推崇,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将诚信建设列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个人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诚信记录,把“诚实守信”奉为追求的“价值目标”。但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互动的、全而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个人是基础,企业是重点,政府才是关键,政府应在诚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旗帜、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为推动诚信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从系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正视这些问题,科学界定政府作为的方式、范围和程度。 一、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关乎全局,不可或缺的。但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必须明确规定政府职贡义务,以防缺位,严格限制政府发生作用的范围,以防越位。根据诚信建设的自身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中应发挥好以下几方而的作用: (一)示范引导作用。在日常经济社会管理事务中,政府讲诚信,则会给企业和个人树立榜样,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使社会公众“见贤思齐焉”。反之,政府失信,社会主体也极有可能加以效仿,对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产生恶劣的“传递效应”,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规划协调作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内容杂,任务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所及部门来看,包括银行、工商、税务等;从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诚信建设。因此,要使诚信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用地有条不紊开展,就离不开政府对诚信建设的统一规划,对方方面面的利益协调,对不同行业特点的兼顾,否则,各社会主体就极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地区、行业的割据、垄断。当前各地区、各行业盲目地自成一体、大建数据库就是缺乏规划、协调的恶果。 (三)监管保障作用。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嬗变过程,其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会出现或强或弱的利益冲突。要把这些矛盾、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仅靠社会公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组织应在其中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大力强化诚信行为,坚决惩处诚信缺失,使得诚信建设沿预定的规划、设计顺利、高效开展。 二、我国政府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和诚信建设在我国刚刚起步的缘故,政府对自己在诚信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作为方式等都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行动上的不力并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自身诚信缺失现象大量存在。受传统权力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常常误认为讲诚信只是个人、企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是为社会公众谋福利的,只需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对于局部和个人利益宜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不必“谨小慎微”,可以不讲诚信。 (二)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互动关系不明确。“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市场化运作是企业“重合同、守信用”的根本动力和最大约束。然而现实情况是,“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仍是我国很多企业的重大弊端,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并不健全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在政府对诚信建设的调控中,各种“缺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应确实分清“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分清“主体”与“支持”的区别。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调控诚信建设时,就没有把握好上述的界限,没有分清上述的区别,作了许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同时“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好。 (四)在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中,各级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危害极大。这一方面造成了信用信息的割据和垄断,增加了一些政府机关索贿的砝码,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信息不能按价值规律自由流动而闲置浪费。 (五)政府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存在着重“事前审批”,轻“动态管理”的倾向。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片面地认为,加强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就是强化对服务机构的“资质认证”和“行政审批”,于是便想方设法增设“准入条件”,千方百计抬高“准入门槛”。与此同时,又对己获准入的机构缺乏必要的检查、考核和淘汰机制的设定。 (六)与社会诚信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不完善。如我国的产权制度仍不清晰,企业缺乏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很难始终做到恪守诚信,“奉信誉高于一切”。对于信用信息的管理也缺乏可操作性强、效力适中的法律规章。 (七)我国社会诚信建设的运作机制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缺乏统一的层次高、专业化水平高的政府诚信服务管理部门,管理多头、分散,政策不一;(2)诚信服务行业标准尚未确立,造成对行业的管理弹性大,可操作性差,行业整体竞争秩序混乱。(3)诚信服务机构人才匮乏,设施落后,很难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信用服务,影响了市场主体的信用服务诉求;(4)诚信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很多的服务机构缺乏市场意识,缺乏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调研,不能敏锐把握市场对诚信产品的需求,导致诚信产品的市场转化率低,影响了其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一)以制度创新打造诚信政府。首先,创建和完善社会参与决策的机制。其次,力促信息公开,透明行政。再次,要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权力运作机制,促进依法行政。最后,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大力消减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以杜绝各种借审批机会乱收费、乱设卡的现象。 (二)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约束的诚信体系是不牢固的,没有道德内涵的诚信制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诚信道德教育应是诚信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把诚信教育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又要注意把诚信建设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促进行政方式由“政府主体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已习惯了以自身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在计划经济的竞技场上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着力改变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从具体的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重点做好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规划引导、建章立制”,为社会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体系。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人员研究影响我国诚信建设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建立、完善应有的政策、法规体系,特别应该借鉴外国经验,尽快出台以下制度:(1)明晰产权制度。(2)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强化失信惩戒制度。 (五)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社会诚信体系得以存在、运作的根本前提和物质保障。当前我国该方面的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亟需做好以下工作:(1)建立高效的智力支撑体系,包括统一的征信、评级和服务标准。(2)集中力量打造不同层次的统一信息服务网络平台。(3)大力推动诚信管理教育,培养诚信服务专门人才。 (六)推动以诚信服务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诚信服务行业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属新兴产业。政府有关部门予以适当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扶持和保护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选择运用。首先,面对我国诚信服务行业的混乱局面,要尽快明确该行业的主管部门,确定该行业运行标准,尽快组建该行业自律组织。其次,面对外国已很成熟的诚信服务企业的“入侵”,应积极地在WTO法制框架内寻求予以中国企业以适当保护的方法和途径。与此同时,还应引导民间、外来等强势资本介入我国诚信服务行业,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涌现一批“资金雄厚、技术过硬、配备优良”的诚信服务名牌企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通识教育哲学基础论文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作者:朱怀亮 单位:上海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哲学教育学论文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优秀、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教育生活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教育哲学论文:高职学生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论文 一、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更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其它校园文化不可替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同时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还要经历自我的感悟及积极的行动。引导学生理解包蕴在校园的人文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使之感动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从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熏陶,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这是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有效途径。 作者:池秋平 单位:辽宁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一、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优秀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评价必须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呼应。为了培养技术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技术人才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任何单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的只是对学生的片面判断,不利于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职业教育的评价既要注重学生的技术能力评价,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所展现出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评价。具体到技术能力评价与技术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立、反馈机制的设立、质性评价还是量化评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出进一步的解答。总之,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将不只停留于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哲学关系的浅层次分析,将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作者:徐宏伟 庞学光 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教育下哲学基础论文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渗透,已经丢失了属于中国特色的韵味,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被更替,“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应用越来越冷门,中国传统音乐知识逐渐被淡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泱泱大国,其特有的文化艺术性应该被积极弘扬而不是被抵制。现如今崇洋媚外的现象显著,学生更乐于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对于中国古代乐器所知甚少[1]。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歌民歌不被新一代的青年们接受,他们拒绝学习古老的音乐文化。因此,为了防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历史遗忘,我们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鼓励学生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继承和发扬记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传统音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四、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是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文化教育形式,中国特有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贯穿于传统音乐教育之中。研究传统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推助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好文 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一中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思想政治哲学论文 从贾谊对早期教育的论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是强调了胎教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优秀的母亲,甚至包括考察母族的家风,即所谓“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胎教》),这种注重超前教育的理念极好地反应了贾谊考虑问题之深人与周密。既然贾谊强调在婴儿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而胎教的实施者主要是孕妇,所以,他认为孕妇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儿在味觉、听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感知能力,所以,孕妇良好的言行举止确实能对胎儿产生积极的影响。贾谊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差别,在于后天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以殷周两朝的君主和秦二世所受到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殷周两朝的不少君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长大后成为治国有方的明君;而秦二世胡亥所受的教育不当,结果成为恶君。贾谊说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导之者非理故也”,认为胡亥成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是“习导之者非理故也”。 一、贾谊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贾谊之所以重视太子教育,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国家命运的未来主宰者,因此,太子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就此而言,教育必然与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贾谊的思想里,最理想的教育既能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君主,又能对普通民众进行良好的道德引导。因为,在贾谊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人民关乎着国家的安危、君王的威侮、官员的贵贱,人民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对人民进行良好的道德教化,将直接有助于政局的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注重教育太子还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贾谊都是把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谊的礼治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后世精英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礼须通过教育;对太子的礼教而言,贾谊提出了‘五学’的构想;至武帝而有太学之设。对社会的礼教而言,便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要求,在景帝时,巳有郡学的出现。由贾谊所代表的理想,也未尝不发生若干实际上的影响。”②时至今日,社会教育已广泛普及,从理论上来说,关于礼教与德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这些都将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贾谊教育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贾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民"、“教”、“政”、“道”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形成的根本。其中的“教者,政之本”,主要道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而“道者,教之本”’则让我们看到了贾谊教育思想的本体论依据,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是要达“道”,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依道而行。由此可见,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它对贾谊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领作用。政治哲学思想是定位于价值世界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可以为具体治国思想的设定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政治哲学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人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③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他构建了一个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本体论依据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基于大道的完满性,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格局——“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五美》)。应该说这个格局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包括了民本、仁爱、休战、隆礼、尚德、大一统等美好的社会愿望。“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④而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当然离不开贾谊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它将直接有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中。其形而上之“道”的本体论思想的主旨是:“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艮P“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禀“道”而生的,德以“道"为本。也就是说,“道”是本原性的东西,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道”为终极依据的。所以,在对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都必须依“道”而行;而“德”是以“道”为本,并且包含在万物之中的、与“道”密不可分的东西。 作者:冯国利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下的科学教育论文 现代科学教育忽视实践,更缺乏正确哲学思维指导之下的实践。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数,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更无论教会学生用正确哲学思维指导学生实践。“高分低能”,是对这一学生群体的称谓。长此以往,现代科学教育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可能真正推动其继续发展。总之,现代科学教育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要想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视域角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现代科学教育要紧紧与现实结合,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是要他们学会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学以致用,进而反过来推动现代科学教育的再发展。用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更加“接地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人是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哲学本身就非常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它指导现代科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科学教育的出现来源于教育者最初的实践,完善于后来教育者不断的实践,他进一步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教育者的再实践。 作者:肖颖秋 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优秀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优秀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优秀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作者:李艺 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论文 引言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 肖晓斐 汤晓文 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思想音乐教育论文 一、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 对课程的概念或定义,目前尚存在一些纷争。一般而言,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广义上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某一门学科。所在的音乐教育研究组织“五月组”确立了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七大行动理念其中包括“课程”,并指出“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地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应该说,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视野下的音乐“课程”有着更为丰富而特别的内涵: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优秀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结语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系统理论和观念为我国广泛熟悉和接受尚需时日。本文仅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就音乐教育而言,对实践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吸纳还远远不够,音乐教育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音乐教育并不只关注音乐,它还关注学生,关注老师,并关注我们希望共同构建的社会形态”。即必须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何种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设置和实施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龚永红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人生哲学与思想教育论文 一、弗洛姆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赤裸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作者:雷宏谦 潘爱军 单位:邢台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教育功能的哲学思考论文 一、教育家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代表性观点 到了20世纪,“教育万能论”演变为“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华生认为,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加以控制的,只要确定了刺激和反应(即S-R)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环境而任意地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一打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才能及父母的职业和种族怎样,我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领袖,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盗贼”。“环境决定论”否认人性的存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所受的教育和待遇的不同。此外,以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的高尔顿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部分乃至完全否认后天教育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无能论”观点。 二、对“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决定对教育功能的判断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对于“教育”,论述颇丰。儒家思想家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蒙台梭利主张,“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概括起来,中外学者对“教育”的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其次,“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培养、促进、激发”。再次,教育的优秀在于“思想、人格、精神”。其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据此,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下剖析。 1.“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活动,教育具有终身性。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对象,定位于“人”,而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青少年学生”、“孩子”。这无疑是符合“人”身心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青少年学生”、“孩子”,只能说是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充实精神、活跃思想的过程,教育具有塑造性。 中外教育学家,都主张把人格塑造、能力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三者的关系上,大多主张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人格塑造为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里“忘记的”,就是知识;“剩下的”,就是思维方法和个体人格。 3.“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由引导帮助,到自我认识、自主发展的过程,教育具有自主性。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引导和帮助,最终需要被教育者个体,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出发,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4.“教育”因其终身性、塑造性和自主性,而具有极端复杂性。 “人”,本身就是拥有复杂思维(逻辑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再加上每一个个体的“人”,遗传基因的根本不同,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生活实践的经历迥异,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因此,“教育”,体现在每一个被教育者个体身上,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结果。教育科学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科学,这绝非孤芳自赏。综上所述,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概念,得出如下结论: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由外界力量、外部环境引导、帮助、激发、影响,进而到由个体的人自我感悟、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极其复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活动过程。 三、站在哲学高度,客观看待教育功能 1.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 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是高度智能化的动物,这是近代遗传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性论点。任何种类的动物,其知识和经验的获得,都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则主要通过行为模仿来完成。著名的“印度狼孩”案例,是这一论点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毫无任何教育背景的婴儿,常年在成年母狼的呵护下成长,其学习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食生肉、饮兽血,就是狼嚎和爬行。行为学习模仿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然而,人类毕竟是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级动物。我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通过复杂的抽象逻辑思维,认清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出若干行为规范,且以此约束自身行为。抽象逻辑思维,其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文字。因此,人类获得教育的渠道,除了行为学习模仿,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一名新生婴儿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仅仅供给其生长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没有任何行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没有任何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植物”和“工具”。教育,包括行为模仿学习和语言文字学习在内的教育,对“人”的发展、“人”的塑造,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其作用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2.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矛盾。 在实现教育功能的整个过程中,有三对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一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二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主体(自我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教育者,主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引导、帮助、启迪、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客体。这一对矛盾的根本冲突,在于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矛盾,即人性本能与对人性本能约束的矛盾。相对于后两对矛盾而言,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教育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威,以及被大量教育科学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敢说是万能,至少也是有能的。在第二对矛盾中,我们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即教育主体,而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作教育客体。在第三对矛盾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同一个对象(自我教育的教育对象),我们称其为教育主体,仍然把自我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之为教育客体。第二、三对矛盾的根本冲突,既在于理性化与感性化的矛盾,也在于语言文字教育,与行为模仿学习教育的差异矛盾,即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矛盾。距今100多年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有一条著名的“思行不一规律”。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知、情、意、行,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悖的、矛盾的。因为“知、情、意”,大多是后天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字理性教育的成果;而“行”,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先天的动物本能。当“知、情、意”,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理想状态时,对“行”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并非真空的社会之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或无意,对教育客体(社会环境)现象,进行模仿学习,而这种学习,又往往与先天的动物本能有关。这个时候,感性的、本能的行为模仿学习,其作用力,就往往大于理性的、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行”,反过来对“知、情、意”,产生巨大影响。当代教育学上著名的“5+2=0”和“7+7=0”两个等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说是无能的,至少也是无奈的。 3.教育功能的实现,既有可知性,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且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教育的功效如何,是可以部分预知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家庭环境和可以感知的周边社会环境),长期接受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教育,那么,教育功能的实现,再差也有三分。然而,作为对教育功能产生重大能动作用的环境(受教育者的模仿学习对象),是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变迁的。环境的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完全可能颠覆受教育者的心智,极大地影响教育的功效。由于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教育的功效如何,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 4.受教育者的社会和生活实践,是检验教育功能的唯一标准。 当前,对受教育者的考试评价制度,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评价方法,是“无可奈何”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方面,考试,只能考出受教育者,在某一个阶段知识掌握和部分能力发展的状况,而不能“考”出受教育者整个人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状况,更不能“考”出受教育者的“人格”和“道德”。因此,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方面,以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又很难找到一个比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评判教育功效的科学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又是科学的。我们暂时做不到科学评价教育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科学态度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受教育者终身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教育功能,不是看受教育者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而是看他(她)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不是看受教育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怎么“做”,而是看长期乃至终身怎么“做”。盖棺定论,以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来定论,是理想状态下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最科学方法。 作者:孟延风 彭举鸿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民办教育视域下经济哲学论文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源已经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而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简单化的操作层面,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和创办者日益被人诟病为“逐利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作为民办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经济哲学的视角思考民办高等教育营销理论的战略价值。其主要表现为: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优秀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优秀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3.树立教育营销战略意识。 教育营销意识应该放在民办高校招生的战略层面来凝聚和推进,民办高校应该选拔专业教学人员参与招生工作,淘汰冗员,要在民办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招生工作教育营销办公机构直接与学校教学和行政部门对接,通过招生工作会议、招生工作文件、各教学单位招生工作网站等使全体教职工都全员认同教育营销且愿意为教育营销做出贡献。教育营销理论的引入对指导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功能,提高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和效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办高校作为河南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担着为河南省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大省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随着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产业中的深度发展,以教育营销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机制其优劣得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作为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教育营销理论素养,成为构建新型教育经济关系的“哨兵”。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教育营销理论的经济哲学思考十分必要,它对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学生、民办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教育经济关系,有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 胡朝阳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实践下的教育哲学论文 一、“教育哲学”辨 为了更好地辨明“何为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什么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是什么”。前者考察教育哲学的历史形态;后者考察教育哲学超历史性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主要有三种传统: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②形而上学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思辨教育哲学,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不断以“什么是”和“是什么”的方式追问诸如“正义”、“德性”、“美”等事物的定义,以便在“人事”上获得一种超越习俗、流变事物的确定性知识。在这种教育哲学中,主要表达的是教育即“灵魂的转向”③,即让灵魂从观看习俗幻象转向洞外真理之光。规范的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来源于其对哲学方式的辩护,而非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威。因此它往往与思辨的教育哲学相生相伴。规范的教育哲学主要关涉三个问题:何为人类的卓越与优秀的德性,这些德性为何是卓越的,如何培养卓越的德性。④分析教育哲学以分析作为工具,探索语言使用过程中概念间的联系,以便发现和澄清理解过程和知识话语中的混乱。⑤分析教育哲学反对从哲学原理简单地演绎到教育问题上来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由哲学强加给教育的做法。吊诡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有力批判主要来自分析教育哲学的内部。①上述三种教育哲学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教育哲学样态,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一种新哲学方法兴起之后,还会出现多种新型教育哲学形态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教育哲学历史形态都只是一种“偶在论”存在样态。对教育哲学确定性、本质性特征的考察则应该通过回答“教育哲学是什么”来进行。 (二)教育哲学是什么 教育哲学并不只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教育。它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探寻教育的真理。教育哲学相较于实践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而言,具有更长远的“目的论”的关怀。它关怀的是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整全的个人。具体而言,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1.追问教育“自然”教育哲学追问“教育是什么”,更为准确地说追问“正确的教育是什么”。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旨在揭示“教育事实是什么”。教育哲学是一种探寻教育“本性”或“自然”②的尝试。具体说,教育哲学是这样一种尝试:旨在了解教育的本性并为之辩护。之所以需要辩护,就在于其本身是一种对教育的“本体”追问,从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接地气”。它本身并不考虑教育的具体情境与特殊性,而是对纯粹的教育“自然正确”③追求。教育哲学并不关心其能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现实化与技术化操作。如何操作是个实践教育学的问题,实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教育哲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非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2.探寻教育“理性真理”教育哲学是对教育“理性真理”的承诺。所谓教育理性真理是以人的纯粹理性探寻教育的“理性事实”。理性事实只存在于人的言辞中,教育哲学需通过言说的方式去探寻。与此不同,教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即教育在现实中事实上是怎样的。它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把教育现状中的事实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鲜活地呈现,就已经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事实”。教育哲学探寻理性真理是为作出健全的判断提供评判标准。因为教育科学恰恰只是“价值中立”地不断展示事实,而无法让我们作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而教育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何谓教育真理的问题,是评判现实教育对与错、好与坏的依据问题。它寻求回答的优秀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只有符合自然或本性的教育才是绝对正确或正当的。教育自然正确是人类教育的终极价值标准。教育哲学就是在言辞中构建以美好生活为中心的符合“自然正确”的教育。3.关涉“善好生活”在理论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现实的“纯然生活”与理想的“善好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已经不可能细化到个体内在德性的考察,只要个体不违反大规则,就被认定为合格公民。在这种粗放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日益关心自己纯然生活的生存处境,变得更为“现实”。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境况。它直接扎根于教育的现实,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便满足生存之需,而实践教育学正是通过指导教育行动直接促成纯然生活的现实化。然而二者倾向于使人精神忙碌于现实而“两眼看地”,往往忽略了“头上的星空”。教育哲学正是要使人仰望星空———超越现实,追求那个高于现实的善好生活。教育哲学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善好生活”为根本主题。纯然生活与善好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自洽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教育哲学关涉的善好生活是“自然好”、“自然正确”的生活。①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都试图追问教育的本性,把教育引向“至善”。②这个至善就是教育的原型。“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③教育哲学只对“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教育”进行辩护。实践教育学可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感兴趣,或基于某种世俗立场而为之辩护,但教育哲学只对教育真理感兴趣,并不依附于当下的某种秩序,更不为其合理性辩护。教育科学以揭露事实为天职,而教育哲学试图超越事实探寻“美好生活是什么”。 二、“教育实践”辨 教育理论可以三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的关系。在论及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学)的实践性”与“教育实践”三者混为一谈。 (一)“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辨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实践性。实践是指教育主体把教育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在语法上犯了近似同义反复的错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如果尚存在一点意义的话,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操作性与技术性。若把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实践性,则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的理解涉及对教育哲学的理解。教育哲学作一门探寻教育本性的学问,本身具有实践的“意向性”。亦即教育哲学所探寻的理性真理,对教育实践本身构成了一种规范和引导。“自然正确”与“善好生活”本身就是对教育实践在方向上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想脱离教育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实践性”与“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是指二者具有指向实践的属性。前者是指教育活动内在地具有实践性,后者指教育哲学本身在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始终关怀教育的行动和现实。何为教育实践也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是什么。 (二)什么是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的理论陈述中,存在两条基本话语路径: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话语与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1.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观实践哲学并非与哲学同时诞生,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①这种三分法凸显实践的特殊性。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作为人性中最高的部分———理性的沉思活动,代表着人最为自足、完满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可以像神般沉思世界的原因,实现人最高的幸福,即沉思生活。但是人除了自足的沉思生活,还追求完美的贤人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德性的绅士。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将人的德性等同于知识的看法,因为人具有了道德知识不一定会自动成为好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得“做”好人。因此,与人的理论活动相比,实践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概念,包括伦理与政治活动。实践与理论一样,是一种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并非一种原理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并非内在演绎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外在并列关系。这种等级性是指理论高于实践。②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概念。与创制相比,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亦即一个高贵的道德行动本身就是人的目的,而人的创制活动指向的是创制之外的产品、成品。这种创制活动仅仅相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而实践活动相关于美好生活的全局。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实践的学问,并不能要求其确切性,只能是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③他试图用实践智慧来应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理论指向普遍必然性,而不能解决行为的个别性问题,因为个别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通过二分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而实践和创制解决特殊性问题。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上使用教育实践概念关键点有三:第一、把创制活动排除于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教育实践是一种自足的目的性活动。第二、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这种并列并非内在并列关系,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并列关系。第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等级次序,教育哲学高于教育实践。2.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又包括其创制概念,并且倾向于后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活动,因此是以非生产性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得到改造与贯彻。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④理解为一种人的自足的活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不是达到其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如此,马克思成功地把劳动实践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却是以生产产品为直接目的,这种产品包括物质性产品,也包括诸如诗的创作等精神性产品。马克思通过把这个创制概念糅合进他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实践概念生产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以生产性为特征的。它最大特点在于实践已经完全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成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概念。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自为性和目的性的解释,即把实践看成因其自身而存在,但它又包括创制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突破了伦理与政治活动的范围,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和目的性的同时,多次强调实践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他的实践纲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一个终极价值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生产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终极价值。 (三)教育实践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把指向目的之外的产品为目的的创制活动排除在外。教育创制活动是一种明确以实效为目的的教育生产活动。教育的优秀问题被理解为使人“活得好”与“做得好”。②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观恰恰把教育创制活动包括在内。不仅如此,它还包括教育理论生产活动在内。因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抽象化之后,从事教育理论活动依然是“劳动一般”。③劳动生产化,生产实践化,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实践观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概念,使得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出现了分离,从而在二者之间留下了鸿沟。马克思把哲学与实践理解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通过“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弥合了这条鸿沟。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代表一种古典式的实践理解方式,其形而上学基础是宇宙目的论。而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实践理解方式。它是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实践观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自足性的认识上是相通的。教育实践最终要指向人的生活本身。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对象的整体,人在实践中人所面对的是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情境,所以教育实践并不能操作对象的整体。这正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教育哲学可以通过理论理性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的本性。哲学是一种跳跃式、攀爬式的思维方式,它抽离教育具体情境,在概念上对教育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教育和人的整体性把握。而教育实践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细节,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诸如人的现实欲望和世俗立场,人所运用的只能是以一变应万变的实践知识。概而言之,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哲学所探寻的教育本性的“模仿”。这种模仿并非在最佳的状态中进行,而只能是在次等(好)的状态下完成,它不可能达到教育真理的完全复制,因为它要面对双重诱惑:政制的挤压与人性的感性欲求。在被迫权衡诸多条件的际遇中,教育实践像一只背负众多包袱的雄鹰一样,已然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梦想,平稳而安全地飞行成为其现实的目标。教育实践就是在种种遗憾中,步步妥协地应对“杂多”的现实,在诸多权衡中通过运用技术化手段把教育理想降格地展开的过程。 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关系辨正 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内在推演关系,而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教育哲学的逻辑理路决定着它应该超越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理应联系教育哲学。 (一)“教育实践应联系教育哲学”的三重理由 1.教育哲学的逻辑在先性教育哲学追问的“自然正确”并非与人的教育行动无关,只是离具体指导稍远一些而已。再抽象的教育哲学也意向于“实践”,虽然它可能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并不能否定其逻辑在先性。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本质”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相”(理念)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中分有“相”的事物。教育哲学作为探寻教育的“相”的一种尝试,它所探寻的“理”当然可以先于或超越具体的教育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到近代,“本质”被理解为是从具体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解本质不再像柏拉图的“相”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性思维产物。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教育的纯粹状态的自然本性的学问,不仅仅是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它更是逻辑在先地先于教育实践,并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教育哲学要走向实践教育学,而是教育实践要联系教育哲学。不是要责怪教育哲学脱离教育实践,而更应该反思教育实践脱离教育哲学。2.哲学逻辑与现实逻辑之别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教育哲学是属于哲学逻辑,而教育实践是属于现实逻辑。哲学逻辑是规范性的,现实逻辑是操作性的。处于现实逻辑中的教育,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跳跃才能达到哲学逻辑中绝对正确的“教育的相”。正如哪怕是看尽天下所有的(有缺陷的)圆,都未必能把握几何学意义上“绝对的圆”,因为从现实之物到思想之物需要理性的“最后一跃”。这种跳跃仅仅站在实践的层面是做不到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即“灵魂的看”才能实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逻辑虽异,但二者在相互“流动”中可以相通:教育实践通过理性的跳跃“自下而上”地通达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从纯粹理论理性出发进行教育真理的探寻,“自上而下”地对实践进行规范与指导。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原型的存在,更不相信“目的论”的价值秩序。在这种际遇中,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在否定自身逻辑的同时,相互僭越。教育哲学丧失哲学的纯粹性与普遍性,而教育实践失去行动操作性与个别性、具体性。3.教育哲学的超越性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学者易于承认“事实真理”,却不关怀甚至否定“理性真理”。理性真理是一种指示性真理,它为现实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和指导。按照古典教育哲学的理解,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某种缺陷的圆,必然要趋向于完满的圆。同理,现实中的教育也是不完满的。它只是对教育的“相”或自然(本性)的摹仿。因为教育受制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离自身的“本真”和“真实”。教育的“相”是教育的逻辑开端。它的正确性的根据来自于其自身的完满性,并为现实中的教育提供了评判的标准。教育真理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而要靠人去探寻和用语言去表达才会显露出来。①教育真理是一种“存在”,只存在于言辞之中。通过“对现实的真正原型的深刻把握,从而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真理。”②简言之,教育真理是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言说、辨明或指明。由此,追求教育真理的教育哲学,会表现出超越或“脱离”教育实践之感。这种脱离感来自于教育实践的“向上看”,即站在现实立场上观看教育哲学,使人产生一种仰望的“高处不胜寒”之感。然而如果站在教育哲学的立场上“往下看”,即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观照教育实践,则并无脱离感。反而由于自身的高度而对实践有更整体更长远的指引作用。因此,教育哲学在最抽象最纯粹的意义上最高地指导着教育实践。③ (二)重申教育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有普遍才能认识。④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总纲。教育哲学所能把握的是教育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是针对情境性与个别性的教育问题。所以,那些教育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应该放在教育实践中解决。教育哲学是从教育的整全性来研究问题,它根源于教育哲学的目的,即通过整全的社会和整全的教育绽出整全的人。这种整全性标识着教育哲学的纯粹性与高贵性。被“祛魅”了的现代人,一谈及哲学的高贵性就嗤之以鼻并大加讨伐。人们往往把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等同于哲学的专制。似乎哲学的普遍性是导致二战惨绝人寰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罪魁祸首,仿佛哲学的高贵性要为二战后的全球核威胁负责。这种对哲学高贵性的拒绝心态,正是教育在全球失效、人类心智不健全的现实表现,也是现代教育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大众教育而把教育水准拉平从而使教育降格的结果。在现代所谓民主的渲染中,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舆论主导者或民主选举出来的平庸首领。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以为民主表决出来的,或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对的。人们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气氛中变得划一、平庸,不再追求高贵。哲学源于惊异,没有不断追问的理性攀爬精神根本不会有教育哲学。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真理就是高贵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教育真理的学问,它不会因为教育实践者觉得它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化,而变得妥协与脆弱。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对人的整全人生、整全幸福的探寻,它不会纠缠于现实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在这个功利的消费时代,虽然教育哲学在追问教育真理的同时,还负有为其存在合理性辩护的任务,但这无损于反而更加彰显其高贵性。 四、结语 教育不仅在于教给受教育者什么,更为重要是的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心性。一种理论或思想,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在某个方向上引起思考,成为探寻真理的“药引”。为教育哲学的纯粹性辩护,并非要贬低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的价值,更不是忽视或否认教育实践的存在。毫无疑问,教育实践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到整个教育的命运,更深层地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幸福。教育哲学有其自身独立的逻辑理路,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可以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教育哲学试图辨明除了眼前的一抹功利,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教育根本上要引导人们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并且为正确的教育、值得过的生活辩护。教育哲学从整全性出发探寻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真理,表面上看它不顾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哲学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关怀着教育实践。 作者:吴元发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浅论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 关健词:校园网络文化 功能 建设 论文摘要:校园网络文化是弘扬先进文化的阵地,是推动素质教育的平台,是师生信息交流的桥梁,是教育资源的宝库;校园网络文化应在加强网络硬件、软件、网站、队伍、学科等建设中不断发展。 大学校园网络的普及与发展,极大地改变着高校师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由此形成的网络文化也正迅猛无息地影响着他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因此,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极其重要性,采取得力有效措施,加快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网络文化对校园传统文化的冲击 1,校园网络文化改变着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高校信息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急剧改变着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在大学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实现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这一新型理念上,在大学实现多元化交流与发展,以普及和提高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培养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多能型人才目标上,在创新信息开发者、知识传播者和学习者共同联贯平等互动的开放式管理模式上,在创建多向选择的、无时空限制的,以个性化为主的协作型教学模式上,校园网络文化起到了和正在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折射出了现代大学办学的新理念、新思维。 2.校园网络文化改变着校园的学习环境和手段。对现代网络技术、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发生空前转变,火柴盒式的教室教育正在被四周没有墙壁的可移动的开放式教育所逐渐替代。根据教学需要,师生可以进行多种开工的有利于教学双方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开放式教学组合,从而打破那种僵化的限制教师与学生活动自由的传统教学格局。总之,网络化对学习环境和手段的改变,将会逐渐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模式,而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个性化教学为模式的新教学格局将会逐步形成。 3.校园主流文化面临着网络文化的威胁。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威胁。它的虚拟性特征既给人以创造,又产生虚假,会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其交互性特征既传播信息文明,又充斥生产信息垃圾,暴力、迷信、色情充斥网络,严重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校园精神文明环境受到严惩威胁;其开放性特征既给你广阔自由.又带来失律失范二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不积极地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就势必会影响大学校园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二、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 网络不只是一个技术概念,它同时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概念。网络文化就其所依附的载体来说,它是一种理性化的数字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迥异于传统文化。校园网络文化在兼有技术与社会文化双重内涵的同时,还被赋予了教育的本质含义。在未来的信息化校园中,网络文化价值的影响力将会大大提高,校园传统文化将会在与网络文化的冲突、对抗中,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事例网络文化的优秀成分,从而形成网络时代的新的校园文化格局。此时的网络文化,已将其特殊性融人校园文化的普遍性之中,网络文化的特殊价值将会吸收校园文化的普遍价值并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汇人校园主流讲文明文化中。 1.校园网络是弘扬校园主流文化的阵地。校园主流文化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体现。随着校园网的不断建成和信息化高速公路的不断延伸,计算机网络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它已成为先进文化传播和精神讲文明建设的阵地。尤其在思想文化敏感性高的大学校园,如果先进的主流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这块阵地,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大学的教育者、管理者和网络文化工作者,应该牢牢掌握校园}tJ络文化传播的主动权,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校园网络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的阵地。 2.校园网络是推动素质教育的平台。网络文化在教育功能上担负着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使命。传统文化教育观以狭隘的功利目的为出发点,强调学生的死智能、死技术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了以创新为优秀的全面素质的培养。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要求其教育的功能是科学性、人文性、技术性、情感性、个性性、创新性的多维整合,要求把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因此,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特征,积极推进高校的全面素质教育,是网络化大学校园的使命二大学应不失时机地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征提供的超大文化容,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利用网络的交互性特点所具有的实时交互操作方式,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信息资源生产能力,以提高信息消费与生产的素质;利用网络的开放性特征,提高学生及时获取大量有效信息的能力;利用网络自由性特征带来的文化行为自由,培养学生的网上自律意识,从而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提高。 3、校园网络是师生信息沟通的桥梁。校园计算机网络的延伸,在组织与师生、教工与学生,党校与院系、院系与院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师生通过网络可直接获取校党政和职能部门的办学思想、政策、规章制度。同时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校方和职能部门能够及时听取师生反映的信息,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由选择点击名师和品牌课程.进行学术探讨、思想交流、知识获取;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引导、点拨、启发、释疑、解惑、传道受业。 4.校园网络是获取各类知识信息资源的宝库。校园网络是高校信息资源的依托,同时也是信息资源的中心,它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集校内各类信息资源于一体,并与用户连连接起来,为用户搜寻、选择、利用信息资源提供社会化服务。校园网作为高校的信息源,既要为师生提供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又要不断地吸纳产生新的信息.即对校内各职能部门在业务活动中产生的职能信息、资料信息、院系的教学科研成果信息、学科建设、专业改造、课程设置改革、招生、分配、师资需求等各类信息.要有专门机构进行搜集整理.并使之集成化、网络化.以形成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库.为用户服务。这是网络文化既传播信息又生产信息特征的要求.也是校园网络文化自身的教育特征的要求。 三、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 网络文化是文化发展进步的新态、新趋势。校园网络文化是大学革命的新表征。因此,不能因为网络文化的种种弊端就忽视、回避、甚至否定网络文化的建设发展,而是要以积极的净态迎接新文化的挑战。应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的基础上,从思想、队伍、软件、硬件、学科等方面人手.以多种形式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1.提高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知识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基地.在信息时代,加强加快以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支撑的信息化校园建设,是大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方式。校园网络使校园内部的各种信息资源得到共享,并不失时机地增加各种新的信息资源,开拓高校更为广阔的办学空间,将会始终成为推动远程教育和终生学习体系发展的优秀动力。因此,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网络讲文明工程”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是大学革命的需要。因此,加强校园网络工程建设,使校园网络文化进人积极健康的轨道,依然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2.要加强对校园网络文化进行依法管理是和行政管理。依法管理主要指校园网的管理和建设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网络管理的法律规定;行政管理主要指高校自向在校园网建设中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结合教育教育特点和大学生自身特点,制定可行的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使校园网的管理运行有章可循。运用法律政策和德政管理手段.减少校园网络的不文明现象。 3、要强化网络道德教育。高校网络不能办成社会的网吧,高校网站的建设者和经营者务必规范网上循序严肃网上纪律,不能制作、复制、传播各种违法乱纪和不利于先进文化建设的信息。在网络信息资源的生产与提供上一定要高度自律,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信息文化陶冶人。同时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监控、搜集、分析、加工、处理,从是弃非,传良荃芳,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环境。 4.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网站建设、队伍建设和网络学科建设。网络文化重在建设,硬件建设是校园网络工程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着大学校园信息化的进程;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站。校园网不仅仅是“人机交互”的工具,而且是师生交流互动的主渠道;要提高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思想性、艺术性、积极性、教育性和指导性,还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网上工作队伍;在校园网络队伍建设中,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尤为重要。还要加强网络学科建设.研究网络文化心理、行为、现象,以引导和促进网络文化的发展。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特征分析 摘要:网络进入大学校园后,大学校园网络文化便产生了。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经历了萌芽、非理性的发展阶段,现已走向理性化发展阶段。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对大学校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主要包括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可塑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等四个特征。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大学校园 网络文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被普通大众所接收并运用,产生了网络文化。而当网络文化逐渐进入到大学中,网络文化与大学校园文化相融合,大学校园网络文化也随之产生。我国至1994年4月获准接入互联网,后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可以说到现在互联网已经普及到了千家万户,毫不夸张的说,离开网络,我们的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普及在大学生群体和大学校园中更甚,而这一群体也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群体,所以研究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特征就很有必要了,这也关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概念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进入校园之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大学校园网的建设与发展,大学校园网络文化也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从结构上来说,它与大学校园文化相同,也可由内层向外层分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部分。精神文化是指师生通过校园网所形成的一些文学艺术成果以及所形成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制度文化包括电子账号、密码,网络实名制等。物质文化是指构建校园网所需的相应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准备。行为文化则是师生举办活动的网络表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定义为大学师生以大学为依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当中,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94年网络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大学校园网络文化萌芽。本文认为,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非理性、理性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都呈现了不同的发展特点。本文将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萌芽阶段界定于1994年-2002年,这一阶段是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阶段,这一阶段各高校重在校园网络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上,从软件和硬件上为校园网络文化的开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为校园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校园网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受众规模不断扩大,一些非理性行为不断涌现,2002年大学校园网络文化进入非理性阶段,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非理性阶段,是因为这一阶段网络不文明现象、利用网络进行剽窃、网络色情暴力相继出现,这与大学生主体的素质、网络的约束能力不足等有关。直至2005年全国主要大学实行BBS实名制,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开始逐渐进入理性阶段实名制实施之后,不文明网络行为减少了,校方与学生的联系更加密切,校方得以对学生在网络上提出的合理意见做出及时反馈,大学校园网的管理变得越来越规范,师生对校园网的使用变得越来越理性。这标志着大学校园网络文化进入理性阶段。 三、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特征 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大学是神圣和纯洁的象征,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弥漫于大学校园中。它顶礼的是高尚的道德情操,灿烂的民族文化以及卓越的科技成果。大学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批判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使得大学师生敢于怀疑和创新,常常为了追求真理,不惜与权威相抵。相反,网络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就要多一些了,表现为官二代、富二代在网络上炫富,对于权力和财富的热捧由此可见。简单化、世俗化、平庸化的知识和信息充斥着网络。大学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使得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特点。 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大学十分重视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校光荣传统的继承,通常都建有校史陈列馆,以及学校通常都会开设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课程,以激励学生们向学校的优秀前辈学习,弘扬学校的光荣传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因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具有传统性。而网络象征着信息时代,代表着高科技成果日新月异的发展,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网络上流行的音乐形式、语言、以及文学等无一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又具有时代性,它具有传统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特点。 稳定性与可塑性的统一。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同时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一所大学,在它发展成熟之后,往往形成了其独特的优秀价值观念,办学理念,优良传统和固定的制度运行模式,这些内容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惯性,不容易进行变革或者变革的速度比较缓慢,具有稳定性。而网络却恰恰相反,网络具有高时效性,网络上的信息时时刻刻都在更新。网络是瞬息万变的,它的内容的变化几乎与现实世界中事件的发生是同步的。因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具有稳定性与可塑性相统一的特征。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世界上的各民族因为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和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行为准则、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大学也被深深的打上这种民族性的烙印,表现在每个民族大学风格迥异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却是全球统一的,美国的青年和中国的青年一样,都要通过一台已经联网的计算机才能上网。网络的共享性使得身处世界各个角落里的人,不分民族,都可以获得网络上大量的共享信息源。因此,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点。 作者:李楠 单位:西安医学院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深究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 关健词:校园网络文化功能建设 摘要:校园网络文化是弘扬先进文化的阵地,是推动素质教育的平台,是师生信息交流的桥梁,是教育资源的宝库;校园网络文化应在加强网络硬件、软件、网站、队伍、学科等建设中不断发展。 大学校园网络的普及与发展,极大地改变着高校师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由此形成的网络文化也正迅猛无息地影响着他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因此,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极其重要性,采取得力有效措施,加快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网络文化对校园传统文化的冲击 1.校园网络文化改变着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高校信息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急剧改变着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在大学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实现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这一新型理念上,在大学实现多元化交流与发展,以普及和提高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培养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多能型人才目标上,在创新信息开发者、知识传播者和学习者共同联贯平等互动的开放式管理模式上,在创建多向选择的、无时空限制的,以个性化为主的协作型教学模式上,校园网络文化起到了和正在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折射出了现代大学办学的新理念、新思维。 2.校园网络文化改变着校园的学习环境和手段。对现代网络技术、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发生空前转变,火柴盒式的教室教育正在被四周没有墙壁的可移动的开放式教育所逐渐替代。根据教学需要,师生可以进行多种开工的有利于教学双方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开放式教学组合,从而打破那种僵化的限制教师与学生活动自由的传统教学格局。总之,网络化对学习环境和手段的改变,将会逐渐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模式,而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个性化教学为模式的新教学格局将会逐步形成。 3.校园主流文化面临着网络文化的威胁。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威胁。它的虚拟性特征既给人以创造,又产生虚假,会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其交互性特征既传播信息文明,又充斥生产信息垃圾,暴力、迷信、色情充斥网络,严重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校园精神文明环境受到严惩威胁;其开放性特征既给你广阔自由。又带来失律失范二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不积极地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就势必会影响大学校园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二、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 网络不只是一个技术概念,它同时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概念。网络文化就其所依附的载体来说,它是一种理性化的数字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迥异于传统文化。校园网络文化在兼有技术与社会文化双重内涵的同时,还被赋予了教育的本质含义。在未来的信息化校园中,网络文化价值的影响力将会大大提高,校园传统文化将会在与网络文化的冲突、对抗中,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事例网络文化的优秀成分,从而形成网络时代的新的校园文化格局。此时的网络文化,已将其特殊性融人校园文化的普遍性之中,网络文化的特殊价值将会吸收校园文化的普遍价值并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汇人校园主流讲文明文化中。 1.校园网络是弘扬校园主流文化的阵地。校园主流文化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体现。随着校园网的不断建成和信息化高速公路的不断延伸,计算机网络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它已成为先进文化传播和精神讲文明建设的阵地。尤其在思想文化敏感性高的大学校园,如果先进的主流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这块阵地,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大学的教育者、管理者和网络文化工作者,应该牢牢掌握校园络文化传播的主动权,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校园网络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的阵地。 2.校园网络是推动素质教育的平台。网络文化在教育功能上担负着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使命。传统文化教育观以狭隘的功利目的为出发点,强调学生的死智能、死技术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了以创新为优秀的全面素质的培养。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要求其教育的功能是科学性、人文性、技术性、情感性、个性性、创新性的多维整合,要求把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因此,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特征,积极推进高校的全面素质教育,是网络化大学校园的使命二大学应不失时机地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征提供的超大文化容,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利用网络的交互性特点所具有的实时交互操作方式,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信息资源生产能力,以提高信息消费与生产的素质;利用网络的开放性特征,提高学生及时获取大量有效信息的能力;利用网络自由性特征带来的文化行为自由,培养学生的网上自律意识,从而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提高。 3.校园网络是师生信息沟通的桥梁。校园计算机网络的延伸,在组织与师生、教工与学生,党校与院系、院系与院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师生通过网络可直接获取校党政和职能部门的办学思想、政策、规章制度。同时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校方和职能部门能够及时听取师生反映的信息,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由选择点击名师和品牌课程。进行学术探讨、思想交流、知识获取;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引导、点拨、启发、释疑、解惑、传道受业。 4.校园网络是获取各类知识信息资源的宝库。校园网络是高校信息资源的依托,同时也是信息资源的中心,它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集校内各类信息资源于一体,并与用户连连接起来,为用户搜寻、选择、利用信息资源提供社会化服务。校园网作为高校的信息源,既要为师生提供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又要不断地吸纳产生新的信息。即对校内各职能部门在业务活动中产生的职能信息、资料信息、院系的教学科研成果信息、学科建设、专业改造、课程设置改革、招生、分配、师资需求等各类信息。要有专门机构进行搜集整理。并使之集成化、网络化。以形成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库。为用户服务。这是网络文化既传播信息又生产信息特征的要求。也是校园网络文化自身的教育特征的要求。 三、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 网络文化是文化发展进步的新态、新趋势。校园网络文化是大学革命的新表征。因此,不能因为网络文化的种种弊端就忽视、回避、甚至否定网络文化的建设发展,而是要以积极的净态迎接新文化的挑战。应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的基础上,从思想、队伍、软件、硬件、学科等方面人手。以多种形式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1.提高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知识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基地。在信息时代,加强加快以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支撑的信息化校园建设,是大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方式。校园网络使校园内部的各种信息资源得到共享,并不失时机地增加各种新的信息资源,开拓高校更为广阔的办学空间,将会始终成为推动远程教育和终生学习体系发展的优秀动力。因此,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网络讲文明工程”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是大学革命的需要。因此,加强校园网络工程建设,使校园网络文化进人积极健康的轨道,依然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2.要加强对校园网络文化进行依法管理是和行政管理。依法管理主要指校园网的管理和建设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网络管理的法律规定;行政管理主要指高校自向在校园网建设中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结合教育教育特点和大学生自身特点,制定可行的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使校园网的管理运行有章可循。运用法律政策和德政管理手段。减少校园网络的不文明现象。 3.要强化网络道德教育。高校网络不能办成社会的网吧,高校网站的建设者和经营者务必规范网上循序严肃网上纪律,不能制作、复制、传播各种违法乱纪和不利于先进文化建设的信息。在网络信息资源的生产与提供上一定要高度自律,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信息文化陶冶人。同时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监控、搜集、分析、加工、处理,从是弃非,传良荃芳,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环境。 4.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网站建设、队伍建设和网络学科建设。网络文化重在建设,硬件建设是校园网络工程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着大学校园信息化的进程;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站。校园网不仅仅是“人机交互”的工具,而且是师生交流互动的主渠道;要提高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思想性、艺术性、积极性、教育性和指导性,还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网上工作队伍;在校园网络队伍建设中,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尤为重要。还要加强网络学科建设。研究网络文化心理、行为、现象,以引导和促进网络文化的发展。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大学校园网络文化构建路径探究论文 摘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为高校提供了许多的方便,同时,因网络内容的庞杂,对大学生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何利用当今数字化全新手段,建设校园网络,达到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寓教于乐、提供大学生心理咨询和救助服务的目的,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修养,完善大学生的个性,必然成为各大高等院校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 关键词:个性网络大学生思想 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到来,引起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等等的深刻变革。 主导经济活动的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是信息的制造、获取、转化和传递的活动,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的自由、和谐发展为优秀理念的新的教育价值观就需重新确立。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社会中,教育再也不能只是那种封闭划一、千人一面、漠视个性的教育,注重个人权利及其主体性,并以重视大学生个性为前提,充分利用网络的快捷性、多元性等特点,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完善大学生思想修养。 一、大学生是当今社会最具个性活力的群体 性首先是指现实的个体。 现实的个人通过遗传获得的活的生命的肉体组织及其自然差别,人不仅区别于自然界一切其他生物物种,就是每个人也因其先天的遗传基因等的不同而具有自身生理差别,这也是个性作为其它差别和特点存在的最一般前提,亦即个性的自然的和物质的基础。这种差别也是多种多样:有外在的相貌,也有体内遗传基因等不同方面。人既是生命的、肉体的、生理的存在,同时更是有意识、情感、欲望的,即个人的心理差别。即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特征是人有意识。 在心理学上,有把人的心理差别分别通过对人的气质、性格和能力等加以逐一分析,从而通过认识和分析人的心理差别去认识人的个性。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人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在与自然和其他人即社会存在中生产和发展自身,人的个体差别也是在家庭、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得以实现并逐渐完善的。 在这一过程中,人认识到自己是客体的同时也是主体,即人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在以劳动为起点生产自身到以实践生产、改造自然和包括自身在内的周围环境,并逐步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对个体自我的认识。个体和个性不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视角。 上述分析可以将人的个性定义为:个体主体的自为的社会存在特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个体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创造性才能发挥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性。人的个性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创造发展性等特点。 大学生因其所处特殊年龄段和校园学习环境,具有鲜明的思想独特性: 首先,从年龄段分析,大学生正直风华正茂,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关键期,具有很大可塑性。 每个人一出生就有区别于他人的遗传基因和形体特征上的唯一性,又因每个人的生命之唯一性而使他的个体存在具有不可重复,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职能,体现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加之复杂的社会环境,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与他人不同的身心特征和社会特征,从而使之成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独特的个人,获得自身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可见,大学生活是间于从家庭到社会的中间时期,也可以说是大学生独自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正是在校园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的分析,通过和师生的交往和沟通,并在不同的时间逐步调整和完善乃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从大学生整个人生看,大学生思想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自主性是个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出发点,它要求个人按照一定的合理的意志去生活、去行动、去决策、去评价。没有自主性就谈不上形成人的个性。马克思说:“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附属品。”自主性相对与依赖性而言的。 创造性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新的内容和内在动力,是个性的最高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大学生往往能够依据自身内在固有的尺度和客体内在固有的尺度,并以自己的实际活动把二者统一起来,在专业方面和个人兴趣方面创造出全新的观点和成绩,同时也创造出全新的个性思想。未来的任何创造过程,实际上是客体与在大学期间形成的自我创新观点的结合。 个体主体存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或外化就是能力。一般说来,思想个性突出的大学生,往往表现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较强的创造性,也就是具有较强的能力。反之,个性不突出的人,则往往依赖性较强,顺从而保守,缺乏自为性而能力不能发掘出来。 第三,大学生感情丰富而理想化,具有很强的波动性。 大学生是通过高中阶段的努力而考入高校,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和理想,又因刚刚从家庭独自走向校园,有许多生活、情感和经济上的问题需要他们独自面对和处理,往往在内心中有很强的自我理想化的思想倾向,但在面对真正遇到的实际问题时,又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波动性。 第四,从个性的实现方式来看,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中,通过个性的社会化才能得到实现。 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个性的发展是多方向的,因此似乎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随意发展自己的个性,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采取一切手段实现自己的个性。然而,现实生活决不是这样的。人的个性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实现,都必然要受到个人所处社会条件的限制或制约的。大学生只有通过在校园生活学习中不断的碰撞和沟通中认可和实现上述的个性思想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重视人的个性独特性,培养人的独特个性,决定教育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个性化教育目前是一种指导思想,其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应该只是体现在某一个阶段,而是渗透于人的发展的全过程和教育进程的各个阶段。时间上,贯穿于学前教育、在校教育、继续教育;空间上,延伸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个性化教育可以说是为实现素质教育,着眼于充分发挥人的个性的教育,针对人的个性差异实现人的发展、体现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新性、完善人的独特性的教育。个性化教育就是在发现和尊重受教育者独特个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切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的自主、和谐、能动的发展,形成完善个性的教育过程。个性化教育的实现可以带来许多方面的转变:知识的拥有到知识的创新,知识的贮备到知识的运用,信息的占有到信息的更新,单一的评价标准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体制下由单一型人才转变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这其中不仅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家庭等各个环节,其中的高等院校发挥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二、适合的网络载体适应并引导学生群体的个性发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以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为标志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教育也借助其扩展功效,并获得了巨大改观。 世界上网络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所有大学都建立校园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通,通过建立各种软件资源库、电子图书馆以及网上虚拟学校,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校与师生提供大量信息和广阔的教学、科研空间。 近年来,我国的现代教育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于1995年底完成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主干网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连接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70多座城市近500所高校。清华、北邮等高校已经开始网上教育试点。一些城市的网络教育也正日渐完善。”现代网络化教育的飞速发展,打破了整齐划一、统一模式的传统教育,逐渐通过网络化的学习方式达到个性化教育。 在基于网络化教育平台上,传统教育模式悄然地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教学内容日渐丰富、教学方法趋于多样、教学互动成为可能,学习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如何通过建立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网络,完善大学生的思想修养,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课题之一。 1、办特色化校园网络,寓教于乐,建构和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基于网络平台的教育,教学内容日渐丰富,加强课程的可选择性,因材施教,增加适应不同学生和社会需求的选修课,分领域设置基础性课程、增加拓展性课程的选择性,满足个人学习的不同要求,加强课程的实践性,通过教学互动的双向式学习方式,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产生了学习革命性的转变。而在这整个学习过程中,开阔学生的视野,通过浏览网络上信息,了解历史,判断和分析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新载体。2004年6月止,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接近9000万,占全球上网人数的9%以上。其中,在校学生占31.9%。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各高等院校网站又是学生登陆频率最高的,因为学校选课等重要信息都通过网络实现,高等院校如何办好网页是十分重要的办学内容之一。 在种类繁多的各种网站中,高等院校应根据自身办学宗旨和学科特点,创办具有科学性的服务性、信息性的特色网。当前高校从教学科研到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管理和传递信息。 网络在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交流和师生互动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许多院校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专栏,但点击率却不尽人意。试想,随着网络信息窗口的开通,学生有更加自主多元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机会,如果不能够通过信息服务和休闲娱乐吸引大学生,仅将说教和宣教的材料放在网页上,只能够是运用先进的技术做了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思想是不能通过外力左右的,一个人可以被囚禁,而他的思想是自由的。 充分利用网络,寓教于乐。应该集中人财物建设具有学科特色的校园网络,将信息和知识数字化,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丰富性和快捷性作用,因为说到底,网络只是又一种工具,而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这其中包括建设网站的工作人员、登陆网站的师生全员。 2、丰富网络内容,建设互动窗口。 随着全球网络化的扩展,人的参照点日渐扩展。从学习动机的角度分析,现代人学习交融于生活工作之中,各种形态的学习与学校教育相互交融,人生的学习是形成经验、满足需要的创意过程。与此同时,随着知识更新节奏的加快,从业人员知识结构需要不断调整和补充,人们学习知识,不仅可以满足所从事职业的需要,还考虑到个人爱好、专业兴趣等,同时寻求个人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实现个人的价值。 人们接受教育,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学习,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接受知识,更需要培养学习的兴趣,学习知识的方法、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导致了学习者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不但接受的是某一学科的体系教育,而且还接受满足其个人喜好、选择、特点的教育。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大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 随着教学体系的改革进程的加速发展,学生可以根据学习进度和学习程度选择考核的时间、考核的难度、考试内容等进行评估和考核。网络为学习者提供起点能力的评估;学习进程中提供多种不同形式的学习材料和媒体,提供教学咨询系统,师生交流互动,实现一对一、一对多与多对多的双向交流;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估体系的网络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问题能及时、便利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防止偏离预定学习目标,对学生的学习进步进行分析为下一步的进度做出适当引导。建立一套完善的、个性化的、开放而灵活的学籍管理体系,从而达到“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应该与每个人的指纹一样独特。” 要实现上述这样的教育改革模式,就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校网络内容和网络形式,形成网络互动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报告会、演讲、专刊和墙报等形式通过网络化更加多元和快捷,因为网络具有互动性、共享性、形象化、趣味化等多种特点,可以集视听说功能于一体,参与和反馈的功能更强,从而将“化育”在“润物无声”中完成。要做到这点,需要首先及时正面信息,合理设计网络内容和栏目,以丰富而多样的网络信息,贴近大学生生活学习实际,作到知识性、思想性、服务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网上引导必须紧紧与学生服务和管理密切结合,将教育理念转化为学习理念,将学习主体转为大学生自己。这就要求,不仅有一批专业的网络创新管理人员、技术过硬的维护人员和积极融入网络生活的学生大军。在网上全面、优质、高效地为大学生提供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乃至进入社会的学习、生活、就业、心理咨询和心理指导等一系列的服务管理工作,在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中完善大学生的个性。 3、发挥网络特色服务,完善大学生的个性心理。 人类发展在承担各种不同的角色和责任的过程中使自身日臻完善,个性丰富多样。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被“分裂”,而非“完善”。如何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 作为教育主体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普通的人,然而作为特殊教育过程的对象的某一特殊个人则显然是一个具体的人。需要能把一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生存过程中人性的这两个方面辨证地协调一致。因而教育目的也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教育不应只是培养青年人和成年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该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依此看来,只有通过个性化教育完善人,才能确保一个人学会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现代科学指出:人在生理上尚未完善,他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事实上他必须从他的环境中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未赋予他的生存技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不得不继续学习。 我们时代的社会拥有经验和资源可以帮助一个人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去实现自己,使人成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主体,实现自身潜能的主体,并作用于周围和后人。同时,教育不能再限于那种必修的固定内容,而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通过各种经验学会如何表现他自己,如何和别人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地完善他自己。这样,才会超越千百年来强加在它上面的各种机构上、程序上和方法上的限制。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日渐引起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由于许多学生对心理问题的无知、恐惧和担心被人知道后影响日后在就业和工作等种种误区,往往不会主动对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和救治,因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心理问题不能及时救助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心理障碍,而引发的各种自杀、报复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造成的危害不能够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开辟心理健康教育新途径,针对大学生开展辅导和咨询活动,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就成为高校网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网上心理教育活动具有平等性,保密性、快捷性的特点,可以起到有别于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的积极作用。 大学校园网络应多开展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救助等系列栏目和窗口,在相对宽松和隐秘的网络环境中完成大学生心理需求上的科普和释疑工作。如开展聊天室,在校园网上利用快捷的再线聊天氛围进行心理释疑。谈论自己被困扰的话题和看法,许多大学生因经济贫困、自信不足、考试焦虑、社交恐惧、交往障碍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同学惊醒交流,宣泄内心的不安和恐惧,从新建立内心的平衡点和参照系,从更开阔的视阈思考同样的问题,往往可以解决内心的块垒,化解矛盾和不良情绪。 此外,提供网上心理测试和咨询活动,让同学可以在遇到解决不了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时可以通过网络找到答案和救助信息,通过网络提供相关连接的网址和救治医院的联系电话等。解决大学生因情绪困扰、恋爱和交友、职业选择以及神经衰弱等方面的心理问题。在网上开展针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开展专题心理救助活动,以应对当今大学生因青春期在面对学习生活压力引起的学生心理方面的问题。 三、网络载体标示着未来教育发展方向 教育正在超出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正逐渐在时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也正才超出原来课堂固定模式,在网络空间扩展。由于这些方面过于广泛而复杂,以致无法包括在任何一个静止不变的“体系”之内。教育活动正在让位于学习活动,学习者本人越来越成为主体,成为知识的最高主人,而不是消极的知识接受者。 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为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者必须成为教育自己的人。这种关系的转变,是今后科技革命时代的教育所面临的最急切的一个问题。高校网络建设应该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与社会接轨,不仅与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建立母校联谊栏目,介绍学校专业毕业后的分配走向,发展空间,同时和相关企业单位建立互动平台,从学科特点和专业结构等方面给学生了解社会开设窗口和通道,发挥网络化信息共享资源,为开阔大学生视野和心胸打开新的视窗。并通过网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信息,让大学生在走向社会中感悟人生,锻炼自己,提升自身修养。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关键问题是体制的更新,尤其是评估体制。仅从升学率看教师,盯着分数看学生的原有评价标准必须加以改变,实现评价制度的多元化。网络教育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使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随着教育者成熟程度的提高,允许学生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和权利。网络化教育能够顺应社会和人的发展,也体现了认知规律的内在要求。只有贯彻这样的全新理念,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性才能的发挥才可以实现。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与建设: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者简介:钟启春,男,山东交通学院社科部讲师。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推进,网络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互联网普及率逐年增加。它在方便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本文作者从网络文化的基本含义着手,解析了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与负面的影响,对针对其负面影响提出了几点对策。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他们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网络文化在开阔其视野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一、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途径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信息丰富,利用网络资源,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途径。互联网时代,“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只需要鼠标在手,我们就可以利用网络查搜集资料、查阅信息、阅读新闻等等,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视性与现代感。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其网络文化,网络资源进行寓教于乐的思政教育,广泛罗集知识性、娱乐性、与政治性于一体,使抽象思想政治知识变得生动直观。恰到好处的教育资源运用,一方面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把握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传播主动权,使得大学校园网络文化成为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 (二)有助于开展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大学校园网络文化有助于创新思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多样化。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还具有可选择性与平等性等特点,利用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可以使得原本枯燥、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亲和力,更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网络上,地位是平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可以打破常规的教学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网络为外壳,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融入正确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政教育的课堂效果。由此可见,网络信息的传播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便利,有利于丰富思政教育形式。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网络信息具有共享性,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都是教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教学方式以单一的灌输为主,教师主动教,学生被动接受。随着网络的发展,可以为思想政治教学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利用互联网,思想政治的教学模式可以变成双向互动型,让学生自主学习,自觉学习,有效地锻炼大学生的思维发散性与创造性。此外,网络文化还有助于克服大学生的质疑心理,克服其对于思想政治教师的质疑而不敢询问的心理,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锻炼自身的创新意识。 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 大学校园的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再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挑战。 (一)大学校园的网络文化使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发生倾斜 众所周知,网络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其多元性很容易使大学的色理想信念发生倾斜。理想是灯塔,指引人们向前的路;理想信念,指引人们奋斗。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同的国家、政党、国籍在网络上了不同的信息,甚至于这些团体在互联网上激烈交锋,语言激烈;另外网络上还充斥着一些黄、毒、赌的不良信息,这都会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对于大学生建立一个积极的理想信念来说,非常不利。西方国家借助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入侵”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大学生由于求知欲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最终可能造成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倾斜。 (二)大学校园网络文化易淡化大学生的道德观念 网络具有很强的超时空性,它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使得身处于互联网的人,没有国界,没有自然空间的限制,使得世界之间的范围变小了,快捷了联系方式。互联网的发明者曾经说:“网络世界是‘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等级、没有贫贱、没有歧视’的‘世外桃源’”。但是网络在给人们带来自由的同时,更多的带来“放任”,这样“放任”的模式很容易淡化大学生的道德观念。要知道,在网络上,腐朽的文化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发出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观念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冲击,如此这般,都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迷失自我,在道德观念上 “失范”。 三、针对负面影响的对策研究 针对大学校园网络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应该要积极引导,祛除其中的不利因素。为此,可以培养大学生的自律精神,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算是跟本地解决了问题。有的人认为,对于大学生的网络“失范“行为,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监控,比如利用过滤器过滤那些不良的网页等。虽然这是可取的,也并不可少,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发挥实际作用的仍然是大学生自身的观念认同与行为的改变。因此自身的约束,培养自身的自律精神才是杜绝网络文化负面影响的基础,依靠大学生自身的调节才能合理控制网络行为。其次,还应该帮助大学生培养健康的网络心态,抵御网络上充斥的暴力、色情信息,使他们在多元价值观念中保持自身的价值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网络,建立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类的网站,丰富网站内容与服务功能,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网络文化相结合,以思想政治类的专业网站为载体,消除校园网络文化的负面因素。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校园的网络文化,作文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在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挑战,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积极实现自身的转变,创新新思路、新方法,顺应时展的要求,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利用高校校园文化及校园网络文化,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才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作者单位:山东交通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 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论文 1.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 在浩瀚的管理思想史上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效率革命推动了“以追求效率和系统化”的时代到来,科学管理被管理学界盛赞为一个时代的繁荣,同时效率革命也为整个管理史唱响了赞歌。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包括经济人的前提假设,“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与职能工长制的监督方式,为管理思想注入新鲜血液的参谋制,任务管理与劳资共同利益说。这些震撼管理思想界的新提法奠定了泰罗在管理学界“科学管理之父”的地位。而后“以泰罗为中心,在美国进一步传播效能主义的还有卡尔•巴思、H•L•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莫里斯•库克、哈林顿•埃默森等。”泰罗的追随者们一起缔造了管理思想界的科学管理时代。他的追随者对科学管理思想进一步扩充发展,卡尔•巴思作为泰罗最正统的追随者严格执行了泰罗的方法;H•L•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和甘特图发展了科学管理思想;吉尔布雷斯夫妇试图为科学管理正名,“科学管理是培养工人,而不是扼杀工人”;哈林顿•埃默森将伦理运用到管理咨询中,积极传播效率主义;莫里斯•库克把效率主义扩大到教育部门和市政组织。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与探索成就了科学管理思想的金字塔,同时也为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发展基础,而公共管理也有幸承袭科学管理的雨露。公共管理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自治到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走过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春夏秋冬。经过实践与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公共管理的现代趋势是社会自治和政府公共行政的良性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大范围的公共事务依靠政府提供,社会自治则是补充,二者的良性互动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趋势。美国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王婷(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122)现代公共管理解决公共生活中涉及关乎公众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从而实现公共利益,不仅对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而且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包括公共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活动自古就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科学管理时代的出现为管理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基石。公共管理作为管理实践的一种,与科学管理有着不解的渊源,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擦出了火花。 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贡献 2.1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贡献 在科学管理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开始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所在,而这一探索对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也同样适用。泰罗系统阐述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研究,但却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即使泰罗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却也在这一领域具有广泛地影响。一套完整的理论少不了一种契合的运行方式,泰罗的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使公共行政模式的运作成为可能。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正式官僚制一起构成了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这一模式为公共管理提供了政府公共行政运作的实践“路标”。泰罗通过对时间与动作研究、任务管理制、职能工长制的探索发掘了现代管理中的效率原则。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说,“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也正因为如此,泰罗的科学管理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管理实践提供了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而这种管理知识恰巧也是公共行政管理所需要的。科学管理为政府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参考,这种方式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模式配合形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科学管理中任务管理制以工时研究为基础,制定精心的计划,管理部门以明确的责任来制定工作制度。泰罗的“工时研究”被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职位分类,在政府管理中推广职位分类,奠定了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建立了人事管理的统一体系,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整体运行模式;职能工长制则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配合任务管理的顺利实施;标准化工作和任务管理制为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方式,使政府公共行政有了高效运作的可能。科学管理中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提倡一种最佳的工作方式,任何工作都应该遵循一种标准化的工作方式,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强调效率与工作绩效。虽然传统的行政模式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遭到许多质疑,但是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标尺”。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从未休止,人类一直在探寻最佳的政府公共行政运作模式,从传统行政时期到新公共管理时期,科学管理理论并没有随着科学管理时代的逝去而淡化,而是依然在为后来不断发展的管理理论提供借鉴和做出贡献。 2.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贡献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危机,官僚主义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管理的运作亦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公共行政,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转变。”欧文•休斯认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必须要有一种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然而随着政府改革,政府再造的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传统行政模式渐渐淡出政府改革的蓝图,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管理理论的淡出,作为20世纪20年代声名大振的科学管理时代的理论支柱,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甚至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都难以掩盖它的光芒。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能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所用,同样也可以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作出贡献,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新公共管理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对封闭系统,将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和市场竞争机制,广泛地用于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强调公共管理行政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领域中这一全新的的价值取向表明:新公共管理不仅是政府行政管理形式上的变革,而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国家角色的突破,是对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所作的全新思考与实践。科学管理理论在这一全新视角下同样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公共管理中对工作绩效的重视使绩效工资得到重视,而新公共管理关于人事管理的部分却与绩效工资有着水与鱼的密切关系。绩效工资的管理方式与泰罗的追随者H•L•甘特提出的任务加奖金制如出一辙,H•L•甘特的思想主要受泰罗影响,“在高工资地开支的过程中,甘特看到了激励制度的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他发明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可以说是绩效工资的前身,正是有了科学管理时代任务加奖金制的提出才有了后来绩效工资制的发展。而这种理论基奠为现代管理中绩效工资制奠定了应用基础。虽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背景下科学管理的最佳工作方式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受到质疑,但是新公共管理依然是在最佳工作方式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基础性的奠基,有了这一奠基才有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新公共管理并不是对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最佳工作方式的完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认为公民应该被看做顾客,而政府则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为顾客服务的,应该奉行“顾客即上帝”的遵旨。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但是政府的运行依然需要最佳的工作方式,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理念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并没有过时。新公共管理也强调结果导向,注重产出,认为效率和效力缺一不可,强调政府的“掌舵”角色,注重授权、目标使命、产出、分权模式,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提高公共经济效率。而这与泰罗科学管理的效率革命殊途同归,都是寻求最有效率的结果导向,唯一的不同就是所应用的对象,泰罗的效率革命完全可以被看做新公共管理的奠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无疑是一去不返,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深究这盛世华章的背后,是科学管理的理论奠基为这一时代的繁荣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3.结语 美国科学管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发端和起源,为管理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百年过去了,现代管理实践与思想中不断涌现着各种流派,但泰罗的科学管理可以被盛赞为这些流派的基石,是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路标。虽然科学管理也曾遭受质疑,但是作为管理实践变革的指挥棒,它的价值意涵并不褪色。公共管理是人类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管理实践,作为公共管理改革的现代风向标“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在政府公共行政改革中掀起了一阵狂潮。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新的环境背景下对政府公共行政改革所作的努力,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提供了运行的最佳方式。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热潮中,虽然“泰罗主义”同“官僚制”一起遭受到批判,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并不是对科学管理的全盘否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究,是改进和创新。科学管理的价值对于现代管理而言是巨大的,同时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其实践与理论价值更值得学界的进一步挖掘,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不仅仅是影响其发展,更重要的是其基奠作用,为公共管理乃至新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生长肥料,因此科学管理之于公共管理,是土壤,是基奠,更是跳板。 作者:王婷 单位:西北大学 科学与管理论文:基于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医院管理论文 1管理与制度脱节,脱离了管理的本质 在管理学中管理与制度是相生相辅的关系,管理的执行依托于制度的制定,制度制定的成效又依托于管理中的实践成果和反馈情况。医院作为企业中特殊的行业当然也要紧随改革的潮流,大力倡导宣扬医院管理在医院工作中的突出地位。但是在看似正确的理念下,却呈现出人文主义与科学制度在实践中严重背离。一些三甲医院为了迎合时代的发展,过分地强调制度之上的理念引导与个人素质,完全忽略制度的约束与制度的规范。评判一个医院的整体绩效水平不仅要关注医院的技术水平,还要关注优质的服务态度[3]。医院的管理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刚性的管理来提升员工的行为准则,提倡医德医风是远远不够的。优质的管理还要依附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的执行。缺失了制度的支撑,医院的医疗活动便失去了对员工的凝聚力和领导力,所追捧的医院文化和标榜的精神文明便会失去其吸引力,同时也缺少了从自觉到不自觉意识转化的动力。最终使隐形层面做得不伦不类而显性内容无法得到真正落实,难免使医院的管理流于形式主义弊端。由此可见,只有医院管理与医院制度相互配套,才能确保医院的和谐发展。 2管理与医务活动脱节,使医院管理建设出现偏差 精神文明建设从提出到至今一直被各类企业所推崇,不论企业家或是管理者,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广中看到了管理中的一种新型力量,这种抽象的新型力量与“霍桑试验”所提倡的人的行为和态度是紧密相连的,金钱对于工作的产出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群体规范、群体行为才是个体工作的主要因素,在管理理念上都是如出一辙,都更加以人的情感为本。医院工作管理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在工作当中体现群体的情感走向?如何加强该群体的精神文化?如何提升群体的凝聚力?很多企业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来体现。这无疑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同时又能让员工一目了然、第一时间感知的有效方法。但是在实践中,随着环境的改变,实行对象素质的参差不齐,领导者想要获得的效果不同等,这些因素使得医院的管理与医院活动脱节的情况愈演愈烈。形成这样的问题所在,归纳下来主要是因为:1)箩筐化的现状。伴随着新医改的推行和传统管理理念的转变,近几年医院在管理方面上更多的趋于人性化,将管理视为竞争力的优秀力量,尤其是在以中医药为主的医院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尤其重要。但是在医院推行活动时,由于定位不准、目标模糊、跟风造势等因素,将活动视为一个大箩筐、大熔炉,不论是否适合于本院的定位,不论是否与管理建设相关联,通通将其扔进活动的箩筐内,致使医院活动不但不能很好地配合医院管理建设,反而使两者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4]。2)简单化现状。这里所说的简单化是指概念上的混淆,很多一级三甲医院错把医院活动当做医院管理的方法之一。这种简单的相等,使医院管理建设流于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不但使其形式主义化,难以调动员工积极性,并且使医院活动难以发挥对管理的积极作用,形成上文所提到的隐性不明确,显现不到位的误区管理。3)表面化现状。医院的管理是一个长期形成并不断创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短期内拼凑而成的。很多医院为了给员工和患者留有一个良好文化环境的视觉形象,将活动停留在表面上追求多少的层面上,忽视了内涵本质的建设,难以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结果是“丢了西瓜找芝麻”,使医院管理建设出现了偏差与盲从。 3加强医院管理建设的途径 3.1构建优秀价值观,确保医院管理顺利实施医院优秀价值观的确立从广义上来说是医院文化的确立,在医院文化中想要构建坚实有力、被员工和患者共同认可的优秀价值观就必须层层做起。我们先要明确文化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才会形成的抽象物质,它分为表层即医院的物质符号,中层即医院的行为准则与制度文化,深层即医院的优秀层,主要指医院的精神与优秀价值观[4]。只有经过这一漫长复杂的过程,医院优秀价值观的确立才能沿着初始愿望进行,才能时时与医院的管理方法相结合,才能解决上一章节所提到的医院管理与管理理念脱节的现象。那么在现实的医院管理中如何构建优秀价值观,解决理念与管理的脱节?概括来说需要完成以下几步:1)统一员工优秀价值的认同感。人的情感是医院发展中最优秀的财富,是医院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程的多元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的不断升级的今天,使员工的素质和对医院工作的认知感有不同层次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性无疑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与难度。而统一化则是管理中最基本的要求,员工只有做到目标统一、情感认同度一致才能谈及之后的管理内容。2)规范团队优秀价值观。团队优秀价值观是指这一有效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对团队目标、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管理制度都是持有认同的态度。通过树立团队优秀价值观,增强科室凝聚力,确保医院价值观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主人翁的意识,强调忧患意识。3)确立医院优秀价值观。在以1),2)为基础的前提下,医院优秀价值观的形成就是一个顺其自然演化的结果。医院优秀价值观一旦被认可,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医德医风的呈现、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员科室层次的提高等方面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4)创立品牌文化。在医院优秀价值观统领医院文化与管理的同时,我们还应重点打造医院的品牌化管理,尤其在中医药的管理中更要突出中医特色,创新中医科的服务项目,利用各种载体宣传品牌文化,紧扣民生,为医院的管理奠定精神基础。从而摆脱将管理视为一种摆设、一句空洞口号的管理困境,使医院管理在执行中能够降低难度顺利进行。 3.2建立目标管理(MBO),明确管理思路目标管理也称“成果管理”“责任制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的现代流行的管理方法之一。通过自上而下确定工作目标,在工作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再以自下而上保障目标实现的流程来确保管理的科学性、实效性。在医院管理中依旧离不开目标管理的制定,同时它对于制度的强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如何确立目标管理,如何使目标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医院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梳理总结:1)明确医院的战略愿景、战略管理思路,这一思路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依据医院的宏观定位和微观分析进行确立,同时还要借鉴成功的医院管理经验,扬长避短;2)依据战略思想合理制定目标管理,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互配套,在工作中及时反馈,避免长、短期目标脱节,定期检查目标管理制定的科学合理性,检测与工作进程是否匹配,尽力避免目标制定的不实用性;3)将目标管理的任务合理分配到各个科室及各个人员身上,实行责任制管理,以每月绩效的评比、任务的完成情况与晋升制度相联系,以此来调动科室成员工作的积极性;4)鼓励并提倡医护工作者参与到医院制定相关管理政策的讨论中,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难题及时提出,以便员工在熟悉自身目标并认同管理的基础上刷新业绩;5)完善人性化管理服务,以患者舒适度、满意度为中心,将管理的规范性渗透到每个工作细节中。 3.3对内开展员工帮助计划(EAP)、对外实行患者帮助计划(PAP)EAP与PAP是目前在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提高组织绩效、管理模式,关心、尊重员工在工作中的情感心理因素等企业管理中先进的管理技术的新型模式。在世界500强中有90%都建立了EAP管理模式,并且美国已有1/4的人享受着EAP的管理服务,在未来10年内EAP计划将会作为组织中重要的管理方法之一运行在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中。EAP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具备健康的生理与心理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进程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对物质需求越来越大,人际关系的处理变成当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的发展与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使组织机构的高层管理者将员工的心理健康放在了更高层面上来研究[1]。同时EAP随着近几年的成熟发展,在服务内容上已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职业生涯困扰、婚姻生活问题、法律纠纷、生活工作压力、理财误区等方面,全面为人的需求而服务。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企业,常常在工作中遇到不可测事件,比如我们常说的医疗事件,使“白衣天使”变成了“罪魁祸首”等医疗事故使医护人员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在以后的工作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在医院管理中有步骤地实施EAP计划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1)通过专业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指导、培训与咨询,了解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动态,及时解决心理疾病,缓解心理压力,提高绩效,改善组织中的工作氛围;2)帮助员工了解外部环境压力源,减少外部环境中不和谐的因素;3)及时处理压力因素的反应,包括生理、心理、行为等负面情绪的疏导;4)改变个体的不足之处,树立正确的行为模式;5)丰富医院的文体活动内容,使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工作积极性。PAP(患者帮助计划)是在EAP的前提下开发出来的,2种计划的目的和方法是相似的,都是利用人文管理的方法达到人心理的健康。而PAP与EAP相比较而言,主要是指对就诊患者及对流动人口的帮助,主要突出在对外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帮助上[1]。我们知道医院管理的压力一方面来源于医护人员本身对管理模式的认同度,另一方面来源于患者对医院的整体评价。在很多就诊情况下,许多患者因对疾病不了解,特别是以中医药为主的医院,由于患者因恐惧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使症状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医生的就诊。再加上前来就诊的患者都是高危人群,即使是一些资源条件比较好的三甲医院,也大都忽视了患者的心理状况,缺乏对于患者心理疾病的诊断能力。由此可见心理疾病在整个疾病过程和病理变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交流时一定要注意患者心理的解压,调节患者焦虑、恐惧等情绪。因此在医院管理中开展PAP管理计划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医院工作者只有从制度上、认识上、能力上、方法上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为此医院管理中既要重视技术创新和医技医德的提升,又要建立心理学意义上的患者帮助计划,减少“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使EAP和PAP2种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现实意义。 3.4规范制度管理,提升医院管理建设管理建设方向的对与否离不开制度的指引,管理模式运营情况的顺利与否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无规矩不成方圆”,医院的建设离不开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它是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指南和评价标准,它的建立不仅仅是用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准则、言谈举止,更是以制度的规范来体现管理,体现医院管理部门的水准和能力,充分展示医院的精神面貌和规范整齐[5]。但是就目前医院管理来看,很多三甲医院在管理与制度的规范和制定上存在相当大的脱节。比如,医院的挂号问题一直是困扰患者的一大难题,“挂号难”的情况在医院中屡见不鲜。出现这样的情况虽有很多因素造成,例如医院的人力资源不够、管理混乱等,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缺乏制度的规范化。再比如员工缺乏对本院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对管理制度采取抵制心态,管理理念和标榜的精神力量对员工失去吸引力等,致使员工不重视制度的规范,导致隐性和显性层面的工作无法真正落实。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管理与制度的脱节现象,使二者相互配套、相辅相成呢?通过总结有以下几点:1)依据本院办院宗旨、办院理念,把握制度制定的方向;2)依照本院的组织结构,调整制度当中不合理之处;3)每月开展医院听议会,从各科室中选取员工代表,依据对患者提出的意见和不满之处的整理,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并参与到制度修改当中;4)管理人员加强监督,不定时抽查科室、员工的在岗情况,在形成人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下也要提倡铁的纪律;5)依据本院患者流量,合理计划医生人数和就诊时间,可设立“三线相通”的医师团队,其中一线以值班医师为主,二线以主治医师为主,三线以该科室的学科带头人为主,三线相互独立,相互联系,严防患者找不到医师的情况,保障患者24h可以畅通找到医师就诊;6)严格遵守制度的要求,合理制定奖惩制度,畅通反馈渠道,真正做到公平、公正、透明。 4结语 医院管理是今后医院的发展趋势,是医院管理理念确立的重要环节,为未来医院自身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完善医院的管理工作,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调整医院管理的方法一方面对于医院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医院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因此只有加强制度的建立,规范制度的合理性,重视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医院的管理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使医院管理建设日趋成熟,逐渐步入正轨。 作者:王冠男窦红莉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科学与管理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管理论文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经济管理中所体现的作用 在进行经济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从工作中出现的庞大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是重要的资源公司和机构需要这些资源做了分析、决策。然而,经济管理人员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从而使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决策服务,是经济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很多的研究过程中相关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取得了较为合适的方法去处理数据,但这些方法往往并不适用于人们获得大量正确的感官使自己不足以判定自己的决定或感觉。不过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在处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方便,因为电脑可以有效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管理提供了在工作过程中带来极大的方便。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形式 2.1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形式来对信息进行分析 在动物界的神经传递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神经元有突触,发挥信息的一对神经元之间传递的作用。在传送过程中会被用来传播若干神经递质,这些不同类型的神经递质的那些神经元接收时的轴突,会有许多分支。神经递质中的信息传送的神经元再传递到受体细胞,然后。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有很多好处,研究人员受到这些启示后,他们发明了一种自组织特征映射算法,以实现有效的传递信息。因此对计算机技术,其在外界的时间表达的发展以及当前正在使用的方式为数值向量,并且对于神经系统,这也是在该信号中的信息的传播的移位。因此,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的信息的神经之间的信息发送处理,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2.2这种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方式具备的功能 有关信息处理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是基于神经网络的生物的形式来学习了,那里的人工神经网络的这个系统,也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计算机功能与神经系统的生物学特性有很大一部分是类似的,。第一,它具有如下特性反映在存储器中,因为它是基于生物神经模型来设计,因此,其在信息存储和分析,将在第一保留该信息,并且还具有关联存储器的功能。其次,它具有的功能,可以是非线性映射。因为在许多实现该操作,不能够建立的输入信息与输出的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设计了许多熟悉的模型不能在其他信息处理系统来执行。然而,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设计方法,使得它可以满足非线性映射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也可以设置在设计过程中大量的非线性数学模型,并且每个字段可以是得到了应用。另外,该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中,还可以输入的信息来确定和实现有效的分类,原本存在于该信息的信息处理是不容易的分离和鉴定的问题,以便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是,它可以具有的信息和输入,并输出将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数据知识的内容的功能,因为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具有神经传递在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在信息到达时,它的分析和信息处理为那些谁满足要利用的条件,并存储。这使信息的处理时,数据可根据它们的特性进行分类和分析。 3、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带来的这个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它的一些特性和功能,已有效地用于许多领域,解决了传统的信息处理那些不能够解决谁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目前的做法是,不仅能够使用在经济管理过程信息,还是在医药,工程和其他经济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由于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与人类思考有着极大的相似度,因此在经济管理和其他需要人类思维仔细工作的领域中计算机就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减少人脑处理数据的时间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劳动脑力,提升了工作品质。 3.1在信贷分析过程中需要对这种信息处理技术加以利用 对于信贷分析,信贷评估机构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信息化的过程,因为这些公司带来不同形式的信息,制作过程,以判断其可信度,大的问题,这是很难判断出来,使很多时候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然而,采用这种判断方法的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技术,将上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完成的。在这些贷款时,信用评级公司,只需要输入信息编码到它,你可以分析数据,由于数额较大的信息输入,使评价过程更加准确地完成更多的工作。利用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做到的准确度,而且还避免了主观的思维操作者的形式。这是这些优点的存在,使得其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在企业风险分析的过程。 3.2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市场做到更准确的预测 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一些看起来似乎是有效的市场进行分析,并做相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决策过程,这些预测结果能够起到参考作用,使得投资的风险可以减小。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市场上的信息处理技术,使得市场价格走势和走势进行了考虑和分析,让一个可靠的市场模型可以被创建。例如,在期货市场上使用这种技术,可以预测其未来的价格。而这项技术也已经在股市应用。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使得在其工作过程中已经能够针对非常复杂的工作得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在经济管理过程,从而产生大量的数据,使用传统方法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模仿人在神经传递中的处理信息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利用它们工作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管理随着电子计算机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电子计算机智能化的不断进步,以往很多经济管理类的工作也逐渐有了更方便的工作方式,既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又提升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的开发在经济学领域的帮助不言而喻,因此在推广及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上相关的部门要下足功夫,为了使我国经济市场电子化进程早日实现一定要不断开发新型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相关软件,做到与时俱进。 作者:徐世宇单位: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科学与管理论文:环境科学与实验室管理论文 1开放实验室发展模式现状 在以往的时间里,高校对于实验室的管理往往是封闭的,只有在课程需要的时候才予以开放。这样一来,学生不仅无法获取仪器使用的条件和机会,而且也无法将仪器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意识到该问题之后,高校开展实施开放实验室,从教学目标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仪器的使用条件,为学生创造了自主实验和个性化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这种开放式管理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将实验室的作用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出来,高校在对实验室进行建设的时候,除了对硬件设施进行完善之外,还在学术氛围、学术理念以及科研体系等软件环境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此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服务体系,使实验室的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更好地服务与教学和科研活动。 2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现状 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模式下,学生不仅要从多学科角度出发,对实验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而且还要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相对于一些普通的验证性实验来说,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更加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伴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有效开展也逐渐被各学科教师所重视起来。为了能够使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达到预期的目的,教师首先应该对实验开展的目标进行充分明确,并结合教学内容,对实验方案进行合理设计,一般来说,实验的难度不宜过大,且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对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实验的内容应该尽可能全面,使学生通过实验操作,能够达到扩展知识,提高认知水平的目的,以此来推动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3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为了进一步对开放实验室管理的创新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以某高校为例,采取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实验室进行管理,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此来更好地对管理方式进行完善。 3.1研究内容和方法 3.1.1开放环境科学基础实验室 为了便于对实验室进行管理,在不浪费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仪器的充分利用,高校对实验室的开放时间设定为每年的下半学期,以此来避免毕业论文实验和研究生论文实验的高峰期。开放对象则主要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但大四学生并不是作为学生参与实验,而是以实验室管理人的身份对实验操作进行指导。因此,大四学生选择的人数不宜过多,8-10人即可,同时,必须确保这些学生具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经验。 3.1.2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实验管理人员的大四学生,需要大量阅读与专业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环境科学基础实验的内容来对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案进行制定并进行实验前期活动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参与实验的大三学生,需要根据具体人数分为若干小组,并在已经设计好的几个实验方案中选择一个,在大四学生的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实验操作,并结合实验开展的具体情况,撰写实验报告。第三阶段,大四学生将每组的实验撰写报告进行收集整理,并组织相关教师和实验员对此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效果进行分析,对实验开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此来提高实验教学的整体质量。 3.2开放实验室创新的效果与问题将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由高年级学生作为管理人员对低年级学生进行指导,教师和实验员则作为监督员对实验开展的整体过程进行有效监督。这样的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由于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并不是在课堂上,因此,学生和教师之间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沟通,共同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交流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大胆地表达出来,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思考,这样一来,无论是专业知识,学习方法,还是人际交往,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 ②强化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处于大三阶段的学生,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之后,对于一些专业知识也已经有了一个略微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学生往往希望参与一些实验,从而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做到对知识的深入掌握与了解。此阶段正是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最佳时期,实验过程中,对于实验选题、材料准备、实验方法的选择以及实验操作等,都可以安排学生来自主完成,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 ③加强常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上文中提到,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都是以基础实验为依据开展的,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强化和巩固课堂中所学习的内容,而且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掌握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原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④文献检索和综合知识能力的提升,由于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需要学生自主选题,这就要求学生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并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久而久之,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综合知识能力必然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这种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说,高年级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在对实验方案进行设计的时候,内容较单一,且操作性不强;实验时间大多安排在学生的课余时间,使本该1天完成的实验,需要花费2-3天才能完成,导致实验缺乏连贯性,甚至还会影响到实验的准确性。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未来时间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结语 综上所述,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的开展中,开放实验室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做好实验室的科学管理是确保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管理部门必须对实验室管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所介绍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相结合实验室管理模式,不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激发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实验室的利用率。由此可见,该管理模式符合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目标。 作者:周振明陈朝述蒙冕武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作者:王曰飞单位: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成本控制与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这一科学发展观为基点,界定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涵义,分析了目前社会成本增大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其相应的控制和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优秀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 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也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状况下,致使人力资源成本升高;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人力成本普遍增长。 资源价格不断攀升。这里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加之自身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自然资源价格飙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如商业银行的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股票筹资市场不规范等。科技创新是一国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主要在于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具体对策 面对社会成本逐步增长的不利形势,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具体对策如下: 控制和管理政府社会成本的对策。其整体思路:使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和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这是经济改革公正性的基本保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其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相适应,是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符合社会偏好的基本保障;改进政府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如政府的纵向层次和横向幅度以及该结构基础上的管理规则;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改革的受损者予以补偿;处理好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 其具体举措为:努力提高各级政府决策者及全体成员的成本控制意识;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发展;加快组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开发人力资源强化干部效能的管理与考核;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创新政务服务;加快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电子商务;政府要重视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储备,保持物价稳定;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促使企业规模经营。 控制和管理企业成本的对策。企业自身要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闲置和无效消耗,以降低成本,同时加强对各种创新风险的评估,避免风险损失。具体举措有:企业应树立成本控制观念,树立战略成本委员会,把成本控制应用于价值链管理;企业应实行差异化战略,掌握好知识资本成本,为此需要有很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有能够确保激励知识型员工创新型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在成本控制方法上需推行作业成本法,全面控制成本;公司产品价值是不断积累的动态过程,包括采购、制造、销售等服务流程,在此过程中需减少非增值作业流程,实现企业价值和成本配比的最优化。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与建筑企业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建设得好,就能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本文从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湖南建工集团存在的传统文化入手,分析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文化的双重影响,论证建筑企业如何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实现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以期达到指导建筑企业构建企业文化以及让企业文化在建筑企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目的。 关键词:建筑企业管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融合 1前言 建筑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维持自身生存乃至繁荣昌盛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之道、企业风尚、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在企业管理中,只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才能用文化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凝炼企业的优秀竞争能力,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2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文化探源- 2.1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湖南建工集团经营思想的发展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诚信、人治和以人为本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业、社会、员工“之间的利益日趋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2.2企业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法制经济,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为湖南建工集团建立相对集权的总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2.3企业管理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以“道”为优秀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21世纪的前六年,是我国人世后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湖南建工集团实现了自身的跳跃式发展,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彰显。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提出“全员入市”的经营理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在本世纪的头几年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中国企业5∞强行列。 3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管理的双重影响 3.1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1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儒家文化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3.1.1.1有利于形成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非常强调义,甚至要求“合利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又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可以产生利,且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团在经营管理中所确立起来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就是对“义”与“利”关系的最好诠释,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筑回报社会和业主,“义”在前,“利”在后,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集团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集团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若局限于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必将背上不义之名,声誉扫地,到头来只能为业主冷落,被市场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失去应得之利。 3.1.1.2有利于形成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儒家文化以维护稳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认为人从道德修养到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要经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湖南建工集团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员工和集团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尊重员工个性的张扬,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产生对集团的满意感,增强其归属感。组织与个人相辅相成,使集团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群体相结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集团的维系和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3.1.1.3有利于形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和”,即以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集团的跨越式发展谋求优良的内外环境。何况,该集团是一个拥有近20个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如果片面追求一团和气,忽视各单位的个性而扼杀差异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甚至会出现决策危机。所以,他们力求通过各单位和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集团各要素的最佳组合。 3.1.2法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2.1有利于形成论功行赏的劳资分配观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之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法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促使企业建立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同出一辙,现行公司制度都是论功行赏,而不是论血缘关系行赏。赏罚分明不仅是传统文化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而且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都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1.2.2有利于形成好利恶害的激励观 法家认为人有“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现代企业不仅要尊重员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动研究员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满足员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团并不否认员工正当的利益追求,而且把这种利益公开化,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小车、豪宅,这不仅使员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团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凝聚力,焕发了创造力。 3.1.2.3有利于形成改革图新的发展观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现代企业管理要依据变化的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站在时代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普通企业到集团公司再到董事会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哪项制度停留在过往的环境中。 3.1.3道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3.1.3.1有利于形成软性管理的领导策略 在道家文化中,包含着一系列软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所吸收并运用于管理实践。“无为而治”给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严格按事物本身规律办事。湖南建工集团在管理中,高层领导主要着眼于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的出台,而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协力奋进。 3.1.3.2有利于推进员工个性的修炼 道家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宁静尚柔,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强调修养人生,修炼个性。建筑行业竞争激烈,但竞争规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建筑从业人员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修养,平衡心态,正确对待接揽业务中的成与败,以一种积极争取而顺乎自然的心境处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自然,这对于在经营上处于优势的湖南建工集团的员工也不例外。 3.2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3.2.1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治理民众,这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遵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这一文化观念与现代企业管理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大相径庭。 3.2.2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作风 传统文化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滋生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弘扬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一文化取向在企业发展中,无疑也助长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和谐企业的建设。 3.2.3可能滋生企业管理中唯心观念的颓废文化 传统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与现代企业中需要引进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建筑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放弃高远的理想和斗志而笃信神仙菩萨,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 4建筑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4.1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不言而喻,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4.1.1把建立仁德的企业形象内化为品牌形象 未来企业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品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仁德”等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品牌塑造最终-将渗透在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团以体现仁德之义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为优秀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筑航母为目标,在经营规模上连续几年跨越“百亿元”大关,连续几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强,名列湖南百强企业,荣获2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加上资质准人的广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极大地提升了集团自身的品牌形象。当然,现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个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活,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品牌注入新的内涵。 4.1.2将“和”升华为现代企业间的和谐竞争 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为和谐企业的建设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们普遍追求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现代建筑企业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看待竞争,必须真正意识到发展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包括纳税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把竞争上升到和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互补的竞争观念。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全员入市,健康提速,以人为本,品牌领先”的发展理念和“壮大母体,全员负责,资源共享,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从而赢得了“母子同步腾飞,航母得以启航”的良好局面。 4.1.3创设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将法家精神贯彻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把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而且传统的法制观念要与宪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规章制度要与时代的要求适应。湖南建工集团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充分体现了湖南建工独特的价值观——一流、超越、精作、奉献,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筑与服务,以奉献与回报社会。 4.1.4创新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也会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应更加注重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团放开各子公司的手脚,为他们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母子同步前行。 4.2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抵制并改造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面对新世纪以创新为优秀的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将传统文化整合成与技术创新为驱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当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为重要: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追求科学精神,提供创新的永恒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筑企业由大变强,立于不败之地。 4.3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学的管理能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并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已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建筑企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改进管理,提高“三效”。 4.3.1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进企业管理,就要谋求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和谐问题是优秀和要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图强奋进的关键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4.3.2见利思义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员工在市场经济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因素,又孕育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信用、坑蒙欺诈等现象。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要在企业倡导见利思义的精神,以取得优良的管理效果。湖南建工集团把培育质量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质量目标管理,每搞完一项工程,通过不断总结、概括、宣传和推广,逐渐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质量文化,从而使整个集团出现了“大局稳定,效益回升,上下同步,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4.3.3兼容并蓄有容乃大,提高管理效益 企业效益应该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这是引导每一个企业沿着先进文化方向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航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既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又要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益。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我国建筑企业在国外的项目不断增多,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企业管理者要引导得力、措施得当、运用得法,这样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融合,才能在企业管理中通过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管理的创新,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同提高的目的。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与市场经济管理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揭示了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深刻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有机联系,对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 实现科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指针。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方式和要求,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实质是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前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后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要求实现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主要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并涉及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带动社会全面发展,推动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完善,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任务和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同志指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这表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和体制保障。 社会生产力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又以后者的发育程度为动力。一方面,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相联接;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形成巨大合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市场经济一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会走上新的轨道,使两种优势在更高层次上耦合,迸发出更大的活力。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证明了只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也存在缺陷和“失灵”,因而政府引导和市场手段的有机统一和综合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升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是要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扩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仅利用市场经济加快发展,而且努力使市场经济发展服从、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把遵循经济规律和遵循自然规律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指明了方向。当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性、开放性。科学发展观指引我们实施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科学与管理论文:生产力与科学管理论文 [摘要]科学管理通过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设先进的制度文明,推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因此,应该重视科学管理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科学管理;生产力;社会发展 一 从哲学的视角看管理,其本质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人,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方式,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技术、系统科学等方法和手段,对自然资源、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社会关系等,进行规划、控制、协调等活动,使之从无序到有序,产生良好效益,实现人类活动目标的过程。 管理既然是这样一种活动过程,就不可避免会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不恰当的错误的管理之分,因此,笼统地说“管理是生产力”是不科学的,应该说科学管理是生产力。 科学管理理论是基于泰罗科学管理基础之上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按照客观世界内在规律和人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管理活动,重视定量分析和战略规划,强调哲学思维和方法对管理的指导作用,把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需要统一起来,按照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坚持自然、社会、人本身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管理看成是一个不断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复杂的过程。 第一,管理是主体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通过自主性活动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社会越发达,事物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给我们的也越多,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难以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成功的管理必然是在变化中寻找本质和规律并适应其发展。 第二,管理必须适合和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管理思想发展史表明:在从一种管理方式演变成另一种管理方式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导致经济组织形式变化是根本原因,人性发展的新需要是重要条件。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网络空间构成的虚拟世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往群体劳动、集中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要求,自然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时代开始了。 第三,整体性思维、复杂性思维、过程哲学思想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管理活动作为一项综合性活动,涉及许多方面内容,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理论、技术科学成果以及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认识是科学管理赖以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些学科的进步就没有管理学的发展。 第四,坚持自然、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管理的显著特征。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过多人口形成的物质需求压力,人类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壤沙化、资源短缺、森林面积减少、气候异常、各种污染加剧等一系列后果。这些结果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种族之间的利益纷争,导致国家、地区间矛盾冲突不断,影响人类和平发展。 第五,科学管理要以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最高准则。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许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是不行的,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加以解决。任何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人类共同的幸福。 二 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机械观线性思维基础上的,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把人放在和自然界完全对立的基础上,忘记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自然,应当与自然界共繁荣,而不是征服自然。二是只看到了物质生产力,忽视了精神生产力和人自身的生产力。固然,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决定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的前提。但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而且,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成为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进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优秀。 用系统论观点和复杂性思维方式及过程哲学思想认识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是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是处在不同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人,能动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产资料,创造精神财富,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体。其中社会生产力包含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自身生产的能力。 自然生产力,“就是客观存在于生态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生产力的统称”。自然力就是自然界天然形成的与人的劳动无关,影响和作用于人们生活的力量。在人类早期,自然力对人们的生活和劳动起了根本性作用,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富足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部分自然界成了打上人类烙印的“人化的自然”或称人的思想“物化的世界”,从而形成一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劳动生产力。这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生产力已经成为制约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外在力量。 社会生产力是以实践着的人为主体和终极目标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本身生产力的复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生命的生产的有机统一,社会生产力因此有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三个方面。“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第一,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工具,把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具有实践能力的人。马克思曾经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对象的扩大,都离不开生产中人的力量。物质生产力提供的物质财富数量和质量决定社会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直接影响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因此,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人们活动的最高目标,经济增长是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 第二,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精神劳动从物质劳动中分离出来,真正的精神生产便出现了。精神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发展自己思维、情感、意志、审美、创造性等精神品质的能力,包括思想及其物化的技术形态和制度产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生产力影响很大”;还说,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对人类精神意志,对社会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李斯特提出,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一个国家通过改进其社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使生产力提高十倍。精神生产力的成果表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宗教,也表现为制度产品,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共制度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精神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还是促进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后,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将越来越少,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会越来越多,精神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此推动人的发展,成为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第三,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人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主体,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以及种的繁衍是人活动的内在原动力。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自身生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的生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口的生产既是一种自然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自然人繁衍后代,受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制约,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提供一定数量人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下人最大的发展空间。第二,人的社会化。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人才是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另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形成人的社会化需要和适应社会的各种劳动技能,以及作为有尊严的人的交往能力、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传授生产和生活知识、经验,培养适合特定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新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获得广泛传播,新社会的实践主体经过社会化和良好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第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由于生产本身不发达、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人总是处在片面发展和异化中。表现为劳动者为社会生产出财富的同时,却为自己生产出贫困。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劳动能力的提高、体力和脑力的恢复、甚至生育和抚养子女,都被看成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成机器的一部分,资本的奴隶,失去了人的尊严、自由和全面性。只有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产生。 三 生产力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联接起来的有机整体。各种要素的结合方式、结合程度、结合效果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力量,体现了科学管理的发展水平。如果把生产力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比作鱼网的经纬线,那么科学管理就是使其成为具有捕鱼功能的鱼网的纽结。科学管理不是生产力的硬件——机器、厂房、设备,也不是生产力的软件——先进的科学思想、良好的职业道德,而是把生产力硬件、软件结合起来的组织件。科学管理是根据生产力总体变化规律,从整体出发协调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之间关系,使之达到优化状态的过程。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即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作为生产力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制度文明建设。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只有在科学管理条件下,各种要素有效地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同样的道理,就像单个人不在自己头脑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界发生作用一样,没有生产的组织指挥,生产运动就不能有秩序地运作和运转。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_生产力,但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并不是现实生产力。因此,在诺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制度创新和组织变迁的结果。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决定其正确发挥作用和效能的是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主要是通过人的因素实现的。亚当·斯密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他指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李斯特则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他说: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人的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财富上的影响……国家每年的最大开支,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上的。李斯特还特别强调人的精神生产力的重要,他说,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些养猪和制丸药的是生产者,教师也是生产者,前者生产的是物质产品。后者生产的是生产力。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人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人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有些人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人能使人权和公道得到保障,有些人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高涨。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精神生产者的劳动,重视对以往文化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与管理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优秀”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优秀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优秀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优秀,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优秀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科学与管理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与管理论文:教师评价与学校的科学管理 内容摘要: 本文从教师评价的概念入手,研究了教师评价原则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教师评价与学校科学管理的关系。 关键词:教师评价 教育评价 教育科研 教育管理 教育评价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教师评价是整个教育评价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很多学校都进行了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校内结构工资制和工资总额 包干。再加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已制度化,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了教师评价的工作必须走上科学化的轨道。如果没有对教师的比较客观、比较科学的评价,那么对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及对教师的奖惩就会成为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管理必须科学化。在学校诸多的管理工作中,对教师的管理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能够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实现对教师管理科学化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随着学校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学校管理者就愈加感到教师评价工作的重要。 一、教师评价的概念 教师评价属于教育评价的大范畴,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教育评价的概念。教育评价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教育目 标,遵循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全面地对教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改进教育服务的过程。 从教育评价的概念就可以界定教师评价的概念。我们认为,教师的评价应是在正确的教育价值的指导下,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和教师所应承担的任务,按照规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对教师个体的工作质量进行价值的判断,从而为教师改进工作,为学校领导加强和改进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建设及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基于上述的认识,实施对教师的评价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教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衡量一个教师的标准,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的功能。通过评价过程的反馈、调控的作用,促进每个教师不断总结、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促进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最终达到全面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2、对于教师评价的依据应是: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师的根本任务及国家教委颁布的有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3、教师的工作具有与其他行业的工作不同的复杂性。如教师工作对象的复杂多变性;教育教学过程的多因素、多变化,可比因素不易确定;教育周期长,教育效果滞后;教育成果的集体性等等。因此,对教师工作质量的评价只凭学校领导的主观印象,或只凭学生成绩及只凭群众的选票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准确和不公正的。运用现代教育评价的手段和方法,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的弊端。鉴于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在评价方法上务必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同时要对教师的全部工作进行多指标、多方位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这样才能使教师工作质量的评价更科学、更准确,更能反映每个教师工作的真实情况。 二、教师评价的原则 评价的基本原则是评价的理论依据、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评价工作的基本要求。正确的评价原则不仅是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而且是指导、控制、协调评价过程的保证。在评价过程中,正确贯彻各项原则,不仅利于端正主评、被评人员的态度,克服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提高评价的信度和效度,而且有利于加强评价的规范化、科学化、有序化的程度,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教师评价属于教育评价的范畴之内,因此,教育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也就是教师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 1、方向性原则,指对于教师的评价一定要有利于学校实现教育目标,有利于端正办学 方向,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人才观。如果方向不明确,教师评价就会走上歧途,同时会对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带来消极影响。因此,确定正确的方向是教师评价工作的重要前提。在评价中,必须对每个教师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业务水平、教书育人和教学的能力、工作效绩作出公正、准确而又全面的价值判断,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 2、客观性原则,即科学性原则。就是在教师评价时,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实际出发,获取真实信息,抓住本质的 东西进行分析。 教师所从事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既劳心又劳力的特殊的复杂劳动。这种劳动的复杂性表现为劳动对象的复杂性、劳动过程的复杂性、 劳动成果的复杂性。另外,教师的劳动又富有创造性,教育工作又有周期长,教育效果滞后的特点。这些在评价教师时均应给予充分考虑,这样才能使评价更符合客观实际。 3、全面性原则,是指在确定和运用评价标准时要全面、不可片面。贯彻全面性原则,一方面要抓住评价标准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还要抓 住评价过程,广泛全面收集评价信息。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的动态系统,教师的工作也是多层次、多变量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因此,在对教师 评价时,要进行多指标、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判断,力求真实准确的反映教师工作的全貌。作为评价的信息和资料,要尽可能全面、准确、真实,不能凭片面的材料,少数人的反映进行评价。 全面性原则并不是把各评价要素不分主次、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也决不是把各指标数量简单相加,而是应配以不同的数量进行综合的 评价。 4、主体性原则,是指明确被评价者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评价,就是上级对下级、领导对教师或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考核,因而视被评价者为客体。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从实践的效果及发展的趋势来看,强调自我评价,强调被评价者的主体性,使其处于主动的地位,产生积极参与的意识,这既使评价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也是主体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对教师的评价中,教师既是评价的客体,又是评价的主体。因此,要尊重教师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每个教师的主动性、积极 性、自觉性。这样才能使评价的过程真正成为教师的自我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教师的评价工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5、可行性原则,是指评价的指标、标准可行;评价的方法及运用的技术手段可行;工作安排可行。指标和标准要切实注意从实际出发, 防止要求过高或过低。方法和技术手段既要注意科学性,又要注意简便易行。工作安排要求与学校的日常工作相结合,不要增加很多额外负担。 在当前,开展对教师工作评价时,科学性原则尤为重要。因为这项工作目前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所以应该允许它要经历一个过程, 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由不够科学到逐渐科学化。这也是教师逐渐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教师逐渐学习教育评价的过程。评价的指标和标准不可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本学校的实际,同时一定要取得教师的认同。不要形成对教师的评价是领导强加给教师们的,这不利于发挥教师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采用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也要让教师心中清楚,懂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即让教师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学习一些有关教育评价的理论和知识。学校领导切忌用自己的愿望,主观的设想强加给教师们,否则再科学,再完善的评价方案也是不可行的。 6、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在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价时,这条原则尤为重要。有些评价要素的标准可以量化,就可采用定量分析。这种 分析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客观实际,防止主观性。但是在评价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益时,采用定量的方法就很困难了,特别是关系到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都具有模糊性。若这时强求用精确的数字去表示本身是模糊性质的事物,这不仅不客观,而且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在进行教师评价时,必须遵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这也正是教师工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切不可片面认为只有定量评价才是科学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应防止这种倾向。 三、评价的功能 1、导向功能 对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是给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而对教师的评价过程自然会具有导向的功能。 2、 激励功能 评价可以使被评价者看到自己的成就和不足,能够激起干部,教师,职工,学生发扬优点,促进人们工作的主动性与热情,激励人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学习。这是评价的一种心理功能,驱动被评价者的内部活力。因而评价在客观上也对学校、干部、教师、职工、学生起着督促作用,激励其内部潜藏的积极因素的发挥。 3、反馈矫正功能 通过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时获得教育过程,教育效果的信息,可以使我们客观,准确的把握学校工作或教师工作的状况,也可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学校工作或教师工作中的长处与短处。这样便于学校和教师经常调节工作的目标与进程,及时调节、及时强化、及时矫正,使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不断地得到完善,得到改进,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目的。 4、 鉴定功能 对一所学校,一位教师进行评价,必然会有评价的结果,这评价的结果会对学校,教师具有鉴定的功能。只要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办法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那么评价的结论也必然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因此,通过评价来对学校、教师的工作进行鉴定也必然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 但是,如果在评价中只是着眼于评价的鉴定功能,那么我们的评价工作就会偏离轨道而走上弯路。所以,在评价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前三个功能的作用。现代管理学派是以决策为着眼点的。评价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把学生分等,目的应该使学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同时也为了便于教师了解学生,能够面对学生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评价教师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在于评级和奖惩,而是在于使教师更加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去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便于使学校的领导通过对教师的评价,看到在学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去改进学校的管理工作。对教师的评价一般是形成性评价,而不是终结性评价,因而在对教师的评价中应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和反馈、矫正的功能。总之,应强调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改进工作,是对被评价者达到预期目标的保证和鞭策。 四、教育评价与学校的科学管理 学校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实现对教师队伍管理的科学化,因为对教师的管理无疑是学校诸多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教师的 评价就是加强对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是实现教师队伍管理科学化的正确途径。因此,教师的评价是实现学校管理化科学化有效措施。 1、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为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客观的标准。 管理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和控制,领导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和带领。学校的领导既是管理者又是领导者,只有抓好对教师队伍的科学管 理,才能率领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去实现学校的目标。对学校教师队伍管理的优秀问题就是实施教师的目标管理。我们所制定的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就是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师的任务而制定的,而且这套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评价办法均应符合现代化教育评价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程序。这样才能为学校领导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目标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客观的标准。过去我们对教师的评价往往是经验型的,因而容易出现主观、片面和评价标准随意性强,评价依据不一致、不系统等问题。由于评价本身不够科学,所以也将导致对教师队伍的管理缺乏科学性,势必对教育科学带来不利的影响。与此相反,科学的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可靠的和客观的,这必将促使教师队伍的管理科学化。 2、 教师评价工作有利于完善教师队伍科学管理的过程。 所谓的科学管理过程是各个管理环节相互联系的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控制过程。学管理的科学系统过程包含计划、实施、检查、总结等 基本环节。学校对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就应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管理环节。多年以来,由于没有系统的教师评价制度,使对教师管理的基本环节或者相互脱节不能形成有序的系统,或者环节残缺失去应有的管理效果。例如:只有制定计划、组织实施的环节,而没有评价的制度,因而使检查、总结等环节落了空。实施了科学的教师评价工作,就为落实这些环节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不但要重视评价的本身,更要重视对评价结果的分析,这样就可以完善对教师队伍科学管理的环节,逐步健全了教师队伍管理科学化的过程。 3、教师评价为学校强化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提供丰富可靠的信息,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反馈渠道畅通,才能获得可靠而又丰富的信息,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决策。学校领导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知人善任,合理使用教师,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和提高教师的素质。这就需要学校领导要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每个教师,不仅要了解教师的整体情况,还要了解每个教师的具体情况。过去没有系统的教师管理评价制度,学校领导很难对全校教师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很准确、很客观,这就给学校领导在任用、培养、提高教师的素质等方面的决策带来很大的困难。实施教师的评价,学校领导就可以及时获得关于教师工作的大量可靠的反馈信息,使学校领导对每个教师的情况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科学与管理论文:现代项目管理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内容摘要] 项目管理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基础,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式,它蕴含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思想与高科技的现代化管理内容。项目管理伴随着科技革命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体现了系统工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与精神,为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共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 键 词] 项目管理;科技革命;科学发展观 一、引言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地面时失事,罪魁祸首是由于一块很小的耐热材料受到了外部物体的撞击而脱落,导致航天飞机在返回地面时耐不住与大气层的摩擦所产生的高热而空中解体。构成航天飞机的全部零件约有260万个,而每一个零件出现瑕疵或纰漏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个惨剧又一次证明了系统理论的一个结论:随着现代人造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保证系统运转的高质高效、准确无误则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人造大系统,其中又包括大大小小的许多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的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出现障碍。如何组织、管理这些复杂系统的有效运行且能不断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项目是一个特殊的将被完成的有限任务,它是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一系列特定目标的多项相关工作的总称。而项目管理是组织管理的一个分支,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它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与优化。项目管理的全过程都贯穿着系统工程的思想,比如项目管理注重整体管理,实际上这是哲学思想的整体宇宙观、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的科学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项目管理理论与系统论、管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相互渗透,使得项目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门完整的交叉学科。 二、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其应用 项目管理(MBP,Management By Project)最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二战前夕Gantt图被用于计划和控制军事工程与建设项目,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50年代项目管理理论进入了推广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项目管理理论进入了成熟与完善阶段,各类项目日益复杂、建设规模日趋庞大,项目外部环境变化频繁。项目管理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古代项目管理思想的应用。古代项目管理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欧洲古教堂以及一些古运河、大桥、城堡等的建设之中。比如我国古代有一个“丁谓施工”的故事,就蕴含着项目管理的思想与方法。 据说宋真宗在位时皇宫起火,一夜之间大片的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于是,宋真宗派当时的晋国公丁谓主持修复这些工程。当时,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建筑工程,面临三大问题:第一,需要把大量的废墟垃圾清理掉;第二,要运来大批木材和石料;第三,要运来大量新土。无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丁谓认真研究了该工程之后,制定了这样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解决了新土问题。其次,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可以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大沟重新变为平地。归纳起来,“丁谓施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丁谓施工”的确是一套非常科学的施工方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项目管理原则与方法。 2.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对于现代项目管理的出现,比较有说服力的事件主要有:(1)1917年,亨利·甘特(Gantt)发明了著名的甘特图,使项目经理按日历制作任务图表,用于日常工作安排;(2)40年代,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3)1957年,杜邦公司将关键路径法(CPM)应用于设备维修,使维修停工时间由125小时锐减为7小时;(4)1958年,在北极星导弹设计中,应用计划评审技术(PERT),将项目任务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将设计完成时间缩短了两年;(5)60年代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采用了网络计划技术使此耗资300亿美元、2万家企业参加、40万人参与、700万个零部件的项目顺利完成。 3.项目管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在国外,项目管理软件已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在美国,DEO(能源部)、DOT(交通部)等政府部门,在项目建设时不但自己使用项目管理软件,并规定参与方也得用项目管理软件对项目进行管理。摩托罗拉是世界著名的通信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一个旨在改善其项目管理能力的计划。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ABB工程公司在90多个国家运营,要求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实行良好的项目管理。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政府机构,其投资项目都要求使用项目管理软件进行管理。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投资建设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到2002年在各种项目上的投资以万亿计,其中大型项目投资达到2000个,几乎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教、国防等所有重要领域,诸如银行贷款项目,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房地产、农业发展、工业企业技改、环保、扶贫、科研教育、文化体育、体制改革等项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活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涉外经济项目的比例也将越来越高,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项目管理采用国际通用方式,这就使得我们对项目管理的需求更为迫切。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大中型项目的数量、投资额度、资金来源和货币种类的多元化以及管理上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以前,现代化、国际化的项目建设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招投标制度、项目监理制度、政府审批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加大监管力度、杜绝暗箱操作、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的具体措施。当前,传统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都开始把项目管理模式作为解决组织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法。 项目管理是一种适用于任何责任重大、关系复杂、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的一次任务的管理方法。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类任务越来越多。为了适应并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把目光投向项目管理。美国学者David Cleland认为:在应付全球化的市场变动中,项目管理和战略管理将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著名杂志《Fortune》预测项目经理将成为21世纪年轻人首选的职业。由此看来,项目管理正成为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项目管理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这个世界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方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革。具体来说,现代科技革命使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质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优化。因此,它即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是生产力运行方式的革命。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具体应用。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作用,价值观是价值意识的最高形式,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评价基础上的价值信念。科技价值观是对科技地位、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根本观点,是对科技功能作用的概括和总结,是对科学技术同人类社会的价值关系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观是对科技地位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根本观点,是对科技功能作用的概括和总结,是科技同人类社会价值关系的反映。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与其他形式的生产力相比,它具有一般性、馈赠性、条件性三个特点。一般性是指科学具有一般生产力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性和意识性;馈赠性是指科学只要偿还了它所耗费的代价,便会像自然生产力一样一劳永逸的向社会馈赠;条件性是指科学巨大的馈赠性是有条件性的,那就是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经济费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还认为:科学理论物化为产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否则科学的社会生产力的特性就难以发挥出来。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2.现代项目管理模式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一个发展的主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地位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强调了以人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主体与利益主体的统一;强调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统一;强调可持续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达到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的统一;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坚持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发明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代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突破极有可能引发某些产业的革命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客户化、小批量、多品种、快速交货的不断增加的要求,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和应用,都加剧了市场的快速变化。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和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降低经营风险及满足个性化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各种改革措施,而这些仅用常规的运行管理是难以应付的,必须组成专门的项目班子,采用现代的企业项目管理方法,实现项目管理的现代化。