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万方收录(中) CSSCI 南大期刊(含扩展版) 北大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上海图书馆馆藏 国家图书馆馆藏 维普收录(中) 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论文优秀期刊)
期刊收录:维普收录(中) 万方收录(中) 知网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CSSCI 南大期刊(含扩展版)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研究:谈对高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理论 任务 现状 改革措施 论文内容摘要: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等重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对知识的广泛接纳和吸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大多重技能、轻理论的情况下,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投入,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程。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 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优秀,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研究:高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研究 一、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现状 (一)在思想上,不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在艺术理论课上,很多学生不是打瞌睡,就是玩手机,这反映出现在的艺术理论课堂学习氛围不浓,学生不重视理论的学习,觉得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艺术设计课程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加上理论概念一般比较抽象,逻辑性又比较强,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和压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很难引起学生的重视; 2.来自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企业的需要。现在很多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只看重应聘者的设计能力,看能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不管学生专业理论知识扎不扎实。社会上重实践,也促使学生轻视理论,而在设计实践上花大功夫,让自己在走出校园之后,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现在高校的影响。高校越来越重视就业率,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学校也在无意识中偏向设计实践,从而忽视了对理论课程的监督,从老师到学生都对理论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进而使艺术设计理论偏向边缘化,造成现如今人们不重视的结果。 (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太科学因为高校在艺术这个专业上,大多注意设计实践课,所以,在安排设计理论课时不太合理,课时少而内容多,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些学校理论课的开设没有按照学科规律由浅入深,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缺乏系统性和前后联系。有些理论课的开设缺乏针对性,对现实的实践环节没有指导意义。甚至有些学校为了完成课程安排所谓的“硬性要求”,将理论课“见缝插针”地随意安插于实践课中,或者放在集中时间“一气呵成”,造成理论课严重失效,也容易对学生造成误解,使之觉得理论课可有可无,无关紧要。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不合理在很多大学的课堂上,以前是老师对着书本讲、对着黑板讲,现在是对着PPT讲,差别就在以前站着讲课,现在可以坐着。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满堂灌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填鸭式地灌输。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得老师上课没有激情,学生上课没有兴趣。再者就是,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还是采取老套的方法,单纯靠讲,不进行相应的改变,无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热情,来提高他们的兴趣。 二、改善艺术设计理论课的措施 (一)在思想上,应该转变观念。首先要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我们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艺术设计理论,时时刻刻记住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是艺术设计的基础,是设计作品的原创力,只有充分了解设计原理的本质与客观规律,了解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知识,才能通过作品展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人文关怀,体现作品的生命力。 (二)在对课程的设置上,需要对艺术设计理论的性质进行详细的理解与把握,对理论的教学目的也要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在对课程进行科学的设置时,还要借鉴国外高等院校对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设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设置更趋于合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 (三)在教师队伍方面,在促使艺术系教师提高设计实践能力的同时,更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因为一个教师只有具备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不光对艺术实践擅长,更要精通专业理论知识。这样的老师才会让学生觉得是真正的大学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长期地为社会所用。 (四)在教学方法改革上,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 1.在大的方面,要使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在教授理论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加入实践活动,例如,可以在课堂上,布置一些简单的实践操作的设计活动,运用当堂课的理论知识来设计作品,并可以在课堂上讨论,通过讨论可以了解别人的学习方法和设计理念。可以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也可以申请去博物馆参观,增加学生的课外阅历,在参观完之后,让学生写写在博物馆里学到了什么,或者针对某一作品写自己的感受或者看法。还有,设计人才是需要走进社会经受考验的,可以进行校企合作,老师带学生去企业参观,或者寒暑假去企业参加实践活动,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得到更好的发挥; 2.在小的方面,通过各种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兴趣。例如,在一堂课的开始,教师可以根据本堂课的主要内容,以故事的形式开头来调动课堂的氛围,不管是古代或者现代,从建筑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建筑反映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等等,这样肯定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总结 在课堂上,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在课堂中多用图片、动画的形式,改变以前纯用文字讲述的形式,让学生更加明确地学习知识,利用文字与图片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传授教学内容。还可以放一些关于教学内容的短片,有解释,有剧情,还有图画,这样更有利于教学目的,学生也不会觉得太单调,在享受中学完课程。还有利用表格的形式,便于学生记忆,从形式上提高理论课程的学习效率。 要使作品具有创造力、生命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需要了解艺术设计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认真学习理论课程知识的重要性,从理论课程中学习、发现艺术设计教育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通过改善现在艺术设计的现状,从思想上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对理论课程进行合理的设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学方法,使设计理论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使艺术设计焕发生命的光彩。 作者:葛祥国 单位:江西服装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研究: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反思与转型探索 摘 要:在艺术设计领域,传统的理论教育面临着改革的难题,现有的教育模式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很有必要对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样才会使得艺术设计的理论教学有所发展和创新。实际上,艺术理论的教学在我国起步很晚,其在发展过程中本就不具有完备的知识教育模式与方法。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教育也已经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转型与创新,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与方法。文章主要是对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反思与转型探索。 关键词: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反思;转型 0 前言 实际上,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够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游刃有余。但目前,理论的讲解在传统艺术设计理论的教育中并不受青睐,人们通常都是重视实践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意义。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不能够做到顺应时代的发展,有所变革。因此,有必要对理论教育进行适当的改变,以使其适应目前的实际教学。无论是任何领域,只有改革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只有不断深入实际、顺应形势改变,才能够符合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强化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建设。 1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反思 1.1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的教学理念落后 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教育起步较晚,多是对国外艺术理论的借鉴。由于在借鉴中不重视本国的实际教育情况,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中并没有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设计理论教学模式,并且在长期的理论教学中一直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艺术设计理论在教学理念方面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业界都把艺术设计的理论教育当做一种可有可无的教育。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理论教学对于艺术设计的学习与实践都至关重要,理论在任何时候都起着最基础的作用。学生只有在充分学习了理论知识以后,才能更加高效地进行艺术设计的实践,才可以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中有更加长足稳定的发展。反之,那些不重视学习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学生,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到艺术设计的技术,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受到缺乏理论知识教育的制约。 1.2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理念的偏差,造成理论课程在设置方面的不合理。多数课程的设置都是浅尝辄止,并没有重视对于学生的理论教学。纵观各个高校的艺术设计的课程表便可了解到,我国对于艺术设计理论的教学并不重视,主要表现在安排的课时少;理论教学覆盖的艺术类专业太多,相应的课本少之又少;同时多作为公共必修课进行教学安排。这种不合理的课程设置严重影响到学生对于艺术设计理论的看法,以及艺术理论的学习在学生心中的重要程度。[1] 按照正常的课程设置来说,应该针对不同的艺术类专业开设不同的理论课程。同时,还要将艺术理论课程的讲授设置成专业必修课,并增加理论知识的讲授课时,不断提高理论课程的地位。只有在课程的设置方面重视理论课程的安排,才能够提高学生对于艺术设计理论的重视程度,不断强化传统艺术设计理论在学生心中的地位,使得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占有绝对的理论优势。 1.3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的教育方式、方法需改变 传统的理论课堂在对于理论知识的讲授方法过于单一,就是简单的教师讲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模式。这会使得本应是有趣、丰富的理论知识在课堂上变得枯燥、乏味,不能够引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关注度不高,掌握程度低。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师的教学方式过于陈旧,不能够适应新的教学变革。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通过理论知识与学生进行课堂的互动。同时,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在理论知识的讲解中多例举一些具体的实例,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加强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 2 传统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转型策略 2.1 转变教育观念,重视艺术设计理论教育 理论的教育对于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学校要转变对于理论教育的观念,不断加大对于传统设计理论教育的宣传,并且重视理论教育的师资投入,使得教师与学生对于艺术设计理论的认识有一个新的提升,使他们明白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艺术发展道路的重要性,观念从根本上有所转变。 由于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知识都是对于国外艺术理论教育的借鉴,所以形成符合我国艺术教育实际情况的教材至关重要。国家要加大对于艺术理论知识教材的编写,出版适合我国实际艺术教育情况的教材,这样教材才能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2] 2.2 加强艺术设计理论的教师队伍建设 理论知识的传播需要传播者的介入,而教师恰恰就是知识的传播者。因此,想要让学生对于理论知识有一个好的理解,就必须要加强艺术设计理论教师队伍的建设。在设计专业中,更多的人员只是熟悉设计技能,而对艺术设计知识没有深入的掌握与了解。因此,要强化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出一批不仅具有专业技能,还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的优秀教师。 3 结语 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改革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个群体的不断努力与创新才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最终培养出优秀的设计者。
四年级数学论文:小学四年级数学(上册)两版教科书的比较分析 摘要:教材是课程的载体,教材改革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课程的背景下,对我国小学数学人教版和北师版教科书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对小学数学人教版和北师版教科书从教科书的内容、教科书的呈现形式、教科书的例习题、教科书的特色、教科书的理念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教科书 人教版 北师版 比较研究 1.引言 近几十年来,数学有了飞速的发展,新的数学知识不断产生;新的数学方法不断出现;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教材是多种科学文化、人文素养等汇集的“信息场”。 教科书集中体现社会规范文化与国家政策,便于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有助于统一全国教育教学的标准,是评价考核教育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是充当教师教学的指南及规范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源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学生数学成就的跨国比较结果都一致表明。亚洲学生(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在数学上的表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国际数学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对教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TIMSS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包括了对50个国家的上千套教材、课程指导文件和其他课程材料的比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将教材作为重要研究对象(Schmidt,Mcknight,Valverde,Houang Wiley,1997)。该研究产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Howson,A.G.(1995)等编者出版的TIMSS的数学教材专论――《八年级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TIMSS的研究方法对之后的许多教材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S Leign Nataro(2003)运用TIMSS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课程文件、教材和学生数学学习测试结果的分析,对法国、德国、荷兰、波兰、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八国的集几何课程进行了比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教育改革实验如雨后春笋。教材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教材的编写从“一纲一本”发展到“一纲多本”。程广文((1998)对两种初中代数教材(GX教材和人教版教材)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材编辑和教学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地思考了若干初中数学教材改革的问题。此外,曹培英(2000)选择了上海的地方性数学教材与日本的数学教材为研究对象,对中日小学数学教材的教学内容、教材编排以及编写特点进行了比较。朱乐平(2002)对中德小学数学教材的编排体系和特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比较。阮夏强(2004)进行了初中数学新旧教材及教学实践的比较。 只有对一个国家的教材发展有所认识,才能对今后教材的发展方向有所把握。所以,对教材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它使我们有机会思考教材走到今天究竟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等问题,这对今后的教材建设和发展大有裨益。 2.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世纪之交启动,新课程从2001年9月开始实验,至今已进入全面推广阶段。教材作为课程实施的载体,在课程中处于优秀地位。教材改革成功与否对于整个课程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此次课改“一纲多本”原则的指导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共审批通过了六个版本的小学数学新教材,它们都是以《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为主要编写依据,集中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和要求。那么,人教版教科书与北师版教科书之间究竟有哪些共性和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3.研究方法 主要是采用文献资料法、采用计算机、网络等辅助科研手段、内容分析法等方法从教科书的内容、呈现形式、特色、理念、例习题等方面对人教版和北师版进行了比较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献内容作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的专门方法,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容,对事物发展作情报预测。它实际上是一种半定量研究方法,其基本做法是把媒介上的文字、非量化的有交流价值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建立有意义的类目分解交流内容,并以此来分析信息的某些特征。 4.研究结论 通过对人教版和北师版教科书的分析,笔者从教科书的内容、呈现形式、例题和习题、特色、理念五个方面来对两版教科书进行比较,得出以下几方面的不同点: (1)两版教科书在内容的选取、分布上的不同 两版教科书的内容都涉及到“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实践与综合应用”四方面的内容,在“数与代数”的知识块中,北师版比人教版增加了“生活中的负数”。而在“空间与图形”的知识块中,北师版比人教版的内容丰富。在“实践活动”的知识块中,北师版的活动比人教版的多。而在相同内容上的分布两版教科书的知识块稍有变动,总的来说,人教版教科书的内容浅、少,而北师版教科书的内容多、深。 (2)两版教科书在例题与习题以及呈现形式上的差异 人教版的教科书在例题与习题的题量上都明显多于北师版的教科书,尤其是在习题上,人教版的教科书在习题类型上主要有“一般习题、*题、思考题”三种题型,与北师版的教科书相比,它更能体现出对学生要求的层次性,而置于其他的课后题,北师版的教科书则比人教版的教科书呈现形式丰富,如:练一练、试一试、看一看等等。两版教科书中都存在“开发型”题,但内容都不多。 (3)教科书特色的比较 北师版教科书的特色: a.提供密切联系学生现实生活的学习素材; b.创设探索数学规律的情境; c.体现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d.重视在多种活动中培养空间观念; e.重视在统计过程中学习处理数据的方法; f.设计富有特色的综合应用活动; g.渗透数学的文化价值。 人教版教科书的特色: a.突出了数学的文化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数感; b.注重培养学生灵活的计算能力,发展学生的数感; c.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d.教学内容的展开加强了探索性,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e.重视操作活动,强化学生的认知过程。 (4)教科书理念的比较 两版教科书的编写理念都是根据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国家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主要包括:①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②强调数学的作用;③强调数学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习方式应该是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④强调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经验,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⑤强调过程性评价,全面、科学地评价学生;⑥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对数学教育的影响。 教师是教学活动中最活跃、最有生机的主要因素,教科书的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讲最终是要通过教师的智慧教学来实现的,因此,教师不能受限于教科书,应以教科书为中心,在内容或形式上根据学生的需要以及学习的特点向外延伸,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做到“因材施教”。本文对两版教科书做比较,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让教师们吸取两版教科书的精华,真正落实“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教育思想。 四年级数学论文: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的有效策略分析 摘要: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对小学数学教学进行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针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的有效策略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几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关键词: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有效策略;分析研究 前言:提高数学教学的有效性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师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在小学数学四年级教学中,教师就要做好分析与研究工作,创新教学方法与策略,提高教学的效果与质量。 1.从生活实际出发来激发出学生的探索热情 要想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学习兴趣必不可少。也可以说,只有在学习兴趣的影响下,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让学生产生出主动探究数学知识的动力,从而也就可以有效提高数学教学的效果与质量。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就要注重激发出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主动性,同时也要将新课改中的内容融入到教学中,为学生创建出相应的教学情境,以此来突出数学知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生活化来说,是在新课改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因此,教师将生活化与教学情境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学生营造出良好的生活化情境,这样也就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如学生在学习《角的度量》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利用教室的四个角来为学生创建出生活化的情境,以此来吸引学生,通过向学生提出相关的问题,来鼓励学生动手测量,可以有效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可以学习好这一内容[1]。 2.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激发出学生学习欲望 对于小组合作学习来说,可以突出学生的主体价值,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集体意识与竞争意识,因此,在小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通过多元化与开放化的教学来让学生主动探究数学知识,同时也可以全面激发出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在构建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还要让学生明确自身在小组中的位置,通过不断的探究、交流以及解答等啦帮助学生掌握好数学知识。同时教师也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做好引导工作,积极参与到学生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掌握好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课改的影响下,做好小学数学教学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且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教师还要掌握好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吸引学生的目光,让学生可以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提高学习的效果与质量,满足新课改的需求。 四年级数学论文:小学四年级数学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要】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是小学数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小学四年级为例,就如何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小学数学 四年级 学习兴趣 数学教育 1 引言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源动力,是学生终身学习的支点,是影响学生注意力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楔合点。但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保持,却一直是众多教师所面临的难点问题。小学四年级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开始产生逆反心理,小学四年级数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内容量和难度上都有所增加,极容易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帮助学生培养起可持续学习的动力,促进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学习,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本文针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就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浅要的探讨。 2 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特点和学生年龄特点 2.1 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特点 相对于小学1~3年级的数学教材来说,四年级的数学教材在编写上,其内容更为丰富,更为注重算法的多样化,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关注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注重学生自身的学习体验。丰富、系统、逻辑严密的数学知道需要学生有更好的知识基础与抽象思维能力,要求学生能举一反三的通过迁移类推来探索新的知识,逐步完成学生的知识体系结构。同时,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加强了数学知识同学生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帮助学生借助于实际活动和生活情境来理解、感受数学知识,在实践中探索数学知识,以培养学生灵活活的计算能力和解题能力。第八册教材,则将小数的相关知识作为了重点,逐步引起入四则混合运算,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感和计算理解能力,整体来看困难程度与复杂程度都有所提高,需要不断提高学生的思维方法与判断能力。 2.2 小学四年级学生年龄特点 从年龄特征来看,小学四年级学生是个性差别最大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学生生理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一部分学生身体发育已经接近中学生指标,一部分学生则还稍显迟缓同一二年级学生相当。在生理方面,由于家庭环境、教育引导等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学生心理发育较快开始变得老成,其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成熟,已经开始阅读成人书籍,而一部分学生在心理上还明显落后。这种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此外,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自主意识呈现整体增强趋势,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出自主的选择,独立自主能力更强,但其爱好还不够稳定,并不如成人一样具有稳定的自主选择能力。 3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针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特点,小学四年级数学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 3.1 环境改善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中,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生理与心理日渐成熟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要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必须注意多从平等、民主、和谐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改变传统的高高在上的教师教育观,让自己从神坛上走下来,与学生做朋友,真正的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注意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多设计数学活动,包括如制作班级学习报、组织数学兴趣小组、让优生帮助差生等,促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其次,要从整个学习氛围上下功夫,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注意思想教育不是讲大道理,只有学生能听懂、能理解、能接受的道理,才会真正对学生思想造成影响。 3.2 情境创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相对于语文学科来说,数学学科的知识显得较为枯燥泛味,极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尤其是小学四年级数学在内容、难度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使得学生学习压力更大,更容易失去兴趣。要让数学课堂变得更为生动有趣,情境创设极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改变过去传授知识的不良习性,变为引导学生探索知识,在设计教学时就充分考虑,如何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探索性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在探索性的学习情境中去主动、积极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获得知识,而不是在教师枯燥单调的讲解中去接受知识。此外,将数学知识与实践活动进行联系,让学生在可操作、熟悉的情境下去学习数学知识,让学生去动手测量、亲自演示,在数学游戏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也可以极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3.3 促进成功壮大学生学习兴趣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同,小学四年级学生更是如此。这一阶段的学生开始有了较强的自主独立意识,竞争心理不断加强,充分利用这一点给予学生成功的机会,让学生获得更多成功的体验,能极好的壮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可以多组织各类竞赛、活动等,让学生在竞争环境中主动积极的投入最后获得成功的体验,也可以是在课堂上多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从各个角度去鼓励学生让学生获得成功,也可以通过降低难度、区别对待的方法让学生获得成功体验。 4 结束语 兴趣对学生的学习极为重要,其影响不仅是在校期间,还影响着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的终身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对于小学四年级学生来说,要培养他们数学学习兴趣,教师必须深入的把握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的特点,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多个方面去培养并壮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受益终身。 四年级数学论文:如何让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更具趣味性 摘 要:小学四年级正是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步入小学高年级的阶段,学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接触的知识会稍微的复杂一些,而且学生开始对数学的学习有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能够使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更加的重视,教师们认为应该增加数学教学的趣味性。 关键词:四年级;数学;趣味教学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思维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经过前三年的小学数学的学习,学生已经逐步地探索到了一定的学习方法,但是这些学习方式还不能够成熟地运用到日常的数学学习中,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增加数学教学的趣味性,这样对学生数学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一、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经过前几年的小学阶段的学习,学生数学思维和思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接下来能否顺利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师生关系不能够正确地建立就没有办法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要逐渐地融入学生中去,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帮助他们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二、实物模型教学 为了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有必要采取实物模型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此使数学教学更具有趣味性,小学四年级上学期学到了角的度量,开始学生对角度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地弄明白,教师在授课时采用三角板或者动手制作钉在一起能够旋转的硬纸条,通过这种实物模型或者手工制作的学习工具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增添了教学的趣味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虽然开始步入了高年级的学习,但是学生的想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所以,通过这种实物模型还能够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知识。 三、教学中增加小游戏 为了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可以加入教学小游戏来调节课堂氛围,将教学的内容编成小游戏的方式可以提高趣味性及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能力,让学生在竞争中体会到学习数学知识的乐趣,更加重视对数学知识的掌握。 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有各自的不同点,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既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要兼顾学生的天性,让他们能够顺应自己的兴趣发展,这样的教学方式才能使学生更加喜欢学习数学,为了达到这个教学目的,教师还要不断地提高教学的趣味性。 四年级数学论文:基于新课程的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推进和反思,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国外的课程研究表明,课程改革的关键往往在于实施。往往文件中所规定的课程,与实际实施的课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比较明显。在新课程推进和实施的过程中,势必会存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和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那么新课程在农村地区实施的情况如何呢?文件课程与实施课程是否会存在差异,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存在差异?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便更加适应农村地区的教育实际?因此通过对小学数学课程在农村地区实施情况的考察,既可以了解数学课程随着新课程的实施而产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也能够了解新课程在设计和实施中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还可以为新课程在农村更好地推进提出建议,促进义务教学数学课程在农村学校的健康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有必要在认识我国此次新课程改革中小学数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小学数学课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情况。因此本文以农村一所小学为研究对象考察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小学数学课程的实施情况。 关键词:课前预习,趣味教学,数学练习 小学数学主要注重于数学基础知识的讲解,以及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教学在这两个基础上,还增加了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新课程为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及年龄特征,从多个角度进行改革,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改革教学方法 1.1 课前预习。新课程下,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方法的改革,首先要从课前预习入手,课前预习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对课堂教学内容有着一定的了解,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能够更快的吸收知识。教师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促进学生的课前预习,一、有一部分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中,会为学生设计数学预习卡,将今天要预习的内容做成问题填写在预习卡中,让学生通过简单的预习进行填写。二、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的进行预习,要求学生先阅读要预习的数学内容,看教材中哪些知识是可以自己理解的,并将无法理解的知识进行勾画,以便在课堂教学中询问教师。 1.2 趣味教学。有趣味性的课堂才能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新课程下,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教学改革,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为学生创建一个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使课堂充满了活力和趣味性。 2.改革学习方法 2.1 阅读教材。小学数学教材中包含了所有的数学知识、概念、解题技巧,而这些知识点都是需要通过细细阅读才能发现的,因此,改革学生的学习方法,首先就需要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正确的阅读教材,从教材中获得相应的知识。 2.2 数学练习。在小学四年级数学中,有许多数学知识和概念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巩固才能逐渐提高的,小学阶段的数学题十分多样化,同一个知识点,可以通过不同的题型展示出来,如应用题、选择题、计算题等,并且有多种解题方式,如排除法、推理法、验证法等,因此只有通过数学练习才能提高数学综合运用能力。 3.培养学习习惯 学习兴趣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兴趣也无法分开,因此,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受益终生。首先教师要利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要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确定学习目标,找准方向,最后通过数学练习等方式,逐渐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 4.结语 总之,在新课程背景下,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的改革,不仅要从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法和培养学生学习习惯开展,更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数学课堂教学活动,这样,才能在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数学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年级数学论文:论小学四年级数学家庭作业的设置 摘 要:家庭作业是课堂内容的延续,是学生学习教材知识的第二课堂。对于在学习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家庭作业,教师既不能轻描淡写,不加重视,也不能采用题海战术,给学生过重的负担。如何设置让学生轻松完成并在完成中发现趣味、自主探索的作业,是一个优秀教师应该具备的技能。 关键词:家庭作业;生活化;互动化;多样化 一、“因材施教”,量身作业 家庭作业的设置,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特征、阶段特性等具体情况。首先,教师要考虑孩子的耐受度。四年级的学生还未形成长久的耐性,可以在书桌前一坐一小时。因此,不能用大量计算题、应用题压垮学生,让学生对数学形成一种惧怕心理。其次,教师要贴近学生生活,设置作业尽量生活化,且结合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例如,在教学“三角形的稳定性”时,课堂进行了三角形的“木棒拉伸实验”,笔者布置作业,让学生寻找家庭中还有哪些稳定的三角形,亲自验证。这样的作业,能让学生牢固记住三角形的特性,并脱离书本,学到生活中的知识。 二、实现互动,快乐作业 把作业“激活”,让学生实现亲身实践、合作交流、自主探索,是布置数学作业的真谛。那么,如何才能把作业“激活”呢?教师可以给作业设置互动环节,让爸爸妈妈参与到作业的完成中。这样,爸爸妈妈加入进来,参与互动,学生在和爸爸妈妈的互动中实现合作学习、探索学习。而且这种形式的作业更像是一个家庭小游戏,学生快快乐乐、轻轻松松地就能完成。 如四年级数学开设有关小数的知识。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和运用,笔者设置家庭作业:和爸爸妈妈搜集各种面值的纸币,每人随手抓一把,每张纸币以元为单位相加,并比较谁抓得钱数最多。这样,学生学会了比较小数点大小,运用了小数点加减法,并掌握了简单的小数点换算。 三、形式多样,趣味作业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较强的形象性。因此,教师授课时以生动形象地图画、声音等多种形式把知识呈现给学生,远比简单的文字教学更容易让学生学会,这也是为什么多媒体教学深受学生欢迎的原图。布置作业也是一样的道理,把作业变成图片、表格、“对话”、情境图,更容易让学生牢记所学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完成作业的欲望,实现“寓作业于乐”。 例如,教学“初步认识简单的统计图表”时,笔者要求学生统计自己小组每个组员的文具盒中的文具数量,绘制成表格,并把笔、橡皮、尺子等进行分类,用不同颜色的比填写。作业完成后,学生看着手中五颜六色的表格,宛如一幅美丽的图案,很是开心。 四、突出层次,个性作业 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每个学生更是千差万别。《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也提出数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理念。不同学生对题类的喜好也不同,有的学生喜欢做计算题,持续做近百道计算题可能仍津津有味,而有的学生可能刚做十道就已经不耐烦了。有的学生喜欢做应用题,认为应用题富有趣味性,有的学生可能觉得做应用题有难度。这时布置作业就要分出层次,搭配进行。 为了让学生能自主、富有个性地学习,笔者设置家庭作业时分出了层次,给了学生可选择的空间。把作业的难易程度分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挑战比自己高一程度的题。如果能完成挑战,将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对下次的数学作业带有期盼。 总之,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它应该是可以选择的、个性化的,它应该给孩子综合运用知识、发展和展现个人天赋提供机会,它应该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家庭作业应该是教师精心准备的送给孩子的一份礼物,愿这个礼物能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 四年级数学论文:浅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 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特点是天真、活泼、好动,爱表现,爱好广泛,求知欲旺盛,但注意力的时间相对较短,让许多老师头疼。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活枯燥的数学课堂,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可持续学习的一个支点。同时,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突破点。一个师生关系和谐、赏识、宽容、富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必然会对学生学习兴趣的保持、产生不凡的影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形成良好课堂气氛的基础;宽容,能为学生创造温馨和谐的学习环境;赏识,更能为学生兴趣之火的燃烧添加无尽的燃剂。课堂交往中,学生对教师的人格态度、专业水平、教学方法、甚至对某一问题的看法,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评价,作出“信任”或“不信任”的判断,和“亲近”或“不亲近”的情感反应;甚至于把对教师的好恶迁移到教师所授课程上来。对教师没有好感,也就不想学他教的课。在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指导下,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思考、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我结合教学实践,谈一谈自己肤浅的体会。 一、转换教师角色 在现代教育中,教师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应试教育逐步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多年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套传统、滞后的教育教学模式显然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作为一位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我认为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要进行创新,教师必须改变已经形成的老一套以知识为优秀的观念和行为,改变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知识教学目标上,而忽视能力、态度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切实改掉过去注入式的教学方式;真正体现教学形式多样化,让学生自己探讨、讨论、实际操作、合作学习、交流体会、互相帮助,使得教学气氛和谐,学生能活泼地、愉快地进行学习,真正实现把数学的课堂还给学生,切实让学生多想一想,多看一看,多做一做,多说一说。因此,我认为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为学生学习上的指导者,要大胆地放手让学生从感知中领悟到知识,从而达到化教师的教为学生的学,还学生主体的地位。充分让他们在学中玩,在玩中学,促进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二、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实践活动是儿童发展成长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形成实践能力的载体。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在数学教学中,我认为应重视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摆、弄直观材料的机会,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自己去发现规律、概括特征、掌握方法,在体验中领悟数学、学会想象、学会创造,让学生摆脱数学的枯燥乏味,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数学的兴趣。《计算器的认识》一课中,学生们都准备了计算器,我先让他们自己任意计算,然后再让他们逐一说说自己是如何操作的,引导学生自己进行发现、总结。在“你说我来做”这个环节中,当一个学生说出一个算式的时候,其他学生都争先恐后算起来,根本没有空闲去做小动作。整节课,学生们注意力集中,兴趣盎然,表现活跃积极,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多媒体教学,让数学课堂生动起来 新课程改革对教学手段的运用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充分让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工具走进教学,肯定会给课堂带来无限生机。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多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和视频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大大弥补了自制教具的局限。当我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鲜艳的色彩,可爱的形象,逼真的动感,迅捷的切换吸引了学生,集中了他们的注意力,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四、猜测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科学家牛顿有句名言:“没有大胆的猜想,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发明和发现。”将猜想引入数学教学之中,将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培养创新意识、促进能力的提高。有时我故意将课讲得留有余地,让学生们自己去探讨、去猜想,然后再进行归纳总结。我发现,学生们的想法多了,答案也多了,课堂也更活跃了。因此,我又不失时机地给学生设计灵活、开放性的练习,让他们用猜想的结论去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已有的知识得到巩固、深化和发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让学生沉浸于猜想的成功之中。 总之,以上几种教学方法能很好地促进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发挥其主体地位,使学生从“乐学”到“要学”,从“要学”到“会学”,最终达到会创新。同时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能让教师以最好的教学效果完成教学任务。 四年级数学论文:简便计算在四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摘 要:简便计算是数学计算中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它是经过人们思维逻辑的创造而来的一种全新的运算技能,简便算法使得数学领域的某些定律及性质的繁琐步骤变得简化,使得计算的整个过程得到优化,进而提升学生的运算能力,除此之外,还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数学感觉,因此,从当前四年级的数学简便计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将简便计算融入四年级数学教学中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简便计算;数学教学;现状;策略 数学这一学科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是学生所要接触的重点学科,近些年来,随着新课改的日益深入,对于学生数学能力的考查有增无减,小学四年级处于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阶段,能否学好数学,对于学生日后的数学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简便计算是一种常用的计算方法,教师如何能在四年级的数学教学中合理使用这一方法对于学好数学至关重要。 一、简便计算在四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目前,简便计算在四年级的数学教学应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由于教师的教学目标设置较为单一,对于简便计算的重要作用不能充分重视起来,在教学中,教师一般会采用繁琐的计算题目让学生反复练习,巩固学生对于运算性质和规律的理解,比如,在一个算式中,减去两数等于减去两数之和。由于教师的反复强调,学生对这一算法充分运用,在面对数学问题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这种算法,比如8.65-4.73-2.65这样的情况,学生会首先想到=8.65-(4.73+2.65),而不是经过简便计算,将算式转化为=8.65-2.65-4.73。另外,教师不能够引导学生在计算时合理地将简便计算和运算规律或性质相结合,对于相关训练重视不够,导致学生的简便计算应用能力差,意识淡薄。 二、简便计算在四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分析 1.实践经验与积累是基础 简便计算来自于实际运算中的经验积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简便计算的方法。在进行教学时,可以引入一些现实情境,比如,在讲乘法的分配律时,可以设置这样的情境:月月去笔店买笔,一支铅笔0.8元,一支油笔1.2元,各买10支,共多少钱?这样的充满生活味道的情境设置,会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 2.在学习中亲自进行体验 在教学中,教师教授的算法一般都是单一的,经过优化的,但是,考虑到学生个人能力的不同,教师提供的方法并不一定是适合于每个学生的,因此,在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亲自进行体验,经过对题目的学习,让学生自己找到最为适合的解题办法,小学生对于探索和发现都具有十足的热情,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够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体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也颇有成效。 3.树立辩证思考的教学观 四年级数学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必须树立起辩证思考的教学观,充分对教材进行理解,挖掘教材潜在的知识,改变原有的教学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激活学生的思考空间,让学生可以做到活学活用,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让学生可以感受到简便计算的奥妙之处,提升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简便计算在解决数学运算问题中十分适用,不仅可以增加解题的准确性,同时可以减少解题时间的浪费,四年级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积极引导学生,让学生可以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最终掌握数学知识蕴含的诀窍,为数学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年级数学论文: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方法浅谈 摘 要:小学数学是学生整个数学生涯的起步阶段,对于这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言,这个起始显得尤为重要。而小学四年级在这个起始阶段中又属于至关重要的一步,作为小学四年级老师,“任重而道远”,必须要为了学生今后的发展呕心沥血,寻找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只有采取策略,打造一个全新的小学四年级数学课堂,发挥课堂教学的意义,才能帮助每个学生学好数学,成长成才。 关键词:小学四年级 数学 教学方法 浅谈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虽然说还是孩子,但是也算是大孩子了,肯定不再像一、二年级那样什么都不懂,但是当然也没有初中生那般懂事。这时,老师作为孩子们学习道路上的引路人,就应该要发挥这种指明灯的作用,对教学工作进行深入思考,找寻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起到帮助作用。小学四年级数学,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是比较难的,而且它又不同于语文,不是仅靠记忆力就能学好的,它需要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还要有百分百的热情,愿意主动去学,只有做到了这些,学生才能学好数学。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不喜欢数学课,不愿意认真听讲,课堂教学发挥不了它应有的效果,无法起到教学大纲规定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老师亟需改变现状,一定要设计适宜当前教学环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数学课上真的学到知识,发挥课堂教学的最大有效性。 一、教师转换在课堂上的角色 在传统教学中,总是认为老师的讲课质量最重要,在很多人看来,只有老师学识渊博,讲的课好,给学生传播的知识多,学生才能学好。的确,好的老师对于学生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不能完全依赖于老师,还有学生本身的责任。老师只是一个引路人,这条路该怎么走,终究是要看学生自己。所以,要想教好学生,尤其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就必须要转换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要让学生知道他们才是课堂的主人翁,要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数学这门课,若非主动去学,若是没有兴趣,遑论学好,所以只有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而不是过于依赖老师,才会真正帮助学生。例如,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中会学到《认识图形》,在这节课上,老师会带领学生认识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菱形等这些图形。按照传统教学方法,应该是老师一味地讲,告诉学生这都是什么图形,让他们牢牢记住。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根本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要想发挥教学意义,就必须要转变老师的角色,将学生视为课堂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多让学生自己去看、去说,让他们联系生活,向大家解释什么是三角形,什么是正方形,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该如何辨别。通过学生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他们会印象深刻,学到的自然也就更多。如此,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转换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实现课堂教学的价值[1]。 二、注重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数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所谓的工具性,自然也就是体现在它的实践方面。小学四年级学生,虽然较一、二年级懂事,但是终究还是孩子,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老师需要了解这点,懂得利用他们的这种特征,为课堂教学服务,才会真的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也就是说,老师应该让学生有动手操作的机会,在“动”中学习。一个真正的高效课堂,就需要展示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这种真实性该如何展示,当然是用实践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在实际教学中,老师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多给他们动手的机会,让身体和大脑一起运动,这样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中有一课是《认识方程》,这是学生开始接触方程的第一步,这时教得好,学生今后对这方面才会熟稔。对于这个陌生的东西,老师在给学生讲课时,就可以从他们的兴趣出发,多给他们自己动手的机会,在实践中进行学习。比如给他们20根木棒,分成两堆,一堆14根,一堆6根,要想让两边达到平衡,一样多,该加多少根。老师可以让学生将这个“多少”视为“X”,然后问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引导他们列出“6+X=14”这个方程。因为前期有自己动手操作这个环节,学生的兴趣就被激发出来了,下面的学习对他们而言,关注度自然也会上升。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让小学四年级学生喜爱数学课。 三、数学“读”百遍,其义自现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说明了“读”的重要性,在很多人眼里,认为“读”是语文、英语这些语言学科、或者说文科性学科的特色,而像数学这样的理科性学科,是需要大量做题的,通过“题海战术”才可以真的学好。这种传统观念非常不对,凡事都没有绝对,语文也可以通过做题提升学习能力,同理,数学也可以通过“读”进行学习。很多学生不会做题,就是因为对题目不熟,没懂它的意思,不知道该从何下手。针对这样的情况,老师可以让学生“读”数学,多读几遍,自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这时,再对其进行学习,自然是水到渠成,轻松简单很多。例如,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材中会学到《线与角》,这是一课比较难学的内容,而且内容比较复杂繁琐,对于四年级学生而言,学习过程相对而言也比较吃力。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知识都看不懂,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课,会对“线”有一些初步认识,会学到“平移与平行”、“相交与垂直”、“旋转与角”,还有“角的度量”以及“画角”等,总之内容很多,而且还是不容易理解的。老师这时候要鼓励学生多“读”,那样才会明白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学。如果单纯地只靠做题,认为多做就能学好,根本不可能。这一课还不像别的,通过做题可以熟能生巧,这么庞杂的内容,要是没有很好的理解,真的无法学好。相反,如果学生“读”得多了,其义自现,豁然开朗地明白了它的意思,那么学好这一课不在话下。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提高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帮助他们学好数学[2]。 结束语 小学四年级数学,对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时候的学生,需要老师的帮助,带领他们打开那扇神奇的数学之门,培养他们的数学兴趣,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老师应该要转换在课堂上的角色,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要让学生“读”数学,懂得其中内涵。通过这些教学方法,让小学四年级数学课堂活起来,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他们成才。 四年级数学论文:论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方法 摘 要: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特点活泼,,求知欲旺盛,但注意力的时间相对较短。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活枯燥的数学课堂,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下面我结合教学实践,谈一谈肤浅的体会。 关键词:四年级 数学教学 兴趣 一、转换教师角色 随着“应试教育”逐步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多年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套传统、滞后的教育教学模式显然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作为一位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我认为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要进行创新,教师必须改变已经形成的老一套以知识为优秀的观念和行为,改变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知识教学目标上,而忽视能力、态度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切实改掉过去一味的教师“讲”一味学生的“听”注入式的教学方式;真正体现教学形式多样化,让学生自己探讨、讨论、实际操作、合作学习、交流体会、互相帮助,使得教学气氛和谐,学生能活泼地、愉快地进行学习,真正实现把数学的课堂还给学生,切实让学生多“想一想”,让学生多“看一看”,让学生多“做一做”,让学生多“说一说”。 二、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实践活动是儿童发展成长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形成实践能力的载体。针对中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在数学教学中,我认为应重视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摆、弄直观材料的机会,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自己去发现规律、概括特征、掌握方法,在体验中领悟数学、学会想象、学会创造,让学生摆脱数学的枯燥乏味,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数学的兴趣。 三、运用多媒体教学,让数学课堂生动起来 新课程改革对教学手段的运用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充分让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工具走进教学,肯定会给课堂带来无限生机。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多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和视频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大大弥补了自制教具的局限。当我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鲜艳的色彩,可爱的形象,逼真的动感,迅捷的切换吸引了学生,集中了他们的注意力,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就是提高了学生对数字的兴趣,对数学兴趣。 总之,以上几种教学方法能很好的促进了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师的教学,能让教师高效率完成教学任务。 四年级数学论文:关于四年级数学简便计算的策略谈 摘 要:简便计算在数学教学中的功能,不应仅仅作为一种技能、一种运算定律或性质的简单应用,而应成为借助于对运算定律的理解和掌握来比较与优化的一种计算方法。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预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增强学生的数感和数学意识。主要分析了当前小学四年级简便计算的现状,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教学策略,抛砖引玉。 关键词:数学;教学;四年级;简便计算 在从事数学教学的这十几载春秋里,以前并没有对数学计算有过深的思考和研究,对于数学计算的认识也很片面,认为计算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即便是四年级数学中的简便计算,也只不过就是简单套用运算定律解决问题罢了,对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实际帮助。但是在连续几年进行四年级数学教学中,我发现,其实不然。 一、四年级数学简便计算的现状 1.教学目标的过分单一化 传统的简便计算作为一种计算技巧,它的作用就在于对运算律或性质的巩固运用。教师对于灵活运用简便算法解决问题这个层面认识不够,也不够重视,只是通过大量的、繁杂的简便计算项目进行机械性的、充分性的练习,从而达到巩固运算律或性质的目的,教学目标过分单一化。学生现象:例如,学生在学过“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减去这两个数之和”后,学生由于受到机械的锻炼,自然而然地在脑海中形成了“如果是从一个数中减去两个数,那必然就是减去两个数的和较为简便”的固定思路和意识。因此,当面对类似9.23-3.47-2.23这样的情况,学生就会下意识地写下=9.23-(3.47+2.23),而不是先观察算式,采用=7.23-2.23-3.47这种更简便的方式。 2.运算律或性质的教学与简便计算教学断层 我们在进行数学计算教学时,运算律或性质的教学和简便计算教学应该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简便计算是在运算律或性质基础上的算法简便化,同样也是运算律或性质的综合应用,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但是在现实教学的过程中,很多老师往往会本末倒置,不重视运算律和性质的讲解,一笔带过,只是一门心思地进行立体的解说和大量的题海模仿练习,忽略学生的探索和体验。这种灌输式的教学只会让学生对于运算律和性质一知半解,应用意识淡薄,灵活选择算法的能力较弱。学生现象:当学生面对类似7.25×32×2.5这样的算式,学生虽然会想到将32分成8×4,但是在第二步计算的时候是选择用乘法结合律还是用乘法分配律没有清晰的概念。 综上所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教学训练机械化,学生形成错误的思维定式,对于所学知识只会牵强套用;其二,练习有余,探索不够,过分注重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学生的探索能力、数学思想和数学意识的培养。笔者结合现行的数学教材和教学实践,简要总结了简便计算教学的新策略。 二、四年级数学简便计算教学的新策略 1.生活经验是基础 学生对于简便计算方法的选择大都依赖于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真实想法和最自然化的理解。因此,在简便计算教学中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能够激发学生对简便计算的自发需求。我们在教学中,要力求用生活作教学背景,提高学生对于计算问题的亲切感。例如,乘法分配律的讲解,设置情景:小明去商店买作业本,一个数学本9毛钱,一个语文本1块1,他数学本,语文本各要20个,一共需要多少钱呢?基于这样学生都可能会遇到的场景,这样教学就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2.自主体验是关键 教材和教师的算式算法可能是最优化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不见得是最喜欢、最适合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充分地体验,自主选择认为最简便的解题方法,增加学生的探索体验,加深学习影响,提高思维活跃度。 3.辩证思考是提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深入地研究教材,挖掘教材内涵,有意识的改变教学思维定式,接受辩证的教学观,拓展自身的思维空间。只有老师自己拥有辩证的教学观,才能在教学中有效地激活学生辩证思维的需要,学生的思维“活”起来,课堂才真正拥有了生命力,学生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培养和提高。以上例为例,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列出了式子进行解答。进一步观察数的特点,分析和探索,不难发现,两种作业本价格加起来正好是整数,同时利用乘法更简便,从而选择了最佳的解题方法。在数学解题中体验到简便计算的成功和乐趣,提高学习兴趣。 总之,小学四年级数学简便计算是小学数学教学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是我们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的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教学手段,是培养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学好简便运算,不但学生的计算能力、计算速度能得到有效的提高,而且学生对数学定义、定理、定律等也都会融会贯通地应用,培养学生灵活且有创造力的思维。 (作者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小学) 四年级数学论文:提高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效果的策略 【摘要】要:新课改出台后,新的课程教学标准对小学数学教学也作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课改背景之下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提升数学教学效果,是摆在所有数学老师面前的问题。本文以小学数学四年级教学为对象,深入探讨了新课改背景下,教师转换身份角色、注重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对提高数学教学效果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四年级数学角色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教学更加突出地体现出义务教育所具有的普遍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特点。小学数学课堂的改革也呈现出蓬勃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数学教师逐渐对“合作、自主、探索”的课堂教学模式表示认可和推崇,切实践行了新课程改革中“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要求。小学四年级起着连接低年级与高年级的作用,是学生能否建立起学习的兴趣,顺利向小学高年级过度的重要阶段,因此,如何提升课堂教学效果,进而提高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质量是摆在所有数学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要敢于并善于做出教师角色转换 长期以来,因为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形成的教育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需要。作为小学教师,要提高数学教学质量,首要的是敢于做出自身教师角色的转换,在课堂教学上要进行创新,重视学生能力、学习态度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摒弃传统教学中教师单纯地讲,学生被动地听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模式。发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讨论、探讨,实际动手操作,相互帮助,真正树立学生是课堂优秀的观念。 具体而言,要实现教师角色转化,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要切实转变数学教学观念。随着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提出,新时期的数学教师要切实转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应发挥引导作用,尝试着让学生进行课堂分组讨论和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和指导,教学效果必定会有显著的改变。二是数学教师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知识素养,由单一型教师向综合型教师转变。数学教师不能针对数学教学而只讲数学教学,实际上,教师的知识素养应当包括专业知识素养、文化知识素养和教育知识素养等方面的内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数学教学可能涉及多门学科和知识,也就要求数学教师要尽力完善自身知识结构以适应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教学要求。为此,数学教师要以继续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拓宽自身获取文化知识资源载体的渠道,提升自我的知识素养,在课堂教学中展现出综合教学能力,引导学生快速成长。三是要由课堂的主导者转向引导者,作知识平等的交流者和朋友。新课改背景下,教师要敢于改变传统高高在上的身份,走下讲台,深入学生之中,与学生一起探讨、交流,合作学习。真正坚持“以学生为本”,将课堂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作用。通过教师主导者向引导者身份的转变,逐渐建立起民主、平等的新型和谐师生关系,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到知识。四是要由教学的灌输者转变为服务者。为此,数学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创造条件,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合作学习当中去。要采取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要善于倾听与评价学生提出的问题,并引导学生作出正确的解答。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鼓励学生敢于表现、敢于质疑,建立起批判性思维。 通过笔者的试验,教师经过上述角色转化后,数学教学的课堂效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了,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学生课堂参与性更强。因此,在小学教育阶段,尤其是四年级数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换体现了素质教育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原则,是切实符合新课改要求和改革理念的。 (二)积极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 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指出:“在数学教学中要始终注意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项基本和重要任务,也是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前提之一。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要从小就开始,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一是思维能力的培养要贯穿于各年级的数学教学中。小学数学教师要明确各年级阶段都担负着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任务,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的四年级,数学思维能力的培训更显重要。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要从一开始就有意识的进行,例如培养学生比较能力,可以从认识物体大小、长短、多少等方面着手;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则可以从学习十以内数的加、减着手等等。数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观察等方式,逐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培养相应的思维能力。二是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要贯穿于每一堂课的学习中。数学思维能力时时刻刻都需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不管是在开始的复习中,还是在教学新知识的过程中,或是在组织学生练习习题中,都要结合具体教授的内容有意识地进行培养。在教学新知识时,要引导学生去分析、推理,最后归纳出正确的结论或计算法则,这是比单纯得出答案更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三是要在数学各部分内容的教学中贯穿思维能力培养。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教学数学概念、计算法则、解答应用题或操作技能等内容时,都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为从数学教学角度来讲,任何一个数学概念,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或空间形式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在教授每一个数学概念时,都要注重通过实例或者实物引导学生分析、比较并寻找出共同点、不同点,揭示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的来说,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小学四年级的教学中,又显得极为重要。思维能力一旦较好的建立起来,对学生今后更进一步的学习是大有裨益的。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实践活动是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形成实践能力的载体。针对四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在数学教学中应当注重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创新的学习能力。通过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亲自动手的实践体验中领悟数学,学会想象和创造,有力地摆脱了数学的枯燥乏味,培养了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年级数学论文: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及处理小法 摘 要:在知识型时代的今天,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苛刻,为了培养出一个复合型的综合人才,具备表达、书写、计算、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有着高度文化素质和科学思维及人文表象。 关键词:小学四年;数学;教学问题 数学是一个有着极强的抽象和系统性的学科,对于知识点的积累也相当的严格,每一个单独的知识点都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如果对于某一项知识没有完全的掌握,那对于整个数学都将会造成影响,也会对数学的思维和能力产生问题。故而对于学生的课堂学习能否有效的提升和科学获取思维能力就变成了一个对于课堂效果高低的衡量标准。而小学生的特点就是年龄小、认知低、对于事物的思维单一,所以小学教师的课堂更加需要突破,笔者根据小学生课堂现有的特点,结合实际教学分析难点问题。 一、小学四年级的常见的数学问题 1、大数的认知 学生的认知和学习基本是以万为基础进行数字学习,而万以内的数字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所设计,学生对于大数的学习也是以万为界定,万以内数的学习和巩固拓展。 2、乘除法 三位数乘法以两位数乘法为基础的一个乘法延伸,两位数的除法则是小学数学中整数除法的结束,而在教学中往往会出现学生对于乘除法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计算和研究,学生不能自主的掌握口算、心算、笔算以及估算的窍门或方法。而最科学的方法则是让学生使用简单、灵活的方式进行计算,并培养出知识扩展能力。 3、角和图形 角的度量主要是靠学生自主研究和动手测量得出的结果,并从结果中发现一定的数学规律,而这种现象在传统教学中已经被教师忽略并跳过。而对于图形的学习,是建立在角的基础上,重心转移到图形之间的相互转换。 4、四则运算和运算定律 让学生学会用两级运算解决数学难题,掌握正确的三步式解题,并运用到实际中。而通过研究和探索寻找到运算定律之间的关系和组合,并培养学生学会直觉,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寻找到一个简单快捷的运算定律进行实际解答。 二、解决数学问题的多元化以及学习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实行数学的自主研究和方法多样化,本就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在班级内,不同的学生会因为不同的特性而寻求到属于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会为他人的思路产生启迪。而这种方法的多样性对于教育也非常重要,是培养学生具备行为的开阔性和发散性以及灵活性的主要过程,也是作为一个测量学生的思维发展水平的格尺,而解决问题的多样化同样也会激发学生的潜能。对于课堂教学,这种方法更利于对于题目的解答。数学的优秀就是思维能力,学生的思维能力决定其多样化的提升,同时从分析和对比的过程中,学生又能对于自身的数学思维能力进行体会和反思。 对于教师而言,能够在课堂中充分的指导学生进行多元化的数学思维解题,也能将学生的思维扩展到最大,并克服传统课堂中对于学生的思维拘束问题,这对于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也会有一个推进作用。锻炼学生在解题时发挥自身的创造力,避免遇到没有公式可用的棘手问题,并推行小组合作学习,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提高。教师在进行数学的课程教育时应将重心放在学生的自主创造,并在对比中学会反思,结果是一样的,过程的多变的,我们不是教授学生求得结果,而是这个结果得来的过程,让学生使用不同的方法、过程、方式进行不同的体验,得到不同的乐趣。 三、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分析 1、掌握单元重点 教师在备课时一定要抓住一点就是重心,只有弄清楚教学的重心才能提高教学的针对性。本章提及的中心是指整个知识结构或是课题的目标中有着突出作用或是地位的内容,并且在以后的数学中有着极为广泛的作用,是解决问题的思维基础。难点是根据学生的数学基础和认知能力评判的知识点,教学重点是存在的,是客观的,对于数学的理解和运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是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实际存在的。 2、以旧引新,学会知识的拓展 数学的知识点都不是独立的个体,皆是有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将知识点分裂成个体进行传授,往往其作用都是极低的,对于学生建立数学构造以及数学的思维能力也是不利的。我们要了解,学生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累积,而对于数学的而学习也是以某一个点为基础,通过知识的累积从而得到成果。而新的知识是以旧的知识为基础进行的一个拓展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以学生已经掌握的旧知识为出发点进行新知识的演变,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自然就不会对新知识产生陌生迷茫和排斥的心理。 3、自主研究学习方法 教师要突破传统的教学方法,要将课堂的主体移交到学生的手中,充分的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启发,引导学生自主的研究数学问题。教师在课堂中因材施教,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自主探索,小组合作,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究得到属于自己的理解和创新。教师放弃传统教学中的填鸭式和注入式教学,注重过程的解析,以学生为课堂主体,让学生自主解决数学中出现的问题,让学生体验解题的乐趣,从而爱上数学。 4、运用多媒体,建立新形势课堂 如今是网络信心教育时代,教师在课堂中应该充分的运用这一教学优势,放弃黑板粉笔式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加强学生兴趣,用听、说、看、读等等多元化进行信息的传递。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感官结合,同样也集中了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加大其学习的持久性。多媒体的应用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约束,化静态为动态,增加学生的直观性,有效的突出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无限的科学知识。 四年级数学论文:新课改下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的思考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在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通过转化角色,创设教学情景,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让学生喜欢上数学。通过对学生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设置各种猜疑,引导学生发挥其主体的作用,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小学;四年级;新课程;教学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好的数学教育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己有的知识背景出发,多给学生提供充分进行数学实践活动和展现数学魅力的舞台。因此,在我们数学教学中,我们要从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合作交流的情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数学学习,从而使我们数学课堂教学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为此,笔者结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经验和对新课改的认识,谈谈自己观点。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数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严谨逻辑性的学科,很容易给学生造成心理上的枯燥和认识上的障碍。许多学生对数学望而生畏,认为数学枯燥乏味、抽象难学,尤其是小学四年级数学在内容、难度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使得学生学习更容易失去兴趣。要让数学课堂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改变过去传授知识的不良习性,变为引导学生探索知识,在设计教学时就充分考虑,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探索性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在探索性的学习情境中去主动、积极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获得知识,而不是在教师枯燥单调的讲解中去接受知识。此外,将数学知识与实践活动进行联系,让学生在可操作、熟悉的情境下去学习数学知识,让学生去动手测量、亲自演示,在数学游戏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也可以极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转换教师观念和角色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师应该转变角色,对形成的传统观念进行修正,重视对学生能力、创新及态度的培养。教师要杜绝一味地在课堂中讲,学生只是听的填鸭式教学。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而教师对课堂进行主导。通过对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使课堂教学多样化。学生通过自己探索、操作、讨论、交流等形式,不但可以使课堂气氛变得活跃,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教学中来。所以,对于小学四年级教学而言,教师应该放手,把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让学生在感悟中学习知识,在玩乐中学习,促进其全面的发展。此外,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教师而言,应该是一个具有赏识、和谐、宽容的师者,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心情,有利于促进其学习。 三、创设情景激疑 在学习一个新知识点时,教师应创设认知需要情境,引起学生认知冲突,形成悬念,激发学生提出问题。把学生的思维带入新的学习背景中,让他们感到学习是解决新的问题的必然需求,产生一种积极发现问题、积极探索的心理取向,从而诱发“研究”的意识,激活“研究”的思维。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多种多样:①在新旧知识的连接点和生长点上提出问题;②通过学生观察、研究的具体材料产生问题;③以游戏形式、直观演示、设置悬念、动手操作、模拟实验和竞赛、讲故事、猜谜语等形式产生问题。例如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先出示一组数:33、36、39,问:这些数能被3整除吗?能被3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接着出示另一组数:23、26、29,问:这些数能被3整除吗?那么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是否就是个位上的数是3、6、9?学生在认知矛盾冲突的情境中肯定会引发想探究的问题:能被3整除的数和什么有关系?能被3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在学生的讨论分析中产生了“研究”的问题,诱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激发学生迫不及待地去“研究”。 四、培养口算及计算能力 口算是笔算的基础,只有提高了口算能力,才能提高计算能力。在每天教学开始前,花几分钟时间出一些口算题考一下学生们的口算能力。例如:25×4=;5÷8=;125×8=;90÷5=……等等,为让每位学生都能得到锻炼,可以按座位顺序依次出题回答,对于反应快的给予表扬。这即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让其口算能力得到提升,同时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计算过程中,若能合理灵活运用所学的运算法则、运算定律及计算公式,掌握一些运算技巧,经常会让计算变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计算的速度。例如:十几乘十几(头乘头,尾加尾,尾乘尾),13×11=?,简便解法,1×1=1,3+1=4,3×1=3,结果为13×11=143;25×9×8=?利用交换率将其转换为(25×8)×9=200×9=1800,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结果。还有很多这样的运算法则及技巧,若能很好的运用,这将对于提高计算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五、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实践活动是小学生发展成长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形成实践能力的载体。在数学教学中,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比如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摆、弄直观材料的机会,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自己去发现规律、概括特征、掌握方法,在体验中领悟数学、学会想象、学会创造,让学生摆脱数学的枯燥乏味,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数学的兴趣。《三角形三边的关系》一课中,学生们都准备了三根木棒,先让他们自己摆一一个三角形,然后再让他们逐一说说自己摆的是三角形,为什么?从而引出三角形的概念,并让他们通过比较两根木棒一另一根木棒的长短,自己进行发现、总结。在"你说我来做"这个环节中,当一个学生说出一种三角形的时候,其他学生都争先恐后摆弄,根本没有空闲去做小动作。整节课,学生们注意力集中,兴趣昂然,表现活跃积极,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农业教育论文:语文教学下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科学“经营”,打造绿色课堂 每一粒种子、每一棵幼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呵护它们的成长,注重“时宜、土宜、物宜”的原则。农作物栽培的这些道理给予了笔者对语文教学这样的思考:脚踏实地,践行自主教育的思想。如何真正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呢? 1.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要让学生真正发挥课堂主体的作用,教师就必须为学生创设一个情理交融、心灵交汇、充满“人性”的语文教学环境,要创设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教师要放下架子,走下讲台,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建立一种资源共享的伙伴型师生关系,尊重学生富有个性的想法,鼓励学生大胆质疑,积极交流探索。 2.引导学生主动投入学习。语文是以言语为载体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结合体,教师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潜心入文。于漪老师曾经说过,“情是文章固有的”,适宜的情境创设是引领学生进入作品之境之情的重要途径。具体方法有借助投影、幻灯等直观景象让学生身临其境,利用朗读、歌曲等听觉艺术将学生带入情境,通过表演引导学生进入活动情境等。 3.适当停顿,帮助学生顺利成长。语文教学是一项慢的艺术,需要教师多一些耐心去等待。真正的阅读是静思默想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丢掉急躁、沉下心走进文本,在阅读中思考、领悟文章的语言美、情思美、构思美。对于诗歌、散文等优美的文本,教师可以多给学生静静地想象的时间,让他们去领略语言的张力、意境的美妙。真正的阅读是心灵对话的过程。教师应努力让学生沉浸文本,调动个人体验,产生个性化的理解与感悟。学生在静思默想中,审美情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能力自然能得到提升。而这些,都有赖于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地放慢脚步。 二、扎根“土壤”,建设活力课堂 农作物要扎根于肥沃的泥土中,方能不断汲取营养,茁壮生长。同样,语文教学只有扎根于“生活”这方厚实的土壤中,才能保有生命活力。对“生活即语文”的理念,语文教师都能理解,但不少教师囿于应试的压力,忙于追求阶段性检测的成绩,在教学时往往只看到课本,想到的只有考点,结果导致语文课变得狭窄而缺乏鲜活的生命力。对于语文教学如何扎根生活的土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引进生活之水,激活课堂教学。语文来自于生活。在教学课文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让学生的心灵不但与作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而且与身边的世界息息相通。在学习语文知识、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时,教师所选用的训练材料也应尽可能地来自生活。例如,讲短语、句子知识,可以从流行的歌词、网络语入手;改病句,最好能从学生的作文中找例子;训练修辞方法,不妨联系学生熟悉的各类广告、祝福的短信;学习“新闻”单元时,可以要求每一位学生当一次小记者,写一篇发生在校园里或社会上的有价值的新闻报道。 2.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学习资源。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引导学生养成随时随地学习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好习惯。例如,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方式,一条优美的短信,往往构思新颖、语言生动。紧扣这一语言学习资源,笔者开展了“享受短信文化”综合性学习活动,引领学生带着学习语文的意识收读短信。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活动既激发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也让学生轻松地掌握了语文知识,使语文学习变得更为开放,富有活力。倘若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能冲破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强化生活意识,着眼于培养学生终生受用的语文素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成绩应当就会“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作者:赵中娣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与农业教育论文 一、实践指导 学生选取:根据专业实践要求,选取农业工程系2个班级,120名学生。前期培训:实践前,对学生进行相关安全、实践要求培训,内容如下:(1)安全注意事项:宣读安全责任书,签订安全责任书,讲解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参观田家镇妇女创业园鱼池等应注意的安全事项。(2)社会实践项目:根据新农村建设课题选取项目名称,进行人员分工,确立指导教师,发放《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实践报告册》。 二、实践过程 (1)实践过程中调查注意事项:①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项目的实施要实事求是,不能有编造数据等弄虚作假情形。项目成果正文如为调查报告,必须有详细的调查具体成果和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如为社会实践报告,必须有社会实践的实时记录材料,如文字记载、照片、录音、录像和媒体报道等。②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项目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只追求理论深度,而要运用所学相关理论知识,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确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用事实来说明和论证观点,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化社会实践的特点和要求。③要强化过程管理。项目实施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要特别重视实践过程,指导教师要在实践过程中指导学生记录应填写《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实践报告册》的内容。(2)基地实践步骤:①听取田家镇政府领导对朝阳镇新农村建设的介绍。②组织学生听取大学生村官的体会。③组织学生参观田家镇新农村建设。④组织学生在农业示范园听取指导教师虞尚明对农作物知识的讲解。⑤集结学生,返回学院:按照带队教师(指导教师)的要求,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进行学生集结,在确保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返回学院。 三、实践报告建议题目 (1)新农村建设的调查思考(以现代农业技术园调查为主)。(2)正子村大学生创业园给我的启迪。(3)从正子村大学生创业园看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必备素质。(4)谈谈参观长江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感想。(5)结合本次实践,谈自己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6)从内江现代农业发展角度看现代农民的重要作用。(7)正子村居民收入支出情况调研与建议。(8)正子村居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与建议。(9)正子村居民教育(或培训)开展情况与建议。(10)正子村居民社会生活心态情况调研与建议。(11)正子村居民消费观念调查与建议。 四、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的正效应 1.个体效应的凸显性为了测试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在每次社会实践结束后,在返程的车上,教师都进行了调查问卷,取得了大致一样的结果,都显示出极大的正向效应。如: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惊喜选项中,100%的同学都选择了——A.没想到内江有这么先进的农业园区。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笔答题)100%的同学都填写了该项,96%的同学填写最深刻影响事件都在3件以上,并且很具体。如:有一名学生这样写道:教师让我们写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好像是单选题,但参观完以后,我感觉有写不完的深刻体会,不过我还是写一点直观感觉的事和我思考的两件事。原先听教师在课堂讲现代农业,我们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是今天的实践课,使我理解了什么是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在我看来现代农业的典范就是长江现代农业示范园,体现出“规划气魄大,文化挖掘深,空间布局好,经营能力强”的特点。充分突出:一是展示地域特色。放大了长江文化效应,依托农耕文化的遗存,放大休闲农业的原生态魅力。二是突出了规模效益。在示范园的种植品种选择上,坚持了规模取胜、发挥规模效益。三是建设精品区域。把优秀区域打造成了旅游精品区。给我的两大思考: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对人才的要求。二是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素质要求。这可能是我今后不断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从学生上交的实践报告中,能找到像上述这样的写法很多,达到90%以上,有10%的报告虽然写得较为简单,但也能从报告中看出个体效应的凸显性。2.整体效应的凸显性1.您认为学校组织的参观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活动的效果如何2.您认为本次参观的哪个基地给你留下的影响深刻从上述3组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向效应的凸显性。总之,通过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的实践教学,使大学生的成长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他们到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创业,把自己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检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学到的书本知识变成创业的实际本领,从而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 作者:王维 农业教育论文: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一、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机理分析 (一)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内涵 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西藏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西藏)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西藏)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数据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但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农村教育结构和农业生产效率仍需进一步优化。