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我们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所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现代项目管理模式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管理的先进方式,则是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与必由之路。概而言之,当前我们要想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替代传统落后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把现代项目管理模式应用到科学发展观的每一个环节和内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科学与管理论文:高校学生社团的规范管理与科学引导 【论文关键词】学生社团 管理 引导 【论文摘要】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自发、自主开展活动的主要形式。当前学生社团的发展存在着短期、无序、零散现象,因此,规范管理是学生社团存在的前提条件,科学引导是促进学生社团有序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 随着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不断深入,大学校园内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学生社团对丰富学生业余生活,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大学校园,学生社团是一道不可缺少的独特风景。但是,热闹纷繁的社团活动中也时有不谐之音传出,应当引起学生工作者的注意。 1.学生社团的无序现象 学生社团多是学生自发建立的,有时一夜之间,会出现几个社团,一张海报的张贴之时,就是某个社团成立之日。有的高校对学生社团管理严格,制订社团管理办法,社团的成立、变更、注销都需要登记。有的高校由于扩招,已无力顾及学生社团的管理,究竟有多少学生社团,社团属何种性质,社团内部管理如何,既无统计,也无指导,完全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 2.学生社团的短期现象 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应时性社团,因一时流行或一时兴起建立了社团,结果时过境迁,社团也就不存在了;二是社团负责人的时限性,负责人毕业了,社团也“毕业”了;三是社团建立的随机性,本来建团就无基础,一旦话不投机,互不欣赏,大家便会各奔东西,社团也随之消失。 3.学生社团的功利现象 由于社会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高校学生社团的组建也会带有功利色彩。有的学生没有当上班级、学生会干部,就通过其他途径为自己寻求一个表现的机会,认为组建社团一样可以表现自己。有的学生认为,组建社团可以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做好了可以入党、受到表彰等。给自己找一条表现途径,这本无可厚非,但人为地加入功利色彩,则会形成一种不良风气,是一种过分的表现欲。 4.学生社团的小团体现象 三人五人一个社团,几十人一个社团,文化、艺术、科研、体育分类不明,无章程可循。尽管多数社团的组织是规范的,但也的确出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小团体社团,有些社团成员全是同乡,是实质上的“同乡会”。有的社团成员间重私人感情、讲朋友义气,这些小团体会直接影响班级和系科的正常工作,在评先、评优活动中产生负面影响。 二 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对学生社团进行规范管理和科学引导。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对社团特征有清醒的认识。 1.学生社团具有自育性 学校一切工作都具有教育性,大学教育是灵魂教育,“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的地方。”大学生的培育方式分为他育和自育。学生社团是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自育性。一是社团有集体主义培养功能。由于现在高校上课普遍使用流动教室,班集体已失去了某种固定基础,按时入教室,准时离课堂,互相之间缺少交流的机会。同学几年,叫不出名字的现象每每存在。而学生社团联系紧密,团结较好,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大家为这个集体的建立和发展付出努力,集体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也因社团而生。二是培养了协作精神。一个社团是一个“团队”,无私的协作、帮助是社团精神的表现,“一切为了我们的社团”,是社团成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团结协作、共同进步,以求得本社团以最佳形象立于校园。通过社团活动的组织和开展,社团成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在社团的基础活动中也有所加强。社团成员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社团与班级、学生会组织之间的正常交往和有益联系,既锻炼了社团成员能力,又完善了他们的人格。 2.学生社团的自主性 学生社团的初建,完全源于学生的自发行为。部分学生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对某一学科的共同偏爱,都会直接促成一个社团的建立,他们之间的约定也都是出于自发、自愿。从学生社团建立的实质来看,学生社团是学生自信、自立的直接产物,是独立于班级、学生会之外的自发组织,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诸如社团章程的建立、社团的发展规划、内部管理、经费来源、活动内容的确定、社团负责人的选拔以及社团成员的吸收原则等,几乎都是自主完成的。此外,学生社团成员大多来源于学生,活动又是在学生之中,所以,社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志趣、愿望和“喜怒哀乐”的最直接“展板”,社团成员也因其学生身份可以和周围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便迅速、生动地反映学生自己的心声。院系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仅仅体现在引导上,而不是在领导方面。 3.学生社团的专业性 学生社团多建在院系、年级或班级中。一方面,各成员之间专业相通,彼此熟悉,联系便利,有利于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有些社团依据现实条件成立,有的仅限于本班级、本系科中组建,这就决定了学生社团的专业性特点。另外,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使学生社团带有“从师”的印迹。在成立社团之初,他们会征求许多老师的意见,社团建立后,他们又会聘请德高望重或学有专长的老师做社团的顾问和指导教师,学生社团的发展与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密不可分。 4.学生社团具有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的优秀是技术和人才培养,应“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学生社团已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现在的学生社团活动已包含了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展望,对艺术活动形式的进一步探索以及对科研活动形式的最新尝试,这些较以前的社团活动都有一定的提高。一些老社团,也时时注意以崭新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出现在师生面前,使老社团长存常新。这些,靠的就是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又往往会直接推动院系校园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5.学生社团的科研性 学生社团的科研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科研氛围,科研氛围浓郁的高校,学生社团的科研色彩随之而浓厚。各种类型的科研讲座、课题立项、学生协助教师共同完成科研项目以及“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的科普宣传等,都是学生社团体现出的科研性特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社团都具有科研性质。 6.学生社团的服务性 立足校园、服务社会,是众多社团的组建原则和办团宗旨。义务宣传、义务咨询、义务传递信息、义务搬运服务等是完全意义上的服务,而文艺社团、表演社团、科研社团所进行的各类活动,更多地表现出服务的间接性,是一种以表演或传播为形式的精神文化辐射,是更高意义上的服务。 三 针对以上学生社团的客观特性,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科学引导和规范管理已不容忽视。如何使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如何使众多社团渐入佳境,需要学生工作者共同探讨。 1.建立章程、定期检查,注意学生社团管理的规范化 任何社团,都需要用一定的章程进行约束和管理,避免随意性,增强规范性。所有社团必需在以学习为主的基础上开展活动,要建立社团管理的章程,要规范学生社团的各项活动,做到有章可依。二是要注意对学生社团的科学引导。社团虽为学生组建,但不能听之任之,要注意及时加以引导,使组织措施具体落实。思想工作一定要跟上,尤其是一些表演性很强的社团,更要注意纪律要求。三是要注意对社团工作的检查、总结和评比。按照一定的时限要求,定期对学生社团的活动情况进行评估、检查,使社团各项活动上“道”上“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社团”、“明星社团”。四是注意社团的更新与淘汰。学生办团的积极性要予以保护,但也不能任其发展,对于一些时限性很强、管理不规范、活动不正常的散乱社团,要及时清理。 2.健全制度、强化管理,注意学生社团管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与制度化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的制度化主要指两点:一是社团的组织制度,包括对社团章程的认定、组建原则、活动形式的认可、时间场地的安排、经费来源的确定等,都必须按制度进行规范管理,讲求实效,实事求是,切实把好组建关。二是社团内部的管理制度,要帮助社团建立一套有序的、民主的内部管理制度,从社团负责人的选拔、确定到各社团成员的发展以及活动经费的管理等都要有章可循,违章必究。 3.活动公开、群众参评,注意学生社团的公开化 社团面对的是广大同学,社团的对外形象也是社团全体成员集体行为的直接结果。因此,社团的活动要公开,要做到广而告之。社团的自治和发展要通过活动公开实现,让大家参评,切实达到约束和提高的目的。 4.纵向发展、横向联系,注意学生社团的联通化 由于社团的建立多在院系或班级基础上,所以社团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学生工作者,应有针对性地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社团走出院系,走出校门,加强对外联系,在自身纵向发展的同时实现横向联系。这种横向联系也将打破专业和学校界限,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目的。各社团在加强联系的过程中,也要切实从本社团的实际出发,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努力。请进来,走出去,学习别人,促进自己。 5.求存求精、树立形象,注意学生社团活动的经常化 任何一个社团的成立,都有其现实的基础。组建后如何继续发展,如何将本社团推向周围的小环境或大环境,这是摆在社团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大多数学生社团的成果是通过定期活动表现出来的。应注意引导社团定期以活动的形式,给本社团的成员提供发挥特长和总结成果的机会,让非社团成员也有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从而树立起本社团在周围环境中的良好形象,促进社团工作的开展。开展活动是社团的生存点,是社团得以被大众认可和继续存活的基础,应注意用活动来宣传和提高社团,用活动来丰富和发展社团,从根本上说,是用社团的活动保存社团。当然,社团的活动要定期、定质、定量,要有“精品”意识,还要注意由精英型、活动型向普及型、科研型发展,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这也是新时期社团的发展趋势,这些都还需要我们学生工作者因势施导,不断实践。 科学与管理论文: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 管理结构 俄罗斯社会科学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按其职能和隶属关系分为以下5组。 第一组,由联邦、部和主管部门以及基层科研机构组成的自上而下的科学管理体系。联邦一级的管理结构包括:总统和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政府和中央机关管理机构。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下设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并由总统助理专门负责科研问题。政府和中央一级的科学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其下属科学、文化、教育、保健与生态委员会和科学分委员会;国家杜马及其下属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与科学分委员会;中央机关中的科学和教育部;跨主管部门科技政策协调委员会。部和主管部门一级的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科学院等。基层科研管理机构包括:科学中心;研究所;地方研究机构以及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研究机构。 第二组,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对科学需求的变化,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新增设了一些市场需要的科研机构,那些过时的、脱离市场需求的机构被撤销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科学院除保留了原苏联科学院时期设置的4个社会科学学部(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以外,新增设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原社会科学总部被撤销了。目前各学部的科研组织结构具体变化如下: 历史学部除保留原有的考古学研究所、通史研究所、俄罗斯史研究所(原苏联史研究所)、斯拉夫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米克卢霍一马克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以外,新增设了物质文明史研究所、彼得大帝民族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学部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委员会,俄罗斯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改革与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史学术委员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一般发展史和特殊发展史学术委员会,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俄罗斯学术委员会,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史问题学术委员会,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科学学术委员会,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古文献学、档案学和历史-语文邻近学科委员会,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应用委员会,纹章学委员会,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原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斯拉夫文化研究与普及学术委员会。撤销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术委员会,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东方学学术委员会,斯拉夫学学术委员会,苏联外交学术委员会,科学史学术委员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学术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学术委员会,考古学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历史科学数据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巴勒斯坦协会。对以下学术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国家历史公共图书馆,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布良斯克社会科学研究所,雅库茨克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乌法科学中心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达吉斯坦科学中心历史研究所,鞑靼斯坦科学院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卡累利阿科学中心和科米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保留了原有的国家与法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新增设了社会、政治研究所和人学研究所。撤销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史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和协会:哲学教研室圣彼得堡哲学教研室、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原全苏国际法协会),俄罗斯政治科学协会(原全苏政治科学协会),俄罗斯美学协会,俄罗斯心理学家协会,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原苏联社会学协会),全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协会,俄罗斯哲学协会(原苏联哲学协会),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全国委员会,人的活力问题科教中心,科技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生物伦理学全国委员会。撤销了国家、政府和法的发展学术委员会,无神论和宗教批判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宇宙空间法律问题委员会。 经济学部除保留了原有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圣彼得堡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农工联合企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所,远东研究所,索契科学研究中心,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原生产力委员会),经济理论和企业经营教研室,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沃洛格达科学协作中心。新增设了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市场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就业问题研究所,对外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撤销了计划和标准科学研究所,全苏控制论科学研究所,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市场经济及其职能机制形成问题学术委员会,经济最佳职能系统理论基础学术委员会,农业改革问题学术委员会,地区经济与国际关系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和文化发展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和劳动资源问题学术委员会,中国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经济科研机构协会。撤销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经济学术委员会,“两个体系和不发达国家经济竞赛”学术委员会,苏联国民经济概况学术委员会,价格形成的基础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最佳计划与管理学术委员会,人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学术委员会,苏联生产力配置学术委员会,基金、基本投资和新设备学术委员会,生产的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学术委员会,生产力委员会,发展中国家问题学术委员会。对以下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研究所,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研究所,雅库特科学中心北部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经济研究所,布里雅特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阿穆尔斯克综合科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经济研究所,科米科学中心北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乌菲姆科学中心经济研究所,科拉科学中心经济问题研究所,卡累利阿科学中心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达吉斯坦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下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欧洲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比较政治学与工人运动研究所,世界研究所。成立了美国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非洲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问题学术委员会。 文学和语言学部保留了原有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俄罗斯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外语教研室,圣彼得堡外语教研室,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设有“俄罗斯和世界精神文化(语言、文学、民俗学和艺术)基础研究规划”学术委员会,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民俗学学术委员会,俄罗斯斯拉夫学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突厥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芬兰—乌戈尔语系语言学家全国委员会,语文科学史委员会,普希金委员会。撤销了当代世界文学发展学术委员会,苏联民族语言发展学术委员会,“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诗学和小说风格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古典小说史学术委员会,苏联语言学理论学术委员会,词汇学和词典学学术委员会,民间创作学术委员会,方言学和语言史学术委员会,苏联斯拉夫语文学家委员会。 第三组,支持科学发展的基金会。对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来讲,基金会的成立是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与管理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科研管理形式,是俄罗斯改革的直接结果。目前,俄罗斯有三个较大的基金会——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和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会。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基金会,其中包括地区的、地方的和城市的基金会。上述三大基金会属国家独立机构,同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有密切联系,但其工作性质有原则区别。它们的成立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科研课题和论著的出版提供了物质保障,活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进了竞争机制和初步创建了专家鉴定体系。除此之外,在这一组中还应该包括外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基金会,它们之所以能在俄罗斯科学舞台上出现也完全是同俄罗斯的改革分不开的。因此,它们的出现也可算作俄罗斯科学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新特点。尽管它们不涉及俄罗斯科学研究管理结构,但它们给予了俄罗斯科学组织或机构以及部分学者非常现实的财政支持。 第四组,“社会组织”的成立,包括各种学术团体、职业学者联合会、研究院或协会、各种国际研究院或协会。它们在规模上、结构上、权威性和其他参数上都各不相同。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说明俄罗斯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高涨和科学结构化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另外,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俄罗斯科学管理系统中由部级单位和科研机构联手成立的两个机构:一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联合成立的地区科技合作中心,该中心的出现说明国家科技政策发展的新方向;二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国家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联合成立的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研咨询中心。该中心是独立机构,负责对科研规划和草案的鉴定与评估,落实国家科技政策。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学咨询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过去时期在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主管部门鉴定委员会评定的质的变化,即中心采用非意识形态化的、客观的、独立的和正确的现代方法对研究规划与草案作出恰如其份的鉴定结论,真正发挥专家鉴定应尽的职能作用。 第五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所有制的新形式。最近几年,随着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深入发展,在俄罗斯科学组织中出现了独立的科研机构或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立或是靠原先属于国家的科研组织和企业的私有化,或是靠有关“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各种私人企业而建立起来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仍处于“混乱时代”(俄罗斯人用这个本来专指俄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乱迭起的那个时期的术语来表征和指称当今的俄罗斯),加之有关数据不全,甚至在一部著作中前后说法都不一致,所以对于目前俄罗斯的国有与私人独立科研机构或部门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很难作出评价。再者,这里所讲的俄罗斯改革时期出现的独立科研机构又往往集中在部门科学系统和工厂科学系统内,也有一部分是设在科学院科学系统和高等院校科学系统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以及科学中心内,其研究对象多为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在此不做过多描述。 三、科研经费 俄罗斯在改革年代已形成自己一套新的科研资金筹措系统。科研经费除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外,还依靠部分预算外资金,以及大企业家、高等院校、私人非盈利组织、国外和学术组织的资助和捐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研经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国家预算拨款分为5个方面:(1)部和主管部门;(2)专项预算基金;(3)优先发展规划;(4)支持学科带头人和主要学派的竞争资金;(5)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计算机联网和数据库的建设资金。资金管理由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负责。 1.部和主管部门的科研经费 该项预算内科研经费包括科学院系统、部门科学系统和高教科学系统的拨款。由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机构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的俄罗斯科学院内,所以在部和主管部门的预算拨款中着重介绍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经费。 俄罗斯科学院预算内科研经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日常经费;二是科研机关、其他科学设施和工程项目的建设投资。日常经费主要包括“基础研究”预算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分属于俄罗斯科学院院部、西伯利亚分院、乌拉尔分院和远东分院,其结构共分四大项:地质考察;住房补贴;科研机构经费;专项计划开支。后者又分为科学文献出版费、购买图书文献费、优秀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国家奖学金、研究所科研设备费、房屋修缮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费、俄罗斯科学院博物馆开支、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管理的储备金等19项支出。科研机构经费包括科研费用和工资。俄罗斯科学院院部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和直接拨给下属18个学部(其中包括5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科学中心,圣彼得堡科学中心主席团,俄罗斯科学院机关。最后,各学部和科学中心等根据下属科研机构具体预算申请情况再进行分配。 2.专项预算基金 该项预算拨款包括对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科技领域小企业发展基金会的拨款。因后者主要资助的是具体企业经营方面的应用研究,所以在此不作介绍,而主要介绍前两个基金会的经费与管理。 根据1992年4月27日俄罗斯总统第426号《成立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命令,俄罗斯政府每年向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拨款3%的联邦科学预算资金。1992年11月3日俄罗斯政府通过第845号《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决议,正式批准基金会章程。一个月以后基金会课题招标工作启动。1993~1994年共认真审查了3.6万份申请,(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2000份申请),其中6000份获得资助,资助率只占16.6%。资助率不高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内容偏差和质量不高所致,而是由于资金有限。为此,俄罗斯政府于1994年将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3%的联邦科学预算拨款提高到4%,从而缓解了基金会1995和1996年的科研计划招标活动。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绝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报告和出版基金。1993年,这两项费用占基金会预算拨款总额的60%,1994占75%。除此之外,基金会对举办学术会议、科研集体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系统及数据库的建设也给予资助。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活动经费(包括场地租赁费、人员待遇、技术装备费、专家鉴定费等)只占费用总额的1.2%。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是于1994年11月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因此,1994年头10个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是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那里分得的,1994年最后几个月的经费则由俄罗斯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拨给的,这笔联邦预算经费共计53亿卢布。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1994年的经费来自两个渠道,共计142亿卢布。据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的统计资料证实,1995年国家从“基础研究和科技进步”联邦预算中共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236.656亿卢布,1996年——481.511亿卢布,1997年——1361亿卢布。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拨款主要用于资助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个人或小集体的课题研究、出版、考察、会议、国际交流等活动。 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为课题研究和著作出版等提供的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解决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难的问题,同时也使人文社会科学家间接地获得了国家拨款的资助,缓解了人文科学家工资收入偏低的局面,稳定了科研队伍。 3.优先发展规划经费 该项预算内拨款包括以下7项规划用费:(1)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研制经费;(2)国家科技规划研制经费;(3)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研制经费;(4)国际性草案和规划研制经费;(5)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研制经费;(6)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制经费;(7)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经费。其中,国家科技规划、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以及国际性草案和规划从苏联解体后就开始列入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拨款项目,其余各项从1993年和1994年才开始立项并同时列入国家预算拨款。近年来,俄罗斯政府根据俄罗斯科学改革发展战略和俄罗斯社会需要,对科研优先发展方向作了适当调整:撤销了俄罗斯大学发展规划;增加了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规划的拨款项目;把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放到了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也从原来的第七位升至第三位。 在规划的管理上,每项规划都设有各自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从事相应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的代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规划,除每项规划设有学术委员会外,还设有科学政策委员会。科学政策委员会不仅有俄罗斯科研机构代表参加,而且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规划是按学科划分的,每一学科都设有自己的学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主要负责专家鉴定,具体草案的筛选、审核和成果评估工作。从总体上看,在学术委员会中都设有一个由主席、副主席、学术秘书和学科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领导优秀小组。优秀小组每年举行1-2次会议,主要解决向各个学科规划拨款和与资金划拨有关的资金分配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影响试析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同时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成为企业的新时尚,这些都对传统的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会计基础理论影响对策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运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生产和交易,企业的经济活动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1、对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传统会计描述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实体。而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中,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以及以信息资源为主导服务的信息中介服务公司。在会计上是否认定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影响。 这些形式新颖的公司是虚拟化了的,为完成一个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待项目目标完成后又立即解散。这与传统的实体公司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网络上它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在经营着业务,会计行为上必定要对它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因此,应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变为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来确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 2、对持续经营假设。上述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但项目目标完成后又可能会立即解散。这些公司冲破了传统企业连续经营的框架,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即时解散,其各项会计要素也即时终结,等到为另一个特定目标而临时成立公司时,这个公司或许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公司了。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理论已不再作用于此类公司的会计行为。 根据这类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在即时经营假设下,资产将不能按其使用的时间长短和用途来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负债将不按其偿还时间的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资产的购进价值应在购进的时候立即摊入成本。 3、对会计分期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而对企业持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割为一定的期间,据以结算帐目,编制会计报表,是人为的划分。但就虚拟化了的网上公司这类企业,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是很短暂的期间,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这类公司时分时合,时间长短不一。由于不能进行持续经营,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此类企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新建立的网络财务系统,将企业发生的网上交易等经济业务,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满足不同需要的实时财务报告。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理论的目的主要是定期报送某一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需要。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期间可以划分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可以随时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地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应加以改进,变定期为适时,划小会计期间,随时地反映会计信息,动态地掌握会计资料,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 4、对货币计量假设。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仅是指在企业众多计量单位中确定用货币为单位进行统一计量。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现代网络财务中,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甚至于不主要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它们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同时,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专门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价值的计量、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方面,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货币计量假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会计上单一货币计量的体系正在经受在计算机处理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会计上除采用货币计量外,对有些特别会计事项可考虑采用利于财务决策的某些量化指标,使财务决策的衡量指标多元化。另外,正在日益发展的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即不需要现金、支票、汇票等纸质票据,而是直接将购货款从企业帐号或个人信用卡上支付给对方。这将预示着现金、支票、汇票等支付手段将逐步退出资金流通领域,也预示着企业间的结算将会进入高速高效和低成本的时代。 5、对会计目标。传统的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其反映的形式是以会计报表形式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的内容是传统会计六要素在经营过程中的变化和结果。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作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知识资产、人力资产将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企业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作为主要资产项目加以重点列示。反映的侧重点应由关心“创造未来有利现金流动的能力”,转向关心“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为改变原来定期报送一元化报表的形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集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随机查询于一体的网络财务系统,实时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多元要求,深化会计目标的要求。 6、对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传统会计的六大要素符合现行会计核算的要求,适合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需要。但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增加了许多新的业务内容,会计核算的对象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财务资产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的资本中心正由货币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企业会计正向构建智力资本为中心的新会计体系,因此,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会计要素也将随之改变。 在以计算机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新会计体系中,企业的资产要素应由财务资产、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财务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知识资产由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组成,人力资产指人力资源资本化,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确立产权要素,将业主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产权化,知识和人力资源产权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劳动剩余。由此,将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重新分为资产、产权、剩余、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六个要素,以充分提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体系的核算内容。 7、对会计职能。会计的职能是核算、监督。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计算机处理环境的变化和电子交易形式的出现,建立基于网络化的会计信息核算系统已是时代使然。在这个新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中,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处理,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在会谈化。 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那么会计监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监督自动处理系统的过程和结果,监督国家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功能强大的预策决策支持系统,让企业经营者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可随时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财务形势作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职能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外国行政程序基础理论研讨论文 [内容提要]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自然正义法律优先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优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内涵有哪些,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反思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在行政法法的基础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哪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做简要的方法论功能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宪政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宪政”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优秀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宪政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宪政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 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 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优秀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优秀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优秀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优秀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优秀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优秀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优秀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医药学基础理论前途思索论文 藏族医药学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这不仅对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大潮前,藏族医药学面临或衰亡或发展的两种命运。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重大新问题,是一味地顽固坚持藏族医药学的传统来迎接时展的挑战,还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走向新的道路。为未来藏族医药学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的估量,这是时代付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藏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危亡和发展机遇 由于西医诊疗理论在藏区普及,藏医诊疗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普及,使藏医的三因学和藏药学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故应对藏医药学进行全面探索。我以为现在应抛弃对现实存在新问题回避的心态,应抛弃满足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满足吐蕃王朝时的光荣的心态,真正面向现实存在,对藏族医药学理论和现实状况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这是将藏族医药学理论从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们所闻所见的不少论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医药学过去的光辉成就和无法胜数的医学典籍,宣称藏医是内容丰富的伟大宝库、是集聚了所有医学精华的甘露宝藏;有的专家学者,其专著像身处天国善见城中不惜人生时光和笔墨纸张探索奥义,对《脉经注释》、《尿经注释》进行再注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藏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不可能被否认。假如过分的自我炫耀,只会处于汉族谚语“王婆卖瓜”的境地,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在今天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藏族医药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时代相适应而发展。功能和效益能否发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一般只据《四部医典》中有关“三因”在人体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论述,而认为“三因”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器官,这会造成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学和解剖学,三因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当前须探索的主要课题。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学,首先要从传统观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维全面地对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行阐述。 三因不是四大种之风(隆)、脏腑之胆(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释外界物质的本质的一种非凡辩证熟悉方法,内外界事物的性质即本质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统概念的词语去分析观察,三因和机体机能间的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表示病理时并不是说隆病就是轻、糙,赤巴病就是腻、锐,培根病就是腻、柔等,而从病理和症候的本质上来说,凡具有糙、轻、寒、滑、稀、动等性相者称为隆病,凡具有腻、锐、热、臭、泻、湿等性相者称赤巴病,具有腻、凉、重、钝、柔、稳、粘的相性者称为培根病。同样有关机体构成和机能方面达布达娃坚赞说摘要:“和七种触觉功能相对应,都命名为隆、赤巴、培根名”。机体器官呼吸时几个功能活动称之为隆,感觉饥湿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赤巴,稳固机体和心神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培根。根据机体器官功能的活动而提出的三因系统学说是我们藏族医药学理论的一种非凡表述形式。传统的三因系统观点能正确地解释和反映机体器官错综复杂的活动。三因是对机体的器官的功能进行综合概括的通称。离开机体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谓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种实际存在的器官或组织。 反映机体器官机能综合性的三因系统不是孤立存在,而它们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定量关系、对立关系。 有关依存关系在《四部医典》中说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内,其余各部存培根,互为依存维持情。”隆、赤巴、培根三者如亲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详释其依存关系。实际上三因的依存关系就是机体的器官组织功能间的关系。《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摄入饮食首先由拌搅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来分清浊。”此概括食物消化整个过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论述可理解为现代西医人体生理学中有关胃的蠕动、消化液的各种酶素、胆汁的功能及肠内膜的吸收功能的论述。概括说三因的依存关系是系统和系统间的关系,具体说是细胞和细胞间的关系。 三因之间,或者说机体器官的功能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外,还有定量关系。“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赤巴的定量是自身的—阴囊,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说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组织的功能而言,故应理解为器官及组织正常的标准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属于隆的系统中的器官及组织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是心脏器官跳动的正常量。《四部医典》中所说摘要:“培根依次于脑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胆住中间,隆依存于髋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处的一定位置,是指综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统范围的主要功能,不应理解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间、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对立关系是三因的依存关系和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凡关系。如培根属寒具有水的性质,赤巴属热具有火的性质,从培根和赤巴的本质上来讲,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传统的藏医三因学思想和西医人体生理学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观察人体生理机能所探究的着眼点即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学将由人体生理运动中所产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而西医人体生理学将器官及组织的构成和其功能活动状态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如藏族医学依据呼吸运动的外表现象,认为这是维命隆的功能;西医人体生理学依据呼吸器官组成及功能活动状况,认为它取决于呼吸系统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这两种论点大体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藏医学将外表现象作为探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医学将产生功能运动的基础(器官和功能)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而形成的。正如论述人时,会说话,能从事各种劳动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种细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备发达头脑、非凡聪明的补特伽罗才是人,这两种论式,其最后的结论是指人一样。 藏族医药学理论是解释人体和疾病同体外所显示的症象的一种信息学,不是表述物质机体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论。比如只能将下泄隆理解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儿分娩等方面的机体运动共同现象,实际上不存在下泄隆这种器官或组织。 (一)藏医理论的信息学性质 我们将和藏族医药理论相关的症象称之为表象信息,将实体和症象间的关系称之为表象关系,故藏医理论可认为是统率表象信息和表象关系的一个巨大信息系统。藏族医药学理论和客观存在间是否有矛盾,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统摄的信息和实体间关系是否可信。 对统摄信息的形成从发生学说,从内成因和外成因。内成因是指对疾病诊断医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从医疗实践范畴中产生的,故称之为内成因理论。《四部医典·论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症象干黑喜暖和,身颤腹胀大便滞。”又云“隆衰症象力衰言微身不适,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状。”以三因盛衰实象为例,隆盛症状和其所属的肌肤干黑的两种症状相吻合的诊治,就是用信息学说的诊治。它是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故称之谓内成因理论。所称其为内成因理论因它是对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轻易解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例如,在医疗实践时,对胸部满闷、神志不安、乱语、头晕、连连嘘气的病状,按传统藏医理论,认为是隆症心风病,对治药物应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医疗实践中按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轻和动的成分亢盛,胸部满闷、心悸过猛、乱语等症候是隆即风入侵入心和命脉,其对治法则应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风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当代西医治疗理论中,无隆即风入侵心和治疗息隆即息风的说法,但按藏医理论对隆症心风病治疗中施以息隆即息风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疗效。按逻辑学所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观物质存在的规律。总之很明显藏医理论和现代西医学在治疗时严谨以据症候的理论其落脚点是一致的。 和内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医药学组成的主要部分。藏医的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中都吸取和发展了外成因理论,更多的吸取和发展了五大种理论,使其和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紧密结合。由于藏医学中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理论,一方面藏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碰到的疑难新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藏医中采用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察了人体、疾病和外界环境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经验,内成因和外成因理论浑然连为一体。 (二)藏医学诊疗理论是医疗实践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 用三因学和五大种学收集和总结了对人体和疾病症候观察中所得的经验知识,创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医疗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对人体和外界间复杂关系和制约情况进行观察,坚持人体和外界环境是统一体的思想。藏医的统一体思想在世界医学中是特色突出的医学之一。 三因学不仅坚持和总体相关的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中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运动和病变间的统一体的思想,还坚持机体和外界环境间动态平衡的思想。按三因学的思想,认为人体生命运动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人体器官间、器官组织和人生活的外界环境间的关系能否动态平衡。如心脏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取决于心和肺、心和肝、心和肾等器官间关系的质量,甚至还取决心和外界社会环境、气候、空气等。医典中指出造成心脏病(心风病)原因是悲痛、思虑过度、生气发怒、闻听不悦之言、惊恐等,一个人想要健康正常生活,主要不仅取决于此人的所有机体器官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状况,还取决于此人的身体、思想、生活起居、社会环境等。《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时季五官(器官)起居味和性,劣反盛时皆为致病源,正常之时无病健康因。”非凡是指明三因(蓄积、发作)的因素时说摘要:“春季之时轻扬并粗性,环境饮食起居皆相类,虽聚隆渐不起发,夏时雨风生寒将发病,秋季润腻温得平息。”从这个论述中可以得知三因蓄积、发作、平息和外界环境的紧密关系。将藏族医药学中有关情(人)器(外界物质环境)世间平衡(生态平衡)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当代创建的生物心理学医学模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很多共同处。1948年发表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前言中说摘要:身体健康是指人体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都处于和谐状态。它将人身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生物医学或称之为结构医学的论点趋向越来越走向光明,故显而易见藏医学的整体思想的应用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论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优秀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优秀,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几个方面只是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就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础理论论文: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优秀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优秀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优秀,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优秀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优秀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西方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西方经济论文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欧盟西方经济论文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论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实施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非理性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新闻史论文:编写“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新闻史论文:问题意识在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新闻史论文:浅谈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新闻史论文:供给侧:问题导入式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新闻史论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之奇葩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新闻史论文:翻转课堂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探索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优秀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优秀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优秀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优秀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新闻史论文:记取新闻史上的几起经验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新闻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优秀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闻史论文:西柏坡时期新闻史研究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史论文:再论新闻史的哲学意蕴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新闻史论文: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史论文: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新闻史论文:外国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社会教育论文:社会教育理念下儿童科技教育论文 我国科技馆的建设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至今,全国已有大小科技馆400余座。科技馆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了一抹新的亮点与活力。 一、科技馆教育的特点 科技馆教育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补充与完善,但同时又不同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着自身的教育特点和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越来越受到教师与家长的关注和儿童的青睐。科技馆在儿童科技教育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教育理念上,科技馆本着开放与自主学习方式,注重儿童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强调动手与动脑相结合,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第二,在教育内容上,科技馆向儿童展示先进的现代科技成果,并解释其中的科技原理,增进儿童对科学技术的了解,提高科学素养。第三,在教育方发法上,主要有体验、动手、互动、场景、参观等方式,让儿童在亲自动手与体验中,感受科技的奥妙,激发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从上述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科技馆本着激发儿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让儿童在游戏与体验中快乐学习的理念,通过各种方式的科普展览和教育活动让儿童了解与体验科技,学会自主学习,释放天赋潜能,有很强的教育性。其自由开放的教育形式在儿童的生活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科技馆教育的内容和项目 1、科普展览。 互动性科普展览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又可具体分为常设展览和短期展览两种形式。常设展览是科技馆进行儿童科技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是科技馆富有特色的教育形式。常设展览力求为儿童营造再现科技实践的学习情境,强调以互动、体验的形式引导儿童进入科学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之中。科技馆常设展览的教育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科学内容,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二是高新技术的内容。科技馆通过向儿童展示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让儿童了解当代科技的发展动态。三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内容。如环境污染问题、生态保护问题、计算机普及问题等需要儿童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2、教育活动。 科技馆的儿童科技教育项目除了开展科普展览之外,还通过举办形式各异的教育活动来丰富儿童的学习生活。教育活动主要包括专题讲座、夏令营、科普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专题讲座通常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向儿童普及某一专门领域的知识。如浙江省科技馆举办的“细菌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的专题讲座,主要是为儿童而设计,让他们了解细菌的危害,从小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夏令营是科技馆为儿童举办的实地探索活动。通过带领儿童参观航天中心、天文台、动植物研究基地等,让儿童近距离观察和学习。让儿童在动手制作模型、采集标本、开展科学实验等活动中,培养动手能力,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点燃他们的科学梦想。科普报告会是儿童科技教育活动的又一种重要形式,通过传播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发现和学术观点、展示重大的科技成果来激发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唤起儿童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热情,启发儿童去探索科学的奥秘,走进科学的殿堂。 三、科技馆教育的方法 1、体验。 科技馆采用仿真模拟、现代化的声光技术,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通过直观且形象生动的展品演示,让儿童了解科学技术的应用原理。或者让儿童在3D、4D体验馆,通过直接参与虚拟现实游戏,来感受如地震、火山爆发等一些不常见的场景模拟。这种体验性的教育方法,迎合了儿童好奇、求知的心理特点,易于给儿童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 2、参观。 参观是带领儿童观看科技展览来向儿童展示科学技术的奥秘以及对我们生产生活的作用。很多展项的基本设计理念都是通过激发儿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培养儿童主动探索与思考的能力,从而达到科技教育的目的。让儿童在观看展览的过程中轻松的学习科学知识与感受科学精神,这不仅符合儿童的认识规律,而且能让儿童掌握主动学习与思考的方法。 3、互动。 科技馆对儿童进行科技教育,不像以往博物馆那样偏重静态的收藏和展示,它更注重教育过程中儿童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希望通过与儿童的交流互动,充分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的目的。为此,科技馆专门为儿童设计了一些形象、直观、互动性强的科学游戏,让儿童在与家长、伙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探究中,发现科学的奥秘。 4、动手。 科技馆利用现代化的声光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把科技展品制成可供儿童动手操作与实验的物体,鼓励儿童在参观的过程亲自操作展品,体会其中的乐趣。这便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只能看,不能动”的教育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进行一些儿童喜闻乐见的科学小实验,鼓励儿童亲自制作一些科技小发明、小创作,让儿童在“做中学”。通过这些让儿童多动手、多动脑的科技活动,帮助儿童建立标新立异的创新思维,培养儿童勇于幻想、大胆创新的精神。总之,科技馆作为儿童科技教育的主要场所以及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其教育内容将会不断丰富,教育手段及方法将会不断创新,在未来的社会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职能。 作者:姜萍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社会教育论文:我国博物馆社会教育论文 一我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 (一)博物馆是面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教育机关 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中,因为它特有的性质被定义为公益性单位,所以也承担着社会教育的任务。其中,公益性是公共政策在追求最大公共利益的依靠。公益性博物馆由社会力量或者人民政府举办。早在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就通过了 国际博物馆协会会章’。从这可以看出:博物馆不仅是保存搜集研究人类历史遗物和自然标本的场所,更是发展成公众宣传公开并列的教育机关。博物馆具有社会教育主导性,在坚持引导与选择的基础上展现其主导作用。在进行博物馆教育中,始终以实事求是为教育原则,客观辩证的揭示历史规律,整合博物馆实际情况,对大众进行文化与教育普及,而不是片面的将社会现象与自然庸俗化简单化,以此达到博物馆的科学思想艺术有效统一,最后形成良好的体育结构。 (二)实现社会公众受教育的权利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公民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个人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完成社会化进程。公益博物馆是集文化历史科技于一体的大课堂,通过搜集标本文物,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传播科学和历史文化。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养,促进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在观赏博物馆时,人民群众具有享受博物馆提供的教育权利。在大众精神文明和物质水平双重提高的环境下,国家在公益性博物馆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并且出台了大众享有博物馆教育的权利。 二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目的与德育内容 博物馆所进行的社会教育是马列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传承与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的劳作义务推给别人。博物馆集人类历史文明精髓,对社会所起到的教育教化功能是让劳动和教育整合起来,最后让全国人民都成为能够享受幸福文明的人。这不仅表明了人们注重教育,也体现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要求,博物馆将培育群众,让他们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接班人与建设者,这才是实施博物馆教育的根本。自建国以来,我国博物馆数量类型都取得了很大的改变,通过陈列搜集文物与标本,让大众传授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在博物馆进行德育,其出发点是共有的社会教育结构,它从大众的道德思想心理与政治等方面进行教育,这和生活教育具有一脉相通的特征。其具体内容体现在:一方面,利用典型的历史人物革命事件,展示这些人在民族国家面临历史革新时作出的贡献与选择。另一方面,是进行信念观念与政治信仰教育,在博物馆陈列的很多人物都是集政治理想与信仰于一身,为了民族复兴与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构建自由民主幸福的中国,临危受命,不管个人得失,长时间待在敌人的区域,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魄,始终忠实于共产主义的新年理想,为我们呈现了满满的能量,也是当今德育教育的典型。 三博物馆社会教育特征 我国博物馆用真实的历史实物客观的向大众传播着历史革命自然发展和社会知识,有其他教育不能达到的教育意义。它的社会教育具有以下特征: (一)全民参与和社会性 和其他教育形式不同,博物馆在传播和提供知识的方式上,博物馆不受文化学历年龄职业与身体状况约束,它的教育对象始终是全体公民。只要有学习能力与意愿就能参与到博物馆学习中,享受无差异服务。 (二)多样性与开放性 目前,大部分博物馆利用展览进行宣传。当然,在这过程中,观光展览也必须根据时代要求,用符合时代要求的方式宣传。因为大部分博物馆都藏有文物,工作人员只要定期更换革命历史和自然文物展览品就能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受社会经济影响,博物馆的教育意义也正在不断加大,开始从单一的管内陈列变成流动陈列,或者举办夏令营专题讲座等方式达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三)直观性 博物馆展览与陈列都有很高的艺术历史民族意蕴,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但是从现行的博物馆教育意义来看:博物馆应该加强文物展示和收藏价值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展示文物的教育和收藏价值,从而不断提升教育功能。 四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深入 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国内博物馆开始借鉴外国博物馆教育事业,开始活动提高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意义。具体如:幻灯电影培训讲座以及亲身参与等形式,提高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意义。从当前的博物馆宣传力度来看:博物馆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为此,除了要增强博物馆内外装修,还应该提升展品观看的舒适性,充分利用媒体旅游手册广告报纸等方式,让其成为城市地区或者某个省区的标准。博物馆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拓展,我们应该改变传统博物馆在青少年心中的地位,用青少年容易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呈现,这样才能达到教育效果,弥补知识空白。当然,在这期间,讲解员对发挥博物馆和社会教育作用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聘请一些具有专业素养素质高的人员,作为参观者的纽带,这样才能增强博物馆在参观者心中的意义,以打动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发展。 五结语 博物馆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产物,为了将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充分利用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和在不同时期的特定意义,深化教育课堂,通过开展多种教育活动,更好的发挥社会教育作用,带动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 作者:吴玲娜 单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社会教育论文: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教育论文 一、开启工农智识,注重政治教化,发动工农运动 陈独秀认为教育应与政治相结合,教育要过问政治,不能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陈独秀主张在开启工农智识的基础上与工农进行政治互动,对工农进行政治教化,在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工农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人格,并外化于行,开展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工农运动。陈独秀认为,工人知识匮乏,知识对工人极端重要,是工人的必需品,因此应该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工人,而且工人教育问题,首先在于经济上的要求,非工作时间减少才可为之,必须依靠政治教化与工人运动。农民教育以通识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主,“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排斥外力’,‘打到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通过政治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实现对自身的解放。 二、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补习教育,推行“工读互助团” 早在1918年,就提倡以补习教育弥补教育之不足,在《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中他写到:“有鉴于寻常教育之不足以,而济之以补习教育、工余教育。”[5]1919年,又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他深刻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反问“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 (二)发起平民教育运动,实现平民主义政治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下,他的社会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改变,转向与政治和革命斗争相联系,在他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和《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两篇文章中可发现端倪。之后,他又阐释了“平民主义”的内涵和目的,指出:“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掌控对国家机关事务执行的管理。主张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演剧、筹款、办平民教育学校。 (三)建立工农教育机关,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 对工农教育的重视侧重于建立工农教育机关,注意教育内容与方法。在他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的报告》中很明白的指出了广东工人教育宣传的四种刊物的不同性质以及工人教育的机关,指出工人的教育机关“有兵工厂之青年工人学校与工人子弟学校。油业公会之三俱乐部,每周召集工人讲演一次,亦可视为教育机关”。听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提出在经济充足条件下,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在农民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上,指示“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的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利用农闲的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 三、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相联系 不相信教育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主张教育要与政治相结合,通过革命改造社会和教育制度。在回蔡和森的信中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6]一针见血的道明了当时教育的性质,分析得出“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他们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指出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之服务的思想,指明教育的改造必须和社会改造联系起来。 (二)开办农民学校,注重政治教育 党的一大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集中力量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并积极举办工人教育,同时也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和提倡农民教育。“1925年3月,由上海回到韶山,派、李耿侯等同志在韶山办起二十余所农民夜校。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专学农民用得着的知识,紧密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梧,促进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7]注重政治教育内容,重视对农民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中,农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湖南地区经过的领导,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成立了农民协会的同时,大办农民夜校。据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农民“大办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8]就当时全省乡农会数量来计算共有六千八百六十七个,如果按所说,农民夜校就有六、七千所之多,真可谓是是农民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三)参加政治斗争,重视劳动教育 注重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教育中的体脑结合,即脑力劳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目的在于改造社会。该校课程分为科学、哲学和文学三类,每一类下设几个科目供学生选修,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必修课程。该校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成为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同时,“注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接近工农,重视劳动教育,学校设有园艺、铁工、印刷等设备供学生实习”,“还附设补习学校,培养革命的青年学生”。 四、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工读互助,成立平民教育组织,发起社会教育运动 恽代英较早投入社会教育事业,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成立利群社,以“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为目的,推行社会教育。[9]恽代英指出“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以平民学校为最关重要”,其好处为“平民学校可以使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受教育”,“平民学校可以使失了教育的人补受教育”,“平民学校较之政府开办的教育,收效大而成功速”,他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以“补救失教育平民并研究督促平民教育之进行为宗旨”,该社社务规定为办平民学校、平民日刊、平民图书馆、平民阅报处、平民工艺、组织学术演讲、开设定期的教育讲习所等。[10]对于社会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两种预想———办自修会和工读介绍社,并分别拟定了办理方法与注意事项,解释所办事业的好处。自修会“这种事业的好处,一可以使无力升学的得着他需要的学业,二可以使他们得着自修的益处同好习惯,三易于成功,无办事的困难,四可以帮同志的人读书,亦可以帮来读书的人变成同志”;工读介绍社“帮助贫生用劳力换与学费”,“有养成勤劳、俭朴风气,沟通学业、职业的功效”,“于一般青年青年学生,乃至生活前途有益,间接亦便于他们的品格同志气有益。” (二)联系社会实际,结合实业,改造环境 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中,对编辑社会教育丛书提出诸项建议,强调编译的丛书要符合社会需要,讲究实用,介绍正确的知识与意见,要为一般社会所能读懂,指出所应避免的七个事项和编辑的七个方针,以供参考。他告诫少年中国会的全体同志,“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迟早是做事的人,不是永远读书的人”,读书的人,“若非自身投入实际社会生活,那便讲学与文字鼓吹,亦每易不能合于实际社会生活”,“我们不应该敷衍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愿做的。我们不应该虚伪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能做的”,[11]体现了恽代英的社会教育联系社会实际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他的社教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原则里,体现一个重要的措施———社教与实业相结合,尤其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他主张走一条“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的发展之路,理由是靠乡村教育经营乡村实业,“为同志谋一个生活系累的减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专心为社会主义奋斗”。[12]改造教育,重在改造环境,“没有好环境,不能有好教育”,“主张教育家同时是社会改造家。我的共同生活运动,主旨便在解决经济问题,改造环境”。他对教育家即为社会改造家的解释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再说明显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作为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对于上述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还具有一定的空想和改良主义,“工读互助”和乡村实业必会走向失败,犹如昙花一现,因为他还有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时不中用的”。[13] (三)唤起民治运动,提倡民治教育,实现自主自治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恽代英将社会教育运动与政治相联系,认为只有民治政治的实现才能救治中国,而“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那如何唤起民治运动呢?恽代英主张要做七件事,概括起来说,就是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用各种方法,用阶级的联合,政治上的战斗,唤起人民利益的奋斗、作战的联合、纪律的训练、领袖的监督、作战的练习,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在运动中,社会教育的作用表现在“公民知识的普及”,“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因此,他提倡民治教育———自主自治的教育,即“独立思想”,“独立行动”,“使其自尊”,“使其自信”,“使其练习团体生活”,目的为“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使其尊敬民众”,“使其了解民众”,“使其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打破教育置国家政治于不闻不问的愚昧思想与行为,讲求教育过问政治,开启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自主自治。 (四)研究问题,注意引导,掌握方法 恽代英认为,亲近工农,重在开办平民教育、研究工农的现实问题,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引导工农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同时关注妇女教育、青年教育,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何亲近工农呢?恽代英认为,“须靠教育与娱乐事业,使他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功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办理平民教育的好处是“一来可以使一般农民多识几个字,具备看浅近书报的能力;而来可以使我们接近农民,调查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14]因此,他主张用开办平民教育的办法开展农村运动,接近农民,教育农民,团结和训练农民。妇女教育问题上,恽代英要求“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他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他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15]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指出了对青年教育的宣传方法,即“要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平民学校的教材之类,扩大他们宣传煽动的功效”,“利用各种具体的材料宣传到各方面青年群众中去”,给予他们为经济争斗所必要的各种教育与训练,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陈独秀、、、恽代英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对社会教育的极大重视与热忱,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与反思,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自身内容丰富而博大的社会教育思想,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历史篇章,为当我国的社会教工作提供了可资鉴的历史材料与视角。 五、当代启示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依靠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强大优势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利用网络等新型传播工具加强对我国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企图颠覆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加之,我国正处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广大人民的任务更加艰巨,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带来严峻的挑战。通过回顾和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给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发挥社会教育政治社会化的政治教化功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主张以思想性、政治性较强的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实质是政治社会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革命干部,向工农阶级灌输和传授党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培养工农阶级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人格和政治生活的能力,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与革命意识,将工农阶级培养成政治人,这启示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应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党的政治文化教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热情,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2.巩固思想道德基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道德教育和实践,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二)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创新社会教育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注意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演剧等多种方式方法提高社会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这启示我们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应充分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创新社会教育工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升网络等新媒体运用能力,规范管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站)、少年宫、广播电视等社教阵地。借助新型传播手段传播与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加强对社会思想的引导管理,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作者:韩伟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教育论文:边区社会教育论文 1社会教育组织形式 就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来看,前期存在明显脱离群众实际情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种组织形式呈现明显的正规学校的特点,往往具体规定各种教育组织形式的学习人数、内容、时间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如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识字组“以三至五人为适宜”,“必须每日进行识字,至少间日一次”;识字班“以五人至二十人组织之”;夜校“每夜上课一小时半至二小时”;“凡各社教组织之成员,除识字组得吸收因特殊原因不能入学之儿童外,其他识字班、半日校、夜校,吸收男女成青年参加。”[4]98-100设想,按照识字组和夜校规定,学员每天都要参加学习,群众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参加学习,学习就会成为严重的负担,这样的学习形式要求自然会受到群众的抵制。冬学是社会教育的主体形式,边区政府教育厅1937年对冬学规定开办科目与课程(见下表)[4]121。从中可以直观看出,冬学成为了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混合体,群众全天不间断都要参加学习,这样的教育形式,与成青年为主体的社教学员的生活实际和习惯严重抵牾。同年,边区规定冬学“在人口较稀的地方,每个学校最少要有十个人以上,较好的十五个人以上,最密的二十个以上”[5]124。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样的入学人数是易于办到的。但在当时的边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要求一二十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成为部分冬学成员沉重的负担:远离家庭、自带口粮灯油、忍饥挨饿等。而基层教育组织者为从形式上达到办学规模,运用摊派、威胁甚至暴力强迫学员入学,完全背离需要与自愿原则,就出现了逃避、抵制冬学的现象。如“吴旗一区三乡的冬学不按照群众需要勉强集中,强迫动员学生,家长迫不得已只好送子弟入学,但不给学生送粮吃,学生每天吃不饱饭,喝稀米汤,不能安心学习。如让学生回去拿粮,就不再来了”;靖边贺家坬冬学,“第一天动员四个学生到校,第二天就跑了两个。群众反映说这是‘瞎胡闹’”;“个别家长送子弟入学时痛哭流涕”;“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一百斤。由于这样,雇学生的事也发生了”[5]280-281。于是,教育组织者不得不对上述情况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且逐步采取切合群众意愿的教育组织方式。通过不断调整,教育组织形式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教育模式,实施了灵活分散、能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形式。以冬学为例,《陕甘宁边区冬学的种种形式》做了全面总结:一是分散经营与分时教学的形式。二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形式。包括(1)轮流教学的分散形式:轮教员、轮学生、教员学生都轮;(2)与生产组织相结合的形式:按业务分组学习的冬学、与妇纺结合的冬学等;(3)为上学地点方便而采取的分散形式:家庭冬学、以距离远近分为小组、上门教学、捎条子的办法。三是以分时教学为主的形式。如一揽子冬学。四是集中与分散互相变化的形式。包括(1)随着气候变化改变教学形式的;(2)配合群众生产,分时变动组织形式的[5]238-245。这些形式,不误群众生产时间和正常生活,群众有时间需要学习就能够学习,受到群众欢迎。如“延市桥镇乡冬学,当天气还暖,大家可集合起来,就用一种集体教学的形式,分甲、乙、丙三组,在教室上课。天气逐渐冷了,集中上课,每次到的人很少,于是按地区划着五个小组,选择适中的学生家庭,为固定学习的地点,这样学了二十多天,天气更冷了,老百姓家里也更忙了,结果征求大家的意见,改成送上门去个别教,群众都满意。” 2教育内容 在社会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调整与变动,是教育者的革命诉求和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矛盾与博弈的结果,最终体现为对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教育者急需具有政治觉悟、抗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个体参与抗战洪流,而当时的边区,生产力极其落后,群众温饱尚未解决,群众迫切需要学习的是生产生活知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表1中可以看出,文字教育、抗战教育、政治教育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直接表达了革命者的诉求。依据此冬学课表,民众一周七天均要参加冬学,除去晚自习,每天学习6小时,1周42小时,其中涉及军事、文字、政治教育内容至少占据37小时,占88%之多,而事关群众急需的知识如珠算为2小时,仅占4%。可见,冬学教学内容明显遮蔽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相距甚远,民众怀疑这是变相的练兵和培养“公家人”,对社会教育抵触情绪极大。其它教育形式的内容规定大抵如此,这是前期社教工作出现各种问题,群众抵制、逃避社会教育的重要原因。面对群众的抵制与逃避,教育者不断调整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的调整就是践行和贯彻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过程。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册中,1942年以前,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各种指示信、通令、通知、决定、总结、办法、单行本共计34份,在教育内容上突出强调文字、军事、政治教育,对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教育内容基本不涉及。1942年以后,在边区教育厅的关于教育内容的指示中,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得到了逐渐重视,军事、政治教育内容逐渐淡化,仍然强调文字教育,但文字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逐渐走向平行并重的态势。1942年,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中规定:“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歌,其中心以新文字(或汉字)为主,至少要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一。”[5]176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教育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需要,要求“目前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进行全部的重新调整。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8]文教大会召开后,群众生产生活知识更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教育内容逐渐契合群众需要,激发了群众学习热情,他们由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自愿参与学习,通过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逆向实现扫除文盲的教育目标。如赤水周家山冬学教员黄森总结经验谈到:“张福,是个文盲,我的意见是要他以识字为主,但在他的意识中,却认为学算盘比学字用处更大。开始我没有了解群众这点,主观地强要他识字,结果弄得他情绪不高。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教他学算盘,他的热情马上沸腾起来,表现了惊人的用功,在二十天内将全部珠算的加减乘除学会,同时还学会了笔算的‘+-×÷’以及简单的小数,附带还认会了二百个字。他原来连算盘和阿拉伯字母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能在这短短的二十天中,学会了这样多的东西,的确是惊人的成绩。”[4]248又如刘家城开办妇女冬学,群众不支持,组织者也没有信心。教员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儿童死亡率占百分之五四还多”,苏铁匠的婆姨生了13个娃,死了10个,当教员动员她参加冬学时,她就很痛心地说:“我的心事不在这上头哩!”于是教员决定将冬学转变为卫生冬学,确立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方针,坚持“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从卫生教学中进行识字的原则。新的教学内容切合群众现实需要,家人支持,妇女自愿参加冬学,人数很快达到70人。妇女们用在冬学学到的知识生养孩子,母子健康大大提高,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服了群众,大家都认为冬学有用,同时,“因为解决了妇女的主要问题,识字的情绪也提高了,在两个月中,最多的能识下二百余字,一般的能识一百字,五十个左右。”[5]214-220社会教育内容对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的满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识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需求的满足中,群众切身感受和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生成了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心理态势,并通过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落实边区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完成抗战动员和政治认同的社教目标[9]。米脂农民高玉声所编的秧歌就是很好的印证:“(1)一盆莲花院里开,我请自卫军听话来,自卫军配合了八路军,军民联合打日本。(2)一棵白菜三条根,自卫军看见八路军,我问同志那里去?打倒日本享太平。(3)腊月里来又初五,八路军把守了东河口。自卫军就是好邦①手,盘查放哨又实受。(4)自卫军真正好,扛起红缨枪耍大刀,这是共产党领导好,这是咱计划高。(5)众位同志听分明,只要咱们一条心,实行减租又生产,盘查放哨多操心,每年的生产更要好,丰衣足食迎新春。”[4]147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在不断探索建立符合群众实际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满足群众需要的教育内容的同时,社教工作者不断修改教材,使之适合成青年特点与需要;不断总结和使用适合群众实际的教学方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优化学员的学习条件……这些要素有效形成合力,建构了符合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立体教育体系,让社会教育最大程度满足群众的各种具体需要,激发群众学习兴趣,变被动接受教育为自愿主动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了直观可见、可感的好处与利益,最终有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没有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社会教育不会取得成功。 3结语 边区社会教育贯彻和实施“需要与自愿”原则,有效战胜困难,实现了教育目标。结合社会教育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的二元内容中,需要是前提,满足和契合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方能生成群众自愿接受教育的心理与行为态势,违背需要原则,教育对象就会用各种方式规避乃至反抗,教育者也可能用极端方式强制开展教育活动,教育双方由此走上对立面。因此,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物,不是教育者进行理论演绎,主观臆想出的生成物。准确把握群众需要,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到实事求是[10]。需要又可内分为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二者存在层级关联,现实需要不能满足,长远需要将成无源之水,沦为奢谈。社会教育初期,以识字、政治、军事为主,群众怀疑逃避,就在于这是民众的长远需要,当教育内容以生产、卫生、纺织、牲畜治病、算账等知识为主时,就会激发群众学习热情,因为这是群众的现实直接需要,它直面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决群众面临的现实困难,给群众带来实惠,真正实现了群众的利益,教育就会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其它教育目标也会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群众利益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凝聚人心,攻坚克难,是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课题,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于实效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在当前的群众教育活动中,必须继承、贯彻和发扬边区社会教育确立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现实困难。否则,教育内容就可能沦为政治说教,成为空话、套话和大话,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教育主客体之间就会渐行渐远、背道而驰;教育者就会像边区社会教育中由于不知道“对象的具体特点和洞悉他正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结果“工作做不成功,又来叫苦连天,说老百姓不愿接受教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作者:王玉珏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社会教育论文:博物馆功能社会教育论文 一、丰富博物馆传播途径是发挥教育功能的手段 在科学、文化不断进步的今天,大众观赏方式的改变和品位需求的提高,对博物馆陈列展览乃至文化传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依靠单一枯燥的陈列方式,已难以达到大众化的宣传效果,这些都促使博物馆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传统的传播路径,寻找让藏品更加贴近群众的新的策略,增强感染力,吸引社会和公众更好地参与。近年来,我们出版研究书籍、论文集、古建筑修缮报告和图录、宣传册等十余部,建立了官方网站、微博、数字化博物馆。有效地利用晋祠丰富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以专业性和可读性相结合,建立实物展示和虚拟展示、实物展示与研究成果展示有机结合的新模式,以通俗易懂和群众能广泛参与的方式展现出来。 二、完善博物馆活动内容是发挥教育功能的途径 晋祠博物馆积极开展“我们的节日”、志愿者服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军民共建、阳光天使小记者与小小志愿者活动;“旅游一卡通”惠民服务、中国旅游日和世界旅游日免费开放活动等。特别是志愿者活动,可谓是对博物馆、对观众、对志愿者本身都有益的三赢活动。对博物馆而言,缓解了人员不足的困扰,提升了服务质量;对观众而言,能够得到更周到的服务;对志愿者而言,找到了一个增长见识、回报社会的机会。这些活动的开展,吸收了社会上有公益精神的人士参加到博物馆事业中来,也是博物馆与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交流沟通,使广大公众有了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服务社会、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机会。同时博物馆的性质、内涵、博物馆的公共精神得到很好的宣传。 三、、晋祠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探索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十八大报告的精辟阐述,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深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的主题“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提高社会教育工作。 1.进一步增强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功能。青少年是有待开发的潜能市场,这个群体关乎国家的未来。随着传统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越来越重要。我们要积极探索博物馆融入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实现与学校教育、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有机衔接,使博物馆成为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的重要课堂。(1)组织学生参观。结合学生课堂学习,做好陈列讲解和辅导,建立学生活动室,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举办绘画、小标本制作辅导班、与学校配合举办“夏令营”、“我爱家乡”活动;和大学联合,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通过沟通学校共青团、学生会渠道,来鼓励中小学生、大学生集体参观博物馆;通过召开座谈会、古建知识、博物馆知识、旅游知识竞赛等方式来调动青少年更多地关注博物馆;结合国民教育,增加博物馆的参与性、体验性项目,将专业性和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科学性和观赏性结合起来,让青少年直接和随时参与体验活动,方便更多参观者的参与,调动青少年观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教育资源优势。(2)与附近中小学建立固定联系,设立校外辅导员,或兼任学校少先队辅导员,经常到学校开展活动,如故事会、辅导历史课外小组、小小讲解员、祖国传统文化、文明礼仪小组的活动等。提供教具,赠送博物馆宣传册,结合自身实际和条件,制作一些建筑模型和标本提供给学校组织教学。组织小型、轻便展览走进学校巡回展出,携带有关录像和视频,向中小学生普及历史和科学知识,宣传有关文物和自然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 2.结合自身特点,提升为游客参观游览和文化休闲服务的水平。曾说过:“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就要求博物馆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传统使命和任务,反思文物资源的角色作用和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使我们的历史文化遗存更加紧密地贴近群众,拉近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面对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第一,我们必须保护好、展示好、解读好、传承好这些历史文化遗存,通过更新说明牌、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等方式让公众走进古建筑,了解古建筑,读懂博物馆承载的历史信息。为了使博物馆得到更好的利用和普及,还应该借助大众传媒,走进机关、学校、单位、社区、家庭,畅通旅行社团的合作渠道,发掘和延伸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第二,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经常性地组织参观博物馆、组织观众现场观后感比赛、博物馆调查问卷等。借助“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等,造势宣传,推出主题活动,利用不同节日的特点,提升公众对博物馆的关注度。第三,创作拍摄系列影视作品,以晋祠悠久的祭祀文化,100多座宋、元、明、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驰名中外的雕塑碑刻,富有历史厚重感的楹联匾额以及晋祠藏品展览等为题材,拍摄高品位影视作品、大型场景剧目,或通过歌曲、舞蹈、情景剧、微电影、诗朗诵等表演形式,生动反映晋祠的历史厚重感,让历史文化遗存“活”起来,让蕴涵在文化遗产里的文化基因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开来。 3.以多元文化手段,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是根植于现在、保存与沟通过去的鲜活机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为不同观众和不同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每一座博物馆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遗存和藏品,蕴含着取之不尽的资源,积极依托这些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通过多元的文化手段,积极拓展博物馆文化传播领域,使精彩而博大的博物馆文化承担起应当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如果说文物藏品是文博单位的心脏,那么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就是其“灵魂”,晋祠博物馆要立足公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培育社会教育品牌,依托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宣传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拓展社会教育功能。(1)改革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打造网络互动的专题精品活动。尝试与新浪等大众网络合作,举办“印象晋祠”、“寻找晋祠记忆”、“凝固的历史温暖的回忆”、“我在晋祠,您在哪儿”等活动。(2)大力发展文博志愿者队伍。发挥博物馆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基地作用,吸引更多的知识精英、社会知名人士、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担当志愿者,使学雷锋志愿者活动更加广泛开展,起到陶冶思想情操、充实精神世界,凝聚人心、引领风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作用。(3)加强藏品研究成果的大众化转化和传播。加强藏品的分类研究以及古建筑、彩画、壁画、雕塑、碑刻、楹联匾额、馆藏的瓷器、铜器、铁器、字画等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出版、公开发行、供网上检索。开发能够体现晋祠厚重文化的特色纪念品。在博物馆停车场、入口处人流集中的地方设置LED屏,介绍博物馆基本情况、服务内容、注意事项等。开辟影视厅,将观众无法亲近的精品宋代彩塑、明代彩塑和馆藏文物等利用视屏、网络、数字博物馆呈现出来,让更多的受众全面了解博物馆,起到教育大众,宣传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目的。(4)完善传统的讲解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扩大语音讲解的语种和质量,增加二维码扫描讲解服务项目、利用博物馆网络平台、微博平台、微信平台和手机导览的全新方式,建立实物展示和虚拟展示有机结合、静态博物馆与“流动的博物馆”互相补充的新模式,真正实现“将博物馆带回家”欣赏的效果。 作者:连颖俊 社会教育论文:大学社会教育论文 一、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推动是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起点 最早主张“开民智”的是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自强应该是“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新人士设报馆、建学堂、组织学会、著书、翻译,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启民智”活动蓬勃开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此以后国人认识教育的视角开始发生转变,“开民智”、“做新民”的思想成了各个时期各种人士发展社会教育的共同声音。“中华民国”建立后,确立了社会教育的行政地位。大学开展社会教育成了这个时期各个大学的一项重要教育实践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他们都是利用学校的人力物力来从事和学校教育计划无关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尤其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的宗旨就是“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通过“以学就人之教育”,采用露天讲演等方式,实施对社会各种人群的教育。他们利用田间地头,利用街头巷尾,或在露天广场或在报告厅进行演讲,以实现文化知识的普及。在这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就成为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教育事业。后来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学校开展社会教育的法令,使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做法得以规范和推广,这对于开启“民智”,扫除文盲、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根本动因 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展,大学不断地接受社会的各种要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学必然通过改变其社会职能予以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是与社会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其社会教育职能的确立也是大学逐步开放,走向社会,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随着现代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大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才越来越面向社会的实际需要。如今,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或普及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入学方面的差别依旧存在,但大学的校门日益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从大学的科研职能来看,起初大学的研究还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后来逐渐转为各种应用性研究。国家的参与,特别是企业和私人或团体的资助使研究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象牙塔”被动摇了,在科学和技术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大学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广泛的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传统障碍“象牙塔”被移开了[4]。随着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人们就业需要的必然要求。从经济上看,新科技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引进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从目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人才结构的变化。现在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职业流动性的增加,未来社会,每个人都不会终生只从事某一类单一的职业,而会处于职业的不断变动之中,这就要求未来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具备终身学习和获得新的职业技能的能力,因此,需要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为人类的职业流动提供保障和支撑。所以,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确立的根本动因,社会现实依据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决定性因素。 三、自身寻求变革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 当人类社会由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激变时期,当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理念,当学习化社会逐步成为一种现实时,整个社会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应对这种要求,则成为大学社会教育产生的最根本推动力。社会的变革虽然是大学职能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大学由于其在社会的地位与重要性的变化,不能仅仅去被动地适应社会,而应主动去寻求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式。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不仅可以在表层上直接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素质,而且在更深层面上,可以通过公民素质的提高进而提升和塑造整个社会的精神素养和社会风尚。这不仅可以使大学走出自己的校园,去寻求自身最大的发展空间,还可以使大学担负起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这就要求大学把教育事业推向社会,大学服务社会、指导社会、援助社会的过程也是大学自身寻求变革,自我调节的过程。首先,在开展社会教育实践中,可以培养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参与社会教育可以增加知识、增长才干、锻炼自身的本领。其次,在开展社会教育实践中,可以发挥大学知识群体的作用。大学知识群体由大学专家教授学者组成,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提高、锻炼自己,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大学知识精英参与社会教育实践是取得成绩的重要路径。再次,扩充教育实践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施展的舞台,促进学校整体的改革与发展,扩大学校的影响,而且可以加强大学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大学通过开展社会教育的实践,在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丰富了施教的领域,培养和锻炼大批人才。总之,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大学应该主动调整自身去适应社会,做到“开门办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知识与智力的支持,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总之,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动因所在,我们可以看出,在发展社会教育过程中,通过大学自身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优势来满足和拉动社会各界对各种教育的需求,这是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和教育实际的一项值得推广的教育事业,是我国推动终身教育发展,实现学习型社会的有效尝试。大学开展社会教育是其社会服务功能的主要体现,它使大学的社会服务有了更加明确的教育指向,与此同时,也实现了对社会服务的规范与控制。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和谐社会的缔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对推进社会进步、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作者:刘丽丽 于贵军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教育论文:茶文化社会教育论文 1践行“茶文化从娃娃抓起”,建设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青少年是接受博物馆教育的主体对象,也是今后茶叶的“后消费群体”。近年来,博物馆突破传统参观模式,根据青少年年龄层次和接受能力,围绕“博物馆与青少年”“茶与生活品质”“培育薪火传人、普及茶知识”“第二课堂教育”等主题,开展百场未成年人茶文化之旅、教师免费茶艺培训、茶文化夏令营,进社区、院校巡回展览和咨询服务等各式科普宣传活动,受益师生20余万,并先后与杭州市(区)教育局下属29所学校建立馆校共建关系。 2以“体验”型和“展示”型向海外展示中国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以其无限魅力吸引着海外人士,但不同国家的茶文化爱好者对茶文化的需求侧重点不同。向东亚国家推出“体验中国茶”系列活动,包括“体验西湖龙井茶”“体验乌龙茶”“体验中国斗茶”等,通过互动式体验和茶艺表演学习,宣传中国传统茶文化。 向欧美国家积极推介《中华茶文化》临时展览并配合论坛讲座、茶艺表演、品茗会等形式,做好茶文化的全球性巡展和立体呈现。开设茶学堂,推出体验式参观模式2009年8月,博物馆启动并促成学茶中心茶学堂的建设经营。 开设有“中国十大名茶”体验式系列培训、“中国基本茶类6+1”体验式培训、周六免费茶文化讲堂、免费图书阅览、建立茶友QQ群等服务项目。通过互动式体验,使体验者爱上茶、享受茶,从而迅速成为“茶消费群体”中的一员。 3建立线上线下“茶圈子”,搭建茶友活动与交流平台 2012年,博物馆创造性地开展线上线下茶圈子活动平台,建设中国茶叶博物馆茶友会项目。茶友会项目立足于服务茶友与茶企,通过系列茶主题活动,积极推广“爱茶爱生活”理念。2012—2014年,博物馆与茶友会共推出不同类型的近200场茶主题活动,活动形式有雅集、讲座、茶之旅、茶品鉴等。此外,线下“茶圈子”茶友会联络处的建设也已启动,在各大城市建立茶友会联络处作为辐射基站,逐渐向全球扩大茶友会影响力。 作者:沈国琴 社会教育论文: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 1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失败后,很多社会精英开始寻找治国安邦的道路。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的“三民说”,并认为“又以民智为最急”[2]。一些有识之士通过考察和比较,发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3],故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兴学会、办报刊的同时,积极创设“强学书藏”并向社会民众免费开放,希望借此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这可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之先例。清末新政时期,许多地方士绅及社会名流也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教育和图书馆,认为“故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4]。在这些进步思想的推动下,以1904年湖南图书馆的诞生为发端,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清廷学部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其中规定图书馆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5],明确把图书馆视为一种教育设施。由于到图书馆阅览的大多为社会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等,所以当时的图书馆教育实际上仍旧沿袭以往的专才教育,而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社会教育。 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先生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特设了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从制度上确立了社会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先生还非常看重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6]。教育部多次行文以强化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特别要求设立通俗图书馆,并规定图书馆及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直接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地位。1915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并对图书馆的性质、职责、经费及阅览等事项均作了具体的规定,为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民初通俗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和民众教育运动的相继开展,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流通图书馆等形式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民国初期也是国外社会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新图书馆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各种文化理念的相互激荡和并蓄交融,为图书馆在社会教育领域开疆辟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民国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20余年间,民国的图书馆社会教育走过了一段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并对民国的社会阅读状况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2图书馆社会教育推动社会阅读生态发生重要嬗变 2.1图书馆社会教育以推行社会阅读为主要实施方式 民初图书馆实施社会教育的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比如举办读书会、展览会、讲演会等,但最主要、最优秀的方式是向民众提供图书阅读服务,这是因为“图书馆教育是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轨迹”[7];且藏书乃“学问之导源”[8],“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有求必应,其有心求学识,以增进其所操职业之地位者,皆惟图书馆是赖,盖学问无穷”[9]。然而在民国初期,图书馆推行社会阅读面临着多重障碍和窘境:一方面,据当时中华教育促进社的估计,国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不能识字,[10]因而无法通过阅读途径获得教育;另一方面,虽然有政府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等少数社会人士具备阅读能力,但因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数量少,而且还对读者收取阅资,尤其在服务上仍未摆脱传统藏书楼的种种陋习,致使人们“不以图书馆为公所衙署之望而生畏,即以图书馆之为翰苑学府之高不可攀”[11]。民众的阅读障碍以及图书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导致图书馆看书的人稀少,社会阅读难成气候,社会教育效果堪忧。有鉴于此,图书馆人审时度势,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到“识字运动”中去,让不识字的民众能够识字,识字以后再为其提供图书进行阅读;另一方面,他们对图书馆的服务予以反思,认为“教育之目的及方法既变,而图书馆事业亦行改革,一洗往时以图书馆为保存图籍,为点缀品之旧习,而注重于典籍之流通”[12];并且图书馆员也不能再“安作待人之来索取书籍”[13],而“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14]。如果用今天的图书馆学语汇来阐释这些思想,就是要实行图书流通,开展阅读推广,推行社会阅读。事实上,民初的图书馆正是凭借自身的藏书优势,以改善社会阅读状况为抓手,以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历史重任。从这个角度讲,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行社会阅读的过程。 2.2图书馆社会教育推动社会阅读生态发生重要嬗变 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阅读生态系统来说,作为阅读主体的社会公民和作为阅读资源提供者的图书馆,是这个生态系统诸多生态因子中联系最为紧密、相互依存度最高的两个主导因子。正如沈祖荣先生在对国内外图书馆与民众的关系所作的比较中所言:“欧美国民,视图书馆为继续终身之教育机关,如日用之布帛获粱,不可须臾离者。故平日好书人多,阅书人数,不可胜计。中国阅书人少,人民求学之心力薄弱,无容讳言。”[15]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责任在图书馆,“我国之有图书馆,由来久矣,而效用不彰,社会漠视,何欤?以办理者多未尽其职责耳”[16];而民众之所以“阅书人少”,“并不是(他们)不爱好阅读,图书馆内容及其各种手续之隔膜,或认识之不足,借书视为畏途,因此而借不到所需要的书,感觉到读书对他们并无所助”[17]。看来,要打破这种僵化的社会阅读生态,图书馆必须首当其冲地进行自我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走平民教育路线。“以前图书馆的出发点在图书,以图书为对象,分类项目流通典藏。现在一切社会事业,以民众为对象,改良社会,改良民众。图书馆之变化,这是中国近代图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18]这些变化体现在图书馆教育上,就是教育对象的平民化,教育内容的通俗化,教育场所的生活化,教育渠道的多元化,教育指导的人性化。图书馆教育这些新气象的出现,必然会对民众的阅读状况产生影响,导致民众的阅读权利、阅读需求、阅读机会、阅读条件和阅读能力等出现了重大逆转和显著改善,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图书馆教育与民众阅读的良性互动,推动着民初社会阅读生态发生了重要嬗变,堪称为我国近代社会阅读史上的一场空前革命。 教育对象的平民化保障了民众的阅读权利。民国初期的社会教育强调平民教育,“社会教育事业的目标是专注意于未受教化者,及有缺欠者”[19]。图书馆教育贯彻平民教育思想,就是要让“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20];即便在“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在休息时间来阅览”[21]。此外,通俗图书馆还取消了阅览收费的规定,使社会底层平民利用图书馆的障碍彻底消除。教育对象的平民化,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公民拥有平等的阅读权利,这在我国社会阅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内容的通俗化适应了民众的阅读需求。传统的藏书楼式图书馆偏重于收藏经史子集之类的历史典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但这些晦涩难懂的所谓儒经道典,显然超出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能力。通俗图书馆的设立促使藏书内容发生了变化。鲁迅先生曾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科,并参与筹办了京师通俗图书馆,他认为“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须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所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22]在此思想指导下,通俗图书馆的藏书在内容上以浅显易懂的、适合普通民众口味的为主。教育内容的通俗化,使图书馆的藏书更能对接民众的阅读需求,更加贴近民众的工作生活,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前来阅读,大大增强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效果。 教育场所的生活化增加了民众的阅读机会。由于民初公共图书馆数量有限,加之民众到图书馆阅览的习惯还未养成,因此大多数民众的阅读机会并不多。为了“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23],通俗图书馆一般把地址选择在民众聚集的地方,在城市、乡村、工厂、寺庙、教堂、茶馆乃至监狱等处都设有阅报处或阅览点。如在北京中央公园内开设图书阅览所,使一般民众于休憩娱乐之际,得以增进常识,涵养性情,结果很受民众欢迎,逢节假日时阅览者多数倍,“且取阅图书,争前恐后,大有应接不暇之势”[24]。此外,“现世的图书馆于本馆外,别设分馆,图书流通处,图书代借处;办理巡回文库等。于是距图书馆较远的民众和不能离家的老年人、产妇等,也得沾图书馆的恩惠了”[25]。教育场所的生活化,拉近了图书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使广大民众可以在日常劳作和消遣之余都能方便地阅读到各类书籍。 教育渠道的多元化改善了民众的阅读条件。在通俗图书馆出现之前,民众接受图书馆教育必须到图书馆来,教育渠道单一,且仅限于在馆内阅读。通俗图书馆是图书馆主动向民众靠拢的成功创举,而流通图书馆的建立则把图书馆教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流通图书馆者,搜集中外古今图书,用各种流通的方法(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车送和)使无地处、时间、性别、保证等的限制,而无所取酬的借予全社会的民众阅读,以达其普及教育之目的。”[26]流通图书馆大大拓宽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渠道,使得图书馆教育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馆内辐射到社会四面八方,使社会民众不到图书馆来也能享受到便捷周到的阅读服务。类似的还有,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和1933年创办的蚂蚁图书馆,利用邮寄等通信渠道开展面向全国以及海外的读者服务;[27]创立于文华大学的“文华公书林”在我国率先设立了巡回文库,“选择良好读物寄存于武汉各学校,供学生借阅、定期更换”,[28]等等。教育渠道的多元化,使民众不再感到借书阅读是一件麻烦不堪的事情,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阅读条件。 教育指导的人性化提高了民众的阅读能力。杨立诚先生认为图书馆的教育指导至关重要:“盖图书馆者,非仅庋藏典籍已也,举凡宏教育、敷文化指导社会,靡不与有责焉。又非徒为求学参考之所已也,举凡关于引起阅者之兴味,养成读书之习惯,辅助其学术之研究,亦皆与有责焉。”[29]民初的图书馆一般设有专门的阅读指导小组、部门或读者服务部,根据读者的年龄、个性、文化程度和阅读需要等不同情况,强调对读者实施人性化的教育指导和个性化的阅读辅导,帮助读者“会用耐烦的功夫去搜集材料;会用冷静的头脑去鉴别材料;会用精密的技术去整理材料;会用谨慎的态度去判断问题;会用精巧的笔法去写作文章”[30]。图书馆这种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教育指导,对读者了解图书知识、学会读书方法、养成读书习惯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民众阅读能力的不断提高。 3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中蕴含的现代阅读理念 3.1平等教育思想中的阅读公平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民国时期平民教育的一种形式,主张社会民众平等地享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在图书馆方面,平民教育早已实行。图书馆没有男女的限制,使少男少女都可以自由出入;没有资格的限制,使仕宦平民都可以共同阅览。”[31]这种平等教育的思想,体现在民众的阅读权利上,实质上就是阅读公平的理念。图书馆“其于读者,无宗教之异,无国籍之分,无阶级职业之别,无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之殊”[32];“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33]。图书馆捍卫阅读公平的理念,就应对民众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34]。 3.2自主教育思想中的阅读自由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一种自主式教育,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喜欢的读物来学习,而不受图书馆任何限制。杜定友先生认为,读者对于科目的选择,要求有充分的自由;对于各论题的轻重,也可以自由认定;对于学习时间和进步的速率,尤其要自由计划,量力而行。有些是要学一种实用的科学,以收实效的;有些只求扩充自己的眼界,增广人生观念,有些是辅习以前教育不足,有些想另辟蹊径。所以,各人旨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35]这种自主教育思想体现在阅读行为上就是阅读自由的理念。正如杨昭悊先生所说的:“阅览人爱阅览什么书,就阅览什么书,爱什么时候来阅览,就什么时候来阅览,兼程并进也好,仔细探讨也好,没有学籍的限制,无论什么图书馆都是这样的。”[36] 3.3个性化教育思想中的阅读指导理念 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校教育是按一样的教材、一样的模式来培养学生,至少在民初的教育体制下,还难以做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图书馆教育却可以通过提供多方面的图书和多方面的指导,从而满足读者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由于图书馆的书浩如烟海,而“我们的读者对于图书的选择上,书籍的读法上,以及知识的应用上,都缺乏相当的素养”[37],因此需要图书馆对读者实施积极的阅读指导。阅读指导就是要“解除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茫无适从的困难,依照需要而开展自己的读书活动。纠正读者离开实际为了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极力使读者认清读书是为了要认识并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要对付实际问题而并不是一种装饰,尤其排斥因闲暇无聊而读书的态度。”[38]并且,积极指导的意义,远胜于流通,“对于为自修或实习而来馆的阅览者所利用图书的选择上宜严为注意,以尽辅导责任。图书馆的主动、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其社会教育的程度也就越高”[39]。 3.4诱导性教育思想中的阅读推广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一种诱导性教育,它通过改善图书馆的阅览环境、简化图书馆的借阅手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等途径,努力营造一种能吸引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环境和氛围,从而增强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效果。“图书馆宜尽力保持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环境和空气,使人乐于常来,安于久留,而开馆时间之少限制,目录之便于检查、书籍之便于取还,尤为引人来馆之要点”[40]。另外,举办演讲、展览等活动也是图书馆诱导民众到图书馆来的重要手段,如演讲“不单对图书馆自身有利益,使图书馆的利用率增加;更对市民有莫大的效力,使市民有一种觉悟”[41]。诱导性教育思想体现在阅读活动中,就是图书馆开展的宣传藏书、劝人读书之类的阅读推广活动。民初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念和手段也颇有独到之处,比如“将书目上所列出的书籍先行分类编目,如送稿往报馆时,同时置于阅室之新书架上,以资浏览。及报纸一出,有许多人看了书目而发生兴趣,便可至图书馆借出阅读”[42]。还有,在电影场放映电影前将图书馆广告语投放在影布上,不失时机地向民众灌输“看影戏可以调节人的情绪,增进人的快感。读书可以加高人的智识,改进人的作为”[43]等思想。 此外,民初图书馆社会教育还蕴含着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阅读关怀和阅读扶助的理念。比如在图书馆设立识字处,帮助不识字的公民学会识字,在此基础上再为其提供读物;为儿童、妇女单设专门阅览室;针对“有的旧式妇女未受教育,而愿有以自修,有的新式妇女虽受教育,而因操作的关系,虽欲赴图书馆阅书而不能”[44]的客观状况,特为妇女开设了家庭巡回文库;甚至还在偏僻的农村设立了图书馆分馆或文库代办处,将社会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总之,民初图书馆社会教育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阅读理念,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并学习借鉴。 作者:于厚海 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图书馆 社会教育论文:博物馆下社会教育论文 1.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理念概述 博物馆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与学校的教育存在本质上的区别[1]。博物馆是利用其中具有的藏品和设备,通过特殊的手段和形式展示其社会教育功能。换一种方式而言,博物馆就是通过文物标本作为基础,通过一定的主题活动或者是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进行一种直观的教育。博物馆采用的最直接的展示社会教育功能的方式就是通过陈列展览来实现,这种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直观性。然而,早期的博物馆功能知识单纯的手机问题、研究文物以及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并不存在社会教育功能,直到20世纪初博物馆才与教育存在联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理念才逐渐完善。 2.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理念探索的新途径 2.1借助信息技术 借助信息技术,帮助博物馆获得更加广泛的教育范围。之所以借助网络成为博物馆发扬社会教育功能的新途径,是因为网络媒体能够提供给博物馆更加广泛的宣传范围。博物馆可以建立相应的门户网站,在网站中博物馆可以将自身含有的知识和文化信息全部上传到门户网站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博物馆还可以打造一个数字化的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全面、详细的知识与文化信息。这样一来,博物馆的知识与文化信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再加上信息技术的普及,越来愈多的网民成为博物馆的重视观众,最终变成博物馆的实际观众。同时,博物馆还可以借助当下热门的微博和博客关于博物馆的最新动态,这种方式要比建立一个门户网站的难度小很多,同时还可以在更加和谐的环境中与网民进行互动。博物馆要充分认识到微博和博客作为其门户网站的窗口,其重点仍然需要放在门户网站上[2]。 2.2加强陈列的内容与形式 博物馆中必定是含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也就表明了博物馆具有十分独特的社会教育功能,借助历史文物的内涵在陈列与展览方面需要加强,通过内容与形式上的改变加强社会公众的受教育程度。首先,需要考虑到陈列展览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在举办展览时要充分重视形式与内容上的选择,同时再结合当代时代的要求与精神的需要,将馆藏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例如可以与当地人文特点、民俗文化、艺术活动、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让参展人员能够充分了解历史文物中蕴含的悠久历史与独特内涵。在展览的形式上,结合当下的先进手段,考虑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除了传统的历史文物、模型、图片等进行展示之外,还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投影技术、3D技术等运用到展览当中,让参展人员充分感受到其中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 2.3提高讲解水平 博物馆在进行文物的展览过程中,利用讲解是有效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3]。因此在提高讲解水平方面,可以进行以下方面的调整,首先在讲解的内容上,第一要保证内容的正确性、科学性,同时能够有效激发参展观众的兴趣;其次,在进行讲解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的讲解情况与参展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保证讲解的有效性;接着,在讲解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参展观众的接受程度,针对不同的参展观众尽量做到全面的讲解;最后,在讲解的过程中要充分展现出历史文物、历史事件等特点或者是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参展观众在参观完之后,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受到一定的教育。 2.4加强与学校的联系 博物馆因其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教育功能,虽然与学校的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两者进行结合能够传播给学生不一样的教育意义。考虑到青少年仍然处于成长阶段,其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此时加以社会教育能够有效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观念,因此博物馆可以另辟蹊径与学校合作向学生传播历史文化知识,通过丰富形象的展览帮助学生加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学校可以每年定期具体参观计划,同时还可以将课堂设置在博物馆中作为第二课堂,借助博物馆直观的资源优势对学生展开生动丰富的教育。另外,博物馆也可以将展览进入到校园中,开展各种丰富有趣的知识竞赛等活动,更好的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 3.结语 总而言之,博物馆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总结和探索其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新时代新思想的影响下不断提高博物馆的社会地位,从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加强其教育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其具有的优势。 作者:邱枫 单位:中国地质博物馆 社会教育论文:校外教育与社会教育论文 一、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的涵义 (一)校外教育的涵义 在我国,校外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充。它与正规教育中的学校拥有共同的教育对象,但二者在办学方式、招生方式,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及教育对象的稳定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对校外教育概念目前存在几种理解和认识。一种认识可以称之为是狭义的校外教育,把校外教育看作是由专门的成建制的校外教育机构进行的教育,如有的学者认为“校外教育是指少年宫、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等校外教育机构对学生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另外一种认识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校外教育,如有的学者认为“校外教育是指在学校以外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学生通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活动、科学技术活动、公益劳动、社会服务、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以及个人的课外阅读、栽培花草树木、自我服务等等所接受的教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校外教育是非正规教育的代名词。所谓的非正规教育,是指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不管教育形式如何,但学生需要通过报名注册方可上学的教育。非正规教育包括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各种校外教育,如文化馆、文化宫、少年宫、博物馆、展览馆和图书馆等,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成人的继续教育、青少年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等。上述关于校外教育概念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发现上述概念有以下共同点。首先,校外教育是在学校教学计划之外,在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在课余时间开展的教育活动;其次,校外教育的对象普遍认为主要是青少年,兼顾成人教育;最后,校外教育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二)社区教育的涵义 社区是指一定地域空间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为开发社区生活,以其居民为对象实施的集体教育活动,因而被称之为社区教育。在我国,对于社区教育这一概念,目前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通常从“社区”这一概念入手,详细阐明社区的重要性,以“社区性”为突破口,进而确立社区教育的必要性地位。教育部在2001年《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中对“社区教育”下了这样的定义: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是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特点的区域教育,与各类正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在对各类教育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当前侧重于对社区内各类教育进行延伸、补充。总体上说,虽然目前对社区教育内涵的诠释众说纷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社区教育的不同方面,但是对其区域性、强调其对象的全面性、突出其功能的社会性、体现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特征已达成共识。另一种观点则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将“社区教育”的重心放于“教育”这一概念,“社区”只是这类教育的一个特征,更多关注于社区教育的目的、方式方法、作用等等。其代表性的观点为:“社区教育的内涵应是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把生活和教育结合成一体,发挥社区成员作用的、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并为了社区的共同发展和社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进行的一种全方位、全民的和终身的教育。”根据社区的界定,则所谓“社区教育”,已不是以往教育学中社会教育的概念,也不仅是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它是一个大教育观的概念,既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包括学前教育、青少年教育、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所以,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集各种教育层次、类别,以及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其目的就在于利用社区的所有资源,教育社区的所有成员,提高他们的素质、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一种新颖教育。 (三)社会教育的涵义 对什么是社会教育,到目前为止对其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广义指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行的影响个人身心发展的社会教育活动;狭义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开展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的对象的角度加以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其有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内容的角度进行界定,提出“社会教育是以社会各界人士为教育对象,以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为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教育。”还有的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较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制系统以外的,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社会团体和私人推动为辅助,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对全体国民所实施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并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 二、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对象和内容 (一)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少年宫为主体的校外教育机构一直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投入运行经费,形成了一套管理和运行模式。从机7构的行政管理来看,校外教育具有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和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中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可分为综合性与专门性两类。综合性的校外教育机构目前主要指政府主办的校外教育机构(如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活动站等),这些机构属于教育厅(教委或教育局)、共青团、妇联、文化局或者科技局管理,其中以前三者为主。专门性的校外教育机构是专门为开展某项活动而设立的。如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儿童影剧院、少年科技站、儿童铁路、少年农科站、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少年儿童广播站等。校外教育实施的主体也即上述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等校外教育机构。校外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平时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在课余时间,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和活动,在校外教育机构接受各种培训和指导。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校外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科学技术普及教育、体育运动、文化艺术教育、游戏娱乐、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 (二)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区教育实施的主体是领导主体,具有官方性,对象是社区全体成员。我国目前存在五种社区教育管理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二是“学校——社区互动型”模式;三是社区学院模式;四是自治型社区教育模式;五是媒介型社区教育模式。离退休干部、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学生家长都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社区教育是满足社区成员教育需要的,提高他们的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新能力的全民教育,是一种“区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教育,每个社区成员既是社区教育的对象,又是社区教育的主体。社区教育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有研究者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把我国社区教育内容的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成了3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3年,社区教育包括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社区)三结合教育,社区教育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并且是一种单向性教育;从1993年开始,社区教育的内容还包括职业教育、文化生活教育、科普教育、法律教育、卫生保健教育等,该阶段主要开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以“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理念的提出为标志,实现了社区教育研究范式与内容的转向。 (二)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很广泛,无论它的创办者是政府、团体或私人,只要它是对社会成员实施了影响的教育活动,就是社会教育的实施者。广义地理解,一切社会活动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狭义的实施主体是指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某个特殊群体。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施教于全体国民,这决定了只要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施以影响的各种活动的主体,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与广义教育无大异。 三、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间的关系 校外教育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从教育对象来看,校外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很明显,校外教育的对象包含在社会教育之中。从教育的内容和范围来看,校外教育的内容和范围都可以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从实施的主体看,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包含在社会教育所实施主体之内,可以理解为校外教育和社会教育使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社区是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结点,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是“三位一体”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日渐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成为学校教育的校外实践基地,校外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二者的边界也日渐模糊。校外教育的社区化是校外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社会单位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成为校外教育的主要力量。社会教育不一定以某一区域为限,是全社会进行的,具有广泛的区域和对象。社区教育则侧重区域性。社区教育使社会教育在特定的地域和范围即人们所居住的社区所进行的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实际上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但不等于社会教育的全部。 四、问题与建议 (一)校外教育概念有待拓展 一直以来,我国校外教育沿袭的是50年代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由国家包办一切,教育部门完全依靠国家投入来开办校外教育。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进行,这种单一结构、单一渠道的校外教育办学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校外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校外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校外教育界定的历史局限性,应该给校外教育下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当前校外教育的内涵没有说清校外教育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校外教育要做什么。 (二)社区教育概念有待细化 社区教育内涵界定及定位至今不够清晰,发挥作用受限。社区在地域上如何界定,社区和行政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应等许多问题都没有明确。不管是校外教育、社区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存在管理上职能重复、责任不清等问题,因此,当前应当尽快完善上述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各自的权力和义务。 (三)社会教育概念不甚明确 目前,社会教育的概念众说不一,其内涵、外延不是很明确。要具体地对社会教育的起源、概念、作用、目的、功能、内容、原则、途径和方式等进行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建构起社会教育概念的范畴。研究社会教育的行政和法规,参考和借鉴国外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经验,结合国情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教育行政制度及方针政策,使社会教育的发展有基本的制度保证和政策依据。建议尽早颁布社会教育法,把社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确立起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改变现有的社会教育边缘化的状况。综上所述,应该统整考虑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和校外教育,建立运行机制进行各种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现“社会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会化”,真正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作者:曹瑞 麦清 郝琦 单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社会教育论文:学校精细管理社会教育论文 一、立足校情,合理设置机构,形成管理合力 (1)条块化构建管理网络。首先,可以将岗位培训、学历培训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各类培训及网站建设、科研课题、档案管理、文字材料等各类工作条分缕析,纳入归口的中层管理部门。这样分块管理,能有效下移管理的重心,突出管理的中心。其次,可以本着“分工不分家”与“便于事业开展,便于质量提升”的原则,致力于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的打造。每年度要对教师的分工进行“合理化、最优化”微调,尝试推行“轮岗制度”,着力形成校长层、中层及教师、学员层的层级层进式管理模式。 (2)科学化执行管理制度。首先,在健全常态的与普通中小学基本一致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诸如《社区教育目标管理制度》《社区教育分片包干责任制》等具备社区教育自身特色的管理制度,着力形成制度文化。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要与教师的心声相融合,邀请教师参与到制度的制定中来,将原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的需求与学校的需求相整合,完善修订形成新的、更切合学校事业发展的制度,为精细管理的推进提供基础。其次,要打破“大锅饭”,激发“内驱力”,注重制度“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辩证统一,切实理顺各类管理的精细化脉络。 二、根植认识,深刻理解要领,挖掘精细内涵 (1)要加强精细管理内涵的诠释。精细化管理,简而言之,精为“精致”,细为“细微”,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理念。它是规范化管理走向个性化管理的必然阶段。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基层学校应精细化地确立办学目标,并在目标的引领下,精密构建组织架构、精细解决存在问题、精致落实人员分工、精心建设校园文化,同时更要留足对应的精细管理中的过程痕迹,做到件件落实,事事可查。 (2)要着力理清精细管理的思路。首先,应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第一资源”,按照业务学习与阶段考核相结合,各类培训与能力竞技相结合,科研课题与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扎实开展师资队伍的精细化管理与建设。其次,要切实加强精细管理基础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在硬件设施上舍得投入,用于改造场地、路面、建立实训室、盘活土地等闲置资产;另一方面要着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按照培训内容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要求,本着对教师与学员宣传、引领、激励性的原则,营造切准本校培训特点,满足校本发展需求的校园文化,力争环境整洁,赏心悦目,设计合理,富有品位。 三、回归服务,强化常态管理,凸显过程痕迹 社会教育基层学校要确立“管理即服务,精细化管理即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在管理过程中注重精细管理的常态化,注重过程管理的痕迹化,不断体现“服务提质量,服务创品牌,服务彰信誉”的要求。 (1)首先,社会教育基层学校在培训的过程管理上要想方设法,开展精细化管理。具体表现为办班计划的编报、培训通知的发放、课务课程的设置、考试考核的落实、培训证书的发放及最后的培训资料的归档等,全过程、全方位留足精细管理的痕迹。一是在报名招生阶段,应以电子稿为主体,纸质稿为辅,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学员的基本信息逐一核实,确保无差错。二是将传统通知手段与现代通知手段相结合,与学员构建沟通渠道,实行“双保险”。如可以以电话、短信等平台为载体,加强与学员之间的互动沟通,还可以以纸质稿的方式直接寄送,学员签字确认的形式进行互动沟通。三是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有纸质的签到程序,而且在培训中途及课堂结束前还应具备点名环节,确保学员的“到课率”,有条件的社区教育基层学校甚至可以采用“指纹”点名。四是抓培训的授课质量,要严把兼职教师质量关。校行政主任及班主任可以跟踪听课,把学员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还可以每次授课后随机抽20%左右的学员进行课堂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五是在考核后的发证上,可以采取上门领取、签字确认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送证上门”签字确认的形式,确保每张证书不遗失。对于技能及对应的理论培训,应当着重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上按照“对象、内容、时间、目标、方法、考查”等“六个方面”切实做到“段段清”。其次,社会教育基层学校不仅要注重阶段考核,而且要注重“售后服务”工作。可以在学员培训结业后开展批量式跟踪调查服务,对培训的质量要求、后续培训的需求进行前期的摸底调查工作。其三,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要逐渐体现精细化要求,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举办教研活动,安排工作要求,研讨工作难题。甚至对教师要提出听课要求,如每位教师的学期听课量达20节(次)。这一举措,不仅能提升校内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也能监控外聘教师的授课质量。 (2)档案管理周密、齐全、规范,初步显露精细管理要求。首先,要按照“办班”必留“痕迹”的要求,社区教育基层学校要留存一定的过程管理以及阶段考核的资料。有条件的学校还应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规范化的要求,邀请档案局的专家来校指导,着手进行档案的科学化装订、编册与留存。其次,社区教育基层学校应当配备专兼职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其三,在档案管理过程中,要逐步注重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统一。 作者:周良 社会教育论文:学校家庭社会教育论文 一、学习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进行家校沟通因素分析 (一)主观因素影响 1.家长期望值过高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是很高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健康、快乐,毕业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能尽快融入社会,但是孩子的心理受学校、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学生的表现或者努力往往达不到家长的要求,在社会上出现了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导致学生伤害的事故。2.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要变家长过分保护型、过分干涉型、严厉惩罚型教育方式为理解民主型,理性地看待学生的成长,对于孩子的错误或过失,及时给予指出,跟孩子沟通时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压低嗓子,杜绝粗口、暴力,避免学生心理及思想偏离方向,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3.需要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家庭是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教师应本着平等、尊重、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主动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职校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帮助,家长的积极性离不开老师的引导和调动,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赏识、相互鼓励,才能使教育工作事半功倍,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客观因素影响 1.物质条件的影响家庭成员素质偏低或家庭经济贫穷与富裕影响子女的学习行为。在经济贫困的家庭,父母的文化素质偏低,不能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重视子女的学习行为培养,容易造成孩子学习上的后进。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太好,吃、穿、用等都不用愁,使子女有一种优越感和经济上的富裕感,攀比之心严重,在学习上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了。[1]对于物质上的影响要循循善诱,不能一概而论。2.父母职业对学生的影响父母职业差别是家庭教育影响的一个客观指标。不同的职业,因其有不同的特点,会带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学习条件、学习气氛等,所以就会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调查发现,在父亲职业与学生问题行为方面,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较干部、工人、个体户三种家庭问题少。 二、学习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有针对性分析问题 (一)注意交流沟通方法 1.家访要走进家庭家访是班主任联系家长,了解学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常规家访和重点家访。常规家访是指班主任在接受一个班时,到学生家中去了解情况。包括了解家长的职业、文化修养、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学习环境、课余爱好,以及听取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3]家访重点则是班主任有侧重、有目的地深入地解决1-2个问题。访问内容主要包括,向家长汇报学校动态、班级情况、课业要求,介绍家庭教育的典型经验等,与家长一道深入分析研究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教育。2.班主任家访,切忌“告状”告状式家访,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班主任在家访过程中要积极与家长互相交流,肯定学生优点,指出其缺点,提供一些建议性或目的性的要求。鼓励、劝导家长关心子女,从情感上去爱护他们,“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提醒家长要改变那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愚昧思想,让他们明白教育孩子应该讲究方法,讲究艺术性。3.家访要“座”下来谈班主任在家访时更要策略性的多报喜少报忧,提出委婉的建议,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爱护,逐渐消除自卑心理,点燃自信火炬。在自信火炬的指引下融入到班集体中去,体会班集体的温暖。同时,在家访中,让学生、家长、老师一同探讨,避免学生产生猜疑的情绪。这样,师生之间架起了心灵的桥梁,关系也更加亲密。 (二)畅通家校沟通的渠道 更家校沟通的方法班主任经常与学生家长保持通信联系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学校与学生家长相距较远,走访不方便的情况下与家庭进行通信联系更为合适。可以通过建立的家校平台、家校通、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告诉家长,让家长随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各种情况,学校的教育得到家长多方面支持。 作者:万阿平 社会教育论文:应用技能型的社会教育论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社会继续教育要加快发展,建立健全社会继续教育的体制,继续教育观念要更新,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社会教育培养新型技能型人才可以通过构建完善的技能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通过实用性理论教学、实践操作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打造学以致用的新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1新型技能型人才的基本特征 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型技能型人才既要继承传统的理论和技能,又要有改革和创新的内容和成分.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称得上是人才,而新型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技能型人才,必须具备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要有创新意识、改革意识以及勇于探索的意识,这是新型技能型人才的根本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类型人才的特性.具体特征有理论知识厚实,具有厚实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强;创新意识出众,这种能力是新型技能型人才的显著特征;持续发展能力显著;系统意识明显,新型技能型人才在考虑问题时要有整体意识、系统意识;综合能力突出,新型技能型人才不但具有自身职业素养,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交往能力. 2社会教育培训机构 目前存在的问题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是指社会组织、个人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利用的经费是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它是面向社会举办培训活动的办学组织,但不具备办学历文凭资格.由于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走的是市场化道路,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通过自筹资金,讲求经济效益,核算办学的经济效益,生源的市场调查、就业、再就业的情况的市场调查需求等.就目前而言,部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过多的强调入学规模,认为增加学生人数才是硬道理,却忽视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忽视学生们实践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也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办学模式单一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对于高素质的新型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具有创新型技能的人才已成为各类企业的宠儿,待遇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尽管如此,真正有一技之长的创新型技能人才还是很短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社会办学机构的支持力度,出台了多项政策,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政策倾斜.因此,在中国社会办学机构如雨后春笋,培训的行业种类不断扩张,培训的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各类办学机构却忽视了内涵建设的品质,培训质量和水平模式化,甚至随着培训规模的扩张而呈现质量下降趋势.许多办学机构,只是简单得拿来主义,忽视了自己办学特色的培育,忽视了特色办学模式的打造.甚至市场出现了很多办学模式相互抄袭,简单重复的现象.体现不出以能力培育,特别是新型技能培养教育理念,更不能形成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也有些培训机构所选用的教材东拼西凑,不从实际出发,而借助于某高校或者某高职院校的现成教材,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教学不符合学生实际,有的过于偏重理论,有的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原因是很多高校的教材更多的强调了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度,忽视技能培养特有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有的培训机构,虽然对大中专教材进行了一些删减,但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背离了新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律,背离了用人单位的培训初衷.在常规的人才培训过程中,在教学方案的设计上,没有把用人单位的需求,转换成人才培养的目标.最终,这样的培训机构早晚要被市场规律所淘汰. 2.2教师缺乏技能实训经验 在培训机构培训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直接从高校请来的大学老师,他们的长处是理论知识牢固,讲解很深入.在培训机构培训时忽视了对学生实际操作的演示和纠错.学生难于从中得到直接的具体的操作经验和实践感受.而社会大量需求是是技能型的毕业生.事实上,培训机构自身的很多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大学毕业没有经过实训,就直接走上讲台.这样的模式教授理论课程不要紧,但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特别是新型技能型人才就行不通了.因为那些老师,既缺乏实践知识,后续也没有参加实践的培训,怎么可能培养出新型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系统地考虑各种因素,既要有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知识完备的教师,又要有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和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个人兴趣.同时恰当地安排和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教会学生合理的学习方式和安排合适的学习时间.组织相关学生形成互助学习小组,利用团体的力量,既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又达到了培养个性化学习的目标. 2.3培养对象与市场需求脱节 市场所需要的新型技能型人才既要有厚实的理论知识,也要有专业的基础理论,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广泛,它不仅仅包括专业能力,还包括社会交往技能,思维活动技能,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以及实践操作技能等等.与此同时,新型技能型人才也也包括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公民品德等方面的基本素质.目前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为了多招生源,在招生环节就不严格把关,在培养过程中也不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只是让其能够通过相应的课程考查.而相当多的课程考查仅仅凭借一张试卷来完成.更有甚者,考试的内容是老师已经在课堂上面提前“复习”过的.在专业设置上,很少有培训机构进行市场调查,盲目地开设一些课程,学非所用,有用的又没有学.考虑到眼前在经济效率很少有培训机构愿意花费时间、经历、财力、物力去开展一些开展深层的市场调查活动.偶尔进行一些教学反馈和毕业生就业调查也只是流于形式,这样是无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培训效果的真实情况和用人单位的真实意见.这样就造成了培养对象与市场需求脱节. 3应用技能型人才社会教学模式的构建 3.1强化技能培养意识,加大技能教学力度 一个好的社会培训机构就是要及时的修正不合时宜的教学思想和理念,把教学改革作为主要工作抓手,把培训系统的教学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之重,把提升应用型技能为宗旨.根据社会需求和应用型技能人才的特点,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这样就对培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训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高质量的就业作为标尺,来检验自身的教学效果.应用性新型技能型人才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必须然具备既有完整的理论知识,又有娴熟的实践技能.要想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对老师也同样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新的职业教育理念,要加快应用型技能型教学模式的构建,不断夯实培训的基础课程,建全培养新型的教学意识和教学理念. 3.2教材选择要适合技能人才培养 社会机构培训的总目标是要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种技能人才.这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不同.社会机构人才培训的时间比较集中,培训的对象和在校学生也有区别,社会培训教材在选择上必须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需求,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使培训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在宽度和深度上要达到高职教育的标准.社会培训机构更加强调理论的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至于纯粹理论性很强的推导,演算等过程性的知识一律免除.教材的选择必须要强调知识点的实用性.实用性更多地体现在教会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教材合理编排,内容的合理选择,学生们可以学到相关知识点的应用场合和背景.教材的形式应该要多样化,可以是传统的纸质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编排音像教材或者多媒体教材.因为多媒体或者音像教材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观察到实践操作的过程和动手操作的细节及方法.学生可以通过实用教材的学习,初步掌握既能学会动手操作的方法,又能拓展专业的知识面及应用领域;学生可以通过实用教材的学习,夯实基础,在业务广度和深度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3.3完善教学实验设备及设施社会培训的基本要求 需要教材和实验设备匹配.这个匹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个操作必须要有与之配套的实验器材,这样有利于学生切实掌握某一项技能.二是作为一个课程,必须要有系统、完整的实验器材与之相匹配.综合实验课程,在单个实验的基础上全面检验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实验的设施设备,有的培训机构不能完全提供,这就要求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开拓各种渠道,包括租用相关企业的设备,学校的实验器材等等.总之,完善的教学实验设施设备,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是整个培训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与传统理论课的课程的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 3.4改革教学策略,提升实践能力 社会培训机构要注重从技能型教学的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的环节,侧重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培养.在操作实践中,经过一定次数的练习逐步达到技能的熟练.在教学设计中,应更加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创新意识的增强,,在教学中增加实例示例部分,注重技能训练,把学生直接进入特定的事件环境中,感知现场实践的环境和氛围.在实践操作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性能力和发散性思维,提高他们综合的专业分析和判断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培训机构只有正确地面对市场和培训对象,了解和掌握企事业用人单位对应用性技能型人才的真实需求,切实解决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重点培养新型技能型人才掌握实用性的理论,加大技能教学比例和力度,选择好合适的教材,完善教学设备、设施,改革教学策略,提升实践技能,从而构建出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通过培训的实践,让新模式应用于教学实际中,切实提高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水平,从而满足国家、社会对新型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作者:浦宇岭 单位: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教育论文:中国家风社会教育论文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家庭及家庭教育,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以贯之,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家庭观念的支撑与支持。“家风”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精髓,她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界定出家庭道德规范,并由印刷媒介将之凝聚成显性意义,超越时空代代相传。当现代人在背诵、认同、实践祖上传下来的家风时,也就意味着当时家族所规定的思想和道德有了生命,秩序和文化在民间实现了最可靠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是中国特有的源远流长的社会教育。 一、家风使主流价值观 从贵族走向平民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而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柏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了凡四训》等诸多家风、家训都流传至今,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濡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明对教育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在文字和纸张发明之前,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活动,以价值传承和技能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家族教育基本上以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经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在上古时期文字被创造出来,写在甲骨、简牍、金石、布帛上,尽管费时费工,但是人的思想得以凝固,从而在时空上具备了传承的可能;到了汉代,纸张被发明出来,书写材料更加方便;隋明了雕版印刷术;直至北宋的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物质条件,家庭教育的思想从庙堂和政治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家风在民间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推广,家族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二、家风促使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 全面普及在家风的鼓舞下,儒家文化得以下移与普及,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向心力,使得国家的文教政策及科举取士制度得以顺利进行。“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它的逻辑是让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在形式上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权,极大刺激了全体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在科举制的鼓舞下,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伦理的落实。科举制的公平性使人们对教育抱有绝对的信任,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共遵共信的信仰。“科举制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登上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正是因为科举制禀持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让读书好的人作官,所以一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掌握了行政权之后,往往能为民造福;退一步说,读书人如果没有能当官,仍在原阶层从事各行各业,那么他们也能保持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成为好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个人的向上和水平流动,并保证了全社会思想的纯正和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优秀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份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优秀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三、家风使家庭道德教化 从宏观走向微观被誉为世界教育学雏形的《学记》中这样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内容上看,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治国的方针相联系,它高高在上,显得过于宏大与抽象。但是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寻常的耕读之家也有了使用文字、记录文字、传播文字的机会,这大大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它避免了脱离民众实际需要谈道德教育的抽象与空谈,而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于是,在民间自发地创造出家风这种形式并兴盛起来。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七卷二十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其他阶层也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 四、家风使家庭教育的形式 从单一的说教走向丰富的生活正是因为社会教化从集体的宏大说教走向个体的微观生活,才使得个人自身生活经验得以述说与传播,作为社会传播媒介形态存在的戏剧、小说、诗词、歌赋等民间艺术使家庭教育形式从单一的理论说教走向丰富的个人经验的展示。在媒介多元发展以前,家庭教育的所有意义都集中在为政治、为国家、为集体服务之上,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于牺牲个体价值来维护集体意志的方面,显示出极强的目的性和封闭性,媒介传播渠道的单一与单向也切断了生活的丰富性,限制了个体生命体验的多样性。诗歌、戏剧、小说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促使家庭和家庭教育更加具象写实,引领民众将目光回转到人间的屋檐,注视当下的生活,从而凸显出家庭文化的时代性、客观性、真实性、生活性和批判性,媒介中的家风体现出复杂的内涵和无比的灵动。在诸多的家风故事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心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特别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勃兴带来道德判断的嬗变,家庭中的本与末、利与义、贵与贱、嫡与庶的界定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例如,出现了一批以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戏剧与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影像,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创作融合在一起,用精彩形式与深刻的内容将人性与道德、个人幸福与家庭荣誉中的矛盾与挣扎表现出来,极具观赏性,家喻户晓、久演不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家风题材的作品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直指人心,宣泄情感,并引导人正视自身,甚至体现出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儒家家庭伦理旨在引导民众领悟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领悟群体生活的道德准则,领悟道德规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就把个人需要与道德教育联系起来,促进其将小我生活和大众生活统一起来。传播技术的发展让家风散播开来,从此,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从而促进了民众之间全面深入的交流,并推进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正是一种全面和深刻的社会教育。 作者:华伟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社会教育论文:基层博物馆社会教育论文 一、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一般概念 博物馆教育活动和学校的教育活动相比,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博物馆主要是依托其中藏品与主要设备的特定性条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其教育性特点,而从灵魂深处触动人的心灵。从具体层面分析,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是依托于文物标本基础之上的,依照一定形式的表现主题与艺术表达方式,实现二者的有序融合。陈列展览属于博物馆实现社会表现功能的一项主要表现方式。博物馆的存在,除了陈列保存展品之外,便是让受众可以从中学习知识,因为博物馆展示的物品特点鲜明,这些学习素材是一般的书本学习素材难以比拟的。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参照博物馆所牵涉到的各种学科研究成果,把博物馆当中的各项文物依照科学具体的方式排布在展厅之中,结合展厅中的其他资源将其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文化传播结构[1]。博物馆各种馆藏文物之间的排列组合,以及博物馆解说人员的阐述,让观众从中了解到藏品之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物馆展览属于博物馆开展社会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场所,因为博物馆的教育场所特点,所以其也相应的具备了追问效果,也就是观众参观之后而从展品中所得到的具体指示与文化信息,这点内容对大部分的博物馆来说都是未知性的。 二、基层博物馆发展现状 当下很多的基层博物馆缺乏高度的文化思想认知,这对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例如文化经济分离、文化建设无关紧要等等。另外,基层博物馆的文化建设缺乏创新性理念,博物馆在基层设立犹如一个摆设,没有发挥到陶冶群众情操的作用,其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博物馆只是保存文物的场合,缺乏宣传创新,基层群众也不会主动到博物馆参观。 三、提升基层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方式 1、找准基层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便是基层博物馆,其在展品数量以及展品质量上都和国家的各个大型博物馆存在较大差距,可是基层博物馆自身特色同样十分鲜明,再将基层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发挥的基础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博物馆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找寻合适于当地基层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轨迹。不管哪个基层地区,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都是十分浓厚的,基层博物馆能够以此为立足点,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充分挖掘,建设一个地域性特点鲜明的博物馆[2]。地方基层博物馆一方面展示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对丰富我国的民俗文化有所裨益。 2、大力发挥基层博物馆的特点 基层博物馆的管理往往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轨迹,有效提升基层博物馆的社会教浅析基层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乔源霖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博物馆育功能,首要的一点内容便是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当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稳定的提升,可是精神文化还仍旧十分薄弱,基层博物馆需要以本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依照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积极的发展博物馆的文化产业。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于实体博物馆,建设品牌,依照群众具体的文化精神要求,组织青少年开展科普展览与文物的鉴赏和民俗文化展览等等,以有趣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3、优化基层博物馆服务 基层博物馆需要转变之前“不思进取”的方式,建立更为优质的服务意识,拓宽基层博物馆的眼界,扩大其服务范围。首先一点内容便是让博物馆走入社区,将服务带到社区,切实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要求;另外一点便是让博物馆走入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展企业单位的文化建设活动,加大博物馆建设的公信程度;再次就是让博物馆走入乡村,举办多种形式满足基层人民要求的展览活动,以优质的服务奉献给广大的农民群众;最后便是让博物馆走进学校,强化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并且定期组织学生入博物馆参观,达到切实的社会教育功能建设要求。 结语 博物馆需要强化其社会责任感意识,面对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调和剂。日渐激烈的社会竞争基本上每天都让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的物质紧绷状态,精神熏陶已经成为人们极度匮乏的一方面内容,因此基层博物馆需要有效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确立自身的社会职能,并找寻全新的管理模式,用全新的工作理念和传播方式为基层大众奉献一笔丰富的精神食粮。 作者:乔源霖 单位: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博物馆 社会教育论文:传统节日开展幼儿社会教育论文 一、中国传统节日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现状 1.“洋节日”的盛行 近年来,圣诞节、万圣节等外国节日在中国的流行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态势,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外国节日的流行正在向低龄化发展,每年圣诞节时,孩子们总是翘首企盼着父母或“圣诞老人”在平安夜将梦想已久的圣诞礼物悄悄地放在圣诞袜中。 2.重拾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性 我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却日渐被弱化、被忽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统节日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对培养人的道德素养和健康人格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节日教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促进 幼儿社会性发展指的是幼儿学习他所属的社会中人们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幼儿的社会化离不开社会群体、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离不开个体积极主动地掌握社会经验和形成社会关系。幼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去掌握社会生活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自我调节、交往技能等。 1.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发展。小班的幼儿也可以通过活动感知节日的美,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从而获得情感体验,对传统节日文化有一个初步了解。中班幼儿粗浅地了解民俗节日的基本习惯礼仪及规范等,培养社会规则意识。大班幼儿通过传统节日教育活动感知中国传统节日的含义,了解节日的风俗习惯礼仪,知道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明和创造,从而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2.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情感的发展 第一,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尊敬长辈的意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培养幼儿尊敬长辈的意识,我们利用精彩的传统节日教育活动融人尊老的相关内容,如春节主题中的“我给长辈拜个年”、重阳节的“我为爷爷奶奶做件事”以及中秋节主题中的谈话活动“团团圆圆度中秋”等活动,通过幼儿讲述自己给长辈拜年、长辈对自己关爱和自己如何向长辈表达爱、如何用实际行动孝敬长辈等,让幼儿在感受长辈对自己的关心和爱的基础上,萌发他们尊敬、关心、爱护老人的情感,形成尊敬老人的观念。第二,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文明礼仪的行为意识。人的言行举止是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表现。而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内涵,为了提高幼儿的整体修养、习得必要的社会行为规范,我们不仅要在lE常活动教育中注重幼儿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还要充分利用节日的教育因素对其进行启发和教导。如在春节主题“拜大年”“我会做客”等系列活动中,让幼儿学会向亲朋好友问好,学会礼貌进餐用语,知道在拜年时说吉祥话的意义,懂得在餐桌用餐应文明进餐等文明礼仪。大部分幼儿表示在节日访亲探友时,能做到不在别人家中大声喧哗,取物时,须明求。这就说明传统节日中的礼仪文化已经慢慢在幼儿的脑海中形成意识,并内化成自觉的行为。第三,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每个传统节日里都存在传统的游戏活动,如端午节时幼儿最感兴趣的是赛龙舟。没有真正的龙舟,可让幼儿模拟赛龙舟,幼儿戴头饰的做船头,其他幼儿做船身和船尾,在长形塑料板上依次紧抱,双脚做浆,全队幼儿步调一致,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加快速度,齐心协力到达终点,任何只顾自己、不顾集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全队的成员。为了获到最后的胜利,每个幼儿都严格遵守纪律,努力协调自己与前后同伴的合作。这对幼儿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自我控制、克服困难的能力,无疑是最好的培养。 3.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行为技能的发展 第一,传统节日教育有助于幼儿了解社会规则、习得人际交往技能,促进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幼儿在制作花灯、月饼、包粽子、剪窗花等活动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的幼儿一块制作。在这样的交流经验、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过程中,幼儿能学会分享、学习处理好自己和集体、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第二,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动脑、动手的能力。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由于环境、游戏的需要,常常需要幼儿一起制作民俗食品、饰物等,例如冬至节福州民俗文化搓(米时)活动、重阳节的自制九九重阳糕,端午节中缠艺术品小粽子等活动。民俗食品制作活动符合幼儿亲身体验、实际操作的认知特点,且具有很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不仅使原来有难度的社会认知活动借助操作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有利于培养幼儿爱劳动的意识。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就没有现代文明。而身为独生子女的现代孩子在家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通过传统节日教育的制作活动培养幼儿爱劳动的意识,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三、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有效教学策略的运用 1.运用多媒体教学形式策略 利用多媒体动画资料通过图像、动画、声音的有机结合来展示节日文化内涵;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PPT,因为自制的PPT课件可以弥补动画资源不足的缺陷,同时又因具有形象直观、新颖多样、高效集成、易保存、易利用、易修改等特点,适应了民俗节日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幼儿的节日情感体验,增强其对节日文化的记忆力。如冬至节的《“好吃”的冬至》、有福州地域民俗特色的《搓(米时)节节高》、清明节的《春暖花开话清明》、有美丽传说的《百花盛开花朝节自制PPT无不是我根据节日教育活动需要,将生僻难懂的节日习俗文化、食俗文化的文字资料以图片和自制动画等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幼儿展现,帮助幼儿直观地、初步地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2.实践操作策略 传统节日活动中涉及的很多内容都与民俗工艺有关,如清明节的放风筝、元宵节的闹花灯、春节的贴窗花等。这些民俗工艺就是动手、动脑、动身的艺术。教师通过收集相应的传统节日艺术作品资料,为幼儿准备充足的材料让幼儿在观察、欣赏、感受和动手操作中直观地感受传统节日的民俗氛围,了解传统民俗文化。对于不易于在集体教学中体验的节日活动,我们则以周末亲子活动的方式让幼儿和家长共同参与,在亲子体验的氛围中让幼儿感受节日的氛围,体验节日的愉悦。如重阳节的登高活动,清明节的祭祀、放风筝、踏青等活动以及中秋节的赏月和团圆饭活动都是在亲子体验活动中进一步让节日教育产生良好的教育效益。 3.家园互动策略 第一,邀请长辈走进幼儿园参与节日活动。重阳节邀请祖辈(爷爷奶奶)到幼儿园与幼儿一起参与节日活动,通过制作重阳糕、品重阳糕、为爷爷奶奶送礼物(祝福)等活动,让幼儿了解重阳节的风俗习惯,从而l董得孝敬老人、尊重老人,让幼儿逐步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学会关心他人,感受关爱他人的快乐。继承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又如福州传统节日拗九节,邀请社区中的爷爷奶奶到幼儿园与幼儿一起参与联欢活动,通过做拗九粥、品拗九粥等活动,让幼儿了解拗九节的风俗习惯,体验与祖辈、朋友在一起过节的2014年第23期欢乐心情。第二,发动家长的教育资源,搜集有关传统节日文化的信息。邀请家长在活动前与幼儿一同收集相关节日的图片数据、声像数据、手工艺品等。请家长到幼儿园为幼儿讲述传统节日的风土人情、礼仪规范、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蹈,既可以使幼儿从不同方面了解传统文化,又加深了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了解与认同。家庭是传统文化自然传承的桥梁,以家园互动为载体开展幼儿传统节日教育活动,可以深刻影响幼儿的精神世界。 4.游戏体验策略 中国传统节日中有很多丰富有趣的民间游戏,将这些游戏作为民俗节日教育的一部分,能提升幼儿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也能改变传统节日教育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让幼儿在民间游戏中了解民俗节日。结合幼儿心理特点和认知特点,选择生活化、趣味性、活动性强的传统节日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元宵节组织“欢欢喜喜闹元宵”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制造一派热热闹闹庆元宵的景象。活动中还可以进行师生合作舞龙舞狮歌舞表演、唐装秀、花灯赛、看花灯、做元宵、品元宵、猜灯谜游戏等,一丰富多彩的元宵节主题活动使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了浓浓的闹元宵节气氛,体验了传统节日的快乐,萌生了对祖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热爱。 5.环境熏染策略 环境是教育的重要资源,我们将传统节日文化融人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为幼儿营造一个浓郁的传统节日文化氛围。我们积极创设节日环境,在搜集资料和设计布置中,通过展示传统节日的由来与传说、风俗习惯等,以图文并茂的版面、形象真实的实物展示形式,凸显节日文化主题,让环境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教师充分利用幼儿园的活动室、主题墙、走廊、楼梯展示墙等,进行精心设计与布置,创设了“中秋节大探秘‘温馨的重阳节”“春暖花开话清明”等节日主题墙饰,突出节日的独特性,在环境创设中做到教师设计和幼儿作品呈现相结合的特点,让孩子在环境建设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节日文化的熏陶。综上所述,在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中,教师应注意根据幼儿的心理认知特点,选择适宜的节日教育内容,运用有效的教育策略,帮助幼儿逐步形成完整的社会认知结构,.进而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趋于完善。因此,传统节日教育是幼儿园教育中极富吸引力的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开展传统节日教育活动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作者:陈静 单位: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社会教育论文: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教育论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先后涌入城市及其周边城镇。这样一来原本只有城镇居民享有的一切就必然需要覆盖到新进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上。拿城市规模的扩大化来讲,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定义和政策制定就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提出了许多应对的策略。新的城市外来人口以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人员为主,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现有2.6亿农民工,这其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里,较之城里人口而言并没有享受到同等社会地位带来的公共福利(教育、社保、医疗、养老、就业)等。笔者认为,城镇化是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后,今后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这一过程产生的就是大量由农业人口像非农业人口转变的社会变革。解决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城镇成为新市民关乎我国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仅就随迁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共性进行深入探讨。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引起热议并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关注的是随迁子女是否合理拥有城市的教育资源,另一边则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稳定的实施,教育质量的保证。在我国由二元化社会向全面统一发展之间,首先应该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有关部门也针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了相关的部署和政策出台。2008年,国办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随迁农村子女能够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仅是我们所提倡的人人享有得到平等教育条件的体现,而且还能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安心服务社会。有专家学者提出对一部分早先教育程度不高的子女可以适当接受民政部门组织的职业培训或加以补助直接进入技术学院、职业学院深造的建议笔者是很赞同的。眼下我国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而城镇人口对待职业教育还总是一副“有色眼镜”的思想,应该通过沟通和指导使得一部分义务教育后的子女进入到这个环境中来后,这也要求我们逐步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助学保障水平,提升他们的自身素质。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城市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天地。 当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开始成为必然,说明我们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已经有点晚了,所以说对待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当地的政府有足够的重视,真正地当成自己的问题来对待。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有可能产生的是在老市民和新城市市民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不解决好矛盾更大,还容易引起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中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说:“这项工作现在应该开始做,已经有点晚了,如果再不做,矛盾就更大,压得我们做都做不动”。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解决这些涉及民生的切实问题,那么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有新的思路,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作者:任翔宇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教育论文:社区与社会教育论文 一、遗产地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人才培养服务项目的构想及设计思路 1.服务项目构想。 本项目以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介入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社区开展云南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为个案,通过对服务实践过程的研究,探索出一种以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为服务主体,借助科研平台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向校外遗产地社区提供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服务实践模式,以便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 2.服务主客体的选择。 第一,作为服务主体,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应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人才资源优势,在服务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领域,主动参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教育传承保护的科研服务和教育传承服务。在研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发挥非遗保护研究及服务人才优势,依托两项部级科研课题的平台及其经费支持,在边疆少数民族非遗教育传承研究中探索出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服务实践项目,重点关注遗产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科研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第二,对那瓜社区服务平台的选择。那瓜村位于云南省富宁县那能乡的东部,距乡政府驻地18公里,主要居住着壮、瑶两种民族。社区文化资源丰富,有部级(云南壮剧)和云南省级(陇端街①)非遗保护名录两项,二者在活态传承方面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陇端必有戏,无戏不陇端”的民间习俗中。再次,那瓜戏班和那瓜风流街活动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具备本项目开展研究探索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第三,服务目标及服务对象。重点面向那瓜村小学自愿参与学习传承云南壮剧的业余爱好者,服务过程中也会涉及家长、戏班传承人、导演、村组长和活动组织者等服务对象。保护服务的目标重在促进戏班传授者与学员之间教学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通过培养云南壮剧遗产地传承人、壮剧爱好者等相关者自觉参与本社区本民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能力,实现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可持续发展。 3.科研服务和教育服务的方法选择。 项目服务者应坚持研究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在研究中服务,在服务中研究。首先,服务前中后期的研究资料收集方法,涉及现场观察法、半结构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其次,服务过程中社工助人自助的方法,涉及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 二、社区与社会教育服务的个案实践过程 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实际问题出现和解决的先后为序,并按“问题分析能力研究服务介入服务反思新的问题出现”的过程进行循环,待阶段性问题得以解决后方可进入下一个阶段,直至服务总目标的达成。为期一年半(2012年6月~2013年12月)的项目服务,分为六个阶段。 1.第一阶段:初期阶段的研究服务 (1)问题分析。第一,如何在遗产地社区找寻可传承的对象?春节前一个月,在外打工的那瓜戏班成员赶回村中搭建木板戏台,排练风流街活动的壮剧剧目,锣鼓声和唱腔吸引了那瓜村小学生到戏台边观看。一方面,戏班传承人和导演有寻找接班人进行土戏传承的需求,另一方面,那瓜村小学生中部分学生对土戏感兴趣,有学戏的需求。于是,通过现场观摩和戏班导演技艺的传授,在自然情景中完成了师徒间教与学的第一次互动。但需要以某种相对正式而固定的方式确定其师徒关系,避免技艺传授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第二,戏班传承人与那瓜村参演学生之间的师徒传承方式,在社区教育实践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戏班传承者的服务。在老戏台排练休息空闲时,通过教唱腔的方式激发围观学生学唱唱腔和学演壮剧的兴趣。并通过个案、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使用,认同并敬佩传承人和导演为壮剧传承工作的付出,提升其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第二,针对校方的服务。邀请村小学校长关注和支持那瓜小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与家乡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壮剧的技艺传承活动。第三,针对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的服务。一是支持鼓励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以举办村级陇端街活动为契机,传承云南壮剧。二是支持活动组织策划人、村组长及热心的社区居民自愿组队为筹集陇端街活动经费而外出拉赞助,争取在社区外工作的那瓜籍成功人士的资金赞助与支持。三是服务者共同参与讨论传承活动的相关事宜。(3)服务反思。首先,遗产地小学生参与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克服了戏班成员因常年外出打工导致传承活动无法常态化开展的弊端,由此组建的那瓜壮剧少年班的学员,可作为那瓜壮剧民间土戏长期重点培养的对象。其次,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传承渠道,却因师资、教材、校方认识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并不具备壮剧进校园开展传承教学的现实条件。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的课外活动方式开展传承工作,但这种民间传承活动又面临种种现实的困境,需在服务实践中进行研究。 2.第二阶段:认知教育与认同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村参演小学生、戏班成员及其部分社区居民,对本民族的壮剧文化了解不够、对壮剧文化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需开展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云南壮剧是什么的问题,组织服务对象集体观看文山州电视台录制播出的富宁土戏专题节目视频,帮助其系统认知和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壮剧文化。第二,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通过参演意义和行为价值的呈现,引导参演者对传承本民族壮剧的行动赋予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做法是将那瓜村社区参与部级、省级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故事进行研究整理,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结合图片、视频和文字分享等方式,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引导那瓜社区各类参与者思考传承价值和意义。一是在故事分享过程中创设一些问题引发思考与成长,如学员个体为何要来参演?参演有何价值和意义?家长为何要给予参演孩子鼓励和支持?导演传承人为何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传授技艺?戏班成员为何愿意请一个月以上长假或辞职,并从打工地自付交通费赶回村参与排练和演出?媒体、壮文化学者等为什么会来关注传承活动?二是认可参演者参与传承的正能量,鼓励其坚持。第三,那瓜风流街活动结束后,通过社区居民走访、半结构问卷调查反馈和家庭入户访谈等兼顾社区宣传和调查的活动方式,为那瓜社区居民提供参与部级非遗(云南壮剧)和省级非遗(陇端街)传承价值及其意义的社区宣传,引导大家继续参与支持本民族非遗的传承和保护。(3)服务反思。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员缺乏自信,应开展鼓励教育服务。 3.第三阶段:鼓励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小学生在参演活动中暴露出的舞台经验不足、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需通过服务给予关注和解决。(2)服务介入。第一,那瓜村风流街活动现场的关注服务。一是在9名那瓜村小学生参演的壮剧唱腔节目演出现场,提供照片的拍摄和视频的录制等关注服务,为近期即将开展的那瓜村参演壮剧小学生的成长小组活动,收集活动图片和视频资料。二是应主办方之邀与知名壮文化学者在颁奖晚会上为参演学生颁发奖品,给予行动鼓励。第二,为第一次上台参与壮剧节目表演的9名那瓜村小学生,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成长小组活动服务,一是通过赠送组员珍贵照片(包括组员的演出剧照、颁奖照片、活动过程的花絮照片等)的方式进行小组热身,在正面强化其积极参与传承行为的同时,激发其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升发自内心的自信心。二是倡导组员分享和思考参演壮剧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学会理性的自我分析、自我肯定与鼓励。三是连结文山学院“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学生的资源,并邀请两位大学生做现场分享与鼓励:一位壮族大学生以其多次参加壮族山歌比赛的经验,与小组组员们一起讨论交流克服上台紧张和不自信的方法;另一位楚雄籍的大学生通过介绍自己家乡的部级非遗(彝族左脚舞),启发组员理解不同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拓宽了小组成员的非遗视野。(3)服务反思。本次参与唱腔节目的表演,只是壮剧唱腔中的一个部分,若参演学生要从学唱简单的唱腔到可以演出壮剧剧目,还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但是,一年一度的那瓜村风流街活动,从壮剧排练到演出结束,也只有两个月,时间无法满足壮剧少年班学员学习技艺活动的常态化需求。那么,少年班进一步深入学习壮戏的机会该如何去争取?又将以什么方式来带动壮戏的学习与传承?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4.第四阶段:动员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社区活动组织策划人,为那瓜壮剧少年班争取到暑假参加富宁县大型壮剧腔调展演活动的机会,但戏班导演是否愿意继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担任技艺辅导工作?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是否会支持孩子到县城去参加壮剧展演活动?学生是否有足够自信从村级风流街的舞台走向县里更大的舞台去展演?(2)服务介入。第一,协助活动组织者在那瓜村小学召开那瓜戏班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动员大会,对活动参与者开展动员教育:一是宣读富宁县政府邀请那瓜戏班参加展演活动的文件,让家长了解活动的具体情况。二是服务者从青少年传承本民族部级非遗壮剧所具有的价值角度进行动员,希望能得到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学校及社区成员的支持和鼓励。第二,对参演学生提供第二次成长小组服务:首先,动员文山学院第二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为那瓜小朋友收集祝福资源。其次,通过小组游戏和视频分享等互动活动(一是让组员选择彩色纸条并念读纸条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所写的文字鼓励和祝福;二是播放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在课堂现场拍摄的鼓励视频),让组员感受外界对其传承行为的关注,激发传承动力,引发传承非遗的价值思考。最后,活动结束前邀请组员在彩色纸上写下对自己鼓励的话,进行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自我鼓励教育。(3)服务反思。自信心的培养需要更多此类服务活动的强化,故需要在接下来的服务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以便在学员遭遇各种困境时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解决问题的服务活动方案。 5.第五阶段:困境时的抗逆力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在壮剧排练期间,出现了外出念书回村的小伙伴嘲笑参演壮剧学生“土”、少数学员退出和师徒教学互动方式不当等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邀请外出念书的小伙伴一起做活动,通过分享照片、观看电视台的节目视频等方式,引导其了解那瓜村小学生参与部级非遗壮剧演出传承活动和外界对此的关注情况,激发其反思自己的语言歧视行为,并帮助其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认同本社区本民族的非遗文化,支持其他小伙伴的传承行为。第二,针对学员退出事件,一是到退出学员家中做家访,并灵活开展家庭场域范围内的小组活动,引导退出者回归。二是帮助留下来继续参与传承壮戏的其他学员,进行负面情绪的疏导服务,即通过小组互动的方式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如邀请组员匿名写下对已决定退出组员想说的话,然后由小组活动主持人大声念出来与所有组员分享,并进行灵活引导;三是邀请学员一起制定小组退出制度的契约,对不遵守制度约定者和无故退出者的惩罚方式进行小组讨论,强调任何组员都有退出的自由,但必须根据约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预先告知,经大家商议后方可正式退出。四是结合个别学员已退出的客观事实和原因分析,引导其他学员在尝试努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学会理解和尊重退出当事人的选择,但需说明退出者无故退出的方式是不恰当的。由此引申壮戏传承队伍建设的不易,希望组员加油坚持,抛出“一个也不能再少了”的活动主题,稳定继续坚持参与学员的情绪。第三,针对师生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教学方式、态度不当引起的小矛盾问题,一是通过个案辅导的方式,促成戏班导演、传承人对少年班学员的互动方式问题进行反思,并从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个人辅导,并提出改善建议。二是邀请师徒共同参与成长小组活动,通过传承游戏体验师徒合作的重要性,邀请学员现场分享感恩师傅的话,达成相互理解和谅解,为今后和睦的师徒关系奠定基础。(3)服务反思。作为保护教育的一个难点,学员参与壮剧传承的抗逆力培养,应以本土化方式强化其内心的认知和认同能力为突破点。 6.第六阶段:展演活动结束时的社区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一是展演结束后,如何强化参演学员的荣誉感和传承责任感,以便长期坚持传承下去?二是那瓜戏班的团结需提供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通过那瓜社区教育实现那瓜壮剧少年班成员参演壮戏过程中成长的仪式性认同。在壮剧展演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服务者在活动组织者的协助下,在富宁县广电大楼开展那瓜戏班成长的社区教育活动,邀请文山州壮学会会长、文山州壮剧团人员、富宁县文化馆人员、那能乡中学校长、那瓜村社区内外居民和那瓜戏班全体成员参与。活动从筹备到实施过程的要点,第一,连接第三届大学生非遗保护教育班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资源,为那瓜戏班所有成员制作成长像册,并在活动现场招募颁奖嘉宾,为那瓜壮剧少年班每一位参演学员颁发成长像册并口头赠言,由此提升戏班成员参与传承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戏班成员在传承困境中坚持将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行到底!第二,邀请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壮族剪纸老师,以那瓜村小学生参演壮剧传承的故事为主题,构图制作大型壮族剪纸作品,并在社区传承教育活动中邀请州壮学会会长颁发给那瓜戏班,以间接促进那瓜戏班和全体社区内部成员的团结友爱。至此,以问题与能力解决为导向的服务目标已达成,服务告一段落。(3)服务反思。由于那瓜村服务个案所依托的科研项目经费有限等原因,不具备长期在遗产地社区开展此类服务的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将此类服务可持续地进行下去,需在后续研究中思考和探索。从服务效果角度看,本项目从培养传承人才的角度为那瓜村社区两项非遗的保护,提供了一次资源整合的社区教育模式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三、小结 1.服务模式的特色 (1)服务模式的创新。首先,面对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目前招生难的困境和土戏传承人才培养的服务需求,基于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非遗传承保护中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以文山学院民研所专业人员为服务提供者,依托部级科研项目经费,完成了对“地方高校介入遗产地村寨开展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的探索研究实践,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其次,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剧种,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活态传承,需要节庆活动陇端街作为存续的文化土壤,两项非遗并存于同一壮族村寨社区,相辅相成。因此,对于两项非遗的保护传承服务,可以同时进行。通过服务项目从研发设计阶段到实践过程阶段“边研究边服务与边服务边研究”的互动实践,兼顾部级和省级两项非遗项目合作传承的那瓜村模式,为地方高校将学校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少数民族非遗社区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教育保护服务,提供了一项基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实践。(2)服务方法的创新,即学校社工助人自助理念和方法的引入。本项目的服务和过程研究探索,是基于服务者主体与服务对象客体群之间的助人自助关系,以遗产地社区为服务实施平台,以地方高校介入整合开发遗产地村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为重点,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探索实践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3)服务方式的适切性。首先,基于社区动员和社区营造的服务思路,本项目以整合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优势、戏班传承者的文化自觉传承能力优势和遗产地社区成员自觉参与的能力优势,对那瓜村爱好壮剧的小学生开展校外教育传承活动,在暂不具备壮剧正式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活动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服务项目研发的过程,在初期经历了从计划依靠遗产地中小学教育的正式传承途径,到依靠社区与社会传承教育的非正式途径介入的转变与调整,即通过那瓜村本土传统节日活动和外出展演活动带动遗产地村小学非遗爱好者参与传承非遗的社区教育传承模式,比原计划进遗产地中小学开展教育传承服务更具针对性和适切性,服务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此模式可同时兼顾培育戏班传承者群体、参演壮剧传承的那瓜村小学生、社区内外成员等相关者关注并参与传承活动的文化自觉能力,并通过遗产地社区非遗文化空间的保护,为后续的可持续保护奠定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2.服务模式的余论 首先,本项目模式的研发不具有量的推广意义,而重在理论推广和价值认同的推广。其次,项目的服务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所专业人员立项在研的两项部级科研课题的研究经费支持,课题一旦结题,经费来源就中断,后续的研究和教育服务也会因没有经费支持而无法持续。笔者建议:第一,地方高校应重视边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服务,应建立专业服务团队,培养师资队伍,培训服务者的科研和教育服务能力,以便全方位参与到遗产地村寨开展相关服务。第二,拓展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通过地方政府购买高校所提供的学校社会工作科研和教育保护服务,实现地方高校介入遗产地社区开展部级、省级、县级非遗的可持续传承与保护。 作者:李萍 单位:文山学院 民族研究所 社会教育论文: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论文 1图书馆对经典阅读的引领 1.1图书馆是收藏、推广和传承经典名著的重要场所 经典是人类思想对话和心灵沟通的桥梁。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证明,经典对于人一生文化启蒙作用非同寻常,因而重视经典阅读,从经典这一源泉中汲取力量不仅有助于人一生美德和智慧的培育,更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如凿壁借光、为中华之崛起等小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发奋图强。图书馆也应发挥其基本的社会教育和提升信息素养的功能,在推广经典阅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从图书馆的使命看,图书馆应该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科技信息、进行社会教育等社会职能,当然也是经典、古典文化传承的机构,图书馆服务优秀也必然应该与文化、信息和教育息息相关,这些就决定了图书馆以其专业权威和丰富的资源可以成为广大读者经典阅读活动的最主要的阵地,成为倡导全民阅读、终身阅读基本理念,构建学习化社会的中坚力量。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分类详细,经典突出,比如中图分类法中的人物传记包含中外名人,如苏东坡传、林肯传、丘吉尔传、华盛顿传等,国学则包含在综合分类中。这些为读者的选择提供了便捷,再加上工作人员的咨询服务,为读者推荐经典,让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些丰富的经典作品。 1.2提供阅读经典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社会责任 图书馆的根本任务是:为了满足作为图书馆价值主体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阅读需要,而不论这种阅读需求是社会自发、自觉的,还是在国家、外力的推动下所开展的,不论其程度如何,图书馆也一直贯彻促进这种阅读的使命。引导人们阅读经典是图书馆的责任之一,图书馆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服务方式方面的特色,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2图书馆开展经典阅读服务的实践 山西省图书馆在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中,具有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通过开设“经典阅读区”、举办经典阅读宣传推广活动、举办针对儿童的经典阅读活动、强化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和共享功能等方式,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经典阅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2.1开设“经典阅读区” 公共图书馆具有读者群体性强,文献需求集中,读者借阅书籍的时间长等特点,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省图书馆在原有的丰富馆藏资源基础上,将一部分中外经典书籍专门提取出来,开设了“经典阅读专架”,同时对照经典书目我们及时进行了馆藏资源的补充,以充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既节约了时间,也方便了管理。同时,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舒适、典雅、宁静、宽松的环境,阅览室工作人员放置了各种花卉、盆景等,让读者在时光之流里体验到经典阅读的魅力,除此之外,还专门配备了工作人员进行辅导,解答读者咨询。特别是在中学生寒暑假期间,工作人员在导读的过程中极积向学生们推荐经典,引导学生不断修正阅读方向,激发他们阅读经典的兴趣,同时对导读效果进行不断评估。 2.2举办经典阅读宣传推广活动 为了吸引读者了解经典、阅读经典图书,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每年在“世界读书日”和“读书月”期间,我馆都开展一些活动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2013年的4月23日,我馆举办了“牵手残疾人,走进图书馆”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新闻媒体、残疾人读者代表、省城高校的大学生及志愿者等参加了活动。同时,自2000年成功创办“文源讲坛”以来,借助这个平台我馆不间断地邀请知名学者向读者讲授经典,并通过与读者的互动来激发读者的经典阅读兴趣。如:在2012年11月25日,“文源讲坛”邀请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张石山担任主讲,开展了一场以《质疑对论语的百年误读》为主题的讲座,使读者再读《论语》,重新认识《论语》,解开对《论语》的百年误读,讲座期间,张石山还通过运用各种故事,使讲座富有可听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2.3举办针对儿童的经典阅读活动 举办儿童学习经典兴趣班。可以利用中小学生假期的空余时间,以兴趣班或讲座的方式,让孩子集中时间阅读和交流经典学习的经验。图书馆可以聘请中小学优秀语文老师或专家学者为经典阅读兴趣教师或聘请大学生志愿者有效指导小读者阅读,并为他(她)们答疑解惑。在教学内容选择上,要按学龄段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针对不同学生制定相应的方案,教学中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对一些经典的优秀篇章力求背诵,同时学习传统的礼仪、文化,对优秀学生要给予鼓励和赞赏。在此基础上,需要注意孩子们成长各个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和社区联手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典品读活动,通过应用一些经典故事设置悬念,激发少儿阅读经典的浓厚兴趣。可以在社区搭建平台,定期举办阅读、朗诵、吟唱、演讲等比赛活动;开展一些家长参与的富有创意及互动性的经典亲子阅读分享活动,如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儿童短剧表演秀、家庭唐诗诵读擂台赛、传统经典读书沙龙等。对于一些对经典感兴趣,却又不知如何对孩子具体实施教育的父母,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公共平台的强大优势,聘请国学专家和阅读专家进行专门的辅导讲座,对家长进行经典阅读指导方法的培训。 2.4加强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和共享功能 电子网络环境下,阅读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同样经典阅读的宣传也不能脱离网络,完全靠传统手段进行是不现实的。图书馆必须紧跟时代,采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如图书馆通过电子演示屏、数字读报机、介绍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经典特色、经典书目、最新读者推荐书目等,让读者在了解图书馆的同时,了解一些经典特色,从而扩大网络经典阅读的宣传力度。同时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放映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图书馆常年利用节假日,在“影视经典展播厅”为读者、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读者放映一些优秀经典影视作品,使读者从感性上加强对经典作品的了解,体会作品传达出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加深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欣赏,从而充分发挥经典作品的普适性和教育意义。 3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活动的启示 3.1注重传统经典阅读与现代数字阅读的完美结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高科技的发展,数字阅读已随时随地可以实现,但我们也应看到数字阅读呈现出的碎片化、无明确指向性以及数字阅读者所掌握知识程度的局限性等“浅阅读”的特质。应通过完整的作品细读、优秀的作品精读,发挥传统的经典阅读在陶冶思想和审美情操的作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完美融合,在享受高科技给经典阅读带来便利成果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经典阅读带来的精神享受。 3.2注重与家庭、学校、社区的合作,形成开展经典阅读的立体效应 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今天,仅仅依靠图书馆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要在全社会形成合力。通过开展经典各类阅读活动,不断加强馆际合作、图书馆与学校的密切合作、图书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形成精诚合作,互惠有效的多赢模式,构成在全社会推广经典阅读的立体格局,产生共振效应,从而使图书馆的社会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为社会创造最多的精神财富。 3.3注重形成图书馆推广阅读经典的长效机制 经典阅读可以让青少年一代因阅读而成长、因经典而成才,让成年人在阅读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的厚重。建立这一活动的长效机制是政府和全社会的历史使命,是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和长期努力作为支撑的。我国应学习借鉴港台以及国外的先进经验,将经典阅读推广纳入国家图书馆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国家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在各级政府、各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协调一致共同制定系列方案,形成全民阅读经典的长效机制,把经典阅读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4结束语 经典阅读不管是对读者还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广大读者在经典作品的浸润下,可以提升人文素养与道德涵养,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以图书馆为中坚的各类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让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我们相信,通过各位馆员的不懈努力,世界古老文明、中华灿烂文化、汉唐辉煌历史、精深博大智慧通过一代代人的经典阅读,一定会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作者:高敏 单位:山西省图书馆 社会教育论文:幼儿社会教育论文 一、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 幼儿因为年龄小,知识经验少,理解能力差,容易混淆正确与错误,常常各种教育都容易接受。但是,幼儿虽然年龄小,但他们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对幼儿进行社会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作为教育者,我们要以热爱幼儿、尊重幼儿为前提,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树立正面的榜样,以鼓励表扬为主,用积极的因素调动幼儿自觉接受教育的内部动力,提高认识,分辨是非,引导幼儿积极向上,逐步培养良好的社会品质。 二、注重一日生活的渗透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纲要》(试行)指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幼儿的社会教育是跟社会紧密相关的,渗透在一日生活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大量的生活细节中,在不改变生活原有的特质的前提下,将与某种生活内容或生活方式相应的社会教育目标结合起来。 (一)通过主题活动进行社会教育 主题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主题)来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应依据幼儿的特点和社会性发展的水平,制定与之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一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让幼儿在活动中接受社会教育,养成优良的社会品质。 (二)注重一日生活中开展社会教育 幼儿优良的社会品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以练习,进行强化训练,使良好的社会品质得以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标准。因此,教师要注重幼儿的养成教育。在养成教育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和规则是否切合孩子实际?师生关系是否平等?是否给予孩子充分的实践机会?是否让孩子充分参与常规的制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三)通过家园共育进行幼儿社会教育 《纲要》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幼儿家长与孩子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情关系、经济关系的强烈感染性、长期性和针对性,教育方法的机制灵活性在幼儿社会教育中有着极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家庭的教育资源,发挥其作用,与幼儿园教育形成合力,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综上所述,幼儿的社会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工作。因此,我们幼儿教师应依据幼儿的身心特点,长期一贯的用心坚持,努力创设适合幼儿成长的优良环境,并提供机会,让幼儿在不断的、长期的、重复性的活动中习得优良的社会品质。 作者:张敬稳 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第一幼儿园
教育学术论文:儒学教育学术论文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作者:詹向红张爱萍单位:合肥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优秀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优秀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作者简介:陈 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CJA120157),主持人:陈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优秀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优秀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优秀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优秀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优秀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优秀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优秀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部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优秀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部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优秀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优秀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优秀期刊(特别是学科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优秀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优秀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优秀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制史论文:谈外国法制史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外国法制史 法学体系 地位 论文摘要:外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一样,在我国法律学科体系中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分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考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在法律学科体系中,外国法制史同各个部门法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的关系,是历史和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今天的法律是昨天法律的发展和继续,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就有必要研究昨天。因此,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专史,其任务在于阐明各自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然而,外国法制史不同于这些专史,它并不是各个法律部门史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总体上对各个法律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提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从而为各个法律部门专史的研究,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毫无疑问,部门法的专史也会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恩格斯曾说过呆若木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呆若木鸡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了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外国法制史正是一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经验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展示出一幅贯穿古今的外国法制史发展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蓝图;从而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以启迪,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理解,正确认识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第二,它可以帮助人们从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变迁的起因及结局中,系统地总结历代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实施统治的经验,从中比较鉴别,批判地利用和吸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利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它从总体和具体方面介绍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提供外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最新信息,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在对外交往中更有力地维护我国人民的权益,加快我国法律科学和法律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 法制史论文: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 原文作者:贾晓兰 摘 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犹如一朵奔腾的浪花,而清朝的法制历史则是汇成浪花的小小水滴,由此可知,清朝的法制史何其重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如今,在这个更加强调法治社会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借鉴清朝的法制,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朝代的法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本篇就结合清朝法制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一下探究,论述了清朝的法制史发展历程,从而为今日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清朝 法制史 阶段特点 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贾小兰,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二语习得、法律语言。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2-02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论文网]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 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二、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清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历经267年的风风雨雨,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历程。在这267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封建的经济推向了鼎盛,法律制度也超越了前朝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所以,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对我国现代的法律的完善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清朝的封建法制是承接前朝,逐渐完善的。清朝的法制体系是相当的完备的: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执法部门组成清朝完备的法律体制;在理发的内容上,也内容广泛,并且更加符合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司法制度上,程序是非常的严格地,审查机关也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在会审和死刑的审核上更加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针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更好的统一了多民族的中国。所以,对清朝的法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封建法制历史的基本规律性。 第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法制史是以满足满族贵族的基本利益为目的。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朝第一个正式皇帝—顺治登基以后,满族就和汉族进行融合,即是汉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是由这些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也有其他王朝对中国的封建法制建设做了贡献,但因为年代比较长远,或是其统治的时间比较短,好多少数民族的王朝的法制史缺失、不完整,只有清朝以满族为主的法制史比较繁盛,法律资料比较完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是的重要依据。 第三,1840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外国法律、文化、精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中国,最初是以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的。这样的压力导致清王朝本成一体的法制体系遭到了破坏,各种思想冲击着中国国人的大脑,随后各种洋务运动的大肆开展。外国的法律思想输入中国后,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法律逐渐被人民了解、掌握。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排除外国法律文化是先进的,它的输入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法制体系中,就像给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 第四,清朝建国时间距今天不远,满打满算也就400年,它在法制上的建设历史成为很好的依据,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王朝,遗留的书籍、档案、资料多如牛毛,我们可以认真的整理、总结、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清朝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研究清朝的法制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法制史学术价值研究才被世界各国的法制史学家广泛关注。 三、结语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比其他学科更具有想象力。 满族从偏安一隅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靠的是什么?我想说一个蛮荒之地的民族能由北向南统治全国,难道没有法制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不是和其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相关吗?道光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正在逐渐解体,外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封建法制是如何消亡的,还可以了解到我国近代法制是如何开端的,从而借鉴经验,更好的发展当今法治国家。清朝开国以后的法制建设逐渐完善,内容也慢慢丰富,对于统一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制特色和时代特色十分明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法制史的发展即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运行,它为现如今的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如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法制史论文: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建设 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建设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现状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优秀课程之一,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课,也是必修课程。但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实践中,由于教材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教材过于厚重,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几年,为突出法律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各法学院系纷纷修订教学计划,将理论课程教学时数大为削减,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课程教学时数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中国法制史知识点众多,与之相应的教材内容过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厚重,绝大多数教材均在40万字以上,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全面讲授必然不深不透,学生也难以系统掌握。 (二)体系存在缺陷,形式僵化,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目前,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比较而言,这种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然而,这种体系只是从整体上介绍中华法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掌握具体法制的发展演变。 另外,由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文字生疏,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并且对一些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马上理解,重点难以掌握,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 (三)教材版本繁多,没有自身特色 在中国法学教材过度“繁荣”的大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材也同样版本众多,仅在当当网搜索到的各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有30余个版本,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多数教材内容重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毫无新意,还有一些版本教材之间内容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版本的教材权威性不强。 (四)缺乏现代化手段支撑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写,至多附有powerpoint制作的文字讲稿形式的多媒体课件,既缺乏丰富的表现力,也缺乏良好的交互性。这样的教材,无论是文本,还是多媒体课件,只能静态的反映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内容,无法实现动态并及时更新。缺乏网络技术的支持使教材存在天然的缺陷。 可见,现今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的组织上,到知识内容含量、文本形式及信息含量和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其既无特点,又无新意,甚至于无法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现行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类型属于理论课,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采取满堂灌式板书教学,由于教学时数和板书速度的限制,教师只能讲授书本上的一些主要内容,讲授的知识量有限。同时,教学方式单一呆板,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感,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降低了教学效果。① (二)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既要求夯实学生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结合教材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提高部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学术能力,实现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生依赖于教材的提示与指导下参加一些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意识和动手能力,从而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② 但目前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则无法完成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任务。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例,主要应在确定的原则基础之上,从文本教材、cai 课件及教材的网络支撑等方面进行。 (一)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并举和现代学生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时,主要应考虑教材结构的科学合理性、内容的时代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使中国法制史教材无论在体例形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应该是比较科学,吸取了新的公认的研究成果,具有知识的新颖性、学术的前沿性和预见性的符合教学要求、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材。③为此,在建设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基础性。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中国法制史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史实、基本制度,要求知识内容的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2、实用性。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文本教材编写上应注重剖析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演进过程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考试内容,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创新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的现有教材大都体系陈旧、形式僵化,已经影响到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对其体系进行开拓创新已成必然。在每章中应设计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如“引读案例”、“背景知识”、“罪名演化”,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4、现代技术性。考虑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课程所需相关信息量极大,仅以静态的文本教材为载体,难于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为此,应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大量使用网络作为载体,以配合文本教材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二)文本教材体系建设 文本教材即以纸质的材质为文字载体的传统教材。文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托,也是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中国法制史”教材通常在体例设计上采用通史形式或专门史体例进行撰写,但这两种方式各有局限,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材应采用以通史为主,并结合专门史来进行体例安排。在具体章节安排上,每章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分析教材和指导学生行为的依据,对学生了解预期结果,具有明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学习目标的实现与否是对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也是对学生学习情况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为此,每章均设“学习目标”。 案例导读:每章设案例,教师运用中国古代法制典型案例,引领学生进入特定事件,激发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热情。 背景知识:对一些重要知识内容应辅之以背景知识的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该法律制度或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便于更好的识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学生运用背景知识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每章的单元内容主要阐述基本理论知识,并与本章实践技能操作相对应,学生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掌握“3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到实践领域。基本理论知识要求内容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同时,还可以适时的添加一些趣味性知识。 知识掌握反馈:每章均应设置“知识掌握反馈”。课堂教学中,教师将“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识传输给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反馈能有效调动、激励学生和教师两方面的非智力因素,使教与学达到最佳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1、cai 课件的使用 将cai 多媒体课件引入到教学中,有利于直观、生动、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输给学生,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引入cai多媒体课件,更能提高学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充分利用被缩减的课时④,以最少的时间将最多的知识和思想传达给学生。 2、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利用 现代教学缺乏网络支撑是无法设想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系也同样如此。由于文本教材与cai 课件载体的有限性和静态性无法满足现代信息社会教学的需求,借助于网络成为丰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满足文本教材建设的同时,应强调网络建设。 法制史论文:教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内容初探 教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内容初探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但两者之间的往来未尝不其来有自。而刑法作为古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服与统治所赖以借助的手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因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而成为早期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使习惯法从其内部产生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由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便产生了两条相互依存又相互抗拒的语脉:即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践行与刑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与习惯法在早期社会活动中就已产生一样,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到唐宋羁縻制度盛行之际,国家刑法的践行已有较大的起步,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元代及其后的明清时期,随着土官制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刑法才开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在民族法史教学中,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初探。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刑法的起源与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作为内因的西南少数民族公共权利组织的产生催生着该地域内刑法规范起源的同时,战争也作为外因成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起源的常规途径。公共权力组织的产生主要通过部落首领、军队与奴隶制所具有的诸多社会现象,及宗庙的设置、城廓的修建和礼器的使用等多种特征来表现,成为刑法产生之内部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素的有力证明。“刑起于兵”是刑法起源的外因,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这一论点:一是战争的物质见证与刑罚工具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二是战争中的盟誓与刑法的渊源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自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则纳入了垂直领导的行政体系。中央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同时朝廷也委派官吏赴少数民族地方担任行政长官,直接管理其地方的行政司法事宜,使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官制及相应的刑事管辖权逐步凸现出来,国家刑法也随之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这一时期,国家刑法实践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酋长的规定、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规定及国家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状况三个方面展开。而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发展的另一特征则在于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的出现,即夜郎法规与滇国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存在刑事习惯法,因历史记载不详尽而显得较为式微,但其始终表明,秦汉时期该地域的刑法较先秦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且呈现国家刑法与地方刑法并行使用的特征。 二、羁縻制度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 唐宋时期,在羁縻制度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同时,与之并列的另一种地方制度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特色,即地方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因多层次的政治文化圈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也正因为这种繁复的局面,促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首先,在国家刑法的实践方面,主要有国家刑法对少数民族反叛行为的适用、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官犯罪行为的适用等。其次,国家刑法的实践还较前时代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即国家刑法效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他领域的延伸、国家刑事政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及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国家刑罚的流配之地等方面。同时,汉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执法状况,如羁縻州县和四川地方政权的执法状况也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文化圈层的内容。与秦汉时相似,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有地方法律制度产生,即唐朝的南诏与宋代的大理国,其国内刑法制度的系统化已严然可以与国家刑法相媲美。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仍存在习惯法,并已具有实体与程序方面相应的记载,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兴盛的见证。 三、土官制下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 元朝大一统的建立,土官制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正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官所治地区也相继进入了国家纳税范围,如此,地方政治与经济权力向国家政权的双向回归,为国家权力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条件,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国家法律控制系统具备了首要前提。随着国家刑事管辖权推进的是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多数刑事案件尤其是关于土官的刑事案件开始进入国家司法程序。于是土官行为被国家法规制,土官又因其特殊政治地位被赋予的“因俗而治”权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纵深化入侵的情况下,其刑事管辖权逐步遭遇削弱而最终呈现国家刑法的日益式强与习惯法的日渐式微相并存的特征。元明时期,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已开始全方位起步,即向伦理、地方政治、经 济、军事及科考等领域扩张,国家刑罚实现制度化运行,并通过乡约与保甲制发挥的规训功能、风俗的强制功能和天罚观念的警示功能向基层社会推进,如此,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使这一时期习惯法及其功能开始遭到弱化。 四、改土归流进程中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 基于土官制度的流弊,改土归流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实施,使土官原有的地方治权被流官所取代,国家刑法的适用得以顺利地进行,从而为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预设了可行性前提。土官法律特权的逐步消解,为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排除了政治性壁垒,在对其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惩罚上,土官的法律地位开始与土民相似,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在此阶段更为加剧。一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推进已显示出强烈的一体化特征,即省级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化加强、府州县司法机构的分工化明确与基层组织的司法职能凸显;二是国家通过剥夺土官刑事管辖权进而向基层社会直接推进外,已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刑事立法,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规范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形成一系列集案件管辖、司法审判与行刑制度为一体的特别法规。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实体规范上,也主要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上增强国家刑法效力。主体上,除了历代国家刑法规范中不可疏忽对流官的制约外,这一时期还较全面地规范了土官和苗民的行为,犯罪客体也如内地一样具有了普遍性。另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程序规范上,也逐步向内地靠近,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逐步走向完善。 法制史论文: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14门必修课中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之一。从纵向看,其包括奴隶制时期、封建时期、近现代等四千多年的法律知识;从横向看,其囊括了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司法制度等内容。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除了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历史、文言文基础。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手段单一。 作为理论学科,《中国法制史》一直以讲授为主,形成了教师说、学生听的填鸭模式,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求知的欲望。同时,因为教师自身条件的有限性,如部分教师缺乏历史学的基础或者实践性经验,因此讲授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枯燥的教材,但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尽管法制史属法学基础理论课,但它依旧具有实践意义。倘能联系实践中的案例,或者利用多媒体课堂播放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新闻类的视频,增强师生间的互动,即兴引导学生了解法制史各种制度延续的意义,如“回避”制度自古有之,在今天的民事、刑事诉讼中依旧具有重要地位;引导学生思考制度演变的原因,如古代普遍存在“亲亲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相为隐”制度,但今天却不允许,刑法为此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其适用对象即包括亲属。一言以蔽之,《中国法制史》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并且系统地将古今联系起来。 (二)学生学习被动。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性特征使得学生学起来显得较为被动。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中国法制史》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此时学生没有任何的法律知识储备,也尚未从对高中老师的依赖中走出,因此普遍存在着缺乏问题意识、学习上极其被动的现象,学生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问什么、怎么问;其次,学生对该门课程存在着错误的定位,认为法制史不过是一门历史学科,是简单的史学材料的机械堆积,相比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法制史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这种功利性的定位使得学生学习法制史纯粹是应付考试;再次,作为一门具有历史特征且时间跨越较大的学科,该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文言文基础,譬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古代律法,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很难读懂;最后,该门课程生僻字多,如古代各种刑罚“劓”、“刖”、“醢”等,学生学起来容易产生挫败感,同时专有名词也多,如“官当”“重罪十条”“八议”等,需要重复记忆,而大学盛行自学为主的学风,学生容易懈怠,恶性循环的后果便是愈发排斥这门学科,没有学习热情。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转变教学理念。 所谓转变教学理念,即须引导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改变“赶鸭子上架”的教学模式。首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此可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熟悉的地方入手,激发其求知欲,譬如讲解商朝的刑罚如“醢”“脯”时,笔者会引入众所周知的小说《封神榜》;讲解西周的婚姻制度时笔者则引入文言文《氓》,比照古诗告诉学生“六礼”是什么。同时针对学生对司法考试的需求,在讲课过程中穿插该学科在司法考试中的要点和热点。其次,引导学生阅读适当的通俗易懂的史类书籍,如《万历十五年》等,“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 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再次,辅助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国法制史》必须了解各朝代的法律思想、了解各朝代的立法概况、掌握各朝代的刑事立法与原则、掌握各朝代的刑罚方法、掌握各朝代的司法制度,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分析比较、融会贯通,比如隋唐两个朝代各自的法律思想、各自的刑罚政策,其有何异同,唐代从隋代继承了什么,创设了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发展。最后,指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其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其没有诉讼法、民法等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但可从历史角度为现代法学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其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相应的分值。 (二)丰富教学方法。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变教师主宰的课堂模式,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首先,尝试讨论式教学,这是实现教学互动的重要手段。以笔者为例,在教授《中国法制史》时,笔者通常会适时引进社会热点,由学生根据古代的法律条文进行断案,并共同探讨古今判决的差异。譬如药家鑫案,古代存在“存留养亲”制,但当今社会“法不容情”,因此,虽然药父只有药家鑫一个儿子,但故意杀人的药家鑫却无法逃脱死刑的处罚,在这种激烈的对比性碰撞中,学生会逐渐找到学习的乐趣,也会主动挖掘知识点后面的背景。其次,引入案例教学,可在教学过程中介绍古籍案例,通过故事性的叙述,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在关键处点拨出相应的知识点,此时让学生记忆法制史中的抽象知识点则较为容易。但案例教学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历史书籍卷帙浩繁,要寻找到合适的教学案例并非易事,对此,笔者认为《折狱龟鉴》是本较好的参考书籍。最后,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图片、视频再现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在对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中,学生将更形象、生动且及时地掌握相应知识点。 法制史论文:论素质教育与《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 论素质教育与《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法制史》在法学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由于教学方法的原因,一般很难达到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效果,从而造成《中国法制史》作为一个法学基础学科的地位、作用也难以体现和发挥出来。有鉴于此,笔者结合当前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探讨。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现状与素质教育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播法制史知识的现代专门学科。《中国法制史》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典籍资料丰富等特点,在教学中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与部门法教学方法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相反,《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长期停留在“讲授教学法”上。尽管就目前而言,“讲授教学法”仍然是我国法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被全国各高校大部分教师广泛应用着,但它所显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例如:教师以自我为中心,讲授时间过长,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时间,其主体地位体现不出来;过多地强调教材知识点,缺乏生动直观的教学资料和手段,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感觉压抑,学习积极性不高;仍以应试教育为主,死记硬背多,灵活运用少,体现实际能力的少,学生的创造性不强;教学方法较单一,大部分仍是以黑板加粉笔为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不起来。传统教学方法显露出的上述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 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出素质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即《中国法制史》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性原则。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 1.以身作则,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传统法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的培养。教育部出台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指出,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理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素质。培养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培养“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培养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二是法律素质。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三是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掌握工具性技能,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为了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教师就需要采取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法论文联盟//、课堂讨论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因此,教师应从自身做起,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法学教育理念,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2.因势利导,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 《中国法制史》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既是法学基础学科,又是历史学中制度史的一部分,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沉积的交叉学科。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使学生对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感到困惑。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教师自身应端正认识。当前,在法学教育上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法制史》作为一种“过去的东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犹如坐上了冷板凳,以至于即使是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也难免会动摇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信心,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因此,要想让学生对《中国法制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就首先应端正认识,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之中,以满腔的热情面对学生。 (2)对学生因势利导。教师在对《中国法制史》充满热爱的同时,还要向学生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学习者之所以关注过去,是因为他们更热爱现在和未来。进而因势利导,让学生明白,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了解和研究它不仅在于它能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诸多借鉴,还在于它能让我们了解中国法制文化的传统,扩大视野,开拓思路,提高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综合能力。 (3)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制作各种生动的教学课件。比如,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时,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统一说法是“中国法律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祭祀的礼仪”和“刑始于兵”,因此,教师就可以查找古代史料或现代影像资料,向学生展示古代祭祀的程序或部落征战的场面,那些严格的礼节、繁缛的仪式、战后对战俘惩处的方法和性质在给学生留下生动、直观印象的同时,还能使学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 3.师生互动,引导、启发学生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师生互动。教师应努力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如向学生提问,与学生平等交流,组织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及时反馈教学效果,促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积极启发。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讲授法律制度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如某一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直接及间接原因,这一制度实施的效果及时代价值。如果以启发式教学为基本教学方法,采取步步设问、环环相扣的方式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就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4.中外比较,注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中的一种奇特的精神创造,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法律文化又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载体,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追求。因此,在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理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容,如古代德治所包含的恤刑、矜老恤幼、慎刑、法官责任等,都是中国古代重德精神的重要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再比如,无讼、息讼思想的出现和调解制度的确立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和为贵”精神的向往,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渗透、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纵向宏观地比较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长短,在突出法律文化的鲜明特性的同时激发大学生的自信心、自豪感。比如,在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这一节时,就可以通过讲授部落征战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告诉学生,部落征战使法律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法律因而具有集团性、血缘性和军事独裁性的特点,并最终形成血缘集团压迫的法;而古希腊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中形成的,是贫民与贵族的斗争直接导致了罗马早期法的形成,这些事实成为西方法律具有社会性、开放性、民主性特点的重要原因。分析中西法律文明起源的不同方式,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方法律为何走上不同的法律发展道路,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案例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案例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也是一门很难讲授、很难掌握的交叉学科,因此这就要求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尤其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 一、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法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 当前,《中国法制史》课程传统教学仍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粉笔+嘴巴+黑板”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自始至终只是教师一人在讲台上授课,学生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台上教师讲得唇干舌燥,台下学生埋头苦记,教学效果不明显。如果能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加以案例教学,学生就会由被动变为主动,让学生参与具体案例的讨论和分析,以此提高学习效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为今后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何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是学好任何一门课的重要前提。《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数据浩繁久远,加上与现实的距离感,很容易使学生对学习的意义产生困惑。如果还采用传统方式教学,有些概念老师讲得唇干舌燥,学生仍可能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要不了多长时间学生的兴趣就会荡然无存,从而影响其学习的动力。而这时引入案例教学分析的方法并且经常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对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切实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掌握重点问题非常有帮助。尤其在网络课程中,案例教学可以使用多种传输技术,比如声音、图片、flash动画等,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法制史学习,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促进学生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真正体会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乐趣。[1] (三)案例教学法促使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最终提高素质 我们的老师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又直接进入高校教学的,实践经验几乎为零,在教学过程中很难从法律职业化的角度组织教学活动,尤其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上好案例课,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等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方法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中国法制历史的理论知识,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历史案件的分析能力及课堂驾驭能力等。这就要求老师要不断学习充电,扩充知识面,课前认真地选好备好案例教学内容,通过一次次案例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四)案例教学法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使教学相长 传统教学中学生对教师除了尊重外,还有几分畏惧,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很少。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师生互补、教学相辅”。这种教学法将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在阅读、分析案例和课堂讨论等环节中发挥主动性。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则始终起着“导演”作用,既要选择好的“剧本”,即符合教学需要的案例,又要在课堂讨论中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地发挥,获得最大的收效。案例教学加强了师生交流,活跃了课堂气氛,老师的亲和力、感召力激励学生全力以赴,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敢于发表与教师不同的观点,打破千百年来师生之间的“不平等”,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示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为终生学习奠定基础。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2] (五)案例教学法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案例体现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法律精神做出了最好的实际阐释与证明。恰当地引入案例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化抽象为具体,容易接受和理解。通过对古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老师可以让学生们明白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引发学生们深究导致二者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学生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理论层面为今天的法制建设的完善提供借鉴。 (六)案例教学的使用促进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而案例分析教学法可以非常好地实现中国法制史教学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通过对古代的案例分析,可以使学生与“古代的法制”这个“实际”、“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可以使学生明了历史上办案的方式、分析案件的思路与方法、适用法律的过程、支持判决的理由以及案例的意义等等,养成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善于、勇于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想。[3]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案例分析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培养出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所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二、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事项 (一)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该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 鉴于中国法制史纷繁众多的过去,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我们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一类理论问题用一个或者若干个案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加以说明,力求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比如在讲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个问题时,无宇追逃案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案例。在收集这个案例时,考虑到目前学生对于古汉语的掌握能力,在收录原文的同时,也要收录对它们的白话文解释。 (二)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当有一定的疑难性 案例太难或过易都不好。案件太难学生不知从何分析,从而丧失参与的兴趣。相反,案件太易会使学生一猜便知,引不起学生的求知欲,达不到教学目的。所以,案例难易要适度。比如在讲到魏晋时期法律的儒家化问题时,有的老师就会讲到费羊皮卖女葬母案。其实这个案例不仅涉及儒家关于服制制度的态度,还涉及其“尊尊亲亲”思想。费羊皮卖女确实罪不可恕,但卖女是为了尽孝,符合儒家思想,最后免除了刑事处罚。只要配之以白话文解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教学案例。 (三)案例教学要调动绝大多数学生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 教师要尽可能多采用如小组发言、限时发言、扮演案例中角色等不同方式来授课。其中由学生扮演案例中角色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很多学生参与。比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明朝情理法司法审判精神,可以依据史料记载案例,由学生积极参与扮演,完整再现当时的审判场景。学生在模仿古人判案过程中,以古人的心态和思想支配自己的言行,故能深刻体会古代法官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审判原则,感同身受中理解了相关法制史知识。 (四)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教师需具备案件推理能力和一定的组织应变能力,以灵活驾驭课堂 一般来讲,教师在全面地介绍案例后,可以分组讨论,然后在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最后教师必须对案例进行集中讲评。对学生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重点讲解,分析其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如何才能避免出错,真正做到答疑解难。另外由于学生理论知识不扎实,故对案例的分析往往更多是从直觉、情感上去理解,这样容易背离法学理论的基本要义,缺乏应有的“法言法语”。故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从法学的角度分析案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所述对一个合格教师的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教师要注意丰富自己的知识,尤其是要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法学修养,这样才能提高分析案件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能力。[4] 总之,中国法制史教学课程的设计是法学专业一门比较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功底并能在传统教学基础上多在案例教学方法上下工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奥妙的求知欲望,才能既达到教学目的,又使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效果更好。 法制史论文:关于《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辅导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辅导的几点思考 本学期我校选择了《中国法制史》作为中央电大网上考核的试点课程。课程试点给我在教学中很多启发,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完成该试点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一、前期调查分析工作 中央电大《中国法制史》课程网上考核的内容包括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和期末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从原来的四次作业占总成绩的20%,增加到六次作业占总50%,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学生,了解课程。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一)电大学生的调查分析结果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渝中区电大分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大都是社会在职人员,特点也相当突出:(1)他们在电大学习中压力大、时问紧,读书断断续续。(2)他们学习欲望也比较强。(3)功利色彩较明显,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4)渝中区电大分校地处重庆中心城区,一般家庭或单位都配备有电脑并且学生本身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和基本的网络知识。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分析结果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必修课,讲述的中国自夏商以来至新中国以前近4000年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时间跨度大、所经朝代多、内容繁杂,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学基础课程。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和任务是通过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和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领会中国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为学习现行法律提供理论基础,以古鉴今,以古论今。所以,学习中国法制史,只言片语地记忆某个历史人物说过的话、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朝代的法律规定或者只关注于某个部门法的历史发展,都是不可取的。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要培养学习者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俯视当今的法律制度。所以,知识点的堆积和记忆不是本课程的学习目标,而是要通过无数的知识点构筑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理解。 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普遍感到课程难度大,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应付考试,学员常常将注意力放到考前的猜题押题和所谓的“重点复习”上。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古代的法律知识浩如烟海,识记困难;二是感到除了应付考试,所学无所用。 (三)对以往网上考核课程学生情况的分析结果 学生对开放教育课程网上考核认识的不足,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一是学生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片面认为增多作业次数就是课程难度加大的表现。二是第一次接触试点课程的学生对电大要求的计算机操作也存在问题。三是学生对个人论文联盟//学习和小组学习这些形式的认识不够,造成学习时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四是形成性考核时间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致使一些学生错过提交时间,影响成绩。五是由于形成性考核已占50%,部分学生对终结性考试的复习缺乏重视。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为了更好地把考核与教学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学习过程落到实处,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法。 二、辅导教师的具体措施与做法 (一)准备工作 1.针对学生的工作。一是向学生灌输自主学习的意识。从学生一入学开始,就要不停给他们灌输开放教育形式的学习主要是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参加此项试点的热情。二是网上学习能力的培养。从技术方法上入手,指导学员们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学习手段。三是帮助学员组建学习小组,包括创建和帮助学生加入学校的法学qq群和班内的学习小组。 2.教师自身的工作。开放教育的辅导教师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传授者,他应该是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化者、学习信息的提供者、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学习需求的服务者。对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笔者主要从这几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巩固专业知识功底,特别注重了对教材处理能力的培养;二是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以适应成人教育学生的要求;三是训练自己捕捉学生小组互动时的精彩讨论、创新之点、异议之处等的能力及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的能力。四是提高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包括制作网络课程、利用网络操作教学资源、运用多媒体上课等能力;五是提高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 3.整合资源的工作。信息时代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以往的文字教材、光盘和参考资料以外,网络资源主要还有中央电大和地方各级电大提供的电视直播课堂,有关课程说明、教学大纲、教学辅导资料、课程学习线索、ip课件、自检自测、重难点辅导等;法学院校相关网站和法学专业网站可获取最新的资料。面对如此海量的资源,学生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因此我们以分校平台为基础整合了各种资源,特别是在首页建立了开放教育学习导航栏目,方便学生进行网上学习。 (二)课程教学 1.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中国法制史》原计划教学课时为90学时,现在面授课时只有24课时,算上小组活动的时间,也只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强。而本课程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学生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记忆中就有困难。如何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式进行改进:一是在吃透教学重难点的基础上,多联系实际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在讲到“官当”的时候,我们可以与现代社会的以党纪代国法,以行政处分代刑事处罚的情况相比较;讲到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时,可以提出中国民法典何以“难产”的问题,让同学们进行思考。二是联系网络环境下的资源,特别是网上形成性考核的资源进行面授辅导。比如在讲授重难点的过程中提出可以参考哪些资源,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也能提高网上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在面授辅导中,注意知识点的前后联系。针对学生课后学习时间少的情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比如在每一次讲授“刑名”这一主题时,我们就要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刑名。四是利用多样化的教学媒体。比如,在宋元的法律制度讲授中,我们利用了两段视频来解释赵匡胤的登基之路(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短短几分钟的视屏,既让学生们理解了宋朝立法指导思想的由来,又活跃了课堂氛围。 2.合理安排教学各环节的比重。在教学组织管理过程中,注意合理安排自主学习、面授辅导、小组学习、形成性考核作业、终结性考试等主要教学环节的比重。教师在课堂面授时讲得“少而精”,从导学入手,精讲重点、难点和方法,同时利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答疑等形式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各教学环节相互协调和补充。 3.有计划指导学生及时登录形成性测评系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务。根据学生的情况,我没有按照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而是每次课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完成作业,已经完成了的可以先离开,没有完成的就在学校完成,也可延后离校。在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前,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行复查并通知学生完成。经过这些步骤后,体现出了三点价值:一是每次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可以提前离开,学生在心理上得到了被认同的满足感;二是解决了一些学生不能每次到校参加面授辅导,在课堂上不能完成形成性考核的问题;三是经过几次清理,本学期基本杜绝了错过时间提交形考作业的事情发生。 4.指导学生开展合作与协作学习。协作学习主要是采用一种小组学习的方式,给学习小组一个专题,让其成员共同研讨。在《中国法制史》课程形成性考核内容中,第五次作业明确要求学生进行小组学习,辅导教师有必要协助学员合理地组建学习小组,培养学员形成群体学习、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学习小组指派一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负责督促、检查组员的学习。由于学员的年龄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历、经验不同,能力水平不同,虽然各自自学教材,但是各有所得,体会各异。对于同一个问题,彼此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协作学习法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指导学生对某一具体事实中的争论性问题的思索、辩论来增强学生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能给学生提供较大的交往活动空间。 (三)课后督导及意见反馈 1.及时回复学生问题。网络环境中的师生交互是否成功,取决于教师是否及时回复学生的问题。学生通过电话、邮件、qq、论坛等各种手段都可以实施提出问题的行为。教师处理学生问题的时间,对学生的心理,对学生对于网络的接受程度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老师回复的时间越短,教学效果越好。在师生准分离的状态下,如果一个学生在提出的问题久久得不到教师的响应,其失望程度就可想而知,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学生失去对于网络教学的信任,甚至动摇其学习信心。而及时处理,回复学生问题,学生觉得老师时时在关注他,重视他的问题,就会重视网上学习,逐步养成网络学习的习惯,乐意与老师进行交流,从而培养起人气,形成师生交互的良性循环。因此,教师及时回复学生问题,是师生交互成功的关键,这既有助于调动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积极性,也是使网上师生交互这一比较特殊的教学活动产生效能的根本保证。及时回复,也是我们增强师生情感、吸引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缺少人文化的关怀,学生与冷冰冰毫无感情的机器打交道,如果提问得不到及时回复,一次两次可以,长期这样,学生必然失去对网络教学的信任,失去网上学习的积极性。 2.及时对形成性考核任务进行评定。《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形成性考核任务,贯穿学期始末,分别在限定的时间完成六次测试任务,并且对学员形成性测试成绩的要求是只有及格,终结考核成绩才会有效。这样,对于学员来说,促进他们平日认真学习,加深理解课程内容。网上讨论就是这一形式的很好体现,网上讨论是针对教学中的重、难点和案例布置的实时性或非实时性讨论,这要求学生必须对知识加深理解,深刻领会课程内容,才能完成任务。因而有利于培养学员对知识的分析归纳和综合应用能力,也有利于减轻学员期末复习的负担,尤其是减少了大量机械背诵的负担,有利于发挥正常应试水平。对于成绩评定教师来说,就要按照这个限定进度对学员网上形成性测试任务的完成做出批改,以便更好地了解学员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并给予个性化的评语及今后学习的建议。学员也会及时掌握自己的学习状况,为终结性考核奠定基础。 3.批改学生完成的作业之后,教师及时总结。教师对作业不应简单做结论,而应就整个情况做出评价,指出作业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及缺点和不足,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引导其深入思考,这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4.进行效果测评,动态调节教学进程。教师和学员在经过一定阶段的教与学后,要根据多向的反馈信息,定期进行互动的测试与效果评价,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行为、改进教学方法。如,通过口头询问、讨论交流、调查表等方式调查研究学员对教学的直接反应和反馈意见,探讨教与学过程中的不足,以作为下一步教与学改进的依据。同时,利用网页、bbs论坛、e-mail等多种手段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评价与回馈。主要包括:教师对疑难问题的解答,对课程作业和各种形式讨论的提示和讲评、对课程实践环节成绩的评价,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互评,学员自己通过阶段性的在线测试题进行的自测自评等。通过测评与效果评价,不断调节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习过程,使之更加合理,达到教学模式的动态优化。 三、思考 本课程的考核改革目标是“以考促学”,这里的“考”不是一次性的期末考试,而是多次、分阶段、多形式的考核,其内容由分散到整合。考核成绩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考核促进学习者主动地阅读相关教材、掌握重要的知识点,从而对本课程产生兴趣、形成自己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认识。通过这几个月的工作,本人对《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络试点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要进一步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精神 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员的价值取向,他们的需要、兴趣、情感、信念等非智力因素是衡量这种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内在尺度。当某事物符合或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才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才会把它作为学习活动的对象。因此,深入了解学员学习需求,努力转变学员的学习方式,积极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乐于讨论、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将是今后课程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二)对辅导课的时间不能机械地理解为1/3 应该根据课程的性质和难易程度,来确定课程的辅导时间,有的课程应突破1/3的界限。《中国法制史》 这种课程内容庞杂,又是在第一学期开设的统设必修课,就可以适当加大面授辅导课时间。在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要求等各个方面给学生一个循序渐进过渡的过程。 (三)关于作业提交时间的思考 《中国法制史》第五次和第六次作业可以不设提交时间的规定,只要在本期内提交即可。根据作业的内容来开第五次作业是小组讨论,15个题目分别涉及到全书的内容,要求提交300字的个人发言提纲和500字以上的其他人员发言摘要。第六次作业撰写800——1200字的学后感。这类题目不仅题量大,而且要求高,综合性强。在几周内完成确实有些难度,是否可以考虑在本期形成性考核结束前随时提交,不设规定期限的方式进行。 (四)进一步进行教学总结和探讨 本人准备采取的做法是:在每次作业结束后,把本次作业的涉及知识点做一个系统总结,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归纳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提醒学员应注意的问题,并将这些内容上传至本专业bbs和qq群组的共享中。在学期课程学习即将结束前,还将采用作业讲评归纳方法对本期知识进行梳理。评讲有利于它们巩固加深各知识点,增强实际运用能力和思考分析能力。本次期末考试后,笔者还将对终结性考核成绩进行分析,找出不足,进一步改进教学模式。 总之,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是电大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举措,需要结合具体的课程来寻求具体的教学方式。课程实行网上考核尤其是加大学习过程的考核比例对于开放教育学员是值得尝试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规律,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 法制史论文: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方法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方法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课程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其内容和实践指导作用来看,其地位又略显尴尬,尤其是同刑法、民法等法学优秀课相比较,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明显较低。因此,如何讲授好该门课程、加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便成了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尝试运用了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强化意识,引起重视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到实践领域,要加强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认识,发挥意识的重要作用。学生之所以不重视中国法制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中国法制史则侧重于理论方面,其实践应用作用不大,是一门可学可不学的课程。以这样的思想观念先入为主,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效果显然不会很好。因此,笔者会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跟学生强调该门课程的重要性,首先从思想上厘清他们的观念,再通过理论讲授、举例、辩论、聊天等方式告诉他们民法、刑法等优秀课程固然重要,但是学好这些的课程的前提是对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基础课程有最基本的把握,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重视。 二、以史带法,互利互导 由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决定,该门课程必然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既是法学,同时也是史学,这就为我们上好中国法制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结合法学和史学的特点,将二者进行融会贯通。基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较强、文言文较多、内容相对枯燥等特点,笔者在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以中国法制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辅以不同教学形式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培养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浓厚兴趣。 (一)借助历史名著带动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 以中国古典名著,尤其是四大名著为重要的辅助材料,搜寻其中与中国法制发展重合的部分,以史学与法学的契合点为突破口,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到西周"七出"的"妒忌"之条时,笔者引入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虽然"妒忌"贾琏娶了尤二姐为妾但为避免犯"七出"之条,以迂回战术逼迫尤二姐吞金自杀的事情,在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议"之时,则引入《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属于"议宾"的例子,通过法史结合讲故事的方式,学生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很多同学参与到课堂讨论当中,课堂气氛很活跃。这种方法,一是可以将法制史的内容简易化、通俗化、趣味化;二是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通过这种方法,很多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当堂吸收消化,事后的复习也只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三是可以引导和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化知识的学习,诸如四大名著等古典名著学生一般都有涉猎,从而利用他们对这部分知识理解的前提条件,结合法制史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将课堂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达到史学知识和法学知识双管齐下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可以激发一些史学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通过"名人效应"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记忆 "名人效应"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同样如此,具体到中国法制史的课堂讲授过程,利用"名人效应"可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和记忆。教师一般都会跟学生强调不要死记硬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有一部分内容要求的就是纯粹的记忆,要求"死记",可见任课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记忆,利用"名人"的影响作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例如,笔者在给学生讲到"五刑"中的"宫刑"之时,就是以西汉的司马迁作为例子。对于司马迁其人,学生大部分都有所了解,因此,通过对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的简单评述,重点结合其受"宫刑"的历史原因及背景,学生基本上在课堂上就能将"宫刑"这个知识点消化吸收,事后检验,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 (三)结合当前热播的历史剧和流行的历史小说,使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大学生应该或者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文学常识,包括历史常识,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学生的知识储备是参差不齐的。虽然同是大学生,但一本院校同二本院校、独立院校学生的差距仍然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本科生和专科生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水平也存在相距甚大的情况。 三、置换角色,加强互动 换位思考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好地在中国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利用。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具体到某个朝代某个人,再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法制背景,去理解、分析、把握当时的法制状况,并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来评价具体法制措施的优与劣,以期达到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上述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方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真正上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还要求任课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历史素养,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法制史论文: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我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突飞猛进。,高校法学教育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模式诸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法学教育14门优秀课程之一的中国法制史,应建设一套科学的适应现代形势的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模式,使之为培养法学创新型人才发挥效力。 一、课程改革的原因分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已达百年,但教学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其教学改革的现状仍有严重的“滞后”状况,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法学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一)教学内容与现实结合不够?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或理论肤浅,障碍畸重,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学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二)教学方法依然沉闷,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在大学法学诸课程中,由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上下纵横几千年,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对学生来说,内容驳杂看不懂,重点问题抓不住。因此,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难以突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时下所进行的种种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教师讲课仍然过于追求“系统”,追求“完整”,没有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和余地,仍然习惯于把知识讲解给学生听,然后通过考试来验证。这种过于呆板、枯燥的教学方法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思考,难以唤起师生的共鸣,也压抑了学生的学习激情。? (三)教学内容依然守旧,与现实结合不够?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诸如教学内容仍然守旧,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法学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对策略? (一)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大学应该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它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教育应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法制史的教学应尽可能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使之对于法制史的认识达到更深层次,以更好地承担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任。法学本科学习阶段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才能深刻理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学习各部门法学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在法制史的课堂上,教学者在传授法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应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将历代法制的成败得失与现代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古为今用;并以教学者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其性格中注入法的理性、史的厚重。这个学习过程与研究生教学的接轨,这使学生在法学本科的学习过程具有了多重意义,也符合经济学中“收益最大化”的原理。不仅对部门法有所认知,同时培养学术思维,使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各个部门法。向着培养个性化思维方式、创新型理论思考的方向发展,以提高本科阶段教学的整体水平。尽量消除本科生注重单纯积累知识的方式与研究生对知识的整合运用的要求之间的差异,促使学生探索中国法制史中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觉得本科学习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报考研究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从单 一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从单一的讲授变成了讲授与讨论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意识、学术素养,更充分的调动了同学地自学情绪。? (二)教学手段要新颖?以研讨式教学带动学生自学兴趣;以课堂教学为主线,课外教学为辅,带领学生从课堂中、校园里走出去,参观历史博物馆,进行社会实践等;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融合多种手段进行课堂讲授。实行研讨式教学方式,激发学习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能力。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及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特殊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教学改革中一直探索的问题。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开展研讨式教学,是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敏捷思维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其中包括讨论式提问、讨论课、当堂讨论、学生讲课等内容。 (三)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对学生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优化教学内容,其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必需”、“够用”为度,对教学内容实行合理的“保”、“删”、“增”。“保”就是保留教材内容的基本体系,不损伤知识的系统性;“删”,就是压缩、删除教材中重复或陈旧的内容;“增”,就是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的知识,增加教材上没有讲透但又必须掌握的内容。正确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内容、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适用面宽)的特点。? (四)更新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严重阻碍学生自主思考的养成,影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此,必须更新教学方法。更新原则是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尤其是,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要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科学把握中国法制知识层次和法制理论阐述的深浅度,注重中国法制规律性的教学;二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还要处理好“四个相结合”:一是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课堂辩论相结合;二是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三是课堂讲授与观看相关教学录像片相结合;四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从这些教学活动中受到启发,得到满足。? 总而言之,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内容庞杂,承传几千年的中华法制讲授给学生,把“死东西”“活”现,引起他们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任重道远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使这种工作,这项系统工程实现其整体的最优发挥,达到最佳效果,就必须在上述教学理念和改革原则指导下,实行教学体系系统构件的最佳组合,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改”出特色,“教”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学专业学生能够全面和谐地发展,才能培养出新一代法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人才。 法制史论文:思考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研究 思考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优秀课程之一。自2003年起,中国法制史就列为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科目,分值一般为10分左右,题型一般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时而亦有不定项选择题。可以说,题在国家司法考试中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可轻忽。学好中国法制史这一理论法学课程,有助于学生适应司法考试理论性考核增强的趋势。通观法学学科体系,学好中国法制史,的确有助于学好法理学,也有助于学好刑法学、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等部门法学。正因为如此,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教学测评等各方面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改进、不乏现实意义。 1.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 如何组织好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的首要环节和主要环节,攸关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全局。 1.1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关键在于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引领学生加强对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的记忆和理解。综观近年来的司法考试中的中国法制史的考试内容,注重考点知识,强调精确记忆,这就要求我们带动学生熟读理论教材,对重点内容作重点讲解。 1.2把握学科间的联系,多作专题教学,一石多鸟 为了因应司法考试的实际需要,主讲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善于归纳总结相关的知识点,对知识点多作比较和分析,包括作跨朝代的比较和古今比较。而为达成上述目标,最宜以专题作为切入点,强化学科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精确性,扩大记忆的覆盖面,并构建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 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同为理论法学课程,内在关联密切,可以说“法理是骨,法史是皮”,开展统合教学,着实不难。法的演进理论与中国法制史的关联,更是密切。此外,中国法制史与各部门法学的联系,也有待主讲教师把握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2.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坚持,有所创新,并且日益多元。 毫无疑问,讲授法依然是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基本方法。在一个学期之内,主讲教师系统讲授了夏商法律制度、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秦代的法律制度、汉代的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隋唐的法律制度、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明代的法律制度、清代的法律制度、清末的法律制度的变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等。对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法律制度,重点讲授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经济法律、司法制度(含司法机构、诉讼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则突出讲授宪法性文件。 依笔者看来,讨论法亦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方法,以促师生互动以及教学相长。以清代民族法律为例,主讲教师可先介绍清代民族法律的发展概况,讲授《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回疆则例》的基本内容,然后引领学生讨论清代民族法律的特征,并探头清代民族法律发达的原因及意义,教学效果应可乐观。事实上,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适于课堂讨论的议题很多,如古代中国的反“黑”刑法及其借鉴价值、公务员退休制度额古今比较、王安石与张居正的税法思想之比较、古代中国合同(含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租佃合同、典当合同、运输合同、雇佣合同)制度的演变规律之探究等。 案例分析法在部门法教学中的运用是相当的广泛的,民法学、刑法学以及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尤是如此。对于中国法制史教学而言,案例分析法也是有益的教学方法,应有其一席之地。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从古典文学作品或历史档案材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介绍几本案情,点评诉讼程序及审判结果,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法律制度以及更深地了解法律文化。 3.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开展 长期以来,中国法制史的实践教学显现为空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的法制史课程也应该且能够展开实践教学。虽说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不宜采行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等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其就是没有操作的空间。 笔者倡行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以此作为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可以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这种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邀请中国法制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来予以点评。辩题的选定,至关重要,应请有关专家、学者把关。除了专业性质的辩论赛,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狱政博物馆、考证中国法制史问题、调研中国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习惯等,以全面激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实践教学。 4.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测评的实施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测评,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而平时考核多体现为平时的作业,期末考试则采行闭卷考试的形式。无论是平时考核、抑或期末考试,均应面向司法考试,不能脱钩。司法考试的偏好,亦是我们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的偏好。 题型方面,主要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等五种题型。对于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等老旧题型,基本上废弃不用。题量方面,较往昔有所增加。至于题目难度,则是明显加大。如果题目仅涉及到个别知识点,更要加大难度,以促学生深入把握有关的知识要点。 如我们所知,论述题是司法考试中规模最大、分值最高的一种题型,是对考生法学理论修养、法律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考核。论述题在内容上有专业化的要求,在形式上有准作文化的要求,体现了司法考试对理论水平考查力度日益加大的趋向。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理论法学课程,在其教学测评中应重视论述题题型的运用,平常作业中更应布置适量的论述题。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大学法学专业课程,在法学教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法制史具有史学的“务虚”特征,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笔者从教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工作,对该门课程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如中国法制史教材以断代史为体例的模式令学生感到内容繁杂且重复枯燥,该学科涉及大量文献典籍及生僻字词让学生望而生畏,中国法制史缺乏实用价值而使学生产生传统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应当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讲授教学法为主,适当辅以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从而增强课程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古代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达到改善教学效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本文将以《宋代法律制度》的教学为例,对中国法制史的多元化教学方法略作探讨。 一、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优秀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优秀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著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时,认为该学科难度高且不容易理解,因此逐渐失去兴趣。但是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他们所熟悉的的背景知识却很感兴趣。因此,教师应尽量以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由此展开知识点的传授。在讲授宋代婚姻制度时,可以引领学生赏析宋代词人陆游的著名作品《钗头凤》。宋律明文规定,尊长对卑幼有主婚权和干涉他们婚姻的权利,因此尽管陆游和唐婉“伉俪相得”,但是“二亲恐其惰於学,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在讲授宋代良贱制度时,通过介绍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被害后,其亲属遭到流放而没籍为官奴婢,揭示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在南宋遭到废弃。在讲授刺配刑时,结合《水浒传》第二十七回的记载,刑部官将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的行为定性为“斗杀”,遂得减死,判“刺配二千里外”之刑,揭示宋代以刺配刑惩治凶徒已是司法中的普遍现象。以苏轼通判杭州时在风流和尚杀人案中的判词为例来阐释宋代法律与文学的关系,苏轼的判词是:“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兮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二、运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从理论到实践,得知其间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激发我们深究导致二者间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我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法制史案例浩若烟云,主题多种多样,难度参差不齐,涉及的法律问题各有不同,案例情节长短不一,如何根据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并合理运用案例,是成功进行案例教学的关键。 (一)案例所概括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有现代意义 曾经有学者提出,中国法制史“固然让今天的法学院学生们领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法与他/她们在法学院中接受到的其他主流知识对接”。这样,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务虚的中国法制史缺乏兴趣。针对这一点,教师选择的案例所概括出来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尽量与部门法有所对接,使学生深刻体会古代法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在宋代法律制度的案例教学中,可以选择北宋元绛书证定案的案例,在该案中,永新县土豪之子龙聿盗用同乡少年周整之母的手印,订立契约蒙骗对方田产。县官元绛根据契约上的年月写在手印之上这一不符合客观事理的现象,判决归还对方田产。该案反映出口供的证据地位在宋代进一步下降,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及检验笔录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再如南宋典主迁延人务案,阿龙将田地出典给富户赵端,八年后的正月,阿龙想回赎田地,但赵端以田地正在耕种为由,要等到秋收后再还地。阿龙见回赎不成,便将赵端告到了官府。宋代法律中有诉讼时效制度即务限法,每年二月初一开始“人务”,即进入农忙季节,直到九月三十日为止,属于务 限期间,官府停止受理民事案件。到十月一日“开务”,直至次年一月三十日为止,才受理民事词诉。审理此案的地方官认为,赵端要等秋收后还地,以至于阿龙在长达八个月的务限期内无法起诉,而且阿龙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花掉收赎的资本,因此赵端“迁延”的目的就是想霸占该田产。依法应对赵端“杖一百”,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本案就此封止,只勒令他在收到赎田款后退还田业给出典人。该案就涉及宋代特有的不动产制度典权、体现诉讼时效的务限法和刑法中的恤刑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和精神在当今法制中仍有体现。 (二)案例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体会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本身等各种因素对不同时期法制的影响,因此教师应当选择能充分反映当时社会本质和社会意义的典型案例。如北宋时期的阿云一案:“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登州知府许遵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并将此案上报朝廷。这个案子送到大理寺以后,大理寺按照“谋杀已伤”的罪名,判处阿云绞刑。但许遵不同意大理寺的判决,他说:“阿云在衙门里接受审问的时候,刚一开始讯问,她就马上全部交代了作案的事实。因此,应当承认她有‘自首’的事实,属于‘按问欲举’,要减二等论罪处罚。”宋神宗就把这个案子交到刑部处理,刑部的官员认为许遵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判决是合法的。此案经刑部复核后,奏请皇帝裁决。最后,宋神宗特颁敕令,免除了阿云死罪。尽管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事实清楚,但是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如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对该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争议、敕和律的关系等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引起激烈争论,争论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涉及朝臣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通过对该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学生可以了解到北宋法制和司法运作方面的丰富信息。 教师在精心收集和选择案例之后,通过预先布置案例、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总结解析案例三个步骤,将案例应用到教学之中。如果条件和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以古代法律规定为基础,以当下法律热点问题为契机,以学生现有法律知识为背景,让学生对案例角色进行分配,参与进来自行断案。 三、运用比较教学法,实现古今融会和中西比较 中国法制史无论作为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有必要引入比较教学法,既包括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比较,也包括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一)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的比较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文明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法律文化,因此有必要进行古今对比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法治状况。教师在讲授宋代登闻鼓机构时,可以把击登闻鼓这种宋代进京上访的主要形式与当今存在的进京上访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古代的“越诉”和“京控”与今天的上访从历史根源上是一致的,进而认识现今上访形成的原因并深入理解法律文化的继承陛。教师在讲授宋代科举制度时,可以把它与现代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相比较。宋代科举中的别试制度、封弥誊录制度、锁院制度、殿试制度等所规定的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的方法至今还为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所沿用。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还应当进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既有助于增进学生对西方法律文化的了解,又能突出本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宋代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为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在法国,直到约700年后的《拿破仑法典》第682条和683条才有类似的规定:“自己的土地被他人的土地围绕,且并无通道至公路时,土地所有人得为自己不动产的便利,要求在邻人土地上取得通行权……”;“通道一般应在被围绕的土地与公路间距离最短的线上开辟”。再如,对12世纪、13世纪产生的中国讼师和英国律师进行比较。大约在北宋仁宗之后,民间纠纷日益增多,好讼之风初露端倪,到了南宋逐渐盛行。随着民间好讼风气的兴起,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讼学”与职业“讼师”便应运而生。但是在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无讼理想法制观念下,讼师遭到宋代官府的抑制和打压,因此讼师无法完成向现代律师身份的转换。而同时代的英国政府则对处于萌芽期的律师持一种保护的态度,将律师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对其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对其人数予以限制,对其不当行为加以规范,等等。这些措施使得英国早期的律师得以存活并不断发展。通过中西对比,能使学生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法制史的多媒体教学形式主要是使用power point制作课件,其主要内容包括:课外必读与参考书目、授课进程中必要的引文和注释、授课要点与难点、课后作业点评等等。教师在制作课件时,可以适当配合使用图片、漫画、历史故事视频、讲座视频、电子书、word文档等, 但不宜过多和繁琐,以免过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扰乱正常的思维和思路。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通过展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通过展示《宋兄弟争财图》,帮助学生理解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在宋代受到严重冲击;通过展示宋宁宗嘉泰四年诏颁的《验尸正面人形图》,使学生感受宋代检验制度的完善程度;通过播映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视频《解密大宋法医宋慈神奇验尸奇法》,让学生形象地了解宋代法医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详细记述的验尸方法。 当然,多媒体教学并不局限于教师在课堂上放映和讲解power point课件,它还包括课外资料的提供、课后的问题解答、讨论等内容。教师还应当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为学生提供网上课件和教学录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学生进行资料交流和观点论争。 五、结语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法制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好中国法制史,不仅可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还可以启发他们思考法制转型和法律移植的一般规律,从而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作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师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教师要在才智和品格上不断完善自我,增加知识积累,既从整体上通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又能以法学的眼光对其中的事件进行分析与评判;另一方面,要把教学活动看成一门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展开多层次的教学模式,通过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深厚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从而使学生全面领会中国法制史的精髓,喜欢并认真学习这门课程。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对策 一、课程性质 中国人向来具有崇古的传统,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法律历史进行研究自是其中应有之意,而对于本国法进行追溯更是由来已久。 中国法制史具有交叉性,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同时也是法学领域的—个基础学科。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系并不开设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却是自1997年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全国所有的法律专业,如果没有或不能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就要取消其办学资格。”同时也是法律硕士和大部分综合性重点高校法学硕士综合考试的重要内容,2003年该课程内容又被纳入到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之中。这一硬性规定使中国法制史在各法学院(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在越来越以实务性和技术化为追求的法学教育中,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地位与发展问题始终困扰着教研人员,有时理论与现实的对峙甚至十分尖锐。 二、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 (一)缺乏正确的认识,重视程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不够 中国法制史虽然是法学本科教育必修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自近代以来,为了改变法制落后的状况,从政府到学者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受此影响,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泊来的西方理论和价值体系诠释、衡量、评判中国传统法制及思想,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在此背景下,对西方法的推崇和对中国传统法制的贬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距离遥远,很难学以致用,所有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学习法制史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困惑。 最后,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化观念。这样要求教师既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史学功底。这无疑增大了教师的教学难度,也容易使学生产生畏学心理。 博登海默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 (二)教材体例僵化和内容单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例和内容趋于定型,至今鲜有变化。在体例上,表现为史学上的“断代体”编排;在内g-~,限于历史上国家法的“静态”介绍。 其一,体例上的“断代体”。基本上都是采取以朝代为单元和线索。这种编排体例,在目录中,既体现不出法律制度的传承关系,也不能突出其发展演变,更无法显示小国法制史的阶段性和整体性特征。 其二。内容的单一性。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看,偏向于制度性史实,即从夏商开始以朝代为单元分别设置立法、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司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到近代后增加立宪及宪法内容。这难道就是中国历史上法制的全貌吗?相信就连教材的编纂者也一定会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以下方面:“(1)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立法活动、立法成果;(2)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状况;(3)中国各个时期内各种类型政权的宏观法制状况;(4)各个时期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和学说;(5)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内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等传统。”但实际上,教材的以后各章节几乎不涉及以上后四个方面。 (三)教学手段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 当今,纵横几千年,所涉及的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长期以来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实践都是以传统的讲授为主,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解事无巨细,强调知识的完整与系统;而学生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基本教学模式,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下显得单调、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深入思考,也难以唤起师生间的互动与共鸣。而且在有关中国法制史的各类考试中,出题重点偏向于识记,集中于较为客观的概念和制度描述,而忽视对中国法制史的宏观把握,致使学生难以对中国法制史的精神实质作出正确地理解。 (四)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 一个世纪之前,蔡枢衡先生即说过“大学法律学系中的中国法制史科目,常常不易找到一个主观上兴味浓厚、客观上胜任愉快的教授。目前高校大学生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新人类”,要使中国法制史这门带着厚重历史色彩的理论课程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部门法学而言,它的知识点零散,史料的罗列多于理论的综合分析,缺少案例的润色,实用性不明显;语言上,古汉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这些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 三、中国法制史教学应对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务实与务虚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应当是一门兼具法学的“务实性”与史学的“务虚性”的学科。前者是指现代法学知识体系的最终取向是实际运用,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法律职业者;后者是指史学的目标在于追求历史的真相,与实务并不直接相连。而中国法制史则游走于务实与务虚的边缘,它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左右逢源。 务实途径有二:一是服务于司法考试。这是一条通往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在一些国家,司考已经成为法律教育的指挥棒,大多数学生只对司考要考的课程感兴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除非教师特别有魅力,否则课堂上就是门可罗雀了,上课对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自2003年中国法制史列入司法考试科目,其重要性在学生的心目中凸现。而作为教师也应以此为契机,认真梳理知识点,上课时对于重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制度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加强对中国法制史近现代部分的教研,因为它直接与当下相关联。中国今天的法律体系在知识层面上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变法修律,那一套直接从日本、问接从德国移植过来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构成了当今法学教育、立法、司法的基础;在实践中,除以上外,还包括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政法”传统,两者对于今天的法制实践有着最为直接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教研中对此投入十分有限。 务虚可能是大多数教学者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弘扬,而且“由于历史,包括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有着其他专业无法取代的功能,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社会愈走向文明,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就会愈加浓郁,愈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就愈能走向世界,这是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 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二)优化教学体例和内容 优化教学内容需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使用面宽)的特点。 其一,构建新的教学体例。在目前的本科教学大纲中,中国法制史的时间跨度是从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法制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与法的关系构成最为重要的主线,而划时代的四次法制变革皆围绕于此。其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之争、秦朝的弃礼任法、汉至明清的礼法合流、清末的第二次礼法之争。据此,我们可将体例划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礼治时期的中国法:夏商周时期的法制;第二章是第一次礼法之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第三章是弃礼任法:秦朝的法制;第四章是礼法合流:汉——明清的法制;第五章是第二次礼法之争:清末变法:第六章是法制现代化:民国时期的法制与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章原是传统法史教学的重点,篇幅较大,但无需——展开,可以采取先概述基本特点,再设计专题分述。如传统民事法律,在形式上,既有国家法,也有民间法,而后者更为发达;在内容上---包括财产、婚姻、家庭、侵权行为等专题,可采取先总结立法特点和演变历程、再附以司法判例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解析的做法,使学生由面到点、深入透彻地进行了解。其中要突出制度的变化性、比较性以及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差距,而并非以往材料的重新组合与编排。 其二,重新选择教学内容。这里存在损益的问题。从教材看,其内容重复较多,满足于点到即止。在课时已大为缩减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以务实取向为主的法学院,本科法制史教学必须突出重点,讲授传统法律中最基本的内容,让学生把握其根本特点和代表性制度,同时必须补充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介绍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新性思维。比如,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过去我们认为由于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诉讼成本的高昂、司法的黑暗及诉讼程序的复杂等原因,使得古代中国人在面临纠纷时对于诉讼与否顾虑重重,而最终更多地采取了和解的方法或回避、忍让的态度,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无讼”的理想追求。但从目前大量发现的明清州县诉讼档案来看,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 (三)改革教学手段 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手段把本来应当有机结合的教与学非常不科学地分割开来,这种“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手段会使课堂气氛非常沉闷,老师和学生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最终的结果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应当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并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反馈将这些手段灵活转换。 首先,随着教学现代化的进程,大多数高校都能够采用多媒体教学,一堂课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而且也使习惯了“听”的学生有机会“看”。这对我们法史学的课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机。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直观并且美观的幻灯片、点缀图片或者动画必然会使课堂增色不少。此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国内近几年来的“讲坛热”,例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其中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王立群先生的《王立群读史记》,易中天先生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都可以穿插在相应的教学内容之中播放给学生看,使我们的课堂声情并茂。 其次,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为学生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空间,即安排课堂讨论或者让有兴趣的学生自己当一次老师。走上讲台讲上一段。这种手段最好安排在课程的后半段,例如讲完唐朝法律制度之后,那时学生已经学习了大部分课程,对已学的课程可能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对未学课程的框架有了一定的把握,那么组织一场讨论或者学生的小讲座既是给学生一个表达观点的舞台,又是对教学效果进行的检测。 (四)丰富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指的是在尊重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应追求方 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大多采取“灌输式”,因为课堂仅有45分钟,而教学内容量大且十分琐碎,如果不抓紧时间,教学计划都无法完成,效果更是难以顾及。这无疑与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 背道而驰。因此,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最合适的方法,精心设计,灵活运用,以教促学,教学相长。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综合利用比较法、案例法、延伸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做到在教学过程中动静相宜、纵横交叉、融会贯通。做到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法律人才并非只是熟悉法律适用的法律工匠,而是具备深厚法律素养的社会精英。博登海默说得好:“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相当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遭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个十足的傻汉而已,并极易沦为社会公敌。” 法制史论文: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历代王朝均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从而根据当时的民族构成及其特点,制定和形成一整套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就势在必然。民族法制的成败得失,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民族地区的安定,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多元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中一些族群势力集团,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法律制度,有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了许多有本民族文化积淀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一是夏、商、周以来历代主干王朝为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对各少数民族制定和形成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本地、本民族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规范;四是少数民族自己逐渐形成和普遍适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些民族立法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民族构成、族际关系和民族特点而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古代民族法制,为今天的民族立法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制度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民族法学研究体系中,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民族法制的研究、民族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三足鼎立,已成为民族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史学中,少数民族法制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创新点而备受关注,原创性成果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值得欣慰。 一、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主要研究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民族法制史相关的研究内容多散见于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政治学著述中,而法律史学界则重视对中央王朝立法的一般性研究,对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法律关注不足。以中国民族法律史为对象且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法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可以将其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民族法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或将汉文古籍中与民族法制相关的内容加以点校、汇编,或将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法律文献进行翻译、汇编,主要成果如下: 1、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的汉文译注本《西夏天盛律令》被编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译注者除进行翻译整理外,还刊布了由苏联刊本翻拍的西夏文原件。该书较好地整理和保存了《天盛律令》这一珍贵的法律文献,汉文译注使《天盛律令》的可读性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夏法典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对西夏法律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2000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志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被列入中华传世法典,由法律出版社同时出版,从而提高了《天盛律令》的法典地位,扩大了《天盛律令》的影响。 2、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正史中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史料是可信的、主要的,但散见于浩瀚的史料之中,给引用者带来较大的麻烦。该书按照中国历史进程分为:先秦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五篇。每篇由概说、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少数民族法制状况等章节组成。此书所收的内容:一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包括武力镇压、怀柔和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统治,同时各代一些典型的治理思想也在其中;二是“二十五史”中所载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及族群的法制状况,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法律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政权组成,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一些颇具特色的社会规范。 3、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惜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下)。根据内容的不同,该书将民族法律文献资料分为法典法规篇、地方法规篇、乡规民约篇、习惯法篇、司法文书篇。许多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珍贵的民族法制资料都被收罗于此,不失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刀永明、刀建民、薛贤整理的《孟连宣抚司法规》,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杨选第、金峰校注的《理藩院则例》,等等。民族法制资料整理工作志在先行,并初具规模。 少数民族法制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表明,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随之进行的研究也就生机盎然,成果累累;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就举步维艰,甚至半路夭折。 另一类则是针对民族法制史的专门研究。这类著述中,有通史性的研究,即对中国历代民族法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民族法制发展、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在宏观把握、整体展现、描绘全貌的同时,凸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法制的各自特色,如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此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详细阐述了历朝历代的民族法律制度。既重视国家制定法,同时也关注民族习惯法;突出民族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立法成果;并对许多学者的学术贡献作集中呈现。该著作复原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法制发展历史的原貌,使民族法制的内容从历史的暗淡中凸显出来。 而更多的著述则是针对某个朝代的民族法制、某个民族的民族法制或民族法制的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起到了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填补空白的作用。 1、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该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朝法制的源流、发展、成就和历史地位,探索了北朝法制从初建到完成的演变规律。作者注意学习并继承乾嘉学者注重实证的优良学风,一方面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充分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北朝法制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2、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该书从法文化的角度检视元朝法律现象,不仅不忽视其表现在实体范畴、程序范畴的诸多内容,而且还以其作为切入点,探讨这些表象背后的文 化动因,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全面凸显元朝法律自身的特性和积极意义。 3、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朝的民族立法是最丰富、最完备的民族立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清代民族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深入地分析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特殊作用,认真总结了清代民族立法与实施的经验,特别是在民族法规性质的认定,民族立法内地化等问题上,阐释了独到的见解。 除此以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胡兴东的《生存范式:理性与传统——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法律变迁研究》,娄云生的《雪域高原的法律变迁》,杜文忠的《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等等。 这类研究以法典和各类史料的文本为基础,主要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文本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论述,着重阐释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同时,揭示少数民族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贡献。在各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各种少数民族文献不断被整理、编译,而民族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法律史研究的许多空白被填补。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它非由国家政权制定,而是产生于各民族的经验生活之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非成文法典,而是口耳相传。习惯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对它的研究代表着对民族民间“自生自发”的规范和秩序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迅疾变迁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法学研究的视野也不断开阔,法学家在“眼睛向上”、“眼睛向外”的同时开始“眼睛向下”,从社会实际出发,在重视国家法研究的同时,非国家法的功能、地位也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与传统规范,应当是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开展民族立法、执法与司法工作的基础。同时,对于习惯法的重视和利用,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及社会的治理。 由于习惯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为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报告类,此类成果多以规则汇编或案例汇编为表现形式,具有习惯法研究的基础性价值。 1、张济民主编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课题组从1988年到1993年,收集、整理、翻译了大量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该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青海范围内的法规资料;二是邻省区的对比资料;三是案例汇编;四是词语解释和相关法律文献资料。该书既有法规,又有案例,资料真实可信,涉及面广,全面反映了藏族习惯法丰富的内容和对现行法律多方面的影响。 2、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该书研究突出如下特点:彝族学者调查彝族,贴切详实,没有语言障碍;宏观着眼,微观人手;从现实出发,追溯古代。凉山彝族的社会秩序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维持,传统习惯法是一组成员统一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该书收集了“德古”经手的案例,上篇为原始习惯法案例,下篇为父系氏族奴隶制的习惯法案例,并在序篇对凉山彝族习惯法作了总体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 此类成果还有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译释的《侗款》,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周相卿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等等。 第二类研究成果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建立在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之上,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法理分析,奠定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基础。 1、范宏贵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该书是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概念、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习惯法涉及到的基本内容、少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重要命题都有一定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涉及范围。 2、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该著作秉承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分析了习惯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中华法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功能、现实表现等问题作较为全面的探讨,讨论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此类研究还有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夏之乾的《神判》和《神意裁判》,钱宗范、梁颖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等。 更多的学者则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位开展研究,深入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具体的剖析,以展示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相关著述如邓敏文、吴浩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冉春桃、蓝寿荣的《土家族习惯法研究》,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杨经德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马克林的《回族传统法文化的研究》,等等。 与上述成果相比,第三类研究则更偏重于理论建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析,探讨诸如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本质和作用,纠纷的解决方式,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等法理学命题。 1、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该书根据从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参照对古籍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证,以边疆少数民族习惯法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法的早期形态和起源、发展的轨迹。作者认为:民族禁忌是中国早期法起源的源头和种子;民族习惯法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法,是现代法律的前身和萌芽。酋邦战争是推动中国法起源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等原因,西南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法文化,并分别处于不同的法文化圈,这些不同的法文化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活生生的法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图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统一法制的冲突及消融等问题。 2、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该书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背景及其具体条件的考察,对什么是法、法是如何演变的、法及其变迁的文化背景等一系列法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以便探寻有关法的起源和演变的普遍性因素,将其从个案分析扩展到一般性结论:法的成长是一个文化上的命题,民族法文化不同,法的成长模式也就不同。该书对法律史和法理学研究都有拓展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此类研究成果还有龚佩华的《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师蒂的《神话与法制——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 察》,方慧主编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等等。 学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总结和研究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保存和传播。人们还从这些丰富的社会法律现象出发,对社会法律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以促进其对法制及其法理有更深入的思考。 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特点与经验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性的专门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许多学者在长期积累和长期关注中,对某些研究领域或某些专题形成了权威性成果,从而成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例如,于豪亮对秦代民族立法的研究,曾代伟对金律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法典的研究,张晓辉对南诏国与傣族法制的研究,张晋藩等对清入关以前法制的研究,王东平对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等等。在历史长河中,每一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制都有人做专门研究,学者们各有专攻,独树一帜,他人难以顶替,更难以超越,大有雄踞一方、彼此关联、遥相呼应之势,共同形成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风云际会、有声有色的可喜局面。 (二)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 博士论文、国家课题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创新点,是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的两大标志。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出现,质量上乘。如那仁朝格图的《蒙古法制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3),官波的《法律多元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云南大学,2006),李剑的《论凉山彝族的纠纷解决》(中央民族大学,2010),等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是优秀的科研成果,也是年轻学者成才的标志性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国家课题逐年增加,出现了一批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学术新人。如兰州大学刘艺工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周世中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司法审判中的使用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等。另外,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发表在中文优秀期刊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专著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人开卷有益,百读不厌。 (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积极参与 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深受本民族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熏陶,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从而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生动贴切,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受到少数民族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如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奇格的《古代蒙古法制史》、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 成吉思汗法典 及原论》、邓敏文的《神判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种研究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这种研究是不完美的,是不尽如人意的。 (四)跨学科各具特色的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并重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积极介入到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中来,大家在一起不分彼此,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密切交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近年来,各学科都有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成果问世,其研究角度、学术风格、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从而繁荣、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也使这方面的成果具有因研究者学术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自身独特性和创造性,并预示着该领域研究潜力的深厚和长久。有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研究的同时,还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收益。 (五)多种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以下研究方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其一,历史叙述的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甄别史料的真伪的基础上,对民族法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理论和决策,立法成果、司法实践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展现中国民族法制演进的历程。并从民族法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着手,仔细分析中国民族法制产生的因果关系,认真总结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阐述民族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广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既可以将中国古代民族法制与近代、当代的中国民族法制作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将古代不同政权的民族法制作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将同一政权的民族法制在不同时期作不同现状的比较研究,又可以对不同民族的习惯法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作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差异、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经具体分析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三,田野调查的方法。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典型个案调查,准确把握民族法制运作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 其四,注释分析的方法。对历代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或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立法,都要在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客观评述,了解其真实含义及其社会影响。 其五,个案分析法。以典型案例为基础,以小见大,揭示其蕴含的丰富而重大的社会法律命题。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决定了采取多种方法的研究才容易多途径认清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六)探讨了一些学术难题 如习惯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念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是什么的问题,国家统一法制如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有何共性和差异的问题,如何消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制冲突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方自治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明了和解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三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总的趋势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不断增强、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品位有所提高,各类研究越发强调“问题意识”,主张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广泛综合、借鉴多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研究自身要日积月累,永无止境,不断创新。 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布局不均衡。有的课题门庭若市,趋之如鹜;有的课题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二者 形成较大反差,一边是重复性研究在所难免,有的课题却闲置一边,无人承担。如对西夏法典的研究,成果累累,仅学术专著(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十部,相关论文更是纵横交错,数不胜数。但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则仅有一部专著,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对图们汗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几乎就没人做专门研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陷。 2、原始材料的挖掘整理不够。目前研究少数民族制度史的主要资料,一是中国传统的传世法典,二是“二十五史”等正史的文献资料,而对民族地区司法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利用不够,对诸如《明实录》、《清实录》中大量的民族法制史料也挖掘整理不够。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大家运用得最多的还是1956年至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时收集到的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并经过整理、编写后正式出版的资料,这批资料十分丰富、具体,但与保存在民族研究机构的原始资料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1982年以后民族地区编写地方志时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本世纪初云南大学等组织的少数民族新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等,被用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则不多见。资料的单一、陈旧和短缺,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如果缺少民族地区第一手材料,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会装腔作势,空洞无味。 3、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某种隔膜。有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法制的了解比较肤浅或相关知识积累储备不够,研究只能泛泛而谈,面面俱到,浅尝辄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客观叙述者居多,淡化研究者自身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深入分析、归纳总结、突出重点的研究者太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既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又缺少一种文化上的继承和弘扬。 这些不足的存在,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要走的路还很远,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格局,决定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自己突出的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其法律文化也各有特色。如何全面了解、真实把握、继续弘扬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是长期困扰民族法学界、法律史学界的重大科研难题。虽然有的学者长期关注,用功甚勤,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由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研究的方法与途径过于单一,研究的视野不太开阔,取得的进展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极不相称。在我国大力加强民族立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法制和中华法系的关系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各族从来没有孤立地发展过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各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各自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特色,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由各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点滴融会而成,自然和中华文化一样,是多民族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交融与共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建设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因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展性。因此,在中华法系的总体关照下,去深入研究作为多元因素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解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是民族法学和法律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如果缺少了少数民族法制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法制史;但如果不弄清少数民族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作用和历史贡献,既无法对少数民族法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和客观评价,又无法把握中华法系的全貌和最具各民族特征的组成部分。 (二)理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控制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制,还包括习惯机制,国家机制只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习惯机制却是通过风俗的统治使人们服从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习惯法作为实现习惯机制的手段有着巨大而深厚的力量,它被特定的群体所选择吸收,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得以延续,从而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和群体认同性,因而更容易得以贯彻实施,也更容易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十分明显,习惯法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丰富和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它独立于制定法之外,效力、范围、作用都自成体系,真正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地位和价值的法。国家法与习惯法,既存在时间距离的纵向关系,也存在空间距离的横向关系。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制定法往往是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习惯法是制定法产生的法律渊源,是本土化的法律渊源。从地理的横向考察,国家立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习惯法从特殊群体的局部利益考虑,突出法律因地制宜、缘俗而治的特性。二者比较而言,国家制定法占主导地位,习惯法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可以在特定区域里、特定人群中、特定时间段丰富和弥补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因此,在国家制定法面前,习惯法切忌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目前,我们应该着手的工作,不是要简单地归纳总结特殊群体在特定领域的习惯法,而是要让习惯法尽量靠近国家法,并使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关照,良性互动。 (三)强化对相邻地区不同民族共同法律生活的研究 有些少数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同一地区,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他们的习惯法有哪些相同的因素?他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民族问题,化解民族矛盾的?国家对相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制定了哪些统一的法律法规,其统治效果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解答。另外,还需要对不同民族相同习惯法规定作诠释和理解,如藏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赔命价”制度,蒙古族、羌族、满族等民族的“收继婚”制度,羌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舅权”制度,羌族、侗族、苗族等民族的“议话”制度,等等。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法理涵义,以及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启示。 (四)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和传承 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任务,在于科学总结历史上法制建立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法律的一种本土性资源,应当得到珍惜和合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现行的基本法,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撑,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法源,也是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定乡规民约的可利用的制度规范。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浓郁的保护意识和执行机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禁毒、戒毒方面,有积极地心理暗示、群体关怀和监督制约功能。特别是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独特之处:其程序灵活、费用低廉、节时省力、当事人意思自治,民间权威的参与与主持公道,有利于维护甚至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促进社会和谐。 (五)注重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构建“法治”社会的联系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并非就史论史,自娱自乐,而更应该关注现实“法治”的进程。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记载、讲述法制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有启迪意义的。但是,不要只注重古代,认为年代愈久远的事物愈珍贵,而对相距今天较近的近代、当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很少,甚至不去过问。其实,少数民族法制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常变常新的。应结合时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一些对现实有影响的课题,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立足现实,不断推陈出新。要特别关注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研究者应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检视国家法的实效,反思国家法的运行困境,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问题,既要促使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强势推进,又要保证少数民族习惯法有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六)关注世界各国民族法制的进程和经验教训 民族问题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多民族状况及其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构建、政策取向和法制设立既有共同关注的前景目标,又有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因此,总结世界多民族国家民族法制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世界民族法律文化的积累与繁荣,而且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和推动世界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发展。特别要在比较和鉴别中,突出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式的路径和贡献。 对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让我们看清了继续前行的道路,增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信心和决心。笔者坚信: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使命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下的民族法制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还在于通过研究各民族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来深化人们对于法律的演进、法律的本质、法律的存在方式等法理学优秀命题的思考和认识,以促成对现行法治的健全和完善。
文学艺术论文: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一、《西游记》的艺术色彩 《西游记》中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直接展现着作品的艺术魅力,直接使用趣和幻两个词就能概括该作品的特色。这里讲述的幻,指的是奇幻而不是单纯的幻想;而趣指的是奇趣,不是普通的趣味。小说应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故事情节,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个奇幻精彩的世界。《西游记》融合了大胆、丰富、绚丽、奇特的特点,是古今中外小说中少有的经典作品。其中塑造的角色不仅有共性,也有异性,人气、魔气、仙气兼备。最鲜明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出自一个仙石,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使得石内出现仙胎,后来迎风而出现石猴,因此一出世就仙气围绕,生来就能跑能跳,两眼闪出金光,连天庭都惊动了,这都展现出他的仙气。但是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包含魔气,整日扎耳挠腮、连蹦带跳,具有魔的特点和形象。除了这些,孙猴子还通晓与人交往,因此还具有人气,这就将三种融合在一体。《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具奇趣的作品,集合了娱乐和趣味。在护送师父取经的路途中充满险恶,妖精也法力多变,处处打斗,孙悟空每场战斗的胜利都经历一番磨炼,但是读者能轻松愉快的阅读,没有一丝紧张和沉重。这部作品就是使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现实,提高了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在该部作品中随处可见讽刺、幽默的手法,因此胡适曾评论它是“游戏笔墨”。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充满幽默,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跟任何人都能开玩笑,即使见到天庭的玉帝,也是说完就走,没有什么礼貌,求人办事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要求没有实现就开始大闹天宫,玉帝见他都害怕。由此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另一个艺术特点———使用生动形象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构造角色风格。在每个故事中都巧妙地展现出尖锐的矛盾,这些都映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小说世界中,作者努力刻画每个角色风格,使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内心的展现程度也随着斗争的加剧而加大,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进到神仙生活的洞府。在《西游记》中使用贴近现实的语言,以此展现人物特色。作者塑造的孙悟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角色,时而急功近利,喜欢被别人吹捧。在小说中描述了几次猪八戒用话刺激他,有次师父将孙悟空撵走,猪八戒使用激将法,孙悟空就回去解救师父于水火之中。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和故事的创作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将人类和自然界中虚幻的景象以魔幻的方式展现出来。作者塑造的人物有些是脱离现实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物体现的还是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来塑造的。可以说,现实生活是《西游记》中全部角色和虚幻世界的来源,此外作者和民众的某些美好愿望也都蕴涵在神奇的形象下。故事中构造的72变、取经的81难以及各神魔法力都充满神奇,他们各自的法器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高达6750公斤,能够自由伸缩,小的时候能放在耳朵内,大的时候能捅破天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通常缩小放在口中,它能将火焰山的火扇灭。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奇光异彩的兵器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界。在这些神奇的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现实的目的,作品中为了使这些兵器更加真实,还创作了使用的角色和环境。比如孙悟空生活在花果山、水帘洞,喷火的红孩儿生活在枯松涧火云洞,老鼠精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洞,这些都是《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色彩 (一)夸张的影射众多讽刺作家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便是夸张。正是准确地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斯威夫特才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该小说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的主线主要是外科医生格列佛在海上的经历,途中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故事都将英国18世纪上层社会中存在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等展现得活灵活现。在小人国中,人人的身高都矮,国王也就比他的臣子高一个指甲,但却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王。这里的人要想当官,选拔项目就是跳绳,跳的高度与获得的职位直接挂钩。如果只想做部长,只要你够灵巧就足以,而无需其他技能,这些都夸张地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人员的无能。在小人国中也存在政党,但他们有自己的标志,拥护甲党的人穿高跟鞋,拥护乙党的人穿低跟鞋,这些都反映出英国社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者重点想要表达这两党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却要加以区分,着实可笑。 (二)突出的对比斯威夫特使用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使用对比。在其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描写在大人国中,自己的何等的渺小;而在小人国,自己又如同巨人。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且融入了突出对比的讽刺手法。在作品的开头,格列佛进入小人国,在这里他感到无比的优越,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身高上,就连理解力也远远高于他们。出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格列佛处处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他眼中的小人国在生活和社会制度中都是那么的落后。然而在作品的下一部分中,他进入了大人国,此时再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智慧相比,感到自己犹如小人国人们一般是那么的渺小。倘若在小人国中,格列佛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处处都比小人国好,而来到大人国,自己变成了一名小学生,用好奇的眼光去了解这个大人国。两种完全相对的社会形态也映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具有的种种纰漏,此时的英国好比故事中的小人国,不再是完美的集合体。经过诸多国家的格列佛已不再是作品开头时的他了,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也由开始无条件的接受转变到完全否定,这种对比的讽刺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精深之处。 (三)强劲的反讽应用斯威夫特最常用的讽刺方式之一便是反讽,让读者自己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它的绝妙之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读者的信任,希望自己能和广大读者共同讽刺社会中所有的荒谬之处。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反语,也给大家展现出自己幽默风趣下的讽刺手法,反语的应用使作品中的讽刺意味达到顶峰,此外作品的灵魂也通过强劲的讽刺展现出来。对于斯威夫特的创作手法,评论家司各特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丰富了作品的品德,他的反讽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不稽,并将无法相信的事情通过故事结构和人物风格转变为真实,在描述的多层面上和刻薄上,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无法比拟。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政治问题和反动的宗教统治,这些都被作家进行了无情的、直接的、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时有直接指出,时有借助他人之口,更甚时恶语相讥,这些描述都展现出作者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意味。不仅如此,作品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也充分展现在虚实结合的故事情节上。该部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但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细致、真实、准确的描写让读者感觉这样的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三、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评判标准,都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残暴统治和不公进行了抨击。对于严肃而高尚主题的表现,作者们都使用幽默而讽刺的手法,恰当好处地衔接起真实与虚拟、现实与幻想,实现真正的严肃与幽默的结合。这两本小说都坚持讽刺来源于真实的原则,将讽刺看成小说的主题艺术,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和充满活力,也在讽刺的创作中展现现实社会的目的。尖锐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一直贯穿《西游记》的始终,也寄托了作者对小说中的世界的爱恋。不仅如此,众多的游戏和调侃的语句充斥在作品中,使得作品处处散发着诙谐和喜剧的气息。小说偶尔出现的戏言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主要是为了中和小说的氛围,提升作品自身的趣味。这些随意的戏言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起到点睛之笔的功效,有时也变成反讽社会的兵刃,还有些戏文加速神魔的人性化。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抨击和讽刺。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出现的残暴统治和宗教势力,作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对于当时的司法制度、殖民侵略等不人道的行为,作品也使用寓言故事映射出来,对当时的丑陋现象进行严重的抨击,以此实现讽刺作用的最大化。 作者:杨昕单位:宁夏医科大学讲师 文学艺术论文: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上来分析两种艺术之的内存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生活中,进行劳动作业或日常人类相互交流时,都会发出或长或短、高低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或有节奏或无节奏,这些都可以表明音乐已经初步存在,并在人类的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使用了。而文学是在人类真正有了语言和简单的文字之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从这点上看,音乐艺术要先于文学艺术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二、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最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曾提到过:“音乐是情感生活的摹写,情感、95学的知识,掌握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音乐题材的作品进行心理疏导。其次,建立独特的教学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音乐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音乐的内涵,增加创造力就要改革教学体系。首先,学生要提高“听”能力,不同的音乐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慷慨激昂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轻松愉快,在教学中要动地如何利用音乐素材。其次,要注重“看”的能力。有好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它们不仅仅给人以听觉的享受,更给人以视觉的感官刺激,多利用这样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以更好的领悟音乐的内涵。再次,培养“想”的能力。音乐教育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一个音乐作品展开丰富的联想,以加深对音乐作品背景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感受,开拓学生的视野。最后,要开展更多地音乐表演形式。学生所学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氛围,一曲优美的歌曲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通过开展更多地文化演出活动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才艺表演、合唱、合奏等等,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增加集体荣誉感增强自信心,通过大型的演出活动,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的分工、协作、与人交流,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蕊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艺术论文: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仅专注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缺失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严重不足,影响着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对此,我国各高校应亟待解决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教育的培养。 二、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教育意义 1、文学艺术修养可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人们通过语言来实现情感交流与传递思想见解,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修养来实现,教授学生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启发。如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素材,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词汇、句式及表现方法,学习和欣赏文学作品,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语感得到提高,从而更好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与情感。此外,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能够让学生掌握立意论证、文章布局等技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利用文学与艺术传情达意,从而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2、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哲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表示,艺术比知识更有想象空间,利于拓宽人的思维,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在实际教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是伴随他们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学艺术使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居里夫人曾认为对科学研究与探讨的过程是对美的探寻,而实际上的确如此,理论的研究与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极具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美的奇迹。而对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际是指对他们进行职业岗位的审美培养,使大学生热爱自己今后从事的岗位,通过文学艺术修养在岗位中发现美、创造美。 三、当代大学生加强文学艺术修养的策略 1、开设文学艺术课程 文学艺术课程,实质是指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挑选优秀、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尤其是要将作品中的精神、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对文字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对于文学艺术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依据学生与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以自由形式为主,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 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主要是指拓展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文理学科的渗透,根据当代大学生现有实际水平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对人文素质类教材的编写,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作用 各高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积极有 趣的文学氛围,开展人文艺术节、沙龙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歌唱等),社团文化艺术节,举办各种人文、艺术讲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从中收获快乐与知识。同时,在校园环境中也可以营造一种文学气息,如在校刊、黑板报上可以开设文艺专栏,让有才能的学生在上面任意施展才华;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增添文学艺术形式,小桥、亭子等都能营造出文学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 4、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已经对学生进行了文学艺术的理论知识的熏陶,所以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实际应用能力,从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文学艺术修养通过学生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以展现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与人文魅力。 四、结语 据调查,世界百强企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学生在掌握过硬的专业素质之外,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我国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的培养,开设文学艺术课程,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大学生成为技能与素质型的通识人才,进而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 要 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 键 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 正 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浅谈“虚静”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 论文关键词:虚静 无己 游心 大明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首倡“虚静”。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结合的理论学说一一虚静说,其形成之后便浓缩并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后经历代文人稚士的生发、阐释、改造、与完善,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思想、艺术创作、美学意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理论观念。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中,“虚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心里概念和人们所追求的思考潜想的至境。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老庄有关“虚静”的观点及论述,剥离其中的虚无、迷离的消极意识,进而去研究虚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索艺术创中构思阶段的独特规律。 “虚静”思想是老庄学说的优秀概念,庄子和老子都有相当多的论述。首先是老子对“虚静”和达到这种境界途径的解说。老子为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致虚极”,强调了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其中。惟虚怀若谷,方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守静笃”,讲的是应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静”字不放,这是得道的不二法门。老子认为只有做到这六个字,才能体认到宇宙本原的“道”,才能保持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状态老子是虚静说之首倡者。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离也。《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没有这种心境,意会认知深人不下去,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在《庚桑楚》篇里,庄子写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需则无为而无不为也。mf ai rs 63、这可以说是达到静虚心境的具体条件。如何才能其备这个条件,庄子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即忘记自己,从精神卜超越个体有限的存在,摆脱一切“物役”达到独立无待。在他看来,“无己”而后才能“无待”。“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就会有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只有忘记自己,才能保持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是非好恶所限制,完全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忘己之人,是谓人于天”。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庄子认为这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修养过程,为此他又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完成这个过程。所谓“心斋”即是一种摒弃情欲,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认为道是不能靠耳目感官及心智把握的。只有精神保持静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道。所以他又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免。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世间)))懂得“心斋”这个道理,心志保持专一虚静,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坐忘”,也即彻底忘怀一切,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身心完全与道合一。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修养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大宗师》里庄子通过颜回向孔子讲述自己进步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境界。颜回首先忘了仁义,后来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在庄子看来,要与无限的“道”本体合而为一,人的心灵必需经历儿个阶段的精神修养。首先,要消解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使人不做本能欲望的奴隶。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最后阶段则是能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首先从“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大家知道,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达生篇》里有四则寓言,分别是“拘楼承绸”“操舟若神”“踏水如履平地”“梓庆削木为糠”。庄子利用这些寓言故事说明“达生”之“道”在于“斋以静心”。尽管这些寓言故事的宗旨是阐明体悟大道的途径,不是讲述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把它引申为庄子对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见解。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厄r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老巴尔扎克也曾有过山于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过于憎恨,一直怠慢了自己的来访朋友,闹出了笑话。 其次,“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我们知道,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腮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烟酒之类的刺激,这的确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虚静”思想是孕育了田园诗的自然美。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一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朋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 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eli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此外,“虚静”作为一种艺术欣赏范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庄子认为文学鉴赏与审美的最好心态也是“虚静”。他认为有虚静之心才能看到艺术的细微处;而且只有虚静之心,才能达到鉴赏中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他称之为“大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 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静,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 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 遂于大明之上矣。” 这种“大明”境界的获得是文学审美鉴赏中的飞跃。人的精神修养通过“忘”的方法达到这样的阶段和境界时,就能够“照彻”,即心境达到一种清明洞彻。经由这种清明洞彻、如日朗照的空明心境,我们才可以见道。“大明”的境界,也是一种“物化”的境界。审美感受中物我合一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在这里是以莆美的态度体悟人生。当我们进人“大明”,境界时,审美主体便神情贯注地与客体合而为一,欢快白得,不分物我,从而人们在这种欣赏主体与对象的融汇中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享受。 文学艺术论文: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探索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教育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丰富的美学元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具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也成为中专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虎门销烟》《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作者:方兴海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p#分页标题#e# 而舞蹈表演者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正确领会舞蹈作品中的深刻内涵,从而准确完美地加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舞蹈、舞剧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等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舞蹈主要表现的也是生产、生活、民俗、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常见的中外舞蹈,诸如习俗舞蹈、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教育舞蹈等,不管是探戈、仑巴,还是爵士、恰恰;也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只是舞蹈的划分方法不同,归类不同,种类有别而已。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内容都是相近或相同的。有些文学源于舞蹈,有些舞蹈起自文学。伟大诗人屈原的华章《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则是先有文学故事,后拍成电影,然后才编导成芭蕾舞的。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与作品内容共鸣的精神活动,并且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这种审美活动取决于舞蹈所体现的文学性与文学美。自然科学追求真,社会科学追求善,文学艺术追求美。孔雀的开屏,猿猴的攀爬,鲜花的绽放,草木的摇摆,无一不是它们诱人美丽的舞蹈表演,都是美的表现。艺术在展现美,展现一种文学性的美。舞蹈是在用肢体语言尽情完美地展现文学性与文学美,以起到赏心悦目的教育影响作用和娱乐效果。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人们公认为最好节目的《千手观音》,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姑娘用生命的感悟创造出的完美艺术。她们用婀娜优美的身姿和天使般的微笑,表现了真善美的民俗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荡涤了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浅薄、浮躁、纷乱、烦杂的欲念,体现的正是许多文学作品所倡导的广施爱心、弃恶从善、人际和谐、社会安定的精神内涵。大型组舞《黄河》表现了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深刻性的中华民族的魂魄;群舞《黄土黄》以夸张变形的体姿、鲜明强烈的节奏,体现了西北人的雄浑和粗犷;《一把酸枣》舞出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和美丽爱情的无情扼杀,以死亡鞭挞了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些舞蹈,无论是反映过去,还是反映现在,抑或是表现对未来的渴望,都深深地蕴含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文学性,都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完善自我。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看法,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人们奋发向上”[5]361。 综上所述,各种艺术永恒的生命魅力,应该得益于它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而这些恰恰都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因此,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是竞放在艺苑的瑰宝。 文学艺术论文:传统文学艺术发展思路 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文学艺术论文: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 文学艺术论文:长城体现出的文学艺术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开启了工程,这个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十分繁杂,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才连成了万里长城。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有6700公里。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的雄伟气势,世界奇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芳华,却变得更有韵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的亘古不变,永恒如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长城地带是文学艺术生长的一片肥沃的土地,它曾被许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颂,其中包括诗词赞颂、欢歌高唱、书法绘画等,也曾被嵌入了许多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中当背景,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戚继光坐镇蓟州等,长城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象早已经深得民心,不仅受千万中华儿女的爱戴,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慕名而来,一睹其雄伟的光景。 一、长城的历史文学艺术 早在几百年前,万里长城就被列入了中古世界八大奇迹的行列。长城由于修筑的时间和工程量都是十分艰巨的,在这样的奇观背后,其深藏在内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封建社会的政治历史、战争和文化事件都给予了这座丰碑不断的风雨洗礼,使其蕴藏了艺术的光辉。长城建筑的城墙城门、关城和烽火台等都给古代文学家带来灵感,从而促成了许多诗词歌赋和民间文学的诞生。 (一)长城与边塞诗词文学艺术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极其重要的流派,有不少的骚人墨客,诗人词家在长城的雄伟风韵的熏陶下,将长城和离别融合,将悲痛之情、斗志之情洒于长城,写下遗留万世的诗词名句和不朽的篇章。受百姓千载传诵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词;还有将长城关城和战争结合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王昌龄的古往今来的不朽诗句。更有伟大领袖借长城的雄壮河山景色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些历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踏遍长城,而长城本身就是建筑中的艺术奇迹,为它所留下的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长城与民间传说故事 长城铸就出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都还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也给文学艺术带了一丝光芒,有的将传说编制成文章,有的为了让传说故事变得更充满传奇色彩,加以创新改编,形成一个丰富的故事。 在许多的传说里,最著名的当然非“孟姜女哭长城”莫属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善良女子,有一天她在家里的院子干活时,发现了一个为了逃难而躲在她们家院子里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范喜良。由于当时秦始皇为了建造长城而到处抓人去做劳工,但长城的建造历时相当长,而且施工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耗去的人力物资也是难以计数的。此后,俩人日久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但在结婚当天,范喜良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劫难,被官兵发现后抓去做建造长城的苦工。 孟姜女为了能和丈夫相聚,就踏上了寻夫的道路,经历了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到达了长城建筑的工地后,她向工人们询问,有没有范喜良这个人时,工人告诉她一个噩耗,丈夫已经去世了,尸首被填埋在了长城的城脚下。晴天霹雳的噩耗劈头而来,孟姜女伤心欲绝,在长城的城脚下止不住哭泣,一直大哭了三天三夜,似乎连老天都被感动了,下起了倾盆大雨来,风也吹得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十分不寻常,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段长城发生了坍塌,而露出来得正好就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终于见到了逝去的心爱的丈夫。那天之后,孟姜女因为对丈夫的深爱而哭倒了长城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二、文学艺术对长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旅游事业由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因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中。而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宣传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华的另一个威武象征,如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 而恰恰是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点燃了长城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点的导火线,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因为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来长城挑战自己,希望能一睹万里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通过这独特的雄伟奇观,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深藏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长城因为有了奔腾起伏的文学艺术的点缀,而将内藏的文化气息展现出来,给中华大地画龙点睛,在文学艺术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映入眼帘的长城雄风,为历代的文学艺术家勾起灵感,文辞的风格各异,有抒发悲壮之情的,有描写兵民生活疾苦的,还有形容戍边征战的,这些生活的诗篇都为长城穿金戴银,披上光辉的衣裳。 三、千年帝国和万里长城 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自然而然会联系到中华帝国,就如同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古埃及一般。在神秘辽阔的中原,一直屹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华的形象代言人,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这要和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联系起来。 (一)卡夫卡与万里长城 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享誉盛世的奥地利小说家,一生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卡夫卡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生前就偏爱研究道家思想,还读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古代著作。而他所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通过表面描述中国的长城建筑和历史,深刻的透露出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传统与长城。 虽然这一部小说读起来并不是通俗易懂的,但在篇章与篇章中,起承转合,能够从中读到一种西方的中国长城文化,长城的成功建造已不仅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特殊的奇迹意义。#p#分页标题#e# 而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与当初封闭保守的中华帝国的联系也是相当复杂繁多的。这一部天书般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开始进入一个巧妙的中华时代,不断地剖析了修建长城的方式和修建时所引起的矛盾与战争。小说的整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解修建长城其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建筑的本身,而是揭示了修建长城与民族之间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通过描写修建长城的总过程透露出中华帝国是个权利和阶级都分明的国家,使用隐喻的手法,将中华帝国的本质和百姓生活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是怎么表现的完完整整地质朴地叙写出来。长城的筑成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就像是一个梦幻,从无端处开始,又止于无端处,帝国领导者、普通老百姓、无休止的修建工程,这些苍老的剧情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无限延伸,一个万里长城成就了许多的文学艺术,承载了数代人的悲伤离别,也揭开了一个古老帝国的序幕。 (二)西方文学里的长城时代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曾这样写道:“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这就是西方文学中的长城时代,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时代。他们透过修建长城来看彼时的中国发展,长城在当时具有的军事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从为了抵御边塞部落的侵袭,一直到今日的华夏标志,长城时代在西方的文学里不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长城时代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修筑长城而活,上空盘旋着战争的硝烟,耳边传来的是阵阵的军队声音,再多汗水伴随着城砖的堆砌,都化成了工人们归心似箭,融合成了诗人和文人的滴滴墨水字迹的灵魂。 四、结语 文学艺术的传播在长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不断地被持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城已经成为我们中华的一个稳定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长城,向世人宣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象征民族坚强的体魄,以其巍巍雄姿展现出坚强不屈的毅力。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还需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在文学世界里点缀了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通过长城建筑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唤醒世人对民族的文化的谨记,文学艺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信息推向全世界,使长城悠久的文明历史价值走入世人的视野。因此具有的独特景观和气势,与中国富有壮丽河山的盛名相呼应。而关于东方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为这个古中国带来多少警示和多少统治的意义,已成为历史,帝国中生活的臣民的心态是否平衡也已然逝去,失去意义。 给我们留下深深思考的是将来应该如何利用文学艺术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延伸到现代。千年的帝国苍穹和万里长城遥远地述说着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的传说,无论是权力至上的秦始皇,还是贪婪腐败的无能官吏,或是懦弱愚昧的百姓,都一样的精彩,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这就是本质,令人无法不佩服的长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题材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单位:赣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文学艺术论文:三毛文学艺术魅力初探 一、题材新颖、情节曲奇 三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让她的文字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她用色彩缤纷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她看到的异族文化,那些奇特神秘的异国风情总能让人们神经振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强烈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往下看。题材新颖,情节曲奇成为她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荒山之夜》中三毛为我们展示了~幅沙漠战斗图。那晚,沙漠被风吹成一个个弧形沙丘,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是那么的柔美。可是最心爱的荷西却陷入了死亡的黑洞之中,险些丧命,这与前面的没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奇妙的情节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三毛为救生命中的唯一,情急之中,向吉普车上的男人求救,但是没想到车上的男人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起了歹念。几经波折中,将读者的心悬在半空,情节跌宕起伏,增添了作品题材上的艺术魅力,然后荷西在三毛的艰辛的救助中脱离了魔爪,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毛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早已忘了自己的生死,世问这么有真性情的女子我已不多见,那份清心净目的感觉让人深深感动。 二、人物形象多样、情感内容率性真实 三毛善于在描绘景物中着重写人,人物形象多姿多彩,形神各异。娃娃新娘》里面那个无知愚蠢的姑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展现出的是沙漠上沙哈拉威人古朴野蛮的结婚风俗,通过只有10岁的主人公姑卡的惶恐不安、痛苦不堪以及无奈的内心世界,突出了这种荒诞的风俗对未成年女性的伤害。还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三毛通过对瑞典老人义务为地区打扫街道,银行退休的老人主动帮助作者种菜,七旬老人热情主动无偿地给邻居们做零工等真实的描写,把世间的真善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物描写使得作品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动人。再如《哑奴》中那个贫困而善良的哑奴,作者用中国人的爱心写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具有悲惨遭遇的人物,表达了作者在为正义与自由而呼吁的善良的心声,也表达了她对下层人民的施舍与怜悯,对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穷困人民的爱。再如《卖花女》中的卖花女;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陌生人的死》中的加里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毛说过:“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生活给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但是写作只是“蛋糕上面的樱桃”。正因为三毛如此坦率,让人在阅读她的文字时,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进去浏览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三毛作品的成功,正在与在巧妙地运用了写实,直面人生,“我笔写我口”,率真地写出了真实的自我,执著地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而不是背对现实。无论是Ⅸ撒哈拉沙漠))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切故事都是以贯穿始终的真人真事、真景真情强烈地吸引读者,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 三、语言幽默诙谐、叙事生动率真 “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也就是文如其人,三毛散文语言时常显得幽默诙谐。Ⅸ白手成家》有这么些个文字:“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这里写的是荷西拿到薪水后,三毛与其丈夫荷西两个跪在草席子上一边数着钱,一边筹划着去购物,以装修他们沙漠中那个简单而又幸福的家。夫妇两人并不是钱奴,但此时看到钱时的心情与钱奴无异,所以这种反差使得语言非常俏皮。再有三毛向荷西介绍一些中国菜色的时候,往往会用些比喻,这些俏皮幽默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将粉丝叫做“雨”,还顺1:3对荷西吹牛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的哦!”然后有写道:“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这一连串准确而幽默的文字将夫妇两人幸福的笑生活展现地淋漓尽致。再有三毛夫妇去卖鱼,不是很顺利,就连唯一到手的一张收据,也误人了洗衣机被搅成了泥,这些小灾难让人忍不住又笑又怜。。三毛却幽默地说:“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啊!我们又要吃马铃薯了。老舍先生说过:“幽默是一种心态”,三毛用一些不常见的幽默诙谐与潇洒,生动地描绘了她生命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用这种诙谐的语调把她的爱情诠释的十分真切。三毛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靠着讲实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来深深地吸引读者,她的文字有着日记式的随意性,但却以情动人,充分展现了率真美,从中读者可以感受的到作者的一些纯情与真诚。三毛愿意将生活中的困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把真情披露出来,抹掉隐私的一面。Ⅸ素人渔夫》中,作者描述了她和荷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去海边捉鱼,靠着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为生。在车经过旅馆时,她叫荷西停下来,然后伸头向门内张望着,再向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打招呼,但是恰好碰到了经理走过,三毛只好溜回车上去,最后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终于把鱼给卖掉了。如果文章单纯写卖鱼,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畏畏缩缩地卖鱼的过程,展现了自己那种内心深处的清高,这使得文章更具有吸引力。II三毛的语言不仅具有率真美,而且还非常的鲜活生动。三毛是这样形容沙漠的:黑色的沙漠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白色的沙漠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fI早晨的沙漠是: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I黄昏的沙漠: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 四、结语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充满灵动的字眼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化的生命世界。一页页走过三毛的世界,放佛可以看见她穿着棉质的长裙,穿梭在沙哈拉沙漠上,带着对荷西永远的记忆,依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文学艺术论文:文联文学艺术创新总结 *年以来,我县的文学艺术工作确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项目立县和全民创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并围绕这一目标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今年5月23日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纪念日。为了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县文联精心部署、准备,召开了学习纪念《讲话》发表65周年即文艺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座谈会,共组织10篇文章,各协会都有代表发言,总体质量很高。这次座谈的特色是把两个《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即把同志的《讲话》同去年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一起学习,一起领会,重点学习掌握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一切”的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开展了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今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朝阳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了全市弘扬创业文化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我县不仅安排演出场次多,(其中包括:闭幕式等重头戏,)而且自编宣传创业政策的文艺节目多,参加的演员多,演出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我县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表彰。 三、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工作取得新成果。今年在组织各协会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文艺精品上有新突破。李国文的长篇快板书《神虎将星赵尚志》出版后,在第七届中国世界大采风活动中获“着作金奖”。郑海涛、周连山、雷艳华、王化东、马占云、李广智等都创作了新的小说、诗歌、楹联等文艺作品,瓦房子小凌河文学社的文艺专刊越办越好,初步统计有五十多篇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姚旭东创作、柳城镇郭家小学演出的弘扬道德建设的校园短剧《昨天、今天、明天》获得省级优秀创作奖和感动观众奖。同时,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其中,戏剧家协会出版了《朝阳戏剧曲艺作品选》,摄影家协会出版了《我的家园朝阳——王文武摄影作品集》,市、县文联和市摄协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首发式;楹联家协会出版了马庆文的《行草诗联》。还有一些作品已经完成出版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了同各地文艺界的艺术交流。除了车淑珍、夏柏森等艺术家参加全国性艺术交流、进修深造外,专业演员姚旭东、王甲华等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演出活动,已成为朝阳县的品牌,其中姚旭东的小品上了今年辽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市、县文联联合举办了庆“七.一”邓集文个人书画展。邓集文的书画作品长期在双塔区红山艺术馆展出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先后到喀左县文化艺术节、河北省秦皇岛市象山书画文物交流中心展出。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县文联为这些艺术家搭建平台、创作条件、提供服务。11月省文联副主席尹忱到朝阳县调研,对我县工作给予赞赏。 五协调指导各协会开展活动,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除了上述主要活动外,各协会都发挥优势,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楹联家协会在国庆节前成立了尚志分会,还获得“全国楹联文化县”称号。古山子乡二道小学“琼林楹联社”、瓦房子中学“小凌河楹联社”被评为全省先进楹联组织。楹联、书法协会在春节前共同组织人员下乡为农民送春联3000余幅。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编排、执导了纪念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和波罗赤镇南洼村第三届文化节、北四家子乡李春军新春歌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辽西刺绣”、手撕画、根雕等艺术作品,有的已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此外,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正在筹备庆祝纪念朝阳解放*周年书画作品展。 六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 文学艺术论文:人物画文学艺术 摘要: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反映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幻与前进而不断发展,中国画紧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地出新。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最大,成就最突出。它以鲜明的有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当代性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贫穷、愚昧使之文化保守主义统治,再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又使中国沦入百年的屈辱与丧权,那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景况,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这样的动乱之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为之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诸如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于民族危亡之时亦不忘其拯救中国的文化,他们都大声疾呼,近代的中国画陈陈相因,可谓颓败极矣,对中国画提出过革新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写实造型”、“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然而他们只是说道者。实际的革新者还必须依靠实践家,拿出作品说话,才能算数。于是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特别是徐悲鸿,他为开辟20世纪新时代的人物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旧的中国画人物画其落后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以为从内容上自元明清以来封建专治,绘画创作回避现实、脱离时代。中国画其原有的意象美学是高于摹写客观的绘画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十分精辟的理论,然而多年来背离造化,仅仅转移摹写复古恋旧。因而徐悲鸿等人对300年来画坛完全脱离时代的抄袭之风给予了抨击,对于人物画衰败已极的状况十分深刻十分具体地作了点评。徐悲鸿指出:“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简,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首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跳舞强藏美人足。”就连陈老莲,他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 我们掩卷深思,徐悲鸿这一切中时弊的描述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想一想,这样的具体认识也只能出自实践家之口,只能出自具备了精深人物造型能力,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美学涵养的画家之口。这使我们纵览近代画史,除过任伯年有几幅描绘民众生活的人物画外,(如:《疏雨牧读图》、《何以诚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吴昌硕肖像》〈两幅〉)整个画坛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实可谓凤毛麟角。换句话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画人物画,基本上呈现于远离现实的复旧状态。 徐悲鸿等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改革主张,并从办教育入手,他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强调真实之美,主张对各种客观对象的描绘,其方法、手段,从合法的自然为依据的绘画科学教授学生。把西方传统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以此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这种认知从艺术上看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的作用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发展。同时徐悲鸿身体力行地从油画、素描、国画诸方面开辟新人物画的创作天地。他的《陈散原像》、《愚公移山》、《泰戈尔肖像》以及主题性国画《九方》,鸿篇巨构《愚公移山》等作品,紧扣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振兴的坚强信心。一反俗套,从造型结构的精确到神貌个性化的刻画,体面与线描的有机结合,都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 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他的西画人物造型功底深厚,面对真人又多用毛笔直取,线面光影明暗结合,写山石皴法,中西融合,使人物画的写真技法达到极高之水平,而且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特征,都是可以与西方大师攀比,在世界画坛留芳千古。苏联人赞誉蒋兆和是“东方伦勃朗”,“中国的列宾”即是佐证。 蒋兆和30年代创作近百幅人物画,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这是一幅极富爱国、爱民之心的艺术家对黑暗时代凄楚沉痛怨诉呼号之稀世珍宝。蒋兆和自序说“知我者不多,爱我之画者尤少,惟我所同情者仍街旁之饥殍”。他笔下数百个处于苦难境遇的男女老少,各个动人心魄。长卷式又大如壁画的形式,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当代世界画史之经典并不为之过分。 进入50年代之后,蒋兆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变故都有人物画创作,虽然有配合时事与政策之感,然而也反映了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创作道路的一贯性,时代变迁的脉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成为一条主线。 5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杰出的人物画家层出不穷,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为歌颂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饱满的革命热情,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切入所处的时代,直接、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各种人物为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老一辈的人物画家叶浅予的《和平解放北京》、《民族大团结》,年轻一辈的石鲁、李斛、黄胄、方增先、周昌谷、杨之光、王盛烈等都有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更年轻一辈的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等,数不清的人物画家大量的风格流派和作品涌现,组成了中国画人物画奇伟瑰丽浩浩荡荡的洪流,其成绩之辉煌,与当年徐悲鸿所批评的那种中国画人物画的状况相对照,更可以看出百年来人物画确实进展不凡。 我认为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可以在世界艺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一改过去脱离社会、重复古人的积习而紧随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表现当时的现状与民众生活,他以可视的当代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与层面的变化和真实写照,借鉴了外国的写实画风和技巧,以强有力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形式显示了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生命力。须知,当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来到中国时,西方正在盛行各种现代流派,中国人没有追逐时尚,吸收的是写实画风,因此,近80年来中国人的写实技巧与能力在迅猛的提高,在20世纪终了之时,回顾一下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的状貌,面对事实,和西方相比较看一看谁强谁弱,这一明显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性和民族特色摆在世界画坛的行列,却是别有天地而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应该自信。