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但针对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外,其他省域均为勉强协调或轻微失调。其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由农业现代化偏低引发的综合滞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则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其余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需要进行系统突破。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表明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效率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农业技术进步,再次为农业产出增长;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强度相对最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推动我国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对农村教育相对滞后以及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低水平协调地区而言,应从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推动农村教育生态系统有效运转入手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提高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匹配度,形成二者的上升循环。为此需要健全农村教育投入机制,鼓励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优化农村教育经费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大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丰富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内容,夯实农业吸收现代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的人力资源基础。对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区域而言,特别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改善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要素支撑、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作用,破除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认知和硬件瓶颈,充分释放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馈作用。 作者:于伟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农业教育论文: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 一、农耕文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构成了古代劝农的基础背景。考古发掘,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先民华夏族主要生息之地,并辐射四方,与长江、珠江、辽河等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大河文明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易经•系辞》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原始社会末期,设官农师,教民农作“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为百姓生存之本,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风俗习惯等皆凸显出农耕文明特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构架以及“民以食为天”朴素理念均凸显出农耕文明背景之下对于农业与粮食的依托。因此,历代中国土地制度与民生温饱皆为政策之重心。 二、中国古代劝农制度与形式 (一)耕籍礼———劝课农桑仪式 籍田和耕籍礼是重要的农业礼仪,即古代帝王专辟一块田地,所产主要用于祭祀。“籍田”又称“眖田”、“籍”、“千亩”、“王籍”等,耕籍之礼肇始于周代,《礼记•月令》亦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4]潘岳的《籍田赋》记载籍田礼的仪式步骤,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中国历代皇帝均重视农业,每到春季,颁布劝农诏书,亲自下田耕作。汉代至文帝始行耕籍礼,魏晋南朝的耕籍之礼继西汉文帝后,又有几次大的调整。唐宋至明清,耕籍之礼基本未间断。宋朝皇帝尤其重视劝农,杭州西湖景区内至今还保存有八卦田,即宋高宗赵构“躬耕”以示“劝农”的籍田。通过耕籍劝农授教是其重要目的,宋文帝在实行耕籍前下诏说:“今循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另耕籍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农官准备田地、耕牛、种子等各种农用物资以及选择播种耕作实践的过程即是农业文化传播与技术教育的过程。 (二)劝农节———劝课农桑风俗 古代以劝农节彰显备耕民俗,如著名的“班春劝农”。“班春”指古代地方官颁布的督导农耕之政令,即古代官员率衙役带着插花、赏酒和春鞭举行仪式,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中国古代“班春”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后汉书•崔篆传》曰:“篆为新建大尹……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5]唐代李贤注曰:“班春,班布春令。”宋代何耕《录二叟语》对“班春”有着详尽具体的记载:“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祠句芒,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汤显祖在任浙江遂昌知县时每年以“班春劝农”,后将此写入戏剧《牡丹亭》。 (三)劝农官———劝课农桑督导 设置劝农官员是古代农业教育重要形式。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抚字长民•劝农》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承秦,置大农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农官之始也。”晋代,“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至此,地方官员始有“劝农”之责但仅限农忙,而非官员主要职责。唐代,经宇文融建议,设立十道劝农判官,亦称十道劝农使,“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其职责是“检括田畴,招携户口”。至宋,劝农成为正式职务且主要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元朝各路成立劝农司,明代各地设置劝农主簿、劝农参政等职务外,在乡间成立农业生产劝督组织,在乡里选择年老者,在农桑的关键季节督促百姓按农时耕种。诸代皆把官吏劝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朱元璋就敕令中书省“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诸代相比,清代劝农官在农业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亲身推广作物品种、推广耕作技术、种植技术以及编著农书。如潘曾沂于道光八年(1898年)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 (四)劝农文———劝课农桑公文 古代中国,政府司农机构、劝农使或地方官员将“劝农文”作为“劝课农桑”的重要形式。劝农诗等宋代以前有之,但劝农文作为重要劝农载体兴盛于北宋。如真德秀谆谆告诫泉州百姓:“时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殚人为,以迓厥施。”劝农文在文体上为公文形式,一般文字简练,篇幅短小,便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一般针对本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具有较强适应性。主要宣传农本思想、推广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等。如朱熹《劝农文》曰:“今来春季已中,土膏脉起,恰是耕农季节,不可迟缓,仰请父老浸种下秧,深耕浅种……秧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劝农文对于浸种、播种、育秧、耙草、下肥、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介绍颇为详细,劝农文成为农业生产指导书。与劝农文类似的还有劳农文,劝种麦文等。明代皇帝自朱元璋始皆重视农业生产,认识到“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为此,亲自撰写劝农文,要求“里老尝督,违者治罪”[6]。 (五)劝农策———劝课农桑机制 古代劝农还表现在对于农业生产的激励。如秦国商鞅提出“奖励耕织”促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汉代吸取秦代赋敛过重的历史教训,薄税劝农,与民休息,创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魏晋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傅玄针对于此,提出“四民分业定数”的思想,主要在于“劝民归农”与“劝吏归农”,以至“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务农功”目的。另外,曹魏许都等地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采纳李安世的均田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15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后诸代皆有激励农策,如朱元璋“令户部移文天下课百姓植桑枣,里百户种秧二亩。……”[7]由此,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屯垦。永乐元年军屯业绩更是惊人。 (六)劝农社———劝课农桑组织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典型方式为社学,它是农桑与教化的统一体。其开创了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先例。元代社学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开始设置:诸县所属乡村每五十家立为一社,不论何色人等并行入社,推选年长富有生产经验的人为社长,凡超过五十家,而在一百家之内,就增设社长一人;不满五十家的村可与邻村合为一社,也可自立为社,并选出一名社长。规定每一个村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令子弟入学。元朝政府在广大农村设置的村社组织,组织农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并结合生产实践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社长免去苛捐杂税,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劝课农桑,向农民传播农业生产技艺。另外,司农司按一定的条文对社长的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实行奖优制,以调动其积极性。元朝末期,社学师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专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师。农师皆是通晓农业生产技术的种田能手,他们来自农民,服务于民。社学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教材首先是《农桑辑要》,另有《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栽桑图说》、《救荒活民书》等。社学教育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教育场所主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内容有耕垦技术、播种技术、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植树、药草、孳畜、岁用杂事、粪肥、农田水利灌溉、农业机械、灾荒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元代社学对元朝农业技术教育影响重大,而且延至明清两朝。但明清两朝社学已经失去农业教育职能而成为单纯社会教化机构[8]。 (七)劝农亭刻———劝课农桑象征 劝农文刻于石刻之上或建立劝农亭等,以使当地百姓永久学习。在秦琅琊石刻中,以“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歌颂秦始皇之功德。据考,除郴州万华岩的劝农碑,目前国内还有四处劝农碑的记载:四川广元的劝农碑、吉林长春康熙劝农碑、广西融水县宋代劝农碑以及陕西洋县南宋1149年立的《劝农文》碑。郴州万华岩洞口,有一高2.5m、宽1.73m、厚0.54m的大石碑,碑身为一天然巨石,碑额以铁线篆题写“坦山岩劝农记”6个大字,字高近20cm,立于南宋1148年。时任郴州知军赵不退经万华岩坦山时,刻碑以记载自己在郴州进行劝农的活动。另外,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遂宁县志》记载一篇杂记《劝农亭记》,作者杨名,文中所说劝农亭,位于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劝农亭记》开篇就讲到“农之国之根本,而勤为农之第一义”、“良农虽苦,可冀有秋;惰农虽逸,荒于田畴。”宋朝巴东山民“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寇准在巴东任县令六年,其大力推行平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改进生产工具,加强田间管理,并设立“劝农亭”,由专职人员不厌其烦地向每个前来求教的人员传授经验。 (八)劝农家———劝课农桑学派 据《汉书•艺文志》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周初由地官司徒总管农业和教育,下设农稷、农正、农师、司稼、遂人、草人、稻人等中下级官吏专管农业,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农业专家。周室衰微,这些人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组织学派成为农家。许行,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农家杰出代表人物,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许行农家思想的优秀是反对不劳而食,其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农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尽管孟子对于许行有所批判,但是儒家重农与农家是一致的,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从儒家“所重民食”看,儒家在农学教育上也有贡献。 (九)劝农书———劝课农桑经典 由于长期贯彻推行“重农”政策,中国农书居于科技书籍首位。编制农书自东周有之。《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农家著作《神农》20篇,《野老》10篇。《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论农事。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尤其是明清两代,明代通俗类农书较多,邝璠的《便民图纂》便是其中的一种。明人欧阳铎为其所作序中说:“今民间传农、圃、卜书,未有若《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家务、女红,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清代农书最多,共有200种,占全数的36.9%。清代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另外,清代出现许多地方性农书如阚昌言《农事说》、李拔《蚕桑说》、孙宅揆《区田说》等。在这500多种农书中,《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称为“五大农书”。中国古代农书经典是农业科学发达的重要标志,其不仅记述了农业生产经验,而且涵盖了许多重要理论突破与学术思想。如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9]的役养原则。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描述了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 三、古代劝农制度启发与现实意义———劝农乃人类生存永恒本业 (一)现代“重农”文化的重构 农业资源的潜在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需重构现代“重农”文化。粮食安全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均是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的优秀保障。尽管农业在整个社会财富之中所占比例趋于下降,但其“温饱、基础”作用不可替代,农业是人类永恒本业。现代社会,伴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大量的耕地被工厂、社区所代替,农业资源枯萎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隐患。同时,与农耕文明的敦厚与朴实相比,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于世。古代劝农以至“使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告诫人类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劝农对于人类回归淳朴意义深远。社会巨变,“重农”文化的重构尤为必要。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应成为现代“重农”重构与劝农的承担者。(二)现代劝农主体的多元格局古代劝农以政府为主,上至帝王,下至基层官吏,均以此为要务,汉武帝、武则天、唐太宗、宋太祖、清圣祖等皆为著名重农帝王。另商鞅、李悝等政治家推行变法,奠定了农为本业的社会经济模式。许行、孟子等思想家言论以及贾思勰、氾胜之、徐光启等科学家著述均为劝农典范。与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古代劝农比较,现代劝农的主体构成出现严重弱化现象。重农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与其他领域主体力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现代社会以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农业作为低利润领域逐步被边缘化。中国诸多农村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格局致使农业衰落。因此,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构建思想家、科学家、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劝农体系。 (三)现代劝农形式的多样化 古代社会,从帝王耕籍之礼、政府劝农文告、劝农社团、劝农碑刻等诸多形式以彰显农业地位,传递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其形式的丰富性凸显出农业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于古代劝农形式全盘照抄已不再有现实意义,但扬弃传统应为基本所为。与古代劝农形式相比较,现代劝农的途径和形式极其丰富。分析古代传统劝农形式,吸取“传播重农文化、推广农业科技、督促不误农时”的合理内核,根据现代社会特征广泛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劝农宣传,甚至对传统农节举行典型仪式,利用农节进行劝农系列活动也是很好的形式。2010年3月25日,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劝农节”在当地举行。四百年前汤显祖在此“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的“班春劝农”犹在耳边。现代社会需要革新推进劝农形式。 (四)现代劝农机制的综合实施 现代劝农文化构建、劝农主体的参与以及劝农形式的多元化均需劝农机制作为内驱力与保障。现代社会,由于市场机制,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技术资源等诸多市场要素均导向非农领域,尤其是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了“妇女村”、“留守儿童”、“空巢村”等诸多问题。新农村建设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仅仅依靠妇女、儿童、老人来支撑显然不行。对此,构建现代劝农多元机制甚为必要。政府作为劝农主体,继续应把所在地农业发展实际状况作为官员考绩的重要指标;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举措向农村输送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以“职业农民”培训提升现有农民整体素质;以各种惠农政策吸引“流动农民”返乡务农;以“三农”问题研究与争鸣增强国民农业危机意识。另外,现代劝农应与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相伴随。 作者:路宝利 赵友 盛子强 张楠 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所 农业教育论文:近代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的缘由 20纪初,中国的教会大学广泛开展农业教育是基督教差会内部和国际国内外部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教育史上由仿效日本转向以学习美国为主的西方教育模式的开端。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由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保守的思想观念,给传教士们传播福音造成了困难,因此传教士认为借助医药事业和教育是最有利于接近百姓传播福音的途径,而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知识是传教士与农民沟通的纽带,他们需要教会大学提供一个学习农业知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温饱问题,当百姓还在担心下一顿饭能否吃饱的时候,没有人会对圣经的教理感兴趣。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传教士帮助他们提高农业技术、改善生活条件,不仅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宗教信仰活动,还可以获取他们的信任便于传教。此外,对于传教士来说,传授农业知识以及帮助农民改良农业本来就是基督徒的一种善行。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教会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主要是由外国各差会建立的,并且直接套用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导致学校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脱节,洋化色彩严重,致使人们认为教会大学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武力入侵的延伸,大多持排斥态度。在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具有农业专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另一方面通过展览、演讲、印发科技书籍、参与农业指导等方法不仅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而且使基督教和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学校的服务功能消除社会偏见,为学校的发展争取更广阔的空间。此外,农业教育作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传教士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切实感到设置农业课程的必要,于是许多教会大学在这些教授的号召下开办了农业教育。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的扩张表现在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2个方面,教会大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入侵的工具,自然具备文化输出的属性,在中国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不仅输出了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且输出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在潜意识里可以起到麻痹中国百姓的作用,以便他们瓜分中国。这些教会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后很有可能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农科的设置就是在为未来影响中国农村奠定基础,就像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说:“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1]。 此外,在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也是争夺农村势力范围的手段,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拉近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仅可以倾销相关产品,而且可以取得农民阶级的好感,用非暴力的手段抢夺农村势力范围。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20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战乱不断和自然灾害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乡村遭受重大损失,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教会大学中的许多传教士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在基督教大会上呼吁给予中国农村更多的帮助,例如1920年北京美以美会百周庆典程序会议上的决定:“不但要为城市教会训练牧师,而且要做出特别努力来为乡村教会训练牧师。我们极力主张每个神学院都应有1个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并主张要使学生时时牢记这几门功课与实际布道的密切关系”[2]。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对农村的责任意识也随之增加,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立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兴起,但由于经费不足,缺乏教师以及学校教育落后等原因,发展极为缓慢,迫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解决发展瓶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促使教会大学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开办农业教育,继而培养大批合格的农业专业教师,同时也为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1920年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在考察农业宣教会时发现,“不仅传教士和差会对农业宣教会感兴趣,需要为这项工作而教育出中国传教士,而且还发现国立学校和试验站不但调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确实从这些学校聘用工作人员”[2]。此外,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由效仿日本向学习美国转变的时期,教会大学作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窗口,当国内出现对现代农业教育的需要时,教会大学势必会把美国的现代农业教育模式带入中国,这就需要通过教会大学首先在本学校内开设相关专业,然后作为模仿对象传播至其他学校。 二、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作用 中国教会大学作为基督教传播福音的途径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工具,这是由建立动机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逐渐成为以教育为主的教育机构,这是教育工作者和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教会大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虽然不是最早设立的,但其教育方法之先进和效果之显著,是同时期其他学校模仿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教会大学自身的局限以及西方农业教育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不适应,也对我国的农业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培养了一批具有农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基督教传播工作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作为基督教差会农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农民最能了解的方式对农民宣传基督教福音,并用最有效的方法帮助农民过一种收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3]。农业教育通过农业相关事务把传教士和农民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二者的联系,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来。其次,增强了中国基督教教会的自立。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起初所有中国的教会都受到外国差会或外国传教士的控制,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以及中国教会“自养、自治、自传”运动的开展,许多本土传教士要求洗去中国教会洋化的色彩,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通过培训中国传教士的农业技能,使他们学会了农业生产,这无疑从财政上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最后,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方面直接为农业宣教会输送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扩大了农业宣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许多教会大学的农业实验场地是由学校和相关农业宣教会联合开办的,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把学校、农业宣教会和农民联系了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第二,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人才。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农业人才不仅包括农业技术指导者,还包括农作物科研者,不仅包括农业教育者,还包括农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中国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农科专业学生,虽然大多漂洋过海继续自己的学业深造,但是最终大部分回到了祖国,奉献于中国的农业事业。例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开设高等农业教育到抗战爆发,共培养1200余人,约占当时所有教会大学农科学生的三分之一,根据后来调查统计,这些人中95%都在中国从事农业科研或教育工作。教会大学培养的农科毕业生虽然极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例如岭南大学毕业的卢永根和郑儒永2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对中国的农作物遗传学和系统真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农学篇》统计,在《植物保护卷1》中约45%、《作物卷1》中约30%以及《土壤卷1》中约20%的科学家都来自于金陵大学[4];除了这些农业教育者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如原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王绶等农业官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第三,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为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学制改革提供了样板,促进了现代农业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清末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改良者希望通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措施,改变中国长时间欺压受辱的局面。作为具有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的使国家走向富强,于是政府广泛派遣官员和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并带回了日本的教育学制,因此民国前期的高等农业教育学制也还是学习日本时形成的“癸卯学制”。随着中华民国成立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逐渐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这时中国教会大学开设的农业教育成为中国学习美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的窗口,事实也证明了1922年11月1日颁布的“壬戌学制”是以美国为模板确立的“六、三、三、四”学制体系,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至此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最终确立。此外,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变。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农业教育因地制宜设置课程,不仅学科建设不全,而且教学时间短,如按规定除农学是4年毕业外,森林、兽医、土木等专业都是3年毕业,外加实践教师的严重缺乏,学生几乎没有实践课程。而美国农业教育模式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教育、研究和推广相结合,中国的教会大学完全引入了这一教育模式,不仅建立了许多大型实践场所,而且以乡村建设为己任,在农村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这种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给中国农业教育提供了示范,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农业教学模式的改变。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只存在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为新中国农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金陵大学的农学院现今成为像南京农业大学等许多农业专门大学的一部分,岭南大学农学院成为华南农业大学前期基本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其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学院系在1952年高等院系大调整后都被并入其他大学,并继续延续和发展着,这些农业教育院系所依托的教会大学虽然都消亡了,但是他们为我国农业教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第四,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示范,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教学,在教学中实践。而当时中国的国立学校基本上还属于经院式教学,理论与实践得不到很好的联系,这种“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学习的范例,为加强中国农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推广还使学校与农村、师生与农民零距离接触,不仅消除了中国社会和百姓对教会大学的隔阂,而且为教学科研提供了素材,“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5]。第五,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帮助农民改善了生活条件。教会大学认为“农业推广乃一种具有教育性之工作,旨在服务及教导农民及其家庭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是以凡有关农业推广之设施,须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基本原则”[6]。他们利用演讲、展览、演示等方法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改良的种子分发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技术和作物产量,通过农业推广间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如金陵大学农林科每年通过农业推广受惠的农民人数多达10余万,在蚕桑方面每年分发优良桑苗10余万株,无毒蚕种3万余张,极大提高了蚕农的收益[7]。除了帮助农民在生活物质上的改善,教会大学的师生来到农村通过传播福音以及先进思想观念,在心灵上也改变着农民。在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贡献外,还应该看到它的弊端,这是由教会大学的建立动因以及特殊属性决定的。教会大学归根到底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农业教育拉近了传教士与农民的距离,方便了基督教势力的渗透,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重要途径,培养了一大批亲美份子。从教会大学自身来看,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长期游离于国家掌控之外,而且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距较远,其农业教育模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如中国农民识字率和人平均土地要远低于美国,造成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在中国广泛使用。 三、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1914年在金陵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到现在已近百年,虽然教会大学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半个多世纪,但是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式等,都对当前农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首先,理论联系实际,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农业教育是一门高度强调实践的学科,但据研究表明,如今我国许多农业高校的课堂教学与运用实践相脱节,科研成果大部分不能在农村推广,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远远落后于国外,仅有30%多一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率都比较低[8]。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开设农业教育之初,就把教学、科研和推广紧密联系起来,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并积极投身于农业科技研究中,提高了农业种植的成功率,更加重要的是师生不仅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农民改良生产方式,而且通过展览、演讲、发放教育宣传册等方式把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中去,使大量的农民受惠。因此,当代的农业高效不仅要有好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更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其次,优化专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规模逐步缩小,这影响到了农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规模,传统农科专业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人数不到3%,这就需要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提升教育的质量。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开设之初都只设置了最基本的农科专业,随着与农民交往的深入,从农民需求中发现课题,并随之调整专业设置。此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以严格著称,不仅严格筛选入学者而且在学习过程中采用淘汰制,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教会大学的农业毕业生人数较少但成功者居多的原因。最后,培养创新思维,提高适应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如今的高等农业教育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强大的创新思维,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改变教育策略,以便于适应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会大学生长于中国动荡的历史时期,农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也饱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它具有创新的思维,使其适应历史的潮流。如农业教育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建立了1~2年的预科学习语言和基础知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作者:王聪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农业教育论文:北直农话报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一、《农学月刊》:法理既得,实施是从 1918年9月,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更名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在继承《北直农话报》、《农话报》的基础上创办了《农学月刊》,校长郝元溥在发刊词中写到:“农学之设,欲人重农,法理既得,实施是从”[3]。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见藏1~19期,除18期和19期间隔一年八个月外,其余均按月出刊。现见存的19期《农学月刊》出刊时间集中在1918年9月至1921年10月,共开设了论说类、著述类、报告类、农事丛谈、成绩报告类、调查类、试验类、学校行政类、农家余兴等10多个栏目,每期设五六个栏目。相比较《北直农话报》,在栏目内容上主要以论说类、著述类、报告类为主,在学术上由过去译介东瀛农学为主,转而引进西方农学,同时也有“农家余兴”类通俗栏目,可以应答质问。其交流互鉴、发表成绩、联络农者、助农事改良的初衷没有变,可以说月刊的规范性增强,已经初具现代农业科普类期刊的特点。如:“论说类”刊登了“世界四大养蚕国之比较及其将来”、“论农业不发达之原因”、“我国林业不进步之原因”、“农业为富强之母论”、“种植美棉说”等50多篇文章;“著述类”刊登了“夏秋蚕饲养法”、“制丝论”、“作物通论”等;“报告调查类”刊登了“法兰西农业教育记略”、“调查保定闫梁村银条菜报告”、“调查满城一亩泉之荸荠报告”、“赴易县造林实习报告”、“试种各树种子成绩报告”等;“学校行政类”刊登了“招生简章”、“招生广告”、“毕业生名籍表”、“公函件”、“决议案”、“致日本各场会之谢书”等。《农学月刊》第三期还以专辑形式报道16周年校庆暨农展会的情形。“”前后,全国农学期刊不过六七种,北方仅有《农学月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杂志》(出刊3期)和《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丛刊》(出刊1期)3种,《农学月刊》也是当时全国农业高校唯一连续出刊的期刊[4]。因此,《农学月刊》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农业教育、科技思想传播方面作用独特,也为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强调法理结合,增强指导生产实践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开设学校行政类栏目,介绍和宣传学校的管理政策、制度、重大活动信息,探讨学校管理,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 二、《河大农刊》、《河北农学丛刊》:研究农学,促进农业改良 1921年2月,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入河北大学,改称农科。1928年7月,河北大学农科创设推广部,专事推行农业新法于乡间,12月,推广部发行半月刊《河大农刊》。至1929年8月共出刊14期,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见藏2~10期。刊物不分具体栏目,每期刊登6~10篇文章,内容以论说、方法技术、成绩报告、校闻为主。如:“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方法———农家副业”、“甘薯之收益增进法”、“作物病之普通预防法”、“果品贮藏之要诀”、“劝各县提倡农民施用肥田粉”、“农场简章”、“气象观测月报”等等。在多期农刊扉页上刊有学校森林苗木价目表、农场售品所出卖物品价目表。其中,森林苗木包括合欢、侧柏、黄金树、美国白杨、橡树等19个不同年份的品种;种子包括果树、森林、花草、蚕种、桑种等60多个品种;所售农产制造品有番茄酱油、葡萄酒、果酱等。《河北农学丛刊》是河北大学农科农学研究会(当时共有会员68名)于1929年12月创办,系不定期刊物。内容分论著、译述、调查、讲演报告、质问应答、会事记载等。第一期见藏于南京图书馆,八开本140多页。任孟龄在发刊词中写到:“欲依照各种学理,体察本地情形,一一研究实验,俾渴望新学理新方法之农民,将此研究应用于实地,而对于农校之意义,亦不至于终于误解”[5]。在第一期刊物“论著”中刊登“人造肥料之研究”、“白僵病菌在蚕体内寄生之状态及组织病变之研究”、“蜂群屋外越冬法”等7篇文章,还配有照片和画图,论述详尽;“调查报告”刊登“定县东乡普通作物之调查报告”等3篇报告;“专载”中刊登“省政府令建设厅颁布的农业推广规程”、“农场工作摘录”等;“问讯”中登载了答复2个农友的一封信。 三、《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叙述科学事实,介绍农林技术 1931年9月,河北大学停办,农科改组为河北省立农学院。《河北通俗农刊》创刊于1934年12月,为季刊。院长薛培元在发刊词中写到:“叙述科学的事实和理论,以期促进农林科学常识;介绍科学的农林技术,以期普遍采用;披露农业现状,藉贡蒭议”[6]。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1~4期。刊物不分具体栏目,每期刊登文章14篇左右。现存4期刊物刊登的文章篇幅较长,见地深刻,不乏当时在全国很有名气的农学大家。如:当时被称为全国园艺三杰、园艺系主任谌克终教授先后发表“谈我国的园艺”、“果树漫谈”、“河北省果树的重要害虫及有效防除方法”等文章;农学系主任孙醒东、林学系主任邵维坤、育种专家杨允奎、化学专家余兰园等都纷纷撰文。每期《河北通俗农刊》上均刊有学校管理、行政类内容,现存4期中,分别刊登有:省政府委员梁子青在学院大礼堂的讲演稿———“河北省立农学院之使命”、“本院史略”、“本院过去3年度之经常支出决算报告表”和“本院暑期学生实习规程”。1936年6月,省立农学院《农民须知》社开始编发《农民须知》半月刊,免费发送、交流。以“增加农民知识,促进农业改良”为宗旨[7]。至1937年6月,共编发4卷24期,现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二、三、四卷计17期。《农民须知》为32开本,每期20多页,主要刊登一些实用技术,文章短小精悍,深受农民和交流单位欢迎。如:江苏吴江县图书馆在回函中写到:“惠赠定期刊物《农民须知》,深纫厚意,当即陈列阅览,深得阅者赞许”[8]。当时,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题词,宋哲元题词:图绘幽风;魏书香题词:稼穑领师;李书华题词:稼穑先声。《农民须知》也刊登学院杂闻类内容,包括院长的新年致辞等。同时《农民须知》社还在刊物上刊登启事,开展一些服务项目,包括:介绍简明农业知识;解答一切农事问题;代购优良苗木种子;代购各种农具;代购优良鸡种、猪种、蜂种;代购各种杀虫药剂;代购各种化学肥料,等等。 四、《气象季刊》、《河北农林学刊》、《园艺季刊》:研讨问题,相互砥砺 1932年3月,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创办《气象季刊》,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藏1932—1936年出版的第一至五卷计20期。院长薛培元在弁言中写到:“保定有气象观测之记载自民国二年始。任斯役者,即本院前身之农业专门学校……本学院成立继续前功,以普及农用及增高效率为旨,以每日观测所得,刊印成册,汇为季刊”[9]。1913年气象观测仅有气压、温度、风向、雨量、湿度5项,1924年观测事项增至10多项,报青岛气象台、济南建设厅和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其总结果以年刊宣布。1933年始,《气象季刊》既刊有保定每月天气概况,又有详细记载每天各项气象数据的月报,并形成各要素变迁图,以利于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1935年5月,河北省立农学院出版委员会创办《河北农林学刊》,不定期出版。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创刊号)。学刊没有发刊词,主要发表学术著作,如:第一期发表了孙醒东教授撰写的“华斗花不孕情形之新发现”,杨允奎撰写的“对于平均数之偏差法一新公式建议”、“论数种测算试验误差方法之应用”,华兴鼐翻译的“棉及其亲属细胞之探讨”,路保青翻译的“雏鸡先天颤抖之遗传研究”等理论文章。1937年3月,河北省立农学院园艺系同学会创办《园艺季刊》,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第1期(创刊号)和第2期。园艺系主任谌克终在发刊词中写到:“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之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从此相互砥砺。俾资贡献,庶不致有负国人之殷望也”[10]。季刊16开本,每期130~160页,创刊号配有11幅园艺作物新品种插图,形象生动。主要刊登园艺科学研究、调查、报告和译著文章。在刊物封底还在有书、刊讯息,如:在第一期刊登了谌克终教授著作———《果树园艺学》、《果树剪定》的书讯。 五、结语 从1905年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先后创办了10余种农业类刊物,办刊宗旨明确,力求实用,摸索经验,逐步规范。从初期《北直农话报》、《农话报》努力通过刊物唤起社会各方面对农学的重视,到《农学月刊》让农学法理落地生根,《河大农刊》、《河北农学丛刊》、《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矢志促进农业改良,再到《气象季刊》、《河北农林学刊》、《园艺季刊》对农学进行深入的问题探讨和科学研究,都体现了它们衔接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如:《河大农刊》中介绍农学研究会之章程,研究会关于编印《河北农学丛刊》征稿启事;《河北农学丛刊》提前刊登《农民须知》简章;《农民须知》《园艺季刊》出刊征订通知,称之为“华北首创无二之园艺季刊”;《河北农林学刊》《河北通俗农刊》第二卷出版的消息,等等。在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学校变更、人事变动频繁的情况下,学校师生能够为农学发展、农业振兴作出如此贡献,已属不易。刊物创办的变迁也是直隶高等农业教育兴起和发展的缩影。其一直隶高等农业教育乘势而兴起,在曲折探索中谋求发展。学校四易校名,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但是,广大师生为农学思想传播、农业教育发展、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生产改良矢志不移,成绩尚优。30多年间,培养毕业生近900多名,他们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其二直隶高等农业教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学校创办现见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刊物,均注明“请交换”字样,仅此就可说明当时直隶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其他佐证不再赘述。其三直隶高等农业教育的探索形成史为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学校所创办刊物都强调法理与实践紧密结合,内容上注重接地气,形式上阅者易见。1918年校长郝元溥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实习试验二者不可偏废”[11]的办学思想。这也为河北农业大学现如今开创的以“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三结合”为优秀内容的“太行山道路”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作者:夏志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农业教育论文: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一、张之洞对传统经验农学的认识和反思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为全球所不能及,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不讲求农学,致使“耕织交病,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而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只有懂得化学之学,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兴办农学教育,培养农学人才,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农患惰,今者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比先修农学”。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州县设立劝农局,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根据种植收成情况,年终按照要求上报,说明本地“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 令人钦佩的是,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主要有:(1)学校定位准确,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招收对象不同,学制时间不同,授课内容不同。(2)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3)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主张聘请外国教师,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4)重学生品行养成,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使学生“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9]。当然,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务,并兼营私利之事业”,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综上内容说明,张之洞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农业职业教育的思想,并利用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之洞仅在湖北总督任内,兴办各级农务学堂48所,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林、牧等各类农业人才,有力推动了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农业技术人才。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再加清政府国势衰败、帝国主义侵略,使得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的推广很受局限,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潮仅仅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作了一个引导。时至今日,中国农业职业教育仍不容乐观,亟待加强。因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此,我们还要进行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包括高考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身份标志,树立农民是一个光荣职业的理念。行文至此,笔者感到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因为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大批人才以“跃出农门”、踏入仕途为追求,农村仅存“386199”“部队”,造成农业生产人才匮乏。回顾历史,看看今天,我们的做法有时尚不及前人的水平。所以继承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对于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的振兴将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过惊人的相似,更有普世的永恒规律,前人的说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如果我们牢记,能使后人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作者:张守权 单位: 周口师范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和近代教育一样,也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潮流下开端的。无论是明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直隶省为京畿要地,行政长官均为朝廷重臣或政府要员,较其他省份地位重要。它是创办农业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最早的省份之一。1896年创办的遵化“农算学堂”是全国最早创立的三所农学堂之一,1902年全国第一所办学规范、历史延续的高等农业学堂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创办。 一、清末农业教育的产生背景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传统农业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包括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强烈、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本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等等。随着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创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尤其是人们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劝农政策,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振兴国家经济;美国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兴办学院、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其它西方国家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教育体系。提倡农学、振兴农业成为清末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新政的第一条就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新政的实施,改革了旧科举教育制度,推动了近代学堂的创办,农业学堂亦随之兴起。1898年,亟图改革的光绪皇帝四次下诏令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命总理衙门议奏学堂开办章程,命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编译国外农业书籍,切实兴办。命各省府县绅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19世纪末,在一些新兴学堂中开始开设农业类课程,如:1895年,直隶省天津中西学堂在高年级的课程中,开设花草学、考究禽兽学等科目。清末初创的各类学堂,没有统一的标准,名称各异,农业类学堂名称有:农务、农政、农务实业学堂等称谓,还有的称为学馆、讲习所、养成所、公所、公学等等。直至1902年,清廷开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我国新学制的开始。这套章程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牵头拟定。1903年,清政府又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史称“癸卯学制”,具体规定了各层次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其中包括与农业教育相关的章程。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毕业生,讲授高等农业学艺,以培养公私农务经理人和各学堂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在《奏定中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高小毕业生,讲授农业所需之知识艺能,使之能从事农业为宗旨;在《奏定初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讲授农业最浅显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从事各种实业的从业者,以简易教学方法传授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堂及初等师范学堂毕业生,进行实业培训,为各实业学堂培养教员[1](P24-29)。新学制颁布实施后,各地相继兴办一些农业教育机构,其中以直隶、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成绩较显。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锡良及继任赵尔巽、山东巡抚周馥等新政代表为晚清农业教育的创办做出了许多贡献。 二、直隶农业教育的发端 19世纪末,在农业学堂创办之前,通过农学类报刊和翻译农学论著,如《时务报》、《农学报》、《农学丛书》,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和归国人员的介绍等形式,已有一些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0多年间,编译农业论著200多部,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办打下一定基础,有的译著当时被选为教材或参考书。据目前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农学堂教育最早创建于1896年,共有三所学堂。分别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江宁储才学堂”,江西绅士蔡金台创办的“高安蚕桑学堂”,直隶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的“农算学堂”。遵化县志记载:1896年,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了一所“农算学堂”,学堂选址在遵化城东北角龙泉文社内,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入学,学额40名,但该学堂尚不规范,存时不长,1902年停办。虽然,该学堂和其它两所学堂一样,办学时间短,史料记载少,历史影响有限,但它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1901年,洋务派代表人物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1902年,他奏请清政府在保定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堂,一所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拉开保定军校的序幕;一所就是直隶农务学堂,开启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1902年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道员黄璟偕同楠原正三赴日本就置试验场、设学教授,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5月开始在保定西关霍家大园筹建,黄璟为总办,李兆兰为提调。7月袁向清政府奏请成立农务学堂:“外洋虽以工商立国,尤注意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授之。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局,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派黄璟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试验场,设学教授,并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慈禧太后钦批:知道了。9月,聘日本国楠原正三、岩田次郎等10多名外籍教员来堂任教。11月,学堂正式开学,设农学、蚕桑两科。分速成和预备班,速成一年卒业,预备五年卒业。招收学生60名,生源主要是本省各州县,也有山东咨送和京旗选送的部分学生。当时,外籍教员教授专业课,有专门人员进行翻译,同时整理成文,编为专业课教材。学堂附设农业讲习所和直隶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4科。袁世凯专门为农务学堂题词“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亚欧美一以贯之”,悬挂于当时学堂图书馆正门两侧。1903年,学堂办学一年后,袁世凯在上奏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写到:“学堂教以动植物学及各种农学,数学、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速成班第一班学生毕业。”光绪皇帝御批:“著即切实整顿,次第扩充,期收实效。”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归属清学部管理,更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科和农业教员讲习所;1905年升入本科;1906年,直隶农务局归学堂兼办;1907年本科生毕业,相当于今天的专科层次。此时,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相继在天津宝坻筹办了农桑学堂、农桑会,在高阳筹办了农业小学堂,在曲周县筹办了农桑会。此外,学堂还向天津小站、宣化县、荥阳浚县等初、中等农业学堂选派教员、技师。由此,直隶高等农务学堂开直隶农业教育之先河,省内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初、中等农业学堂。如保定东关的北洋马医学堂、天津县和顺天府的中等农业学堂、清苑县农务学堂、静海县初等农务学堂、景州和望都县的农业小学堂。同时,还出现许多其他农业教育机构,如直隶水产讲习所、天津和河间农业练习所、顺天和肃宁蚕桑讲习所等。从1896年遵化农算学堂开办到1911年民国成立的10多年间,直隶先后兴办农学堂等教育机构近20所。虽然有的机构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出现了兴办农业教育的热潮。根据清学部1910年的奏报统计,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共5所,在校生530人,其中直隶1所,在校生149人,在校生占全国总数的28%,为全国之最;全国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其中直隶4所,在校生176人,处于全国中游;全国初等农业学堂44所,在校生2272人,其中直隶2所(不含讲习所等其他类别机构),在校生47人。 三、直隶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末,我国农业教育办学宗旨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启其智,学生毕业后仍按科举形式封官,再加上师资教材匮乏,照搬日本模式,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实际等情形。虽开启近代农业教育,但仍有很大局限性。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由封建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性转变,同时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国民政府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进行学制变革,1912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又颁布了新学制—“壬戍学制”,新学制加入了美欧等国家的成功模式,比起封建教育制度和完全照搬日本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直隶农业教育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学制仿照美欧将“学堂”都改为“学校”,将“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分别改称为“农业专门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1912年直隶农务学堂率先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更名为河北大学农科;1917年顺天中等农业学堂更名为京兆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928年更名为京兆甲种农业学校;1914年直隶水产讲习所更名为直隶甲种水产学校;1912年北洋马医学堂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一些农业中小学堂、讲习所也由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农业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以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为宗旨。”修业年限本科3年。学校可内设农学、林学、兽医学、蚕业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科。并规定各科所学课程门数。直隶农业专门学校作为当时全国8所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一,设农学、蚕桑、林学科。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设备、办学实践、毕业生数量等方面在全国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之地。1917年,校长郝元溥在学校成绩报告书中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8](P9)的办学理念。学校注重理论教学与实习、试验相结合,对试验场所力谋扩充,加意整理,未曾专恃纸上空文用事。当时学校占地10万多平方米,其中设备齐全、管理规范的实习试验场地就占了2/3以上。种植桑园40多亩,让每名学生亲自动手养蚕2万余条。还购置平山县、灵寿县滩涂地近500亩、易县山北镇之山沟一座,辟为实习场所,供实习和研究[4](P3)。1918年创办了《农学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在发刊词写到:法理既得,实施是从。高谈学者,求非所供。一般农者,固步自封。编刊成绩,普赠要冲。当业诸老,有所法宗。月刊内容分为十类。包括调查报告类、实习实验类、著述论说类、农事应答质问类、农家馀兴类等。薛培元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学院之任务系适合本省需要研究高深农林学术,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一切设备,几为全国冠。1920年,学校还举办了留法勤工俭学班,招生30名。1912—1921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时期,毕业学生470人;1921—1931年河北大学农科期间,毕业学生430人。毕业生数均占到全国的1/10以上。1922年资料统计显示,直隶省甲种、乙种农业学校的数量分别是5所和11所,占到全国的中游水平。1912至1921年10年间,直隶农业教育在不断摸索中前行。1922至1931年10年间,军阀混战频仍,院校合并,校长连年更换,农业教育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28年,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1931至1937年抗战爆发,以河北大学农科独立设置成立河北省立农学院为标志,河北农业教育又进入一个发展时期。1936年,教育部设立农业教育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农业教育方案,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薛培元与农业教育家邹秉文、邹树文、章之汶等5人一起担任农业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河北省立农学院在全国农业教育中的地位。 四、直隶农业教育的影响 1.开启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之先河。1923年,我国早期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邹秉文认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起点是1902年成立的直隶和湖北农业学堂。1981年,中国农科院院长、著名农业教育家金善宝撰文指出190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最早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教育和研究的开始。1994年,知名农业教育研究学者周邦任、费旭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一书中指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我国大学专科性质的农业教育的开端,1903年成立的北洋(保定)马医学堂是我国军队兽医教育的开端。由此可以说,直隶的农业教育史就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形成史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创办最早而且办学延续至今的三所农业高校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创办,至1906年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南京农业大学源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农业博物科,1914年,开办大学高等农业教育。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农务学堂在1902年办学之初就属高等教育,是全国开展高等农业教育最早的学堂,从1903年袁世凯的奏折和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学堂一览中得到印证。 2.探索形成了近代农业教育理念。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教育处于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更替的过渡时期,农业教育也是如此。凡是地方政府重视,学校掌校人有真知灼见,任期稳定,善于争取经费,积极开展办学实践的,农业教育办得就有生气,有成绩。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对诸多农事改革率先倡办,包括建立农务局,创办新式农业教育,开办农事试验,成立农会组织等。委派自己得力助手———四品道台黄璟掌管农务学堂,后任动植物学家、农学举人黄立猷为掌校人。直隶公立专门学校10年间,早期留日学者郝元溥任校长8年,非常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现结合,筹办农展会、开办科普刊物,购置实习试验场,提出“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的办学思想。民国七年(1918年),校长郝元溥奉教育部召集全国专门学校校长会议,研讨农业教育问题[9](P9)。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在全国的地位。还有顺天中等农业学堂“以养成农业所必须之学识,使将来改良农事,开导农民”的办学宗旨,无不在探索近代农业教育的办学理念。 3.培养了一批农业教育科技人才。据杨士谋主编的《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显示:1909年,全国5所农业高校在校生493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49人,中等学堂在校生176人,初等学堂在校生47人,总人数372人;1915年,全国农业4所农科大学,8所农业专门学校在校生1554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89人,甲、乙种学校16所,在校生381人。1919年,教育部第569号令专门照准《直隶公立专门学校章程》。1920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是全国唯一举办留法勤工俭学班的学校。至1937年抗战爆发,直隶共培养农业高级专业人才900多人,初、中级农业人才几千人,领全国之先。但和全国情形一样,就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数量对广大农村来说,还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如星星之火投身于我国农业教育、科技、生产各条战线,如以遗传育种学家祖德明,海洋湖沼学家张玺,农学家孙醒东等为代表的农业专家,为我国农业教育科技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促进了农业知识的推广和传播。农业科技推广是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清末,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开展起来,民国时期,开始探索建设推广教育体系。伴随着农业学堂的兴起,农事试验场也渐成风气。1902年,在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隶属农务学堂),内分4科,初步具备农业综合试验的性质,在全国创立时间早且成效显著。1907年,直隶农务总会在农务总局(归农业高等学堂兼办)内成立,“以提倡改良农事,保护农民为办事宗旨”。1918年,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举办建校十六周年附展览会,会展展出了直隶、辽宁、安徽、河南、福建等地30多个县公署、农会、商会、农事试验场的新农具和农产品,展示了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等六七所农业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展会采用陈列参观、报告讲演等方式,接待参观者4万多人,简直就是个“准全国农业科技博览会”了。《农学月刊》为展览会出版专辑,通过“校庆+会展+期刊专号”的特别形式传播农业科技,是一个创造。当时,直隶农业教育领域还先后出版许多科普刊物推广传播农业知识,如:《农话报》、《农务官报》、《农学月刊》、《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园艺季刊》、《河北农林学刊》等,广受欢迎。1905年创办的《农话报》是最早用白话文推广农业科技的刊物;1935年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为《农民须知》题词:“稼穑先声”;在1937年《园艺季刊》发刊词中写到:“本省素种园艺天府之区,同人等深感责任重大,而诸学子亦兴趣浓厚。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农业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 作者:夏志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农业教育论文:生物教学中渗透农业教育论文 1、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农业教育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课文中,从植物的细胞开始,讲述了植物的一生:由种子的结构谈起,到开花结果,再形成新的种子,延续植物的生命,同时为人类造服。被子植物的一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除了基本知识的传授,在课堂教学中我还渗透了对获嘉农业的了解。如种植业:获嘉县地处中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全国优质粮产业化开发示范县。目前,全县优质粮基地小麦种植面积达22万亩、优质水稻12万亩。花卉业:获嘉县是我国南北花卉的交汇点,是南花北上和东花西引的天然驯化场。花卉业生产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张巨乡“陈庄花园”是河南省四大花园之一而著称全国;目前,全县的花卉种植总面积达3万余亩,品种千余个,主要是大叶女贞、雪松、蜀桧、奕树、合欢等常规绿化苗木。无公害蔬菜业:太山乡蔬菜种植素有闻名,明清时期是专侍皇宫的贡品。蔬菜远销北京、武汉、山西等地,出口蔬菜主要面向日本等国家。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这些知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既锻炼了学生的思想意志,又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借此也让学生树立起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崇高理想。 2、在第二课堂中渗透农业教育 农业教育不仅在课内有机渗透,而且要发挥课外活动这个主阵地的作用,让学生在课外学到课内学不到的一些实践本领与基本知识技能。我们建立了几个专题调查小组,如:选种调查小组、栽培调查小组、杂草控制小组、病虫害防治小组、无公害调查小组等。通过进店调查和访问农艺师,实地考查等多种途径,让学生适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增长知识和技能。如在考查选种方法时,要求学生了解选种要求。学生回馈如下信息:要求种子颗粒饱满,无昆虫叮咬、当年新发种子等。例如,历年来小麦病虫害发生严重,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形成如下报告:(l)持续几年的秸杆禁烧避免了空气污染,但也使一些病虫害有了滋生之地,致使连年病虫害逞上升趋势。(2)近几年很多地块没有进行深耕细作,只是耙了二至三遍,造成耕作层过浅,小麦的根不能深扎,抗病力明显降低。(3)冬季到来年春季天气过于干旱,使土壤中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毁坏小麦根系。(4)多数农民重视虫害,轻视病害。每年春季农民都要打2一3次杀虫剂,却没打过一次杀菌剂。而小麦纹枯病、根腐病、全蚀病和赤霉病等病害,一旦发现症状就错过了防治时期。又如,病虫害防治小组通过调查和访问,将农业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措施做了简单归纳,以黑板报形式向全班同学展示:(l)深耕细作。一定要深耕,增加耕作层的深度,以便小麦根系发达,增强抗病力。如果实在没有条件深耕,也可以撒施土壤调理剂,以增加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壤疏松耕作层增加。(2)适时浇水。由于秸秆还田,土壤蓬松,过f透气,不能保墒,根系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致使根系不旺。适时浇水可以弥补不足。(3)专业拌种。不能只图便宜,要使用专业拌种剂,特别要选用有针对性的拌种剂,才能起到防治目的。(4)一喷三防。春季喷撒农药时,除了杀虫剂,还应加人杀菌剂、营养剂和生长调节剂,综合防治,防患与未然。学生在活动中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也锻炼了毅力,培养了良好的习惯和兴趣。同时这也成了课堂最有效的补充,让学生热爱农业,热爱生物学,为将来从事各项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3、在教育科研中渗透农业教育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教师的责任。作为教师,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求知的本领,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深化农业教育,提高农业教育水平,平时除了多观察、多总结,我还参加了学校《初中生物与农业相联系》的立项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论文。总之,生物农业已成为21世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人类在生物农业中的地位和对生产过程干预方式也发生了科学的改变。人类只有用更先进、更丰富的生物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研究和把握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娴熟地认识和把握生物技术规律,才能在技术层面更准确地了解、把握农业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反应和要求,才有可能采取精确的针对性措施,因势利导,促进农业生物的高产优质,实现我们发展现代生物农业的目的。通过生物课与农业相联系,把课堂上理论知识不断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又有坚强意志的优良品质,让中国的现代农业有更坚实的后盾。 作者:徐翠霞 单位:河南省获嘉县双育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远程教育论文 一、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意义 第一,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新农村建设的能动主体为广大的农民,农民整体素质水平将直接对新农村建设发展速度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虽覆盖面大,但深度不够,教育资源存在短缺问题。而通过推广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方式,利用其成本低廉、容量大、以及覆盖范围广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在现代农业远程教育中,实施教育的渠道多样,包括文字、音像、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以上教学模式的落实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间、空间限制,广大农民可以在不离岗状态下就近参加学习,教学资源高度共享,可以称得上是农民真正学的起的教育。 第二,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掌握新型技术的机会: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正处于传统粗放模式向现代精细化模式转变的进程当中,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农业产业的贡献度逐年提升,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缩短这一差距,使农业生产能够更加的高效与稳定,就需要加速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普及各种新型农业使用技术,提高实用技术到位率、入户率的方式,使新农村建设能够得到坚实可靠的保障。而从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其教学形式灵活,资源丰富,各种新型的实用技术与信息能够以一种农民可接受的方式加以推广,同时,该模式下,新型的实用技术能够深入生产一线,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方面意义重大。借助于包括“科技入户直通车”以及“农村大喇叭”等行之有效的远程教育模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构建多功能综合性的流动技术推广服务站,使农机推广服务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农民,服务于农民。 第三,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人才发展的机会:农村基层实用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缺乏实用型人才配置,势必会导致新农村建设的根基薄弱,影响建设进程与质量。而从现代农村远程教育的角度上来说,以此作为教学手段,将各类型,各层次的教育培训延伸至农村,促进实用人才的培养,最终达到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从我国当前的农广校系统上来说,在农业远程教育平台上,综合对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课件、传统文字课件、以及音像资料的综合应用,结合新农村建设对人才所提出的要求,培养他生产能手,经营能人,乡村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各类型的实用性人才,随着实用性人才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源配置势必会更加的科学与合理。 二、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 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发展现状是农村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以及覆盖范围,为了在这一客观条件下,以现代农业远程教育为手段,真正意义上的促进农民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就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利用好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这一工作平台,向新农村建设输送的新型,实用型,复合型的农民。在这一过程当中,给出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第一,需要提高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认知: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除了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手把手面授教学的重要价值以外,还需要通过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手段的应用,将教、学相互分离,着眼于对农民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农民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掌握运用各类信息资源的方式与方法,指导学员自主学习新型技术知识,第二,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投入力度: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入手,构建促进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专项资金,用于对办学设备的购置以及对教师的培训等多个方面,从而使农民所接受的远程教育服务能够更加的优质与有效;第三,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力度,促进教学资源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构建有助于农民交流沟通的网络平台。 三、结语 从我国当前发展形势的角度上来说,需要通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方式,达到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目的。本文从这一角度入手,重点分析了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为农民提供掌握新型技术的机会、以及为农民提供人才发展的机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而研究了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进而希望以上问题的研究能够引起各方关注与重视。 作者:张洪敏 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近代华南农业教育论文 一、开办岭南农科大学 岭南农科大学于1921年成立,于美国纽约董事局之外,另由华人组成董事会筹措经费,管理校务。岭南农大设校长兼场长1人,推定钟荣光为首任校长。校长只有授予毕业证书的权力,而无权授予学位。依宪章条例规定,本科毕业生学位仍由岭南大学监督授予。岭南农大本科4年制,农业专修科为1年,蚕桑专修科为半年。讲授学科分为农林教育门、农林工程门、农艺化学门、垦殖门、畜牧门、森林门、兽医门、乳业、昆虫学、蚕桑学、园艺门、家政门、水产门等,开设的学科完全属于农学者有16科,其中田艺科为6、农产制造科为l、畜牧科为5、园艺科为4。其他必修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国文、英文、宗教等,则与文理科大学合办。计划增开的课程有高级农产制造学、植物分类学、地质学、农业教育学、纤维用作物学、乳脂牛油制造专论、乳业微菌学、植物繁殖法、肉畜学、园艺见习、乳业考据、心理学等。1922年农科大学陆续聘请张焯望、傅保光、邵尧年、考活等12位教授来校任教。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农事月刊》和《岭南农刊》(英文)等刊物,以便于学术交流。农科大学的建立意味着岭大办学目的的世俗化和中国化,更意味着广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关注。 二、扩建农学院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后,由华人成立新的校董会,是为学校最高机关。钟荣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任华人校长。新的校董会接收农科大学董事会的产业与工作,将农科大学归入岭南大学办理,改为农学院。为了使农学院进一步造福百姓,钟荣光从经费筹备、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改革等几个方面着手,将岭南大学农学院建成可与燕京大学、东南大学鼎峙的三大私立农院之一。 1.“掘地三尺”广筹经费 经费是学校之命脉,办学之根本。在钟荣光看来,将岭大收归华人自办不仅仅是“收回教育权”那么简单,关键要能“承担教育的责任”,负担起办学的经费。岭大收回自办之后,原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简称“美基会”),主要资助在校任职的西方教职员。除此之外的一切费用,都由新成立的校董会负责。为负担起华人自办的庞大开支,钟荣光仿效外国办学模式,竭力争取海内外各方捐款。岭南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之一。如前文所述,钟荣光办理岭南农科大学时,得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支持,特由省库拨款三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每年十万元的补助经常费。这算得上是岭南大学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第一笔经费。1927年岭大收回自办后,经费全靠国人自己筹措,政府拨款更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自1927年起,广东省政府每年补助岭大十万元,平均每月八千多元。资助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国内团体主要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和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中华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办机构,领导成员由十五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美方五人。中方成员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如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蔡元培等。通过钟荣光联系,自1927年起,中华基金会补助岭大植物病理研究和农事推广等各种事业,为期三年,每年补助一万五千元。后经钟荣光致信诚请,并亲自和该会董事孙哲生、胡适、蔡元培联系,得该会继续补助三年。后中基会又陆续补助岭大昆虫研究、柑橘类研究、蚕病研究及蚕业推广。除了岭大自身学术方面成果突出外,钟荣光和中华基金会各董事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为岭大农学研究顺利获得该会长年补助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管理英国退还庚款特设的机关,1931年4月成立。为争取这笔经费,钟荣光分别于1931年、1934年、1936年致函,并进京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6年,岭南大学获得该会补助建筑费与设备费6万元,用于农学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钟荣光还争取到了岭大校友、工商业人士、海外华侨、海外基金会、外国教会、外国友好人士等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农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2.网罗优秀人才 如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钟荣光深知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的依靠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知名度的决定性因素。他担任校长期间,注重科研,通过制定《专门研究章程》和划拨出版经费等,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工资待遇,解决住房、医疗、探亲路费等问题,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吸收本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早在1924年访美时,钟荣光就曾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校友:“岭南同学足迹遍于全球,在原则上最低限度应有一部分人才返回母校服务。”在钟荣光担任校长期间,不仅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留选,还大力号召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岭大校友回国任教。以1932年为例,农学院有华籍教员16人,其中岭南校友至少11人,包括冯锐、古桂芬、杜树才、朱济沧、黄泽普、何雄涛、黄永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鼓励学术交流,“送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使岭大的师资构成焕然一新。1935年,经钟荣光联系,岭南大学开始和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第一位交换教授为菲律宾大学农学士、美国约翰哈全斯大学(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闵逸民(Dr.R.B.Espino)。闵逸民教授是植物生理学专家,对热带植物生理及营养之研究富有经验。他既是东亚农学界泰斗,又是菲大台柱,他的到来对岭南大学的植物病理研究有很大帮助。钟荣光的知人善任为农学院汇集了大量的农科专才,他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部分教授如廖崇真、张焯堃、冯锐、古桂芬、刘荣基等更先后兼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或副局长,为广东省农林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于岭南大学的师资建设,著名的德莱大学校长白朗在1933年曾说:“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之下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我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学校,对它的领导人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它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都非常能干”④,对钟荣光和他建设的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充足的经费和优良的教师团队为岭南大学农学院服务社会、造福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钟荣光领导下,农学院采取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务求达到振兴农业和农业教育、培养高等农业人才、惠及农民的目的。农学院的管理机构上分设教务、研究、推广、经营4部及农艺、园艺、畜牧、蚕丝、植物病理5个学系,本科学制4年,实行学分制。教务部负责教学工作,研究部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改进,而经营部和推广部则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技术与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推广与应用。其中蚕丝系在1927~1932年间升格为学院,专门进行蚕桑的品种改良与推广。1928年开设的植物病理系,主要从事华南植物病理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物病理研究的机构。⑤在钟荣光实用教育思想的引导下,农学院的课程不断完善,到1932年,增设了中国主要农作物、广东主要作物、农业工程、乳品制造、乳业经营、热带畜牧事业调查、蔬果储藏制造法、养蚕制种学等实用课程,学科体系趋于完备。截至1937年,农学院共设有畜牧学、农艺学、园艺学和植物病理学四科54门专业课程。农学院各个系部结合广东的自然条件和实地需求,进行农学研究与技术革新。农艺系从檀香山、菲律宾、爪哇等国引进上百种优良甘蔗品种进行试验,最后选育出耐旱蔗种“南大红”、“南大青”等予以推广。1936年,广东省甘蔗总产量跃261万吨,创抗战前最高纪录⑥。园艺系注重柑橘类果树与荔枝龙眼的研究,种植檀香山木瓜、暹罗蕉、中外柑橘、荔枝、龙眼、梅、李、桃、胡桃、山榄及其他亚热带果树300多种。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李沛文受聘岭大,他以潮汕柑橘试验场为基地,带领学生展开柑橘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试验。木瓜本为广东新会等地特产,但在20世纪初品种已退化,农学院高鲁甫教授率先在岭大引种夏威夷木瓜,经多年试验,于1920年转育成最受欢迎的“岭南木瓜”,味道香甜,颇受市场欢迎。农学院还刊印了小册子《木瓜》,广为宣传,令远近乡民争相栽植。20世纪30年代,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又从秘鲁引进木瓜良种,进一步提高“岭南木瓜”的品质和研究水平。今天广东水果种类繁多,农学院师生功不可没。畜牧系在乳业制造、微菌学方面有相当完善的设备,设有制造场专制奶油、雪糕、乳酪、糖果等,在广州供不应求。此举不仅使教师、学生进行各种试验,也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植物病理学系着重调查中国南部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植物病害的状况,如柑橘类、稻作等,查明病菌生活史,提出防治方法。如前文所述,该系1927~1932年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研究农事、推广各种事业。1928年,农学院得洛氏基金资助增设实验室,先后由留法学者韩旅尘、徐治博士主持。1933年前后,该系进行了水稻菌核病、甘蔗黑穗病和柑橘黄龙病3大病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蚕丝系早在1917年就开始招收学生,是广东省第一所培训蚕桑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18年应邀加入广东省丝业研究所,后来得美国丝业联合会(TheUnitedStates`SilkAssociation,又译为“丝商公会”、“丝绸协会”等)捐建蚕丝学院一所。1921年岭南农大成立后,原有的蚕桑科归并办理,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蚕桑科办理蚕种有成绩,于1923年夏,特拨款港币5000元供作研究费,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调查,摸清情况与问题。廖省长根据研究所得《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一书做出发展蚕丝业的决策。同年11月,广东省政府为改良发展蚕丝业,与岭南农大签订10年合约,委托农大设立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归省实业厅(后改称建设厅)管辖,委任蚕桑科主任考活为局长。局址设在岭南农大内,由省政府拨给经常费每年15万元。其目的在于一面试验研究,一面指导蚕农,以图改良广东蚕丝生产,挽中国之利权,拯农民之困苦。1927年,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蚕丝系一度扩建为蚕丝学院,全院教职员带领学生,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积极开展各项试验研究,改良、推广蚕种蚕丝,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岭大在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蚕丝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从养蚕到制丝,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习生丝制造的每个步骤,并派学生到大良、容奇、桂洲等处参观丝厂,增长见识。著名的大华丝厂,为岭大毕业生所办,因受蚕丝改良局指导,采用蚕丝系的新法制丝,所以所产蚕丝质量远胜其他蚕厂。蚕丝系在改良蚕种的同时,注重推广工作。1925年在顺德县伦教、龙山、勒流,中山县小榄,粤北乐昌县城设有蚕业推广站。此后,又相继建立了5个推广站和5个制种场,派员常驻,推销改良无毒蚕种,指导蚕农应用新法;协助蚕农改建蚕室;调查蚕农经济状况及推广新法制丝,取得了成绩。要进行专业的农业研究与技术革新,就离不开实地操作。早在创办农科大学期间,钟荣光就计划包括在海南等地办四个农场,既可以进行农业研究,推广农业科学,也可以筹集办学资金,还可以就地在农场附近设立学校,普及农业教育。岭大校内原有一小型农事试验场,供学生实习之用,为便于农业教育与实践,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获批,购得康乐村附近山地一千多亩作为农场。除种植桑树饲养桑蚕外,分区用作蔬菜、树苗、果树、稻作、乳业及畜牧试验。经钟荣光努力,农学院在潮安县领得土地2万多亩,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柑橘品种的改良和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工作。经钟荣光多次函请中山县长,又在中山县那州领得荒地六万亩,设立“中山农事试验分场”,为开办示范性现代化农场提供了条件。分场在古桂芬的主持下大力开发,初期借用克得必拉索引机公司等美国数家名厂的新式大型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及施肥机、排水机等,以当代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水利与交通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畜牧、造林、旱地农作物等综合实验研究。至1931年,已种有路稻、芭蕉、菠萝、木荳、红荳、玉蜀黍、番薯及其他荳科作物,并派农科生到该分场实习。这三个大规模农场意义深远,可谓“开发广东广大荒山丘陵之张本”,对华南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钟荣光对华南农业近代化的贡献 在钟荣光的领导与管理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为华南社会乃至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推广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设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及造就农业事业指导者和研究者的培养目标,也为我们今天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留下有益启示。 1.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早在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部就有了首届毕业生郭琳爽,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农学学士学位。虽然从人数上不算多,但大都学有所成。毕业后,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回到学校,培养农业人才,也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如1922年毕业生古桂芬在岭南大学获得农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农科硕士学位之后,古桂芬回到其先父义侠的古氏农庄(又称发隆公司农场),与其兄长共同经营农庄业务。1927年,钟荣光特召古桂芬回校工作。古桂芬在岭大农学院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农学院讲师、农艺系主任、农艺系副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副局长等。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培养了不少农业人才。可以说,古桂芬是岭南大学农学院教育成果的杰出代表。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除了四年制本科教育,农学院还办有农科高中、农民学校、农业服务社等,培养多层次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1929年,为配合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岭南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农学院教师负责农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灌溉与排水、买卖合作社、农民实用簿记法、农村展览会、土壤及其管理、肥料及其用法、农业范围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2.推动了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农村社会改良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改革,都结合华南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培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如谷种“改良东莞白”,产量高的可比一般品种增产20%~30%.为便于稻作推广,岭大一方面增加原有稻作试验场的面积,另一方面与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合作,将良种分发给农民试种,收成很好,被农林局作为推广品种。钟荣光注重农学院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而这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使命的驱动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以农业调查为己任,注重推广工作,力求使农民受益,曾先后进行: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的情况,以便推广工作的开展;广东农业机林业调查,举行数次,曾以租佃及借贷等制度为中心问题;与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合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调查;冯锐教授曾率领师生到河南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下30多页的调查报告。农学院院长高鲁甫教授、徐治博士会同建设厅改良试验区主任廖崇真赴罗岗洞施行果树接枝新法及稻作改良运动,手续简单,时间缩短,村民极为赞同。 3.践行了服务精神 1927年,钟荣光在学校交代礼演词中讲道,岭南大学的办学目的是“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就中国领导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这里钟荣光说的基督精神,主要指服务精神。他曾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⑦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岭大的学生和团体都很看重社会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组织了乡村服务协进会,联合校内各个团体,为附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服务。该协进会连续数年在旧凤凰村努力工作,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丰富日常生活,成绩颇为可观。以1929至1930年的工作为例:第一,教育。在旧凤凰村,设立凤岭日夜学校,籍以帮助村中失学者得有机会求学,来就学者仍接踵而至。该校课程注重应用科目,并曾举行两次千字课毕业,已毕业者约二十人。设立阅书报室于村内,以便乡人及学生阅读。第二,经济改善。干事林世廉……曾帮助该村建筑一伟大池塘,在春夏天贮蓄泉水,以备秋冬天水涸时,免受水荒之虞。并指导该村多种植果木,而本大学农科学院廉价出售,或酌量赠送各种树秧。数年后,树木长大,该村之收入,必大为增加也。第三,卫生。村民多不注重卫生,拟举行卫生演讲,灌输卫生常识。并曾施种洋痘,蒙嘉惠霖陈元觉医生帮助甚多。第四,娱乐。曾帮助凤岭学校及该村村人安置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央公园播音台之音乐及演讲。又帮助该村建筑球场及指导举行各种游戏。⑧在钟荣光的精心培养下,岭南大学逐渐形成了汇合基督教的服务(Service)和友爱(Brotherhood)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Freedom)精神和平等(E-quality)精神、革命的爱国(Patriotism)精神及健身强国的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四种优良传统的“岭南精神”。这种精神深受岭大同学和校友的认同。1939年1月4日,岭大校友简又文在岭南大学周会称:“几年前,我替上海岭南分校撰了一首歌,名曰《岭南牛》。歌云:他们叫岭南人做岭南牛———粗黑、大隻、不靓;我听了,微微笑,不否认。让人们似狮虎般凶猛,似猪好命,妖孽似狐精。服务人群却以牛胜———服务人群以牛胜。做工,耕田,全身贡献,功劳谁与竞?修天爵,作祭品,允享大光荣。这正是岭南赤子的精神!