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一)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商法承担着调整商事关系的任务。换言之,商法通过调整平等商事主体(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行为,确认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原则,保护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和实质意义的商法。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它着眼于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编纂的原则不同,形式意义的商法也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实质意义的商法则是从规范的,总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着眼于规范的性质、规范的构成和作用理念的统一。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规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没有商法。我国虽然没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来,相继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此外,国务院还颁布了相应的商事法规。这样,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商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我国的商法。 (二)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前已述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之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载入了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国扎根、发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门快速发展起来了,并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 1、它调整的商事关系是人们基于营利目的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商法之所以能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商事关系的存在。无疑,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所谓营利性,是指谋求超出投资的利益,并将其依法分配于投资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 2、具有私法的性质,但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样,是私法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作为商法对象的企业,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都是私法的主体,因而是私法对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调整的上述商事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缔结这种关系的个人不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主体。并且,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或自然人)经营发生的。这种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关系,无疑是私法调整对象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其优秀是保护企业的经营自由,其本质是保证企业实现其营利的动机。为了使企业实现其权利,必须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自由。这些,都是商法作为私法的任务。当然,我国商法也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登记、对公司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都表现了公法性质。这表明,商事权利需要多种法律规范的保护。 3、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就世界范围而言,商法的编纂体制有两种:一是采用“民商分立”的体制,即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与商法典各自独立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采此制。一是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即民事、商事统一立法,有关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或以单行法颁行之,如瑞士、荷兰等国均采此制。立法的实践已表明,我国在商法编纂方面,也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我国已有民法通则(应被视为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并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拟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将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编纂则不采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采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等分别颁布的作法。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商事法技术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需要,适时修改将是十分必要的。相对其他法律部门,其修改是较频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单行法颁行较以法典颁行适应性强。换言之,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较采用“民商分立”编纂体制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将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经济法的关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关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两大领域,关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商法则是对其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殊法,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企业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特殊物质生活领域,从而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予以满足。而这些规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内完成,需要以特别法的形式实现。所谓商事法的特别规定,主要是: (1)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如票据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2)对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规定。如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就是对民法通则中企业法人的特殊规定,或者说,它是为了实现企业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体的规定。 (3)创设民法所没有的特殊规定。如海商法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等。 基于这些特殊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民法的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在商事关系的调整中,民法的一般适用是一个原则。同时,凡商法对某些商事事项未设特殊规定者,民法的规定均可补充适用。 (2)商法的适用优先于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凡有关商事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规定者,则依照前述的民法补充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 (3)商法的效力优于民法。商事法律中关于商事登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规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此类规定,其效力优于民法。 2、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律部门。因此,历来有将商法和经济法统一把握的主张。但是,商法和经济法在具体性质上是不同的。商法虽以企业为对象,但仅调整商事关系即企业经营关系,注重商事主体个别利益的保护;经济法则确认和规范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仅调整政府及政府部门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进行经济管理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将两者分别把握的主张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二、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我国公司法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为其宗旨,摈弃了股份制试点中定向募集等不规范的作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条件,吸收国外通行的原则和作法,诸如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公司组织机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原则、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等,都为我国公司法所采用。公司法还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强调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和不得任意减资,注意维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这些,都为保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公司两种公司。但是,这两种公司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业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结构: 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权利结构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认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 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股东。由此,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实际存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 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还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规定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公司组织机构。 这些,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构造的模式。 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规定合伙企业法律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等。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形态的一种,它是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合伙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前不久才颁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保护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资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古老的一种企业形态,它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本身不需经过审批。但是,某些领域个人独资企业必要的营业审批是需要的。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4、其他企业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种企业法律制度外,我国还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企业暂行条例、农村集体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为特别公司——商业银行的运营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这些,都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不同的企业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各种投资者自由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赌博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法定解除机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做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了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调整海南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南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规范商事主体和其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来自:书签论文网三、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迅速的。但是,由于商事立法大发展的时期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商事关系变动性强,不容易把握,加之时间较短,因此,表现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一方面,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国际性,我们在商事立法中借鉴了许多国外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国外商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并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经济体制转轨的痕迹。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具有过渡性特点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适应商事关系调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条文简单,不够详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体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我国在实际上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因此,民事主体法律制度是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础,完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民事主体不能够都成为商事主体。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搞“全民经商”。之所以多次纠正司法机关经商、军队经商、公安机关经商,而仍出现反复,除了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以外,缺乏商事主体规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在经济法律中课以市场经营者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在民事主体的基础上具备一定条件后成为商事主体了。所以,应该制定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商事主体?什么是商事行为?等等。在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作了一些探索,他们制定了一个商事条例,对商事主体(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规则作出了规定,值得认真总结。 (二)完善商事组织法 如上所述,我国已经有了各项商事组织的法律,各种企业的组建和运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说都很健全。许多企业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应特别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尽快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批公司设立无效的案件,但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设立无效作出规定。二是公司法多处授权由国务院另行作出规定,但国务院一直未作出规定。这表明,这些必要的规则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规定。 2、公司制度不统一。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实际是两套:一是1993年底颁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确认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虽然公司法中表述了两者的关系,但两者冲突甚多,需要统一。 3、公司法分设股份有限公司规则和有限责任公司规则的必要性,应充分突出出来而未充分突出出来。尤其是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虽然是分别规定的,但差别性不大,使人难以感到分设的必要。甚至,区分这两种公司的意义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应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借鉴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经验,彻底修改公司法,实现公司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是废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双轨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适应这一要求,在实现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时,制定外资法,规定关于对外资进行管理、引导、监督的规则。二是将有关企业集团的规则纳入公司法框架之内,不对企业集团单独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点应放在公司的设立和公司组织机构上。 在公司设立规则上,应进一步健全公司设立中责任的规定,补充公司设立无效的救济规则。 在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上应突出解决以下问题: (1)完善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所谓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包括董事、监事的提名程序和选举程序。现在,董事、监事的提名不规范,有政府部门提名的,也有在换届时由董事会提名的。显然,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离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后者,等于自己提名自己为董事侯选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董事、监事的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股东。股东认为必要时,可以授权他人提名。 (2)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充实股东大会召集、举行和作出决议的规则,包括股东出席会议法定多数的规则和多种表决方式的规则。就我国股东大会运作的实践而言,现在既有股东如何有效实现权利的问题,也有如何防止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闹事”的问题,两者都需要加以解决。但两者相比,前者更重要。必须方便股东行使股东权,这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第一着眼点。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运营的核。心,也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最重要的目标。要提供各种有效途径,使股东能比较容易地行使表决权,要使股东有充分的机会,及时、定期地获得公司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公司经营中重大问题的信息。公司控制的市场运作应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在完善公司收购制度的基础上,应及时披露证券市场上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程序、以及公司购并、重要资产出售等特殊交易,从而使投资者了解其权利。交易应该在透明的价格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以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在反公司收购中,不能让经营管理者逃避它对股东的诚信责任。应完善股东向董事质询的规则,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充分保护公司的利益,并进而保护股东的利益。 (3)增强董事会规则的密度,强化董事责任。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相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的基本决策而言,它是业务执行机构,因而必须接受股东大会监督并对其负责;相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而言,它是经营决策机构,经理由它聘任并对它负责。因此,董事会的质量如何,董事是否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将是衡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劣的标志,也是保证公司业绩,实现股东利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制度,强化董事承担责任的机制。首先,必须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强调由懂经营、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的人担任董事。采拥“累计投票制”,使中小股东能有机会选出他们信任的董事;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这样,加之依法产生的职工代表的董事,就能实现董事会的多元结构,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的机制。其次,在强调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同时,应健全董事之间履行相互之间监视义务的规则,譬如非执行业务的董事可对执行业务董事的监督,执行业务的董事有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的义务等。再次,应制定董事长因重大过错致他人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则,以使董事长为自己的过错与公司共同承担损害他人利益的责任,也避免董事长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最后,必须强调董事(实际上也应包括经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统一。现在,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从公司得到的没有得到;另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是赔偿责任没有承担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既无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又无必要的约束机制的现状,应将现在大部分公司实行的经营者工资制改为公司法上规定的报酬制,并按照董事的贡献大小,分别由股东大会确定他们的报酬,包括奖励他们一定的公司股价。同时,要落实董事因自己的过错对公司的赔偿责任。鉴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赔偿责任制度执行困难,有必要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譬如设立董事责任保险,即董事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待董事赔偿责任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或者,设立董事股权期权,将作为董事报酬的股份的一部分冻结起来,在董事任职期间不行使相应的权利,任职期间发生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由其股价充抵;如任职期间没有此类责任,则任期届满时如数解冻。这样,既有对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也有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则可鞭策他们为公司利益尽职尽责的努力工作。同时,应和合同法规定的精神相衔接,规定表见董事长的责任,以保护着意第三人的利益。 (4)完善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机制。目前,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的现象。甚至,许多被监事会监督的董事都认为监事会是“花瓶”。近几年,一些曾经享誉全国的企业家侵害公司利益,甚至堕落为犯罪分子的事实,也表明公司监督的链条上有空白。如何完善公司的监督机制?首先,充分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监督方式,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监事的构成不合理,在选择监事候选人时,没有注意到监督工作的特殊需要,导致监事会无能力监督;二是监事会缺乏监督手段。因此,公司法虽有监事会职权的规定,却被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地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必须从注意外部监督转到注意内部监督,充分挖掘、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一是要强调选配具有专业技能的懂经营、财务会计、法律的人,经过法定程序进入监事会。二是应强化监督手段,包括赋予监事会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以使对董事、经理的财务监督成为可能。三是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代表公司的职权。当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的利益和公司发生冲突,并因此而酿成诉讼时,董事长无法代表公司,也不可能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其他董事代表公司,只宜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四是建立外部监事的制度,即经过法定程序,由股东代表、公司职工代表以外的监事进入国有股控股的公司的监事会,特别是大中型公司的监事会。 (三)尽快制定信托法、期货交易法,填补我国商事行为法的空白 信托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产业,信托公司设立和其行为的不规范,表现的很突出。虽然信托业已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整顿,但如无健全的信托法律规则,将会重新出现信托业的混乱。因此,必须尽快制定信托法,规范信托公司和信托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已在信托立法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过一次信托法草案,建议在此基础上加快步伐。信托法不仅在我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较新的法律领域。在立法模式上,可借鉴我国制定保险法的经验,将信托业立法和信托行为立法合并进行,以利于在立法精神上的统一。关于信托业是否可以与其他业种一起经营,国外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应注意到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背景。因此,结合我国金融业经营和管理的水平,似应以与其他业种分别经营为基本模式。 期货交易是商事活动中具有高度风险的快速交易,它较其他形式的交易对法律规则的需求更迫切。无庸讳言,我国期货交易曾经在几乎没有法律规则的环境中运作了一个时期,其期货市场出现混乱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期货交易没有必要的法律规则,以致出现期货纠纷无法解决,期货案件大量积压。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期货市场的发展。最近,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期货交易的法规,它无疑是至今规范层次最高的法律规则,为期货交易和期货市场的管理提供了法的依据。但是,期货交易是一种商事交易,需要通过商事行为法的完善解决。而这种需求,很难在行政法规的构架中满足。因此,应将已有的期货交易法草案加以完善,加快其立法步伐。由于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和健全期货市场是统一的,因此,我国的期货法应将期货交易行为法和期货市场管理法合并立法,借鉴证券法制定的经验,对期货交易程序、期货合同、期货交易所等作出系统、详细的规定,为期货交易提供充足的法律规则。 (四)制定调整范围较宽的破产法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构成,缺乏系统编纂,并且规范的范围偏窄。根据实践的经验,应该打破现在按所有制界限分别制定破产法律规则的作法,制定一部调整范围较宽,能覆盖多种民事、商事主体的破产法。新的破产法应在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中,注重贯彻企业维持原则,重视破产重组在破产法中的地位,不要单纯追求满足破产还债的需要.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摘要:由于证券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不断提升,证券投资成为商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商事登记制度中,证券登记制度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证券登记制度也发展了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即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专注于商事主体地位的确立,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注重于商事(证券)主体权利状态的确认和商事(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 关键字:证券登记商事登记商事登记法 一、证券登记涵义界定 研究证券登记制度,首先需要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但从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的。如果从法律渊源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证券法》第146条是关于证券登记的出处。该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证券登记,实际是证券交易登记。即证券登记是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 如果单从前述《证券法》的文字表述来进行演绎,上述结论是恰当的。但证券市场飞速发展的实践,使得上述表述范围太窄了。证券登记的实践表明,证券登记并不仅仅限于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首先,证券登记并不仅仅因为证券交易活动而产生,也可能发生在证券交易活动之外,比如非流通股股权登记、股权质押登记;其次,证券登记也可能表现为对证券交易活动过程中的行为状态确认,而不仅仅是行为结果的确认,比如收购要约登记。 因此,本文认为,证券登记是证券登记主管机关对证券行为状态和证券权利状态进行确认并记载的法律行为。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是调整证券登记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证券登记范围 哪些权利和行为需要进行证券登记?《证券法》没有对此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范围主要体现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根据证券实践所进行的规范。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范围包括: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证券质押登记、证券交易过户登记和要约收购登记等。根据登记的标的不同,我们把上述证券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权利状态的登记和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 (一)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根据权利是否受到限制,我们将证券权利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权利未受限制)和证券质押登记(权利受限制)。 1.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定职责之一,[1]它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持有人名册服务[2]。持有人名册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证券账户号码、持有证券数量、通讯地址等。在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的法律关系中,我们可以从主体角度去考察相关问题。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涉及两类主体:一是登记提供人,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是持有人名册取得人,这包括证券发行人和主办证券公司。[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其义务表现为:第一,依法向证券发行人提供持有人名册服务;第二,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进行持有人名册的维护,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毁坏持有人名册;第三,于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份公司的主办证券公司发送该股份公司的持有人名册(股份公司可以向其主办证券公司取得持有人名册);第四,在提供持有人名册时,发现同一证券持有人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情况,可对其通过多个证券账户持有的证券予以合并统计。在持有人名册取得人,其义务表现为:第一,证券发行人应当妥善保管持有人名册,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使用。因证券发行人不当使用持有人名册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证券发行人自行承担,名册提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名册提供人仅对证券发行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证券发行人应当确保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第三,证券发行人应当在办理初始登记时向名册提供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作为与名册提供人的指定联络人,办理持有人名册事宜;未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前,应当临时指定人选代行指定联络人职责。指定联络人或其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证券发行人应当自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名册提供人,并及时在指定网站更新相关注册信息;第四,证券发行人申请领取持有人名册,应当在申请文件中注明申请领取的理由,并保证所述理由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名册提供人不对证券发行人所述理由进行合规性判断。[4] 我们还可以从登记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考察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法律关系,即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问题。 (1)初始登记。此为证券发行之初的原始登记。我国证券市场开办之初,并没有强制性进行股权初始登记,只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才强制登记并托管(非流通股可不登记)。其弊端即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出于无序状态且无法监管。有鉴于此,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8月16日了《关于在深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0号)和《关于在上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1号),要求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全部股份均要进行托管登记,否则即暂时停牌。[5]自此,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证券初始登记制度。即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证券时在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的登记。这包括了股票初始登记、企业债券初始登记、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登记、证券公司债券初始登记等。[6] (2)变更登记。初始登记之证券发生了变化,即须进行变更登记。比如股票在首次发行(IPO)后进行配股、增发后的再行登记。 2.证券质押登记 证券质押包括股票质押和债券质押两大类,其实质是对证券流通权利的限制。[7]在债券质押,主要在国债回购行为中有所体现。[8]本文主要讨论股票质押。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分置,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股票质押也体现为流通股的质押和非流通股的质押。 (1)流通股质押[9]。从民商法理论上说,做为权利质押的典型形态,任何股票均可质押。即无论谁持有流通股,基于质押的商事目的,均可将自己持有的流通股进行质押并向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登记。但在实践中,个人持有的流通股无法进行质押,因为在目前登记主管机构的流通股质押登记业务中,只有证券公司自营的股票可以进行质押登记。[10] 应当看到,在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中,存在两方面法律关系。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法律关系,我们称之为基础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特别要求质押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特别资格条件,即质押权人商业银行和质押人证券公司,在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时,必须具备《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并且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票,也必须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也有其特别的规则。即登记主管机构在办理股票质押登记业务时,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拒绝接收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登记申请[11]:(1)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份,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2)一家商业银行接受的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3)一家证券公司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或高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4)被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20%。 (2)非流通股质押。由于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非流通股的质押也有特殊的规则。这些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质押标的物的股份性质若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出质方必须提交国资委或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备案表》;国有股东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不得超过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国有股总额的50%;金融类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达10%(含10%)以上的,应当有人民银行总行批文等。 (二)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1.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过户 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的登记业务中,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即过户登记)是最为经常的活动。证券交易活动只有经过过户登记,才使得其交易行为最终完成,没有过户登记,则证券交易活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实践中,过户登记在交易日次日完成,即T+1。 2.证券交易行为过程的确认和记载:要约收购登记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自南钢股份要约收购以来,要约收购事件在我国越来越多。为规范要约收购行为,中国证监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登记主管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范设置了要约收购登记程序。其程序包括:要约收购人委托证券公司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对收购人交付的履约保证金(证券)的保管、拟收购股份的临时保管、要约收购中的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受理和有效性确认、收购股份的过户登记及其对应资金(证券)的支付。 三、证券登记的法律调整 证券登记制度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单纯登记到登记和托管相结合的历程。在1990年以前,大多数国家证券的登记由专门的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结算则由证券经纪商或托管银行办理。1990年以后,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在各国证券市埸兴起,以证券无纸化存管与非流动性交收为基础的中央登记结算体制大大提高证券结算效率与安全,同时也使证券的中央登记成为潮流,分散登记体制的作用逐渐减弱。但由于这些历史演变的途径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表现在各个国家对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存管信托公司”(DTC)是依据美国《银行法》设立的公司;英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CREST,是依据《公司法》设立,香港结算公司以证券和期货条例(结算机构条例)作为设立法律依据。我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则由《证券法》规定。 我国《证券法》第146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至此,在中国证券市埸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是经过法定机构批准设立的法人,这个机构既负责证券集中结算,又负责证券中央登记。集中证券登记与结算是中国证券结算体系的主要特点。 四、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权利状态的记载和确认。即通过证券登记,可以确认证券合法持有人和处分权人的资格,[12]也可以标明该证券上的权利限制状况。另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行为状态的记载和确认,以判断证券行为结果是否确定(过户登记)和合规(要约收购登记)。 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赋予证券登记法律效力的渊源是什么?是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的约定?从朴素的法律观念来看,任何法律行为的效力渊源都是法律的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渊源当然源于法律规定。就此,我们可以在《证券法》上寻找到相应的规定。但本文认为,还应该从法律背后去寻找证券登记的效力渊源,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实际上,在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都是通过协议来实现的。[13] 五、证券登记制度对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传统商事法认为,商事登记制度是对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导致商主体设立、变更或终止的法律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得商主体资格和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其结果在于导致商主体资格的变化[14]。国内仅有的商事单行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04年4月1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也是持该种观点。其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八条规定,“商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依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第九条规定,“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商人的登记机关(简称登记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办理商事登记”,第十条规定,“商事登记分为有限责任商人的登记和无限责任商人的登记”。 但正如本文所表述的,在证券登记制度,其范围远不止对商主体的资格确认:其对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中,未受限制的权利状态与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一致的,即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对股东资格的确认。但其他类型的证券登记如证券质押登记、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等内容则远非传统商事登记制度所能涵盖的。笔者称之为是对传统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否定。 由此可以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是否需要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胡炜等33位代表认为,商事登记法是规范企业和其他经营组织市场准入行为的一项重要法律,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市场主体法律颁布施行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尽早出台商事登记法。同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商事登记法列入立法规划,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对该法组织起草论证,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拟先起草条例,待条例实施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同意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安排,建议在起草条例草案的同时,着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争取尽早通过法律来规范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15]但笔者认为,正如本文所表述的那样,商事登记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商事登记制度的调整范围尚未完全确定,目前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时机并不成熟。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摘要]商事登记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商事登记的价值对优化商事登记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效率和安全 是商事登记的两大价值效率应服务于安全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有违效率价值的问题就完善我国商事 登记法律制度实现效率与价值最佳均衡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商事登记又称商业登记现代意义的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或负责人代表人为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主体资格依照商法典专门的商事登记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内容及程序将法定登记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经其审查核准登记于登记簿并公布于众的行为商事登记法是规定商事登记的法律从广义来讲包括一切有关商事登记的法规除以商事登记法命名的狭义法律外其他法律中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法等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都包括在内故从广义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数目繁多的商事登记具体法律制度一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都有其一定的价值取向法律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来塑造社会生活反映立法者执法者及守法者期望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应符合一定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蕴含一定的内在道德性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亦是如此研究商业登记的价值有助于商业登记立法的优化选择充分保持其科学性及合理性使立法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促进商业繁荣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曾经说过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为法律价值论及法律的价值取向至少应具备两层含义一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法律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可以是一元价值目标也可以是多元价值体系二是当法律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诸目标的阶位序列尤其是终极价值目标的选择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体现商法的价值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主体的营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商主体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 的经济效益营利性这一商法的优秀理念决定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主体的管理制度必须以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和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效率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具体化为经济效益办事效益生产效益学习效率等等所有这些词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学上的观念即以较小的成本生产出等量的产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产品伦理学家们常常将效率视为功利而经济学家们却说此乃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而在法律的视野中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限制一些自由从而扩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1]商事交易以营利为目的对商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通过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力求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和贯彻短期时效主义来实现此目的商事登记作为交易的前置程序虽然要求商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前进行登记并应在实体上达到登记内容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商主体以及商业登记机关进而社会的成本支出但从社会整体角度分析经过登记和公告商主体的各项信息商主体设定出资履行组织变更合并增资减资以及解散等显然有助于交易相对方便地获取交易信息这对交易相方而言意味着交易成本的直接减少并为防范交易风险创造了条件对进行登记公示的商主体而言交易相对方迅速作出交易决策意味商主体实质是以有限的登记成本支出换取了一个由公权力奠定基础的让交易相对方了解自己的平台以各次交易的迅捷争取到交易周期的缩短赢得他次交易的商机促进交易次数的增多进而实现整体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可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通过公权力强制性的限制有效防止在自由竞争中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而可能引致的信息披露的缺失性与虚假性从而不仅在局部上保证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也为整个社会商事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了基础保障[2](P29)效率固然重要安全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社会性状因此法律的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持一种安全的态势正如台湾学者张国键称商事交易固贵敏捷尤须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则今日所为的交易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甚至于遭受意外的损害[3]商事交易的安全是保证商主体营利目的实现的基本价值之一商法为维护交易安全已经确立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的登记公示制度就是确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之一商事登记作为一种要式的强制性法律行为要求商主体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格式将商事经营的内容及事项登记注册使商事营业相关信息采用法定的形式固定化有助于交易相对人对商主体的资信及能力的了解从而预测交易的风险提高交易的安全度尤其是商事登记中的公示主义原则商事登记机关将已记有关主体事项以规范格式登载于事先确定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等之上向社会公众公开使众所周知从而保护商事交易的快捷与安全各国商事登记法均要求商事登记必须公告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P30)各国商事登记法还对各种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商业登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反映了商业登记制度体现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理念效率与安全作为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区别冲突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安全的因素二者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没有效率的安全是无价值的没有安全的效率也将时刻使交易处于危险的状态[4]从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真正地反映营利性的终极目的要求来看交易安全应服务 于效率因为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商法进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如果为了安全而动摇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那么它将失去自身的存在根据二商事登记的价值对制度构建的影响1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问题从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来看效率与安全的矛盾冲突是十分突出的大体上表现为过分注重安全价值的保障并以加强国家干预的各种机制做保障而对效率价值重视不足这也是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之所以形成现在这种状况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统一大和团体托付等观念而对于风险自由自治往往认识不足此种民族性格并非中国一国存在包括我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众国日本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这一现象[1](P85)私法领域本应以自治原则袁晓波.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及其对制度构建的影响第3期93为主要的立法理念商主体从事商事交易应自负交易风险具体在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上就是商事交易者对于交易相对方的商业信息应主依自力搜集而以政府的有限登记资料为辅而不应依赖国家管理苛求政府对交易相对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实质审查为交易人担当风险回避责任二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确立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大都是在统治者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维形势下采取的对商事活动进行控制和抑制的手段充斥着统治者武断专权的意志和对商人阶层自始至终的偏见中国古代高度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又使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行为显得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缺乏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必须的原动力商品经济这些对我国今日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特点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以服从国家管理和强化行政权力为主[5]故我国至今仍有相当学者坚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公法管理法的性质纵览西欧商事法的历史演进包括商事登记法在内的整个商事律制度皆是因商人阶层而起以维护商人阶层利益为己任滥觞于具有冒险开拓精神的商人阶层持之以恒地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行中伴随商事活动泛化商业社会成型的现实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还逐渐演绎出为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利益服务的其他功能[5]综观现代商事发达国家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多采用比较自由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对于注册资金经营范围专职人员等要么不作任限制要么要求相对较低商事组织的登记注册相对较自由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对商事组织注册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额限制不需要对注册资本验资也不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资 金等问题对商事组织经营范围也放得很宽商事 组织可以任何合法的商业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即所谓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征税你倒闭我同情你违法我处罚[6]很少限制新企业的开办以及老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的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国家积极介入私法领域的商事活动为商主体进入市场交易设置了复的程序以许可主义辅之特许设立企业高度重视商事登记的事前监督对商事登记申请者实行实质审查这对保障商事交易者财产安全有效监管市场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烦琐程序的制度设计妨碍了商事申请人投入商事活动的便捷性许可乃至特许的设立原则限制了商主体交易的自由事前静态管理的过当重视在为未来交易安全打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商事交易者从事商事活动的事前成本支出增加了登记机关事前督察的工作量其实质审查名号下的门槛性质还为相关登记部门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后的动态监管严重不足年检制度聊胜于无却又流于形式而实际上商事活动中的各种欺诈和违反登记法规的行为往往发生在事后足见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偏重安全而安全不足忽略效率致效率低下2立法建议基于上述问题寻找安全与效率的均衡点完善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登记程序中各环节时限控制缩小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登记机关故意或失职性的拖延拒绝而增大申请者的成本支出现代法治社会据有限政府理论维护商事登记主体合法权益必须限制登记机关的自由裁权这一点国外的立法做得较好往往采取硬性的时间标准注重保障申请人的效率如法国关于商事及公司登记的法令规定法院书记官在收到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即应进行登录此种申请的提交日式的规定显然比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的登记机关在受理登记申请后即发出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日起30天内作出核准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而对于何时受理并无明确时间限制的收到全部文件后的时间标志要客观且富于操作第二商主体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简化商事登记中的登记程序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受到行政作用的抑制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全面管制行政权力在商事登记中极度膨胀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专营排斥私人经营的领域商主体的设立方式普遍采用许可设立并辅之以特许设立商事登记几乎被扭曲为行政上的营业许可几乎不体现私法功能[7]审批核准前置程序过于繁杂过度加大申请人的交易成本妨碍了商主体以便捷方式投入商事活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主体的成立经营范围乃至从业人员住所注册资金投资人等均需一些部门预先许可的现象[8] 采用准则设立申请登记者不需要报请有关行政主管机关批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就可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后予以登记注册取得主体资格准则设立使依法设立对任何人均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采用法定形式平 等自由地进行经营活动消除特许设立和许可设立中行为人通过设立牟取经营特权的可能性它使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94商主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主体并能凸显商事登记创设商主体资格的私法特征因此我们应借鉴英美法的一些做法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仅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商主体和实现国家产业政策有特殊意义的商主体仍采用核准设立或特许设立简化商事登记程序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第三在登记审查上与准则主义为主要设立原则相一致采用形式审查缩短登记程序关于审查行为存在着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和折衷审查三种立法例形式审查即登记机关仅仅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从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的角度进行审查而不对登记事项的真伪进行调查核实实质审查则要求登记机关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不仅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合法而且要对申请事项的真伪进行审查折衷审查则是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有重点地进行审查尤其是对有疑问的事项予以审查如果发现有不实之处得依职权拒绝登记登记机关只享有实质审查的职权而不负有实质审查的义务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全面审查制也即实质审查制对于实质审查制的情形类于我国司法传统对实 体正义的偏重我国理论界一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结加之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确难使人 的私法性质又要求实体性责任为私法责任则申请人登记不实给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害由谁来承担责任此种任的性质又如何理解放弃对登记机关相关责任的追究行政权力就成了单纯的权力要避免实质审查流于形式权力寻租只能强化登记机关及登记人员的责任而这又会使登记机关为登记申请设置更多的限制效率更为低下如此看来实质审查制忽视市场淘汰机制对虚假现象的惩罚作用以政府审查代替市场主体评判凭借政府权力严把市场准入关卡确立信用秩序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反而扩大商主体的事前申请支出损害了商事交易的效率还要承担致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 经济法律制度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强大的信息网络富有成效的事后监管和我国当前幼稚的市场。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体系 藤冈信胜在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时候曾经说: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反日的资料而对日本进行惊人的颠倒黑白的描绘的产物。(21)他在1996年11月26日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研讨会上还提出:“教科书的目的是把下一代日本人培养成日本国民,日本的年轻人不应当以日本为耻辱。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是国家教育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不能让与日本的国家目的相反的教科书流行。对教科书的审查关系国家的尊严,所以必须坚持。(22)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成立之际发表的宣言中也说:“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是要把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形象与品格均衡地展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的祖先们奋斗不息、努力追求,经历失败与痛苦,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我们的书不仅要在学校的教室中使用,而且要成为父母们向孩子讲授历史故事的教科书。”(23) 上面的表述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历史教科书,是立足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进行全面反扑的基点上,所以是根本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否认和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歪曲。 首先,该教科书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说:“所谓学习历史,并不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其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在该教科书的送审本上,竟公然地写道“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这本教科书大量地随意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同时,对于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作者则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科书完全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其次,这本教科书全文刊载了天皇的“教育勅语”。人所共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语”是与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紧密结合着的,是日本战争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事物。所以在日本战败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时,天皇的“教育勅语”是首先从教科书中被删除的内容。战后5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没有公然地全文刊载“教育勅语”的。对天皇“教育勅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认识水平的标志。而扶桑社教科书不仅全文刊载天皇的“教育勅语”,并且在书中介绍说:“(教育勅语)教育日本国民作为近代国家的国民,应孝敬父母,必要时为国捐躯。所以一直到1945年,学校的课本一直是刊载(教育勅语)的。”(24)这样的介绍根本没有说明“教育勅语”与战争的关系,相反,却给读者一个肯定“教育勅语”的印象,从而也就表明了作者肯定军国主义和肯定侵略战争的态度。 第三,在这本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自省的意思,相反,竭力说明战争的合理。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强化,关东军北有苏联的威胁,南有国民党的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25)“日中冲突”(卢沟桥事变)则是因为不知什么人向根据条约驻守在北京郊外的日本军队开枪引起来的;(26)“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在ABCD包围圈的经济封锁下不向美国屈服的选择,(27)等等。这些认识,与战后一贯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是所谓的“解放亚洲”理论。这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在教科书上面的具体表现。 上述三个问题,可以说概括了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的体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教科书,是日本历史上“大亚细亚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回潮。这种体系的教科书的出笼,是对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反动,是向战前教科书体系的回归。所以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本教科书的危险性在于其走向战争的体系。 我们之所以特别指出该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对该教科书的批判,大多注重从该书中寻找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地方有多少处。当然,这本书中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地方比比皆是,从数量上是无法统计的。即使选取大的方面,也有相当的数量,对这些谬论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实质问题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否认侵略历史事实,而我们批评新编历史教科书,也不能仅仅指出其中若干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决不能选择一些具体问题加以批判就可以了。 必须看到,教科书问题反映出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趋势,所以在这一问题出现后,不仅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而且也在日本的思想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引起很大的震动,构成日本战后教育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面对国际化的挑战种种反应。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历史社会教育,历史观教育的问题,是日本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上的重大问题。应当说,日本社会对于教科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表述,其实是有许多不同认识的,赞成扶桑社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的人也不少。但是为什么采用率那么低?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危险的体系。 以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刚刚出版的专著-《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指出::教科书问题有两个侧面,一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攻击,特别是对侵略、加害记述的攻击,一是对日本历史教育的修正。正是为了实现后一目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才在日本展开了对教科书的攻击的国民运动。(28) 如果仅仅满足于选择具体问题进行批判,而忽略教科书的体系,不注意从这本教科书与战前、战后教科书体系的对比上思考问题,就等于容忍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体系,就有被导入解放亚洲的理论体系的危险,有落入编纂会设置的圈套中的危险。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2 二、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总的看来,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与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当时日本经济刚刚恢复,仅仅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军事大国”的目标,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相反,却招致来自和平主义的反对。有的学者称之为“复古性的军事大国”梦想。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时日本的国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综合实力比50年代是大大提高了。这时,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应使日本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地位,要跻身于世界上大国行列的狂热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思想再次抬头。 当时,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要求,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大国意识”。接着,在1985年,即日本迎来战后40周年之际,中曾根又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主张,他在自民党轻井泽研讨会讲演时曾经说:关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评是奇谈怪论,日本要从“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等“自虐”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审判原则和判决做出重新评价,确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识(19)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实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先是以自民党组织推动在学校的开学、毕业的典礼上升国旗和唱国歌的活动为前兆,接着,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对82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被审定为合格的教科书,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须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表述上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面前受挫,1982年8月26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此后,文部省决定在审定基准中加上:“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有必要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国家对近现代史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的“近邻国家原则”。(20) 分析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抗议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固然强大,但是与其它大国相比,对海外的投资刚刚开始,以出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使其不能不重视亚洲大市场的反响,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尚未得到企业界和财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与前两次对教科书攻击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首先,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日本资本在这一趋势下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在亚洲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在海外的现实使企业家对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对于这一情况的有力证明就是在90年代后半期相继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与“日本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的法案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终于向军事大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的竞争力低下,社会问题丛生,种种神话破灭,暴露出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世纪末心理”蔓延。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就是必然的了。利用这一机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日本“国旗、国歌”的问题终于在国会通过,针对多年来“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宪法的问题,也终于在国会中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已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这种局面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有利的背景下,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也仍然接受了前两次攻击教科书的教训,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面目掩盖起来。具体来说,是通过所谓“国际贡献”论到“保卫国家利益”论,进而再从批判“自虐”论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通过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逐步地向战后改善的教科书发起攻击。 “国际贡献”论说强调日本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责任,为派自卫队参与国际维护和平活动做辩护,宣扬那就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一命题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一观点的后面,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实际真正强调的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在调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接受了这一看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立即“理直气壮”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将侵略行为美化为对亚洲的贡献,即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则被他们指责为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书当然要受到批判,编写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描写“光明的日本”的教科书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右翼和保守势力推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逻辑。 上述情况说明:右倾保守势力与右翼势力这次对教科书攻击是在对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又建立了关于其理论的系统工程,至于在组织上发动日本国民的具体策划和准备,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披露。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这次在教科书审定前,就有北海道议会、千叶县的议员联盟等提出取消“近邻国家原则”的主张。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既然对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与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试锋芒后就立即鸣金收兵。人们已经看到,就在教科书的采用率局势明朗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书遭到惨败的时候,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起到了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打气的作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又给日本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卫队,进而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从这些在教科书采用局势明朗化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日本社会今后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因此对教科书的攻击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可放松警惕。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年前,日本的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编写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的审查,从而掀起了教科书的风波。到去年的8月,全日本130余万中学生中选择使用这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扶桑社教科书”)的比率只有0·039%,使得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学校采用的环节上受挫。近来,教科书的风波表面上似乎有所平息,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也制定了“复仇”战略,准备在下一次的教科书审查时卷土重来。根据日本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提供的信息,采用结果出来后,“编纂会”重新确定了会长等人选,制定了第二阶段的三项“复仇”目标,即一是在今后4年里改变教科书的采用制度,二是努力推行扶桑社的教科书,三是掀起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运动。新会长田中英道宣称要把修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的社会科教科书以及中学的国语教科书。(1)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教科书的问题是很必要的。 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中特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优秀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右派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右派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优秀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右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右派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1997年2月4日后,右翼团体大行社每周有三天到出版社前抗议,4月8日,150台右翼的街宣车集中向出版教科书的“大阪书籍”示威。这一年的日教组教研集会时,右翼团体特地将街宣车开去,在车上大书“学习藤冈史观”的字样。 综上所述,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般认为的“右翼势力”其实有由多种势力构成的。他们固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在组织上甚至有联系,但是在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势力进行具体的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原因 [摘要]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本文对日本最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问题进行了述评,并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宪章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各方争论的是过去,但其实真正担忧的是将来.因此,我们的批判与争论不应只重于一时一事,而更重要的应是找到面向未来的解决之道.不能让过去的历史撕裂未来的亚洲.应努力建立有关教科书问题磋商和交流的正常渠道和机制,致力于建立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如果在未来亚洲国家要象欧盟国家一样走向一体化以求共同的更大发展,那共同的历史认识就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本科毕业论文: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伴随着新课程的推行,高中教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课程理念呼唤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模式,而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又靠扮演者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迅速转变角色,以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教学。角色应如何转换?笔者就此谈谈自己初浅的认识: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2、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以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社会探究技能和实践能力、沟通与合作、社会责任感等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新课程的实施使教学面临许多根本性的挑战,要顺利实施新课程,首先就要求教师从传统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塑造自己的新角色,这是实施新课程成败的关键 本科毕业论文: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优秀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 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本科毕业论文:司法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下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探讨 摘要: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训练目标,应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转换。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转换。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转换。本文基于该认识,详细设计了论文写作的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流程和评价标准。 关键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在传统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训练中,选题偏重立法论角度,而缺少解释论角度;论证方式采用教科书式的阐发,而不是严密的推导;论证结论难有价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习资源,而且,使得学生对法学研究乃至对法学知识留下了恶劣的感性评价。而司法实践中真正需要的法律论证能力,由于没有教师的系统指导,只能留待学生到工作中自己进行碎片式的摸索和碰壁后的自悟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是,从目前国外法科学生的培养方法来看,普遍性的规律在于,法科毕业论文,甚至是学习中间的论文写作,都应该树立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而不是树立以培养法学家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具体而言,需要改变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立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 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 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也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有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如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 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也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 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侵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如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恰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司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论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8.表达流畅,不违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的基本情感和表达方式,可接受性强。 完成上述论文指导,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也对指导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应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也要从事司法实践,才能具备选取恰当案例,熟练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等能力。只有指导教师熟悉司法习惯、法官心理和社会心理,论文的指导和写作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坐而论道。 作者简介:王韬(1976-),男,河北泊头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执业律师,研究方向:刑法学,经济法学,经济刑法学。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初探 摘要: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着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完成时间仓促,指导资金不足,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等困境。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关键词:地方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论文指导 本科毕业论文是中国本科教育中的一个综合性实践环节,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和鼓励学生勇于创新的重要平台。2004年教育部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处理好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1]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界定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学生运用本科所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对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的实践锻炼过程,也是学生对大学四年本科学习成果的一次综合性总结,是高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论文不仅是高校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一个重要方式,对培养学生素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生进入社会从事专业工作之前的预演。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004年修订,沿用至今)中,对于学士学位已明确了两条考核标准: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2](P4) 二、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取得的成就 (一)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 以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旅游系旅游管理专业为例,2001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时,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1人,指导教师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6人。而到2013年,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4人,指导教师中教授有2人,副教授6人,讲师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4人。此外,还从学院地理系、教师教育系等聘请相关教师参与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职称、学历不断提升。 (二)旅游管理专业论文选题逐渐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广,理论知识基础宽且实践性强,所以,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时范围相对较宽,增加了选题的难度,导致学生选题出现空泛的问题。如“我国旅行社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对策”、“中国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等。从2002年开始至今,从各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来看,已逐步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多以中国、云南的某一县市、某一区域的区域旅游开发、旅游产品开发,抑或某一酒店某一类型服务项目的开发,抑或某一旅行社产品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现状等进行探讨研究。 (三)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工作已实现了从重结果向重过程的转变 论文指导工作从第七学期学生教育实习回来后的11月初开始直至第八学期的5月中下旬,历时6个月的时间中,对学生毕业论文召开专门的动员大会,交代毕业论文撰写工作中的整个流程、具体要求、注意事项并分旅行社管理、区域规划与开发、酒店管理三个方向要求学生报名,按照学生报名情况进行分组并安排指导教师,各指导教师按计划进行各组开题,要求学生提交开题报告、论文研究综述,之后再进行论文撰写及一、二、三稿的修改工作,同时学生还要对指导教师论文每一稿的修改意见进行整理记录,提交论文指导记录表。论文指导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程序环环相扣,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后面的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这种论文指导工作重心的转变,也说明了论文指导工作正逐步迈向规范化。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一)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 统计数据表明,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2006~2009 年,高校毕业生分别为413 万人、495 万人、559 万人、611 万人,而就业率分别为77%、70%、68%、68%;2010年高校毕业生增至630万人。扩招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使大部分学生奔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等,无法专心致志地完成或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二)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完成时间仓促 毕业论文的撰写一般安排在大四下学期,从学生参加各种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师范类学生)等返校后仅6个月或8个月时间,在仅有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学生既要确定选题又要参与一系列的实证调研、收集文献、撰写等工作,时间非常紧迫,加之找工作、考研等,论文质量往往不尽人意。有的学生为节省时间,干脆省略了实地调研的环节,使论文空泛、缺乏论证数据。有的学生甚至从网络或其他途径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学校对此虽三令五申并采取将学生毕业论文上网、学术不端检测等手段,但抄袭现象仍屡禁不止。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毕业论文的指导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教师除了论文指导费用外,没有其他经费的支持。学生为撰写论文的实地调研、实习等经费也十分有限。[3](P17) (四)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入学门槛的降低,大学已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截至2009年底,我国高校在校生为2900 余万人,居世界第一。[4](P23)旅游管理专业由于是面向全国招生,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间本身在学习水平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学习态度和对自身要求的不同,使得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把握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一、二稿就可通过,有的却需要五、六稿甚至更多。此外,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偏差,排除时间的仓促外,有的学生虽已找到了工作,但考虑到毕业论文并未对今后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依然不会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完成论文撰写。[4] (五)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 在高校论文指导教师学历、职称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增强的同时,仍有部分教师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高度重视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出现学生找不到教师或教师不能及时修改学生提交的论文;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论文缺乏新意、条理不清、论证不充分等论文质量问题。 (六)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在整个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学校虽让指导教师通过网络完成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的审核工作,但这些做法流于形式,除了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外并未产生真正监督的作用。另外,在奖惩机制方面,除对为数较少的优秀论文进行奖励外,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论文却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严重挫伤了那些责任心强,认真指导论文教师的积极性。 四、 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的措施 (一) 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 将毕业论文撰写时间调整至大四上学期,在大三时就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布置科研任务、阅读材料,大四下学期学生便可专心进行实证调研、收集资料数据,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论文的撰写,也能与指导教师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同时也能减少大四下学期中论文撰写与就业、考研的冲突。 (二) 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 随着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指导论文的学生人数也有增无减,一个教师指导8~10个学生已是家常便饭。通过学校和学院共同承担的方式,可设置一个“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根据教师指导工作量给予相应的报酬。同时也可增加学生论文调研、实习中的经费。 (三) 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除毕业论文动员大会教育学生重视毕业论文、了解毕业论文外,还应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论文指导”之类的课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论文写作的能力。与此同时,指导教师也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让所指导的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项目中,为学生提供科研训练的机会。 (四) 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 学校以及学院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方面的教育,为教师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提供条件。对论文指导工作的监督必须实现具体化、量化管理,如修改次数、与学生见面次数等都必须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五) 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借鉴研究生的教学模式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大三开始组织学生确定专业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通过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其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布置调研任务、推荐阅读材料,到大四上学期,对学生论文的撰写进行具体指导。学院负责本科论文工作的领导、应对教师完成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在奖惩机制方面,除了评选学生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之外,还应对指导优秀论文的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整体水平较高的教师给予奖励。而对缺乏责任心、指导的多数学生论文存在质量问题的教师予以惩罚。 此外,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还可结合专业特点,突出其实践性强的特征,采取多样化形式。如某旅行社旅游产品营销方案、某区域旅游规划方案、旅游专业相关调研报告等均可作为毕业论文的形式。 总之,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作为教学实践中的重要环节需要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对本科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才能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乃至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现状调查与质量提升路径 【摘 要】 文章以经管类本科学生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了毕业论文现状与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提出,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充分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以求从态度、能力和制度上提升论文质量。 【关键词】 毕业论文; 影响因素; 质量提升 一、引言 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之声,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指出通过对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毕业论文整体质量下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科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生源质量因大学扩招而受到影响,相应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也未能达到。另外,硕博层次人才培养的增加对本科生就业带来冲击,社会也改变了对本科生能力的一些要求,本科生培养目标随之有所变化,学校不够重视毕业论文。还有,学生做毕业论文时应付了事,把主要精力用于找工作、考研上。针对这些情况,有些学者提出本科毕业论文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应该取消它。 本人认为,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仍是其他课程无法完全替代的,是本科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通过对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等做实践的验证,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假设,并且期望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手段和方法作为提升质量的关键路径。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本校2012届本科毕业生,对会计、金融等专业发放了调查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90%。 调查问卷的设计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本校及其他国内外几所院校教师和学生做了访谈后,充分考虑了写作不同阶段中影响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并结合相应的信息进行汇总。 (二)统计分析 1.“写作前”基本情况 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来看,不考虑交叉重复,也只有约1/7的学生初步接触过科研工作,主要为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参加创新性实验计划或挑战杯和撰写。在这些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设计了一些课程是要求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认为这些课程活动的开展对毕业论文有帮助的占90%以上,具体在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比较与处理数据、撰写论文这几个方面。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内容要求及写作格式的了解主要来自教务处网站上的规范文件和所在学院发放的指导手册、指导教师的指导,学院组织的相关讲座和课程论文或报告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2.“写作中”基本情况 选题方面,论文选题性质有86%属于应用研究类,理论研究类、案例研究类所占比例很低;题目来源中结合社会生产实际的占80%,来自于教师课题的只有7%,其他为学生自拟和其他情况。选择选题时,学生主要考虑的是选题资料易收集且具有普遍性和易撰写、与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有关、选题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这三个方面,选择比例都至少达到一半。 学生方面,很少通过平时和毕业实习积累来获取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资料,半数以上的学生主要通过上图书馆和上网查阅、由指导教师提供。学生完成论文的时间有约10%在一个月内,约30%在三个月以上,其余在两到三个月内,时间投入还是存在差异的。毕业论文中约5%的学生整篇文章都是自己的观点,约80%的学生对别人的文章进行裁剪并融入自己的一些观点,约15%的学生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学生认为有助于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是扎实的专业知识、方便的网络和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便于找到资料和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强,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论文质量取决于自身、学校和老师,选择参与过课外创新实践的训练、通过毕业实习积累的实践技能这些因素的较少。 指导老师方面,与学生交流的方式主要是毕业论文系统、电话沟通和短信交流,占大多数的是一周一次和半个月一次。约85%的学生认为指导教师给予毕业论文的帮助很大;约90%的学生认为指导老师指导态度认真。学生认为论文撰写中思路设计和论文撰写环节最需要老师指导,而在实际过程中老师指导最主要的正是这两个环节。另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实习单位带教老师对学生有无指导的约各占一半,有指导的主要在思路设计和数据等资料提供上,指导作用一般、几乎没作用或不好说的占2/3。 3.“写作后”基本情况 学生认为学校、学院毕业论文写作的组织管理工作做得很好或好的约占80%。学生认为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有:没有提高论文质量的动力,其好坏与找工作关系不大;无心认真做论文,忙着找工作,就业压力大;平时缺少写作锻炼,自身能力较低。学生认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难点在文章结构方面、案例分析方面和联系实际方面。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对找工作乃至走上工作岗位作用一般的约占70%。 4.学生论文成绩基本情况 学生论文最终成绩优秀只有2%。论文成绩三部分中指导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评阅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难度与工作量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而答辩小组评分中主要的三项失分点为回答问题的正确性、逻辑思维能力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学生论文失分点主要是由于创新能力缺乏、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欠缺及对论文内容论述不充分等造成的。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把“毕业论文成绩”作为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优秀与良好=1”与“中等及以下=0”,用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选取“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认识”、“是否参与过科研活动”、“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完成论文时间是否在三个月以上”、“所需资料是否来源于平时或毕业实习中积累”五个变量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所有因素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除“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这项除外,其他因素与论文成绩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学生参与过科研活动对于论文质量可产生一定的提高作用,但因为项目少,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机会参加,从而导致了统计的不显著。而“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方面,这些课程的开设存在一些问题,流于形式,要求不严,未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有重要的思想认识,但在写作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真正认真投入,因态度的不稳定性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还有,一篇质量较好的文章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完成,因此写作时间与论文质量没有必然的显著联系,写作时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论文所需资料如果来源于平时或在毕业实习中积累,应当对论文质量产生有利的影响,但还是缺乏普遍性,论文写作与平时课程的衔接提升、与实习过程的有效结合都没有很好地进行。 三、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的调查统计来看,影响论文质量的因素诸多,可归纳为: (一)写作态度 一个人心理与行为会受到态度的影响。写作态度直接影响论文写作这一行为的状态和质量。学生如果有正确的写作认识,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写作,就能提高写作效率,激发创新性思维,改善论文质量。否则,就会马虎了事、大量抄袭、逻辑混乱等。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写作阶段不少毕业生忙于实习、就业招聘、考研等,不稳定的状态使学生情绪常有波动,直接影响到写作态度。因此,在写作前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再加上指导教师认真耐心的指导态度,从而不断地修正学生的写作态度,这样学生态度的波动因其事先的准备和具备的能力而使论文质量不受到太大的影响。 (二)专业能力 论文写作体现了文献检索、研究设计、应用调查与分析方法、文字表达、计算机操作运用及与教师沟通等多方面能力,综合要求较高。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缺乏知识积累,相关书籍和论文阅读少,忙于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经管类专业学生还要考会计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花费了大量时间。在研究方法方面,经管类学生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应用方面的训练,数学和统计学基础相对较薄弱,因此有必要调整专业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改变只重视专业知识传授的传统局面。 (三)管理制度 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校和院系通过规范教学管理制度约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从而影响论文质量。除了每一个环节都规定进度、格式、内容、评分标准等具体规则来发挥规范机制的作用外,还应积极引导和有效约束。学校和院系通过建立相应制度,应积极调动和组织教师、学生参加各种科研活动,教师的科研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引导学生创新。在约束机制方面,各项规范制度的实施应严格执行,不应过流程走形式,如为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可考虑在互评环节组织两名教师进行匿名评阅。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对毕业论文现状和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综合性质量提升路径。 (一)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形成以培养学生科研意识与能力的良性循环体系 从学生入学开始,可通过定期开展专家讲座、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座谈会等营造良好的氛围,引导学生认识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专业知识,还应了解学术发展前沿和具备综合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培养方案中大学二、三年级是学习专业课的关键时期,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应完善有关课程的开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尤其是那些安排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课程,更要精心设计、有效组织和严格考核。论文或报告具有陈述的严谨性和研究的规范性,需要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否则很难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可针对性地开展有关的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要求和系统掌握写作规范和方法。通过前几年的多渠道多形式的锻炼培养,学生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写作能力,运用专业知识去综合论述论题。论文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学生某一方面能力的欠缺,可在以后的课程实施设计中加以考虑以改进对学生的培养。 (二)充分调动和组织院系、教师和实习基地各方资源,配套建立相关制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依赖课程学习这有限的途径来完成,应通过院系有计划地组织,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实践活动中,结合所学专业知识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日常注意收集有关资料信息,为完成论文做到“有备而来”。院部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来引导和调动教师和学生。系部组织扩大学生参加各种科研实践活动,包括教师申报的各项课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参与科研活动,通过“干中学”的方式真正深化掌握专业知识,培养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清楚地了解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流程,形成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这对论文质量的提高会带来帮助。另外,院系建立的实习基地应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日常专业课教学中,可请实习基地的专家“现身说法”,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情况,激发他们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在论文选题阶段,可更早地让学生去实习基地做短期实习,让选题从实际中产生,得到实习基地专家的指导,让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得到锻炼。 尽管本文探讨了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提出了一些措施,但是并没有陈述穷尽,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 本科毕业论文: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毕业论文是全面检阅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整体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状况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学环节,搞好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对全面提高大学生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为例,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为抓手,研究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实践 一、基本情况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2013年应届毕业生289人,共完成289篇毕业论文。为切实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学院整体教学水平,我院从组织领导、过程管理、最终考评等几个方面下功夫,着力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经各论文答辩组严格评审,评出优秀毕业论文42份,占全部论文的比重为11%。 二、实施过程 1.指导老师的选派:2012年11月遵照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的安排,经过学院考察和认定指导教师指导资格,填写毕业论文设计书。这也为学生撰写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选题:为使学生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我院根据学校的规定、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和专业特点提出了对课题的要求,鼓励实验性、动手性强的论文选题,压缩简单综述性选题。要求研究生导师以实验性选题为主,鼓励学生广泛查阅资料进行自主遴选,指导教师面对面加以指导,全面落实选题,保证学生所选题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难易程度适中,做到学生一人一题。 3.论文撰写:为方便学生正确写作毕业论文,我院特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审查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等,以系部为单位召开毕业设计开题讲座,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写作要求、成绩评定等进行了统一的要求及讲解,力求规范、严谨。进行中期检查和硬件验收检查,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改论文,形成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意见。 4.论文答辩:学院成立了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毕业论文的评阅及答辩总体安排,确定论文评阅老师。对于论文评阅,要求教师按照论文的学术水平、使用的研究方法、规范性、结果等进行全面、认真地审阅和评分。答辩委员会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要求全体毕业生学生准备PPT参加论文答辩。并在答辩前召开答辩组成员的培训工作会议,把答辩的安排和程序提前发放到学生手中,确保答辩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为答辩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很好的准备。 三、创新点与效果 1.强化选题环节,让学生想好再下笔。针对以往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学生论文选题变更较多,且写作过程中多次重新来过严重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情况,学院领导及时调整2013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工作思路,将毕业论文选题环节作为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初始阶段的重点工作来抓。首先在开题前组织各系部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以讲座的形式介绍如何准备开题报告;要求各毕业设计小组组织开题答辩,使学生通过陈述自己的选题理由以及设计设想明确了毕业设计思路,而指导教师也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认识误区有了全面的了解,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修改意见,从而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相同问题上的思维角度和思想深度。 2.严抓毕业论文规范,“成文先必有形”。对学生毕业论文规范性的要求既是为了提高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也是为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踏实做人。为此,学院在部署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就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要求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务必熟记于心。 3.加强过程管理,让学生“有压、有解、有为”。为了全面提高毕业生毕业论文质量,学院加大了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毕业设计进度进行,另一方面,根据学院的工作部署,要求指导老师有毕业设计指导周记,经常性地、及时地跟学生联系,就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指导意见。 4.全面答辩,增强竞争力,提高了毕业论文水平。毕业设计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核。由于学术论文的陈述、答辩也是一名毕业生能力的锻炼,因此我院实行PPT答辩的办法,既保证了毕业生能够有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又给指导教师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整改,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5.把好论文质量关,保证了毕业论文质量。答辩前的评审是对毕业论文定稿前权威的审阅和评定。为此,在毕业论文答辩前的评审过程中,我院实行集中指导教师、评审教师制度,为切实把好毕业论文的质量关,真正起到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作用。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尽管我院严格要求毕业设计和答辩工作,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个别学生的论文质量不高,缺乏深度、力度和创新点,知识面比较窄,思路不够开阔;二是虽然禁止了抄袭,但仍有个别学生参考他人成说过多,致使论文较少新见,少数学生持敷衍的态度等;三是选题中缺少专业术语,部分同学出现口语化内容;四是少数论文注释、参考文献标注不规范;五是外文摘要、关键词错误较多;六是少数学生的答辩水平不高,回答不准确、不简洁、不流畅,对如何撰写论文了解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我院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认识。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需要在平时教学中渗透,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组织有科研实力和经验的教师在学生中认真开展撰写学年论文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毕业设计前,要给学生作动员,强调毕业设计的重要性,制定严格的考勤、考核制度,让每个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职责。能够积极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并完成毕业设计。 2.强化选题训练,从源头上保障毕业设计选题的价值,杜绝选题太偏现象。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键,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对能否达到本科教学环节所规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从学生毕业设计过程来看,出现问题最多的是选题没有选准,有些选题大而空,难以驾驭;有些选题不切实际,无法研究。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务必把好选题关。 3.开展毕业生毕业论文技能培训。从近3年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实践来看,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不够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知识储备不够,文章写作难出质量,难上档次;二是学生文字编辑与处理能力较差,基本格式规范掌握不好,计算机技术不强,这就给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为此,我们建议在启动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和过程中,要适时对毕业生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要提高学生使用计算机(包括索取信息、计算机绘图、数据处理、多媒体软件应用等)的能力,以及对资料、信息的获取及独立分析的能力。 4.严抓过程管理,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纵观毕业设计的整体情况,我们发现一部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较高,毕业答辩的整体评价较好;而也有个别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不尽如人意,不仅不能准确驾驭选题,在毕业论文写作态度上也存在问题,往往喜欢投机取巧,从网上或别的期刊上大量摘录他人文章,我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求指导老师加强优秀论文的指导的同时,尤其要重视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决不轻易放过任何一篇不合格论文,指导学生修改直到合格为止。在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中,我们将要求指导老师务必及时监控每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根据毕业论文初稿、二稿、三稿的质量层次,做好优秀论文的进一步指导工作和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 作者简介:刘华旭,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教务科研办公室主任,经济学硕士,工程师;杜京义,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工学博士,教授。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笔者通过对所在院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做初步调查,探索了前人研究的几个问题。调查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作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本科生地方高校商学院毕业论文调查 一、引言 我国自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论文。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获得学位。本科毕业论文是指本科生申请学位需要提交的论文,是衡量大学生四年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不断下滑,甚至引发了其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笔者也参与了毕业论文的指导,发现这一教学环节有很大的特殊性,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为使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提升,从而推动教学、科研水平,本文针对所在高校商学院师生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并对商学院三个专业的部分大四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70份。 二、调查 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扩招导致指导教师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2.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3.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时间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问卷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 三、访谈及调研结论分析 访谈结果显示,只要是本科毕业班的学生修完全部课程,都可以参加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辩通过后,就能拿到毕业证书。做毕业论文的人一般都能通过,不及格的人数极少。 (一)指导教师人员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本科生的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85万,13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4.28倍。但教师增长的比例远低于学生的增长,这就导致了师资比例失衡。一个教师至少要带七八个学生,甚至更多。笔者所在的系,教师人均需要带12个学生。由于指导教师精力有限,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指导到位。在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100%的学生认为教师给予的指导时间是充足的。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只要学生有要求,指导教师都会予以耐心指导。34.28%的学生在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统计,31.4%的学生提到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建立模型,21.4%的学生反映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料查询。这也体现了商学院专业论文的特点:模型和数据是学生在写论文时的难点。只有11.4%的学生反映在选题时遇到困难,17.1%的学生提到会在写作时遇到语言组织方面的困难。学生最想得到的帮助依次为资料收集、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在写毕业论文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专门的学术训练。 由上可知,论文指导过程中反映的教师资源不足,主要是指教师在论文内容结构上的指导不足,而不是教师指导时间的不足。也可以说,指导教师人员比例下降并不会直接导致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如果教师变换指导方式,从资料收集方法、论题知识讲解等集中入手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二) 本科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 本科毕业论文一般要经过选题、初拟大纲、论文写作、论文修改、论文定稿、论文答辩等环节,时间一般为半个学期。这个时间对一篇本科论文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本科毕业论文除了程序上的严密外,还要通过检复率来保证论文的质量。但访谈中笔者得知,大多数学生写论文只是为了交差,为应对有些学生甚至任意删减词语、打乱语句排序,造成论文词不达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懈怠和教师管理的不严格。再有答辩流程,基本上参加答辩的学生都能通过,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对论文答辩的不重视。由此可见,整个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不完善的。 (三)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写作时间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调查统计学生在论文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如下: 75.7%的学生写作论文的时间是1-2个月,理论上学生论文写作时间应当足够,但事实并非如此。毕业生一般在大四下学期甚至更早就开始确定下一步目标,或考研、出国学习或找工作。随着高校扩招,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直接转嫁到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考研复习也会导致学生无法安心写作,甚至考研失败后,学生还得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可见,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受挤压和学生精力被占用,的确会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四、思考与建议 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本科教学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不同于其他课程。因此,要提高其质量,它的评价过程与教学方式应当与一般课程有所区别。 (一)对论文评价过程进行改革 笔者对商学院学生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其毕业论文的类型有以下5种: 这5种类型的论文写作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让其选择适应难度的类型,并进行评价。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也有学生反映他们写作论文是为了模型而模型,失去了学术论文探求真理的本性。因此,可以让学生根据论文内容选择论文类型,进而分层次、分类型进行评价。 (二)鼓励学生将论文与实习内容相联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商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应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调查表明,有82.8%的学生参与了实习,其中46.55%的学生毕业论文与自己实习内容相关。这些学生都表示,实习对他们论文写作有帮助。学生的毕业实习往往与今后的工作相关,如果将以后的工作与论文相联系的话可以获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可以建议学生选取综述型或调研型论文进行写作。 (三)对论文培训过程进行改革 经调查,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想得到的帮助如下表: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找资料,而找资料一般是可以统一培训的。可以在学生之前的课程中增加文献检索的相关知识,进行初步的学术锻炼。其次是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的缺乏,而这些是可以通过不断积累获得的。 (四)严格论文评价结果 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论文评价过程理应相应做出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但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德国、法国、丹麦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本科毕业率都在70%以下。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严格论文评价结果,分层次评价,不合格的论文坚决不给通过,这样对提高论文质量是有帮助的。 五、结束语 本文对笔者所在商学院的三个系的毕业论文情况做了初步调查,探索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并根据调研结果做出分析和建议。但笔者调查范围较小,涉及问题有限。今后,笔者还将继续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与从事本科生教学的教师们一起,努力使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有个飞跃。 本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摘要】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是各高校普遍的问题,除了质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外,时间安排过于简单和粗陋,没有细化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学生和老师都不能科学地运用时间,导致时间不知觉地过去而任务还多,最后时间到,慌忙收交并进行答辩,是论文质量下降的关键因素。本论文设计了详细的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表并详细说明,可有效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3校级教学改革课题编号:N201340 “国际经贸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与时间风险控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的原因及表现 本科毕业论文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是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教学课程。然而,由于课堂教学外的各种干扰和冲突,如实习、考研 、考公务员、考各种证件和找工作等,占用了相当多的论文调查和写作时间;更为主要的原因,完成论文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多数学校没有把应该完成的任务进行各时间段的具体细化和监督检查,多是简单的几行规定安排,没有时间风险控制的具体措施,论文写作只在文件粗略规定,过程流于形式,老师无法有效指导,学生没有经验,错误认为时间还多,没有考虑到写作过程的复杂性,加上自觉性差,没有进行时间风险控制,面临毕业,时间仓促,急忙收交,很快答辩,应付差事走人,这是目前毕业论文不能按时按质完成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控制表及其说明 下文中的论文完成进度表,是总结多年来论文写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而编制的,它清楚地说明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完成的时间段落,应该让学生和老师在论文进程中,经常对照检查。总的原则是:细化、针对、落实、经常检查、及时纠正、不断完善,尽可能把问题消化在交论文之前,每个时间段任务完成都要早一点,留下补充修改和意外事情干扰造成的时间耽误。不要只有大的时间段落和大任务,没有小的时间段和小任务,在时间上不能保证,最后只好仓促交稿,问题成堆,应付过关而毕业,遗憾留到社会上去。 论文写作各个阶段主要工作及时间安排细表 (来源:王建邦根据20多年指导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编制。) 此表是按照正规的教学时间,以一个学年完成论文而设计的。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和时间流程表,严格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上面对论文选题设计了共10天,是保证选择题目要经过调查研究并谨慎,才能达到合适和准确,防止匆忙定题而不当,今后再不要改变。给予了充分的文献查找和初步调查时间。 文献综述前后有20多天,是考虑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好,要做多次,充分让学生知道别人是如何研究此问题的,自己如何与人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与人相同,则没有选择的必要,全是综述或抄写他人成果,文章写出来没有自己的东西。 完成开题报告前后有近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国庆放假和秋收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所谓开题,不是才开始,而是对文章前期工作有了基础,并保障今后能完成任务的表白书,其中包括了研究的详细大纲,是在充分占有课题资料和思考后,能够按一定的方法、理论和材料,把论文进行下去。 期中检查到初稿上交,也有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各种因素,特别是写初稿是艰难的,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不是抄写他人的,不能快速完成。 二稿三稿,设计2个多月,强调必须反复补充修改,不是一、两次可以写成。其中,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各种支持材料的补充核实,文字加工,都需要时间。 交终稿前,也给予近一个月的时间,要完善各要件的统一,格式等技术性完善,意外的补充和改动,学生各种考证,实习,找工作,春节等都会占用时间。 检查到打印上交正式论文各要件,共五件,也是用20多天时间。这中间考虑到学生前面的错误,现在检查纠正,电子稿与打印稿的不同,前后交的时间有别。 准备答辩及答辩后修改,也明确给予一定时间,让大家知道,答辩中也许才能发现问题和不足,然后可以修改补充,最后把完好论文各件保存到学校,供检查评估等用。 多年实践证明,实际进度都是拖后的,应该预计提前1到1个半月,按现在学生就业和毕业程序实际需要,应该提前1到1个半月进行答辩。从三年级就应该提醒学生注意选题,有意识把书本和社会中的专业问题摆出来让其思考,或以暑假调查报告或小的中期论文锻炼写作,前提是不耽误其他课程的学习。各阶段安排合理,不与其他重要事项冲突。特别是留下修改的时间,应该提前安排为好,等到修改完善刚好完成此阶段任务。 传统安排实习时间与论文写作和学生求职找工作及考证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这是造成时间风险的重要原因。可以调整毕业生产实习的时间,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和暑假,与假期共约4个月, 其后时间是做毕业论文的时间和其他时间。 三、检查与监控注意事项 要把学校和学院管理文件与前面制定的时间进度表相配合,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时间段,段段检查,及时纠正和弥补,把时间风险化解到规定的时间来到之前。这是防范和化解风险最为关键的过程管理,其中,必须加强监控过程: (一)是选题:选题存在过宽、过大、过难难以完成,过虚没有应用价值,过于简单工作量不足,与专业不符,没有新意,无研究意义,重复率高等方面问题要提前纠正。由指导老师、督导共同进行。 (二)是调查研究: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和考察学生独立调查能力及诚信的重要方面,①要通过指导老师检查,②要院办检查,以实习日记和报告为证,③是单位和家长证明,这是学生良心和诚信问题,督促只是形式,主要是从论文内容中检查,可以判定是否亲自调查了和调查的如何。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三)是写作:按要求,按时间,一步一步进行,不合格和不及时,要在时间段内纠正。要进行多次督促检查,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四)是中期检查:由指导老师和学院办公室共同进行,当然,也要检查指导老师是否按要求做了,不合乎要求,及时补救。 上面两个都属于过程监控,针对学生和老师,按要求及时检查,有效防止漏洞,及时弥补。 (五)是收交:检查所有要件是否完好,特别是正文是否合乎要求,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督促、检查、验收、催交。 (六)是答辩和归档:针对老师和学生,看是否答辩前审阅论文并有详细的纪录,学生是否认真准备了,做得如何。答辩是否正规,出现问题及时纠正。答辩后检查成绩评定如何,存在何问题,是否修改补充,第二次答辩是否按要求进行,最后如何处理,严格要求,确定不能通过的论文和优秀论文,检查入档,等等。这些都由院办和督导共同进行。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生态行政管理论文 一、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方面的问题 首先,环保行政部门存在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机构改革不彻底而遗留的负面效应。由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而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一般只注意对新机构的授权,而没有顾及或没来得及对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的撤销或合并,于是就发生了某些管理机构相重叠的现象。另外,在权力配置方面出现了权限设置混乱的现象。我国目前环境立法中关于部门之间职责范围的规定是很不清晰的,尤其是关于部门之间如何开展协作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而行政主体出于本部门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对于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的地方,不同部门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竞相主张管辖权,而对于不利的事物则主张没有管辖权,当缺乏上级权威部门进行协调的时候,执法部门之间往往出现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严重影响法律的执行。[2] (二)环保执法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在进行环保执法时肯定需要大量的环保执法人员,然而在我国西部某些省份的环保执法人员是严重缺少的。根据调查研究,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有30多个人,而实际却需要120到150人,缺口很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四川省竟然还有16个县仍没有环保局。在我国西部不仅面临着执法人员的严重不够,而且环保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容乐观的。例如,据调查了解到,在陕西省环保局法规处的5个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或者是曾经进修学习过法律知识。 (三)环保部门在财政上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根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我国基层环保部门的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各地政府提供的,总体看来,基层环保部门的经费长期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批批高污染企业纷纷被默许诞生,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本地的纳税大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保护,虽然这些污染企业是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对象,但是因为基层环保部门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当地政府,其自身地位不独立,所以环保部门在执法时也不得不看本地政府的脸色行事了。由于政府依赖企业,环保部门依赖政府,所以试想一下,在西部经济整体水平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要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对自身投入的经费为代价,要求环保部门去严格执法消除一切污染现象,着实是有些难度。 (四)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职权运行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一种横向的各部门并立的所谓“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现统一监督管理的局面,分部门管理职权重叠交叉,管理部门错位等多种弊端而严重影响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国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即没有设置对这些部门冲突与矛盾进行有效协调的权威性部门或机构。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协调的经验,但是却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得到推广。[4](五)政府政绩评价体系不合理目前我国西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富裕,很多地方政府还在苦苦为走出“吃饭财政”、“工资财政”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大的环境与背景之下,GDP的增长遂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在面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时,如果严格贯彻执行环保计划的各项指标,必然会关停大量企业,这显然会影响到GDP的增长。理性的人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官员也当然不会例外。地方官员一般在地方任职也就是几年,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尽一切可能推进GDP的增长在短期内效果显著,而环保计划的实施见效时间较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又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经济效益。所以,地方官员使尽浑身解数发展GDP成为了必然,环保计划的诸多指标未能如期完成也成为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完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的建议 解决上文指出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科学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合理划分行政机构管理权限 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因素导致了环保行政部门的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时,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在设立新机构时能及时对原机构撤销或者合并。另外,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环保任务严重而环保执法人员却严重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考虑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加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建设,壮大我国西部地区环保执法力量。“九龙”治水最后却也没有把水的问题解决就是对行政管理机构之间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后果的生动体现,所以对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要进行科学的分工,并清晰其权限范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根据部门的性质来进行抉择,因为不同性质的部门主要只能从事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工作。另外也要讲究效率以及考虑到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加强西部环保执法的队伍建设,保障环保事业的执法力量 一项事业能够合理有序的推进,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因为这是基础,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去践行,因为这是关键。我国的环保事业也不例外,在进行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西部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广大执法人员数量是否充足、素质的高低就是这项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所以,首先应该增加环保行政人员编制,扩充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把关环保行政人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在每年的环保公务员招考时,可以提高考生的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进行限制,这样在一定层面上就可以保证被录取人员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不仅如此,还需要依法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环境科学基础教育、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现代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教育等岗位业务培训,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三)建立独立的财政体制,提高环保部门的权威性 在每年的政府报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得到的经费基本上是最少的,这个问题几乎每个省市都存在。所以目前我国环保财政不独立,每年环境保护的经费短缺的问题就成为了制约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准企业”状态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和福利政府,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把目前“分灶吃饭”、“自主创收”的财政体制,转变成“先集中、后返还”、“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在环保这一块,可以在提高财政预算的同时,能够增加各种费用的返还比例,比如说,对于排污费的比例可以从20%增到30%。 (四)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 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工程,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所以应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跨部门、高规格的环境管理协调机构,这样对环境保护事务的有效开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部门之间出现的冲突与矛盾也可以妥善的进行协调与解决。另外,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实行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各级环保部门建立与环境保护监督相配套的管理机制;建立综合决策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决策能力,以减少开发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五)对西部地方官员采取合理的激励措施 改变现有的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注重环境指标的现象,把环境质量的恶化问题与官员的“帽子”和“权力”挂起钩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环保在政绩考核体系所占权重应进一步提高,全面引入绿色GDP评价体系,建立环保的政绩考核机制。另外,在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时,可以借鉴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在我国环保工作中也建立一票否决制度。就是说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环境质量负责,把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等主要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环保一票否决”制度,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环境保护重大问题。 作者:王科 蒋红彬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高校系级行政管理论文 1、高校系级行政管理的特点 不同于校级机关部处的管理体系,高校行政管理者做的是基层的管理工作,它有着自己的特点。教师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是行政管理者面对的直接对象,通过充分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调整机构和转换机制来优化队伍,和增强队伍的活力,尽可能的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去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等重要活动最终都将落实到系里进行,教学、科研成果学和学校整体管理都会在系一级得到体现。高校的系级行政工作是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者必须服从于学校的总体目标和管理,也就是执行者,去执行学校的决定、管理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它要根据学校总体目标和要求做出相应的决策,此时他们又成为了决策者。从行政工作的两重性可以看出行政工作者承担者较重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教师与学生,既要对老师有着合理的管理与安排,又要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虽然对老师需要有着合理的管理,高校工作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赢得国际竞争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这种既要管理又要育人的任务充分体现出行政工作的重要性。从以上可以看出,高校的系启着承上起下的作用,系行政管理者需要基层管理者的综合职能,其专业性和业务性的优势使其在帮助学校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系一级行政管理工作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基石,帮助学校搞好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 2、系级行政管理价值最大化实现 校系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一个党政合一的办公室,直属系党总支和系主任领导,行政业务属校办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指导,系一级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应体现精干、高效原则。为了要实现系级的行政管理工作的价值最大化,目前将行政管理工作的划分为下面五个部分:收集整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物资管理、资料管理、学生管理。如果能将这五个部分的管理价值最大化,那么就可以基本上实现要系级行政管理工作的价值最大化。 2.1做好基层管理工作。 邓小平同志曾经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能否办好教育,能否担负起大力培养出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发展我国科教事业和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系级管理工作的好坏。因此,可以说,高校系级管理工作者同样也肩负着培养人才和发展国家科技教育事业的重担。明确了高校系级管理工作的特点和任务,做好系级管理工作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2.2实施科学的目标管理。 只有具备了目标,管理者才能对目标进行管理,每个成员到要有自己的个人目标,此时管理者的任务督促并帮助每个成员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每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才能使学校总体目标最大化的实现。我国高校的总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学要依靠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就是高校,所以高校的总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有才能、有政治觉悟和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各个学校的系在确定目标时,根据系行政工作的特点,作为执行者,首先要以高校的总目标为依据,要充分征求各个部门的师生及意见来确定本系承担的教学工作和任务。确定了之后,把工作和任务落实,选定教师,将工作分配给具体的老师,并督促和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当然在这个实施目标管理过程中,需要一个行为规范,也就是规章制度,每一位管理者和老师都要以此标准来规范自己,因为如果由于没有严格的制度和岗位规范,就有可能出现到最后多数人完不成任务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出现过的,这些事实的存在也充分说明管理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 2.3搞好协调沟通,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一个系的工作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它如同一个学校一样,虽然没有学校的事物繁多,但是其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并不比管理整个学校的事物轻松多少。这些工作涉及到行政管理事务、课程安排、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工作的纷繁复杂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不平衡、不协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把这些工作者忙的焦头烂额,所以要搞好系行政管理,管理者必须要有成功有效的协调沟通的能力,减少不同意见和冲突的发生,使大家多沟通、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增加集体的凝聚力和工作能力,统一目标,提高整个管理机构工作效能。因此,讲究艺术和方法的协调沟通,有得利于提高工作成效。 3、结论 “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只有多培养各层次的管理人才,首先做好基层工作,才能提高基层管理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实施科学的管理,管理人员也一定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必要的管理专业知识,其实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只有充分认识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正确的做到管理合格,实现行政管理价值的最大化。 作者:李均 单位: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高校行政管理论文 一、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弊端 (一)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僵化 虽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的时期,但是由于长期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仍呈现出统制划一的特征,比如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统一的教育政策和措施,统一的教育大纲、课程设置标准,统一的考试和评价等,统一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政教不分、政事不分、教育机构臃肿等弊端。另外僵化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容易使下级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层面深受权力的影响,使其或是依附于权力部门,或是屈服于行政压力而敢怒不敢言。诸如此类,造成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长期效率低下。当然,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僵化与行政工作本身的性质(例如办事要遵守一定的程序)是有关系的,但是与高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安排、行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及办事程序的设置等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高校行政管理缺乏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完全是由政府垄断提供,就高校行政管理而言,不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在从事公共教育物品的生产时,高等教育行政官员花的是纳税人和学生(家长)的钱,也就是说花别人的钱,去为别人办事,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利益,所以就使得失去追求利润为动机的高校教育行政官员不会把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也就是缺乏一种使他们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使得不计成本的教育行政行为不断发生,从而使得高校行政的效率低下。 (三)高校行政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机构,行政工作人员自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他们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最后还是政策的评价者,这样的监督力度可想而知。此外,高校行政机构必须要接受教师监督、学生监督、家长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但是现实情况是,他们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学生及社会公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有效地监督高校行政机构及其成员的活动,因此,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监督没有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实效。 (四)忽视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 近年来,高校为提升办学质量,促进教育的跨越发展,高度重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高校纷纷加大了师资的引进力度,出台各种奖励性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而作为高校全面健康发展中的重要环节的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轻视甚至忽视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致使行政管理队伍良莠不齐、服务理念缺失,制约了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二、改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建议 针对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做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笔者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改善现行高校政管理体制僵化局面 现行高校行政管体制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彻底的产物,长期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呈现统制划一的特征,这种局面如不改变的话,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效率就无法明显的提高。众所周知,现在高校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基本上与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相一致,其实高校内部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职能重叠的很厉害,由此造成诸多不必须的浪费,同时导致高校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低下。要改变当前这种局面只能改革校内机构设置的方式,根据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机构,而不是迎合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设置与之对口的相应机构。 (二)建立高校行政管理的激励机制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管理机制大致由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保障机制、风险机制、更新机制、监控机制等部分组成,其中激励机制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源是任何组织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激励对于国家行政机关至关重要,同样对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也存在不可忽视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公平的激励机制对高校行政管理有三个作用:一是调动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积极性的需要;二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三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范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需要。只有激励才能产生高效率,只有激励才能产生凝聚力,高校行政管理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才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下去。 (三)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重点是建立健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是否故意刁难办事职工或是推诿不及时办理职责范围内的事务等。要充分发内部监督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的监督作用,以促进持续提升高校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存在着行政工作人员自身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的特殊情况,在具体的工作中,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最后还是政策的评价者,这样的监督力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发挥教职工、学生及不同处室的监督作用。制定监督标准并告之相关人员(包括教职工、学生等)非常重要,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监督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也没有什么实效。 (四)建立大学生协助性参与高校管理的机制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学生的主人翁地位不断突出。现在大学的管理模式也在进行逐渐的改革和完善。大学生是高校教育的主体,也是高校人员构成中数量上的优势群体。因此,通过大学生协助性参与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能及时了解大学生真实想法和实际需求,并能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更趋细致到位。在当今社会,大学生适当参与高校的某些行政管理工作,是高等学校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必然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自我锻炼的平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作为高校管理者参与高校行政管理早已成为一种制度。例如:在法国,新大学法提倡学生“参与”高校管理,学生和学校各层次成员一样都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大学的管理机构。实践证明,该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近几年来,国内的部分大学已在进行允许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表明,让学生参与高校管理,有利于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同时也是推进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这项制度,需要从学校管理共同目标的设定、权限分配、权力制衡、激励制度、管理成效的评估几个方面着手,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充分激发学生的能动性,使管理民主化、实现最优管理效果。 (五)重视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优化行政管理队伍 首先,重视行政管理队伍的选拔,选择综合素质优秀、专业对口、能力强的人才进入行政管理队伍。在人才引进时,要通盘考虑,综合衡量。其次,建立在岗人员的制度化培训机制,在培训中,注重提高行政管理队伍的专业素质建设、思想政治素质建设以及服务师生、服务教学科研等服务理念建设。 三、结语 作为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保证高校健康有效运转、促进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的大背景下,改革高校行政管理的诸种弊端,建立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现代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改革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进程中,改善现行高校政管理体制僵化局面;建立高校行政管理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大学生协助性参与高校管理的机制;重视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优化行政管理队伍应成为改革的重点工作。总之,未来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只有向高度透明的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才能促进高校教学、科研等方方面面工作的顺利开展,使高校的发展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作者:谢芳成 单位:福州大学 后勤基建资产管理处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教师与行政管理论文 一、冲突理论与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关系 在高校内部资源分配上,由于高校内部资源的稀缺性,导致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权力、地位、工资、奖金、住房分配等方面存在一定冲突,这种冲突属于科塞总结的物质性冲突。而且,由于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的不同,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在价值观方面也有很大冲突,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属于科塞总结的非物质性冲突。此外,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由于缺乏充足的沟通,加上各自的工作压力,使得两者很容易在心理方面产生冲突,这也属于科塞总结的非物质性冲突。当这些冲突发生后,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既要看到冲突的不利影响,也要积极地利用冲突的正面功能,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促进二者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 二、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冲突关系的现状分析 高等学校是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力相互交融与分割的地方。学术权威的自主性强调学术至上、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严格的行政权力等级则强调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与管理,这必然造成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在制度性、价值观和心理上三方面。 1.制度性冲突 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制度性冲突是指,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因所制定的规章制度而引发的冲突。教师和管理者之间的制度性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与严格的教育教学以及行为规范的冲突。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角度来说,在高校内部严格的行政权力等级制度下,他们更侧重于管理方面的“控制”,而非现实当中高校教师所期望的“服务”,而高校教师比较推崇“学术自由”,习惯于自由和自律而不是“被控制”。另一方面是权力、利益、资源等的分配不均。在高校里,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住房、工资、奖金等方面的分配制度上。高校自身的资源在一定时空内是有限的,而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又是分享高校有限资源的两大主体,这就决定了两者在资源分配制度上必然会产生一定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时会十分尖锐,因为它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2.价值观冲突 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主要是指双方因对教育的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人际关系不和谐。在高校里,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和科研创新为目标,追求学术领域方面的自由,希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并且也需要宽松的教学环境和灵活的教学方式,不愿受到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所制定的一些条条框框的制度束缚。[2]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领路者,也比较关心教育活动对高校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因为这些内容会关系到高校自身的声誉、发展前景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这种社会性的教育价值观带有非常大的功利色彩,这和高校教师单纯的教书育人目的有一定冲突,而价值观又会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产生特定的导向作用。 3.心理冲突 高校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心理冲突主要是,由于教师和管理者之间在认识、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交往障碍。归纳起来包括沟通冲突、角色期待冲突和压力冲突三种。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角色期待冲突具有双向性。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压力冲突来自于不同的工作目标与不同的工作要求。但行政管理人员则不同,他们须从学校的整体布局考虑。在此前提下,行政管理人员会在任务、目标、要求方面对教师施加一定压力,通过纪律、考核、奖惩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有些规章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激起教师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从而挫伤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解决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冲突关系的思路与对策 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在为高校工作的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制度性冲突、价值观冲突和心理冲突,这在高校正常运营当中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些冲突,而应该积极地去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和化解这些冲突。 1.完善高校的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就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权力比较强,而高校教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却比较弱,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就会把“官本位”思想渗透到日常决策管理当中去,习惯于按官场上的风格办事。高校教师手中的学术权力却比较有限,这对于他们追求学术自由造成了一定束缚,导致高校教师表达自身相关诉求不得不受制于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权力,进而会造成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发生冲突。因此,高校应该积极转变“官本位”思想,加快“去行政化”改革步伐,逐渐淡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和行政职务,强化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尽量采用人性化制度来规范学校的日常活动;同时,也要提升高校教师相应的学术权力,拓宽高校教师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保证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 2.促进高校资源分配合理化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很多高校都相应地增加了办学经费,特别是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相比之下,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为教师潜心教学和做科研创造了安宁环境,为高校日常事务管理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工资待遇却没有像教师一样有明显提高,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相对比较低,导致高校教师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激化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所以,高校应该建立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在向高校教师倾斜的同时,还得把资源分配向教师倾斜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尽力做到兼顾双方的工作积极性,并依据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同利益诉求,采取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激励,从而可以缓减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二者形成和谐的关系。 3.强调高校的整体目标感 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了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在这些原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高校整体目标感不强,导致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双方没有把高校的整体目标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向标,双方各自只关心自己的工作领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意识。而这个整体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这两大主体共同努力,一方面,高校教师既要专心于教书育人和做好科研创新工作,积极地参与到学校各项建设活动当中去,并配合好学校相关部门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改进和创新自己的工作方式,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要加强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时刻牢记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作者:郝玮瑷 单位:西安航空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专业教学与行政管理论文 一、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够科学 行政管理专业由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交叉而形成,是集政治性与社会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综合性与规范性于一体的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分析和解决公共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拥有较高理论水平与较强专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高校在行政管理教学指导思想上偏重应用性技能培养,忽视专业素质教育;教学内容上偏重学科内的拓展,忽视科际间的开发,误以为课程开设越多,专业门类划分越细,表明课程体系越完善。综合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我们发现大多数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与学时偏多,而应用类、技术类课程的门数与学时相对不足。目前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了管理学原理、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心理学、管理思想史和公共管理学等课程。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管理思想史与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这些课程之间,内容交叉较多。由于课程开设过多,一方面老师讲课无法深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行政管理老师每学期都得重新备新课,另一方面,学生上课时间过多,也失去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讲解国外行政管理理论的内容偏多 纵观一百多年来公共行政学产生的历史与发展概况,行政学的许多重大理论发展、著名行政学家及其代表作大多产生于美国。美国的行政学在世界行政学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出现了一批重量级学者。1887年美国人威尔逊的《行政研究》,1900年美国人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以及1926年美国人怀特的《行政学导论》,1927年威劳贝的《行政学原理》、1936年美国人高斯的《公共行政的边界》等著作的出版,对行政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由于美国对公共行政学的巨大贡献与影响力,以至于凡是论及行政学必称是美国行政学。在实际教学中,无论是讲授内容选择还是时间分配上,出现了这么一个误区:讲授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尤其是美国行政管理理论偏多,讲授现代行政管理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贡献偏少。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很少介绍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与学科体系,不仅使得学生对以夏书章、郭济、欧阳雄飞等为代表的中国三大行政管理学派的理论与观点感到模糊与陌生,也难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中国化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全貌。讲解国外行政管理学历史贡献与最新研究成果是无可厚非的,但也不能忽视中国学者在行政管理学领域的贡献与作为。 (三)教学手段比较单一 目前,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手段还比较单一,还局限于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的局面,尚未形成师生互动的双向交流与反馈。教师的讲授多以“填鸭式”、“灌输式”为主,重理论分析,轻实践教学,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与素质的提高。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型的科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在实际教学中行政管理课堂教育“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课后的实习锻炼比较少。有些课即便分了专题,让学生自由组合制作PPT,课上由学生自己发言,然而收获效果甚微。同时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多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方面的锻炼,没有形成学生适应地方需要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没有体现出普遍性和地方性,综合化与具体化的衔接与融合。这样的课程设置必然产生重理论、轻实践的结果,培育出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不平衡,也给学生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实践教学环节比较薄弱 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与理论教学紧密关联、相辅相成,而且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从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式来看,往往过多强调知识层面而忽视更重要的行政能力培养。其原因是政府工作不同于一般组织工作,程序复杂,且涉及的利益众多,使得政府工作要求公正、严谨,降低了大学生介入或参与政府实际工作的可能性,实际操作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2]。同时,地方性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学术交流与访问的机会较少,与外界的沟通条件不足,更多地专注于课堂教学。很多老师及教学管理者认为只要把每节课上好就是完成教学任务了,而很少考虑到校企合作,校政合作等社会实践的环节。我们的行政管理课堂教育“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课后的实习锻炼比较少。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多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方面的锻炼,没有形成学生适应地方需要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没有体现出普遍性和地方性,综合化与具体化的衔接与融合。这样的课程设置必然产生重理论、轻实践的结果,培育出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不平衡,不利于学生未来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 (五)案例教学有待改进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运用案例教学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获取良好效果的重要保障。案例教学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具体,弥补理论讲解的局限,这对于涉世不深、缺乏行政实践经验的在校学生来讲,十分有益。但案例教学不同于随手拈来的简单举例,有着较高要求。笔者在长期教学过程中,体会到五邑大学行政管理案例教学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案例教学认识不深,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不够。在教学的过程中,课堂互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的学生却发言比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学生自信心不够强,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要么是没有认真投入到课堂中,浑水摸鱼,懒得思考。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教学的开展的。另外,在案例选择上,相关书籍案例陈旧,对案例缺乏相应的分析。行政管理案例教材就编写质量来说,比较有特色的案例教材比较少,通常见到的是在分析案例时浅尝辄止,套用大段的教科书内容,许多案例教材分析雷同死板。 二、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建议 (一)推广新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对于深化教学改革与提高教学质量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要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的高度,重新审视传统的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方法上的一些旧观念与旧做法[3]。根据行政管理实践性、应用性强的学科特点,我们彻底改变教师站在台上讲,学生被动地在台下听记的局面。改变以往单一的讲授教学模式,并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取代“填鸭式”教学方法,多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教学,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使课堂由教师“要求学”变成学生“主动学”。启发式教学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仅可以让学生由被动地听记转变为主动参与和积极思考,而且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单纯在课堂上进行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探索适合行政管理专业特色的教学过程。在讲授过程中,把讲授的重点由单纯讲授理论知识转向讲授知识获取方法、思维方法与文献查阅方法。从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入手,增加一些讨论式教学内容,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汲取知识。把讲解的内容尽量以问题(理论或事实)的形式告诉学生,启发学生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改变他们接受现成结论的习惯。由老师设疑转向学生预习并提出问题,学生顺着问题的路径解读、思考、发表见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加以引导、补充并阐述相关理论,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探问已知、探索新知、探求未知的求学精神。 (二)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行政管理理论基础和过硬的实务管理技能[4]。行政管理是从政治学学科中分离出来,融合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行政管理学可以有多个发展取向,如管理学取向、经济学取向、法学取向等。要打破行政管理专业的政治学取向一统天下的局面,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地区的需要确立不同的取向[5]。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经济管理学院,学院拥有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企业管理、会计学等省级与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因此经济管理取向应该成为首选目标。课程设置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多开设一些经管类选修课,保障学生享有充分的选课自由。要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达到行政管理学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专业实践能力的紧密衔接,同时,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讲授,删除与专业实践能力无关的教学内容。保证行政管理学教学内容符合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要求,符合行政管理学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尽量反映公共行政学科和领域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政府治理方面的成果。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汲取国内有关公共行政学学科专家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介绍不同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打破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密切结合,调整后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突出行政管理学理论教学体系与实验教学体系并重的原则,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内容相互穿插、互相补充的方法。 (三)增加本土化的教学内容 在行政管理教学中,要将西方公共管理的精髓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的教学研究。在吸收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精华及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要注意对行政管理学教学的研究和创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在教学中,要在全面介绍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同时,注意多向学生介绍中国学者的工作和他们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所作的贡献。学生对发生在本国、身边的事件关注程度比较高,教师应该随时注意国家行政管理中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比如在讲授行政改革时,不必拘泥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历程,可以结合最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时使用本土化案例。所谓案例的“本土化”即本地化,是指利用当地事例或学生周边发生的事情来领会概念内涵,理解原理内容。案例的本地化除了能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兴趣,体现材料时代性等特点外,还可以达到巩固书本知识,扩充学生知识容量,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取得生动活泼的教学效果。通过本土化教学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感知能力和分析、解决能力,还可以培养师生跟踪学科发展前沿的能力,达到教学相长。同时,行政管理学的本土化还要求尽量采用中国国情下、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最新发生且具有一定影响的行政管理重大事件来充实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改革现有的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改革对于提高专业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学课件的使用是教学手段现代化、多样化的重要体现。目前课堂教学仍是我们行政管理教学最主要的形式,但面临着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教学课时不断减少的形势,要求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向更多学生传递更多信息。因此,很有必要采取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手段。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获得最大量的有用信息呢?怎样打破万马齐喑的枯燥局面并使课堂气氛变得生动活泼?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精心制作各种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行政管理学课件引进与自行制作要适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发展需要。课件外在形式与教学的实际内容要协调统一,朴实无华的教学课件只要应用恰当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会画蛇添足。在教学中,辩证地处理好课件的形式和内容的相对统一显得尤其重要。内容充实、重点突出,画面简洁明快,字体清楚美观,动画效果恰到好处的课件,则应是努力追求的目标。 (五)把实践教学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的首要工作就是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多数教师都是“学院派”,只懂行政理论,但缺乏行政实践经验,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为解决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难题,我们应该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中心,积极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实行“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走出去”就是鼓励教师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区与政府部门去了解实际情况,带领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行政见习和观摩、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活动。“请进来”就是吸收一部分具有较高理论修养的优秀行政干部加盟教师队伍,聘请公共部门政府官员来五邑大学举办相关学术讲座。这样做不但能给课堂带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使得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工作更贴近市场经济需求,对学生更准确地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与未来就业也有帮助。同时,要加大产学研基地的联系工作,多与实习单位沟通、协调,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确保产学研合作教育具有稳定的基地,为学生进行行政实践提供可靠的平台。最后,建议五邑大学制定提高教师实践育人水平的激励政策,聘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积极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到社会各部门进行挂职锻炼。为鼓励教师增加实践经历,对教师承担实践育人工作要计算工作量,应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并与职称评定挂钩。 三、结语 针对目前五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现状,我们认为教学内容、手段与方法的改革是重点和难点。我们要根据市场需求与地方特色,在教学中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同时增加本土化教学内容、改革现有的教学手段、把实践教学摆在更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本科专业教育的新模式,推动五邑大学本科专业教育的不断发展。 作者:王小斌 邵燕斐 单位:五邑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党校行政管理论文 1、党校行政管理制度化建设思考 1.1流程优化。 流程优化是将工作的流程进行协调与优化,使得该流程在实施的时候没有多余或者累赘的步骤。而对于党校执行制度化管理,就更要将工作的流程进行优化,并且让每一位学员都知道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流程,以便形成制度后在执行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否则也就失去了制度化管理的意义了。例如,在党校的学员中,要想申请某个职位,就必须在最开始的时候打申请报告,然后逐级向上反馈,然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对该学员进行考核,以评判该学员是否有资格胜任该项申请。一般来讲,这种申请流程是最简单也是最易于操作的工作流程,但是在党校中,更多地还是其他更难执行的流程,例如人员调动等,这些流程在执行的时候所需要的步骤较多。因此,在管理的时候就必须将该项工作进行分解,确定每一小段的流程,然后再总体将流程进行优化,去掉多余或重复的流程,这要就能得到非常精简的流程步骤;最后使得每一项工作流程实施制度化的管理,也就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1.2形成规范。 实施制度化管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所有的制度变成规定与准则,使得这些制度能够形成规范,所有的一切都跟着制度走。因此,党校就必须将所有的制度进行整理与筛选,并且形成规范,成为评判工作中对与错的依据。但是在目前我国很多党校中都认为规范化管理就是制度化管理或者说把制度化管理等同于规范化管理,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制度化管理不等于规范化管理,但是规范化管理与制度化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规范化管理需要制度化,但是制度化却不能变成规范化管理。规范化管理强调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实施管理。通过规则来实施管理,制度不等于规则,因为这个规则不能仅仅体现领导的意志,仅仅体现领导意志的只是制度,而在现实的党校管理中,有很多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制度仅仅是领导的意志体现,而做下属的,学员的并没有给予认同,所以,规范化的制度化管理强调的是通过一定的规则来实现整体的规范管理。 2、党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思考 2.1准确定位。 党校的行政管理是指通过组织、计划、实施等行动,使学校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出最大效益,实现学校培养优秀共产党员的目标,它是一个特殊的专业管理领域。行政管理的质量和角色的准确定位则直接关系到党校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校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把目光过于集中到本部门的利益上而忽略了对学校整体利益的全盘考虑。这导致了部门与部门之间、各院系常常陷入利益纷争之中。这种利益冲突在当前学校内部体制改革中变得更为明显,某些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有利于决策者,忽视优先考虑教师利益,这势必会影响到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势必会影响高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每个部门都必须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好,都应该以党校整体的发展为考量,只有每个部门,每个员工将自己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培养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2.2法定职能。 法定职能是指将各部门的职能法律化,这样就使得各部门的职能具有约束性与法律性,这样就能有效避免各部门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同时也使得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党校中的档案管理部门,其法定职能是将各学员的档案归纳与整理,并且有权将学员在学校中的优异表现实时的记录到档案中。然而,档案管理部门并没有伪造或捏造档案内容的权利,倘若发现有部分员工伪造或捏造学员的档案记录,就是违法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法定职能的颁布使得各部门之间能够充分的明白各自内部的职能是什么,并且哪些行为是该部门所不能做的,同时也对那些经常利用职务之便的员工一些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在党校内部的行政管理中,将各部门的职能法定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能够很有效的促进员工更好的完成自己部门的职能,使得各员工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 2.3职责明确。 党校作为一个组织集体,其内部的管理结构与企业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党校有许多的部门各司其职,而这就必须要求领导阶层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因为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只有确定各个部门的职责,才能够促使企业正常的运行,促使企业正常的发展。部门职责跟岗位职责类似,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责任、权力、利益。责任是指部门承担的责任,部门任务,这其中又包括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权利是指行使部门责任,企业给部门所提供的权利,支持,资源。利益是指完成部门任务,部门职责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假如党校各部门的职责不明确,就很容易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一是组织冲突,权利纷争,遇到权利的时候,相互纷争;二是责任推让,出现问题,推诿扯皮,无作为;三是利益冲突,为了利益,揽权,陷害等。以上还主要是表面现象,更严重的是,党校因此而没有了努力培养优秀党员的动力,这也就使得国家缺少了一些优秀的人才,这样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3、党校行政管理机制创新思考 3.1以人为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党校的行政管理中就更加需要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推进作用,才能在充满变数的今天获得永久的人民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才能拥有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才能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全部工作无不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立场和根本特征。可以说,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党的生命根基。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3.2平等沟通。 无论是在哪一个组织还是企业,平等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在党校也是如此。本来在党的号召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党校中上级与下级能够进行平等的沟通也就为企业做出了榜样。沟通无处不在,是双向互动的。但如果一个组织内部缺乏沟通氛围,其领导人是有很大责任的。沟通是领导的基本素质,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沟通是文化的交流,是情感的共鸣,在价值取向多元化和性格气质个性化的今天,沟通更需要科学的技巧和正确的方法。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事半功倍;用正确的方法做不正确的事,事倍功半;另外,为了能够充分创造平等沟通的氛围,领导阶层应该主动让员工享有知情权与参与权,放开手中的部分权力,鼓励员工放开手脚自主地开展工作,以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锻炼他们独立办事能力,充分发掘自身潜能,这样才能为组织带来更多的贡献。 3.3团队文化建设。 团队文化建设施目前团队为创造组织绩效,提升组织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在党校这个特殊的,思想觉悟特别高的一个团体中,做好团队文化建设,就更能使每个人都充满激情与责任,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增强团队力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团队中的优势,使得党校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党员。要创建优秀的组织文化必然是要有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必然是学习型的组织文化。优秀的组织文化并不是高高在上,供员工和消费者膜拜的,而是切切实实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其对党的忠诚信念。组织文化需要从上到下渗透到企业每一个基层单位,深入到每一位员工的心里。传播组织文化更是一项长期的、浩大的工程。只有拥有优秀的员工才能为企业注入新鲜的活力,才能让企业更加高效的运作。 4、结语 党校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组织,其内部管理也是独特的,但是在行政管理方面与一些企业还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性质。因此,在党校的行政管理方法中,从机制,体制以及制度上来讲都还是有一些值得改革的方面,例如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并且增强党校内部的团队文化建设等。由此可知,搞好党校的行政管理,就会提高党校内部的管理效率与工作效率,从而使得党校能够专注于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党员与党干部。 作者:张光鎏 单位:中共三明市尤溪县委党校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地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论文 一、地市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中的地位与职责 地市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具体职责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中。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及中央与地方的各有关部门要对职业技术教育分工负责。……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主要责任在地方,关键在市、县。在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下,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本地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布局、专业(工种)设置、招生、毕(结)业生就业安置及中、长期规划。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实行统筹和管理。县、乡两级政府要把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分级统筹规划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对地市政府责任有明确规定的是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化市(地)级人民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责任。市(地)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要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各种职业教育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防止职业教育资源流失。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可以由省级有关部门与职业学校所在市(地)联合共建、共管,增强其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功能。2010年颁布的《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宜。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根据以上政策文本,我们可以讲地市级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职责概况为:规划、统筹、监督和保障等。 二、地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的调查 地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是地市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对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和相关规定,对地方职业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十分重视职业教育改革,出台了多项政策,召开多个工作推动会议,但是地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却存在政策表面化的偏差。那么这种“中央热、地方冷”的现象表现如何?地市政府究竟在职业教育管理上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发挥?就这些问题,笔者对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研修的地市教育局长和督学进行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发放问卷160份,回收问卷142份,有效回收率为89%。从被调查者来自的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占27%,中部地区占32%,西部地区占41%,说明样本所在地区分布比较均匀。 (一)地市政府表面重视职教,实际重视普教。 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保障和人力支持的经济功能已被地方政府认同,职业教育也被列入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调研显示,96%的地市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规划中;81%的地市每1-2年召开一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地市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但是“说起来重要,办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投入方面,由于职业学校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训,必须配备实训设备和耗材,学生培养成本高于普高,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通常是普通教育的2.5倍。但是调研中发现,与普高相比,被调查地区中职学校经费投入高于普高的占26%,与普高一样的占28%,低于普高的占46%。笔者曾带队去东部某省的一个地市级考察,与所料一致的是,该市重点中专与重点中学在校园面积、基础设施、校长和教师配备上都有很大距离。 (二)地市职业教育管理格局以分别管理与归口管理为主,政策落实与质量监督不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人保部以及部分行业、企业管理。调研显示:46%的地市由教育部门和人保部门分别管理,44%的地市统一归口教育行政部门管理,10%由政府层面统筹管理。也就是说,分别管理和归口管理形成了当前地市职业教育管理格局。在地市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大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落实不力”和“缺乏职业教育督导”,都占36%,其次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占26%,再次是“上级领导不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占10%。在政策落实上,部分地区用于职业教育的30%的教育费附加政策不能落实。为应付上级督导检查,地市财政部门将这笔经费暂时划拨到教育局财政上,检查结束后马上划走。局长们戏称,这是“财政局长与教育局长玩的一个数字游戏”。生均拨款政策执行更是困难,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财政部制定本部门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到目前为止,仅有10个省(区、市)出台了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标准。在职业教育督导上,2012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职业教育督导条例》,由于现代教育督导工作历史不长,职业教育督导工作更是新生督导项目,很多督学、督导办主任并没有从事过职业教育的经历,专门设置职业教育督导机构和将职业教育列入当前督导计划中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教育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中,56个职教试点项目中仅将内蒙列为职业教育督导试点,占试点项目的1.8%。 (三)地市政府统筹力度不均,招生问题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统筹协调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地市政府优化职教资源、提升办学水平、促进城乡、校企协同发展的有效措施。地市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方面力度最大的是统筹学校布局,为82%;其次是经费投入,为70%;第三是专业设置,为63%;第四是招生和就业,为58%;统筹力度最弱的是师资,为38%。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发展生命线,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统筹主导作用。调查显示,统筹协调是地市政府在校企合作方面主要职责,占66%;13%的地市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促进校企合作;10%的地市政府直接指导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11%地市政府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由此可见,地市政府将统筹力度主要放在学校布局和经费上,在校企合作上也有少部分地方政府“缺位”。近年来,“招生难”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出现“招生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统筹职能没有很好发挥,缺乏全局性规划,职业学校缺乏统筹设计,专业重复,造成竞争生源。一些位于地市级的省属职业学校,由于“地方保护”政策,很难招到地方生源;为了竞争生源,各个学校不得不给学校和老师回扣,购买生源,提高办学成本,无力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校企合作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形成了恶性循环。 (四)地市政府主导力度大,学校自主权不足。 政府主导下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有利于职业教育快速和协调发展。但是如果政府包揽太多,缺少市场机制调节,学校自主性就得不到发挥。调查显示,公办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中92%来自政府预算内财政拨款,7%来自学生学费,1%由学校自筹。《职业教育法》规定了建立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经费筹措机制,但是,目前公办职业学校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缺乏寻求其他渠道筹资的积极性,多渠道投资机制难以建立。在政府对职业学校的专项拨款方面,用于房屋基建的拨款最多,占74%;其次是用于学校的实训仪器设备的拨款,占72%;再次是重点建设专业的专项拨款,占69%;最后是对薄弱学校的补助,占66%。由此可见,政府在专项经费预算方面,基础设施和设备等硬件投入较多。有些局长提出,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在专项经费预算死板,学校用于校舍加固维修费用和实训设备购置的经费用不完,而学校却没有专项经费用于兼职教师的聘用和特色专业建设等软件建设。在教师招聘方面,学校也没有自主权,地方人事部门按照公务员招录标准和方式招聘教师,达不到中职学校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有些地市中职学校校长和副校长都由市委组织部统筹,甚至学校中层干部聘任也必须经市教育局备案。政府在投入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过分主导,束缚职业学校手脚,不利于学校发展。此外,地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还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信息服务,最多的是就业服务,占88%;创业、培训等其他服务项目占12%。 三、地市政府统筹主导职业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地市级政府负担着地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在促进地方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统筹主导作用。但是调查中发现,地市政府在统筹、监督、保障等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即应该政府做到的却没有做到,而在管理方面却存在“越位”现象,即应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权。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政策落实、职能转变和统筹管理三个方面入手,确保责任到位、简政放权和优化配置。 (一)落实政策,责任到位。 地市政府职责到位才能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然而从认识到行动存在距离,一些地方政府在履行统筹主导职业教育发展职责时,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调查中也存在着“地市政府表面重视职教,实际重视普教”的现象。其原因可以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价值冲突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被以分数和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政绩观左右。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纳入规划中,召开相关会议并发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但是在对职业教育的条件保障方面确不如普通教育。因此,应落实和采取相关措施。1.地市政府首先要贯彻落实就业准入制度。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招收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影响职业学生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对于违反就业准入制度的企业,特别是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相关职业,如卫生医疗、食品生产等行业,加强监管,人保和工商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违反规定、随意招录未经职业教育或培训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处罚,并责令其限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2.地市政府还应保证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增长。各级政府在经费投入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拨款,并依法监督执行;地市政府除了保证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发放以外,还必须落实“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应不低于30%”的政策并保障教育经费逐年增长。3.地市政府应落实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和免费政策和职业学校学生责任保险制度。中职助学金政策一直受大家质疑,原因之一是学生挥霍或乱花助学金,产生不良效果;而中职学校确无经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办学条件差;更有甚者,极少数中职学校还存在虚假注册学生学籍、骗取国家助学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最近,江西新余市调整助学金用途,将该项目经费(每年约300万元)设立为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用于奖励为新余企业输送员工的院校,以及实施集团化办学、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职业院校。[1]在免费政策方面,已经有内蒙、山西、江苏、福建、重庆、贵州、青海、宁波、厦门9个省市区免除中职教育学费,免学费资金由财政补贴职业学校,补贴标准从每生每年2000元至6500元不等;25个省实行职业学校学生责任保险全覆盖。 (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职业教育是政府向公民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是职业学校的投入方和管理方,学校在产权和管理上都依靠政府,增强政府对职业学校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的控制和包揽,从而使学校失去了自主权,不利于调动学校自主性,束缚学校发展。政府应主动转变教育管理职能、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通过立法、拨款、中介组织、政策引导、督导、信息服务等各种间接手段对学校进行管理。首先,地市政府向职业学校放权。地市政府可以将教师招聘权下放给学校,使学校根据学校专业发展需要,面向社会、企业,公开招聘专职教师、聘用兼职教师、灵活安排招聘时间。上海市医药学校具备自主遴选教师的权力,他们将教师招聘分成八个步骤:市场筛选、专家面试、试讲、非智力因素测试、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带教培养、征询意见综合评价和正式聘用合同管理。地市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制定实施细则,直接投入或开发建制。湖南长沙市在市属公办职业学校实行流动教师编制不超过教师编制总数的15%-30%(高职为30%),用于聘请校外有技术专长的兼职教师,按照空缺一个编制给予每年3万元财政补贴的标准执行。其次,地市政府向行业协会放权。行业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和纽带。行业协会是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形成的自治或半自治组织,代表行业利益。行业协会最了解本行业企业对人才数量和规格的要求。据餐饮行业协会调查显示,该行业对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需求旺盛,2010年需求量是37.10万人,2015年为58.25万人,2020年是64.95万人。许多企业为不能找到合适的餐饮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发愁。[2]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行业指导,2010年,43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2011年6月,《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意见》出台。地市政府可以根据上级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将行业人才需求预测、行业工种标准制定和就业信息的提供等功能放权给行业协会。最后,地市政府向中介机构放权。督导检查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管理手段。我国的教育督导机构一般是教育局内设机构或与教育局合署办公,这种机构设置方式虽然有利于督导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影响督导结果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一方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又去督导本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情况,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免让公众质疑督导的公正性。中介机构是独立的第三方,具有公正性和缓冲性,国外的做法是中介机构或行业组织负责对职业教育进行监督和指导。潍坊市教育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中介机构———潍坊创新教育评估中心和教育惠民中心接受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投诉、咨询、求助与监督;对违规办学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和部分学校评估工作。 (三)统筹管理,优化配置。 2002年和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决定》中都指出地市级政府应主要负责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在统筹的层级方面,50%的人认为,统筹权应放在地市一级;22%的人认为,职业教育应由省级统筹;17%认为,应由县级政府统筹;仅3%人认为,应中央一级统筹;8%的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地市政府统筹协调内容包括:管理、学校布局和校企合作。1.在管理方面,规划、管理体制和经费是统筹重点。地市级政府应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设置院校和专业;根据各行各业对人才需求确定招生计划和培养标准。在管理体制方面,大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合理可行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解决:40%希望地市职业教育归口教育行政部门管理;23%的人希望政府统筹下的教育和人保部门合作管理;13%人希望教育部门和人保部门进一步分工;12%的人认为,应成立一个专门的职业教育管理部门;4%的人赞成教育、人保等其他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另外8%的人保留态度。2010底,辽宁鞍山市成立了与教育、人保部门平行的正局级单位———鞍山市职教城管理委员会,将进入职教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纳入委员会管理中,理顺了管理体制,打破了教育、人保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格局。在经费统筹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从2006年开始整合市级教育、劳动保障等部门资金,在全国率先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五类学生”资助体系。2.地市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撤并、区域调整、专业和招生等优化资源。湖南长沙市在统筹中职学校布局后,出现了学校办学水平提高,中职招生火爆的现象。2008年,长沙共有中职学校117所,2013年,锐减到67所,5年共减少了50所,改变了办学条件简陋,专业重复设置,招生恶性竞争的现象。浙江衢州中职学校在政府统筹下,由2008年的59所减少到2010年的21所,三年减少了38所,但是在校生由原来的2.17万人增加到4.16万人,校均规模从368人增加到1890人;一批在校生达3000人以上规模型的学校应运而生,近80%的学生就读于优质的省级重点以上职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方面,嘉兴市按照“大市之内错位发展、县市之内不重复”的原则,优化区域专业布局和学校专业设置,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新设置专业的审批,避免重复设置、盲目建设和低水平竞争。嘉兴市教育局联合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编制全市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统一招生信息,统筹领导全市中等职业教育跨区域招生工作,解决专业设置重复、投入分散带来的招生区域封锁、无序竞争的问题。3.地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经费保障和共建实训基地等加强对校企合作的统筹主导。例如,在宁波市第一个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以后,辽宁的沈阳、河南开封、三门峡、浙江上虞和河北唐山等市也纷纷出台了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与条例和规划同时出台的是税收减免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项经费。嘉兴市政府从2011年起每年从教育资金中安排不少于600万元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与集团化办学专项经费,资助市属院校教学改革与集团化办学。天津市于2011年建成目前全国首家设施最好、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鉴定评价服务,对天津急需高端人才实行免费培训,对不同培训人员实行不同等级的培训补贴。以后,杭州市、苏州市和绍兴市等公共实训基地依次落成并投入使用。 作者:佛朝晖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管理效率影响下的行政管理论文 1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分析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在整个高校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的所有环节都会涉及到行政管理,因此对行政管理工作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就比较多。本文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从以下方面阐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1.1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效率观念意识。 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存在很浓的行政色彩,深受行政事业单位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会产生工作积极性不强、创新意识不高,普遍缺乏效益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管理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其很少能够针对行政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改进,而是在出现问题并且产生后果后才会做出调整;二是高校管理者对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益不重视。由于高校管理者的身份体制按照行政事业编制人员的管理方法实施,因此高校的管理者对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他们将工作重心放在行政工作的稳定性方面,而不愿意也害怕因行政管理工作创新而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1.2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不断推行,某些高校在具体的招生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其为了满足扩招的需求,就会采取扩大高校规模,增加教师团队人数的方式,但是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却没有与高校的发展相适应,其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将教师资源引入到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中,将教师当做一种人力成本而不是当做人力资源看待,导致教师的工作效率不高;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用人机制呆板。行政管理人员从事的工作繁杂,基于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工作人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同时高校对行政管理人员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激励措施,导致行政管理人员产生职业倦怠感;三是行政管理改革实施不彻底。我国高校对”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人事改革推行力度不大。 1.3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 当前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重视导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一是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不能满足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二是高校对行政管理人员接受再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得不到提升;三是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意识,没有将服务师生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 2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2.1转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 针对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的现状,高校要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工作就必须要从转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入手,转变工作人员传统的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落后模式,树立效率意识;其次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意识到行政管理工作性质,行政管理工作不是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约束,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为高校教育活动提供服务,通过提供完善的服务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2.2制定完善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 基于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普遍建立了院校二级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管理模式造成高校的行政管理权过分集中在校级,造成行政管理工作的呆板、滞后,为有效解决此问题需要高校将行政管理权向二级院校下放,以此提高基础院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创新;对高校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合理划分职责权限,提高行政管理效益;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比如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治学制度,以此保证学生、专家参与到学术事务决策中,实现高校的民主管理。 2.3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针对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问题,高校要从激励措施方面入手:一是要制定积极的激励和鼓励措施,通过激励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校要制定各种措施提高与保障工作人员的权益,比如要积极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职务晋升的空间、提高他们的薪酬待遇等;二是要制定消极性的制裁与惩罚。对于违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在工作中消极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其必要的制裁,以此给其他工作人员以警示。 作者:程雪贾函霏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行政管理的公共管理论文 一、我国行政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行政机构膨胀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然则,各级财政眼中出现财政赤字,精兵简政是我国必须执行的。 2.法制保障意识底下,政府机构改革不够法制化、规范化。 3.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受到了腐朽陈旧落后的官僚主义的严重影响,导致行政管理改革无法正常运作。 4.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优秀,未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行政权力问题。我国目前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着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建设。然而基于我国的背景和国情以及我国行政管理中所出现的弊端,我国应该正视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应该在发现问题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规范化,为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逐步建立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或治理模式。我国应该加快内部行政组织结构的改革,目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行政组织是最为传统的模式,然而在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下,必须要求行政管理与我们的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环境必须相适应,才能加快组织行政结构的变革。然则,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真正的对我国的传统管理模式具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我国借鉴。其一,新公共管理非常重视政府的内部管理,采用了多种管理防范来改革政府的组织结构。其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我国在行政管理改革中就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影响了新公共管理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正常运作。 二、我国需实行以顾客为导向的新的公共行政文化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就明确提出根据顾客的需求并且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的社会职能。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市场,才能够了解顾客的多样化的需求,政府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倾听顾客的意见,服务标准高度统一,这才是新公共管理中“市场导向”价值的真正体现。传统的公共行政,政府凌驾在社会的服务至上,政府没有深入市场和倾听顾客的意见,实际上是以政府为导向而非是顾客为导向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而新公共管理的提出,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且在公共管理的基础上大胆的改革创新,让顾客有了多样化的选择,顾客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重视,逐步建议一个完善的服务性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行政的终止,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政府行政人员未必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未必真正走群众路线,始终以“为人名服务”为宗旨。而是我国的行政人员经常脱离人民群众,没有适当的维护人民的利益,形成了官僚主义文化。因此,群众强烈渴望我国政府行政机构能够吸收和学习新公共管理思想,提高行政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树立积极向上的行政文化价值观,深入群众,积极倾听群众的意见,走群众的路线,从而建立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三、我国应该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 在传统观念中,政府在社会众多的角色中扮演了一个“神仙”的角色,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它必须服务于人民,管理人民的所有事情,其职能被无限放大。从而中国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政府管了所有的事情,不该管的,管不了的,不能管的政府都包办,把一切的权利都归于政府了,形成了“全方位”的政府。然而正是由于政府包揽事务、独裁、滥用权力等行为造成了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绩效低下,社会资源浪费严重,滋生腐败。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中更加强调的是将权力归还企业,将权力归还社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为所有社会群体和阶层提供普遍的、公平公正公开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摆渡人,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行政管理的弊端和所存在的问题,借鉴新管理模式中优秀的适应我国的管理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努力转变我国的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建设,切实提高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执政为民的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需要完成的任务。 作者:袁超熊娜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职校激励机制的行政管理论文 一、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机制所遇到的问题 目前在部分高职院校中有一个误区,由于对其工作职责了解有限,不少教学人员对于行政人员有着某种程度的轻视,认为行政人员工作难度低,强度低,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很有限。部分学校也对教学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在待遇和培养上区别对待,较为明显地在进修晋升等方面有所倾斜。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学校行政管理机制的改善。当然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某些高职院校也是客观存在的。当前高职院校多把重心放在教学改革上,对行政管理的重视不够,直接导致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行政工作太过繁琐,重复性高,工作方法陈旧落后。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确实存在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工作意识和工作方法落后,对于工作的主动改进和思考不足等问题。机构膨胀,人员过多,导致了行政管理体制效能不高,基层工作人员独立工作性差,工作创造力低,学校内部行政信息交流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体现了当前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管理方法与理念应该朝着更加科学实用、人文的方向发展,要让行政工作人员从内外感受到提高工作效能的动力和压力。 二、高职院校现行激励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在对行政管理人员的鼓励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比如进行绩效工资改革、建立职称评定体系等,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提高。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注意。在作者看来,问题主要体现在考核方式不够严谨、对于行政人员的培训比较滞后以及行政管理机制陈旧落后。 1.关于考核。考核机制不够严谨,造成了激励效果的减少。考核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能力与效果做出综合客观的评价,从而鼓励优秀人员并督促落后人员。一套科学严谨的考核标准和考核过程才能保证积极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是目前在高职院校的考核机制有时对于行政工作人员的重视很有限,有时候考核的过程不够严谨,导致考核结果对于实际绩效的反映也就相当有限。而且考核缺乏针对性,每个部门的考核方式及标准笼统单一,很少体现其工作特点,基本没有考虑到部门区别和岗位差异。不少高职院校利用年终述职作为考核手段,述职报告内容完全由被考核人书写。这种述职报告方式通常都是套话为主,数据支持及成果展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种考评制度会有走过场的嫌疑,不能达到警示后进,鼓励先进的作用。虽然有惩戒措施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会用到,使得部分工作人员对于考评不太重视,工作态度无法得到纠正。如果要进行有效考核,首先要建立一种多样化的考核机制。在构建这样的体系的过程中,要将人事部门与各职能部门都统筹进来。人事部门应该在与各职能部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考核制度以及设计各种考核材料以及对于考核结果进行汇总,起到一个组织协调的作用。而各职能部门则在上述的科学制订制度的指导下,通过制订细致的考核指标与内容,对于行政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多角度的考评并将结果和意见建议反馈给人事部门。最后要如实按照考评结果进行奖惩,以树立考核威信。考核主体也应该提供更好的多样性。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对象多为教师和学生。能否为师生切实高效地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服务质量与态度是否优秀,作者认为是决定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能力与水平的唯一标准。当前多数高职院校对于教师往往都已有了让学生打分的考量,但是对于行政工作人员,本应作为重点参考的教师与学生却甚少被考虑进去。这样也相当不利于体现考核作用,无法从根本上促进行政人员工作效能的提高。让师生参与行政管理测评,使行政管理人员感受到服务对象对其的赞同,或者批评。可以通过定期与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或匿名投票等方式,深入了解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表现并依此定期进行考评奖惩。对于工作岗位应进行合理的分析定位,因为每个岗位的考核方式及标准都可能会有个性化的区别。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设置一定是要符合学校发展目标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必须对其工作性质、内容以及所需工作能力进行详细说明。这样可以做到让被考核者了解自己应该达到的目标以及考核的要求。对于考核指标,必须力求科学合理。既不能太过简单,体现不出考核的严肃性以及对行政人员的督促作用。也不能太过困难,忽视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差别,从而打击了被考核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科学的考核指标应该根据管理事务中“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原理”来制定,着重考察重要工作的完成程度。考核指标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学校发展阶段及目标的改变而改变,随着部门职能的改变而改变,随着社会以及教育的发展改变而改变。 2.关于培训。不少院校对于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都做得很到位,但是往往对于行政人员的培训工作会有某种程度的忽视。行政工作人员的发展在作者看来并不比教师队伍重要性小,当前时代的发展迅速,行政工作也是需要跟上时展的步伐的。一些先进工作方法以及辅助工具的熟练使用理应成为行政工作人员发展中的一部分,而不少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观念陈旧,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够。比如新的管理方法的引入迟缓,新的管理辅助软件的使用滞后等。如果能对行政人员的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理念进行实际有效的再培训,相信有不少诸如工作效能建设方面的问题都会得到不小的提高。同时,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学校诸多政策的制订者,需要注意到学校与社会经济的密切联系,从而使院校发展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因此要培养行政人员成为学习型人才,使其主动收集工作相关信息与国内外职业技术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情况,不断学习吸收国内外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对自身工作水平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笔者认为,工作意识与工作方法同等重要,只有做到两者的双培训、双提高,才能使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得到质的飞跃。关于培训方式,“高职院校可以采用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等形式,鼓励管理人员攻读更高学位,或者参加高水平的岗位培训,积累知识与经验,逐步地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进而推动学校行政管理水平提升。”有些院校认为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多数与其所学专业联系不强,这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对于行政人员进行培训,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水平,了解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也为学校制定课程和专业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一些特殊情况下,行政人员也可以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为学校减少部分人事负担,有利于精简人员编制。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能感受到校方对其发展的重视,感受到自己与教师队伍的差距逐步减小,从而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工作进行调整。3.关于行政管理机制。要想使行政人员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也是尤为重要的。当前机制主要依靠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管束各职能部门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方式对于规范管理方面有一定效果,但是也可能导致下属工作人员的职权过小,上级管控过于严苛,一味听命于上级,从而不利于改进工作效能及创新工作方法。要想更为有效地激发行政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人员的工作热情,应该部分减少上级的把控,“逐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一定的组织人事、资源分配、财务收支权力适度下放。”只有扩大了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自主程度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参与程度,才能真正使管理人员感受到院校对其的信任与重视,使其增强对于学校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激励机制的引入、创新和科学实践对于学校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如果能结合学校实际,对多种激励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体系,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将能得到有效的激发,促进学校整体行政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使我们的高职院校能够得到更为长远的发展。 作者:李龙飞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高校师德行政管理论文 一、言行不当,道德低下 部分行政管理人员认为师德建设仅是教师的事情,因此并不注重个人修养,自我放松,工作纪律有待整顿,迟到早退现象频繁,不注重对自身仪容仪表的修饰,着装不符合行政工作人员的形象,言行举止粗俗,且个别教师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道德缺失,言语随性,经常发表一些不符合个人身份的言论和观点,给学生做出错误的示范和引导,更甚者存在渎职失职行为,人格低下,借职位之便谋个人利益,严重破坏了教育工作队伍的形象建设。 二、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修养的策略与方法 (一)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双管齐下高校要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坚持贯彻党的领导思想、科学的工作理念做起,确保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理念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相符合,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工作中坚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地思考,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办事原则,科学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不断地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增强其驾驭和正确处理矛盾的能力。此外,为了顺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特点,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各高校还要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学习,提升他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构建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以使其知识更加全面,思维更加活跃,以较为愉悦的心情开展工作,为师生提供贴心热情的服务。 (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激励机制高校应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将有关措施落到实处,规范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行为和道德行为,建立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强化其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这一方面能使行政管理工作更加严谨规范,营造出健康积极的工作氛围,确立良好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借助考核与激励机制,也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加强了行政队伍建设,促进了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建设和个人修养,有效提升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修养。 (三)加强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分管内容较为复杂,涉及到管理、教育、心理、思想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行政管理人员所学的内容可能只涉及其中的部分领域,而为了让行政管理人员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工作,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进而从整体上提高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素质,使他们树立为人师表的正确形象,做到言传身教,于无形中感染和影响学生。这是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修养必须经历的过程。 综上所述,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像普通教师那样直接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教育,但其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修养就成为了新时期行政管理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对此,我们必须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和理论知识教育,对其进行系统的岗位培训,并制定有效的行政工作制度和岗位规范,打造出一支有着高素质、高效率、高稳定性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队伍,从而推动高校的长远发展。 作者:思勤途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高等教育事业行政管理论文 一、当前形势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问题分析 1、管理观念不能够紧跟高校发展的需要,缺乏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理论指导。高校管理部门较为繁杂,而权力又相对集中,传统的管理观念已经不能够符合高校发展的需要,再有,相关工作人员所学专业与行政管理岗位不能够有效衔接起来,没有掌握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对教学者和学生当作是管理对象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管理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工作方法长期没有创新,在执行相关管理制度过程中不能够全身心投入,而这些都是影响工作效率的原因所在。 2、行政权力过大,官僚主义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当前形势下,各大高校行政管理体系大多都依据政府管理模式,换一种方式来说,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两者之间构成金字塔结构。严格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指示,权力方面过于集中,虽然说金字塔管理体系确保了高校各项工作的有效运行。但是从深层次上说,其显现出来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资源大多掌握在行政部门中,下级职员要想获得好的发展必须要让上级领导看到自身成绩,使得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导致在工作中自身很少考虑到如何利用科学管理方法来提升管理效率,为了讨好领导做出一些有损高校利益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根本上降低了高校行政管理的效率。 二、当前形势下解决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措施分析 1、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相关管理人员的素质,确保行政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在传统高校行政管理理念下,人是作为一种部门的资产而并非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资源存在的,其采取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是“大锅饭”的管理模式,忽视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重要性,严重挫伤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想根本性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其首要任务提升其政治素养,摆正他们心态。再者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与方法,更好的处理行政管理中的各项工作,最终促进学校发展。 2、部门与部门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高校行政管理领导要全面认识到交流与合作在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人事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交流与合作应不仅仅局限于季度考核或者年度考核中,而是应该以日常工作为前提条件,只有这样管理人员才能够及时发现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效进行解决,从而帮助行政管理人员绩效的提升。立足校园整体,由于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十分重要,因此建立开放性的绩效沟通网络具有迫切性。再者,行政权力过大等方面,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安排专职人员统计或收集下级部门有关意见,这样上级管理人员也能够针对实际情况对计划予以相应的调整,促使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 作者:汪诗颖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民办本科院校行政管理论文 一、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 民办高校是把“为生产、管理、建设、服务第一线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的,决定了学校必须高度跟随社会人才需求情况,重视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基本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实践性是该专业的基本特征,在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引入实践教学,必须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职业素质为基本的目标,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培养学生基本的职业素质,掌握和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方法和工具。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性工作,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办公辅助工具,能够掌握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所必需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为此,通过对行政管理专业引入实践教学,教授学生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数学、统计与社会调查等定量分析方法,引导学生把文献检索、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并逐渐积累,不断提高,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职业能力,以适应就业后的工作要求。 2.培养学生较强的社会公众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制度的不断推行,服务型政府、企业的建设步伐加快,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服务业意识都有较大的改善,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而实践教学不仅是让学生学习行政管理的系统理论知识,更是要把这类基本理论内化为进行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同时通过实践的锻炼,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形成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如何在职场中言行得当,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举止得体,能够为公共管理事业尽职尽责,只有形成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才能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摆脱“官僚”意识,向合格的管理人员角色转变,并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向现代的“管理”、“治理”角色转换,才能符合服务型政府、企业的要求,满足群众的愿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3.培养具备行政管理的复合型、高素质、综合性人才。作为地方民办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目的是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科,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大门类学科,而且还要求学生具备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调查研究、策划组织、协调交际等方面的能力,对学生素质要求较高,综合能力要求较强。这些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单纯依靠课堂教学传授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际的真实工作场合中体会,才会清楚自身缺点,发现问题才能具备解决问题的意识,从而真正去解决问题。 二、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实践教学是贯穿于整个大学本科的教学过程,优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交流;设立四个实践教学板块:专业实践、课堂实验、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采用六种实践教学方式: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科研课题、基地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1.教学。民办高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教学方法模拟重现典型事件的场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讲解、启发、归纳总结,让学生讲所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生活场景中,实现学以致用,并从实际的案例中获得启发,学会归纳总结基本的知识规律,得以把行政管理专业的知识内化为内化为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分析问题的推理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判断思维。案例教学法主要运用于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在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教师应当做好做足课前的功课。同时,要指导学生做好学习的准备,包括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消化和运用,启发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对案例的探讨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敢于表现,善于表达。 2.实验。实验室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实验教学主要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某种理论和假设。实验教学主要在限定的条件下进行模拟,主要包括电子政务实验、情景模拟实验。电子政府实验主要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手段,模拟政府结构组织和工作流程,形成精简的政府运作平台,帮助学生了解电子环境中政府组织的基本结构和日常工作的基本流程,以及政府通过网络平台能够实现的基本职能和工作方式,并掌握相应的处理方法。情境模拟可以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充分利用所学的行政管理基本理论知识,身临其境,或者担任模拟情境中的某个角色,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情景模拟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培养学生自我表现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 3.实习。实习分为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学年实习一般安排在大三阶段,毕业实习是大四阶段安排。学年实习主要利用寒暑假,或者学生课程较少的学年进行,毕业实习则是整个大四阶段学生自主选择合适时间自行完成。实习是学生在教师或者具备深厚实践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员指导下,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事物的具体工作,并从中得以感受、体验工作氛围,验证和修补课堂所学知识,收获相应工作感受,从而调整自身工作态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时间教学方式。实习要求学校提供丰富的实习基地,并安排专人对实习进行跟踪指导,制定实习后的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4.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实践课程。毕业论文设计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回顾和总结,它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目的,通过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联系具体实践,探索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出相关结论的重要学习反馈方式。 作者:梁妍婷单位: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新形势下办公室行政管理论文 (一)加强高校办公室自身建设,合理配置办公室内部机构 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很多工作需要依靠大家的共同力量来完成,这就需要保证办公室的整体合力;而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的繁杂性和细节性又要求每项工作必须细致地完成。因此,新形势下的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应首先加强办公室建设,合力配置办公室内部结构,做好科学管理。办公室行政管理是高校管理关键环节之一,不仅具备服务、咨询功能,还具备办事、管理功能,其配置的合理性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发挥有直接影响。[3]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可以对彼此工作职责有明确了解,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人员,使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同时,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还应建立起同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每个人在完成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能够根据需要随时做好与其他同事的协调衔接,提高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另外,高校办公室还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对各项工作的运转程序进行规范,使行政管理工作在办文、办会、办事不仅有章可循,而且有据可依。 (二)提高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素质,精益求精 办公室是高校行政工作的“门面”,其行政管理工作的好坏与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息息相关。高校办公室人员是领导与基层员工的中介,工作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因此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应善于调节个人情绪,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心态,主动寻找工作中的各项服务,对高校行政事务工作的新路子积极探索,对新知识、新问题的学习研究积极参与,主动去想如何更好地规范服务、搞好事务。只有对全方位服务观念牢固树立,为领导、高校各部门提供耐心细致地服务,才能树立办公室行政管理的良好形象。其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具备奉献精神,对工作认真负责,甘于吃苦,事无巨细都应一丝不苟,在不怠慢的同时做到毫无半点差错,乐于奉献,在工作中坚持原则性、规范性。[4]此外,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应树立精益求精的理念,面对日常工作的各种琐碎工作都应优质、高效、有序地完成。 (三)对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四个关系正确处理 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关系复杂,要有效完成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处理好四个基本关系。第一,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应对服务中心与日常事物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心工作是高校办公室工作的首要和中心工作,日常事物的安排必须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增强高校办公室工作的预见性。第二,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应对参与决策和抓好落实的关系正确处理,对管理中的各项新情况及时分析,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做好贯彻落实工作。[5]第三,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应对政务服务与事务服务的关系正确处理,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政务是优秀,事务是保证,高校办公室工作必须更加侧重政务,促进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最后,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还应对行政工作与单位各级组织的关系进行正确处理,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对行政领导的优秀地位加以维护,同时对高校各级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 新时期办公新形势向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应立足其基本特性,加强办公室自身建设,提高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素质,对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四个关系正确处理,更好地推动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陈琳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行政管理论文 (一)手握密码本 无论是接新班还是接旧班,辅导员都要掌握学生的详细情况。自己买一本笔记本,上面按班分类,按着学号的顺序把学生的名字依次排列下去。每一个名字之间要有足够的空档,里面的内容有学生的名字、性别、一寸照片、民族、身份证号码、身份、家庭电话、本人电话、兴趣爱好、家庭邮政编码、父母名字、工作性质、联系方式,等等。这个本子非常重要,是你今后工作的法宝,也是你今后学生离开学校后联系的纽带。 (二)组建班委 新班的班委一般是民主选举的。班委的人数不要多,够用就行,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以后发现好的苗子可以增补进来。班委成员不要立即选出,应该先选班委,后有班委自己商量选出班干。这样避免了班长和团支书的工作矛盾,同时也反映出集体领导的优势。这里要提出寝室长的重要性,班干部主要是谈工作,寝室长主要是谈生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思想动态,寝室长会议不可缺少。寝室长也可作为是班级管理的小眼睛,在漏宿、心里健康活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寝室长也是国家贫困助学金评定工作的基本力量,是大家公认最公平的评定办法。寝室长也是班级活动有力的推动者,是班级稳定的基石,是准班长。 (三)开好主题班会 在我看来,主题班会是班级教育和班级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引导学生认识自我,规范自我,树立正确的“三观”,激发学习兴趣,增强班级凝聚力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做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一味的说教对于现在90后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难以起到效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主题班会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在主题班会中,可以根据当前政治形式、学生思想动态、国家纪念日等利用竞赛、演讲、讨论、游戏、观看纪录片、观看电影发表观后感、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在我的辅导员工作中,开学期和班干讨论主题班会计划,主题班会的组织者,主题班会形式,然后按计划进行执行,学生在主题班会中轮流担任组织者,不仅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自己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更能培养自己的胆量,并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注重感情投入 用关心、耐心、关心、责任心铸就辅导员工作,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既要管理,更要无微不至的关心。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在辅导员工作中,要多一点以人为本,多一点关心与爱,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成为年轻人成才的需要,才能适应学校稳定发展的需要,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作者:黄娟单位: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方面论文:服务型行政管理论文 一、政府外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调整和变革 1.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是政府被创立是用来做什么的认识的转变,近年来,这种认识正在不断明确。从上世纪,政府的职能被理解为领导人们做阶级斗争,到被人们理解为搞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经济是主要职能,再到上世纪末,政府职能又变成调节市场经济、对社会的监督管理,再到近年来又被修正为在调节市场经济、社会监督的同时,关注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而关于政府的管理方式,即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公法学理解为服从的关系,即人民必须执行政府下达的命令,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而现代的公法学理解为合作的关系,这种变化下,政府从从前的强制管理,到越来越公平化,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2.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主要体现在管理主体的问题上,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被认为是唯一主体,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公关事务等,政府才是管理上的权利执行者。在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出现了一些如工人协会、青年协会、妇女协会等的社会组织,但这些组织的生存发展大多都依赖政府,因而此时的管理主体仍是政府。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多方位需求在不断增多,因而各种职能的相关组织也相应而生,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因而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权也在不断分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由政府职能转向社会。但总的来说,就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办法来看,在很多领域的管理上,政府仍是主导者,其它社会组织的管理领域都太狭隘,因而这种改革需要更加深化和完善。 3.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在政府与权利机关的关系调整上,政府不能为自己的职能和权利进行定位,应该加快行政组织的立法,以确保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而在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人大代表具有制约权,所以政府应该先向人大代表报告,进过人大代表的审议后再决定。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调整上,政府不应该把管辖的权利伸的太宽,即不能干预司法机关的权利,要把行政管理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的范围扩大。而就当前来看,我国的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的范围过于受限,很多政府的行政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因而这种现象急需改变。在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调整上,政府应该明确自身的职权和责任,应该严格按照党指导的路线和制定的方针,明确权责,平衡好党的领导与政府的关系。 二、政府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调整和变革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关权力大小的问题,就如今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部分主要的权利,而地方政府相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权利。中央政府虽掌握较大权利,可是对于人民的小事不会管理,而地方政府又管不了。总的来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复杂,像有些地方政府在得到一些权利后容易搞地方保护主义,错误的利用权利。所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有的应该有地方政府来领导,有的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这主要体现在某些特定的部门的管理上,如一些环保部门,不能太多的受地方政府的影响,一旦地方政府只追求经济发展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保部门就可以进行施压措施。 2.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当今的政府管理的体制下,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他们之间在行政管理上存在分散和交叉的情况,简单的说,就是有些问题很多部门都不管,这属于行政管理不足的,但有些事,很多部门都来管,这显然浪费了人力物力。就环保来说,许多与环保有关的职能分散,造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环保部门的产生,大大浪费了行政效率。除了管理效率低下问题,还造成了部门之间权利的斗争,我们常能在新闻中看到,居民想要解决自己的一些权利问题,找到相关部门后就被推诿到其它部门,而到其它部门又被推到另一部门,这样推诿到最后,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主要是利益的原因,有利的地方,部门都争着要,而无利的地方就互相推诿。要想实现改革,这些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3.部门内部的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部门内部的关系也很复杂,存在问题也不少,例如许多部门设置一些不必要或是不合理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管理不清楚,很容易造成腐败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部门内部应该尽量减少分级,使行政更加有效快速;二是解决某些特定机构在权利分工上过分集权而滥用职权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才能让部门内部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复杂,而是分工明确、有条不紊且能协调合作,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三、结语 为适应新时代的改革变换,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上正不懈努力着,各级政府有关改革的一系列创新活动也正悄然进行着,并且也有很多突破性的改革试验成果,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但由于中国长久的行政管理制度已经太过深化,甚至有些已经根深蒂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困难重重且将长远进行着,所以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作者:李妮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整体语言教学理论论文 一、整体语言教学的基本主张 1.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语言技能的学习不应该被分割成听、说、读、写,孤立地学习。教学应该从整体出发,使听、说、读、写技能同时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语言需要在整体的背景中进行学习,语言学习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然后再回到整体的学习过程。整体语言环境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学习。整体语言教学重意义、重整体、重综合技能。对于EGAP教学而言,教学可采用语篇教学的方法,通过语篇学习,了解语篇结构和内容,熟悉学术语篇的构成方法。通过语篇的组织,熟悉和掌握学术语篇的宣讲技能。在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中,学术语言和技能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以同时发展。 2.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为交际目的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语言知识不等于语言运用。不应人为地将知识和技能分割开来,孤立地培养,而应当通过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加以培养。有鉴于此,EGAP教学应努力使学生置身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真实环境,提供学术讲座音频和视频材料,鼓励学生撰写学术报告并进行宣讲,组织学术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模拟的真实的环境,使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学术英语交流中的语言知识和交流技能。 3.整体语言教学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考虑和尊重学生的需求、兴趣和特长,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地、有意义地、持久地学习。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而且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促进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团队合作和同学间的交际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EGAP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长设计教学活动,布置学习任务,及时与学生沟通和协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学习任务的按时完成和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组织学生自评和互评学习效果,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 二、整体语言理论的具体应用 整体语言教学理论强调语言教学的整体性、语言运用的社会性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为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学术讲座听力、学术报告写作以及学术报告宣讲等学术英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术报告宣讲是国际学术会议中主要的交流形式,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熟悉和体验学术宣讲过程,掌握学术宣讲语言和技能,笔者在教学中以整体语言教学理论为理据,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初步效果。 (一)教学的基本环节 1.理论指导(TheoreticalInstruction)。 开课之初,教师将对分散在教材各个单元的学术宣讲话语、宣讲技巧和方法进行整合,补充和丰富有关内容,按照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流程,完整介绍学术宣讲的语言和策略,强调要点,布置理论自学,为学生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提供前期的理论指导。 2.讲前准备(ReportPreparation)。 经过理论学习,学生对于如何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确定报告的主题,收集资料,根据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理论知识,组织和完成学术报告的发言稿和PPT。教学班学生来自学校农学、植物保护、资源与环境管理、园艺、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学术报告主题丰富。教师在这一环节将与学生充分协商报告主题,帮助学生完善报告内容,确保教学后续环节的顺利进行。 3.学术宣讲(AcademicPresentation)。 学术报告宣讲人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课堂上宣讲报告。报告的主题和点评的要点将提前交给学生听众。报告宣讲中,学生听众不仅要听取报告内容而且要留意报告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报告宣讲后,学生听众与宣讲人先就报告的内容进行目的语的口头交流,然后进入讲后点评环节。 4.讲后点评(AudienceEvaluation)。 澳大利亚课程中心主任DavidNunan认为讲后点评不仅包括评价本身(Assessment),还包括了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依据该评价结果应该采取的行动。因此,我们采用讲后点评法,组织和引导学生对宣讲报告的开场、结尾、结构话语的使用、PPT的辅助效果、图片图表的解释、声音的运用和体势语的使用等进行讨论和评价,直观地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学术宣讲的语言和技能。 (二)教学结果与讨论 收集资料,撰写、宣讲和点评报告的实践过程既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宣讲的技能。在宣讲报告的准备阶段,学生通过报告内容的组织以及宏观表达(Macro-structureSignals)和微观表达(Micro-structureSignals)的实际应用,加强了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宏观表达和微观表达的学习和使用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这些表达的不同作用,较好地掌握了学术宣讲语言,而且帮助他们建立了形式图式,使他们在学术讲座中得以更好地把握讲座内容的整体结构。教师在这一阶段针对学生报告中优秀内容比例失当以及报告内容一致性不够的问题,运用美国专业演讲者Morgan和Whitener的组稿方法,指导学生从优秀问题出发,向外扩展来组织讲稿,删除了报告中不必要的细节,进而突出了报告的要点,完善了报告的内容。点评和讨论宣讲报告让学生明确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模糊认识,改进了报告宣讲阶段的不足,真正掌握了学术宣讲话语和基本技能。正如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MichaelRost在论及学术讲座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听众来评价学术讲座的效果,尤其是讲座中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讲座研究方法。通过点评,学生明白了怎样简化PPT演示文稿、如何确定幻灯片的数量以及演示文稿与宣讲的配合问题。宣讲人对自己的表达速度有了更好的掌控,更加注意自己的体态语言。对图片图表解说的点评和讨论,发现并解决了宣讲人图表解释前不提示、图表中解释部分不明示以及讲解与听众理解不同步等问题,帮助学生熟练了图表解说的基本方法。 三、结语 基于整体语言教学理论的硕士生EGAP教学,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得到更多的完整的实践体验,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当然,这种教学需要任课教师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协助学生完成实践任务,同时学生的积极努力和认真准备也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作者:宋葵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教学理论下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相互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及目的 相互教学法是培养及监控理解的活动教学,其最大的目的是教导学生主动进行有意义的阅读,提供学生监控自己的思考与学习。除此之外,相互教学法不只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增加不同能力学生间的互动,并由同学之间的互相支持,促进学生阅读的兴趣及参与感,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能再次刺激学生的思考。故而教师可透过小组的活动,提升学生阅读的乐趣,并达到教学的效能。 二、相互教学法的四个策略 相互教学法的四个策略包括:预测、发问、摘要及澄清,这四个策略之所以被选取是基于它们能被成功的阅读者再阅读时自然的使用;它们能提供理解的监督及理解力的培养;每个策略能使用在反应课文中的具体问题。 1.预测 预测策略是指导学生依据文章的标题、图示或隐藏的问题,预测接下来的内容。预测包括阅读前及阅读过程中的预测,在阅读前先依据文章的标题,猜测文章可能在说些什么,如此可以帮助学生思考有关文章主题的意识,而在阅读过程中作预测,则是学生整合先前知识与文章中的讯息,验证自己所作的预测是否正确,再加以修正。 2.发问 在发问策略上,教师可提供学生题干以产生问题,对一般的记叙类文章,便以“6W”即“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如何”来教导学生发问,训练学生发展较为详密的问题组织能力,养成严谨的求学习惯和科学态度。 3.摘要 选择重点内容,采取以下的技巧,如:删除琐细、重复的部分;以概括性的观念取代相似的词语;选择主题句或是创造主题句等。 4.澄清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文章的概念混淆,而无法厘清时,可以运用澄清的策略来重整文章意义,在相互教学进行时,澄清的策略通常透过师生互动或团体共同讨论,以解决疑虑及模糊的概念。相互教学法的实施原则与程序:在实施原则方面,相互教学法强调师生间以对话的方式互动学习,期望所有学习者都能参与讨论文章的意义,故而过程的学习重于内容的学习。而教师是专家鹰架的提供者,即担任示范的工作,也是学生主动学习的监控者,须提供回馈、提示、与纠正,并推动学生对课文进行内容的思考,逐渐让学生负责监控和运用策略。由于相互教学是提供学生透过引导练习的方式,逐步熟悉阅读的技巧,因此分组的人数不宜过多,最适当的人数约为每组四至六人。在实施程序方面,教师宜先引起动机,再进行四种阅读策略的说明,并藉由对话方式示范阅读,引导学生练习,之后让学生逐步运用阅读策略,此时教师转而担任辅导的角色,最终促使学生自行完成阅读。 三、相互教学法的实际应用 语文教材包含了诸多中国文化的内涵。其中选编了部分优秀小说作品。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随着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政治情形而有所不同,也因此衍生出相应的角色形态。小说中的人物可藉由动作、对话、外形上的描写叙述,一探究竟。这些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丰富多变,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教学目标可让学生了解预测、发问、摘要及澄清四个阅读策略,并能将策略运用在阅读的过程中,经由这样的练习,使学生增进阅读理解及后设认知的能力。教学对象:本班高中学生。教学活动 1.教师引起动机 教师说明阅读策略的重要。如果能够善用阅读策略,则可以帮助理解文章内容,进而在阅读任何一个科目时,都有极大的帮助,并获得学业成就。①说明阅读前预测的优点:能够促使自己专心,在印证预测的过程中,可加强对于文章的了解及记忆。②说明发问的优点:可以测验自己是否了解文章,藉此增进对文章的理解。③说明摘要的优点:藉由摘要的过程,去除不重要的细节,截取文章的重点,以贯通文章内容。④说明须要澄清的原因:文中的生难字词太多,或是句子太长、文章结构太烦杂,或是读的速度太快,或是文章的内容未曾学习过等,都有可能造成阅读上的困难,此时则须要澄清。⑤请学生讨论平时阅读的情形:询问学生阅读时曾遭遇的困难,若能运用上述的阅读策略,可能会有什么效果。 2.教师介绍四种阅读策略 ①说明预测策略的使用方法:可以依照文章的题目预测内容;也可根据文章的内容猜测文章题目;或是阅读故事到一段落,预测接下去的可能内容。②说明发问策略的使用方法:在阅读前后或过程中,都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来自问自答。③说明摘要策略的使用方法。相互教学法之所以称为“相互”,是由于教师与学生针对教材,共同学习、共同讨论之故,在这样的学习情境中,师生透过对话的方式,产生互动,让学生具有参与感,自然能够增加学习的意愿与兴趣,提升了学生阅读理解、后设认知等综合能力。 作者:李华忠 刘须芹 单位:江苏省涟水县第一中学 江苏省涟水县高沟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案例对比式教学理论下的金融学论文 1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探究 1.1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 一是平等开放式讨论。平等开放式讨论表现为教师扮演与传统教学不同的角色。教师赋予学生课堂的话语权,成为学生发言的倾听者,使学生敢于、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激发学生继续思考,充当学生发言的沟通者,促进学生激烈辩论;学生思考与讨论的引导者,确保课堂讨论热烈和主题始终锁定教学目标,保障教学有序进行。二是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教师在课堂上不是为了提供答案,而是营造氛围,使学生获取知识来源由传统的教师讲授拓展至案例自学、团队协作和教师的点评、总结。教学不再限于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由“学会”向“会学”转变,重视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教师反复强调并使学生明白:面对同样的金融情景,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答案因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和动态的,不同答案的差异在于与情景的匹配程度,让学生改变定向思维习惯。三是学生的主体能动性。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和学生课堂积极性的调动,除了自我编写案例,教师往往会向学生征集案例。只有意识到课堂教学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能动性,学生才能主动搜集资料提供符合要求和感兴趣的案例供教师选择。 1.2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者提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要素,认为学习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强调知识的主动因素。金融学案例教学是指教育者遵循金融学教学目的要求,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撰写的金融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一个特定情景中,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以达到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其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案例应达到运用语言和多种视听手段真实描述特定金融活动情景要求,以便学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对金融活动、金融现象进行分析或解释,并提出方案。它不是通常的例子,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悬念,只是纯粹为支撑或理解某一观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以案例教学为基础,注重教学过程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尤其是中外)的案例比较。因而通过有利于学生对金融学知识进行有意义建构的多个案例情景,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组成团队主动进行资料搜集、比较分析和协作学习,借助讨论,根据间接经验建构出有关知识的意义。因此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成为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2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SWOT分析 2.1优势分析(StrengthAnalysis) 2.1.1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调动 为了让枯燥的金融学理论变得生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针对性地引入实际发生的金融现象,让学生充当主角,扬长避短研究案例,提出观点,相互切磋,并鼓励、引导与教师平等辩论。同时利用案例的比较分析、点评与总结,使学生意识到在同一金融理论或思想指导下,背景不同,时期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也不同。这些都能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1.2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与合作精神的培养 在学习金融学课程前,学生大多具备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知识,而金融学中的货币、信用、通货膨胀等内容是前面课程相关内容的深化,因此运用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容易激发学生联想,对比以前课程的论述,甚至让学生发散到更多学科知识,进而培养学生多学科多视角思考经济现象。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采用的案例,大多背景复杂、知识集成性强、跨度大,学生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案例的阅读、研究尤其是比较分析,必须主动进行组合通过团队合作取长补短,方可高质量展开。 2.1.3有利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全局性、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教学过程的主动性和教学活动的创造性的有机统一。这要求教师必须采用综合性强、适用性广的典型案例,及时回答学生形形色色的问题,合理引导学生讨论,科学高效点评总结学生的对策,确保教学活动热烈有序。这些构成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全面挑战,应对挑战促使教师准确把握快速发展的金融学理论脉络,提高对金融现象的关注度,深化对货币政策、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改革等现实背后的理论认识,熟练驾驭课堂的技巧。 2.2劣势分析(WeaknessAnalysis) 2.2.1建立案例教学库的难度大 目前我国高校金融学案例教学库主要由任课教师创立。无论是金融学教材及其教辅资料,还是各高校金融学及其相关课程教学网站案例库,绝大多数是国外案例,且时效性不强。为实现案例的三大功能,我国金融学案例库应包含一定数量的国内典型案例。因此,精简、更新国外案例,选择、增加编写相当数量可与国际案例比较、鉴别和启迪的综合型与时效强国内典型金融案例,成为建立对比式教学金融学案例库的难题。 2.2.2传统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所形成的障碍 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强调个人主义、推理的力量、论辩、自我表现,鼓励质疑权威,这与西方社会推崇个人奋斗、宽容失败、鼓励冒险、自由、喜欢坦率直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相一致。我国中庸思想影响深远,传统文化倡导尊长、礼貌与谦逊,当面怀疑他人观点,甚至质疑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目前教育体制仍为应试体制,强调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而“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和教育观,增加了大学生对基于能力中心的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不适应。传统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使我国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难以出现西方课堂上学生公开挑战彼此观点和质疑教师的活泼高效情形。 2.2.3耗时长与不适宜大班教学的限制 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学生深入到案例的讨论比较中,这不可避免产生知识传授效率低耗用时间长的后果。本科金融学课程的总学时一般48学时左右,以货币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及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载体,以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为手段讲授金融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而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经历,既有学时难以保证每章主要内容运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以金融市场为例,先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讲清楚金融资产等专业强的内容方可进行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同时为保证讨论比较的充分性和学生的参与性,20人左右的小班选择这一方式效果最好。我国高校教学课时减少容易增加难的困境和金融学大班教学的实际情况,不利于案例对比式教学的实施。 2.3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Analysis) 2.3.1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提供了机遇 随着高校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部质量工程的推进,教育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更要求课程授课情景化和拟真性,利用、创造条件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促进知识应用于实践。与此相适应,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日益受到高校、院系领导的普遍重视,在科研立项、经费保障、人员支持等方面受到照顾,这有助于形成浓厚的教研氛围。随着用人单位招聘对实践经验者优先的普遍推行,高校为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积累实践经验。重视实践教学逐渐成为高校的共识,而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可促使大学生重视和获得实践经验。这为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2.3.2案例渠道拓宽,搜集编写便利 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发生,对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形成了许多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如何趋利避害,众说纷纭,正是案例分析和比较的极好话题。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投资理财问题的大量涌现,金融学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围绕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开设专栏节目,利用网络开设投资咨询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拓宽与加强,国内高校吸收国外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容易。这些为金融学案例收集和编写提供了素材和经验,有利于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顺利开展。 2.3.3教育经费持续追加,教学形式多样化 随着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颁布和近些年的执行情况,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呈增长趋势,目前已达到4%,这为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奠定了物质基础。搜集资料、邀请专家学者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等都需要资金,而各级政府对教学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将受益匪浅。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实践和研究的深入,在课堂讨论之外,诸如小组讨论、辩论会、情景模拟、学生自行准备案例与教师讨论等教学形式都可被引入,使这一教学法在形式上更加多样,为巩固、提升教学效果创造了条件。 2.4威胁分析(ThreatsAnalysis) 2.4.1保障制度措施缺失 制度的建立是推动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可靠保证。目前有关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工作量核算、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质量评估和案例对比式的案例资源库建设以及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经费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制度举措匮乏,严重挫伤采用这一教学法的教师热情和积极性,加剧他们对克服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高风险的巨大付出而没有回报的担忧。比如可能因学生不适应而影响教学评价和教学进度,甚至不利于教学薪酬和职称评定。 2.4.2投入不足和师资力量薄弱 与单纯的课堂讨论不同,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需要较好的软硬件环境。比如计算机房成为专业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部分,还应配备必要的软件以保障较好地模拟实际金融运行,目前教学设施还难以达到基本要求。这一教学法要求教师既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高超的驾驭课堂能力。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的教师通常不愿意留在高校,导致高素质教师流失。部分高校教师资源不足,不能有针对性的对教师进行实践方面培训。师资现状堪忧。 2.4.3实践存在偏差 由于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与传统教学的关系认识不当和前者的理论实质认识模糊,教学出现如下情形:一些教师引入金融学案例,视案例比较为理论讲解的必要环节,甚至等同举例教学;一些教师过多使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忽视甚至抛弃传统讲授法,导致学生的金融理论体系不完整。在课堂上使用案例时,或者表现为包办,案例展开全过程容不得学生的质疑,难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或者放任,听而不评,听而不言,缺乏引导作用。完整的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过程因而缺失,学生误认为其与案例教学、举例教学大同小异,课堂吸引力不强。 3完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思考 3.1夯实教学基础,正确对待传统教学 个人思维与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这一基本前提,只有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达到预期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效果。一些理论知识难以通过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展开,事实上片面推行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必然造成学生无法掌握金融学的知识结构全貌,也无法严谨专业到位地分析现实问题,从而难以满足招聘单位的人才要求。考虑到目前紧张的金融学课程学时,以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将课程最重要和学生必须运用的教学内容通过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完成较适宜。因此,教师在实施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前,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学生掌握案例必备的金融学理论知识。 3.2强化案例资源库建设和金融学科教师培训 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的重大项目应向金融学案例编写倾斜,加大相关项目立项和推进的力度;高校间应尽快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开发建设金融学案例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以本土金融案例为基础,结合境外案例,拓展案例源泉,通过比较分析提升案例资源库编写质量。建议组建教授牵头、中青年教师搭配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团队,邀请实践经验丰富、金融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与知名人士参与教师培训,选派有潜力的主动性强教师到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效果明显的国外高校研修,创造条件让教师开展这一教学法的研究,奖励教师到金融机构挂职锻炼。 3.3促使学生更新观念,改变学生的考核机制 鉴于国内大学生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不完全适应,高校应多途径宣传这一教学的必要性和作用,促使学生解放单一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思想,善于通过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而掌握知识、提升能力;教师因势利导学生掌握基本的沟通技巧,学会扼要突出重点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理性辩论和科学对待不同的意见或质疑,营造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适宜的文化氛围。为了使学生自由组合的团队活动、学生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的确定、学生成绩的评分标准等与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进行紧密联系,教师应强调学生的课前准备,引导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监督学生的课后总结,在学生考核方面强化学生平常表现的跟踪与记录,大幅度提升课堂表现占金融学课程成绩的比重,减少学生教学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3.4加快强制度建设,激发教师工作热情 高校院级机构领导应设法建立专兼结合的组织机构,统筹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制度建设以激励教师积极实践这一新型教学法,比如尽快制定案例编写工作量的计算与相应报酬办法,从物质与精神方面鼓励教师投身案例的编写、研究和教学中,在教师评价中加入教师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设计与实施的评价内容与标准,并在评奖、考核和晋升中适度倾斜;通过制度设计在教学时间安排、场地安排、教学保障和金融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等方面为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开展创造条件。 作者:曾剑云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互动式教学理论的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1初中政治教学现状以及互动式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教育事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教师在教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种课堂教学方式严重缺乏互动氛围,导致教学工作停滞不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问题。因此,只有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改革观念,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以学生为本,促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地发挥,教师积极指导和帮助学生,师生在课堂上进行积极地互动,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变以往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对于互动式教育法在初中政治教学应用方面的几点建议 2.1营造和谐交融的课堂氛围 课堂是学习学习的主要场所,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有效途径。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逻辑性。因此,教师需要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首先,师生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教师需要改变以往落后的、传统的教学观念,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有助于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充分地发挥自己学习主体的作用,学生也更加地信任和尊重教师。其次,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教学情绪,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方面,如果学生的情绪处于兴奋的状态,学生才愿意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如果学生能够专心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才能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另一方面,如果教师的情绪比较高涨时进行课堂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才会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情绪,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教学状态,合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 2.2深入地分析教材、理解教材,巧设互动点 互动点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互动的切入点。在设计互动点时,需要根据教材知识以及教学目标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一般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政治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进行情景教学设计,促使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背景材料,从而积极参与到教师的互动教学中,分析和体验背景材料,学生在体验材料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关的教学知识,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处。教学的难点处主要是指一些容易促使学生出现偏差的地方。教学难点直接影响着学生是否能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新知识,也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将教学的互动点设计在教学的难点处,充分地利用互动主体的方式,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进行交流、分析和体验,从而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帮助学生突破教学难点。教学重点处。帮助学生全面掌握教材中的重点知识是进行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有的教学重点比较抽象,学生感觉学起来比较枯燥乏味,但是,学生无法主动地掌握学习重点,但是依靠教师的指导也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完全掌握教学重点,长此以往,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需要科学地设计互动点,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2.3课堂中进行角色转换讨论问题 开展互动式教学,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般是采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价”的教学模式。可以适当地转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提问、师生共同回答。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促使学生主动地学习。另外,教师可以在教学重点处开展讨论,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模式,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小结 课堂教学模式多种多样,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有优点也有缺陷。并且政治具有多元化教学模式、开放性思维的显著特征。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教学的限制,活跃课堂氛围,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李建英 单位: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一机二中 教学理论论文:八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理论论文 一、尝试教学的含义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达到教学规定的教学目标,主要形式就是解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所提出的问题。尝试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先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提出问题,让学生在之前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自学课程和相互交流讨论,依靠自己的思考去初步解决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的思考结果和练习中的难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尝试教学可以将学生的主体学习和教师的引导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 二、尝试教学的重要性 在新课标的教学改革下,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课本知识外,还强调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主张学生在阅读时获得自己的主观思考,培养学生阅读的创造性思维。在尝试教学中,其淡化了教师对文章复杂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学生阅读的过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结果。尝试教学很好地弥补了传统语文教学的不足之处,不是重复课本上的教学步骤而是让学生自主地用自己的方法去思考,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占据主动性的地位。尝试教学很好地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思维,培养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这样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所阅读的文章的思想底蕴。 三、尝试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1.利用尝试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在尝试教学中,强调的是学生是否能够主动学习,因此教师要改变传统的讲课模式,让师生之间可以互动,形成一种轻松的、和谐的民主教学氛围,把课堂的大部分时间还给学生,教师去引导学生学习。例如在学习《桃花源记》这一课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去了解作者陶渊明的实例,让学生根据课文的标注解释自行去理解文章的大意,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然后阐述自己的见解。教师要充分调动起学生讨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用轻松、疑问的语气去提问学生,让学生带着好奇去思考。在学生思考之后进行教学,既能有针对性地让学生掌握知识,又能加深学生的印象。 2.尝试准备,进行有目标的引导。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首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的准备,例如在学习《桃花源记》时,教师要对作者生平经历充分地了解、掌握。教师要通读文章,结合文章的重点、难点去确定教学方法,准备好尝试题目。教师也要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要让学生对作者进行简单的了解,能够通读全文,让学生自己去查询一些陌生词语,如“阡陌”、“郡下”等发音,让学生在预习时发现自己的疑难之处,有利于教师在课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3.提出问题,讨论解决。 在学生已经进行过预习的前提下,教师提出与课程相关的尝试性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印象。尝试教学中的课堂活动都是以尝试题目为中心,让学生进行讨论。例如课文《云南的歌会》,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一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教师在预习时可以让学生尝试着去搜集一些民歌民谣,按照书上作者所描写的方式去整理分类,在进行分组讨论时,教师让学生去模仿,去演唱这些民歌民谣,让学生在表演中加深对作者所描述的文化进行体会。经过了这样的思考和经历,学生会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在讨论中学生可以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可以知道自己哪里有优势,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学生之间的交流比教师传授更容易被接受,也能增进彼此的友谊。 四、结语 尝试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尝试教学强调在学习中学生应该是主动学习,而不是教师去一味地灌输教学内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一定的优缺点,因此教师在进行尝试性教学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有目标地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在阅读中提升自己的欣赏能力和自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尝试教学的作用,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作者:邓清幼 单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第一初级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文化变异教学理论论文 1以承认学生主体性为前提的教学理念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优秀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优秀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语言与文化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掌握并合理运用英语语言的前提和基础是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占其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文化系统的学习和全面的理解。基于课堂研究的变异教学理论以改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基督教文化的教学应当汲取这一科学理论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以学生已具备的前知识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变异教学理论“分离-变异-对比”的操作模式在基督教文化教学实践中有效的操作步骤,发挥变异理论在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思辨能力等方面的特殊功效。 作者:王慧 刘爱琴 单位:泰山医学院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CBI医学英语教学理论论文 1CBI教学理念及理论基础 CBI教学,即内容依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用目的语言授于某一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而确保学生既可以习得目的语言,又可以掌握学科知识的教学。CBI教学通过运用目标语教授学科内容,旨在把语言学习与学科学习相结合,通过对学科的学习来获取语言能力。CBI抛弃了将英语教学与专业学习分离开来的传统教学方法,有利于学习者在使用英语语言的过程中学习专业知识,促进学习者语言技能和学科知识的同步发展。Krashen认为语言的习得需依靠“足量的、可理解的、趣味性的”输入。CBI教学让学生更注重语言意义而非语言形式,围绕专业内容进行有意义输入,逐步掌握目标语言。此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应将新知识与原有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主动构建新的知识结构。CBI教学为学生创设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交际活动,促进学生语言水平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发展。CBI教学理念有4个主要特征:1)语言教学需围绕学科专业知识展开;2)语言教学中需使用真实的目标语言材料,即本族人所用的材料;3)强调新信息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使用目标语言获取、评估和解读新信息的能力;4)语言教学需符合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注意学生在认知能力、语言水平和情感需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性。 2CBI教学理念下的主要教学模式 语言和专业教学背景、目标和性质等因素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CBI教学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主要的CBI教学模式包括以下3种。2.1主题模式(theme-basedapproach)根据学生的需求、兴趣设计主题和话题,选择相关的专业教学材料,并通过各项语言技能的训练,加强学生在获取新信息的过程中对目标语的实际应用。主题模式主要由语言教师进行授课,适合应用于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2.2课程模式(sheltered-contentcourse)根据学生的语言和专业水平,选择难度适宜的目标语专业教学材料。目标语成为获取专业知识的工具。该模式的教学任务主要由专业教师承担,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学科、语言知识储备,适用于各类高等院校学生和有科研、学术需要的人群。2.3辅助模式(adjunctcourse)在辅助模式中,同时开设专业课和语言课,语言课为专业课服务,学生借助语言知识掌握专业内容。授课任务由专业教师和语言教师共同完成,分别进行专业教学和语言教学,适用于各类高等院校学生。 3CBI教学理念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启示及应用 英语教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2大类:EGP(Englishforgeneralpurpose)和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医学英语属于ESP教学。目前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中心、以语言知识为中心,忽略了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过于单一,无法将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CBI教学模式将枯燥的语言学习变为符合学生职业需求、个人兴趣的趣味学习,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提高语言应用的综合能力。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可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时促进了教师的全面发展。 3.1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医学英语教学需分2个步骤进行:即医学英语基础课程和医学英语专业课程。第一阶段的医学英语教学主要是词汇学习和专业阅读能力的培养。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消除专业词汇对医学英语学习的障碍,培养学生基本的专业英语交际能力和科研能力。根据本阶段学生已有的语言水平和专业教学要求,可以选择CBI教学的主题模式。教师围绕符合学生兴趣和需求的主题、话题进行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时带给学生满足感和成就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高年级学生大都具有了较为扎实的语言基本功,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因此,第二阶段的医学英语教学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主要是采用适合学生水平、需求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或双语讲解专业课程。本阶段可以选择CBI的课程模式或辅助模式。学生在已有的英语、专业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借助语言掌握专业知识,增强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 3.2教材选择 CBI模式和医学英语教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即为语言和内容,而教材是教学内容和目标语言的重要体现,因此,医学专业英语教材对CBI能否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其中,语言材料的真实性是CBI教学的特征之一。至今,已有大量原版教材引入,许多优秀新版教材也在陆续出版,这为医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广泛的教材来源。但是,教材的使用需根据学生的英语程度及其理解力和接受力进行合理取舍。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国外原版教材难度较高,容易使学生产生焦虑感和挫败感;而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过于简单的教材则容易使其产生厌烦感,缺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只有当语言材料的难度略高于学生水平时,语言习得效果最好。因此,教材的选择要注意学生语言水平与内容难度之间的平衡,以取得教学的最佳效果。在采用原版教材的过程中,对于学生难以理解和运用的部分,可以弃之不用;同时,可针对我国国情,选取相应的章节。各个医学院校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发利用自己的教材。这种做法将课文作为信息的实体而不是语言学习的实体,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学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扎实掌握专业知识。另外,在教材选择中还应注意语言的准确性,以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注重语言的趣味性和文化性,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启发学生对医学道德、情感和伦理的思考。 3.3师资培养 师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CBI教学理念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医学英语教师主要包括2类:英语专业并具备医学知识的教师,以及医学专业且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然而我国目前非常缺乏既具备精通的英语水平又有扎实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影响了CBI教学的进行。针对师资匮乏的情况,各医学院校应积极应对,拓宽医学英语教师来源渠道,应对困难。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合作式教学(coop-erativeteaching),由英语教师和专业教师紧密配合,共同完成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资料的开发,全面提升业务素质,使双方的语言能力和医学知识都有所提高。其中,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交流各自的经验、做法、提出个人遇到的问题,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思路的拓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方式,聘请专家学者、外籍教师进行专业和语言的培训,或者聘请医学翻译从业者及其他有医学英语背景的人员兼职教学;同时,可为医学英语教师创造出国进修和培训机会。此外,医学英语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发挥自主精神,积极利用各种途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3.4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容易造成学生应试能力强,但是实际应用能力差。CBI教学理念强调目标语言的实际应用,让学生沉浸在医学场景当中,培养目标语的应用能力。因此,教师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输出能力的训练,如:设计真实的模拟情景,强化学生在各种医学交际场合中语言有效输出的能力;围绕话题设定场景,赋予学生特定角色,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和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设定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等等。此外,CBI教学还应提倡合作性学习。利用小组讨论、辩论、集体学习、同学之间相互纠正等学习方法,安排学生一起学习、交流观点,共同完成任务。CBI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科知识为优秀,更注重学习过程。这就要求医学英语教学采用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变单一的知识评价为多元的综合能力评价,全面考核学生在医学专业领域的交际能力、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考试体系应该结合笔试和口试,综合考察学生语言的实际应用和交流,以及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同时,将终结性评价转化为过程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反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 4结语 总之,CBI教学理念将语言习得融入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当中,消除了许多医学院校将英语教学和医学专业教学割裂开来的问题,有助于学生英语水平和医学知识的同步提高。CBI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贴近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更好地应用目标语进行交际,为以后的工作和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各医学院校可以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整合教学资源、培养优质师资、强化教材的开发和更新、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加强有关部门的支持等措施,广泛推行CBI教学理念,培养更多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 作者:于诚 金文 朱荔芳 单位:济宁医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教学理论论文: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论文 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至今,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的教学仍然存在很多的困惑和问题。比如教材和阅读材料的选择问题,基本阅读技巧的讲授问题等。魏双飞在“普通高校英语专业阅读教学该何去何从”一文中就这一观点曾做过如下阐述:“目前教师在教学中是知识的单一传输者……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学生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阅读特点的整体把握,对课文内容的讲解过于仔细。”经过调查发现,的确有不少泛读课的老师把阅读课当成了“小精读”来教,过分重视讲解语言点等细节。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难以主动参与到阅读过程中,不利于自主阅读习惯的养成,从而使得教学效果与该课程的教学目的相脱离。正是由于上述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英语阅读》课亟需改革,亟待改进。 二、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基本理论 内容依托式教学(Content-basedInstruction,简称CBI)不同于以往围绕教学大纲从而展开的教学模式,而是围绕着学生即将学习的内容或信息组织教学(Richards Rogers,2001:204)。由于用此种形式组织的课堂教学对于内容给予了充分关注,它容易激发学生通过目的语言思考、学习新知识,作为主导者的学生从而很自然的将听、说、读、写这四种语言技能更好地融合起来。该方法不仅可使学生掌握多种语言技能,而且可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所需的各项技能和知识(常俊跃,刘晓蕖,邓耀臣,2009:41)。内容依托式教学最早起源于第二语言教学,其倡导者认为学习者在学习地理、历史、文化、文学等学科知识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综合能力。Stryker和Leaver认为,内容依托教学法要贯彻三个重要的原则:(1)应以学科知识为优秀;(2)选用真实可靠的语言材料;(3)满足特殊学生群体的需求。而Crandall和Tucker等学者认为,内容依托式教学是一个既包括课程设计、教学项目、也包括语言教学的手段和方法等众多内容的概念。总结下来,内容依托式教学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内容依托式教学中,内容主宰教学,内容在CBI课堂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内容依托式教学坚持用于语言教学的材料必须真实、系统,相互联系,因为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第三,内容依托式教学的教学目的具有多重性。因此,内容依托式教学的支持者认为,现在许多语言习得类的教科书中,语言材料大多相互鼓励,缺乏关联和系统性。 三、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利与弊 内容依托式教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首先,由于内容在该教学模式中的重要性,使得语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兴趣,选取适当的教学内容。这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阅读,主动学习,同时听、说、读、写可以同时得到训练和提高。其次,学生在通过内容学习的过程中,不但提高了语言能力,同时也开阔了学科知识,从而可以拓宽视野。再次,内容依托式教学过程中,真实、系统的内容材料可以为语言学习者提供最直接的语境,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体会和学习目的语言。但内容依托式教学并非完美,笔者认为它也有一定的弊端。第一,内容依托式教学模式只是提出了在语言教学过程中,选取的语言材料必须是真实的、系统的。但是,它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易于操作的选取语言材料的标准。第二,内容依托式教学强调内容,那么一旦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缺乏兴趣或兴趣减弱,就必然会影响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第三,某些课程的缺失。由于内容依托式教学主要围绕某些选定的“内容”,即所选取的语言材料进行,某些在第二语言学习体系中处于传统基础地位的课程则有可能被取代,比如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对英语专业课程所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中,英语专业的传统阅读课程和语法课程被取消(常俊跃,刘晓蕖,邓耀臣,2009:42)。笔者认为,英语阅读的基本技巧和语法的系统性知识有必要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全面、更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虽然在内容依托式教学过程中,阅读技巧和语法知识也能够被学习者习得,但在某种程度上会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因此可能不利于语言学习者有效地掌握相关知识。 四、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在《英语阅读》课中的应用 基于以上的总结和分析,我们不能否认内容依托式教学的优势与长处,而我国高校英语专业阅读课的现状也告诉我们:《英语阅读》课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教学改革。那么,可不可以在不取消《英语阅读》课的基础上,合理、适当利用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在该课程内部进行改革和借鉴。在英语专业学生第一学期的学习中,开设以阅读技巧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英语阅读课。通过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呈现基本阅读方法的相关知识,如:whatisskimming?Whyskim?Howtoskim?等,并利用多媒体课件的特点,清楚地呈现阅读方向。每一个基本阅读技巧的理论过后,通过“手把手”的示范性阅读,直观地向学生传达该阅读技巧的使用方法。在这一学期中,应借鉴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中“内容”的重要性,每一次阅读技巧基本知识讲解过后,都应该附上内容生动有趣,篇章长短适宜的语言材料来引导学生做阅读实践,为其日后能熟练应用各种阅读技巧打开一扇大门。第二学期可以设置充分且适量的基本阅读技巧实践。在这一阶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帮助。通过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学生做适量、有效的阅读实践,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好基本的阅读技巧。这一阶段学生所练习的阅读材料必须是严格挑选出来的、适合练习各类阅读技巧的文章材料,使他们能够循序渐进地练习,以达到扎实掌握、熟练应用的教学目的。除此以外,阅读材料应保证多样化和趣味性,尽可能保证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则可以参照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将《英语阅读》课设计成为以特定“内容”为依托的阅读实践。这里的“内容”应真实、连贯、并自成体系,可借鉴大连外国语学院在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中所开设的“美国历史文化”、“美国社会文化”、“英国历史文化”、“英国社会文化”等。除此以外,可以选取经典阅读类的文学作品,这里应注意区别于英美文学选读类的课程中文学作品的宽泛和零散,可以集中、连续地指导学生读完某一本或两本名著(包括课堂训练和课后阅读)。这样,学生就可以依托原汁原味的语言材料,在掌握扎实的阅读理论的基础上,提高综合阅读能力。 五、结语 内容依托式教学确实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长处,通过大连外国语学院所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它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出了一定的优势。但仅仅以内容为依托展开教学,将基础类的系统知识体系打碎打乱糅合到“内容”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并不一定可取。某些传统的基础课程仍然需要学习者进行系统、有序的学习,才有可能形成清晰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基本理论应用到高校英语专业阅读课程体系之内,突出“内容”的重要性———通过阅读材料的精心选取,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综合阅读能力,从而使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好习惯,成为爱读书、会读书的人。 作者:董杰华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交际法语言教学理论论文 一、交际语言教学法的教学目的 根据海默斯等人所提出的理论而随之产生的交际语言教学法是一种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手段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根据交际能力的要求,交际语言教学法将语言当成是一种交际用的工具,学生学会一种语言不仅需要掌握词汇形式和语法规则,还需要学会如何在实际环境中进行具体应用,还要知道在什么场合下这样的运用方式才是合理的,最终达到能够利用语言作为工具来顺畅地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表达感情的目的。 二、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交际法认为语言是交际中使用的起着传递和负荷信息的工具,而语言能力则是“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的合二为一,即一方面教师要教授给学生词汇,语法等的使用规则,一方面要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语言使用的实践活动。传统的翻译教学法等方法只注重语法规则和词汇的使用,结果导致学生能够做到语法熟烂于心,考试无往不利但是到了实际应用中却处处碰壁,无法适应社会所提出的交际需求。 首先,语言交际不是静止的、抽象的,而是相对动态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这首先需要从实际环境出发,让学生能够自然的融入进去从而自由的使用语言来进行交际。这就需要在教材的编排上下工夫,需要选取日常生活中为学生所熟知的片段来构建场景,如校园生活,上课学习,休闲娱乐,出游购物等,从而调动学生的交际积极性。在日常的场景中学生很容易放松下来,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交际的欲望,想要知道“如果有这个意思需要如何用外语来进行表达”,自发的产生想要用语言来与人进行沟通的愿望,进而获得真实有效的交际能力。这种学习模式被英国语言学家W.Littlewood称为自然学习模式(NaturLearningModel)。因此课堂教学的目标将集中在获得交际能力上,而不仅仅限于习得语法和词汇相关知识。教材内容也将从以语法内容为中心来安排课时转变为以交际内容为中心来划分。 其次,教师角色的转变也体现了交际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教师由教学指挥者的角色转变为引导者和辅助者,负责激发学生的交际愿望,在实践活动中引领学生自主进行寻找发现语言运动规律的活动。学生是舞台上的演员,负责进行语言运动活动,而教师则扮演着导演的角色,通过给学生设定好不同的任务场景,在学生在实际解决任务过程中,独立完成交际过程。以德语中情态动词的使用为例,德语中共有6个不同的情态动词,用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表达方式和所附带的感情色彩不尽相同。教师在课程开始时不讲授任何与情态动词的有关知识,而是让学生通过听和阅读一篇具体文章,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这个交际场景出现的情态动词的用法。 文章内容是精心设置的,其中多处都应用了情态动词来进行表达,之后学生需要完成教师设置好了循序渐进的问题和任务,开始可以是“母亲过生日需要选购礼物”,接下来是“询问他人意见购买何种礼物比较恰当”,最后进阶到“与朋友一起在商场里进行购买活动”。通过解决这几个学生平日熟悉的任务,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情态动词的具体使用规则,不同场景下不同情态动词的恰当选用,同时还能够理解这些动词所附带的不同的感情色彩。这些细心地为学生准备的新鲜有趣同时又切合教学目标的学习任务,既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增加他们对自身语言应用能力的自信。 三、总结 交际法对传统的教学观点并非采用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在前人方法上的继承、发扬和进一步发展壮大。运动交际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取消语法教学,交际法首先肯定了语法和词汇教学的必要性,作为掌握学习语言必要的基础和必经的过程。但在之后的交际应用过程中需要把语法知识形象化、交际化地呈现,才能做到将交际法教学与单纯的语法学习融为一体,使交际教学法能够在课堂上得到更好的呈现。 作者:周文姝 王松 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思政课教学理论论文 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体内涵及学理依据 (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体内涵 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具体实施的运行方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是在吸取研究性教育教学优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具体操作步骤的结构性整体,是一种既体现思政课教学规律又体现研究性教育教学规律的实践教学范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结构由“菜单引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三位一体构成。其主体内涵是:“菜单引领”,即以问题为源头,围绕问题引导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学生主体”,即以学生在实践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提升道德素质为本体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教师为主导”,即以教师为后台推手和规范的制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运行。三者内在逻辑联系严密、运行分工明晰、功能互补性强,共同作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过程。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学理依据 任何教学模式都必然意蕴着一定的教学理念和精神,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也不例外。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蕴育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优秀要义。从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看,该模式被植入了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两者具有相同的理论价值契合点。 第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主张的教学过程应是引导学生源于问题、围绕问题、探究问题过程的思想。西方启发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古希腊教育学家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又称“产婆术”,是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他认为教学不应该把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在与学生诘问、交流和争辩中向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怀疑自己的原有观念,一步步激发学生去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过程。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发现学习”。他认为教学“不是教他这样那样的学问,而要他自己去发现学问”①。卢梭在这里提到的“发现”,包含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无论是苏格拉底的“问答法”,还是卢梭的“发现学习”,都提倡教学应该是师生共同探讨问题的过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赋予学生实践的过程就是探究实际问题的过程,它主张实践活动源于问题,以问题(即菜单)引导学生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验证理论,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观念。 第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自由选择的精神。卢梭倡导并建立的“自然教育法”,主张教育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过多的干预。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在所有一切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②。因此,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尊重人的自由权利,能够依据努力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秉持卢梭“自然教育法”的精髓,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和选择,唤醒学生与生俱来的欲望和好奇心,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专长、爱好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自由选择实践活动的主题、自主决定实践活动的方式、自主策划实践活动的过程、自主选择实践结果的表达方式,并自主评价实践效果,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主决定的权利,赋予学生极大的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学过程是学生自主建构意义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的本质和过程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一个主动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他指出:“教某人学习这些学科,主要的并不是要他记住那些成果……而是要使一个学生有条理地思考,使他考虑问题时像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结论”③。在布鲁纳看来,认识过程既是探究过程又是自主意义建构过程,他还突出强调了意义建构过程的主体性。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学生将探究问题和自主意义建构合二为一,在探究活动中自主完成理论认知的意义建构。 第四,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育应该在敞开的空间进行的思想。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鼻祖苏格拉底在“问答法”教学中不预设任何前提,对话结果也常常是没有确切的定论,对话的过程是让学生敞开心扉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在自己的怀疑、思考、否认中不断向结论推进。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在这一点上与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不谋而合,它鼓励学生到社会广阔的天地体验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实践前不设任何前提假设、实践中不设框架完全随学生活动情况推进、实践后总结评价不设标准和结论。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工作机制的建构 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包含三个系统——菜单库设计、学生自主实践、教师辅助指导,其模式的主体框架设计如下: (一)建立菜单库——突出“问题探究”的工作体系 菜单,即项目、主题、问题、任务的统称。菜单库,即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高校五门思政课课程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与理论教学内容相对应、相融通、反映思政课五门课程教学规律及逻辑关系的,可供学生备选的实践活动项目库。菜单库的建立指教师将思政课五门课程的基本理论观点转化为学生可以操作的实践活动要点的过程,它实现由理论教学体系向实践教学体系的有效对接,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菜单设计工作体系中,教师要将“问题探究”置于优秀地位,要强化问题意识,对问题要有设计,要使问题成为实践活动的载体,这是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实施研究性教育教学理念的关键。为此,需要将菜单设计成类似科研课题那样的项目申请书,赋予“菜单”和科研课题项目申请书同等的功能,为学生实践活动保驾护航。菜单设计应包含以下六个要素: 一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理论依据,它是与思政课教材相对应的理论要点。具体操作是先将教材内容梳理整合,形成理论专题或模块,然后对应每个模块或专题设计出若干个菜单,由此形成的菜单紧扣教材内容,不偏离教材内容,点面结合又不疏漏,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思政课的基本要求。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菜单库设计为例,我们先将教材的理论知识点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部分内容进行分解,分为思想活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六大模块,依据每个模块的基础理论相应设计出若干个实践项目。 二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现实依据。菜单设计应该紧密结合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让学生在现实灼热问题中探究和感悟,才能促进他们思考和提升,任何离开社会现实的菜单实践教学项目,是不会激起学生兴趣的。如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中国未来四年发展的基本走势,我们针对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形势,以“菜单式”实践教学的方式设计并申报了广西大学生社会实践专项课题——“美丽南宁行——南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调查”,让大学生在调查南宁市持续5年“一江四湖”治理中,感受南宁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从而体会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学习、不断实践的热情。又如针对雾霾天气持续扩大,人们谈霾色变的现实,我们设计了调查南宁市近一个月来的空气质量指数PM2.5及其走势,剖析指数变化的成因,提出防霾治霾的对策。同学们在“雾霾”这个现实问题的引导下完整经历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达到了实践教学的目的。 三是实践活动探究的现实情景环境。党的创新理论必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必须回归现实世界。在具体操作上,要从现实社会中找寻与理论知识点形成和发展的真实环境,不能再现的真实环境的可以创设虚拟环境。在菜单设计中要坚守的原则是,教师只给问题情境不给问题,问题应该由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找寻。 四是实践探究活动大致思路和实施步骤。在菜单中粗略地描述实践活动的线路图,告知学生科学规范的调研活动应具备的要素,给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大致过程参考。 五是实践探究活动的预期成果,即调研报告和PPT。确定活动预期成果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在实践活动中应该注意收集哪些材料。六是完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和保证。列出完成此实践活动应必备的条件,如文献资料、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场地等。上述六点中,前三点的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思政课教学内容层面思想性、政治性的特点,后三点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技术层面操作的特点。菜单的设计及菜单库的建立是实施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主要举措。必须坚持以问题探究为优秀完善菜单库建立的工作体系。 (二)学生自主实践——突出“自主探究”的工作体系 在菜单实践教学模式中,自主实践是基于菜单引导基础上的大学生自主构建的过程,是大学生将自己在理论课堂习得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自主地付诸实践,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对未知的求知,对已知的求证,对虚知的求实”,通过实践活动的历练重新建构自己的思想道德的认知体系。这个过程与理论教学不同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不是教师从外部“灌输”,而是学生将从教师那里获得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与自身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有机整合而生成新的知识体系,达到“知行合一”,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由粗浅的理性认识转化为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完成这样一个实践教学过程,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这一环节工作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努力求证。学生作为实践的主体,其主体作用贯穿在实践前准备工作、实践过程的体验工作、实践后的总结、反思工作上,具体工作内容如下:实践前的准备工作,学生要完成诸如选题、组队、策划、分工合作、制定方案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一是选题。学生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关注点从菜单库中选取一个主题,或者自选菜单库以外的主题来开展实践活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就体现在吸取了菜单选择的精华的这个意义上。二是组队。学生根据同学的友情和亲疏度确定实践的合作伙伴,由此组建志趣相投的实践活动小团队,有利于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实践教学任务。三是策划。根据选题找出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分解选题的几个分要点,大致确定实践的几个步骤。四是分工合作。团队小组成员根据选题、个人的特长安排每个成员在实践中所要承担的工作,要求各成员各司其职,团结一致搞好实践教学活动。五是制定方案。团队成员查找各种文献资料、咨询任课教师,确定实践的时间地点,在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目的和充分理解选题意义的基础上,制定和撰写实践活动方案。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上述实践前准备工作做得越扎实,实践教学的成功率越高。实践中的体验工作,即学生通过社会调查、专题研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进行自我体验、感悟和自主建构意义。在这一实践关键阶段中,学生的思维活动包含两个方向的过程:一是自我体验和感悟活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真理性、体验所学理论的魅力、感悟所学理论的真谛,使理论教学效果得以延伸、拓展和深化。二是自主建构意义活动,这是思想的历练和升华过程。学生将实践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收集起来,通过知、情、意的心理机制的作用,在思维中与原有认知结构中合理的成分进行消化、加工和整合,重新建构出新的思想道德认知体系。 实践后的总结和反馈工作,即总结、评估和反思,反馈、交流和展示。一是总结、评估和反思。学生将实践活动中收集的文字、图片、数据、采访录音、录像文献等资料加以整理、归纳、总结出结论,撰写调研报告和自制PPT作品。学生的调研报告和自制的实践作品凝结着学生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反思、评估,反映了学生的收获和成长。二是反馈、交流和展示。实施“小组——班级——年级”三级展示交流制度。首先在班级里展示各小组的实践作品,评选出最优作品参与年级作品评选活动。其次将各班评出的最优实践作品汇集评比出年级优秀实践作品。这种由学生自主交流展示作品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学生互相学习、自我教育的制度,它弥补了实践活动中由于每个小组只能选择一个主题开展实践,其他主题无从学习和体会的缺陷,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间接学习了其他小组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由学生自制实践作品荟萃而成的精品库成了学生自我教育的极好教材。在学生自主实践这一环节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实践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教师主导实践——突出“支撑探究”的工作体系 教师主导实践的工作体系主要通过建立指导教师规范化操作系统和支撑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管理系统来实现,教师的指导是实践教学的技术支持,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实践教学的保障支撑。 1.建立思政课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规范化操作系统。传统教学中,教育者以势相示,受教育者被动相迎,教育者是中心、权威。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重塑教师的角色,重置教师的地位。教师由前台一线的操控者隐退为后台推手,并通过建构一系列保障制度来推动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具体工作内容: 第一,要求思政课教师把教学内容巧妙地隐含在每一个问题中,以菜单引导和激发学生在实践中探究问题、求证问题、解决问题。在设计菜单中通过软硬两方面手段激发学生的欲望和主动性。软性激励手段,一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贴近学生实际来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对所要选择的问题情境有好奇心,能提出问题和自主反思,具备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二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自制实践作品。硬性约束手段:要求学生通过独立的或协作的实践活动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并将实践成果制作的实践作品作为考核学生实践成绩的依据。 第二,思政课教师在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扮演着“顾问”、“辅导员”、“观察员”的角色。在实践前学生确定主题制定实践方案阶段,思政课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建议、答疑解惑,审核计划,把控方向。在实践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实践计划执行的“咨询员”、行动操作的“辅导员”、矛盾冲突的“协调者”、探索创新的“鼓励者”、安全实践“监督者”的角色。 第三,思政课教师掌握着实践活动效果的评价方向。教师既关注学生实践结果的考评,即实践作品,也注重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考评,尤其是学生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克服困难、勇于探究问题的意志力和勇气的考评。 2.建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的保障机制。“菜单式”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是“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专业课实习实训,二者同步实施,统一管理”,该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工作内容有: 第一,建立规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把社会实践教学纳入思政课教学计划当中,制定完整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体系,包括规定具体的实践教学课时(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的思政课实践教学16个课时的规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案和实施细则。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统一安排在每年学生专业实习实训期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结合起来,在专业实习实训的同时开展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这就明确规定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时间空间,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员参与,以及规范化的有序进行。 第二,建立学校各级管理部门协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教务处、学工处、各系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科部联合系部组织实施的,任课教师具体指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的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 第三,建立稳定的内涵丰富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相结合,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就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地,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稳定的实践基地,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实现了思政课实践教学载体的阵地化。 第四,建立提高思政课教师实践教学指导能力的机制。从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力构成要素“思政课课程资源开发能力,实践教学的实施能力,产学研结合的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能力等”④来看,思政课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菜单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实施为思政课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综合实习月思政课教师在深入农村、企业、社区指导学生实践的同时也是自身深入基层调研、考查、锻炼的良好时机。 作者:甘毛文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社科部 教学理论论文:英语写作教学理论论文 一、识解理论 “识解”最初被叫做“意象”。“意象”是源于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其意指人们在于客观世界互动之时形成的可以长时间存储与大脑中的抽象表征。“意象”被引入认知语言学之中,被认为是获得语言意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即概念内容与心理意象。虽然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与认知心理学里的“意象”具有渊源,但也不尽相同。为了将此两术语区别开来,Langacker(2002)将“意象”改为“识解”,并将其定义为“我们拥有用众多不同方式来识解同一情景的能力”。Langacker(1987,1991,1999)将其分为五个方面进行探讨:辖域、背景、突显、视角以及详略度;Talmy(2000)从四个方面来叙述了识解:构形系统、视角系统、注意力系统以及力动态系统;Croft Cruse(2004)认为Langacker与Talmy对识解的认识不全面,因为Fillmore的框架以及Lakoff Johnson的隐喻没有包含其中。故提出其识解观:注意/突显(选择、辖域、程度调节、动态注意)、判断/对比(范畴化、隐喻、图形、背景)、视角/场景化(观点、指示语、主观性、客观性)、组合/完型(包括大部分的其它意向图示)以及结构图示化(力动态、相关性)。 二、体验识解观及其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1.体验识解观 识解,作为人们的一种认知方式,是语言表达式意义的重要来源。Langacker(1987)将语言的意义看作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其贡献是巨大的。概念化是一动态过程,表明意义是人构建的。但王寅(2009)认为Langacker过于强调人本性与主观性,客观层面考虑不够,应该将体验二字加于概念化之前,及体验性概念化。同时,认为识解是观念化的最主要部分,因此其提出体验识解观(EmbodiedConstrualTheory),旨在分析对《枫桥夜泊》40个译本不同的原因。体验识解观分为两个部分:体验与识解,这里的识解采用的是Langacker对识解五方面的描述。此术语充分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优秀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并明确表现出语言意义来自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及其认知加工这一优秀观点。 2.体验识解观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英语写作是人与现实互动体验及其认知加工后意义表达的产物,而体验识解观正是人们得以认识世界以及获取意义的方式,故将体验识解观用以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实为从认知层面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是我国众多教师所忽略的,因而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现实、认知与语言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可得到两点启示英语写作教学中:(1)要将体验用于英语写作教学中,以便学生更好地认知;(2)将识解的五方面内容用于英语写作中,是英语写作真正实现对认知方式的外在化。体验识解观在英语写作教学的应用如下所述。 (1)体验互动:话题熟悉与分析。英语写作实际就是语言表达,就是认知方式的凝化。而认知内容从何而来?无疑来自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方式与活动让学生互动体验。体验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有直观的视频、音频及图片呈现,可以有相关话题的文字阅读,也可以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此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拓宽知识面、增长百科知识,以达到帮助学生有效分析话题、获得全面与准确信息的目的。 (2)辖域激活:信息获取与罗列。辖域激活实则为话题相关的百科知识激活。激活百科知识或背景知识,能为学生提供更多与话题相关的信息。信息分为关键信息与次要信息、原型信息(众人普遍接受的信息)与非原型信息(非众人普遍接受的信息)等等,用头脑风暴写下与主题相关的观点,基于自己的视角与立场,选择相应的中心论点。选取论点时可以是众人接受的观点,也可以是非主流的看法,基于自己需要,任其选择。罗列中心论点之后,写下其各方面的主要特征,不是所有的特征都符合自己立场,这就需要用突显原则将符合自己或能最好体现自己立场的特征保留,将不符合自己的观点省去,将其隐显。 (3)语言表达:认知内容的凝化。英语写作,其实就是用英语书写人们识解的客观现实。换句话说,英语写作就是将认知方式凝化。在英语具体表达时,怎样将认知内容表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在英语写作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词汇及句型结构选择与表达的单一。学生词汇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词汇贫乏、单一,缺少变化,并且概括词(generalwords)使用更多,缺少一些精确的具体词。例如,在表示打击碰撞之时,学生多会选择hit。虽然hit有打、打击、碰撞之义,但它不能够表示所有方式的打。突显打的不同方式,含打之义的动词也会有不同选择。当突显用皮鞭打时,whip是合适的选择;当突显用物体敲击、攻击及撞之时,最好选用strike;而表两物相撞或碰撞的动词非collide不能传达其妙;smack突显打的方式为用手掌掴;beat表示连续击打。由此可见,突显打的不同方式,动词的选择绝非仅为hit一个。 学生在词汇上体现的问题还有动词使用过多,不能将其灵活地转化为与其具有同样意义的名词或介词结构等静态表达。王寅(2007)在其《认知语言学》一书中叙述了ICM与辖域、认知域、图示、框架、脚本等术语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用约等于连接,所以辖域可以用框架来表示。框架在词性转换上能起到极大的作用,用一雇佣框架能够很好的说明:在雇佣框架中,必定有参与者(雇佣者与受雇者),也存在雇佣这一动作以及这整个事件。参与者及这一事件是Taylor(2002)所说的事体(thing),雇佣动作为其所言的关系。因此,对不同方面的突显可以获得不同词性的词汇。如若突显参与者,employer与employee将会出现在句中的主语位置;如突显雇佣这一整个事件,employment会被选用;而若要突显雇佣这一动作,employ能被选择出现在表达中。可见,在辖域中突显不同实体(关系或事体),不同词性将被选择,这有助于解决学生词汇选取单一,动词使用过多这一问题。 在句子层面,也可以用识解观解决学生表达单一这一问题。每个句子其实就是一个事件域,Ungerer Schimid(2011)在运动事件域中列出了六个构成要素,即图形、背景、路线、运动、方式与原因。在这一运动事件域中有三个要素必不可少,即图形、背景和路线。其它三个成分基于表达的详略度选择呈现与否。因此,表达运动事件的句子就可能包含这六个要素。在这一事件域中,突显不同要素会产生不同句子结构。倒装句是将突显成分提于句首而产生的句子非常规表达。例如,Myfatherstandsintheroom(我父亲站在此房间中)因突显成分的转换将导致句子结构的变化。要是对背景intheroom突显,这句话就会转换为Intheroomstandsmyfather.倒装句的出现显然就是对不同要素的突显所致。句子不同要素的突显会丰富句子的表达形式,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解决表达过于单一这一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整篇文章辖域的设定,为意义的表达设定了范围,致使意义表达在同一辖域中得以进行。加上识解观的应用,让意义表达符合人们的认知方式,这就为语篇的连贯表达作了保证。 三、结语 英语写作教学至关重要,但老师难教、学生难学。在多年的英语学习中,英语写作仍然问题颇多,比如低效的话题分析、单一的语言表达及令人不甚满意的语篇连贯等。本文尝试基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优秀原则,将体验识解观运用于英语写作教学中,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希望能在语言层面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在认知层面提高学生的写作流利度。 作者:吴晓松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教学理论论文:思想品德教学理论论文 1.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思想品德教育应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中要做到知识、情感、能力相统一;课堂设计要做到基础性、拓展性、选择性相统一;设计的活动要做到认知、探究、实践相统一。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究和体验,挖掘学生学习的潜力,通过道德践行促进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让学生自主感知、领悟和实践,将学生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解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目标的设定和方法的选择,例如在云南昆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教师要教育学生搞好民族团结,追求真善美,把爱洒满人间,通过合作学习,学会用自我提高的办法和手段来提升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教师通过科学的理论,有原则的教育和德育管理的方法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遵从学生认知的规律,增强学生思想提高的效果,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让学生组织演讲、主题班会、图片展等活动。 2.坚持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思想品德教育重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应借助各种形式、方法和途径,让人们接受崇高理想和信念。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教师要重视要以生活中的材料作情境,引出问题,开展探究活动,然后再学习正文。做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手法创新。教学应准确把握本课程的综合性,以学生在成长中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为线索,将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和科学设计,避免将这些内容割裂开来,分块进行教学。教师教学要形成让学生自主发展和自主运行的机制,而不是主宰课堂。例如,上课时,要让学生学进去,讲出来,还可以让学生成立测评小组,评定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平时成绩,评价学生自我发展的成绩等。满足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教师可以让学生轮流当思想品德背诵组长或学。实行创新的带领机制和纪律制度,让学生干部规范、稳定地管理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积极性。让学生和教师一起评价学生,激励学生,鼓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关心学生中的热点话题和难点问题,开启学生的心智。 在政治观念、思想提升、道德约束、文化熏陶等方面,教师必须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开发和利用初中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组织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学、合作学、质疑学、讲出来、教别人”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开展案例分析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和规划人生,在联系自身实际、思考人生的过程中关注社会和世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师生互动 要做学习型的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落实学生的自主地位。教师要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内容,并设计合理的教学结构,让学生通过同伴互助的“做、讲、练、教”方式,达到强化所学知识,发展自身素质的目的。教师要注重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的指导,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充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设计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根据学习基础,对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学习要求,根据课程目标和学情,深加工教材,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变得更有实效,更具教育和生活的意义。 4.结束语 当前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我们要不断创新教法和学法,追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推进“学讲方式”应用,改善课堂教学氛围,使教学活动更有目的性、针对性、时效性,实现教育本质的回归,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发挥学校在加强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 作者:王峰 单位:江苏省新沂市合沟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论文 一、理论基础 (一)体验学习的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考尔博在他的著作中对体验式学习教育理论进行介绍。他认为它由四个基本阶段构成,包括:体验—思考—抽象—实验。体验阶段指学习者在真实的情境中去体验世界和生活,并且在体验过程中获得各种感悟与知识。思考阶段指体验者描述并思考自己的体验活动,对自己的体验活动进行归纳、分析与反思。抽象阶段指体验者加工与处理所获的初步经验,将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抽象成概念。试验阶段指体验者在新的情境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并且将所获得的经验和概念运用于其他新的情境中。 (二)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 体验式教学理论是基于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所提出的教学理论。情感理论指的是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克拉申把情感分成动力、自信和焦虑三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动机不足、缺乏自信以及过度焦虑会阻碍语言的习得。相反,动机明确、自信满满和低焦虑感会加速语言习得。因此,根据他的情感过滤假说,教师的任务就是如何引导学生把焦虑降低到最低程度。体验式外语教学能够减少外语学习中的焦虑和恐惧。在体验式外语课堂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营造轻松、有趣和友好的课堂氛围,确保学生有效地进行体验式学习。在此过程中,教师身上必须要散发快乐的愉悦情绪。教师快乐的情绪必然会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放松下来,消除焦虑,带动学生快乐的学习,更好地接受新的信息。 二、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在大学英语中的应用 在体验式外语教学中,“参与”是前提,“愉悦”是共鸣的先导,“共鸣”和“环境”是外语教学体验机理赖以发生的依存条件。成功的体验式外语教学需要将“参与”“愉悦”“共鸣”和“环境”四个要素相互融合。 1.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在体验式外语教学课堂上,学生是主体,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发和主动地学习,积极发言,参与多样的课堂合作交际活动,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学生只有最大限度投入到语言学习的活动中,在平等、友好、协商、自主的气氛中学习,才能提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2.愉悦的情感体验体验式外语教学活动所追求的积极体验,总是与学生获得“愉悦”紧密关联。学习者只有在快乐中学习,体验到乐趣,才能激发、保持和提升学习者的兴趣,才能持续地获得前行的动力。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只有让外语学习者体验语言学习的快乐,反过来促进外语认知和使用经验的增长,才能培养出“知情合一”终生学习者。 3.和谐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共鸣营造体验式外语教学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体验式教学原则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高度重视师生关系、教学氛围等要素,积极营造自然语境,使学生保持轻松愉快的学习心情,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结语 体验式外语教学模式以学生的体验为优秀,通过创设教学情境,让学习者亲身体验、观察和认知,在实践中升华和完善知识体系,培养语言能力。体验式外语教学实践与理论课题的研究仍然处在探索推进中,随着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们希望英语教师能够引导学习者进入到“自我反思—自我激励—自我提高”的良性循环中,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从中真正体验到成功和快乐。 作者:杨妮 李明子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课程教学下的法学理论论文 一、法学理论教学的现实情况 教育部制定的法学专业课程有14门,法学理论课程以法理学为代表,同时在各个部门法中也都涉及本部门法的相关基础理论教学。法理学虽然不是具体针对研究某一部门法学或某一项法律制度的学科,但对学生以后学习宪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国际法等部门法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就法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学科背景来看,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在大学生的相关背景知识空白的情况下来讲授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基础理论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重点。同时由于理论教学内容本身的抽象化、理论化、体系化,使得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生动形象地讲授法学原理理论成为教学时的难点。授课老师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讲,要讲清楚,讲得浅显易懂不容易;学生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学,抽象晦涩,内容庞杂,体系难以理清。在理论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渐渐向学生展示法学理论自身丰富而深邃内涵的过程,格言似的语言展现的是精妙的原理和崇高的精神,曾有学生深深为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所着迷,并说法学的基础理论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然而这件艺术品并非没有瑕疵,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以哲学为背景的法律中的基础学科所展现的深奥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法在社会实践运行中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碰撞,司法、执法过程也时常遇到各种困难。应当清楚看到,法学理论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将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也是法律职业者要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二、法学理论教学的困惑所在 即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提出的当下,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法学教育日臻成熟的情况下,仍然避免不了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考验,这些矛盾的出现同样给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提出了课题。 困境一,法理学以哲学为背景进行研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这样就不免与现实产生距离。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其他部门法学科的学习,提供一般规律性的法学方法论的导引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学基础理论的导引性就显得很乏力,各个部门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依托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运行来完成,反观法学基础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则明显微弱得多,表现出处理各类问题层面上的渗透力不足。然而,法学基本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学理,其干预力应当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是完整的,但事实是法学理论在指导的深度上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在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发生了断层。这就导致了法学基础理论在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中处境尴尬。以每年全国性的司法考试为例,司法考试的应然状态应当是法律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发展的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处,法理学发生了断层。从而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平时所学习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司法考试中通常不是标准答案,而司法考试中的参考答案在真正法学理论中又经不起推敲,这一点在法理学中表现尤为突出。担负选拔优秀法律人才、意义重大的司法考试中的应试法学理论与真正的法学理论之间产生了的巨大冲突。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值得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 困境二,我国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法律文化积淀层面、还是法律价值内涵、技术制度层面都与西方法理学有一定的差距。在教学活动中,许多法律著作通常的写作模式都是:就一个问题列举许多西方学者观点,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怎样认识的,在批判其他观点的狭隘性、局限性过程中提出后者怎样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观点无非是以上各种观点的总结和捏合,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高明,即所谓的“折中说”。诚如学者说:“所谓‘折中说’,即是没有学说,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习惯在这样一种亚健康的思维模式下发展,总是在批判他人观点中寻找快感,在整合他人观点中获得成就感,那么,我们的整个法学教育就真的很难步入法律的理想家园。 困境三,法学基础理论一向被认为是一位表彰权利的勇士,但是在权力面前却失去了太多的骨气。法律为政治统治服务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突破法律所秉承的原则,唯政治统治马首是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法学理论中许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完美的技术制度,神圣的精神内核,当与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政策意向发生冲突时忽然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政治统治发生需要时,却动辄任意修改法学基础理念,影响其价值取舍,撼动其基本根基。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对法治精神的实质内核应当是一种坚持,而不是对政治的一种迎合。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各个部门法的基础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充当开山铺路的急先锋,依法治国的过程是一个克服政治任性的过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为依法治国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点,而非为政治的任性提供自圆其说的依据。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才能步入真正的良性循环。 三、法学理论教学的解决出路 以上,是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法学教学活动,基于和学生的深入交流、归纳总结的思考所得。这些方面的困惑应该说不仅是对当前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困惑,同时也是对整个法学教育发展的困惑,更是法学理论教学在法学教育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有鉴于此,结合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在今后的法学理论教学活动及学习中,应该作出一一校正,教学手段及方法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 首先,为了解决第一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基础理论课在倡导学习运用法律原理的同时,应当注重对法律事实探知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对法律事实调查、搜索、归纳、提炼、分析、认证的能力。这并非是简单的调查搜集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人运用法律思维去判断、分析、确认、选择客观事实,提醒学生对某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以法律事实的探知作为第一手材料的。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事实材料背后所蕴含的法律关系进行提炼、认证,最终获得对事物的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借以试图联结法律基础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层,加强法学理论在司法实践层面的渗透力。考虑到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浙江警察学院《法学导论》的授课计划特意尝试安排三次实训课程,分别以读书报告会、案例分析、主题辩论等方式开展,实训内容丰富,贴近实际生活,学生参与热情较高,教学效果反映良好。 其次,为了解决第二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理论课应当注重强调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法学理论是思辨之学,法学理论课程当然应该是培养法律思维②的学科。通过对法学理论的学习掌握,培养学生形成运用法律思维的思考能力,把现实案件中各种要素转换成法律要素,再通过各种不同思维模式将各种要素整合,最终形成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法学理论课应当重视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辨别、解决能力,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思维模式,面对问题有自己观点,而非人云亦云。笔者提倡学生对问题大胆提出独到看法,不要动辄适用“折中说”,禁止向“折中说”逃逸。应该认识到,法学理论这类基础理论学科的教学宗旨是培养能提出问题和集中注意力寻找未知问题答案的人才。对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学理论基础知识的夯实,培养其法律思维能力、形成法治观念,引导其领悟法学智慧和掌握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能力。因此,建立在服务和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的能力培养,才正是优秀的法学理论教学方法。 最后,为了解决第三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理论课应当是一门注重培养学生法律人格、树立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的课程。在法律学习中,首先要形成的就是法律角色参照,也就是一个法律人在所处位置上对外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方式以及法律独特的法律推理论证模式。在我们形成以法律角色参照为基础的法律人格之后,我们就具备了“双重人格”,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我们运用通常人格;在面临法律问题时,就适用法律人格。培养学生能够充分运用法律人格,有力地阻止法律之外的因素以及个人情感、利益得失的介入,理性地保持从法律角度出发的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培养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能够做到结合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的步伐运用法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从而保证法律人的骨气,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学教育走到今天是经历了一系列艰辛曲折的路程,我们在肯定它的进步和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不断反思、比较、吸收、借鉴、创新。纵观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模式,不论是民法法系国家以“讲授式”为主,还是普通法法系国家以“案例教学”为主,都出现教学方法、手段、模式上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法法系的法学理论教学虽然以讲授式为主,但当然也会有案例的引证、分析和说明;普通法法系的法学理论教学虽然比较多地充斥着案例分析,但是讲授式在这里其实也是贯穿几乎所有的基本教学方法。新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必然要与法制社会、知识经济、权利时代相适应,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不同的教学方法模式,对法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正确地观察、认识、解释、说明以及依托这样的理论基础对当代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和评判,通过更合理的机制体制的建立,以期达到整个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利益的统一。 作者:何悦单位:浙江警察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高校体育教学理论论文 一、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 (一)在改进教学组织形式中的启示 高校体育教学在以往的教学工作中,虽然有过突出表现,但对于现阶段的教学环境来讲,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高校学生,倘若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将会对高校体育的教学发展,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为此,本文认为,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可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教学组织形式当中。第一,交往教学理论比较强调师生交流与沟通,而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教师为主导,这就为交往教学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日后的教学组织当中,可以首先播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阐述数据,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与学生互相讨论,之后决定训练方法。第二,在课堂教学当中,不乏有些学生会按照错误的方式去执行,此时的教师应抱有“创新”的态度与学生展开交流与讨论,应从知识上、技术水平上、训练方法上与学生探讨,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训练的错误和动作的失误,之后积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训练,完成知识点的理解和动作要领的领悟,这要比强硬的规定和言辞过激的批判更加有效。所以,交往教学理论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启示在于,促进教学组织的优化和重构。 (二)在进行体育教学评价中的启示 体育教学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体育教学目标及其有关的标准,对整个体育教学过程进行的调查,并评价其价值和优缺点,以求改进的过程。在实际的工作中,体育教学评价主要是划分为评价学生学习、评价教师教学两个部分。首先,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学生学习的启示在于,不再过分强调体育成绩的指标,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训练强度、学习态度、个人能力等情况出发,为学生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并非单纯的强硬训练。第二,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教师教学的启示在于,告别过去的纯成绩比拼,同时促使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增多,帮助更多的高校体育教师放弃“高高在上”的地位,能够站在与学生相等的平台上对话,这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和个人教学能力的领悟,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从目前的教学评价来看,很多高校体育教师都在不断的努力,一方面会实行积极的教学手段,变相体罚等措施得到禁止;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学的框架和实际成果,都得到了提升,总体上的教学趋势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体育教学中,应积极推行交往教学理论,与学生更好的沟通,从而实现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总结 交往教学理论虽然提出时间较早,但是在后续的丰富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理论体系,并且与客观教学相结合,总体上的积极意义较大。目前的高校体育教学,在融合交往教学理论后,教师与学生的改变都比较大,这是令人欣喜的。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高校体育教学,仍然在坚持传统的教学手段,虽然获得了较多的成绩,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段优于交往教学理论。体育教学应是不断改革、优化的过程,只有融合更多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才能促使高校体育教学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高阳 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艺术部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论文 一、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直以来,我国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例如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机构冗杂、效率低下;行政人员服务意识不够、素质低下,导致人们对高校行政机构存在一些不满跟误解;行政管理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这些都使得高校行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效率低下,阻碍各项工作的进展。随着教育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改革,这些问题都必须及时得到重视和解决。 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大学行政管理的首要问题是机构设置问题。大学行政机构跟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守着一套旧有的固定模式,如党委办公室、纪检部、宣传部、公会等,由党委领导主要从思想上进行管理。仔细研究,会发现其与教学的关系较小。这些结构的设置需要相应的人员填充,因此就导致行政人员冗杂,甚至出现比学校老师的数量都多的现象,带来学校行政资源成本较高的问题。其次表现在管理系统不合理。由于行政管理中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管理设置的不合理,管理系统的范围太广,包揽任务宽泛,往往导致随意性、岗位职责不明确,这样导致的问题就是学生要办一件事往往需要跑好几个地方还未必得不到有效回应,办事效率低下。再次表现在行政人员的问题,这是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称为辅导员,所谓辅导之意,理论上就是为教师教学提供辅助作用,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辅导员相当于领导,服务意识低下;在他们中间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也就是指脱离群众和实际的不负责任之风,比如学术权利低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缩小而行政权力泛化,具体表现就是教师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没有有效采纳,教师还不如辅导员,官僚主义衍生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行政人员觉得自己权力很大,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工作效率不高,成员比较散漫,工作消极,不能快速有效地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很大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或者说激励机制,如此下去,可能会影响学校的社会形象;第二是打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很难真正落到实处。高校行政管理的宗旨应该是为教育服务、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但如果过于散漫没有服务意识,那么就尽不到自己的职责,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学校行政管理部分虽然机构众多且人员也不少,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只有几个或某个领导,如此一来,就容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导致工作时效性问题,而且容易滋生校园腐败,应该引起注意。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管理体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比较落后。传统的、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跟它所在的院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导跟服从的关系,所谓管理就是这个意思,行政管理管的就是学校。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行政人员的官僚之风。而且机构繁杂,人员相应也就增多,形成阻碍创新的局面。二是考核人员的方式陈旧不合理。旧有的考核方式奖惩机制跟鼓励机制都欠缺,难以调动人员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新功能,传统的考核标准,通常是四方面“德、能、勤、纪”,过于粗放,不细致跟明确。 二、行政管理如何创新 一是行政人员素质必须得到提高。因为一切工作的主体跟完成者都是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负责一切计划跟工作的实施。行政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办事效率跟办事水平的高低。新形势下,行政人员应该更新观念,强化能力,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文化素质、能力素质、创新素质、服务意识、办事效率,等等,服务人员应该有服务意识,当学生或者教师有需求时,应该及时处理,禁止推脱或者为难,努力使得学校的行政管理朝着科学有效的方向发展。二是坚持以学生和教职工为本,为他们服务。新形势下倡导一切以人为本,具体到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则是一切以学生和教职工的需求为本,为他们服务。只有有了这个意识,才能有效遏制他们的官僚之风,认识到自己的岗位职责。同时,要改革人事招聘制度,抵制走后门现象,实行公平竞争,能者胜任。在上岗后做好培训工作,对自身工作及职责有一个清楚明晰的认识,源头就做好工作,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行政管理人员的定位;还要完善并明确奖惩机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防止惰性思想和行为的产生。综上,大学行政管理是一项细致且具体的工作,它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如何有效改革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思考和探讨。 作者:吴郑雅 单位: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莉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绩效衡量研究论文 摘要:利用平衡计分卡中部门指标分解的工具——指标分解矩阵表,以高校学生工作处为例,将高校整体办学目标分解为部门具体绩效指标,总结出制定针对高校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绩效指标的一般方法,并提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考评实施的新思路——关注内部利益相关者。 关键词: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绩效指标;平衡计分卡;内部利益相关者中图分类号: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持续扩招,使高校的学术研究及教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在提高学校整体绩效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行政管理部门绩效考评制度与学校行政绩效的提高息息相关。建立良好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寻找适当的绩效考评指标,对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内外与平衡计分卡相关的研究成果多以提高企业管理绩效为主,而以政府机关及非营利性机构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为少见。Kaplan Norton曾指出,虽然平衡计分卡最初的目的和应用是为了改善营利机构的管理,但是平衡计分卡用在改善政府及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上效果会更好[2]。本文借鉴平衡计分卡理论设计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绩效指标体系,旨在提高高校管理效率和效能。 一、设计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绩效指标体系的原则 依照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固有特点制定针对行政管理部门的绩效考评指标应遵65循以下原则: 第一,目标的统一性与差异性。行政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根据各机关、各院、系、所的工作性质,以及不同部门与不同岗位的特性和不同工作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区别对待各有侧重,制定贴切的衡量标准,评估的结果要适当拉开差距,不搞平均主义。 第二,公开性与沟通原则。考评者要向被考评者明确说明绩效管理的标准、程序、方法、时间等事宜,绩效标准和水平是通过协商制订的,在整个绩效管理过程中,考评者和被考评者要开诚布公地沟通与交流。评估结果要公开并及时反馈给被考评者,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今后应努力和需要改进的方向。发现问题或有不同意见也应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沟通。 第三,全面性和客观性的原则。考评方案中所确定的考评内容要尽可能全面、完整,包括影响工作绩效的各个主要方面。除考评内容要全面外,多角度、全方位的考评,即360度考评,能有效地减少考评者的主观性。 第四,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考评指标和指标体系合乎高校行政管理的客观规律,具有严谨、精确、周全、逻辑性强的特点。指标体系要简明扼要、符合高校的行政管理实际,能为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理解和接受,考评方法和手段简便易行,能根据高校现有基础条件使用或操作。 二、利用平衡计分卡建立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评与公务员考评一样,仍沿用德、能、勤、绩的考评内容和标准。[3]而平衡计分卡的优秀思想是通过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学习与成长这四个指标之间相互驱动的因果关系展现组织的战略轨迹,实现绩效考评—绩效改进—战略实施—战略修正的目标。[4] 本文利用平衡计分卡部门指标分解工具——指标分解矩阵表,结合高校行政管理特点,将高校整体目标分解,总结出设计行政管理部门绩效指标体系的一般方法。 以学生工作处为例,设计出部门具体考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部门层面的指标体系首先来源于高校层面指标的直接分解,这些指标就是初步获得部门层面平衡计分卡指标的“源头”。设计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指标体系的步骤:在纵栏写出平衡计分卡的几个维度,并将学校整体目标中可分解的指标定为行政管理部门的一般指标,将他们作为各行政管理部门指标分解的“源头”;在横栏中列出各个行政管理部门的名称,根据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对比整体目标逐个进行指标分析;在各行政管理部门和一般指标交界栏内填写相应的考评指标具体内容,将指标分解至该行政管理部门。 三、部门绩效考评实施的新思路——关注内部利益相关者 (一)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内部沟通体系莫过于两个方面:一是纵向沟通,即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二是横向的沟通,即平级部门或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在很多中国企业中,横向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比纵向沟通的问题多,许多部门经理往往互相指责或互相埋怨,存在部门壁垒。在平衡计分卡与绩效管理中,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在设计部门指标体系时,关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对于企业中的一个部门,它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有三个,即公司与上级部门、组织中的672007年刘兵,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第1期平级其它部门、本部门的员工。在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类似内部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包括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各院系、其它平级行政管理部门、本部门内部的员工,也包括学校一级的管理部门。 关注内部利益相关者需求,不仅对实现良好的沟通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使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的指标分解内容更加全面。 首先,行政管理部门的绩效指标体系可以来自于学校整体指标体系的分解,学校整体指标体系的分解有效地加强了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因为指标体系分解过程是学校领导和部门领导共同完成的,这为充分沟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 其次,它打破了单一从部门来选择考评指标的局限性,可以从其它部门对某部门的期望的角度来设置绩效指标,当然这些期望是必须与学校整体目标相一致的。 第三,内部员工是部门工作的直接参与者,能获得部门最直接的信息,他们的个人工作绩效直接影响到整个部门的绩效。 (二)内部利益相关者考评的实施 内部利益相关者考评是指将平衡计分卡中的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等四个方面分解的部门指标体系,分别由不同的考评主体来完成,由上级领导审核,其成绩由本部门确认并最终保存的全过程。一般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考评准备阶段。在每一周期的考核之前,各行政部门内部要召开工作计划会议,沟通上一阶段考评成绩,总结工作的优点和不足,制定改进方案和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在部门内部得到确认后,上报校级主管领导审核。学校主管领导确认后送交考核主管部门,根据工作计划,制定本阶段的考核指标,由行政部门领导确认并签字。 第二阶段,初步考评阶段。用平衡计分卡分解的部门绩效指标分为财务、客户(亦称顾客)、内部经营过程(亦称内部组织)、学习和成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分别由四个不同的考评主体来完成。其中财务考评由财务部门完成;客户考评由其它利益相关部门完成,包括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各学院及其它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组织考评由部门主管领导完成;学习和成长考评由部门内部员工来完成。最后,将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考评结果记入同一张表格中,并注明来源。公务员之家 第三阶段,领导审核阶段。负责考评的部门要将初步考评的情况汇总,对考评的四个维度给予不同的比例,每个维度的指标也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进行加权计算,最后得出每个行政管理部门的初步考评成绩。财务、学习成长和内部组织三方面的考评较单一。顾客方面比较复杂,因此要计算平均值然后进行加权,将得出的初步考评成绩上报给校级主管领导。校领导根据初步考评成绩逐一与行政管理部门领导面谈,沟通考评成绩,指出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和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展望。此时,校级领导根据情况有一定比例的成绩修改权。 第四阶段,考评结果确认阶段。校级领导修改后的成绩作为考评的最终成绩,经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确认并签字,交负责考评的部门存档,作为奖惩和其它管理工作的依据,也作为制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以及分解考评指标的依据。 总之,平衡计分卡是从组织长远发展及提高竞争力的角度,以考核组织的成长及创新为主要内容。即先设定可实现的合理目标,让员工充分了解组织策略及目标后,再要求员工去实施。管理者关心的是实施的成果,并不详细探究员工实现目标的方式,因此赋予员工作业上的弹性与自由空间。平衡计分卡不是一套控制系统,而是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学习与沟通模式。运用平衡计分卡的思想设计高校行政部门整体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并强调内部利益相关者参与考评,为高校行政部门进行绩效考评提供了新的思路。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建立服务性组织论文 摘要:本文在考察和分析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理论及实践背景的基础上,对“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并提出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路径和相关措施。 关键词: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路径 近年来,“服务行政”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自2004年2月21日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掀起了一场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或“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浪潮。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国内高校在探索服务型行政管理模式的道路上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一、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学术界有关“服务行政”和“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的理论探讨、各级政府机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以及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为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关于“服务行政”的理论探讨 “服务行政”一词最早见于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发表于1938年的代表作《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1]。在国内,“服务行政”思想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台湾学者陈新民在《公法学札记》一书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章中对福斯多夫提出的“服务行政”概念进行了介绍与解读[2]。此时,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建立服务行政的必要性。郭道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最好的政府应是以行政权力为人民权利服务的政府[3]。陶学荣认为,要不断创新行政体制,增强其适应性,使之适应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不断增多的对政府行政服务功能的需要[4]。张成福认为,“管制行政”与“服务行政”的冲突是公共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他看来,应当要使公共行政由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5]。崔卓兰也提出要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融为一体,树立“管理即是服务”的思维模式[6]。张康之则把历史上的行政分为三种模式: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7]。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行政模式经历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演进过程,建构“服务行政模式”是人类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马敬仁也明确指出,“服务行政”将是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8]。从此,公共行政将走向服务行政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服务行政”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沈荣华指出,可以从观念、功能、本质这三维角度来考察服务行政的内涵结构。从观念上讲,服务行政应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确立亲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从功能上讲,服务行政就是要转变政府的角色,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要以出于公心、服从民意、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为己任;从本质上讲,服务行政应以人民为主体,使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公共事务的服务性功能[9]。 学者张康之在不同的文章中对服务行政模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张康之看来,在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一种行政观念,而且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被确立下来的一种制度。首先,服务行政是服务本位的行政。服务行政必然会继承管理行政中的全部社会管理职能,但服务行政的管理是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原则基础上的,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10]。其次,服务行政是公民本位的行政。服务型政府将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作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作主”的理念,“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11];第三,服务行政是社会本位的行政,“服务型政府坚持以社会为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培育社会自主运行的健全机制,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即使存在着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也是从属于服务的目的[11];第四,服务行政是公正的行政。张康之认为,统治行政中不存在公正,管理行政中的公正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公正,而服务行政“要求行政人员的被授权完全用来为行政客体的服务上,不允许行政主体的个人私利渗入其中,整个社会的任何一种力量,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团体,作为行政客体,都是服务的对象,行政人员平等地对待一切服务对象,所以就能够实现公正行政”[7]。 2.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虽然不同国家在政府改革理念上各有各的侧重点,但提高公众服务质量是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改革目标。由管理行政转向服务行政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2004年2月21日,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事实上,在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前,部分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例如,早在2002年初,南京市政府就提出要建设规范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2003年2月,南京市政府颁布了《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并从建立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推行行政法定化、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建立新的社会评价系统等方面着手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12]。重庆市政府也于2003年8月颁布了《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意见》,并从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行政法治化、建设优良的市场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此后,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许多地方政府也陆续推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措施。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强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变革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提升服务水平也开始成为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3.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研究进展 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作为整个社会行政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必然受到社会行政管理思想变革的深刻影响。有关“服务行政”的理论探讨,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则直接推动了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研究和探索。 尽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概念之前,已有部分研究者提出建立服务型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型就业指导中心、服务型学生工作模式等设想[13],但对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进行系统思考却是始于2006年。2006年,林则田、曹发军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打造高校服务型机关》一文中提出构建“高校服务型机关”的问题[14]。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这可能是国内首次明确提出建设高校服务型机关。 此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对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的涵义与特征进行探讨。黄崴等人将“服务型学校管理”定义为“学校平等地对待师生,关心、尊重和爱护师生,建立学校与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之间的合作机制,重视师生、家长和社区对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参与,为师生营造和谐的教育环境,以促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并提出服务型学校管理模式的优秀价值是服务本位、平等与尊重、合作与参与[15]。林则田等人认为,高校服务型机关要遵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本要求[14]。 关于服务型管理体系的建构,不同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自的方案。总的来看,主要是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体制机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关主张。(1)管理理念方面,林龙海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16],代飚认为要树立亲师生、为教学、为服务的理念[17]。(2)管理职能方面,代飚提出要实现从权力型机关向责任型机关转变[17];林龙海认为要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中的服务职能,要摒弃行政本位,转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16]。(3)体制机制方面,林龙海认为要简政放权,推进管理重心下移,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和问责制[16];黄崴等人提出要建立参与式、民主化、决策过程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决策机制[15]。(4)组织结构方面,黄崴认为要形成扁平化组织结构,建立弹性化运行机制,使组织成员职业化[15]。(5)管理方式方面,黄崴提出要改变领导对教师、教师对学生以及学校对家长的管理方式[15];代飚认为要从封闭式机关转向透明式机关,确保行政活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17]。 4.服务型行政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试点、全面改革和不断深化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内容主要围绕高校自主权下放、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健全与完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主题而展开[18]。经过30年的发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加强高校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 首先,提高教育质量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为教学和学生服务的职能。自1999年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至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但是,与此同时规模与质量的矛盾日益凸显,提高教育质量开始成为高校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不断强化为教学和学生服务的职能,推动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次,学术权力的发展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自身服务学术研究的职能。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高校内部管理中相互制衡的三大基本权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一直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由此导致的学术决策行政化、学术研究质量下降等问题日益凸显。此外,我国高校普遍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教授治学”。因此,学术权力的回归已成为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趋势。有学者指出,目前高校中学术权力已处于上升态势,今后将形成“品”状组合的权力结构,即学术权力置于顶端,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构成底部支撑[18],因此,学术权力的日益发展无疑要求行政机构必须加强自身服务学术的职能。 第三,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凸显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提出建设“服务型高校”[19]的目标,强调高校要主动承担推动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必须适应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使内部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服务社会的要求。 总之,高等院校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和我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要求高校行政工作必须以“服务”为中心,行政部门应不断强化服务职能,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高校实行服务型管理,也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思想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首先要准确把握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1.“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 笔者认为,可以从管理观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服务对象等角度考察“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从管理观念上看,管理者将自身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上,普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把为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服务视为行政机构的基本宗旨;从管理职能上看,为师生员工等相关利益者服务成为行政部门的首要职能,行政机构根据相关需求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务,并重视提高服务质量;从管理方式上看,管理部门改变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尊重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重视其需求和意见,以平等的姿态为相关方面提供服务;从服务对象上看,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这也就决定了高校行政部门基本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教研人员以及与学校合作的相关社会机构,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构成了学校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论/文/网LunWenNet/Com] 由此,我们认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指的是高校行政部门以师生员工等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为导向,以提供优质服务为首要职能,通过完善的服务制度和服务体系为师生员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一种管理模式。 2.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模式的特征 服务型行政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以往行政模式的新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服务本位。以“服务”为导向的学校管理模式强调把服务作为优秀价值观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首要职责。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把为师生服务作为学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师生的工作、学习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为相关合作者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尊重与平等。服务型高校管理模式倡导并实践尊重与平等的伦理观,尊重每个个体,强调人人平等,努力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和谐关系。行政部门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并积极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意愿,努力使人人平等地享有学校发展的成果。 高参与性。服务型行政注重提高相关利益者在学校管理和决策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让其广泛参与到学校发展与建设中来。学校决策活动不再仅仅由少数领导干部把持,而是广泛听取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与建议,让其充分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相关利益者代表不仅拥有管理建议权,而且真正享有表决权。 强回应性。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体系具有科学有效的沟通回应机制,学校行政部门与师生员工及社会服务对象之间能够保持畅通无阻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行政机构能够及时掌握服务对象的需求、愿望和意见,并及时、主动地作出反应,有效地解决服务对象提出的各种问题。 公开与公正。在服务型行政管理体制下,学校行政部门应该及时向师生员工、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公布相关工作信息,使决策和管理活动更加透明和公正。师生、家长等相关利益者有权对学校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如果服务没有达到标准,有权提起申诉。 三、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路径 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一项涉及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组织机构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理念、制度、组织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着手,推动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观念体系建设 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构建,要求对以往行政本位的管理理念进行变革,培育并形成以服务为优秀的管理理念。 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把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优秀目标,尊重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充分激发和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要强化“管理即是服务”的意识。把服务视为管理的优秀要素,把为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服务作为学校的首要工作来做,将服务水平作为评价学校管理水平的优秀指标。 第三,要树立“管理意味着责任”的观念。高校行政部门的首要职能是服务,服务就意味着要对服务对象负责。因此,要大力加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努力构建责任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管理人员要主动关注师生员工的利益诉求,对师生员工、家长和其他相关利益者负责。 2.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高校建立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应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服务型的行政管理制度,推动服务行为制度化。 第一,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决策评估等制度,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涉及学校发展重大问题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决策,应充分听取广大师生干部、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与建议,坚持问计于师生,提高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度,接受相关人员与组织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后评价、反馈纠偏和问责等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 第二,建立和完善沟通与回应机制。建立和完善学校行政机构与师生员工、家长及相关合作者对话的沟通机制,确保双向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使学校行政部门能够准确了解师生、家长等相关利益者的愿望和需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回应机制,积极主动地回应相关利益者的诉求,确保其合理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其反应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通过网络等技术手段搭建沟通与回应平台,提高沟通和回应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建立健全服务评价和监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评价制度,对行政部门的服务内容、质量与方式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加强内部监督,健全监督制度,使行政管理工作在有效监督下开展。重视师生及家长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公务员之家 第四,推进校务公开制度建设。推行阳光行政,努力建设透明式机关。凡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需要师生员工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相关规章制度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务公开栏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相关利益者公开。既要公开工作结果,又要公开工作过程。要大力推进校务公开信息化建设,提高校务公开的信度和效度。 3.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建设 高校服务型管理组织体系有3个优秀要素:扁平化的学校组织结构;弹性化的学校组织运行机制;专业化的组织成员[31]。构建服务型学校管理模式要求进行组织体系的变革,建立简约化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成弹性化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加强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一要建设简约化和扁平式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具有管理层次少、管理费用低、信息传递速度快、信息失真率低、管理跨度大等特点,既能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和应变能力,又能激发和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调整组织结构设计方案,改变传统多层级的直线式组织结构,减少过多的中间层机构和中层行政职位,使行政组织实现简约化和扁平化。同时,适当增设综合性服务机构,设计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横向组织框架,不断完善横向组织机构。 二要建立弹性化的运行机制。弹性化的运行机制能够有效提高行政部门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从而更好地处理突发事件,完成特定的服务目标。为此,可考虑实行弹性化的项目管理机制,即围绕相关工作任务,集合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人员,形成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协调一致的专门任务团体或日常工作团队,共同完成相关工作,待任务结束后团体成员各回各处。 三要加强管理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服务型管理强调学校行政部门要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服务,并不断推动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这就要求学校管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因此,要大力推进管理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确保其能够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管理服务。 4.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保障体系建设 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要求学校具备良好的保障条件,如充足的办学资金、良好的管理运行条件等。一是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拓宽办学资金来源,大力增加办学资金,为服务型行政管理提供良好的资金基础;二是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改善学校管理运行条件,提高服务效率;三是建设“一站式服务大厅”,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湖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渊源探索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近代行政学教育的起点;近代行政学教育的发展;老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台柱;老湖南大学的行政管理教育以及与现代的比较;新湖南大学应当再造行政管理学辉煌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乃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湖南高等学堂是湖南大学前身之一、所地方高等学校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可居先进地位、学校校长和教师阵容之强大,是办学成功的关键、湖南大学行政、法学及经济管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湖南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以初期1932年为例,必修课有政治学、英国政治、欧洲大陆政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摘要]根据《湖南大学校史》运用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观点,参照当代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加以勾稽整理,论证近代湖南大学(及其前身)在行政管理学教育方面启动最早,领导有方,师资优秀,课程新颖,成绩突出,曾长期居于全国高校同类专业先进行列。对于以理工科占很大比重的原各部委所属院校,如何利用近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多学科资源发展行政管理学,本文也发表了意见。 [论文关键词]湖南大学行政管理简史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乃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从隋朝算起,积累了一千多年的经验,臻于完备,以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文官制所参考。中国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当然也围绕科举制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官学体系,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宋元以来的书院,到清代也日益官学化。19世纪湖南行政人才辈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岳麓、城南等书院接受过科举考试前的培训(含自修和相互切磋)。这是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渊源。 一、近代行政学教育的起点——时务学堂的“公法”和“掌故”专门学 湖南大学历史上的近代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发端,应归功戊戌维新时期陈宝箴巡抚在湖南期间的两项重大举措,即由熊希龄筹办时务学堂和由黄遵宪草拟《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前者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1897年10月~1899年3月),梁启超设计的《湖南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学生先学“普通学”(含今文经学、诸子学、中外史学、公理学及粗浅数理化学)半年,再分科学习“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等,及与国际接轨的交涉、公法、条约章程等),“掌故学”和“格算学”三个专业。这里的“公法学”和“掌故学”属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培养司法、行政管理和法制、政策研究的人才,与现代法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和行政管理(二级学科)相对应。 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899年3月~1902年2月),尽管仍然分科教学,但其内容有所倒退。一年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次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建立学部,实施“壬寅~癸卯”学制,即“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执行,将岳麓书院(1903年6月改名高等学堂)和求实书院(1902年2月已改名省城大学堂,1903年3月正名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在1903年冬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1912)。 湖南高等学堂是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其前期省城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有60%选送赴日留学,回国后成为新学骨干;然后是高等学堂时期,先办预科(相当于高中),1908年秋才办正科(本科),该年只招文科生,1909年开始招工科生,到武昌起义,长沙首先响应,文科生提前毕业,学堂停办,工科生改送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所学课程,文科的预科即加习法学、理财学(经济学),到本科阶段更加突出政法专业特色。从培养行政官员的角度考察,时务学堂学生除杀身成仁的众多烈士以外,有多人担任过政府或公共机构的都督、督军、教育总长、工商部总长、全国商会会长、陆军部次长等多种职务,可见效果显著。至于湖南高等学堂培养的学生,则有担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陆军部司长、国民党会计部长、铨叙部副部长、监察院监察使、省教育司长、教育会长、财政部次长、法制局参事、大学校长等职务的多位人士。一所地方高等学校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可居先进地位。 二、近代行政学教育的发展——湖南法政学校的崛起 清末民初湖南教育界培养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是法政学校(堂)毕业,这反映了科举制瓦解前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即转而想从新式学堂获得做官的资格,因之法政学校(堂)门庭若市,它们是湖南大学法科(内含政治学)的前身。由课吏馆到湖南仕学馆(后者存在于1904~1908,1906年附设法政速成科),再到湖南法政学堂“官校”(1908~1910),这是一支。另一方面,还成立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1906~1908),湖南法政学堂“绅校”(1908~1910)。这两校合并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这是第二支。还有第三支,称景贤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二法政学校。第一、第二法政学校在1913年再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又吸收进第四支,即湖南公立法律学校(1911~1914)。这样组成的“湖南法专”就一直办到1926年,终于与“湖南工专”、“湖南商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参见本文末尾所附示意图)。这些法政学校的课程,越到后面越完善,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掌握的基础和专门知识,大致分为中外文、政治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农工商业政策等,必修选修共44门之多。 湖南法专培养的学生,有任内务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检会副书记、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主席、内政部长、长沙市长、美国国会国务顾问、美国安理会顾问委员等职务的多位人物。而上述各学校校长和教师阵容之强大,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如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即校长)、时务学堂校长熊希龄(进士,任至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中 文总教习梁启超(举人,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以及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多位政界名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有汪贻书知府、彭绍宗户部主事、程颂万校长等多人。教师有王正廷(北京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南京政府驻美大使)等著名人士。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及其前身各校)的教师可说集中了湖南早年留学日、英、美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三科的俊才。首先是几位校领导,如胡子清任财政部佥事、省府审计主委,黄右昌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等,个个学有专工,行政也有实绩。教员中也人才济济,如李六如(明治大学政经系,任至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中共党组书记),以及后来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任凯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和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部主任,武汉大学校长)等。 三、老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台柱——各科精英毕集 湖南大学时期的校长,如李待琛(哈佛冶金博士,任至兵工署副署长)、胡元亻炎(黄兴推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未就)、曹典球(省教育厅长、代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胡庶华(留德冶金博士,中国工程学会会长)、黄士衡(省教育厅长)、皮宗石(北大图书馆长,武大法学院长)和李毓尧(省建设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可说人人都是行政管理专家。 湖大政治系(属文学院或法学院,含兼课)的重要教师有凌舒谟(中国大学法学院长)、余楠秋(复旦大学文学院长)、陈嘉勋(湖大代校长,交通大学训导长)、黄子通(台湾“考选部”部长)、朱剑农(湖大财经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萧杰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拥有留学美欧日学历,都对湖南大学行政、法学及经济管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到解放前夕,湖南大学这些学科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地位。这些系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泗淇(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小舟(秘书,省委书记)、刘彬(部长,两弹功臣)、熊清泉(省委书记、省长)、刘正(省长、省政协主席)、王向天(副省长)等。相对于同期部省级干部,他们这种专业性学历是较为突出的。 四、老湖南大学的行政管理教育以及与现代的比较 如上所论,老湖南大学时期(1926~1952)的行政管理学科,主要由政治系承担,这是完全符合国际上这门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而法律系、经济系、教育系、商学院等也有相关的课程共同加以支撑。这个学科最初叫法科;1927年初北伐军抵长沙,国共两党依照广州办法,在湖南大学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招原湖南工、商、法专毕业生250人予以培训;4月,省政府下令湖大改为工科大学,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不久发生“马日事变”,湖大停办;1928年恢复,将长沙中山大学(分校)并入,设文、理、工三科,文科一开始就有政治系和经济系,有时又合为政治经济系。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政治系历届毕业生人数如下: 合计约220余人,在各系中排第6位(前5位依次是经济系、机械系、土木系、电机系、矿冶系),第7位是法律系,它在1941年才恢复,但到1949年已毕业169人。1949年全校共25系和2个专修科。而1926年湖南大学建校时,法科(含政经和法律两专业,分别有学生52人和38人)加上预科生,有176人。可见,第一,大革命后期撤销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伤了一些元气;第二,1930年初,湖大定下“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程度提高了,比湖南法专时期政治系招生数减少了。另外,国民党上台后,教育部(特别是由陈立夫控制的时期)强调发展理工科,对文科有意压缩,也是一个原因。 湖南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以初期1932年为例,必修课有政治学、英国政治、欧洲大陆政治、政治思想史、联邦政治、日俄政治、市政学、市政计划、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中国外交史、政党论、经济学、簿记学、财政学、官厅会计、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国际公法、刑法、行政法、社会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毕业论文。选修课有英国宪政史、文官制度、政治地理、铁路管理、中国财政专题研究、经济地理、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等。这表明其课程及时吸取20年代美国行政管理学改革新精神,确实是行政管理领域主要知识,又能结合中国实情,在全国先领风骚。 法律系的课程,集中反映了法学的专精和广博,如1946年设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保险法、罗马法、海洋法、公司法、强制执行法、犯罪学、法医学等,此外有哲学、论理学、伦理学等。其他还有不少课程与政治系相通。经济系(属法学院)的课程,以1946年为例,独特的是经济史(中国、西洋、思想)、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政策、所得税实务、商法等,其余不少课程与前两系相通。 由此可见,当时培养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这三个系(到1940年还增添了工商管理系)都发挥作用,各有其独当一面的针对性,联合起来又有其互补性。 事实上,现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体上也是由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课程系列这几大块构成的。中国当代在这方面堪称权威的中山大学(拥有“中国MPA之父”夏书章)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南京大学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也 都是优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联合(这与西方现代将其两分有区别),同时又着力加强管理学的比重。湖南大学历史上与它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北伐时期广东的中山大学向外省发展为好几所分校,今天的南京大学(解放前为中央大学)就曾叫第四中山大学(原址在东南大学),长沙也有中山大学分校,1928年并入湖南大学,此前湖南大学法商二科又并入中山大学。至于北京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湖南大学则源于省城大学堂,省城模仿京师办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年学部即教育部明确作了规定)。另外,当年称“政治”系而不称“行政管理”系,是因为孙中山反复宣称“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政治含有管理之义在那时是广为人知的。 五、新湖南大学应当再造行政管理学辉煌——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本文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算起)湖南高等学府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成效卓著,启动的时间也最早,因为魏源与林则徐同样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郭嵩焘是第一任驻外公使,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早期学贯中西的大师,范源濂、胡子清(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主持人)等人是最早留日已经间接学到德国行政学(是美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来源)的代表,湖南留日、留法、留俄的人数在全国居最前列,大多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最得力的执行者,等等。当前中山大学宣称其行政管理学科“源于1906年广东法政学堂的行政本科,1924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引者按:孙中山1925年初逝世,该校改名中山大学)将其并入,使之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引自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MPA教育中心主任、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成员王乐夫教授2001年7月答人民网记者问)。这与本文所述湖南法专和湖南大学的先后关系何其相似!何况,如本文所指,时务学堂更早在1898年就已经开设了“公法学”专业,可以说真正走在全国最前列! 现在,全国拥有行政管理学硕士点的高校共22所,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行政学院、吉大、东北大、南京大、复旦、上海师大、武大、华中师大、中南财大、郑大、厦大、浙大、中山大、深圳大、川大、西北大、公安大学。而博士点只有3家,即人大、复旦、中山大学。 从这里看到,只有几所原来的理工科大学跻身上述行列,捷足先登。而象湖南大学这样的原(机械工业部)部属大学,一般已发展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前者在湖大已达到博士后流动站层次,且MBA排名列前十几位,并首批开办EMBA高层次教育;湖大北校区(原湖南财经学院)的加盟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又有新的整合,近年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创立了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也增强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力量,南校区前进学院近六年来办过多批全国、本省的行政干部培训班。这些宝贵的资源应当在行政管理和政治学硕士点和MPA的培养资格的获取上统筹安排,形成合力。(按:在本文撰写和审校的一年期间,2003年3月26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已正式挂牌,采取超常规发展方式,下设三系一所,聘请夏书章先生任高级顾问,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邦佐教授出任院长。30名专职教师中已有3位博士生导师,20余位正副教授,将迅速跻身全国重要培养基地之林。这可以告慰前人,并成为本文最好的注脚)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生行政管理分析论文 一、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现状 基于学生常规行政管理起着优化育人环境,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等重要作用,各高校都设立了管理学生的机构,建立了管理学生的队伍,制订了管理学生的制度。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对稳定教学秩序、生活秩序,对培养人才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作为整体管理中的一个部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并有待于探讨。 (一)与其它管理工作配合不够。在大学生系统管理中,如果各子系统或单位性能都是好的,其整体性能也会是好;“如果各子系统或单位不顾整体目的实现,仅仅只力争自身的最佳效益,却不一定能保证系统整体的效益”。①目前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与其它管理一样,尚存各自为政倾向,这是由于各个管理层次的目的、职能和权限的不同以及管理对象的特点、方法和措施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要重视与其他管理的横向联系与协调,重视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管理配合、渗透,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益,同时也起到提高整体管理效益的作用。 (二)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不紧。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制订和实施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制约引导学生的行为,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更多地由教育者将教育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探化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内化为他们自身的品行和习惯”。②从理论上说,管理能促进教育,教育能保证管理,管理必须与教育相结合。因此,应克服只讲管理不讲教育,或者只重教育不重管理的倾向。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学生的常规行政管理与思想教育存在着脱节现象。我们知道,作为管理对象的大学生,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虽受制于规章制度,但主体行为还是由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直接控制的。因此,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只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配合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管理效率不商。由于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没有统一固定的被所有管理者接受的模式,也由于这种管理还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因此缺乏理论的指导,靠经骏管理者居多。若是这种状况不改变,要想提高管理效益是有难度的。 (四)管理学生的制度不够完善。在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中,逐步确立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管理上来说,有三个环节:一是管理制度的制订;二是管理制度的实施;三是管理制度的补充修改。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对有些不完善、不成熟的管理制度,没有及时加以修正补充,这影响管理效率。 另外,在常规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方面管得过细,而某些方面缺乏严格要求,有时视学生为被管理对象,有时管理的民主度放得过宽等现象,所有这些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当代大学生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常规行政管理进行再认识,慎重积极地进行常规行政管理理论新建构的探讨,以便进一步发挥“管理育人”的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特点 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统一性。它是指常规管理政策、法规、制度的统一。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其他行为管理的法规,是全国高校都要贯彻执行的。这种政策的统一性,对管理好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关键。学校其他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不能与此相背,否则,学生管理就会乱套,管理工作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杂乱无章。 (二)强制性。它是指对学生具有非常严肃的约束力。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而更多的是靠采取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学校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不象思想教育工作那样具有灵活性和弹性。思想教育往往表现为通过知识传授、人格感染以及启发、诱导、说理等方式,影响教育者成长和发展。而常规管理总是同规章制度、法制纪律相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法制条文和纪律措施以约束、控制等方式影响被管理者成长和发展。它一般有“法”的约束功能,不允许违反,否则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如《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就是针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而制订的,只要触及到就要受到纪律处分,以此来促进他们改正错误,做遵纪守法的学生。 (三)程序性。它是依据一定的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内,按一定的流程,完成常规行政管理任务。这种管理任务往往是基本不变的。如从学生人学至毕业,整个过程可分为人学阶段:招生、新生报到、注册等;学习阶段:学习管理、生活管理、奖学金与助学金评比、三好学生等奖励和学生处分等;毕业阶段:毕业鉴定、颁发毕业证明、调配、派遣等。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任务和要求,但这都是常规性的任务,具有周期性流程的特点。 (四)动态性。它是指常规行政管理要适应学生的变化和发展。每所学校的学生数虽处于相对稳定,但亦有变化,每届学生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往往同一届学生人学时与毕业时相比,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和兴趣爱好都会出现新的变化。更何况,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具有能动性,“在管理对象运动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注意调节,适应各种变化,以达到整体的、长远的目标,这就是动态原理的实质。”③因此,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重视搜集信息,随时进行一些调节,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要在动态中实现管理目标。 三、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作用 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原理和已有的实践经验,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基本作用主要有: (一)约束作用。大学生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应该做而没有做或不应该做而做了就要受到处罚。制度为大学生提供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许多规定具有“法”的作用,如学籍管理办法、考场规则等.都是不允许违反的。正是这种管理的约束力,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学生学习秩序的正常化。 (二)教育和激励作用。学校的一切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都是基于培养合格的人才这一基点制订的。约束学生的某些行为规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所以说常规行政管理政策和制度,既是学生的行为规范,又是一种教育的手段,起着教育学生、激励学生的作用。对大学生的教育激励作用,在执行奖励条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评估作用。“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是通过贯彻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而进行的。”④学校评价学生,是根据培养目标以及各阶段的培养要求,制定出一套对学生的奖惩办法和条例,依据这些办法和条例,衡量学生的表现,确定奖惩。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在思想、学习、行为、品德及遵守规章制度等方面有关情况或资料进行收集、登记和整理综合,从而作出合乎学生本来面貌的客观评价。 (四)反馈作用。常规行政管理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检验过程。常规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组织协调和所订的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管理过程是否得体,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学,管理的效率是否高,管理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通过反馈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四、树立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新观念 观念虽然是客观的反映,但它同时又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要突破常规行政管理中的某些框框,首先得从观念转变人手,只有常规行政管理观念的更新,才会有常规行政管理行为的转变。 (一)树立创新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人、市场经济的冲击,各种文化的冲突和整合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变化,原有的一些程式化的常规行政管理已变得不再完全适用,因此也不能再套用和照搬原有的管理方式。应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大胆地进行创新,从常规行政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上进行新的摸索,走前人和别人没有走过的管理之路,逐步形成新的管理理论。 (二)树立信息观念。当今的时代信息瞬息万变,大学生正处在接受知识、获取信息的最佳年龄段,他们思想活跃,接受信息快,容易与时展的脉搏产生共振。因此,在大学生的管理过程中,要想随时把握他们的发展趋势,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信息观念。比如,学生中横向联系的社团组织,由少数发展到多数,由单学科发展到多学科,由学校发展到社会,向着纵横交叉的网络化组织发展。如果管理者还是墨守成规,闭目塞听,不树立起信息观念,要想对此进行管理,是很难的。 (三)树立服务观念。常规行政管理者必须正确对待大学生在教育和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不仅是教育、管理的对象,也是管理的主体,所以管理者在把学生作为管理对象的同时,也要把学生作为服务的对象,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学习生括等方面全面关心学生,服务学生。因为“要搞好人的管理,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从人的心理规律及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特征出发”,⑤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正是考虑及满足学生某些心理需要的表现,在常规行政管理中取得学生的理解与支持,使学生能自觉纠正某些片面的认识和过激行为,真正起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 (四)树立整体观念。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从横的结构关系看,有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断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纵的层次关系看,从校、系到班级,有行政管理部门又有学生各级组织,他们之间既有上下的关联性,又有各自的独立性;从常规行政管理活动看,既有管理的连续性,又有其阶段性,同时常规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还有一个整体协调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有全局观点,有一个系统的运筹规划。坚持管理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与思想工作相结合,坚持常规行政管理与其他工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会发挥其管理的整体作用,克服与教学管理、后勤管理等彼此脱节的状况。 总之,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它在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思想政治工作等不可取代的特殊影响力。目前大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先那套学生管理办法不可能完全适用,因此作为管理者应联系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提高大学生管理的实际效率与水平。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生行政管理论文 一、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现状 基于学生常规行政管理起着优化育人环境,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等重要作用,各高校都设立了管理学生的机构,建立了管理学生的队伍,制订了管理学生的制度。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对稳定教学秩序、生活秩序,对培养人才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作为整体管理中的一个部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并有待于探讨。 (一)与其它管理工作配合不够。在大学生系统管理中,如果各子系统或单位性能都是好的,其整体性能也会是好;“如果各子系统或单位不顾整体目的实现,仅仅只力争自身的最佳效益,却不一定能保证系统整体的效益”。①目前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与其它管理一样,尚存各自为政倾向,这是由于各个管理层次的目的、职能和权限的不同以及管理对象的特点、方法和措施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要重视与其他管理的横向联系与协调,重视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管理配合、渗透,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益,同时也起到提高整体管理效益的作用。 (二)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不紧。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制订和实施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制约引导学生的行为,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更多地由教育者将教育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探化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内化为他们自身的品行和习惯”。②从理论上说,管理能促进教育,教育能保证管理,管理必须与教育相结合。因此,应克服只讲管理不讲教育,或者只重教育不重管理的倾向。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学生的常规行政管理与思想教育存在着脱节现象。我们知道,作为管理对象的大学生,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虽受制于规章制度,但主体行为还是由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直接控制的。因此,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只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配合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管理效率不商。由于高校学生常规行政管理没有统一固定的被所有管理者接受的模式,也由于这种管理还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因此缺乏理论的指导,靠经骏管理者居多。若是这种状况不改变,要想提高管理效益是有难度的。 (四)管理学生的制度不够完善。在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中,逐步确立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管理上来说,有三个环节:一是管理制度的制订;二是管理制度的实施;三是管理制度的补充修改。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对有些不完善、不成熟的管理制度,没有及时加以修正补充,这影响管理效率。 另外,在常规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方面管得过细,而某些方面缺乏严格要求,有时视学生为被管理对象,有时管理的民主度放得过宽等现象,所有这些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当代大学生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常规行政管理进行再认识,慎重积极地进行常规行政管理理论新建构的探讨,以便进一步发挥“管理育人”的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特点 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统一性。它是指常规管理政策、法规、制度的统一。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其他行为管理的法规,是全国高校都要贯彻执行的。这种政策的统一性,对管理好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关键。学校其他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不能与此相背,否则,学生管理就会乱套,管理工作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杂乱无章。 (二)强制性。它是指对学生具有非常严肃的约束力。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而更多的是靠采取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学校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不象思想教育工作那样具有灵活性和弹性。思想教育往往表现为通过知识传授、人格感染以及启发、诱导、说理等方式,影响教育者成长和发展。而常规管理总是同规章制度、法制纪律相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法制条文和纪律措施以约束、控制等方式影响被管理者成长和发展。它一般有“法”的约束功能,不允许违反,否则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如《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就是针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而制订的,只要触及到就要受到纪律处分,以此来促进他们改正错误,做遵纪守法的学生。 (三)程序性。它是依据一定的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内,按一定的流程,完成常规行政管理任务。这种管理任务往往是基本不变的。如从学生人学至毕业,整个过程可分为人学阶段:招生、新生报到、注册等;学习阶段:学习管理、生活管理、奖学金与助学金评比、三好学生等奖励和学生处分等;毕业阶段:毕业鉴定、颁发毕业证明、调配、派遣等。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任务和要求,但这都是常规性的任务,具有周期性流程的特点。 (四)动态性。它是指常规行政管理要适应学生的变化和发展。每所学校的学生数虽处于相对稳定,但亦有变化,每届学生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往往同一届学生人学时与毕业时相比,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和兴趣爱好都会出现新的变化。更何况,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具有能动性,“在管理对象运动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注意调节,适应各种变化,以达到整体的、长远的目标,这就是动态原理的实质。”③因此,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重视搜集信息,随时进行一些调节,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要在动态中实现管理目标。 三、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作用 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原理和已有的实践经验,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基本作用主要有: (一)约束作用。大学生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应该做而没有做或不应该做而做了就要受到处罚。制度为大学生提供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许多规定具有“法”的作用,如学籍管理办法、考场规则等.都是不允许违反的。正是这种管理的约束力,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学生学习秩序的正常化。 (二)教育和激励作用。学校的一切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都是基于培养合格的人才这一基点制订的。约束学生的某些行为规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所以说常规行政管理政策和制度,既是学生的行为规范,又是一种教育的手段,起着教育学生、激励学生的作用。对大学生的教育激励作用,在执行奖励条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评估作用。“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是通过贯彻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而进行的。”④学校评价学生,是根据培养目标以及各阶段的培养要求,制定出一套对学生的奖惩办法和条例,依据这些办法和条例,衡量学生的表现,确定奖惩。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在思想、学习、行为、品德及遵守规章制度等方面有关情况或资料进行收集、登记和整理综合,从而作出合乎学生本来面貌的客观评价。 (四)反馈作用。常规行政管理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检验过程。常规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组织协调和所订的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管理过程是否得体,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学,管理的效率是否高,管理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通过反馈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四、树立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的新观念 观念虽然是客观的反映,但它同时又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要突破常规行政管理中的某些框框,首先得从观念转变人手,只有常规行政管理观念的更新,才会有常规行政管理行为的转变。 (一)树立创新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人、市场经济的冲击,各种文化的冲突和整合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变化,原有的一些程式化的常规行政管理已变得不再完全适用,因此也不能再套用和照搬原有的管理方式。应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大胆地进行创新,从常规行政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上进行新的摸索,走前人和别人没有走过的管理之路,逐步形成新的管理理论。 (二)树立信息观念。当今的时代信息瞬息万变,大学生正处在接受知识、获取信息的最佳年龄段,他们思想活跃,接受信息快,容易与时展的脉搏产生共振。因此,在大学生的管理过程中,要想随时把握他们的发展趋势,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信息观念。比如,学生中横向联系的社团组织,由少数发展到多数,由单学科发展到多学科,由学校发展到社会,向着纵横交叉的网络化组织发展。如果管理者还是墨守成规,闭目塞听,不树立起信息观念,要想对此进行管理,是很难的。 (三)树立服务观念。常规行政管理者必须正确对待大学生在教育和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不仅是教育、管理的对象,也是管理的主体,所以管理者在把学生作为管理对象的同时,也要把学生作为服务的对象,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学习生括等方面全面关心学生,服务学生。因为“要搞好人的管理,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从人的心理规律及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特征出发”,⑤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正是考虑及满足学生某些心理需要的表现,在常规行政管理中取得学生的理解与支持,使学生能自觉纠正某些片面的认识和过激行为,真正起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 (四)树立整体观念。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从横的结构关系看,有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断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纵的层次关系看,从校、系到班级,有行政管理部门又有学生各级组织,他们之间既有上下的关联性,又有各自的独立性;从常规行政管理活动看,既有管理的连续性,又有其阶段性,同时常规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还有一个整体协调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有全局观点,有一个系统的运筹规划。坚持管理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与思想工作相结合,坚持常规行政管理与其他工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会发挥其管理的整体作用,克服与教学管理、后勤管理等彼此脱节的状况。 总之,大学生常规行政管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它在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思想政治工作等不可取代的特殊影响力。目前大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先那套学生管理办法不可能完全适用,因此作为管理者应联系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提高大学生管理的实际效率与水平。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农科大学行政管理人才培育思索 本文作者:闫志敏1梁剑峰2作者单位:1.山西农业大学2.山西农业大学 农科院校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所谓创新型人才,一般意义上定义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并能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3]它要求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超前的创新思维以及科学的创新实践,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办学环境等因素影响,我国农科院校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培养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要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然而当前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多数农科院校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缺少对创新型人才素质的要求。目前,绝大部分农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是参照教育部1998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来制定的,即培养“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这种宽泛的界定使得各农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普遍存在定位模糊、笼统不好操作、缺乏个性和特色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脱离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以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专业优势和专业特长,与社会需求脱节,在就业市场上辨识度不高、不具竞争力。 (二)课程内容及体系不合理 行政管理是一门对知识结构要求广博且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求课程内容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但目前有些课程内容过于陈旧,落后于时展的需要,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再者,课程体系设置也不尽合理,弊端较多,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化,课程存在重复交叉现象;课程体系趋同性现象严重,课程之间的衔接性也不强,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材的选择上也存在滞后性,不能及时跟上学科发展的新变化。 (三)教学方式、方法单一 一直以来,大多数农科院校的课堂教学主要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模式,授课方式主要是以“传授知识”为主,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明显不足,教师普遍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使得学生惰于思考,创造性思维得不到有效发挥;教学手段也比较单一,传统的“一块黑板、一根粉笔”式的教学手段还占主要方面,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授课还得不到普及。 (四)考核方式僵化呆板 目前,大多数农科院校评价学生的方式仍是以对书本内容的掌握程度为标准的百分制来考核。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使得学生过多依赖考前的死记硬背,无法全面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和系统掌握,有时甚至还压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不能考查出其真实的能力水平。 (五)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 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角度来看,实践活动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至关重要。各高校也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等环节,但由于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影响,再加之实践基地少、经费少等原因,多数高校学生的实践环节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体现。由以上可以看出,农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整体状况已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需求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培养势在必行。 农科院校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渗透于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行政管理专业作为一门兼具时代性、开放性的学科,更需要突破传统的、僵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多元的教学模式,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的新型管理人才。 (一)更新教育理念 在人才培养模式中,教育理念居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它制约着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和培养过程。理念是改革的先导,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应首先从转变教育理念着手,以创新的教育来培养创新型人才。[4]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农科院校行政管理的人才培养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注重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把传统的培养知识技术型人才观转变到既传授知识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培养观上来,从注重对学生书本知识的传授转变为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而树立起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观念和终身学习观念,尊重学生的个性选择,鼓励学生创新,形成开放、灵活、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科学定位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一种人才观,它既要求基础知识的宽厚,又注重能力和素质之间的协调发展。[5]因此,农科院校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要围绕这一中心来制定。笔者认为,农科院校行政管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结合该专业的农科背景和地域特色,结合现今社会对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定位于培养既有广泛深厚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农科院校特色的、服务于广大农村社会的高素质创新型管理人才。 (三)优化现有的教学体系 1.整合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创新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而建构的有机系统。因此,为了实现二者的结合,需要对课程体系进行整合,合理安排公共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之间的比例关系,体现出课程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弹性化。笔者认为,农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应在主干课程合理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农科背景和时代特色加大创新性课程的设置,扩大学生选课范围,允许学生按照自身兴趣及爱好跨系、跨专业自主选修课程,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性,进而多层次、多角度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2.强化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对农科院校来说,要鼓励学生“关注农业、走进农村、关心农民”,深入农村社会,了解农村公共政治生活。