为人群谋幸福,何惜乎身负重轭供牺牲:好岭南,大岭南。为中国,育英才,举世仰声明!红灰之子,齐努力,建功立业,毋忝而所生!⑨歌词体现了以身践行服务精神的岭南学子的风貌。 4.注重国内外交流 一流的教育,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钟荣光深谙此道,所以他在建设农学院时,不仅积极引进外国人才,自身也注重考查外国农业技术。1925年,钟荣光到秘鲁筹款,由岭大毕业生、在当地经营古氏农庄的古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了利马郊区农业和古氏农庄,参观了古印加帝国时遗留下的传统农业地带与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他依据自己对广东农业的了解,得出“秘鲁农业条件和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的结论。并对古桂芬说,“既然古生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汇集起来,抒其优者创办农场,经过这样探索寻求的实践,将会有助于日后回祖国从事农业建设。”钟荣光别出心裁地提出的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展现了他对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视野。各类学术刊物也是农学院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时,为方便发表农学研究著作,于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LingnanAgriculturalReview),每年出版二期。《岭南农事半年刊》初成立时,稿件有限,多为岭大农学院和文理学校的教员所作。从第三卷起,稿件渐有来自中国各部,第四卷以后,稿件大增,除纯粹关于农学著作外,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增多。1928年,该刊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ScienceJournal)。随着岭南大学日益发展壮大,《岭南科学杂志》名气也越来越大,外来投稿者日益增多。自创刊至1935年的第二期,论著已发表者共有484篇,为17国、239位作家所著。《岭南科学杂志》“属国内历史最长久的英文版刊物之一”,发行面对世界所有国家,有售卖也有交换。除国内著名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等刊物,有41个国家索取全套,75个国家450个机构寄来1000多种科学杂志用来交换。这些杂志为推动生物研究、农业研究、医科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岭南农科大学和岭大农学院先后出版了《农事月刊》、《农社年刊》、《岭南农学季刊》、《岭南农刊》等刊物,都为提高和推广农业技术、增长农民知识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一直以来,钟荣光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救国事业,首要教育”⑩。他曾比喻建国如建屋,基础坚固后才能完成上面的结构,教育乃是基础。他说:“鄙人深信自今以后,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所以他自1899年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席到1938年宣布退休的39年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正实践了他自挽联中所说“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而死”。也正是在钟荣光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农学院关注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有牺牲精神、动手能力的多层次人才,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村社会改良,对华南社会乃至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刘宝真 单位:铁道警察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一、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表现 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较,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近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学制,课程设置近代化和师资队伍专业化。 (一)多元化的教育格局 近代农业教育机构呈现多元化格局,既有官办各级农务学堂、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科教育,也有教会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和民间农业教育机构。 1.各级农务学堂 各级农务学堂是清末农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早在维新变法之前各省就出现了农务学堂,创立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期间,时人认为中国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5](上册P135)张之洞上奏光绪:“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6](外篇《农工商学第九》P156)改变之法只有开办新式农业教育学堂,“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7](第一章P41)光绪颁布上谕,要求各省“以农为体,以工为用……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新法者,必特立予优奖……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且要求各省仿效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的做法设立农务学堂。在政府推动下,各地出现了设立农务学堂的高潮。1898年杭州蚕学馆、湖北农务学堂先后成立,1901年江西蚕桑学堂设立,1902年山西农林学堂、直隶农务学堂先后设立,1903年湖南农务工艺学堂设立。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范地方农业教育办学,冀鄂两省先后把当地农务学堂改为高等农务学堂,鲁晋苏浙省份也纷纷开办高等农务学堂。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大量的初、中等农务学堂和专门性讲习所。至1908年全国共开设高等农务学堂4所,中等农务学堂25所,初等农务学堂22所,1909年时又新增加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37所。兴办新式农业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有鄂湘冀鲁桂晋等省份,学堂数量最多当属湖北省,到1910时,湖北各级新式农业教育机构共48所,其中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 2.农业留学教育 清政府在兴办新式农务学堂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派遣农科留学生,学习农业技术教育和农业管理以缩短与西方差距。早在1889年,浙江就向法国派出留学生专门学习养蚕技术。甲午之后,留学西方习农科受到政府的重视。对于留学生的派遣目的地,朝中大多数官员倾向于日本,张之洞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6](外篇《游学第二》P96)因此,甲午之后,中国以日本为学习对象,不仅开设新式农务学堂,而且从学堂中选拔优秀学员派往日本官款留学。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3人,其中1人学习农科,学成归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1897年浙江先后官派3人赴日留学农科;1903年31名留日学生中有2人学习农科;1905年更是派出40人去日本专门学习农科。据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共向日本派出200多名农科留学生。庚款留学施行后,清政府又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农业教育,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先后派出28人留美学习农科,13人赴欧洲习农科。[8]他们留学归来后,为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就有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尽管清政府被推翻之前派出的农科留学生数量不多,但这些留学生在外开阔了视野,归国后大都成为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中流砥柱。 3.大学堂农科教育 大学堂农科教育和农科大学是清末农业教育的最高形式。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实现国强民富。光绪帝诏令开农工总商局、设农会、刊印农报、译西方农学书籍,并开设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遵循“中体西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二者“会通”,缺一不可。课程设置分普通学科(类似必修课)和专门学科(类似选修课),普通学科为经学、理学、诸子、格致、初等算学等10科,专门学科包括农矿、工程、商学、卫生学、高等算学、地理等科目。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大学堂章程》对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章程强调大学堂师生必须遵圣谕广训,“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章程把大学堂分为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分政、艺两科,其中艺科设有农学,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农科举人出身资格。专门分科开设农业学科,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农科进士出身。[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235-252)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对钦定大学堂章程作出修订,制定出新的奏定学堂章程,新章程继续遵圣谕广训,命各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设农工商实业学堂,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新章程把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农科等八科,其中农科又分为农学门、林学门、农艺化学门、兽医学门。[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328-339)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开始筹建,1910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正式成立,这是清末农业教育规格最高,课程设置最全,教学方法、教材选用和师资队伍最专业的农业教育机构,是为中国现代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的发源。 4.教会学校农业教育和民间教育机构 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唐朝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此后一千多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多受到官方打压和民众冷遇,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基督教才在中国获得历史机遇,欧洲传教士纷纷派遣前往中国传播“福音”。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往往开办慈善机构传教,如行医、开设孤儿院等。在传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中国大约80%,而且农民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因此,要想基督化中国,必须先基督化占中国人口80%比例的农民,占领农村这个根据地。所以对农民进行近代农业教育、传播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了西方传教士的首选。1904年,美国传教士琼斯在上海开办文纪女塾,教授园艺技术。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教育,它开启了西方近代农学通过教育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先河。清末时期,教会学校农业教育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后来的岭南学堂。1908年美国农业硕士高鲁甫任职于岭南学堂,他召集一些对农业感兴趣的学生到学校农场劳动,给每人平分一块田地种植蔬菜,并亲自教授他们如何播种、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他带领学生反复在农田进行化肥实验,研究适合土壤的化肥。1912年高鲁甫在岭南学堂开设初级农业课程,并引进西方农作物品种在校进行选育和改良,为后来的岭南大学的高等农业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除了政府开办农务学堂,西方教会开设农业教育外,民间也举办农业培训机构。1904年张謇在上海兴办水产学堂,1907年山东渔业公司在烟台举办初等水产小学堂,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开设农林讲习所,次年天津直隶水产讲习所开设。这些民间农业教育机构层次不一,是为政府农务学堂外的农业教育形式。 (二)近代化的教育方式 1.教育理念和学制规范化 与传统的农业教育不同的是,清末农业教育有了明确清晰的办学层次和学习年限规定。1898年,浙江蚕学馆成立,年招生30人,学制三年,专门传授蚕桑养殖技术。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办直隶农务学堂,分速成科、预备科,速成科学习一年,预备科学习五年。是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分为预科、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其中预科、专门的农科教育学习期限各为三年,大学堂学习期限不限。次年清政府修订章程,明确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中、高等与大学四级。其中初等农业学堂学制三年,学生在校学习最基本的农业知识技能,卒业后能从事简单农事;中等农业学堂学制预科两年,本科三年,学生在校学习农业生产中必备的知识技能,卒业后能胜任农业生产;高等农业学堂学习期限为预科一年,森林、兽医各为三年,本科农学四年,以培养近代农业管理人才和各学堂师资人才为目标。农科大学三年卒业。[7]((乙编《清末学堂》P24)此外,新章程还对讲习所、补习所学习年限和理念进行了统一规定,讲习所学制两年,以培养普通补习所师资力量为宗旨,补习所学制学制三年,以学习简易农业知识技能和小学普通教育知识为目标。不难看出,清末农业教育理念和学制规定逐渐由地方性参差不齐走向全国的统一化、规范化。 2.学科和课程设置系统化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大兴农学。1902年,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规定。章程中设农科,下设农艺学、兽医学、森林学、农业化学等,后又完善。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全面合理且实践性强。全部课程设置可以划分为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以专业为例,高等农业学堂农艺学基础文化课有国文、修身、算学、格致等;专业课程有农学、园艺学、昆虫学、土壤学、气象学、地质学、岩石学、肥料学、水产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工程学、农艺化学等,实践课主要有农具使用法、耕牛使役法、干草法、家畜饲养法、农具构造、排水及开垦法、农用手工、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法等各种实用技术。[10]以学校为例,山东高等农务学堂中除设置国文、伦理、外语体操外,农艺学设置专业课20门,实习课20门,森林学专业课25门,实习课4门,兽医学23门,实习课8门。[11]总体上看,清末农业教育专业科目设置详细,实习技术科目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示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清末农业教育既有专业学理,又有实践技能操作,融理论性、实践性、社会性于一体。 3.师资队伍专业化业生、农科归国留学生、传统教育出身者、外教。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农务学堂教员须有本国大学堂毕业文凭,中等农务学堂由实业教育优秀毕业生暂时充任,初等农务学堂教员由农务讲习所和中等农务学堂毕业生担任。其中新式农务学堂毕业生是清末农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主力军,且在师资队伍比例上逐年增加。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为例,该校先后有11人在此教育体制下毕业后留校担任农林桑等副教员。农科归国留学毕业生也是清末农务学堂师资主要来源,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是官派留学归国者须做专门教员五年,且期内不得调为其他差役。因此,官派农科留学者归国后多从事农业科研教学任务,为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由于清末农业近代教育处于发轫期,因此,师资力量不足成为了制约农务学堂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为缓解这一难题,多数农务学堂只得招聘接受传统教育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业技师担负教学任务,如张之洞多次从浙江招聘经验丰富的技师到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传授蚕桑技艺。福建蚕桑公学也“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园,并教授接桑等事。”聘请外国教习也是清政府为缓解师资力量不足采取的主要措施。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434)1904年之前,多延请欧美教习人员,之后多为日本教习。外来教习在学堂一般担任外语人才和农业专门技术传授,在清末农业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中国近代农业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清末农业教育的影响 清末农业近代化教育使中国农业逐步走向了近代化,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清末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近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推广。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培养出了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直接满足了近代农业生产。据1909元年清学部总务司统计,是年全国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人数达到6028人。民国成立前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增加到了15379人。这些在校生直接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毕业后大多从事近代农业生产,把近代农业生产技术直接带到了农村和农民中间。与此同时,各级农业学堂还发行农业报刊传播农业生产技术,如直隶农务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和《农务官报》。《北直农话报》在创办时就以“振兴农业,开通民智”为宣传宗旨,话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推广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使当地农民的农业技术得到了提高。第二,清末近代农业教育促进了农作物品种改良化。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注重从西方直接引进先进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改良试种,然后全国推广。1902年,武汉地区由于天气恶劣导致蚕桑业大受影响,但采用了近代先进技术的农务学堂却产量颇丰,引得不少蚕农纷纷采用新技术。光绪1906年,工商部从国外引进玉米新品种,并采用先进农业技术试种,亩产玉米产量比传统玉米品种多出43公斤,新式优良品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快在全国推广种植。直隶农务学堂直接从日本学习近代蚕桑养殖技术,引进先进品种进行试种改良并加以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蚕桑生产的升级。不仅如此,农务学堂还教习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近代农具和化肥材料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为现代农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末兴办农业教育虽然时间短促,但是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农业近代农业教育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其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今天各地农业大学大多从清末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如河北农业大学从直隶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北京林业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农林科演变而来,四川农业大学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而来。其他各地的很多农业大学,追根溯源从清末农务学堂发展而来。 作者:刘孝阳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农业教育论文:农业发展下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以色列教育立国的政策 第一,创办高水平大学,落实教育立国理念。为了落实教育政策,以色列建立了2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始创于1918年,落成于1925年)、特拉维夫大学(建于1956年)、巴依兰大学(1955年建于拉马特甘)、本·古里安大学(1969年建立于贝尔谢巴)、海法大学(建于1963年)、以色列理工学院(1912年奠基于海法市,1924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是以色列最著名的6所大学,它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以色列高等学府在校生已达14.9万人,大学入学率(包括综合性大学、地区性大学、开放大学在内)约为80.17%。高等学校已成为以色列实施教育立国的主要阵地。第二,教育经费足额投入。以色列重视教育的理念不是停留在政策文件上,而且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突出体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依法对教育经费的足额投入。以色列的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按照学制,中等以下教育包括3级:初等教育(1~6年级)、初中教育(7~9年级)、高中教育(10~12年级)。1~11年级为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其中教育部负责教育经费和教师的聘用、培养与培训等费用,地方政府则承担学校的修建和维护,并协助教育部管理地方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中央政府免除学生的学费,地方政府负责兴建学校、聘用教师并提供工资。仅在1962~1963学年,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就达4.25亿里拉,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1961年教育部的教育经费占同年国家财政预算的12%,仅次于国防投入,而同年英国的教育经费为4.25%,美国也只占5%[3]。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1995年以色列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5%,2000年教育投资高达到10.4%,持续居世界各国之最[4]。以色列的识字率为97.1%,是中东地区识字率最高的国家。第四,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在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教育的政策指导和立法保证以及教育经费有效落实的支持下,以色列国民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15%的人受过16年以上学校教育,17.5%的人受过13~15年学校教育,33.5%的人受过11~12年学校教育,13.5%的人受过9~10年学校教育,15.9%的人受过5~8年学校教育,受正规教育程度在4年以下的只占4.3%。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从1961年的8年(犹太人为8.4年)上升到1987年的11.4年(犹太人为11.7年)[5],1996年则达到12.1年(犹太人为12.3年)[6]。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相应增加9%。以色列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素质的提高,必然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增长力和技术创造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7]。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府不仅重视教育,而且特别重视实用学科。以色列每万名劳动力中就有7人拥有理工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而英国为5.3名,美国为4.8名,加拿大为3.3名,日本为2.6名,德国为1.9名。第五,学习型社会业已形成。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教育,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不断学习充实完善自己成为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统计数据表明,1962年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量居世界第一,1968年每千名居民拥有76本书。1988年再次统计,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和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以色列为世界之最[8]。以色列已经逐渐形成为一个崇尚知识的学习型社会。 二、以色列的农业教育 “农业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可以说没有高科技农业就没有以色列!”[9]。发展高科技农业必须拥有高科技尖端科研人才和推广使用的高素质农民。只有具备科学素养的尖端科研人才才能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运用和推广则需依靠高素质的农民。因此,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教育以及农业科研体系的建立[10]。以色列现已建有45所农学院和农业科研机构,为以色列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提供了高端科研成果,同时承担着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农民的培训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全称是罗伯特·史密斯农业、食品和环境质量学院(简称农学院),1942年由21位硕士研究生创立,在世界农业院校排名位居前30,在具有全球科学影响力的农业院校排名中位于前5名。该院招收农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营养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兽医学博士研究生,是以色列唯一能够授予农学大学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以色列唯一的拥有营养科学和兽医学的学院,现在已经拥有学生2300名。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推进农业,巩固以色列经济,同时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农业学家;保护并恢复环境,同时增加粮食产量,减少全球饥饿;推动农业以满足人类健康需求,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纯度;同其他各国分享以色列的创新研究成果。其毕业生活跃于基布兹、莫沙夫或私人农场等农业组织,利用其专业知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进入21世纪,以色列掀起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在此背景下,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十分重视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推进农业科技素质与农业创新能力教育,强调产学研一体化,为以色列的农业生产与发展培养更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民。为此,农学院举办多层次的校内教育课程,让以色列科学家、教师、农民了解农业的最新技术。同时,组织“周五在大学”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不同领域的进修课程,每年开设十几次专门针对农民的短期培训班,由农学院的专家把最新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同时了解农民在生产及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研制相应的农业新技术,既降低生产成本,又提高劳动生产率[11]。位于拜特·达干的沃尔坎尼研究中心(简称ARO),隶属于以色列农业部的农业研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多学科研究机构,相当于以色列的农业科学院。沃尔坎尼研究中心下设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所,以及设在不同地区的地区试验站。中心拥有数百名著名农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多具有博士学位,有些科学家还是农业部和农场主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或在该国不同地区主持大规模的地区性研究和开发项目,或与来自其他国家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以色列政府部门和农场主及企业提供的农业研究经费也是相当充裕的,可以说以色列的农业研究是人力、物力、财力充分,“硬件”、“软件”都很优越,并拥有一个国家与地方级农场、市场相互配合协调的完整体系,保证了以色列农业的世界先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沃尔坎尼研究中心下设7个直属研究所和1个直属系(观赏园艺系),这7个研究所又有若干个系,涵盖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反映了以色列农业研究的国际水平[12]。除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外,以色列教育部所属的本·古里安大学沙漠研究所、特拉维夫大学高产作物研究所等农业科研机构,在以色列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以色列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达到大专水平,能够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13]。以色列的农业教育政策不仅使农民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了解到农业科学的最新成就,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民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特别是培养了农民的现代意识[14],为以色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色列农业现代化对陕西启示 (一)陕西教育资源与农业资源概况 陕西省是教育大省,其突出特点是全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多,人均受教育程度高。陕西省常住人口3753万人,而受过高等教育者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超过1万人。据2012年《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陕西现有普通高校79所,成人高校18所,独立学院12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42所,高职(专科)院校37所。陕西省有研究生培养单位52个,其中高等院校26个,科研机构26个。2012年陕西省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441881人(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自考助学班及网络本专科学生)。仅2012年,陕西省招收研究生31378人,在校研究生94294人,毕业研究生25561人。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327087人,在校生1026254人,毕业生265279人;成人高校本专科共招生65015人,在校学生198854人,毕业学生64249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61500人,成人高校专任教师1735人。此外,2012年全省正在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34553人次,当年结业111197人次;接受各种非学历中等教育的学生达115278人次,当年结业170566人次。2012年,全省职业技术培训机构9824所,专任教师12725人。根据2012年末陕西省政府统计资料,陕西省总面积为20.58万平方千米,土地资源主要特点为山地多而川原少,海拔800米以下河川、台原、山前洪积扇等仅占总面积的10%,土地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原、川地、沙地、沼泽等六大类。此外,陕西生态条件多样,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上述数据表明,陕西教育资源丰富,农业资源相对不足,陕西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强化教育,走高科技农业的道路。 (二)陕西农业教育资源与农业发展现状 陕西省现有79所普通高校中,有5所院校设有与农业相关的专业,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学,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也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从1934年建校以来,该校为社会累计培养输送本科以上专业人才13万名,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农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在动植物育种、植物保护、农业生物技术、旱区农业与节水技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累计获得各类科技成果5000余项,培育出目前世界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1号”优良小麦品种,长期主导中国小麦品种换代的远缘杂交小麦良种“小偃6号”,中国自主培育的第一个优良苹果品种“秦冠”等重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过2000亿元。此外,还有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设有与农业相关的学科专业,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专业人才培养与培训,为陕西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服务。在中央政府农业政策和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陕西农业科研和人才优势的支持下,陕西农业连续多年丰收,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95×1010千克,是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每亩单产达253千克,再创新高。水果种植总面积112平方千米,总产量1.333×1010千克,成为全国水果生产第一大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全面启动,现代农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五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重视农业科学研究与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紧密结合。以色列的农业科研项目,不是来源于农业主管部门的办公室,也不是单纯来源于科研人员的实验室,而是来源于农业生产第一线,来源于田间地头,来源于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以色列农业科研人员有相当多的时间在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民进行生产耕作,亲自传播农业科技新知识,推广农业科技新成果的应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向农民学习咨询,收集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实际效果。科研人员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过程中,发现问题或得到启发,进而使科研人员逐渐形成需要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如提高产量、防虫防病、抗旱植物育种等等问题,正是农业科学研究项目的来源,而解决农民生产中的问题也正是推动农业科研不断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农业科研成果也就不存在不能转化为农业新技术、最快应用到农业生产及管理中的问题了。以色列农业发展中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及管理紧密结合,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民积极互动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二,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农业现代化不仅包含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包括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生产成果的商品化),而且包含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现代化。农民是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拥有现代农业素质,特别是现代农业意识。因为农业不仅要依靠现代的工业装备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依靠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农业上的应用。而这些都要通过居于农业主体地位的农民来实现。反过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要求农民素质的提高,使之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即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素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实际上,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主体与客体的现代化[15]。以色列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在农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承担着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此外,各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首先是培训农民提高和更新农业知识,掌握新技术,运用新技术。同时,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色列农民渴望及时学习不断更新的农业知识,掌握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大的农业效益。实际上,在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和政策导向下,以色列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组织(基布兹和莫沙夫等)与农民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相互促进,而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以色列现代农业的发展。陕西农业教育和科技基础好,但农业科技知识普及不够,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业科技知识缺乏,学习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我们应当学习以色列的经验,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通过农民素质的提高,加速陕西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第三,重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基础上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以色列领土狭小,土地贫瘠,可耕地更少,但很好地处理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对于陕西乃至整个中国,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协调人口、土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用现代手段管理农业,通过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构建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农业经济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16]。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陕西在教育资源和农业资源方面均比以色列拥有明显优势,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特别是农业教育,把对教育的重视落在实处,把陕西教育大省逐渐转变为教育强省,积极学习以色列重视教育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重视产学研的紧密结合,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加速陕西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陕西的农业发展目标。 作者:何志龙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法国农业教育论文 一、法国农业教育培训现状 法国在教育治理上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制,且教育水平很高,国家尤其重视农业教育,二战后得以快速发展。目前,全国有817家机构从事农业技术教育,其中公立高中216家,私立机构601家,形成了由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民在职培训三部分衔接配套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在这些农业教育单位中,42%负责粮食、蔬菜、葡萄、畜牧等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6%负责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34%负责培养和培训农村企业所需的管理和流通人才,18%负责国土整治、绿化美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每年培养学员45.4万名,其中技术教育培养17万名,高等教育培养学生1.6万名,高等短期及国家二级水平教育培养学徒3.7万名,成人职业培训23.1万名。法国农业教育的主要特点有: 一是农民整体素质较优,组织化程度高。 在法国想当农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事农业必须经过专业教育和培训,获取相应文凭。目前,法国农民一般都具有农业技术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不但会耕作,而且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而且知识全面,现代技术运用娴熟。目前全国80%~90%的农民参加了各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管理民主,利益联结紧密,经营模式基本相同,对农民有很强的向心力,能够抱团参与国内国际经济活动。 二是农业教育培训由农业部门主管,教育和产业紧密结合。 法国的农业教育,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徒培训到在职继续教育均由农业部教育总司主管,包括教育经费的划拨、专业和课程设置及人员管理等。农业部的教育职责主要涉及农艺学、食品及食品加工、环境保护、兽医学、农村土地整合(包括林业和景观)以及花卉培植。全套农业教育体制提供从初中四年级到博士学位培养,面向年轻人和成年人且相互贯通。文凭种类从国家一级到五级水平。部际之间有交流机制,法国教育部门负责农业教育文凭与国家基本教育文凭的对等协调及宏观管理工作,强化了农业教育与农业发展的密切联系,满足了农业发展对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的有效需求。 三是农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和组织构架完善。 法国的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单位,公立、私立教育机构相互补充,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农商会、合作社分工明确,具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教育培训体系,较好满足了从农业工人、农业技师、农业高级技师到工程师及科研人员不同层次的培养需求。很多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完善,建有一个职业高中,一个农场,一个学徒培训中心和一个成人培训中心,这也是法国公立教育机构的普遍构成模式,全国有216个。贯穿其中的学制安排是:中专、高中、高中+2年、高中+3年、高中+5年。此外,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最紧密的组织,他们要帮农民制定规划书,接受政府资助审查,免费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并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对农民开展培训。农商会也承担着某种教育职责,要为新农民做预算和规划,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法规和技术培训,并联合或承担农业科研机构、职业学校开展农业生产试验。 四是农业教育培训始终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需求。 法国能以国际化视野对待农业教育,主动适应农业发展需要,从农业生产到食品加工和环境保护,从应用研究到在职培训,随时调整和完善培训方案。课程设计植根于职业需求之中,由相关机构专业人员甚至是跨区域培训机构之间协商设置,努力为青年农民量身定制,实现个性化教育。培训上是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而且根据培训内容确定培训时间,少则两三天,多则数十天、几个月,可间断进行;一些课程可以在学校上,也可以在企业进行。授课内容与培训形式十分灵活,建有全国性的网络远程教育,可以针对不同地区和人群提供个性化教育。五是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法国中、高等学校与培训机构的合理配置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农业职业教育需求。文凭实现渠道是多途径的,除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取文凭外,还有政府认可的学历水平评估机构,鼓励人们平时钻研,如果达到相应的水平,就授予相应的学历文凭,得到普遍承认。教学上普遍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无论是高校,还是中等技校都有自己的实验基地、实验室和操作车间,实践课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这使学生能及时接触农业、食品生产和经济领域,以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生就业,成为高素质人才。 二、启示 虽然中法两国国情农情、教育培训制度、农业目标有所不同,但是法国农业教育培训的诸多做法仍给我国农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很大启示。 一是年轻人选择农业的自愿性,是法国农业教育高效率的重要动因。法国基本消除行业歧视,职业观念平等,农民已做到职业化,“农民”也是一个不少人向往的职业。很多农业推广及职业培训中心里男女比例大致相当,选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完全基于学生自愿。在此基础上,学校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培育方案。这样的培养,对比我国农业学校的学生一定程度存在的“盲目上、不愿上”的情况,确实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全社会培育重农爱农的氛围,尽快消除行业差别和身份差别,提高农业吸引力至关重要,唯此才能实现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人才均衡流动。 二是法国农业教育宽进严出的制度,是确保学习质量,促成学历与能力相匹配的有效措施。在法国,农业学校选择学生,着重看学生是否愿意务农,成绩考核是次要的。入学后根据学历不同的等级进行严格训练,获取相应文凭。以“经验评估,颁发对等文凭”为例,农业以外领域有经验者如想获取农业文凭,要由企业、老师和所在学校组成的五人评委会进行评审,如有部分指标未完全达标,评委会会提出建议,给予申请者一定时间培训后再答辩,而再培训有的还需收费,直到培训合格才会颁发文凭。文凭的唯一有效(即1~5级文凭)是法国农业职业教育成功的一个标志,更是法国农业职业教育的优点。而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文凭五花八门,水平不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常忙着考证,而不是真正学习技术,文凭与证书形成本末倒置,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和社会资源浪费。 三是法国的农业就业准入制,有效保证了农业教育质量。法国政府规定,只有获得农业技师及其以上证书者,或通过农业职业和技术会考的学生,才有资格独立经营农场;获得农业技师以下证书者只能当工人。职业准入规定及日趋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有效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农民对接受农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视,进而促进了农业教育的发展,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也造就了法国农业的强大竞争力。反观我国多以无证者和弱势群体从事农业,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我国目前准入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何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发展现代农业,可能需要从培育职业农民队伍入手,实施政策、项目杠杆,对认定的职业农民给予税费、信贷、保险、项目等方面扶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吸引青年人务农。 四是法国环境保护教育的自觉性,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法国十分重视农业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各个阶段均设有环境保护课程,重视生产绿色食品和发展生态农业,这也是法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在农业生产中环境保护做得还很不够,农药、化肥等大量盲目使用,这与我国农业教育培训中缺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思想和内容有关。我们应借鉴法国的做法,把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落实在农业生产上,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培训,控制和减少农业污染,走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法国高度重视对农业后继者的培育,不吝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法国也面临农业从业人员减少的挑战。以农业发达的下诺曼底大区为例,每年新增农民和退休农民比例为1︰3,进少退多,对此,法国政府官员和农场主也常流露出对“将来谁来务农”的担忧。为此他们在制度和举措上采取了很多办法吸引年青人从事农业,尽力帮助和指导他们从事生产。在财政投入上,法国政府为各类公立农业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全额国家财力保障,国家出资建设相关场地和设施,配备教师和工作人员。农民在职培训费用除向农民少量收取或由大型农业企业及科研单位给予部分支持外,绝大部分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我国目前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还处于“呼唤”阶段,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尚未形成大规模、有计划的长期培养机制,更多是依靠短期培训、工程项目的方式,培训质量效果不理想。 三、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本制度。农业、发改、财政、人力资源、教育等部门多方参与,根据我国实际共同研究制定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普通高等教育的目标任务,重点建立技术技能培训与农业职业教育相衔接的送教下乡、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的教育培训制度,搭建短期培训、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形成多层次有机衔接、相互贯通的农业教育培训立交桥。全面推行全国统一的农业职业教育培训资格证书制度,实行分类分级考核认定,做好与农业系列职称的衔接。 二是健全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当前我国农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主体比较脆弱、社会资源分散,迫切需要打破行政隶属关系,整合培训资源,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模式化的国家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由国家总体规划布点,各省统筹,按区域或市县构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一般不另设机构,可在市县农广校、农技中心或职教中心加挂牌子),同级农业行政部门牵头抓总、统筹资源,培训中心负责培训规划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培训体系包括:1个培训中心;若干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为实训基地,若干乡镇或村级农民田间学校为授课点,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农技员、涉农院校专家等为受聘教师,按照规范化教学培训模式,在培训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各方力量有序参与。建议国家设立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加强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基础设施和培训条件建设,构建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三是突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重点。农业教育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当前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和突破口,以专业大户和后继者为重点培训对象,按照新的培训体系、培训规范,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加快阳光工程全面转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国家负责制定总的培训政策、培训指南和分岗位(工种)培训规范,中央财政重点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予以补助;各省制定本省实施方案、地方特色岗位(工种)培训规范,并根据培训规范科学设定培训课程,地方财政负责补助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普及性培训,并安排资金与中央资金捆绑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 作者:冯剑 陈红杰 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与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一、荷兰现代农业发展与特点 1.农业生产高度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荷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主要体现在国家有着成片的农场,如经营温室蔬菜的农场多达4400个,经营花卉的农场大约有1100个[5]。荷兰现代农业的集约化主要表现在高生产力水平、高效益的农业结构和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加工上。荷兰现代农业的市场化主要表现在市场与每个农户相关联,围绕农产品加工增值来进出口,建立了高效完善的农产品营销体系,使得荷兰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更具有的竞争力。 2.高度发达的农业知识创新体系 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即荷兰著名的“OVO三位一体”体系,指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系统三者协同发展,这三者已经成为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的3个支柱。荷兰政府对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都十分的重视,与其相关事项均由农业部统一负责。“OVO三位一体”体系以农民为优秀、以实际为依据,通过研究获得知识,通过教育传播知识,再通过推广将所得知识转变成实际应用的技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需要,荷兰政府从1996年开始对农业知识创新体系进行了改革,将传统农业知识创新体系中科技创新的费用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转变为公共和私人资金结合共同承担,以此分散创新带来的风险。 3.互利互惠的农业组织合作模式 在荷兰,农民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自发地组织起一种最为适合的、经济的农户组织———农业合作社。这个组织具备完善的立法,不受政府的干预,其主要形式有:①采购合作社。农民通过采购合作社订购种子、肥料等,这些合作社占有肥料供应的61%。②信用合作社。荷兰共有935个信用合作社,3000余家分支架构,90%的农民贷款都由这些信用社提供。③销售合作社。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拍卖市场,荷兰大约有41个水果蔬菜拍卖市场、12个鲜花拍卖市场,分别拍卖荷兰85%的蔬菜、水果和95%的鲜花。④服务合作社。其由不同的机构提供保险、仓储、救济、管理和辅导等服务[6]。这些农业组织合作模式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4.完善的农业人才科技培训与教育体系 依据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人才的需求,荷兰的农业人才科技培训与教育体系已经十分完善,该体系是由初等农业职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和高等农业职业教育3个教育层次构成。除此之外,还有农业成人教育以及技术培训等。荷兰特别重视对农业人才的培训与教育,因此拥有世界一流的农民,他们普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一部分还有硕士和博士学历,所以对农业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十分强大。 二、荷兰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特点 荷兰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农业大国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荷兰政府对农业教育,特别是对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视。荷兰的农业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形成一个有效的、层次清晰、门类齐全的涉及从初级到大学程度的完整体系。其中,高等农业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荷兰的高等教育因其优质的教学质量和国际化的学习环境而闻名世界,它实行的是双轨制教育,学生可以选择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型大学。另外,还有一种是国际教育学院,主要针对留学生就读。目前,荷兰共有18所政府资助的研究型大学、42所政府资助的应用科技型大学。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模式是“二元结构”模式,由12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与5所地方农学院构成[7]。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内唯一的一所由单纯设置农科专业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农业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主要由瓦赫宁根大学、9个研究所组成,它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科研能力极强的高级农业人才队伍,主要有5个学科团队,可以说是国内乃至整个欧洲的一流农业院校。瓦赫宁根大学共开设20个本科专业、33个硕士专业和7类博士研究生院所,本科学制是3年、硕士学制是2年、博士学制是4年[8]。学校的专业课程的设置立足实际,以社会需求为准,所设专业覆盖面广,可以满足农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同时,学校还强调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不仅为学生提供校内的实习平台,也提供校外的实习机会。目前,荷兰大多数农业科研机构都聚集在瓦赫宁根大学周围,这一区域已成为荷兰农业科技研究和教育中心。同时,瓦赫宁根大学还承担着为世界各地设计不同的温室系统任务,为世界各地现代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瓦赫宁根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的考察、总结与分析,可以看出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突显以下特色与特点。 1.高校专业设置面宽,课程设置合理荷兰高 校的专业设置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宽广的知识面,因此高校对本科生的第一学年进行基础的通才教育,第二学年再开始专业教育和大量的选修课程。专业设置可以说涉及了方方面面,如农业机械化、系统与控制工程、园艺经济与创新以及基因与育种等,由于专业覆盖面比较广,荷兰高校设置的课程不能面面俱到,只能是有所侧重。至于哪门课程有所偏重,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各个高校可以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发展需要而随时调整课程和专业,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使得所设的课程紧跟社会形势,在优化知识结构的同时,也使学生掌握了多种技术,十分合理。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突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教学方式很灵活,但是为了使学生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更重视实践性教学。荷兰的高校基本上所有的专业课程的学生实践环节都占有很大比例,甚至占到课程的40%。学校为学生设置一年的实习期,学生都要在校内及校外的实习基地实习,有的还要去国外实习。同时,要求学生在实习最后阶段必须到农村或公司参加生产实践,参与完成某一课题才算完成学校实践要求,这样才能获得专业证书和毕业文凭。这种实践性教学方式,促进了学生具备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并掌握国内外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应用。 3.教学与科研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依据,勇于开拓创新 由于荷兰高校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因此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的专业、课程以及科研课题等都以实际需求为调整依据,积极调整与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同时,为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需求,荷兰高等农业院校还主动为农民提供各项短期的教育培训,并根据农民的特殊需求进行特色教育培训。另外,荷兰的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其选题也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为推动荷兰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荷兰除了拥有完善健全的农业知识网络外,还勇于开拓创新,如创立了独具一格的农业教育培训基金会、创新与实践培训中心等机构,十分注意整合农业资源,充分发挥荷兰高等农业教育在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 4.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视高等农业教育各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 由于荷兰高等农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各高校非常重视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是安排学生去国外实习,参加其农业相关项目。二是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全方位开放,设置联合培养项目,使其他国家的学生通过参加这些项目来荷兰留学。三是还与其他国家之间互派专家、学者或教师进行农业技术方面的交流。近几年,荷兰更加注重高等农业教育的国际化,扩大对外交流,如成立了国际农业教育交流协会,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同时,在国内不断加强高等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2000年以来,荷兰各科研机构均汇集在了瓦赫宁根大学周围,他们的实验室、实验农场等都是共享的,在节约投资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农业科研方向的交流和合作。 作者:王丹丹 李国杰 薛金锋 王娟 秦佳蕾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的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科学研究论文:概论科学研究论文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问题论文 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理财企业科学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关注。本文论述了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和主要论点。 引言: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优秀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EdithPenrose)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B.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社会学家塞斯内?耍≒hilip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Nelson)和西蒂尼·温特(Sidney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Stephen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南群印?984年随着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B.Barney)、申德尔(DanE.Schendal)、库尔(KarelCool)、迪瑞克斯(Ingemar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库勒(KathleenR.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A.Peteraf)、柯利斯(DavidJ.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A.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时代文章“企业的优秀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Stalk)、伊万斯(PhilipEvans)、舒尔曼(LawrenceE.Shulman)、蒂斯(DavidJ.Teece)、匹萨若(G.Pisano)、苏安(A.Shuen)、福斯(N.J.Fosse)、兰柯路易斯(R.N.Langlois)、贺尼(A.Heene)等人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Intel、Microsoft、Cisco、DELL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一部分)。在理论上,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风靡一时。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的基础上,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1)产业结构分析——“五力竞争模型,即产业环境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结构及其赢利能力。(2)识别、评价和选择适合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3)实施选定的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业绩。但是,波特的理论仍然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是产业的特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内外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对企业内部重视不够,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这对企业短期战略是适用,对中长期战略则明显存在缺陷。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这已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 同时经济学对企业理论的探讨也不但在发展,以科斯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等为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将最小分析单元扩展到企业中的个人,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及个人在经济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其理论来源的交叉性和多样性,各学者研究的角度也千差万别。因此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会对企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青少年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论文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选题是青少年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 青少年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问题或目标。问题的内容可以涉及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顾及自己研究的结果,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及其居住者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研究的最基本的目标。如果目标定位正确,选题选得好,可以说研究工作已成功了一半。 科学研究的选题应遵循如下几条原则: 一、创新性 科学总是把目光投向新的问题、新的领域,总是追求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科学。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选题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要有新的目标,我们在确定目标以前必须要了解:问题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现在已经有哪些成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些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需要从哪些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科学的创新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有重大的新现象和新规律的发现;②有重大影响的新工具的使用;③有重大影响的新方法的采用;④有关键性的新概念提出;⑤新理论的建立;③新领域的开拓。对于青少年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归结起来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有关领域中的旧观点提出新见解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物质及其运动的时间、空间相关联的相对时空观,包括“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长度变短”等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中学生的科学与工程研究虽然不能与那些世界级的科技英才相提并论,但是中学生中仍然有一些敢于对现有的思想和观点,经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的勇士。 上海复旦附中姚周率同学对“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源于施坦因豪斯的《又一百个数学问题》中的题40:“用27个单位立方体组成一个3×3×3的大立方体,一条直线至多可以戳穿几个单位立方体?”得出的结论是7个单位立方体。 姚周率同学采用了新的计数方法:“直线戳穿的单位立方体与直线被分割面截成的线段—一对应。”不仅将其推广到一般情形,证明了:“有N三次方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N×N×N大立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3N-2个单位立方体”,并且推广到更一般的命题:“MNP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M×N×P长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M+N+P-2个单位长方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一般正多面体的戳穿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一个N-分割后的正四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N个单位正四面体;一个 N-分割后的正八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2N-l个单位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无法进行N-分割”。 上述研究是一项组合数学中有关几何计数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已有的结论有本质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一项有理论价值的研究。 (二)、把分散的材料系统化.用新的方法整理成新的观点、见解 在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宽广,许多中学生在阅读浏览中,在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找到能激起自己兴趣的研究题目,用自己创造设计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整理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见解。 上海位育中学李艳艳和余蕾同学查阅了1873年至1999年有关太阳黑子的气象资料,通过对太阳黑子月平均值与降水、气温、气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计算,发现太阳黑子数与上海地区的气温、气压数据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4和负0.44,而气温、气压变化都滞后于太阳黑子活动约11个月。太阳黑子与降水之间的关系不如气温和气压。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影响降水的因素有更多,因而也更具复杂性。但是通过对降水资料作分析,发现有一个清晰的大约11个月零27天的周期变化,这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降水也同样有影响。 这项研究有独到的工作贡献,数据充足,过程完整,结论合理。但由于太阳黑子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大尺度”的,如何将其影响应用于局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三)、经过自己的观察实践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所谓新的发现和发明(包括产品和方法),应该是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提出过的发现与发明,其鉴定的标准是:在书刊杂志中、市场产品中、专利公报上以及各种公开的场合中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现和发明。 复旦大学附中沈渊、袁家辉、张诚同学针对教室内的照明状况,在分析了各种不足之处后,提出了一套优化照明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考虑了实际可操作性。这套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1、黑板照明优化: 根据教室黑板上的照明存在光利用不足,分布不均的缺点,即:离光源较近的地方有一条高光带强反射,使同学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内容;离光源较远处,光强又太弱。他们根据透镜发散与会聚原理,设计一个透射和反射装置。透射部分采用紧贴灯管的平凹透镜和凸透镜,发散中间光和会聚周边光,把原来向下损失的光充分利用起来,使光线柔和均匀;反射部分采用抛物面镜和双曲面镜的结合,使光线平行且强度均匀。 2、自然采光照明优化: 针对教室内靠窗口光线过于集中而太亮,而靠走廊的座位又不得不开灯,他们设想对玻璃窗作一些改进:将玻璃窗的上半部分的外表面做成锲形,以改变光线行进方向;在锲形玻璃之间做成阶梯状,可有效节约材料;锲形玻璃内表面略微磨砂,使光线柔和均匀。改进窗帘的材料和颜色,增加冷光以保护视力;改进窗帘的构造,改成窗帘由下往上拉。通过这些改进,教室能更合理地利用自然光。 3、灯具布局的优化: 灯具布局的设计上他们大胆地类比原子核内电子轨道的排布,将光源比作轨道中的电子,使它的间距以几何级数递减,并参照稳定的氖元素核外电子和甲烷电子的排布结构设计出一个灯具布局的优化方案,并通过模拟的对比实验加以论证。该方案的设计思想是把空间照明投影到平面,使光照分布均匀。 作者能利用学过的光学原理设计光源分布的优化组合,并有简单的模型进行实验验证,构思新颖,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实用价值。但限于应用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推广实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探索更简易可行的方案。 创新包括观点的创新和实施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和用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000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有一个项目《人的视觉导向》,这是一个行为与社会科学类的选题。它要研究的是“人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的效率”。一般来说人眼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其效率是很难通过标准的视觉模型解释清楚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①认定进行视觉研究过程的切人点是要对物体的方位进行分类从而使这种分类能更有效地指导针对目标的注意力;②完善这一分类机制。为达到上述目的,作者创造了一套测试实验的方法:由一台电脑电视屏幕显示几个定向的物体在一个背景下重叠起来。问题是要被测试者寻找一个特定的目标,被测试者无论是发现了目标,还是认为目标不存在,按下两个键中的一个进行选择。通过对遮盖或妨碍目标发现的背景定向的变换进行测试。这项研究要测量的是在每一种背景方位下,能用多少时间找到目标。研究结果显示:当与目标在同一分类的方向下,有导向的背景影响更大,使得对方向进行分类作为有效发现目标的方位的使用得到了认可。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预先指导”的理论,而且又为领先于“预先指导理论”的“早期视觉机械化”理论作了扩充。 怎样确定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创新呢?通过对专利公报和情报资料的查询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因为类似的甚至相同的题目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过程方法和不同的结果,也能体现自己的创新成分。 二、前瞻性和时代感 自然现象繁复庞杂,瞬息万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于前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基础,由此才能从肤浅的、零散的,发展为比较深刻的、系统的;从片面的、局部的,发展成为比较全面的、普遍的。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非常艰巨、曲折而漫长。只有以前人已到达的地方为起点,继续前进,才能使短暂的一生为科学创造作出贡献。正如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指的就是科学的前辈。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世界重大的科学发现、科技创造和发明,涉及数学、生命科学、农业。医学、机械工程、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军事技术、激光技术、纳米技术、航天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专业领域,正在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持续进步的决定因素。青少年为科学与工程项目选题时,必须高瞻远瞩,了解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在科学与工程研究中有所作为。 哪些问题具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选题呢?从如下的一些事例中我们会得到某些启示。 (一)、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有关城市垃圾的治理及对策问题,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人类对保健品的需求问题;青少年中间的肥胖问题等等。 上海向明中学柳思南等同学研究的是树叶应用于环保中的一种新用途,即:以树叶为原料来制造内包装材料,同时采用添加废纸作为辅助料的方法解决了树叶纤维物理性能差的问题。他们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目标,着重研究怎样最低限度使用防腐剂和防潮剂,以避免成品材料引起的污染。该产品经过实验验证,可以在短期内降解,并且可以回收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饮食与健康”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曾经宣布,所有的食盐都须加碘。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人体缺少它时,对生长与健康都有严重影响,会造成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但是,当摄人碘过多时,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为此引起专家们对碘盐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大同中学朱嘉英同学对上海人是否都需要使用加碘盐进行了分析。她研究设计了一个测定食物中碘含量的方法,发现上海人即使是在最普通的日常膳食中,也已经能提供足够量的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她认为:市政府在花大力气生产加碘盐的同时,还应当多向市民宣传食用海产品的好处,鼓励市民还是从食物中补碘,回归自然为好。 肥胖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流行病,对于肥胖的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肥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是与能量代谢失衡有关。 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王璐同学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间接测热术,检测体重正常者与超重者的葡萄糖、脂肪氧化和静息能量代谢情况,以分析这三个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异同,探讨肥胖的发生机制。 (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人类已经进人了信息时代,信息的较量在国际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上海向明中学徐晨斐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李愿达同学分析了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购物发展的状况,发现目前网络购物的方式缺乏人性化设计,因此网络购物发展很艰难。他们设计的目标是怎样让网络购物来迎合人们的日常购物习惯。为此,他们访问了电子商务领域的技术人员,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具体了解目前基于网页的网络购物的一些不足之处,然后针对网络购物人性化设计不足的缺点,设计了一个虚拟的银行——总服务器——商店系统,制作了一个多功能的通用客户端网络购物软件——一MyShopping(我的购物),在中间添加了很多人们在日常购物中习以为常,而目前网络购物中却没有实现的功能,使网上购物更加方便。 在世界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只要注意观察,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1999年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降落时,起落架的轮子发生了故障,幸好最后安全降落,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事故,但这足以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有一位中学生看到有关的新闻报道后,立即想到:要是飞机场有一种用于抢险的活动跑道,它类似大型的没有发动机的平板卡车,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故,可以将其拖到相应的位置,飞机可以降落在活动跑道上,由它带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停下。虽然这个想法离开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色污染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看,一次性餐具确实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人在研究“可分解的塑料”。 1999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有一项《制造可分解塑料——“BIOPLASⅡ”》的研究。“BIOPLASI”是指可以被分解的塑料,而“BIOPLASⅡ”就是作者要研究的那种由天然成分组成的,在耐用性和防水性方面类似于商品化的塑料。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种能在短时期内分解的塑料;这种能分解的塑料是由一些有机材料混合制成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种最佳的有机材料。 作者使用的主要原料是冻粉。冻粉是一种不定形的半透明的材料,加热十来分钟后即能熔解。将冻粉、用作为粘合剂的天然树脂和用作为填充料的Comsoreh以15:3:l的比例混合,可以使制成的“BIOPLASⅡ”达到最佳状态。作者对“BIOPLASⅡ”的抗水性、可分解性、抗张强度、密度、熔点和弹性等进行了测试,他们对所有的性能数据都经过了统计学方法的严格测试,并被逐个证明。他们确信“BIOPLAⅡ”的确是可以降解的,它比聚乙烯有更强的抗张强度,但是它的抗水性不如聚乙烯。 (三)、影响人类文明未来走势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城市与自然共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谋求城市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 比如: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对园林绿地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量化研究。在不同的绿地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测试方法取得量化值,其中包括: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叶面积指数、叶于重、叶面积、绿视率、垂直绿化覆盖面积、年游人量等指标。其中大多采用的是二维面积为绿地的评价指标。在技术上国内外还普遍将航空遥感技术、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于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测算研究。三维量绿色遥感调查是我国学者周坚华等提出的一种估算城市绿化环境效益的新方法,该方法中的绿量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绿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其测算方法的研究符合当前国际上精确地定量化研究城市绿化的新方向。其研究内容已经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华东师大二附中周一凡等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系统”。该系统是一个以绿量的理论与测算方法为基础,以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的定量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一个实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他的创新点主要有:在信息获取方面实现了遥感、人工调查、绿化规划、环境监测等多元数据的输人和实现了遥感数字图象的直接屏幕量化,实现了绿量和绿化环境效益的自动测算,实现了动态化的环境预测和决策支持等全视窗化的模块和帮助子模块,实现了直观化、易交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目标,为绿化和环境数据的管理,为预测绿化规划实现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决策绿地建设方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可靠和易于操作的工具。 现代文明,使家用电脑,家用电器逐步进人每家每户。如果不会操纵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在未来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便。在1999年和2000年青少年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都出现有关于便于残障人群操作的控制电脑的方法的研究项目。如:“脚踩鼠标”和“给残疾人的耳朵”——用词语命令来开关连接到电脑主机上的家用电器等,为各种人群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的生活带来方便。 三、实用性 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要考虑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它创造有关自己,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科学与工程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应用和认知两个方面,一个研究项目价值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必须要体现它的价值。 比如姚周率同学的“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认知方面体现了它的价值。上海第三女子中学金如君的“用人发合成L——胱氨酸锌的研究”,她了解到:锌是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胱氨酸具有很多药理功能,它们两者的配合物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与传统的补锌剂相比,胱氨酸锌具有较高的吸收率,而且没有副作用。金如君研究了用人发合成胱氨酸锌的方法:将酸加入发进行水解,调节pH值至氨基酸分子所带正负电荷相等,使其析出沉淀,经过结晶与重结晶制得纯度较高的胱氨酸;然后在胱氨酸中加人氢氧化钙、硫酸锌,控制温度和pH值,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之后,得到配位率很好的胱氨酸锌,究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上海复旦附中黄晸同学的“旋转圆盘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和装置的结晶均匀性研究——与搅拌结晶法的比较研究”包含了认知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结晶是医药、生化、精细化工领域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的纯化和精制方法。晶体的晶型、尺寸、以及均匀程度对化合物或产品的纯度、性质和用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晶体过于细小,会导致晶体表面积增加,容易造成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降低产品的纯度;晶体尺寸不均匀,也会影响使用。目前通常使用的是搅拌式结晶的方法,由于其设备结构的特点,母液在冷却器和搅拌器间反复冷却、搅拌、混合、结晶生长。部分母液过冷冷却以及搅拌产生的机械碰撞造成了两次成核,从而导致了结晶颗粒分布不均匀。过冷造成的共结晶,以及颗粒大小不均匀造成的母液和洗涤液抽滤可透性的不均匀使细小晶体表面积更容易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上述两条是结晶纯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保证晶体的纯度,就必须通过提高母液放料温度和增加洗涤液量,使收率下降。目前所使用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是用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它虽然可以控制结晶冷却曲线,增加晶体颗粒尺寸,但仍然无法解决颗粒均匀性问题。黄晸同学研究的“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将旋转圆盘上的流动、温度、浓度理论解析运用于溶液结晶。她设计和研制了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设计过程中,她解决了用实验室磁力搅拌器驱动圆盘旋转和调速,设计了一个能有效冷却旋转圆盘的冷却槽,用特殊的密封材料和结构,以及密度大于母液的乙二醇冷却液得到的稳定的液封解决了密封问题。她还在自己设计的试验装置上完成了原理性的基础实验,并与实验室搅拌结晶实验结果和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提高结晶颗粒均匀性和操作稳定性(重复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次成核晶核数、转速、温度、降温速率是提高结晶颗粒的均匀性和得到大颗粒尺寸结晶的主要因素;而圆盘温度过冷、转速过快造成的流速过大是形成二次成核的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生产水平和科学进步是评价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客观标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是本质的主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它被滥用时又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科学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就是社会的日益科学化。社会的科学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迅速提高。虽然由于生产的盲目发展也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使一度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受到了自然的无情惩罚。但这不能归咎于科学,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足,由于人们对人类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无知,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并采取有效的自我控制的措施,人和自然也就有可能逐渐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由于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向海边大量倾倒垃圾所造成的污染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1999年美国有一个中学生的研究项目叫“病原体的天堂”。他研究的目的是:测试由于在佛罗里达海湾的沿海居民因为对处理污水的不良习惯,而引起的海水污染。他用转录酶转换——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海水中的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细菌。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人类丢弃的废弃物的渗出,污染了海水,有100多种致病细菌从人类垃圾中释放,最终形成了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防止反复污染,他研究出了一种快速而灵敏的方法去测定水中是否有这些病菌存在。 青少年在学习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过程中,特别要学习怎样用正确的科学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选题,使自己的研究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 80年代以来,上海及江浙两省的临近城市发展非常快,人口急剧增加,一些河道污染特别严重。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常年黑臭,严重影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已经成为市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苏州河及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为了防止产生反复,对苏州河的治理和保护仍然需要得到长期的重视。 四、分阶段目标 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活动,是为了在相对纯粹的条件下更好地揭示自然规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贯穿着极为艰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其产品则为知识。只有在知识成果的基础上,科学才能进人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科学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还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也是发展变化的。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且认识事物的手段、方法在日趋完善,科学揭示的事实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精度,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崇尚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 1999国家科学于工程大赛有一个选题,研究“转炉接触反应的新催化剂”以减少环境污染。课题的来源是:因为汽车发动机会产生含有CO、NO及碳氢化合物,排出的气体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果不经过转炉接触反应会严重污染环境,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空气污染是由此而产生的。目前应用于转炉接触反应的催化剂是一些贵重金属,价格非常昂贵。该课题要研究的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低成本的新催化剂。 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催化剂,它的表面积要比其他催化剂大好几倍,在氧化反应中的活性也是它们的好几倍,与贵重金属相仿。 第二阶段的计划是用一种新方法合成新的催化剂。这种新的催化剂有很高的氧吸附能力,在还原一氧化氮的反应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项化实验中发现新催化剂的还原能力要高于目前最常用的催化剂,而这些发现都可以证明新的催化剂在将来很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 以后的目标还要研究新的催化剂对不同的硅酸盐与介质的混合物如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的混合反应,及在硫化反应中的催化活性的比较。 学生研究的项目,应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项研究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同学选题过大:或者提出了问题以后,不知道从何着手去解决问颗。比如关于“电池的利用、回收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废电池是一种含铅的危险废弃物,如果随意丢弃的话.不但回造成铅资源的浪费,而日还会污染大气、水质和士壤环境,被污染的土壤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得到自然净化。我们许多中学生也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组成志愿者队伍,积极宣传和回收废电池。但是回收了以后该怎么处理?对随意丢弃有毒的废弃物的问题该怎么进行管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还不仅仅是家用的干电池,还包括大量的随着汽车工业、电子通讯设备、电脑、电力助动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所生产的大量的被丢弃的铅酸蓄电池。这一切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这里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有关信息。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8月,为了保护我国的有限铅资 源和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改变我国再生铅回收技术的落后面貌,上海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无污染再生铅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引进了破碎和分选设备,经过对这些引进的工艺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调整、提高,使它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废铅酸蓄电池中的板栅、铅膏、硫酸、PVC隔板、塑料外壳等进行分类回收和冶炼,形成了从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生熔炼、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一条龙”生产线,建成了每年能回收铅3万吨、锑8000吨,硫酸1万吨、塑料5000吨;消除3万吨二氧化硫排人大气;再生铅品位达到99.99%的现代化生产企业。 但是,由于对含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回收渠道,造成具有先进处理设备的企业因为缺乏原料,因而生产能力不能发挥;而不具备处理能力和技术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量收购废铅酸蓄电池,将废旧电池随意拆卸、倒酸,并利用原始的土炉、土罐熔炼废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了解了有关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把研究的问题定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是回收的措施和管理的问题,也可以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等。 我们在确定科学与工程研究目标的时可在不同的层次上定位:一个主目标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目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把一个问题分成若干个小问题逐个加以解决,这样做就能更具体、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在主目标的上面找到更大的目标,就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更开阔,目标更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更周全、更合理。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标准问题思考论文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与----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教育、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的是与相结合的科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的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运动的,对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家进行科学,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优秀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科学、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教科书的抄袭,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制度经济学政治科学研究论文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优秀,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优秀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优秀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制度建设择优机制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优秀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非线性科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对线性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关系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对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对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右脑革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第二种科学;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性功能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科学研究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优秀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优秀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摘要:管理科学研究是以最佳的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使系统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需求获得相对满足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是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象与方法;结果;讨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象:整群抽样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 随着21世纪社会快速变革,医学模式也面临重大改变,医护人员为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其工作状态及健康状况,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指数量表(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对银川市10家医院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为增进其身心健康、改善倦怠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1岁;其中男性17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7岁,平均工龄为134年;女性350人,年龄19~66岁,平均338岁,平均工龄为134年。 12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MBI量表包括3个子量表共22个项目:(1)情绪耗竭(EE)9个项目,主要评定工作压力引起的情绪反应;(2)人格解体(DE)5个项目,主要指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用冷漠、忽视的态度;(3)个人成就感(PA)8个项目,主要指对工作能力体验和成就体验的评价。量表由受试者依据自己的感受对量表的描述进行自我评估,评估全部采用5点记分法,各分量表的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得分之和。其中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重,个体成就感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轻。根据得分又将职业倦怠3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分为轻、中及重度3个等级〔2〕,当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及因子得分在2分以下,表明职业倦怠问题较轻(轻度);2~4分之间表示已存在职业倦怠的问题(中度),4分以上表明问题比较严重(重度)。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600份,收回合格问卷522份,合格率为870%(排除不合格及填写内容少于80%的问卷)。 13统计分析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采用成组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因素的职业倦怠状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因素。 2结果 21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MBI评分结果显示,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有近1/4(234%)的医护人员属于高度情绪耗竭,而低水平的人格解体所占比例不足1/10(61%),低水平的成就感所占比例近1/3(308%)。