比如,各农科院校可以通过乡镇政府牵线搭桥与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村子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定期安排学生义务支教、担任村主任助理等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再有,可以定期举办暑期社会调查报告比赛、科研课题立项等活动,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传统的重灌输、轻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创新意识。因此,学校应鼓励教师运用探究式、启发式、研讨式等开放的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进而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启发和调动学生思维活力和创新能力。如行政管理课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就是借助一些典型案例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进而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的理论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新式教学方法。[6]这种教学方法缩短了教学内容与学生间的距离,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更能做到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结合。另外,在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要对教学手段进行改革、创新。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显示了其优势,如网络多媒体教学、电子教科书、CIA课件等,既丰富了理论教学的实践背景,又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 (四)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为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此,农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要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新的有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譬如,目前正探索实施的弹性学分制、专业方向模块化、双学位制等,都是在充分考虑到学生性格差异、兴趣差异、能力差异的基础上,以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个性化人才为目的,尊重学生的选择权的新式人才培养模式。比如,行政管理的双专业型(或称双学位)培养模式,既允许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参加本校其他任何一个专业的学位学习,也允许其他专业学生参加行政管理专业的双学位学习。这样,学生在修完规定的必修课学分后,可以依据自身兴趣爱好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有目的的选择与本校的特色专业如农林经济管理、园艺、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对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和职业发展的需求。 (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目前,由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很大程度上受传统的以考试为中心、分数为标准的考核方式的制约,以致大多数学校在考核学生时手段单一,难以适应个性化的人才培养需求。笔者认为,学校应更加注重学生能力和创新素质的考核,将传统的以学生基础知识考核为主的评价方式,逐步转移到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的考核上来,建立起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在考核方式上变单一的闭卷考试模式为多种考核模式,即融开卷、闭卷、口试、课程设计等多方位的评价体系为一体,为学生潜能和特长的发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革新路径 本文作者:何知1贺丹凤1钟高秀2作者单位:1.萍乡高等专科学校2.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技术是提高行政政率强有力的工具。但在一些高校中,校园网、新软件的开发应用都相对滞后,有的信息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传播,忽视了互联网传播的速度与作用,有的管理系统的版本可能是多年前的版本,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管理的要求。这种不能把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地作用于管理,不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管理及时相结合的行为既拖延了管理目标实现的过程,也给行政管理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高校行政人员现行的管理体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按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模式,二是套用国家行政模式,形成了管理的二元性。[1]在我国高校,许多行政人员既承担着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又有着自身的教学科研任务,属于“双肩挑”模式。据湖北省教育科学一项重点立项课题对湖北等六省共17所高校1312名管理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双肩挑干部335人,占有效百分比26.4。其中教学系部处级领导干部中双肩挑的比例最高,占62.5%。”[2]在“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中,“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人过于投入教学、科研而影响管理工作,也有的人因倾心管理工作而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3]由此可见,由于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很难有人能够同时兼顾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实现双赢。这种将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混淆在一起,模糊化的结果,只能是使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法得到保障。 转变行政管理观念,增强服务意识 高校行政管理的目的是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充分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管理的效率。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实施者,应围绕行政管理的目的,明确权责观念,淡化权力思想,增强服务意识。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找准自身定位,既不对自己做过高估计,也不对自我价值感估计过低,强化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牢固树立“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服务”的服务宗旨,经常深入教学、科研和管理一线调查研究,了解师生之所需,及时发现新问题,适时调整管理方案,达到优化管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学习、讲求方法 高校行政人员的思想水平、业务能力等是决定行政效率的决定因素,行政管理工作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大力营造学习氛围,强化行政人员的学习意识,使管理人员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做好本职工作所需知识,更能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学校应积极为管理人员提供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如组织非专业管理人员关于教育学和管理学方面知识的学习;有计划地选派人员到机关、企业挂职锻炼;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学术交流与业务研讨会等活动。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完善,才能不断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行政管理的创新工作当中来。 实现管理和办公手段的现代化 主要指各级行政机关管理手段现代化问题,即运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各种现代化先进技术手段收集行政信息,分析决策,以及使用这些先进技术进行日常管理工作。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与高效先进的信息技术是分不开的。建立现代化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保证人们及时、全面、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行政效率。如对人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实现信息的处理、传递、存贮计算机化,使相关的信息资料得到便捷的查询和掌握,改变以往“跑———问”的查询方式;实现教学、科研等新软件的升级、开发和应用,使软件的更新速度与工作需要相匹配,更好地发挥出现代技术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速度与质量。 行政管理工作职业化 管理职业化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组织运作的基本要求。对于一般行政管理人员,提倡业务培训与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满足职业不断发展的要求,实现行政管理工作的职业化和专职化。对于“双肩挑”型的管理人员,则不能直接让他们在管理工作与教学工作中做出“二选一”式简单的选择,要彻底实现行政管理工作的职业化,则更为复杂也更需要时间。在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的非职业化,即“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有其历史原因,之所以能够在我国高校长期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满足学术权力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努力发挥其自身影响与作用的一种变化形式[4]。所以在短时间内彻底实现行政管理工作职业化是不太现实的,需要一个过渡期。目前的解决方法在于如何明确规范“双肩挑”干部的岗位职责和管理任务,如对“双肩挑”型人员的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进行量化,确定好各自的分配比例与完成程度。对于“双肩挑”型人员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以便更好地完成预期目标。 总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观念创新、方式手段创新、人员素质提高,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在实现我国高校行政创新工作的过程中,应随时关注教育与社会变化发展的新要求,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以期真正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创新。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队伍状况及趋向 本文作者:孙艳丽李宗印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变化趋势分析 一定数量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做好大学行政管理和教学辅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部分高校经历了合并和扩招的时代背景下,2002年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规模出现了显著变化,详见表1。可以看出,除2004年行政管理人员不增反减外,其他几年行政管理人员数与教师数均呈稳步增长态势,只不过在增长幅度上有所不同,2002年到2003年,无论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增幅最大,教师的增长幅度达13.6%,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幅达10.2%,2005年、2006年行政管理人员的增长幅度高于教师的增长,2007年、2008年两者增幅基本一致。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基本维持不断增长的态势,只不过在增长幅度上,有时教师的增幅高于行政管理人员,有时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幅高于教师的增幅。在数量上,高校教师的总数要远高于行政管理人员,教师与管理人员的比值没有随着年份的增加有很大的变化,基本接近于2∶1。具体到每一所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是否会有不同?研究发现:34所高校中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同步增加的高校有17所,占总数的50%,同步减少的高校有5所,剩余的12所高校,要么教师人数增加,行政管理人员减少,要么教师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增加。说明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增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各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比值,最小值是1.3∶1,最大值为4.2∶1,平均为2∶1,多数高校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比值分布在1.5到2.5之间,见表2。可见,无论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变化,还是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比值,不同大学间差异还是比较显著。 学生与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变化趋势分析 2002年以来,研究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显著增长,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本专科在校生数基本稳定。研究型大学2002-2008年各类学生人数变化情况见图1。2003年研究型大学在校生人数增长幅度较大,与2002年相比,博士生增长了39.9%,硕士生增长了41.9%,本科生增长了18.2%。对照表1行政管理人员增长情况,发现2003年、2004年、2005年及2008年学生的增幅高于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幅,2006年、2007年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幅高于学生的增幅。从学生规模与行政管理人员数的变化情况看,除2004年,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管理人员数减少外,其他年份,行政管理人员数都随着学生的增加而增加。各类学生与管理人员比值有没有随着年份的增加而有显著变化?详细见表3。2002年以来学生与管理人员的比值基本维持在18.5∶1~22.6∶1之间。其中博士生与管理人员的比值变化最大,7年间约增加了一倍,本专科生与管理人员的比值变化最小,7年间基本没有变化。硕士研究生与管理人员比值居中。具体到不同的高校,情况如何?本文对每一所高校各年份各类学生相加求均值,对每所高校各年份行政管理人员相加求均值,然后用学生的均值与管理人员的均值作比值,将最小比值和最大比值之间的间距分为4个赋值区间,每一区间分布的学校数见表4,其中最大比值达44.3∶1,最小比值是11.5∶1,多数高校维持在20~30个学生配一个管理人员的水平。说明不同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队伍职称结构变化趋势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来源主要有三部分:通过正常程序招聘的高校毕业生;因多种历史原因进入高校的一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行政管理人员;为解决引进人才的配偶而安置的管理人员。最近几年,随着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笔者对2009年某地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招聘信息做了一个统计,在所有高校的招聘信息中,要求学历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岗位占到所有招聘岗位的95%。可见,高学历管理人员已经成为高校管理人员当中的新生力量,但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中高级职称管理人员依然偏少。本文按年份对34所高校各类职称人员占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百分比进行了分析,详见表5。可以看出,从大学的总体情况看,各类职称管理人员占总管理人员的比值并没有随着年份的变化有太多的改变,尤其是高级职称行政管理人员并没有随着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加而增加,在整个管理人员队伍中,中级职称人员占近一半,初级职称人员所占的比例与副高级职称人员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管理人员没有任何职称,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占的比例最少。具体到各个学校,本文对各高校正高职称、副高职称管理人员数占管理人员总数的百分比进行了分别计算,将最小比值和最大比值之间的间距分为4个赋值区间,每一区间分布的学校数见表4。多数高校正高职称占管理人员总数的百分比维持在1%~3%之间,副高职称管理人员占管理人员总数的百分比维持在10%~30%,与大学的总体情况相似,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偏少是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研究的结论与思考 2002-2008年期间,在教师人数不断增加,学生规模显著扩大的情况下,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为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行政人员队伍自身的职称结构没有显著变化,高级职称管理人员仍然偏少,也没有随着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整体人数的增加而有所增加。具体到各研究型大学,无论是教师与行政人员的比值还是学生与行政人员的比值,不同大学间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不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差异显著。如何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改变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中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偏少的现象?本研究参照美国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些情况谈几点建议: 第一,合理的身份定位。美国研究型大学明确定位每一个行政管理岗位,聘用专业的管理人员来承担管理工作。因为有明确的岗位定位,所以在管理人员的资格遴选中非常看重应聘者的管理经验和其应聘职位所需的专门知识。如财会部门主管必须具有MBA证书,学生心理辅导员必须具有心理咨询方面硕士学历,校区规划管理人员则需具备建筑或规划领域的学位和经验,而与教学科研直接有关的重要的管理职位均从资深教授中提拔。大学各学院的副院长们则越来越多地由持有高等教育博士学位的人担当,其所学专长直接指向管理工作内容。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采用契约化的管理方式,根据考核结果灵活流动。[1]合理的身份定位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分类管理、分类考核,有效避免了在不同的管理领域以同样的考核标准来评价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和实际业绩的弊端,一方面不会出现管理人员队伍中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偏少的现象。另一方面为管理人员的合理流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其次,合理的身份定位为高学历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管理人员进入高校管理人员队伍中的现实条件下,如何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奠定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也成为高校管理岗位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方面。而不同的管理岗位选用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既有利于将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管理实践,在实践中又可以加深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为管理人员自身发展制定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达到以良好的职业发展规划留住人才的目的。 第二,明确的岗位职责。美国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岗位有明确的岗位职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岗位目标的明确化,新岗位的设置与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相一致,因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对于已有的岗位一旦空置出来,不是直接进行替补,而要对岗位进行是否有设置必要的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招聘人员。其二,岗位职责的与时俱进。对于已有的岗位,其岗位职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随着学校整体及所在部门每年的发展目标而做出不断的调整。[2]第三,岗位职责的可操作化。以密西根大学为例,上到学校的章程,下到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各岗位的工作职责都做了明确的详细的规定。其董事会章程作为一个宏观的指导性规范已经细致到半操作化的程度,在学校章程的统领下,各行政部门再辅之各级更为具体与细致的规定,行政人员在发挥行政职能的时候都有据可依,有规可查。[3]明确的岗位职责直接导致考核的简化和公正,从而大大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在增加和减少方面的随意性。 第三,科学化的管理过程。信息技术的日益更新与发展,加速了管理过程的科学化进程,为了提高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许多高校纷纷将各种信息化技术应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然而对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而言,科学化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化管理工具的应用方面,更多的是指管理观念的科学化、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和管理过程的科学化。以伯克利加州大学在其行政管理过程中实行的“平衡记分卡”系统为例,其系统设计和改革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大学尊重学术、服务学术的理念,在系统设计过程中拥有科学的、严谨的流程与方法,在系统实施的过程中又制定了详细的考核体系、明确了监管的部门。[4]整个系统处处体现了科学化的管理理念。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直在不断地推进,如我国高校针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聘任制改革,2000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校启动的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以及各高校实施的“人事制度”等。但在所有这些改革中,设岗难、考核难、淘汰难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工作不断改革却难有明显成效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研究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合理的身份定位、明确的岗位职责、科学化的管理过程,也许能为我们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改善管理人员队伍高级职称人员偏少现象提供一些借鉴和建议。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行政管理类大学生就业储备研究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处理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也愈加需要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才和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行政管理类专业包括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旨在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在校期间应为未来获取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胜任行政工作做好各种准备,即做好就业储备。这些能力和素质主要包括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宽厚的专业理论功底、熟练的基本操作技能、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 一、优秀: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价值取向,即政治素质,是人们对政治尤其是对自己所承担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理解、把握、反应以及见诸于行动等情况的总和,是人们长期在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中接受培养、熏陶以及对特定政治事件的感受中形成的个体特质。具体来讲,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法律意识、法律知识等内容。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必须具备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一个人,只要参与社会生活,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一个普通人尚且需要政治素质,即将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的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更需要政治素质,而且需要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素质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储备的优秀,决定了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为何种目标,以及为哪些人服务等根本性问题。要形成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首先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第二,必须头脑清醒,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第三,必须面向群众,不断加固政治思想基础;第四,必须清正廉洁,不断加强政治修养。 二、重点: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 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储备的重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领导干部的本职,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公共服务意识方面有权威发言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公务员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追求。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及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其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在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协商解决提供便利。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活动中,经风雨、受锻炼、长才干、做贡献。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心里装着群众;脚踏实地,无私奉献,做人民的公仆。 三、基础:宽厚的专业理论功底 术业有专攻,行政管理工作同样需要宽厚的专业理论功底。行政管理工作的专业理论功底,是指获取信息、作出决策、处理行政事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也即计划、组织、控制、指挥、协调、激励、领导和决策等相关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蕴含在行政管理学、管理学、政治学、政策科学、行政法学、政府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心理学、比较政府体制等教科书里面。学习是进步的阶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还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毋庸置疑,宽厚的专业理论功底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储备的基础。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也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容。另外,在校期间要多参加学生社团,担任团委、学生会、年级、班级学生干部,注重把专业知识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 四、保证:熟练的基本操作技能 基本操作技能是指基于任职资格体系和胜任力模型,完成日常工作所必需的,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操作活动方式。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基本操作技能的要求各有侧重,熟练的基本操作技能,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未来胜任行政工作的保证。为了获得并胜任行政管理工作,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应该着重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操作技能:第一,文书拟写与处理,了解基本的党政公文格式及制发程序;第二,办公软件的应用,熟练使用Word、Excel、PPT、多媒体、摄影机等;第三,会议、事务管理,掌握会议的筹备组织、接待及日常事务的管理技巧;第四,工作沟通能力,培养人际沟通、组织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基本操作技能形成的途径是练习。为了使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能够形成熟练的基本操作技能,一方面,学校要多开创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另一方面,学生个人也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基本操作技能,积极参与到行政工作实践中。 五、关键: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 心理调适能力,就是通常所说的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性格、气质、意志等方面。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是行政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储备的关键。在性格方面,现代领导者一般都要具有竞争开放的性格。处在一个迅速多变的当今社会,组织所面临的环境挑战较为严峻。凡是不能迅速适应客观环境和外部变化的组织和领导,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因此,领导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来进行不懈的努力和竞争。而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外向型性格或侧重于外向型的性格。在气质方面,领导者要有敢于决断的气质。这是因为任何决策都是有时效要求的。领导者要在对客观事物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处置问题。在意志方面,领导者应能做到坚忍不拔。众所周知,在领导活动中,挫折、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因此,领导者只有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才能经受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作者:燕盛斌 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研究 摘要:在高校建设中,行政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随着现今教育理念的发展,善治成为了高校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理念。在本文中,将对善治理念下的大学行政管理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善治理念;大学;行政管理 1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水平的提升,高校逐渐从单纯的高等教育转变为对社会进行服务的角色,对政府、教师、学生以及市场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价值进行了充分的体现。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能够敏捷应对新的社会环境,在行政管理组织内部也需要具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行政管理之中。这部分要求的存在,都使得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在开展中具有了更高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善治的角度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积极的创新。 2善治视角下行政管理工作概述 2.1行政管理善治因素 2.1.1重视师生权利: 在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人本理念是最为优秀的一项理念,即需要对学校师生的权利以及主体地位进行充分的尊重与认可,其不仅是管理工作的客体,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主体,对他们的工作、学习提供服务正是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任务。其中,教代会对教职工的民主权利进行行使,且能够参与到高校管理当中,而学生会则能够对学生的权利进行发挥与维护。 2.1.2分权管理: 目前,在简化管理目标的指引下,高校逐渐推行了以学院管理为中心的院校两级管理模式,在该种模式中,行政工作则能够更为直接的向高校师生进行开放,这对于学校师生的创造性、积极性发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组织中,其中的部分或者所有成员对权力进行分享,并通过讨论的形式在对意见达成一致之后进行决策。而在学校方面,则从以往的直接管理转变为了宏观调控,以此使院系在科研、财政以及教学等方面的管理权力在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对分权管理进行了实现。 2.1.3法治化管理: 在善治行政管理方式中,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特征。近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这也是对组织成员权利追求的一种法治层面回应,是对法治精神的积极体现。而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条例,也在教育层面形成了一套结构较为合理、内容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 2.2大学行政管理现存问题: 在现今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较多的非善治因素:第一,在管理工作主体地位方面存在缺失问题。对于善治管理来说,其根本要求就是在多元化管理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师生能够以更为适当的方式参与到大学的行政事务之中,并在相关行政事务开展中同行政人员形成一种共治的格局。而在现今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却存在着行政权力地位过度强化的情况,在工作开展中,行政人员具有最高的地位,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第二,行政管理机构较为混乱,不仅职责存在不清情况,且机构设置也较为复杂,在对很多事务进行办理时,往往要经过很多层审批工作,对于工作时间是一种较大的浪费。同时,部分部门也存在着业务交叉以及职能重叠的情况,有更多的工作量投入到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方面,并因此使行政工作的开展效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三,监督机制不健全。在部分大学中,其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条例很难在具体工作中得到贯彻,更多的教代会因此流于形式,很难对监督作用进行发挥,且由于校长所具有的权力过大,很大对教代会的监督功能进行发挥;第四,管理方式僵化。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行政命令以及规章制度是最为主要的管理方式,而在组织内部如果存在冲突情况,则交由上层进行裁决。这种情况的存在,则使得管理信息存在着不畅通情况,信息并不能及时、畅通的反馈到管理者。而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师生对相关规章条例的不认同,也会使其产生一定的抵触以及反感情绪,进而使工作效能出现了低下情况。 3善治理念下大学行政管理实施策略 3.1营造包容文化: 对于善治管理理念而言,其正是不同群体、目标进行理性交融的一个过程。在避免对其他成员利益产生损害的情况下使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获得利益的提升。要想对该目标进行实现,就需要大学能够具有更为包容的管理理念,在对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念以及思想进行积极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各自思想的交流表达,进而在思想自由得到体现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大学内学术的自由。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大学需要对宽松、民主以及自由的文化环境进行创设,对不同学术思想、价值以及信念进行融合与包容。此外,行政负责领导也需要对组织成员的特殊要求以及利益进行包容,对组织凝聚力积极加强、提升,最终促进善治局面的形成。 3.2民主行政管理: 在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中,首先,需要建立起具有互动、参与特征的决策体制,积极鼓励师生与基层管理人员参与到决策当中,即将组织决策权从以往仅仅集中在高层人员手中的方式转变为在更低的层次中进行,以此在提升其主人翁意识、信任感的同时对其创造性以及积极性进行发挥。对于教师来说,其参与到决策之中是对大学决策自由进行保证的权力,不仅能够对其学术创新提供更为宽广的空间与道路,对于高校的和谐、健康发展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作为大学学生,其也具有着较为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对于现今社会、教育的相关问题具有着十分积极的关注,并能够给出属于自身的客观评价以及正确认识。在大学中,对于不同群体成员,需要给予其不同的限度参与到决策之中,即通过决策的科学分配使决策具有更高的质量。在整个工作开展中,校务委员会是参与决策的最高行政机构,这就需要其能够对制度化、科学化的交流方式进行建立,以此更好的对学生、教师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的意见进行对话与提交。 3.3营造公正法治环境: 为了对更为公正的法治环境进行塑造,就需要做好组织成员法治信仰的培育工作,并做好法治管理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做好大学章程的制定,在对其积极完善的同时提升师生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对章程的认识,能够充分遵循章程相关规定开展工作;其次,要做好监督机制的建立,通过对监督机制的科学建立、健全,对行政组织自律监督进行加强,并对监督过错追究制度以及监督责任进行建立与明确;最后,在相关制度、体系建设完毕之后,则需要建立起稳定、科学的长效机制,在强化他律监督的同时对内、外监督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4结束语 行政管理是现今大学的一项关键工作。在上文中,我们从善治理念角度对大学行政管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需要高校能够把握重点,以科学措施的应用不断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作者:宁亚秋 贾翠玲 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探究 摘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及教学重心,高等院校作为大学生教育的重要机构,其行政管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针对二者相适应之间所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予以完善性分析建设,不断促进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发展。 关键词: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阶段,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相关性,我国若要实现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发展便必须培养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大学生群体。因此对于该建设问题而言,基于服务型高校视角的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已成为现阶段各高校必须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互依存。 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行政管理在施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性质。行政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组成形式,思政教育在开展过程中需要通过行政任务的执行,从而实现思政教育成果的巩固;同时行政管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便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及机构,因此高校对于学生的思政教育便需贯穿于行政管理始终。 (二)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相同。 高等教育中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均是实现对大学生的完善性教育。思政教育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向大学生传达积极向上的思想政治观念,使学生在受教育阶段不断养成正确的精神思维,促进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而行政管理在开展过程中主要是为了保证学校、教师及学生教学、生活与各项管理工作的安全与顺利有序开展。 二、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未注重合理化制度建设。 目前多数院校在对大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过多地依靠于各院校的管理制度,各种规章制度被定制为成宣传册或宣传形式大肆宣传,管理制度中多具强制性及约束力,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爱及原则性内涵建设,且在各管理制度建设中未重视教育工作的主体性及个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不利于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培养。 (二)行政管理方法与大学生发展缺乏统一性。 现阶段我国各高校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与行政管理中,管理方法多沿用以前的旧体系,创新形式不明显,未体现现代化管理理念与学校相关管理结合,管理方法落后单一[3];目前多数院校在大学生自我能力发展培养中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多数院校经常不对相关问题予以调查便要求学生自主参与活动,在固定的活动模式下机械性地完成任务,造成学生想象力的局限性,影响学生的发展。 三、基于服务型高校视角的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措施探究 (一)提升思想认知。 高校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尊重教师以及大学生的自身需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及个体差异性,促进教师以及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教育水平;对于教师而言,学校各管理阶层应积极配合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课后开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窗口,热情服务,在实践中对大学生起到良好的启示作用,促进学生自我完善与发展;各高校应在具体教育中增强工作意识,提升工作责任性意识建设,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工作开展的基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研究成果教育学生,在不断培养学生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改革创新思维的过程中,促进各项工作的有效及完善性建设。 (二)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与教育。 大学生对自己的各类需求及个性特征均具有完善的理解,在社会生活与同学、教师交流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此类主动性意识产生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不断实现大学生对自身行为的规范,将思想政治教育由被动变为主动,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的建设与养成。在行政管理中,各高校的管理人员应积极地指导大学生如何在学习与生活中实现自我高效管理,引导学生在班级积极开展班会等活动,促进班级集体性建设,增强学生的自我认知与反思能力,及时纠正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的不足之处。 (三)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规律,完善二者适应建设。 各院校在管理中应不断摒弃传统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管理机制以及管理机构,不断实现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结合;行政管理工作开展中,工作人员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规律作为开展基础,建设完善平等的内在环境,实现学校之间各部门之间的高效合作,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开展;同时学校还应充分发挥教师院校管理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管理、服务、教育三者统一有机结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完善开展,实现教育方法与行政管理工作形式的调整,促进思政教育工作与高校行政管理的相互结合。 (四)建设完善的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各高校应坚持科学发展及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完善校园建设,营造校园环境、促进校园硬件设施构建,建立深厚的、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工作氛围,大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使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均在校园文化氛围建设基础上实现思想认知、工作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的转变。 四、结束语 大学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建设力量,高等院校在具体教育中需运用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服务能力及服务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重视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不断将二者相互结合,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立帅 单位:川北医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 一、引言 学校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而组成学校的因素分为以下三种: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因此,行政管理人员在学校内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但是学校管理的主人,更是行政管理的基础。因此,学校有必要使行政管理人员以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提升工作效率,激励行政队伍为学校贡献出重要的力量。 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及原因 第一,缺乏认同。行政管理人员应该有较高的地位才对,为什么还会缺乏认同呢?其实,不单单是缺乏认同,甚至有很多领导和其他人员歧视行政管理人员,这让他们干着一份看似体面又稳定的“金饭碗”,实则有苦说不出。因为学校的领导班子无法正确认知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认为行政人员就是为他们服务的“服务人员”,甚至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思维。很多大学生也不承认行政人员是教师,只是“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对行政管理人员百般挑剔和苛刻,甚至蔑视嘲笑他们。这深深地伤害了行政管理人员的自尊心,感受不到被尊重,又谈何去努力工作?因此,这不被同等对待的现象造就了他们消极怠工。 第二,岗位配置缺少科学性。现在的大学,内部管理系统普遍采用校—院—系三级管理层次,组成一个很常见的“金字塔”型。这种看似层次清晰的结构,其实内部相当混乱。因为细节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导致大家互相推脱工作,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局面。而管理人员又要忙于行政事务,很难提高效率和水平。尤其是个别的高校在部门分配上没有最基本的科学性,导致忙的人忙到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忙完,甚至还要加班;而闲的人甚至整天都不知道干什么,一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这种种现象导致管理人员心理失衡,必然减低了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考核激励制度不完善。中国现在普遍在大学实行的是年度考核。成绩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但这种成绩评定基本上都是“面子工程”没有真正的考察员工是否积极认真的工作,是否有学习新知识,等等。很多人都被定位合格,极特殊情况才会被定为不合格,而且相应的,优秀的人没有奖励,失误的人没有惩罚。这种失败的机制既不能鼓励人积极向上,也不能给人以警告。存在感约等于无,很多人根本就不中重视这个考核。这考核又怎么反映出人的能力好坏呢?第四,薪资待遇差。这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近几年来,虽然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忠实度与日俱增,大学的绩效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却没有给予行政管理人员右后的待遇。而专职的大学教师整体收入是不断增长。这让新征人员很苦恼。专职教师可以平职称、职务和业绩来提升工资。第五,缺少职业方面的培训及发展的空间。很多大学觉得管理人员不需要高学历,他们也不需要继续学习。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耽误了学校本身的发展。不让行政管理人员学习有关业务方面的知识,就限定了他们在业务和素质上的进步和上升。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前景往往是跟领导有直接关系,领导若是赏识就会直接提拔到领导岗位,但在提拔过程中,看的往往不是工作的表现和业绩,而是凭着领导的主观意识的看法,因此,很少部分的行政管理人员能得到提拔,即使提拔却又不是因为工作业绩方面的,于是他们有着深深的无奈和压力,极大地打击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完善大学行政管理激励机制的对策 第一,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的地位和收入。根据著名的马斯洛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求是人不可或缺的需要。因此,关于薪资方面,需要建立新的薪资标准,减少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薪资差距,保证待遇的公平性。既体现了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也使他们对工作更加有动力,对其职业认同感得以实现,并且对他们自我的需求得以满足。 第二,建立和健全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要想使激励机制高效的运行,要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特性来设置。例如:不同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员工,采取的考核制度自然不能一样,这样才能保证考核真实公平,比如:设计指标量化计分表等。要用科学的考核方式,使大学行政管理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徇私舞弊的现象的发生,使行政管理人员原来的失衡感得到弥补,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能够真正实现自身价值。 第三,加大培训力度,建立高素质行政管理队伍。给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学习的条件也是很关键,毕竟在职教育的机会相当难得,因此这也会在心理上给予行政管理人员一定的慰藉。而且,行政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进修,是工作更职业化、规范化。不仅仅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更有利于发挥他们主人问的责任心,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因此要把培训及时的划入日程内,不要只是空口答应,又只做表面文章。 四、结束语 总之,完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机制不能只从一方面入手,要多方面的考虑和解决问题。如:量化考核的标准、完善绩效机制、薪资和福利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要考虑到各种细节问题,要使他们自觉的以激昂的心态投入工作中去。学校则要致力于形成一套以服务谨慎为本的管理制度,从而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工作效率。 作者:缐杨 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探求大学行政管理的不足及对策 1我国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1)自身定位错误,官本色彩浓厚 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其本质特征在于教育与科研。然而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张,日常行政事务逐渐脱离学术活动而独立,行政管理部门随之成为独立的机构而存在。这也是社会分工与专业化深化的必然要求,然而行政管理部门自立的理由在于对大学教学与科研事务的协调和辅助,一切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大学学术活动。但是显然,一旦组织得以自立,也就不可避免的拥有了自身独有的利益,服务学术科研的宗旨也就逐渐偏离了方向。特别是随着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行政管理人员的控制愿望随之而膨胀,本来作为教研活动的“公仆”现在却成为了事实上的“主人”,教研活动反过来服从于行政安排。孟德斯鸠曾说过,一旦立法和行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在大学,几乎所有的规定和规范都出自行政部门,权力的实施与最终资源的获得与否同样掌握在行政管理部门手中,大学中最为重要的自由也就很难存在了。而自由恰恰是一切学术研究活动的前提,这一点在中国大学中无疑是最为欠缺的,从普通教学人员的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考核标准到研究人员的科研立项、结项和评价体系都由行政管理部门把关,自由的学术氛围于是逐渐消失了,为了生计所迫,科研人员的逐利需求大大超过了学术追求。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最终导致我国学术界创新性的普遍失语,对于一个以科技创新战略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国家显然是致命的,因此大学中过度的行政化趋向成为我国教育界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2)行政系统过大,人浮于事现象严重 不否认维持一定的行政事务对于大学正常运转的必要性,但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系统与其他事业单位一样,规模已经扩张到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程度。然而这种分工过细的现象并非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往往是为了容纳和承载更多的小部门利益而人为创造出来的,例如一个位置由多个人员共同担任,一项服务设立多道程序,层层叠加,造成行政管理系统过度膨胀,人员过多而人浮于事,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出工不出力,相反还造成更多的沟通困难和协调障碍,人为地将事情解决程序拉长、拉久,其负外部效应非常明显。不否认大学行政管理需要处置各种不同的琐碎事务,尤其是随着学校规模扩张和学科门类增多,与社会上其他部门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扩大行政规模的理由,类似问题的解决更应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管理体系的建立。结果是臃肿的行政系统不但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还给教学和科研人员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协调工作,外部效应极大,对学校研究者的学术信仰造成很大打击,长远影响不可估量。 3)行政管理人员素质低下,科学管理理念欠缺 随着大学行政系统的加速膨胀,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特别的,我国大学中还存在这样的独特现象,即在引进人才时附带将其家属安排到各个行政岗位以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尽管如此做法有利于高端人才的引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我国大学行政管理资源的配置效率,将一些不合格的人员错配到行政系统,同时也就将更多优秀的行政人才堵在了大门之外。这在客观上造成大学行政管理的不科学,而大学行政管理有其客观运作的必要性,同时也是一门科学,亟需教育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为该领域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优秀人才乃行政管理系统高效运转的根本,通过科学管理和精密衔接,才有助于实现日常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达到高效服务教师和学生的目的,最终实现大学的现代化转型。 2我国大学行政管理的可能出路 2.1深化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厘清大学行政管理资源 前任总理同志曾在2009年9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10月1日起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同时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从而掀起了大学行政系统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围绕这个话题也有许许多多的争论,大部分人们甚至部分学者似乎并不看好这项举措,但却缺乏理性的思考。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项举措掀起了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幕布。我国一向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凡事先讲求稳定,改革也是以渐进式为主,否定苏联式的激进改革。这次对事业单位薪酬制度的改革同样经历多年酝酿,今日的政策亦是过渡性质,而并非一步到位。在我国,政治和行政工作常常凌驾于其他工作之上,从整体社会看,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完全遵照两套不同的标准,二元格局林立,幻想一步到位式完美的政策出现是不现实的。根据最优决策理论,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产生了整体的结果。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博弈过程,各方参与人无不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那么具体的环境就是他们博弈时考虑的基本因素,甚至决定策略的选择和行为的实施,所谓环境是指广义的制度范畴,根据青木昌彦的定义,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从这个角度看,大学行政系统与其他事业单位等等非市场主体以及企业并无实质性差别,它们都只是博弈过程中的参与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整个系统就这样自我维系、演化。这个系统并非追求最优,只是寻求最具适应性的方式从而达到一种均衡,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不惜一切来博傻,因为系统并不刻意寻求最优化。 环境的变化影响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从而系统的产生内在演进动力。然而当前对于该问题却最缺乏严谨的实证分析,而只是单纯依据个人价值规范进行判断,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逻辑实证分析,他们不问这个世界具体是怎么运行,而只关心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当然也就无法有效推动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更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新的政策文件的确没有考虑到现实状况,导致许多政策根本无力实施,或者实施的过程中就会被扭曲,或者与其他政策与周围文化环境不能配套协调,或者迫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也不否认大学行政系统中存在大批素质较差,甚至不适合本职工作的人员,但改革的推进只能一步步进行。 2.2将竞争切实引进到大学行政管理系统 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在于将竞争引入到行政管理体系。既然要改变以往人浮于事,随意决策的官本位形态,那么大学行政管理系统中也就有必要像市场体系那样将竞争引入,通过竞争产生压力,迫使行政人员重新反思和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种竞争一定是一套完整的考核和评价体系,通过完整的流程切实地将竞争引入到行政工作中去,否则改革很可能沦为空洞的口号,长时间过后,教学与科研部门就会对改革失去信心,重新回到老路子上去。而权力的不对称使得非行政部门无法形成合力,因此,大学的根本性权力需要重新赋予学术与教学人员,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授委员会,各个大学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设立相应的权力机构,使得教学与科研成为大学的中心活动,一切权力都以服务该活动为主旨。在这个前提下将具体的行政权力下放至行政部门,以形成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同时要保证这一整套运作程序或规范的可信性,只有这样整个大学才能形成教授治校的良好氛围,大学行政管理才能回归到它本来应当的状态。 2.3科学实施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的绩效考核方案 在具体的改革过程和步骤中,实施绩效考核是大学行政工作高效、优质开展的保证。人员绩效管理也是任何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管理由原始的经验管理、科学管理,逐步过渡到人本管理、文化管理、知识管理,“人”这个因素越来越重要了。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层出不穷,可谓卷帙浩繁。在此,本文就绩效管理中如何建立测度标尺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显然,大学行政管理中繁杂而琐碎的工作特征使得如何评价他们的工作成为一个难点,也就关系到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是否可行。因此大学行政管理工作首先需要进行测度,为此必须建立各项测度的标尺。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化约束和人性化激励缺一不可,建立测度标尺也就非常必要了。管理者对于任何一位人员,他都必须掌握住有关此人的测度。他建立的测度标尺,也必须以整个组织的绩效为焦点,又不能忽略当事人本身的工作特质。他必须同时具备分析能力,可以分析工作绩效,对此进行评估并加以说明,使得他的部属、长官、同僚都非常清楚。但是大部分人,包括管理者对测度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从而限制了管理测评工作的深入进行。实际上管理测度更应该是工作人员自我控制的工具,而不仅仅是用作控制他人的工具,常常有人误用了管理测度,用来控制他人,这是关于管理测度的一个最大误区。因此,有必要通过设计更为细致也更为可行的激励方案,将测度工作的主动权下放到个人,令其有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动力,这样才能适应当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这就需要不同的行政部门根据自身工作的具体特征进行方案设定,总体上实现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 3结论 目前大学行政管理正面临着全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依靠传统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根据现有的知识和经验,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大学需求,也不能完成高等教育所承载的重大战略使命,因此,必须依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逐项探索大学“去行政化”的具体改革方案,不断加强管理人员的自身学习,提升行政管理素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专业性、实用性、全覆盖而有针对性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培训工程。一方面制定大学行政人员素质提升学习与实践计划,分类明确学习提升的目的、重点、学习内容、学习途径与方式、考核办法等,并提出学习组织工作要求;二是“请进来讲学”,针对各个大学自身存在的问题邀请教育专家,通过开设若干课题培训班达到提升素质的目的;三是采取走出去方式,组织大学行政人员到先进地区学习考察,汲取经验和教训,增长知识,开拓眼界;四是提出自学要求,列明自学重点课目,时间要求和考核标准;五是学习要密切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急用先学,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严禁以学习考察为名的旅游观光行为。 另外,在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上要研究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特色化、高端化、创新型、和谐的大学行政管理发展指标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实现目标的步骤及实施办法,依照发展目标及指标体系制定针对全校各级行政部门的分步骤的考核分解指标及考核、奖罚办法,逐渐形成完善的发展目标指标体系,实现考核重点明确,考核指标可量化、可统计、可评分考核,指标质量与工作业绩密切挂钩,考核管理机制先进、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考核体系,切实高效的实现我国大学行政管理的深化改革。 作者:魏文思 单位: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文化视角下的行政管理 摘要: 大学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社会组织,因此,其行政管理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主要针对大学组织文化视角下的行政管理进行分析和阐述,希望给予我国高校以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文化视角;大学;行政管理;分析 大学管理主要存在两种模式,即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其中行程管理主要强调集中领导和统一规划,按照系主任、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分布,进而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而学术管理则是大学中所有师生共同参与和民主管理的决策活动。当前,在我国大学管理中,到底哪种管理模式更加合适,长期以来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如果实行行政管理,那么大学所需要的学术气氛就会降低,如果实行学术管理,那么大学的领导权无法有效集中,导致组织涣散。因此,大学一定要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创新管理模式,进而促进大学健康以及稳定的发展。 一、相对学术自由和有限行政化 当前,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庞杂而臃肿,高校特点和管理职能严重脱离,行政管理照搬政府模式,大学管理失去了学术意味,高校逐渐演变成为特殊的政府机构。但是高校与政府具有明显区别,如果长此以往,教师地位会受到严峻挑战,甚至还会导致教师出现一定的抵触情绪。在这种缺乏学术气氛的环境下,大学的学术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教师如果不在热衷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高校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削弱,丧失高校的管理价值。行政管理是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模式,而学术管理更加倡导个体性,关注个人的发展,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导致管理趋向自由发展。因此,学术自由和有限行政化,要贯穿于高校的发展,进而和谐共存、彼此依赖。 二、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充分结合 行政管理要推动业务和学术的开展,在管理的布局方面,高校要充分发挥行政管理的保障和服务功能。同时,高校还要强调学术权力在管理部门中的地位,其权力限度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当前,一些研究将学术权力和行政管理相对立,但是在实际中,两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行政管理在确保高校各种管理工作有序以及规范开展的同时,还要给予学术管理以充分重视,发挥其管理意义,让学者和专家在高校管理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充分参与到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将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充分结合,需要管理者发挥自身能力,当前,一些具有管理才能的学者担任行政管理人员,行政和学术双肩挑,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是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选择,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学者。 三、大学组织中的结构功能 大学是一个松散的系统,组织的无序性是大学的主要特征,但是无序和松散是在情感和信念充分整合的此基础上,在无序中存在一种非组织化、非设计的以及自然的秩序,秩序来自学术共同体以及学科逻辑的各种成文约定、非成本约定以及价值规范,尤其是组织内部的学术权威、情感归属以及价值认同,这是确保大学研究、学习以及教学自由的基础。因此,对于高校而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要形成科学的制衡机制。 1.开展有序的行政管理 行政权力具有自上而下特点,高校经过长期的发展,行政管理逐渐呈现无序状态,例如管理陈旧、制度落后,由于高校改革主要由政府主导,因此,管理规章也是照搬政府的规章,规章制度与高校管理发展不适应,岗位职责模糊不清,经常在工作中出现推诿以及扯皮的情况,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不重视,工作中容易出现有法不依以及无法可依的情况。高校内虽然指令多、文件多、会议多,但是却没有对高校科研教学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各自为政,教学资源被浪费,进而导致学术权力不能充分发挥效应。因此,高校一定要注重开展有序的形成管理,保证行政管理可以有效推动高校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推进。 2.开展无序的学术管理 学术权力是大学运行的客观要求,学术权力依靠高校学者和专家的权威性,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是发挥学术权利的前提,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重要基础,大学的行政管理要为学术权力提供服务。同时,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在作用范畴方面也不相同,大学要通过合理分工,形成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合作以及相互分工的关系。当前,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权威权力,尚没有建立对其的保障机制。大学想要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和权威性,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相关保障机制。 四、大学组织中的决策程序 在大学中,民主管理具有一定的缺陷型,但是专制管理更不适合大学发展,因此,在大学中根本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组织的管理模式,专制管理和民主管理需要合理选择、相互融合。 1.专制管理中的问题 当前大学专制管理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专制管理的决策权集中于大学领导层,民主意见很难向上传递,导致行政决策不透明、不公开,学校事务容易受到一定的影响,家长、学生以及高校三方难以开展有效沟通。第二,呈现专制特征,专制特征是专制管理的重要特点,在管理中容易出现统一的制度和政策,例如统一评价考核体系、统一教学大纲以及统一管理模式等,这种僵化的管理模式十分容易导致机构臃肿、政教部分以及政事部分,体现了专制管理的弊端。第三,工作质量效率低,虽然专制管理权力更加集中,但是由于决策权集中于管理层,在制定和传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会议作为支撑,同时,在管理层和执行者之间也存在信息遗漏和信息不全的情况,导致管理工作质量效率低。 2.不断完善民主管理 当前,高校在完善民主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进一步完善高校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完善大学对重大事物的集体决策、专家咨询以及决策评估等机制,确保决策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以及专业化,对于涉及到高校未来发展以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提高全校师生的参与度,并且广泛争取学生家长、师生员工的建议和意见,建立以及健全问责制度、纠偏制度以及反馈评价制度,针对决策中的问题采取科学的纠偏措施,防止决策失误。第二,高校要建立以及完善双向沟通制度,加强对学生家长和广大师生多沟通,促使行政部门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愿望和诉求,高校还要建立回应机制,对师生的愿望和诉求给予及时回应,尽量满足失衡的合理要求,解决师生提出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下,高校要搭建网络回应和沟通平台,进而提高回应和沟通的质量。第三,高校要加速实现校务公开,进一步实现行政办公透明化,涉及到师生切身利益的决策,要通过学校文件以及学校网站的形式,准确及时的传递给相关人员,保证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总而言之,将高校行政管理与组织文化模式进行充分联系,可以从高校日常运行中探寻潜在的文化特质,进而为高校的良好运作提高文化阐释和理解。 作者:杨军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大学论文: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及原因 摘要:新时期下,随着高等教育逐渐实现大众化,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本文主要针对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且提出相关改进对策,希望给与我国教育行业以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原因分析、改进策略 新时期下,随着我国高校的持续扩招,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大学对于行政管理也更加重视。想要充分发挥行政管理的作用,高校一定要调动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但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管理人员缺乏职业认同度,同时高校对管理人员的激励和考核缺乏科学可行的制度,因此,对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以及原因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一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现状 (一)工作满意程度较低 当前,我国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较低,认为行政管理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自己的未来比较迷茫,甚至一些管理人员觉得行政管理在高校中没有发展前途。 (二)管理团队不稳定 当前,很多管理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很多管理人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其他职业,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同时还会对其他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发展潜力有限 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多为本科毕业,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普遍不强,自身发展潜力十分有限。 (四)工作考核标准模糊 工作考核是激励机制中重要因素,其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工作考核是对阶段性工作的总结和反馈;第二,工作考核是下一阶段工作有效开展的关键依据。但是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考核标准模糊,同时,标准缺乏科学性以及合理性,甚至一些高校根本没有落实工作考核标准,导致管理人员对待工作敷衍了事。 (五)激励制度不完善 当前,高校激励制度不完善,没有针对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激励制度,即使制定了制度,但是制度没有全面执行和贯彻,导致制度成为了摆设,流于形式、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 二导致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激励现状的主要原因 (一)行政管理工作缺乏激励性 行政管理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作具有程序性,个人发展空间不大;第二,工作繁杂、琐碎,工作量较大。其中,工作繁杂、琐碎是各项管理工作的重要特点,大到公务出差、会议活动,小到报纸收发、资料归档以及文件盖章,都需要管理人员进行处理。虽然行政管理工作本身强度不大,却占用了管理人员的大量精力和时间,不同于教学工作,其具有较强的事务性,工作成果难以充分体现,导致管理人员难以从岗位中获得成功感。高校属于事业单位,其行政管理模式与政府机关类似,稳定性以及程序性较强,基本处于一种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下,因此,行政管理工作本身缺乏激励性。由于行政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程序性,管理人员难以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二)高校没有给予行政管理以充分的重视 行政管理主要是围绕高校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开展,管理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措施,优化办学资源,调动全校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促使全校员工为实现高校既定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从理论角度分析,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管理性、引导性以及服务性,但是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高校没有给予行政管理以充分的重视,认为行政管理就是为高校学术而服务的,其工作性质就是高校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重要辅助。高校对行政管理不够重视,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在选择管理人员的过程中不慎重,对人员的专业背景以及任职资格没有进行严格要求;第二,行政管理人员缺乏进修以及培养的机会,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要进行一次系统的培训,但是当前,高校举办的培训过于笼统,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培训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观念陈旧落后 随着我国大学持续扩展,教育人员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为了充分适应高等教育新形势,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大学中应运而生。但是在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对新时代的变化没有做出合理应对,对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理办法缺乏积极学习的热情,同时,高校还缺乏精神和物质激励。因此,可以看出当前高校行政管理激励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三完善高校行政管理激励机制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管理人员的收入和地位 根据马斯洛理论分析,人的需要主要分为以下五种:自我实现需要、尊重需要、社交需要、安全需要以及生理需要,上述需要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需要。针对行政管理人员,高校要充分满足其薪资需求,进而满足管理人员的上述需求,建立以及完善行政管理薪资制度,缩近行政管理者与专任教师的薪资差距,确保薪资待遇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提高管理人员的收入,不仅体现了对其的尊重,同时也突出了行政管理在高校中的地位,调动管理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在工作中充满动力,提高外界对行政管理的职业认同感。 (二)建立以及完善考核机制 高校想要保证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的良性开展,确保激励机制有效运行,一定要根据行政管理岗位的特点科学制定考核机制。例如,针对不同岗位、不同部门、不同职称、不同职级的管理人员,要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和考试制度,保证考核评价的公平性和真实性。高校要实现考核量化,制定有效考核方法,促使行政管理工作向公正、公开以及公平的方向转变,防止出现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情况出现,实现行政管理工作的自身价值。 (三)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 随着时代的发展,终身学习已经成为现代人才的重要素质,为了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高校要为管理人员提供在职学习的机会和平台,体现高校对行政管理的重视和认可。同时,管理人员也要加强学习,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促使工作实现规范化以及职业化,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高校要定期举办行政管理培训班,教授管理人员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为管理人员提供经验分享和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下,高校想要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一定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并且针对当前管理人员的激励现状进行分析,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例如提高管理人员福利薪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以及量化人员考核标准等,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激昂和良好的心态对待工作,同时,高校还要不断更新管理人员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理念,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质量。 作者:杨军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关怀视域下学校管理论文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 人文关怀,根据字面理解就是对人的关怀“。人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具有相当丰富的意义,和人的理想、个性、尊严、人格以及命运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人文关怀就是指把人当作主体和中心,满足人的实际需求,维护人的权益以及尊重人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人文关怀就是对人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关注、探索以及解答。简单来说,人文关怀就是要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在学校管理中,要从人的情感需要和发展需求角度来制定管理制度,在学校管理制定中体现人文关怀。 二、学校管理实施人文关怀应该坚持的原则 1.学校管理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学校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是学校管理实现人文关怀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文关怀的优秀。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封建时期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社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强调学校的管理制定中,要把人作为管理的中心,充分体现关心人、尊重人和理解人的思想,把人作为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满足教职工不同的合理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求学校在管理中做好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要强调对人的尊重,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个性化发展;第二,就是要做到促进人的发展,在管理中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就是要满足人不同的合理需求,通过对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激励,开发人的无限潜能,在管理中尊重教师、发展教师、服务教师,从而提高教师对学校的满意度。 2.学校管理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学校在制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还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在聘请教师时,要做好录用工作,选拔有能力的教师,并能够合理利用人才,把人才分配到合理的工作岗位上,促进人才的发展。在竞争机制的建立上,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建立平等的竞争机制,让学校的教职工在良性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好发展。在利益的分配上,要实行按劳分配,实现合理分配。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还要坚持公开的原则。首先,学校在制定管理制度之前,要征求教职工的广泛意见,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管理现状,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其次,在管理制定好以后,要在学校及时公开管理规章制度,供全校的教职工查阅。 3.学校管理应该坚持民主原则 在学校管理中坚持民主原则,是学校领导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学校教职工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实施权利的重要表现。学校管理要做好坚持民主原则,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学校要尊重所有教职工的人格,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享有管理学校的权利。其次,学校所有的教职工都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在学校制定各项管理规定的过程中,所有教职工都有参与制定学校管理条例的权利,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三、学校管理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1.实施人性化管理方式 学校实施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实现对人的管理,要做好对人的管理,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要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做到刚柔相济,体现学校管理制度的人文关怀。其次,学校要实现人发展的需求,尽可能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把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作为管理的目标。最后,学校管理还要做好充分协调学校内部关系的工作,注重学校人员的合作,培养人的合作意识,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建立多种激励机制制度,充分调动学校成员的积极性,为构建和谐校园奠定基础。 2.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作为学校管理的主体,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对象。学校的办学要得到社会公共的认可,学校管理者就要制定有效的措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质量。首先,学校的管理制度要体现出关心学生,树立全面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满足当下学生对优质教学的需求。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作为前提,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其次,要做到关心学生的整体发展。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发展,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让学生通过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在学习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掌握学习的技能和方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最后,教学还要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培养。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整体,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在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开辟多种渠道,给学生发展和展示的平台。 3.满足教师的实际需求 学校的管理制度要满足教师发展的需要,实现教师内在的需求,尽可能在物质和精神上满足教师的合理请求,重视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面对当前的知识竞争时代,学校要帮助教师认识自我,让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认识,自觉学习新的知识,不断促进自身素质的提高,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校还要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给教师创造更多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并为教师制定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鼓励教师实现自我的人生发展目标和发展价值。学校除了要关心教师的教学以外,还要关心教师的生活,对于教师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学会换位思考,尽量帮助教师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子女就学方面给予教师更多的帮助,做好真正关心教师,关注教师的情感和生活,满足教师发展的需求,让教师体会到学校管理中浓厚的人文关怀。总而言之,学校管理是一门艺术,要体现出人文关怀,就要坚持人文管理的原则,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合理的管理制度,提高办学质量。 作者:杜亚盈 单位:奉化教育局考试中心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关怀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论文 一、“人文关怀”的概念 “人文关怀”基本含义是指以人为主体进行关心,爱护人、尊重人以及维护人民群众基本利益,它对人们个性化发展给予支持,关心人的精神世界,激发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尊重人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关怀”与人的命运、理想有着直接关系,代表着人的价值观。在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中,“人文关怀”是指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进行关心,给予对教师和学生给予关怀,为其创造出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并采用激励手段,调动教师与学生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发挥教师和学生内在潜能,促进他们个性化发展,提升他们综合素质能力。高校教育管理领域中要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改革与突破,探索出一套科学、合理管理体系,使人们自觉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激发教师与学生的参与性与自主性,实现他们全面发展自身综合素质。 二、人文关怀与教育管理之间进行分析 我们要通过努力把传统制度转向到人文关怀管理方法,使在教育建设中应用人文关怀理念,从而有效实现教育管理理念,人文关怀与教育管理之间的融合,能够有效提升教育质量。下面从民主制、坚持公平公正、设立奖励机制三个方面对人文关怀与教育管理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民主制 在现代高校教育管理中,是对人才进行管理。大学生是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并且在管理监督中具有民主权。同时,大学生拥有民主权的表现,是高校管理教育民主化的一个体现。现代高校教育管理中,实现个人价值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进行民主制的管理。在管理过程实际操作中,要确保尊重学生人格,然后实行对学生的管理与组织,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精髓。此外,高校管理相关部门的行为标准,除了保证保密性外,还要进行公开化,保证其民主化的公开。 (二)坚持公平公正 在高校管理中,不能掺杂情感因素,不徇私,要以事论事,不能出现情感用事和徇私舞弊现象。公平公正是人关怀视域下现代高校管理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因此,只有保持公平公正的教育管理理念,才能够有效做好现代教育管理工作。而且,在利益的分配上,更应该注重公平公正原则,杜绝不劳而获等现象发生。 (三)设立奖励机制 现代高校管理工作者要注重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个人精神需求以及物质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在通过设立奖励机制激发人的工作热情与进步。现代高校教育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差异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积极培养和发现人才,实现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在设计奖励机制时,也要注重公平公正原则,杜绝出现因不公平事件引起奖励机制设立失败的现象。 三、将人文关怀融入高校教育管理中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教育管理体系是经过严格制度的规章下才得以正常运转的,却忽略“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人文关怀视域下的现代高校管理教育就是高校发展的方向。下面,我对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到高效管理中做出详细的分析。 (一)实现教育形式的转变 教育管理工作个性化、人文化是实现细致化教育的优秀基础。教育工作者应该因材施教,积极加强与学生进行互动与沟通,了解学生个性特点以及实际情况,为学生制定出适合的发展计划。教育管理工作者要深入集体中来,与学生、教师进行交流,对他们的感受和一些想法给予重视。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育管理方式,有效把握群体发展形势与结构变化,注重学生个性化培养,对学生进行人性化教育,实现细致化教学。要想将人文关怀融入现代高校教育管理就需要从学生个体差异着手,深入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对学生做到有的放矢的教育管理。 (二)提高人文素养 要想将人文关怀融入到现代高校教育管理中,首先应该建立具有人文关怀氛围校园环境,其次是加强教育管理人员的建设,最后提升教育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素养。人文关怀素养是指从精神上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并进行指引疏导。教育管理工作者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对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所有环节都是由教师组织,教学计划和进度也是教师实行。日常教学中,学生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教师,所以教育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因此,教师在做教育工作时,要以人文关怀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对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自身品质有着一定作用。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相处时,要注意倾听学生的想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建立起平等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师的主观能力、人文素养是教育工作开展的保障,是实现人性化教育的基础管理内容。 (三)建立科学的考查系统 现代高效教育管理要求教育工作者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创新的教学模式,发挥创造精神。教育工作者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教学活动,并灵活应用教材将理论基础与实践结合,以引导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解决生活中遇到相关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能力,利用教学资源对课本知识进行形象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提升教学有效性的目的。对学生进行考查是一种教育手段。它从学生基本情况出发,制定出合理的考查制度,来要求学生养成学习习惯,提升学习自主性。要实现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应该建立科学的考查制度,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考查。在考查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要对学生进行定期检查,起到督促学生学习效果;其次是在考查时找出学生存在的问题,对其问题进行课后作业布置或者课堂复习讲解对学生及时解决问题;最后是将考查的结果和平时成绩结合起来,分析出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同时达到学生对考视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高校管理工作有新的管理要求,在人文关怀理念上,要做到塑造学生、发展学生,实现素质教育目的,从而提升教学质量。目前,在社会形式影响下,现代高校教育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能够对创建和谐社会、适应时展有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以及发展有推动的作用。将人文关怀和管理制度融合在一起,必须将人文关怀视域下的高校教育管理作为重点,并加强对学生人文关怀,以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原则。 作者:王永刚 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关怀下高校教育管理论文 1“人文关怀”思想的内涵及意义 “人文关怀”在生活和工作中各领域都被人关注。“人文关怀”的理念在我国自古有之,孔子的“仁”的思想就是主张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在教育上,注重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这种注重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建国以来,我国领袖也不断强调以人为本,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人文关怀这一概念,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深厚的人文关怀底蕴和氛围。这些我国思想方针也为高校教育管理指明了方向,高校是为社会孕育人才的地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在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加强人文关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高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关注高校学生的心理、生理状态,注重因材施教,给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平台,开发他们潜在优势,才能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2高校教育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2.1高校教育管理者自身定位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高校学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主体,高校需通过加强引导,营造一种人文的校园氛围,同时给高校学生一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才能实现“人文关怀”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然而,由于高校教育管理中命令式、统一管理的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在许多教育管理者心中形成了思维定势,这种高校管理者凌驾于高校学生之上的自身定位无法给高校学生自我表达的空间,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 2.2高校教育管理制度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人性化的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是将“人文关怀”应用于高校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高校管理者在建立和完善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时,往往没有结合实际,没有注重高校学生的内在需求,也没有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忽视高校学生的利益。这种刻板的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最终使得师生之间的利益相对立,高校学生往往是被动的遵守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许多处于毕业班的高校学生往往不去遵守高校制度,高校管理者也不去追究,这使得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成了一纸空文。 2.3培养学生人文实践活动的缺失 高校定期开展人文实践活动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一部分,也是将“人文关怀”应用于高校教育管理中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许多高校在开展人文实践活动上没有注重将其深入到影响高校学生的行为举止、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上,没有注重结合高校学生自身的兴趣开展活动,而往往流于形式,甚至是强加于高校学生,让高校学生产生厌烦心理。 3加强“人文关怀”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3.1加强教育管理者的“人文关怀”意识 高校教育管理者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方向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具体工作的实施者,高校教育管理者的思想高度、教育理念决定着高校教育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因此,高校教育管理者应不断学习教育管理知识,掌握育人规律,加强“人文关怀”意识,在高校建立对高校学生全面综合培养的教育管理理念。 3.2在高校教育管理中树立并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 高校教育管理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将教育资源与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相配合,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目标,高校管理者定期与高校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让学生参与到高校教育管理中来,听取高校学生对于高校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体现高校学生在高校的主体地位,给学生自主空间,并加深对所在高校的认同感,让高校学生主动自觉遵守高校管理的相关规定。 3.3加强高校人文实践活动的组织建设 高校人文实践活动对于高校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高校教育管理中“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对于培养高校学生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高校应以高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社团为主要平台开展高校人文实践活动,高校社团自发申请、组织、开展活动,结合高校学生自身的兴趣与意愿,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高校教育管理部门也要积极引导,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提升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心。 3.4高校在教育管理中应重视学生群体与个体的人文关怀 高校在教育管理中应重视学生群体与个体的人文关怀。一方面,通过全体高校学生共同实施教育管理计划,开展教育管理相关活动,来形成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比、学、赶、超的互动过程中,体现高校教育管理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管理也要在对个体的关注中体现其人文关怀理念,当个别高校学生在学习、生活、思想上遇到困难,高校教育管理部门需及时发现并对这类个体进行帮扶,以保证其身心健康。 4总结 虽然高校越来越重视将“人文关怀”应用于高校教育管理中,但目前高校教育管理中仍存在许多人文关怀的缺失问题。本文从高校教育管理者、高校教育管理制度、高校人文实践活动三个方面分析了高校教育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然后提出了加强“人文关怀”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作者:王亦轩单位:南通大学医学院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护理精细化管理论文 1护理方法 1.1规律性护理 规律性护理方法,是指管理精细化、具体化、程序化、规章化、有序化、规范化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化。按照规律性化护理方式,有利于精细化管理,将管理方式与实际工作联系到一起,在做好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将管理延伸与扩展。规律化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充分凸显,具体问题落实到相关部门,做到责任到人,问题到户,从而保证工作有规律地进行,确保工作的质量[3]。护理工作是医疗的重要部分,护理工作环节多,每一个环节就是一个细节,加强护士工作中细节思维的训练,使护士形成细节意识,目前护理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参予人员多,且环节多,一个细微的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4]。 1.2注重服务细节 增强患者归属感骨科老年高龄患者多,大多数患者都是在原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基础上再加上骨折创伤及大手术的打击,所以护理的难度相当大。某一细节稍有疏忽就会对患者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对患者造成生命危险,故工作是否细心细致,关系到患者安危和手术治疗的成败,故护士能不能做到主动关心患者,细心地观察患者的早期、微小疾病的变化,为患者赢得最佳的抢救时机,挽救患者的生命,才是我们护理工作最终目标。所以护理效果与护理工作的精细化密切相关,护士不仅要做好基础护理工作,同时将护理工作个体化,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护理,在护理过程中体现同感心,设身处地的考虑患者的感受,从而有效提高护理效果,既让患者感觉亲切感,又让患者感觉到归属感,对患者的康复有显著意义。 1.3建立关爱链 建立关爱链要将日常护理与感动护理相结合,通过感情护理,使医生、护士与患者这三者之间形成关爱链。首先要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让患者接受患病的事实,在入院其间接受和配合医护的治疗,减少抵触和消极、焦虑等不良情绪。感动护理要求护理人员耐心、爱心、关心相结合,使住院患者在住院期间享受到更贴心的服务。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觉到护理人员的关心和爱心。我院实行“入院一壶水”的护理政策,入院时为患者打好一壶开水,使患者感觉到来自医护人员的亲情。日常护理与感动护理相结合,形成了立体关爱网络,即能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同时也能配合护理人员进行日常护理工作,使各个节点联动,将感动护理关爱覆盖治疗过程[5-6]。 1.4人文护理管理 人文护理管理为将护理质量有效提高,形成优质的护理服务。人文护理的要点是加强护理的环节控制,将精细化优质护理落实到各个病区。同时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针对患者在临床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及心中的不良情绪,对患者进行教育。通过宣传手册的发放、宣传栏、组织病患交流,来提升人文护理,从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7]。在人文护理同时加强护理人员人力资源管理,实行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分层管理制。 1.5提升护理质量 加强内部管理,形成制度,责任到人。定期监管及时发现护理工作中的问题,对于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分析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从主观、客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措施。责任组长按照管理制度定期对相关患者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为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等。监控内容包括管控病情、生活护理、健康教育等相关护理内容[8]。病情较重的患者安排优秀护理人员进行护理,确保每一名患者每天每班都有一名护士负责。每一位护士上班前到床边行交接班,进入病房前先敲门,先向患者问好,再向患者作自我介绍,夜间也要落实责任人,实现全方位优质护理。 2结果 2013年6月我院施行精细化管理,自主设计问卷调查表明患者满意度呈逐月上升的趋势。以2013年6~12月为例,患者的6月满意率为95.3%,7月为96.3%、8月为97.4%、9月为97.6%、10月为97.1%、11月为97.3%、12月为98.0%;2014年1~6月满意率分别97.5%、98.9%、99.1%、99.4%、99.6%,99.8%,在2013年6月~2014年5月实现零投诉,无护患冲突。 3小结 精细化管理是与临床护理实践紧密结合的护理方法,通过本院精细化护理的落地与具体实惠,有效提高了护理人员优质护理的能力,同时提高了患者的满意率,减少了医患纠纷,对患者的康复及医院的管理均有显著性意义。本组研究分析了我院近年的护理安例,通过规律性护理、注重服务细节增强患者归属感、建立关爱链、加强人文护理管理、提升护理质量,将优质护理有效贯彻到日常医院管理。实行优质护理增强了护士的责任感,使护士的工作更加主动及有责任感。通过加强人力管理,合理地运用了护理资源,加强患者的个性化服务,从患者的角度解决患者住院期间的各种问题,得到了全体护士的赞同与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可。 作者:陈延芳沈克秀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医医院 人文管理论文:语文人文素质管理论文 近读余秋雨先生的学术散文《千年庭院》,反复品悟之余,不能不为作者那厚重庄严的文化传递意识所震惊、感动。在作者笔下,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文化人格冶炼所。作者指出:“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岳麓书院作为育人的庭院,历代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无不把它当作向生徒们传道授业的理想场所,他们在这里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这景象与我们现今的学校教育现状进行比照,不由人不感到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在学生人文精神培养和文化人格建设方面的荒凉和谬误。不说校园文化基本的育人功能的淡化乃至消解,单看最具人文倾向的语文学科的教学实况,就足令素重人性人格教育、倡导“道”“术”兼修的历代教育大家们扼腕叹息。正如湖北荆门胡孝华先生在《诗意的放逐和语文的苍白》(《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2期)一文中慷慨陈词的那样:标准化的评判和单一的追分倾向,把鲜活灵动青少年变成了刻板单调的“平面人”,平庸浅俗的功利教学舍弃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变成了简单的劳动力教育、工具教育、世俗本位教育。语文教学文本的解读成为技术,语言习得变为技巧,功利化的读写最终变成了对“自我心灵”的“流放”……语文教学舍弃了诗意的陶冶,不可避免呈现出苍白孱弱的面貌。而这之中教书育人者在文化传递、文明构建方面的神圣使命几尽被人淡忘。 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千秋大业。我们的教育应该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培养学生,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归结点,是促使学生具有健全的文化人格,最终成为品行端庄的文化人、文明人。当代中学生生活在国际风云变幻、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变动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观念的变革和影响学生心理发展因素的多元化趋势的增强,都要求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促进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个交际工具的表层上,而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学生于语言习得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获得个体人文素质的提高。 不过,提倡注重语文教学中人文性特征,并不能因此而忽略语言文学自身的工具性,更不能刻意地对作品背景和作家思想等作条分缕析的枯燥说教,那样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不符合语言习得的科学规律的。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应是在润物细无声般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渐悟——内化——外化。 “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法国人米亚拉雷说:“在母语教学中,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法国人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爱国主义主题为米亚拉雷的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特别看重母语的学习。因为母语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子子孙孙在母语习得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中华民族,向重语文,尤重其于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语文教学有着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母语学了是升学和就业必须掌握的一种工具外,更有继承文化传统,陶冶健全人格的深层意义。”“学好语文是每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香港大学施仲谋教授如是说。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强调国家民族观念,努力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对语言载体背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认同感的萌生和观念的内化,则可以说是自己的基本义务了。 “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语言的习得决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过程,而是一种生命创造行为。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毫无疑问应该着意引导学生于语言习得过程中确立主体意识,锻炼独立人格,陶冶良好性情。这就要求我们在常规的听读训练中锐意革新,将学生从有限的所谓“重点”篇章束缚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家名作,同时利用电视广播新闻媒体,不断吸取传统民族文化精髓,感受时代改革的惊涛骇浪和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从而有可能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最终确立自我。这个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最终确立主体文明意识,完善健全文化人格的过程,可以说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过程中第一次飞跃。而学生个体人文素质提高的第二个阶段质的飞跃应在说、写训练中去落实。教学中我们应当有意为学生创设各种特定情境,组织各种专题活动,让学生在宽松自由的前提下,畅所欲言言情说理,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即在表述中实现主体意识的外化。学生人文观念的内化和外化将是辩证的、互相依赖互相强化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语言习得的收获将是驾驭语文能力和提高人文素质两方面的,当代许多语文教育专家提出“教文育人”的观点,我想便是基于语言习得自身具有人文性这种客观特征吧。 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冶国?”八百年前的朱子就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善根、改变个体素质、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发展的根本途径。八百年后的我们难道还能置“人”的发展和国计民生不顾,兀自领着学生们漫无边际遨游题海吗? 人文管理论文:语文人文教学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学生自身需要出发,关注学生的个性、情感和道德,使之充满人文关怀。 关键词:语文教学人文关怀 以学科为本位的传统语文教学,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从而使学生成为被肢解的人,甚至被窒息的人。要彻底扭转这种“目中无人”的教学局面,必须进行价值本位的转移,即由以学科为本位转向以人的发展为本位,注重学生的精神成长,使语文教学充满人文关怀。 一、关注学生人性与个性 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必须自觉地发展自己人性的成份,发展自己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成份,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语文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要育人,就要研究人性需要。人的需要有多种层次,低层次的有衣食住行等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高层次的有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情感的需要;有劳动、学习、创造等发展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追求文明、进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这些正是人性正常的需要,语文教学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特别是对那些高层次的需要,我们应尽力创造条件,使其有满足的可能,这样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就不再是外在的口号,而成为源自学生内心的需要。学生心中那些真诚、善良、美好、尊重人、关怀人、为别人尽义务、为社会尽义务,以至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奋斗的需要强烈起来时,他才会充满了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作为语文教师,要着重发展学生心灵中需要劳动、需要学习、需要创造的那部分人性。对即使看起来这方面需要不强烈的同学,也一定要坚信他的心灵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坚信这个世界中一定存在着劳动、学习、创造的需要,千方百计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找寻出这种需要,使其成为学生进步的动力。同时,教师还要带领学生体验课文中传递出的人性。如《边城》为人类的“爱”字作了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通过教师的引导赏析,使学生领略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变形记》用荒诞的手法记叙了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的故事,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探究其变形的根源,使学生了解认识现代西方社会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由此引发学生对人性的理性思考。 另外要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生命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培育了人们多种多样的个性,丰富多彩的世界又需要人们具有多种多样的个性。在教师课堂教学理念中,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自己关注的对象,关注的实质是尊重、关心、牵挂,关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社会也不需要每个学生都成为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国家需要80%以上的学生将来成为高素质的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者、劳动者,这样想来,我们就能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他们的特长,就不用逼着100%的学生去按统一的模式进行高难度训练了,同时又能鼓励学生从自己的特长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素质。 尊重与发展学生的人性与个性,会使师生生活在一种相互理解、尊重、关怀、帮助、谅解、信任的和谐气氛中,从而真正体验到做人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减少内耗,明显地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 二、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 英国教育家斯宾基认为:“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这就强调了教学活动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作为语文信息载体的课文,本身就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或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或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或渗透着美好的人性,或弥漫着温馨的至亲至爱……。语文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教给学生某种语文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情感、情趣和情操,影响着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对生活的体验。这就要求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不能做“转运站”,而必须“披文入情”。首先,透过形形色色的文字符号,去体味其中蕴含的情和意,成为一个被感动的读者;进而将自己融入其中,成为情不自禁的作者;然后设置一种与教学内容相符的教学情境,将那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加以充分的张扬,呈现给学生,让他们随着作者的一颦一笑去忧去喜。“教育就是唤醒”,当学生的心灵一旦被唤醒,就能和作者的心灵互相沟通,和课文内容发生共鸣,从而以寻求精神家园的执着走进美好的语文世界。 作为关注学生情感的语文教学,不仅要把诗情、文情传送到学生心中,而且要精心地给学生提供表达自我情感,评价情感的条件。放手让他们评价作品中的人情美、形象美、图画美、幽默美,从美的事物中找到情趣,从而积极主动地借诗移情,借文移情,化景设情,表达自己的情意和体验。与此同时,教师要积极参与到课堂的情感互动活动中去,建立师生之间的良好情感关系,创设友好、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以心施教、以情激情,真正实现师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使学生的情绪处于活跃振奋的积极发展状态。只有师生产生情感共鸣,才能有默契的配合,教者乐教、学者乐学,也更容易点燃中下水平学生的情感火花,才能有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没有感情的文章没有生命力,没有感情的课堂没有活力,没有活力的课堂难以激起学生心灵涟漪……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进行情感加温,使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催化力。 三、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课堂不仅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人性养育的圣殿。课堂教学潜藏着丰富的道德因素,“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这是教学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语文教学在人格塑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古人云:“文以载道”,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语文,其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中饱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因素,蕴藏着浓厚的文化积淀,闪耀着理性思索的光芒,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最佳材料。“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怒发冲冠凭栏望”的岳飞,无不使学生感受到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炽烈的爱国之情;“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穷年忧黎元”的杜甫,无不激起学生深深的忧国忧民之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少作家的良好品质和伟大人格渗透到学生的潜意识中,成为他们自觉不自觉效仿的楷模。同样,课文中许许多多的文学形象其优秀品质,会给学生以真、善、美的启迪与熏陶。廉颇知过改过,坦率真诚;信陵君仁而下士,救人之困;海伦凯勒坚强乐观,积极进取;……在教学中,倘能让这些光辉的形象栩栩如生地站在学生面前,学生自会肃然起敬,从而培养其良好的道德行为。此外,通过课文中理论文章的学习,也能使学生受到道德教育。《说谦虚》引导学生弘扬中华民族崇尚谦虚的传统美德;《谈骨气》教育学生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人生的境界》激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握青春,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 语文教学只要充分挖掘和展示教材中的各种道德因素,倾心倾力,感同身受地教,学生就会受到震憾、感染和熏陶,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就可以变为自身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 虽然语文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因素,但语文教育中的德育并不因此而能自行实现,因而,教师除了挖掘教材中的道德因素外,还要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多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要实现这一教学境界,教师必须积极开展师生互动的探究式学习,寓思想教育于语文训练,使语文教育中的德育成为自觉。在帮助学生分析、理解、评价课文思想内容的过程中,要密切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学习、生活状况,联系学生的生存环境和当前的社会现实,抒发感慨,发表议论,展现教师的人格魅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生对社会现实和人生价值的看法和态度。同时,学生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在自己的习作中,或含蓄或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价值判断,只要教师引导得法、点评到位,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也能收到明辨是非、净化心灵、纯洁道德的效果。教师对学生学习表现所做出的正确判断,积极评价、科学引导,也会对学生的品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人格健全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的人文精神得以提升,生活品味和道德得以提高。 总之,语文教师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悉心关注学生人性、个性、情感和道德,让语文教学真正成为唤醒学生心灵的音乐,才能使语文教学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体现“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使语文教学淋漓地展示人性的魅力和对生命的至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教育管理论文 “新世纪”版小学实验教材是一套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教科书,其中的选文、插图、练习题、社会实践设计,看起来平淡无奇,是信手拿来,但细细品味,无不倾注了编者的匠心。作为新教材的实施者,只要做人文教育的有心人,人文教育便无处不在。一、在观察中感悟。一年级上册近200幅插图,色彩鲜明、形象鲜活可爱,充满了对初入学儿童童心童趣的关爱。如教材第一单元《字与画》,教学时细心的老师都发现了“人”字的图画与旧教材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个人叉开双腿成“人”字状,改为一个穿着古代服装的人双手握拳行礼形成“人”字状,微细的变化表达了编者意图,教师不能熟视无睹,要引导学生有所感悟;人所以是人,就在于知书识礼。叉开双腿的人只表达了人的动物性,行礼的人充满了人文性。诸如此类,于微细处有意识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二、在训练中领略。“语文天地”的练习设计既有针对性,又有开放性,在学会语文知识的同时又学会了许多社会知识,“生存与发展”的人文因素丰满。如第二册和二单元“语文天地”的第三题:外面有什么声音?外面怎么样?把学生的视野从课内引到课外,这是传统没有突破的领域。在引导学生进行此类的训练时,不但要关注读书声,更要关注风声雨声,国事天下事,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知识与能力。三、在读书中品味。教材的选文既尊重原著,又进行了必要的增删补改,人文特色突出。如《快乐的小公鸡》,小公鸡为了寻找快乐,请教了老牛、蜜蜂、青蛙,最后由爸爸一语道破了快乐的本质:帮助别人是快乐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品味到快乐的内涵,特别是青蛙的三次请教,在对象后面均加上“伯伯、小组组、哥哥”的尊称,表现了青蛙有礼貌、友好等好品质,是人文教育的好内容。四、在合作探究中提高。实验一年来,按照玉林市课改办的测试结果,我所带的班学生平均识字量800多个,多的1000多个,少的也有600多个,在一次识字竞赛中,一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给字宝宝找个家,我提议由他设计这个活动。他邀请几位同学对一年来所学的字进行分类,找出了30多个偏旁,分给同学,每人一个偏旁找汉字,还可以找课外学会的,但要注上拼音。后来我又指导学生进行删补,请家长打印,并复印给每位同学,这样每位同学就等于有了一部小字典。这样的活动,调动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精神,体验了佳作学习的愉悦,提升了人文教育的品位。五、在活动中升华。语文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生活有多大,学习语文的天地就有多广。中秋节前,有个学习小组组织了一个“病字诊治”小分队。他们走上街头,专找广告、招牌、标语中的错别字,善意地向主人指出,请主人改正。在活动中,学生的兴致极高,处处留心观察,令人刮目相看。人文教育不是一句空口号,有了课改,有了师生互爱互动,有了合作探究学习,学生的人文素质就能得以升华。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培养管理论文 一、注重传输人文知识 人文知识是人文素质中最基本的内容和层次。中学语文教材既是各种语文知识的载体,也是各种文化知识的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语文教材既是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范本,又是了解和吸取中外社会、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知识的教材。语文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的实际,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介绍和讲解相关的人文知识和信息,指导学生去了解、认识、思考、联想,从而学习和借鉴。比如教材中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着传统的审美文化,道德、风俗、礼仪文化、建筑、音乐、工艺文化等,内容十分广泛。教学中,教师对这些内容稍加点化,让学生从中接触到传统文化,了解其丰富和悠久,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认识其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教材中那些包含着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精神品质的优秀篇章,更值得启发学生去思考,引导他们从中感悟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情感,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等;思考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及其规律;体认大自然和客观物质世界的奥妙,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初步的与人、社会和世界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要发掘和利用教材中弘扬的科学而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理想,纠正学生思想言行上存在的不良倾向和模糊认识,从而使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理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愫、行为规范等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 二、大力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高级层次。只注重了人文知识的输导是不够的,要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还要下力抓好人文精神的培养。语文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不仅容纳了传统民族文化和当代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张扬着华夏民族五千年之所以生生不息、日益兴旺发达的民族传统和人文精神。比如,以人为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贵和持中,舍生取义,正道直行,人定胜天,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反对分裂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我们不但要继承,还要发扬光大。此外,教材中还为我们树立了大量的人格榜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了祖国,为了理想,终身正道直行的执着追求精神;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表现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高尚人格;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精神;还有表现中国劳动妇女勤劳、质朴、善良、勇敢、坚强的花木兰、江竹筠、刘胡兰等女英雄形象,教材中随处可见,举不胜举。他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光照人间,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做人的楷模。我们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用心发掘这些人物形象中蕴含的精神内涵,精心地选择、组合、疏导,在人物形象与学生心灵中间架起一座情感桥梁,使学生的灵魂超越时空,与那些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进行交流沟通,沐浴他们的人格光辉,感受他们的精神道德力量,从内心深处得到震撼和陶冶,从而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自然融合。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旅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和实践者。 三、精心塑造人文品行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习惯。”在语文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不例外。如果说传输入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是人文教育的实施过程,那么,塑造人文品行就是进行人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怎样让学生养成人文品行?一方面,我们语文教师要坚持身教重于言教。要善于将教材中提倡和教学中阐释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见诸行动,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使课外做的与课堂讲的相一致,为学生树好榜样,当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努力引导学生躬行实践,自觉做中华民族和世界先进人文精神的传人。比如,要尊老爱幼,扶贫助弱,伸张正义,就要求学生关心同学,乐于助人,明辨是非;要自强不息,发奋有为,就要求学生刻苦学习,知难而进,拼搏进取;要光大天人合一的精神。就要求学生爱护环境,和谐自然;要体现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理念,就要求学生珍爱生命,崇尚文明,破除迷信,反对邪教,拒绝;要正道直行,爱国爱家,就要求学生讲道德,重信誉,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热爱党,热爱祖国,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若能长此以往坚持不懈地精心疏导,言传身教,那么,在传统的文化精神的潜移默化中,在优秀人物榜样力量的激励下,在教师本人师德及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学生的人文品行是可以逐步培养塑造出来的。 人文管理论文:语文人文教育管理论文 “人文教育”就是旨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以人文精神为优秀。“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它标志着人对物、对自然的超越──人高于物(在类的意义上);它的诞生说明人具有了自我的意识,标志人的觉醒,表明人的存在不再是自在的,而是自觉的;超越自然则意味着人开始有了自由──创造的自由、生活的自由以及享受的自由。”(杜时钟《人文教育论》第2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人文精神的实质和优秀,是强调“人之所以为人”。 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贯彻到学校教育实践中,最终就要落实到学生人格设计上来。教育要站在高处,以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意义为优秀,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各个方面,“唤醒”人格,努力使学生──“独立的人”趋向完美。 小学生纯洁无瑕。从人文的维度上讲,保护好这一群群的小天使,以他们为本,授受知识,开启智慧,训育身心,润泽与点化人生的境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性格、特长,在自己的轨迹上健康成长,是教师崇高师德的最佳体现。 语文是进行人文教育的主战场。人类几千年璀灿的文化在语文书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学生通过学习(当然是自由的阅读,自觉的学习,主动的体验),了解并掌握已有的文化世界,就能较好地被文化所塑造。而经过文化塑造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的塑造者。 小学语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学习《我的战友》,学生会被的英雄行为感动,化作一股自觉遵守纪律的力量;学习《一定要争气》,学生可树立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树立为国争光的理想;学习《将相和》可建立学生克服人个恩怨,一切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理智。《桂林山水》的秀丽美,《西沙群岛》的富饶美,《挑山工》的踏实美,《无私的爱》的人性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感美……从不同的方面陶冶学生的情趣,升华学生的魂灵。 收进小学语文的文章,故事性强,再加上汉语言不需太多地对性、数、格、时态、语态进行处理,朗读起来有升降变调,平仄对应,是门非常有趣味的学科。可现实中,我们发现的常常是:六、七岁的孩子,以当上了小学生为荣,怀着无限的憧憬来到了学校,可是过不了多久,视学习为快乐的小朋友则越来越少;小学一、二年级写一、二句话兴趣浓厚,人人爱写,觉得能把心里想的写下来,是件有趣的事,可越到了高段,喜欢写的人越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呢?根据多年的教育实践观察,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思想行为造成的。孩子们一上学,就认为他们是小学生了,跟幼儿园不一样,是学本领的时候了。刚跨进学校,一个多月枯燥的拼音学习给了众多孩子当头一棒,此时的一个个小脑袋全成了一个个拼音接受器,老师一门心思想办法,把这些个拼音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尽快地利用这根拐杖去学汉字,老师担心的只是孩子学不会,而很少考虑怎样使孩子自己去学会。到了中年段,尽管大纲是要求练写片断,可老师为了使自己班的学生多学点,往往又拔苗助长,来个篇的训练,忘了学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各不同的接受能力。有了想用学生的“好成绩”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的思想,学生没达到老师心里的要求,当然要受责备。家长也往往拿自己孩子的成绩去跟别的小孩比,孩子又成了父母的“面子”了,过多的是向孩子灌输“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使得学习失去了是自己“成长的需要”,是为了自己成为“独立的人”的味道。在孩子们看来,学习是为了他人,学习变了味,所以只感到:读书真苦,没劲!学生都已经把读书当作苦差使了,又怎么能做到“乐学”,“我要学”呢?老师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启迪人类智慧的工程师啊! “怎样去保护好孩子们那份热情”,“重视学生学习过程”是特级教师杨明明老师经常告诫年轻老师的二句话。平实的话中,包含着杨老师的教学思想:以学生为本,着眼于孩子的未来。 下面就以杨老师教学艺术为例,谈谈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教育的过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生命活动的过程,更是开启智慧与觉悟的过程,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意义。教师要很好地驾驭它,首先要端正这么几个观念。 一、教师观 作为教师必须搞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取向。斯普朗格指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优秀所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第73页)如教师只是按照考试的要求,照着“标准答案”去教,教学中失去自主意识,那么这样的教学即不是为了学生,也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启迪智慧,而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分数,这样的教师成了分数的奴隶,绝不能“唤醒”学生的人格心灵。 同样是老师,有的学生敬而远之,从不敢接近他,而有的老师却深受同学的喜欢,得到社会的承认。跟杨老师在一起,总能看到这样感人的情景:她一踏进教室,一大群孩子便迎上去,边跳边亲热地喊:“杨──外──婆──”,“Miss杨──”,动作快的小朋友,伸开双臂拦腰抱住他们的杨老师,小脸蛋贴在老师的胸前,就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些稍跑得慢点儿的小朋友会拉住杨老师的手,拉住杨老师的衣角说个不停,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向知心朋友诉说;一些闻讯赶来的小朋友总要把杨老师围成一圈……杨老师往讲台上一站,平时最调皮的男孩儿也会随着杨老师的点拨,时而静听,时而跃跃欲试。 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喜欢她?杨老师身上的亲和力来自什么?细心观察,从杨老师看到每个学生时脸上流露出的表情,不得不让人感到她是多么地喜欢这些天真的孩子。她对学生充满着爱,和蔼可亲,跟学生之间像是亲密的朋友,孩子们连自己家的“隐私”也愿意向他们的杨外婆叙述。杨老师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学生喜欢她,就在于她重视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给孩子们全方位的关怀,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自由、充满人情味的心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孩子们固有的优异潜能自动地得到实现。罗杰斯认为,“人类有一种心理需要,这是一种对亲密和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渴求。在这种关系中,情感和情绪能自发地表现出来,它们并没有得到详细的审查或者受到各种各样的胁迫;在那里,深刻的体验──沮丧的和欢欣的──能被分享;在那里,能冒险采用新的行为方式,并且不断加以提高”。([美]卡尔·罗杰斯:《交友小组》,[英]企鹅出版社1973年版,第18页)在小学里,培养良好的人格,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同教学技术的高低和教师专业知识的多少关系并不是很大,良好的人际关系,师生情感沟通的融洽才是教育成功的保证。 师生关系不仅仅是认知的关系,更不是因知识的传递而演变成为权威和胁迫的不民主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赋予教师角色以新的意义,拉塞克和雅迪努在《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中对未来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由于学生积极参与自学过程,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性都受到重视,指令性和专断的师生关系将难以维持。教师的权威不再建立在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以促进其充分发展的能力上。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的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地传递知识的简单的工具。 二、学生观 从教育的发生来看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没有受教育者的存在,不仅教育者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整个教育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教师也好,教育制度、教育措施也好,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人”。 受传统的教学思想影响,稍不注意,“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传授知识的”,“你是接受知识的”的思想就会在教学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因为这关系到一种教育观念问题,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只有当“学生是主人”“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交换意见的参加者”转化成一种教育理念时,它才会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细节中体现出来。 杨老师在教学《雨》时,一揭课,便叫人暗自惊叹。课前师生聊天,听到铃声,出示课件:诗()首。笑眯眯地问:“什么意思?”学生感到非常新鲜,很快就知道老师的用意:有多少能力就学多少首呗。这一细节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么几点①承认班级是有差异的,根据一个班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定学习的量,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教学;②从个体来讲,每个学生又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能学几首就学几首,愿意学几首就学几首,学生丝毫没有被逼着学的感觉,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③杨老师在设计这一环节时,头脑里首先装进的是一批活泼可爱的学生,她在谆谆地与她们交流,而不是面对教材苦想我怎样揭题能吸引听课的老师。不以学生为本,又怎能考虑得如此周到? 学完了《五月的雨滴》,老师满腔热情地说:“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首,我读完了,你就站起来背,能行吗?”请注意“我们”这两个字。这二字,使师生之间完全平等了,不再是权威人士发号使令似的“你怎么样”“你们干什么”;这二字,又使学生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老师,走到了老师的同一个面上来了,这与“我们一起来摆家家”“我们一起去踢球”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学吧。学完之后,许多男生呼地站了起来。一般的老师在这么大型的观摩课上,一定会马上请同学站起来背,以展示这个环节中,学生学习的成果。可杨老师看着学生过了好长时间都没请同学,正在纳闷时,杨老师放低声音问:“好像女孩子站起来的不多嘛?”一男生自豪地大声地说:“我们班的女生是比我们差点儿”时,下面听课的老师笑了,杨老师没有笑,她突然提高嗓门,充满自信地说:“来,女生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背。”女声背完了,杨老师不知是真陶醉还是装陶醉,慢慢地从诗境中走出来,激动地说:“读得多好啊!男孩子,来点儿鼓励啊!”掌声四起,这掌声,给了女孩自信。女生被激动了,坐下去时的动作,要比站起来时干脆多了,这是自信的表现啊。在这一环节中,杨老师化了较长的时间进行引导,虽然看上去使得那种热闹的气氛出现了暂时的“冷堂”,但这是杨老师以学生为重的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的体现!她不顾那么多的听课老师怎样议论,一心只想到学生:不能让女生产生自卑感。为了每位孩子充满自信地、主动地参预学习,为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这样的引导是多么地重要! 视学生为“主人”,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把学生的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主动性与培养具有主动发展的需求、意识和能力的新人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影响着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主动性与人所特有的发展、创造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与生命活力的激发和潜在可能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周围的世界、对待自己的人生,人的生命过程就会积极,呈现出自主的色彩,个体会具有独特、会出现创造,不仅创造出新的事物、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思路、新的作品、新的外部世界,而且会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存精神世界,创造新的生命历程。在小学里,培养学生主动性对教师提出的要求通俗地说就是要“保护好那份积极性”。《雨》中,杨老师除了上面举的例子之外,还设计了许多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如:你认为哪个词值得研究?当学生看着画面,学了“来一点,泥土裂开嘴巴等。来一点,小菌们撑着小伞等”后,就让孩子们练习写写:来一点,谁怎样。特别是杨老师打开课件,让学生盯着碧绿的水塘上,一滴水珠往下掉,水纹一圈圈地荡漾开去那美丽的景色时,学生完全超越了自我,陶醉了。这时杨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学诗,老师说前半句“小水塘笑了,一点──?”学生说后半句,再来读读诗人的句子。这样的学习,孩子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始终是学习的“主人”。 其次是要把课堂的主要空间让给学生,把学生推向实践,让他们经历直接探索知识的过程。因为“使用语言是一种技能,……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归结一句话,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吕淑湘语)杨老师在上《雨》时,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揭题后,就让学生先说说雨像什么,再跟诗人的句子“五月的雨滴像熟透了的葡萄”作比较;再抽去诗句中的某一部分,如:把“一颗,一颗,落进大地的怀里”改为:“一颗,一颗,落进()”,让学生说说,学生在努力实践着,答案五彩缤纷。学诗和学写诗紧密结合在一起,获得创造性发现的喜悦。第二课时,更是充分让学生实践,老师的一句“接下来我们干什么”,把学习的内容、方法的选择权全都交给了学生。学生选择了读诗,老师就发下了印着诗的资料,让学生自己研究、品味,准备上台朗读。学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学生的进取心、独立性、坚韧性、责任心、求异性等创新人格,都在课堂上得以培养。为他们日后实现人生价值备下深厚的人格底蕴。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性格、能力、意志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教育过程中,就要抱着面向全体学生的原则,使每个学生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自由地发展。这就提醒老师要求学生的水准不可太高,合格即可。在这基础上,再重视培养每一个学生的一技之长。如《雨》的教学,如一开始就把水准定在通过学习,每个同学都要写出一两首赞美雨的诗来,那么老师在上课时,就会努力地把写诗的知识尽可能地灌输给学生,老师教得累,学生学起来感到可怕。在紧张的气氛中,学生就失去了学习的自由,变成“启而不发”的被动学习者。时间一长,身心都要受到损害。杨老师在让学生练习写诗时,就分了三个档次:能写的自己仿写,不会全篇仿写的改几个词也行,一个也不会改的,就抄一遍。人人有事干,根据自己的能力定。富有才气的“小诗人”冒出来了,这方面欠缺的人,通过抄也记住了几句诗,多好啊,人人进步。有人说“合格+特长=人才”,这话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是,是非常值得推广的。 三、教材观 不同的教育思想就会产生不同的教材使用观。人文教育,要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教材只是进行语文教学的一种工具、一种媒介、一种手段。打个比方说,教材就相当于一个万花筒,语文教学就好比教师使用这个万花筒指导学生透过筒眼如何转动去观看那奇妙的千变万化。看到奇景的人经终是学生。我们要利用教材教会学生怎样学习,怎样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对待自身的意志、情感、理性等等。 小学生在学前,就有了较丰富的口头语言底蕴,选入的课文又大多通俗易懂,在内容的理解上,学生不存在大问题。语文教学涉及的许多理论或亚理论,本来就不如自然科学那么精确、清晰,不如处理得模糊些、混沌些。所以在使用教材时,不必有过多的分析讲解,把一篇意境优美的文章嚼得如同白蜡。“过分的精确反而模糊,适当的模糊反而精确。”(徐长山、王德胜《科学研究技术》,解放军出版社) 使用教材时应重在陶治,整体感知课文中的意趣、韵味。可让学生读读背背,体验其中的趣味。一来,让学生从中吸取精神的营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人生境界,丰富学生的美好心灵,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二来模仿着运用祖国的语言,要知道,学龄前儿童能说一大段流利的话,那都是跟着大人学的。我们利用教材是在引导学生学语文,而不是研究语文。杨老师在上《雨》时,共选了五首诗。除“像熟透了的葡萄”让学生说说哪个字值得研究外,其它没作任何分析。一首是说说读读练练,一首是快速背诵,一首是把诗的内容设计成课件,点点看看,说说读读,最后两首更是放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读,怎么理解怎么读,凭直觉去顿悟。假如换成逐句讲解,“小雨像刚上学的娃娃/还有点害怕/歪歪斜斜/在窗上乱画”又需怎么讲?“长大以后去播种太阳”又怎能向学生道明?以词解词,只能起破坏意境的作用。有认为:给小学生上语文课颇像画中国画,留有大片空白,让孩子去展开想象填充其中的空白,效果也许会更好些。教学时点到为止,一些一时半刻还不太能体会到的内容,留给学生日后去慢慢理解消化。当猛然感悟到一些什么的时候,就实现了一次飞越。 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来观照教材,我们的教育便会指向人的终极关怀:披文入情,因情悟文,由文明理;让学生通过体验、理解的方法,感悟人生,实现自我。 当人们高呼“可持续发展”口号的同时,有志之士们也已深切地体会到人文教育的重要,因为,可持续发展不只是要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只是要解决“经济领域中的公平和效率”,不只是要解决“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协调”,更需要解决的是反思人类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思我们过去的发展观念。人们要反思的,包括要解决构成它们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人是谁”,“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生活方式”等等,都离不开人文学科,从根本上来说,都离不开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才能真正教育出“人”,大写的“人”。 人文管理论文:阅读人文教育管理论文 新大纲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课不但是一门基础学科,而且也是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小学语文课理应承担起促进发展、提高素质、弘扬人文精神的责任,让学生从语文学习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受到人文思想的教育。本文所列举的几个教学片断,都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成功地渗透了人文教育。 “它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师:“我”和小狮子爱尔莎最后分别的时候,“它好像也觉察到什么似的,用它那光滑的身子一个劲蹭我。”想象一下,如果爱尔莎会说话,它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生:主人,我真的要走了。谢谢你几年来对我的精心照料,我永远忘不了你。 生:主人,如果没有你的照料,我可能早就死去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生:主人,我不能再保护你了,你今后外出可要小心啊! 生:主人,我知道你让我回到了大自然是为了我,我忘不了。 生:主人,你已教会我怎样捕获食物。放心吧,在大自然中,我一定会生存下去。 (《小狮子爱尔莎》) 教育家布卢姆把人的情感比喻成“潘多拉魔盒”。他强调在这个“盒子”里可以找到决定一个人人生性质的力量。这则教学片断中,教者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由课文结尾想象此情此境中“如果爱尔莎会说话,它会对‘我’说什么”。学生的发言,尽管角度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已经领悟到了洋溢在课文字里行间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感悟使阅读教学的过程成为人的意识、精神的培育过程,充分体现了阅读教学的人文价值,达到了人文教育的目的。 “啊!我也弄不明白。你们想想为什么?” 生:列宁来到白烨树下,为什么跟不会讲话的灰雀说话,而不跟会说话的男孩讲话呢? 师:啊!我也弄不明白。你们想想为什么? (生读书思考) 生:列宁怕小男孩伤心,所以不直接问小男孩。 生:列宁不愿意伤害小男孩的自尊心。 生:列宁怕小男孩难堪。 生:列宁对灰雀讲话,实际上也是在跟小男孩说话。 《灰雀》) 《灰雀》一文,伟人列宁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跟小男孩交朋友,蕴涵着浓浓的人文精神。在这一片断的教学中,教者有着极佳的教学洞察力,教者巧妙地借学生的疑问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再通过学生读书思考,从而领悟到课文所表达的男孩爱灰雀、列宁爱灰雀更爱男孩的情感,学生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了深刻的认识,得到了人文精神的陶冶。 “想一想,‘我’更加明白了什么?” 师:课文结尾说“我”更加明白了战士们退伍时为什么舍不得那些雪猴。想一想,“我”更加明白了什么? 生:雪猴的聪明、可爱、活泼让退伍的战士们舍不得。 生:雪猴通人性、善模仿,让退伍的战士们舍不得。 生:战士和雪猴结下的情谊,让退伍的战士们舍不得。 生:战士们舍不得那些雪猴,其实是忘不了与雪猴之间发生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忘不了与雪猴建立起的深厚的感情。 师:雪猴对边防军人为什么会那么友好呢? 生:因为边防军人平时爱护雪猴,把它们当朋友。 师: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生:我们要自觉地保护野生动物。 生: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 (《雪猴》) 教学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步挖掘课文内容,悟出了“我们要自觉地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这一蕴涵人文思想的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环保意识,达到了在更高层次上“读懂”课文的目的。因此,这几个阅读教学片断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文面读写意义而升华到一种人文理念的层次,充分体现了语文课人文性、思想性的特点。 人文管理论文:西部人文电影管理论文 摘要“新西部人文电影”倾向于提出和展示西部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新生代导演贾樟柯的作品可以说是“新西部人文电影”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新西部人文电影贾樟柯西部情结纪实美学 一、简介西部片及新西部人文电影 众所周知,西部片类型是好莱坞电影中经典的电影类型之一,影片中许多拍摄技巧、影像风格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启迪了许多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中国也有自己所特有的西部片,只是出现的时间远晚于美国西部片。1984年,电影美学家钟惦斐先生在西影率先提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兴的西部片”。此后,第四、五代导演,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关注点投向了西部黄土地,相继拍摄了《人生》、《黄土地》、《红高粱》等一批享誉国际影坛的“西部片”,其影响力贯穿于整个上个世纪90年代。90年代以后,以西部地域和人物为表现素材和内容的电影中,有一种扎扎实实地以当代西部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为表达、展现对象的电影,可以称之为“新西部人文电影”。 “新西部人文电影”倾向于提出和展示面临的问题和困惑,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实际上这是一种真实的西部人的生活、精神状态,影片的价值也正在于它展示和提出了问题。贾樟柯是新西部人文电影的典型代表,且他的影片带有独立电影、作者电影的特点。 二、钟情于故乡的西部情结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始终用个人化的视角,关注中国现代化压力下的不断被边缘化的人们的处境和命运。他执著于用纪实主义风格讲述个人所观察到的在实践中不断变迁的社会,展现西部小城市中渺小的个体所遭遇到的生存压力和困境。 20岁之前的贾樟柯一直生活在故乡山西省汾阳县,他熟悉这个西部小城在时展的景象变幻和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并且能够敏锐地捕捉小人物的境况,深刻地洞察时代的脚印。因此他影片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来自故乡山西汾阳。影片《小山回家》中“北漂族”小山,来自于西北边缘小城山西汾阳县《小武》中,小偷小武正穿梭于1997年的山西县城和村庄之间《任逍遥》中两个迷茫的待业青年,生活在2000年的大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后遗症在这个城市有完整的体现:《站台》中描述的是山西小城文工团解体后,一群到处走穴演出的流浪艺人:《世界》虽然走出了小城来到了大都市北京,但贾樟柯关注的依然是来自故乡汾阳的一群打工者。同样到了《三峡好人》,贾樟柯又一次将摄像头投向在三峡工程的进程中急剧变化下的四川小城奉节,而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均是来自于山西汾阳县社会底层。 从这一系列的影片的题材和人物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贾樟柯的心中有一个“故乡情结”,他的摄像头始终对向西部小城,以旁观者的姿态描述西部人的生活历程。可以说贾樟柯的影片中,山西汾阳和四川奉节已经超越了他们自身,是被符号化的小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西部小城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的客观镜像。 三、人文关怀下的纪实美学风格 1、旁观者式的长镜头语言 贾樟柯的影片在叙事态度和影像语言上强调纪实性,以逼近生活原生态来展现社会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娄烨的名言:“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可以看作“第六代”的艺术宣言。贾樟柯与法国的新浪潮导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一样是纪实美学的实践者,在影片中使用大量的固定画框的静态拍摄和长镜头,甚至是超长镜头。 《故乡三部曲》中除了《小武》运用了不少摇晃镜头和特写镜头之外,《站台》和《任逍遥》运用的主要电影语言是长镜头。正是运用了这种极度冷静、克制的电影语言,他的电影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他在使用长镜头时通常将摄像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下,中间没有剪接也没有对话,或者对话不多。表面上看,它就是一个漫长而单调的画面和画面中定格的人物。比如,在《站台》中,在钟萍家的灶上,先是钟萍自己翻着歌本唱歌,尹瑞娟抱着毛衣进来,钟萍起身拿眉笔给尹瑞娟画眉。在这一固定长镜头中,逆光拍摄,直对着窗户,紧逼着人物。镜头始终是静止的,就仿佛在一个角落里和观众一起静默地观察。 贾樟柯正是用静穆的长镜头,冷静地镜头语言,让观众自己去感受我们所忽略甚至麻木的身边世界的变化,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生活状态。 2、片断化的叙事方式 贾樟柯的电影在叙事上采用反常规反主流的叙事策略。他以开放性代替了封闭性,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平民化的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平平淡淡的节奏。 贾樟柯的电影很少精心编织故事。以《世界》为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有始有终的爱情故事,而是小涛和太盛的生活片断。梁子,温州女人,安娜,“二姑娘”在他们的生活中突兀出现,又突兀离去,给初看者以叙事混乱的感觉。但是这种表面上混乱。并不是贾樟柯对故事的漠视和失控,恰恰相反,非如此不能表达他内心所经历到的真实世界。这一特色在《站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站台》在叙事上线性叙事。不注重因果连贯性。崔明亮让母亲做喇叭裤,一群人去看电影,钟萍烫头发,二勇和崔明亮躺在张军的家的炕上听广播,聊天……这些不同的生活片断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性。删除任何一个场景或者调整它们之间的前后顺序都不会影响到整部影片的效果。也就是说,是碎片化的生活体验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巧妙的故事更能相对真实地反映和记录时代。贾樟柯的电影是写实的,他的影片更像是现实生活! 贾樟柯以新生代导演所特有的纪实美学风格,老老实实的记录了“现实中的西部”,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间,西部当下生存状态的原生态的再现。值得称道的是。贾导总能捕捉到,中国最古老的农业文明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变化,也能从深层次地揭示西部人在历史文化转型期的尴尬和焦虑。从这个角度讲,贾樟柯的影片可以说是具有个人史诗性的人文电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审美宏大叙事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新闻传媒人文关怀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传媒的出现是一种人文现象,它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必然会在“人文”层面对受众有所影响。 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品,对受众实施“人文关怀”必然是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我国当前新闻传媒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做了简要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 一、新闻传媒存在“人文关怀” “人文”与“神文”相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出,它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蒙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主张恢复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人文主义的形态几经变迁,其优秀却基本保持了稳定,那就是承认人是目的的,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 新闻传媒的出现和繁荣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它以报道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主,实际上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新闻传媒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广播、电视、电脑等各种传播工具反映和沟通整个世界,影响及于每个人,既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工具,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纵观新闻传媒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传媒这种文化工具的发展和运用是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尽管它也曾作为传播“神文”的工具(例如我国本世纪初的教会报纸);但更多的,它是作为传播“人文”价值观的工具而得到广泛运用和迅猛发展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它宣传民主,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关心大众的生存与发展,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戕害(例如“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各类出版物),以新闻传媒特有形式在文化层面对广大受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人文关怀”。历史证明,那一时期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也是持久的。正是这种广播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以及新闻传媒自身通俗、广泛、价廉的特有优势,使新闻传媒自身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新闻传媒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现象。 随着科学的发展,新闻传媒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人不可能与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直接的接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靠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正如居延安所说:“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媒介。”①因此,新闻媒介的工作就等于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②。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是受意识支配的,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基于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和认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作用于现实环境,就会使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使“拟态环境环境化”③。因此,新闻媒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它有责任、有能力在人文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怀。 二、新闻传媒缺乏“人文关怀”的现状 在当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主要是在理顺人与其他种种对象的关系中,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 新闻传媒以新闻为主要传播内容。从新闻的内容看,绝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是与人有关的事物,因此,新闻总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有选择、有倾向地向受众展示着人与其他各种对象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新闻传媒实施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手段。新闻传媒一旦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将无法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及构建起能赋予受众以人生意义的人生价值关怀。其结果也必将是无法完成新闻传媒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对受众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导,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的一些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正是体现在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不当上。 1.人与社会的关系 1996年以来,关于下岗工人的报道开始频频出现在各传媒上,有的传媒却连篇累牍地把再就业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下岗工人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的报道,无视原有体制问题(如缺少社会保障制度),无视再就业中公开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它潜在地将下岗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的“合理淘汰者”,不做具体分析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人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必须看到人是社会的主体。在人的推动下,社会的种种变革和运动,其目的都应落脚于人自身。也就是说社会竞争机制的引入、科学技术的推广,其目的都是为了造福于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适应其发展的弱势群体是正常的,传媒对这一事实进行报道也是正常的。但把这一部分弱势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并以“合理淘汰者”为理由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救”上,这就不那么公正了。 因为这样的报道使传媒这一本来应为人服务的手段,反而成了人千文百计追求的主体,人在手段面前反倒完全处在了被动的地位。这显然是把人等同于机器零件,要么符合需要而得到使用,要么不符合需要而遭到淘汰。在这里传媒“物化”了人性,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维护人的主体性了。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样的报道也是很难得到受众(特别是下岗工人)认可的。 2.人与人的关系 在现今的许多报道中,反映模范人物如何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无私奉献一切的较多,关于不计报酬的报道也曾经屡屡见诸报端。然而却很少见到报道模范人物在为他人奉献时,他人是如何理解、如何帮助、如何关心他们的。不求索取,只求奉献当然是一种值得报道和学习的行为,但单方面集中在如何奉献上,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很难在受众中产生共鸣。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人”只有在“为我”依托下,才能长久,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因为人性既具有其社会的一面,也具有其作为他自身目的的一面。传媒过分强调“为人”,就在客观上否定了人是目的的这一特性,自然也就背离了人性的价值。 3.人与自身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以指导消费和宣传消费为内容的出版物纷纷投放市场。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时代》、《How》等纷纷创刊。相对低廉因而更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型小报。后者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5000元者应穿载某一/某些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以此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④ 这类传媒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显然是在传播问题以“消费主义”为优秀的商业文化,部分电视媒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有明显的效仿痕迹。必须看到,在这些传媒展现出的喧闹和繁华下,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能消受这种奢靡的商业文化“关怀”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样的传媒又将引导受众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来面对转型期的社会调整。诚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了吗?在这种不切合我国实际的奢靡的商业文化吹拂下,受众难免要面临着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是“工作赚钱的消费者”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这种人与自身的困惑中,又如何会建立能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终级价值关怀呢? 三、提倡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对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 新闻传媒中的“人文关怀”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分为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两个部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必然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优秀的。在这方面,除了各种专门的教育系统外,新闻传媒这种最为广泛的文化载体,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几乎总是走在最前沿,几乎总是在传播最新的文化价值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物质的层面上体现了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关怀;精神文明建设,应是更多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体现这种对人的关怀。新闻传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人文层面上将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以下作用。 [page_break]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优秀价值观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把人放在优秀地位的。从哲学角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也是解放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以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相比,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机制下,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格和人的素质。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这种人格和素质的建立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新闻传媒以其广泛性、通俗性、可反复性等特点,在这一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新闻传媒在文化上的向导性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的把握上,将是舆论上更深层次的导向。在境外文化纷纷登陆的今天,如何在我国社会构建起自己的人生价值关怀,并使这种价值关怀符合我国社会现在和今后发展的需要,将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国家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国家之祸”这句话,更加意义深远。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只是局限在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观念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长期的文化濡染过程;并且只有在社会上,与物相对的人的地位得以确立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把文化看作与衣食一样重要,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手段,文化的发展也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新闻传媒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特别是在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对娱乐的需求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过程,使它具有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新闻传媒形成合力的角度看,它在社会上形成的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文化氛围,将为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安全不仅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精神支柱锈蚀乃至瘫塌,那这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信仰上,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方面,将处于严重的无序的状态,引发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也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发展。”⑤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这种冲突不仅会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全面展开,甚至成为诸多冲突的焦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就是“新闻”。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结了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东欧国家分化、西化“非常在效、非常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由美国新闻署管辖,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对华广播网。在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简单依靠封锁信息来对抗这种渗透,显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发展的今天,这样做更是不现实的。但必须看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而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③。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法律的保护,被流散到世界各国长达1700多年,但是他们始终拿着一本《圣经》,他们心中始终有着共同的信念,在精神上始终有一个民族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48年又回到了祖先的故士,成立了以色列国,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割不断的精神纽带,只是我们的新闻媒介把握住了文化这一优秀,建构起自己的人文精神,在文化上维系住自己的受众,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这将对维护安全团结的社会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必将使任何渗透走向失败,必将使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出色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成为国家建设中有力的“组织者”。 四、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优秀,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⑥那么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而这种关怀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是对人的主体性和弘扬,以及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笔者认为,在我国新闻传媒中,“人文关怀”主要应体现在以下4点: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立足于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范畴的开掘,既包含了对人的全面性、理想性的追求,又包含了对人的现实性、具体性的认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实现了关于人的社会本质问题的科学解答。它通过对人的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人文价值的终极关怀。⑦西方著名人道主义哲学家弗洛姆也这样称赞:“马克思是最传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传大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人的自我实现做出了贡献。”⑧因此新闻传媒应切实以马克思主义为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的立足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维护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说过:“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也就是说,人既有他的自身价值,也有他的社会价值,过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人就会变得自私;过份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煞。新闻传媒应在避免两种偏颇的基础上维护人的主体性。 我国当前的新闻传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宣传中不断校正方向,人的主体性的宏扬使许多新闻作品成为传世的名篇,《在大海中永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文中没有列举邓小平作为伟大领袖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相反,文中回忆了邓小平与卓林相识、相爱,共同生活了58年的历程。在这里,爱国主义、革命品质当然是伟大精神中最硬的内核。但同时,邓小平面对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终保持了对人生理想的忠贞不二,以及和爱人相濡以沫、携手人生的脉脉深情,使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了一种传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将感动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与作者在采写过程中注意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双重存在”的特性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真正以人为主体的新闻者是受众能够接受的新闻。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关怀”受众中的大多数 文化无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进行“关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这就要求新闻传媒要贴近大多数受众的生活,符合大多数受众的情感、习惯与思维方式。 英雄是时代的代表,群众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闻宣传中,对英雄与群众任何一方的“一边倒”,都可能造成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误导,都不利于受众把握社会价值的平衡,也不利于建设一个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 新时期的新闻传媒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注意了在新闻传媒宣传中“英雄”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坚持了“点”与“面”相结合,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为内容的报道逐渐增多,关系平常人生存状态的专栏、专刊不断涌现。对人的关怀对象不是长远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关注的主体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人世间所有的苍生大众。这体现了新闻传媒对受众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冰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以“普遍关注”为突破口,以报道普通人中不普通的命运为显著特色。虽然报道的不是“热点”而是“冰点”,却由于在普通人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生存状态相关,而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探其原因,除了接近性强,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冰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居家生活中的一般问题,而是,普通人的人性价值,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冰点”不是利用情感的扩张,使读者置于受摆布的地位,从而使其在情感错迷中被迫接受某些化解社会冲突的陈腐观念;而是以大多数人的行为语言、习惯爱好、思想伦理为切入点,遵循与大多数受众同一文化的潜在秩序,来叙事、说理、抒情,受众自然会与之同喜同悲,在情感与认识上产生共鸣。正是这种从文化层面上给予受众精神的激励和满足,使一些文化周刊、杂志和晚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对现代人建立一种平衡的价值观、健康的生活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尊重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新应该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的新。新闻传媒在构建文化价值观时,不能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否则,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文化是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积,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在书本上,在某些学者的头脑里;它更是根植在这个民族所在的社会里,溶解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因此,新闻传媒不可能割断这种文化上传统的联系。违背由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播方式将很难被受从接受。 另外对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尊重,仅仅体现在传播中使用受众习惯的“语词系统”(即符合大多数受众语言习惯的语言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大部分受众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审美习惯等。 新闻传媒与正面宣传相配合的反面报道、批评报道的增多,体现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自觉适应。例如,在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典型宣传后,开展的对王宝森的罪行的披露和曝光,就体现了这种正面报道的完整性。一方面党的好干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和人民敬仰而流芳千古;一方面一些干部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畏罪自杀,为天下人所不齿,遗臭万年。这种宣传建立在双方对立基础上,有破有立,使报道形象鲜明,意义深刻,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受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新闻传媒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对受众进行“关怀”,将关系到更深层次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在国门向世界敞开的今天,各种境外文化纷纷在我国登陆,“自己的阵地守不住就会有别人来占领”,新闻传媒更应在文化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做到守土有责,而构建起自己的“人文关怀”将是这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思考传播教育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知识(信息)、技术、权力三个要素的结合,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集合体。信息传播成为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人类对其他资源的利用开发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础的条件。现代传播学相应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活跃和富有建树的领域。传播学界面临着人文视界和科学视界的融合。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人文价值观基础比技术性统计分析、策略性研究更重要。国内的传播教育长期强调工具技术的掌握,形成了政治与技术两大功利思想的配合统辖,从而淡化了人文精神。在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传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传播不仅面对着来自“技术统治”和“大众统治”的压力,还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权力体制的压力。只有在人文理想的引导下,才可能实现对知识的整合,体现真正的社会关切和人类终极关切,从而使现代传播方式成为人的解放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教育人文理想 一、后工业时代的传播形态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20世纪以来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丹尼尔·贝尔指出,以信息为主要资源、主要产品,由智能技术支配其他生产技术,靠知识信息传播联系并推动的全球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已经在工业社会的母腹中初具雏型。他将这一社会称为“后工业时代”。知识(信息)、技术、权力三个要素的结合,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集合体。信息传播成为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人类对其他资源的利用开发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础的条件。① 现代传播学是大众传播工业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法权制度、科层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产物。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和运作、公众传播行为及组织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传播学最为活跃和富有建树的领域。进入新科技革命以后,传播学密切关注新媒介与人类生存境况、传播中的权力与平等、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传播的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等新的课题。不仅大陆理性主义、批判学派与英美实用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发生了理论碰撞,而且东方的文化传播的传统、观念和体制也在与西方发生冲突和对话。生命科学、宇宙科学、信息科学和语言科学的巨大进步,使“传播”概念已经大大超出了传播学所指涉和研究的范围,从而引出了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界定“传播”并寻求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整合的问题。 迄今现代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围形成了三个结构。一是从内核向外缘伸延的对象结构,即:自我内在传播à人际传播à组织传播à公众传播à大众传播à跨文化传播研究,此一结构依据传播主体和传播行动的形态而划分;另一个是向多维度展开的对象结构,即:政治传播、教育传播、科技传播、语言传播、文化传播、商务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女性传播、少年儿童传播、大众文化研究等,此一结构依据传播的内容、对象、性质和意义而确定。第三个由表层到深层、由物化因素到精神因素拓进的对象结构,即:传播媒介à传播符号与意义à传播心理à传播操作与控制à传播体制及法规à传播伦理和价值观的研究。从大的研究传统说,传播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块领域,即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和人类传播(humancommunication),前者以大众媒介为研究轴心,后者以语言行为为研究轴心。发展的趋势则是交叉、渗透乃至整合。② 我们注意到两个殊途同归的有趣的现象。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迅速发展的传播学,其研究对象和边界越来越广阔宽泛;同时,20世纪各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对传播现象进行“理论聚焦”,通过不同的方法从描述分析传播活动入手,以阐释人的自我意识、表达的意图和意义、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社会文化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等等。信息传播工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正在走向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一体化。这些发展又导致传播学界面临着人文视界和科学视界的融合,从而使传播研究成为学术群雄争逐的“新大陆”,孕育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传播学的学科传统和学理风格,带着鲜明的西方工具理性的特色,她力求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运作。贝尔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解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三个部分。经济-技术体系主要决定社会生产的组织,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各种资源的配置。它构成了社会的职业划分和各种科层组织。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功能(工具)理性的功利原则,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创新和激烈的竞争状况。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高度角色化和功能化的。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扩张的轴心目标决定了个体的生存方式。政治体系是权力的竞技场。政治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公信力和效率。基本的价值尺度,如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公民自由和社会参与等等,已经主要不是作为绝对价值理念,而是作为调适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的话语系统。现代传播媒介正是适应着当代社会运行的工具。 但是,现代传播媒介也最集中地反映出后工业时代的根本矛盾。功利效益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体制化与个性化、官僚科层制与平等权利、强势的中心文化与弱势的边缘文化的矛盾冲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紧张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一直是最受注目也最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领域。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为基础,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广的空间跨度,向人们提供新闻信息和娱乐、教育节目。我们看到,大众传媒拓展了人们的经验领域,使人们更加活跃化、社会化;同时,它也强化了权力的控制,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基础和营运体制,是发达的工业化的结果,它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结构的工具。大众传媒集声、光、电、画为一体,拓展出空前广阔的现代人的审美空间。精英艺术通过传媒的演绎深入民众,传媒视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知识的把握,生动的影像将人们带往遥远的极地或丛林,它也能创造出杰出的经典作品供人们久久回味。大众传媒并不因为它本身的技术特质和营运特点就注定了是人文批判的对象。它是文明创造的不可逆转的物质存在和机制存在。 传播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结构重组的强大力量。英美和欧陆的杰出思想家们都洞察了这一点。帕森斯认为,社会交往(传播)构成为一个社会统一集团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社会的优秀。在社会交往中,个人之间形成确定的关系从而形成社会的结构。他提出,制度化指一定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制度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构,是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行动者进入互动的情境。他们的倾向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模式内化的结果。在互动交流之中,行动者调整各自取向,通过角色扮演和交换得以建立起规范。这些规范一经建立,又反过来调节以后的互动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 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归之于传播工业的膨胀。然而,作为此一学派的晚期人物的哈贝马斯也看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还是在重建传播交往方式,而不是乌托邦式的颠覆。他主张“通过语言建立的主观际性结构,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通过有目的理性的交往行为,建立起理性的规范结构。“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实施或新的主产力的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③ 交往的发生是同时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一个是在言语的陈述性内容的水平上的交往;另一个是在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观际性水平上的交往。哈贝马斯说:“社会系统可以视作交往行为网,个体系统则可在言语与行为能力这个大方位下进行考察。”④他认为,个体自我发展的意识结构、世界观和集体同一性,都可以归于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主观际性结构。主观际性结构中包括调整行为冲突的道德和法律的主观际性、不同的普遍对象领域的界分、个体同一性与集体同一性的构建。交往性行为是达至理性化乃至建立合理性结构的唯一途径。交往行为不能通过交往的技术手段,也不能通过选择手段的战略而理性化,只能是通过交往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的道德-实践方面理性化。交往行为的理性化主要是要求达到两个条件∶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与合法性。他写道:“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观的发展、个体和集体同一性形态的发展,都属于理性化过程中的发展,它们的进步不能靠正确战略的选择来衡量,而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辔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⑤ 尽管启蒙哲学和理性主义曾经高举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法权的旗帜追求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文明的进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精致化,以启蒙和理性精神为特征的现代性在后工业时代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人类对于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人的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个性、诗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内在精神、普遍性等等都迅速地沉沦。重建交往合理性便是重建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二、转变中的传播研究 现代传播学似乎已经处于重大转变的关口。她在移植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信息论、政治学、经济学、商务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成果方面获益良多。然而,传播学在理论思维(包括理论话语)的原创性和知识系统的整合性方面还未尽如人意。⑥传播学能否通过扩大科际外延、增强研究课题的敏感度而获得突破性进展?或者据守既定的研究对象,保持作为应用型社会科学的特性?这两种学科策略考虑都有其困难。前者虽能在平面上扩展传播学科疆域,但是如果未能在学理命题、观念和方法上有独创贡献,便会在与其他学科视界的融合中,淡化了传播学的特质;后者则只能使传播学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因此,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知识形态的分析和整合、方法论的逻辑基础、重建传播的人文价值观基础与各种技术分析方法的引入都十分重要。 如今,世界正经历着信息革命,以数码化信息传播为技术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推动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人们生活习惯、学习与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全息成像、电脑音乐、人工智能、人机交流、交互式电视、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开发,创造了新的信息活动空间。人们现在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电子游戏、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网上杂志、虚拟音乐会、虚拟画廊和艺术博物馆、交互式小说、网上自由文艺沙龙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全数码电视广播。数码信息传播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是麦克卢汉所谓“媒介即信息”概念的动摇: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工具而不可能长久地作为单向灌输工具继续存在。电子科技将一切知识型态统合整理,构筑起多种表达方式和存取方式的数据库。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信息,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技术能力去选择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信息。⑦ 杰奎尔(Jequeir)将“信息传播”区分为四个层面概念: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与知识的区别,尽管这类区分有时是相当困难的。⑧信息是包括传者与受者反复交互作用的讯息的流动过程,知识则是关于情形和经验感受的已知内容的存储。⑨当信息技术和传播工业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极大地拓充了信息的容量时,我们可以说知识对于信息的依赖性加强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信息淹没知识,信息消融知识的独特性质。知识,有可能不再指个体和某一文化的经验,因而知识在实质上成为复制的知识而不再是原创的知识。数码化、商品化、资源化的过程,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数码化,是以数码形式将知识纳入到输入、存储、压缩、集成、传输过程,将知识再转化为信息。未能实现数码化改造的知识信息,将难免被湮没遗忘的命运。商品化,是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知识信息的价值和价格,进而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随着信息资源化开发,知识也资源化了。知识在信息传播时代的不断市场化和资源化过程,会迅速扩充和加深知识对社会生活进程的影响。反过来,市场价值规律也会对知识生产发生调控作用。作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的主体的心性智慧条件,与市场规律、大众趣味及国家政策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 从另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新媒介的出现,数码化的趋势又为打开个人的传播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尼葛洛·庞蒂这样反驳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定义:“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思考多媒体的时候,下面这些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⑩且不说CD-ROM、CD-I、VCD、DVD等媒介,如果身处在宽带的电子网络环境中,人们可以享受到形式更丰富、在交互中不断变化和充实的文本,从而进入到漫无止境的传播交流过程。数码信息传播技术使个人与媒介的关系显得越来越紧密。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取决于他们获取、处理、传播信息的能力。由于电子网络社会的形成,人们的心理意识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变化了,电子邮件、宽带视频会议、可视电话、电子新闻组和公告板、远程登录、无数的个人和社团网页,使得个人和社团获得了掌控媒体的能力。此时新的价值伦理观的建设,就至为重要。自由和权力的伸张,必须相应地配合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 [page_break] 三、现代传播教育应如何定位 在社会进程、知识信息类型、学科发展和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带关系。一般而言,由社会生产方式推动的整个社会进程决定着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形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发生决定性影响。学科发展是知识生产的系统化运作。此一系统的生产成果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才能作用于社会。教育系统又为整个知识生产系统提供人才资源。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联带关系中思考传播教育的定位。长期以来我们的传播教育目标始终是为大众媒介提供宣传人才。大众媒介在我国一直被视为国家权力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界人才对国家权力的忠诚度以及运用传播工具的熟练程度是主要的教育训练要求。而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时代推动了传播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整合,提出了对大量的新型的传播人才的需求,因而传播教育必须转而面向全社会。 首先,现代传播教育将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结合起来。大众传播工业,是传播教育立足的社会基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个人信息传播自由度的提升,加剧了传播业的竞争。新闻传播的时间差已趋向于零,受众的现场目击感的满足欲望反过来又刺激传播业走上对更快、更奇的追逐。另一方面,受众被媒介分化,对报道的广度、深度和敏感度的要求也大大提高。未来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节目策划和监制、编导、创意人员都需具备某一领域或再加上若干相邻领域的系统知识。在英美日等国的传播专业教育领域中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课目系列可分为技术型、理论型、管理型三大类别。技术型课目集中于现代传播媒介工具的应用和视听设计。视觉传播、媒介审美学、影像传播、电脑设计、各种媒介的操作与管理,电子传播方式(如网络设计技术、多媒体创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研究、数码化节目制作、创造性思维占到突出的比重,从而表现出传播教育对信息社会的积极适应;在理论型课目方面,突出发展了技术社会学、媒体社会学、文本分析方法、政府信息政策、政治与电子传播系统、信息传播时代对制度和个体的影响、跨文化传播、20世纪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与传播说服宣传的关系、人类传播理论、传播哲学、性别与媒介、儿童与传播、传播与心理过程、传播与健康、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大众传播、传播伦理对话、媒介法、传播与法律、媒介伦理与责任、比较传播政策、传播研究法等;在管理运作型课目中,发展了平面艺术管理、电子设备管理、信息与传播管理、媒介生产管理、多媒体项目管理、系列传播活动、组织领导与决策、媒介经营策略、媒介经济学、传播的结构与控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播教育适应信息化趋势的积极姿态,同时对社会进程中传播形态变化的理性审辨。相对于国际性的传播教育的体系,我们国内大多数院系仍然恪守着传统的新闻采编业务教育。以单纯政治素质涵盖了人文素质,以技能取代知识。学科分化过细,新闻专业与其他与现代传播直接相关的专业(如计算机、艺术设计、信息管理等)疏离较远。在传播观念上未能接受“社会传播媒介是社会的财产,必须为全社会和全民服务”的理解,未能以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观点对待传播学,从人类基本的文明观念出发认识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现象。因此,国内传播教育的政治功利与技术功利思想根深蒂固,在广告和公共关系等应用性传播专业领域中又浸淫着浓厚的商业功利观念。我们并不笼统地摒弃上述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必须在功利观念之上树立起更高的人文理想。人文理想的意义在于使每个受到传播教育的人,成为真正具有博大的仁爱关怀、独立的反思批判精神、知识与艺术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没有头脑和良心的传播工具,或技术迷信者。人文理想在传播教育中的体现除了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目以外,更有赖于传播学科本身的知识理论内容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其二,现代传播教育将是新型的公众教育。在大众媒介的时代,社会和国家可以通过对“把关人”的教育和控制来达到控制大众传播过程的作用。在新媒介流行的今天,公民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涉及到新的传播法规和伦理。关于公共信息空间与个人信息空间的划分及权利保障、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与传播自由同守法自律、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从信息占有方式上发生的社会分层与信息分享及文化沟通认同、虚拟生活情境与真实的社会生存、自我意象与社会形象的设计与传播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科学与人文相交织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对公众的阐说。这是新文明——信息传播时代的文明的课题。目前中国国内信息化程度还不高,对公众进行传播教育(法规、伦理和文化、艺术教育)尚未提上日程;而行政部门一边忙于建网推进信息化基础工程,一边忙于实施传播监控,公民的传播教育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是大众媒介和新媒介结合起来的威力我们最近在戴安娜公主悲剧、斯塔尔报告、电脑黑客报道等传播事件中已经领教了。传播工具并不等于信息和知识,更不等于文明。对于公众的传播教育,除了教会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传播工具,利用信息之外,还需要引导公众成为更自由自觉的文明的创造主体,使其对自已和他人的行为,对国家和一切利益集团的行为,具有反思的能力。 其三,现代传播教育和教育传播互渗交叉。(后者所研究的主要是现代媒介及信息传播方式对教育的影响及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毫无疑问,审美、游戏的活动方式正在日益紧密地同知识、教育相结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部门和其他文化传播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随着电子出版物、网络上的虚拟学校、虚拟图书馆、公共信息数据库等的出现,教育将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普及化。教育内容经过数码存储、压缩、传输的技术进步,势必迅速增容;多媒体技术,将多种介质的信息汇融一体,形成综合型的文本。这都是传统教育不能做到的。教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超文本的自由检索结构,打破了原有的思维逻辑,横向度的、跳跃的思维,代替了纵向度的、谨严的思维。视听材料的综合刺激作用,也改变了语言概念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状况,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互补发挥作用。 在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传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传播不仅面对着来自雅斯贝斯所说的“技术统治”和“大众统治”的压力,还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权力体制的压力。技术扩张分化了人群和原有的知识系统,大众趣味形成流行趋势,市场追逐文化和信息资源的利润产出,权力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控制媒介,控制信息流程,进而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以巩固既定的利益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现代传播教育以改善人类生存、解放人类心灵并改良人性为崇高责任。她需要适应技术、市场、权力和大众的相对合理的要求。但是,现代传播教育所培育的人才仅仅只是适应、迎合,是很不够的;在这些之上,还需要有更高的人文理想。只有在这一理想的引导下,才可能实现对知识的整合,才可能产出真正的社会关切和终极关切,从而使现代传播方式成为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途径。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第五届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举行之时,正值《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会议围绕着“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取得了圆满成功。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期刊发展/编辑思想/学术生态环境/期刊高层论坛 【正文】 2005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术期刊的总编辑和主编们济济一堂,围绕“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的主题,就“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情况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第五届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举行之时,正值《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迎来创刊25周年庆典。与会代表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表示热烈祝贺! 2005年10月26日上午,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开幕式暨《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高层论坛的全体代表和江西省期刊出版界、学术界、社科界、高校的领导与来宾130多人参加盛会。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发来贺信,副省长孙刚参加了高层论坛开幕式和刊物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教授,省社科院、社联党组书记、省社联主席尹世洪研究员,省社科院、社联党组副书记、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教授,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池红编审参加开幕式与庆典。省社科院、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主持会议。 孙刚同志代表江西省政府向论坛的召开,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他指出: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自2001年起举办以来,在全国学术期刊界和学术界影响广泛,在引导学术期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促进了学术期刊自身的建设。《江西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展示我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窗口。25年来,《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坚持以“传承学术,创新理论”为己任,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众多的荣誉。在创刊25周年之际,希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强烈的使命感,谱写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辉煌的新篇章! 会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傅修延教授首先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政司何健同志也随后致辞,对高层论坛的举办和《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贺信、贺词。 二、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是本届论坛最热门的话题。编辑思想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它决定了刊物的总体面貌和风格,也是综合类期刊拓展发展空间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在本届论坛上首先做了《努力拓展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空间》的主题发言。她对论坛五年来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她说: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从第一届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第二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事业”,第三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第四届的“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到本届的“编辑思想的凸现与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经历了一个论坛主题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学术期刊不仅在自身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因对自身角色意识的自觉而对学术活动的参与也更加积极主动。五年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论坛设立的建设性意义。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正以它更加自觉的角色意识、更加积极的参与姿态活跃在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它对繁荣学术事业的推动作用已经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如何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秦毅认为:综合类学术期刊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中占有很大比例,已经成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形式。就科学研究的一般需要而言,对综合类期刊的需要并不会太大,所以在其他国家综合类学术期刊比较少。但是,在我们国家,综合类期刊不仅存在,而且还日益繁荣,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 综合类学术期刊不容易办,这是业界人人都知道的,困难来自方方面面,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它的定位。首先是它的学科定位;其次是它的读者定位;还有它的市场定位。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综合类学术期刊出路何在?在未来的发展中,学术期刊应该以专业化为主要方向。现有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将逐步分化,一部分将逐渐走向专业化,成为真正的专业期刊;或者依然保持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架构,内容上突出本刊的传统优势学科或专业领域,甚至某一专门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秀期刊。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向这一方向发展。另一部分或许会走向另一种专业化:专门刊登跨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类学术期刊。这是一条更具探索性的创新之路,也会是一条需要更大投入、更加艰辛的办刊之路。 当然,对于多数在目前的格局下已经取得一定学术地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综合类学术期刊,比如地方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大部分学术期刊而言,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反而是不确定的。大局上维持现状,局部适当吸收变动的积极因素,小步调整,稳中求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所提出的,需要有明确的、差别化的编辑思想,以使我们的刊物特色更为突出,风格更为独特,以此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柯锦华认为:学术期刊功能的正常发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有高学术水准文章,二是要有选出好文章的机制。前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术界的整体研究水平,第二个问题取决于相对完善的审稿制度和编辑的学术眼光。具体地说,首先,学术期刊应当严格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反对把学术创新简单化、庸俗化。离开了学术的有效积累和批判继承,学术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学术期刊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迷失在那些用所谓新观点、新方法造成的假象中,不能给浮躁之风推波助澜。其次,不要把“问题意识”当作一个口号,不要以为多喊几遍口号就真的会发现问题。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重要的是将自觉的问题意识贯穿在多年如一日认真严肃冷静的思考钻研中,这样才能有一种理论敏感性,才有可能对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在对学术发展的脉络的把握中捕捉到有价值的问题。再次,自律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来说尤为重要,应强化学术责任意识,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关于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马自力的思路是:以编辑思想的坚守和凸显定位刊物的风格和品位,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和期刊界的合作壮大刊物。他阐述了五点意见:(1)编辑思想或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深度介入、与作者交流互动、平等对话;或者以问题为导向,在学术层面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或者依托组织会议,通过会议主旨体现编辑思想,形成研究热点。(2)综合类学术刊物的编辑思想应以综合性为追求目标,力求在选题的思想性、当代意识、问题意识和跨学科的长时段研究上体现编辑含量,从而有别于专业刊物。这应该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立足于学术界的根本所在。(3)以编辑思想和学术品位的坚守、凸显,影响或引导学术发展,拓展学术空间,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刊物风格。(4)刊物形成品牌后的效应——学术发展的风向标。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如组织学术论坛、专题研讨会,发挥在学界的影响,起到学术发展风向标的作用。(5)学术刊物之间存在竞争,但在目前的大背景之下,更应强调刊物之间的相互合作,要认真研究、广泛认同并积极倡导一种真正符合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学术规范,而不是去迎合、屈就那些违背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西化的、不符合审美原则和影响论文阅读效应的某些“规范”。 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责任,《学术界》主编袁玉立认为:编辑思想中,优秀是价值观,即我们揭示和解决什么样的人文社会问题才是有意义的,从而决定我们在编辑的操作层面如何去组织、选择、加工和淘汰稿件,把我们理解的最具有人文社会主义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社会。一个具有编辑思想的称职的编辑,尤其是主编,他应当通过自己的编辑、编纂、策划和最终产品,至少要对下列四个问题做出符合事实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回答:(1)学术期刊的角色、责任和使命;(2)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真理(善或美)的关系;(3)对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态度;(4)对于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的理解。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推进人们对于中国人文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解决。编纂思想是对编辑的学术思想的应用。编辑责任,既是健康的编辑思想的组成,也是编辑思想演化的结果,需要引导思潮,选择原创,评价优劣,扶持新人。 《人文杂志》总编辑杨明丽研究员也就怎样开拓学术刊物的发展空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1)学术期刊发展的思想和知识空间。首先,要求期刊的编辑者在办刊方针上有足够的开放性。其次,学术期刊的编辑应该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勇气。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践自由,探寻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新领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引。(2)学术期刊生存的市场空间。虽然说学术期刊是一种非营利的事业而非企业,但是,学术期刊要生存和发展,却不能离开市场。期刊面临着两个市场:学术市场和经营市场。怎样开拓刊物的经营市场,必须结合各刊自己的情况,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结合了刊物转型的可能性,其实有可能寻找到传媒市场的战略投资者,走一种市场化运作的道路。 “学术期刊不应忽视来自网络的竞争”,《湖北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唐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相比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作者的写作心态不同。鉴于目前的学术考评机制,社科工作者在每年或一个时间段对都有一定的数量要求。这就使作者在给学术期刊投稿时,经常是为考评而写,很多文章无论是结论还是研究角度、论证材料,都谈不上新意,不具创新性。而网上论文的作者,从写作动机上没有或很少世俗的功利性,往往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因而创新性经常较杂志文章强。其次是文风不同。写作动机不同,导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文风大不相同。前者往往语言简单明了,直达其意,中心突出,观点明确,可读性强。后者的许多文章却囿于程式化,“八股”气息浓,可读性差。最后,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强弱不同。网上论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具有实时性,这是期刊不可比拟的。除了这三点之外,网络论文与期刊论文在时效性、选题自由度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必须借鉴、学习网上论文的优点,增强学术活跃程度,学术期刊才能牢固占据学术前沿地位。 大学综合类社科学报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类学报与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的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刘曙光结合自身的办刊情况,就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报风格的形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期刊风格有不可选择性方面,也有可选择性方面。期刊风格的决定性方面或不可选择性方面,包括期刊的办刊宗旨、办刊方针、学科定位、读者对象定位、市场定位,等等。这些东西是期刊风格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形成一个刊物的风格的基础性东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而期刊风格的选择性方面或非决定性方面,即期刊的主体特征,是期刊编辑努力可以改变的方面,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面。通过编辑的自觉追求,可以使刊物的个性(或者说特色、风格)更加鲜明。没有编辑思想的“自觉”,就谈不上刊物的风格。综合性社科学报应当贯穿主编的总体构思;立足于本校,突出地域特色、学科优势和历史传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整合资源,把学报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原则。 虽然对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大多认为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有不同意见。《甘肃社会科学》编审胡政平则就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谈了看法。他说:根据我国目前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综合类学术期刊应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由有三:(1)由现行体制决定了中国学术期刊是以单位办刊为主,而不是以学术团体等机构办刊为主,单位的综合性又决定了每个单位要有一种或几种综合类学术刊物。(2)提倡学术期刊专业化不现实。试想全国高等院校的每个院系和社科院研究院所都创办专业类学术期刊,会出现诸多问题,如:期刊总体质量不能够保证;每个专业学科期刊难免有“众刊一面”现象;高质量的专业性稿源也成问题。(3)创办综合类学术期刊是社会和学界的需要。我国的学科发展和学人发展非常迅速,按现行体制下各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专业类学术期刊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相对而言,综合类学术期刊则承载了大量学术成果推出的功能。当然,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劣势还是存在的,应当树立忧患意识,正视问题,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突出办刊特色等办法逐步解决。只有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是大有前途的,主流地位会越来越稳固。 [page_break]三、关于“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讨论大体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是对学术生态环境的认识;二是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学术期刊的使命;三是如何优化学术生态环境。 《云南社会科学》副主编范祖锖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按照政治家的说法,学术界还有杂音,即与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不协调的声音。学者们应重视政治家的警示,坚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从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来思考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必须减少消除那些干扰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杂音。然而,学术生态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应由学术界自身做检讨,即学术界有不少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行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出现的弊端有关。问题的关键是学术界对这些弊端的根源、表现、危害要有深刻的认识,并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进行治理,使中国的学术生态不断得到优化。在优化学术生态的过程中,学术期刊负有重大使命。学术期刊应在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包括政治方向、学术方向、学术旨趣。 《江西社会科学》主编余悦研究员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他说:第一,什么是学术生态环境?这是首先要认识清楚的。他结合自己的办刊经历,认为:当前,学术泡沫越来越多,学术腐败越演越烈,学风越来越差。现行的学术评价规范,初衷是希望学术界越来越好,但有一些规范、考核,可能和我们的目的南辕北辙,这是指整体的学术生态环境。第二,学术期刊所面对的学术生态环境。一是政治的视域。既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又要有利于理论创新,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作为办刊人,思想上应该非常明确。二是经济的压力。办刊经费不足,影响着刊物的发展后劲。这是不是属于学术生态环境之一?值得大家来考虑。三是人情关系的处理。人情稿、关系稿、权势稿怎么办?这是和学术问题、学术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属于学术生态环境的问题。第三,学术期刊要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承担起责任,要在,引领学术,学术传播,学术积累,培养学术人才,学术规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某些学术生态环境当中的问题,并不是期刊自身能够解决的。如何营造适合学术期刊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我们的宪法、法律、法规,有关的管理部门和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宽容的、宽松的、和谐的气氛。 《社会科学研究》常务副总编张小路编审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许多学术期刊内容缺乏创新,学术含量不高,学术与宣传不分,刊发大量平庸之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术自由缺乏充分的保障。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来说,应该允许学者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进行学术创新活动,也应该允许学术期刊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发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最大束缚,从根本上保障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期刊没有后顾之忧地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除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外,当前对学术自由的束缚大量的还来自审批学术、规划学术和数量学术等的影响,因为这些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和潜心治学的自由,迫使他们穷于接课题、凑数量、多发表。同时,一些学者对学术之外各种功利指标的过于迎合甚至主动追求,则损害了学者自身对学术自由价值的自觉和守护。这些都使得学术创新失去了依托,致使大量假成果、快餐成果、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得以面世。对这种现状,我们学术期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术期刊只有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追求,严格要求编辑同仁努力从才学识诸方面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推出一篇篇学术精品,才有条件担负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为了促进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研究》副主编陶原珂博士对国外社科英文学术期刊的综合类型进行了分析。他说:从随机考察的目前国外社会科学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的情况看来,其内容呈现形式的综合性可以分为各种类型。如由于一个期刊涵盖多个学科,涵盖的方式可以是不同学科文章的拼合,可以是不同学科知识交叉的文章构成杂志的学科交叉综合,可以是非学科栏目拼合形成的学科模糊综合,可以是侧重于编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论文而构成“问题综合”,也可以是围绕某些话题编发有关文章而形成的话题综合,等等。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综合型优势、研究的侧重点、切入问题的不同方式等不同特点,以适应学界、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四、如何认清“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是本届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人员对于论坛的创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其应有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对于进一步办好论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浙江学刊》常务副总编任宜敏研究员认为,这实质上与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学术期刊本身所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密不可分。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审视,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应该是向学术性转换,超出单纯的、狭隘的编辑业务,承担起自觉引导中国学术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把握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推动学术创新、尤其是学术范式创新的使命。每一期论坛,都应不断向学术研究的纵深延伸。例如,梳理、提出学术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真问题的梳理,来分析学术研究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再有的放矢地讨论我们期刊应该怎样介入这些问题。 《北方论丛》常务副主编张晓校则说: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是全方位的。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平台”功能外,还不应忽视导向功能,或者说应强化导向意识。论坛汇集了国内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主力部队”,构成了强势群体,通过论坛交流信息、经验是必要的,但如何提升总体实力,发挥群体优势,加大对某些前沿问题的追踪力度,引导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则应成为论坛活动的优秀内容。论坛的导向促进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在强调论坛导向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强调导向意识的具体化,体现清晰的学术研究指向,使论坛期刊成员有路可循,使期刊界一贯倡导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得以体现。 《东岳论丛》主编路士勋认为:论坛的角色是指论坛在指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特殊功能而起到引领方向,探讨学术前沿问题,总结经验,办好刊物的作用。论坛的角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论坛在期刊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指各期刊在论坛中所发挥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其引导功能主要是:及时提出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把论坛的议题和学术研究、期刊的发展联系起来,切实为期刊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利用论坛所提供的机会,吸引有关专家和学者,开展学术讨论,加大论坛的信息量;利用论坛这一组织形式,开展与相关组织的谈判和协作,切实保护期刊的合法权益。 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论坛,《广东社会科学》社长、总编辑刘泽生研究员认为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工作:(1)有必要进一步策划,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办出“论坛”的特色和品位,办出“论坛”的影响和权威,将会在学术研究和期刊发展上产生良好的互动,充分发挥出它的引导功能,而不仅仅是开个会而已。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阵地,对“论坛”进行必要的自我包装和自我宣传。(2)策划好每期论坛的主题,尽快解决或者说趋向于解决一些问题,尽管其中可能会涉及其他的诸如经济利益等等的矛盾。积少成多,逐步形成影响,品牌效应就出来了,也算是“论坛”的一个贡献。(3)加强联络,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休会期间还可以策划一些与“论坛”有关的系列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起到联络、沟通、协调的作用。 《求索》杂志总编乌东峰教授认为:作为有使命意识与深刻思考的期刊人,在经营谋划上追求对推动历史与社会前行的贡献性,就会以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价值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蔚蓝天空。他还就办好论坛提出了三点建议:(1)关于格局问题。论坛从发轫到本期已是五届,如同企业生命周期一样,现在是到了需要创新的时候了。路径有两条可供思考:一是引进来,走出去。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改为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邀请港澳台期刊协会与世界先进国家期刊协会来本论坛交流信息,共谋方略。引进来,就必然会被请出去,去海外或国外开上一、二届,既壮其声色,也开阔了视域。二是开扇门,搭个桥。论坛可以适度邀请作者与学术团体代表参会,做一些编撰交流、编读交流工作。(2)关于地位问题。论坛可以申报一个“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提高本论坛的分量。(3)关于论务问题。论坛不仅要讨论规范和创新期刊自身,还要讨论规范和改进外部性环境,要思考中国学术期刊人与期刊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福利环境等问题。要把论坛的某些建议和构想提供给管理层研究,争取为期刊人与学术期刊谋划更为科学而舒展的空间。 《学习与探索》主编张云鹏提议,从下一届论坛起,我们既要关注期刊发展的理论学术问题,也应关注与期刊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解决理论学术以及相关宏观问题的同时,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微观问题,必定会给我们的期刊注入新的活力,其价值意义丝毫不亚于人们所关注宏观问题。 五、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近些年来,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长远发展来看,综合类学术期刊如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营模式,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要方面。 《江海学刊》常务副总编韩璞庚研究员以“市场化挑战与中国人文社科理论期刊”为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认为:综合地看,人文社科期刊所遭遇的市场化挑战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同质化与激烈的学术市场竞争态势;市场细分的挑战;国际化的冲击;网络媒体的介入,冲击着国内纸本人文社科期刊。在市场环境下,人文社科期刊如何理性反思,应对市场化与网络化的挑战呢?第一,面对细分的市场,找准自己的定位。学术理论期刊应按照学术市场的要求,培育自己刊物独立的特色与个性,寻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第二,专题化办刊,专业化经营。突破分科文集型的编辑理念,通过开辟特色栏目或组织专题研究方式,实现专题化经营,专业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做学术市场的延伸产品。第三,应对网络化的挑战,实现纸本媒体与网络平台的结合。