结果提示,银川市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不容乐观。 22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人格解体得分医生(1338±265)分,护士(1259±2310)分;成就感得分医生(3063±412)分,护士(2978±447)分;成组t检验结果显示,医生与护士2组间在人格解体和成就感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医生与护士间在情绪耗竭方面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在医护人员中,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人格解体方面的程度较高;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其职业成就感较低。 23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表1)通过职业分层,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情况。结果提示,在情绪耗竭与人格解体方面,不同医院的医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私立医院医生的成就感较高(P<005)。不同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省级医院护士情绪耗竭显著高于市级和私立医院的护士,但其成就感却低于私立医院的护士。而人格解体方面得分不同医院的护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与私立医院相比,其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经成组t检验显示,不同医院中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表现在不同方面。省级医院表现为成就感得分的差别(P<005);市级医院表现为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得分的差别;而在私立医院医生和护士之间职业倦怠在3方面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医生组成就感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aP<001;护士组情绪耗竭省级医院与市级医院比较,bP<001;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cP<005;护士组成就感省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dP<001 24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表2)以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及个人习惯和爱好因素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定期体检、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因素进入情绪耗竭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成为影响情绪耗竭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人格解体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职业种类、职业变动、定期检查和睡眠状况是影响人格解体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定期体检、放松技巧、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为影响个人成就感的主要因素(P<005)。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个体特征、个人习惯和爱好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 3讨论 职业倦怠(jobburnout)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征〔1〕。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银川市医护人员在职业倦怠程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说明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护士群体的成就感显著低于医生的成就感〔3〕,与本文结果一致,可能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护士在福利待遇、晋升及继续教育方面与医生相比均较低,但工作强度和轮班制度导致其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感觉自身工作价值和职业期望得不到实现,导致护士成就感低落。本次调查显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显著高于私立医院,说明医院的性质差别也是造成职业倦怠的一项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也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的医生在工作负荷方面较大,对自身工作的期望值较高。本研究表明,定期体检、睡眠状况、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放松技巧等因素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个体因素。而不同医院、职业种类、职业变动等因素为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环境因素。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的个体特征及环境因素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与文献结果一致〔4〕。因此,在不同医院中,明确和稳定医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角色,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调整个体特征因素,特别是注重个体身体健康和睡眠状况,增进自信心和成就感,可提高其工作效率,降低职业倦怠程度。 科学研究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价值问题探讨论文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性学习论文 一、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第一,教学内容是开放的。学生可以研究天文也可以研究地理,只要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就一定能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第二,教学空间是开放的。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联系生活实践,因此,学习的地点不一定在教室,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研究地点,可以是操场也可以是图书室,甚至学生可以走出校门,去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第三,学习方法、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通过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以及调查,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变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第四,信息的收集是开放的。学生不单单可以从教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上获得信息,而是也可以从知识讲座、互联网、多种媒体、交流互动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第五,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是教学的主要因素,而教师改变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主导身份,变成了教学的指导者和学生的服务者。研究性学习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和关系平等看待,鼓励学生和教师合作交流,互动学习。2.探究性在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探究性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特点,其主要指学生学习的内容不是教师指定的,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主动确定数学课题。学生学习的方式也一改传统的被动识记教师教的内容,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进而去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探究自主学习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不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只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去归纳问题,并适当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3.实践性数学课程不单纯是简单的数字课程,而是和其他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非常重视数学课程和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的关系,不仅关注数学的专业问题,还关注数学课程和科技、文化、自然等学科的密切联系。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在平时就应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的实施去深入领会数学课程的内涵,反过来,研究性学习也会指导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一)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往往是通过一个课题的实际展开来引导和帮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的。学生在自己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合作探究、分析交流等方法得出结论,既树立了研究问题的信心,又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通过收集、提炼信息培养学生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学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数学主题去主动收集、分析加工、重点提炼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种种渠道去获取有效信息,在此基础上去归纳和整理,提炼出问题的有效价值,进而培养能力。 (三)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问题 数学课程是一门非常精密的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严谨而科学的。学生要从一开始就树立一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在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大胆积极地创新,要有一种学无止境、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只要有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生在任何研究学习上都会有所突破和进展。当前,研究性学习在新课程改革中仍处开展的初始阶段,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们要让研究性学习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助推剂,引导学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作者:白建萍单位:江西省宜丰县职业高中
医学伦理学论文:伦理学PBL教育途径研究 本文作者:邵鸣 单位: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PBL教学法的应用 借着处理问题的过程,自行搜寻资讯,从而学到必要的知识。“以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知识,印象深刻,记忆良久,将来面临类似的现实问题时,旧知识即时涌现。即使旧知识不足以解决当时的问题,学生所拥有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仍然终生受用”。[2]因此,PBL教学方法最适合“终生学习”的需要,可以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课堂讨论是手段。“PBL要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3]。在问题提出之后,按照“组内合作、组外竞争”的指导原则,成立学习小组,进行组内讨论,分组发言。让学生在这个环节上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发表讨论的结果;之后在进行小组间的辩论,促使学生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和交流,使知识体系更加完善,从中选择最佳答案,是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现获取知识的快乐。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流,扩大学生们的知识面和提高学生们使用现代化技术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 例如在讲当代医学伦理中的热点问题时,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的医学伦理思想形成冲击,引发一些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如器官移植、安乐死等,可以设计小型的课堂辩论,在课前留下作业,要求每位同学通过查找资料、网上搜索等方式,思考怎样看待器官移植、安乐死及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伦理争论。在讨论与辩论中,使学生们认识到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的冲突,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珍惜作为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职责。 教师积极参与和适度点评是润滑剂。国外的PBL教学法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积极而有效的教学支持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很有帮助。在课堂讨论中,教师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反复研究,要控制课堂的教学进度,适度活跃一下课堂的讨论气氛,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的知识,用准确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在每次课结束前,教师要对各组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内容等做出全面的评价,尽量做到评价中肯、适度,多激励和表扬学生,确有不当之处也应用婉转的语气指出,这样有利于树立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PBL教学法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优势 PBL教学法为学生们营造了一个愉快、自主学习的气氛,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畅所欲言,踊跃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可轻松地获取来自其他同学和老师的学习资源。运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在师生间构建良好的双向沟通关系,既可增加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所学知识。 PBL教学法使医学伦理学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暴露出来,让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正确知识的理解,还可以锻炼学生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习过程缩短,深刻领会教学内容,逐渐培养其临床思维能力,为今后医学生们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成为具有个体发展优势的全面发展德高素质人才。 PBL教学法不仅对医学伦理学中理论内容学有益处,还可以锻炼学生其他方面能力,如:与学生团结协作完成任务,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检索知道知识的来源,同时还可提供学生归纳总结、独立思考、演讲、辩论等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还促进学生逐渐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在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以此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不断快速发展的医学领域。 总之,PBL教学法是一种现代的教学模式,它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在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和接受。我国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适应时代和未来社会的需要。PBL正是适应这样要求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我们相信通过与国情、学情相结合,PBL教学法能够更好地提高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质量。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院校护理伦理学论文 1重审护理伦理学教学的现实意义 首先,培养护理专业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史韦泽强调人应该敬畏生命,护理是维系人类生命健康的神圣职业,由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就要求我们的护理从业者应该树立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理念,这是护理职业道德教育教学的理念,也是始终贯彻我们教学的一条主线,这是前提和基础。通过护理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要让学生明白选择护理专业,就是选择了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其次,增强护理专业医学生的道德素养。从事护理专业的主体应该是一个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古人讲“医乃仁术”,学医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技,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护理伦理学教学就是要培养道德素养较高的护理人员。在护理伦理学教学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与实际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握处理各种医疗人际关系的准则,增强医德情感,进而转化为医德信念和医德意志。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提升医学生道德素养的又一个着力点。最后,提升护理专业医学生职业良心。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说:没有同情心的医务人员是不合格的。护理学生职业良心的形成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对病人的爱和同情心。2011年刚走上护理岗位不到半年的护理专业的学生,在网络爆料“希望患者在自己下班之后再死,免得自己麻烦”等一系列紧张的护患纠纷事件,引起社会一片唏嘘之声,究其原因不是护理人员缺乏专业的护理技能,而是护理人员缺乏对患者的同情、怜悯之心。护理伦理学教学塑造护理医学生道德人格的过程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职业良心。 2医学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改善的途径 (1)更新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 护理新技术、仪器设备的应用和新理念的出现,都对临床护理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我们的教科书对临床的护理实践活动的伦理指导还仅仅停留在基本的护理活动中,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再加之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不信任危机的出现,都使得护理实践活动中出现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患者知情权的实现与护理人员保密义务之间的矛盾,护理人员在遵守医院制度与维护患者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也仅限于告知我们在护患关系,护际关系中应该怎么做,并没有针对特殊的实际问题给出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很多护患矛盾问题的解决中当法律没有涉足的时候,伦理上最多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具体的指导方法。中南大学护理学院的杨丽教师在其护理伦理学教学调查结果中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涉及面太广,但是具体内容不叫局限,欠缺目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未能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突出反映了护理伦理教学内容构成上的问题。所以,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护理伦理学,在知识体系的设置上,要着眼于护理的实践活动本身,给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方案,让学生能够了解面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2)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在护理教学中的地位 从2009年、2013年全国两次医务人员从业调查结果来看,从业者自身的职业素养对医疗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合格医护人员的优秀场所,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正如吴阶平先生所说,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首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医护人员高尚医德的培养,首先就要来自医护学生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从而把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医学生一种内在的自律性的道德良心。因此在医学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中,护理伦理学课程应该具有和护理专业基础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实在在地赋予护理伦理学一定的地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上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 (3)增强护理专业学生对护理伦理学学科重要性的认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学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适应社会的高素质护理技术应用型人才成为护理教学研究的热点。而仅有的护理学专业知识不足以满足这一实际的社会需求,简单的护理伦理学理论也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强化考试或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实效性,这一手段作为提升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4)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的教学方法 护理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在课程的讲授中,过分地压缩理论部分,就会使得没有伦理学理论背景的医学生,在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问题时出现困难。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理论教学占据优秀地位,其中护理伦理学基本理论部分讲解起来,如果只看理论本身,的确是相当枯燥。但是这些理论本身来源于社会实践和护理实践活动本身,结合临床护理案例讲解,可以将枯燥的理论生动化。同时,护理理论知识掌握得如何,对临床实践中遇到学要解决的问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伦理学的三大理论应该给学生进行全面的讲解。很多相关的文章都认为应该将理论讲授的课时压缩,多讲临床和生命科学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恰当。其次,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能够起到理论生动化的效果。案例教学法古已有之。实际的临床工作中,涉及护理伦理学的实际案例冗繁复杂,如何挑选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并进行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最后,情景教学在护理伦理课程中可以适度使用。选取教材中可以展开教学的内容,教师组织,学生编排。如护理伦理学理论中对于患者知情同意原则,尤其是“坏消息”告知原则的讲解;护患交往过程中,护患沟通部分。多样的教学方法只有被恰当地组合,被恰当地利用,才会产生最好的效果,这就需要任课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作为医学院校的任课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增强对护理伦理学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使得护理伦理学这一关系合格护理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培养的课程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作者:温春峰单位:西安医学院思政部 医学伦理学论文:大语文教育启发教学医学伦理学论文 1大语文教育概述 较早提出“大语文观”概念并以此涉及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方案的张孝纯认为中学语文课必须冲破当前“狭的笼”,而走向“大语文教育”的广阔天地。“大语文教育”认为,语文来源于生活,与生活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美国教育家华特提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语文学习完整的结构由3个部分组成: (1)语文课堂教学; (2)第二语文教学渠道; (3)语文学习环境。 课堂教学是主体,第二语文教学渠道和语文学习环境是“两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时代,学生在信息的获取上丝毫不滞后于教师,甚至多于教师,以往教师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削弱了。如果语文教学仍然秉承“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观念,只会与当今变化迅猛的信息时代格格不入。“大语文教育”要落到实处,就要冲破“三中心”的旧教育观念的牢笼,要以课堂为基地,并延伸至广阔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语文教育”观具体化到操作层面,即为“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 2受大语文教育启发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思考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2.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2.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 (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 (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 (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部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3小结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开放性较强的课程。这一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教学决不能囿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流于形式,而应该拓宽思维,立足教材又超越教材、立足课堂又不拘泥于课堂、立足传统优秀的教学方法又要不断思考探索新的有价值的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自我教育,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董晓艳单位:皖南医学院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教育创新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优秀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优秀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师循证医学伦理学论文 1减少临床不确定性 临床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包括病情变化、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性别差异等.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收集医学数据的过程中,可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不确定性个人观测的偏见,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和观察精度,获取的证据更多地减少了不确定性.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如果从业者因不了解那些为特定疾病已做出的最新研究结论而出现失误,病人病情不仅不可能改善,甚至加重.这不仅是决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你必须有“不了解”的原因或失误的理由,所谓“个人经验”或“专业水平”均不足以成为原因.在不确定性下,伦理要求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必须将病情变化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并在最佳证据支持下进行决策[9]. 2实现最优化 医学行为的最优化包括决策的最优化和决策者自身素质的最优化.循证医学以科学研究的最佳结果为证据,以实现临床诊疗决策最优化为其目的,这等同于追求卓越的道德需求.实践循证医学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临床医生迅速掌握当前专业研究最新进展,及时发现和纠正诊疗中存在的问题.循证医学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医疗单位、每位医生都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10].开展循证医学可使临床医生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和创造知识,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提高和维系其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 3生命伦理学观念下的循证医学教育 3.1教学目的 在生命伦理学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实习期间的循证医学教育,使带教者和实习医师进一步明确临床实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专业素质与道德观念的关系,现代医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等.促使医学生在开始面对现实病例之初,就能对专业知识及技能的运用进行循证分析和伦理思考,并让这种分析和思考逐渐形成思维定式,内化为医德素质,为日后在工作中合理应用医疗资源,善待病人,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赢得社会信任打好基础. 3.2教学方法 3.2.1师资培训在既往循证医学教学的基础上,首先组织教师重点学习“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和公正”这四条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构建医学道德规范的最根本、最一般的道德根据,被视作评估医疗行为的基本伦理规则.围绕着这四条原则诠释开展循证医学和循证医学教学的意义,力求删繁就简地让带教者和受教者共同参悟循证医学的伦理含义.3.2.2岗前讲座在实习医师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初就植入“循证实习”的理念.3.2.3联系实际以课堂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学对增进技能几乎没有作用[8].岗前讲座只限于基本概念的复习或强化,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由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反复操作.通常采用PBL或病床边随机教学模式,由带教老师或实习医师提出问题,首先阐明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方法,即伦理需求,使学生感到与以往的教学方式不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共同分析问题后,寻找解决问题的信息资料,并按证据的等级给予筛选评价,然后结合临床问题制定诊疗方案.3.2.4网络查询查询信息的第一步是在老师指导下,登陆院内局域网的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康健)或中文医学期刊检索系统(清华同方).两套检索系统均为集文献检索、知识评价、全文揭示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医学文献知识情报服务平台,且内设循证医学专版.如欲扩大搜寻范围,则通过Internet网链接Cocbrane图书馆、Medline数据库、EmGbase数据库或其他循证医学网站.同一条检索主题词常能获取多个结果,教会学生识别和选择是保障信息质量关键. 3.3教学效果 为了解实习医师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和教学效果,我们曾针对性做了调查,158份学生答卷结果见表1.在我院实习的本科实习医师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普遍综合素质好,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坚实,英语水平较高,接受能力强,对所学知识有清晰的辨别能力.从调查表和课后交流可知,他们对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教学感到新奇而充满兴趣,给予较高的评价.在意见栏中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将两门内容生涩的课结合起来,形式新颖且易懂实用,受启发,有意义.个别学生毕业工作后还表示,该课是实习期间最好的课.教师的主要反映为“应从实验性教学上升为普及性教学,可提升教学医院的水平”,但也提出“因无大纲要求,随意性较大,对教师要求较高。 3.4教学调整 近年来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实习医师自主意识均较强,学业上多有偏重,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对看起来“与专业无关”的课程感兴趣,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优秀内容进行逻辑链接,并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的讲坛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满足其求知欲.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医疗和伦理并重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教师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水平.教学中多采用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循证依据和伦理问题共同讨论,力求使实习医师在互动中不断地感悟,逐渐养成循证思维的习惯.也需要经常性检查和督促实习医师的循证实践,必要时作为实习考核内容之一,在一定的压力下强化其职业的责任感,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 4讨论 医学伦理学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衡量现代医疗决策的指导方针”,监督和制约着医疗行为[2].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一贯坚持的标准是———丰富的知识,娴熟的专业技能,以及高尚的品德.用伦理学的观念对实习医师进行循证医学教学是一种尝试,从形式上它提高了循证医学教学规格,从内容上丰富了授课意义,从方法上增加了授课的吸引力.对于刚入临床的实习医师,将生命伦理学与循证医学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两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价值.通过教学,使实习医师在直面病人的早期实践中即掌握了提出问题,寻找、甄别和应用证据,制定循证决策的方法和途径的能力.本研究试图克服传统的医疗与人文各念其经的教学缺陷,在灌输循证思维的同时,让医学生领悟其中蕴含的“自主、不伤害、公正、慈善”等生命伦理学观念,使其认识到开展循证医学的双重意义———在完成医疗行为最优化的同时实现道德升华,为将来履行职业行为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杨鲁民 李培杰 薛龙 胡波 单位: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 医学伦理学论文:多元化医学伦理学论文 1《医学伦理学》课程实施多元化考评的必要性 1.1目前考核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从考核目的上看,很多医学院校仅仅把考试成绩作为考核医学生能否评优获奖、顺利毕业并获取学位的一个依据;很多任课教师只是把考试作为该课程学习完毕的一种应有形式,对其他方面并不关心。对于学生来说,虽然知道医师资格证考试涉及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但很多人缺乏长远考虑,仅仅关心目前的学习状态。从考核内容上看,大多数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考核内容局限于教材,和医学专业课程一样,进行期末统一考试。考试题目由主客观两部分组成,答案基本上是唯一的,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考查,没有体现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特点。从考核方式上看,长期以来,《医学伦理学》课程多采用笔试,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难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价值观等进行衡量。《医学伦理学》课程意在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因此,必须与时俱进,适应人文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改革《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考评模式,才能彰显课程本身的价值和作用。 1.2多元化评价方式的优势所在 考试对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也是评价和改进教学,使之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主动、创造性地学习的重要手段;是检测和提高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由于传统考试方式的不合理,使得部分大学生即使掌握知识不充分,但通过临阵磨枪,仍能拿高分,这样培养的学生并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单一的书面测验和考试等考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发展要求,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内容进行“多元化考评”势在必行。国外教育界经过多年教学研究,发现“多元化考评”相比于传统考核方式,更具有突出的优势。“多元化考评”强调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的多元化,其目的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教学改进的信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多元化考评”首先是一个以“教育多元化与考生能力多样化”为导向的多元化,具有在纵向和横向上“多层性”的属性。多元化的教育,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协调性发展,并能促进教学改革。 2高校医学伦理学课程多元化考评体系的建立 2.1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是一次总结性的测验,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和运用能力的检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最大,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占据绝大多数。笔者认为所占比值30%即可,在医学伦理学课程期末应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题型,而且编写题目应结合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让学生在学完这门课就知道重难点所在,同时为以后职业资格考试做准备。 2.2课堂表现 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能够判断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态度,主要通过出勤率、课堂回答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上课的认真程度来衡量。上课表现,往往能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习习惯,上课表现的比重20%较为适宜。笔者认为教师每节课应在花名册上标注学生上课的情况,对上课表现好的学生进行加分,对旷课、睡觉、聊天、玩耍的同学进行扣分,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学生上课的一些不良习惯,使学生能很好的进行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对表现好的学生的肯定,也是教育公正的一个体现,更是反映这门课宗旨的一项较好措施。 2.3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是一种过程性的评价,其所占比重建议在20%。众所周知,高校教师承担课程多,人数较大,平时给学生留作业比较少,所以平时成绩首先包括作业。医学伦理学课程每学期应该至少给学生留一次作业,给学生一些话题,让他们写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他们思考和写作的能力,并督促他们了解医学伦理的前沿成果。此外在平时的课堂中,还可以让学生们参与到教学当中,分角色表演或者组织辩论等,这个分数也是平时成绩的一种。还可以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放一些视频或呈现一些案例,让他们参与讨论,给他们的表现打分,调动他们学习思考的兴趣。 2.4实践成绩 为了提高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把所学更好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实践成绩要占到学生最终成绩的20%,根据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和实践报告的情况来确定。实践教学的实施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让学生走向社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医学热点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进行成果展示。鼓励学生走到社会上,对自己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可以更好地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问题意识,并且也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师要把实践教学制度化,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水平。 2.5职业道德测评 医学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它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的一门学问。其目的是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激励他们在学校刻苦学习,以后为病人全心全意的服务。因此,该课程的考核中应该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测评,测评比重10%比较合适。其主要做法是,教师编写职业道德测评问卷,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根据学生答题情况进行评分。同时选取典型案例或社会热点医疗事件,由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班级各小组间互相评分,最后教师结合两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3对保证多元化考评体系取得实效的思考 3.1更新理念,确立多元化评价的考核模式 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的发展,传统的教学理念限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唯分数论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为培养出高素质的医学生,学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首先,学校领导要重视医学人文课程,积极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放手让教师不断的探索更适应医学生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其次,高校教师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教学研究的探索,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支撑教学,多了解国外的和国内其他学校的教学信息,对一些好方法要借鉴,要敢于打破常规,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了。最后,医学生在重视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医学人文知识,真正做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3.2完善教学内容,进行专题化教学 所谓专题式教学法,是指由任课教师在遵守课程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把整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来备课和授课的教学方法。对于专题的取舍,既要立足于教材,服务于教学计划,又要立足于学科要点,并适度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时事热点;任何一个专题,都将讲述一个或者几个学科重点问题,其自成体系、独立成篇。专题化教学在很多学校都在开展,但方式也有差异,其效果比传统的教学方式要好。不同学校选用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有差异,但整体来看内容差别不大。现在很多教师的教学内容依然是课本理论知识,难免枯燥单调。教师应多了解一些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及现实案例,通过整合,开展专题化教学。同时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即相关内容看看国外的做法,丰富教学内容,也使得理论知识不会那么枯燥,深入思考后对学生的作用也会更大。 3.3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方式被称之为填鸭式教学,目前,这种教学方式仍然存在。很多医学生都反映,学习任务重,学习压力大,好多科目枯燥没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医学伦理学课程应该引入“问题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尤其是“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的主导思想就是让学生由教学客体成为教学主体,从而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教学目标。在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中可以运用巧妙设问、引发思考;引入案例、引导讨论;创设情景、激发思维;事例喻示、循循善诱等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作者:俞水香 单位: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 医学伦理学论文:受大语文教育启发的医学伦理学论文 1受大语文教育启发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思考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1.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1.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1.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部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2小结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开放性较强的课程。这一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教学决不能囿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流于形式,而应该拓宽思维,立足教材又超越教材、立足课堂又不拘泥于课堂、立足传统优秀的教学方法又要不断思考探索新的有价值的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自我教育,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董晓艳单位:皖南医学院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论文 1直观生命———医学人文学责任与窘境 医学人文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20世纪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勇气面对那些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如急性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等,现代医学从预防疾病、减轻病人痛苦、恢复健康发展成为包括探索生命奥秘在内的复杂体系。现代医学技术为人们提供的保健服务日益增多的同时,人们对医学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此,不得不反思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是什么。医学人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追问人以何种方式生存,人的生命如何存在,医学人文学不仅肩负着使医生人性化的使命,更肩负着使医学人性化的使命。中国明代医家孙志宏认为,“古之良医,不敢逞臆见而务博学,又不敢泥俗谛而求诸阅历,又不执一二证验而求圆变无穷之心悟。至老手不释卷,虚习常广咨询,诚以人命为重,自存德行也”。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从东方到西方,医学人文学始终作为一种活的灵魂鞭策着医生的职业精神,强调一种人性化的诊疗艺术。纵然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但只要医生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理性的判断力和自信心、诚挚的态度和良好的交际能力,医生和病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损伤、信任的缺失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至善”论占主流。该理论认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器官可以效仿机器的零件,只要损坏或功能减退就可以随意更换。这一理论也对医生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室,以不断更新医疗诊断技术,而聆听病人倾诉的时间急剧减少,只关注病人的躯体忽视其情感。与日俱增的医疗事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物医学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意识到现代医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和平衡。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2敬畏生命———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 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有其自身的精神谱系,既具有守护传统、呵护心灵的一面;又促使人具有爱智、批评、反思和创新,将理想、人格、命运、信仰等聚合在一起,构建个性十足的精神共同体。但是,它们作为特殊历史境况的产物,与政治气候、经济现状和文化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决断。面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不再是书斋里的谈资,也不是博物馆里的亡灵,而是具有历史气魄、充满责任和担当的人文斗士,将自身化作时代的精神地标,指引着公众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从严格意义上讲,医学人文学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但学者们有一共识,即它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作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涉及人文学科,也涉及社会学科;它探讨生命、痛苦、快乐等形而上的领域,也关注健康医疗、卫生保健等形而下的现实。因此,我们回首医学人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推动其前进的直接动因无疑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伦理问题。正是当代医学科学的许多成果需要各种人体实验来检验,才引起人们对人体实验伦理道德的关注,《纽伦堡法典》等伦理学法规的问世就是佐证。正是医学人文学独特的学科属性,促使其成为生命伦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石。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生命、死亡、疾病、健康、病人权利、医疗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生命伦理学家致力于生命伦理基本理论研究,力图为生命伦理学的实际应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其中,恩格尔哈特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认为道德哲学应“既认真地看待道德多样性,也认真地看待其信仰,并且为生命伦理学和保健政策提出了共同的俗世道德观。它为宽容辩护,但并不否认道德内容可以相互分离并可以进行谴责”。