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要做好自己的纸本期刊,另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又要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网站或其他网络媒体形式。第四,改变传统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国家应适当放宽管理权限,创造人文社科期刊相对市场化的氛围。人文社科期刊要创新观念,实现差异化经营,探索管理体制与运作模式的创新。第五,拓展国际市场,吸收国外学术期刊的办刊经验。国内人文社科期刊要谋求与国际期刊市场的接轨,将国内最新的社科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外同行中去,同时,注意引进外资,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有效扩张和保值、增值。第六,创新办刊理念,创造刊物特色。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要确立主体理念、生态理念、原创理念,以前瞻性的态势、敏锐的目光,推出富于创新的理论学术文章,成就特色刊物。 如何谋求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中州学刊》社长李太淼认为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1)要增强学术期刊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强化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功能。(2)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围绕实践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一些深层次的、理性的学术思考。(3)作为地方性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要开辟并办好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栏目。 《社会科学战线》主编邵汉明则把自己的办刊思路和理念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所谓“一”,就是确立一个目标。所谓“二”,就是抓好两手,即刊物的质量和经济命脉。所谓“三”,就是突出三个字,一是求稳,二是求新,三是求变。所谓“四”,就是强化四个意识,一是敬业意识,二是责任意识,三是忧患意识,四是管理意识。所谓“五”,就是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三是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四是名家与新秀的关系;五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一思路和理念又可概括为:定位要准确,质量要保证,个性要鲜明,管理要科学。 “综合类学术期刊有鲜明特色就具竞争力。”怎样才能办出特色呢?《学术论坛》主编张成兴认为:第一,在栏目和学科安排上要有重点。就是说在用稿、组稿(包括稿酬支付)上向一两个学科倾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全国期刊界逐步形成优势,从而带动和提升整个期刊的水平和影响力。第二,突出学术性、理论性、思想性,其拓展的学术空间更广、更深,更富于原创性、原理性、基础性,就更有逻辑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第三,鼓励创新和学术争鸣,为之提供平台。第四,为地方决策和三个文明建设服务,这种服务必须有效。 “培育品牌栏目,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这是《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发言的重点。他说:中国的学术类综合期刊有上千种,所设栏目绝大多数都相同或相似。特色的缺乏,导致独特品质和优势的缺乏,并因此影响了综合类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而且可以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重点打造品牌栏目的途径培育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并以此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培育品牌栏目,要根据主办单位的优势和条件。首先是编辑的优势和条件。其次是地域优势,包括期刊所在地的学者优势和地域文化特色。再次,要勇于创新,通过科学地考察论证,组织创办独具优势的边缘学科栏目、问题研究栏目或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栏目。 学术期刊的选题,是与经营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江汉论坛》副主编陈金清说:制定选题计划是形成学术期刊风格的需要。就学术期刊而言,主要包括:方向性,学术性,超前性,系列性。此外,学术期刊制定选题计划还要注意均衡性、多维性、交错性。制定选题计划有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好的选题计划是编辑在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摸索,根据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制定出来,又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现实的变化,经过反复的修改、充实、完善才形成的。 对于综合期刊的经营模式问题,《福建论坛》杂志社副总编刘义圣说:优秀期刊搞经营,不能搞综合经营、多种经营,而应该是搞特色经营、优势经营。要打造金饭碗,捧着金饭碗才能讨得饭吃。不能以损害期刊的公信力为代价去追名逐利,经营要以刊为本,不能本末倒置。要通过积累刊物无形资产,用无形资产来经营搞活。化整为零的经营方式:栏目经营——经营的个性化。从经营意义上说,不要把期刊当成“百货商店”对外经营,而要把它当成商店里的“专卖柜”对外经营。 《南方论丛》副研究员刘红娟则以自身刊物为例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学术期刊的定位。学术期刊的定位,应多出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树立学术精品意识。三是学术期刊要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加强对学术期刊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办刊中的重大问题。加大对学术期刊的经费和设备的投入,要作为宣传文化基金的资助重要对象,为学术期刊的良好运行和快速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有力保障。 六、关于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认识和评价,也是本届论坛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本次论坛参加者除了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人员外,还邀请了期刊评价部门和高校学报、文摘期刊的人员共同参与研讨。他们的到来,提供了大量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信息。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办公室主任马晓军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已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教学和研究机构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部姜晓辉主任说:就我国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整体来看,期刊的主办单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研究单位办的刊物一般以专业刊物为多,除了发表本单位的成果外,多数为外部稿件;大专院校的学报类刊物以综合类为多,以本校科研力量为依托,一般重点反映本校的优势学科和优秀成果;学术团体类的刊物,包括社科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办的各类学术期刊,往往是反映本系统或本行业科研成果,综合类和专业类并存。如果以统计数据(1999-2001年的200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为统计样板,表明大专院校的学报类综合性期刊占多数,是论文产出的主力军;研究单位的总体影响力不及大专院校的学报类期刊,但刊均影响力要高于学报类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主任李明霞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作为中国最大的期刊群出版单位,已走过了47年的历程,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的《复印报刊资料》有110种,覆盖了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把狠抓学术质量、提升学术品牌、实现精品战略当作自己不变的宗旨。《复印报刊资料》现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由过去的只有全文转摘和论文索引二合为一模式过渡到集年度综述、动态报道、全文转摘、论文索引和论点摘编为一体的多种形式并存于一刊的模式,扩大了刊物的信息量,增加了可读性和耐读性,更好地体现了贴近读者的原则。由单纯的复印制版改为全部重新录入排版,实现一个文本、三种载体,达到版式的整齐划一、清楚美观,同时还能校正原刊的错误,提高文字的正确率。 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主办单位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省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在论坛闭幕时作总结讲话。他说:这次论坛始终洋溢着热烈、喜气、务实、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召开的时间非常好,正逢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和《江西社会科学》创刊25周年庆典;二是主题非常好,“编辑思想的自觉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立意高远;三是形式非常好,既有专题发言,也有自由发言,还有交流与考察相结合。论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通过这次论坛,大家总结了经验,增进了了解。对今后期刊的发展、期刊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一些影响的因素,做了分析,并达成了共识。(2)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交流了思想,明确了发展方向。期刊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政治方向、学术方向,也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就是把论坛办成一个品牌。(3)探讨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大家都认为,拓展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优化学术期刊的发展环境,必须遵循和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规律、学术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经过申请和协商,第六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将于2006年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做东道主、《学术与探索》编辑部承办。 会议期间,高层论坛的代表还先后到南昌、吉安、井冈山、兴国、瑞金、赣州等地考察,并与井冈山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赣南师范学院进行了交流,参加了瑞金红色旅游节和红色旅游高层论坛。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 一、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内涵 关于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科学的管理应当包括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科学管理是一种制度管理、规章管理,属于刚性层面。每所大学、每个单位建立的规章制度就属于这个层面。我们学校今年在珠海召开的战略发展研讨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加强监督和改变作风,在制度层面作出一些规定,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准则。科学管理的特点就是强调它的制度性、刚性的层面。人文管理是强调被管理的对象、主体性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是一种人性的管理,也称作人本的管理。它从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管理的方式,是一种软性的管理。 在我国的现代大学中,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都是亟待建构和完善的两个方面。从国家来说,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强调“以法治国”,二十年后,又重申“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两方面并重。这也就是大学中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关系。“以法治国”中的“法”里面没有人情,只有结果,是制度的、刚性的东西。“以德治国”的“德”是靠人的道德、信念和社会的舆论来维持的,不带有强制性。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讲对事物要进行量化的计算。但事实上,有的东西可以计算,而有的无法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计算。人既是可计算的又是不可计算的。人既是生命的真实的实体,又是追寻意义的存在物,既有一个实体存在的外在的物质需要,同时,又是一个意义的存在物,要进行理性的沉思。人既有物质的需要,又有精神的需要。从国家角度而言,我们要“以法治国”,同时又“以德治国”。古人看到“德”是靠人的内心信念,依托人的自主性维系道德的行为,而良心是维持最后一条战线的尺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政治和刑罚治理一个社会,人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之心;不犯罪是因为被人强制而不敢犯法,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道德的礼治的方法治理社会,人不仅不犯法,且有羞 耻之心,能够管住自己的最后的良心的防线。在此意义上,道德和法、柔性和刚性,在国家的治理、社会的治理、一个大学的管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现在,从事伦理研究的人强调道德的重要,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把道德与人治联系为一体,认为“以德治国”是否是又回到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道德遗产、道德资源和道德传统。可以说,从古代遗留下来的道德传统和道德资源到21世纪的今天,其中的精华仍然为世界所称颂。在1998年的世界伦理学大会上,有7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大会提出报告,要求伦理学大会将我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作为全世界共同伦理的道德准则。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一种道德精神,我们觉得今天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何许多人一想到道德、以德治国的时候,马上与人治联系到一起?我们的古贤在道德的功能、道德对人与社会的制约的层面,有非常高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江总书记曾讲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又是人制定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管理者没有道德之心。只有人有道德之心时,才会意识到自己不能钻制度的空子,才能够维系住道德良心的最后的底线。 我们有如此丰富的道德资源、历史文化的传统,但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道德的功能却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反而是一讲中国传统就变成了人治的传统。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古圣贤对道德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道德对每个人具有同样的约束,是每个人建立在人和人平等的前提下的个人的自律性的要求。但是两千多年的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民本,只能是官本,只能是君本。君本就是人说了算,就是君王说了算。因此,道德的资源被政治的体制包在里面,几千年中我们一方面总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社会的、民间的道德的传统慢慢遗留下来,另一方面,主要是宗法社会的人治异化了原来古贤提出的道德的功能的真正意义。所以,今天讲以德治国,不是回到宗法制度的君本的体系中去,而是要真正认识道德和法律在社会维持、在国家管理中同时发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江总书记讲到:制度好时,也可能有坏人;制度不好时,也可能有好人。因为人和制度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有制度,也需要有道德,以维系制度的道德性。 在大学中讲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朱?基总理讲到,我国在加入WTO之后,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技术层面的、人才层面的,而是来自在管理制度和水平方面的差距。我们现在感到有人才的压力,人才竞争对学校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但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管理层面。学校的中层干部是高级指挥官,其眼光、水平、责任感、能力,都会指导学校最终能发展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近两年,外面的机关把职业培训作为职工的一种福利。现在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大学毕业生将薪水的多少作为衡量是否是好工作的重要标准,现代大学生这种观念在发生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单位给个人提供的机会就是一笔无形的资产。给你一个舞台让你表演,就是给你一笔财富。物质会发生变化,如果没有一个舞台表现你的价值、你的能力,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无从谈起。过去我们把人和事定量化,现在人的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大学中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一个现代大学形成良性管理、实现在管理中要效益的不可忽视的两个最基本方面。 现在,除银行和国家机关外,基本上都是全员合同制,员工一旦知识、观念跟不上,就有可能被淘汰。这就是科学管理的一些规则,即制度的层面。人文管理就是讲我们怎样在人性的层面、在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层面考虑管理的艺术,确立管理原则。这两个层面在大学尤其是不可分离的。 二、人文管理的特殊价值 从管理心理学的人性假设的角度出发,人文管理是人性的管理,强调把管理者当作人,尊重人的主体性。“教育就是用生命去碰撞生命”,教师和学生的生命不仅是物质的生命,更是精神的生命。人性是哲学的,形而上的。管理是形而下的,属于实际运用的、操作的层面。在人性的管理中,人性与管理的关系是怎样的?管理心理学中,有几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和管理原则。 管理心理学中第一种人性假设叫做经济人的假设。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格雷格在《企业中的人性》一书中提出。这个假设认为人天生都是懒惰的,尽可能逃避工作。要激发人的能量,就要给个人制定具体的任务,其管理原则就是“任务管理”。员工要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完成相应的任务。任务管理不考虑人的情感,强调计划、组织、经营和监督。 第二种假设是社会人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的存在物。在人生存的时候,精神的层面、意义的层面、社会价值的实现层面,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假设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比物质的奖励还要重要,其管理原则就是要强调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满足,强调对人的尊重,强调对人的需要的理解和尊重。主席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比鸿毛还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对社会的意义不同。“死剥夺了生的权利,但不死使生命失去了它的魅力”,因为人生有限,我们才会珍惜。人在有生之年,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要有所追求,过有意义的生活。人是社会的人,不仅把人看作有生命的物质实体,同时是一个有情感、有需要的一个精神的实体,是一个追求意义的实体。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中,认为人要提高生产的效率,经济刺激因素在许多的刺激因素中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精神的作用是首要的,即处理好生产中、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比物质的奖励和管理制度更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再在一个不和谐的人际关系空间中工作,人很容易崩溃。现代心理学的需要也随之不断增强。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一方面人的精神需要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工作的环境空间不能给我们一种舒缓的、宽松的、和谐的关系的话,它会给人带来一种精神崩溃性的压力。目前,广东的地域优势在逐渐丧失,而全国各大学教师的经济待遇都相差无几,我们今天吸引人才就要满足人的最高层面的需要。“真正的人才是不会计较物质利益的多少的,而是看重能否做事情。”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态度是决定一个人才能否最终来我校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人才的流动,很多人是流向人际环境。真正的人际环境是一种大家开放的、平等的、宽容的、沟通的、承认差异的环境,有个性的人才会到这里面来。 第三种人性是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人没有好逸恶劳的天性,人在本质上是自发自动的,并且能够自制的。其管理原则就是要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使人在其中能够施展他的才华,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员工展示自己才能的制度。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贝克曾经在《管理心理学》中讲到,人性中存在悖论,人都希望自己是优势群体中的一员,同时人又希望自己有一个鹤立鸡群的机会,这两者是人性的悖论。作为管理者要正视人性的悖论,一方面我们要创造一个优势的群体,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团队是社会竞争中、科技竞争中一个重要的依托力量、基本的力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是现代社会中人所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个人性假设中,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为人创造宽松环境的要求。 这三种人性假设中都有不同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将它们当中合理的因素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就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不同的人性假设有不同的管理原则,在大学管理中,我们要将其归结为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两个层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管理中强调人文管理的特别意义何在呢?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条件下,哪个企业没有人性管理,在21世纪就会被逐出局外。人的管理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的东西。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技术理性的过程。技术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重视人文管理、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在大学中尤其重要,因为它与管理对象有很大关系。大学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的群体,是教师、干部、学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公正的象征,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缺点。这个群体与其它群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情感层面的要求比一般的群体要高得多,同时不同年龄阶段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又不同。人的情感的需要、尊严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动作能带给你尊严的满足。这些东西在日常的工作中,日常的管理中是无时不见的。常态下得到的和谐是长久的,非常态下得到的异常的热情是短暂的。知识分子在尊严、情感层面需要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中管理尤其要讲人性的管理,作为管理者尤其要有这样的理念。大学中管理的意义不是一种理性的工具,而是要有人性的关怀,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尊重人,使每一个人在人性的层面给予尊重和回应。尤其是现在,一个学者有很高的科研能力,不意味着他能将任何事情都处理好。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怎样一个限度中宽容一个人的个性,对学校的管理者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只能存同排异,这样的管理不是对人的尊重,而是对人的一种强制的限 制,最终这种管理很难形成凝聚力。王 章教授曾讲过:拜托我们的中层干部,我们要给那些有个性的人一个宽容的环境。现在,人才的流进和流出,都是一个正常的流动,但人才的走与不走很重要的不只是钱的多少,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他心情是否舒畅。越有本事的人越可以做选择。人才的最后选择,就是让他能够心情舒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地方。这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有非常大的关系。 作为中大的中层管理干部,大家是学校的窗口,代表学校的形象,校外的人来到我们学校,如果得到一个有人性的回应,对中大有非常好的印象;得到无礼、粗暴的回应,就会对学校留下很坏的印象。一个人才如果对学校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对大学的管理有良好的印象,就会投入到学校中来。中大管理者有没有人文管理的理念,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表达的,而是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所以,我非常期望,我也非常愿意与我们的同仁、同道一起通过我们的管理来提高、来挖掘、来激发我们广大教师、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学会宽容别人。我们在执行制度时,要能够更多地从挖掘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方面去想办法。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支好的管理队伍,中山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作为学校管理者的我们,在学校的发展中应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人文管理论文:关于图书馆人文管理初探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 人文管理 参与管理 自主管理 情感管理 知识管理 文明管理 能力管理 人才管理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注重人文管理主要从参与管理,自主管理,情感管理,知识管理,文明管理,能力管理和人才管理着手,在图书馆形成和开辟“现代软性化管理”这一全新的管理领域。图书馆由传统技术与新的信息产业、新的理解服务相结合向着网络化、信息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和新技术信息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信息时代的今天,人民的全方位素质的提高,我们将在一个科学文明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广泛的需求,其工作内容、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再只足以前简单的“藏书楼”。“书”与“读者”不再足是借与被借的单一借还关系,管理者与读者也不再是单一的服务与被服务的机械服务模式。以前图书馆界由于缺乏积极的关怀和理解以及人本理念引导,偏重于对学术研究和新技术产品的投入,以硬性管理手段的大众化服务为主,忽视了对人的理解、关心和尊重,没能充分调动广大读者和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显然,在图书馆实行人文管理呼唤“人性的回归”势在必行,也是与世界图书馆界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相接轨的。笔者认为注重人文管理主要从参与管理,自主管理,情感管理,知识管理,文明管理,能力管理和人才管理方面着手,在图书馆形成和开辟“现代软性化管理”这一全新的管理领域。图书馆将由传统技术与新的信息产业、新的理解服务相结合向着网络化、信息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 一、服务台主体与客体的参与自主管理 从人体原理的角度看,图书馆员工是图书馆荼的主体,员工的参与是图书馆实施有效管理的关键,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是现代图书馆管理的优秀,服务于人是图书馆管理的根本目的,图书馆是带着公益性的“护身符”降临于世的,图书馆管理的优秀是处理图书馆的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前提充分调动主体与客体的参与管理的自主管理的积极性是关键,因而图书馆员工必须向所有“主人”提供服务,与世界管理模式接轨。图书馆人文精神的行为表现在服务过程中的开放原则、自由平等原则、互助互利原则以扩温馨原则。 (一)开放性原则。 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和设施应都要向读者开放,要求图书馆树立“藏以致用”观念,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要求实施全开架服务方式,尽可能地延长开放时间,图书馆的一切决策都应向读者公开。公开接受读者对员工的监督和评价,形成读者的自主性管理。 (二)自由、平等原则。 自由、平等是国际合作的要求,也是国际上图书馆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自由与平等原则要求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实施无等级差别服务、无身份服务、无强制服务和无歧视服务,保证读者在图书馆得到自由平等的待遇和服务,实现服务的个性化、自主化和人性化管理模式。 (三)助人原则。 美国学者戴维斯指出:“不管使用的设备和信息系统多么复杂,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助人”。图书馆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主体服务于客体和满足客体的需要,因此,图书馆的助人理念,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员工对读者的意识和态度上。实现“读者至上,微笑服务,读者为主,我们为仆,永远为你服务,满足各方位需求,是我们必尽的职责”的宗旨。 (四)温馨原则。 图书馆人文精神的视觉反映是让所有服务机构在视觉感官上留下美好的印象,营造一种设施温馨,色彩温馨,人气温馨的家园读者休憩,停靠,在书海中遨游,让读者感觉像回到自己的家。 二、图书馆的情感管理 (一)馆员是图书馆实现人文关怀的表面层,对他们的素质要求高,无论思想和心理素质还是业务能力都要求层层上进,想别人所想,急别人所急,具有无私甘为人梯的精神,达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精神境界。当然在对他们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理解他们,对其工作价值赋予肯定,对其生活给予多的关怀,对其管理体制多注入赏识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其潜力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此外,要关心其精神、文化生活,使他们各尽其才,打开其心灵之窗,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做到工作得心应手,生活快乐无比,提高团队凝聚力。 (二)读者层面的情感管理。图书馆是公益性和社会性服务机构,开放为的是读者。读者层面的人文关怀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公众形象,关系读者对图书馆的信任度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完善。所以“读者至上”是我们工作的宗旨,对读者要像对亲人,对朋友一样热情,做到人人平等,用换位思考,想读者之所想,做读者之所做,对读者实现人性化服务,不断满足读者需求实现层次的递进,从“自我满足”到“寻求帮助的满足”再到“休闲、阅读、娱乐一体化的满足”从而体现『_图书馆自身服务体系的高效,优质和超值。 三、图书馆知识管理 图书馆知识管理是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管理思想和方法,比如图书馆知识性组织,它强凋组织对知识连续不断在学习服务于汝者,图书馆的信息服务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收集、整理、加丁和传递信息,实现科学现代化服务。当然知识管理最高价值的创新点在于将人本管理精髓和信息管理的整合技术活力结合,融洽于以智力资源为优秀的知识经济这一新的形态之中。因此,实现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必须要求具备硬件和软件环境实现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创新,从而从图书馆的单一手工服务到读者的自己阅读,使图书馆知识管理通过利用网络共享资源来实现文化传播。形成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环境,使图书馆成为一种学习组织。 四、坚持道德,文明管理 在各种思想文化互动的当今世界,社会的变革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影响。加上如今独生子女多,父母对他们溺爱有加,使人类和谐社会要文明的存在。图书馆是公共服务机构以,更要求工作人员和读者多些文明少些争吵,一句好话暖人心。人是需要感情和友谊的,人人都坚持讲文明有礼貌,不论是同事还是读者我们都以朋友相待,互相关心,互相谅解形成一个融洽、协作的工作环境,大家心情好,带给别人的也是微笑和快乐。 五、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能力管理。人才管理 新世纪的图书馆,面临来自社会各种信息服务机构的冲击,面临转变职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因此图书馆必须要求具有一定素质,具有图书以信息情报专业知识训练以信息、计算机、通讯三位一体为优秀教育基础的复合型人才从事图书馆事业,推动其事业的发展。显然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能力管理,人才管理是一项新的工作。 (一)部室主任可以参加管理研究班,中、高级人员可以参加进修班和研讨班探讨理论问题,解决业务中的大问题,初级人员可以通过成人教育的形式参加培训,取得图书馆学或情报专业学历。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可以参加专题,专项工作技能的短训班,讲习班学习,或听讲坐等,制定措施和创造条件鼓励自学,鼓励学科知识单一的馆员积极参加其他学科的知识学习,以拓宽知识面,在图书馆举办学习班,统一发资料选定每月学习日进行自学,还可以定期分类组织去参观学习交流开阔视野,吸取经验。 (二)发现人才,善用人才,留住人才 人才是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样能发挥作用,如,编目之长者放在采编部,具有计算机网络之长者放到信息部等。因此图书馆在用人方面要遵守扬长避短、彻底授权,奖罚分明,整体效应原则。图书馆事业求发展,不仅要求在馆内发展人才,善用人才,而且要求引进专业高级人才,留住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优秀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优秀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优秀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农村中学管理的人文与科学思考 .hxj379 { display:none; } 农村中学管理的人文与科学思考 摘 要:和城镇中学教育一样,农村中学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伟大使命。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村学校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农村教育在设施配置、办学条件、办学指导等方面获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农村中学的管理现状有待进一步分析,农村中学的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针对这一问题,揭示农村中学管理落后现状,并对其原因进行人文思考与科学分析,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农村中学管理;管理理念;文化建设;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g630文献标论文联盟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4-0051-01 一、农村中学管理现状 农村中学管理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同时还忽视了人文性的管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校缺乏应有的管理自主权。农村学校的管理被动,缺乏应有的管理自主权,导致学校的改革受到极大的束缚,长远发展更是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办学质量的进步。学校的管理自主权是在上级部门,还是在校长的手里,究竟能不能像城镇学校那样,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自主管理,对于充分挖掘学校的自身潜力有很大意义。 (二)缺乏先进而科学的管理理念。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农村的学校管理与经营,更像是小作坊式的管理与经营。缺乏先进科学的理念的指导,对来自于其他办学力量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和冲击不闻不问甚至是视而不见。 (三)农村学校的人文管理缺失。农村中学在人文管理方面严重缺失,对于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难以形成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的文化氛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参与学校建设的意愿和程度不是尽如人意,优质生源被名校、强校瓜分,优秀的教师人才流失严重。 二、农村中学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进而导致城乡文化的不平衡。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农村中学的发展是各自孤立的,即使是有联系,这种联系也是被动的。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就缺乏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难以带动当地中学的发展,而农村中学的资源分配、人事任免又是直接受制于上级主管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因此,学校和乡村社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 (二)学校管理体制管理相对落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作为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农村中学具有绝对的领导权。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商品市场因素对教育的介入、办学力量的多元化等,使得原有的管理体制落后,学校难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作出调整,从而导致了这样看似是相互悖反的现象: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奇缺,另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大量闲置。 (三)封闭而落后的文化环境。学校的发展水平和当地的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文化会相对发达,人们的心态也较为开放,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然而落后地区恰恰相反。客观地说,农村中学管理水平不高,是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的。从客观方面来讲,农村中学是置身于农村地区这样的一个封闭而落后的文化环境中,信息闭塞、交通不发达等,难免学校的发展会相对滞后。 三、有效解决的途径和措施 农村中学管理要走改革创新之路,是农村中学走出生存困境、走向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改革落后的学校管理体制 学校行政与后期的分工缺乏科学的明确的界限。教学、行政与后勤的分工没有科学的明确的界限,导致学校教学资源的浪费与不合理利用,导致学校管理水平低下。有的老师身兼数职,精力不能也不够去专注于教学,而有的老师却因为分工不明确而闲置。学校内部以经验式的刚性管理为主。学校内部以经验式的刚性管理为主,在管理中强调管理的规范性,而对于教师的个性、主动性、积极性认识不足,从而使管理变得被动而且简单粗暴。为此,学校在内部管理上,更应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师生的积极性,留住最好的老师,留住最优的学生,从而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二)引进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切实加强农村学校的科学管理,要突破原来的封闭和落后状态,引进先进的学校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学校的管理上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向科学要效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管理,用科学的方法实施管理,严禁杜绝凭经验主义、主观主义或本本主义的错误管理方式来指导学校的工作。 (三)注重学校人文管理。这就要求学校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落实人文管理的管理理念: 1.注重领导自身形象建设。领导者的自身形象是进行人文管理的先决条件。较为典型和突出的是作为学校 人文管理论文:中学管理中贯彻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的思考 .djz643 { display:none; } 中学管理中贯彻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的思考 摘要:科学发展观在中学管理中是人文关怀的最高体现,这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和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都是立足于人性的深度而提出,在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国家施政背景下实现。该文结合自身的教育管理实践,作者提出论文联盟了建立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环境,满足教师合理需要,实现开放的多元的评价体系的贯彻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的实践方案,并认为,这是中学教育管理中的务本之道。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开放;多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末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论语·学而》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所谓务本,是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笔者认为,中学管理的务本之道是寻求人本管理之道,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文关怀是人本管理的终极追求。 科学发展观是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笔者认为,在中学管理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实现人文关怀,达到人本管理的最高目标。这是基于以下的思考:第一,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正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具体到学校管理来说,学校管理是学校管理者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引导和组织师生员工实现学校育人目标的一种活动,它不单单强调制度管理的同时,又必须讲求管理中的人本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因此,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 第二,科学发展观和人文关怀都是立足于人性的深度而提出。人文管理虽然也必须强调制度管理,但它更强调的是被管理的对象和对象的主体性是一种人性管理。它从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管理方式,是一种软性管理。不深入到人性的管理很难说是有效的管理。 第三,从国家的施政背景来说,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以法治国”,二十年后,又重申“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中的“法”是制度的刚性的东西,“以德治国”的“德”是靠人的道德、信念和社会的舆论来维持的。人既是生命的真实的实体,又是追寻意义的存在物。我们强调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又要“以德治国”。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强调“法治”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人治”和“礼治”,它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在此意义上,道德和法制,柔性和刚性,在国家的治理、社会的治理乃至一个学校的管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那么,如何在中学教育教学管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角度着手: 1.建立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环境 要实现稳定有序的管理,就必须制定一套科学严密的制度,这是我们理解的一种刚性管理。一个好的管理者,除了建立有效的刚性管理环境之外,更要着力于柔性管理的建设,给职工一份温馨。这种刚柔相济的管理环境应是这样的: 首先是民主、宽松的管理环境,真诚地面对职工,让他们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和领导的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致使心与心相灵,情与情相通。 其次是物质环境。因为单位是职工工作的主要场所,若把它装扮得像花园,并给职工安排一个锻炼或娱乐的场地,他们一走进来就有一种愉悦感,工作起来有一种幸福感,踏上社会有一种自豪感,这样,每个职工都会有“我与单位共荣辱”的责任心。 最为重要的是营造和谐的情感环境。人是社会的人,和谐的情感氛围比物质的奖励还要重要。学校领导是管理者,经常过问教师的日常生活,对教师的实际困难,善于换位思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解决。如为大龄未婚青年牵线搭桥,调解家庭矛盾,看望生病教师,关心单身教师的衣食住行等。教师家中的婚、丧、嫁、上学等事,学校领导都放在心上,给予方便。这些“雪中送炭”式的主动沟通意义不同寻常,它能使教师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能够培植教师之间和谐的情感氛围,使教师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2.满足教师合理需要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是教师个性发展的动力。因此,学校管理者应从多方着手,尽可能地充分满足教师的合理需求。 2.1满足教师继续教育的需要 随着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教师原来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文化知识难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他们迫切 人文管理论文:论人文管理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21世纪 企业 组织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伦理正发生着全新的变化,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全新的变化,知识 经济 已初见形态,信息爆炸充斥全球,经济全球化下的环境问题突显,组织内部由分工走向综合……人类社会还能如何持续 发展 ,作为支撑这个社会经济支柱的企业正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推崇人文精神、理顺人际关系,以人为本的人文管理似乎为当代企业管理如何解决众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充满前景的答案。在实践中,如何将优质的管理理论变成卓有成效的现实解决方案,即如何将人文管理实现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考问着当代管理人的智慧。 关键词:管理 人文管理 知识经济 权变 人性假设 国学 1 人文管理的含义 所谓人文管理,即按照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有序有谐地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在人性复苏的前提下,以人为主体的管理。它肯定了人的主体性需求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追求的是组织行为与人的主体性的有机结合。其目的是通过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企业的优秀竞争力优势。 2 当代企业管理呼唤人文管理 管理理论,应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并发展;反过来,先进的管理理论,也促进时代的进步发展。以知识与信息经济时代为主的21世纪,呼唤以人文本的人文管理,带领当代企业管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1 知识、信息等资源内容的变化,呼唤依靠人文管理转换资源的配置方式。组织的资源由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主向转以知识与信息为主传统的资源。在20世纪,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和 自然 资源支撑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到了21世纪,知识与信息将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现行的资源配置模式必须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 教育 的职能与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一切的这些改变,必须有相应的管理模式作为支撑,原有的 科学 管理推崇的制度、层级已不能完全满足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面对企业快速反应、人的能力的自我再生、企业与人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等要求,人文管理所倡导的企业、人、社会的文化软性关系,必将助推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 2.2 组织的成员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的转变,在物质甚为丰富、人类生活有了大步提高之后,人文管理对于人的工作原动力的重新阐释,似乎也是当代企业管理寻找的一种未来的范式。 可见人文管理在当代企业管理的应用是当代企业适应当今经济时代和生态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是当代企业满足当代企业适应时代、引领时代的迫切需求! 3 人文管理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3.1 真正实现人文管理在当代企业管理的应用,就是要始终围绕管理的真正意义,才能实现管理的最终目的。谈人文管理,时刻都要围绕企业管理的真正要义进行,否则必将舍本求末,方向偏转。管 理学 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交叉点上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涉及数学(概率论、统计学、运筹学等),社会科学( 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理学、伦理学、 哲学 、法学),技术科学( 计算 机科学, 工业 技术等),新兴科学(系统论、信息科学、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领导学、决策科学、未来学、预测学、创造学、战略学、科学学等。 所谓管理,是指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是他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管理最终的目的也就逐步企业管理是为了在同等资源条件下,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企业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最大化。 当代企业的人文管理时间时刻都要围绕企业管理的真正要义进行,才会实现实现企业利润化这个最终的目的。 3.2 人文管理必须与 科学 管理相结合,探索管理新模式。探讨人文管理,就不能不了解科学管理。泰勒科学管理,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其最大贡献在于泰勒所提倡的在管理中运用科学方法和他本人的科学实践精神。自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提出后,就一直受到其他管理理论的冲击。其中狭义的行为科学是与之抗衡的最具影响力的管 理学 派。 随着新时代知识 经济 的凸显,从同样重视“人”、“调节工作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角度,现阶段已占主流的人文管理应该属于狭义行为科学一脉相承。 但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研究“人—物”关系的科学管理,研究“人—人”关系的狭义行为科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重视制度物质又重视人的相互结合的管理模式。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是可以互相包容、共同成长的,人文管理对科学管理是含有否定的包容。人文管理可以为科学管理提供良好的应用环境,人文管理是为科学管理服务的,它为科学管理提供和维护良好的运行环境,使其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人文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为 发展 的硬件基础。因为生产中的物料关系的存在,管理的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持。当代 企业 管理中应用人文管理必须将二者优势互补,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3.3 当代企业管理要懂管理权变。权变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是西方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 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适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现代企业发展,文化的力量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更好的融进21世纪的今天,将自身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现代化企业管理阶段,有着多种管理理念,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理念的应用,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近些年来,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传统“人文管理思想”更是本着传统和新时代的管理思想,注重企业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发展,将相对持久优秀竞争力逐步形成,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改革和发展,实现可持续性的优先发展。 关键词:人文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 管理 多元文化现代企业人文管理文化建设和发展,就要注重人文管理的建设,并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企业人文管理文化建设积极促进。对于本章节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建设内容以及建设路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指导思想上就要对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全面贯彻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并将“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体现。建设内容上就要做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生态文化的全面建设。建设路径上就要对管理者的一种人文思想素质培养,将企业员工人文关怀逐渐体现,尽可能的将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全面加强。 一、人文管理的指导思想 1.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要对和和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结合企业管理的基本政治工作,注重企业的有效性和规范化管理,将企业的人文管理思想积极促进,时间企业人文管理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尽可能的将企业员工幸福感全面增强,将企业和人的共同成长全面促进。企业的发展,就要对大管理的基本理念树立,结合正确的竞争意识,注重企业员工的多元化发展,将企业生产的追求逐步提高,并将企业质量效益理念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落实,更要本着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不仅仅要将企业员工的技能显著提高,同时也要注重企业的科学发展。基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中,结合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需求,对员工生活和工作状态及时的关注,对员工实际工作状态及时的解决,尽可能的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要价值理念。 2.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全面贯彻。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贯彻,就要制定规范的价值准则,对共同价值目标进行追求。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结合下,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发展积极促进,结合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企业的有效性管理和应用。关于企业多元化的奖惩和发展,将人才培养目标逐渐体现,对正确的市场观树立,注重质量观以及安全观的积极塑造,进而对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建立和完善,实现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3.体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体现,需要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掉的调动,将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积极促进。企业员工的发展,需要结合人的全面发展,对制度文化环境建立。结合现代知识对企业员工进行教育,将企业文化健康向上的理念体现,对员工的工作明确规定,将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进而将员工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并将企业员工创造性全面发挥。 二、现代企业人文管理建设内容 1.制度文化建设。 对于制度文化的建设,往往是结合组织规范体系结构,实现公司文化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做好人事制度的科学规范化改革和发展,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将管理层次逐渐减少,将管理的幅度逐渐缩小,进而体现一种公开竞争的主要模式。在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中,就要对各种录用机制进行完善,结合生产经营的根本需求,对劳动岗位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结合劳动管理的主要形式,将动态性的企业员工管理全面实现。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结合岗位工资的主要形式,将基本工资制度建设全面体现,结合职工收入的发展,将企业员工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积极体现。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结合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发展,对健全制度体系进行引导,进而做好有效性的企业发展。 2.精神文化建设。 精神文化的建设,结合企业优秀价值观的体现,将企业人文管理文化体系进行规范建设和发展。对企业进行明确价值准则的规定,并结合企业内部员工的发展状况,做好价值观体系的规范化应用和分析。现代化企业优秀价值观的一种内在精神体现,就要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诚信观念建立,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注重优秀道德价值观念的基本体现。基于市场经济的反应和发展,结合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发展全面促进。基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结合现实生产经营工程,将被动型的管理转型模式实现,尽可能的将员工管理地位逐渐提升,将企业员工主人翁意识逐步增强,实现人和企业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基于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就要将企业管理文化的一种优秀内容全面体现。赋予企业较强的文化生命力,对和谐的企业文化构建。 3.行为文化建设。 行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注重企业工作的基本发展形式,尽可能的将企业员工文明素质逐步的提升。实现企业文化的发展,注重企业礼仪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将企业行为规范逐步实现。企业家文化的体现,需要结合优良的企业家素质精神文化,实现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4.建设对策。 4.1培养管理者的“人文”思想素质。 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发展的主体作用,需要将管理者的人文思想素质逐渐提高。尽可能的提升企业个人的素质,将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步的提升。在管理过程,结合管理的计划,将目标管理全面实现。注重正确决策的应用,对管理工作的开展进行成功的引领。结合科学的一种艺术眼光,尽可能的将职工潜能充分激励,将企业活力逐渐增强。在科学用人的过程中,就要对人的基本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合理的安排人的工作岗位。而企业管理者更要将人的艺术逐渐激励,结合现代化的激励管理,做好物质激励以及尊重激励的应用,实现有效性的提升和应用。注重创新管理,尽可能的将管理工作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4.2注重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 做好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尊重企业员工的个人发展,尽可能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引导,通过对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创新精神的有效性规范,注重制度的的创新,将企业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在员工人文关怀过程,不仅仅将员工创造力充分激发,同时也要将员工工作热情充分激发。企业人文关怀过程,设身处地的为员工的发展进行着想,结合统一性的管理模型,并做好企业文化的创新性管理和有效性管理。 4.3加强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 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的进行,结合企业多方面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注重国家民族文化多元化的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的就弹,注重物质环境的建设,加强企业员工的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注重企业员工职业创新理念的培养。通过注重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和品德素质教育,专业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培养文化素质,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对先进的市场观念培养。对企业创新氛围积极的音高,将企业认为管理文化环境的分为进行合理化建设,并结合团结合作意识,对有效激励机制建立,对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培养,进而结合人文管理的基本理念,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三、结语 基于多元化现代企业的管理,更加注重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将人文管理理念逐渐体现。关于本课题的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主要是结合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注重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创新性建设角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作者:吴浥 单位:南开大学 人文管理论文:学生管理中人文精神的渗透 摘要: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提升人的社会认知、文化认知和群体认知,所以,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广泛地引入人文精神的内容,希望有效地培养学生道德情操,使学生能够实现综合发展。但是直接在教育过程中展开,反而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从学生管理层面渗透人文精神就成为当前教育的一个热点。本文从传统理念、文化传承和以人为本制度三个层面就学生管理中人文精神的渗透进行研究。 关键词:学生管理;人文精神;渗透 学生管理作为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学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影响。在学生管理中渗透人文精神,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促使学生全面成长。 一、学生管理中渗透人文精神的原因 教育界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教育自身发生的转变。我国最早采取的是知识教育,认为只要帮助学生完成深度的知识储备,就能够借此帮助学生综合发展,不过这一想法在如今来看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开始“知识+技能”的教育方法,以知识作为学生发展的基础,将技能作为学生生存的工具,该形式在成立之初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过信息时代来临后,又衍生了新的问题,也就是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会“做人”的一种教育形式,虽然并不是一个学科,其知识体系和教育复杂程度却远超过任何一门教育科目,这也让近年来的国内教育实践一直没有达成理想的成果。所以,本文就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研究,但是,并不是直接在教育过程中展开,而是选择另辟蹊径,从学生管理层面入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前并没有适合的教育手段,继续采用课堂教育,难以达成成效;二是避免学生反感,如果为学生开设人文精神的课程,会造成学生的学业负担加重,甚至会出现情绪反弹;三是管理层面上的渗透,相比于课堂教学有着更大的优势,人文精神的教育并没有严格的知识体系,因此采取集中教学的效率并不高。 二、学生管理中人文精神的渗透策略 1.借鉴传统文化理念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涌现出无数的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教师并不采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是对人类精华的浪费。而在人文精神的渗透上,笔者认为应当将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注入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这也是人文精神所应重视的内容。鉴于此,笔者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研究,从新生入学加入学生会群体后,便开展了人文精神的渗透。例如,新生加入学生会之前,笔者要求现有的学生会干部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任人唯贤,在学生会录取新生的考查中,凡是存在道德不健全的学生,一律淘汰;二是适当助人,学生会干部的主要工作在于领导学生会成员,并不是帮助成员,当成员发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采取一旁指点的方式,但是,绝不可以替代其完成;三是“放任自由”和全方面的监督,干部不可干涉普通成员的行为,应让其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发展,不过要进行适当的监督,避免成员走向错误的方向。这三个基本原则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从属关系,在以点带面的过程中,推进校园的互助。而在班级管理方面,学校也在笔者的建议下以学长导员制,替代了聘用导员制。国内的高校中,除了名牌院校之外,所聘请的指导教师大多是应届毕业生,很多指导教师连自身的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高年级带低年级的方式,既能够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职位,同时也可以加强彼此的联系,特别是对于新生而言,由学长作为指导教师,能够更好地加快其适应速度。笔者在学生会和班级管理上采取的制度,主要来自“兼爱非攻”,也就是墨家的优秀思想。笔者认为,校园管理并不需要商业社会“人吃人”的环境,应更加注重团体和谐的培养,所以,在学生会的设置中要求干部对普通成员不能够过多干预,而在班级制度中培养学生的“兼爱”思想。只有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才能够彼此间建立信任,进而实现对个体价值的关切和维护。另外,除了制度的建立,在学生干部的培养上,笔者也采取了和谐统一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方式,具体为:一是体制与效率并行。学生干部的工作效率较低的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以往学校的团委部门并不直接为学生会制订管理制度,仅传达当前所要做的基本工作,具体事宜则由学生自己进行转化,但是,学生转化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制度不合理之处较多,造成学生会工作效率的下降。对此,笔者采取了制度干预的方法,以现代化管理经验和知识辅助学生进行制度建立,进而实现效率的提升。二是共性和个性兼和。学生会的工作必须有一致性,但是,所指的是行为道德标准的一致性和结果目标的一致性,不能够要求学生采取统一的行为方式,应当给予适当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尊重人本位思想和符合和谐需求的表现。 2.通过传承文化创新学生管理 在人文精神中,有一项便是对人类历史精神文明的保护,也就是文化的传承。近年来,国内教育出现了“大把抓”的现象,将所有传统文化都视为珍宝,并将这些内容强制性地传授给学生,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行为。在文化的传承中,应该选择适合时展、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内容,也就是“留其精华、去其糟糠”,传承并不是“复制+粘贴”,学生也需要转化和理解,将不经筛选的文化一次性交给学生,也很难保证文化传承的完整性。而为了有效地实现创新,笔者采用传统文化的实践的方式,例如中国闻名世界的武术。由于武术的种类较多,每种形式都有着特别的功效,其中以太极最为适合当代大学生,虽然其看似动作缓慢,但是在运动上却能做到“面面俱到”,可以使身体中的每一块肌肉都得到锻炼,而且,太极在精神层面上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对学生的意志、情操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为了促进太极在校园中的推广,笔者向学校申请了一笔资金,用于定期举办比赛、开设社团和推广,使太极的练习短时间内成为学校的潮流。再来看创新管理方面。现代社会的创新行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创新者为了创新而创新,并认为创新就是要与过去抛离,形成全新而独立的个体。事实上,继承和发展才是创新的基本原则,缺乏传统依据的创新,只能够称之为创造,而且实现难度之大,令人望而生畏。例如在管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提供了理论支持,《孙子兵法》中便提出“上下同欲者胜”,其所指的便是团结,而团结也是现代管理的第一基本要素,如此来看,从人文精神层面进行创新管理,也正是现代管理的基本需求。另外,《孟子》中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也是从“以人为本”角度提出的组织管理思想。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文精神与管理的关系,而在创新管理中抛弃传统,显然有失妥当。因此,有必要采取“创新不离宗”的主导思维,并结合中国传统“以人为本”思想,进行正确而合理的创新管理。 3.树立人文主体意识,建立新型协作关系 本文的研究主旨并不仅是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学生会之中,更是希望学生干部能够建立健康的思维和习惯,并在其影响下,实现校园的人文精神渗透。所以,在对学生会或班级干部的管理中,必须考虑到行为有效性和感染性,促使学生干部能够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渗透。而笔者认为,从人文精神某一方面进行渗透的形式,并不如直接传达优秀思想简单有效,也就是传达“以人为本”的人生价值观。《孟子•尽心下》中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儒家的优秀思想、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思想支持。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三方面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教育中,学生便是“本”,任何教育方式都有可能存在缺陷,但是,唯独以保证学生在学习行为中的权益为目的的行为是绝对正确的行为。二是完善沟通,也就是要求教师放下所谓的“师道尊严”。教师应该得到学生的尊重,但并不可以仍旧维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错误理念。现代社会是民主的,教师高高在上的思维将影响与学生的沟通,缺乏理解的情况下,也就无法更加有效地帮助学生。三是实现人本管理。除了教学之外,对于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也应该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例如轮值班长,采取每周更换班长的措施并不会影响班级的管理,而且能够促进学生对班长这一位置的理解,加强组织协同性和团结性。而在个人塑造方面,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更加自由的策略,帮助学生树立自由观念,但是,这一方面必须有道德教育相辅。简单来理解,就是帮助学生在树立道德基础上,赋予其绝对自由的价值选择。在人文精神之中,并没有价值观的优劣之分,所以,仅采取了道德为基础的模式。不过,虽然尊重人文精神,却也要考虑学生的个人发展,学校有责任避免学生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流相悖,因此需要进行一些指导:一是严格要求教师,实现言传身教,只有教师先正己,才能正人;二是传达社会主流价值观,例如公正、公平价值理念,笔者认为,只要传达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健康的,就能带给学生积极的影响,并不需要强加于学生;三是强调学生的自主发展性,让学生认识自主发展的重要性,这也是直接传达人文精神的手段。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探讨人文精神的渗透中,主要从传统理念、文化传承和以人为本制度三个层面出发:传统理念也就是依据传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习惯和礼仪;文化传承是从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层面进行剖析,主旨在于帮助教育执行者认识到传承和创新所应秉承的理念;以人为本则是从制度层面阐述人文精神,并希望教育者能够关注学生主体的价值、尊严,减少教育中强加的观念,除了基本指导外,可以让学生自由地发展。 作者:侯艳红 单位: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管理论文:企业人文环境管理创建 一、尊重员工,善待员工 要营造好的人文环境,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今时代是一个人的主体性日益彰显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人文关怀日益凸现的时代。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适应日益彰显现代人文价值理念的时展趋势,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才能更具亲和力。管理员工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经验和智慧,更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的是谋略,会管人的管理者总是刚中带柔,严中带宽,即懂感情,又知进退,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关心下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身为领导者只会发号施令是不行的,管理之难,难在管人,管人之难,难在管心。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中意的人做事,而且往往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要做到这一点,管理者必须首先做到对下属宽容和喜欢,你的一些不经意的关怀,换来的可能是下属长期的死心塌地的追随。战国第一名将吴起对士兵关怀无微不至。有一次,他统率魏军攻打中山国,一士兵身长毒疮,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巡营发现后,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将脓血一口一口吸出,因为对下属的一片赤心,士兵愿意为他前赴后继,吴起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起自己成为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将星。“松下”公司尊重员工,处处考虑员工利益,给员工工作上的欢乐和精神上的安定感,在困难中依然坚守伩念,不忘民众,使企业的凝聚力和抵御困难的能力大大增强,每次危机都在全体员工的奋力拼搏下,共同努力安全度过,培养起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团队。古语云,得人心者得天下,感情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可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只有真正俘获了员工的心灵,员工才会为企业的发展死心塌地地工作。在企业管理中,多点人情味,少点铜臭味,有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有了这些,企业在竟争中就能无往而不胜。 二、无情制度、有情管理 科学的管理应当包括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科学管理是一种制度管理,规章管理,属于刚性层面。每个单位建立的规章制度,就属于这个层面,是每个人都必须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人文管理是强调被管理的对象、主体性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是一种人性管理,也称作人本管理,它从人的心理、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管理的方式,是一种软性管理。二者要有机的结合,就是要冷制度要热处理,无情制度、有情管理。企业的制度是硬的、冷的、原则是方的、刚的,必须坚持。在企业团队建设中,各种形式的人情化管理又是软的,热的,是圆的,可以艺术地去处理,他对团队起到了关键性的稳定作用,也能激发团队的整体创造力。要实现科学管理首先要建立相对公正、公平的客观的规章制度。营销学上有则“七人分粥”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的重要性。制定制度要简单明了,容易操作,体现效率与公平。其次要多用希望式管理,少用绝望式管理。管理者要侧重用给下属带来希望来做为主要管理手段,教导下属的原则是:好好工作,你就会得到什么。并且,由此延伸到给下属带来新的目的、新的路子、新的发展、新的空间、新的办法、新的收获,不断拓宽下属的视角,给下属带来更多的新思想,新东西,除了给下属个人带来良好的感觉外,还使得大家的工作环境充满活力与生机。在具体的管理方式运用中,管理者要首先体现出对下属的信心程度,认可下属的现有工作能力,同时,帮助下属确立自己的希望所在,指出其实现希望和具体路径所在,鼓励下属对未来的希望展开行动,并对下属保持足够的观察,主动发现下属的每一个小的进步和成就,并及时总结传播出来,以此来鼓励促进下属持续的努力和进步,维持下属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这种管理方式的好处首先是保护了下属的自尊和工作热情,让下属获得在情感上的满足,提升对工作的关注程度,在遇到问题时,下属们从找推卸理由开始逐步转变到找解决方法。当然,这种管理方式对管理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为此,管理者应该学会用和谐的方法、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务、处理问题,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本着尊重人的基本原则,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开放性、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去观察员工,观察生活,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容和表扬。现实中,我们常见的或是经常运用的,却是绝望式管理,就是管理者侧重给下属带来压力作为主要管理手段,教导下属的原则是:不好好工作,你就会失去什么。例如,失去工资奖金增加的机会,失去职务的提升机会、失去假期和福利等等。总而言之,只要是不听我的话,不好好工作,别说将来的收获,就连现在的收获和地位可能都保不住。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见效快,尤其在一些紧急事件的处理上,桌子一拍,大家伙跑得溜快,无须学习,会对下属拍桌子就成。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所带来弊端是使得下属对工作失去热情,对自己的未来和提升失去信心,对公司失去依托感,对自己在这间公司的未来产生一定程度的绝望情绪。由此,在工作方面,为了避免老板的问责,而导致自己的损失和危险,下属们则尽可能的少出头,少承担责任,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安全角度来考虑,还得不断去寻找新的出路,也好为自己留个退路。这种态度和行为对待工作,对公司的贡献自然就得有所下降了。这样的结果绝不是管理者所期望的。 三、善于激励,奖罚分明 许多企业,组织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无论管理者如何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激励,整个企业组织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运转起来特别费力。员工所以不按我们希望的、要求的、渴望的方式行事,并不是激励不够,而是激励错了,正确的行为被忽视或被惩罚,而错误的行为被奖励。管理的精髓其实就是这样一条最简单,却又容易被人遗忘的道理,那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就该奖励别人做什么!企业赏不可虚设,当今许多企业、组织之所以无效率,无生气,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的员工考核体系、奖罚制度出了问题,无功受赏,或小功大赏,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或者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捣乱,这样企业有什么前途。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就是:人们会去做受到奖励的事情!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建立自己正确的、符合企业组织根本利益的、而不是模梭两可的、摇摆不定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奖罚手段的具体实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才能真正达到奖罚分明,激励有力。 四、真诚沟通,及时疏导 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都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表明:事物发展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它告诉我们,事物之间不仅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且还有种种发展演变的连锁效应,这就像蝴蝶扇动翅膀而产生的微弱气息最终有可能形成一场龙卷风。美国有些企业,有一种叫做“发泄日”的制度设定,在每个月专门划出一天给员工发泄不满,使下属平时积郁的不满情绪都能得到宣泄,从而大大缓解了他们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起到了调节气氛作用。牢骚效应本质上是一种沟通效应,只是这种沟通更多是在员工有挫折感时发生而己。管理学中有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管理者尽量不要让员工的情绪存在“银行”,要经常地、真诚地与员工沟通,要宽容有气度。沟通消除隔阂,交流敝开心菲,真诚融化壁垒。宽容是一种美德,宽容是我们自己一幅健康的心电图,宽容是这个世界一张美好的通行证。宽容能够拥有一个和谐、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能够有一个温馨、融洽亲密的人际关系。当前,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如同社会大变革一般的强烈震撼与冲击,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任危机等现象,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剥夺感、焦虑感、挫败感、不公正感等负面情绪也在一部分群体中滋生起来。所以领导者要学习一些管理心理学知识,对员工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有利于帮助人们解决思想困惑与矛盾,疏导情绪,保持心理平衡和内心和谐,在一个宽松、友爱、团结、优美的人文环境里面,人们心情会舒畅,压力危机自然而然的会得到释放,因此企业也会化解一系列不必要的危机。 五、正人先正己,管人先做人 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做到事事为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非你能管理自我,否则你不能管理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身教重于言教,现实生话中,领导者总是员工目光的焦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导能力,绝不是一个领导职位就能赋予的,没有追随者的领导剩下的只是一个职位威慑的空壳,也就是说,是追随者成就了领导者。追随者的培养,要从领导自身做起,凡事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道德修养,你这样做了,追随者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领导者不能自律,无法以德服人。“联想集团”在柳传志的带领下,由一个只有二十万元的企业发展为今天有上百个亿的大企业,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龙头老大,与柳传志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品格是分不开的。“联想”有一条规则:开二十几个人以上的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这是很严肃的一分钟,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柳传志也被罚过三次,其中有一次被困在电梯里,电梯坏了,咚咚敲门,叫别人去给请假,没人,结果被罚了站。如果领导做不到,就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做到。真正有经验、有修养的领导者都能够平易近人,与下属平等相处。言行必须平民化,待人随和,不要耀武扬威,故示尊严,使人觉得高不可攀,但却不能使别人产生敬畏。这样的上司不可能有融洽的人际关系,他自己的生活也会孤寂而无生气。与下属打成一片,平等相处,关心他们,理解他们,同甘苦,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下属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日本一位实业家曾经这样说,威信是从内部自然产生出来的,从一个人内在的实力和人格中自然渗透出来的。权力和威信并了是一回事,权力是即定的、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而威信则是来自下属的一种自觉的倾向,你可以强制下属承认你的权力,却无法强制下属承认你的威信。领导就是以身作则来影响他人的,一个人之所以心悦诚服为他的领导或企业卖力工作、奋斗,多数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魅力”逼人的领导人,他就像磁铁般猎获了大家的心,就能形成一种无形的影响力,从而增强组织对其他成员的凝聚力,激励大家勇往直前。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将自己看的太重,你就不会失重,不要将自己看的太高,你就不会失落。人生最大的挑战就是挑战自己,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是一种理智的胜利,自己被自己感动了,是一种心灵的升华,自己被自己征服了,是一种人生的成熟,大凡说服了自己,感动了自己,征服了自己的人,就有力量征服一切挫折、痛苦和不幸。一个管理者其精神面貌、思想崇尚、对人和事的褒贬抑扬,对企业人文环境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把握关键点,选准着力点,营造和谐健康的人文环境,使正气张扬,邪气匍匐,才能带领员工团结一心,携手前行,共树企业形象,共创企业美好未来。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不仅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吸引力,还可以为一个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干群关系是人文环境建设的症结所在,今后衡量领导干部政绩不但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社会指标,环境指标,更要注重人文指标。领导者要清楚干群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鱼水关系,领导和员工是捆绑在一起的,就像“人”这个字,一撇一捺,相互依靠,互相支撑,只有两者同时发展才能保持它的对称性,才能立起来。企业就像大海中航行的船,领导与员工如同舵手和船员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领导者只有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到工作对象的独特性,注重自身素质建设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才能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共同将我们的希望之舟划向胜利彼岸,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人文管理论文:传统文化青少年人文素养管理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大力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深度,细化精度,着力追求青少年人文素养的提升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开展实践活动,大力地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丰富活动形式,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有力地深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除课堂传授外,应开展实践活动,大力地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深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并细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度,以提升青少年学生的人文素养。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宽度;深度;精度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的精华,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熏陶和培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和英雄才俊,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得以维系,而且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 1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从整体上理解和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等。当传统文化内化为青少年的素养时,便赋予他们一定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性格,这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将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 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生力军。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也明确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青少年人文素养提升已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残奥选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以及表现在青少年中“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涌现了洪战辉、徐本禹等优秀大学生,马健、王亮等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以及优秀的奥运会志愿者群体……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的伦理道德、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基础、人格熏陶、习惯养成的培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大力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深度,细化精度,着力追求青少年人文素养的提升 2.1开展实践活动,大力地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 有效的文本(教材)或课堂教学囿于篇目、时间,未能道尽传统文化之精粹,而学生若仅满足于翻译背诵古诗文,也定然不能真正领略传统文化真味,一味下去反倒学而生厌,其结果收效甚微。鉴于此,应该引领学生走出课程之苑囿,到社会生活中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实践中感染、熏陶。从而让成语楹联、书法谜语、民风民俗伴随着灯笼、窗花、中国结一道走来,从而极大的拓展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让学生知道忠孝烈义,懂得仁勇智信,最终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从而形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 例如,学校组织游览寿州古城,那么就可以顺便要求同学们了解寿州历史,感受民族文化的璀璨;参观包公祠,可以要求同学们认识包公清廉的历史形象;攀登八公山,游览升仙台,能够让同学们想象到汉代淮南八公的风采。还有古代的文学作品,同样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绝好途径。例如,可以让同学们通过读《封神演义》最后一回,了解中国主要姓氏的起源;通过读《西游记》中提到的佛教诸神,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主要的佛经。再例如“寻访家乡的传统文化”的活动引导学生调查了解家乡特有节庆、传统习俗,传统文化艺术及渊源,可以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并初步了解家乡古代农桑文化、军事文化、工商文化、饮食文化、节令文化等传统文化形式。一场活动牵涉到这么多领域,从各个领域的角度感受家乡的传统文化。 实践活动拓展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宽度,不但使青少年知道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使他们明白这一传统扎根于民族的土壤的道理。 2.2丰富活动形式,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有力地深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青少年存在着对历史及传统文化兴趣不浓的现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青少年情感丰富,自我意识明显增强;思维认识由感性认识逐渐过渡到理性认识,求知欲明显增强;学习目的逐渐明确,学习内驱力明显增强。根据青少年这一特点,要激起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就必须使教育具有形式的灵活多样性、内容的趣味性、价值的可观性。为此,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力的深化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 2.2.1以传统文化的魅力吸引学生,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课本中,它的魅力更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眼下正兴起的传统文化解读热不正是教育良机么?于丹教授讲解论语心得,易中天教授品三国,风靡全国,妇孺皆知,相信在青少年中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一种文化有否魅力是决定学生能否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青少年,传统文化除了科学性外,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魅力。 2.2.2以传统文化与生活的密切相关激起学生探索的欲望。心理学告诉我们,青少年学生已具有较强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对事物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学习动机容易随着事物价值的判断而转移,容易把自我提高的动机放在认为有价值的事物上,而对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事物则会降低动机。而要如此,就要使学生真正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和生活密不可分,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亲自体会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传统文化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一点实践活动比文本阅读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寻访家乡的传统文化”的活动中,与有关部门合作,制作广告牌张挂在家乡显眼处,宣传自己的家乡。 2.2.3形式的灵活多样性更激起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动力。青少年学生情感丰富、外显,喜欢丰富多彩、形式灵活的实践活动。文本传授变化为有趣的灵活的活动课,在集娱乐性与文化性的活动中接受熏陶,化单调为灵活,化枯燥为有趣,化深奥为浅易,在志愿者行动、社会调查、中秋赏月等活动中增长知识,形成能力,提高素养。 学生并不是真的对传统文化兴趣不浓,而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只要我们的教育改变单调枯燥的形式,代之以灵活多样、活泼有趣、符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形式,他们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起来。 2.3重视价值取向共优化,感动青少年的心灵,着力细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度。 青少年学生价值取向共优化指的是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要注意和学生的精神、人生发展需求和谐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只有融入学生的精神世界才是有意义的。古人曰“和易以恩”,融洽的学习氛围才能促进学生的思维。故应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使其平等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观点的碰撞中闪耀智慧光芒,让每个学习者都切实感受到把古人思想和自己思考结合起来的乐趣和收获。 教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以德育人的独特而强大的功能,竭力引导学生在感受、感悟传统文化底蕴的过程中,能受到心灵的感动、人格的感化,使学生在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过程中,通过多方了解、接触,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对某一种传统文化产生的根源、发展、内涵、特点等或认同,或发问,或共鸣,或陶醉……应倡导生命与生命的平等交流的体悟学习方式。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思想渐渐摆脱浮躁,即使难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但率真的心灵却不迷失方向能勇往直前追求光明之旅。 例如:烘托传统节日气氛,丰富喜庆形式,通过包饺子、写对联、剪窗花等活动让青少年参与其中,九九重阳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义务劳动,均让青少年体验并感悟到传统节日的魅力。再例如:可以模拟百家讲坛的形式举办历史文化知识讲座,或开展文化宣传,保护文化遗址等活动,亲身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实践活动的开展应注意细化每个环节,使其方案最优化,以调动学生全身心的参与为目的。 说到底,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活动,只有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好传统文化之根,使青少年精神受到圣哲前贤思想的滋养,让他们既学文化,又学做人,帮助他们真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全面提升人文素养,我们才能完成历史、现代及未来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文化之舟才能在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海洋上吮吸着鲜活的时代气息,扬帆远航! 人文管理论文:职业院校教育管理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1引言 人文精神是人们在特定的时空内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及准则规范等,可以说是道德与理想的共同结晶。通过对人文精神基本内涵的理解,人文精神的教育与培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教会人们如何在集体利益面前放下自身的个人利益,总之以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因此,现本文以下基于对人文及人文精神概念的理解,来探讨职业院校教育管理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并且对职业院校教育管理过程中人文精神培养提出若干对策,以期为有关研究学者及院校教育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2人文的基本内涵 2.1人文的概念 根据《辞海》里面的解释内容可以得知,“人文”指的是人们所生存环境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可以与“天文”相对应,如《易·黄》中提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随后唐朝时期孔颖达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其认为这里的“天文”指的是自然规律,即自然万物应遵循的法则;而“人文”指的是礼仪文化,明确指出应用礼仪来培养人们的内在修养,并且教会人们如何正确的处理自身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先进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中,“人文”指的是文化、教养及人性,注重强调德行及智慧,尤其在启蒙运动时期,“人文”得到了高度的重视,高扬人的价值及主体性,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及思想家开始对“人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并且对“人文”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使得“人文”的内涵变得丰富起来,其中包括自由、权力、价值及尊严等。当前,“人文”的涵义越来越丰富,笔者通过总结前者研究学者及思想学家的观点,将“人文”的基本内涵概括为:追求进步与健康、坚守责任、向往真善美、尊重人性等文化,即“人文”。 2.2人文精神的概念 “人文精神”囊括了多个概念,并且概念涵义较为丰富且内容广泛,对于其概念的定义直至今日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对于其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笔者通过总结“前辈”的观念,将人文精神的概念概括为:其指的是对人身价值的一种重视,自觉地通过不断追求真善美来完善自身的内在精神,对于自觉追求真善美活动是人性的根本标志。当前促进真善美目的的实现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目标,职业院校教育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与内容都是整个社会主义教育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以帮助学生们树立良好的精神境界及提升其精神状态水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成功而言,注重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水平以及引起人们注重精神状态是当前职业院校教育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职责与任务,由此以满足《易经》提出的观点——“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用人类的内在灵魂,即人文精神教化人与滋润人。 3职业院校教育管理中人文精神的主要培养途径 3.1职业院校中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愈来愈重视在高校教育领域中实施人文精神教育工作,这是因为人文精神教育工作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水平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可以指导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总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作用。在西方先进国家,其地区高校职教工作人员认为:在学校教学活动中,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他们职责也是学校应承担的义务,因此,人文精神教育成为了学校办学的重要任务。在职业院校教学活动中,人文精神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基础,而且该院校的主要办学目的就是对个体开展人文精神教育,以期达到作用于全社会人们人们精神教育的目标[3],因此说,职业院校教育工作不仅是对个体开展的教育与培训工作,而且也是对社会整体开展教育与培训工作的,故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上述的内容可以了解到,事实上,职业院校教育工作并不是单纯为了教育而教育,而是为了能够通过教育手段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使其向着有利的方向不断地发展。 虽然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较为广泛,并且涵义较为丰富,但是其中最具有重要价值部分的就是健康的精神。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文精神中的健康具有着较高的价值,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由健康的人、健康的产品以及健康的成果等而组成的,而这些健康的人及产品等,其中的“健康”都是来自于人文精神的塑造。健康的人文精神教育不仅是职业、技能等教育目标,而且也是促进职业、技能等发展的重要辅助机制,使得受教育者在接受职业及技能教育的同时,还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影响,使其潜移默化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其逐渐对社会责任感及敬业态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于其未来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人文精神教育下的学生其在学习职业技能的时候会有着迎难而上的毅力,使其在职业岗位过程中创造更多地出色贡献及业绩,这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亨利·纽曼(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指出,健康的人文精神教育是一件好事,其教育下并不是简单地像生产产品一样,而是其产生的价值是值得每一个人追求与珍惜的,甚至这个产生的价值会作用于越来越多的人,促进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甚至有助于推动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对于职业院校教育而言,人文精神教育是该校德育教育的重要部分,其不仅有助于促进学生个体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而且还有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3.2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策略 在职业院校教育管理活动中,人文精神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有很多方面,给社会及受教者而言均带来了十分有利的影响,但是观察近年来职业院校人文精神教育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①教育者人文精神教育观念的缺失;②院校缺乏完善的人文精神教育管理体系;③教育者人文精神教育工作不够深入等,而人文精神培养教育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当前职业院校教育管理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进行探讨,由此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精神理念,从而为本校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出路。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而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也是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对象,为了能够体现出“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则需要将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关注学生的精神现状,尽可能的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情操及理想信念;另外,还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突出其主体性价值,尤其尊重学生的选择,以期完善学生的人格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其次,对当前院校的教育管理体系进行完善。由于院校承担着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高素质水平、高技能水平的人员,因此,这也成为了当前职业院校教育活动的重要任务,更是院校的教育目的,也正为如此,人文精神教育与科学教育被分割,尤其人文精神教育逐渐被忽视。虽然当前职业院校教育管理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改进,但是仍然以培养专业人才为重要教学目标,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严重缺乏人文素养水平,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学生大多数注重眼前利益与个人利益,这对于其未来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均是十分不利的。根据费希特(德国教育学家)的观点——“先树人、后树学”,注重从人文精神教育角度来对目前院校的教育管理体系进行改善与重建,以促进学生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及正确的人格观念。第三,加强对教师人文精神教育工作。由于院校教育过程中,其中的主体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而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有着指导的作用,因此,做好人文精神教育工作的关键手段在于借助教师的力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反作用于受教育者,而受教育者在将来走入社会活动中以后,其可以继而反作用于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社会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行为。 4.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上将“人文”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并且将职业院校中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叙述与介绍,最后,将人文精神培养在职业院校教育管理中的主要体现进行了综合阐述,从而使得人文精神教育工作在职业院校管理过程中得到有效贯彻于实施,由此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使其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健康成长。随着当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对人文精神培养方面引起高度的重视,有关人文精神的定义及其解释也变得愈来愈丰富,但是在侧面反映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对人文精神方面有着较高的追求,其人文精神中的内涵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认同。事实上,人文精神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为了使得该精神文化现象长期保存下去,则需要对其引起高度重视与保护,因此说,各大院校均应该对人文精神教育培养工作予以深入的认知与理解,从而更好地实施人文精神教育培养工作,由此使得当前大学生在物质时代及各种思想“横流”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得到人文精神文化的“洗涤”,使其人格及内在涵养得到健全与发展,进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作者:张建良 单位:黎明职业大学 人文管理论文:新课改人文学校管理论文 教学是学校各项工作中最中心的工作,也是管理工作的优秀,更是涉及的面、工作的量、工作的人数和对象最多、最广的一项关键性、经常性的工作。而我们校长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又始终处于优秀、决策的地位。面对新一轮基础性教育课改目标、课程结构、教材教学的改革,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的培训等,我们必须转化观念,寻求新的突破口。若要在学校真正的落实新课改的要求,校长责无旁贷地需要去带领、实践,推动其变成现实。在学校的管理中,校长的管理理念以及所产生的行为对新课改的实践状况起着直接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新课改对课程目标的重新定位、对课程内容的全面整合、对课程的实施以及评价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发现小学校长在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中已经困难重重[1]。 一、现状剖析————回首传统管理,理想与现实两重天 过去,学校管理往往偏重于制度管理,由于这一管理模式过于追求权威化、程式化、统一化和数字化,极大地压抑教师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不利于教师形成和谐的心理。同时,它还存在着以下弊端: 1、教学管理理念缺乏指导性和实践性 第一,校长的教学理念比较保守,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导致不协调。虽然现在很多小学教师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课程培训等,对新课程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教学中也想尝试着运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但有时会得不到校长的认可。第二,校长的教学理念先进,但是部分教师的教学理念却没跟上步伐或者是在情绪方面出现抵触现象,不愿意在教学中贯彻校长的教学管理模式,因而,在现实的教学中出现了不协调。 2、学校的教学评价体制不完善 我国的教育制度中,因为各种原因的影响,从古到今其教学管理工作都是以“分数”为重,导致了学校出现了片面追求分数的现象,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在新课标实施之后,不仅要求学校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校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成绩,还要注重教师的教学成绩,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教师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很明显,传统的评价机制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新课标的运用和实践;传统的考试评价机制严重的滞后了新课程的改革,加重了小学校长在教育管理各项工作上的困难。 3、小学教师综合素质的落后 新课程要求小学教师在教学的思维上和方法上都有所改变,要求教师进行独立的思考,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思维;在教学水平上要求教师具备驾驭多种教学方式的能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在教学手段上要求教师创新,并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等,进而让教师成为科研型的人才。根据以上的人才标准,当前很多教师很难达标,甚至部分教师与之相差甚远。加之畏难情绪使很多教师安于现状,很难转变自己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校长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二、模式优化——鸟瞰层级管理,落霞与孤鹜齐飞 鉴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因而,我们倡导“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是基于人的本性、根据人的身心特点以及为了人的发展的管理模式,它充分突出人的地位,把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人本管理由于过分强调以人为本,容易造成管理的随意性和软弱性。因而,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提高管理效能,营造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民主平等、团结尊重的校园环境,打造人文校园。 1、落实层级管理,组建优秀的师资队伍 实行校长负责制下的层级管理系统,在学校设立德育处、教导处、总务处。德育处下有班主任、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教导处下有各个教研组;总务处下有财务组、后勤组;此外还有党支部,下设团委会、工会。而且推行以年级组长为优秀的年级整体负责制。由年级组长负责管理级组老师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同时也推行以班主任为优秀的班级整体负责制。坚持师资队伍德育建设的“两手抓”,一是以班主任队伍为主的德育骨干力量培养,一是以学科教学渗透德育、教书结合育人为主导的全员性德育队伍建设。 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我们要想方设法调动老师学习、生活的积极性,在校内为教师积极的开展相关的文艺、体育活动,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同时还要加强对教师业务的培训,以及对骨干教师的培养,在教育上要积极的鼓励教师主动的参与再学习、再教育,在时间上给予一定的保障。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采取:指路子、压担子、出点子、想法子、做样子等的措施[3]。在工作中给青年教师足量的任务,帮助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化压力为动力,努力为教师创造锻炼的机会,以便促进他们的学习、成长。 2、倡导“以人为本”,营造轻松的校园氛围 一所学校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那么校园也一样需要宽松、和谐、轻松的环境和氛围。作为校长,得从抓学校的规范管理做起,从自身做起,在领导和教师中坚持提倡团队以及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加强师德建设,要求师师之间、班班之间形成良好的团结协作的关系。目前许多学校已经基本上形成思想上合、成员的职责分;目标上合、工作上分;关系上合、制度上分的这样一个和谐集体,这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常学校教育管理的起点是人,管理的动力也是人,其优秀依然是人,管理的成败同样取决于人[2]。面对人性化的新课教,那么在管理上必然少不了人性化,坚持做到“以人为本”,校长在管理上,既然有规范的制度,还要有人文化的关怀。在加强制度化的管理上,投入其感情。在日常的管理中,校长要深入教师中去,通过情感的感化,了解教师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及教学动态,无论是在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都要联系教师真实的想法,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教师的情感交流,以便让教师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在情感上与教师形成共识,通过情感促使教师将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去。这样的管理,才能提升教师自主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促使学校的管理达到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人文化。最终在校园内形成一种“团结、友善、和谐、轻松”的管理氛围,充分体现教师大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工作作风。 3、细化校园管理,凸显改革的长久实效 为了保障管理的规范化,以求得管理的高质量、高效益。许多校长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补充并完善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使全校师生时刻对照制度遵守并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步提升自己的素质,最终实现人管人到制度管人的跨越。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校长要坚持“严”字当头。所谓“严”,就是校长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学校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严格的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扎扎实实的做事,不攀比、不逃避;在奖惩方面同样要分明。同时也要“精”,“学校无小事,事事皆教育”,办学成功与否重要的一条就是管理有没有精细化。精细化管理不是喊喊口号、唱唱高调、出出风头,而是静下心来,夯求实效。要推行精细化管理,就要制定计划,逐步推进,从小处入手,把小事做细,细事做精;它必须有三种境界:一是“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理,处处有管理,事事见管理”。二是优化管理流程,要求每一个步骤要精心,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细,每一项工作都是精品;三是“个性化”,通过精细化管理创建富有特色学校。如果能做到以上三点,校长工作就轻松了,管理效果自然显著。 4、增强人格魅力,确保根基的扎实稳固 校长作为学校的当家人,那么就要承担起这份重要的责任,在不断的管理实践中寻找出学校新的生长点,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去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在学校的建设上,校长不仅要加强改善校内的硬件设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氛围;而且还要加强建设和培养校园内的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克服重重的困难,提升办学目标和教学水平,在群众中树立一定的威信,在工作作风上要求严谨、求实、廉洁,办事要公平、公正、公开。在学校内要充分发挥教代会以及工会民主参政、议政、监督的作用,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协调、联系。学校的行政班子要坚持每周开会,进行工作总结和部署,班子成员要始终坚持勤奋工作、率先垂范、廉洁奉公,努力提升管理效率。同时,校长在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过程中,要始终将教学摆在第一位,深入课堂了解教学现状,积极探索教改规律。 三、科研兴校——展望未来征程,品牌与人文共舞 原教育部长周济指出:“一个不搞教学的教师,算不上真正的教师;一个不搞科研的教师,成不了第一流的教师;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教师,是跟不上时展步伐的教师。”因此,作为校长,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要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在校园内树立并提倡“教科先导”、“科研兴校”的思想,为师生营造一种和谐、民主的科研氛围,以便积极的开展各项教改实验工作[5]。 1、营造浓郁科研氛围,促进学校健康发展 教师发展的最好平台就是教育科研工作。通过教科研工作,提升教师工作的水平,让教师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提升劳动的成功体验。所以,学校坚持“科研兴校”,就要把教科研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不仅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而且在浓化氛围上动脑筋。不但给在教科研方面做出成绩的老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而且要不断地给他们压担子、提要求,为他们不断地制造“兴奋点”,引导他们向新的境界发展。我们深知,只有教师发展了,学校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2、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确保教育科研活动的有效开展,学校要充实科研工作内容,定期组织学术沙龙:向教师推荐一本教科研书籍,并统一购买,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同时,围绕教育教学热点问题和学校工作实际,精心选题,精心准备。努力做到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科研课题是学校教科工作的重要“抓手”。我们要努力走“研究实践问题,在实践中研究,用实践的方法研究”之路。要求把教科研工作的成果运用到教学实际工作之中,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教科研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培养人才。 我们深知:教育教学是学校教学管理中的重点,作为校长,不仅要做好教育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在校内要坚持全面的开展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想法,让学生在学习上充分的感受到和谐、民主的良好氛围,从而促使他们积极的参与并投入到学习中去。同时,也要明确管理并不是传统式的“填鸭式”制度,它已经转为灵活式的“服务”,我们要积极推行人文与制度并举的管理,以促进全体师生的文化素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在行政管理的应用 一、人文素质的应用 首先,我们在行政管理中需要注重教师综合能力的培养.作为学校的行政服务部门,我们首先需要做好的是教师的服务工作,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各项科研工作基础研究的摇篮,所以作为服务部门,我们在管理工作中需要做好教师综合能力培养的引导工作,为教师发展和教师各项工作需要提供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对教师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互关系搞不清楚,在具体工作中,往往脱离教师和学校的实际,制定的各项政策往往不能执行下去,所以我们在具体工作中,需要了解教师的基本情况和学校的发展与学校的关系,只有清楚这些基本的东西,才能在具体工作中不会本末倒置。其次,在行政管理中需要注重情感交流.我们很多行政管理人员认为在行政管理中自要做到坚持原则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好做,实际上单纯的注重原则是根本,但是要想把各项工作顺利完成,还需要注重情感交流,作为学校,行政和教师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如果采取生硬的态度可能往往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能完成各项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能够做到情感上的交融,让管理人员和被管理人员在行为准测上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必须注重人的特点,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基本的框架内,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找到和每一个人交流的切入点,最终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其三,教师队伍的素质是人文素质体系的质量保证。同志曾经指出:“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连接着文明进步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更应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和终生学习的楷模。”教师队伍不仅需要高学历、高文化,更需要高素质和高要求.所以培养文理兼备的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才是我们加强素质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对整体教师素质的提高有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值。教师这个职业是道德含量非常高的一种特殊职业,所以我们高校培养的是特殊的精神产品;对于教师而言,教师劳动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传授学生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为人处事;教师的劳动手段也不是大多数想象的只有听过手里的教材和黑板来完成,其实更重要的是教师听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品德来感化和教育学生,甚至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对于学生的教育更为重要,所以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教师的教师和师德教育才更为重要。因此在具体行政管理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在加强师德建设,并强化教师的职业理想和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敬业爱岗和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德风范,并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做到为人师表,达到教育育人的目的.在人文管理理念下,学校应该积极的听过调研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来给教师提供各种外出培训和深造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从而达到提供教学质量的目的。因为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校和学生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另外一方面,学校还需要重视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师创新素质在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教师的人格魅力不单纯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还体现在课堂外的一些行为举止,比如说教师的学术道德水平和道德情操,表现为教师健康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还包括教师渊博的知识,所以提示了教师的文化素质,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学校的校园文化,才能促进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健康的发展。其四,柔性管理也是人文素质在管理中的重要表现。柔性管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管理部单纯依靠组织权利的影响力和制约力,比如上级的各种文件,规章制度,各种发号的命令等,还需要依靠人的心理,学校和其他单位不一样,学校更需要激发的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我们需要依赖从教师的内心深处来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内在的动力和创造精神,柔性管理认为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人还是管理的落脚点,所以对于行为,采取非强制性的管理,也是一种很具有说服力的做法,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做法可以将学校的组织意志不自觉的变成个人行为。 二、结语 总之,当前教育已经逐步走向数字化和国际化,我们要放眼世界。面对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学习世界先进的教育案例,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创新工作方法。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制定我们自己特色的教育发展规划、总体目标和阶段任务。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教学改革还面临很多问题,也存在一定风险,所以我们要有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改革尝试,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新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学校行政整理管理干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以身作则,敢于实践,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行政管理干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可以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积极性,挖掘潜力,探索创新,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收获更多教研成果。学校行政管理干部素质的提高,是学校走向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并把学习中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当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发展,以科学的规范化得管理来要求行政管理干部,才可以使学校行政管理干部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 作者:马晓锋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管理实践意义探求论文 [关键词]教育管理 人文主义 实践价值 中小学人文管理 [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优秀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细节关怀”“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优秀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探索 【摘要】 本文概述了西安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现状,分析了学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提高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水平的途径:加强人文社科研究人员队伍建设;强化社科研究政策激励和制度保障;发挥校级社科项目的示范导向作用;提升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服务水平。 【关键词】 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 一、引言 人文社科科研是实现中国梦的科学理论基础。[1,2]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等历史任务。[3]近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响应政策要求,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投身于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之中,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归纳挖掘西安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科研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努力开拓学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工作新局面。 二、理工类学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现状 理工类大学是以理科和工科为主,即以科学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为主的学校。[4]人文学科在理工类学校属于弱势学科,其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具有重要的发展机遇。清华文科的恢复和发展时间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不俗成绩,在国内外的地位日渐升高,这一点已成为全国人文社科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5]根据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规划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规划和管理,学校成立了文科建设处,它对清华的人文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清华人文学科和科研工作的发展,坚持了协调发展和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和思路,[6]所以在理工科为主的高校行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目前学校已有的10个学科门类中,人文社会学科占到了7个。同为理工类学校,清华大学发展人文学科、推进科研工作的思路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人文社科科研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1、人文社科研究起点低,底子薄学校以地矿及其相关学科为特色,以工科为主体,与文科为主体的或综合性的一流高等院校相比,在人文社科学科建设、研究水平、综合实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人文社科研究起点低、底子薄。形成工、理、文、管、法、经、艺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是学校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所以,学校人文社科学科水平、研究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对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人文社科的研究氛围不够浓厚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队伍规模较小,更多人致力于教学工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科研学术自信不足。一小部分人已意识到,改变现状的关键因素仍在于内因,即个人的挑战、突破与超越,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学校现有的研究平台和条件,无法实现自身科研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水平的突破。呈现出对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相对较高水平研究项目的申报积极性不高,项目申报中缺乏对内容质量、格式规范的精益求精的执著。 3、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素质有待增强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素质包括人员的个人素质和队伍的整体素质两大方面。在当今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部分社科研究人员对科研发展自我定位不准、学术方向凝炼不足、科研团队构建不力,不能做到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不能更好地将时代需要、国家需要、政府需要和个人的科研专长、学术兴趣有机结合,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创新理念、拓宽视野,将个人专业学科与其它人文学科、自然学科有机交叉融合。表现在项目的科研选题、课题论证等申报内容的创新和质量上,还表现在项目申报书、项目论证等申报材料形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4、高水平人文社科项目获准率不高纵观学校2007-2015年度,能体现社科研究水准的高水平社科项目的获准情况,如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8项:重大项目子项1项、一般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西部项目5项,未实现质的飞跃式的发展。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一指标,始终没有突破。在全国教育规划课题、国家艺术基金等部级项目申报获准方面也未实现零的突破。 四、加强人文社科科研管理工作的对策 1、加强人文社科研究人员队伍建设邀请校外知名专家开展培训会、报告会,加强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学习培训。举办座谈会、交流会,搭建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学习交流的平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整合资源,探索人文社科研究团队建设新模式,发挥研究团队合力。加强高层次人文社科人才引进,尤其是加大经过高层次、高水平科研工作历炼的优秀博士的引进力度。加强对获批立项的高水平研究项目的广泛宣传,对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的大力推介。 2、强化社科研究政策激励和制度保障作为系统工程,完善岗位聘任、职称评审、学术成果奖励、科研经费配套等各项规定,逐渐加大对人文社科研究的激励和引导。人文社科类项目科研经费相对较少,且自筹项目在省部级和厅局级项目立项中占有一定比例。为调动教师参与科研工作积极性,可对自筹项目和结项优秀的项目进行一定科研经费支持。领导重视,全员参与,通过单位工作考核评估和个人工作考核等导向,努力营造学校浓厚的人文社科科研氛围。 3、发挥校级社科项目的示范导向作用学校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有两类:一是科研培育基金项目-人文专项;二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项目。科研培育基金设立于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项目设立于2012年。学校抢抓机遇,把握契机,积极响应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号召,为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专门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项目。校级项目的培育、繁荣发展等功能正在逐步显现,可仍需不断探索与规划,须启动校级项目的申报政策调整以及中期、结项等项目的管理政策调整。 4、提升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服务水平以拓宽项目申报渠道、提升项目申报质量、优化社科管理服务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提升学校社科科研管理服务水平。制定、公布项目格式审查要点,严把资格、格式审查关。通过科技处网站、科大科技管理亲友团群、西科大-人文社科群、广讯通等途径做好申报信息工作。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中,青年项目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要求均不超过35周岁。年龄就是优势、年龄就是机遇。做好社科研究人员情况摸底,重点动员,分类指导。 五、结语 理工为主的大学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和提高科研的意识普遍增强,理工科的文科建设必然成为理工科大学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成为一种越来越广泛深入的趋势,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创新引起各大高校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对西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了西安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科研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努力促进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新突破、新发展。 作者:李彩虹 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科技处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和社会学的总称,与自然科学区别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自然事实,而是有人的目的和活动参与其中的价值事实,包含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在内,不可能被纯粹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只能通过交往、沟通和理解才能把握[1]。医学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即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都是人。长期以来,医院管理者重视的是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医德医风和业务技术,而忽视强化医务人员社会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对人类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如社会交往、社会工作、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研究不多、融入不够[1],对患者社会人的属性关注不多。忽视从人文社会学角度选择适宜的技术为患者服务,减少或避免对患者的伤害,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1重视人文社会学知识学习运用的意义 1.1确保医疗安全医院医疗安全管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安全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医学、管理学、人文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知识,如果简单地仅从医学角度分析评估安全隐患、处理安全事故苗头,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不能仅仅把患者当作单纯的生物人,单纯用科学技术为患者治病,还要从人文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思考,赋予其社会属性,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患者职业、健康常识掌握程度、心理状态、社会认知度等方面入手,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法,加强医患沟通,有助于减缓医患矛盾,确保医疗安全。 1.2提升医疗质量随着卫生观念的逐步转变,医疗质量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以前的扁平化已经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化,这其中涉及医疗服务、医患沟通等方面的知识内容,要求医务人员在做好医疗文书等基础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必须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融入社会学知识,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全面深入交流,完善各项签字知情同意手续,督促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设定的治疗路径执行,保证环节控制和终末质量。 1.3提高技术水平现代医学涉及到伦理学、材料学、物理学、运动学等多学科知识。而今医学知识日益普及,医患信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医师要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一方面,要求医务人员善于并重视细节的观察,把社会学知识与临床知识结合推理诊断,尊重患者权利,选择患者能够接受的、实惠准确的检查手段,提高医患信任度和诊断符合率。另一方面,医务人员通过在医疗活动中对社会学知识的运用,必须全面了解掌握医学领域新进展,从而促进自身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2运用人文社会学知识的思维方法 2.1强化对人文社会学知识的学习以医师为主导的医疗服务正受到冲击,突出表现为医患关系紧张、冲突不断,现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已形成,要求医务人员必须为患者提供全面可靠的信息,并进行解释,提供可供患者选择的服务,并协助患者进行决策。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知识,相信和尊重患者,并善于观察患者社会知识面,根据患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患者进行分阶段、多层次的针对性教育,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科学的健康观念,提高患者依从性,使其配合治疗,从而巩固疗效、防止复发[2]。作为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适应新常态,进行服务方式的彻底转变,在医疗服务中不再只有医师具有发言权,医师不能完全承担决策和服务的所有责任,必须让患者及家属了解医学的历史、现状及局限性,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和责任分工。 2.2熟练运用人文社会学知识进行医患沟通掌握社会学知识,就掌握了一种方法,医患沟通时,就占据主动。据调查统计,医患关系和谐、投诉率低的医务人员,掌握运用社会学知识越熟练,执行制度规范和风险防范意识越强[3];相反,对于社会学知识不重视或掌握不好的医务人员,往往临床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医疗服务的随意性大、医患关系紧张、医疗工作中问题发生率高。作为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需要考虑患者各方面的情况,如在详细了解患者的职业、年龄、学历等基本信息的情况下,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期望值,并耐心细致地进行沟通。因此,医务人员不但要掌握好专业知识,同时要加强对社会学知识的学习,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语言艺术、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知识并灵活运用,以适应当前医疗形势的发展。 2.3综合运用医学和人文社会学知识确定治疗方案中国的传统医学理念使社会人群对医学的认识,更多地局限在抽象的逻辑推断中,而缺乏医学自然科学常识,难以对人体和疾病进行科学的认识。我国现阶段,医患之间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一种现实存在。民众普遍存在着对医学诊疗活动过高的期望值,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医师很难做到“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这种高期望值与实际诊疗结果之间的落差常常就形成患者对医疗的不满意、不信任[4]。医学的本质决定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其中患者是疾病的主体,是医疗服务的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理应参与到自身疾病的诊治决策中。随着医学知识的爆炸、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类信息更是唾手可得,患者通过上网查询等手段就可以获得较高质量的医学信息和较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的权威性,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淡化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因此,医务人员要主动向患者介绍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愈后情况等医疗知识,与患者交流,给患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并在达成共识后切实按照规章制度落实医疗服务。 3加强对社会学知识的更新实践 3.1关注人文社会学新进展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疾病的认知越来越多,对健康的重视和医疗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医院却一味停留在原有的服务模式下,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面临淘汰的危险。因此,作为医院管理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关注人文社会发展动态,加强人文社会学知识的更新,转变发展理念,并及时掌握运用于医院管理,才能确保医院的持久发展。 3.2重视医院人文建设良好的医院人文建设是医院管理者必须始终重视的内容,其优秀是解决“为谁服务”问题。坚持以患者为本,提高医务人员素养,营造和谐交往环境,确保技术提升和医疗安全。一名出色的医院管理者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关注医院人才学科、设备设施和技术服务等内容外,更应关注医院的人文内涵建设,用文化凝聚人心,用文化引领创造和谐、安全、舒适的医疗环境。 3.3实践应用社会学知识实践证明,社会学知识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专业理论学习,要把社会学知识学习作为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定专门机构实施全员培训,丰富医务人员的心理学、伦理学、经济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人文社会学知识,把所学灵活运用于临床思维,切实提高人员专业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要完善各项谈话签字、知情同意等医疗文书内容设置,建立监督检查和考核办法,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定,减少医疗差错事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医院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颜晗 单守勤 单位:济南军区青岛第一疗养院 人文管理论文: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论文 现代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是具有独立人格,有基本权利,并且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基本义务的人。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每一个公民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起码的义务,做一件事要有起码的道德规范,遵守起码的法律,行为要有一个底线。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和昆体利安都认为,对公民进行人文精神的培训能够引领整个社会,能够让公民理解并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学习一批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体现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著作。学生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精神教育致力于培养道德品格、灌输社会价值观。到18世纪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从而能够逐步灌输“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则,爱国、仁慈、普遍的善,清醒、节约、纯洁、适度和节欲以及其他能让人类社会更加美好并赖以建立共和宪政的美德”。 在美国,二战以后的工业化扩张呼吁高等教育要变得更加实用。这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认为人文学科课程早就不可救药地过时了,无法再适应现代美国人的需要。有些人为传统课程辩护,认为它们仍然是一种有助于培训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开发通用知识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对技术专业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科应该承当起打造“全面发展”之人的角色。在管理教育的早期,人文教育被人视为美德和道义的堡垒。但是,二战以后,旨在强化分析型和技术型技能的专门化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脱节的后果。管理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一些职能块上的受教育者,他们对于自身对整个社会所应承当的更广泛的责任一无所知。人文精神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中教育角色变化的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提出通过大学教育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因此消费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随着教育的目的从打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为人们提供具体的与雇佣相关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有所斩获,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进行的有关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揭示了管理活动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质。在明茨伯格看来,所谓的白领,与泰勒笔下使用铲子的工人一样,都是其时代的奴隶,异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级赋予的任务掌控。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内西在题为《加强管理规避经济衰退》一文中认为,管理学教育一味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最终产生“一个错误而又浅薄的观念,使得专业的管理者,其实是‘假专业人士’,错误地以为自己贸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过推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利用投资组合概念和市场驱动策略这几招就能够成功地经营好该公司”。随着股东价值和短期财务结果成了公司业绩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驱动哲学充斥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对商学院的影响逐渐增强,理论主导了MBA课程。通过建立一家公司,所有者可以享受因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带来的利润。 但是当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时,委托—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所有者没有亲自去监督管理者,他如何才能知道管理者是在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存在着股东—董事会—经理—工人这样一个委托—链条。根据理论,股东是委托人,公司的管理者是人,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往往存在冲突。根据现有的激励理论,要有效地调和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要设计有效的激励合同。研究 委托—的目的是科学设计激励机制,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导致激励问题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人的行动难以观察:委托人只能观察到结果,不能观察到行动,因为有外生要素的干扰使得结果不能准确地测度努力程度,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行动”问题;二是人的类型不能准确观测,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信息”问题;三是人风险厌恶程度不同。人存在三种不同的风险态度:风险爱好,风险中性,风险规避。典型情况下,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得到股权和其他直接与利润相关的奖金。尽管支付给大公司CEO巨额报酬存在争论(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下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薪酬方案),但是,现代经济学认为,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对股东和CEO都是有利的,而且减少CEO这样的报酬可能减少公司利润。按照以上逻辑,管理者对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诚感,相反,他们视自己的工作为由市场驱使的完全的交换行为,不带有任何道德成分,不包含任何信托责任。借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公司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得带着自己的大砍刀来。”这一市场驱动一切的理念也渗透进了商学院,MBA项目也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相互厮杀,将希望入学的学生视为潜在的“客户””。成为一名MBA学员不再是为了掌握某些技能或者学会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相反,其目的变成了拥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校友关系网。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这标志着“信息社会”终于名副其实。在现代管理中,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从以往局限于少数象牙塔之中的学术精英圈子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但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在其新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中所指出的“:大数据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它使得目前用以保护隐私的法律手段和优秀技术失去了效果。”“在一个预测的时代里,人类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点不可轻视。我们不仅需要承认个人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还要强调个人应为自我行为承当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将价值观看得比技能、战术或各门学科更加重要。他坚信,人文精神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守护者。尽管德鲁克从来未曾公开地揭示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是,他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这一理念还是将人文学科培养道德品格的理想与管理学培养有效领导者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认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有着透彻的理解,能够在制约权力滥用的同时,将组织里的人培养好。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尽管人性本身是不完美的,但是由人组成的组织必须努力创造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杜维明先生指出:“说中国传统中的‘儒’的概念,在当代近似于人文科学的学者,也许并不牵强。”①他还指出:“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诚然,我们无可逃避的是人,并且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从美学意义上看,成为人却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审美上的精致化、道德上的完善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深化。”②笔者亦认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可以认为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康德指出“,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一种存在”。③按康德的看法,人之外的动物只须以本能的方式来运用它的天性,无须像人那样经受教育的过程。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腾文公上》)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知善,以便进而择善。孔子更是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到达“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地步。孔子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可见,从“人的完成”这一方面看,教育不仅涉及知识的接受与传授的问题,而且与德性的培养相联系,因为道德是社会能够维系、延续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秩序的建立无法离开道德的维度。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残贼,淫乱随之升起,“正理平治”之社会生活难以实现。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其实,荀子的思想与孔孟思想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为正是人性本恶,才需要不断修身,才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所以,孟子重心体之仁的呈现发扬,荀子重礼教之善的潜移默化。前者讲究“集义”,后者讲究“积善”。 荀子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这句话无异于儒家所强调“择善固执”才能成就圣人。儒家一方面重视礼乐所形成的外在规范,另一方面强调人性本有的内在要求,然后兼顾内外,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也有责任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以经验事实来说,我们发现:人间有善行也有恶行,人有行善与行恶的自由,同时,行善使人心安,行恶使人羞愧。以理性反省来说,这些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个人的快乐在于心安理得,群体的和谐在于大家行善避恶,因此,人性要求也是向善的。从理想途径来说,如果肯定人性向善,就要多做存养省察的工夫,让个人内心的指示清楚呈现,同时还要妥善安排道德教育,使大家乐于遵守外在既成的规范。儒家的人性论因此成为我国道德思想的主流。这套人性论常被称为“性善论”,其真正涵义则是肯定人有“善端”(《孟子•公孙丑上》),需要努力实践,以成就善的行为。换言之,人性是向善的。孔子是主张人性向善的,如孔子在描述有德者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功效如下: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2.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3.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中国历史上对人文教育的作用一直是非常肯定的。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详细论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政治观,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和目的。在他的学说中,政治生活是人的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同样适应于现代管理。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教育往往有空洞说教之嫌,重做人轻做事。在孟子看来,做实事是“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经典也很少有教人做实事的内容,相反,倒不乏鄙视做实事的人的言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须““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由于儒家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劳心者只务虚言,干不了实事。劳力者能干实事,却尽是文盲。这种社会的手和脑严重割裂的传统一直贯穿中国整整两千多年,直到西方人用手脑合作造成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人这才逐渐觉悟到中国传统教育手脑割裂的大祸害。在科举制度背景下,中国人的知识指向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因此,起码从制度化儒家建立的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灌注这种思想倾向,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马克斯•韦伯对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④但是,科举制度这种只注重人文知识培养的理念在西方的经济强势面前,很快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在鸦片战争的屈辱面前,已经日趋腐败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知识倾向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儒家所着力培养的人才根本无法应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校,引进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成了维新人士首先考虑的事情。正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因此,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教育模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格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地把人生意义的指针指向了权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能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无不围绕着权力转,这当然也与中国的皇权和科举制度存在必然的联系。黎鸣指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人类中典型的官场化社会。社会中的一切,无论官场、市场、情场中一切人们的活动,无不受到私有化的专制权力的威慑。”⑤权力垄断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除了听命于大人、圣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圣人孔子、孟子本人也都成了权力的工具。这样,中国的人文传统被权力裹挟,人文精神被权力阉割。因此,当代人文精神的培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挣脱传统文化的桎梏。人文精神的培养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先秦时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可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但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这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中国的皇帝是金口玉言,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劳作、吃饭,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允许有异议,只能绝对服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早就丧失了原创力。哈耶克认为“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地运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按照自己的良心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情感能够赖以培养、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以及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实质。”故此,哈耶克一直相信“:自由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而且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 ⑥如果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商业伦理缺失和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做出决策时才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也才能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社会商业伦理的缺失,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把自由当作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私人领域、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一论辩的逻辑就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不断提高。而法治首先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我们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又不容易受约束,权钱交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发生,法治还不够完善,这才是社会商业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人文精神尽管无法成为治愈现代管理实践之病的神药,但是还是能够使身处权力岗位的人重新关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品格问题。通过重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联系,能够为现代管理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现代管理强调人文精神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之人,因此,现代管理实践需要解决有关人格发展、美德和价值观之类的宏大问题,还要理解我们作为人无法实现亚里斯多德关于德性行为所提出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提高、有所进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管理技能和方法的培养以及专业技术的培养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优秀价值观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传授,这是教育的两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现代管理教育也不例外。现代管理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专业化。博弈论、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云计算等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管理教育和管理实践中重视人文教育,能让我们的管理者理解“我们的决策背后的终极价值观”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当然还包括提升他们说服他人的辩论能力。人文教育对品格的培养和对美德的塑造使其成为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不只是关乎技术和数据。但人文精神的培养又不能只是通过空洞的说教,而要与现代管理技能的培养和具体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的培养更多地需要示范来引导,因此,道德典范的示范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孔子要求“见贤思齐”,也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有德性的人(贤人)时,就要考虑怎么向他看齐。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要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正义(道德)的层面,我们就要“像正义的人”那样去做。这就需要在现代管理教育中加强案例研究和使用案例教学,通过典型的案例来传播和彰显现代管理中的人文精神。 在德性培养过程中,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引导和涵养。引导主要表现为个体之外的教育、指引,它更多地体现社会的影响和社会的约束。比如,社会逐步摆脱权力指向的文化,逐步形成尊重财产权、诚信、平等、自由的现代商业文明。涵养主要是个体自身的体验、反省、觉悟,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实践逐步形成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和良好品质。外在的社会影响和约束以及自身的体验、涵养在广义的德性培养中相互关联、彼此互动。进而言之,人文精神的培养涉及美的品格的形成。在美的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又涉及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在美和真的关系中,一方面,真隐含着美;另一方面,美往往体现真。美和善内在地相互联系,一方面,它体现了道德上崇高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以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美感。宋明理学家常常讲“圣人气象”,其中便包含形之于外的人格美。杨国荣认为,从中国思想史看,相对而言,道家比较强调“美”和“真”之间的统一,儒家则更注重“美”和“善”之间的互动,所谓“美善相乐”。⑦中国人还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文精神,因此,还需要“启蒙精神”继续在中国萌芽、生长和铺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还必须创造性地培养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来构筑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作者:胡少华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工商管理论文 一、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具备一定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一)搞好人文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高 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工商管理前沿理论和专业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所以,管理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围绕人展开的,而人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培养管理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科学性,只关注学生技术性实用性的知识。 (二)多种因素造成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较低 社会是造成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关键原因,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功利、理性、物化,个人利益的追求、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某些层面缺乏人文价值的导向,导致物欲至上,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例如由广州的廖勇等对82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存在“人生目标茫然”“人生支柱物质化(权力、金钱)”“信仰危机”等严重的思想问题,以就业为终极目标的功利和短视培养模式造成对人文素质培养的形式化。 二、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思路 (一)充分认识工商管理专业特点,转变办学思想,以培养具有厚积薄发能力的人才为己任 张杰认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商业道德、终身学习的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因此,高校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沉住气,抛弃企图“立竿见影”的办学思想,拿出“百年树人”的气魄,在强调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诚、信”等价值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辅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管理人,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的高校,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承担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以多种途径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首先,应该解决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问题。只有学生认识到了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养成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意识,外界的努力才能有效转化。除了社会家庭的努力以外,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尤为重要,辅导员也好,授课教师也好,应有意识地帮助学生了解进入大学的目的和大学学习的特点,引导学生正确利用课余时间;避免大学生以简单的“实用”标准来判断课程的重要性,忽视一些文、史、哲、艺的课程,完全倾向于技能学习和业务学习的短视行为。同时,高校应尝试多种途径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高校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调整学科、专业及课程结构,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一般来说,工商管理教育主要应涵盖六大学科:分别是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含贸易)、外语学科、人文学科、工程技术学科、法律学科,有些学校课程总量达到45门。为了完成现有的教学任务,增加或者大幅度调整课程结构不现实。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体系,在讲授业务知识的同时,嵌入人文知识,内化人文精神。以教师自身的人文修养影响学生,以先贤哲人的精神激励学生,做到润物细无声是较可行的办法。二是建设校园文化,深入开展文化知识讲座、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体验式的人文素质教育。优美的校园景观、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本身就是对学生人文气质的最好熏陶。用充满艺术气息的摄影展、绘画书法展览来宣扬高雅的审美意趣;用各种晚会、体育比赛、演讲活动、读书活动来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休闲方式;用各种高水平的、生动有趣的讲座来提升学生的人文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眼界;用宽阔静谧的图书馆和网上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自己学习和提高的可能性……就像江西理工大学的胡龙华在长期的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工作实践中提出的KEP模式:大学生人文素质养成的三个主要环节,即人文知识教育(knowledgeeducation)、人文环境熏陶(environmentaffect)和人文实践升华(practiceimprove),顺应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起于知识启迪精神营造氛围实践升华止于境界的内在规律[4],综合应用各种方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作者:卜鸥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工商管理专业论文 一、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具备一定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一)人文素质教育是对大学生基本的人文关怀 大学生首先是社会公民,而人文素质是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专家。”人文素质教育以人为对象,它是人通过各种途径将人文知识进行内化而形成的。以人文精神为优秀的内在品质,是一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并进一步成为人才的关键因素之一,人文精神实质是人类自我关怀,是自尊和尊重他人的价值,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理想的关注。 (二)搞好人文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工商管理前沿理论和专业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所以,管理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围绕人展开的,而人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培养管理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科学性,只关注学生技术性实用性的知识。 (三)多种因素造成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较低 社会是造成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关键原因,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功利、理性、物化,个人利益的追求、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某些层面缺乏人文价值的导向,导致物欲至上,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例如由广州的廖勇等对82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存在“人生目标茫然”“人生支柱物质化(权力、金钱)”“信仰危机”等严重的思想问题,以就业为终极目标的功利和短视培养模式造成对人文素质培养的形式化。 二、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思路 (一)充分认识工商管理专业特点,转变办学思想,以培养具有厚积薄发能力的人才为己任 张杰认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商业道德、终身学习的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因此,高校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沉住气,抛弃企图“立竿见影”的办学思想,拿出“百年树人”的气魄,在强调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诚、信”等价值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辅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管理人,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的高校,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承担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以多种途径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首先,应该解决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问题。只有学生认识到了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养成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意识,外界的努力才能有效转化。除了社会家庭的努力以外,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尤为重要,辅导员也好,授课教师也好,应有意识地帮助学生了解进入大学的目的和大学学习的特点,引导学生正确利用课余时间;避免大学生以简单的“实用”标准来判断课程的重要性,忽视一些文、史、哲、艺的课程,完全倾向于技能学习和业务学习的短视行为。同时,高校应尝试多种途径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高校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调整学科、专业及课程结构,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一般来说,工商管理教育主要应涵盖六大学科:分别是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含贸易)、外语学科、人文学科、工程技术学科、法律学科,有些学校课程总量达到45门。为了完成现有的教学任务,增加或者大幅度调整课程结构不现实。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体系,在讲授业务知识的同时,嵌入人文知识,内化人文精神。以教师自身的人文修养影响学生,以先贤哲人的精神激励学生,做到润物细无声是较可行的办法。二是建设校园文化,深入开展文化知识讲座、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体验式的人文素质教育。优美的校园景观、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本身就是对学生人文气质的最好熏陶。用充满艺术气息的摄影展、绘画书法展览来宣扬高雅的审美意趣;用各种晚会、体育比赛、演讲活动、读书活动来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休闲方式;用各种高水平的、生动有趣的讲座来提升学生的人文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眼界;用宽阔静谧的图书馆和网上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自己学习和提高的可能性……就像江西理工大学的胡龙华在长期的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工作实践中提出的KEP模式:大学生人文素质养成的三个主要环节,即人文知识教育(knowledgeeducation)、人文环境熏陶(environmentaffect)和人文实践升华(practiceimprove),顺应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起于知识启迪精神营造氛围实践升华止于境界的内在规律,综合应用各种方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作者:卜鸥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艺术学类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HT5”,5SS][KH*2]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自省与突破: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优秀,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优秀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优秀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优秀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类论文: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优秀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优秀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优秀,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优秀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今年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首先应该感谢文化部、教育部对艺术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功绩。我们的论坛,一届又一届地呼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一届又一届地论证这个问题,终于获得了上下各界的一致认同。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众所周知,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90周年诞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我们要以此为着眼点,以提高全民族的美学修养和鉴赏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出发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地审美地把握艺术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这是艺术教育的幸事,也是全民族的幸事。 我认为,所谓从文化自觉到艺术自觉,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自觉认识艺术和艺术教育在坚守全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功能。 孙家正同志再三讲,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艺术亦如水,是流淌在民族肌体里的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化软实力。文化和艺术都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艺术究竟具有什么独特功能?它与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相提并论,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一个脱离了艺术教育正确轨道的民族,乃是一个不健全的民族;一个善于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并且彰显艺术的自觉功能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应该站在新的时代高点上,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认识艺术的功能和作用。钱学森是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交汇峰巅上思考人类面临的新课题的大师。他力倡学科技的人也必须学点艺术。这不仅在于艺术可以开启人类右脑的形象思维和想象能力,更在于可以培养每一个人的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感情,这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下,如果我们的国民缺失了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事。所以,每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艺术学科建设好。 第二,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都是毁文化、毁艺术的。高等院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科建设要科学揭示艺术各门类的独特规律,要对形形色色背离艺术独特规律的盲目做法发出科学的批判的声音,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艺术学科下支的5个艺术学科几个门类学科规律真实、深刻、完整地总结出来,然后变成广大艺术工作者的一种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南。 恕我直言,时下打着创新的招牌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时有所见。比如对待改变了自己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是否严格遵从艺术规律?就很值得反思。一个敬畏自己民族重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构、颠覆、戏说重要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我们应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带领自己的人民小心翼翼地走进历史,认认真真地感悟历史,老老实实地从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里获取历史营养,此乃正道。而万勿反过来借历史人物的英灵包装明星,通过炒作,赚取票房,堕入鲁迅先生当年所反对的“名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一瞑之后,注家蜂起,借死尸以卖钱”的泥潭。 第三,要自觉承担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作为高等艺术院校,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鉴赏现状,不能没有科学指引。我们应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发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科学声音,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要倡导艺术家永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科学观和忠于人民的艺术家的良知和艺术操守,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地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其次,在艺术自信上,我也体会到―― 第一,我们要坚持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充分自信。我们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如何用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对我们艺术学科也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当然提倡民主、和谐、公平、幸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要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永恒的魅力充满自信,有的人不仅不自信,反而自卑,千方百计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我们艺术高校的老师应充满自信感和自豪感,我们从事的是人类灵魂精神世界重要建设的一项工作。对我们先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艺术形象,万勿采用颠覆、戏说、解构的手段。所有的经典作品,我们都可以改编创新,但要有原则,必须是按照经过历史、人民检验的,由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有生命力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道德准则,顺势方向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那种反方向、逆势方向的解构、颠覆和拆卸。如果那样做,中华民族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艺术之根。须知,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厦,是靠一部部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筛选的经典作品为支柱而矗立起来的。解构、颠覆、拆卸下这些支柱,大厦就会坍塌。这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所以,我们艺术学科建设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艺术主张和美学理想。 第三,应坚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充满自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领导人民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要充满自信。这是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不能也不应去颠覆、解构这种红色文化。 第四,我们要具有开放的视野,对别的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要充满自信,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坚持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过程,就是将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与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营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交融、整合、创新,从而创造出既富民族精神,又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仁义道德的底线的基础上来建构。 艺术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说到底,就是为现实社会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令每一国民身处其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心灵滋润、灵魂提升、精神提高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所以,我要反复强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提高,搞艺术把人的心境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果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让文化“化钱”,让艺术止于养眼甚至花眼乱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社会就会堕入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要恳切地呼吁,所有高等院校,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共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我们有三支大军。一支是我们的单科专业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的奠基者。第二支是以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的艺术院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他们配备齐全。优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第三支,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他们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三支大军,应该各扬优势,互补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教育的特色,大家都做了很多遵从规律的扎实工作,比如,东南大学就不断出版《艺术学》的不定期刊物,又如上海大学出版关于艺术学建设方面的丛书,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些工作,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音乐文献集成》,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中国需要这种为了民族的艺术学术建设踏踏实实,做艰苦浩繁的、享受孤独的工作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古典的文献全部集成起来。这一群学者潜心治学,享受孤独。相比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我更崇敬这些学者。曹意强教授编的《美术》学刊,长期以来就在这方面进行学术积累;傅谨教授在中国戏曲学院,以一人之力团结了多少同仁,对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很多水到渠成的贡献。这种工作,才是真正的艺术理论,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艺术之星”。 我们从事文化建设,包括艺术建设各界的同仁,应该懂得,文化建设的规律在常态,而不在非常态。所谓在常态,就是要靠艰苦细致的日积月累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来到了云南。这次文化部委托我参加评审国务院出台的特需人才培养的博士项目,云南省委提出了“两强一堡”――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桥头堡。云南是面对东南亚的桥头堡。从这些特殊需求出发,他们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两强一堡”与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课题项目,就是一种特需人才,这不仅对云南有益,对整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民族的团结都有意义。 此次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工作非常细致,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顺利召开此次论坛。让我们敞开我们的思维,为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出谋献策。所以,我们更应该团结,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团结,进而愿三方面的艺术院校团结,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我们要尊重在艺术学科的建设中长期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一些院校。没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艺术学升门类是不能实现的。这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艺术的一种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大家都围绕着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这个着眼点,把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既培养高端人才又能让民众都获得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使中华民族富于想象、富于创新的思维传统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扬。 (注:本文节选自仲呈祥在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 摘 要: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促使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目前,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其中又有不少理工类院校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然而,伴随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文章在此背景下,针对理工科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在定位发展、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多个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途径提供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困境;发展途经 作者介绍:文雅(1986-),女,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教育;杨婷(1975-),女,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对我国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编号:14YS02),主持人:文雅。 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直接造成了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能够与之相互支持的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综合性大学中,不少理工类院校处于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其办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理工类院校传统学科的专业教育对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优势,然而,在面临出现知识体系无法解释相关问题的困惑时,艺术教育所培养的感性认知能力通常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工科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是期望学生利用从艺术教育中获得敏锐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动力和源泉。其次,根据理工类院校自身发展的的学科特点和需要,开办艺术类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对其他学科内容进行补充,从客观调整文理学科的比例,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学科之间的互补与交叉性。再次,工科背景下艺术学科的办学模式在专业教学、学科发展及建设等方面更易于开拓新的思路,创建学科品牌,为其在艺术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式根据时代的变迁正在发生转变,以往的应试教育体制已逐步向素质教育体制倾斜,在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是我国对创新型复合人才的素质教育要求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虽然大部分理工类院校都成立了艺术学院(系),开设了相关的艺术学科专业课程,但是,随着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大规模理工科院校重复建设艺术专业,使其尽管在建设规模与教育模式上有所区别,但大多数的院校在学院系部设置、教学手段、师资来源、学科和专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矛盾一方面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如何探寻破解之道,走出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是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相关人员急需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自1952年全国进行一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从综合性大学设置的艺术学院中拆分出来的单科艺术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另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以1983年厦门大学设置艺术学科,开办艺术专业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成立的艺术学院。如:1997-199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立艺术学系或艺术学院,随后,2001-2005年,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也陆续成立艺术学院。至今为止,除中山大学之外,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都成立了艺术学院或开办了艺术专业。 在上述的第二类院校中,不少综合性大学都是工科类作为强势学科的理工类院校。原本,在理工类院校开办艺术学科的初衷是处于学科结构优化及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然而,由于理工科院校长期以来受到“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艺术学科的建设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艺术专业的从属地位,直接影响了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进程。目前,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点困境。 (一)办学定位模糊不清 学科办学定位则与学科所在地域的相关资源、社会人才需求和所在学校师资特色、科研力量相关,它确立了学科培养什么类型人才、怎么培养、培养目标等。理工科院校开办艺术学科从动机上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学科结构的优化,推动学校素质教育,二是“艺考”带来的丰厚利润可以作为学校增长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对于理工类院校来说,艺术学科的建设首先是定位于为理工类专业服务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在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履行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 目前,国内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在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与专业的艺术学院并无差异。比如: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课程设置的参照对象往往是专业艺术学院。这样直接的影响是使其学科专业很难依托于学校的优秀资源摆脱专业艺术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尤其在课程设置上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课程体系不合理,各门课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关联性,无法设立出属于本校特色的艺术学科专业。学校的办学定位与艺术学院(系)定位的不相一致性,是一些院校的艺术专业迷失办学方向的主要因素。 (二)专业发展受到限制 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专业的动机及定位的困惑,直接反应在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国内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艺术设计专业为主要学科专业所成立的艺术学院(系),一般来说,在专业的设置上通常由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作为主要专业方向。如: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他们最早源于学校原有的建筑学科。第二类是由综合性艺术学科专业所组建的艺术学院(系),如笔者所在的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理学科为主的学校,2006年从原有土木学科分支出环艺设计等相关专业,与人文学院分支出的音乐学专业共同形成了艺术学院的主要学科专业方向。以目前艺术学科专业设置的比例上来看,相较于音乐学专业,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大多是从机械类相关学科衍生而来,因此,在各大理工科类大学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较大规模。 事实上,艺术专业自开设于理工类院校之后,便受其院校和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制约。一方面,在工科院校中,由于艺术学科专业不是传统优势学科,也不是重点专业发展方向,加上专业的设置常常由筹建艺术学科专业的专家根据自身所从事的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建设和管理,因此在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及办公场所等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师资来源及学生就业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艺术科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从招生方面来看,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招生在生源逐年减少的状况下还要与专业院校争夺生源。而在就业方面,由于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设置的社会认知度不高,难以与专业院校相抗衡,再加上目前市场的人才过剩的局面,使得艺术学科专业在人才输出上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形势。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正逐步影响其专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开办的艺术学科专业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后,由于无法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艺术学科,已出现了逐渐衰败的困境局面。 (三)师资配备结构失调 武汉大学表演研究所所长彭万荣先生在《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文中对2008年重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师资做了一个初步的数据统计。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在总量上存在这明显的不足,尤其是艺术学科带头人的普遍匮乏,严重制约了所在大学艺术专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教学需要与教学评估需要是目前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师资压力的主要来源。前者是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运作,后者则是从师资结构上来考核专业办学的规模[1]。 相对其他传统学科,艺术学科在国内的硕士和博士点为数不多。目前,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已成立了专门的艺术学院或机构,但是,在师资来源上与一般专业院校并无差异,并且在学历和职称上也普遍偏低,造成了师资配备在学历结构上的不合理。与此同时,作为教学的主力,年轻的讲师和助教在教育观点和意识上能够为艺术学科专业注入新鲜血液,可是,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在教学经验上严重不足,而自身业务能力也难以担当与其他专业相匹敌的学科建设的重任,因此年轻的教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没有归属感,从而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当然,为了完成教学评估或学科建设工作,大部分理工类院校也会对师资结构进行调整,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高薪从兄弟院校引进与艺术学科专业相关的教授或专家,或者是直接将从事相关专业实践活动的专家经过岗位转换成为高级职称。这样的做法虽然扩大了高级职称教师队伍,弥补了师资年龄结构上的缺陷,但是,前者由于年龄偏大,容易产生对学科知识补充和缺乏热情与动力的问题,后者则是因为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使得转岗教师无法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性质,准确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艺术学科专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左右着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也就为其长足发展埋下隐患。 (四)教学管理难以进行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理工科类艺术教育与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办学形态和办学模式。理工类院校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机制,同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就艺术自身的创作和艺术教育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艺术学科专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教学管理、课程编排、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校自身的管理模式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我国艺术学科专业长期以来所执行是专业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如果硬性的将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嫁接到理工类院校上,也就加大了管理机构的工作难度。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理工类院校已经意识到过于理性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在客观上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在努力探寻艺术学科专业特殊性与理工类院校原有的规范性相结合的教育管理,而至今通用的办法一般是实施院校两级管理,下放部分管理权力到艺术学科专业,同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向性,但是,从目前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困境。 二、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的发展途径 加强艺术学科专业特色与创新教育是我国各大高校提倡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工类大学也必须同样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办学的优势,改进和完善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形成学科专业品牌。笔者基于当前理工类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现状所面临的问题,结合当前艺术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发展途径提供几点建建议。 (一)明确学科办学定位 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艺术类专业只设置在特定的艺术院校内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和互补的办学思想。在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立所体现的办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二是依托于高校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结构。 首先,从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来说,艺术学科专业的开设首先要突破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大力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本着培养高校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对理工类大学生进行艺术学科专业中的通识性教育。例如成立“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针对全体学生在艺术设计或音乐审美等学科进行常识的普及性教育。另一方面依托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技能培训,承办校园艺术文化活动。比如以艺术学院为承办方,艺术专业学生社团为主体,策划和举办类似于“艺术文化节”等相关艺术展演活动,既可以推动工科院校人文环境的发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其次,从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的角度来说,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实际上是国内交叉性学科兴起的必然产物。因此,在艺术学科的办学定位上,必须重视其学科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一定要依托于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利用学科交叉的背景,培养创新型艺术专业人才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专业设置以高校自身强势学科作为支持,创建学术品牌。如在交通类工科院校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开设通常是源于土建、机械等工科专业(如作者本人就职的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最早源于土建),从学术积累和学识品牌的角度考虑,其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必须与交通领域紧密相连;(2)在教学体系中,不仅要重视艺术学科专业中,同时也要重视相关学科诸如: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应区别于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中单一的专业教育,强调其它交叉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相关学科知识纳入必修课程体系。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一直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单方面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要求。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将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艺术表演和设计型,主要方向是培养艺术家,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北京舞蹈学院及地方性专业的艺术学院开设的艺术表演和设计专业。第二类是艺术教育型,主要方向是培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如诸多师范高校所开设的艺术学科专业。第三类是消费市场型,主要是培养商业或市场流通领域的专业人才。在这三类人才培养方向中,第一种类型较为集中,第二种类型较少,第三种类型几乎是空白,而这一类专业的人才正是目前社会急需的,也是理工科类大学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由于它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索消费者、(艺术)商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经济、技术、社会、人文等方面,因此在专业设置及培养模式上必须区别于前两类。 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该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优化课程教学模式,依托于理工类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注重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理教学理论、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避免传统夫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式的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与课程讨论环节,形成教与学的互动。二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开设专业和设置课程。目前,国内市场对于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型、管理型、交通型等等。因此,错位培养艺术学科专业人才,是理工类院校可以考虑尝试的途径。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在尊重基本的艺术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将艺术策划、艺术传播、艺术营销等新型应用门类作为主要教学研究内容融入艺术学科建设,同时以案例调研、专业实习和媒体技术运用作为特色教学手段,依托于学校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学院、艺术团体及公司建立广泛交流合作,积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门,如各级政府文化芝术管理部门、各类艺术院校教育管理部门、各类表演艺术团体、设计公司、影视业、演出公司、群艺馆等部门输送优秀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三)调整教师配备结构 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大部分由于学校办学起步晚,经验不足,而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开设专业又较为全面,包括有艺术设计专业、动画设计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广告策划等专业同步进行使得师资队伍建设无法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需求。大部分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师资力量受到专业特点的限制在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为了能在理工类高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中形成合理的阶梯式师资结构,必须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两方面双管齐下。 出于实际教学和教学评估的需要,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方面要着重于建设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则是在师资结构的角度上考虑办学的规模和学科建设方向。因此,从兄弟院校引进具有高职称的教授、副教授,在职称评审政策上区别于工科专业要求,根据专业特色给予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加大力度培养本校讲师、助教,使其合理师资年龄结构在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上合理搭配等,都是调整师资结构的良好途径。 此外,根据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科专业特色的多元化特征,针对“本土”艺术教师,可以考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模式。一来在科研上易于形成综合性的专业团队,完善学科的发展;二来在教师实践教学中,利于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的学习能力,使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能够精密结合,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这里所提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是教学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保证方面,二是学科建设的科研管理水平,主要针对科研团队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学科建设产生的影响。 艺术专业原本属于应用型学科,然而在理工类院校背景下其学科的建设是无法避免其教学型和研究型的特点。从教学管理上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学科特性,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形成了自由化、随意化的倾向,教师教本的老旧,随意教授内容,更改教学时间,学生自由散漫,迟到旷课及上课睡觉等陋习已普遍存在。原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教学活动,常常被分解为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个单位。为保证艺术学科专业教学质量,在教学管理上,需要严格按要规章制度落实日常教师的上课、调课、听课和查课工作,对于教学事故要查明原由,公平处理。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应该形成相匹配的联动机制,共同了解和管理学生的上课情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需及时记录学生的考勤与课堂教学情况,并同时将相应问题反馈给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辅导员及时对学生做相关工作。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相互协调,通过高效、严格进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 此外,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十年来,综合性大学在艺术学科建设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日渐隆厚,甚至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与单科艺术院校并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推出了不少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越来越多的艺术界学术精品、学术大师相继在综合性大学中产生,从艺术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取得这样的成果与他们学术团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工科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建设可以借助其严密、规范、有序的学科,逐步由个体创作的状态转为集体合作的模式,以依托和抱团发展的方式提高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注重学术及品牌创立,并最终以团队的形式为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作者简介】田颖颖,女,江苏沛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等学校教务管理研究; 韩帆,女,湖南长沙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媒体教学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朱珠,女,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助教,主要从事插画教学与创作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编号:13JY006)、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项目基金(编号:2013GJ01)资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优秀,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优秀,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系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探讨 摘要:自2011年3月,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开始,艺术学就成为了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今天,本文主要就课程研究的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针对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借助于本次研究,能够为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 关键词: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思考 从2011年5月开始,一级学科的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最为调动最大的调整门类,一共下设了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设计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这表明艺术学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中得到正名,表明了艺术学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与取得的实际成果相矛盾的教学现状。足以证明研究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课程研究基础 (一)学科门类的涵义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引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制定,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工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二)我国的学科分类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13个学科门类。 二、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不完备 艺术教学一般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需要掌握技能知识学习的一门教育,一般对艺术生的教学也需要注重技术层面知识的传授。但是实际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体系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对艺术教学的敏感越来越多的来源于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针对这类敏感、创新思维的体现,至今在对艺术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找到一套比较完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中,长期具体表现出一种招生比艺术教学的专业设置更为重要的局面,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教学。 (二)教学设备不健全 具体的艺术教学的设备不健全是指,由于艺术学科门类教学的特殊性以及专业设定的单一性。导致要想实现艺术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很强的实践性教学。艺术教学往往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进行实践,不能仅停留在课本和理论层面,不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遏制学生的创造思维。但是由于很多不是专业类艺术院校的学校对艺术生的教学设备资金和师资力量投入不到位,导致很多学生在实现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缺乏了专业的实践平台和足够的教学设备,因而使艺术创作得不到完善的发挥和体现。 (三)艺术生的教学质量落后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艺术生的文化教学上,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招生和顺应市场需求的专项型人才的培养上。一味的扩大招生就招致出现了学生的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的教育弊端;同时如果学校方面对于艺术生的培养仅将对学生的培养重点放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就会导致出现学生的教学质量过于表面,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量低劣艺术产品的市场充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生对于艺术追求的审美品味,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社会风气等,这种不重视培养高质量艺术人才的行为无疑是不利于建设我国的艺术文化发展。 三、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 (一)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 将将艺术教育转换为理性教育一方面,是指针对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行为”的学生家长和学生而言得,引导学生家长和学生正确认识艺术学,将艺术教育作为一门传授特殊技艺的理性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基本素质,进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是针对一些高校出现的不重视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的行为,倡导高校理性教育,在顺应时展的同时,提高对学生素质要求,在充分引进学生数量的基础上,普遍提升学生高质量的艺术教育。 (二)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 具体是指,在各有侧重的艺术教育中,既要将学生向更深、更高的专业领域进行纵向发展;又要打破现代艺术向传统艺术的明显界限。指导学生将单一的教学领域,不断扩充,向综合甚至混合的方向发展。充分在专业的师资力量引导和专业的教学硬件支持下,实现个人的专业突破。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品德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市场文化冲击的“诱惑”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创造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出来。 (三)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就应该具备国家对于专业学科门类相应的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艺术学作为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实力,在培养学生艺术创作的同时,既要重视艺术作品,还要重视对作品的诠释,即培养学生浓厚的学科意识,改变艺术学“没文化”的恶名,大力加强艺术学生的文化课成绩。 四、结语 本文主要就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探讨,首先针对此项课程的研究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主要针对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展开了深入探究,并进而提出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包括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等一系列可实施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通过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能够给予相关的研究学者一些更具个性化的参考与建议。 作者:王鹤 单位: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实习规范化思考 本文作者: 宋彬峰 单位: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规范化的教育实习可以保证教育实习的有序性和实效性,笔者以安大略省温莎大学教育学院2010-2011年教育实习为例,分析一下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希望对我国教育实习的改革有所借鉴。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条例和规定,强调依法办学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教育立法的国家,其教育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教育立法,逐步确立并强化政府干预教育的功能。政府干预教育始终是按照法律要求对教育进行管理,即先立法,后治教,有法才治教,治教必依法。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学院规定了实习生至少要遵守以下条例:《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职业学习规划》。其中前两者为教师教育的基础规范。 二、详细规定各个实习角色的职责 温莎大学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学院负责职前教育的副院长和专门负责实习的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领导和组织下,由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和中小学实习指导教师(AssociateTeachers)共同负责对实习生的培养。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提供实习课程,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等;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负责与中小学及指导老师的合作沟通,一起制定和实施教育实习计划。加拿大的这种教育实习模式,打破了大中小学彼此隔绝的藩篱,在二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不仅使中小学的问题与需要能及时反映到大学及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计划中,同时大学也给中小学带去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促进了双方课程与教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优化组合的合作指导小组,对实习生进行诊断型指导,保证了教育实习的有序性。 三、实习手册中有具体实习规定和要求 (1)实习政策:鉴于教育实习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以下教育实习规定平等的适用于所有实习生:班级实习安排由固定教育局安排;实习生不得参与自己的实习安排;由于实习方便和交通等原因,改变实习安排的要求一律不予考虑;实习安排中指导老师不得与实习生有亲密关系,比如与指导老师是好朋友,实习生的孩子在实习学校等;实习期间要保证自己的通讯方式有效。 (2)实习要求:总共教育实共分三个阶段,实习规定对实习生的实习年级做出了一定规定,实习生不得只在一个固定年级实习,以保证尽量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收获。 (3)日常行为规范:常规要求: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的书面或不成文的规定。在学校时就把自己当作教师来要求自己。比如穿着要符合职业要求,咖啡和日常供给一般不是免费的,复印除在指导老师的要求下不得私自使用等。道德行为: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绝不允许给实习学校学生打电话、发邮件或访问。考勤: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要在行课期间离开实习学校,实习生要填写规定的表格。如果是因为医疗愿意离开,要填写特定的表格,并且注明离开时间,并且要与指导老师协商把落下的实习补上。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 1 国外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经验 1•1 文化教育与课余训练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在许多国家,课余训练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在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参加业余训练的学生正处于知识学习的黄金年龄段,如果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如学术水准不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以及退役后难以就业等,因而这些国家的学校都把从事课余训练学生的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教育系统,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逐渐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青少年运动员首先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学校对他们学术上的要求与普通学生别无两样。美国NCAA对各大学招收运动员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并且对招进大学的运动员文化学习也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校际竞技比赛的运动员应是在校全日制大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全体学生成绩的平均值,否则将失去参赛资格。[1]学校开展课余训练不仅是具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的需要,也是学校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需要。通过开展课余训练并组织运动竞赛,还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学校中,本身就十分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促使体育运动竞赛成为整个教育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学生运动员成为整个学生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竞赛达到多方面培养学生运动员的目的。由于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因而越来越多的学校会聚到NCAA的旗下,NCAA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体育的代名词。前英国体育大臣罗伯特•阿特金斯在《每日电讯报》撰文指出:最高层次体育成功的基础扎根于我国的学校,中小学、大学对年轻人灌输积极的体育兴趣越多,我国将来体育成功的前景越大。[2]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与竞技运动训练已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运动员在接受文化学习的同时从事运动训练,并且文化学习并未因为运动训练而受到过多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爱荷华、明尼苏达以及新墨西哥4个州的州中学运动协会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好的阅读能力,并且很少出现不遵守校纪校规的情况。 1•2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互交叉、互为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体育本身就是社会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许多国家,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均没有明显的界分,学生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可以选择参加校内体育活动,也可以到校外参加体育俱乐部的训练。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基层体育组织,是体育运动的具体承办者,到现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规模较大的业余体育俱乐部,均设有青少年部,负责青少年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职业体育俱乐部除拥有职业队以外,还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和青少年后备人才。由于职业运动员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俱乐部在引进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有些俱乐部感到难以承受,所以非常重视自我培养。一旦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不但可直接吸收到俱乐部职业队,还可以通过转会的形式转让到其它俱乐部,赚取高额的利润。 学校课余体育活动也以俱乐部的形式进行。俱乐部有校内、校外之分,但运作模式与社会体育俱乐部相似,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1]学生到俱乐部参加业余训练,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可把一些新兴运动项目带回学校,吸引更多的学生到俱乐部参加训练。与些同时,选拔有运动天赋的学生,进行系统的正规训练。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体育主要是在学校和社区俱乐部两大领域内开展。然而,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经常以松散的协会形式运作,青年人自己就可以决定体育活动是在学校还是在俱乐部,或者既在学校又在俱乐部进行。 1•3 竞赛实行分级制度,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 美国的中学体育部和运动俱乐部负责校内外的比赛活动,按计划参加社区、城市或州的比赛。州中学运动协会负责本州竞技运动的组织和管理,如制定比赛规程、监督全条例的执行、裁判员的注册登记以及定级等。中学运动协会全国联盟主要负责全国性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但全国性的比赛较少,只有极少数项目的单项竞赛。大学校际运动会实行分级赛制,各成员大学按体协制定的分级标准划分为一二三级,条件相近的学校同组竞争。[3]这种赛制安排提高了很多学校的积极性,也使运动竞赛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大学。法国《队报》对美国NBA球员的调查发现:“迄今为止只有3位球员没有在大学里打过篮球,90%的NBA球员来自NCAA的293所大学的甲级队”,许多人在加入NBA前就已经是较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员。[3]德国体育俱乐部在向德国体育联合会注册后,可以参加由体联组织的各级比赛。俱乐部的比赛也是分级赛制,不同水平的俱乐部参与同层次的比赛,职业俱乐部采用升降级制,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分级赛制较为有效地动员了更多的参与者,增加了后备人才的总量,也使体育后备人才在成长过程中有更多的比赛经历,为他们的成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1•4 法规制度健全,保证人才培养过程公正、公平 为了保证教育系统运动竞赛的有序进行,很多国家都加强了法规建设,通过制度约束成员学校及相关人员的“败德行为”。美国校际运动竞赛最初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和管理的,当时既没有教练员也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学生组织和管理运动竞赛。但是,校际运动竞赛由于缺少管理机构以及合理健全的规则,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这时,学校里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才开始介入运动竞赛的管理。这些组织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NCAA成为当今美国高校体育管理的权威机构。 美国高校体育的开展,除了要受合同法、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的制约以外,NCAA章程中的条款十分详细,如对竞赛分级的安排、成员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生运动员的竞赛资格、学术要求等规定得非常具体。[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遇难以解决的纠纷还可以上诉至联邦法院,由法官最终裁定。#p#分页标题#e# 规章制度的完善保证了校际运动竞赛的有序开展,学生运动员在这样的竞赛体系中经过锤炼,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并培养了公正、公平竞赛的理念。由于管理严格,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减少了弄虚作假、滥用兴奋剂等与体育道德相违背的现象。美国的中学与大学运动竞赛,对学生运动员的学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为了防止成员学校单纯追求运动成绩而牺牲学生的学术水准。从表面看,运动员的单位训练时间与我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这样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功能,学生们认识到参与运动训练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升学带来很多益处,因而美国的中小学生参与运动非常普通。在美国中学中,每年大约有520万学生参加近30种不同的中学竞技运动,约占整个中学生人数的1/3,而美国的大学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职业运动队的绝大多数队员均来自NCAA成员学校。 