严格意义上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是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他对“道德主体”的论述虽然更接近于生命伦理实践,但他的生命观也存在理论缺陷,如他认为婴儿、严重智力障碍者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生命伦理学作为“显学”,根本目的是为行为主体提供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为身处道德困境的行为者提供合理的价值取舍。然而,生命伦理学的德性与价值智慧需要通过医学人文学来完成,生命伦理学既要汲取道德哲学的理论营养,也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将文学、艺术等学科作为交叉研究。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呈现新的态势,两者的融合不但能守住生命的疆界,而且能展示生命绽放的炫美。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所有的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分支。他们都是为了升华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从物质世界提升出来,并把人类引向自由王国。 作者:张宝石单位: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伦理学论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医学伦理学教学设计论文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情境创设 论文摘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利用信息化条件下的网络资源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设计,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新的教学理念,在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兼顾学生能力、态度及品质的培养。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经过杜威的经验性学习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布鲁纳的发展心理学和维果茨基的语言习得理论、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理论的发展,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和批判越来越深刻。建构主义反对机械的认知学习观,不满足于如何使客观的知识结构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结构的途径探讨,而是更强调认识的建构性原则。这些思想对课程教学改革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过程不简单是信息从外到内的输人过程,而是新旧知识经验之间通过双向的反复的相互作用过程,使新旧知识得以联系和融合、新知识得以增长的过程。换句话说,学习不简单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不是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学习者依赖他们各自脑中储存的知识,通过自己拥有的背景知识及情感因素,积极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并进而对新知识做出合理的解释过程。因此,教学设计的优秀问题是如何激发学生的相关原有经验,促进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新知识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生长”起来。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课堂实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的学习方法是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教师是学生主动建构过程的教学的辅导者、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讲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式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 2.1精心分析教学目标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为医学生提供相关的教学情境等条件,激发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并以此知识经验为基础,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以发展性评价强化学习的主动意识,以利于他们能够自主地建构起良好的认知结构。其教学模式主要有探究式、问题式、情境式、参与式教学模式等。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要求,在进行教学目标分析时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整合医学伦理学的课程知识结构,没注重建立学习情境,精心编选案例和设计问题,建立起科学的学习评价体系。 2.2创设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境 有了先进的教学理念,还要有先进的教学手段。情境化教学的实现有利于深化学习意境,培养起学生建构知识意义的能力。可是,要想达到此目标,还得依靠一定的教学手段。情境的创设主要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实现。多媒体技术是一种融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录像为一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利用其形象、直观、生动、活泼等特点,能够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克服了板书花费时间长、讲解内容少、枯燥乏味等局限,利用其层次清晰明燎、结构严谨、容量大、视听结合等特点展现知识点,将一些抽象的知识讲解直观化、动态化,深人浅出地表述授课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化抽象为形象,化静态为动态,化乏味为有味,引导学生积极展开思维。尤其是以视频录像表现出来的案例,真实再现了疾病诊治的全过程,角色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对医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医患冲突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多媒体教学手段一方面进行情境创设,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教学的交互性,其充分调动起学生的不同感官的共同参与,既重视智力因素中的认知因素,也重视非智力因素中的情感因素。所以,多媒体教学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创设出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为实践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创造客观的便利条件。 2.3建立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网络资源 在自主学习设计时要注意体现以医学生为主体的中心思想,以利于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了拓展医学生的学习空间,注重发挥学生的首创精神,突出学生的自主建构,我们建立了一个医学伦理学教学网站。这样,学生利用医学伦理学教学网站资源就可以进人自主学习状态。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学会搜索、获取自己与学习主题相关的网络资源,继续学习有关内容,让医学生发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动建构自己完整的认知体系和观念体系。 要明确信息资源的种类和每种资源的作用。比如我们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视频案例,并用其创设情境,这是为了设计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讨论,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开始。提出问题,是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的优秀和重点。建构主义学习是基于问题驱动的学习,要求以问题为优秀来驱动学习。学生每看完一段录像案例,教师就要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这里首要的是根据教学目标,细化分解出许多具体的小问题。比如在讲医患关系时,我们通过案例提炼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什么是医患关系?它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是医患关系的主要方面?如何构建起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医生给病人看病,可是为什么有时病人非但不感激,反而恶言相对,甚至拳脚相加?为什么有时病人病治愈了对医务人员反倒是满肚子的怨言?”等等。这里所提炼的问题是真实情境下的问题,因此,这会比单纯就问题来讲问题效果要好些。在涉及问题时,还要把握一些原则。比如设计出的问题要与学生能力与知识水平相当,难度要适中;问题要有意义,且是真实情景下的问题;问题要隐含所要传授的知识;问题要有一定的复杂性与歧义性;问题要有开放性。同时,要避免问题设计出现“滥、多、杂”的情况。问题要精要管用,既要有助于学生学习的开展,也要有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2.4设计有利于开展分组讨论的协作学习环境 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首先,把授课班级分成不同小组,通过课堂现场抽签让这些小组分组扮演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医院管理者、医学伦理学专家等角色。这些小组在获得相应的任务后,就可以结合我们的学习型网站来获取相应资源(理论参考、案例、图片等),并最终制作成课件。为了保证课件制作得成功,要根据组员的特色进行组员内部的分工,有的制作课件,有的收集图片,有的编辑文字资料,有的作理论的剖析和推敲等。所以在分配小组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注意组员的搭配。课件制作出来以后,就要由各小组选出一名形象好、口才佳的同学进行讨论结果的汇报。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既有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E-mail,论坛教师对学生进行讲评、点拨和辅导),也有小组内部成员的互动,更有小组之间的互动。建构主义不仅注重发挥个体的主动性,提倡一种更加主动的学习,强调学习过程是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过程,而且突出了个体的差异性。因为建构主义提倡一种更加开放的学习。对每个个体来说,这种开放的学习在学习方法和学习结果上都可能是不同的。在自主学习阶段,每个学生总是从自身的知识经验出发来建构新知识,而学生的知识背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医学生的知识生成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所以小组讨论必然引发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纠正原有的错误理解或片面认识,从广度上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从深度上加深知识的内涵,对知识的理解更加丰富、全面、深刻,最终达到符合要求的意义建构。最后,由教师讲解,讲解时要把重点放在学生观点分歧处。由于小组之间的学习能力不可能是一致的,对于学习进展慢的小组,教师还要附带着提出一些带有启示性的后续问题,让他们继续展开讨论。同时,要告诉学生各种媒体在解决各种问题时所起的作用, 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巧,以便于学生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正确的范例。这些讨论的开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索精神,发挥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愿望,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了学生的参与能力,有利于营造宽松、轻松、温馨、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和教学局面,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 2.5突出发展性评价在学习效果评价中的地位 发展性评价适应了当前评价发展的需要,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学习效果评价领域的应用,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多元评价、质性评价等方面。为此,我们首先确立起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这主要包括4个方面,即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否达到知识意义建构的要求,能否解决现实的医学伦理问题等。医学伦理学是一门考查课,所以我们把对学习的要求分为4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进行质性评价。与此同时,还要重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把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社会评价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打分。首先让每一个学生结合自己在小组中的表现自我评价打分,然后进行同伴互评,再者是老师结合学生的表现、问题解决的状况、能力培养的差异等进行打分,最后是社会评价打分。把这4种分相加,取一个平均数,这就是该名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由于学习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这种评价不需要另外进行独立于教学过程的专门测验,不仅注重结果,而且注重过程;不仅关注智力因素,而且关注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由于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随时处于其他人的观察和记录状态下,因而学生在课堂中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的可能性比较小。由于这种评价突出了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会对自身进行客观的评估,以避免自我评价与同伴互评、教师评价、社会评价等结果出人比较大。由于这种评价鼓励被评者主动参与评价,因而会激励学生在学习中进行自我表现,同时又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学习压力。由于这种评价重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因而评价出的综合分比较能客观反映一个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发展性评价的应用具有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彰显学生的创新人格、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建构知识经验过程的开展。 2.6在练习和实践中提高学习能力 在每一个专题学习完后,还要为学生设计出有一定针对性的课后练习材料。通过练习强化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的理解。学生在实践中会遇到医学热点和难点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所学内容对这些问题分门别类地进行研讨,畅所欲言,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这种让学生自己找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能够使学生成为真正的实践主体。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自觉意识到自身知识存量的不足,增强求知的欲望,另一方面在运用理论来剖析现实问题时,也会检验自身的学习效果,自觉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学生不再把占有知识的多寡作为最高的学习目的,而是着眼于能力的培养,这也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3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设计中实践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体会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学生则处于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教师指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是知识意义的建构者,学生始终处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建构意义的认知主体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作用的否定,因为学生的各项活动都离不开教师事先所作的、精心的教学设计和在协作学习过程中画龙点睛的引导,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引起教师权威的削弱,因为建构主义学习中的情境设计、自主学习、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等认知环节都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地位可以被取代。在教学设计中,教师以案例创设学生的学习情境,以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问题启发学生的思考探索,以讨论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以网络开拓学生的学习空间,以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学生的自我意识。所以这种教学模式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对教师的要求。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分析论文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对策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优秀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关系论文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Chauncey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K.D.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优秀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JohnGregory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Gisborne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Fletcher和Paul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Rensselaer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Hellegers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Rensselaer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Wikler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ofMedical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ofMedical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优秀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 总之,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新领域,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有待于更准确地定义它和挖掘研究方法。DanielWikler在第三次国家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应把生命伦理学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学科:它给持有各种观点的所有学者提供了场所。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未来,Gillon认为:虽然说很难对生命伦理学的未来进行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生命伦理学将继续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的舞台。 医学伦理学论文:循证医学生命伦理学思考 1重视病人价值 生命伦理学认为最高的道德价值是人的尊严。“人的生命自主权是一种独立的、最高的自我价值,它是人们对其他一切价值进行理解、分析和评判的前提。”_4循证医学遵循这一原则,强调尊重病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Sackett指出“关于患者的价值,我们指的是独特的偏好、关注和期望。每个病人带来一次临床遭遇,如果要为病人服务,必须将遭遇归纳为临床决定。”_3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位置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等基本人权,将知情同意作为医疗行为的一个起点,并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将这种理解转化为一种互信互赖。知情同意可以说是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工具。它要求病人在治疗前或在实验中,必须充分获得有关的风险、利益等信息,必须自愿同意、没有胁迫或过分的干扰,而且必须有充分的精神能力,或能够理解和欣赏同意过程中分享的信息,包括诊治计划、程序及其相应的医疗费用等。换言之,病人的同意多是在对医生的经验和现有信息权衡利弊基础上决定的,知情同意有助于确保医疗决策是共同的决策,而且病人的信心也将重塑,医生在获得理解和互信的情感基础上及时实施医疗支持。“当循证医学被视为一种人性化的实践方法时,其实践者不仅仅根据科学训练和职业性质去关注病人,而且将给予病人更多的人文关爱。”l5循证医学这种对生命个体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的仁爱之心和医患相互依托的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医学的家长式、工程式的医患关系,使临床医疗行为更加人性化。 2知识更新与谨慎求证 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以理论推理为基础,以教科书、个人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上级医生或专家指导意见以及专业期刊上的文献报道为依据进行医疗决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教科书和专著的平均半衰期为7年,医学期刊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生物医学期刊数量和文献数量每年以7的速度在递增,每年有2500000篇的医学在25000种生物医学期刊上,况且相当数量的文献质量可信度不高,数据虚假。知识陈旧、伪证据和低时效的传统文献检索方式已成为当前医疗决策失误、医疗水平受限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有悖于医德诉求。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是循证医学的优秀。目的是利用现有资源,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和不确定性,保障和提高医疗保健质量,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提高成本效益。方法是在个人专业知识和经验、现有临床资料和医技水平的基础上,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基点,查寻当前最佳证据、评价和分析所得证据并应用证据指导临床诊疗。它强调以多中心、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的临床研究结论为客观证据制定医疗决策,如系统回顾(systematicreView)或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结论(I级证据)为最佳,并从世界范围的资料库中快速地获取最新的信息,不断地更新和完善I临床决策。这显然较传统医学更科学、更客观、更可靠。循证医学的这种模式可将个人的专业能力以及所能利用的资源,发挥到极致,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实现道德理想。循证医学获取证据的方法目前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的生物医学网站和杂志查询,专业网站为使查询者可以快速、轻松地寻找到所需要的最新医学信息,通常提供工具和方法,使查询者可迅速地掌握、甄别和运用最新医学成果,此过程包含着从信息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临床问题的意识,了解、获取、处理、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及道德。循证医学这种对信息素质的要求和最佳证据的重视在改善患者健康的临床实践中已被证实是确切有效的,与崇高的医德追求一致,弘扬了生命伦理学的公正、仁慈原则。遵循临床指南是目前许多基层从业者开展循证医学的一条捷径,这些指南无疑是大量研究数据的萃取,是为特定疾病制定的并不断更新,可信度远高于个别从业者对疾病的认识。当提出临床问题并试图开启特定的行动程序时,临床指南可以告知和指导从业者怎样做对病人最好,或怎样做可以偏离风险,旨在做到对病人、同时意味着对自己的不伤害。 3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疾病变化和医疗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是临床决策的最大难题。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从业者或做出经验性决策,或循证决策。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它衡量着治疗标准。如果从业者因不了解那些为特定疾病已做出的最新研究结论而出现失误,患者的病情可能不仅得不到改善,甚至会加重。问题是他必须有“不了解”的原因或失误的理由。所谓“个人经验”或“职业直觉”均不足以成为原因。追究原因意味着一种伦理需求,其实在不确定性下,伦理需求并不是万无一失、绝对正确,但必须是在病例表象与专业知识联系起来经一系列科学推断所得结论指导下的决策]。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收集医学数据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不确定性个人观测的偏见,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和观察精度,显然获取的证据更多更好地减少了不确定性,也就更接近追求卓越的道德目标。 4力求最优化 当医患双方均处于价值观念相对统一的社会时,生命伦理学原则便能得到较为有效的践行。但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医疗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的市场机制造成了价值的多元化,日益凸显出医患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叉与冲突,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医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既使医学行为达到最优化、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成本,以利于社会和医患和谐。最优化已成为医疗行为的科学价值和伦理价值的评判标准。医学行为的最优化包括决策的最优化和决策者自身素质的最优化。循证医学继承发扬了传统医学的科学实验与理性,同时强调了现代医学对患者个体价值观的重视,综合考量社会和患者的不同需求与能力,并以科学研究的最佳结果为证据。不断扩充和更新的证据以实现临床诊疗决策最优化为其目的,在改变传统的医疗观念的同时,也促进了因人施治的个体化诊疗模式的开展。实践循证医学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从业者迅速掌握最渴求的专业知识和当前专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或错误的诊疗措施。“如果I临床医生不能有效地将最佳证据广泛应用,就不能尽到对患者、对社会的责任。”_5‘循证医学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医疗单位、每位医生都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l8随着专业素质的提高,从业者将本能地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和创造知识,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地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者。循证医学这种学习和工作模式是把医患不同部分整合起来的一种德性,用以提高和维系其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它可能贯穿于从业者一生职业方面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因此,等于是道德认同。 5开展循证医学的伦理结论 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循证医学的优势和高效在改善病人健康中是确切的:最佳证据的应用可以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和不确定性并因之改善健康。一旦得出这种结论,便直接在循证医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链接,在此链接中循证实践是一种必要的伦理需求,因为它是一种最有利于患者的实践。开展循证医学的求证——如果开展循证医学,将获得实现最佳疗效的最优化方法;加上开展循证医学的价值——应该开展实现最佳疗效的最优化方法;便可获得开展循证医学的伦理结论:我们应该开展循证医学实践,因为这将完成一种道德目标,既实现最佳疗效的最优化方法。循证医学的目的与崇高的医德追求一致,适合并能够满足生命伦理学的需求。如果不开展循证医学,就没有遵循伦理原则,因为这不是在一条改善患者健康最优化的途径上开展工作。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教学探析 1基本模式:两块教学内容、三种主要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不适合完全采用或过度吹捧纯粹的案例教学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原因有二:首先,中国的医学生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医学生一样,在进入医学院校(medicalschoo1)之前已经读过四年普通大学(college),所以缺少进行案例教学和PBL教学所需的知识前提,尤其是像医学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学习,首先需要的是理论准备和知识拓展,缺乏理论背景的案例分析和讨论是盲目的;其次,案例教学尤其是PBL教学对学生人数和师资力量有比较高的要求,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形式下,多数医学院校施行大班授课,学生与教师数量之比不能满足全程PBL教学。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思考,我们探索出一种相对比较适应目前学科建制、学生情况、师资力量等情况的教学模式,即:两块教学内容、三种主要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 1.1两块教学内容:理论部分及专题部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人的行为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并且认为“德行是可教的”,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智慧,就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1]。伦理学理论是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确立个人价值观的指引和标杆,理论学习和探索可以使学生从案设计上要兼顾理论考试、实践考核与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其中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放在本科教育第五年进行,与临床实践挂钩,进而指导医学生的临床实践。 2教学方法改革 来自全国多所医科院校的一线教师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各自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李本富教授对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医学伦理学教育要注重多层次、不同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根据在校教育、毕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设置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关注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效性。第二,将医疗卫生行业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医学伦理学教育相结合。中山大学吴素香副教授介绍了该校开展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的经验和体会。聘请医学专家讲授临床诊疗伦理,以及学生分组实践的实践教学环节,既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的意识和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社会沟通、社会实践和创新的能力。开展实践教学的体会是实践教学必须制度化;必须与临床医生建立同盟;必须克服自身的惰性。南方医科大学雷锦程教授以“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和案例教学的功能”为题做主题发言。雷锦程教授主张医学伦理学教学只能达到启蒙目的,为医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修炼提供启蒙。并将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总结为三点:(1)唤醒医学生的伦理意识;(2)训练医学生的伦理分析和伦理决策能力;(3)培养医学生的伦理情怀与职业精神。同时,介绍了案例教学的课堂设计环节,以及案例教学中重点难点问题。四川大学李琰博士介绍了该校以科研伦理作为推动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切人点,培养医学生科学思维和伦理意识的教学改革。山西大学邓蕊副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介绍了医学伦理学三阶段教学模式:(1)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一年级,设置4学时~6学时伦理学课程。侧重为医学新生分析医学职业理想,树立“无德不从医”思想,教学内容为讲授基本的伦理学理论;(2)临床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三年级,设置2o学时左右伦理学课程。侧重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原则和规范,帮助学生学会用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分析医疗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3)临床见习阶段,以问题、专题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学会用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进行临床医疗决策。昆明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张瑞宏教授探讨了医学伦理学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问题根源于道德说教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单一的课程模式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实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需要改变观念,师生互动,教学的形式多样化。可能途径包括深化理论、尽早接触临床、开放的结论。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廖绮霞介绍了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结合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开展医学伦理查房的经验与体会。 3教材建设 加强教材建设是促进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省委党校吴灿新教授从普通伦理学的视角归纳了一般伦理学教材的三种范式:(1)以罗国杰教授为代表的,基于社会道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范式;(2)以廖申白教授为代表的,基于个体道德、以美德伦理为框架的范式;(3)以王海明教授为代表的,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相结合、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相结合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医学伦理学教材和教学的五个问题:教材的范式是研究型的,还是教学型的?教材是以社会道德为主,还是个体道德为主?医学道德是研究医学关系,还是医德关系?教学是重原理,还是重实践?医学伦理与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广州医学院陈化副教授通过对比十五种国家规划教材,发现现行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在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医患关系和预防医学伦理等多个领域存在教学内容的设定和程度上不统一的问题。进而指出,为了实现教考统一,医学伦理学教材有必要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使考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点评了现行诸版本医学伦理学教材存在的三大问题:(1)内容雷同;(2)目的性不强;(3)重知识传授缺能力培养。《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李恩昌教授在发言中重申了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都要兼顾其特点才能促进该学科的良好发展。 4课程建设 在课程建设方面,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孙晓生教授在发言中转述了两位院士的担忧:不担心医生的医术,却担心医生的医德。指出医学教育中不能只关注医学的自然属性,还要关注医学的社会属性。为医学伦理学课程建设提出了三点建议:(1)弘扬医德精神;(2)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理念;(3)建设适合自身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体系。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副教授从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体会出发,回答了课程建设的四个基本问题。第一,医学伦理学的课程性质是医学专业基础课;第二,课程目的是培养医学生职业品德修养的理性开端;第三,以“课程目的一课程大纲一课程内容”的逻辑确定课程大纲和课程内容;第四,在教学和教育方法上可以采取PBL、角色扮演、课堂讨论、“双向”教学、案例讨论、网络教学等方法。第二军医大学张晨教授做了题为“第二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体会”的主题发言。介绍了第二军医大学从军队医德学到军医伦理学再到军事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依托教学基地开展临床教学实践,以及问题讨论和人文讲座同行的学科建设经验。广州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刘俊荣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医学伦理学考试和教学都是手段,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德性和能力的人。同时,他强调教学大纲与考试大纲内在的一致性,并表示广州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愿意为全国医学伦理学大纲的制订做一些服务性工作。最后,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庭教授作了重要讲话,并对会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希望与会者根据会议内容和精神提出制订医学伦理学教学大纲的具体意见和建议,通过不同渠道上报教育部,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工作。本次研讨会作为一个交流平台,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中心的领导、医学伦理学领域的专家和教学一线的教师于一堂,对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果的研讨,必将对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医学伦理学论文:论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将医学视为“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云“: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说明习医者必须选择有医德、诚信的人,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不可拜其为师。《灵枢•师传》篇云:“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素问•疏五过论篇》指出医理深奥,详细分析了医生临证的5种过错,强调诊病必须将各方面信息综合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对习医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素问•徵四失论篇》指出“: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是治不十全的原因。告诫医者当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不可骄傲自满。这些都是《黄帝内经》关于医德的专论篇章,成为后世医者的必修课。《黄帝内经》的成就在于不但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思想,确立了中医理论体系的雏形,更在于它标志着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初步形成[3]。 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亦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该书的“自序”是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其对于医学的宗旨和医学的道德规范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治病应不分贫富贵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的一门科学。“自序”中指出医者当“精究方术”并“爱人知人”。张仲景在自序中不但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处于战乱和瘟疫中困苦百姓的充分同情,也表达了对“不留神医药”“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医疗作风的强烈谴责。南北朝时期,医界对医德颇为重视。南朝梁文帝《劝医论》云:“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充分尊重了人的生命价值,要求医者当“研精之理,考核儒宗”“终夜讲习”“方称硕学”,并充分认可医者救人一命的功德。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药王孙思邈,其代表作《千金方》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内涵,并逐渐使之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体系[4]。最为经典的论述就在于开篇的“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其中“大医习业第一”指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提出了要成为大医必须拥有“仁义”“慈悲”之德。“大医精诚第二”则强调医者必须具备“精”和“诚”。“精”即精湛的医术,“诚”即高尚的医德。孙真人认为习医者当首先具备“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对病患当“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次治病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者方可为“大医”,而孙思邈即被公认为“精诚大医”。如今,孙真人的“大医精诚”篇章已经成为中医习医者必须通诵的经典篇章,已然成为医德的衡量标准。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观念。张杲《医说》的“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篇章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寇宗爽的《医家八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等对医德规范均有详细论述,反映了该时期对于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和教育已经日趋完善。金元四大家进一步发展了医学伦理学的新观点,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不计名利和回报的高尚情操,遵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于实践、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态度等。例如,刘完素《保命集•原道论》云:“主性命者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认为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天数命定”,这种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成熟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序》中云:“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衣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提出了习医者必须具备的知识才能及德行,并认为医属于神圣的行业,不能随随便便去从事,这种思想与《内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思想极其接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本草学巨著,它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谬误,指出了服食丹药的害处,从而否定了历朝历代妄图服食丹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错误做法。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提出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另外,李中梓的《内经治要》《医宗必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龚廷贤的《医家十要》,李木延的《习医规格》均对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治病》中详细论述了医者当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改以往医家“五戒十要”箴言式的的说教传统,而代之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容易发生的错误以及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而称之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学伦理学思想贯穿于临床实践中的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临床伦理学”,属于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5-6]。 讨论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我国古代医学特色的精神财富。由于其产生、发展和成熟都是位于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封建社会时期,因此其思想中包含高尚合理的部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历史的糟粕,作为现代医学文献研究者,我们应当秉承继承优点、剔除糟粕的宗旨,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中对人民大众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展,为当代医学事业服务。传统医学伦理学的优秀思想在于“医乃仁术”和“以人为本”,上述历朝历代的代表文献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两个优秀思想,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7-8]。然而,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时代局限的影响,难免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因此必然存在一些糟粕,在研究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内容进行剔除。汉代之后,儒家的封建伦理观严重阻碍了医学解剖学的发展,宣扬解剖尸体是不仁、不义、不道德的行为,禁止尸体解剖,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另外,封建伦理中的性道德观念也存在很多糟粕,需要进行辨别。另外,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还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9]。例如某些医家提出“因果报应”致病论,宣扬“人行明德,天白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的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些糟粕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医学优秀的伦理学思想。 作者:谢静刘桂荣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山东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医学伦理学论文: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浅谈 医学伦理学作为研究医学道德和生命伦理的应用科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医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社会主义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造就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德才兼备的新型医学人才。纵观医德史,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出至亲之想”。古代医学尚且如此,何况现代医生。本课程要求医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将其运用于临床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临床医疗护理等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伦理难题以及进行医学道德教育、修养和评价。医学生在学好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重视与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学习,对医学生成才、医德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都将大有裨益。既然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学生非常重要,那么如何让其学习好医学伦理学,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和案例教学进行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讲授。下面分别阐述一下: 一、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适时恰当的选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改变以往“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教学方式,以逼真、生动的图、像、声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清晰化,制作多媒体课件,使学生对所学课程产生兴趣。由于我们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个人素质也不尽相同,有个别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三心二意,课堂溜号、厌学等现象存在,自从利用了多媒体教学,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升,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愉快而和谐的教学气氛中,学生心情舒畅,更容易接受所学知识。多媒体教学不但节约了时间,而且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我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多媒体的应用。例如,根据不同的章节不同的内容到网上下载一些相关的视频:《白求恩》、《杏林春暖》、电视剧《心术》和目前一些反应当代医德医风不良现象等视频,让同学们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认识到学习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意义,而不只是单纯的看完视频就完成任务,要真正把医学伦理学的规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学习完一堂课之后,我会安排同学们编排一个小品,让同学们扮演不同的角色,表演完毕后让同学们进行讨论,让他们知道做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精湛的医术外,还应该具有高尚的医德,这样才能成为一名新世纪的医学人才。使用情景教学法,学生的参与性大大提高,使抽象枯燥的文字变成了生动的节目,从而使教学真正成为生动活泼、自我需求的活动。特别是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存在着自私自利,不相信别人的心理,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培养学生关心爱护他人,能很好地克服学生自私的缺点,能极大地发挥个体潜能和群体合力,能让学生看到自己的优缺点,通过自我调控,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加深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信任和感情,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把典型案例带到课堂,通过教师引导、学生研讨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和多维解决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课堂上除了讲授书本的内容之外,我还选择一些适当的案例,让同学们分组讨论,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教师也可以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观察学生,以便及时调整课堂教学重点,使教学更有针对性。教学实例:患者王某,女,30岁末婚怀孕。孕39周因胎膜破裂而住院。医生检查发现羊水中已有胎粪,胎儿心跳210次/分,这表明胎儿在宫内处于窒息状态,于是医生决定剖宫产,但遭到患者和家属的拒绝,因患者不愿意在以后结婚时让丈夫知道其生育过。医生认为应让胎儿安全地分娩下来,于是又力劝患者,但仍未奏效。试问:此时医生应该如何决策?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各抒己见,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以上就是我对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点拙见。随着教育不断的深化改革发展,在今后的医学伦理学课教学中,还要不断的总结和归纳,取得更大的成果。 作者:桑晔 单位:桦甸市卫生技术教育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