1•5 各方利益均有制度上的保证,使人才培养系统保持较高的效率 从国外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实践看,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本采取依托社会的方式,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体育物品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或组织都是根据“经济人”理性决定其行动策略,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对于参加运动训练的学生来说,他们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有可能在运动训练之路上走下去;对于承办训练的学校来说,必须要有益于学校的办学,尽管这种效益有时并不一定用金钱衡量。但事实上,大学校际运动竞赛具有可观的利润。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每年的预算8900万美元,近年来每年的利润在900万美元。一些较大的大学每年的预算就高达1200万美元,一般的大学也达到300-400万美元。[1]美国的大学大都靠收取学费维持生存和发展,生源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体育传统和竞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而且竞赛的商业化运作还可以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许多大学都设立奖学金以吸引具有天赋的中学生,优秀的篮球或橄榄球运动员可能同时收到来自50所大学的邀请函和奖学金,并且大学还为学生提供住宿、免除学费。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收费较高,因此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于中学生及其家庭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学来说,高水平的运动队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上的盈余,甚至还可能带来校友的捐赠。韩国的学校在培养体育人才时采取低收费或不收费的方式,一旦学生运动员进入企业或公司队时,就要根据协议把薪水的一部分返还给学校。[3]市场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避免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浪费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1•6 教练员水平较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教练员的使用都是采取招聘的方式,如果不能在聘期内取得相应的业绩,教练员就有可能被校方解聘。因此,教练员的工作压力较大,迫使他们加强自身的进修与培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美国高校对教练员的聘用标准有两种:一是根据教练员所训练的运动员的成绩好坏来评价,尤其是根据比赛的次数决定。二是根据教练员对学校竞技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输赢为准则。无论哪种评价方式,对教练员的素质要求都非常高,教练员的职业时刻处于同行的竞争之中。因而,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必然投入精力,以期提高运动队的成绩,从而保证自己不失业。据NCAA统计,美国甲级、乙级高校的教练员绝大部分有较高的运动经历和一定的理论水平。[4]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支学者型的教练员队伍,这就为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 对我国“体教结合”改革的启示 在对传统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反思的过程中,我国开始在一部分地区尝试“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从人才培养的效果来看,虽然利用了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资源,但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没有明显的突破,教育系统还不能独立承担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任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 2•1 “体教结合”应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一条龙”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通过政策倾斜与制度安排的调整,诱导大中小学主动参与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可以设想,如果培养体育人才对这些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即使行政手段介入也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从国外教育系统开展课余训练的实践来看,学校之所以愿意培养体育人才,原因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谋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校承办业余训练还不太可能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体现,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政策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期调动学校承办运动队的积极性。 2•2 调整体育运动学校与普通中学招生政策,防止无序竞争 在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通中学必然会与体委系统的体校在同一竞赛平台上竞争,如果招生时,普通中学不能与体校公平竞争,势必难以保证培养质量。日后在参加运动竞赛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普通中学不仅得不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亦难获得。长此以往,普通中学办队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因此,招生政策要有所调整,普通中学与体育运动学校应享受同样的政策。或者,体育系统把培养效益较差的体校办到中学去,原有的体校教练员下放到普通中学。既可以解决中学缺少高水平教练员的难题,也避免了体校和中学低水平竞争的可能性。教育部门对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在招生时应给予政策倾斜,除了降分录取以外,可以考虑将原来的一部分投入转移到中学,采取运动奖学金的方式吸引学生进入到业余训练系统中来。 2•3 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将竞赛管理权限让渡给校际体育协会#p#分页标题#e# 我国的学校运动竞赛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出面组织,资金也由政府下拨,不仅经费紧张,而且往往带来竞赛中的不公平现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竞赛数量偏少,不能够满足体育人才成长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竞赛,容易加大成本,因为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于校际体育协会来说是不完备的,因而决策往往带有主观性、盲目性。如果将竞赛的主办权让渡给学校体育协会,不仅有利于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而且能够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因为协会举办运动竞赛必然要考虑到竞赛的公平、公正,同层次学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协会的运作来看,成员学校获得了话语权,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各方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协会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也能得到保证,将改变以往协会有名无实的窘迫局面。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将部分管理权限让渡给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协会,自身可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政府与体育协会的关系转变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仍然负责,只不过不再做具体的培养工作,而是通过政策扶持及检查监督关注后备人才的培养情况。对于培养质量较差的学校,限期整改,给予培养效益较高的学校奖励。培养方式的变化会诱发更多的学校加入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包括民办学校的参与,政府的扶持政策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只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都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2•4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彻底解决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脱节的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备人才文化水平较低,影响到他们的升学与就业。“三级训练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实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体制性政策优惠已经失去。“体教结合”模式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体育后备人才的后顾之忧,如果新的培养模式不能解决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在教育系统开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学生运动员的出路问题。[5]体育运动学校之所以在现阶段遇到了生源危机,就是因为这一培养形式忽视了学生文化教育,并且又是内生的制度缺陷,在原有体制内无法解决。如果说这一缺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优惠政策的存在而使它对青少年及其家庭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已成为体育运动学校难以为继的症结所在。国外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并未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激励导向功能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到了课余训练中来,后备人才总量的壮大,自然地产生了若干优秀选手。由此可见,教育系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过程中,切不可单纯追求短期内取得优异的运动竞赛成绩,而应把人才的成长放在首位。[6]我国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一定要保证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质量,否则“体教结合”可能会演变为新的体校模式,不利于体育后备人才的成长。 为此,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除了上述做法以外,管理机构必须对学生的学术资格、参赛条件、纠纷仲裁等制定完善的制度,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才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使教育系统发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潜在优势,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思政教育的启发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指出要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这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体系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为加强公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界定了公民教育的内涵。此时,公民教育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的热门词语,更多更好的借鉴他国公民教育的经验,更好的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是每一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理念和培养途径 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价值和信念源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个人权利法,它所强调的公平方法、平等保护、自由表达和公民参与也正是美国多数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植根于自由、公平、公正、责任和义务、多元化、隐私权等价值基础之上。在公民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有四大基本要求:一是个人权利;二是个人自由;三是个人的责任;四是对社会状况和政府职责的信念。美国的学校通过社会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民主素质的教育,包括对民主知识、民主参与的技能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教育这三方面。民主知识的教育使公民从小就了解民主政府的基本结构、功能,以及每个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序。美国社会注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教育,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直接的公民教育即是在高校内开设专门的课服进行公民教育。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或在综合课程中把公民教育作为重要课程,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境教育等结合起来讲解,也在其它活动中渗透式的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途径除了专门的公民教介课程外,还有以公民教育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学科。社会学科通过文化遗产教育、思维能力和方式的培养以及社会利学知识的学习来达到培养民主公民的最终目的。 间接的公民教育则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来进行公民教育。在课外活动中,公民教育的目标重在实效。学校组织机构专门设计、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的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实践活动;并创设一些涉及公民教育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还模拟一些公民教育环境,如民主选举场景等让受教育者感受并重视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并通过具体公民榜样及其先进事迹来启发公民意识。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公民教育。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是民主。因此,美国各高校都积极从各方面来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精神。并通过强调民主的价值塑造一种校园文化,让学生体会民主的精神,培养他们的民主习惯,提高他们的公民素质。许多高校公民教育的义务和提升民主精神的责任都隐含在各个高校的使命中。也有一些高校明确而详细的写入学校的章程里。 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障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的公民教育者把教育的基本原则融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中,让学生学会灵活、有效地讨论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教育者的理念。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当中工作,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困难,并及时地做出决策和行动。 综上所述,美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是致力于人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和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主动参与的教育,并通过潜移默化、重在实效的教育形式进行实践。这对解决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与生活脱节,理想与现实脱节,责任与权利脱节等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难点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普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公民教育欠缺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流于形式在当前高校的而言,所有的高校都存在思想理论课教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应付考试的现象。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作为课堂主导者以理论灌输的形式上课者比比皆是,学生一听理论马上觉得索然无味,感觉与自己的生活、未来毫不相关,逃课、抄袭、应付考试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教育部不断的推动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教育大纲,灌输式教育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较难改变思想理论课在学生心目中艰涩晦暗、与己无关的印象。 2.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民主责任淡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深厚的臣民文化传统,而家族依附又使人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削弱。古代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这就造成自由、法权、责任等公民意识无从萌发,独立人格无从确立。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一语中的:“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公民意识必须依靠建制和教育的保障与培育。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倡导、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加强就是要补上这一精神的空白。 3.机械化的应试教育让学生成为了考试的机器,大学生功利主义倾向严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教育资源的匾乏,激烈的应试教育已经极大地冲淡了我国高校学生的人格养成,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智育至上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普遍,把教育培养“人”的真正目的歪曲了,使得现在的学生成为了应试教育中考试的机器。教育的真正目标在于“成才”和“成人”的统一。“成才”即以社会或者国家功利主义为取向,侧重人之社会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人”即以个体或者成就内在涵养为价值取向,侧重人之个性的发展和完善。 4.在实际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方式都与现实脱节现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目标”总是与“现实目标”不一致,相互矛盾,也就是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性也现实性的矛盾。由此,当教育的内容与实际生活和切身的利益相脱离,不能很好地结合解决他们所面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是,教育自身就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不被学生所吸收。 三、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做合格公民”的优秀价值,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培养独立自由人格,确实履行责任与义务的教育目标,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教育形式,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启示: 1.改革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改灌输式教育为讨论、案例式教学,培养理想认同感在当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堂上,教育者应放下身段,以平等的方式与学生沟通与学习,在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上多关注学生的需要和感受,让教学目的指向学生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困惑。在教学内容上,应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紧密结合,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真正学习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运作过程,学习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个人发展的结合意义,学习到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则应多引入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思想讨论中明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2.在高校的第二课堂教育中融入公民教育理念,培养独立意识高校的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这呼吁我们高校团学工作者,在进行校园文化活动设计时不仅仅要关注学生技能的提高,更要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应有意识的把校园环境营造为公民社会环境,让学生在这些活动和环境里形成公民意识。例如:在活动设计上,广泛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自提方案,并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运行效果的评估,以培养其独立意识。 3.进行实践性教学,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培养责任意识在高校目前现有的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努力实现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和公益服务学分制。通过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将学术内容与直接的服务活动联系起来的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并强调反思,鼓励学生运用在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中获得的经历,批判性地思考民主的本质。通过为学生提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帮助,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信任和责任。 4.抓好重大纪念日、事件的教育契机进行价值澄清式教育,培养民主鉴别意识在面对社会重大纪念日和重要事件时,在发生社会热点问题时,应抓住机会用价值澄清式教育方法让学生不断确立自己的正确价值观。由于认为公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价值混乱而产生,因此,可以通过帮助个体澄清他们的最终价值观来减轻个人和社会的压力。 5.充分调动学生在校园活动、学生管理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公共事物参与热情,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在学校的管理、服务领域,应广泛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鼓励其为学生发展多提可行性提案,培养其主人翁意识;在学校的学干选举、团学代会中积极营造民主意识,培养学生争做代表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渗透式的开展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总而言之,公民教育更强调的是培养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和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培养。它是“人”的教育范畴中的一部分。它与我国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是人的教育,所有的结局都应指向人的幸福,这是教育的归宿,也是社会发展的归宿。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集团发展与运行思路 一、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俨然成为许多国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教育问题之一,而与教育经营密切相关的教育集团化发展趋势,随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严格意义上说,教育集团并不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新事物。早在六七十年代,在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化、连锁式的大型教育组织机构就已蓬勃而起了。相关资料显示,印度的DPS私立学校连锁网络创建于1949年;巴西的大型私立学校连锁机构Objectivo/UNIP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Pitagoras学校集团诞生于1966年;津巴布韦的Speciss前身NCA建立于1965年;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创始于1973年;巴基斯坦的私立教育网络Beaconhouse学校系统创建于1975年。这一时期的教育集团数量不多,且多为私立学校连锁网络,也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系统内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的教育集团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与早期相比,现在各国教育集团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公立学校开始被纳入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如世纪之交被美国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备受美国经济界和教育界关注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就是对公立学校实施集团化管理的典型例证。 ———组建跨国教育集团,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如始创于加拿大的拉萨尔学院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等,现都是著名的国际性教育集团。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上文提到的美国公校私营的爱迪生公司、NIIT、拉萨尔、英华美等,都是上市公司。 ———围绕教育培训开展多业经营成为教育集团扩张的新战略。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现已进入电视和广播等媒体领域,拥有一个覆盖500万人口的商业电视台和一个教育电视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事实证明,教育集团在九十年代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人们历经多年的实践和反复探索,最终承认: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具有与经济组织相区别的特殊性,但也具有产业性的一面。近十年来,国外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教育产业化运行迅猛发展,教育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被视作未来一段时间内最热门的产业和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不少企业间接或直接介入教育领域。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持续提高,促使社会生产各企业的组织形态及企业之间的结合关系不断沿革,最终出现了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多样化经营的结果和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最高阶段,企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为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要求:以企业集团组织为基础的企业扩张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还可以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广度经济,具有较高的激励力度。因此,当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教育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时候,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借鉴产业组织的观念、思想和经济建设的成果,引入有效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组建教育集团,将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运作规律的内容适当融入教育产业,是提高教育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措施,是能够促进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 二、加盟与派生:教育集团形成与拓展的两种途径 纵观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拓展机制,基本是这样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教育集团。它一般是由一个新建的教育管理型公司,遵照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原有的某些教育组织或机构实行托管、承包等,实现多个教育机构间的相互联合、合作。二是由原来的一个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不断派生出新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大规模,形成集团式的教育机构或组织。在此,笔者分别将其称作加盟式和派生式。 1•加盟式教育集团举例 如上所述,加盟式教育集团产生和扩张的主要机制是对存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比较典型的方式有联合、合作、托管、承包等。在国外现有的教育集团中,通过这种途径形成和发展的超过半数。如美国公校私营的领头羊爱迪生公司就是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实施管理。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实施的则是吸收改造为主的业务拓展战略。个案一:吸收改造———职业生涯教育公司的拓展模式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得各种工作岗位对新上岗人员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高中毕业生急剧增加,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显示,对职业生涯定向型的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1994年1月,约翰•拉尔森在注册成立了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旨在整合市场潜力巨大而又高度离散的中学后教育产业。公司专门开发了一套对学校进行识别、接受和改善以提高其营利能力的策略,致力于吸纳那些本来就已具有颇具实力的课程体系、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财务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管理不力的学校加盟,然后不遗余力地利用其财务方面的优势,学校日常运行、市场推广和课程开发等方面的专长改善学校的状况,以适应当今社会对年轻人初次就业的要求。目前,这个私立的、营利性的中学后教育集团,通过对现有的校园进行扩容,接受更多的学校加盟,建立新校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为成人在岗人员提供远程学习机会,承接企业、政府的合同培训任务,拓展国际业务等途径,拥有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38个校园,33400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加盟方式产生的教育集团,加盟各方并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培训;有的甚至吸纳了其它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如出版、电视等。 2•派生式教育集团举例 派生式教育集团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增量的递加来实现的。其中,特许经营是许多大型教育培训集团拓展业务规模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公司通常采用以下两种特许经营模式:一是由被授权人每年支付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授权人品牌、教学材料和结束培训的补偿;二是由被授权人通过购买授权人的教学资料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颁发来获得使用授权人品牌的资格。采用前一种模式者如南非的Educor和印度的NIIT,采用后一种模式者如巴西的Objectivo、新加坡的英华美等。个案二:特许经营———新加坡英华美的业务拓展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陆续开发了从幼儿园贯穿中小学直至高等教育的系列课程和证书体系。英华美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扩容方式,主要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层层授权。英华美向世界各地具有办学积极性、具备一定的办学条件而又愿意依照英华美集团的办学方向和办学要求开展培训的机构和个人开放。有意者通过网络、热线电话、信函等方式向总部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查合格后即可授权办学。目前,英华美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经过特许经营发展起来的教育集团,其下属的各个办学点基本保持着集团认可的主干课程体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开设一些符合办学点所在地区需求量较大的本土化课程。如由新加坡英华美与上海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合作在1993年成立的PCEC新加坡英华美(上海)学院,坚持“利用英华美办学特色,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和商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服务”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实用技能为中心,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适应国际竞争、富于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开设了商务管理、执行秘书和行政管理、西方会计、计算机和英语等专业,80%以上的学员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职于中外合资企业。 三、教育与培训:教育集团的主营业务 教育集团,顾名思义其主营业务当首推教育和培训,即多数教育集团通过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培训课程,满足人们对相应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有的教育集团开发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授权收费。也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经营领域广阔,教育与培训业务与其它业务构成了相互支撑和延伸之势。在开展人才培养与培训这一主业的同时,它们还努力拓展与之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业务,发挥集团在规模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多业经营。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其主营业务单一,就是培养和培训人才。其中,有的培养人才的层次和种类比较齐全,覆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义务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各种类型。但也有一些学校教育的对象和培养的目标相对单一,集中在某一教育层次或某种教育类型。前者如赫赫有名的南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Educor)。作为一家私立的教育和培训集团,公司明示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人力资源组织,以为所有的人提供适用性强的、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公司在遍布南非的183个校区提供高质量的、面对面的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及模块化的教学计划,同时也提供远程教育和培训课程。公司提供的课程覆盖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成人基础教育和培训,直至高等教育,开设有证书课程、文凭课程、本专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等。后者如爱迪生公司管理的所有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对适龄儿童提供符合美国普及义务教育标准的教育与教学。再如阿波罗教育集团的业务重心就是针对成年人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部分教育集团在提供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同时,开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授权并收取使用费。如NIIT开发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课程体系中GNIIT、NIITCATS、DNIIT、NIITSWIFT等模块,现在已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个NIIT教育培训中心得以开设。再如新加坡英华美的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国际教育培训课程,已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等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327家分院得以开设。 另有许多教育集团由于认识到了教育与就业服务之间存在协同作用,故而把业务经营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如提供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图书出版、多媒体开发等多方位的服务,作为教育与培训主业的支撑和延伸。如印度的NIIT,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培训相互促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个案三: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相得益彰的NIIT1981年,在德里从事国际信息技术工作的一批人由于认识到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创立了NIIT,旨在把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展到广泛的人群中———从有意在计算机领域就业的学生到寻求高级技能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从力图在本职业领域脱颖而出的管理人员到把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学生。其最大的成就就是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在本社区就可接受到其教育,而现在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家里也可接受NIIT提供的教育了。NIIT最大的特色在于:可谓无处不在的NIIT学习解决方案,与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开发并驾齐驱。九十年代,方案设立初期,NIIT的年度总收入中软件开发所占份额不及五分之一,处于公司信息技术教育产业的外层,而如今两项产业的产值几分秋色。软件开发业务之于人才培训的关系,恰如医院之附属于医学院。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武装学生,使他们成为有实践经验的信息行业从业者。 反之,这些从业者又为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除此,软件开发与学习产业的紧密结合,还催生了一些新的产业类型,如知识解决方案。NIIT独特的企业模式所产生的一项附带结果,是公司内部具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使其能够一直处于信息技术的最前沿。目前,NIIT已经建立了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性多媒体软件开发车间,在为全球范围内的软件公司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已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成果压缩成335种教育性多媒体课件包。此外,NIIT为适应国际互联网所开辟的学习机会,不断推进信息技术教育的广泛开展,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网上学习设备———NetVarsity,并为确保NetVarsity突出主业、提高速度,又于2000年4月新成立了一家公司———NIIT网上学习有限公司。目前,NIIT的信息技术教育已渐渐由物理环境进入虚拟环境。 四、机制与战略:教育集团成功经营要素分析 评价一个教育集团成功与否的标准,着重在集团化这种组织模式的优势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分析国外教育集团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由众多的教育机构以集团形式出现时,集团优秀层无论是以“公司”自称还是以“总部”自诩,主要是承担专业管理公司的功能,负责投资决策、发展规划、组织协调、质量保证等事务,是教育集团品牌的占有者和教育发展模式的构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财务控制、目标管理、综合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中心。因此,教育集团的成功与否,与集团所采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通过对现今几大著名教育集团的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发现实施市场与创新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质量与品牌战略、规模与资本战略等几乎是教育集团成功的共同要素。 1•市场与创新机制 大凡成功的教育集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集团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满足市场的需要,即通过集团的力量适应某些领域、某些层次的人们对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如哥伦比亚的全国咖啡业协会教育项目(EN学校)就是针对70年代僵化的公立教育部门无法满足的农村地区的庞大教育需求而产生的,通过与公立机构合作先后建立了5100多所EN学校。同时,教育集团不断根据现实需要开设、更新课程内容。如英华美总部负责对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不断开发、更新主干课程体系。又如以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业务重心的阿波罗教育集团,专设有一支专门队伍负责课程开发,并注意咨询在企业中就职的专业人士,以确保所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跟得上相关产业的最新发展。再如NIIT的各种培训课程,始终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的规格和素质要求不断更新,如其开发的4年制电子商务综合课程iGNIIT,都要定期针对顶尖的产业经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拓展自己的课程内容。再者,教育集团还非常注重将现代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如Objectivo/UNIP是巴西第一个采用交互式录像、电话和调频广播手段进行教学的教育集团,同时也是巴西第一个将计算机引入教室、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公司。再如秘鲁的TECSUP正在开发虚拟大学和其它远程教育项目。 2•竞争与合作机制 古往今来,同业竞争概不能避免。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竞争,如生源、经费、质量,等等。成功的教育集团很注意在竞争中借鉴别人的长处,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质量争取消费者等;同时,又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与同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教育集团的影响力。其中尤以课程的开发和文凭、证书的发放最为普遍。如英华美学院引进并开设了国外著名大学有关信息技术和商务方面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的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同时又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大学引进多种信息技术及商务管理等专业的函授课程。与之相适应,英华美学院所颁发的证书也包括三类:一类是学院自身颁发的证书;第二类是通过参加东道主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而获得的国家证书;另一类就是参加公认的考试机构组织的国际考试获得相应证书。这些国际证书得到普遍承认,尤其在英联邦及东南亚国家享有“求职通行证”的美誉。此外,学生在英华美学院所学过的课程在相应的国外大学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免休学分。再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开发和软件人才培训中心的印度NIIT,先后与Microsoft、ComputerAssociates、RedHat、NETG、SylvanPrometric等建立了培训合作伙伴联盟,使其在与最新的技术保持同步的同时,又能够不断更新用于教学的内容与方法。NIIT开设的诸多高级课程中都是围绕“微软”技术组织教学内容,以给予学生同时考取“微软”证书的机会。 3•质量与品牌战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对由多个教育机构组合而成的教育集团而言,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营成功的教育集团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集团的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工作,建有专门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诸如ISO9000系列的质量体系认证;投入相当额度的经费进行品牌建设。许多集团在此项目的支出占到全部收入的10%。如NIIT的介绍材料说:“NIIT的行业背景赋予了她一种质量第一的公司文化。这一质量文化的优秀内涵是:首要的事情是避免错误而不是纠正错误。”NIIT自诩为是第一个在课程开发和执行方面获得ISO9001认证的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公司,并投入巨额广告费使NIIT的品牌在各大媒体频繁亮相,使人们都知道她提供好的计算机教育和培训服务。再如实施特许经营战略的新加坡英华美,总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对申请办学者进行资质审查,定期对各分部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实施培训、考核,定期检查、抽查各地办学情况,以确保“英华美”的培训质量。 4•规模与资本战略 教育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发挥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潜在的规模优势。因此,许多教育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整合资源,提高管理和成本效益。截至2000年,诺贝尔集团管理者163所学校2.7万在校生,年收入1.27亿美元;南非的Educor通过183个校区和远程教育向3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年营业额逾2600万美元。巴西的Pitagoras集团现有260所特许授权学校。此外,多数教育集团都借鉴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解决集团发展所需的教育费用。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都在当地或国外的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如英华美在新加坡上市,NIIT在印度上市,Educor在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挂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是美国纽约上市公司,爱迪生公司在华尔街发行股票,阿波罗和诺贝尔都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有的虽不是上市公司,但也采用了基金制、合资公司等为教育集团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无庸讳言,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对教育活动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整个学术界称之为“第三产业”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日益商业化趋势,教育集团在风起云涌的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教育产业化等思潮中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颇多关注。通过借鉴、采纳企业组织制度和产业运作的思路和经验,教育集团为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开辟了诸多新的思路。 首先,教育集团在教育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原本在多数人看来近乎水火不相容的领域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成规模地增加了教育投入,缓解了困扰各国教育财政体制多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其次,教育集团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运营机制,讲求成本效益,注重质量、品牌,取得了较高的办学效益,从而对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教育集团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本身是对传统教育管理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但教育与经济毕竟是两种存在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教育领域必将不是万能的。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改革现状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教育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 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 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优秀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近来美国研究者用下列公式来描述学校的变化: E=MCA[2]E指的是系统效力;M指的是改革的动机(愿望,目的和承诺);C指的是改革的综合能力(技术,如何运作及可利用的资源);A指的是大力协助乘上教育责任制。当三种要素共同作用时,这个教改的变化公式就启动了。这样,在压力和支持 的体系中就产生了推动教改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压力和支持融合的体系中,改革的综合能力和教育责任制都在同步增强。 大规模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凌乱无序,而教育研究者所概括的三种要素,从根本上使这种不连贯无秩序的现象连贯了起来。当前美国所有那些投身于改革的人士,从校舍到州议院,都能利用不断增长起来的,植根于这个框架中的基本知识来克服大规模改革中的障碍。人们相信,大规模改革的前景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也可以说从未象现在这样迫切。但这需要将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力量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规模的教改成为现实。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两个角度透析国外教育社会学20年来的发展: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此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摘要题】比较教育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优秀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优秀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优秀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马克思主义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思潮与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 摘要:国外教育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涌现出多次教育思潮,对世界教育改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国外教育思潮融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国外教育思潮的融入入手,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国外教育思潮;中国现代教育;价值演绎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我国新式学校教育正式形成,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内,受到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现代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在对现代教育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流思想,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更迭中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增强。现阶段,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不一定得到成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却能够对现代教育实践产生相应的影响,促进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一、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影响 杜威等人针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我国现代民主教育理念的形成。在杜威思想融入到中国社会前,王国维先生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撰写了《教育世界》一文,并且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也对我国教育工作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工作从古代教育向着现代教育过渡。在杜威思想正式提出后,也存在一些实验主义教育专家到中国社会开展讲学活动,道尔顿制度一度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实行,促进我国教育领域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废除了统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改革经验,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流行并与我国传统封建教育思想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果。首先,杜威在教育研究中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并指出衡量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准就是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教学工作对生活的作用。其次,杜威认为教育教学工作应该围绕学生进行,坚持将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优秀。杜威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融入我国后,对我国民国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教育研究探索中,研究重点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转变为对学习方法的探索,希望能够借助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一思想在推动我国当地教育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后,我国现代教育工作中,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导向逐渐开始建立。在杜威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学制”思想并开始制定课程大纲。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教育部门针对当时教育发展情况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直接反映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开始逐步将学生作为中心,并重视对学生精神个性的培养,希望能够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后,初等和中等教学大纲逐渐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逐渐成为教学重点。蔡元培在教育学研究中提出应该发展教育的独特功能,应避免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抹杀,并反对为了获取短期的收获忽视长远的教育效果,这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民主开放教学研究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后现代教育观的形成以及新课程思想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应该将三个面向和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三个面向重要思想正式纳入到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为我国借助国际教育思想探索教育改革创新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在这一战略思想的作用下,我国现代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希望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尝试在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另一方面,在教育开放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涌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解释学、对话理论、现象学为主的教育哲学以及以建构主义理论和马斯洛心理学研究为主的教育心理学,特别是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给我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消解确定性、追求过程运动性、反对单一的价值追求,提倡树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被研究者称之为当代全球课程理论中的显性思想,重点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以及交互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鲜明个性。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反拨和超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也逐步发展,并且在新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力求将外来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基本国情相结合,为我国教育改革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基于后现代教育理念,从教师角度进行分析,其逐渐消除了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精神束缚和创造力禁锢;而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学生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对自身创造性思维进行解放的创新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具体而言,针对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实际情况,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新课程对于教学思想的解放进行分析:首先,对于教学和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来说,新课程思想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创造,不能简单的作为课程的复制者,而是应该结合自身理解突出教学的个性化,保证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树立教师即课程的思想,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指导;其次,从学生和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新课程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者,成为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者,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仅应该传授相关知识,还应该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完成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突破原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交往;最后,对于教学评价角色而言,新课程教学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将学生的日常表现以及创造力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并借助科学的教学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发展,让学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即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学生实施全面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未来成长做出正确的指引,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 三、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改革工作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对我国现代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现代化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应该形成对自身工作的正确认识,明确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路,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进而借助相应的教育理论探索合理的教学改革措施,在中外思潮的不断碰撞中对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相应的保障。 作者:任丽君 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实验小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学法英语教育论文 一、国外教法分类 通过分析与总结文献研究,本文作者将国外教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教学法,包括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 语法翻译法源于16世纪的欧洲人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演变成课堂教学方法,此方法重读写,轻听说,教材设置追求以语法词汇为中心,课文为语法词汇服务,导致课文趣味性降低,教师讲授以翻译为主,着重语法操练,强调死记硬背,这种方法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基本功扎实,较适合做笔试。但此方法忽视听说交际,学生所学英语多为哑巴式,不能在合适时间地点运用恰当英文进行流畅交流。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读写为主的翻译法已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直接法应运而生,其含义是直接用外语教外语,课堂上师生只用目的语交流,不注重形式,不过分计较对错,强调模仿,操练,教材设置也以句型为主。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形成目的语思维模式,英语表达习惯,提高交际能力,但这种方法培养的学生基本功较差,语言再造能力薄弱。与直接法类似的是听说法,源于20世纪中期,开始主要为军事目的,强调听说,课上进行大规模句型操练,练习技巧有问答式,循环式,一条龙式,最小对比对练习等。全身反应法,是由美国加州圣约瑟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Asher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这种方法倡导把语言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身体动作教授外语。全身反应法主要是根据大脑两半球的不同功能,右脑—形象思维,左脑—逻辑思维,强调要在形象思维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发展。因此强调要在真正的情景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强调整句教,整句学,教学气氛活跃,但局限性太强,它只适合一些年龄较小的群体,那些较难的抽象的词汇,无法用身体动作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就不太令人满意。这一阶段教学法的共同点:(1)教控制学,强调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2)重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的语言形式,忽视其意义。(3)所教内容停留在单个句子层面,忽视对整个篇章的理解。(4)所教语言是显性的,外在的,方法是综合法。 2.现代教学法,包括社团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以及强式交际法 社团语言学习法又称咨询法,产生于6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由古兰创立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教服从学。教师是顾问,学生是“病人”。教师注意的中心是“病人”的需要。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学生的母语,逐渐由学生母语过渡到外语。教师在课上起支架作用,根据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授,学生需要什么教师讲什么。这种方法没有合适的统一的教材。受这种环境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自然法,源于自然顺序假说,指出语言习得与学得不同,习得是在自然环境下无意识的掌握语言,教师应在自然交际情境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自然谈话,使用基本句型词汇,完全用外语进行教学,通过外语和实物建立联系。这种方法课堂上教师话语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以上不足美国教育家CalebGattegno提出沉默法。他认为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保持沉默,让学生多开口多说话。在沉默法中教师作用有三:教;测试;不妨碍学生。教,就是教师一次性将某个项目教给学生,一般通过非语言线索解释其意义;紧跟着是测试,教师无声地要求学生把所学内容进行复用;最后,教师无声的监督学生用新学语言项目进行交际。在沉默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教学法是暗示教学法,也叫启发式外语教学法。 教师在课堂上只是沉默是不够的,还要为学生提供暗示,给以启发,这也符合教学的一个原则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启发的含义,学生学习语言是自发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这时迫切需要教师的启发,这时候的学习及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暗示法须遵循三原则:(1)学习者必须处于愉快不紧张的状态。(2)有意识和无意识统一原则。(3)暗示相互作用原则。要求师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暗示教学中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呈现新教学材料,教师借助手势、表情介绍要教内容,然后,在优美的音乐中,带着生动的表情和情感朗读课文,学生看着课文,可以模仿;然后是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教师配乐朗诵,这样可以产生有意和无意的认识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不知不觉地记忆所学材料。 交际法又称功能意念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共体,Hege(2000)提出五种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即基本的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用能力,即语言的正确恰当使用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知道什么场合下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能力。语篇能力,语言的连贯性。策略能力,知道使用何种策略(包括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能够进行顺畅的交流。语言功能在于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以话语为中心,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对学生错误容忍度较高。交际法有三个原则:交际原则,任务原则,意义原则,这种交际必须是有意义的进行交际。Ellis(1990)提出评价课堂交际的六个准则:(1)是否有交际目的。(2)交际者是否有交际欲望。(3)是否是注重内容而非形式。(4)是否注重语言的多样性。(5)教师是否参与。(6)交际有没有教材的干扰。成功地交际必须有交际目的,欲望,重交际内容,语言的多样性,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交际,包容学生的个别性错误,没有教材的限制。这一阶段教学法特点是:(1)注重语言意义。(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3)重视整体教学,篇章教学,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4)方法为分析法,隐性教学。(5)强调知识的功能性。 3.当代教学法,包括沉浸法,任务型教学法 沉浸教学法在现代美国最为流行,教师让学生“浸入”在外语环境中学习各种学科知识,使单一外语学科教学与使用外语进行的各学科知识教学相联系,强调外语不仅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工具,学科知识以外语为承载,外语学习与其他知识相互渗透。任务型教学法是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英语教师也在进行尝试性应用,任务型教学法是真正体现学习意义的一种教学法,“任务”即做事,以意义为中心,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学以致用,一个任务有四个方面要素:目的,情景,过程,结果(Clark,ScarinoandBrown)。完成结果是评估任务是否成功地标志。这一阶段特点是:(1)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的人文性。(2)强调整体教学,隐性显性相结合。(3)强调交际又不忽视语言知识。(4)强调社会性,语言可操作性。 二、国外教学法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 近些年国外涌现出大量英语教学法,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比如幼儿和小学英语老师可借鉴全身反应法,能调动孩子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但教师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一定要考虑中国学生的具体学情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不能盲目追风,有了新教学法就认为老教学方法过时了,弃之不用,教学方法有先后,但不能说某种教学法完全没参考价值,或过时。最早提到的语法翻译法在现代社会英语教学中也能应用,并且在中国大背景下,语法翻译法用的比例还很高。另外,教师应该注意,虽让每种教学法都是单一出现的,但教学方法并不是一元的,任何教学法的使用都离不开其他教学方法的支撑,课堂上,学生众多,众口难调,教师应该不断变换教学方法,多法齐用,注意多元性,才能照顾到更多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每种教学法产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语言理论支撑,英语教师应该加强自身语言知识理论的巩固,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瞎用滥用教学法,只知其名不明其意,必然事倍功半。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外近五六十年涌现出来的教学法和特点及对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影响,教学是动态过程,中国英语教师应从中国学生学情出发,不要盲目追风,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上课气氛,充实上课内容,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 作者:田许匣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安全教育课程的启发 本文作者:田茂、孙远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前教育、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1998年,美国消防协会在众多专业技术组织和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推出“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第一个专门为课堂授课设计的综合性防灾课程,以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基础,课程的内容、实施手段和方式等都经过专家的认定,更具科学性。而且,这套课程按照同一个模式和程序来实施,非常有利于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课程得到了美国启蒙计划(美国启蒙计划:美国最大的联邦幼儿教育计划,是齐森总统对抗贫穷计划的一部分,已有2000万个孩子完成了计划启蒙课程)的资助,从2000年开始在全美纵向推广。并成立了“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以支持课程在各地市的实践,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效。 “关注危险”课程简介 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HSC)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消防协会(NFPA)开发研制的“关注危险”课程(RiskWatch)是专为中小学生设计的综合性伤害预防课程,该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将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融入到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并提供完整的课程指导资料,使课程容易实施且便于推广。“关注危险”课程将学校、社区、家长和安全专家联系起来组成技术同盟,教会青少年分析各种突发情况、权衡行为后果,学习怎样做出安全的决定和判断环境,增加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自尊自爱和正面价值观。目前已在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方推广该课程,是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得到了学校、青少年、家长的广泛认可。 据美国消防协会的报告,威胁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的意外事故主要有:交通意外、溺水、火灾、烫伤、中毒、高处跌落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主要围绕这些意外伤害进行,其课程内容具体分为八大类:交通工具安全、远离火灾和烫伤、窒息防范、中毒防范、高处跌落防范、武器伤害防范、自行车和行走安全、溺水防范。美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森林大火、暴风雪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也将自然灾害伤害防治纳入到安全综合课程中。教师要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要教会学生对环境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安全评估和安全抉择,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关注危险”课程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将安全教育课程分为5个教学单元[3]: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快乐而有趣,“关注危险”课程为每一年龄阶段学生都设定了一个角色形象供他们去扮演和体验。每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都包括以上八类潜在危险,但是不同阶段侧重点和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详见表1。 “关注危险”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对课程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课程资源包提供了教师教学所学的一切资料,如包含课堂教学背景资料的课堂卡片,在每张卡片背后都有详细的课程计划、行动目标;为增强课堂活力,还有详细的步骤,比如撰写日志,在学习过程中向家人、社区成员提供咨询建议等。 (1)课堂卡片。为了使“关注危险”课程更具推广性和操作性,每一堂课在设计时都制作了“课堂卡片”,“课堂卡片”会告诉教师为什么这个教学内容如此重要和怎样开展这堂课,每个卡片都包含了课堂教学目标、可整合的课程、教学所需材料、具体的教学步骤这四个方面的内容[4]。 (2)课程资料共享平台。资源的免费共享是“关注危险”课程的另一特点,美国消防协会主办的网站www.riskwatch.org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来帮助“关注危险”课程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家长、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下载和共享课程计划、各种课程游戏、技术信息、不同的课程标准等,使用者还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到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经验。免费、快捷的互联网使得“关注危险”的实施和推广更为容易和高效。除了这些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外,美国防火协会还联合来自消防部门、医疗机构等其他专业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补充资源,如网络游戏、CD、歌曲、书本等,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方便购得,且价格低廉。 (3)课程评估手册。评估“关注危险”课程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需要使用一套评估手册。课程设计者为教师准备了整套的评估工具,包括课程开始前和课程实施后对学生的测评等,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来检验学生安全知识的技能的掌握、安全意识的培养等。“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非常重视搜集安全教育实施的实例,鼓励教师搜集学生在经过课程学习和培训后,在经历危险情境中是怎样应用安全知识和技能使得自己和他人免于意外事故伤害的事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习过家庭逃跑计划后成功地在一次火灾中逃生,教师可以将这些成功的案例编辑成新闻报道发给国家消防协会。协会将给这个案例的主人公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勇敢和智慧,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课程资源包里还包括“关注危险———给监护人的信”[5],向家长描述安全课程、提醒家长实施家庭演习等;为了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课程开发小组还设计了精美的学生手册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使用,共有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五套学生手册,指导学生和家长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其本身就和多种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能正视这些关系并开发出其间的着力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主干课程知识的学习,还使课程知识有了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关注危险”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玩游戏、看录像、学唱歌、绘画、开办安全集市、创办报纸、表演小喜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授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式,寓教于乐,教学过程轻松,同时还有良好的教学效果。5.师资培训教师是“关注危险”课程团队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课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关注危险”课程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参与教师、学校管理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的培训,拥有一个完善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组织者提前同部分教师和校长会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为课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依此设计培训计划。培训的目的是向教师和管理者展示“关注危险”课程在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教育时的优越性和教会教师使用这套课程,所以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向教师展示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些成功案例、课程目标、教师在课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教师在培训中会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怎样使用“关注危险”课程的官方网站等。 “关注危险”课程成功的因素 “关注危险”课程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推广,让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受益,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技术同盟的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者、完善的课程计划和课程设计、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权威专家的支持、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课程推广计划、所有参与者的友善和奉献,缺一不可,这些努力使得“关注危险”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关注危险”课程在开发之初就集合了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系统等部门顶级专家的参与,其设计的课程一方面有专业科学的知识理论基调,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得课程本身妙趣横生,深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其次,“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知识和安全实践演练巧妙地融合到学校的其他课程中,在数学、美术、音乐、语言等课程中开展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的“根”植入学科课程中;第三,课程资料的获得便捷性促进安全教育实施,每堂课、每个知识点、每个教学活动游戏,甚至于每个教学活动用具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并有专门的网站供教师学习、交流和共享;第四,“关注危险”课程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实施和推广,使得课程实施有参照标准,更简便易行。 很多课程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对课程的执行者———教师的培训,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实施的开篇就是对参与教师、校长的培训。对在课程实施中校长、教师的责任、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并指导教师怎么开展安全教育,怎样获得和使用课程资料,怎么进行课程评价和分享课程经验等,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见的困难都罗列出来并提供解决方法。使得教师能轻松掌握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乐于接受这些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培训是系统持续的,为安全教育课程的顺利进行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教育事关青少年的生命、成长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怎样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需要哪些部门的配合等都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得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协会、美国汽车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儿童疾病预防服务中心、家庭安全委员会、国家伤害防治和控制中心、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美国国家儿童安全运动协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美国消防管理局、威斯康星大学等机构的支持。来自这些组织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技术同盟,对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的启示 安全事故是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所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降低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我国自1996年始,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年定一个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能。[6]但是安全教育在施行过程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尽管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可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引介美国先进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安全教育的理念上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防火协会组织开发设计的,充足的资金支持是课程开发、实施和推广的后盾。我国的安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很多地方的安全教育有始无终,无论是教材、师资还是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寻找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安全教育的首要条件。 尽管安全教育在我国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从课程内容、课程形式等方面看,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出版社的安全教育书籍大多是应景之作,国家教育部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安全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照美国“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在重新规划安全课程时,应注意:(1)对课程内容的确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威胁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伤亡事故防范为主要内容,比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教育内容还应体现地方特色,比如城市和农村的教育重点就应有所区别。(2)安全教育课程应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来设计,寓教于乐,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如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应以游戏、参观为主,高年级课程应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以讨论和参与为主,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特点,对症下药。(3)将安全教育课程融入到其他学科中,探索安全教育的多种途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本身蕴含在诸如体育、音乐、科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中,所以在其他课程中穿插安全教育是切实可行的做法。最后,重视安全教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安全教育不是一堂课、一次游戏、一次参观和一次演练,而是一项贯穿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长久事业,需要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在课程开发设计、协作等方面做长期的努力。 美国的安全教育在学校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课程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还有安全教育技术顾问团和同盟的支持和努力。所以成立专业的组织来规划和领导安全教育,集合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来处理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社会协作等方面的事宜,增强安全教育的专业性,提高全社会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兴趣以及安全教育在公众之中的影响力,将会有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与社区、医院、消防、公安局等社会组织的协调和沟通,让安全教育“走的进来”,还要“走得出去”,[7]将课程教学、演习和参观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以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我国目前的一些师资培训完全从培训者的角度出发,没有经过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不了解教师的需求和期望,对教学实践的帮助不大。所以有效的培训应以教师为主角,教给教师包括怎样查找资料、使用教具、课程评价等实用性技术,协助安全教育顺利开展。美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将防灾、减灾、自救、救助他人等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融入学校日常主干课程,并在警察、社区、医院等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常规性的演习,提高和增长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应对危险的能力。其课程开发的理念和课程推广的经验都为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师教育课程革新融合 一、学科融合: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一)美国教师教育课程变迁及学科融合趋势 教师教育课程包括文理基础学科、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三部分内容。美国教师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分离与对立的现象。19世纪的教师培训主要限于任教学科的内容;20世纪早期,教师教育课程结构基本形成,但强调教育学科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强调学术学科、削减教育学科又带来了新问题,如何保持两类课程的平衡仍然是课程改革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质量改革将教师教育定位在教学专业化的方向上。美国许多教育专家呼吁,提高教师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培训的专业性,对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由过去的对立走向了融合,反映了教师专业化的种种新特征。[1]学科融合是经过100多年的反复探索之后,为培养适应多元文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教师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它要求教师不但具有教学反思能力,还要有宽广的教育视野和稳定的职业兴趣。对未来教师具体教学能力的培养是学科融合最直接的目的。而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则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2] (二)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与层次 1.强调自主建构的认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融合直接受到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强调主体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的智力要素等是认知科学不同于行为科学的主要特点。新的认识论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在与环境的交往中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构建过程,他在与学生、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材料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建他的认识并形成判断。[3]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教师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的理解是教学的基础,因为学习发展在学生而不是教师身上,只有在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学习创造情境。[4]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是知道现成的学科知识,而且能够理解学生的发展规律、认识过程和不同的学习方法,最终能够把自己的学科知识转化为与学生原有知识相联系的教学知识。这成为了任教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 2.学科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学科融合包括通过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对两类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首先,新的认识论要求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1985年李•S•舒尔曼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上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知识与教育专业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任教学科知识进行编排,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教,而且更有利于学习的知识。其次,用教育学的方法对两类知识进行再组织。1985年舒尔曼最初提出“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时强调学科知识如何转化为可以进行教与学的知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学科教学知识”又强调对学科教学中的教育学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新的知识体系中,在如何处理普通教育学与特定学科领域教育学知识(subject-specificpedagogy)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对峙。对学科教学中教育或教学知识的研究,表明研究者试图用教育学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再组织,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对学科内容进行的融合的过程,旨在解决如何教的问题。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学科融合是由专家和教育实践者在两个层次上实现的。首先,由专家实现的从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上对两类知识进行的整合。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由教育学科专家和任教学科专家合作实现的,它能使未来教师在培训阶段的教育更具体、更有针对性。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如《霍姆斯报告》、《卡内基报告》和《教师教育学院协会报告》等都强调要加强学科教育学的研究,把学科教学实践中的学术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纳入教育学的研究中,实现学科专家与教育学科专家的合作。其次,由教师完成的将学科知识与具体教育情景相结合的实践层面上的融合。当真正的教学发生——教师处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时,他们还要对两类知识进行再整合,通过对多种因素重新建构,以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5] (三)学科融合的改革实践 1.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教师教育制度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保证。强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加学科专家和教育学教授的对话的5年综合计划受到重视。另外还有在本科毕业后再进行专业训练的第5年研究生计划也为学科融合提供了制度保证。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和专业团体充分肯定了教育学科与任教学科的融合,并为学科融合的实现创造了种种便利的条件。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报告》均提出新的以非定向型的教师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计划,即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教育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既重视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也强调专业化的培训。这种形式上分离而实质上的结合是美国80年代后教师教育模式的新特点,是教师教育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2.构建未来教师新的知识结构 如前所述,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扩大知识范围,强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多元文化教育是未来教师拓宽视野、实现自主建构的重要条件。为此,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如有关教育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公民、国家、政府、社区、班级团体、教室文化等课程,体现了教育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体现了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和具体教育能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100多年以来进步主义关注社会进步和要素主义注重学术能力的思想的融合,它突破了20世纪60年代两类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结合,从外部形式的简单相加深入到了学科内部的实质性融合。 3.构建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认知科学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开始构建以质量为优秀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达林-哈蒙特(Darling-Hammond)、怀斯(Wise)和克莱因(Klein)在1995年的研究中比较和概括了这一时期教师教育的新课程体系。他们的研究反映了美国20世纪末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新的课程设置中的学科课程、学科教学法、学科教育学等都体现了学科统一的思想。这种融合还表现在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课程的融合过程中。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除了传统的教育心理学课程以外,还体现在学习差异研究、儿童发展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等具体的课程中;教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融合表现为关于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基础以及民族与文化等课程中,这些课程旨在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与具体的教学能力。这种新趋势是美国教育历史经验的升华,它扎根于教育实践之中,它的发展在80年代以来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思路,但在教育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模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6] 二、思考与启示 (一)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现状与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培养任务一直是由师范院校单独承担的,这种封闭性培养模式存在着课程体系比较狭窄、教师培养渠道过于单一、教师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缺陷,严重削弱了教育专业课程。在我国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中,从课程结构看,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调整后的课时比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课所占比例不足10%[7]),并且只有公共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三门专业课和非常有限的教育类选修课外加教学实习,教育专业性质明显体现不足。从课程内容看,注重学科专业课程的纵深发展,忽视学科之间横向知识联合,从而造成师范生专业性太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于狭窄,综合能力不强。这都导致了所培养的教师缺乏教育专业素养,不但缺失一般教学知识,更缺少学科教学知识。例如,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的调查显示,高校英语教师对发展的自觉需求和外语课堂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教师普遍认同以学为本的教育理念,但是教师的课堂实践活动与他们所认同的理念及方法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教师在自觉需求和有效课堂教学需求之间的差距反映出传统外语教师教育发展理论对教师的影响,即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我国大部分英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仍局限于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作为单一学科的理论指导,其结果是导致我国的外语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学科知识,轻学科教学知识,重语言技能培养,轻教育理念、语言学习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的趋势。[8]这种教学理念与课堂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课堂行为滞后于教学理念的现象,说明要完成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的跨越需要教师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成熟的心理发展和出色的语言把握能力等多种条件来支撑,而帮助教师实现这种跨越的理论基础就是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这是一项在我们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明显缺失的内容。 (二)PCK: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角 1.PCK:学科融合的突出表现 专业知识基础是一门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特征,是专业能力得以生长的土壤。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在教师培养史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content knowledge)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科知识就构成了教师知识基础的全部。二是学科知识+教育知识(pedagogicalknowledge)阶段。在此阶段,不管是教育专业受到忽视还是重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是处于分离的两种平行知识。三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and contentknowledge,PCK)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以舒尔曼为首的一批研究者企图重新寻找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PCK)概念,成为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学科融合趋势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松散分离的“学科知识+教育知识”的教师知识结构还不足以成为教师专业的知识基础,因为在这种知识结构上还不能产生能够区别教师和科学家等其他知识分子的专业教学能力,只有在这些知识之上产生的学科教学知识才是教师所特有的、区别社会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9]学科教学知识理论开创了教师知识基础的第三种观点,对美国独立分离的专业化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PCK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师专业化密切相关。因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一概念对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重新认识教师的知识基础。原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组成的知识结构缺少情境性,偏重于普通、抽象、超越年级、水平的普遍知识的传授,企图授给学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规律和模式,专注一般,忽视具体科目、知识点的教学,难以形成未来教师有效的教学能力。这种知识结构是分离的、松散的。学科教育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开展,教育学科按照纯教育思维来组织,两者缺少沟通和交互作用。学科知识不因教育知识而更加适宜于传授,教育知识也没能够在学科知识教学中彰显其魅力。PCK针对专业化教师教学的能力生长,是教师区别于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其次,改革教师教育实践。一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教师教育体制,根据PCK的要求创建灵活的机制。在学习美国“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分离学科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两者的联系。分离是形式上的、机构意义上的,而联系应是内容上的、实质上的。我们要在机制上创新,加强专业学院和教育学院的联系和合作,特别要在教育学院里强化学科内容与教育理论的结合。二是要调整教师教育课程结构,要根据教师专业知识基础确立课程结构,用学科教学知识全方位地统整学科与教学领域的知识。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增加教学知识的课程的比重,包括教学评价、教学策略与教学法、学生的学习特质、课程知识、有关学校情境与文化的教学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课程应平衡各学科内容,包括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并且增加适当的知识论,以有助于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就学科教学知识领域而言,应开设的课程有科学教学论、自然科学课程研究、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实习等。[10]三是根据PCK具有合成性、具体性和建构性的特点,[11]改革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在教法上,要改变过去理论灌输和说教的做法,要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体验性。要改变一次性实习的做法,采用分散性实习模式。通过增加实习时间,让职前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教学情境,感受实践中问题的挑战,以激发他们通过实践性学习建构学科教学知识的动机。四是在学位颁发和教师资格认定上,要有新的举措。教师资格认定应该要建诸于教师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知识和能力上,我们不但要认定教师的普通教育理论,更要着眼于他们的具体教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最后,改变教师教育研究范式。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受“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影响较大。学科领域和普通教育理论的科研非常繁荣,但是具体学科、内容、学段教学的研究被冷落。同时学科教学研究在追求科学研究的高校里得不到重视,很难形成气候。PCK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要改变当前这种分离式的教师教育研究趋向,加强学科教学的交叉研究;要求我们要特别改变传统的科学研究中重一般、轻具体、重思辨、轻实证的做法,鼓励对学科教学的实证调查分析和行动研究;要求我们改变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师范大学要特别重视学科教学的研究,把其看做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给予同等的待遇。[12]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教学对比论文 一、CBE教学模式 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是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CBE职教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萌芽于美国,是以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掌握性学习”和“反馈教学原则”以及“目标分类理论”为依据,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其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行为意识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模式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广泛应用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CBE教学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即职业分析形成DACUM图表、学习包的开发、教学实施与管理及教学评价。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教学目标明确、具体,针对性强,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确定教学目标和进行课程设计;按职业需求组织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教学组织的个性化、灵活化,将教学内容分为很多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学习。 二、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比较 以上四种教学模式在特定应用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通过对这四种典型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比较,可以看到: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实际上都是将行业企业需要的“职业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教学的出发点也是使学生掌握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所需要的综合能力,这就使得职业教育更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缩短了学校教学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距离,真正体现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加强了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场景中顶岗工作,获取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了学有所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都是按照企业生产的实际,将岗位需求的能力及知识放在首位,通过对工作任务和技能进行科学分析而开发出来的,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在教学技术的选择上,采用多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总体而言,这四种教学模式弱化了传统课堂授课形式,加大了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力度,加强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增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保证了教学的针对性。 三、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借鉴CBE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为最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单一的一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模式的改革也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由学校主体式教学模式逐渐演变为能力本位的教学模式,进而转变为以培养“关键能力为优秀”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由注重采用一种教学模式向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融合发展;逐渐由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学生的“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从重视学生获得“知识”向注重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这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特色,强调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迁移能力作为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内部分职业院校在学习和借鉴国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模式,如“产、学、研”结合模式、“产教”结合模式、“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目前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CBE教学模式、双元制教学模式都较为成熟,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自身的产生背景和适应性,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各种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时,不能随意照搬照套。根据我国国情学习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为我们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如学习和借鉴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学习和借鉴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项目式训练;学习和借鉴CBE教学模式,实行个性化教学;学习和借鉴双元制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趋势。 作者:吴秀杰 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课程的历程及特性 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小学新设了“自由研究科目”,这是为儿童提供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而设置的活动课程;中学设置了选修课和必修课,新增“特别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自由研究和自主活动。在“宽松教育”实施阶段,小学新设了充分发挥各学校创造性的“宽松时间”,并在小学三年级以上新设“综合学习时间”;初中扩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和比重。在“学力教育”即将实施阶段,虽然“综合学习时间”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仍然继续开设。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自由研究科目”、“特别教育活动”、“宽松时间”、“综合学习时间”这些新出现的课程,都集中体现了日本“为个人”的现代教育目的,主张对教育改革予以“高度”重视。通过自由活动时间,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素质和能力。“综合学习时间”主要是就学生关注及感兴趣的课题、横向的和综合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的学习活动,突出了综合的意义。 “综合学习时间”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学科课程和非学科课程的统一、分科学习和综合学习的融合、认知学习和活动学习方式的结合。这既有助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对教育“钟摆”现象的权衡。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宽松教育”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全面实施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体现在1977年、1989年、1998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中。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为了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僵化单一、偏重学历、过度考试的弊端,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应朝着“尊重个性”的方向改革。为进一步推行素质教育,自1998年起文部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时数。此次改革没有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度,忽视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导致学生“学力低下”,引起社会的不满。2008年颁布的新学习指导要领的主要思想是培养“扎实的学力”。此次改革参照了1989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课时数及各学科的学习内容,舍弃了1998年的过于“宽松”的做法,主张提高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活用这些知识技能的能力。同时,着重强调知识技能的掌握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的培养之间的平衡。即达成“掌握”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探究”式的“综合学习时间”中的学习的一种平衡。如将“综合学习时间”每周减少1课时,将时间用于各学科中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即在“掌握”与“探究”之间增加应用,从而避免两者的对立,利用应用式学习寻找学科与综合学习之间的平衡。处于转型期的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解决了一直摇摆于“儿童中心”与“学科中心”之间的“钟摆”现象,旨在通过协调统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诸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学力,最终形成良好的生存能力。对教育改革的执著。“战后”至今,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先后出台了8个学习指导要领,几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修改。可见,日本对课程改革持续关注,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8年以“学科主义”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经验主义”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 为了解决“学科主义”教育下的教育病理现象,1977年、1989年和1998年相继提出以“宽松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2008年以“学力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宽松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1958年、1977年和200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教育问题而提出的课程改革举措。由于针对性强,前两次改革收效不错,其教育理念分别为1968年、1989年、1998年的课程改革所延续,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关键时期所做出的正确抉择。1968年和1989年、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却不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带有转折意义的课程改革,而是前期改革的延续。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过于”热衷,“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导致出现教育病理、学历下降等一系列教育问题。也应该看到,如没有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过于”热衷,“高度”重视的态度,以“扎实的学力观”为中心的2008年的课程改革也就不会出现。在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度”重视的态度下,课程改革经历了“经验主义”、“学科主义”、“宽松教育”向“学力教育”的历史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课程结构的合理性、课程时数及内容的权衡、课程改革的执著等特点。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日本大刀阔斧、不断探索,最终进入了一个培养“生存能力”的“扎实的学力观”教育状态。当然,这一次改革能否超越极端真正走出一条新路还是未知数。我们期待“扎实的学力观”教育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希望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作者:李伟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国内建设教育的启发 作者:何畏 胡夏闽 万凤华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院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最新趋势 1.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各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以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协作。这主要体现在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交流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等方面。日本为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项目。美国历来重视利用自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仅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例,美国是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助并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努力营造一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以使其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国家的地位。在1993-1994年度,共有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的高等院校,占到全球在非本国地区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留学生中攻读本科生课程和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别达到21360人和201030人,两者共占留学生总数的92.2%,这样高层次的留学生是目前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即充实进美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高等教育的社会化。高校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对于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全面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自觉性和能力,真正成为高级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高新科技的研究基地和孵化地。首先,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需求,开设社会需要的专业。美国高校除了传统的理工经文史学位外,新增设的学士学位有:财政学士、教学法学士、护理学士、公立学校音乐学士、演讲学士等。其次,要注重通识教育,重视基础理论教学。为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高校历来倡导“通才”教育,即培养具有广博和坚实基础知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通用型人才。美国大学在入学头两年里,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两年后,才能选择个人感兴趣的主修、辅修课,即进入比较精专的领域。第三,课程设置要职业化。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主要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需要高校对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应反映到课程中去。高校课程设置职业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在美国,大学和一些公司签定了正式协议,以分享科研成果。在许多国家,企业为其雇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都是在高校的帮助下进行的。3.高等教育的个性化。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应灵活多样,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特征,在高校主要表现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经常对课程作出调整;灵活安排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甚至决策。美国高校重视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发展,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助,双向交流。学生可以创造新的课程。对学生评价主要标准是有无创造性。教师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指重点,解难题。对学生的教育注重鼓励,在肯定其长处的前提下提出更好的建议,使学生始终充满成功的希望。美国高校对学生是宽进严出,学校不允许学生旷课、课后要完成作业,不时经常在课上进行小测验。听课、作业、测验都要记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课程总成绩的组成部分。再如韩国认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单一的评估体制,无视人的特性,要解决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人性修养和增强人的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实行系统的人性教育,将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教育改为以实践为中心的教育。4.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信息革命浪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重视调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定教育改革方案,采取相应措施,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增强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迎接未来的挑战。1996年7月19日,日本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基础教育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生存能力是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情报,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是生存能力的要素之一。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卢比指出,未来是个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工作的时代,教育应着重培养7项“学以致用”的关键能力:①收集、分析、组织信息的能力;②表达想法与分享信息的能力;③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④团队合作的能力:⑤应用数学概念与技巧的能力;⑥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应用科技的能力。最近,澳大利亚提出了10大教育目标。其中第5个目标是:提升年轻人的基本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尊重学习及愿意终身学习),使其继续接受教育与训练。第6个目标是开发学生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资讯的能力与应用电脑的能力。5.高等教育的终身化。迅速加快和变化的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对社会在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且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能否使在职人员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生产者,已成为各国迎接跨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性,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中,专列一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功能及作用”,主张“应当把大学看作终身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号召高等学校要“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目前,除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外,国际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进修系统的国家尚不多,而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来进行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的东京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等,都承担着为国家或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已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这将使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产生新的飞跃。 二、几点启示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以电子网络为先导的信息科技和以基因工程为优秀的生命科学的世界性科技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教育作为服务性产业之一,也将按照《服务贸易总协仪》(GATS)有关开放服务市场的规定,对WTO成员开放。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要求,并将日益严峻。例如,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将把大学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课程的开发,将对传统的教学过程从理论到实践提出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在增加投入与开拓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途径上寻求解决办法;进入WTO后,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高等建设教育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应积极学习、借鉴、吸收其它国家成功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1.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我国高等建设教育应紧紧围绕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专业,并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增加或调整专业,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办教育的同时,要更新观念,并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和压缩一部分与社会脱节的专业,增加新专业,努力探索高等建设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2.课程设置多样化、国际化、信息化。经济国际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与经济国际化相联系,建设产业的国际化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建设教育行业作为建设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必须反映行业发展要求,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因此,增设国际化、信息化方面的课程;普及双语教学;广泛开设第二外语;开设一些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的综合性课程等,力求建立一种能反映国际建设行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以培养学生外向型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各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3.坚持教学管理理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专家在学术和教育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各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在学科规划和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和决策咨询,对教育改革基本思路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良好作用。把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大部分“管理功能”转变为“服务功能”。增强职能部门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建设,做好包括教育教学信息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工作。在管理制度上突出目标管理思想,放开过程,强化结果,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达到教学目标。4.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适应信息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要采用有利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远程教育网络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能力和课件开发能力。为学生自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提供先进、便捷的信息网络资源,促使以教师单向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交互式教学方式转变;促使封闭性较强的传统教育模式向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更高的社会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5.抓好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建设类高校应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网络教育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或在职培训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建立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建设类专业教育网站,提供项目管理、建筑设计、室内装饰等专业培训服务的远程教育网络。通过网络注册之后,接受时间不等的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证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作者:许刘英 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社会学的思想,中国自古有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就蕴涵有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周易》就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它是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在中国从无到有渐渐兴起的。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剧变使得教育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从社会背景的出现到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与教育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出现了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上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些变化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生成起着理论上的奠基作用,时间大致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般认为,1907年,苏扎罗(A.H.Suzzallo)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教育社会学讲座,教育社会学开始其制度化的历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成形时期。本文以下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即是其理论奠基和学科成形时期的相关作品。据笔者所查,这类著作共有15本,论文多达百余篇。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对近代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程度和接触范围获得清晰的认识,笔者将对这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评价,力求无所遗漏。(表略)15本教育社会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类著作多是教育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杜威、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杜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社会学”概念,但其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说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并集中体现在《学校与社会》(1900)、《明日之学校》(1915)、《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均先后被翻译至中国。1921年,刘衡如翻译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的中心思想是:学校是社会的机构,“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成员去安排”,因而学校是整个社会进化的重要部分。该书在日本早期教育社会学家新堀通也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中,被列为教育社会学四本先驱性著作之一。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一文,对此书的译介极为推崇,指出:“杜威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家,学校与社会又是杜威博士狠(很)重要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不尽一点介绍的责任”。两年后,刘衡如完整地翻译出该书,将其收录为“教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译者在“序言”中明确交代了翻译此书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此平心静气一探究今日社会情状者,殆皆不能否认”,“虽其所摭拨者多为美国教育之实况……然核其精义,固无往而不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由此可见,近代学者主要是本着“实用取向”来译介西方教育社会学,这种取向对日后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3年,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该书部分章节曾于1917年即被译出,并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但系统翻译至我国是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鉴于此时国人对杜威的学说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故译者对于翻译此书目的没有作太多的说明,仅在“序言”中强调译著和原著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后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现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翻译至中国。与《学校与社会》相比,《民本主义与教育》进一步肯定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学校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而实际拥有的唯一方法,要人们注意防止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脱节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孤立化、书本化;同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全面。译者邹恩润这样解释自己翻译此书的动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惟关于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多散见于汉文译述的零篇演稿。本书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该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时人认为:“要了解杜威的学说,只须读《民本主义与教育》。”有人也指出它是杜威“在教育哲学方面之主要著述也”。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也是一位对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他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对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教育论》可谓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呈现。1929年任鸿隽翻译斯氏所著《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C.W.Eliot,今译为“艾略特”)所写的序言。在译者看来,“其(指《教育论》)议论之精辟而踔厉,足取旧制度之壁垒,摧陷而廓清之”,并对翻译该书非常自信,指出:“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独标新义,一部分则为人生常识,故其效用不囿于学校,其价值亦不限于一时,盖在来人类家庭社会一切教育不可缺之书也”;“斯氏之书,在西方若有过时之感者,在吾国则正为对症之方。”原稿于1922年即被译出,但迟至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以“汉译世界名著”形式出版发行。在西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被公认为教育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将教育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加以研究,对教育社会学的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教育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认为教育的制度、目的和内容等都受社会制约,并具有社会功能,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是将个人社会化,同时社会内化于个人。[2](页1-19)涂尔干的著作有《宗教生活的低等形式》(Lesformeselementariesdelaviereligiense,现译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教育与社会学》(EducationetSociologie)(1922)、《道德教育论》(1925)等多本。在近代中国学者看来,《道德教育论》是上述几本书中的结晶,[10]1930年崔载阳将其翻译至中国。译者指出该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他(指《道德教育论》———笔者注)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去阐明,社会命令我们时,面孔严峻可怕,我们不得不服从之,又当我们感觉社会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尤其为我们生命之最好的一部时,温煦可爱,我们不能不乐意为之牺牲”;第二,“本书以教育学者的眼光研究如何能达到上边两种目的,换言之,研究如何能使儿童习于服从纪律,习于委身社会,而这两点是道德教育之最重要与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该书难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通群所译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在教育社会学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学或环境教育学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此派学者重视社区、邻居、家族、班级及同侪(即同辈———笔者注)团体等较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对教育或青少年的人格形成的影响等。此外,该派也重视调查、统计等经验型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布泽曼(A.H.H.Buseman)、法国的查尼夫斯基(R.Zaniefski)等人。1938年,雷通群翻译出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据译者介绍,他之所以选择该书翻译,是因为其“(引用)德国的文献颇多,书中又把各种文献提要钩玄,作系统明了的叙述,以便于我国人的比较探究,就不能不认为很有翻译的价值”。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师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第二类:原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但其内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初小社会化的学程》、《教育病理学》、《教育与现代文明》等。1923年,郑国梁翻译美国学者德尔满(E.L.Ter-man)《初小社会化的学程》,与其他教育社会学著作不同的是,此书是德尔满专为近代中国新学制小学教材而撰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详述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一)指出不同的教材底智慧,能适应中国各种职业生活底需要,(二)特别应用紧要的过程胜于产物底原则,在我们教育底工作里,(三)关于小学校教员底预备,建议一种方法,是中国今日最大的急需,(四)为已经从事教育的,建议一种新方法和新教材”。[1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W.A.Mecall)曾为其作序,并称赞道:“德尔满教授对于中国教育底无上贡献,就是他将这新教育哲学演变为实际的教程,教育家若不理会这书是引领中国儿童到一个丰富的学校生活和离校后底生活设计,他便不能验出德教授《社会化的学程》的好处。”[14]《新文化书目》对此书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社会化的学程》是书系美国德尔满教授特为我国新学制小学而著,内容对于小学教程订有组织之计划精密周详无微不至”。该书后被列为“燕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李任仁编译日本学者富士川游的《教育病理学》,该书对于低能的儿童,从病理学及教育学鉴别其程度深浅,查出其处置的方法。在译者看来,中国对于低能的儿童的特别设备几乎没有,而且办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精神能力的鉴别也不曾注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注意。该书由广西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列为“现代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1939年,孙承光译出美国学者克伯屈(William.H.Kilpatrick)的《教育与现代文明》(又名为《适应变迁的文明之教育》)。顾名思义,该书主要是阐述时代的变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求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全书体例上分为三编,第一编变迁的现代文明之性质,第二编对于教育之要求,第三编变革后之教育。此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第三类:多是严格意义上的且已为学界公认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从译著的来源来看,分别译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但以美国最早、最多。1925年我国有两本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一本是刘建阳译述美国学者伯兹(G..H.Betts)的《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译者解释其翻译此书最主要的理由是:“国人知有杜威,不知有伯兹,所以现在特别详细介绍一下”;另一本是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导言》的后半部,定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史密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制度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教育社会学导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冠以“教育社会学”之名的教科书,同时这也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型期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之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化。上述两本译著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期刊连载,之后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连载于《教育杂志》1922年14卷第8期和第10期,1925年作为“教育丛著”第46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应用教育社会学》曾连载于《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5至7期和1924年第13卷第8至10期,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2年,刘世尧、環家珍翻译日本教育社会学家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之思潮》的上篇,命名为《教育社会学》。这是日本教育社会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始。田制佐重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尤以介绍美国教育社会学理论见长,他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均系中央大学教师,在多年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国内参考书籍的缺乏,因而“早有介绍国外名著之初心”,他们认为田制佐重《教育社会学之思潮》,其“内容的充实美满,求之教育社会学书籍中,实在难以多得”,遂从事翻译。1933年余家菊译出美国学者芬尼(R.I.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这是一部依据社会学的事实和原理来阐发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著作、凡教育哲学的意义、社会文明的渊源、精神生活的性质、社会平行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时代精神之迷惘、编制课程之社会原理、道德教育之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科的价值等,无不有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糅合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对开拓国人的视野裨益甚多。译者认为此书与杜威重视独立判断之说颇有出入,足以弥补杜氏思想之缺点,同时也是为纠正我国教育界过于重视技术的问题,不肯留心社会方面的知识,故借翻译此书而“徐图修正进步”。该书由中华书局以“教育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1936年,鲁继曾翻译美国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该书早于1924年6月就在美国纽约出版,次年,杨贤江曾在《教育杂志》“名著”一栏向国人推介此书。时隔11之久,该书才被完整译至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影响力和体例宏大,篇幅较长不无关系。该书堪称近代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力作。全书体例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共20章。上卷为“课程之社会的基础”,中卷为“社会的动力和过程”,下卷为“科学的专技之例证”。译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著者首重“学校教育之统制,更旁及其他教育动力之改造”;尤其对于“学校课程编制的原理及专技,具有明确的见解与系统的研究”,故阅读此书“获益当非浅鲜”。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许孟瀛根据巴纳斯(H.E.Barners)等主编的《当代社会学说》(ContemporarySocialTheory)中的第二十二章,即德国学者鲁塞克(T.S.Roucek)所撰“社会学与教育”。该章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总结。原著作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派,即哲学派、应用派和功能派。第一派所着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第二派所着重的是社会学理对教育的应用;第三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分析。各派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均有特殊的见解,而且都是必要的。对于功能派所发现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哲学派可以有所解释,应用派仍可加以利用。 二、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自1921年的第一本至1947年的最后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15本。从译著来源渠道看,多数出自美国。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7本译著中,除1本译自英国,其余均译自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独尊”,30年代后8本译著中,呈现出以美国为主,以德、法、日等国为补充的多极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与近代中国教育师法美国有关系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教育师法美国大约从1915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在此期间,美国教育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至中国。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所翻译的15部教育理论著作中,来源于美国的就有10本,占全部的66%。[23]另据一份资料显示,1920—192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14本,其中译自美国的有12本,占总数的86%;1929—194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29本,译自美国的有15本,占总数的52%。[24]这些资料均表明,来源于美国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中已占绝对的优势。此外,中国教育界还大量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1919年5月,杜威应北大、江苏省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1927年3月,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演,等等。①在美国教育家来华之际,中国教育界有的学者加紧学习和研究美国教育家的著作,为此而翻译其著作。教育社会学方面有关杜威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学校与社会》是中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也是第一本翻译至中国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论著。虽然出版时间(1921年)是在杜威来华之后,但初稿译成的时间是在杜威来华之际。对此,译者这样说道:“今译此书,于国人研究教育之趋势与杜威之学说,或亦有助焉。然是译初稿成于杜威来华之际,本以备自习之用,故多所节略。”[4]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其一,是以德国的拿托普(Paul.Natorp)与伯格曼(P.Bergman)等人的“社会的教育学”理论;德国的狄尔泰(W.Dilthey)、施普朗格(E.Spranger)与诺尔(H.Knoll)等人的“文化教育学”理论;德国克森斯泰纳(Kersensteiner)与美国杜威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学”理论为标志,这些理论通过对赫尔巴特(J.Herbart)的个人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教育的本质。其二,同样地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可是在方法上更具实证及科学性的教育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顾立克(E.Greek)、罗荷纳(R.Lochner)及法国的涂尔干。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对抗,因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教育科学”。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学理论太过于思辨化、观念化,只注意到教育过程的一极小部分,而忽略了与人格形成有关的更为广泛、且更为重要的过程,同时也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受惠于社会学之处显然要多于教育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兴趣,才使得教育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早期欧洲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涂尔干、华德(Lester.Ward)等人都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涂尔干,他在“教育科学”名义之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科学性格,并将“教育”界定为“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他秉持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法国教育思想史,并说明学校具有培养青少年公民道德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在德国,以盖格(T.Geiger)、魏斯(C.Weiss)、费依舍(A.Fische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如教育社会学的独特性何在;“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的教育学”、“教育的社会学”、“教育科学”等的彼此关系如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在欧洲教育社会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学问而从事研究,这既有助于奠定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则较偏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教育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常面临犯罪、离婚、失业、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注重实践性,也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手段,诸如教新移民英语及美国文化等,可以解决上述诸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接触频繁,将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而最早将教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国家也是美国。联系前述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来看,苏扎罗在哥伦比亚大学首开世界上第一个冠名为“教育社会学”的讲座,192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也率先成立。四年之后,其机关刊物《教育社会学杂志》创刊。可以说,在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其端,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因此,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受到各国(包括中国)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三、导入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总体来看,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数量上确实不多,而且这15本译著或许也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均不容忽视。首先,从时间上看,译著集中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年代7本,30年代7本,40年代1本。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来说,1922年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诞生。至1931年,国人撰写的第二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才姗姗来迟。从第一本到第二本专著,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靠译著供给。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3号曾发表华超的《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一文,作者在摘要地解读了17种教育用书(包括心理学)后,概括出两个特点:第一、除一种系本国学者自行编制外,其余都是译本;第二、译本的原作者都是美国籍。作者立论虽有批评初衷和本意,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所需的思想资源多由译著提供却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相继有几本国人自撰的教育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沈灌群和吴同福的《教育社会学通论》(1932)、卢绍稷的《教育社会学》(1934)、苏芗雨的《教育社会学》(1934),但这15本译著依然被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时人所指出:“我国在学术研究上,要已藉译著之业而随世界各国以俱进。”[26]近代学者正是借助这些译著,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我国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15本译著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成就。其次,从译著自身来看,大多数被翻译过来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在确保忠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因为这些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它们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对本国人,运用的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人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烦琐。”所以,为了让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译者对译著须先进行形式上的“中国化”。诚如罗家伦所极力提倡的“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这方面,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的导论》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不完全按照原著行文的次序,只是译述其大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增添读者的兴趣再次,从理论流派上看,这15本译著分别涉及了西方早期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派别,即哲学派、应用派、功能派。伴随着这三个流派的相继传入,国人由此获得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近代学者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不过,从这三个派别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其背景和原因各有不同。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派”,该派所侧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和原理的解释,杜威可视为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使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伴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大量留美生纷纷回国以及杜威来华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杜威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学说;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地批判学校教育的高潮,人们批判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与生活分离,“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严重失调现象,而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为这种批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并将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职业活动、生活知识统统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诚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解答这种问题,请言杜威博士的学说。”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派”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该派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因此而得名,美国史密斯、斯纳登、彼得斯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从其传入中国的背景来看,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不仅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各种教学改革实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社会化教育法等,这些教学改革实验大多数是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下的新教育实践,对于国人来说都是“新生物”,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学说难以对其发挥效用;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如成人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又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用于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以美国史密斯等人为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派”即在上述背景下传入我国,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如陈启天在其翻译美国史密斯著作时就曾这样说过:“原书(指美国史密斯《教育社会学导言》———笔者注)虽无甚深精妙的处所,却可很明白地给我们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观的大概,有参考的价值”。就在教育界极力倡导教育社会学理论应用之际,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功能派”也开始传入中国。“功能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分析,把教育看做社会事实,强调教育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影响,尤以涂尔干为典型。教育社会学的“功能派”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思想不统一和社会紊乱的严峻形势,急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得学校学潮时常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如何使学校重新回归秩序,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作为西方教育社会学功能派大师的涂尔干,非常重视国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他看来,国家应对教育进行控制,避免个人接受不同团体,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强调整个教育思想、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都应有统一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以达到教育社会化的根本目标,这一思想认识在其《道德教育论》一书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功能派”主张和学说的导入,既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思想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界规范学校教育、整顿教学秩序的目标。总之,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经的过程。这15本译著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近代中国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其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消费水平探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消费比率、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中特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城市发展概况与启示 摘要:教育城市运动是在面对城市挑战、人的新需要和终身教育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注重教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目的体现在《教育城市章程》之中,而其运动多在国际教育城市协会领导下展开。这一运动的开展状况与鲜明特点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教育城市;教育城市章程;国际教育城市协会;学习型城市 “教育城市”是199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一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基础上开展的城市运动,会上形成了《教育城市章程》(简称《章程》)并建立了以教育力量驱动城市发展的原则,呼吁重视城市居民的教育熏陶。此后,通过每两年一届的教育城市大会的召开以及其他相关活动,教育城市所确立的理念逐步得到传播和实施。在1994年召开的第三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教育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Educating Cities简称IAEC),协会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活动不断地将教育城市运动推广开来。目前共有37个国家的456座城市加入,其成员城市分布涉及非洲、美洲、亚太和欧洲。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对教育城市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教育城市的理念和做法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城市的兴起背景 教育城市的兴起与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而产生出的人的新需要相联系的,更是与全球范围内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各种理念的影响相联系的。 首先,城市生活本身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通过教育反制这些不利因素。巴塞罗那前市长Pasqual Maragall谈到该市在教育城市创建之前的状况时指出:“那时候,城市长期显示出缺乏民主和自治,疏忽城市规划,缺乏公共和私人投资,普遍缺乏志向和自尊。”《章程》的序言中也指出了这种危机的表现:不当和负面教育力量的影响,儿童的权利和青年的主体性得不到保障,多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与冲突,对城市文化身份的认同得不到尊重以及在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以否定他人或相互猜疑的形式追求安全感,等等。同样,与教育城市概念直接相关的平等、包容的市民身份、凝聚力、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教育等概念,也体现出了教育城市是在面临不平等、缺乏市民意识、缺乏凝聚力、不可持续以及战争阴影背景下兴起的。 其次,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不断增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理性不断增长的结果,由原来自然形成的城市到现代越来越注重规划和设计的城市,单一功能的城市越来越走向功能叠加,其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从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其发展越来越需要教育作为支撑;从城市中人的存在来讲,面对城市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城市本身复杂程度的加深逼仄着城市人必须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来认识城市、适应城市、改造城市以及引领城市。如何在一座高速运行而又不断受到各种变革影响的现代城市中生存,如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 最后,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教育理念的巨大影响是教育城市产生的重要背景。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与具有广泛影响的终身教育思潮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在对现代人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对教育的新理解――终身教育是指“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解标志着终身教育思潮的形成。此后,这一思潮逐渐开始显现其影响。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时对朗格朗的提案进行了肯定;随后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又一次得以肯定;1972年以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为首撰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社会作为三个基本概念。终身教育思潮及其理念逐渐被各种文化教育文本所采纳并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于各种活动中,其理念与相关活动的推广为教育城市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这种影响在《章程》序言中有明显体现:“21世纪初,所有的世代显然都需要终生学习的机会,教育内涵也需不断更新。” 二、教育城市的内涵 (一)“教育城市”的来源 “教育城市”由英文“Educating Cities”翻译而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OECD)从其成员国邀请了7个城市资助建立教育城市计划,由此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埃德加・富尔等人在1981年也曾提出“教育城市”:“它是一个社会和教育本身之间性质变化关系的术语,一种能提供这种教育空间、能将其自身放置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社会形态都可以将自身命名为‘教育城市’。”但这两次都未引起较大影响。运动的推动和组织者认为,“教育城市”是在另一种表述――“教育城市”(Educational City)的启发下,由巴塞罗那市议会在1989年发明和采用,并将之作为建议融合进为市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此后,随着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这一概念得到认可并传播开来。 (二)“教育城市”的定义 “教育城市”中的“教育”二字并非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包含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在内的广泛教育活动。严格来说,教育城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JoanManuel del Pozo指出的那样:“像其他理念一样,教育城市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和固定的,而是植根于当今生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教育城市这一概念会随着城市及其居住者而改变;这一改变不是仅仅意味着屈服于各种不断产生的压力和困难,更是协调和适应城市新的特征和需要。”正因为各城市的历史、位置、特征以及政治状况等的差异,不同城市对教育城市有不同的理解,基于不同学科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已有对教育城市的理解根据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模式说”、“运动说”和“特征说”,本文对其概况的介绍涵盖了这三种形式的理解。 “模式说”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强调与其他城市运动的差异,通常将之界定为一种城市网络或一种新的模式。例如,“教育城市是一个通过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现代化和革新以及城市规划和文化重建来促进发展、合作和革新的多城市网络。它是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共同分享的项目,涉及到地方政府、不同级别的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所有部门”,以及“教育城市是一种新的模式,它以包含在不同政策和行动以及所有领域中的知识、意识和教育因素的开发为优秀,除此之外,还有对其影响的评价”。 “运动说”是从动态上的理解,强调教育城市是许多人正在从事的一种活动,通常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城市运动。比如“教育城市是始于……的一种城市运动,那时一群由地方政府代表的城市基于……设定共同目标、一起从事计划和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有目的、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活动都可以叫做运动。因而,称之为“运动”,有对其广泛影响加以强调的意味。 “特征说”是从静态上来理解,强调这种城市应该具备的优秀特征,通常将之视为具有一定特征的城市。如,“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教育城市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周遭环境、国内其它市区和国外其它都市之间,有着积极的关联。这种关系的建立,旨在促进学习、交流和经验的分享,从而使居民的生活内涵更为丰富”。“教育城市除实现传统城市机能(经济、社会、政治和服务提供)之外,更必须落实并发展教育功能,坚定地关注教育发展,增进并拓展居民心智。教育城市最为重视儿童与青年,但也致力于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纳入终生学习的范畴。”这种理解将教育城市的特征理解为:具有独特的风格,通过分享丰富居民生活内涵,与其他城市有积极的互动交流,重视教育功能以及城市人的终身学习。 (三)教育城市的目的 教育城市运动所涉及的领域与教育相关但又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因而从内容上来看,教育城市的目的从其最终的指向上看,在于应对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一总的目标下,有三个主要的具体目标: 其一,保障所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教育权利。时代的发展使教育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城市和市民对教育的依赖愈加强烈。如果某一市民得不到教育,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被城市边缘化了。因而,如何保障儿童、青年以及所有年龄段的每一个市民在城市中的教育权成为教育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它着眼的不仅是城市的持续发展,更是要捍卫“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重申其对于城市居民终生教育的承诺”。 其二,确立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责任。城市市民教育权利的保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需要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政府被认定为在这一权利的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城市中,政府必须承诺开发、保存并展现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和特征,推动对于本地各种语言的了解、学习和使用,平衡满足新需求和保存建筑、象征和历史遗迹,空间和规划要满足关系建立、娱乐、休闲的需求以及特殊人群的需求,鼓励公共参与、评估各种信息对儿童的影响,帮助父母教养子女,等等。 其三,挖掘城市各方面的教育潜力。在教育城市运动的推动者看来,城市本身具有教育性,它是一个教育空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更是一个教育主体。但是,城市本身的这种教育性并未得到重视,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如何将城市聚焦到其市民的个性与社会化发展上成为其运动的重要目的。“教育城市关注――并致力于扩展这种关注――由城市公共空间的人们和群体互动引起的可能互惠并且以利用所有正面潜力为目标来促进城市居民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在此目的下,城市中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街道、广场等空间都成为教育城市挖掘的教育潜力。 三、教育城市的发展概况 教育城市运动到目前已有23年历程,其在理念传播和运动开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 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得益于巴塞罗那市长Pasqual Maragau的果断决定:营造对当代城市的内在教育能力的公共关注,因而才有了首次大会来自世界21个国家63座城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教育对城市生活有效管理重要性的盛况。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运动的开启,派出代表参与本次会议的63座城市成为教育城市运动的首批城市。会议制定了《教育城市章程》,并要求参与城市所应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予以推动。同时,会议还建立了由巴塞罗那市管理的“教育城市国际文档数据库”,并成立了由巴塞罗那、柏林、伯明翰等八所城市组成的“永久性国际大会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1994年由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所取代。 (二)教育城市运动的状况 成为教育城市首先要加入教育城市协会,遵循《章程》的规定以及相关要求开展活动,协会领导并组织教育城市开展运动。教育城市协会由成员城市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处和秘书长、出纳以及地方网络、主题网络和其他机构组成。 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城市涵盖了全球各个大洲,其中非洲有5个国家6座城市,美洲有13个国家58座城市,亚太地区有6个国家25座城市,欧洲有13个国家367座城市。从布局来看,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的城市比较集中,多分布在西欧和南美洲,其他参与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地区较少。 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由国际教育城市协会主导的教育城市大会及其他活动,一是在协会领导下各个成员城市及其相互之间组织和开展的地方会议和相关活动。 教育城市运动自产生以来共开展了12次大会,每次大会都会确定一个共同的主题(见表1),会上各城市除根据主题进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之外,还会针对教育城市运动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讨论相应的策略,一些成员城市会介绍该市开展教育城市运动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也会有学者对教育城市的理念进行解读。 除了大会以外,成员城市自身也会依据《章程》自行制定计划、活动方案并开展相应活动。活动结束后,会员城市会将活动计划以及取得的经验提交教育城市国际文件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保存有大量的城市活动经验供参与协会的成员城市分享学习。兹以西班牙科尔多瓦(c6rdoba)为例来展示其按照《章程》开展的活动(见表2): 四、国外教育城市运动的特点 教育城市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这是教育城市得以识别的身份标志,也是教育城市运动有别于其他城市运动的标志。 (一)注重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 “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教育城市运动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即教育是整个城市及全体市民的事情,它需要为全体市民提供教育服务,但同时更需要各方集合起来保障教育基础。人口方面,教育城市非常注重对城市中人口状况进行分析,尤其关注移民、宗教、种族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针对这些人群开展跨文化教育。教育机构方面,教育城市在关注正规教育之外,非常关注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机构的教育作用。比如巴塞罗那召开的儿童公开听证会允许11-17岁的儿童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对市政工作提出建议,很多意见还会被市政委员会纳入工作范围,还有表2中提到的科尔多瓦对国际节日教育作用的重视等。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方面,教育城市运动在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和服务方式上都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圣保罗开展“圣保罗是一所学校”的运动,为学生提供大量课外文化活动、运动、娱乐、艺术与手工等,鼓励学生多呆在学校,不仅避免年轻人流窜街头,增加学生和教师的社会资本,还保持了首都城市教育精神的连贯性。在政府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上,教育城市运动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制定教育性政策。可见,教育城市注重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关注教育活动的各方面保障。 (二)注重城市本身教育作用的开发 教育城市运动将城市视为一个具有教育作用的空间。有人指出,“依据教育城市运动,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教育的’,必然伴随使它成为教育性的东西(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特征,以及其他可能被学习的特征),在它管理或组织的方式以及规章的执行方式中,能识别出一种教育目的”。同样,根据Villar的观点,“教育城市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的,即在城市空间和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求一种教育意义”。因此,对城市本身具有的教育作用进行利用,注重开发城市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元素,努力使城市各方面体现出教育性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方面。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处处能发挥教育作用的教育空间。“将城市表述为教育型的,这样是说,能学习‘该’城市、‘在’该城市中学习和‘向’该城市学习。” (三)注重城市自身的风格和认同 教育城市运动强调保持城市自身的特色。城市的独特风格和身份认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座城市风俗、习惯、气候以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沉淀的结果,是对一座城市进行识别的基础。一旦这种独特性被抹平,那么一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正是认识到城市独特风格之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教育城市运动一开始就在《章程》序言中写明:“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此外,《章程》第七款还专门针对城市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特性做出了规定。对城市的传统、根基、语言等的尊重和对城市特色的强调是教育城市运动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同质化的回应。这种回应保证了城市之间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作为对话的基础,也保证城市在自身基础上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活动。 (四)注重城市共同分享与市民参与 教育城市是一个分享的城市,它对当代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非常敏感,这是它注重交流与分享的原因。教育城市的英文表述“educating cities”多采用复数形式的“cities”,这也说明教育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城市在战斗”。这同样也是人们将教育城市称之为一种城市网络的缘故。教育城市运动分享的方式主要是教育城市国际大会的召开、教育城市数据库平台、定期的教育城市经验巡回展,以及会员城市之间自行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教育城市还是一个参与性城市。它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其教育城市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和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市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积极参与。教育城市对参与的强调着眼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首先,在理念上,教育城市所理解的“参与”与以往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它对“参与”的理解更为积极主动,更强调在承诺下长期的行动以及行动中实现的社会化。教育城市运动开展之初之所以没有采用“educative cities”,就在于“educative”一词具有更多被动和消极角色的意味,相比来说,“educating”一词则更能体现出教育城市运动中人们的主动性参与。其次,在实践上,教育城市举办了各种有助于市民参与的活动。比如西班牙加瓦(Gava)开展的“青春、娱乐与公共空问”(Youth,Recreation andPublic Space)项目通过吸引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将城市重新整合到年轻人的教育中,同时将年轻人重新整合到城市发展和社区福利事业中。此外,针对儿童和残疾人参与的活动有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儿童市政委员会”(TheChildren's Municipal Council)项目、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轮椅者参与计划”(Inclusion Drivers Programme),等等 五、国外教育城市运动对中国的启示 约翰・里德指出,“今天,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部分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居住地,更意味着城市要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以及面对各种的挑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问题更是不容小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迎接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这一规模之巨――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可见,城市正在成为或必将成为以后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情况是,农村问题解决好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部分,那么现在“农村问题”这一表述则正在或者已经被“城市问题”所取代。如果城市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多数人生活在阴霾之中。 由此背景出发,国外教育城市运动20多年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而言,教育城市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城市运动,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印痕。就教育城市运动本身来说,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有学者认为,波尔图市加入教育城市运动已有10年,但其与教育城市运动的关系依然很脆弱。他还认为,教育城市数据库中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原创性东西。但是,更多的研究对教育城市运动的作用进行了肯定。总体而言,教育城市运动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一面“他者之镜”。 (一)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的启示 中国对城市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城市与教育总是被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而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统合二者的割裂。一方面城市强调将教育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或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将对城市市民的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教育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则强调城市没有提供一种良好的教育空间,缺乏对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教育在城市的整体发展中仍然扮演一种工具角色,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的。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狭隘,仍未认识到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实质而言,教育与城市的存在其愿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教育也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与教育都是城市市民发展的需要,都是为了提升城市中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教育城市”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方式,将“城市”与“教育”的对立与割裂转变为交互与协同,也使城市与教育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一理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使原本面临困境的城市与教育关系的“柳暗花明”。更重要的是,它还内含着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教育关系研究中最为缺失的。 教育城市对教育与城市的关系理解为:(1)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空间。当城市指责教育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时,这种理解则暗含着:城市不是一个教育空间,而仅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或者是一个居住空间而已。而当城市本身被理解为一个教育空间,那么这种指责就会消失,教育对城市不能提供其所需的环境这一指责也会消失。城市本身已经成为发挥教育作用和教育发挥作用的共在空间,教育渗透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点点滴滴也发挥教育作用。(2)教育城市本身是一种教育资源。一旦城市空间成为一种教育空间,那么教育素材也就扩大到整个城市空间并且城市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城市的历史古迹、生活习俗、建筑风貌、发展方式、管理方式等都可视为一种教育资源而体现出教育潜力,甚至城市中的负面问题也可以作为反面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3)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主体。教育城市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既需要对城市市民和其他城市提供教育,也需要作为受教育者从市民的参与和其他城市中学习。既需要保证教育在城市中基础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学习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 因而,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与教育关系的理解中明显体现出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体现了面向教育开展城市实践与面向城市开展教育实践的结合,它对城市角色的创新性解读为我们开启城市教育的新空间构筑了根基。 (二)对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启示 1 把保持城市特色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点 中国当前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城市本身的风格与特色不够尊重,相互之间不顾自身特点的盲目跟风与简单模仿比较盛行。如,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而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方兴未艾。这种缺乏对城市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和呵护不仅损害城市在长期历史积淀中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遗产,更容易伤及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相对来说,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风格和特色却极为尊重,并将其作为专门条款列入《章程》之中。因而,对于中国来说,在避免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和形成城市自身的城市风格与城市精神方面,教育城市运动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从自身出发,找准定位,基于自身风格而展开。 2 把培育居民归属感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标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这使得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城市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这些人口的融人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关注的仅仅是他们是否有吃的、穿的,而较少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以及他们是否对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尤其对于那些流动学龄儿童而言,他们的受教育问题和精神状态更缺乏关注。“在城市生活”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的概念,更意味着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活状态的巨大改变。这就意味着,培育新“市民”的文化适应以及与原有市民之间和谐共处、帮助新“市民”学会“在城市中生活”应该成为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教育城市运动中提倡的对抗“性别隔离和文化隔离”、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对“排他性机制和边缘化机制”的提醒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3 把分享和参与融入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中国的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城市之间的相互分享仍然不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意识,城市生态圈的概念不强;其二,注重竞争而不关注合作。在未来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城市发展中,相互联系和城市生态圈意识的缺失必定会造成城市成为一座“信息孤岛”。同时,将其他城市作为一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击败或打压的对手,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与分享的伙伴,也会造成城市的孤立。此外,在中国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政府责任的强调较多而忽视了对市民参与的鼓励。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如果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况且这种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之间交流与分享的关注和对市民全面参与的倡导,具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4 要制定关于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教育城市运动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有《章程》中理念的引领,有对城市基本定位、基本做法和保障措施的规范化说明。而中国城市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到目前仍缺少一个类似的“章程”或“规定”来进行指导,这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在城市建设,尤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不明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缺乏保障措施。因而,对于中国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来说,亟需国家出面确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来进行规范和指导并予以保障。 教育城市运动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眼光使其处在城市运动中的前列。它不仅关注到了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与“教育经验”,并且已经将这种理解注入到了教育城市运动的实践之中二十多年了;同时,它在具体做法上一些经验也有助于中国在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予以吸纳。约翰・里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而教育城市运动的经验可以为我们造就更多“成就”而避免“失败”提供一种启示,从而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
新闻传播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要想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满足观众需求和口味的新闻内容,就应该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和手段融入其中,推广新闻内容的同时,满足新闻的不同内容发展要求,进而有效的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发展水平,将新媒体这一背景更好的应用起来。 作者:符岩 单位:洛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新闻传播论文 一、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相同之处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在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在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时,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注意灵活运用网络优势去弥补报纸传播的缺陷。在现今互联网之上,也有一些报纸媒体开始打造网络上的阵地,建立、维护相关网站的运行。读者也可在网络平台上阅读电子版的报纸信息,并在信息下发表自身的看法。不仅仅是报纸媒体,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开展官方网站的建立、维护工作。可以预见的是,现今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网络媒体均会聚在一起弥补自身不足,充分发挥优势,以此为广大读者带去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郭晓野单位:吉林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研究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出问题,再到真正地解决问题,除了研究者亲身去寻找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不能忘记传统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保证研究成果的精准度,同时提高研究成果的新颖度,保障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进程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大放异彩。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创新呢?经笔者个人的总结与归纳,认为学术创新指的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变,但从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答案,这就是学术创新。那么,新闻传播研究应如何实现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创新,必先融入传统研究。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别无他物、绝不单一,指的是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知识谱系。立于这般学术创新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者可以妙用传统研究或者知识谱系的光亮,照亮自己新晋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而获取新的感知与认识。例如,“民生新闻”这一名词概念及其内涵自产生之日起便广受关注,但是其真正的本质精髓,却也是众说纷纭,对此,可以从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的角度进行思考,便可得出其实质上是一种新式的新闻传播范式,或者说是一类新闻的集合、总称,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传统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且传统研究层面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导致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推进进程较为缓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便更应该加大对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拓展学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研究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贡献,最终有效推进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发展进程,保证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作者:胡娜单位:滕州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论文 一、充分利用微博平台 利用微博体育新闻资讯不失为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地信息,用户也可以通过微博及时接收、查看,传播效率可见一斑。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将撰写的体育信息或者拍摄图片发到网上,不用因为编辑、校稿和排版问题耽误时间。由于微博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将体育新闻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微博看新闻。在浏览时,还可以对新闻进行及时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参与进来。这就是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不少体育明星以微博引导体育舆论,他们因为高知名度而被人们所重视,并且对体育事件的言论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让更多人参与、交流,让体育舆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规范标题提高网络新闻报道 深度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网络新闻的读者需要先点击标题才能进行资讯阅读,而传统媒体则恰好相反。所以,网络新闻标题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点击率,进而影响传播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体育网站的新闻传播对标题很重视,往往出现了言辞浮夸、标题深奥的报道。这是在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体育网站的信誉度是一种玷污。而国外诸如天空体育之类的体育网站的新闻标题都是很规范的、不带夸张与渲染的陈述式,大众一眼就能够从题目中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时代的体育资讯异常丰富,大众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有着更高的欣赏水平与审美品位。他们想要了解的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更加希望了解某支球队、某个体育明星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中的报道要具有深度,才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深度报道,人们会对某个球队及明星的过去、现在、未来、逸闻趣事等有全面了解。所以,体育新闻的传播要注重视野拓展,认真做好深度报道,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提高其可读性,以特色化的深度报道为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三、以精品栏目塑造特色品牌 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媒体需要重点加强质量模式革新,着力打造与众不同的精品栏目,以特色品牌为发展目标。这方面我国的网络体育媒体做得不如国外网络体育媒体好,因而需要不断通过借鉴、融合、创新的方式打造自身的精品栏目。例如ESPN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其经营方式和理念都独树一帜。该电视网的“NBA世界”、“英超联赛专栏”等精品栏目在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受众,传播效果很好,也正是这些精品栏目成就了今天的ESPN。相比我国,不少网络体育媒体都缺乏特色化的精品栏目。原因在于我国体育网站运营还不成熟,缺乏资金和实力,更缺少奔赴各个体育赛场的专业记者,尤其是国际足球频道、NBA频道,尽管有众多的观众,却缺少独家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国外体育网站转载,信息同质化现象突出。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长期坚持特色化品牌塑造。网络媒体的竞争极为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出别人没有或者比别人更具创新实力的精品栏目。品牌特色、个性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各个媒体也必须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随波逐流。 四、结语 网络时代,网络媒体渐成主流,网络体育媒体参与的重大体育新闻报道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能够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抗。体育媒体必须依靠网络的的超强信息整合能力,抓住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途径,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加强体育新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谁能够在重大体育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获益匪浅。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专业体育新闻网站,相互之间在通过竞争强化自身的优势,但是也需认真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品牌,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作者:邸静单位:榆林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由于对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受政策、传播理念以及各种体制的束缚,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网络一样与观众实施互动,只能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形式进行播放,并不能够对于某一新闻某一话题针对观众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而是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信息的反馈,这种传播形式的单一性限制了电视新闻的传播。 (二)国内外新闻报道内容不平衡 新闻报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对于网络和手机电视都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传播。而对于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电视新闻主要侧重于国内的新闻报道,对于海外新闻、国际新闻缺少评论和各种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速度发生之快的状态下,电视新闻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欠缺造成了观众缺乏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从而使得国际化之间的交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还应该加强海外新闻的针对性和包容性。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也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从而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三)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闻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是对于新闻内容的“快”。但是电视新闻由于具有固定的播放时间,并不能够将刚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使得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播出时间产生了时间差,这有可能对于观众的预防措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能力不如新媒体的更新快,直接失去了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措施 (一)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电视新闻 在为观众提供重要的新闻内容外,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达和普遍的情况下,能够使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多元化的舆论形式,在于观众的互动和舆论的发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新闻变革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创新,从而加强电视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互动理念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革新,是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更真实、更体现民众的思想。从而将大众的声音反映到新闻节目中,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情况下,民众的声音最能反映新闻的真实程度。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中文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中文,我们在关注世界母语的同时,国际上也在关注中国的声音。在互联网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需要电视新闻改变传统的媒介环境和新闻的生产模式,才能呈现给观众以新颖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大众在新媒体的情况下,会从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接触新闻,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互联网更多的是以手机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对于传统媒体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这就需要电视新闻针对社会的发展在新闻的节目安排上能够给予国际新闻更多的空间和播放,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得更多的人继续关注电视新闻节目。 (二)及时更新内容新闻的及时性 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动态,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新媒体不断冲击着新闻传播格局,新闻信息过载和传播渠道过剩使电视新闻频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因此,在对于电视新闻进行安排的情况下,要将电视新闻的播放时间尽可能缩短,或者设置专属的新闻电视节目,才能将新闻及时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同等重要,而不是等待播音员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后才能播出,这样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网络的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三、结语 网络的信息量和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大多数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以及报纸的冲击给电视新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电视新闻的新颖度,如何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电视新闻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众多新媒介应运而生,对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传播不可能脱离世界电视新闻发展的大趋势。新闻的追踪报道、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在新媒体下的电视新闻应该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与观众和网民的互动中以此增加收视效果。利用电视和网络各自的优势,把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和新视频媒体前,共同建构大电视、大传媒的观念,真正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祝亚军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时期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大量新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新闻传播的关系,其优秀就在于对“人”的关注,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即是社会主体的意识觉醒。新闻传播的变革,正是去传播这种意识,促进思想觉醒,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使人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人与社会能够更加和谐。 作者:胡芳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冰清张国伟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二、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地把握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我们相信,只有深切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不断地了解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才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够促进新闻传播效益的大幅提高。 作者:袁敬舒单位: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论文:人才培养新闻传播论文 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共建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在认真学习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和学校的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就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和理论设计;并就下一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调研。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还积极联系新闻单位的行业专家,就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征求了业界的行业建议,并为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吸收了一些业界知名人士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二级学院积极正视目标与要求,及时反馈问题,适时做出了一系列规划与调整,注重内涵建设,力争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过程中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理、课程、教学、师资、科研五方面的有机互动,充分实现学界与业界联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合作互动、深度融合的新路。 作者:黄进杨琨李勇单位:成都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优秀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公共关系论文 1.新闻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上来说,公共关系属于一种传播活动,它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媒体表达形式,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新闻传播是开展各项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活动得以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公共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传播中运用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品牌效应,媒体经营亦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说,品牌代表了企业的品质和形象,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除了注重新闻质量外,还要有自我宣传的意识,提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在新闻传播中,加强公共关系的运用,打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影响力,对新闻媒体的发展大有裨益。 2.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 引导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最为主要的应用便是引导其价值取向。在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已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本身便是舆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媒介与媒介之间缺乏竞争,传播者往往只需要按照自身的价值观进行传播即可。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公众逐渐形成自己的媒介价值观,新闻传播需要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选择。公共关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对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受公共关系的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在选取时一般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在每日的播出中,该节目都会与公众进行互动,不仅保证了公共关系的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影响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不同,则传播的内容也会不同。一个只会追求眼前利益、娱乐大众、忽视公共关系的媒介,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受众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介自身还是新闻人角度,都要注重公共关系的运用。 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发展 新闻工作应积极引入公关意识,吸收积极因素,弥补自身不足,促进新闻工作的长效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中,要想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有效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新闻事实进行真实报道,积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能因为团队以及局部小利益,使整个新闻工作失去客观性,使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坚持双向交流,在多方参与下,让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可亲。由于播发载体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过去基本是单向传播,很难与读者、观众、听众进行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新闻报道在运用公共关系时,不仅能够避免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也能使新闻传播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使整个报道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可信。丰富新闻报道方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要想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新闻追踪以及策划。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新闻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事件进行报道,常常采用总结式,致使新闻性较差。而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要将新闻传播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要将事实传递给受众,还要拓展报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促进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精心组织,紧抓时效性。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树立“战役意识”,进入“临战”状态,要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新闻事件,及时调动各个方面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区别。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对新闻事件进行表述。公共关系发展至今,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作用于新闻传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闻传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坚持相关原则,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 作者:金辉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论文 一、建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全媒体实践带动教学改革 一个中心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宁波电大文法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致力于培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掌握全媒体信息采编技能的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是多能复合操作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全媒体的意识,了解不同媒体的特性,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采制工作,并能根据不同媒体特点相互融会贯通。两个基本点解决的是如何培养的问题:一是坚持全媒体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二是坚持校内外实践平台搭建,以项目产品推动提升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两个基本点相互促进,开始前者搭建基本框架,现在后者进一步带动前者。 (一)建立强化全媒体实践能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改革课程设置,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高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从2004年创办以来,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高职层次的课程体系,不分具体媒体方向,突出全媒体采编技能培养的实践课程,相互融合互补。课程体系以专业技能课程群为主,涉及全媒体采编的各方面。主要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图像处理与动画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平面广告设计、播音主持、网络新闻实务、广告实务、公关实务等。这些专业技能课程群分布在第1-4学期,层层递进,由易到难,相互融合。整合新闻理论课程,将原来的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课程合并为新闻传播学概论课,将新闻史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及其他实践课程里面,精要教授必要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让学生具备全媒体的理念。同时辅之以应用汉语、中外文学经典等人文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其能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价值和文字判断,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秘书实务、企业文化等辅助知识课程,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改革课程教学,教学手段全媒体化,突出全媒体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全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摄影棚、录音室、演播室等实现采编播教学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使用电子教案、网络课件、各种音视频案例、蓝易思多媒体控制系统等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易于让学生接受,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多媒体的魅力。建立教学资源点播系统,把历届学生做的视频作品、音频作品、Flash动画作业放在上面,供大家交流学习。新闻摄影课开发新闻图片系统,让教师和学生上传和浏览新闻图片。教师可以在线评阅,也可以邀请同学共同评价,整个教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学生则可以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相互学习,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精简理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练习、小组讨论、现场练习、作品主导等方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灌输和讲授,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全媒体融合意识。不同的实践环节有机统一,围绕专业实践培养目标,以项目产品推动课程设计改革。专业优秀课程体系以“一幅动画、一本杂志(纸质、电子)、一张照片、一档音频节目、一个视频短片”为“五个一工程”项目导向,建立起全媒体融合的课程内容,较好地训练了学生的全媒体思维。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注意融入全媒体的思维。比如采访课让学生学会网络采访、手机拍照和写稿,最快速采制信息,并能考虑不同媒体的特性采写有差异性的内容。写作课采写适用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稿件,尤其是及时关注最新的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稿件特点。播音主持课让学生明白现代播音主持人要会自己策划采访制作“微节目”,既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还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用语让节目更有亲民特色。 3、改革考核方式,最终以毕业设计可视化改革全面展现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考核方式的改革是为了让学生更重视全媒体实践能力的培养。本专业课程考核或结合平时实践作业;或直接用作品进行考核;或以考级考证为契机,以证代考;有些课程结合学生在系“新文人工作室”里的实践表现,作为加分内容。鉴于视频作品能较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采编写全媒体技能,2012年起启动毕业作品可视化改革,要求学生组队制作专题视频短片,考核他们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掌握情况和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实干能力,各门课程所学都能在此得到充分考察展现。2013年继续完善毕业作品操作流程,完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验收评定、分组答辩等环节,加强指导和过程监控;2014年增设毕业设计指导课程,每组指导老师分设文案指导和技术指导,制定更完备的流程册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全程填写,考核更加科学。这几届学生制作的视频或展现宁波历史文化、或反映社会现实、或与实践基地合作,在提升全媒体采编技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搭建全媒体实践平台 1、系内创建“新文人工作室”全媒体仿真实践平台新文人工作室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的专业实践工作室,从本专业创立不久就创建了。十年来,工作室的组织架构随着媒体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原来只制作平面杂志,后增加网站,仍以文字图片采集为主。2009年开始制作视频新闻,但量比较少,2013年创建官方微博,2014年开始制作演播室节目,创建公众微信号,并将部门调整为平面媒体部、网络新闻部和电视媒体部,分设平面媒体部、电视媒体部、网络媒体部,制作平面杂志、电子杂志、视频和音频新闻及节目,管理系网站信息、系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生实践全媒体化。每个部门都有专业课程老师提供指导,由同学们自己策划选题,报道校内外新闻,展现自己各种多媒体原创作品。工作室模式创新了教育教学载体,让学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主实践,融合各种媒介的采编技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全媒体思维和技能,是专业实践教学的第二课堂。在这里,信息的生产是个完整的全媒体融合流程,项目化的管理让学生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得到了可视化的呈现。尤其是2014年创建的“今日文法系”公众微信号较集中融合了全媒体的运作流程,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报道在这里集中展现,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送。同学们锻炼了策划管理、团队合作和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掌握了最新的移动社交媒体形态的特点。因为有了公众微信号每天快速便捷的终端展现,学生的视频新闻制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电视媒体部打破了原来采编组、配音组、技术组和主播组各自分工干活的机制,所有实习记者都从基础的采编工作做起,全面掌握视频采编技能。自2014年9月以来,共制作165个视频报道,有些还使用了虚拟演播室系统,有主播播报。新文人工作室还通过表彰先进及出台《新文人工作室关于记者(编辑)业务考核及等级评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工作室记者编辑们的管理考核,激发同学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现代化媒体管理手段的仿真模拟。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得到各种反馈,更好地调整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和各指导老师相互间协同作战,相互促进。由此,工作室的全媒体仿真实践带动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积极开创校外实践和实习基地本专业在寻找校外实践基地时,注意选择可以锻炼学生不同媒体形态采编能力的地方。先后与宁海县文化馆、中国宁波网、天一阁博物馆、人民网浙江频道、江东区百丈街道、江北区芝红社区、新侨报、鄞州电视台新闻中心、搜地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江东区档案局等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活动,受到合作单位好评。为了增强和业界的联系,本专业还建立一支由业内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队伍,聘请了宁波大学、宁波日报社、人民网、江东区档案局、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海曙作协和影视家协会等单位的15位专家,校外指导或来校讲座。 (三)取得的成绩 本专业在2012年成功申报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是宁波市唯一一个高职新闻传播类重点建设特色专业。已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新文人工作室在2008、2010和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本专业老师一起做的《创高职高专新闻采编实践教学之路》、《创新载体丰富平台拓宽渠道教学相长——宁波电大以新文人工作室促进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教学》、《轴心驱动可视呈现——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实操体系的创新探索》分获宁波市第七、八届高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和第九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校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宁波及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学生多人次在省市的征文、演讲、播音主持、公益信息传播比赛中获奖。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全媒体技能融合的教学实践还需深入 全媒体采编能力不只是掌握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关键还要有全媒体的思维,能够迅速判断适用于不同媒介的信息采制角度,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整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高职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学生既有全媒体的思维,在综合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的基础上突出掌握某些采编技能,这是高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时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训练和实践。每门专业课程要密切关注媒体发展的最新状况,研究最新媒体形态的特点,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强全媒体思维训练,阐述在全媒体背景下,本课程内容所需要变化和注意的地方。相关课件可和学生网络共享,供学生随时自修。目前本专业的工作室虽已有各种媒体形态,但还是分部门各自运作。今后可以做进一步改革:建立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各部门采集的信息都发到这里,实现信息共享,然后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报道或制作音视频报道,可以彼此合作。公众微信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各部门进行约稿,包括提出对已知信息做怎样的进一步报道的要求,由此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媒体有效配置。 (二)全媒体师资培训仍需加强 虽然本专业有系内外专业教师21名,高级职称比例占43%,部分教师毕业于复旦、浙大、中国传媒等名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有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但要真正掌握全媒体的特点,具备全媒体思维和相应的教学能力,仍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目前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所拥有的证书主要是高级秘书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专业普通话测试员证书、MACROMEDIA授权的网页设计师资格证书等,离全媒体采编专业优秀技能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强全媒体采编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考取相关证书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如何让教师转变思路?如何创造进修培训机会?如何提高教师的培训积极性?如何协调繁忙的工作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校系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保障,为老师培训创造条件。再艰难,也要保证老师不断进步,这也是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技能的源头。同时,要建立校外导师的定期指导或讲座制度,目前的联系仍较松散,缺少针对提升学生全媒体实践能力的交流计划。 (三)全媒体教材亟待建设 虽然本专业教师有编撰过《Premiere基础实用教程》、《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等教材,但离全媒体教学所需教材的差距还较远。要进行适应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一是广泛收集业内各种相关教材,取其精华;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业界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然后进行资料梳理,总结归纳,编撰相应的教材。 (四)全媒体设施设备需要资金投入 全媒体采编设备都是数字化网络化的,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已建立大洋非编实验室、摄影实验室、虚拟演播室。另有摄影摄像仪器设备、平面媒体排版软件等,各类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值近150万元,全面实现数字化采编播一条龙装备,为专业的实验教学提供了条件保障。但现在还缺少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来实现学生多种媒体形态作品的平面、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的同时全方位。而且,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器材设备需要更新换代,仍需不断的资金投入,光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以外,还可考虑争取和企业合作,目前国内校企合作建设的传媒学院亦有一些,如果能为企业输送人才,双方可以双赢,这也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全媒体采编人员。同时,还可想办法争取创收,比如目前大洋非编实验室已挂牌大洋非编系统培训认证中心,可考虑向社会开放相关培训。 作者:邬晶晶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